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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是西方文化的产物,这一词语是19世纪80年代维新改革的有识之士从西方翻译而来的外来词,最初时期称为“体操”,意为身体操练的意思,到20世纪初期才称为“体育”,意为身体锻炼和品德培养。在我国古代没有“体育”之词,但却有“体育”的内容,其中古代学校体育中的德育内涵颇为丰富。我国是有五千年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素有文明之邦、礼仪之邦的美称,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深厚的伦理道德文化传统,那些不同历史时期的伦理道理学说和道德规范,对我国的学校教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和积极的推动作用。
一、关于古代学校体育的分析
与我国悠久的中华文明相对应,我国古代就产生了学校和学校教育制度,并且先后出现了官学和私学两种学校组织形式。
学校教育作为传播文化和培育社会所需人才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社会发展与进步的最有效的途径之一。与我国悠久的历史文明相对应的学校教育,在我国古代早就产生和在不断的发展与演进。在距今四千多年前的夏朝就已经出现了学校的雏形。到商周时期有了我国最早的学校教育。至西周,我国古代的学校教育制度已经初具规模,并形成了以“刘艺”(礼、乐、射、御、书、数)为核心的教学内容和教育体系,其中的“礼、乐、射、御”是我国古代学校体育的教育内容,表现出了我国古代学校教育丰富的体育内容和性质。
二、对我国古代官学体育中的德育探析
我国古代十分重视青少年的教育,夏商时代已经有了学校,周朝有了专门培养统治阶级贵族子弟设立的国学,经过夏、商时期的发展,到西周时期出现了以“六艺”为教育内容的“官学教育”,这就是我国古代早期的学校教育。在西周官学的“六艺”教育中,与体育有关的“礼、乐、射、御”占了整个教育体系与教育内容的一半之多。其中,“礼”作为我国古代社会生活与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在当时的学校教育中占据第一的位置。它作为当时的学校教育的政治伦理和道德伦理课程内容,体现了严格的等级制度下的伦理规范。“射”,即“射艺”。作为“六艺”教育的内容之一,主要是因为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射箭作为军事需要和礼教的主要手段之一。“射艺”被尊称为“射礼”,射箭活动被定制为等级分明的礼制活动和道德观念培养的手段。按照当时的射礼等级,它被分为“大射”、“宾射”、“燕射”与“乡射”。通过乐舞教育可以使学生的身心健康得到良好的发展。它可以培养和熏陶人的性格和内心世界,使学习者去掉那些骄横、蛮夷、夸张、矜持和逸的思想和恶习,达到健康身心的内修作用与效果,对培养人优良的道德品质有积极的作用。“御”,即驾御,驾车的意思。“御”是古代祭祀驾车,战车驾车,出行驾车的总称。古代的祭祀驾车与出行驾车多有礼数。“御”一个有所作为的人必须掌握的技能和道德高低衡量的标准,是古代学校六艺教育的必修课程和教育内容。
三、对我国古代私学体育中的德育探析
我国古代的官学与私学两种教学组织形式,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演进,这两种办学形式先后出现了互为补充,相互依存的协调发展方式。它们在发展过程中都积累了许多宝贵的办学经验和教育经验,为我国古代社会发展培养了大量的人才,有效地推动了我国的历史发展进程。
孔子作为我国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又是我国古代私学创办的代表人物,他的教育思想,即可以说是我国古代儒家文化的教育思想,也可说是我国古代私学教育发展的基础。在西周末期的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创办的私学规模最大,影响最大。在春秋末期,我国奴隶制礼崩乐坏,孔子以旧的礼乐框架注入新的思想教育意思,引导和教育学生习射礼于矍相之圃,在体育场上不仅仅以射箭技能和身体素质的提高目的,而更加重视学生体育活动中思想品德的培养。要在体育比赛中以培养学生良好的思想品德和心理品质为活动的主要目标,这就是他“寓教于乐”的教育原则和教育理念。孔子的教育思想为我国古代学校教育与现代学校教育发展奠定了基础。作为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提出了教育上要继承西周“六艺”教育传统的发展理念,在教学上积极倡导伦理本位的课程论思想,提倡“仁”与“礼”的教育理念,注重学生的德育教育。孔子主张“喜怒哀乐之未发,发而皆中节”的中和思想,教育学生要以乐观向上的精神面对生活中面临的困惑与阻碍,在困难面前要保持良好的心态和战胜困难的自信心。可见,在孔子为代表的私学教育中,学校的体育教育始终贯穿着对学生良好的德育培养与教化过程,体育道德素质教育和培养也是孔子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
四、结语
“体育”既是身体锻炼,也是思想品德培养,是西方体育文化的内涵与实质。我国古代虽无“体育”之词,但却有丰富的体育道德之内涵。在我国古代学校体育中,无论是“官学教育”还是“私学教育”,其“体育”中的德育教育的内容都颇为丰富。它们以培养学生“仁”、“礼”、“信”、“义”等的道德规范教育思想和教学理念对现代高校德育具有积极的作用和意义。
在现代高校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型人才教育理念下,引导大学生建立正确的道德观、价值观、世界观与人生观,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有责任心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创造者的现代高校教育目标下,利用我国古代学校体育中的德育教育思想,在和谐发展为主题的21世纪和信息网络时代,建立全新的师生关系和教育环境具有积极的作用和意义。
参考文献
[1] 张岂之.中国传统文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2] 黄伟等.中国古代体育习俗[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4.
[3] 张岂之.中国传统文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关键词:养正于蒙;训蒙失当;原因 ;启示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10-0178-02
所谓“养正于蒙”,是指在少年儿童智慧开蒙之际对其施加影响,使之形成合乎规范的思想观点和行为习惯。这种教育方法遵循了思想道德教育的发展规律,在促使古人自幼形成符合统治阶级意志的思想政治观点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如今随着经济和科技水平的提高,童蒙教育的形式和手段得以拓宽,但其最终效果却并不尽如人意。从思想政治教育史的角度来看,我们应当从时代的视角出发,深刻剖析当代思想品德启蒙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探寻古代训蒙教育中的合理因素,并使之为现代的思想品德教育服务。这也是本文写作的目的。
一、古代训蒙的主要路径
“养正于蒙”的教育理念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周易》便已提出“蒙以养正”的思想,至唐宋时期童蒙教育形成相对稳定的内容和程序。按照我国古代教育的传统,四岁左右为开蒙的最佳时期。此时,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尚未形成,心地纯洁且接受能力强,较易取得教育的最佳效果。具体说来,古代童蒙教育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路径:
(一)学习蒙学经典教材
几千年来,我国根据童蒙教育的规律及儿童的年龄特点,先后编写了卷帙浩繁的启蒙教材。这些蒙学教材和读物便于诵读记忆,流传甚广,如《急就篇》、《千字文》、《小学》、《三字经》、《百家姓》、《弟子规》等等。这些教材内容广泛,可划分为博物类、家庭蒙养类、起居礼仪类、伦理道德类等多种类别,不但可以运用于学校教育,而且在家庭教育和其他方面的教育中也充当着重要的角色。
(二)“齐之以礼”、“节之以规”
古人注重在儿童开蒙之际便对其进行行为礼仪和日常规范的教育,这也是品德教育在古代教育中居于核心地位的一种体现。如《弟子规》中的“冠必正,纽必结,袜与履,俱紧切。置冠服,有定位,勿乱顿,致污秽。请贵洁,不贵华”详实地规定了日常生活中的行为礼节。与之前蒙学教材的理论学习不同的是,该路径与儿童的成长环境密切相关,不仅对儿童高尚品德和良好习惯的养成大有裨益,也有利于家庭蒙养的具体指导。
(三)社会环境的合理营造
无论是儿童诵读的蒙学教材,还是接受的礼仪规范,都是在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这一目的下产生的。一方面,许多事例如孟母三迁、孔融让梨等成为人们竞相模仿的楷模,在社会中产生很强的激励作用。另一方面,产生了许多约定俗成的做法,如古时男子的加冠礼,在家族和社会的渲染下成为一种庄重的仪式,既有行为约束作用,兼具强大的心理暗示功能。可以说,古代人们自幼形成符合社会规范的思想品德和行为规范,是一种主动和被动的结合。
二、现今训蒙失当的原因分析
随着经济水平的提升,家庭、学校和社会等在儿童启蒙教育上投入了较之以往更多的精力和资本。但不可否认的是,当今社会的童蒙教育正逐步暴露出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与信息爆炸时代来临、价值观念开始多元、独生子女越来越多、传统观念逐渐淡漠等现象密不可分,总的来说则是家庭、学校和社会等主体训蒙失当、综合作用的结果。具体说来,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家庭环境因素
