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地理学定义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人文地理学定义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人文地理学定义范文

[关键词]人地关系 地理空间发展 意义 探索

[中图分类号] G4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5）01-0129-03

空间是人类生存的载体，研究社会、空间、地方和环境的相互关系是人文地理学的理论基础，而人地关系的地理空间发展是人文地理学的核心内容。空间的发展体现了人文地理学与数学、哲学和其他社会学科的交叉与紧密联系，空间思想以空间几何学、人文空间性、激进的空间等为标志不断发展，地理空间不仅能够将人们联系到某一个具体的位置，而且也能够提供基础将人们与更大的世界联系起来。在地理空间变化的过程中，人们在欣赏不同文化和地方共有的东西，培育对共享经验的理解和归属感的同时，还会滋长对其他地方和其他文化的漠视与敌意。面对地理空间既能联结也能分隔的作用，探索在人地关系中地理空间发展过程非常必要。

一、原生态的地理空间特征

（一）人类对地理环境的改变

人们发展的思想完全符合时代的观念和兴趣，最本质的是人类对强大自然力征服与控制的安全感。评价全球变暖对人类的影响完全是积极的，有效地控制地球未来的气候阻止新的冰期的到来。冰川回归被认为是维持人类对地球统治的最大的威胁，如果致命的冰川回归推迟，农业则获利。从景观变化的观察可以知道人类活动在程度和种类上产生了远超过预想结果的变化。人类已经获得对自然的有益支配，在睿智的远见下地球正在被征服，人类通过大量的环境改变而进步，表达了人类一种占统治地位的观念。不仅地球的表面被改变了，而且那些看不见的物质流和能量流也被改变了，来自工厂和土地利用的输入已经极大地加强了主要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碳、硫、氮和磷，人类活动释放许多种金属，包括一些有毒的水银、镉、铅进入环境中，其数量远远超过自然界的风化作用。性质不明的合成物质已经被制造并被释放出来，对生态系统、气候和人类健康产生全面性的影响，在局部和局域尺度上，对人们福祉带来环境灾难后果。

（二）空间组织及相互依赖构建

地理空间的复杂性和当人类干预时不可预见的灾难风险，使改善条件常常变得更难，但干预可能派生出意外的收获。空间组织以各种方式将个人、城市、区域以及国家联系起来。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得到改进的交通和通信技术加速了日常的人流、物流和信息流，城市、区域和国家联系到一起的空间组织就显得日益重要。当这些联系加速和加强之后，尺度的不同、地方的相互依赖就变得日益清楚。空间组织在所有的尺度上，邻里、城市、区域、国家形态上都得到了表现。空间组织成为观察社会不同层次的关键，明显表现在与自然环境有关的自然现象上，如地形、作物和聚落等。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某一地区内地理现象的分布再加上一个地方的社会空间组织，以及对各种“流”的重要性的认识已经导致人们更加关心所有地理尺度上的地方之间的相互依赖。不同地方之间实际的人流、物流、信息流和货币流，在国家的尺度上，显现为几个特大城市中心的集聚与空中交通和金融联系的地理空间现象。

（三）显存的地方感社会化

地理空间是装载人们所有希望、成就、雄心甚至生活恐惧的人文生活的地方，是把每个人与环境联系起来的脉络，是与世界联系起来的所有环境经验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地方感在某种程度上是人人生来具有的能力，能够发展抽象的有关环境、经济和政治的论点，通过仔细的地方观察，认识到表面现象可以揭示共享的文化传统与环境的连接，可以发现一些区域为人类的活动赋予优良的资源，而其他区域则是贫瘠的，主要是位置和共性问题。地方地理感是一种仔细观察地方的独特性，透过这种独特性看出它们所代表的更大的格局和过程的感觉，对某地的观察总是要揭示其共有的或借来的要素、与生俱来的或独有的特征。

地方特性从区位和它的传统中成长起来的，在地理多样性中揭示的是本身。了解地方需从具体入手，具体来探索有关的内在特征。抽象的过程通过地方的特殊性来揭示。不论在什么地方，爱、关心和耐性都是与环境相适应的，人种和具体人类生活的真实性能够在地方的结构中发现他们的位置。地方感是一种强烈的、积极的将人们与世界联系起来的能力，位于客观的环境共性和主观的经历之间。地方感能够继续通过帮助人们揭开建筑和文化的格局而加强对这些格局的理解;地理空间解释了环境的复杂结构、地方的要素与它们的历史发展、原始背景，解释了土地利用和社会过程之间的相互作用，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保持独立的思考，去验证所告知事物的真实性。

二、理性的地理空间发展变化

（一）数据型的意境空间建立

早期的野外调查研究，是向收集调查或访谈数据的方向发展，考虑每个地方和其他地方的许多不同的联系。指定地理学基本上是一种文学功能，定位于探索的象征;位置的确定和可用图表示的空间关系定义了这个领域。自从20世纪20年代功能区的观点产生以来，附属区或离散腹地的基本概念转向中心和腹地的等级概念;然后转变成中心、腹地、联系的等级层次和各种流的复杂网络;接着转向更广阔的作为地理研究基础的数据，演化成来自于多重出版源和调查结果的数据，这些数据被用来开发成以空间方位度量为基础的各种地图，反映了空间的客观性，更重要的是解释社会现象，给出了我们所生存的世界的整体感受以及各个地方的具体感受。

相比于文字、语言、手势甚至代数，地图是身临其境的阅读，不是直线型的。地图的阅读者会立即寻找方向、比例尺、熟悉的符号或者标志，并定位任何与自己的经历有联系的东西。符号使我们能够以简化的形式重构这个复杂的世界，分清一系列完整、可视而智能的等级层次。符号的使用和记录加快了信息传输和“经验的对质”，符号有潜力帮助我们对比并最终调和各种矛盾的世界模型。地图及其符号能传达看图者和所描述的地区间的距离感。符号化活动显示了大量有关人类及其基本智力需求的事物。每个思考的人都知道人类的心灵是通过寻找有意义的模式起作用，而不是很关注数据和证据的时候，地理学家才在研究社会关系时打破了地图的限制。地图上线条、符号、信息给予地图科学以精确性和客观感，表达了这个世界，不含有任何的利益和影响;客观激发的信任，使地图成为意识形态的强有力的传播工具，可以传达着一些简单的意识形态信息。

地图成为个人日常生活的空间图像，是交流与交换的动态的一部分，受个人高度个性化的经历、需求与情感的影响，被空间感应、空间概念化用来研究传染病的路径、动植物的分布、岩石构造、行星和太阳系的演化、大脑和基因的构造，对宇宙本质和结构进行描述，描述感知的世界或者想象或者梦中的世界。为活着的人绘制的地图被频繁地使用做统治、操纵、控制以及限制他人活动和行为的根据，所以成为相当数量的民众和宗教力量的所在。地图能跨越语言和文化而被更广泛的接受，地图有效的简化信息和赋予信息等级的形式具有极大的战略效用。对现象的空间特征进行详细研究是地图的最高境界，以非凡而简单明了的方式传递信息，简化信息，使决策加快和有效。地图视觉上的简单并不意味着地图里的信息缺乏复杂性和深度。地图是一种不同寻常的文件，携带大量的难以汇集的信息，但是它展示的信息具有组合图画的简介和复杂符号的共鸣，它能揭示出许多更复杂深层次上的意义。

随着纸张和印刷的结合也使更大范围内文化传统的共享和更长时期的知识交流成为可能，这些变革促进地理知识的积累、不断修正和更新，使地图的地理空间焕发出非凡的魔力。地图能表达空间关系和叙述空间关系，叙述空间事件，为了留给后代或者作为证据记录下来，空间关系的传递也更加简单，这是至关重要的。

（二）虚拟网络地理空间的构建

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遥感影像是由形象元或像素组成的，每个象元承载的信号代表着地球表面那个区域特定波谱范围的辐射，通过像素或象元的集合传递信息。

20世纪80年代后期地理信息技术能够把数据从一种投影转换到另一种投影，从不同的系统和设备输入数据并以地图的形式显示数据。地理信息系统真正强大的地方在于通过量测区域、叠置不同的数据来分析数据，或用一系列标准的空间分析或模型来分析，数字卫星地球影像可以创建全球覆盖的数据库;GIS展示地图的动态特征，使用者可以按照需要变换可视信息。地理现实具有阵中有趣的性质，对地球表面的观察越仔细，看到的细节就越多。GIS能捕获地理位置，在研究一般法则和探索地理独特性之间进行选择，GIS数据质量问题的思考集中在可视化上，而可视化是一种有意义的质量感觉传递给使用者的合适的方法。通过一系列显示在屏幕上的地图或通过动画来传递，GIS能以更严格和更有用的形式来传递地理空间的不确定性。例如对计算机模拟模型的强调就应该能够加强气象学和气候学之间的联系。通过展示煤电厂、亚马逊的砍伐和其他生态上有问题的人类活动的可能影响，计算机生成气候图，可以帮助人类了解对他们后代的天气是有利还是有害的影响;通过显示每一天天气的力量和我们影响长期气候变化的能力，气象制图学在反对贪婪、短视、自满的世界战争中，是极重要的宣传手段。

地图与生俱来就是二维的、静态的，地图展示地图要素的位置用于区分要素或者展示它们的属性，而数字化技术拓展了地理变化的三维空间和时态信息。地理新思想的表达在数字环境下，仅受创造者的想象所限，采用空间性的分析法去探索感兴趣的领域，使研究本质逐渐逼近真实。

三、地理空间发展的应用意义

（一）综合了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的研究尺度

人文地理学和自然地理学是相互密切联系的，人文地理学的地理空间发展对于地理学的发展有重要的作用。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高度综合表现为以人地协调发展为目标，以区域为主要研究对象，实现资源、人口、环境、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克服了以往拼盘式或形式综合的缺点，体现了当今地理学走向统一的趋势。

（二）强化了对非物质生产领域的研究

对非物质生产领域的研究开拓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如商业地理学、旅游地理学、文化地理学、行为地理学。自然地理环境与社会地理环境条件下，强调从人的主体性角度理解行为和其所处空间的关系的行为地理学，主要集中在迁居与通勤行为、消费行为、认知地图和城市意象、空间行为和行为空间等方面的研究;它把心理、行为等因素引入人地关系的研究中，揭示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平衡，反馈了空间关系的规律性。

（三）应用于决策和管理服务环境的研究领域

随着人与自然协调发展思想的兴起，区域可持续发展调控与决策、区域产业结构和布局、区域经济战略和区域政策、城市和农村发展等成为人文地理学研究的热点。如利用2000年悉尼奥运会和2012年伦敦奥运会等重大事件背景下城市空间结构优化的对策，研究了奥林匹克公园从申办期到奥运会后的转变，以及通过控制规划过程将奥运公园整合进城市环境可能遇到的挑战，实现奥运公园的可持续转型，从而有利于社区多样化的形成。

四、结束语

地理空间以单个的和封闭的位置为基础发展，到现代取向的地球村的概念发展，再到后现代虚拟的网络空间和现实的地理空间融合的显存，使得地方之间的联系结构不断变化，改造了这些地方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在空间组织和功能区的存在。地区间的纽带和联系的思想，扩展到对一般形式的空间组织的关心，使距离已不是简单的概念，这是一个理解多样性空间的复杂思想，意识到每一个技术上受到驱动的距离关系的变化。伴随着相应的复杂的相互依赖的网络改变，从简单的功能区辨认，到地理空间从局地尺度到全球尺度，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促进地理空间发展，联结与关系的相互依赖使地理空间在所有的地理尺度上起作用，人与自然环境的联结、跨地方的联结、从极端的局部到全球的联结可以使地方同质化，同时也能够创造差异，扩展了人文地理研究对象的多样性。

[ 参 考 文 献 ]

[1] 赵荣. 王恩涌等主编.人文地理学2版[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6）.

[2] 周尚意. 人文地理学野外方法[M ]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3）.

[3] 王兴中人文地理学研究方法论的进展与“文化转向”以来的流派[J].人文地理，2007（3）.

[4] 赵建吉.试论人文地理学中的分析与综合[J].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6（8）.

