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流动带来的好处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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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人口流动带来的好处范文

【关键词】 流动人口 社会效应 经济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城乡出现了一个格外引人关注的人口现象，那就是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每年春运期间，各大报刊、电台、电视台都不惜黄金版面（时间）予以报道和讨论，政府部门也纷纷出台关于流动人口的管理制度和法规。尽管流动人口问题如此引人注目，但我们对流动人口的社会效应还缺乏应有的了解。

一、流动人口的正面效应

人口流动在实现均衡的过程中不断地打破旧有的平衡，从而引发了多层面的摩擦，这一社会整合过程从长远看有利于增强社会的活力。深入到流动的过程，我们发现其在流入地的收入与消费状况、行为方式的变化、社会冲突与整合等社会经济动态特性，以及劳动力外流对流出地的资金、信息、技术回馈，乃至对流出地的社会经济都产生较大影响。

在正式的统计中，只有户口迁移才被计作迁移，其他人口移动均被当作人口流动，这类人口在字面上就包含着不稳定性，流入地没有长期接收这类流入人口的意愿和政策基础，所以那些在流入地已经居住相当长时间的人口又常被称为“暂住人口”。从管理部门的角度来看，户口迁移是符合国家计划调配的一种“正式迁移”，“暂住人口”则是游离于国家计划之外的带有盲目性和无序化的“自流人口”，这也是他们常被歧视性地称之为“盲流”的重要原因。

其实，在现今流动人口已不再是“挣了钱就走”的非稳定人口群体了，很多人具有常住性质。他们吃在城里、住在城里、工作在城里、生活在城里，已成为实际上的城市常住人口了。流动人口直接参与居住地的经济活动，同时充分享用居住地的交通、医疗、体育和住房等各种服务设施，对当地的社会、经济、生活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流动人口促进了流入地――城市经济的发展。

人口流动是社会化大生产和经济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合理的人口流动又是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能够很大的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1）人口流动加快了全国各地的交流与合作，使市场的理念深入人心，有助于市场经济的运行和发展。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本方式的经济形式，大量流动人口的存在，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市场重新配置劳动力资源的表现，一方面，它可以减轻过量农业剩余劳动力给土地带来的沉重压力，避免不必要的人力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市场机制的引导下，自发地流向经济发达地区及大中小城市,为市镇建设提供了大量丰富的劳动力，使得劳动力资源配置日趋合理。

（2）中国的人口流动促进了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使劳动力合理、有序地流动，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以流动人口为主的民工潮是我国经济转轨时期生产力解放的必然反映。

城市流动人口是我国社会转型的伴生物，是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的必然结果。流入城市的农业劳动力在市政建设、第三产业、环境卫生、家庭服务等行业中逐步取代城里人，是城市人力资源的重要来源，既给当地居民生活和工作带来了便利，又为城镇经济的繁荣发展做出了贡献，同时他们又是城市的消费者，刺激了城市生产的发展，创造出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总的来说，外来人口对城市的正面作用是非常显著的，中国目前许多大城市的发展已经离不开外来人口了。

2、流动人口有利于流出地――农村经济的发展

人口流动、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给农村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是多方面的：

（1）能够缓解人地矛盾，促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

（2）部分外出民工学到了本领，回乡创业，勤劳致富，带动了家乡的产业发展，能够促进非农业发展，壮大农村经济实力，加快农业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

（3）大量农业劳动力通过流动从传统村落农业文明一步跨进现代城市工业文明中，无异于接受了一次现代化教育。流动人口也将资金、新生活方式、新技术、新经营方式、新文化观念和新的管理形式迅速地反馈到农村欠发达地区，“反哺”了我国内地欠发达地区，直接支援了农村的经济建设。

3、流动人口促进了城镇化和城市化进程，加速了我国社会结构的变化

人口大量流向城镇，特别是涌向城市，推动了城市化进程。流动人口的经济活动为城市增加了财政收入，扩大了消费市场，促进了城市建设特别是市政建设步伐的不断加快，加快了人口城市化进程，增强了我国城乡之间的横向联系，对于缩小城乡经济差距、促进城与乡之间科技文化的交流和信息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有研究报告表明，农村青年认为进城打工最大的收获是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一部分稍微在城市里站住脚根的农民工，为了彻底改变他们子女的命运，便携家带口力图在城市里安顿下来。许多人都有过在城乡结合部、建筑工地、集贸市场、垃圾场边、废弃的房屋、铁道边的临时棚屋栖身的经历,他们力求以最低廉的费用千方百计在城市里立住脚,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已经成为城市人口新的构成的一部分，是平衡城乡、工农差别的新兴力量，加快了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经济结构的转变。

4、流动人口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

贫困地区有“流出一人，脱贫一户”的效应。例1990年四川农民的劳务输出就提供了8-9亿元纯收入。农民外流，已成为部分贫困地区农民摆脱贫困奔小康的重要途径，外出民工把部分收入回流农村，用作农业资本的积累与投入，弥补了农村发展资金缺口，扩大了农村资金规模，促进了农村的发展。1997年全国至少有3400万农民工在县以上城市打工达半年以上，57%的农民工去了我国东部城市，他们人均收入为6633元；25%的农民工去了我国中部城市，他们人均收入为4454元，18%的农民工去了我国西部城市，他们人均收入为4158元。目前农村的非农劳动力人均产值比农业劳动力高3.3倍。外来人口挣回的人民币，已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53%。

6、流动人口对我国制度变革和完善提出了迫切要求

农业流动人口虽然已成为城市运转不可缺少的劳动大军，但同时又与长期形成的制度发生着多方面的碰撞。僵硬的户籍制度将他们排斥在城市之外，教育医疗等基本保障制度不能以城市居民的同等待遇接纳他们。他们的居住地常常被列为清查、整治的重点。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社会流动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结果，并且是社会进步所追寻的目的之一。制度的调整和完善必须与之相适应。农民进城务工加强了城乡之间全方位的交往，有利于社会成员向更高社会阶层流动，逐步形成较为稳定的，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结构；农民进入现代城市务工的过程，实践着“观念催生行为，行为催生习惯、习惯催生文化、文化催生制度”这一先进文化建设的运行机制，有利于实现城乡文化同步发展和农民观念的变革；当代中国农民工群体的不断发展壮大，还将推动国家社会管理制度的创新。

7、流动人口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1）它应该为人们提供更多的上升机会。任何社会如果能够让其中的穷人不断地变为富人，就有无限的活力。人总有向上发展，努力进取的欲望，社会应鼓励社会成员将这种欲望付诸实践。因为合理的向上流动，可以形成新陈代谢的社会机制，实现社会成员与社会位置的最佳结合，增进和加强各阶层社会成员之间的联系和了解，从而持续不断地给社会机制带来生机和活力，确保整个社会良性运转，协调发展。目前，我国社会的流动率是比较高的,说明目前我国社会是有相当活力的。

（2）人们地位的变化应该是公平合理的。这是指社会地位变化所遵循的原则，该原则决定人们的地位为什么会上升和下降。比如，“奖勤罚懒”的原则就是对的，反之“奖懒罚勤”的原则就是错的。在这方面，我国上世纪80年代曾经出现过“脑体倒挂”现象，结果引发了很大的社会问题。而90年代以后，“脑体正挂”了，符合马克思说的“复杂劳动等于多量的简单劳动”的原理，这就具备了和谐社会的基础条件。

所以鼓励社会流动，实现科学有序的社会流动，推进城镇化进程和户籍改革，是实现我国社会长治久安和社会和谐的基本途径。

二、流动人口的负面效应

对于城市来说，外来流动人口是一把双刃剑，在促进城市发展的同时也给城市带来了诸多的问题。流入城市的外来人口一般以农村轻、壮年为主体，他们的介入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城市就业的矛盾。

1、扩大了城市贫民阶层

由于外来人口中的主体人口文化素质较低、职业素养较差，而且他们大多是采取无组织、无计划的流入的，大部分外来人口工作待遇差，还有一些则成为无业游民，目前，大量的外来人口正沦为城市新贫困一族。

2、加重了城市的负担

外来人口的流入增大了城市人口密度，造成住房紧张、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程度加大，恶化了城市的生态环境。拥有大量外来人口聚居的城中村，则成了城市恶性的“毒瘤”。

3、妨碍了社会治安

外来人口中不少人无一技之长，又没有社会关系，很难在城市找到一份工作谋生，一些“三无”盲流人员成为社会治安问题的潜伏点。近几年许多城市的流动人口犯罪数目及刑事犯罪分子中流动人口比例逐年上升，带来城市犯罪率的上升，对城市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给社会的安全稳定带来不利影响，增加了城市治安管理的难度。