对于尚未接受学校教育的儿童来说,家庭是他的“第一学校”。家长在童蒙教育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他们的示范和熏陶将对子女思想品德的养成具有重要作用。随着计划生育的深入推进和物质条件的极大改善,子女越来越成为家庭的中心。这种状况虽然有利于家长将更多的精力放到子女的教育上,但也容易产生两种比较极端的现象。一方面,有的家长在子女智慧开蒙之际并未以及时的教育对儿童的贪玩天性加以适当、合理地约束,纵容子女沉迷于空洞无物甚至具有不良导向的漫画、动画片及电脑游戏;另一方面,有的家长对独生子女寄予过高的期望,过早地将大部分精力放在子女对专业知识的学习上,从而忽视了“养正”,未能在儿童思想品德形成之际对其施加指导性的有益的影响。
(二)学校环境因素
蒙学、小学和大学是中国古代经典教育的三个阶段。儿童在步入学校之后,学校取代家庭和社会,成为童蒙教育的主要力量。按照我国现今的教育体制,儿童在进入幼儿园后便从形式上开始接受一些浅显的教育,这与我国古代教育传统中的最佳开蒙时间是基本吻合的。但从其教育内容上看,学校教育未能合理地吸收古代蒙学经典中的精华,忽略了蒙学经典中合理因素对儿童启蒙的重要作用,不但错过了对儿童施加教育影响的最佳时机,而且是我国古代宝贵文化遗产的一种流失。另外,从教育者的角度看,学校缺乏专业化的蒙学教育队伍也是产生训蒙失当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社会环境因素
社会环境对儿童思想品德形成的影响是综合性的。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具体说来:首先,拜金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盛行会使儿童受到不良观念的影响,从而形成攀比、拜金、自私等错误的品德意识;其次,给儿童带来更多乐趣的漫画、电视、电脑并未承担起灌输社会主流价值观的义务,其中很多内容空洞,甚至宣扬错误的价值观念,不利于童蒙教育的开展;最后,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正在逐渐被社会淡忘,快餐文化盛行,这既不是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正常形态,也无法为童蒙教育提供良好的社会大环境。
三、古代训蒙对当代启蒙教育的启示
对于我国古代的蒙学教育,我们应当客观、辩证地看待。古代蒙学教育由于其历史局限性,在内容上不可避免地带有封建意识的烙印,但不可否认,其中也包含着古人的智慧和经验,其中很多具有规律性的观点和方法至今仍有宝贵的借鉴意义。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角度说,我们应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将古代童蒙教育中的合理因素充分运用到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中。
(一)家庭应承担更多的训蒙义务
正如前文所述,家庭环境对儿童思想品德的养成具有始基性的作用。如此家庭应承担更多的训蒙义务,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的内容:
首先,家庭成员要进行正确的主观导向。子女在智慧开蒙之际,最先学习和效仿的便是身边亲近的长辈,因此,家庭成员应当注重自身良好修养的养成,在主观上给予子女正确的思想和行为导向。一方面,家庭成员要从生活细节上规范自己的行为,为子女树立良好的榜样;另一方面,家庭成员应注重向子女灌输乐于助人、勤奋好学、谦虚谨慎等良好的品德观念,并保护子女免受拜金主义、个人主义等不良价值观念的侵袭。
其次,家庭成员应创造良好的客观环境。如果说言行示范、思想灌输属于主观环境的范畴,那么家庭还应为子女思想观念的形成营造良好的客观环境。一方面,家长应帮助子女更少地接触空洞无物、对幼儿智力开发无益甚至会对其价值观产生误导的漫画、动画片和电脑游戏;另一方面,家长应多让子女接触对儿童良好思想观念和行为规范的形成大有裨益的蒙学经典读物,如《三字经》、《少仪外传》、《家范》等,并帮助子女加深对这些经典的理解。
(二)学校应进行系统的经典教育
儿童在进入幼儿园学习之后,学校便成了开展童蒙教育的主阵地。但当前的幼儿园和小学在思想品德教育层面存在一些问题,如教育形式缺乏创新、教育内容不够完善、忽视了蒙学经典教材的重要性等等。针对这些问题,学校应从改进教育方法,完善教学内容,培养专门的蒙学教育队伍等多方面加以调整。笔者将相应措施的开展概括为“两个阶段论”,即短期和长期两阶段。
从短期层面上看,学校应改变过去较为单一的教学模式。在幼儿园教学阶段,应初步引入一些简单的蒙学经典教材来配合现今的音乐、绘画和简单的识字教育。在小学教学阶段,则应更加重视思想品德教育这一课程,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教育作用而不是使之成为语文、数学、外语等课程的陪衬;另外,幼儿园和小学的蒙学经典教育还应两点成线,从广度和深度上提升小学生对古代蒙学经典教材的理解,有条件的学校还可以引导学生开展各类实践活动,在实践中加深理解。
从长期层面上看,学校应当培养专门的蒙学教育队伍。就幼儿园来说,幼师是蒙学教育中的教育者,但当前很多幼儿园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幼师的综合素质并不过关,大部分幼师只是在音乐或美术方面有一技之长,幼师自身可能对不了解古代的蒙学经典教材。就小学来说,思想品德教育的任课教师虽然具备一定的专业水平,但相关课程在教学体系中的地位也决定了其人才队伍的建设无法得到充分的重视。因此,从长远上看,学校应加强对幼师和思想品德教师的队伍建设,使之更加专业化,并形成梯队班子的良好循环。
(三)社会应自觉承担更多的责任
除了家庭和学校之外,社会的大环境对儿童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的养成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社会对儿童的“塑造”,可以从微观和宏观两个角度来说。
从微观层面上看,社会个人或团体应当充分考虑到其对儿童成长产生的影响,不能唯利是图。例如,漫画、动画片和电脑游戏的制作者和销售商,应当认识到其产品面向儿童的特点,在发挥其产品开发智力、娱乐生活等功能的同时,杜绝生产和发售具有不良信息或传达错误价值观念的产品。
从宏观层面上看,整个社会应当积极宣扬正确的价值观,并坚持与错误的价值观做斗争。价值观的多元化伴随着市场经济而来,信息爆炸时代的来临则让儿童从小就接触到内容各异、良莠不齐的文化信息。从全社会的角度来看,我们应当鼓励人们践行正确的价值观,切实贯彻八荣八耻,从社会到学校到家庭,形成一个和谐、安全的网络,保护儿童免受拜金主义、个人主义等错误观念的侵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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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内容摘要:文章试图从古代书学教育的发展中汲取营养,探讨当前书法启蒙教育的发展方向,以期构建幼儿园书法教育的学科框架,推动书法教育从实用化向艺用化转变以及寻求书法启蒙教育的制度化途径。
党的十七大关于教育的阐述中首次提出重视学前教育。而作为基础教育准备阶段的学前教育,一直游离于义务教育之外,无论是教学园所的分布、教学师资的配备、教学内容的设置还是教材教法的确定等,较之基础教育相去甚远。而当前,书法教育被排挤在主流教育之外,书法启蒙教育作为学前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渐趋边缘已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关注书法艺术的发展,就要重视当前书法启蒙教育发展中的问题,要从历史的角度重新审视书法教育的核心价值,而古代书学蒙养正是我国传统幼儿书法启蒙教育的重要内容。
一、古代书学蒙养教育的认知
1.蒙学与书学的概念
蒙学,就是“蒙养之学”,是古代对蒙童进行基础文化知识教学和初步道德养成教育的统称。与小学、大学并列,是我国传统教育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周易·蒙卦》有“蒙以养正,圣功也”之说,也就是说,启蒙教育是为了培养人走上正道,是神圣庄严之事。幼儿正处于幼稚蒙昧期,教育就成了当务之急。在古代,对儿童进行启蒙的学校,称为“蒙学”,儿童“开蒙” 称为“蒙养”阶段,接受教育的年龄一般在四至七岁,蒙学教育的基本目标是培养儿童识字和书写的能力,养成良好的日常生活习惯,能够认识并遵从基本的道德伦理规范。
书学,则是古代蒙童接受的一种较为初级的、以识字和习字为主要内容的教育。古代蒙学中各学科的教学仍处在互相包容、互相融合的浑然形态之中,还没有各自独立形成自己完整的体系。就书法而言,是和识字结合在一起的,写字教学与识字教学密不可分。正如清人王筠所言:“蒙养之时,识字为先,不必遽读书。先取象形、指事之纯体教之。”由此可见,书学是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书学也是蒙学的基础与准备。
2.古代书学教育的特征
(1)书学教育目标的实用性
在印刷术尚不发达的古代,大量的抄写工作要由来完成,势必形成对抄手的极大需求。加之科举取士,考生书写水平更直接关乎科场命运。由于抄写的需求和科举的要求,使书法的实用价值巨大,所以书法教育在中国古代备受重视。为了适应科举的需要,习字课程作为书法基本功,在蒙学教育中必然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可以说,古代书法教育更加突出书法的实用性,古代书法教育本质是具有强烈工具性的书学教育而非书法艺术教育。
(2)书学启蒙教材的规范性
我国古代书法蒙学教材自先秦至隋代均以“字书”为主,“字”指识字,“书”指书写。字书兼有识字与书写功能。周习太史籀大篆《史籀篇》,秦斯小篆《仓颉篇》,汉习史游隶书《急就篇》。字书随着书体的演变而更替。从唐代开始,书法蒙学教材开始转向专门化,由于书体的演变,属于篆隶书体的字书系列被更系统的楷书识字课本《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所替代,后者称为“法帖”。“三、百、千”作为蒙学教材,流传最广泛、最久远的要数《千字文》,自唐宋以后,它一直在全国范围内被用作启蒙识字教材,直到清末。
(3)书学评价杠杆的强制性