第2篇：人文地理学定义范文

1、饮食的象征意义研究

在饮食文化研究方面，有关饮食的象征性意义以及不同群体对其的解读得到了广泛的讨论。首先，饮食承担着某种物质意义。Cook认为，饮食是“嘈杂的（noisy）”，他引用Stassart和Whatmore的话指出，“一只鸡、一颗洋葱和一磅面粉不会用相同的方式向消费者‘诉说’它们的故事”[10]。其次，饮食承担着社会文化意义。如Jackson等指出，饮食从生产到消费的整个过程中，其社会文化意义经历着不断的发展和重塑，并认为饮食在商品链中以产品的形式传递了动态发展的社会文化意义。一方面，饮食能够作为社会差别的标志，反映人们的社会身份。例如Cohen和Avieli在阐述人们的饮食习惯和用餐礼仪时，指出对于西方人来说，运用餐具盛放食物和食用食物是一种文化习惯和文明行为。另一方面，饮食被认为是地方的象征，反映了人们关于“我来自哪里”的身份界定，人们对饮食的选择，反映了他们对某个地方或者该地方所承载文化的情感倾向。例如，Collins指出，对于韩国人来说，泡菜是他们身份的象征，米饭是他们最基础的食物，肉则象征着财富。同时，饮食能够作为人们体验其他地方习俗和文化的途径。例如，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越南和其他亚洲国家，餐厅往往会把活鱼活兽养在水缸或者笼子里供顾客选择，这种行为在当地文化中象征着食物品种多样、质量优良和新鲜。而西方的游客却会拒绝食用这些“新鲜的”食物，因为他们认为这些还会动的动物是不能吃的。因此，人们对饮食的选择取决于他们对这种饮食的象征意义解读，即取决于饮食与人们的沟通，但这种沟通时常在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群体中形成某种落差和误解。

2、饮食的文化经济研究

近年来，标志人文地理学发展最显著的特性便是重新强调商品文化，即经济和文化的融合。由于现代饮食产业通过将食品的生产和消费与饮食文化紧密地连结在一起，可以说是一种商品文化的表现形式。国外人文地理学关于饮食的商品文化研究涵盖了整个饮食产业链，从饮食的生产、运输、零售和消费的各个方面探讨饮食所起的社会文化作用和人地关系。关于饮食生产的研究往往将饮食与农业及其相关的问题联系在一起，探讨食品种植和生产的影响因素，及其过程中体现的人地关系。这些研究指出，食品农业受到食品贸易政策和替代食品经济（alternativefoodeconomy）的影响，食品市场的“质量转向（turntoquality）”强调了对全球同质化食物的摒弃，而转向对更加“本土”和“自然”的食物的消费，这一趋势影响了食物的种植和生产。同时，Marsden指出，在获取食物的过程中，人类具有通过社会活动定义自然的力量，将“文化”嵌入农民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农业生产活动、农业经济，以及农民的日常生活、道德、环境认同和性别认同等问题的研究中。近年来，地理学者们开始从对饮食生产的关注转为对饮食消费的探讨。一些地理学者指出，空间、地方以及消费行为、消费循环和流通是经济地理学重构的核心。在此背景下，与饮食的零售和消费相关的商品链得到了一定的关注。例如Cook和Crang探索了商品唤起的“双重商品拜物教（doublecommodityfetishism）”地理知识，改变了地理学家对“产品如何、为什么和在哪里生产”的无视状态，这些地理知识意味着消费者的权力在复杂的全球饮食文化的流通过程中显得越来越衰弱。同时，由于地方饮食能够很好地体现城市的地方性并成为城市的地方品牌和文化遗产，而且越来越多的人以寻求新奇的饮食体验为旅游动机，体现城市地方特性的饮食便成为了识别和营销旅游目的地形象的重要方面，因此旅游中的饮食消费引起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兴趣。例如Mak等指出全球化在对地方饮食体系构成了威胁的同时，也成为了为旅游目的地饮食产品再造的重要动力，推动了旅游目的地传统美食及其特殊性的重构。Cohen和Avieli指出人们在旅游目的地的饮食消费行为是相当复杂的，并受到了以往的饮食经验、新鲜感和安全感等方面的影响，认为游客对目的地饮食同时具有吸引和排斥的情感。总之，有关饮食文化经济问题的探讨是现阶段国外人文地理学视角下的饮食文化研究最为核心和重要的方面。

3、饮食的文化政治研究

在商品文化研究盛行的背景下，有关饮食的文化政治研究主要关注饮食作为一种商品，在商品网络中体现的政治问题。在食品的生产方面，Winter指出，西方的饮食再政治化源自1980年代对共同农业政策（commonagriculturalpolicy）的批判，从而使农业和农村都受到开放和冲突政治的影响。与此同时，对食品远距离运输的抵制、伦理消费和道德经济的出现，使消费者更加希望能够清晰获得食品的一切生产信息。这些道德消费者往往抵制垄断的跨国企业生产的食品，而倾向于购买平等交易的食品和本地生产的有机食品和健康的肉类，并支持本社区的农业活动，人们的这种行为使本国政府和主要的食品零售商接受了较大的挑战。对于研究食品农业的地理学者来说，这些趋势使他们的研究从时间（通过记忆和忘记）、空间（通过连结和分离）、可见性和非可见性的视角探讨食品农业体现的道德经济以及个人和集体责任。而由于环境主义以及社会学科对自然—社会联系的关注，将饮食和自然环境联系在一起探讨其社会作用也是饮食农业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在有关食品销售过程的研究中，Redclift关于口香糖的著作《口香糖：味道的命运（Chewinggum:thefortunesoftaste）》指出，虽然生产口香糖的原材料来自墨西哥，但是它到达美国之后，才被赋予了“出生证明”。同时，在贸易全球化的背景下，居住在墨西哥尤卡坦半岛高地森林的生产口香糖的贫穷人口，其利益的新生产和交易规则的实施受到了巨大的阻力。在整个商品网络中，口香糖反映了权力不平等的地区政治经济对口香糖生产和消费的影响。而另一些学者则探讨人们日常饮食消费活动中的政治因素。Smith和Jehlicka通过对波兰和捷克共和国居民的饮食传记研究，发现饮食是中东欧社会（尤其在社会主义系统崩溃之后）人们感知以及将自己放置于（或感觉自己存在于）戏剧般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动荡中的最直观方式，同时指出，该地居民的饮食消费行为反映了他们对自治权的差别性对待、反抗和承担，认为西方（发达）的生活方式并不是完全支配了中东欧，也不存在文化霸权现象。这些研究关注的焦点集中于饮食业的商品链、商品流或者商品网络中所反映的道德和责任问题，强调了食品所处的商品网络中蕴含的压迫和抗争。

4、饮食与认同的相关研究

关于饮食与认同的研究中，最为突出的是饮食所唤起的地方、种族或民族认同现象。以往研究表明，人们的饮食习惯和口味偏好能够产生和维持他们的种族或民族认同，因为人们往往将美食和某种菜系与某个种族、民族或者国家联系在一起。可以说，决定“吃什么”是维护种族或民族认同和地方认同的核心举措。在有关饮食和认同的研究中，学者们运用饮食探讨种族认同的发展和维持以及女性、漂泊人群（diaspora）、移民、流离失所者、被奴役的人群和贫困人群的文化身份认同，研究的主题往往涉及到非白种人（边缘种族）如何被赋予异域风情的标签或妖魔化，边缘群体的饮食历史如何被忽视、挪用或者被占主导地位的族群边缘化，以及这些被压迫的族群如何抵抗。例如，Ray[36]指出，一些白种人作者将某些食物与非洲侨民相联系，并使之成为黑人身份的表征，这事实上是从白种人的视角重新解读黑人的身份，并给食物贴上了种族的标签；Williams-Forson关注食品的失实描述（misrepresenta-tions）与女性之间的关系，他认为鸡肉在塑造黑人女性身份认同（包括种族认同和性别认同）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人们的饮食生产和消费行为反映了他们对文化和种族同质化的抵抗。例如，一些非裔美国人在食谱写作中，往往会斥责美国白人对黑人食品的负面描述，并寻求根除烹饪种族主义（culinaryracism）的方式。除此之外，学者们还把饮食与移民的怀旧（nostalgic）情怀相连结，移民不仅运用故乡饮食修复在迁入地的孤独感、疏离感和对故乡的怀念，还利用迁入地资源与故乡饮食创造出了属于他们自己的饮食文化，以克服记忆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分裂。这些移民所创造的饮食体系，被称为怀旧美食（nostalgicgastronomy），因为它通过迁入地的食物再现了移民迁出地的饮食文化，体现了移民对故乡的地方认同和情感依恋，以及在迁入地形成的乡愁。除此之外，在全球化背景下，人们的饮食行为反映出的并不是对某个具体地方身份的认同，而是一种“世界主义认同（cosmopolitaniden-tity）”。例如，Duruz分析了生活在伦敦和悉尼两个多元民族购物街区附近的两名妇女（一个是英国人，另一个则是拥有英国血统的澳大利亚人）的饮食生活传记，指出这两名妇女的描述是连续却存在差异的，反映了她们对想象的“亚洲”、“欧洲”和“世界”的认同。

二、人文地理学的饮食文化研究趋势

从上述研究内容可以看出，随着经济和文化的全球扩散，关于饮食文化的人文地理研究开始将注意力转向对饮食的全球进程及其凸显的新型、动态的人地关系，饮食文化和饮食活动对空间的塑造，以及饮食空间意义的关注。这些研究趋势不仅体现了地理研究的“文化转向”和“空间转向”，还凸显了人文地理学对“人”这一主体的进一步关注，强调了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具体来说，人文地理学的饮食文化研究趋势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强调饮食全球化及其带来的影响

受到人口跨地方迁移的影响，饮食开始跨越地理边界移动，使得饮食的全球化现象越来越普遍。随着这一现象的普遍化，文化帝国主义和麦当劳化带来的“全球味道（globalpalate）”和“全球菜系（globalcuisine）”，即饮食同质化现象，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一方面，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同质化也因此显著地影响了地方的饮食形象和认同（一个地方饮食景观的总体形象），并剥夺了游客和本地居民的地方感，成为了切断食品与地方之间的纽带，或“地方味道（tasteofplace）”[50]的主要因素。另一方面，全球化也被认为是饮食文化多样性的重要影响因素。在文化全球化带来饮食文化霸权和麦当劳化的同时，世界文化理论（worldculturetheory）和“全球地方化（glocal-ization）”理论则提供了一个“双向”的视角，强调了全球和地方的交缠生产并再生产了地方的社会文化空间和人们的文化认同。全球化的另一个重要的表征是“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现象，使文化、身份认同和特定地方之间的联系显得越来越弱，文化的全球互连则越来越普遍，其通过说明文化认同不再拘泥于民族国家以及将地方作为文化的载体，强调去文化和去地方（化），以及文化的重构和地方重构。一方面，对跨国主义的关注为饮食研究开辟了新的空间，使学者们开始考虑跨国移民在生活中如何购买、准备和消费饮食，认为人们对熟悉的饮食产品的消费，让跨国移民们将自己的日常生活世界重新生产为理想的、反映自己民族的家园。另一方面，跨国主义的框架能够用于解释人们动态变化的饮食行为和体验。跨国主义将文化和经济结合在一起，很好地描述了移民日常生活中的饮食行为及其对饮食的社会文化解读。同时，饮食产品的意义在跨国流通过程中是动态变化的。总之，对于全球化和跨国主义背景下的饮食文化研究往往着眼于饮食的差异性意义解读、商品文化和人们的复杂认同，凸显出饮食在全球流通过程中的意义变化以及对人们认同的塑造作用。

2、关注饮食的意义以及人、饮食、物质环境和社会之间关系的探讨

大卫•哈维在课堂上提到，“我常问那些地理系新生，他们刚才那顿饭是在哪儿吃的。回忆制作这顿饭的所有原料可以揭示它对各个社会关系和生产条件的依赖”。从这句话可以看出，饮食是我们生活世界的隐喻，有着丰富的社会文化意义。人们在吃的过程中往往会通过各种感官对食物及其包含的文化意义进行感知，并或多或少地与他人发生社会联系，也就是说，吃是一个生理的和社会的过程，该过程使饮食具有物质的和社会的双重意义,是一种包含了人与环境、人与人之间联系的文化现象。同时，饮食可以被理解为文化沟通系统的一个标志，并可以丰富饮食和饮食文化生产的“象征性”方面。在近期的饮食地理研究中，人们饮食行为的社会和文化意义被广泛探讨。例如，PeterJackson运用社会和文化地理学的视角探讨了饮食的文化意义。首先，他认为印度饮食在英国的流行响应了英国市场对“亚洲时髦（Asianchic）”的热情，并指出有关物质文化的文化地理研究必须重新关注文化物化（cultur-almaterialism），而不仅仅只是解读其象征意义。而后，Jackson在他的著作《变化的家庭，变化的食物（ChangingFamilies,ChangingFood）》中将饮食研究延伸至家庭中，探讨饮食与家庭结构和人们家庭生活的关系，指出人们日常的饮食行为变得更复杂，并且人们更加关注饮食过程中体现的社会不平等，而不仅仅是为生活健康的问题。

