民国时期的教育思想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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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民国时期的教育思想范文

【关键词】湘剧；花鼓戏；戏曲器乐；活态保存；活态教学模式

传统音乐文化，是人类生息行为的符号之一，是民族的历史创造，是族人集体的记忆和精神寄托，是凸显民族“身份标示”的重要参数之一。世界民族皆如此。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国度，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传递和承递，为民族血脉的绵延至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华民族在全面进入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一方面。会注意积极吸纳人类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开阔视野；另一方面，需和世界民族一样，注意保持本土文化的独立性，保护民族的标识性特征，维护人类精神文明的多样性，倡导世界文化的多元性。文化是民族凝聚力的根本要素，对于国家的经济、政治、法律等等，都会产生不可估量的作用和影响。但凡是一个想要可持续发展的社会，都会格外重视自己的文化资源、人文环境以及民族素质。对于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而言，继承是最好的保护，发展是最深刻的弘扬。要想做到此两点，如何做好传统音乐资源的保存工作，也就是“活态保存”，是一个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重要课题。本文亦将针对传统戏曲器乐（湘剧、花鼓戏）为具体切入点，来进行此类探讨。

一、戏曲器乐（湘剧、花鼓戏）的完整性“活态保存”

笔者主要对三个方面进行了考虑：一是对传统的保存方式提出补充。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以大力发展各种类型的“数据库”等方式，帮助湘剧、花鼓戏戏曲器乐这一艺术事项得以瞬间凝固，不仅仅将曲谱、文字、图片之类的“无声文本”进行保存，更要将音视频类的“有声文本”纳入其中，为中国传统音乐留下一些个相对完整、直观的本貌；二是对湘剧、花鼓戏器乐传统音乐承载体――“人”的社会维护。众所周知现代化进程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那么就要敢于直面以对，认真分析具体情况，大胆加入现代化的进程，参与其中，帮助湘剧、花鼓戏建立新的生存空间，正确维护传统资源的符号特征，尤其是对传承载体“人”予以维护；三是针对湘剧、花鼓戏在音乐院校中的“活态教学模式”的实施。在学堂教育已成为当今社会文化教育主流的今天，音乐艺术院校作为专门承载音乐教育职能的单位，事实上已经成为了本土音乐文化传承的另一个重要阵地。除需重视中国民间音乐的各方面课程设置外，还有一个传统音乐教学法的研究问题需要我们认真思考，下文将以湖南湘剧、花鼓戏的活态性戏曲器乐教学为例加以具体阐释。

二、戏曲器乐（湘剧、花鼓戏）的完整性“活态教学模式”

所谓湘剧、花鼓戏的“活态教学”模式分为两个方面：第一，建立湘剧、花鼓戏戏曲器乐演奏的民间式的“活态教学”课堂。这是一个带有十分明确的实践性质的教学课堂，通过“活态教学”模式的训练与培养，帮助受教育者对湘剧、花鼓戏这一戏曲器乐音乐形式在一定范围内有一定的实际操作能力，在学习和加强演奏技巧的同时，更近距离提升对本土音乐形式的情感，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责任感。课堂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灵活方式，教学的师资既可以是湘剧、花鼓戏的原生性承载体――民间艺人，也可以是本校或者外校在这方面很有造诣的教师。但我们会要求教师们自身必须不断加强对中国民间音乐，尤其是湘剧、花鼓戏戏曲音乐的学习，真正懂得其音乐之本源，同时更应对湘剧、花鼓戏器乐演奏与合奏较高的实际操作能力。第二，向世界上一切先进的民族和国家学习，维护民族标志，保存和传承民族文化信息和记忆，健全中国传统戏曲音乐湘剧、花鼓戏器乐课程设置。

下面将以花鼓戏优秀传统剧目《刘海砍樵》的器乐音乐教学为例，具体的对教学设置与内容进行阐述。首先，整体性活态式教学实践步骤包括：1.尊重原本，悉心整理乐谱；2.各乐器（大筒、唢呐、笛子、古筝、阮、扬琴、琵琶、锣鼓打击乐等）分课堂由专业教师或本地民间团体中的资深艺人交授与习得；3.主要“三大件”（大筒、唢呐、锣鼓打击乐）进行合乐训练；4.所有乐器进行合乐训练；5.乐队与歌唱演员开始合唱腔；6.分场次联排；7.响排；8.带妆彩排；9.正式是实践演出。更重要的是，在教学中，我们每学期会安排一定的课时参与民间花鼓戏社团的音乐活动；参与和观摩群众性的演唱大会、比赛以及学术研讨会等活动；要求学生利用双休日参与民间民俗音乐活动；在寒、暑假期间，会由学校组织或自行联系到民间湘剧、花鼓戏剧团、艺人、传艺场馆等进行专题性的田野考察等。这样可使学生们能够真正的掌握和驾驭地道的花鼓戏器乐演奏技巧与风格，也才能够完整的把民间传统花鼓戏器乐音乐符号活态式的保存与传承下来，这是实行“活态教学模式”的重要部分。

其二，除了对花鼓戏器乐的演奏与实践训练以外，我们还更应注重对花鼓戏这一音乐文化事项整体性的学习，即特色专业基础课程教学，也就是对湘剧、花鼓戏的锣鼓经和经典曲牌的学习，主要包括唱腔课、剧目合排课等课程，这是为了解决学生对花鼓戏音乐文化了解不够深入，对戏曲知识贫乏等一系列问题，进一步实现整体性活态音乐的教学与文化传承。具体包括了：对花鼓戏各剧目、各年代、各流派的理论和经典唱腔内容进行学习；对唱腔的创作背景、音乐特征、板式结构等理论知识进行系统学习；重视学生实际操作环节，即花鼓戏唱腔系统的模唱，以配合在专业主课演奏中对其风格韵味的准确把握等等。

可以说，作为教育，作为一个民族的本土文化教育，我们应积极思考对传统音乐的课程设置和教学模式，以活态式的教学与实践方式，使的当代学子了解和融入到我国优秀的传统音乐文化，也为后市留下一个相对完整的传统音乐本貌。

三、目前戏曲器乐（湘剧、花鼓戏）的教学成果举要

首先，在整体剧目编排与演奏上有诸多优异成绩，如2003年，湖南艺术职业学院戏剧系师生创作演出大型历史新编剧目――湘剧《秦王遣将》，荣获湖南省首届戏剧节金奖；2003年湖南艺术职业学院戏剧系师生创作演出大型历史新编剧目――花鼓戏《玩不罗》，荣获第六届全国映山红戏剧节金奖；2007年，湖南艺术职业学院戏剧系师生创合作音乐剧――《同一个月亮》，荣获首届中国校园戏剧节优秀剧目奖，并获得团中央、教育部、文化部举办的全国艺术类职业院校优秀剧目展演优秀成果奖；2009年湖南艺术职业学院戏剧系师生创作现代花鼓戏――《五十二家别墅》，荣获湖南省首届校园戏剧节特别剧目奖，并获第二届中国校园戏剧节优秀剧目奖等等。

其次，由于近二十年来学院尤为重视整体性的活态演出实践训练，戏曲器乐专业以戏曲剧目为重点教学，培养了一大拥有多项技能的优秀人才，许多优秀毕业生已在湖南省、市、县级戏剧（湘剧、花鼓戏）院团担任司鼓、主弦等乐队演奏演员。更有诸多学生荣获国内外奖项，如在2008年至2015年间，喻莹老师组建的汀月筝乐团多次参加省级、国家级器乐比赛及文艺展演，曾获得第三届（香港）国际民族器乐大赛组合银奖，湖南省第五届洞庭湖杯民族器乐大赛组合金奖等荣誉，并有多人在省级、国家级重要民族器乐大赛中夺得金奖和银奖，成果丰硕。

第2篇：民国时期的教育思想范文

《史地周刊》系《大公报》一副刊，于1934年9月21日由史地周刊社主办，顾颉刚担任主编。《史地周刊》办至1937年7月23日停刊，在其存在的三年时间里，基本每周刊发一期，总共出版146期。《大公报・史地周刊》产生于特殊年代，在教育理念上，民国史地教育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强调知识教育和能力培养相结合。民国时期，大多数中学教师进行史地教学时会结合当时发生的大事件和相应的教学挂图、实物模型等教具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在教育内容上，民国史地教育融合官方、民办和个人优秀的史地知识，力求教材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丰富了民国史地教育的内容；在教学方法上，民国史地教育扬长避短，汲取传统优秀教育方法结合西方先进教育方法，提倡自主学习教学模式，对后世教育教学有重要影响。

二、民国史地教育存在的问题

民国时期的史地教育，是在社会极具变革的大背景下，既继承传统又汲取西方先进教育思想而逐渐形成的具有民国特色的课程教育。自1934年开始一直到1936年末，《史地周刊》针对民国史地教育问题开展了激烈讨论，对中小学史地教育的方法、教师的培养、教材的编纂和选用等不同主题都有涉及。笔者通过研读归纳为以下几点：