古代蒙学教育主要是进行基本文化知识的教育和初步的道德行为培养,以识字、写字和背书为主。这一阶段中,习字是识字的有效手段,是书写能力培养的基础阶段。古代蒙学习字训练,在课程设置中具有很重要的地位,蒙童的书写水平是其学业的重要标志之一。书法在当时是读书人能否走上仕途的考核标准之一,而选官政策与考试制度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古代书法教育的风向标,直接影响着书法发展的方向和要求。自隋代科举制度产生以后,书法与选官的关系在科举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二、古代书学蒙养与当前幼儿园书法教育的比较
古代书法教育包括家传、师授和官学这三种途径。家庭教育在古代书法教育中占有重要位置,是书法教育的一个重要形态。古代书学蒙养教育在很多方面表现出其不均衡性,在入“小学”之前的年龄层次,即当前的幼儿园阶段,表现尤为明显。首先,书学启蒙教育的受众面很小,仅限于家庭教育层面。基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家传式书法教育受家族成员自身水平的制约,只有皇权、士大夫阶级和士人阶层的子孙才能够享受到这种特权。其次,书学启蒙教育的年龄参差不齐。较之家传式书法教育的早期化,师授式书法教育要待适龄才能开始,应该在“小学”前后,入学年龄明显滞后。再者,书学启蒙教育的官方认可度不高,呈游离状态。古代官学中只有“小学”和“大学”两个教育层次,未涉及“蒙学”这一级,这种初级教育大多是民间自发承办的,有私立的,也有宗族主办的,也有官办与公助结合的,当然谈不上制度保障,完全是出于需要目的的自觉行为。
古代的书学蒙养的涵盖面很广,与文字书写教育相关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的内容都包含在内,是综合之学。而现代书法教育是一个具有现代学术和学科意义的概念,一般是在一定的理论指导下完成的。即使是不在义务教育之列的幼儿园,书法启蒙教育的开展,也要有科学的教学法、专门编定的教材,还需要知识结构合理的教师等,已然学科化和专门化。这些教育特征是古代书法启蒙教育所不具备的。
1.早期化是当前幼儿园书法教育的时代要求
秦汉时期的幼儿有的在四五周岁就开始学习识字、写字,六七周岁就读完了基本的字书。北齐的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勉学篇》中就以切身经历强调及早从学的重要性:“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以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 清初教育家唐彪在几十年的蒙学教学实践中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启蒙教育思想与方法,其中有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要对儿童尽早施教。认为三至八岁之间的孩子在入小学之前就可以通过识字关。
较之古代,当代学前教育已拥有了幼儿园这样的教育机构,要做到书法启蒙教育早期化已经拥有了完备的物质平台和师资力量。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条件允许,当前幼儿的书法启蒙教育起步可以提前到学前教育阶段。
2.学科化是当前幼儿园书法教育的必然趋势
书法作为独立学科的雏形由来已久,早在西周时期,学校教学内容中就有专门的书法教育,书法列入教学内容“六艺”中;汉代增设“书馆”;唐代国子监有“六学”,书学位列其中。西周“六艺”强调个体在礼乐(德行)、射御(军体)、书数(文理)等教育内容全方位的修养,源于古代社会分工还不够细化,学科化进程还很不明确,习字需要依附于识字教育,从而作用于其他诸学,故书法本身还不具备其独立性。
而随着当代文化科技的发展,教育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扩大,已非“六艺”“六学”所能涵盖。书法虽然还有在其他学科中的工具作用,同时依旧保留了书法的德育教化功能,却具备了更大的艺术价值取向,对于书法启蒙教育,不仅要求掌握书法的基本技法,还应该从文化和艺术两个方面来培养,增补书法史学、书法理论、古代文字、国学知识等相关内容,将其作为一门学科对待,使书法启蒙教育从其他学科中独立出来,实现学科化成为可能。
3.艺用化是当前幼儿园书法教育的终极目标
识字与习字有着密不可分的相辅相成的关系,习字对识字有极大的促进作用。由此,古代书学教育的实用功能不言而喻。但“书法课”不同于“写字课”。 写字只是要求把字写规范、易识,而书法则包括写字、艺术、文化、审美的内容,是艺术也是文化。艺术形象和文化精神更是书法所追求的境界。
随着印刷技术的普及和办公无纸化,书法的实用性正在急剧弱化,艺用性随之凸显出来。当前书法启蒙教育依旧存在较强的实用倾向,书法本身所具有的丰富内涵和功能得不到发挥,失去了书法教育的发展需要。书法教育在传统教育体系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其除了功用性,还承担着文化延续、艺术审美等职能,因此,突出其艺用性是当前书法启蒙教育的最终目标。
4.制度化是当前幼儿园书法教育的基本保障
在传统官学中,没有基础教育“蒙学”这一级。汉代蒙养教育多行于宫廷或官宦家族,到唐宋才逐步推广到一般平民家庭中。但官方办教育的能力十分有限,除宫廷皇家教育外,官方还无法建立初级的蒙学教育。如果说西周至两汉书法教育是制度化之上的自觉,那么,自隋唐科举制度确立,就使书法教育彻底法制化了。从“籀书”“史书”“章程书”“院体”“台阁体”“馆阁体”这一字体、书体的发展线索上,我们可以发现历代统治者对于书法的强大干预。尤其科举制对书法教育的强制性,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应试者书写能力的提高和书法人才的培养。
古人对书法教育制度化的要求与收效对当前不同层次的书法教育有一定的启示作用,作为当前书法启蒙教育的学前教育阶段,依旧适用。只有加强对书法教育的重视程度,加之教育行政指令的干涉,书法教育才能在启蒙和创新的过程中实现跨越式的发展,这种文教政策的干预从根本上来说又会远远胜过其他因素对书法教育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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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书院的产生,有其历史背景。首先,当时的官学衰落,士人大量失学,尤其经过“安史之乱”,唐朝陷入严重的军阀割据状态,节度使纷纷拥兵自重,战争连年不决,以致于从中央到地方财政困顿,整个社会陷入了无序状态。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官学逐渐衰弱,大量失学士人被迫另辟奇径;其次,书籍积累和传播成本大大降低,而且民间的印刷作坊也不断涌现,所以当时的书籍得到了快速的传播;最后,私人讲学形成风气。自春秋战国以降,诸子百家就有私学之风,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教育组织形式。加之佛教禅林影响,古代书院逐渐形成。对于古代书院而言,其发展历程从南宋兴盛,到元代官学化,经历了明代的复兴,再到清代的类型分化与清晚期的学院改学堂。南宋兴盛时期,官学作用减小,为维系文化教育传统,朱熹等人重振书院。这一时期的书院多是理学家用来讲学的地方,当时著名的书院有江西庐山的白鹿洞、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河南登封的嵩阳书院、河南商丘的应天书院等。到了元代时期,书院逐渐官学化,汉族儒家学者们不愿做官,也不愿任教,于是退到书院自行讲学,当时的元朝政府只能对其加强控制,以致于书院进逐渐走向官学化。明朝立国后大约130年的时间里,因统治者将教育重点放在了官学兴办、科举等方面,所以对书院并不重视;直到正德年间,书院渐兴。清代书院根据不同的类型有所分化,在清代大约300年的时间里,学术思想以及学风频繁变化,因此书院深受其害。到了清末,清政府下诏对现有书院教育资源进行有效理由,并且将各省的书院,其中省城书院改名为大学堂,府厅、直隶州为中学堂,州县为小学堂。至此,一千多年的古代书院教育性质有了质的改变,并且以全新的形式发挥着它兴学育人作用。
二、古代书院教育对现代高等教育带来的重要启示
基于以上分析,虽然古代书院已经走向了历史舞台的尽头,但是其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对现代高等教育带来了非常重要的启示和指引。
(一)古代书院的讲会会讲制度,对现代高等教育带来的重要启示
对于古代书院而言,百家争鸣、开门办学的教育方针,对现代高等教育以启示;实际上古代书院在某知程度上相当于现代的高校,其实行的讲会会讲制度,也体现出开放办学以及自由交流的教育思想。实践中可以看到,为何当前国内高校会出现“近亲繁殖”的现象,即多数从本校毕业的学生尤其是研究生留校任教;从整个大的教育环境来看,很多高校在学术上存在着多年吃老本的现象,缺乏创新。笔者认为,高校学术并非闭门造车,相反需要多交流,甚至只有在讨论、争辨中才能有所创新,才能实现进步。正如先生所制订的校训———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指导下,北京大学才能成为了国内高等教育的佼佼者。从这一层面来看,现代的高等院校继承了古代书院办学特点以及自由交流的价值取向。在当前新的历史形势下,高校是否应该继承和发扬古代书院的精神,是每一位高等教育工作者亟待反思的问题。笔者认为,现代高等教育过程中,我们应当大胆地去借鉴古代书院采取的会讲讲会制度,并将其分成校内讲会、校外会讲等形式,而且每会会期都规定天数,以保证其具有合理的周期性。对于校内讲会而言,可利用新课标中的研究性教学活动开展,在兴趣小组内部举行;在此过程中,高校先规定统一的讲会活动时间,不同兴趣小组可以根据研究方向,同时参加多场讲会,这样就能够满足实际需求,促使各兴趣小组的研究得以实现,而且还可以有效提高时间利用率;对于校外会讲而言,则可根据实际情况,不定期地去聘请有影响力的教授、学者或者老师,虽然他们的观点不同甚至相反,但是学生可以通过自己的思考自由辨别,通过该种方式可以使学生的论辩能力以及辨识能力得到锻炼。从实践来看,校内讲会、校外会讲之间的有机结合,实际上就是对时间相对富余,自由度相对较大的高校开展的活动,而且其借鉴意义以及实际可操作性更强。
(二)充分尊重和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