3、从探讨饮食和饮食文化本身的地理学研究，转向对饮食空间问题的探讨

新文化地理学强调文化的空间性，并将文化视为空间过程的媒介，指出文化应该被理解成一种媒介，人们通过这种媒介把物质世界的平凡现象转变成由这些现象赋予意义和价值的世界。在现实中，空间的隐喻（metaphor）就是文化。人们之所以能够从某种事物的空间形式中感受到某种文化力量，正是因为人们理解了这种空间形式所代表的文化意义。这一趋势反映在饮食文化研究上，便是人文地理学开始对饮食空间研究进行关注。在国外饮食研究中，餐厅、食物市场、超市、厨房等公共或私人的饮食空间都是其常用的研究对象，其中的空间实践和人们的地方情感和身份塑造问题更是被广泛探讨的话题。

三、研究展望

段义孚说“也许世界上再没有其他文明如中华文明一般重视烹饪的艺术和饮食所带来的愉悦感”，中国文化是“饮食中心文化”。然而，我国与饮食相关的地理学研究却相对比较缺乏，仅有的研究主要着眼于饮食文化的区域分化及其形成原因、饮食景观、饮食消费行为的时空分布等方面，个别研究开始关注人们在城市饮食空间中的感知，及其在该空间中形成的复杂地方感，与国外相关研究有着显著的区别，难以与前沿的地理学思潮对话，也难以为国际饮食地理研究提供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理论与实证研究贡献。因此，本文在回顾国外饮食文化研究内容和趋势的基础上，对国内饮食文化研究提出以下展望：

1、从“时间—空间”的角度关注饮食体系所表征的人地关系问题

从时间—空间的维度来说，关于饮食的研究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同样的食物对于不同的群体蕴含着不同的意义；二是，人们在不同的时间对饮食意义的解读会产生差异。但是，国内相关研究对上述问题的讨论尚浅，因此，需要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相互交缠的维度探讨国内不同尺度地方的饮食体系所反映的社会文化问题，以及动态、差异的人地关系。

2、关注饮食所反映的跨地方问题

对于我国来说，最为显著的社会背景是人口跨越较小规模地方边界的迁移，例如省际迁移和城际迁移，以及人口从乡村流向城市。这些流动的群体如何用饮食来表征自己割裂的地方认同和身份认同，又是怎样用饮食来适应新的生活？同时，人口的跨地方迁移或多或少地使迁入地的社会空间产生改变，形成新的饮食空间。这些空间如何被社会生产，如何在城市中聚集，是否形成动态的社会边界，又是否成为人们跨文化认同和文化冲突的焦点？为响应国际饮食地理研究的发展趋势，凸显中国特色饮食地理研究，并对我国城市中的跨地方问题作出更好的解释，对上述问题的探讨有必要成为国内饮食文化研究关注的话题。

3、对饮食相关的文化政治问题进行进一步的关注

第3篇：人文地理学定义范文

神州大地，是中华民族世代生息繁衍的地方，五千多年来，我们的祖先建设了无数的城市和乡村，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景观，形成了非凡的环境理念，这些都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关于自然地理与人文景观方面的研究具有悠久的历史。商周时期的《周易》就曾提出“视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以及“仰以观天文，俯以察地理”等观点。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尚书・禹贡》，是我国第一部带有地方志雏形的区域地理著作。以山脉、河流等为标志，根据地理环境各要素的内在联系与差异，将全国划分为“九州”，建立以华夏为中心的地域视野，表达了古代的区域观念，并对每州的方域、植被。土壤等自然形态，以及物产、田赋、民族、交通等人文景象，均作出简要的描述。同样威书于战国时期的《管子，地员》是我国最早的土地分类专篇总结了我国远古时期农业生产的实践经验，把土地分为5类，即渎田、坟延、丘陵、山林和川泽，然后详细论述了各类土地与植物的关系，并根据各种土壤的生产能力划分等级，认为“地者政之本也，辨于土而民可富”，已具有因地制宜的思想。《管子・地图》则是我国最早的地图专篇，主要论述军事统帅在作战之前，必须了解诸如“名山、通谷，经川，陵路、丘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苇之所茂，道里之远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废邑，困殖之地”等各种情况。

先秦古籍《山海经》，包括《山经》和《海经》，内容庞杂，自然方面有山川、泽、林、野、动物，植物、矿物，天象等，人文方面有邦国，民族，民俗、物产、信仰，服饰、疾病医药，以及帝王世系、葬地和发明制作等，几乎无所不包，其中所述地域，地望以及山水的走向大多可考，对于古代历史、地理等方面研究具有重要价值。汉代关于自然地理与人文景观的研究著作颇丰。西汉学者司马迁所著《史记》是我国第一部通史，其中《货殖列传》可称为我国最早的经济地理论著。根据他游历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的见闻，以发展的观点观察社会经济活动的内容，根据地区的山川，物产，风俗民情等，将国土划分为“龙门碣石以北”、“山东”、“山西”、“江南”等4大经济区域，进而细分为12个小区，分别描述各地的自然与人文特点。同时，以城市作为地区的中心，对30余个城市的地理，风俗、交通、物产和贸易情况进行分析。东汉学者班固撰写的《汉书・地理志》是我国最早以疆域政区为主体的地理著作，对汉代郡县封国的建置，以及各地的山川、户口、物产，风俗和文化等均作出综述。部分郡条记述了一些重要的自然和经济情况：在县条中，根据不同地区的特点，分别记录有关山川、水利，特产、官营工矿，著名的关塞，祠庙，古迹等情况。其中载有盐官共36处，铁官共48处，反映了当时官营盐、铁产地的分布。

北魏夜学家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介绍了丰富的农牧渔猎知识，记述了朴素的生态学观点，其中“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的观点，具有人类对自然应该合理利用的思想。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所著《水经注》，以河川为纲，记述的内容包括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的各个方面，特别是自然地理中的水文地理、地貌和生物地理，人文地理中的城市地理，民族地理，文化地理和农业地理等。此外还有较多沿革地理和地名方面的珍贵资料。唐代地理学家李吉甫所著《元和郡县图志》，南宋学者赵汝适所著《诸蕃志》、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以及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的《昌平山水记》，《山东考古录》，《肇域志》，以及《天下郡国利病书》等著作，涉及了自然地理与人文景观的各个方面，在历史学、金石学。语言学和文学等方面具有很高价值，为今天研究文化景观遗产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宝贵文献。同时，从五代开始，我国地方志的编撰逐渐盛行，在一千多年中，全国各地先后刊行的地方志达到上万种，其内容包括行政区沿革，地貌，地质，水系，气候，植物，动物，交通，社会，聚落、物产、贡赋，灾异，民俗等，地方志中所涉及的文化景观内容几乎无所不包，也是今天开展文化景观遗产研究内容极其丰富的资料。

在我国众多古代文献中，不仅描述了各个时代，各个区域的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内容而且记载了基于山水文化的环境设计理念，表达各赋特色的环境意境，所形成的不同类别与特征的文化景观。我国古代先民在选择定居地点时，出于对生存环境和防御需要的考虑，往往对周边的山水地貌格外关注。例如西汉时期的晁错就曾建议在“移民实边”时，必须考虑良好生态环境，指出一臣闻古之徙远方以实广虚也，相其阴阳之和，尝其水泉之味，审其土地之宜，观其草木之饶然后营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仟佰之界，先为筑室，家有一堂二内，门户之闭，量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轻去故乡而劝至新邑也”。可见古人在考虑新的居住环境时，要选择那些水质甘美，土地肥沃，草林茂盛的地方，继而加以规划，开辟道路，建造房屋，合理安排居室结构，这样才能在发展农业的同时，使人们对新的居住环境感到满意，体现出农业社会人居环境建设的基本要求和特点。此外，我国古代先民在长期的农牧渔猎生产中，还积累了朴素的生态知识，例如在《国语・周语》中就有“古之长民者，不堕山(不毁坏山林)，不崇薮(不填埋沼泽)，不防川(不障阻川流)，不窦泽(不决开湖泊)”的论述，体现出难能可贵的生态环境保护理念。

古代城市选址则对自然环境提出更高的要求，不但涉及地形，地质，气象，水文，资源、交通等多种因素，还要考虑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影响。我国古代的城邑分为都城，府城，州城、县城等多种等级，城市又有商业都会、军事重镇。手工业城市等多种类型，因此选址时考虑的因素各不相同，对环境的要求也各有所别。尽管如此，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始终遵循一定的规则，体现一定的规律，形成我国特有的城市景观和山水文化，将自然环境的特征与优势，通过特定的文化景观突出地表现出来。例如《管子・乘马》曰：“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困天材，就地利，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既反映出在城市选址中对自然环境和

山水格局的严格要求，又强调城市选址应充分结合地利条件，视地形的实际情况而定，不必强求形式上的规整。这种重地利，讲实效的城市建设理念，对于摒弃单一的城市格局，突出城市个性特色，形成风格各异的文化景观，具有积极的意义。同时，我国古代“以农立国”，强调根植于富足农业基础之上，对土壤，水源的要求格外重视。例如周、秦、汉、唐各朝相继在关中建都，皆因当地土壤肥沃，水源充足。

我国古代，也留下了大量记载周边国家和地区自然地理与人文景观的文献。例如公元前139年，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历时13年，身经匈奴、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于阗等国，其主要见闻被录于《史记・大宛列传》，公元416年，东晋高僧法显，根据历时15年远赴天竺的经过，写成《佛国记》一书，对所经中亚、印度、南洋约30国的地理、交通，宗教，文化，物产、风俗乃至社会、经济等都有所述及；公元627年，唐代高僧玄奘只身西游，跋山涉水，行程5万里，历尽艰险，携回梵文经典，所著《大唐西域记》，生动地记录了当时中亚、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等地区的138国的地理形势、人口疆域。国都城邑，政治历史、物产气候，风土习俗，语言文字、民族宗教等；公元1405年始，明代航海家郑和7次远航“西洋”前后共历28年，随航人员著有《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等，记载了所历亚非30余国的山川地理和风土人情。这些著作不仅是反映我国历史上国际交流的重要史料也是研究各国文化景观的珍贵文献，是我国对世界文化的独特贡献。

文化景观作为人类文明的产物，是一定历史时期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结晶。由于地理、气候和生态等自然条件的不同，加之文化方面的差异，造就了东西方不尽相同的文化景观理念。在古代的希腊，罗马，曾有不少关于人地关系的论述。例如希腊历史学家斯特拉波(strabo)著有《地理学》17卷，描述当时欧洲人所了解的世界各地区的自然特征、物产、居民风俗习惯等，可以说是西方最早的人文地理著作。但是自从进入中世纪黑暗时代以后，神学代替了一切。直至14－17世纪，欧洲先后发生了文艺复兴科学从神权统治下解放出来，得到了较大的发展，许多科学家通过科学考察积累了不少宏观生态学资料。实际上西方社会在17世纪才开始欣赏自然之美。在此之前 自然、荒野往往被看作是可怕的禁地，被视为凶残的土著人和野生动物的领地。随后，欧洲出现了工业大生产的萌芽和世界地理大发现，欧洲航海者开辟了新航路发现了新大陆，促使各国居民纷纷移居海外，扩大了世界市场，开始了殖民掠夺，同时也促进了对世界各地的地理环境，人文景观、资源分布、商业中心等情况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

对于景观的辨别，描述和解释，在西方长期以来就一直是地理学的一个主要工作。德国地理学家A洪堡(A.Humboldt)在19世纪初曾提出应把景观作为地理学的中心问题，探讨由原始的自然景观变成文化景观的过程。另一位德国地理学家c.李特尔(c.Ritter)则是在近代地理学中，最早阐述了人地关系和地理学的综合性，统一性，并奠定了人文地理学的基础。主张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布满人的地表空间，人是整个地理研究的核心和顶点。认为”地球上，人类的每一个物质成就，不论是一间房屋、一个农庄或一个城镇，都代表着自然和人文因素的综合”。在组成地区特征的复合统一体中，自然和人文是不能分开的。c.李特尔在具体研究中偏重人文现象。把自然作为人文的基本因素，主张地理学必须与历史学携手前进。他的学术巨著《地学通论》，又名《地球科学与自然和人类历史》一书，探讨了世界各地区自然现象与人文现象，把自然作为人文的基本因素，认为自然决定人类历史的发展。1859年，英国生物学家C.R.达尔文(c.R.Darwin)的《物种起源》一书出版，书中详细介绍了他20年来收集到的丰富证据，充分论证了生物的进化，提出生物通过自然选择以适应生存环境的生物演化论观点，在国际社会引起极大反响。1865年，英国学者G.P.马什(G.P.Marsh)在《人与自然，人类活动改变了的自然地理》一书中，以生态学的观点认识到人对自然的影响会带来生态平衡的失调。