1、教科书知识体系不完善

民国时期中学史地教育书籍参差不齐，教学内容缺乏鲜明的时代性。例如，民国初级中学历史课程标准第一条指出“‘研求中国民族之演进，特别说明其历史上之光荣及近代所受列强侵略之经过与其原因，以激发学生民族复兴之思想，且培养其自信自觉发扬光大之精神’，而在高级中学历史课程标准第一条中则指出‘叙述我国民族历代文化政治社会之变迁，以说明本国现状之由来’”。以为例，日本侵略者侵占我国沈阳后又陆续占领了东北三省，然而这种丧权辱国的大事件在当时的民国本国史教科书中只是简单地讲说之后就跳过了。正如徐世�了�说“历史的本身原是富有兴趣的，而且一个人生来就是有历史兴趣的，不幸现在学校里竟缺乏培养这种兴趣的教科书”。课程标准与教科书教学目标的脱离，使得民国历史教育无法取得应有的教学效果，从而促使民国史地教育的失败。

2、教师专业化水平不高

根据创刊的宗旨，在创刊初期《史地周刊》的前期文章确实为民国史地教育的发展提供了舆论和理论支持，但是随着局势的不断变化，史地教育的发展依然步履维艰。一方面民国史地教师师资聘任选拔机制不健全，教员专业知识水平较低。人们普遍认为，史地课程专业性不强，因此史地教师的专业与否也就无关紧要。然而术业有专攻，在实际教学中史地课程对教师专业性要求较高，史地课程性质要求教师具有渊博的知识，不仅熟知本国史、现代史，还有熟知古代史，世界史等各种历史知识，而民国史地教师的选拔往往忽视了这一点。另一方面，教师专业技能水平不高，教法不精。杨遵怡指出“中学教育应注重地理，特别是在‘国难方殷’的今日，各校应该设立专门的地理教师，同时教育部应速主编一本标准的地理课本”。由此可见，良好教育效果的实现，不仅需要系统专业的教科书而且需要教法精深，知识渊博的优秀教育者。

第3篇：民国时期的教育思想范文

书籍属于当时重要的文化消费商品，其封面设计包装和其他商品一样需要挖空心思和投入相应的资金，从而达到更好地将商品销售出去的目的，追求书籍封面设计的“醒目”“、震撼”，成为书刊商家和封面艺术设计者的共识。在的影响和书籍成为重要文化商品的共同触动下，书籍封面的种类逐步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为了获得更好的书籍销售市场，民国时期各大出版机构在没有设置专职的书籍封面设计、装帧设计家的情况下，专门聘请了大量的作家、教育家、画家等从事书籍的封面设计、装帧艺术设计，其中，鲁迅、丰子恺、闻一多、叶灵凤、陶元庆、陈之佛等人也参与到书籍封面设计、装帧艺术设计的过程之中。这些艺术和教育名家们在为书籍设计封面和装帧之时，注重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在设计中体现出显著的民族性特征。同时，他们还将西方的艺术思想大胆地引入到书籍封面设计中来，实现书籍封面艺术设计在保持其民族性的同时具有创新性，实现中西艺术的结合，推动了民国时期书籍封面设计、装帧艺术设计的发展。该时期的封面设计艺术作品已经较为成熟，并不是简单地模仿西方国家书籍的造型，而是在对西方文化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将部分西方文化中先进的元素有选择性地融入、应用到民国时期书籍封面设计之中，较好地表达了设计家的艺术思想，实现中西方国家艺术元素的有机融合。比如，在陈之佛设计的《小说月报》、《东方杂志》的封面之中，其采用了中国古典的图案，具有十分强烈的民族性特征，同时其图案样式丰富多彩，不仅有中国的传统图案，同时还有西方图案和日本图案，封面设计具有显著的创新性。该时期书籍封面设计中大量使用美术字，将中国汉字进行几何化、图案化的变形，从而让书籍名称的汉字与其他相关汉字也成为封面设计的重要元素之一，具有良好的审美效果。

二、民国时期书籍封面设计的民族性

民国时期，学习借鉴西方文化已经成为一股潮流，甚至不少人还形成了“崇洋”的倾向，许多文化艺术作品均注重借鉴西方造型及其经典人物，有不少西方造型直接被移植到中国书籍的封面上，而这些封面的造型和书籍的内容之间并无必然联系，此种“照搬”的封面艺术设计逐步受到了人们的反思。比如，鲁迅就十分反对单纯的“拿来主义”，反对在封面艺术设计中“照搬”西方造型，对如何融合中西方文化运用于封面艺术设计进行了探索，鲁迅为此作出了突出贡献。鲁迅在《论“旧形式的存在”》一文中提出“：我们有艺术史，而且生在中国，即必须翻开中国的艺术史来。”

在具体的实践中也同样如此，当时出版的鲁迅的许多书籍均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金石篆刻、汉代画像砖等经常性成为鲁迅书籍封面设计中的造型，，具有十分鲜明的民族性特征。比如，《桃色的云》是鲁迅的翻译作品，该书于1923年出版发行，该书是一位盲人诗人的童话集，在对书籍的封面进行设计之时，使用了飞禽走兽以及横条带状的造型图案，这些元素是从汉代画像砖中提取出来的，具有显著的民族性特征。中华民族的传统审美心理结构，在艺术作品上表现出来就是，非常注重想象，强调一种情绪上的和谐，不喜欢物欲化，而是注重精神的享受，注重情理交融。因而，民国时期不少艺术家的书籍封面设计作品，融合了中国的传统民族元素，赋予了封面设计中国灵魂，和西方文化中注重感官刺激的审美倾向完全不同，通过运用比喻、夸张、象征等手法描画图案，以此展示中国传统文化的修养与内涵，促使民国时期书籍封面设计、装帧艺术设计具有显著的东方神韵，民族性特征十分显著，让读者在翻阅书籍之时就感觉到东方神韵在哗哗流淌。1927年，《文艺与》一书由开明书店出版发行，在表现“性”的封面设计之中，设计者并非像西方国家的书籍一样直接将那些和相关的元素展现在封面上，而是以高雅的花朵、富有生命力的叶子来象征书籍的内容，可谓超凡脱俗、高雅丰富。民国时期许多杂志的封面设计中，也非常注重传统民族元素的运用，不少杂志的封面设计将传统文化中的敦煌艺术、石刻、青铜器、瓦当纹样、彩陶、青花等作为设计的元素、图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显著的民族性特征。比如，《甲寅》杂志就是此方面十分经典的案例，其封面采用古代的器物造型作为图案，而《甲寅》这个杂志就是积极倡导中华民族传统的刊物，将中国的古典形式和刊物的内容相互结合起来，同时也将字体较为巧妙地融合到器物之中，为了突出“甲寅”，还刻意刻画了一只老虎在封面的下方，十分令人瞩目，设计可谓十分独到，是体现民族性特点封面设计之佳作。

三、民国时期书籍封面设计的创新性

民国时期书籍封面设计的生命力还在于，不仅较好地传承了传统、民族特点，封面设计者们还通过积极主动的学习，在的积极推动下采纳西方文化艺术的精华，推动了该时期封面设计的创新发展。随着民国时期书籍买卖市场的逐步发展繁荣，人们逐步发现在封面设计中赋予更多的视觉元素更能够获得读者的喜爱，因而逐步开始重视在书籍封面中融入更多的视觉元素。刚开始时，部分出版发行商将月份牌上的仕女图运用到书籍的封面上，后来发现能够增加书籍的销量，其他出版商纷纷效仿，直至最后发展成为书籍封面设计中的视觉文化。鲁迅的《伪自由书》被查禁之后，鲁迅将其书名修改为《不三不四集》予以继续出版发行，而且还在封面的上方加上“weizjushu”的条幅，封面的视觉文化与鲁迅的个性获得了一致。此外，随着西方文化的涌入，西方文化中的元素也逐步丰富了民国时期书籍封面设计中的元素，使封面设计更具创新性。

第4篇：民国时期的教育思想范文

关键词：民国时期 中国室内设计 表现形式 功能性 借鉴

检 索：.cn

“形式追随功能”是现代主义设计的重要观点，这一观点要求设计的表现形式必须以功能性为中心。虽说功能性思想不是判断现代主义设计风格的唯一标准，但它绝对是判断的前提和基础。对于中国的室内设计（民国时期多称室内装饰）发展过程中何时出现现代主义设计理念这一问题，虽然目前国内学术界观点不一，并且以目前所发现的史料来看，在民国时期的中国，也没有哪个室内设计师或室内设计机构宣称自己的室内设计风格属于现代主义设计风格范畴，但是，通过对这一时期室内设计史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笔者认识到，在民国时期，我国室内设计在设计形式上已经较多地表现出了注重功能性的设计特征，若加以研究，可为国内外学者研究我国现代主义室内设计起源与表现形式提供良好的前提性研究成果。

一、我国室内设计中功能性思想的出现

有关居室设计中的功能主义观点在我国出现较早，春秋时期有齐景公有“宅近市湫隘，嚣尘不可以居”（《晏子春秋》）功能性择居观点，东汉时王充从功能角度出发认为“凿窗启牖，以助户明”（《论衡・别通》），古代虽然以繁文缛节的装饰为尚，室内设计以尽显贵重材料与雕刻、镶嵌等工艺为能事，以显示权贵富贾们的身份、地位、财富与权势，但是并不富裕的中下阶层，囿于财力的限制，在选材档次上注意经济节约与实用即可，在工艺上，往往较简洁的几何形态较多，以节约室内装修工程经费，这种平民阶层的功能性装饰之潜流，可以说一直延续到现当代。至20世纪初期，清王朝的被连带着各种旧的社会制度被动摇，与体现人的价值相关的室内居住环境的设计受到社会上包括上层阶级的所有阶层的关注，西方“以人为本”的平等价值观念越来越影响到中国人的价值判断，受西方设计思想影响的崇尚功能性与自由、舒适、美观、便捷的室内设计思想逐渐打破封建礼制的束缚，在中国大中城市生根发芽，受到开风气之先的城市居民欢迎，并逐渐建立起强有力的城市民众基础。