从古代书院教学课程的设置、组织形式以及教学方式和考核评价方法来看,均体现了学生中心主义教育思想,旨在培养和促进学生的身心健康与发展。从主观层面来讲,古代书院的教育形式给人一种非常享受的感觉,教育就是体验教学的过程,这与现代高等教育过程中的“苦役”完全不同。对于知识传授型高等教育而言,实践上就是将学生观众、知识容器,而高高在上的老师就是主宰,他们在课堂上尽量给学生管输知识,即填鸭式教育。实践中可以看到,该种教学模式,对学生的启发意义非常的小,只是告诉学生对现有的结论不容置疑,而且师生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和交流,教学完全单向性;这种没有弹性的教学模式,容易导致学生被动适应,以致于学生的学习热情、创造积极性被磨灭了,最终形成了一种非常消极的人生态度。在改正该种教育教学理念和模式过程中,我们可以从古代书院教育中得到启示———在教育过程中,应当坚持以学生为主体的原则,并且以老师为指导进行教育教学;在此过程中,我们应当摒弃传统的知识传授型教学模式,重点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在该种启示下,要求我们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应当学会质疑、问难以及启发和点化,并且在老师与学生之间的交流过程中,擦出智慧火花,及时更新知识体系。目前来看,国内很多高校在教育过程中,均提出了以生为本的基本理念,促进课堂教学过程中的学生、老师角色转变,将课堂还给学生。在高等教育教学过程中,我们应当根据本校学生的具体情况、特点以及学校的整体水平等,摸索一套最合适本校教育教学的方式和方法。从古代书院教育理念中我们可以得到启示,即教学应当以学生为主体,以老师主导,质疑、问难以及启发和点化,都是有效的教学方法,因此应始终贯穿于整个教育教学过程之中。对于古代书院而言,其主要是以学生自学、自主钻研为中心,强调的是学生自己的深造体会,老师的作用只是讲授、辅助教学而已;古代书院的该种教育模式,一方面培养了学生的独立、自学的能力,另一方面又使学生能够准确把握治学之道,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少教多学的目的,这是古代书院教育留给我们的宝贵经验,对现代高等教育的启发非常的大。从现代高等教育教学的视角来审视,古代书院更加注重自学研讨,这相当于现代高等教育中的学生自主性学习。从实践来看,古代书院强调的学生中心主义、自主学习方法,均符合知识建构特点———知识建构靠学生,老师只是这一过程中的引导者而非包办或者代替者。从教学实践来看,通过一味地灌输、填鸭式的教学方式,想要使学生们有效地掌握知识、构建牢靠的知识体系,简直是天方夜谭;死记硬背的学习方式,在接受现成结论以后,一旦离开了老师的引导,则无法自主学习,就是以老师为中心的传统的灌输式教育方法造成的严重弊端。随着教育教学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新课程理论中提出的过程理论,实际上就是对古代书院教育教学标准的借鉴,从这一层面来讲,书院重视学生的自学研讨是有其科学依据和现实意义的。古代书院采取学生自学研讨的教育模式,给学生留出了大量的自主学习时间以及读书交流空间,即便是有问题向老师请教,也应当先自己独立思考;值得强调的是,在学生请教过程中,老师并不急于告知,或者强求学生立刻认同、接受自己的观点和主张;相反,在古代书院中,老师更多时候采取的是鼓励法,即鼓励和引导学生另辟蹊径。从这一实践过程来看,学生的角色始终具有主动性,而非被动地去接受知识、观点,学生在书院环境中,能够体会到师友中优游暇豫、玩索有得因的感触。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自学研讨教育方式要比老师一味地灌输知识来的给有效,前者更有价值。所以,在现代的高等教育过程中,我们应当继承、发扬古代书院的该种精神和教育理念,注重学生的自主性。
(三)古代书院对学生的人格教育对现代高等教育的启示
在高等院校教育教学过程中,应当对学生加强常规教育,使他们习与智长、化与心成。在高等教育过程中,一定要重视对大学生的人格培养,将人格教育提到应有的高度上来。第一,明确学生学习、待人接物行为规范。实践中可以看到,很多高校大学生连最基本的礼节也不懂,所以应当以古代书院之礼仪,来约束和熏陶当代带学生,使他们养成良好的品格、人格。第二,强化养成教育。正所谓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因此必须教育学生,任何事情都要从自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身边的点点滴滴做起。实际上,现代人格中的创新、独立以及诚信和敬业等精神,是现代人应对挑战、机遇甚至安身立业的基本素质,高校大学生也不例外。在古代书院中,学生无论学术成就如何,皆是谦谦君子,这是古代书院教书育人的结果。所以,在现代高等教育教学过程中,学生在做学问之前,一定要先要求他们学会做人,否则就是失败的教育。正如托夫勒所言,新的时代不会创造理想的超人,只是对社会中的普遍人格进行改变,不是产生新的人类,而是对全社会人格进行重塑。基于此,人格教育是当前高等教育教学的头等大事,古代书院的学生人格教育,给了我们非常大的启示,即学生人格不成,则教育难见其效。
三、结语
关键词:古代文学教学;人文素质教育;
中图分类号:G42
人文素质教育是一种对当代中学生进行人文素质教育的崭新模式。而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主要载体和传播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模式。由于这种主流文化模式与人文素质教育模式的深层次契合,使得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成为联系中国传统文化宝贵资源与当代中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纽带。
古代文学的优秀作品,是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是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是我们今天培养高素质的中学生必须继承和借鉴的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利用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提升中学生人文素养应在以下两个方面下功夫:
一、注重人文知识,关注情感教育
中国古代文学是人文知识的宝库之一,有着丰厚的人文知识。中国传统文化以人为核心,以社会伦理和道德修养为主要内容,尤其注重个人的道德修养以及人际关系的和谐。古代文学作品内容生动,形象鲜明,感情强烈,其中蕴含着丰富的人文情感。教学中,一方面,教师要重视向学生传授传统的人文基础知识,把人类已积累的人文知识传授给学生。教师还要注意把本学科领域的最新学术成果、最新思想引入教学内容,引导学生开拓新的知识领域,让学生在学科研究领域中以现代观点去进一步理解把握传统的人文知识。另一方面,利用古代文学教学对学生进行情感教育,其优势非常明显,因为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本身就是“情感的符号形式,艺术家掌握了创造艺术符号形式的本领,把无形的内在情感,变成了可供人感知、观赏的东西。”因此,古代文学教学中,教师要注重通过情感教育,不断地将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内化为中学生相对稳定的内在品质。屈原的“哀民生之多艰”,杜甫的“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白居易的“但伤民病痛”,“唯歌生民病”,等等,古代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来的这种对苦难劳动人民的同情,对劳动人民反抗斗争精神的赞美,以及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人民性,是我们今天所倡导的“为人民服务”的民族精神之源。
尤其是爱国情感教育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尤为突出。爱国是我国古代文学中一个经久不衰的传统主题,历代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强烈的爱国精神与深厚的民族情感,对培育现代中学生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显得极为重要。如“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屈原是令后人最为敬仰的爱国诗人,他忠君爱国、为国殉难的精神,铸就了中华民族的灵魂,为后世有识之士所效法。像曹植、陈子昂、陆游、文天祥等等所体现出来的为国家、民族前途而牺牲个人利益的高尚情操,同样也能够陶冶中学生的性情。他们的爱国精神以及他们的作品所塑造的艺术形象唱响了中华民族文化中捍卫国家尊严,坚持民族气节的文学主旋律。以上这些均能够感染中学生的心灵,拨动中学生的心弦,陶冶他们的情操,唤起他们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故而,在古代文学教学中,教师应当有意识地对文学作品中的爱国思想、爱国精神进行系统、深入地讲解与传授,有针对性地培养中学生的爱国思想和报国精神。
二、培育人文特性,提升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是人文素养的核心,是人文素养的内在支撑,它是一种以人为对象、以人为中心的精神,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以人为本是完全契合的。利用古代文学教学可以培养中学生正确的人生观、健康的审美心理、积极的进取精神等人文素养,逐步完善中学生的人文特性,提升中学生的人文精神。
首先,培养中学生正确的人生观
其次,培养中学生健康的审美心理