此外流动人口聚集区的管理问题、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问题、流动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流动人口的就业问题、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的关系问题、流动人口的住房与社会服务问题、农民工对于城市社区生活的适应问题、打工妹的社会保护问题等等，都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必须妥善解决巨大的人口流动带来的诸多社会矛盾与社会问题。

总之，流动人口特别是农村流动人口激增是近年新出现的社会现象或人口地理现象，它对社会经济发展有多方面的积极意义，但其中的消极因素也需引起应有的重视，关键乃在于积极引导、合理调控和加强管理，使之在一定程度上能纳入国民经济发展的正常轨道。

【参考文献】

第2篇：人口流动带来的好处范文

一、城乡结合部外来人口的空间实践

外来人口在城乡结合部的生活一度被视为城市的污点，被荒蛮的想象所遮蔽，随着民生帷幕的拉开，城市马赛克的任意涂抹早已失去合法性的支撑。当下，人们关注的是，这一曾被刻意忽略的沉默世界在适者生存原则下的生活样态到底怎样。如果说，外来人口在城乡结合部的空间实践是对优势空间权益的争取，那么，在原初空间推力与现有空间拉力的合力下打破差异空间分配的同时，进入城乡结合部的当下选择将会带给他们怎样的身份际遇?进城之后面临的是居住空间的生产，他们与本地人在租赁互动中形成怎样的邻里关系?有居住的空间并不等于立足，他们如何获得就业空间以实现融入城市梦想?这种城市生活的梦想在他们消费世界中是否真实?环环相扣的四个问题可以总结为这样一个核心问题: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城乡结合部外来人口的这些空间实践努力与自我身份再造的光荣抑或阵痛主要体现在那些方面?本文将以东北C市东村这一城乡结合部的外来人口作为研究对象，希望通过对个体的口述历史研究拆解秩序背后隐秘的空间实践逻辑，无论是被剥夺还是被赋予，外来人口在城乡结合部的生存史充斥的是个体多样的生存策略与生存智慧，我们需要在明了他们空间诉求及其所作努力的基础上探索充满个性张力的城市融入路径。

(一)进城:差异的空间分配与个体的身份际遇空间与资源匹配的相关性决定着进入城乡结合部这一流动方式代表的社会意涵，外来人口进入城市的边缘地带可视为追求平等公民权的空间诉求。伴随户籍制度的改革和城镇化日新月异的进程，城乡结合部正潜移默化地成为这样一个为个人生命历程带来诸多改变的空间，它也往往成为弱势人群实现向上跃迁的首选空间。多样的向上流动渠道为外来人口外部与内部世界的平衡提供了一种可能，这也打破了原初户籍制度与城市权益相捆绑的空间区隔，空间自由流动权力的获得，成为外来人口身份再生产的重要前提。所以说，“只有把问题视作城乡迁移者如何获得市民权的问题，而不是视作外来人口的权利问题时，外来人口才可能真正获得身份认同”。③也正是在此意义上，城乡结合部成为探讨外来人口实现城市融入的关键空间节点。带有差异的空点分配的消解，需要赋予外来人口“用脚投票”的空间权力，即使这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被抛弃在历史尘埃中“收容遣送”时代的“盲流”标签，被涂抹着二等公民的劣等形象，这些以属性差异为不平等根源的空间排斥，需要在进程资格的开放中予以摒弃。允许进入与否是一个问题，能不能生存下去是另一个问题。城乡结合部外来人口进城与以往相比带有更多的冒险精神。以往人们进城往往会有很多顾虑，户籍制度就是其中之一。“户籍是影响中国城乡流动的最为突出的制度障碍，它不仅对推拉发生一般的影响，而且还使得推拉失去效力。这样，中国的人口流动将不再遵循一般的推拉规律。推力和拉力之所以失去效力，是因为流动外来人口在长期户籍制度的影响下心理发生了变形”①。这种心理积压在当下城市化进程的推动下呈现出集中爆发的态势。借助强关系社会网络的构建来启动进城之行不再是大多数外来人口的选择，他们回归到传统的推力与拉力的模型解释，在自身利益的权衡过程中，迈向有利于生活提升的身份际遇。另一方面，对于城乡结合部的外来人口，生存需求和安全需求是他们目前最迫切的需求，只要满足这一基本需求，其他的需求对他们来说，尚属骛远之举。在C市东村，城市底层群体窘迫生活的映照，使得外来人口对于城市户口并没有那么向往。外来人口凭借对自身的信心进入城乡结合部，正在这片空间上演着一幕幕双城记，这里是“失望的冬天亦是希望的春天”。一代代进入，有留下也有离开。以出生在80年代为界，进入城乡结合部的外来人口可以分为两代，第一代外来人口往往是以城乡结合部为过客匆匆的驿站，在城市的逗留是为了故乡中家庭生活的改善，他们也想停留于此，但外部与内部的障碍也只能使他们以“叶落归根”来平衡体验中的不平等。随着社会转型的日渐深入，新生代外来人口进城的目的发生转变，他们在寻求融入城市的可能，这也是他们非常注重就业环境和生活环境的原因。“他们不再满足于能够进城务工，而是要求真正成为一个‘城里人’。他们不喜欢城里人对他们的‘外来工’、‘外出务工人员’等称呼，而希望被像城里人那样称呼为‘市民’、‘居民’、‘工人’”②。渴望身份认同实际隐含着一个愿望，那就是从新移民到新市民，左手“命”，右手“运”，将命运握在自己的手中，不仅要在城市文明的进程中印上自己的足迹，更要在社会流动的过程中实现代际的向上流动，获得自身价值的实现。进城为外来人口带来人生际遇的同时，也让他们的生活面临着诸多的挑战，如何创造容身之所，进而构建新的社交网络，使自己的生活丰富起来，是他们需要解决的第一个空间实践问题。

(二)容身:居住空间的交换与社会关系的再造城市融入的关键在于城市空间中“容身之所”的获得。这种“容身之所”是多元的，不仅指的是居住空间，还有交往空间，甚至包括想象的空间，也就是所谓的“第三空间”。东村也有外来人口真正扎下根来的个案，实现个人命运的根本性改变，但这往往属于少数人的传奇。在房价日趋高涨的城市中能够有经济实力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产，这对于城乡结合部的外来人口来说，还是需要不断努力的梦想。所以，一般来说，“租房”成为绝大多数外来人口拥有容身空间的选择。这也成为外来人口与本地村民交往的基础，作为本地村民的房东成为外来人口日常生活中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一个重要角色，最初的交往围绕“租房”这一带有较强经济交换的空间实践行为展开，在不断的演绎过程中实现交往关系外延性的拓宽。外来人口与本地村民的这种交往关系不能仅仅用强弱关系理论来分析，这种关系更像一种复合的动关系:“它是社会群体、阶层之间的一种强弱兼有、若即若离、互相繁衍的关系。用形象的话说是一种‘分’没有刻骨铭心的痛，‘合’没有亲密无间的情。从它的强度看，强关系中包含弱关系，在弱关系中蕴含着某种强关系的因素，它们之间可以互相繁殖和派生，关系强度会随着时空变化而演变，从它的关系边际看，是动态的、模糊不清的，从他们关系的基础看，主要是经济利益关系的交换”。③外来人口在城乡结合部租房过程中频繁的空间切换加深了邻里互动关系的理性化倾向，但是，外来人口与本地村民在空间交换的过程中，也促成了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两者在利益一致的指向下，形成了相互依赖的、表面无序但内在有序的、亦城亦乡的新型社会关系网络。在他们相互磨合的过程中，城乡结合部以宽容的姿态容纳了社会关系的多样化构成。东村的本地村民对外来人口的总体素质虽然依旧带有惯常的非议，但在经济利益唇齿相依的社会生态构成下，对外来人口进入城乡结合部一般都持有欢迎或者无所谓的态度。外来人口对于能够在城市中以尽可能低的成本寻得立足之地，在没有高要求的情况下，一般而言，他们对城乡结合部本地村民的态度都是相当满意的。“共生工栖”新共同体的生成也让充满流动性的城乡结合部空间渐渐从无序走向有序，杂乱的空间形象正随着多样性人群的再整合逐渐改变，并形成混住型社区的典型。一方面，带有传统村落的熟人社会的特征，邻里之间倡导守望相助的传统伦理;另一方面，作为社会关系的空间容器，城乡结合部空间正由封闭走向开放，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当然，外来人口与本地村民的交往在带来空间机遇的同时也面临一定的困境。毋庸讳言，在城乡结合部中，以道义为先的传统交往模式正受到功利主义的冲击，贺雪峰曾经提到过这个问题:“人口流动使农民可以摆脱村庄舆论对自己的压力，从而更容易摆脱道德义务和选择交往空间，贫困化则使他们将较少的资源更多地用于投资那些可以带来经济回报的人际关系而不是由血缘决定的人际关系之中”①。另一个问题是，表面的和暂时的邻里交往使得外来人口更难以形成家园归属感，他们在城乡结合部的体验带有消极的与边缘性的一面:“我们感受到的光彩与琐碎、财富和贫困、智慧和无知、秩序和混乱之间强烈的对比。争夺空间的竞争如此激烈，我们竭力让每一块地方都有使用价值，使之能产生最大的经济回报。工作场所与居住场所分离，这是因为工业和商业设施彼此临近，使该地区在经济和社会意义上无法满足居住要求”②。工作的去处在城市的中心，居住的归所在城市的边缘，在归所没有强有力的邻里关系网作为生活的解压阀，那么，在工作的空间中，他们是否能找到生活的支撑，在职场中营建人际关系，从而超越本体性的焦虑，实现本体性的安全。