二、民国时期我国室内设计中的表现形式

民国时期我国室内设计的功能性思想，主要表现在材料、造型、色彩、空间、装饰等元素的形式设计中。这些元素都是从人的实际运用角度出发，以功能性设计形式来表现的。这些表现形式既符合追求简洁、自然及革新精神的青年人的审美心理需求及当时平民阶层的经济节约需求，为当时的民众营造出了较为强烈的现代生活气息。

（一）室内空间的组织形式

民国时期，我国室内设计不仅注重个体空间的设计，更注重群体室内空间的组织，对于各个空间所在的位置能作出“以人为本”的合理化的功能性组织，使各个空间最大化地凸显自身的使用功能，民国学者孔赐安在1935年第2期《青年界》上发表文章《住宅设计》中认为“设计房间时，最先要注意各个房间相互的位置……比如会客厅应在前面和大门相近，有客来便于引他进去。起居室应占住宅的中心地位，同卧室、餐室不可相隔太远。因为起居室是日常习用的处所，也多半是子女嬉戏的房间，应同其他各室通连，以资便利。”这种空间组织形式，主要是为了空间更好地发挥应有的功能，再如“寝室是夜晚休息的处所，应求安静……不妨在楼上”等。空间组织不仅是为了很好地发挥空间的功能性，也须考虑方便于人的使用，民国时期的室内设计充分考虑了这一点，例如“（寝室）须同浴室厕所相近。餐室应该接近厨房，厨房应该靠近伙食间”[1]等，都是这一时期注重功能性的室内设计在顾及人的使用的方便性的典型案例。

（二）室内造型的表现形式

室内造型包括界面、家具、家用电气设备、装饰品等造型。这一时期，反对传统，表面无装饰的几何造型在室内设计中流行。无论平面还是立体造型，光洁的面，让人心情舒畅，给人以功能主义机械美的享受，现代感强，受到民众尤其是青年人的欢迎。早在民国初期，我国就有学者归纳出我国当时室内造型上的从繁复向简洁的变化，认为“现代住宅爱清楚；十五年前爱用曲线，而最近爱用直线。”[2]至20世纪30年代，我国受西洋建筑文化影响较重的沿海大城市中众多建筑内部，崇尚直线条的现代功能主义造型已经比较流行，当时文献记载民国时期（20世纪30年代）沿海大城市中建筑室内造型道：“一个房间内，一切的一切，均受长直的简净的形式构成之，便像雄壮的男性似的，我们能感到轻快，雅素与快美。”由此可见当时直线条造型在室内造型中居于主导的地位。当然，直线条在室内造型中使用过多，会出现呆板面貌，当时的室内设计师使用的方法就是在室内造型“富有直线味的全体中，当以少数曲线调剂之。”[3]这些曲线也是相对规则的流线、弧线或折线，能给以简洁、流畅的现代感，其使用目的只是为了调节直线过多时的负面视觉影响。在1933年第2期《艺风》杂志上刊登的雷圭元先生创作的客厅设计和主妇室室内设计作品中，几何化造型风格表现得非常明显，可作为这一时期我国室内设计造型设计的代表。

（三）色彩的表现形式

色彩是室内设计的灵魂，能给人留下深刻的第一印象并影响人的主观情感。民国时期，功能性空间虽然也注重色彩的情感性，但追求色彩简洁的几何化效果，注重色彩的识别功能，纯色运用较多，整体色彩设计注重调和、趋向统一。统一协调的色彩给人感觉简洁、大气。虽然民国时期我国研究人员已经认识到不同色彩在功能上会给人所带来的心理感受的差异性，如“赤黄橙等色，多有暖味，称暖色；此类色彩，都生积极的兴奋的感情。青色有寒冷的感觉，称寒色，此类色彩，都是消极的，有沉静的感情；紫与绿，处在寒暖之间，入于寒色就感寒，入于暖色就感暖”，但就用色而言，则认为“室内布置上所用的色彩，应当调和统一”，[4]反对凌乱花哨，以适应现代人的审美心理需求。

（四）材质的表现形式

民国建筑，受西方“坚固、实用、美观”建筑设计观念的影响，在室内设计中材质首先讲求得坚固其次是实用，坚固是质量要求，实用是功能与经济节约要求。民国时期，新式建筑受到欢迎，新式建筑用何材料？“上覆以玻璃或铅皮，下铺以石屑或沙块，无横直之梁柱，砌四壁以石铁，此建筑新式房屋所用之材料也。”[5]这就是当时人们所追求的时尚材质。这些材料功能显著、坚固耐用、现代气息强烈的，被广泛运用于室内设计中。当时学者评价室内装饰中的材料运用时认为“二十世纪的装饰，永远在利用新的和经济的材料”[6]，以此来满足民众注重功能、讲求经济节约及追求新的材质感受的审美心理的需求。

（五）通风与采光

民国时期，我国室内设计非常重视通风与采光，门窗被赋予通风采光的重要责任，相对于人造光源而言，出于健康、卫生的需求，太阳光的利用显得尤为重要。民国时期，理想的“居室的方向应该朝南，使阳光时时能够射入”，而“切忌朝北，因为终日都没有阳光照着。”[7]可见采光在室内设计中的重要性。在民国时期，室内设计以“通风采光保健慰安等切己的问题为重”[8]，人们逐渐摈弃旧有的封建礼制与迷信思想，关注人身的健康与环境的卫生、舒适问题，“以人为本”意识走向自觉，人成为衡量一切行为的价值的尺度，这是现代文明的体现。

（六）陈设的秩序化布置

民国时期，中外方物质与精神文化迅速，我国室内陈设种类增多，但不管室内陈设数量如何，秩序化的布置常常成为大众共同的认识。民国学者钱用和在1937年第129期《广播周报》上发表文章《家庭布置及管理》认为当时民众在对待陈设布置的态度上“有钱人家和无钱人家有共同相同的地方，如整齐清洁的布置”。秩序化布置的陈设，给人整体感、简洁感强，这种布置有不仅利于我们生活效率的提高，例如“桌案几椅，首先不可乱置，必须处置有了秩序，请宾朋的时候不致碌乱的安摆了”，而且对我们的生活情绪、身心健康都会产生影响，当时人认为“倘若布置得没有了秩序，使我们修养底时候也不能得到充分底休息，岂不是增加我们身体上底困苦了么？所以家庭是应当布置有了秩序，那才能得着卫生上底幸福，精神上底愉快呢。像他人赞美人家家庭的良美如井井有条啊、模范家庭啊，无非是布置的良好而已。”[9]陈设的秩序化布置，使得家庭内部显得有条理，能较好地发挥室内陈设的各项功能，为居住者带来简洁、轻松、舒畅的生活环境，符合现代人的居住要求。

结语

第5篇：民国时期的教育思想范文

[论文摘要]河南大学民国文献专题阅览室的建设本着保护为主、兼顾使用的原则，做到全盘规划，合理布局，发扬团队合作的图书馆精神。文章就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选书标准、保护和使用的矛盾等问题，提出建设性意见和建议。

近年来对于民国文献资源的建设和保护工作已引起图书馆业界的高度重视——原生态保护刻不容缓。中国国家图书馆和上海、重庆、南京等民国文献丰富的地方馆都已动手抢救和着重保护。正如国家图书馆副馆长陈力所言如再不及时抢救，若干年后，我们的后人，也许能看到甲骨文、敦煌遗书，却看不到民国的书刊!河南大学作为一所百年老校，加之留美归来跨越第一、二代图书馆学人李燕亭先生的默默经营(李先生民国时期执掌河南大学图书馆20余年)，故而收藏的民国文献丰富且很有价值。近年来，馆领导审时度势，筹划建立了河南大学民国文献专题阅览室。现就这一颇具特色的民国文献专题阅览室的建设状况、存在的问题及发展对策，谈谈自己的一孔之见。

1民国文献资源建设的意义

民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段复杂而特殊的社会转型期。由于近代报刊与印刷业的勃兴、东西文化的碰撞、整理国故的提倡、与新图书馆运动的兴起，以及政治形势的大变局，使得当时以图书期刊为重要传播媒介的社会文化事业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乃至形成了20世纪30年代文化学术的高峰期。当时，报刊杂志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民国文献的出版与发行量达到一个空前的规模，民国时期也成为“中国文献昌盛期的开端”。而研究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文献与当前中国的现实——第三次与世界文化接轨——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保存这些文献资料，对后人研究民国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思想文化、社会教育、历史宗教、文学艺术等具有全方位的史料价值文献研究界已达成普遍共识：民国时期，政治经济虽然衰败，思想文化却大放异彩，社会转型、学术兴盛与方法创新三位一体，互为因果，形成了思想文化中西汇流、百家争鸣的兴盛局面；民国文献是一批极为重要的文献，其思想文化价值不在善本古籍之下。