审美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在于使学生通过感受艺术的美而产生情感的共鸣,使学生在审美的愉悦中受到教育。可在现实中,当代中学生的审美标准却往往注重外在美,而忽视了内在美,在审美情趣上更多倾向于接受通俗艺术而偏离高雅艺术和民族文化,忽略了高雅艺术、民族文化净化心灵,陶冶情操,启迪智慧的独特作用。文学作品是作家审美意识物化的产物,是美的集中展现。古代文学作品大多生动地再现了社会现实生活,传达了作家内在普遍性的深沉情感,展示了对人生命运的终极关怀。鉴赏作品时,能够直接感受到作品艺术的形式美,感受到文字所传达的情感美。如屈原的《离骚》强烈的执著美,展示了诗人峻洁的情怀、执着的追求以及追求失败所带来的痛楚,《庄子》散文中浪漫不羁的想象,对哲理人生的诗意表达,呈现出作家艺术化的人格美;唐诗中开阔的胸襟,昂扬的意气,高蹈的胸怀,呈现出豪迈奔放的阳刚美,等等。这些作品往往能够荡起人的生命激情,使人产生心灵上的震憾、情感上的共鸣,获得审美的愉悦。因此,古代文学教学应当充分利用古代诗、词、曲赋、散文、戏剧、小说所具有的音乐性、情感性、形象性、故事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他们在对文学作品的阅读和欣赏中,理解事物的真、善、美,理解文学作品的形象美、意境美、语言美,在获得精神享受和情感愉悦的同时,得以陶冶性情、美化心灵、升华境界,同时使他们的审美感受、审美判断、审美鉴赏和审美创造的能力得以提高。
最后,培养中学生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有为”精神,主张人生要有所“立”,即有所创造,有所作为,有所建树。现代经济社会里,伴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全球化局面的形成,各方面的竞争日趋激烈。一个人,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要想在这个世界立足,就必须有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进取精神。古代优秀的文学作品中,有不少充溢着一种高度的责任心和积极的进取精神;《易经》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论语》中的“曾子曰;‘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孔子的“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孟子的“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荀子的“人定胜天”,“制天命而用之”,等等,古人这种强烈的责任感和积极进取精神对于培养中学生自重、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独立人格是极有启迪作用的。因此,教师要注重利用古代文学这门课程的优势,培养学生的责任感和进取精神。
总之,古代文学只有不断变革、创新,给予学生更开阔的探索空间、认知空间、思维空间、创造空间,才能帮助他们实现梦想,才能真正担负起培养中学生的重任,让中学生真正成为文化和文学的继承者和传播者,成为知识型社会跨世纪的挑战者和优秀的接班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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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书院教育;教育;启示
温总理在论述发展农村教育的重要性和如何创新推进时,指出:“我国农村教育源远流长,历来就有‘耕读传家’的传统。中华文明起源于农耕社会,中华文化的根脉在农村,教育是传承文化的主要途径。历史上许多私塾、书院曾盛极一时,但都不是在大城市,而是在山野乡村。那里不但是教育子弟、培养人才的学校,而且是一个地区的文化中心,甚至是学术中心,其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成为中国人的精神家园。”这段话揭示了书院教育的民间性和它的培育人才、研究学术、繁荣文化的功能。古代书院教育存在的优点,是非常值得现代教育借鉴的,书院教育是现代教育的营养,不断补充着和优化着现代学校教育,本文就古代书院教育对现代教育的启示进行思考和论述。
1.古代书院教育对现代教育的启示
古代书院教育对现代教育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但是,我国对于古代书院教育对现代教育的启示和思考仅仅是从在近几年才开始的。总结我国古代书院教育的得失,对现代教育起到借鉴和优化作用。
1.1 教育形式的启示
古代书院教育中,对于教学等研讨性科目进行自学研究讨论等方法,具有开放性和实践性,不仅培养精英士子,也普及大众文化。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教师来往讲学,学生进出自由,不受年龄、学历、出身、职业的限制,没有固定化的管理模式,强调学思并重、言行相接,从静处体验、在事上磨炼;而现代教育的形式较为单一,现代教育是以老师的讲为主,并没有强调建立学生的自主性学习习惯。
1.2 管理形式的启示
古代书院教育具有自主性和多样性。由学者和文化士绅主办,风格各异,特色鲜明;即使官学也只是公助经费,原则指导,教学则由学人统筹;管理人员一般有三个,书院的主持人也就是书院的主讲人,一般是著名学者,还有一位山长,其次还有一位助教,同时学生也可以参加管理。不得不说,可能现在的教育只靠着三个老师是不足以传授知识的,但是我们要看到人员少的优点,传递信息快,不冗繁,降低了工作效率;学生参与书院的管理,很好的锻炼学生的管理才能。而现代的教育,是一个大的管理组织,分设出很多小的由老师组成的科研小组,成员数量冗繁,现代教育一般要进入大学,才会完全放手,使得孩子失去很多成长、锻炼的机会。
1.3 道德问题的启示
古代的书院教育具有人本性和尚德性。教人以五常八德、行己有耻、敬业乐群和大丈夫精神,仁、智、勇兼备而以仁德为体,把真、善、美统一起来;是把平时的行为和道德要计量到考试成绩上,所以学生们会非常注意自己的言行,注重道德问题。在现代教育中,并不是十分重视道德问题,而是更重视“分数”,分数固然是对一个学生衡量的一个方面,但这并不代表全部。教育的目的首先就是教会大家怎么做个堂堂正正的人,不是仅仅做个学术专家而已,一个即使在科研方面取得极高的成就,但是却缺乏道德心,他也不会被人们称道,不会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相信一个不是堂堂正正的人,又怎么会为了国家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呢?所以现代教育的道德问题,值得我们探讨。
1.4 重师之道的启示
在中国古代教育中形成了尊师爱生的优良的传统,古人云,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可见学生对老师的仰慕之情。书院教育也理所当然地继承了这一光荣传统。由于文化的百家争鸣,古代书院都是采取自由择师的原则,学生比较向往哪家的理论,就可以去找哪家的名师学习,由于志趣相投,又有教育之恩,所以一般师生感情极为深厚。比如,明代东林书院的师生共同关心时政,探讨学术,议论得失,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他们在讽议朝政惨遭迫害的情况下,生死相随,矢志不移。
1.5 教学特色的启示
古代书院教育具有文化性和民族性。以研究和传播国学(即经典文化)为己任,教人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经世安邦之策,充分体现中华文化生生不息、刚毅诚信、博厚悠远、仁爱通和精神;百家争鸣,为了能让自己的学派,发扬光大,每个学院都拥有自己独特的办学特色,来吸引学生,吸引名师参加,共同完成教学工作。而且书院一般不拘泥于一家的思想,而是允许不同学派进行辩论,两个不同学派的人进行辩论,能深刻清楚自己学派的优势和弱势,让学生能真正的走出课堂,不拘泥于自己所学的知识,能和其他派的学生进行学术的交流,让古代书院打破地域的限制,让学生们吸取不同的知识,对学生们的素质有一定的拓展作用。而现在的教育也存在的各个独立的问题,能做到学校与学校间的联络会非常少,每个学校只是专注于自己的小学校,用高分来吸引生源,教学特色十分的不突出。
1.6 实践问题的启示
古代的书院教育十分注重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问题,并将它列入考试范围,让学生们能够注重实际的应用,对于学生们的以后日常工作提供锻炼的机会,古代的书院教育是完全自由式的,学生的学习进度完全取决于自己的学习程度,老师只是负责在关键处或难点处点名一下重心,帮助学生们理解,并不是完全教授的形式,十分注重学生的自我学习能力的培养。而现代的教育是很固定化的模式,认为理论是实践的基础,更注重理论的培养,可是重点就在于光有理论没有实践也是万万不可的。
2. 对现代教育启示的思考
书院作为我国历史上具有特色的教育教学组织形式,蕴含着丰富的教育资源。不仅对当时的政治经济产生较大影响,更对中国文化的形成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在现代社会中﹐传统的书院教育仍有其不可或缺的价值。
人类在30多万年以前,就开始了进化的历程。在农业产生以前,人类依靠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果实、根茎等生存,过着饿则捕食、采食,饱则弃之的生活。由于野生动、植物的季节和地域等方面限制,人类的生活是没有保证的。人类的生存欲望和创造欲望使人类在距今约1万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开始了农业生产,出现了农业文明。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始农业生产的国家之一。前苏联学者瓦维洛夫通过研究提出,“地中海、西南亚、印度、中国北部与中部山区、东非山区、墨西哥、秘鲁等是几个基本的、独立的栽培植物的起源中心,由这些中心形成了全世界的农业。”[1]1954年,陕西西安半坡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炭化栗和菜籽,经测定为7000年以前的遗物。1976年,河北武安磁山出土有炭化栗粒和猪骨,88个灰坑贮存着粮食,有的窖底腐朽粮食厚达2米,经测定,这些都是8000年前的遗物。近年来,我国又在湖南澧县彭头山、道县玉蟾岩、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岩等地发现了距今上万年的栽培稻遗址。这些都充分证明,中国是最早出现农业文明的国家之一。中国源远流长的农业文明不仅为中华民族的进化繁衍、发展强大提供了物质生活条件,也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产生着根深蒂固的影响。中国的古代教育就一直受着中国农业文明的巨大影响,这种影响在当代也依然存在。