由此我们看到，人们对于文化景观的认识也是由零星的知识积累，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系统的科学。直到19世纪，美国才逐步认识到荒野是人类社区的组成部分。美国联邦政府把一些迷人的自然景观划定为不准人们永久居住的保护区，1872年建立的黄石公园就是其中的首例。这是发展区域文化的一件大事，它第一次公开确认原始荒野是文明生活的摇篮，不能不顾后果地把自然环境仅仅用于经济开发，因为风景也是一种社会文化资源，也是一种生态资源。在城市景观方面。1858年，有美国景观之父之称的奥姆斯特德(F.L.Olmsted)和沃克斯(calvertVaux)在曼哈顿的核心地区设计了长2英里，宽0.5英里的城市公园，继而在全美掀起了城市公园运动。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一批景观设计师在美国各城市从生态的高度，实施将自然引入城市的设计。其中波士顿公园系统设计，以河流、泥滩、荒草地所限定的自然空间为依据，在城市滨河地带形成2000ha的绿色空间，以线性空间连接城市公园，意在重构城市自然景观系统。奥姆斯特德在《公园与城市扩建》一文中，认为城市要有足够的呼吸空间，要不断更新和为全体居民服务，并且归纳出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的主要原则，以城市自然脉络为依托，使城市公园实现有机地联系。

人们逐渐认识到文化景观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每一个历史时期，人类都按照其文化标准对自然环境施加影响，并把它们改变成文化景观。19世纪下半叶，德国地理学家F.拉采尔(F.Ratzel)最先系统地阐明文化景观的概念，他称之为历史景观。他在《人类地理学》一书中强调了种族，语言和宗教景观的研究以及文化传播的意义，并认为人的活动，发展和抱负受到地理环境的严格限制。F.拉采尔指出历史景观是人类活动所造成的景观，它反映出文化体系的特征和一个地区的地理特征，主张对田地，村落，城镇及道路等进行分类，以便了解其分布、相互联系和历史起源。1885年，J.温默(J.Wimmer)在其《历史景观学》一书中提议，要把注意力集中于“景观”的全貌，提倡景观内涵的自然与人文意义的兼容并蓄。事实上“文化景观”一词自20世纪初已经开始应用，主要是指自然风光，田野、建筑、村落，厂矿、城市、交通工具和道路，以及人物和服饰等所构成的文化现象的复合体。乔丹指出，“文化景观是文化集团在其居住地域上所创造的人为景观”。德伯里则认为“文化景观包括人类对自然

景观所有可辨认的改变，包括地球表面及生物圈的种种改变”。

20世纪初，生物学家和暂学家P.盖迪斯(P.Geddes)从生态学研究走向人类生态学，研究人与环境的关系，系统研究现代城市成长和变化的动力以及人类，居住地与地区的关系，成为现代城市规划的奠基人之一。他积极倡导综合规划的概念，在1909年出版的《城市之演进》一书中，用哲学，社会学与生物学的观点，揭示城市在空间与时间发展中所展示的生物与社会方面的复杂性，指出在规划中要把不同部门和工作统一起来考虑。他把环境看成是多种元素的一种构成物，是在不同地址上人类进行多种活动的场合。P.盖迪斯提倡“区域观念”，即周密分析地域环境的潜力和限度对居住地布局形式与地方经济体的影响关系，突破城市常规范围，强调把自然地区作为规划的基本框架。此后，著名学者L.芒福德(L.Mumford)强调以人为中心，提出影响深远的区域观和自然观。他认为城市与区域不仅是地域的范畴，而且是地理要素、经济要素，人文要素的综合体，主张复兴城市和地区的历史文化遗产，使其成为优良传统观念和生活理想的重要载体。他指出“城市和乡村是一回事，而不是两回事，如果说一个比另一个更重要，那就是自然环境而不是人工在它上面的堆砌”。“在区域范围内保持一个绿化环境，这对城市文化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一旦这个环境被损坏，被掠夺，被消灭那么城市也随之而衰退，因为这两者的关系是共存共亡的”。他提倡要“创造性地利用景观，使城市环境变得自然而适于居住”。

20世纪上半叶，许多德国地理学家都认为，研究原始景观向文化景观变化的过程，是研究人员的中心任务。德国地理学家O.施吕特尔(o.Schluter)提出文化景观论，认为景观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原始景观，即在经过人类活动重大改变以前存在的景观，一类是文化景观，即原始景观经由人类活动改变以后的景观。认为文化景观是地面上可以感觉到的人文现象的形态，人文地理学应该研究这种人类及其劳动所创造的，能反映人类群体的文化和经济的景观。他于1906年提出“文化景观形态”这一概念，强调景观既有它的外貌，在它背后又有社会，经济和精神的力量，并指出文化景观与自然景观的区别，要求把文化景观当作从自然景观演化来的现象进行研究。o.施吕特尔还把文化景观分为可移动的和不可移动的两种形态，前者指人以及随人移动的物品等，后者则通过文化作用于自然景观的全部效果来反映。对文化景观理论贡献最大的是美国地理学家C.O.索尔(c.O.Sauer)，他继承和发展了德国学者的文化景观论。他强调景观一词把自然与人文兼容并蓄，体现了地理学的整体性，认为景观是“由包括自然的和文化的显著联系形式而构成的一个地区”，重新评述了地理学研究领域中景观的内容、形态学方法的应用，以及各种景观的形式和功能，把注意力引向“文化景观”概念。

1923年，c.o.索尔在就任贝克莱大学地理系主任的演说中指出“人类按照其文化的标准，对其天然环境中的自然和生物现象施加影响，并把它们改变成文化景观”。C.O.索尔在1925年发表的著作《景观的形态》中，认为文化景观是人类文化作用于自然景观的结果，而在1927年发表的《文化地理的新近发展》一文中，他首次明确定义了文化景观，即“附加在自然景观上的人类活动形态”。由于人类对地球表面的影响已经历几千年，按照他的观点，地表的所有景观都已经成为文化景观。因此他提出地理学者应该开创先河，将对自然景观的研究转入到追溯当地文化景观的研究中去。在C.O.索尔看来，文化景观是特定时间内形成，具有区域基本特征，在自然与人文因素综合作用下形成的复合体。他认为人文地理学的核心是解释文化景观，主张用实际观察地面景色来研究地理特征，通过文化景观来研究人文地理。c.o.索尔一直致力于文化地理学的研究，并开创了”伯克莱学派”。这一学派引导人们用发生学方法研究历史文化。他们认为景观因人类的作用而不断变化，文化景观是人类文化与自然景观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结果，“就像历史事实是时间事实它们之间的关系产生出时代概念一样，地理事实可以看作是地点事实，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用景观概念来表达”。C.O.索尔认为“如果不从时间关系和空间关系来考虑，我们就无法形成地理景观的概念。它处于不断发展、消亡，替换的过程之中”。他对农业起源和扩散的研究和人在改变环境中的作用的研究被视为经典之作。

C.O.索尔之后，地理学家对人文景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类对土地的利用。英国学者A利奥波特(A.Leopold)在1933年出版的《大地伦理学》中，主张把良心，权利等概念扩大到自然界，提倡“完整形态的尊重存在的伦理学”，反对以人类为中心的“人类沙文主义”。提出“生态价值”概念，主张以伦理学为基础研究生态的伦理价值和人类对待生态的行为规范即承认生物和一切自然物存在的道德权利，形成人与自然之间联系的新的价值观念。由于民族的迁徙，一个地区的文化景观往往是在不同时期，由各个民族、各种文化叠置而成的。因此，美国地理学家D.s.惠特尔西(D.S.Whittlesey)在1929年提出“相继占用”的概念，认为文化景观是人类活动相继叠加的结果，表现出一定的阶段序列。因此，地理学不应是研究人类对环境的适应，而是研究个地区内人类社会占用的历史演变过程，主张用一个地区在历史上所遗留下来的不同文化特征，来说明地区文化景观的历史演变。他列举了在新英格兰地区的实例研究，印第安人居住时为从事采集的原始森林：欧洲迁移来的农民把低地开发为农田，在山坡草场饲养牲口，后来因经济转型又把草场转变为森林(次生林)并养殖牲畜；他预言第四阶段将以林业为主要活动。在他看来，每个阶段或人类占用的时代，都与人类的祖先和后代联系在一起，并认为阶段演化是内园作用的结果，类似于一个活细胞的发展和死亡。认为一个地区的居民在其态度、目标或技术上如有任何重大改变，则自然资源基础对它们的意义就需要重新估价。

第4篇：人文地理学定义范文

1.地理学的研究对象

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2007）给出的地理学定义为：研究地球表层自然要素与人文要素相互作用及其形成演化的特征、结构、格局、过程、地域分异与人地关系等，是一门复杂学科体系的总称。我国著名地理学家郑度院士和陈述彭院士（2001）认为，地理学是一门研究地球表层自然要素与人文要素相互作用与关系及其时空规律的科学。其面对的是复杂的地球表层巨系统，是由大气圈、水圈、岩石圈、生物圈与人类圈所构成的统一整体，是由各种自然现象、人文现象组合在一起的复杂体系。我国著名地理学家、中国地理学会原理事长陆大道院士（2011）认为，地理学是一门研究地球表层的科学（学科体系），其对象是研究地球表层地理环境的结构、演化过程、区域分异及人类对地理环境的利用和适应。地理学方法论的精髓在于把握区域的差异性及区域之间的相互依赖性，这也是地理学与其它研究资源、环境和生态的学科的重要差异。通过上述三个笔者能找到的国内最权威的地理学研究界定可知，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地球表层，且该表层具有圈层结构特征；地理学是研究地球表层环境与人类活动关系的一门学问；地理学是认识地球表层环境的经验总结，同时也是认识、利用地球表层环境并与之和谐共处的指针。

2.地理学的研究核心

对人地关系的认识，素来是地理学的研究传统之一，也是地理学理论研究的一项长期任务，并始终贯彻在地理学的各个发展阶段。事实上，涉及人地关系综合研究的学科，不仅限于地理学，但以地域为单元，着重研究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惟有地理学，即从地理学入手研究人地关系，是明确以地域为基础的。为此，我国已故人文地理学泰斗吴传钧院士（1991）就明确提出地理学的研究核心是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人地系统是由地理环境和人类社会两个子系统交错构成的复杂的开放的巨系统，内部具有一定的结构和功能机制。在这个巨系统中，人类社会和地理环境两个子系统之间的物质循环与能量转化相结合，就形成了人地系统发展变化的机制。具体地说，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是以地球表层一定地域为基础的人地关系系统，即人与地在特定地域中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种动态结构。人地关系系统研究的中心目标是协调人地关系，重点研究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优化，并落实到地区综合发展上。任何区域开发、区域规划和区域管理必须以改善区域人地相互作用结构、开发人地相互作用潜力和加快人地相互作用在地域系统中的良性循环为目标，为有效进行区域开发和区域管理提供理论依据。研究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总目标，是为探求系统内各要素相互作用及系统的整体行为与调控机理，从空间结构、时间过程、组织序变、整体效应、协同互补等方面去认识和寻求全球的、全国的或区域的人地关系系统整体优化、综合平衡及有效调控的机理。

3.地理学的学科视角

美国国家研究院在1993年专门成立了“重新发现地理学委员会”，其主要针对此前10年地理学这门学科在美国经历的一场复兴，首次对30年间美国地理学发展进行了综合评估，并于1997年出版研究报告《Rediscovering Geography： New Relevance for Science and Society》。我国学苑出版社在2002年12月出版了中译本《重新发现地理学：与科学和社会的新关联》。该报告指出，地理学像其它科学分支一样，具有一套发育完善的视角（见图1）：①通过地方（place）、空间（space）和尺度（scale）的动态观察世界的地理学方法；②地理学的综合领域：环境—社会动态把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环境动态与自然系统、人类社会动态与经济、社会和政治系统联系起来；③应用图像、语言、数学、数字和认知方法的空间表达。换言之，地理学观察世界的视角是通过对地方和尺度（横坐标）的聚焦，穿越环境动态、环境—社会动态、人类—社会动态（纵坐标）三个综合领域，而空间表达（矩阵的第三维）则加强并驱动其它地理学分支的研究。

■

4.地理学的学科地位

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1994）从整个人类认识世界的高度上研究了科学体系，提出地理学应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数学科学、建筑科学、军事科学、人体科学、思维科学、行为科学、系统科学与美学并列，是一大科学体系，故称为“地理科学”。地理科学不是一门科学，而是一系列的科学，是介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桥梁科学”。钱老还认为，应将地理科学分为基础理论（基础科学）、技术理论（技术科学）和应用技术（工程科学）三个层次。基础理论层次包括理论地理学、地球表层学、区域地理学、部门地理学（人文地理学、自然地理学及其分支）；技术理论层次主要研究应用的地理理论，如建设地理学、国土经济学、生态经济学、应用地貌学、应用气候学等；应用技术层次包括灾害预报、生态设计、规划、遥感、计量、制图等方面实际应用技术。从地理学的科学性质上看，它是受哲学指导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汇合；从层次上看，其是一个从基础理论—技术理论—应用技术的完整体系。