(三)谋生:就业空间的生产与生存伦理的选择外来人口来到城乡结合部寻找到容身之所后，最为紧迫的空间实践是寻找生存支点，一份工作，是他们在城市立足的基础，也是他们心中想要实现梦想的蓝图。他们追求更高的待遇，更充实的精神享受，更体面的人生，这一切都寄托在他们对工作的憧憬之中。由于自身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缺失，他们最初的选择往往是在非正规劳动力市场实现就业。③他们只是初级劳动力市场的主要力量，他们进入城市的第一份工作往往带有脏、累、枯燥的特征，这也决定着他们的工作环境不尽如人意。外来人口对非正规就业空间的生产，以主体的能动性，在生存伦理的选择制约下，实现对城市空间的占据。他们在城市的就业环境中，受着现代性的洗礼，能够更直接地快速适应城市文化。但积极的职业体验往往与身份认同危机相伴随，他们游走于城市之中的漂泊感是他们需要面对以及跨越的严酷现实。刘先生对鸡毛场的环境表现出极大的不满，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中，他面临的不仅仅是工作强度以及工作时间等方面带来的压力，更是工作环境所造成的心理落差和阴影。身体嵌入于一个新的场域中，就业空间的再生产一方面是他们获得生活的基础，另一方面造成他们在找工作期间和就业之初的认知失调，在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中，他们通过频繁更换工作期望获得较好的工作环境。每一份工作也都可以为他们带来新的社会资本，他们换工作的原因多是感觉工作无聊、没意思，或是工资低、待遇不好，或是工作量太大、太累，或是与同事发生矛盾。这些社会资本在相互交换着找工作信息时发挥着作用。但就业的转换一般都是水平的流动。比如从高工资、低待遇向高待遇、低工资工作流动，水平流动对于自己个人的能力、知识、技能、等方面的提高有限，对向上流动帮助不大。大多数外来人口都希望以非正规就业为跳板，增加自己的资本，实现向上的流动。但实际上，频繁的试错过程让他们一直怀揣着梦想在跳板上徘徊。在就业空间生产的过程中，外来人口对人际关系的感受主要包括与同事的交往关系、与上级之间的关系，以及与朋友之间交往关系的感受。初入职时，大部分外来人口在新的工作环境中脱离了地缘性和亲缘性的群体，进入纯粹以业缘为基础的人际关系，这就导致了与同事之间只是处于单纯的合作关系，与上司之间是命令与服从的关系。工作一段时间后，人际关系方面最突出的变化是与同事的交往关系的变化，如果关系处理得当，那么就能缓解在工作之初的孤独感，也会对今后的职业生涯带来更多的信息与利益;如果和同事相处的过程中引起冲突摩擦，随之而来的将是不信任所带来的隔膜。除同事关系之外，从事销售或服务业工作的外来人口能够接触更多不同类型的交往对象，这样他们能够通过工作关系拓展自己的交往圈。在工作的过程中与上级的交往、能否得到上级的赏识与认可，都会影响外来人口的感受。外来人口的自我认同正是在与他人交往中形成的，他们的尊严感、自豪感甚至耻辱感都在发生着变化，这些内心感受与变化其实也是对自我的反思和自我认同的塑造。在非正规就业的外来人口工资普遍不高，一般在两三千左右。靠着这些工资如何在城市中生存?这始终是使外来人口焦虑的问题。

(四)消费:空间的区隔符号与底层的自我诉求在对东村的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很多城乡结合部的外来人口谈到不想重返过去生活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已经很难适应原初的生活方式了。城市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外来人口来到城乡结合部首先对其产生冲击的就是城市的消费方式。尤其是对于在城市第三产业工作的外来人口，由于他们工作环境与工作条件的原因，他们和这个城市接触的机会更多一些。他们会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模仿他们的顾客以及身边的城市人。但更大的可能是缺乏相应的购买能力，对此，他们选择沉默防御。在波德里亚看来，消费并不是简单的物与物的交换，它是隐喻社会地位的一套符码体系，他认为:“消费主体在文化实践中趣味的区隔以及特定的消费方式的差异，实际上反映了一种权力关系。文化消费主体的消费行为受到结构上的约束。每一日常生活言行都是区隔的，因为每一个人都会有意无意地突显性格，标新立异。品位、嗜好、生活风格成为场域中的‘区隔符号’”①。一言以蔽之，对于东村的外来人口来说，他们的消费能力固定了他们的消费空间。访问编号:wl18冯女士:我爸妈不用我养，我还是每个月会寄回家1000块钱，我平时不化妆也不怎么买东西，我就是想让爸妈知道我能过得很好的，再过一段时间自己想攒钱在这座城市买个房子，虽然好像是不太可能，但我真想等爸妈养老的时候可以把他们接过来。外来人口在城乡结合部的生活不仅是满足自身需求，也在于能够承担起家庭责任。城市处处充满消费的潮流，城乡结合部也概莫能外，生活在此间的人们在被诱惑的同时，却被消费的世界排斥在外，外来人口游离在光怪陆离的现代城市空间之间，以未来生活的幻想消除内在世界的失衡。不能切入城市的消费，也就不能真正融入城市之中。城乡结合部外来人口生活的艰辛画面正为当下城市的发展敲响警钟:“警惕底层生存生态的恶化，要保护底层生存的社会生态。”②这种社会生态系统的关键就是要为弱势群体营造一个开放以及可以保持适度生活的消费空间。外来人口身处城市的兴奋，对自己认同的模糊感和漂泊感，在他们身上复杂地交织着，但外来人口依然对生活充满了希望，对城市生活充满了热爱和期待。外来人口已经成为劳动力市场的主要力量，城市建设和社会发展都需要他们，只有让他们在进城工作的体验及感受中得到较好的自我认同，并顺利完成再社会化的过程，给社会带来的才能不是一系列的外来人口问题，而是一股巨大的力量。这就需要使外来人口通过城乡结合部顺利地融入城市，让他们在陌生的城市里享受到应有的权利及待遇，并获得家园的归属感，然而，这一美好的理想图景更需要国家与社会提供可能的路径选择。

二、结语:城市融入与机会空间

第3篇：人口流动带来的好处范文

由于户籍问题，市民化没法实现，导致两种极端的现象：一是市民化意愿不强；二是户籍化能力不足，虽然想市民化，但城市发展空间有限，成本太高。在这种情况下，大量留在城市里面的外来人口，事实上是短暂的在城市里面，并没有真正把自己作为城市一份子，这就导致在城市内部有户籍人口、非户籍人口，产生一种二元社会分割。

在全球化情况下，市民化不彻底，劳动力没法充分地从农村流动到城市里面，这会导致什么呢？那就是前几年热烈讨论的刘易斯拐点问题，中国过早面临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全球化时代，要参与全球竞争，如果劳动力成本增长过快，中国国际竞争力就要下降。以前可以靠低成本来占领全球市场，但成本上升以后，这样的路就走不下去了。

不管怎么样，随着农村潜在劳动力越来越少，成本上升是早晚的事情。大量制造业人员人力资本的提升非常重要，而这又跟户籍有关。有了户籍，给他们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使这些外来人口，包括他们的子女，人力资本有了明显提升以后，他们在城市未来的前景、就业机会、收入上升空间才会更加广阔。

这些背后都跟户籍制度有关系。现阶段，中国不可能不考虑城市化规律，不可能不考虑全球化带来的产业竞争，不可能不考虑怎么样从中国制造变成中国创造，提高技术含量，进行产业升级。所有这些东西，都会涉及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所谓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户籍改革是很重要的切入口。所以，户籍制度改革，不止是户籍的那一点点事情。