“中美百万册数字图书馆合作计划”项目专门列出民国图书，这在客观上促进了民国文献的整理工作，也提升了民国文献的价值和意义。然而，由于“贵古贱今”观念在文献学界的巨大影响及其对国家文献工作政策的无形主导，使得民国文献的价值长期被忽视，搜集与整理工作被迟滞，以致这些文献去今未远却面临湮没与散佚的严重危险。因此，搜集和整理民国文献已成为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

2007年7月，河南大学图书馆将散见于各馆各室的民国文献资源筛选出来，组建了一个民国文献专题阅览室，共收集各类图书和期刊10万余册。这一举措，有利于更好地保护和研究这些珍贵的文献资源，提高河南大学特色馆藏的核心竞争力，充分发挥学校民国文献资源的作用和效益。

河南大学民国文献资源的建设，本着保护为主、兼顾使用的原则，全盘规划，合理布局，在较短的时间内就初步建成并投入使用，于2007年1O月9日对外开放之后受到师生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好评。这其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遇到了不少值得探讨的问题。

2河南大学图书馆民国文献资源建设状况

2．1建设目的与选书原则

建设目的：保护为主，兼顾使用。选书原则：根据实际，宽严有度。

河南大学图书馆民国文献阅览室是以书刊合藏的方式优化组合的，即将民国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所产生的文献(主要是中文图书和期刊)统一归放在一个阅览室之内。由于民国年限的限制和馆藏书刊的情况，我们对图书采取了上限稍宽、下限从严的选书原则。因本馆已建有一个古籍阅览室，其藏书时间未受限制，主要以线装版本确定取舍。而民国文献阅览室所收藏图书则主要是平装或精装本(洋装书)，也收入1912年之前出版的一些图书。下限则截至1949年10月1日之前，选书较为严格。报刊情况较为复杂，有些旧期刊或因收藏不全解放后加以补充影印，如《东方杂志》、《新青年》等，都有原刊和影印本。为了方便读者的阅览和管理，我们采取原刊和影印本合放的方式，将新旧版分开排序，一般读者只需看影印本。有些期刊则全部是解放后的影印本，如清末民初的许多小说期刊、左联的许多刊物等，也存放在内。报刊的鉴藏比较灵活，这体现了我们的建设目的——保护为主，兼顾使用。

2．2全盘规划，合理布局

2．2．1集中精力，分阶段突破

河南大学图书馆民国文献资源的建设大致经过四个阶段：第一阶段，2007年暑假前将民国时期出版的图书筛选重组，这是民国文献资源建设的铺垫和前奏。第二阶段，暑假期间，资源的整合，细排上架。这两个阶段都是集体合作，协力完成。第三阶段：抽卡、卡书核对、查漏补缺、鉴藏精选，这是攻坚阶段。卡和书都存在著录项不详或有书无卡、有卡无书的情况，需要查漏补缺，反复核对。第四阶段：完善目录体系，回溯建库。后两个阶段由成立的民国文献专题建设小组负责完成。

2．2．2两条腿走路，整理和服务两不误

目前民国文献阅览室正在一边建设一边对外开展服务工作。有专职人员负责整理，也有专职人员提供服务。这种两条腿走路的策略，使得整理与服务两不误。

2．3团队攻坚、通力合作的图书馆精神

纵观整个民国书库的建设过程，无论那个阶段，都足团体合作的结果。这其中充满着艰巨而又繁琐的劳动，如细排上架、卡书核对、完善目录体系等工作，都是脏活和累活，需要共同努力克服困难。尽管分工不同用人不同，但大家都能密切配合，通力合作，使民国文献阅览室得以在较短时问内初步建成并如期接待读者，同时又不影响文献整理工作的继续进行。这种通力合作的精神，是河南大学图书馆长期形成的优良传统。尽管如此，图书馆在鉴藏民国文献资源的过程中也遇到了不少问题。

3民国文献资源整理过程中发现的问题

3．1选书的标准问题

3．1．1如何界定“民国文献”

这一问题目前在学界还没有明确、统一的标准。有人认为：“民国文献在时间概念上一般界定为1911年1O月——l949年10月为限的民国时代出版物”。有人认为：“民国文献是指1911年‘’爆发至1949年9月止我国出版发行的中文文献。”山西省图书馆在民国文献的保护方面制定了一套方案，提出了“民国文献”与“民国善本”概念，以涵盖1911年(或稍前)——1949年(及稍后)这一特定历史时期中国范围内所出版发行的所有文献。按照《民国时期总书目》中的定义，1911—1949年问出版的文献属民国文献。

河南大学对民国文献的选书，上限延伸到清末，下限截至1949年lO月1日之前。笔者以为，图书的出版周期较长，如果以这一时间断限，很多民国时期已经成稿并已纳入出版计划或正在校勘之中却拖延到1949年lO月1日后才出版的图书，或是民国时期出版，1949年底再版的图书，就被摒除在外了。如周谷城主编的《世界通史》(1949年10月初版)，属于商务印书馆自1933年就陆续推出的精品系列图书《大学丛书》之一种，周谷城主编的《民国丛书》(上海书店，1989—1996)将其收录其中，“中美百万册数字图书馆合作计划”也将其收入民国文献之列，学术界亦普遍视其为民国学术经典。再如Ck学国文》，1949年9月叶圣陶亲自选定，1949年10月初版；《明清内阁大库史料》第一集上下册(明代)，东北图书馆印行出版，1949年12月初版本，等等。如此筛选下来的1949年10月至年底出版或再版的书有近500册。这些书该如何处理?

3．1．2期刊影印本的处理问题

民国期刊种类很多，河南大学图书馆藏有788种，其中有一部分大型杂志(如《新青年》、《东方杂志》、《清华学报》、《小说月报》等)，既有原刊也有影印本；也有少量杂志是20世纪6O年代左右影印的，没有原刊(如《河南》、《豫报》、《拓荒者》、《北斗》等)。这些影印本如何处理?

3．2卡书核对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卡书核对过程中亦出现了一些问题：(1)有书无卡现象，有2000余册。这些书可以确定是民国时期的书，版权页清晰俱全但却没有卡片。(2)有卡无书现象，有2500余张。这些卡片确定著录的是民国图书，但书库却无书。(3)问题书500余册。这些书有的没有出版日期，有的版权页不全，疑似民国图书。这些书的界定该如何处理?

3．3目录体系和数据库的完善及老号书问题

在文献整理过程中还发现了如下问题：(1)无出版年代或著者、出版者不详。这些现象在原书、卡片和数据库中均有反应。(2)有书无目现象：原数据库没有著录却有藏书。(3)有目无书现象：原数据库有著录却找不到藏书。民国文献阅览室目录体系的完善问题亟待解决。(4)老号书的问题。民国文献阅览室现整理上架对外开放的图书是以《科图法》分类的，但另有老号书(《杜威十进分类法》)的存书8400册尚未整理。还有从其他院校合并过来的民国图书，也存在分类不统一的问题。这些书急需重新整理、分类、上架以便读者使用。

3．4保护和使用的矛盾问题

保护为主必然造成使用不便，这是一个很难解决的矛盾问题。民国文献是较为珍贵而又难以保护的群体文献。据国内一些专家研究，民国时期普通报纸的保存寿命一般为50至100年，民国时期图书的保存寿命为100至200年，在历代文献的保存寿命中，民国时期文献的寿命最短。民国文献的抢救和保护得不到解决，其使用和开发也就无从说起。比如，河南大学图书馆所藏唯一的一套平装本《四部备要》，一抹就掉渣，不能再翻阅挪移，修复问题亟待解决。另外尚有百余本已散架、不能再看的民国图书。对其整理、修复迫在眉睫。

4建设性意见和建议

4．1关于选书问题

笔者以为，在“民国时期文献”的界定方面，宜宽不宜严。要考虑文献的形成过程、内容、性质等方面的因素，再结合出书时间综合考虑，不宜划定一个以政治为界标的硬性日期。国家图书馆特藏部主任苏品红表示，广泛来说2O世纪初的文献都应该归于民国文献。科学地鉴定民国文献，是一项难度较大的系统工程。图书馆工作者应积极借鉴专家、学者、收藏家的学术成果，多读一些书话、书目、书评及版本学、史料学等方面的书籍，为图书馆民国文献的保护和鉴藏工作服务。关于期刊中的影印本，就河南大学图书馆来说，不妨收入民国文献阅览室。如《豫报》、《河南》及河南大学民国时期创办的一些期刊，是最能代表图书馆特色的文献，应加强保护和建设，形成自己的优势。

4．2关于卡书核对问题

卡书核对是一项艰巨而又繁琐的工作。本馆的做法是：(1)有书无卡的，在整理的过程中先加上一张白卡待补，再根据书名书号抄录，返回各书库重新找到原卡(已找回卡片2000余张)。若找不到，再补充著录一张完整的新卡。(2)有卡无书的，返回各书库重新查找(已找回图书1300多册)。(3)疑似民国图书的，先放在一边，最后利用《民国文献总书目》、《生活全国总书目》进行查询验证，也利用网络进行查询。

4．3关于目录体系和数据库的完善及老号书的问题

目录体系和数据库的完善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图书馆选派了一批文化素质高、责任心强的专职人员分工合作，协力完成。关于老号书的问题，有的本身就是复本，可以从元数据库中套录，有些则需要重新分类。