二、地理科学的学科功能

某门学科之所以存在并拥有立足之地，继而具有独立甚至崇高的学科地位，很大程度是由它无以替代的“功能”所决定的。地理学的学科功能包括科学功能和社会功能两方面。科学功能是指地理学对人类科学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即对人类知识体系有用。社会功能是指地理学对促进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所具有的作用，即对指导社会实践有用。北京大学著名地理学家蔡运龙教授（2011）将地理学的科学功能归纳为“究天人之际”，社会功能总结为“经世致用”。“究天人之际”出自司马迁《报任安书》中的“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所谓“究天人之际”就是要探究地理环境和人类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即研究人地关系。《辞源》中对“经世”的解释为治理世事，“致用”为尽其所用。后来“经世致用”一般指学问必须有益于国事。地理学“经世致用”的社会功能即是能够指导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实践。

蔡教授具体总结了地理学科学功能的独特性，即重视细节而忽略整体的特征，认识地球表层的复杂性、景观的多样性及其中文化传统的丰富性，从不同的时空尺度解读格局与过程，强调实地调查，依赖精确观测、遥感等技术，地图学等可视化表达方式，“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应用技术”的学科构成。地理学社会功能的独特性是指将自然与人文、时间与空间、区域与全球、分析与综合、普遍性（空间）与独特性（地方）、定量与定性有机融合。地理学所关注的科学问题直接指向当前决策者和公众的迫切需求。地理学家主要通过以科研成果直接影响决策和为专门用户提供咨询从而成为决策过程的一部分，对解决实际问题做出贡献。因此，地理学在整个人类知识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并在社会实践中发挥着独特作用。今后，其将通过帮助预测、规划、决策和优化未来而进一步加强对社会的贡献。

三、地理科学未来十年研究的战略方向

1.主题一：怎样理解和响应环境变化

持续增加的人口、城市化、工业化和气候变化改变了地表环境并大量消耗自然资源。虽然研究已证明气候变化、土壤侵蚀、栖息地丧失和水质退化愈发严重，但对人类自身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未曾充分考虑。地理学家正采用 GIS、遥感和地理空间可视化等技术来分析自然过程和格局随时间的变化，以弄清自然和人类对环境变化的各自影响。更全面地了解自然和人为因素引起的地表变化、物种和基因多样性的分布以及不同生态系统在环境变迁中不断变化的脆弱性，是开展环境科学研究、风险管理和生态修复的基础，同时也可指导旨在提高环境可持续性的政策制定。该主题下包括3个战略方向，即①如何改变地球表面的自然环境；②如何更好地保持生物多样性与保护濒危的生态系统；③气候和其他环境变化将如何影响人与环境耦合系统的脆弱性。

2.主题二：如何促进可持续发展

据预测，到2050年地球上的人口将达到80~120亿人，其中绝大多数人口增加将出现在城市。许多城市将为容纳快速增长的人口不懈努力，而城市向农村地区的扩张将改变生物地球化学循环、水文系统、气候、野生动物栖息地以及生物多样性。人口空间分布的变化、不同聚落形式的形成过程、日益增加的城市人口面临的可持续性的挑战等方面的研究对于认识更加拥挤的世界所面对的挑战十分关键。确保地球上不断增长的人口可获得相应食物资源是其中的挑战之一。由于当前出现的饥饿不是因为全球的食品匮乏，而是因为地理环境的不同和食品分配制度的低效或不公平，要解决100亿人口的吃饭问题，需要更好地认识地理要素对农业生产和分布系统、变化的食物消费偏好等方面的影响。人口数量的扩张和流动性的日益增加会使卫生保健的战线拉长，对疾病的治疗和预防的标准会随居住地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利用空间分析、GIS和疾病扩散空间模型，地理科学有助于理解全球化、人口迁移、环境条件、土地利用、经济状况以及政府政策对健康和传染病扩散的影响。通过人们的日常生活分析疾病和卫生保健方式，对认识和理解不同人群的疾病行为和变化的脆弱性非常重要，这些信息对制定能够改善全人类福利水平的政策十分必要。该主题下包括3个战略方向，即①100亿人在地球上如何生存和分布；②如何在未来10年和更长时期内可持续地养活每一个人；③人口居住地如何影响人类健康。

3.主题三：如何认识和应对经济与社会的快速空间重组

在过去数十年内，从人口迁移到货物运输，全球流动性明显增强，并对交通运输、通信、经济甚至政治冲突的形式产生影响。现在迫切需要通过深入评估单个地方的发展，以及利用 GIS 和地理空间信息等开展大尺度的空间研究，了解流动性增强的原因和后果、流动性的地区差异、虚拟（如互联网及其他媒介）流动性与实体流动性之间的关系。全球化加剧了地区间的经济差距，提高了人们对贫困和社会动荡状况的关注。地理学阐明这种不平等格局以及在不同的空间尺度上产生这些格局的过程的研究，可以为理解贫困和消费方式之间的联系以及变化的社会经济环境的不平等影响提供解释。面对经济和社会的剧变，主导二战后时代的地缘政治架构已然崩溃，现实提出了对强势政府和团体的领土议程、边界变化的重要性，以及资源匮乏在合作与冲突中的作用等开展扩展研究的需要。该主题下包括3个战略方向，即①人口流动、物资交流及思想传播如何改造世界；②经济全球化如何影响不平等；③地缘政治变化如何影响和平与稳定。

第5篇：人文地理学定义范文

第三学段的小学语文教材中有不少说明性文章。如何基于第三学段学生的阅读能力，智慧挖掘这类教材的教学价值，确定合宜的教学目标，这是本文尝试解决的问题。

一、知“文路”——遵循说明性文章文体特点

说明性文章就是作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读者介绍某一科学知识及其应用的文章，一般以通俗的形式说明它的形态、特征、性质、意义、成因及其功能和作用等。它的主要目的是让更多的人知道、了解和应用某项科学知识。《新型玻璃》一文即体现了这些特点。

从内容上看，课文介绍了“夹丝网防盗玻璃”“夹丝玻璃”“变色玻璃”“吸热玻璃”“吃音玻璃”这五种新型玻璃的特点和作用。

从形式上看，课文结构清晰，层次分明。前5个自然段依次介绍了五种新型玻璃，在介绍时都是先讲特点，再讲用途。段落之间过渡自然，富于变化。如，第2自然段用“另一种‘夹丝玻璃’不是用来防盗的”这句话来转折，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第6自然段总结全文。

从写作手法上看，作者用词准确，表达生动，分别运用了不同的说明方法，清楚地交代了这五种新型玻璃的特点与作用。如介绍“夹丝网防盗玻璃”时，作者举了窃贼划玻璃被抓的事例，自然地引出说明对象的特点是自动报警，作用是防盗。再如介绍“夹丝玻璃”的坚硬时，作者用了一个描写人物的词语——“安然无恙”，形象生动地写出了“夹丝玻璃”的特征。作者还把变色玻璃比作“自动窗帘”，把噪音比作来无影去无踪的“隐身人”。说到“吃音玻璃”时，作者又运用了拟人的手法，把它说成是“消除噪音的能手”，并通过具体例子和数字来说明，使人清楚明白，印象深刻。

阅读本文，就是要引领学生欣赏这些写作特点，感悟其精妙，学习作者准确用词、形象表达的写作方法。

二、循“编路”——把握课标要求、编者意图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对第三学段说明性文章的教学提出了这样的要求：“阅读说明性文章，能抓住要点，了解文章的基本说明方法。”而《新型玻璃》所在的第三单元“单元导语”对学习目标又作了这样的提示：“在生活中，我们常常会读到说明性文章。这些文章，不论是讲清楚植物的形态特征，还是说明白动物的生活习性，不论是介绍新产品的使用方法，还是解释自然现象的形成原因，都要使用一些说明的方法。学习本组的说明性文章，要抓住课文的要点，了解基本的说明方法，并试着加以运用。”从中，我们可以发现编者选编本组课文的意图是：

1．让学生通过各种方式，理清课文的主要内容。

2．通过反复读文，了解说明性文章写作的基本方法。

3．让学生尝试着将课文中的说明方法加以运用。

《新型玻璃》的“课后练习”将这些要求具体化了：“（1）默读课文，想一想课文介绍了几种新型玻璃，它们有什么特点和作用。小组合作设计一个表格，把它们的特点和作用填在表格里。（2）举例说一说，作者在介绍各种玻璃时运用了哪些说明方法。（3）请你试着做一回小发明家，把你想发明的玻璃用你喜欢的方式写出来。”

从这三道题中，我们可以提炼出本课的教学目标：

1．了解五种新型玻璃的特点和作用，自主设计表格进行梳理。

2．欣赏课文有特色的说明方法，体会其精妙并学习运用。

三、明“学路”——把握学生的学习起点

从认知心理学视角看，当新的经验改变了学习者现有的心理结构时，学习就发生了。为了让学生在课堂上真正地“学习”，教学目标必须确定在“新的经验”的范围，而且必须是能让学生现有的心理结构发生改变的“新的经验”。因此，在确定目标之前，应认真进行“学情摸底”，找准教学的起点，这是提高课堂教学效率、促进学生发展的关键。

（一）根据课标、教材，确定逻辑起点，编写学案

通过分析文本特点，学习课标，解读教材，笔者将《新型玻璃》一课的教学目标确定如下：

1．通过自读课文，认识“嫌、恙”等5个生字，会写“盗、夹”等8个生字。借助词典、结合语境，理解“急促、报警、盗窃、藕断丝连”等词语。

2．通读全文，了解五种新型玻璃的特点和作用，自主设计表格进行梳理。

3．欣赏课文有特色的说明方法，体会其精妙并学习运用。

由此，笔者编写了这一课的学案。

（二）依托学案，了解实际起点，确定合适日标

笔者请全班35名学生自学课文20分钟，并完成学案的第1、2两题。下面是每一道题的答题情况及学情诊断。

【第1题】

说明：

（1）学生认为最难读、最难理解的词语是“藕断丝连”。

（2）通过自学，学生基本能理解的词语有“嫌疑”“盗窃”“安然无恙”这三个。

（3）很多学生对“分贝”一词的理解不到位，需要再进行讲解。

学情诊断：

五年级的学生已经能够借助工具书，凭借以往的生活经验或联系上下文理解部分词语的意思。所以，在确定本课字词教学目标时，像“嫌疑、安然无恙、急促、盗窃”等学生基本能理解正确的词语，教师不需要再讲解，只要求读正确即可；学生只知道“分贝”和声音有关，但由于平时没有接触过，所以不清楚这是一个声音单位，需要教师讲解；“藕断丝连”一词学生能通过查字典知道字面意思，但不会联系上下文理解实际意义，所以这个词可以引导学生结合课文中夹丝玻璃的实例去理解。

【第2题】

A．表格设计情况：

学情诊断：

从表格设计情况来看，五年级学生已经能自己设计表格，出现错误的两名同学是因为没有看清题意。教学中，教师只要稍作提醒即可。

说明：

（1）其中有3位学生错了两个，把“夹丝网防盗玻璃”写成了“报警玻璃”，把“变色玻璃”写成了“自动窗帘”。

（2）错一个的那位学生把“夹丝网防盗玻璃”漏写了。

学情诊断：

填写玻璃名称的难度不大，教师只需引导学生通过比较“夹丝网防盗玻璃”和“报警玻璃”以及“变色玻璃”和“自动窗帘”哪一个表述更为科学、准确，从而得出正确答案。

学情诊断：

大部分学生容易把特点和作用搞混或不会用自己的语言组织文字。如“变色玻璃”这一栏，学生在文中找不出合适的语言，不会区分特点和作用。另外，表格填写得不够简洁，十分哕唆，如“吸热玻璃”的特点，学生会把一长串的句子都抄下来，缺少抓关键词的能力。在教学中，教师应该把指导点落实在这里。

（三）课中观察，发现问题，随时调整目标

学案中的第3、4题是在课中达成前两个目标后完成的。因而，这两个目标的调整就放在了课内。这里，以第3题为例，谈如何在课中发现问题，调整目标。

第一步：让学生自己借助表格，尝试以某一种新型玻璃的口吻进行自我介绍。（教师巡视，发现问题）

第二步：小组合作，向其他组员介绍，组员间相互帮助学习。（教师巡视，继续发现问题）

第三步：小组推荐一名学生上台介绍，其他学生评价。

巡视时，发现学生在介绍时能说清五种玻璃的特点和作用，但表达时存在以下两个问题：一是人称的转换经常忘记。二是很少运用作者有特点的说明方法。

因此，在全班展示前，笔者要求学生着重从以下两点进行评价：

1．是否以“新型玻璃的口吻”进行自我介绍。

2．是否运用了举例子、打比方、列数字等文中所出现的说明方法。

通过这样的调整，这一环节的目标得到了较好的落实。

综上所述，笔者将《新型玻璃》的教学目标最终确定如下：

1．通过自读课文，认识“嫌、恙”等5个生字，会写“盗、夹”等8个生字，会读“嫌疑、藕断丝连”等词语。通过查找资料，理解“分贝”。联系上下文理解“藕断丝连”。

2．通读全文，了解五种新型玻璃的特点和作用，自主设计表格，用简洁、概括的语言进行梳理，重点指导“变色玻璃”“吸热玻璃”的特点和作用的概括。

第6篇：人文地理学定义范文

关键词:历史地理学;人地关系;地理环境;研究方法

历史地理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凸显和对全球变化的关注,历史地理学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历史地理学的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不断更新和丰富,研究专题和范围迅速扩展。不仅如此,历史地理学的一些理论方法和观察问题的角度也被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许多其他学科借鉴运用,成为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