户籍改革到底难在哪

从现实操作角度讲，户籍改革到底难在哪里，不妨看看户籍制度改革历史。以前的户籍简直像一面墙，因为：没有户籍制度就没法进城，我把它称作地理上的分割。再后面一个层次，其实是劳动力市场分割，劳动力市场上外来人口跟本地人口同样的岗位工资不一样，外来人口还得交外来人员管理费，这个管理费收了去充实本地人社保基金，这是劳动力市场上的户籍分割。现在这种现象已经没有了。现在是哪种意义上的分割呢？我把它称之为社会意义的分割，同样的人、同样的纳税，但是享受的本地公共服务待遇不一样。另外还有政治权利、地位上的分割。

所以，从地理上分割被打破，可以看到，城市为什么要改这个东西，为什么允许外来人口进来，因为城市需要。最开始缺乏建筑工人，后来缺乏产业工人，这完全站在城市角度考虑问题。现在之所以觉得户籍制度改革难，也是站在本地人角度，担心抢本地人的好处。什么好处呢？最重要是两类：第一是教育资源，这是最关键的，担心本地优质教育资源被外来人口分享；第二是保障性政策，如果外来人口能够享受本地的政策，比如说，低保、保障房政策。强调这两点的同时，也需要指出，有时候对外来人口的排斥，不止是担心资源被分享，很多时候纯粹是一种心理上的排斥。

第二种担心，担心城市承载力有限，城市容纳不了这么多人。土地资源、水资源是有限的。土地资源、水资源实际是物理承载力，一个地方、一个城市，不可能水不够喝了，还会有人进来。因为这个临界点到来之前，价格机制、市场的运作，一定能够产生一些价格上的反应，使得人口达到一个平衡。比如说，土地资源很稀缺，如果随着人不断进来的，房价一定会上涨，涨到一定程度，不会有人再进来的。

问题在于城市现有的户籍人口，由于外来人口进入导致价格上升的承受能力不一样，这里面会有受损者。那些本来不是很有竞争力的人，由于外来人口进入，生活成本上升，可能会受损。但是从资源匹配角度来讲，难道这样受损的人，就不应该迁到别的城市去住呢？真正有竞争能力的城市体系，就应该这样形成的，不同的人寻找适合自己的城市，你有竞争力，你待在城市里，支付很高的成本；你没有竞争力，没有找到足够负担你生活成本的工作，你去找一些小的城市。问题在哪里？流动成本太高的，特别是地区之间公共服务水平还是差很多，所以很多人不愿意离开，这里面包括公共服务衔接问题。

即便如此，在外来人口不断进入大城市过程中间，其实本地人享受到一个好处：住房升值。大量外地人落户，产生住房需求，产生就业，产生竞争力，导致的好处就是房价升，所以这种排斥心态其实是不应该有的。

还有一种担心，怕城市拥挤，最明显的就是交通。比较北京跟上海，或者上海跟东京，会发现城市拥挤跟城市治理水平有关。上海比北京好一点的，但跟东京一比，东京的地铁系统更发达。随着城市治理能力提高，这个拥堵是可以解决。不能说因为治理能力有限，就不允许顺应市场力量，而使城市规模扩大。

还有一种担心，怕外来人口无序进入会导致城市贫民窟。贫民窟是怎么产生的？像拉美、非洲，由于城市和乡村存在着巨大发展差距，同时城市又是在一些公共服务上排斥外来人口的，所以才会导致贫民窟的产生。从这个角度，如果户籍能够更加开放，则能够使得城市化更加可持续、速度更加快，真正做到市民化。而在城市化过程中，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当农村变得更好的，谁还愿意待在贫民窟里面，这本身可以消除贫民窟现象。

户籍制度改革怎么改

户籍制度必须要改革，那怎么改，又有这些障碍在里面，怎么突破呢？

第一，扩大公共服务。有些公共服务完全可以扩大的，户籍不是提供某些公共服务的充分条件。举个例子，住房、保障房，完全在可以在户籍基础上，加上就业的时间、缴纳社保的时间一些条件，然后提供保障房的资源。另外，像教育，一旦获得户籍，就应该给人家，就算不给户籍，只要在这边有就业，是常住人口，就应该让他享受本地的教育资源。

第二，住房公共服务提供，完全根据各个地方能力进行有差异的提供，有能力可以提供好一点，门槛可以低一点，完全可以有差异化选择。另外，中央政府其实有责任做到公共服务在跨地区之间适度的平衡。如果地区公共服务水平差距很大，大城市、特大城市压力很大，因为都想来分享公共服务。地方政府做这些事情的同时，中央政府应该通过制度安排，适度平衡地区间公共服务水平。但是，中央政府在这点做得不够，比如义务教育，很多交给地方政府来做，地方政府由于财力在地区间差异很多，越落后地区，义务教育提供的水平层次越低，这个中央政府应该承担起责任。

第三，完善付费机制。比如说，农民工在这里就业、纳税，这就是他对城市的贡献，他充实城市的社保，这就是一种付费机制，就应该让他分享一些公共服务。

最后，这些措施实施应先易后难，先从简单做起，比如说，异地高考很难，就应先放开全国性高校，教育部的高校是全国人民税收支持的，为什么一定要保护本地考生，先把这个放开，地方高校再慢慢来。第二个，职业教育，因为职业教育层次比较低，大城市家长不愿意把小孩送到职业教育里面，既然没有阻力，为什么不放开？在放开的同时把职业教育水平搞上去。提高职业教育的水平，恐怕不止是现有的高校去改革，更加重要的是允许国内资金、民间资金，包括国外职业教育非常成熟体系的国家来办学。

对于保障性的政策，比如保障房，这个比较难，要一步步来。在这一点给住房承租人同样的权利，不能说有个房产证，房产证有我的名字，才可以让小孩念书。租房子的应该同样有权利。

第4篇：人口流动带来的好处范文

关键词：基本医疗；保险关系；异地转接

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的顺畅是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可持续运行的内在要求，它能够有效的保障参保人的合法权益。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速度的加快，人口和劳动力在城乡间、地区间的流动也变得频繁，但是我国现行的基本医疗保险关系却没有随着这种人口流动的频繁而做出变革，“各自为政”的格局限制了医保制度的可持续发展，也制约着劳动力资源的自由流动。

一、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的必要性与重要意义

基本医疗保险跨地区转移接续的范围扩展程度对我国参与医疗保险的人数有直接的影响，也对医保制度的可持续发展有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当前我国面临的诸多现实因素，如城镇化、就业多样化、人口频繁流动等，都对医保关系异地转移接续提出了要求，是医保制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突破口。

当前，因为流动人口的医保关系转移接续难，诸如异地医疗费用报销问题、异地就业人员退休累计缴费年限计算问题等一系列问题相继出现，这些问题严重的损害了处于流动就业状态的劳动者的社会保险权益，影响了他们参保的积极性，造成制度全覆盖与人员全覆盖之间的差距。当前对于异地医保关系的处理方法，很多地方的做法都不同，没有统一的标准和方法，缴费年限有些地方不认可、有些地方认可或者部分认可；还有些地区对新农合缴费和城镇居民保险缴费不计算缴费年限，也有按比例进行职工基本医保缴费年限的折算。不一致的标准导致了不同的医保待遇，不仅不利于我国医保事业本身的发展，也严重影响了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不利于人口的合理流动以及我国城市化和市场经济快速发展。造成以上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各级政府财力有限；其次，医保存在区域封闭管理、制度分割的特点，全国医保制度从硬件到管理都存在较大差异，要统一就必然要经历长期的利益协调过程；第三，地方政府投入医保转移接续受刚启动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限制，难度增加。

总体而言，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机制的缺失对于我国人口的流动和城镇化进程的发展是不利的，因此我们势必要采取相应的措施，加快医保关系异地转移接续，从而保证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推进我国劳动力资源地区间的合理自由流动，以推动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二、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中的利益冲突与阻碍因素

笔者认为，我国社会保险关系跨区域转移接续难存在着多方面的原因：第一，受地区间存在的较大发展差异影响，使得我国的社会保险层次较低；第二，现行的财政体制使得地方政府只愿意转出而不愿意转入增加自身的财政负担；第三，现行的社会保险制度本身存在着缺陷，不够完善；第四，管理系统以及户籍制度的限制。从社保关系主体角度分析，地方政府间的博弈以及参保人员道德风险两方面的原因导致了当前城镇职工跨地区流动或农民工社会保险退保现象。而实施医疗保险关系转接所面临的困难主要就在于我国地区之间的差距和矛盾以及现实医保制度的问题，具体表现就是各地区之间的社保政策和标准各不一样，城乡人群的户籍身份、收入水平、消费水平差距，以及管理机构和参保方式的不同。管理体制分割、统筹层次低、筹资标准差异过大、认可标准不统一、风险调控措施不完善等，是阻碍当前医保关系异地接续转移的主要困难。