4．4关于民国文献的保护与使用的矛盾问题

民国文献的保护与使用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保护是为了更好地使用，只有加强保护才能使民国文献资源得到更好的开发和利用。民国文献的保护工作是全国性的整体系统的规划工程，需要全方位重视和研究，更需要知识、技术和资金的支持。河南大学民国文献资源虽已整合在一起，但对残破书的修复和脆化书的加固等原生态保护工作还没有展开；基础设施还不够完善，如藏书环境的控制，恒温、恒湿、空气质量标准的检测等。

第6篇：民国时期的教育思想范文

关键词：民国时期；外商；广告创意；本土化

当今社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许多拥有品牌的公司都看准了国外市场，要让自己的产品去分享国际市场，在进行营销的过程中，广告宣传是必不可少的。但由于不同文化的原因，品牌在进军的过程中或多或少会受到来自文化的阻力。如何能有效地占领某个市场，消除或减弱这种阻力，在中国近代，外国公司产品倾销中国占领了极大的市场，并且获得丰厚的利益，值得我们去探析及借鉴。

一、民国时期外商在中国的状况

在民国的38年间，中国处在内战外患，国势危险的时期，外国的一些列强对中国进行了大肆的资本输出。前后许多世界性的托拉斯组织在中国设立了总部或分支机构，在华外商数1892年为579家，1901年为1102家，到了民国初年的1913年增加到了3805家。它们通过遍布中国各地的分配中心和代销商店，把货物送到最小的零售商贩手中[1]。

二、外商在中国所面临的处境

虽然中国在外国商家的眼中是商品最大的倾销市场，但是，无论市场再大，也有市场占有率的问题。对于外商来说，存在着不可忽略的，也必须面对的处境：

（一）外国企业与外国企业之间的竞争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外国企业在中国的机构之大，数量之多，是让人瞠目结舌的。这些公司很多都是国际大牌公司，如美孚火油公司、中国肥皂公司、通用电器公司、美国钢铁公司、英国亚细亚石油公司、美商德士古石油公司、以及我们今天大街小巷都能看到的可口可乐公司等。这些公司来华的目的都是想尽快占领市场，倾销其产品，获得高额利润。对于他们来说，相同产品的公司就存在着激烈的竞争。

（二）外国企业与中国企业之间的竞争

民国时期许多有志青年走出国门到日本，到西方去学习一些先进的知识和技术，这种文化的融合，造就了一批有技术、会管理的民族资本家，使他们的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同外国资本家进行长期的竞争和对抗。例如，20世纪30年代南洋兄弟烟草采取了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薄利多销等策略，并加大广告宣传力度，对自己创立的“飞马”牌香烟，千方百计地维护。除了登报多做宣传外，每包香烟都印上“振兴国货”字样，以扩大影响。经过几轮反复的艰难斗争，飞马牌香烟战胜了在中国有了广大的消费者，并且扎根多年的英美烟商的老刀、大英牌等，在中国香烟市场占了绝对优势，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发展成为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民族工业的佼佼者[2]。像这类中外同类产品的竞争不仅在香烟市场上，在其他市场上也屡见不鲜。开展有效的广告行销售手段是外商之间以及中外企业之间竞争的焦点。

三、外商产品在中国长驱直入

民国时期，虽然国家处在极其动荡的境地，虽然民族资本家也在这个时期已吸取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和营销理念，在激烈的产品之争、广告之争上也争取了一定地位，但总体来看，这时期的外国产品在中国到处开花，在有些行业，时常呈现出垄断地位。他们推销哈德门牌、老刀牌、大英牌、金砖牌等香烟，其完备的销售网，强大的广告宣传攻势，使香烟销售每日差不多呈几何级数向上增长[3]。香烟市场的中国长驱直入，在其他的市场，例如：保险、银行、火烛、纺织、医药、酒业等也是这种情况。

为什么外商在民国这种特殊的混乱局面，面对如此的竞争和当时民众抵制外货的高涨情绪下能取得这种“骄人”的成绩，这不得不与外商在广告创意宣传时注意到中国民众传统的文化心理有着极大的作用。也就是在进行广告创意时，考虑到文化差异的问题，考虑到广告创意本土化的问题。在菲力浦·科特勒的著作《营销管理》中就提到：要有针对性营销，对各种不同的人要展开多种多样有目标的营销，有影响购买行为的诸因素中，文化因素常常发挥着最为深远和广泛的影响。在约瑟夫H.博耶特、杰米T.博耶特所著的《经典营销思想》中，在论证“怎样打造一个强有力的品牌”中谈道：在打造品牌时可以把你的品牌和一些确实有传统的东西（比如国家）联系在一起。这里的“传统的东西”实质上就是指要注意文化差异。从民国时期外商进驻中国时所使用的广告来看，他们很注意广告创意中的中国文化元素的运用，这对于我们今天要进军国际市场的一些企业，也可以是一种很好的借鉴。民国时期的外商在中国的产品如何进行本土化策略呢？

（一）人力资源的本土化

人力资源的本土化，可以化解产品管理中的沟通障碍，理解当地的消费文化，创造出有效的营销策略。民国时期外国企业注意寻找合适的管理和广告创作的伙伴，这些人又是地地道道的当地人。这些人才知道只有与民族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历史、文化、才能流传开来，才具有生命力。因而外商在中国从管理人员到广告创作人员大多是中国人。例如：英美烟公司在上海经销商之一的永泰和烟草股份有限公司经理郑伯昭就是一个中国人。他是一个颇有经营头脑的人，他的经销战略中所显示出的精明强干是其他人望尘莫及的。他对本民族的心理洞察是非常准确的，投其所好，让消费者尝到“甜头”。他不遗余力推销产品，大搞有奖活动，包装内出现“意外惊喜”，赠送带有广告的年历画、美女画、书片等，使产品销售直线上升。

外商不惜重金请技艺高超，在中国有很高知名度的画家来给他们制作广告画。外商清楚地知道，这些画家最了解中国民众喜欢什么内容、形式的广告。这时期在广告创意中比较活跃的有中国近代年历广告设计鼻祖周慕桥；中国近代广告画家丁云先；中国近代广告画家，20世纪初传统礼教题材广告代表人物周柏生；中国近代广告擦笔绘画技法的创始人，20世纪初年历广告的杰出代表人物郑曼陀；英美公司广告部的挑大梁人物，受洋商非常器重的近代广告画家胡白翔，梁鼎铭，还有周慕桥的徒弟谢之光，杭稚英，倪耕野等等，这些画家为外商设计了大量的广告画。如，周慕桥曾为“安东谦盛丰”的赠送品、英美烟公司的“老刀牌”等设计广告，他的月份牌《关云长读“春秋”》成了那时小商店抢挂之物；梁鼎铭，在民国中期是他的创作高峰，其主要作品是为英美烟公司、永泰和烟草股有限公司和老巴夺父子烟公司等的品牌创作的；谢之光为老巴夺烟草公司、美和制造首饰表带厂、帝国火灾保险公司、启东烟草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如生罐头食物厂等。中国画家服务于外商企业在当时已形成了一种潮流，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从这里可以看到，外商进入中国市场，在中国市场可以长驱直入与当时的人力资源本土化有很大的关系。

（二）广告创意的本土化

除了这个方面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这些画家在为外商服务时，他们所设计的广告非常符合当时中国民众的文化心态，这就是广告创意的本土化。

大卫·奥格威指出：“要吸引消者的注意力，同时让他们来买你的产品，非要有好的特点不可，除非你的广告有很好的点子，不然，它就像很快被黑夜吞噬的船只”[4]。奥格威所指的“点子”就是广告创意。广告创意在现代广告运作中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部分，它有的时候甚至能决定一个产品的命运。

民国时期，外国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后，他们注意到如果再以侵略者的姿态出现在广告中，那势必会引起消费者的反感。因此，他们请中国画家创意了符合中国公众心理的广告。在传统广告理论中，著名的AIDMA模式阐述了广告的宣传过程与接受过程，实质上就是广告主施加心理影响和消费者接受心理影响的过程。只有具有心理震撼力和感染力的广告活动，才能触动公众心理最后达到购买行动。中国的画家，自小接受的是中国式的传统文化和道德教育，因此，他们最了解中国的普遍民众喜好何种内容与形式的广告。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就是他们注意到中西文化的差异，即使它们是外国产品，但消费者是中国人，就应该把这些产品广告戴上中国的“面具”。这种广告创意对当时的外商产品迅速占领中国市场取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许多外商的产品用了中国老百姓喜欢的民间故事、文学题材、神话传说、历史人物、英雄人物等作为创意的重点。例如：启东烟草公司聘请画家金梅生所作的《雀屏中选》就是用了中国的民间故事，并且金梅生把这一题材做成了连续性，从射雀屏到入洞房，这样连续，成为当时人们喜闻乐见的广告画。日本三井洋行看这一题材在相当长时间内经久不衰，请画家李少章作同一题材，在1930年月历广告，使用全开纸印刷，还加上“民国万岁”的口号来与中国人套近乎；又如梁鼎铭为哈德门香烟创作的以历史人物为题材的《虞美人舞剑图》、《斩蔡杨兄弟释疑》，以神话为题材的《青鸟》；倪耕野、胡伯翔以文学题材分别为金砖牌香烟、哈德门香烟所创作的《红楼韵声》和《关云长义释曹操》，这样的广告创意在当时的中国画家手下数量是惊人的。从今天我们对广告创作要求的三要素：原创性、相关性和震撼力来看，应该说和现代广告的要求差距很大，但从当时来看，有这样的注意广告创意本土化理念的制作水平，已属不易。