一、对历史地理学学科属性的争论

历史地理学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学科,它的研究对象究竟是什么,一直存在着争论。虽然大多数学者都同意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研究在历史时期主要由于人的活动而产生或影响的一切地理变化,这就是今日所理解的历史地理学的主要课题。至于在人类历史以前的一切变化——或更进一步说,在人类活动还没有能够在大地表面上引起显著的改变,或留下显明的痕迹以前的一切变化,则应当属于‘古地理学’的研究范围”。但仍有不同的补充意见。史念海先生在强调“

1932年初,(英国)历史学会与(英国)地

理学会(历史学与地理学教学科研人员的专业

学会)的一个联合会议在伦敦召开。会议讨论

的问题是:“什么是历史地理学?”而会议对该

问题并没有给出一个完全令人满意的答复。此

后为寻求解答这一问题,又尝试了许多努力。

在那次会议上就该问题提交的各种各样的

论文中,e.w.吉尔伯特(e.w.gilbert,1932)寻

求“区分目前包含在历史地理学科范畴内的两

门不同学科,试图为这门已经存在的学科下定

义”。他认为,“历史地理学”至少有五个不同

的含义,但只是其中之一“恰当地”阐述了这门

学科。吉尔伯特认为在20世纪30年代已经不

再适合的历史地理学的四个较早期概念是:作为

政治疆域沿革史的历史地理学;作为地理发现与

探索史的历史地理学;作为地理学思想与方法史

的历史地理学;以及作为研究地理环境影响历史

过程的历史地理学。吉尔伯特认为,历史地理学

的“实际功能”是“复原往日的区域地理”。“历

史地理学应该限定于历史时期区域地理的研究,

而不应该致力于将历史事件的研究作为学科的

主要目标”,吉尔伯特的这一观点,将地理学与历

史学、历史地理学与地理学同时作了区别。如同

许多这类定义那样,这种观点是有意识地造成分

裂而不是综合。……

虽然这种将历史地理学视为往日时期(或

往日各个时期)地理研究的观点,被20世纪30

年代的历史学者与地理学者广泛地接受,但不

久(甚至当时)就受到新一代学者的质疑,在英

国尤其引人注目地受到达比的质疑,他们不仅

寻求扩大“历史地理学”的涵义,而且寻求将历

史地理学公认为一门新的分支学科。达比开始

审慎地反思当时视为历史地理学为复原往日地

理的保守观点,逐渐地建立起一个新传统。这个

新传统如同关注景观变化与区域变化那样。关

注重要历史时期内不同地点的断代研究。迭比

促使历史地理学成为一门分支学科:他以传教

般的热情工作,目的就是将历史地理学建立为

一门具有自我意识的显学,既与人文地理学相

区别,又不同于其他历史学科。

最后贝克教授强调:

在此我要谈一谈不同的观点。历史地理学

没有必要监管自己的“领域”,研究历史地理也

没有必要逻辑证明。不存在历史地理学独有的

研究专题与研究领域;相反,历史地理学与历史

(及史前)研究共享其探讨的方法,而同时与地

理学研究共享其探讨的问题。因此,对历史地

理学科的任何整理(或甚至讨论)通常应以地

理学的话语作为其后盾。地理学与历史学都是

观察问题的观点;它们是观察世界的不同

方法。

存在这种争论并不奇怪,它实际上反映了历史地理学研究(或历史地理学科)的本质特点,是历史地理学自身不断发展和研究内容不断深化的必然体 现。历史地理学是一门综合特征极为明显的学科,其研究的内容虽然是地理的,但在时间上却是过去的,资料来源是历史的,历史学的文献处理和解读方法是历史地理学最基本的研究方法,历史地理学因而同时具有地理学和历史学的特征,不同的研究者从各自的研究主题出发,自然会得出不同的观点。

二、历史地理学的发展

与其他学科不完全相同,历史地理学在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方面,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

现在有不少研究者都认为要提高历史地理研究的水平,最重要的任务是提高研究结果的精度。葛剑雄先生认为:“由于绝大多数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已经无法通过实地考察来复原,只能依靠文献记载,而现存史料往往只有不完整的描述,普遍缺乏必要的数量,要进行量化分析相当困难,更难得出精确的结论,所以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对时间、地点、程度的定量精度很低。由于成果的精度不高,很难作横向和纵向的比较,也无法为归纳或预测提供可靠的数量根据, 也难以得到其他学科的引用,受到运用部门的重视。”葛全胜、何凡能等认为:“我们也应该看到,与其他相邻学科相比,我国历史地理学在信息技术的开发与应用方面还存在一定差距。由于条件限制,大部分研究成果依然还停滞在定性描述之中,从而造成许多很有见地的研究成果因缺乏量化指标,很难与相邻学科的研究成果进行对比、衔接,不能在更广泛的领域里凸现其重要的科学价值。因此,积极推动现代科学技术在历史地理学中的应用,提高研究结果的定量化程度与精确性,已成为学科发展当务之急。”这是就历史地理学的地理学属性而言,无疑是有道理的。但如前所述,“复原”历史时期的地理环境只是历史地理学研究内容的一个方面,历史地理学研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那就是运用本学科独特的视角和理论,从哲学或文化层面回答环境变化与人类社会发展相互关系的问题。由于人类思想意识和人类社会活动行为的复杂性,计量化未必是最好、最准确、最科学的表达方式,而历史地理学因为其研究时段和研究资料的限制,也几乎没有可能提供一套系统、精确、符合历史实际的量化资料,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强自为之可能会弄巧成拙。因此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前途还在于后者,应着重从文化层面和哲学层面去思考人地关系问题。

近年来,历史地理学的发展给人一个突出的印象是:一方面,许多历史地理研究者开始涉足社会结构、社会变迁、社会控制等历史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对社会学和历史学的一些研究主题给予历史地理学的解释;另一方面,一些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研究者也纷纷涉足历史地理学研究领域,试图从地理环境和人地关系的角度来阐释相关的研究主题。历史地理学已经不仅是一门学科,同时也已成为观察和分析人类社会发展诸问题的方法论。

历史地理学成为分析和认识人类社会发展问题的方法论,受当代科学研究发展潮流的影响,是历史地理学本身的学科特点所决定的。当代科学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学科划分越来越专业化、精细化,科学研究越来越综合化、系统化。无论是回答自然地理环境的变化问题,还是回答人类社会的发展问题,都不能无视相互作用的另一面。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核心是人地关系问题,认识问题的角度是地理环境和人类社会的相互作用,表述问题的方法是人地关系在时空二维上的发展过程。这三点对于其他学科的研究都具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人地关系问题是科学研究的一个长期命题,是探讨环境变化和人类社会发展不可回避的主题,随着环境问题的凸显和对全球变化的关注,目前也是诸多学科争相探讨的一个热点问题。人与地的关系由于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活动而产生,通过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和制度的演化而不断发展。受自然规律支配的地理环境和受社会发展规律制约的人类社会及其生产和生活方式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所以人地关系应从动态角度考察才能深刻认识。历史地理学的主要任务就是探讨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及其变化规律,因此在人地关系问题研究中具有独特的地位。邹逸麟先生指出:“历史时期自然环境的变化,大部分是由人类活动引起的;同时自然环境的变迁,又反过来给人类活动带来有利和不利的影响。如何科学地处理好人地关系,则是历史地理学研究的重要目的之一。因此,也可以说历史地理学就是研究人地关系的学科。”人地关系问题成为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必然要求,是题中应有之意。因为历史地理学较早的重视人地关系的研究,对于人地关系的认识也早已走出“地理环境决定论”和地理环境只不过是人类生产和生活活动的舞台这样的认识误区,自觉地认识到地理环境和人类社会是一种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并将之运用于具体的问题分析中;同时,历史地理学也因其研究时段的关系,早已形成了一套成熟的表述问题的方法,即通过“复原”不同时期、不同地点人类活动影响下的地理环境变化来表达人地关系的过程。这些都是历史地理学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独具优势的认识理论和研究方法,正如阿兰·r.h.贝克教授所说,“历史地理学的长处在于交叉学科的研究项目,对往日的人类、地点与时期给予了大量的独特研究”。

如同当代许多其他学科一样,各学科都有独特的研究领域、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同时又在不断借鉴和融合其他学科的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在研究中重视人地关系,把人地关系看作是一个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过程,注意人地关系在时空二维上的发展变化,这是历史地理学的基本认识和基本研究理论,现在也越来越成为相关学科研究问题的认识和方法,成为观察人类社会发展和地理环境变化相互关系的一个方法论。

第7篇：人文地理学定义范文

博格丹诺夫把文化景观解释为人类积极的、有目的地参与而形成的景观，而改造了的文化景观则是“在非对抗性人类集团所掌握的高度科学的基础上，人类有意识改变的景观”①。现代，我国对文化景观有了比较容易让人理解的定义，“在特定文化背景下和具体的自然环境基础上，在人的作用下形成的地表文化形态的地理复合体。” ②

文化景观按其形态可以划分为物质文化景观和精神文化景观。物质文化景观就是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能看得见、摸得到的历史文化的凝聚物。精神文化景观则是人类行为创造出用于心灵感知和精神寄托的文化产物。物质和精神的文化是相辅相成、彼此依托共同发展的，它们有着自身的地域性和时代性，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氛围。

二、西安的历史文化景观

文化景观就如活化石般记载着历史的变迁，记录了人类社会的发展。随着文化的不断沉淀，形成了各地特有的地域文化景观。

西安有数十万年前的蓝田人和大荔人文化，有仰韶文化的典型代表――半坡文化。汉唐时期更是留下了大量的文化财富。经过长期的发展，逐步积淀形成了独具特质的城市形象。从最早的城市选址和设计，经历代建设才逐渐变得鲜明而丰满。西安的历史文化景观是一种新旧并存的文化，正如朱炳祥提出的“多重文化时空层叠整合”的概念。③西安的历史文化正是通过转换、选择与重新解释后，被整合到新的文化中。

三、西安传统文化景观的分析与运用

（一）建筑要素

从西安古老的建筑风格来看，“雄浑、厚重”彰显了西安的建筑精髓。西安建筑风格的大体规划是“新旧分制”，现代西安的建筑物不但有像其他现代都市的高科技风格，也有充满了汉风唐韵的复古风格。现代城市在发展的同时也不能忽略建筑本身的营造，现代建筑不能割断人与人之间的温情联系。西安的建筑特色是古的要保留它的原有特色，新的也不能盲目引进，要把握住西安建筑本身内涵。一个城市的发展，其建筑要有其文化内涵和人们对于这个城市的感情记忆。所以，西安的建筑要体现其文化符号和色彩，协调与经济生活的关系，才能造就有地域特征的西安建筑精神。

（二）文化意境

文化意境融合了古代文人琴棋书画的高层次文化与广大劳动人民喜闻乐见的民俗文化。民俗文化决定了其民族性、地域性和集体性，通过空间上的传播和时间的流传，也注定会发生变化。

陕西的剪纸艺术在我国的民间文化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它丰富的造型、生动的图案、有趣的寓意体现了群众的智慧和创造，被广大人民群众所喜爱。所以，很多雕塑、建筑中都融入了这些元素，形成独具民俗、地域特色的文化景观。民俗文化是连接社会上层与下层之间的一个纽带，是发展城市特色的重要因素，更能贴近人们对城市的感情。所以，如何在景观发展中更好地开发民俗文化是地域景观发展中的一项重要元素。

四、现代社会对西安景观文化的影响

（一）高速的经济发展对地域文化景观的影响

由于城市现代化、工业化、信息化的加速发展，引起了社会系统的变化。技术系统和社会系统的变化又引起了意识形态的变化，从而形成了新的思想和城市结构空间的变化，使西安传统文化景观发生着质的飞跃。信息化，让一种文化可以随时传播到全球的各个角落。然而，文化的均质性发展、统一的景观营建技术、相同的建筑材料、相似的结构背景导致了地域文化景观的趋同，很容易形成“千城一面”“千村一面”的景观格局。西安的文化景观建设应避免这一点，在地域文化的开发中，要尊重历史面貌，保护文化遗迹，景观的规划与当地的环境相协调，这样才能造就独特的地域文化。

（二）地域文化的重构与发展

中国的现当代艺术发展日益繁荣，新思想、新理念通过高科技发展迅速传播，各种艺术形态相继出现，促使城市的文化景观快速国际化，使得传统文化景观和当代的文化氛围产生了不可避免的矛盾。如何去调解这种矛盾呢？笔者认为，对传统的文化景观不仅仅是保留与继承，更重要的是如何适应时代的发展。如今，新文化与旧文化、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之间摩擦碰撞形成了文化融合的重构机制。重构意味着取长补短，文化中存在着大量的互补因素，两种文化之间的互补是文化重构的重点。吸收了现代思想的西安特色文化景观是城市景观文化发展的一种典型。例如，西安现代化地铁景观墙的建设，融入了唐代文化符号，使人文景观墙的设计体现了地域特色，符合地铁空间文化标识的需要，形成了功能、美学和地域的完美结合。“所有的活文化都是充分利用开放和杂交的优势，在和异质文化的融合和碰撞当中发展的。”④

结语

通过对西安文化景观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物质文化景观要素和精神文化景观要素是构成地域特色的重要元素。文化不是人造符号的堆砌，要以维护景观原有的历史文化为出发点，使之相互协调。生搬硬套无法真正把握住文化景观的内涵，只有因地制宜的设计才能让古老的文化得以传承和发扬。

注释：

①И・М・查别林.景观学的一些问题[A]/景观概念和景观学的一般问题[C].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②李旭旦.人文地理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223―224.