一、中国农业社会孕育了中国古代教育的萌芽
中国古代教育活动是从农业教育开始的。距今约1万年左右的新石器朝代,人类通过耕作、畜牧进入原始农业状态。农业一旦开始,人类就需要将耕作、畜牧的方式方法进行传播推广。这就开始了原始的教育活动。原始人群“为了供劳动更有成效,必须制造劳动工具。他们的劳动工具虽然简单粗糙,经验虽极有限,但把制造工具和使用工具的经验和方法传授给年青的成员,使他们知道群体生活和生产活动的要求,是非常必要的。[2]古籍中可以找到原始教育活动的记载,东汉班固的《白虎通义》写到“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耕。”《孟子•滕文公上》中有“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的记叙,这些记载都反映了原始人类传播农耕技术的教育活动。
原始教育活动是不可能与生产劳动互相分离而独自存在的,随着原始农业的发展,人类开始了聚集性的教育活动,因此有了教育场所。古籍中记载的可能是最早用于教育活动的原始场所有两种。一是“成均”。“成均”被考证为平坦、宽阔的场地,用来堆积捕获物与农耕作物和聚会的地方,被认为是五帝时代的教育场所。二是“庠”,被认为是虞舜时代的学校,“庠”也是储存谷物之处。《礼记•明堂位》中这样阐述:“米廪,有虞氏之庠也。”可见,不管是我们前面所述的非集中的教育活动还是“成均”、“庠”等集中性的教育活动,都是和中国古代的农业文明紧密联系、息息相关的。古代文献的记载和许多考古发现都说明中国古代教育是源起于中国农业文明的产物。
二、中国农业社会产生了中国古代教育的重农思想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直接关系着人民的生死存亡和国家的政治稳定。人们依靠农业维持生存,统治者依靠农业维护稳定,农业在古代最具决定性的意义。因此,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都把农业作为国家之本,中国古代教育也就打上了深深的重农恪印。在许多史籍中,都有重农思想的描述。法家李悝、商鞅等人最早明确提出“农本”观念,李悝在魏国采取的政策是“尽地力之教”“禁技巧”,即发展农耕,约束手工业。墨子在他的论述中强调农业生产,“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为养也,故民无聊则君无养,民无食则不可事,故食不可不务也,地不可不力也”,否则“一谷不收谓之馑,二谷不收为之旱,三谷不收谓之凶,四谷不收谓之馈,五谷不收谓之饥。”儒家思想家荀子提出“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认为“工商众则国贫。”汉代思想家贾谊在《论积贮疏》中论述,“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这些重农言论的传播是古代思想家们教育活动的重要内容,他们的言论对历代统治者和民众产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拿唐代来说,唐代实行“均田制”,鼓励农民开垦荒地,允许农民拥有小块耕地,同时在役期上规定农民的最高役期,让农民有更多的耕作时间。唐朝到745年有人口九百零六万,比唐初增加数倍,开垦的土地面积大为增加、粮食充盈,这些都是唐朝统治者推行重农政策和农民接受重农思想说教的成果,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教育活动的成果。
中国农业文明也使得中国古代教育把是否知农、会农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标准。在《论语•微子》中有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的记录,说的是孔子带众弟子周游列国宣传儒家思想,一天,子路迷路,遇一老农,问其看到老师没有。老农说,既不劳动,又不知道劳动知识,哪里配得上称为老师。可见“四体”勤,“五谷”分是作为一个重要的人才标准存在的。1811年出生的晚清大儒、两江总督8岁时能读五经,14岁能读周礼、史记,早年的读书经历及亲身感受使他非常重视对子女、亲眷的劳动教育。他教育两个儿子每天都要劳作,“以习劳苦为第一要义”,并且以同样的要求对所有女眷包括自己的老婆。给他们规定了什么时候起床,什么时候织布,什么时候种地。以至于曾家所有人的衣服都是自己家织做的。教育自己的子侄们:“吾家子侄半耕半读,以守先人之旧,慎无存半点官气;不许坐轿,不许唤人取水添茶等事。其拾柴、收粪等事,须一一为之,插田莳禾等事,亦时时学之。”中国历代史籍的许多记载都反映了中国农业文明对中国古代教育的内容和人才评判标准的影响。
三、中国农业社会蕴育了中国古代教育中的天人合一特点
农业生产是人们通过劳动来控制动、植物的繁殖与生产,以此来满足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需要。古代农业生产完全依赖于气候、土壤等自然条件。《吕氏春秋》“审时篇”指出:“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任地篇”提到:天下时,地生财,不与民谋。把天时地利的自然变化看成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3]古代人们敬畏自然、顺从自然、寄希望于自然。中国农业文明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的特点导致了天人合一成为中国古代教育的重要内涵,使中国古代教育追求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成为重要的教育目标。我们说的“天人合一”中的“天”、“人”不是天和人的实体存在,天是说指自然及其客观运动,人着重强调的是情感、欲望,即人的主观世界。在中国古代史籍中常有“天人合一“的论述,《尚书》有“惟天地万物父母,唯人万物之灵”以及“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的阐述。《老子•二十五章》有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亦云,“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庄子•田子方》)。“大地与我并生,而大地与我合一”《庄子•齐物论》典籍中又常有人与物相融的意境描写。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写道,“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摆焉……岁有其物,物有其情,情以物迁,辞以情发”。大自然的变化影响人的情感变化,人与自然相生相感,这是与西方文明对自然的理性剖析所不同的文化。这种文化深深影响着中国的古代教育。古代教育家们如孔子、老子、孟子、庄子、董仲舒、韩愈、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等,他们都在教育活动中,著书立说,演讲说辩,传播着天人合一的思想。象孔子认为“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赋予了“天人合一”的政治和道德意义。孟子认为“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强调了人性与万物的融合思想,也强调了认识自我与认识自然的统一。总之,中国古代教育的天人合一教育内容是丰富精深的,同时也对中国当代教育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四、中国农业社会产生了中国古代教育对家庭教育的重视
古代农业生产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农耕民族生产生活的范围极小。正如钱穆指出的,农耕民族“生长于此,病老于此,祖宗坟墓安葬于此”,所以他们“不求空间之扩张,惟望时间之绵延”。[4]由于农业生产的空间局限性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限制,以及农耕发展民族企望家族繁衍、代代相传的心理特征,使中国古代教育家把家庭作为社会实施各种教育活动的最初起点和最基层的单位,使中国古代教育对家庭给予了更多的关注,更多的要求,使家庭教育成为古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的教育家们认为“天下之本在家”,要“治国平天下”,首先要“齐家”。“在封建社会,父兄在家庭中是家长,他们负责家庭教育的主要责任,是家庭的准则。宋王弘官至尚书并进位太保,他知道自己应是人们的表率,因此注意一言一行都要合乎礼法,以致写书信均有一定格式,这是他的家庭准则。后人都仿效他,称为王太保家法。齐中书令王延之家教很严,见子弟要先规定时间。他的儿子伦之也用这个方法。里面包含了封建因素,但家长作为榜样注意严肃是有一定道理的。陈左仆射,侍中王旸,敦敦教诲诸弟,兄弟三十余人因受到规训,所以家庭和睦。”[5]古代的许多名人大家在家庭教育中不仅身体力行,而且写下了大量的“家训”、“家教”类著作,以教育子孙,警戒后代。现存最早的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流传最广,被称为家教之祖。明末清初朱柏庐的《治家格言》,又称《朱子家训》,劝人治家勤俭、安分守己,是影响最大的家教典籍之一。古代教育家的家教观对中国的家庭教育产生重大的影响。就深受儒家家教思想影响,他自己的家书又对中国近代、现代乃至当代都产生着更大的影响。钱穆对推崇备至,认为是影响了他一生的重要经典,他称为“一大教育家”。李鸿章常以“敬恕”二字诫其弟子。冯天祥也以的“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的名言自勉及教育部下。的岳父杨昌济抄录过的家书和日记,以其中的精神教育学生。还在延安时期建议党员干部们都要读读家书。
中国历代家教典籍以及其它历史文献的家庭教育观念虽然有不少带有封建社会的糟粕内容,但它们重视对子女的家庭教育,重视营建良好的家庭环境,重视家庭结构的稳固,其中有许多思想、方法在今天都是可取的。象古人对慈、善、孝、贞、悌等家庭伦理要求,对现代家庭道德教育就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高职高专 古代文学 教学 改革