今天，在大家都呼喊着如何进军国际市场，如何使中国的品牌在国外市场捍卫自己的市场，我想民国时期外商产品在中国广告本土化策略可以给我们一点启示。从如今外国品牌在中国某些市场长期处于霸主性地位的情形来看，它们一直延续他们的“传统”——广告策略本土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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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民国时期的教育思想范文

参考文献说的简单点就是指对某一学术研究做的解释等作用，只能做为参考，它的写作要求也是很高的，以下是学术参考网的小编整理的关于会计监督论文参考文献，希望给大家在写作当中带来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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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民国时期的教育思想范文

第5期乐爱国： 《中国伦理学史》对朱子学的阐述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2卷现代对于朱熹哲学的系统阐述，至少应追溯到1910年出版的《中国伦理学史》所述第三期“宋明理学时代”第九章“朱晦庵”。作为民国时期第一部系统的中国伦理学史，这部著作具有一定的开拓意义，其中对于朱熹伦理学的阐述也在后来的朱子学研究中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研究《中国伦理学史》对朱子学的阐述，对于了解民国时期乃至当今朱子学研究的来龙去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一、朱熹思想之来源

 

认为，“宋之理学，创始于邵、周、张诸子，而确立于二程”[1]137，二程门人杨时“以研究六经为格致之主”，“一传而为罗豫章，再传而为李延平，三传而为朱晦庵。伊川之学派，于是大成焉”[1]171。这一观点，不仅在民国时期，而且直到当今，依然为多数学者所接受。需要指出的是，在讲朱熹思想来源于周敦颐、邵雍、张载、二程的同时，特别强调程颐与程颢的差异以及朱熹与程颐的学派关系。

 

朱熹于宋乾道四年(1168)编成《程氏遗书》，于九年(1173)编成《程氏外书》，将程颢与程颐兄弟合称“程子”。然而事实上，朱熹在世时，陆九渊就讨论过程颐与程颢之间的学术差异，并涉及程朱关系，指出：“元晦似伊川，钦夫(张栻)似明道。伊川蔽固深，明道却疏通。”[2]后来，明代的黄宗羲也说：“朱子得力于伊川，故于明道之学，未必尽其传也。”[3]卷十三《明道学案上》，542显然，这里既讲朱熹继承程颐之说，又说朱熹的学术与程颢的不同。1904年，王国维在《教育世界》上发表的《就伦理学上之二元论》(后易名《论性》)在论述宋代人性论的发展时，既讲“伊川纠正明道之说，分性与气为二”，又讲“朱子继伊川之说，而主张理气之二元论”[4]。这里明确讲程颐与程颢之异，并认为朱熹继承程颐之说。

 

《中国伦理学史》在阐述宋明理学时，不仅分章讨论程颢与程颐的伦理学思想，而且专题讨论了“伊川与明道之异同”，指出：“伊川与明道，虽为兄弟，而明道温厚，伊川严正，其性质较然不同，故其所持之主义，遂不能一致。虽其间互通之学说甚多，而揭其特具之见较之，则显为二派。如明道以性即气，而伊川则以性即理，又特严理气之辨。明道主忘内外，而伊川特重寡欲。明道重自得，而伊川尚穷理。盖明道者，粹然孟子学派;伊川者，虽亦依违孟学，而实荀子之学派也。其后由明道而递演之，则为象山、阳明;由伊川而递演之，则为晦庵。”[1]164-165这里明确认为，程颢与程颐分为两派，后来分别发展为陆王之学和朱子学。

 

需要指出的是，又认为程颐“虽亦依违孟学，而实荀子之学派”，进一步追溯了程颐对于荀子的思想渊源关系，还说：“朱子偏于道问学，尚墨守古义，近于荀子。”[1]137-138“晦庵学术，近以横渠、伊川为本，而附益之以濂溪、明道。远以荀卿为本，而用语则多取孟子。” [1]137-138遗憾的是，《中国伦理学史》并没有就此作出更多的讨论。而事实上，程颐对荀子多有批评，指出：“荀子极偏驳，只一句‘性恶’，大本已失。”[5]朱熹也说：“自孟子后，圣学不传，所谓‘轲之死不得其传’。如荀卿说得头绪多了，都不纯一。”[6]

 

在看来，程颢与程颐的差异，又延续至门人谢良佐与杨时之别，所谓“上蔡毗于尊德性，绍明道而启象山。龟山毗于道问学，述伊川而递传以至考亭者也”[1]169。事实上，朱熹不仅经杨时而上接程颐，而且还继承了自程颢而来的杨时、罗从彦、李侗一脉的“静坐”，并结合程颐的思想，而改造为 “敬”。朱熹《答张元德》说：“明道教人静坐，盖为是时诸人相从，只在学中，无甚外事，故教之如此。今若无事，固是只得静坐。若特地将静坐做一件功夫，则却是释子坐禅矣。但只着一‘敬’字，通贯动静，则于二者之间自无间断处，不须如此分别也。”[7]黄宗羲也说：“罗豫章静坐看未发气象，此是明道以来下及延平一条血路也。盖所谓静坐者，不是道理只在静处，以学者入手，从喘汗未定之中，非冥心至静，何处见此端倪?久久成熟，而后动静为一。若一向静中担阁，便为有病。故豫章为入手者指示头路，不得不然，朱子则恐因药生病，其言各有攸当也。”[3]卷三十九《豫章学案》，1277

 

《中国伦理学史》对于朱熹思想来源分析，在民国时期具有很大的影响。谢无量于1916年出版了民国时期第一部以朱子学为专题的学术著作《朱子学派》而成为这一时期朱子学研究的先驱。他于同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指出：“明道之学，每以综合为体;伊川之学，每以分析立说。此二程所由大同小异者也。后来陆王学派，近于明道;朱子学派，近于伊川。故明道之宇宙观，为气一元论;伊川之宇宙观，为理气二元论。朱子承伊川，其说益密。” [8]321926年，梁启超在清华国学院讲授《儒家哲学》，其中也指出：“明道的学问，每以综合为体;伊川的学问，每以分析立说。伊川的宇宙观，是理气二元论;明道的宇宙观，是气一元论。这是他们弟兄不同的地方。程朱自来认为一派，其实朱子学说，得之小程者深，得之大程者浅。”[9]这里既讲程颐与程颢的差别，又明确讲朱熹之学近于并继承程颐。1932年，冯友兰发表《朱熹哲学》，指出：“朱子之形上学，系以周濂溪之《太极图说》为骨干，而以康节所讲之数，横渠所说之气，及程氏弟兄所说形上、形下及理气之分融合之;故朱子之学，可谓集其以前理学家之大成也。”[10]在稍后的《宋明道学中理学心学二派之不同》中，冯友兰又认为，朱陆的差异“于二程之哲学中即已显著”，并指出：“伊川一派之学说，至朱子而得到完全的发展。明道一派之学说，则至象山、慈湖而得到相当的、至阳明而得到完全的发展。”[11]这些论述，后来纳入1934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应当说，冯友兰的这些论述与《中国伦理学史》所谓朱熹思想来源于周敦颐、邵雍、张载、二程，程颐与程颢之间存在差异，朱熹传承程颐而同为一派，有许多相似之处。

 

二、朱熹思想之框架

 

《中国伦理学史》第三期“宋明理学时代”第九章“朱晦庵”分为“小传”“理气”“性”“心”“人心道心”“穷理”“养心”“结论” 等节，专门论述朱熹的伦理学思想。先是讨论“晦庵本伊川理气之辨”“取横渠理一分殊之义，以为理一而气殊”[1]172-173;进而讨论“由理气之辨，而演绎之以言性”“取横渠之义以心为性情之统名”以及由“心之有理气两方面”而引出道心人心[1]173-175;最后讨论“晦庵言修为之法”，包括穷理之法和养心之法。[1]175-176实际上，这些讨论亦可大致归为后来阐述朱熹哲学所谓的本体论、心性论、工夫论三个层次，其中“理气”属“本体论”， “性”“心”“人心道心”属“心性论”，“穷理”“养心”属“工夫论”。

 

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是民国时期第一部以“中国哲学史”命名的学术著作。该书第三编上“近世哲学史(宋元)”第十一章“朱晦庵”在论述朱熹哲学时，分为“太极及理气二元论”“性说”和“修养之工夫”三节。1927年，黄子通发表的《朱熹的哲学》分为“宇宙论”“论性”“论仁”“论修养”四部分。1929年出版的钟泰《中国哲学史》第三编“近古哲学史”第八章“朱子”在论述朱熹哲学时，分为三个部分：“理气”“天命之性、气质之性”“居敬穷理”。同年出版的贾丰臻《宋学》在论述朱熹哲学时，分为：(一)“哲理说”;(二)“心性说”;(三)“修为说”。1931年，陈钟凡发表的《两宋思想述评》(七)十二章“朱熹之综合学说”在论述朱熹哲学时，分为(1)“宇宙论”，(2)“心性论”，(3)“行为论”。应当说，这些论述框架与《中国伦理学史》大致相同。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论述中所包含的基本内容以及逻辑线索也与《中国伦理学史》大同小异。