③朱炳祥.社会人类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

④王蒙.全球化能把中国文化怎么样[N].南方周末，2001-11-27.

作者于秋雯系陕西科技大学设计与

第8篇：人文地理学定义范文

西方经济地理学的关系范式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人文地理学的“关系思考”(relationalthinking)的倡导下[6]，伴随着经济地理学制度转向和文化转向的研究深化，经济地理学中有关“经济行为主体之间的社会相互作用是如何塑造经济景观”的文献越来越多[7-9]。学者将“交织于多种地理尺度上的经济变化过程中的行为者的社会空间关系”作为研究核心。这种视角成为21世纪西方经济地理学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被称作“关系范式”、“关系转向”或“关系经济地理学”[10]。关系范式的分析框架包括3个方面内容：关系资产、关系根植性和关系尺度。①地方和区域发展的关系资产：尝试将地方和区域的发展解释为区域经济复苏的空间结果，采用诸如“制度厚度[11]”、“非贸易相互依赖[12]”、“学习型区域[13]”等多种相互作用的概念给予解释，常使用地方规则、反思性知识(re-flexiveknowledge)、惯习和情境(context)等多种非经济因素剖析企业区位的集聚以及地方和区域发展的结果。②处于社会行动者网络、企业网络和组织网络等各种网络中的关系根植性：强调网络及其内部权力关系有助于经济地理“对企业的再发现”的研究。③关系的尺度：在理解当前“全球化”的地理现象时尝试解释和阐明尺度地理重叠和地域单元重构的作用[14]。关系范式的研究还出现了多个学派，例如：将经济主体创建空间的力量以及区位机会视作其研究焦点的“加利福利亚学派”[15-17]，强调国际相互作用中社会制度和文化的嵌入性的“英国曼切斯特学派”[18-19]，以及强调在空间视角下对行动的关系概念体系进行研究的“德国关系学派”[20]。这些学派总体上看都是以经济行为者为中心的，强调制度在分析经济关系中的核心位置，关注全球化对经济组织的影响以及随后发生的全球—地方张力，对社会和经济过程的理解有明显超越空间描述的趋势[21]。

西方经济地理学的演化范式

20世纪80年代，经济学内部出现了一种基于“生物学”类比的“演化经济学”，得到快速发展并能与新古典经济学相抗衡[22]。受演化经济学的启发，西方经济地理学界(尤其是欧洲)对演化分析方法日益重视，并于20世纪末提出发展一门演化经济地理学。演化经济地理学与演化经济学家重视分析产业创新和技术变化不同，更加注重寻求空间演化的本质[23]。进入21世纪后演化经济地理成为经济地理学界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得到迅速发展，并成为当前西方经济地理学理论建构的前沿[24-28]。演化经济地理学认为，企业的竞争是基于它们的知识、惯例和能力，而这些东西是在过去并在特定的地方环境中形成的，因而是其他企业难于模仿的；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并非是基于企业和消费者的理性区位决策，而是地方化知识历史累积的结果；学习、路径依赖和惯例的演化是理解技术创新和区域竞争力的基础。因此，演化经济地理学非常关注企业学习(知识生产)和知识转移扩散的动态过程以及制度、地理集聚在其中的作用。在探讨经济活动在空间中的不均衡分配方面，演化经济地理学的理论要点，不同于制度主义经济地理学所认为的财富在地域间的不均衡分配主要关系到地域制度的差别，也不同于新古典主义经济地理学将经济行为的不均衡分配视为移动性生产因素驱动下一般性集聚过程的结果，它将经济行为看作是在时间和空间中展现的演化过程，强调空间经济发展不均衡的路径依赖动力(path-dependentdynamics)，其主要目的是为了理解路径随时间的空间分布，它对分析空间中新路径的创造和扩散以及合适路径扩散的发生机制特别感兴趣[29]。在核心概念方面，演化经济地理学将“新奇”视为演化的根本动力[30]，认为“惯例”是演化的轨道，重视技术与制度、企业发展与企业环境、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协同演化”特征[31]，运用“路径依赖”概念理解和分析经济活动的空间演化[32-33]。演化经济地理学能够在企业的区位行为及惯例演化、产业的空间演化、网络结构与网络的空间演化、城市与区域发展及其空间系统演化等多个层面上为空间中经济演化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29]。

西方经济地理学关系范式与演化范式的比较

两种范式在反对新古典主义范式上具有相似的核心假设理论是为现实服务的，西方经济地理学范式的产生也是基于对新出现经济行为现象的解答。西方经济地理学关系范式和演化范式的出现，是与20世纪90年代前后出现的后福特式的经济活动组织方式相一致的。这一时期，外包、专业化生产、网络连接和对市场需求的弹性适应扮演主要角色[34]。同时，在经济地理中出现了诸如知识的创新、企业能力、暂时性工作组织和企业的社会文化嵌入性等新的研究对象。而经济地理学的新古典主义范式，将企业概念化成黑箱，忽略其内部过程，认为经济行为是非社会化的，并且忽略企业行为过程和动力机制以帮助其形成所谓的统一结构，来解释空间中的经济行为[35]；这种假设不能应对新的研究挑战。西方经济地理学所出现的两种范式在分析经济景观方面都是非常重要的，似乎可以取代先前出现的经济地理学的新古典主义范式[31,35]。西方经济地理学的关系范式和演化范式在挑战新古典主义范式方面具有以下共同点：①两种范式都研究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的关系，认为企业关系是构成地方竞争优势的重要组成部分。②两种范式都拒绝新古典主义将经济行为者视作处于社会之外的原子式个体，都承认在特定社会结构和制度关系背景下的经济行动的嵌入性；都十分强调周围的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的影响，都不同程度上是源自于先前制度转向(Institutionalturn)的理论讨论。③两种范式在所期望塑造的经济景观的研究目标上具有一致性。新古典主义范式集中在诸如某一时间特定地点的技术标准或基础建构此类的显在结构条件；而演化和关系范式考虑的是企业的社会关系及其历史或发展路径，认为空间是一个由社会建构的实体，所谓的空间或区域特点既不是预先给出的也不是持久的。演化和关系方法都会假设空间结构是由运行于空间中的社会过程建构的，都对一个固定的制度化地域持批评态度[19,29]。经济行为者根据自己的需要改造或创造他们自己的区域环境，同时也受制于不同空间层次的制度框架。这种特别强调过程倾向的概念是与新古典主义视角将空间等同于充满规定特征的容器进而决定经济景观的观点背道而驰的。可以看出，相比较新古典主义方法，演化和关系视角在分析核心、经济行为和空间概念3个方面都具有类似的核心假设[36]。两种范式在解释经济地理核心问题上存在互补当前经济地理学有3个层面的核心问题，分别是：①微观层面企业的区位选择与行为决策制定；②中观层面产业部门的新兴空间、空间扩张与衰退，以及企业、技术与地域制度的相互作用；③宏观层面空间系统的集聚与扩散，例如区域系统。这3个层面代表了当代经济地理关于不同空间尺度和行为者集聚的研究范围。西方经济地学的关系与演化范式在解释以上3个层次经济地理学核心问题方面有相似之处，也有细微差别，总体上是互相补充地推进3个问题的解释。关于企业区位选择的假设为了理解企业区位选择的激发和限制因素，应该对企业决策的基本假设进行充分考虑。不管是关系范式还是演化范式都承认经济行为者在社会相互作用结构中的嵌入性。具体地说，关系视角的嵌入性是以经济行为者的节点连接关系和网络结构关系为特征，其中网络关系更加受到重视[37]。演化视角也是如此，经济行为者的复杂相互关系被认为是经济行为的某种空间秩序的重要原因[38]。两种视角都反对经济行动者的完全理性，反对经济行为被利润控制或者是纯粹的利益最大化，都承认行为者的有限理性和对市场信息获取的不对称性。演化视角认为，经济决策主要依赖组织路径，这个组织路径很大程度上是企业基于经验和默许知识所进行的内部行为。关系视角则运用Yeung的多重逻辑(multiplelogics)[39]解释企业经济行为，涉及到企业内部以及同供应商、客户和机构之间的多重关系。社会关系显然能够促进和限制企业的区位选择，然而两种范式在制度作为影响空间结果的因素方面存在细微差别。演化范式认为，尽管经济行为受到制度限制，但企业决策不会自动地将其作为因果法则；而且，制度被解释为一系列的机会或条件。