【中图分类号】 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4)08C-0126-03
高职高专语文教育专业主要是培养从事基础教育的技能型教师。《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明确指出:改变课程过于注重知识传授的倾向,强调形成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使获得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的过程同时成为学会学习和形成正确价值观的过程。这表明由过去单一重视知识和技能的传授,转变为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位一体。在这样的形势下,语文教育专业培养的学生必须根据形势的发展,既具备理论知识,又拥有实践能力。古代文学作为语文教育专业的专业理论模块,在教学上既要注意夯实学生的专业文学知识,也要建立新型的教学模式,完善教学手段,深化古代文学的教学改革。
古代文学是高职高专语文教育专业的一门专业核心课程,它内容博大精深,涵盖学科广,包含了中国几千年的文学史和名家们无数优秀作品。它要求学生能够掌握古代文学的基本知识,提高鉴赏和评析作品的能力,提高自身的文化底蕴,为将来从事小学语文教学打下夯实的基础。然而,在实际的古代文学教学中,教师却感到困难重重。一方面,教学内容庞杂,教学课时却非常有限。另一方面,教学模式单一、呆板,强调文学史解读,忽略文学作品的欣赏,使得学生对教学内容丧失兴趣,也使得学生失去品析作品、感受美感的机会。
如何进行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改革,走出纯理论课的教学困境是我们必须直面的问题。笔者大胆尝试,对传统的古代文学教学模式进行革新,选取知识点中最具有个性的知识点,将知识与实践、能力相结合,以激活学生的思维。另外,运用信息技术改变教学的方式方法,构建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做合一”的古代文学新课堂。
一、整合教学内容,优化教学过程
古代文学这门课程包括了上古到近代三千多年的历史内容,跨度相当大,除了文学发展史外,还有大量的作家作品、不同时期的文学现象及文学流派。文学体裁包括诗、词、曲,赋、骈文、散文、戏曲和小说,涉及的学科有语言学、哲学、史学、美学甚至包括文艺学、文献学。但古代文学在语文教育专业的教学计划中只占64个学时。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应该结合学生实际,优化内容,整合课程,让学生在有限的课时里最大限度地吸收文学常识和提高分析作品的能力。首先,选取各时代最具代表性的文学思潮作为突破口,让学生领会在文学史上,不同的时期都有最具代表性的文学思潮。如先秦的百家争鸣、汉代的独尊儒术、魏晋的建安风骨、唐代的古文运动,这些文学思潮不但能够反映当时的社会现状,体现时代特征,展示中华民族的思想特征,而且也代表了文学的时代性。其次,提取具有经典价值的文学作品作为重点讲授的内容。先秦有《诗经》《离骚》,唐诗有李、杜,明清小说有四大名著,这些作品不但具有代表性,通过学习它们,也可以提高学生的审美情趣和文学素养,培养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因此,教师可以通过设置学习情境,对整个古代文学的过程进行整合,优化学习内容,让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自主学习。以诗歌起源为例,教师可以通过对中国古典的精神源头进行情境描述,让学生了解现实主义诗歌以浪漫主义诗歌为开端,然后引出代表作《诗经》和《楚辞》,让学生通过对经典作品的诵读体会作品的魅力,并对作品通过讨论、分析,提高鉴赏能力。通过对教学内容的整合,突破了以往过分着重文学史的描述的平面教学,做到了点面结合,纵横交错,文学知识与文学体验并重。这种融知识传授、文化提升、精神陶冶与审美养为一体的课程框架,有利于高职高专的学生构建合理的知识谱系。
二、提高教学质量,改革教学手段与方法
当前古代文学教学存在不少问题。表现在压缩教学时间,不少高职院校安排古代文学只有一个学年,这就产生教学容量大与教学课时数过少的矛盾。教学模式上,大部分教师都沿袭了分段文学史教学与文学作品讲授的模式,这使得文学史与文学作品割裂开来,从而造成在教学过程中重视理论建构轻视知识积累,强调观点灌输而忽略基础知识积累,对提高学生的鉴赏能力,形成自己的观点十分不利。因此,要使古代文学教学在质上有提高,教学改革迫在眉睫。
(一)深化信息技术与课程融合,改革课程教学模式。2012年3月,我国教育部了《关于印发〈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的通知》。该规划指出“探索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的全面深度融合,以信息化引领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的创新,充分发挥教育信息化在教育改革和发展中的支撑与引领作用”,而信息技术与课堂教学的深度融合的实质就是要“变革传统课堂教学结构――将教师主宰课堂的‘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教学结构,改变为既能充分发挥教师主导作用,又能突出体现学生主体地位的‘主导―主体相结合’教学结构”。古代文学传统的教师分析作品、学生记笔记的课程教学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培养技能型教师人才的目标,必须结合时代的要求,改革课程教学模式。
古代文学的内容十分庞杂,但一节课的时间十分有限。教师在课堂上常常要旁征博引地补充相关的材料。如对一些古代的典籍的介绍、一些作品的解读,由于文字晦涩,如果单纯靠教师在讲堂上讲解,不但效率低,而且也激发不起学生的兴趣。利用信息技术与课程深度融合,结合课程特点,将教学模式改变为“情景―项目―学习档案”的循环模式,把学生引入情景激发学习兴趣,然后学生基于项目的主动学习,在学习过程中形成知识系统的档案。在这个模式中,情境创设是关键,教师首先创建一个开放而自由的学生环境,把学习者带入到学习环境当中,与此同时,教师要准备充足的教学资源,如媒体素质,资源索引和学习网站。这样就充分体现了教师的主导作用,而学生利用数字化资源,根据任务驱动,进入到问题任务环节。第二阶段是基于问题与任务的过程学习。学生带着明确的问题或任务进入学习当中,他们的角色就由知识的被动接受者变成知识的主动探索者和个性化的独立学习者,同时还能和共同体有积极合作的机会。学生可以利用即时通信工具与教师甚至专家进行互动,并且有丰富的资源作后盾,学习者就可以真正实现创新性学习方式的转变。最后是学习的评价阶段。有信息技术的支撑,学生的评价可以更加完善且更有利于学生的发展。教师可以通过学生建立的学习档案了解学生的学习过程和学习结果。如在先秦文学的诗歌教学,教师创设出中国古代诗歌的开端这个教学情境,引导学生结合“开端”这个关键词去收集和学习相关的诗歌,了解诗经开创了文学创作的现实主义,楚辞开创了文学创作的浪漫主义。并把诗歌的写作背景、思想内容、作者等相关知识分门别类,学生写读书笔记、作品分析,然后把这些建立成一个个学习档案。这个教学模式遵循以学生为主体的原则,并将信息技术作为一个隐形的因素融入课程当中,它虽然没有显性表现,但是在课堂教学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这模式里,信息技术是一个有机结合的部门,它支撑着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探索与学习,从而培养了学习者自主学习以及主动探究的研究方法,支持学生从多渠道获得学习知识的机会,使其在信息技术的支持下获得更多的学习自由,从而在教学中摆脱对教师的依附,使自身的主体地位得到彰显。
(二)运用多种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果。面对古代文学广而深的特点,在教学实践上运用多种教学方法,不仅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也能够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因此,在课堂上可综合运用研讨式教学、诵读式教学、讨论式教学。
1.研讨式教学。对于教学而言,重要的是“授之以渔”,培养学生的各种学习能力。研讨式教学就是将学生由知识性学习变成探究性学习、研究性学习。教师让学生在指导下自主地发现问题、探究问题,获得结论,从而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例如,在学习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时,可以根据教学内容设计问题,让学生通过阅读作品获得,培养他们对作品的鉴赏能力和分析能力。比如在《关雎》一诗的讲授中,提出古人的认为这首诗是吟咏“后妃之德”,让学生去讨论是否认同这样的说法。并且通过分析,理解《诗经》里的主要题材、现实主义的反映,以及赋比兴手法的运用,并且从这些爱情诗引申到后世对《诗经》的吸收。运用研讨式教学,能够增加学生自主学习的时间,扩宽学生知识面,更引导学生乐于探讨,敢于质疑,从自己的角度去解读作品、赏析作品。
2.诵读式教学。文学的美在于赏析,在于发现。古代诗文的美除其文学性外,还有音乐性。诵读式教学是通过诵读作品,引导学生细致深入地体验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把获取文学知识、提高审美能力、增强文学素养结合起来。诵读教学法包括示范诵读和学生诵读两种。示范诵读可以通过教师示范,也可以通过音像示范。教师必须深入了解文学作品,把握作品思想内容,与作品产生共鸣,才能读出作品的感情,从而起到感染学生的作用。而学生的诵读分为集体诵读和个人诵读两种,学生通过对作品的理解和分析,了解作者表达的思想感情,从而有感情地诵读作品。这样不仅能体会古代文学的文字之美,也可以体会其音乐之美。如对汉赋的解读。让学生诵读抒情小赋《归田赋》。先让学生集体诵读,然后再由个人诵读。在不断反复的诵读中,体会里面的清新平浅的语言,理解作者不满黑暗现实,情愿归返田园的心情。而在学习《焦仲卿妻》时,也可以让学生分角色诵读,要求学生从焦母、兰芝和仲卿的角度去理解作品,体会三个不同身份、不同意愿的人的想法。通过诵读的教学,可以避免学生为了应付考试而去机械地背诵课文。通过诵读作品,学生将自身的情感体验融入到对作品的理解和赏析中。