总结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困难的原因，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现行的财政体制下导致的医疗保险基金权益与义务在流入与流出地区的不均衡；第二，存在于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所导致的医疗保险统筹层次过低；第三，技术准备不够充分，主要体现在实时跟踪的信息管理系统没有建立起来，且各个统筹地区的医保卡的编号也没有统一的标准。

三、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的可行性措施探讨

可以说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问题是关系到我国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对于当前存在的转移接续问题的合理解决能够有效的保障流动人口的的合法权益，能够有效的推进我国医保制度的可持续发展，能够推动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以及经济社会转型的快速发展。因此在采取解决的措施时，我们需要深入分析问题，抓住主要矛盾采取相应的解决措施，而不是仅仅从表面入手。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作为解决这一问题的突破口：第一，做好各省级地区的医保统筹；第二，将城镇职工基本医保关系转接方法和标准进行统一；第三，在城镇居民医保关系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关系之间实现顺利转续；第四，要建立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调剂基金。

第5篇：人口流动带来的好处范文

关键词：西部大开发;城市化;新城市策略;促成方式

中图分类号：F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8-0089-03

1 新建城市的优势

首先，新城市的建设可以有很高的产业发展起点。新兴的城市完全可以根据世界经济发展的最前沿领域作为产业选择的范围，新产业在这样的地区发展，既没有发展的机会成本，又不需要破坏原有的任何发展成果。

其次，高起点的产业可以有较高的城市效益，并形成高效益产业和高效益城市的正向循环。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先进的、新兴的产业在世界经济利益的分配中占有有利地位，它利用技术和市场上的优势，可以在不同产业的竞争中获得更大的价值基础，它会有更好的产业效益。而一个城市的产业效益好，这个城市的城市发展效益自然就有了基础。当城市效益提高又会反过来促进产业效益的提高，可以形成相互促进的循环关系。

再次，新建城市可以有更大的空间选择范围。新建的城市不存在原有空间位置的限制，给了我们更多的选择余地。这样的选择对发展的意义在于：一方面，它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自然资源容纳度的问题，解决城市发展的空间局限、资源局限；另一方面，我们可以有选择地将城市建设在最佳的经济点上，使其产生最大的城市经济效益。同时，我们也可以给城市选择更大的有余地的发展空间，减低城市发展后期的空间成本。

最后，新建城市有更大的人口容纳量，可以解决我们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的许多问题。新城市不存在固有的人口压力，或者说新城市的问题也许在于必要的城市人口不足，所以，它可以吸收容纳更多的人口，这样一来，不仅更多的农村流动人口有了出路，而且也没有城市失业问题的困扰，甚至可能对缓解其它城市的问题还会有所帮助。

新城市的好处在这里已经可以看得非常明显，而且现实中也有成功的典型。深圳过去不是一个城市，然而它却取得了比任何一个城市都快的发展速度，而且这个城市发展的产业起点高，新产业进入及更新速度快，城市效益好，从而成为一个新兴城市发展的典范。这个新城市的发展不仅对这个城市本身，而且对全国的经济发展都产生了不可磨灭的作用。过去我们一直认为深圳的高速发展主要来源于国家的政策优惠及特殊地理位置，那么现在这种优惠的政策已经遍布全国而且沿海的与之相类似的位置的地区，但是为什么其它城市没有取得更快的发展速度呢？就经济基础来说，无论北京还是上海都具有更好的发展基础，但是，深圳作为一个新城市，有比较好的产业选择及其它各方面发展余地，无疑是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

2 新城市发展策略

长期以来，我们对城市的现存状态给予了过多的重视。由于我国城市大都有较长的历史，其他一些新兴城市也都要么是外国资本进入的结果，要么是建国以后产业拉动的结果，这似乎给我们一种感觉，即城市发展是历史的或产业发展的产物。人们很难直接地操作城市发展的过程，所以人们很少考虑怎样以新城市发展为核心选择和带动产业的发展，而更多地考虑在现有城市的基础上如何发展产业或者以产业为核心的社会发展。

我们已经知道城市的构成要素是自然物、人类制造的物品和人。

城市发展所需要的最基本的自然物不过是水、空气等人类生存必需的物品及城市发展所需要的空间，这个条件要求在世界决大多数地方都能够达到，不过城市由于高度密集的居住，对这些自然物要求的数量更大而已，这种自然条件的限制不应当成为城市发展的根本性限制。

人类制造的物品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固定在特定空间的物品，如城市的道路、建筑、其它基本建设物品，另一种是城市生产、生活流动消耗的物品，无论哪一种物品，都可以体现为资金形式，也就是说在世界经济总体处于买方经济市场的情况下，只要有资金，上述物品的获得就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至于城市构成中需要的另外一种要素――人，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最不缺乏的要素。在农村人口和城市劳动力大量剩余的背景下，新城市建设中所需要的人的要素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解决。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只要有资金，新城市的发展技术上就是可行的。有没有新城市发展所需要的资金，就成为新城市发展的关键。

如果我们把新城市发展所需要的资金进行进一步的分解，可以看到这个资金可以分为生产资金和城市建设资金两个部分。生产资金是否能够进入新城市，完全取决于新城市的城市效益，也就是说如果新城市效益好，生产资金的进入是市场的自然选择。只要我们的新城市选址正确、产业起点高、生产所需要的必要条件具备，新城市的城市效益就有了保证的基础。城市建设资金是发展新城市过程所需要的城市发展投入，从国家的角度来看，是否进行这种投入主要取决于老城市与新城市建设投入的回报，老城市的改造和发展同样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而且由于老城市的建设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从报酬递减规律看，对老城市的进一步投入所产生的效益要小于对新城市投入的资金回报。在现实社会中这一点也非常好理解，在老城市投入几个亿，可能只是使原有城市多了几栋大楼，而同样的资金投入新的地区，可能建成了一个新城市整个的道路系统。

更为重要的是新城市的建设资金有多种资金渠道来源，新城市不存在原来的建设基础，新进入的资金可以选择最佳的位置，取得良好的投资回报。而且新城市在处理问题的过程中不存在历史遗留问题，人们可以直接根据发展的要求确定最合理的市场法则，所以新城市的建设会有更多其它渠道的资金加入这个过程。事实上，在深圳的发展建设过程中，国家的城市建设投入资金并不是很大，但是它同样被建设成为一座最现代化的城市。

在这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发展新城市是一项有效的、可行的城市化及社会发展策略，可以对城市化发展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应当成为我们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基本的政策选择。

3 新城市形成和发展的方法

3.1 产业推进法

产业推进法是指通过产业的发展带动新城市形成与发展的方法，产业推进法是现代城市推进常见的方法。

产业是城市发展的原因、目的、基础和结果。产业的发展对城市的发展具有最为显著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工业化的发展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由产业发展推进的城市通常具有产业城市的特征，即城市以某一种或某一类产业的发展为核心，城市的发展和建设围绕特定的产业进行。

产业发展推进城市典型的程序是：首先，一个或一些围绕某种特定产业的企业进入这个地区，在企业进入的同时，有一部分服务性机构开始进入。在开始的时候，这些服务性机构更多地是以企业附属的后勤机构的形式存在。随着企业的发展，人员居住的固定化程度越来越高，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和组织为企业的生产人员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这种服务从生活服务到生活服务，从生活服务到社会文化服务，企业及企业周围的人口数量增加，当人口增长到一定的程度，城市的自循环机制形成，这时候城市的发展就开始逐渐脱离企业的势力范围，开始向更大的领域、更多的产业迈进，城市的自增长机制开始作用，城市开始以城市的发展规律而不是产业的发展规律运行，完成新城市的创建。

通过产业推进建立城市，通常需要特殊的产业发展条件，这个发展过程中，企业要承当一部分的城市发展费用，所以，如果不是有特殊的原因或者行业发展的特殊要求，一般的企业不愿意承担这个角色。

通常情况下，可以作为城市产业发展生长点的要素有：

（1）特殊的资源。如果某一地区有特殊的资源，尤其是不可移动的自然资源，就容易在资源的基础上实现产业集中，进而完成城市推进。我国的许多产业城市的发展都属于这种类型。