 

1919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提出哲学的门类包括：一、天地万物怎样来的(宇宙论);二、知识思想的范围、作用及方法(名学及知识论);三、人生在世应该如何行为(人生哲学，旧称“伦理学”)四、怎样才可使人有知识，能思想，行善去恶呢(教育哲学);五、社会国家应该如何组织，如何管理(政治哲学);六、人生究竟有何归宿(宗教哲学。[12]之后，周予同于1929年出版的《朱熹》在论述朱熹哲学时，分为三大部分：一“本体论”，又分为：(一)“理气二元论”，(二)“理一气殊说”;二“价值论”，又分为：(一)“伦理哲学”，再分为(甲)“性论”，(乙)“心论”，(丙) “修养论”;(二)“教育哲学”;(三)“政治哲学”;(四)“宗教哲学”;三“认识论”，又分为：(一)“知与行”，(二)“致知与格物”，(三)“穷理与读书”。冯友兰的《朱熹哲学》以及《中国哲学史》“朱子”章分为：(一)“理、太极”，(二)“气”，(三)“天地人物之生成”，(四)“人物之性”，(五)“道德及修养之方”，(六)“政治哲学”，(七)“对于佛家之评论”。这些对于朱熹哲学的论述框架，则是在《中国伦理学史》的基础上又有所扩大，涉及朱熹的政治哲学、宗教哲学等。

 

三、朱陆两派之异同

 

《中国伦理学史》指出：“自宋及明，名儒辈出，以学说理之，朱陆两派之舞台而已。”[1]192显然是把朱陆之辨看作宋明理学最重要的内容。该书特别就朱陆两派的形成发展以及朱陆异同作了具体讨论。

 

关于朱陆两派的形成发展，说：“宋之理学，创始于邵、周、张诸子，而确立于二程。二程以后，学者又各以性之所近，递相传演，而至朱陆二子，遂截然分派。”[1]137同时，又在阐述程门大弟子谢良佐和杨时的学术思想时指出：“上蔡之言穷理，龟山之言格致，其意略同。而上蔡以恕为穷理之本，龟山以研究六经为格致之主，是显有主观、客观之别，是即二程之异点，而亦朱陆学派之所由差别也。” [1]171认为朱陆两派形成于程颐与程颢之别，由程颐经杨时而至朱熹，由程颢经谢良佐而至陆九渊，而有朱陆两派之异。这就是所说：“由明道历上蔡而递演之，于是有象山学派;由伊川历龟山而递演之，于是有晦庵学派。”还进一步指出：“象山之学，得阳明而益光大;晦庵之学，则薪传虽不绝，而未有能扩张其范围者也。” [1]192

 

关于朱陆异同，《中国伦理学史》从多个角度作了探讨。就思想来源而言，说：“大抵朱学毗于横渠、伊川，而陆王毗于濂溪、明道;朱学毗于荀，陆王毗于孟。”[1]178就学术思想的异同而言，则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尊德性、道问学方面，说：“朱子偏于道问学，尚墨守古义，近于荀子。陆子偏于尊德性，尚自由思想，近于孟子。”又说：“朱陆两派，虽有尊德性、道问学之差别，而其所研究之对象，则皆为动机论。” [1]137-138第二，在为学修身方面，说：“晦庵之见，以为象山尊心，乃禅家余派，学者当先求圣贤之遗言于书中;而修身之法，自洒扫应对始。象山则以晦庵之学为逐末，以为学问之道，不在外而在内，不在古人之文字而在其精神，故尝诘晦庵以尧舜曾读何书焉。” [1]180还在讨论朱子学与阳明学的差异时指出：“朱学泥于循序渐进之义，曰必先求圣贤之言于遗书，曰自洒扫应对进退始。其弊也，使人迟疑观望，而不敢勇于进取。阳明于是矫之以知行合一之说。” [1]187-188第三，在思想方法方面，说：“朱学近于经验论，而其所谓经验者，不在事实，而在古书，故其末流，不免依傍圣贤而流于独断。陆学近乎师心，而以其不胶成见，又常持物我同体知行合一之义，乃转有以通情而达理，故常足以救朱学末流之弊也。惟陆学以思想自由之故，不免轶出本教之范围。” [1]192

 

与此同时，还就朱陆之学对于后世的不同影响作了阐述，指出：“朱学平实，能使社会中各种阶级修私德，安名分，故当其及身，虽尝受攻讦，而自明以后，顿为政治家所提倡，其势力或弥漫全国。” [1]138“阳明以至敏之天才，至富之阅历，至深之研究，由博返约，直指本原，排斥一切拘牵文义区画阶级之习，发挥陆氏心理一致之义，而辅以知行合一之说……苟寻其本义，则其所以矫朱学末流之弊，促思想之自由，而励实践之勇力者，其功固昭然不可掩也。”

 

《中国伦理学史》对于朱陆两派之异同的重视和分析，对于民国时期的朱子学研究具有很大的影响。谢无量《中国哲学史》指出：“宋学有朱陆两派对立，后来或尊朱而抑陆，或尊陆而抑朱，故朱陆异同亦哲学史上所不可不考者也。朱子尝作书与学者云：‘陆子静专以尊德性诲人，故游其门者多践履之士，然于道问学处缺了。某教人岂不是道问学者多了些子?故游某之门者，践履多不及之。’此可为二家异同之定评。”并且还说：“陆学尚简易直截，朱学重学问思辨;朱学在‘即物穷理’，陆学言‘心即理’。一主于经验，一主于直觉;一主于归纳，一主于演绎。此其所以卒异也。”[8]71-72梁启超《儒家哲学》指出：“陆子学派，有点像大程，即明道。最主要的，就是立大、义利之辩和发明本心……知识方面，朱子以为‘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其精蕴，则已具于圣贤之书，故必由是以求之。陆子以为学问在书本上找，没有多大用处，如果神气清明，观察外界事物，自然能够清楚。修养方面，朱子教人用敬，谨严拘束，随时随事检点。陆子教人立大，不须仔细考察，只要人格提高，事物即难摇动。所以朱谓陆为空疏，陆谓朱为支离，二家异同，其要点如此。”[9]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理学与心学的层面讨论朱陆两派之异同，指出：“一般人之论朱陆异同者，多谓朱子偏重道问学;象山偏重尊德性。此等说法，在当时即已有之。然朱子之学之最终目的，亦在于明吾心之全体大用。此为一般道学家共同之目的。故谓象山不十分注重道问学可;谓朱子不注重尊德性不可。且此点亦只就二人之为学或修养之方法上言之……朱陆之不同，实非只其为学或修养方法之不同;二人之哲学，根本上实有差异之处。此差异于二程之哲学中即已有之……朱子言‘性即理’。象山言‘心即理’。此一言虽只一字之不同，而实代表二人哲学之重要的差异。”[13]

 

四、朱子学之价值与局限

 

《中国伦理学史》不仅阐述了朱熹思想之来源、朱熹哲学之框架、朱陆两派之异同，而且还进一步讨论了朱子学之价值与局限。该书指出：“宋之有晦庵，犹周之有孔子，皆吾族道德之集成者也。孔子以前，道德之理想，表著于言行而已。至孔子而始演述为学说。孔子以后，道德之学说，虽亦号折衷孔子，而尚在乍离乍合之间。至晦庵而始以其所见之孔教，整齐而厘订之，使有一定之范围。”[1]177在这里，充分肯定了朱熹在儒学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甚至还把朱熹与孔子相提并论，称二者“皆吾族道德之集成者”。应当说，《中国伦理学史》在民国时期影响之大，其中对于朱子学的推崇，也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1914年，汤用彤发表的《理学谵言》指出：“紫阳之学，继程周之后，致广大尽精微，直可综罗百代……是以先生之学，受于前贤而集其大成，流于后世，振酿百世之文教。”[14]1927年，黄子通发表的《朱熹的哲学》指出：“朱熹在中国哲学史上是数一数二的。在有宋一代，他是一个集大成的人。”[15]1931年，陈钟凡发表的《两宋思想述评》(七)十二章“朱熹之综合学说”指出：“朱熹学说之特色，在网罗古今，融会贯通，自成系统……括囊大典，承先启后，集近代思想之大成者也。”[16]1932年，冯友兰的《朱熹哲学》称：“朱子之学，可谓集其以前理学家之大成也。”[10]这一说法后来融入1934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1947年，钱穆发表《朱子学术述评》，认为朱熹的最大贡献，“不在其自己创辟，而在能把他理想中的儒学传统，上自五经四书，下及宋代周、张、二程，完全融成一气，互相发明”，“集孔子以下儒学之大成”[17]14，并且指出：“以整个中国学术史观之，若谓孔子乃上古之集大成者，则朱子乃中古之集大成者。”[17]20这里把朱熹与孔子相提并论，与是一致的。

 