3.讨论式教学。讨论式教学是在教师的指导下,由学生分小组对某个问题进行研讨,发表各自的意见和看法,相互启发地进行学习的一种方法。这种教学方法可以增加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增加学生课堂参与意识,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语言表达能力。比如在《史记・项羽本纪》的教学中,可以通过创设“如何看项羽的‘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这个问题让学生进行讨论。通过讨论这个观点的正确与否,让学生了解作者对人物形象的刻画方法,并引导学生从《史记》里的《高祖本纪》《淮阴侯列传》里找资料,从多个侧面的材料中去把握项羽这个人物,通过文章中太史公对项羽的评价,了解《史记》的创作特色,并进一步引导学生从后世文人对项羽的评价中寻找材料,进行讨论。教师的作用主要是引发学生讨论,并在学生进行总结发言后进行点评,对学生的讨论过程进行评价。
三、延伸课外活动,注重专业技能培养
高职高专语文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是培养技能型的小学语文教师。在这个前提下,学生不仅应该具有文学鉴赏能力、分析能力,还应该具有相应的专业技能。因此,古代文学的实践教学不能局限在课堂教学中,还应该延伸到课堂外,注意与专业技能相结合。我们可以通过举办各种课外活动,“逼”学生自主学习,把学生的诵读能力、书写能力以及教学能力融入到古代文学的教学中。如在班上举行经典诗文诵读大赛,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结合唐诗宋词的教学,举行书法比赛,让学生通过临摹字帖进行诗文书写;在一些绝言律诗的教学上,结合教师技能,让学生扮演教师,撰写讲解的简单教案,并进行讲解。举办这些教学活动,学生是主体,老师起到指导作用。这些有竞争的活动,不但能够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还能弥补课堂教学知识局限性的不足,从而使得学生能认识自身的不足,主动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来。
总之,单一的课堂教学模式已经不再适合高职高专的课堂,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学会“备学生、备课本、备内容”,改变教学思想,整合教学内容,调整教学方法和手段,提高古代文学的教学质量和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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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贵港职业学院2013年教学改革课题(130208,A)
一、引言
《辞海》中对人性的界定为:“人性是指人的本性。人性是在一定的社会制度和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人性论是哲学的基本范畴之一,也是众多人文学科研究的内容。人性论是关于人的本质是什么的学说,它所要解决的是“人是什么以及人会是怎样”的问题。而教育是培养人的一种社会活动,它要解决的是“教育要培养什么样的人,人应当是怎样的,这样的人怎样培养”的问题。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人性论与教育存在着必然联系的逻辑性。教育活动离不开人,人要想生存与发展又离不开教育。早在中国的古代,先人就懂得通过人性的探讨即“人性论”来确立教育的对象、教育的作用、教育的目的、教育的内容、教育的方法等,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教育理论与人性论是合为一体的。搞不清中国古代人性论,也就不可能搞清中国教育理论发展的思想原因和历史轨迹。人性论通过教育理论作用于教育。
二、中国古代“人性论”
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教育家大都对人性论进行过探讨,形成了各自不同的认识。黄济、郭齐家等将中国古代的人性论归为人性善恶论、性三品说及人性二元论。
1.“性善论”。
代表人物是孟轲及明代的王守仁等。孟轲肯定人的本性是善良的,肯定“人皆可以为尧舜”。孟轲认为,人生来就固有仁义礼智这些“良知”“良能”。后又将性善解释为“端”,即善的可能性与起点。“人性之善也,犹如水之就下也”,应对人的善性进行因势利导。
2.“性恶论”。
荀况主张相对的性恶论,韩非等法家代表主张绝对的性恶论。荀况提出:“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荀况认为人本能中不存在道德和理智,如任本能发展而不加节制,必将产生暴力,所以说人性恶。这实际上是一种“人性恶端说”,通过人为努力可以使人发生变化。韩非不仅认为“人不免于利欲之心”,还认为人总是利己而害人的,人与人的关系是一种利害关系,离不开“计算之心”。
3.人性无善恶之说。
代表人物是告子、墨翟和叶适等。在墨翟看来,人性不是先天所成,生来的人性如素丝一般,染成什么样的颜色就要看有什么样的教育和环境。
4.人性有善有恶说,即“人性二元论”。
代表人物是秦汉时期的傅玄及宋元时期的朱熹。傅玄认为人性既有善的因素,又有恶的因素,这才是人性的完整涵义。可变性是人性最大的特点。朱熹把人性分成“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两种。“天命之性”禀受“天理”而成,所以浑厚至善,完美无缺;“气质之性”禀受“理”与“气”,两者杂然相存而成。由于“气”有清明与浑浊的区别,所以“气质之性”有善有恶。
5.“性三品说”。
代表人物是孔丘、董仲舒、王充、颜之推、韩愈等。孔子在其著作《季氏》中把人性分为三等,一等是“生而知之者”,属于上智;二等是“学而知之者”与“困而学之”,属于中人;三等是“困而不学”,属于下愚。社会上绝大多数人属于中人的范围。董仲舒明确将人性划分为三个等级:有“斗筲之性,中民之性,圣人之性”。具备“圣人之性”者能够自觉控制自己的感望,注定要向善的方向发展,具备“斗筲之性”者很难进行自我节制,只有用刑罚制止他们作恶。这两部分人是人群的少数,而绝大多数人是具有中民之性的中民。
三、古代“人性论”与教育的关系
教育,不管是其理论建构还是实践活动,都建立在一定的人性论基础之上。同时,教育促进人性发展的完整性与丰富性,在整体上使中国古代人性论不断走向丰富和完善。
1.“人性论”是教育得以开展的理论依据。
教育是培养人的活动,人性论与教育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教育家很早就自觉地将人性与教育联系在一起,以“人性论”为基础来确定教育的开展。通过“人性论”来确定教育作用、教育对象、教育目的、教育内容以及教育方法。孟轲以“性善论”为基础得出教育一方面是保存和扩充人先天具有的善性,另一方面是使失掉的善性得到复归。荀子虽然认为“人性恶”,但一个人只要努力向善,“涂之人也可以为禹”,教育在使人由恶转善的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法家的“绝对性恶论”要求实施法制教育,主张以法为教。墨翟认为人性如素丝,染成什么样的颜色就要看有什么样的教育和环境,理想的社会应是人人受教育的。“人性二元论”的傅玄认为教育对人性的作用表现在因善与攻恶两方面,教育就是扬善抑恶的日长日消的过程。“性三品说”的代表认为绝大多数人是具有中民之性的中民,教育对象也主要是针对他们,孔子还由此提出“有教无类”的教育论断。
2.教育对人性具有保存、改造、塑造等重要作用。
性善论认为教育是扩充“善性”的过程。所谓“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教育的作用就在于引导人保存、找回和扩充其固有的善端。性恶论认为通过学习和教育可以改造人性,人性无善恶说认为教育具有塑造人性的作用,总体来讲教育是对人性生成与完善的过程。
3.教育促进“人性论”的不断完善。
从“性善恶论”到“性三品说”再到“人性有善有恶论”的反复继承与发展过程中,人性论也在不断丰富和发展,而且由先验越来越走向了具体客观,其中教育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时代在发展,教育的理论和实践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也促成了人的意识的深化与发展。尽管各朝各代不同教育思想家的认识不尽相同,但整体上人性论在古代史上呈现出了螺旋式发展的趋向。
4.人性论促使教育家对教育人性化进行反思。
人性论在服务于统治者统治的同时,也促进了教育家对教育人性化的反思。许多著名论断都是在教育实践中反思形成的,如孔子提出了启发诱导、因材施教、以身作则,还有一些思想家提到的循序渐进等这些实践经验,对现今的教育仍旧有很重要的借鉴作用。
四、对现代教育的启示
1.现代教育的人性论基础。
在现代,对人性的认识是:人性包括人的本性、特性和属性。其中,人的本性是与动物共有的、生而固有的性质;特性是人的属性中把人从动物中区别出来的那些属性,如语言、思维等;属性包括构成人的一切要素如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在教育领域中讲人性主要是指人的属性。王坤庆指出,人性是自然性、社会性、精神性这三个维度特性的综合。柳海民教授提出了从教育学视角下认识人性特征及其教育实践立场,认为人性在结构上是立体的,在性质上具有不完整性,在表现方式上具有情境性的特征。而教育与人性的关系是在不同层面有着不同的体现,在前提上人性是可以教化;在逻辑上,人性需要教化;在过程上,对人性的教化是不确定的;在结果上,对人性的教化是有限度的。在教育实践中,需要坚持的教育立场是坚信人性可以教化的观念,放弃对人性的单一假设,尊重人性的丰富性。固然,人性是丰富的,是多样的,是复杂的,用超越“善恶论”来理解,就是强调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人的受动性与能动性的统一,人性的不变性与可变性的统一。因此,教育必须以人性为基础展开,以人性可以教化立论。
2.现代教育是否回归了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