（2）特殊的产业发展政策。某些欲促进城市发展的地区提供一定的特殊发展政策，可以促进一个地区的城市发展，中国的深圳就是这种特殊政策的产物。美国的拉斯维加斯也有类似的发展历史。这是一个沙漠地区，没有什么可供开发的资源，工业农业发展的条件都不具备，但是这里有特殊的政策，规定赌博在这里为合法的活动，结果形成了以赌博业为核心的娱乐业发展的城市。当然在这里我们并不是提倡对赌博开绿灯，而是提出一种城市发展的思路。

（3）特殊的产业发展环境。特殊的交通交汇点、沿海、大城市周围、发达的经济区域内、政府机构所在地、特有的风土人情都能够成为发展的特殊优势。

利用产业发展推动城市发展的思路是一种比较稳妥的思路，也是我们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更愿意看到的结果，或者说是我们国家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一直追求的结果，但是这种发展思路的局限在于如果没有特殊原因，新产业是不愿意在完全没有城市基础的地点生根的，所以在使用这个策略的时候必须注意在产业落点的同时，主动推进城市建设，推进城市由单产业城市尽快地向综合性城市转化，只有这样才可能充分发挥城市效益，使城市及产业的发展进入良性循环。否则，如果仅仅实行“先发展，后生活”的思路会限制城市的发展，从而限制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3.2 人口拉动法

所谓人口拉动法是指将大量的人口集中到某一地区，促成新城市发展的方法。

人口是城市构成的最基本的要素，也是城市效益形成的基础，城市发展之所以会有更快的发展速度，也完全是因为人口的原因。人口不仅是城市的劳动力基础，也是城市的市场基础，将大量的人口聚集在一起，非常容易引导城市的形成。

人口拉动城市发展的程序通常是：大量人口集中在一起，引起服务业和其他产业的发展，当人口和产业发展达到一定的规模就可以实现城市的突变。

由人口拉动的城市最大的问题在于人口集中初期产业生存基础的问题。没有产业的先行发展，集中起来的人口的吃饭就会成为严重的问题，所以这种城市发展方法是人们避免使用的方法。但是人口拉动的城市发展往往具有更快的发展速度，人口、市场、产业之间的紧密联系性使得这种城市发展能够取得更快的发展速度。

人口拉动法在下列情况下使用可以取得较好的效果：

（1）集中的建设性移民。目前我们解决移民问题的思路是将移民分散到人口稀少的地区，使他们在相对恶劣的的条件下从事农业生产。这种移民的思路一方面剥夺了移民的利益，在执行的过程中必然遇到极大的抵抗，另一方面这样的移民不能够为国家的发展带来任何好处，而且这些移民介入的地区，大部分属于不适宜的耕作区，他们的开采有可能败坏当地的生态环境。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能够改变思路，利用移民人口，直接促成城市的发展，则一方面给移民以更大的利益，使移民工作更加好做，另一方面也可能在这个过程中造成区域的新的经济生长点。

（2）农村剩余流动人口。农村剩余流动人口具有盲目流动的特点，如果能够有意识地引导这些人口朝一个方向流动，则既减少了流动的盲目性，又使流动过程切实有利于国家长远发展的需要。在引导流动过程的时候，最为重要的是要改变人口沉淀机制，将多次往复型的流动变为一次性沉淀式流动。给流动者更多的留在城市的机会，使他们转变为真正的城市居民，完全放弃农业生产，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城市化发展过程，才会对社会的长远发展具有最大的作用。

（3）大城市集体外迁的产业。大城市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就会有一些产业需要迁出城市中心区。过去我们在操作这项工作的时候，往往是被动地外迁，将这个过程看作是一个不得已的经济损耗过程。事实上，含有大量人口及与人口配合的产业，是可以作为另外一个地区巨大的发展源，这些人口和产业进入一个地区，会引导这些地区围绕这些人口和产业的发展，有可能促使一个新城市的形成，是我们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应当注意利用的力量。

3.3 资金拉动法

所谓资金拉动法是指在一个地区投入大量的资金，促使新城市形成的方法。

资金对城市发展的作用已经被人们广泛地认同，资金代表着过去人类的劳动产品，代表着劳动力、代表着科学技术也代表着新产业选择的条件，它是城市产生与发展最强有力的物质支持，有了资金，就有了新城市的发展基础，有了新城市的城市建设。也就有了新城市的形成和发展前提。

在资金投入促进新城市的建设过程中，城市基本建设资金的投入比直接的生产性资金的投入具有更大的发展效益。在良好的建设条件下，生产性资金或者产业发展资金就会按照自己的流动规律进入这个地区。

资金拉动新城市发展的过程通常是国家选择特定地区，集中投入城市建设资金，进行城市的基本建设，与此同时，城市的产业迅速进入，与良好的城市建设环境相结合，形成新城市的发展。

在资金拉动新城市发展过程中，应当注意城市建设和产业发展的关系，也就是在新城市建设的同时必须很快地有产业发展作为支持。如果没有产业的同步发展，城市建设的资金投入就得不到应有的投入回报，这种投入就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耗，因为城市建设投入的使用有明显的时间效应，过了一定的时间，这种投入就会自动损耗。

资金拉动的城市建设最典型的就是大型基本建设项目的实施。这种建设往往不仅带有大量的资金，同时还带有大量的人口，这些人口和资金结合在一切，对新城市的发展具有独特的作用。

利用外资促进城市发展，不仅可以解决我们发展和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同时还可能使我们在更高的起点上进行产业选择。国外资本的进入，虽然带走了一部分利润，但是它留给我们的是发展了的城市，是未来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所以，对引入国外资本进行国家建设，尤其是进行城市发展建设具有非常大的好处。

3.4 大城市边缘渗透扩展法

所谓大城市边缘渗透扩展法是指利用大城市的经济辐射能力在大城市边缘或者大城市附近，通过大城市的经济带动，实现新城市起步的方法。

边缘渗透扩展法又可以分为渗透和扩展两个部分。所谓渗透主要是指新的城市发展与原有城市连为一体，其实质就是原有城市在地域上的扩张。从严格意义上讲，这样的发展并不能算做是新城市的发展，而是旧城市的发展。

扩展是指利用大城市的经济发展促进作用，在靠近大城市的地方发展的新城市。这个新城市与原有大城市的关系有卫星城市关系、关联城市关系、辅助城市关系等。

边缘渗透和扩展法共同的特征是原有大城市在新的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样的城市不仅在地域上与原有大城市的距离非常接近，而且在经济关系上也具有补充或辅助经济的性质。

在大城市作用下发展起来的新城市一开始通常是服务于大城市的经济活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城市将会有两种不同的发展结果。在原有大城市发展状态非常良好的情况下，这些城市的辅质很难得到改变，这些城市的发展会被大城市的发展所压抑。但是当大城市的发展遇到问题，尤其是当大城市的发展空间不再能够支持新的发展要素的时候，当大城市的产业要素开始寻找新的立足点的时候，这些城市的优越性就会显示出来，从大城市溢出来的要素会首先在这些地区寻找立足点，这些城市中有一部分就会得到超过原有城市的更快的发展。

3.5 其它可作为新城市生长点的因素

除上述新城市的推进方式以外，还有其它许多因素可以作为新城市发展的生长点因素，利用这些因素可以促进新城市的发展。这些因素包括：特有的自然旅游条件、特有的风土人情、特殊事件等等，在这些条件具备的地区，都可以考虑是否可以利用这些条件，实现新城市的突破。

参考文献

［1］晏丕振，张平.实现农业产业化与可持续发展的四个重要因素［J］.经济问题探索,1998,(2).