例如，引用演化经济学的多样性概念，强调在相同的外部环境和条件下可以有不同的经济结果；或者像Boschma和Frenken所说制度是与组织路径不相关的(orthogonal)[40]；这都说明了演化范式对制度的理解。而关系范式方面，其“权变性(contingen-cy)”的准则认为“对人的行为而言，在任何时间和地方，同一的前提条件不必然具有相同的结果”；因此，认为“企业在特定地点的决定既不能被预测也不能通过其他企业的区位行为推测，而是应追溯其特定制度影响下的关系特征”。可见，关系范式对制度的重视程度大大强于演化范式。产业部门的空间演化演化的和关系的范式都引用“区位机会窗口(WLO：windowsoflocationalopportunity)”[41]概念解释新产业部门的出现。区位机会窗口可以用来描述新出现的产业借助于不确定性、创造力和偶然性形成新的空间格局；认为在新产业出现时，区位机会窗口会打开，同时为先进和后进区域的产业发展提供机遇[42]。两种范式都对这个概念进行扩展。演化范式认为产业部门的空间演化可以比作中性空间(neutralspace)向真实地方(realplaces)的转变，是以部门特定的地点、网络、路径和制度为特征的。由于企业被认为是可以建构自身环境的，因此产业部门可以出现在不同的地方。新产业部门的地方化需求与区域生产结构的不匹配，也增强了产业部门空间演化中企业区位选择的自由度。但是区位条件如何对企业区位选择及区位行为产生影响呢？Boschma和Lambooy提出了对企业区位选择的“一般参数(genericparameters)”概念[24]，涉及到普通知识、技术或服务等一般化因素，特别是可以产生部门灵活性优势的城市化经济。一般参数概念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些地方出现新的产业而另一些地方没有(缺乏一般条件)，但这个概念仍不能充分的解释新产业为什么会在不同区域出现。Boschma又提出机会(或自由事件)和人的创造行为对部门产生的最初阶段产生影响[42]。由于集体学习推动了创新过程，使得一般因素依次转变成特定资产培育地方化经济，并增加回报。对机会和创造性(或交互学习)的强调可以为具有相同一般因素的特定区域的繁荣和其他地方的衰败提供好的答案。演化范式用创造和集体学习的概念解释新产业部门的出现，特别强调组织路径的角色；然而却认为制度是一般条件，仅仅对新产业的空间演化起到边缘性的影响。关系经济地理也将区位机会窗口模式作为分析的起始点。Bathelt和Gluckler用莱比锡Leipzig的传媒集群案例，表明新产业空间的出现是不依赖产业传统和历史现象的，而是受自发产生的突然行为驱动[19]。与演化范式将新产业出现归结于机会或自由事件的论述不一样，Bathelt强调关键行为者(keyagents)的角色，认为关键行为者能够在激发相关产业的集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43]。在创造区域竞争优势和促进区域增长方面，关系范式强调在地方资源、技能、共享的信任、标准、路径和其他地方制度结构中的特定社会经济嵌入性。在解释新产业的空间演化方面，关系范式采用地方化能力的概念，强调制度结构的重要性，如高等教育和培训计划、孵化组织和制度厚度的建立。在关系范式看来，演化范式所强调的路径和创新性仅仅是驱动区域和部门增长的很多个要素中的一个而已。事实上，两种观点都在努力解答新产业部门的空间演化，但都很难预测新的产业到底会在哪里出现。两种范式都对区位机会窗口的概念进行了补充性认识：演化观点认为制度环境不是未来新部门发展的必然因素；而关系观点认为制度结构会成为地方化能力的重要影响因素。空间系统的集聚和扩散空间系统的集聚和扩散主要讨论的是引致区域增长或衰退的结构变化过程和机制。演化的和关系的视角都将集体学习视作激发区域增长的重要因素；他们都赞同将知识创新作为区域参与市场竞争的主要驱动力。演化范式偏好于用“路径”概念对空间系统的集聚和扩散进行解释。一方面，运用“最适路径(op-timalpath)”解释空间系统的集聚。演化观点认为知识集聚的过程发生在企业内部，企业以试错的方式进行行业知识的累积；而市场竞争表现为一种选择过程，使得精明适用的路径得到扩散，愚笨不适用的路径逐渐消失[29]；结果，最精明合适的路径(即最适路径)被沿袭，使企业更有竞争力而且会可持续地增长。另一方面，运用“路径锁定”解释空间系统的衰退和扩散。演化观点认为由于路径依赖的持续，已经建立的空间类型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逆转的；当拥有特定资源、能力和制度结构的专业化产业区不能与变化的市场需求相匹配时，就会出现路径锁定状态；产业的学习与创新能力受到限制，先前的组织路径不能再适应新的状态，固化路径在解决新的问题时会趋向失败，进而导致了产业的衰退或扩散[24]。关系范式常采用“交互学习(interactivelearn-ing)”的概念来解释区域发展[44]。交互学习不仅仅涉及到建立技术和组织的创新，而且涉及到建立广泛的制度创新；而制度创新牵涉到多种形式的流通资本，包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文化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等多种形式，所以区域发展路径实际上是在一个更为宽泛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更为重要的是，产业区的发展依赖交互学习过程中的自我调整和改造能力。由于原有关系的断裂，一些新、小产业的能力也可能会被重新整合成新的发展路径[44]。关系视角不赞同演化范式提出的持续路径依赖轨迹，而是倾向于采用整合的政治的(或部门的)危机和断裂(crisesandruptures)概念以便能够与更加复杂的现实相匹配。相对演化经济地理，关系经济地理在解释宏观层面区域发展中的集聚与扩散方面的观点相对较少。两种范式在一些核心概念上存在细微差别关系范式和演化范式在批判新古典主义范式方面具有相同的核心要素，在解释经济地理核心问题过程中也是一种互补的关系，为了更加透彻的了解这两个范式，还需要放大这两个范式的概念差异，以便进行比较。从时间的概念上看，相比较演化方法，关系视角较少关注历史；尽管关系范式也会讨论演化和路径依赖，但在其方法上更多是静态的。从分析的层次上看，关系范式主要是关系和网络；而演化范式常使用企业(区位选择)、产业(空间演化)和区域系统(演化)作为主要的分析层次。从对经济景观的解释上看，关系范式集中在关系和流上，常采用社会相互作用和网络等概念；而演化范式强调以个人和组织知识及技能为特征的组织路径的角色，将企业个体作为解释经济景观3个层面(企业、部门和区域)的空间结果。从对制度的理解上看，关系视角非常有力地把制度整合到分析框架中，认为在任何条件下分析区域发展，制度中都是非常重要的；演化范式把市场作为选择机制中的重要因素。从方法论上看，关系范式主要是以定性的案例研究为主；而演化范式有比较广泛的研究方法，从模型构建和定量分析到定性案例研究都可以用到。为什么这两个范式会出现这些细微的差别呢？可以从他们的来源或根基上进行解释。20世纪80年代之后，经济地理学远离传统的经济分析方法，吸收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科学转向一个更加多学科的方法。关系经济地理与社会学有很强的联系；而演化经济地理学源自于演化经济学的思想；这正是两个范式存在差别的重要原因。两种范式在理论构建过程中存在相互影响和互相包容经济地理的关系范式和演化范式被认为是在当前经济地理研究潮流中占有优势地位的，而且是更具包容性的，一种方法可以整合进另一种方法并成为其重要建构特征。一方面，根据Bathelt和Gluckler[19]以及Emirbayer[45]的观点，关系范式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理论框架或分析模式，集成了演化方法的核心问题(如路径依赖)。另一方面，就像演化经济地理强调引致或阻碍经济景观适应性的过程和机制一样[25]，也受到了关系视角的影响；取代企业、个体和区域等被定义了的实体，在不同空间尺度上的历史过程被认为是造成经济变化的重要原因。而且，关系方法被看作是同演化经济地理的核心挑战相一致的，都将区域、集群和网络的增长、结构变化和转型升级的解释作为重要内容。

第9篇：人文地理学定义范文

关键词：城市品牌；生态位态势理论；指标体系

中图分类号：F292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城市品牌适宜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收录日期：2016年6月4日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2001年诺贝尔奖获得者Joseph E.Stiglitz曾指出：“影响二十一世纪人类文明进程的两件大事：一是以美国为首的新技术；二是中国的城镇化”。21世纪以来，中国城镇化人口已超过50%，中国正快步进入城市化，城市化的深入将是继工业化、市场化之后，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引擎，随着城市化进程和城市间竞争的日益激烈，城市品牌已成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一直以来，由于从城市所拥有资源出发推销城市，我们往往忽略以城市居民为首的需求与感知。错误解读城市品牌的内在，将城市品牌等同于城市形象，以为标志性建筑和形象工程可以展示一个城市的魅力和品牌，盲目雷同和效仿的定位使城市失去了自我。本文基于CBE框架理论基础，将生态系统学、人文地理学和组织认同等原理引入到城市品牌管理中，构建合理的评价城市生态适宜程度的指标体系，解读不同的城市品牌生态环境下“城市品牌”构建的不同体现及其社会文化关系。

一、城市品牌研究现状

自美国著名品牌营销专家Kevin Lane Keller声称“一座城市可以被品牌化”的观点后，城市品牌的概念开始在国内外营销学者和城市管理者中越来越流行，国外文献也多以“place branding”来对城市品牌进行研究，如Zenker和Braun（2010）把城市品牌定义为“消费者基于对一个地方的视觉、言语和行为表现而在头脑中形成的对一个地方的联想网络”。国内学者近几年也开始了针对城市品牌的研究，谭术魁、张伟民（2009）等运用生态学和复杂性科学理论，提出城市品牌生态系统（City Branding Ecosystem简称CBE）的理念。祁明德（2013）从城市品牌的基础、城市品牌的感知以及这两个方面想结合三个角度研究城市品牌的含义。虽然有关城市品牌的研究已受到学者们的重视，但上述指标体系均从城市内部和自身资源出发定义城市品牌，极少数人从生态感知角度理解城市品牌的深层内涵。基于此，笔者整合品牌生态学概念，将城市品牌作为一个基本的生态单元，在这个“生态”系统中，各个生态单元（某城市）都具备相应的生态位“态”与“势”属性。同时结合城市外部资源视角，融入内部不同利益相关群体的城市品牌感知因素，从而表征城市品牌当前发展环境的优劣。本文主要从城市“人地交互”角度出发，结合生态学和品牌管理学综合交叉点，区别于传统的城市品牌指标体系，借鉴生态学态势理论侧重人为生态感知因素，构建全面系统的城市品牌适宜指标体系。

二、城市品牌适宜指标体系影响因素

在品牌管理学领域，众学者普遍认为可通过品牌经营范围、品牌规模、市场地位、品牌强势度、品牌创新能力、品牌传播能力、品牌扩张能力、品牌成长能力等八个方面来衡量传统的品牌模式状况，然而该指标框架是针对商业品牌模式提出的。本文将其引申到城市品牌系统，在传统的城市品牌指标体系基础之上，结合生态位态势理论构建城市品牌适宜指标体系。

（一）影响城市品牌态的因素。本文认为城市品牌适宜状态的良性提升可以总结为城市经济活力增强、城市生态结构合理、城市生活质量及居民生活幸福指数提高等。基于此，本文将城市生态结构、城市生活质量和城市经济活力等作为影响城市品牌生态位适宜度态的主要方面。

1、城市生态结构。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城市病”问题，本质是因为没有注重城市发展过程中城市生态结构的健康合理化。本文主要采用建设用地比重、NDVI（归一化植被指数）和地表温度等一系列生物学相关指标来表征城市的生态结构问题。

2、城市生活质量。传统的城市品牌指标体系中，涉及到城市生活质量的指标往往用城市人口数量和城市整体生活水平所表示。本文侧重考虑人文感知因素从居民的角度出发，在此我们通过衡量国家层面的指标体系HDI、人口密度、住宅基准地价水平来直接体现生活质量的优劣。

3、城市经济活力。城市经济活力是指一个城市经济发展中所具有的现有发展能力和未来发展潜力，是城市适宜评价的重要部分，一般来说我们大多是从城市经济结构和城市经济总量两方面来对城市经济活力进行评估的。

（二）影响城市品牌势的因素。城市品牌的势主要是指城市品牌对周围环境的现实影响力，主要取决于城市综合竞争力的强弱。本文认为城市品牌的势主要体现在城市的学习创新能力，城市的扩张发展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以及对外部的影响作用力。在衡量上述指标的过程中，本文以人文为主体。

1、城市创新学习能力。城市创新学习能力主要是运用城市科研创新能力和城市文化学习能力来衡量一个城市是否建设成创新型城市，这也关系到城市的核心竞争力及发展潜力。

2、城市扩张发展能力。城市扩张发展能力体现的是城市化进程中，扩张城市规模以及发展经济的原始动力均依赖于科技技术创新的反哺作用，集聚的规模效应使城市的规模发展壮大以及城市各经济因素的组成、构造合理，城市由此扩张发展。基于上述缘由，我们通常从城市经济发展潜力角度出发，由城市信息化水平和城市全球化水平两个指标来评价城市扩张发展能力。

3、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关系到城市化进程中，能否充分发挥城市功能及经济、资源优势，使城市的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协同趋于平衡，从而形成一个经济和生态资源的良性循环，提高受众群体的感知，促进城市的扩张及发展。这也体现了国家倡导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绿色发展的理念。因此，我们一般从城市的资源消耗程度、城市的环境质量以及协调能力这三方面来综合评价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4、城市对外作用能力。城市对外作用能力主要强调了城市品牌给人的直观感受，是人们的主观评价和联想。本文主要从城市知晓度、城市经营水平以及城市影响能力三方面展现城市的对外作用力。

三、城市品牌生态适宜指标体系设计

生态位态势理论简单来说，就是包含生物单元态和势的两个方面，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之上，本文将城市品牌适宜指标分为城市品牌的态和势两方面的综合，将城市品牌生态适宜程度作为评价和衡量城市品牌的基准。该评价基准能够全面系统的对城市品牌的发展进行整体的评价，体现某城市品牌在一定系统中与其他品牌的相对地位与作用，同时为城市制定整体的扩张发展策略提供依据。根据上文中影响城市品牌适宜指标中态和势的因素分析，遵循指标分析的基本原则，建立城市品牌生态适宜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表1）

四、结语

区别于传统的城市品牌指标体系，本文所构建的指标体系侧重于城市人文感知，以城市居民为主要受众群体，可以指导各城市在追求自身发展，单纯追求城市GDP的同时注意城市生态的协调发展，具体表现：一是明确自身的“定位”，即确定城市的“状态”和与其他生态单元之间的差异性；二是考虑“影响力”，即生态位适宜度强的城市对其他生态单元的辐射作用，这也要求生态单元之间相互合作、良性互动以及协同发展，充分发挥集聚优势，这样生态系统才能稳定、可持续的运行。

主要参考文献：

[1]郝胜宇，白长虹.从顾客视角建设城市品牌[J].城市发展研究，2008.1.

[2]M Kavaratzis & MJ Hatch.The dynamics of place brands：An identity-based approach to place branding theory[J].Marketing Theory，2013.13.1.

[3]SC Beckmann & S Zenker.Place Branding：A Multiple Stakeholder Perspective[R].European Marketing Academy Conference，Lisbon，Portugal，2012.

[4]谭术魁，张伟民.城市品牌生态系统的协同演化[J].城市科学，2009.8.

[5]祁明德.城市发展成就与城市品牌感知实证研究[J].系统工程，20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