《中国伦理学史》不仅认为朱熹与孔子一样，“皆吾族道德之集成者”，而且还认为朱熹确立了儒教之权威，指出：“孔子之道，在董仲舒时代，不过具有宗教之形式。而至朱晦庵时代，始确立宗教之威权也。”[1]177虽然在这里把儒教看作一种宗教，而后来又认为“孔子是孔子，宗教是宗教，孔子、宗教，两不相关”[18]，但他充分肯定了朱熹对于确立儒学权威所起的作用，以及由此带来的儒学的普及。他说：“自汉武帝以后，儒家虽具有国教之仪式及性质，而与社会心理尚无致密之关系……及宋而理学之儒辈出，讲学授徒，几遍中国。其人率本其所服膺之动机论，而演绎之于日用常行之私德，又卒能克苦躬行，以为规范，得社会之信用。其后，政府又专以经义贡士，而尤注重于朱注之《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于是稍稍聪颖之士，皆自幼寝馈于是。达而在上，则益增其说于法令之中;穷而在下，则长书院，设私塾，掌学校教育之权;或为文士，编述小说剧本，行社会教育之事。遂使十室之邑，三家之村，其子弟苟有从师读书者，则无不以四书为读本。而其间一知半解互相传述之语，虽不识字者，亦皆耳熟而详之。虽间有苛细拘苦之事，非普通人所能耐，然清议既成，则非至顽悍者，不敢显与之悖;或阴违之而阳从之，或不能以之律己而亦能以之绳人。盖自是始确立为普及之宗教焉。斯则宋明理学之功也。” [1]139-140

 

《中国伦理学史》肯定朱熹在儒学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但同时又指出其局限性，指出：“宋儒理学，虽无不旁采佛老，而终能立凝成儒教之功者，以其真能以信从教主之仪式对于孔子也。彼等于孔门诸子，以至孟子，皆不能无微词，而于孔子之言，则不特不敢稍违，而亦不敢稍加以拟议……其笃信也如此，故其思想皆有制限。”[1]141而且还明确认为，朱熹的学术“矫恶过于乐善，方外过于直内，独断过于怀疑，拘名义过于得实理，尊秩序过于求均衡，尚保守过于求革新，现在之和平过于未来之希望” ，因此“尤便于有权势者之所利用”而盛行于明以后。[1]178

 

后来的“打倒孔家店”，事实上并非要全面否定孔子以及儒学，而恰恰是要反对把孔子定于一尊。说：“的一件大事业就是思想的解放。我们当日批评孔孟，弹劾程朱，反对孔教，否认上帝，为的是要打倒一尊的门户，解放中国的思想，提倡怀疑的态度和批评的精神而已。”[19]因此，对于中国古代思想，他主张“以汉还汉，以魏晋还魏晋，以唐还唐，以宋还宋，以明还明，以清还清;以古文还古文家，以今文还今文家;以程朱还程朱，以陆王还陆王”，“各还它一个本来面目，然后评判各代各家各人的义理的是非”。[20]换言之，就是要把孔子、朱熹等当作学术研究的对象，进行价值中立的客观研究，而不是当作崇拜的偶像。对此，贺麟在《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一文中指出：“五四时代的，可以说是促进儒家思想新发展的一个大转机。表面上，虽是一个打倒孔家店、推翻儒家思想的一个大运动。但实际上，其促进儒家思想新发展的功绩与重要性，乃远在前一时期、张之洞等人对于儒家思想的提倡……之最大贡献，在破坏扫除儒家的僵化部分的躯壳的形式末节，和束缚个性的传统腐化部分。他们并没有打倒孔孟的真精神、真意思、真学术，反而因他们洗刷扫除的工夫，使得孔孟程朱的真面目更是显露出来。”[21]事实上，《中国伦理学史》对于朱子学的研究，正是要呈现其“真面目”。

第9篇：民国时期的教育思想范文

关键词:经学史 经学 民国 概念

伴随“经学”官方学术地位的丧失,民国学者对“经学”的态度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改前人读经解经阐发经义的风格,而是大多站在“经学”以外的立场对其认识,力求对“经学”重新进行思考和给予新的界定。由此关于“经学”的定义,也产生了多种说法,对于这些说法,文章认为大致可以从近代历史学、治世学、传统学术三个角度进行把握,进而来了解民国时期学者对“经学”概念研究的基本情况。

一、以近代历史学“对象化”、“客观化”研究法定义“经学”

按照近代历史学的观念,民国时期部分学者对“经学”的研究,强调的是对“经学”历史的总结,多把“经学”看做是“死”的,认为“经学”是已经过时的东西。所以,一味注重从“客观”的立场看待“经学”。然而,这种从“历史本身来说明历史”的方法看似客观公正,却未必真实如此,其中隐含了一个前提条件,即个人以自身所持有的思想观念作为评判准则。

黄毅民在《国学丛论》中说:“我们根据经学内容的学理,断定经学是中国古代儒家思想的结晶。无论什么五经六艺,都是儒家的政治、伦理、哲学各观念系体的极端表现。因为这种观念体系产生于封建社会,同时,它是适应封建社会意识的总和。长期滞留在封建社会阶段而不进展的中国,当然要尊崇经学为无上的信条了。”又在第三编《经学》“本编缀言”中说:“‘经学’本来是儒家的文献,与诸子哲学,殊无二致。但历来,好像诸子与经学不能相提并论。缘儒学称经,外此则只不过是一种学说而已。因为历来儒学占优势,经学亦随之被尊为天经地义。现在,我们本不该再替经学张目,可是为了要明确的了解经学的变迁起见,不得不这样的单独提供出来。幸读者明了此意。”①

周予同在《“经”、“经学”、经学史》一文中说:“所谓‘经’,是指中国封建专制政府法定的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所编书籍的通称;所谓‘经学’,一般说来,就是历代封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和官僚对上述‘经典’著述的阐发和议论。”②又在《怎样研究经学?(上)》一文中说:“经学只是中国学术分类法没有发达以前之一部分学术综合的名称。”③

由上述事例可以看出,黄毅民、周予同都认为“经学”是已经过时的东西,是“中国古代儒家思想的结晶”,是“中国学术分类法没有发达以前之一部分学术综合的名称”。二人对“经学”概括的方法是一种“对象化”、“客观化”的研究法,注重主客二元对立,“经学”似乎只是研究的实体对象,与研究者当下生活无多大关系。或许正是受到这种“对象化”研究法的影响,诸如冯契主编《哲学大词典·中国哲学史卷》、蒋广辉主编《中国经学思想史》(第一卷)、吴雁南主编《清代经学史通论》等著作,基本上都将“经学”定义为“注释、阐明和研究儒家经典的学问”,而这样的研究结果,却导致“经学”成为了一种与研究者当下生活毫不相干的东西。

二、以治世学概括“经学”

治世之学,切己之学也。凡学者,总是关乎自身,学“为己”而已。不少学者认为“经学”不仅为范世之学,关乎天下,更是切己之学,益于身心,紧密联系现实生活。

徐敬修在《经学常识》一书中说:“所谓‘经学’者,经世之学也。研究之者:则进足以治理国政,退足以修己独善;考究其政治典章,则又有资于读史,而治文学者,则又可以審文体之变迁,治地理者,则可以识方舆之沿革;盖‘经’为中国文学之祖,古来政治之源,其所该甚广,学者所不可不知也。”④

王国瓒在《经学与科学》一文中说:“经学者,范世之学也,凡修齐治平之道莫外焉。”⑤

日本学者本田成之在《中国经学史》一书中也说:“所谓经学,乃是在宗教、哲学、政治学、道德学底基础上,加以文学的艺术的要素,以规定天下国家或者个人底理想或目的的广义的人生教育学。”⑥

以上学者大致都认为,“经学”是一种关乎当下国家、社会以及个人生活的智慧之学,时势变迁,环境迥异,“经学”修齐治平之道却不曾过时,而是处处为人们所应用。

三、以传统学术统绪界定“经学”

按传统典籍分类方法,“经”居四部之首,张京华先生在《从经史子集到文史哲》一文中说:“‘经’非指某一类书,而是指某一性质之作,其本义即刘歆所云‘王官’。上古三代官师合一、政教合一,其职守为王官,其学即王官之学。”故“经学”以传统学术统绪而言,即是王官之学、天子之学、先王之学。然而先王创制之意,则表现为先王由上治下的优先性社会实践,亦即“古帝王之经世也”。

凡在《经学通论叙恉》一文中说:“凡先王之典籍谓之经,博综群言,研覈经恉,判其异同,求其条贯,谓之经学。”⑦

朱剑芒在《经学提要》一书中说:“古人以不可变易之道,载之于书,谓之经籍。后人诵习经籍,深究古人著述之本旨而谋所以阐发之方法,则谓之经学。”⑧

陈、朱二人于“经学”之定义,大致对先王创制之意有所体察,又就传统学术统绪源流脉络而言,对“经学”、“经”渊源有所追溯,这在学理上无疑是对“经学”的深刻认识。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由于民国时期学者各自占据立场和研究角度的不同,对“经学”的定义也各执一说。“经学”究竟该如何确切定义,可能需要学界长期探讨才能解决。然而,民国学者对“经学”不同角度的概括,却应该引起当下学界对“经学”定义偏执的反思。

注释:

[1]黄毅民《国学丛论》(上册),北平:燕友学社,1936年,第287-288页、328页。

[2]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56页。

[3]周予同《怎样研究经学?(上)》,《出版周刊》,1936年第195期,第1页。

[4]徐敬修《经学常识》,上海:大东书局,1931年,第3-4页。

[5]王国瓒《经学与科学》,《国学》,1937年第1卷第1期,第34页。

[6]本田成之著、孙俍工译,《中国经学史》,上海中华书局,1935年6月,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