第6篇：人口流动带来的好处范文

由19世纪地理学家拉文斯坦首创的“推拉理论”认为，人口流动是在“推力”和“拉力”的共同作用下产生的。推力包括人口增长，低生活水准，缺乏经济机会等。拉力则包括劳动力的需求，在新居住地改善生活的可能性，获得更多的经济机会，以及优惠的劳动力政策等。在此基础上，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进一步解释到：流动是理性的个人想获得人力资本投入的最大化回报的行为，是对高工资率的反应。跨国流动对劳务输出入双方都有好处：劳动力富余国家输出劳动力，可以减少潜在的社会经济压力；劳动力接受国也可从中找到解决劳动力短缺的办法。而且，劳动力的跨国流动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工资和生产条件的趋同，缩小差异。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将劳动力输出和输入地的GNP、输出国的最低工资、目的国的平均工资、流动劳动力的自主选择等变量纳入其理论框架，从而发展了劳动力流动的“推拉理论”。

根据劳动力流动“推拉理论”，劳务合作容易在相互需求旺盛的国家间产生，而中日两国就具备这样劳务互补的条件。

近些年来，我国的就业压力越来越大，已经成为各级政府面临的严峻挑战和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据专家分析，我国的就业压力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城镇国企和集体企业的下岗职工；二是新增劳动力的就业；三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到2010年前，我国每年都需要创造900万个就业机会，以使失业率保持在5％对下。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日本劳动力极为短缺，甚至已经影响到经济的发展。从70年代开始，日本逐渐步人人口老龄化社会。1970年，日本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已经达到7．07％，到1995年，这一比重已经达14．54％。1997年日本的人口老龄化系数第一次超过100％，达到102％，这意味着日本人口中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已超过0―14岁少年儿童人口。据估计，日本人口将在2007年左右达到峰值，然后开始减少。到2010年日本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将达到22％，到2030年老年人口比重将达近28％，人口老龄化系数也将超过200％。

在未来的几十年间，日本将成为超老龄化社会。为了保持经济长期、稳定发展，日本每年需要补充60万劳动力。由于人口老龄化严重，目前日本劳动力增长几乎为零，70％的企业感到劳动力短缺，一些脏、累、险的行业无人问津。

按道理，日本解决劳动力问题最容易做到的就是雇用外籍劳动力。然而，由于日本政府及许多日本人担心，大批外国人涌入日本会带来“文化冲突”，甚至影响社会稳定。而且，一旦大批外国劳动力进入日本，日本社会又必须保证其社会福利(如住房、医疗、劳保、子女教育等)，会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麻烦。因此，长期以来日本政府采取的是不接收外国简单劳动和非熟练劳动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现实中有两种合法做法得到普遍采用，一是以技术进修的名义把外国技术工人招聘到公司中，发给工资，让他们为该公司工作，即事实上的劳动力个别输入。二是雇佣外国留学生做临时工，即研修生。

尽管日本对外籍劳务限制很严，但中国仍是对日劳务输出的大户。2004年中日劳务合作完成营业额8亿多美元。其中，中日研修合作功不可没。据日本国际研修协力机构统计，2003年，日本接受海外研修生总数为43457人，比2002年增长9．4％。其中，中国研修生33527人，比2002年增长10．8％，占日本接受海外研修生总量的77％，连续三年市场份额超过70％。然而，中日两国的劳务合作还远远不能满足各自的需求，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如何开拓潜力巨大又障碍重重的日本劳务市场，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现阶段，中国对日劳务输出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内部市场竞争加剧，对日劳务输出市场秩序混乱。近年来，由于韩国、新加坡和西亚国家劳务市场形势发生变化，国内一些劳务输出企业随之调整市场开发战略，日本已经成为各地企业着力开发的重点市场。据资料介绍，一些企业为了拓展业务，无视国家法规、行业规定和行业整体利益，不惜牺牲研修生的基本权益，一味满足日方的要求。日方借此机会任意提高合作的筹码，对中国赴日劳务非常不利。

其次，日本加大对研修生市场的整顿力度，外部环境趋于严峻。随着日本接收外国研修生规模的不断扩大，日方接收团体和雇佣企业违反规定受到日本法务省人管当局处罚的案件时有发生。2003年，日人管当局采取了一系列强化外国人管理的措施，严厉打击非法滞在、非法就劳。可以说，我国对日派遣研修生的外部环境相当严峻。

第三，研修生权益保护问题严重，从驻日使馆经商处和领事部日常处理的研修生投诉案件看，反映被打骂，克扣工资、加班费，不按规定为研修生提供必要的工作、生活条件，生病得不到及时医治等基本权益受到侵害的问题突出。

第四，部分派遣企业疏于管理，忽视对研修生的现场指导与帮助，对研修生反映的困难与问题没有及时给予解决。

为此，建议有关机构督促研修生派遣企业规范经营行为，严格遵守国内相应的法律法规，切实规范对日劳务输出市场；加强与日本有关机构和企业的沟通、交流，共同创造和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制定有效机制；尽快在日本设立中介机构，加强对派遣企业的指导和监督。对于日方的侵权行为，要坚决予以斗争，为赴日劳务人员争得合法权益。

二、借鉴“人力资本说”，提升中日劳务合作的档次

人力资本说最初由美国经济学家凯南等人提出，意在用人力投资的差异来解释里昂惕夫之迷。其主要观点为：劳动是不同质的，这种不同质表现在劳动效率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是由劳动熟练程度所决定的，而劳动熟练程度的高低，又取决于对劳动者进行培训、教育和其他有关的开支，即决定智力开支的投资。因此，高的熟练效率和熟练劳动，归根到底是一种投资的结果，是一种资本支出的产物。

后来，有学者也用以指导国际劳务合作。美国学者罗伯特・赖克在《国家的作用――21世纪的资本主义前景》一书中指出：在全球化背景下，传统民族国家的劳动力正在分化为三种类型：常规生产人员、直接服务人员和符号分析人员。常规生产人员是直接从事生产、制造的工人；直接服务人员是从事直接的社会服务工作的人；符号分析人员从事的是与信息和知识的传递有关的工作，满足的是人们多样化和个性化的生活。符号分析人员就是高技术人员，他们的活动不再受地域国家的限制，是国际劳动力市场竞争的对象。符号分析人员只占流动劳动力的很少部分，然而在经济上却

处于优势地位。

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增强，日本科技政策的目标已经由追赶世界领先水平，转变为站在世界潮流的前列。为此，日本在大量培养本国高科技人才的同时，更加注重吸引海外人才，人才流入在日本受到越来越多的广泛欢迎。例如，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日本人才短缺几乎涉及到各个行业和领域，从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工程师、会计师到营销人员，从大学教授到信息技术专家。到2005年，日本需要科技人才近50万。在这一背景下，日本为高技术人才的流动制定了各种优惠政策，以加速人才的流动。虽然日本失业率一直在6％左右，大学毕业生有1／5找不到工作，但日本仍在想尽办法吸引海外优秀人才。目前，有很多外国研究人员在日本就业或与日本导师合作搞研究，如科学城筑波就有近千名中国学者。日本国《出入境管理基本计划》中这样写道：促进国际商业人员的流动，接收有专业技术的外国劳动者，同时为接收创造良好的条件和环境，进一步扩大接收。尤其现在信息产业的发展，会进一步促进其他产业的发展，出入境管理要保证这方面人才的交流。日本最大的经济团体――经团联也建议，留学生即使找不到工作也可以再给两到三年的签证。

中国对日劳务输出虽然人数较多，但档次不高。从就业行业看，中国研修生依然相对集中于服装缝纫、机械加工领域，人数比例超过60％。其次为食品加工、建筑业和农业等领域。可见，将中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转化为人力资本，进一步提升对日劳务输出人员的档次，是加强中日劳务合作的关键因素之一。

根据人力资本说，人力资本是通过对人投资而体现在劳动者身上的体力、智力和能力，与物质资本共同构成了国民财富。纯粹的自然人力资源必须在进行一定的投资(如外派劳务人员通过培训或在国外从事有一定技术含量的工作，在干中获得知识)之后，才能使劳动能力的使用带来经济收益。因此，从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强调促进人力资源向人力资本转化，也就是强调通过教育和学习(包括“干中学”)，促进劳动者素质提高。

我们不仅要重视对赴日人员的培养，还要鼓励学有所成的劳务人员回流，使人才培养形成良性互动。在谈到如何采取措施，吸引出国熟练技术人员回国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有关资料提出这样的建议：即工人回国后，向他们提供充分基础设施和发展机会，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其在国外获得的专长；要创造吸引高技术人员回国的条件；在劳动力短缺部门进行结构调整，以防止此类工人外流。对此，我们应认真研究，加以借鉴。

三、以“历史―结构方法论和移民体系理论”为指导，密切中日经济关系，拓展中日劳务合作的路径

历史―结构方法理论认为在劳动力流动的政治经济模式中，国家和资本是基本的作用因素。该理论进而指出，个体的自由选择是不真实的。相反，国家资源和权力的失衡，以及移民法严格地制约着流动者的选择。历史一结构理论把劳动力流动进程置于全球和国家的经济体系之中，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差异来解释，而不认为仅仅是所谓的个人选择。流动也不是一次性事件，而是一个过程。

在此基础上，移民体系理论又进一步强调国际关系、政治和经济因素在劳动力流动中的作用。从而弥补了前述理论的有关缺陷，比较系统地阐述了流动的机制、动力和条件，认为人员、资金、商品和技术流动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人们应该在更广泛的政治、社会、人口和经济背景分析劳动力流动。

历史一结构方法理论和移民体系理论给我们以如下启示：

其一，密切两国政治经济联系，对发展中日劳务合作至关重要。从历史上看，1972年以来，通过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许多领域内的合作交流，都取得了重要的进展。特别是在经济贸易领域中的合作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就其深度和广度而言，都是过去所不能比拟的。尽管中日关系发展中也存在一些不稳定因素，但从总体上看，有利因素是主流。特别是日本新任内阁总理大臣安倍晋三2006年10月8日访华期间，中日共同发表了联合新闻公报。双方同意，继续遵守《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和《中日联合宣言》的各项原则，正视历史，面向未来，妥善处理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问题，让政治和经济两个车轮强力运转，把中日关系推向更高层次。这对于进一步加强中日劳务合作可以说是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

其二，在良好的合作气氛下，我们还应努力从投资、工程承包等各个环节拓展劳务输出渠道。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企业已经以不同的方式“走出去”，到国外投资设厂，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我国有技术成熟、生产能力强的轻工、家电、机械制造等行业，支持和鼓励这些企业到国外投资、建厂，不仅可以充分利用国外资源，扩大产品销路，使有实力的企业到科技资源密集的地方设立研发机构或高技术企业，开发生产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新产品，而且还可以带动劳务输出，特别是高技术人员的劳务输出。更为重要的是，企业在跨国经营活动中，经营理念也发生相应的改变，即从原来的为顾客提供其所需要的更优质的产品延伸到产品的售后服务和技术支持等各种服务活动上。由投资生产所带来的服务项目的增多，必然促进劳务输出的发展。企业管理人员和高技术人员会随对外投资而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可以说，这是扩大劳务输出的一个良好的途径。因此建议政府有关管理部门向有经济实力的大企业提供优惠贷款，支持它们到日本投资，以此带动劳务输出，特别是高技术劳务输出，为我国经济建设的持续稳步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第7篇：人口流动带来的好处范文

中国的城镇化之所以能够引起世界瞩目并对人类进程产生影响，根本原因有两条:即速度快、规模大。从1949年到1978年，中国的城镇化率从10.6%微升到17.9%，30年间城镇化率增长7.3%，年增长率不足0.24%;从1978年到2011年，我国的城镇化率从17.92%迅速提升到51.27%，年增长率超过1%，城镇总人口由1.72亿人增加到6.9亿人。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研究数据显示，到2025年，大约有10亿中国人将入居城市，届时中国将会出现大约221座百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其中包括23座5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而在目前，类似规模的城市在欧洲也只有35座。专家预测，我国已进入加速推进城镇化进程的黄金期。到2030年，大概有3亿多农村居民移居城市，同时，农村人口将减少1/3以上，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将达到70%。2013年12月，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召开，将“以人为本，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建设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城镇化自此将步入新的发展期、调整期。假使对过去几十年我国城镇化的状况做一客观剖析研判，不难发现，我国的城镇化建设快则快矣，好则不好。突出表现为以下几个特点:

1.“半城市化”。

早在2006年，社会学者王春光先生即尝试用“半城市化”概念来分析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的社会融合问题。他认为，“半城市化”是一个介于回归农村与彻底城市化之间的状态，它表现为各系统之间的不衔接、社会生活与行动层面的不融合，以及在社会认同上的“内卷化”。后来，他将这一观点进一步补充发挥和完善，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可。人们一般认为，“半城市化”这个概念，最能够准确描述和概括当下中国城镇化的真实状貌。大部分的历史时间中，“不是经济嵌入在社会关系中，就是社会关系嵌入在经济系统中”。纯市场的独立存在，势必会对社会系统乃至文化系统造成一定的破坏，损害社会整合和系统整合。以博兰尼的理论反观中国经济改革与社会转型过程，以及农村流动人口与城市社会的关系，就会发现，改革开放30多年间，我国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一直被视为纯粹的就业者和劳动者，只能在城市的次级劳动力市场实现非正规就业，有限参与城市的劳动分工，而很难进入主流劳动力市场，也难以与城市的社会、制度和文化系统有效对接并融入其中。王春光先生具体解释了“半城市化”概念的三层含义:一是城市各个系统之间的不整合不衔接，在中国主要表现为市场系统与社会、体制和文化之间的不整合;二是社会不整合，表现为不同城市人群在生活、行动等实践层面之间的相互不融恰、隔绝与排斥等;三是心理上的排斥、歧视与不认同。这个见解，等于是对博兰尼的理论做了注解。美国学者P•H•廖塔、詹姆斯•米斯克尔也曾讨论过“半城市化”现象，含义大致包括三层:一是流入城市的是那些难民，他们根本没有生活机会和希望;二是他们会在城市中长期生活下去;三是他们生活在城市贫民窟里，那里成了社会动荡的沃土和类国家(即暴力滥用)。他们分析道:“半城市化的各种背井离乡的人口，也有可能形成其他一些黑暗地带。现在有数千万的难民生活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苏丹以及非洲大湖地区的永久性的营地里。这些人口密集的名副其实的贫民窟(那里的生活没有机会，没有希望)会自行演变成类国家，成为动荡的沃土”。显而易见，这两位美国学者的“半城市化”概念，内涵所指有着特定对象，与王春光的“半城市化”概念大为不同。王春光先生主要是基于博兰尼的社会整合理论、剖析中国城镇化的不彻底性，主要针对的是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后的分离、排斥和不融合状况。在后来的研究中，他进一步把“半城市化”分析外延框定在市民权、日常交往和社会认同这三个层面。其缘由就是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缺乏完整的市民权(而不是“公民权”，因为，中国的公民权往往被市民权所取代);日常生活中存在着经常性互动和交往障碍，与城市社会处于事实上的隔离状态;和城市人口之间存在相互之间的不认同。应该说，这样的分析判断是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半城市化”状态，是一种非正常的城镇化状态，它对中国社会的转型和变迁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多方面的。由于入城农民工人户分离，身份模糊，基本的公民权难有保障，市民权无从分享;农民工子女上学受到太多身份地域歧视及制度性阻障。仅此而言，这种不彻底的城镇化，会从整体上拖滞我国城镇化、现代化的进程，并大大降低它的质量。

2.“碎城市化”。

主要指的是要素转移的零碎化。从人口的流动与迁转角度看，30多年来，中国的城镇化过程依次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姑且称之为中国特色的城镇化“三步曲”:首先是土地的城镇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规模扩大，城市个数由1978年的193座增加到2012年的658座。全国各类建设用地数量持续增长，高峰期每年多达几百万亩，占用的都是优质耕地。比如北京市，本世纪以来，每年城市用地要消耗掉60平方公里，相当于两个半澳门的面积。城市数量增加，规模扩大。“圈地运动”永无休止，大饼越摊越大。但全国各地存在一个十分普遍而又怪异的现象，就是把土地“摊”走，把人给留下，因此出现了相当普遍的人地分离情况。用低价“摊”走的土地修造的房子叫“商品房”，可以名正言顺地高价出售;农民用自有的集体土地上修造的房子叫“小产权房”，不能上市交易。规模庞大的“城中村”景观，十分准确地反映出我国城镇化特定阶段“只要土地不要人”的事实。其次是劳动力城镇化。数以亿计由乡入城的“农民工”，由这一独特的称呼即可判定，他们的构成十之八九是青壮年男女劳动力。农民工举家迁移，或称“复数迁移”所占比重较小。根据李强先生对重庆、四川地区外出农民工年龄状况的调查，35岁以下的外出农民工占到总数的88%。他的结论是，“外出的几乎都是高能量的劳动力”。而这种没有家庭全体成员参与的完整意义上的人口迁移，恰恰是农村“留守儿童”大量存在的主因，也是农村教育城镇化的一个动因。三是家庭城镇化。由于“只要土地不要人”，“不要妇孺要壮丁”这两个阶段持续时间过长，累积的矛盾过多，以举家全迁亲情团聚为特点的“人口城镇化”阶段会加速到来。作为其伴随物，农村教育城镇化自然会相伴而来，“民工流”之后必将是“学生流”。当然，要素的零散转移或许是基于“国情”，迫于无奈，未必一定是政府当局有意为之。但在客观上却造成了对农民利益的伤害。它与“半城镇化”应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互为因果。因为要素转移的不同步、不衔接、不连贯、不彻底，因而出现了不真实的城镇化(亦即“伪城镇化”)或“不完全的城镇化”;因为“半城镇化”，这个半化不化的过程即对农民的整体利益构成肢解，构成城乡两头的双重盘剥。“半城镇化”的农民总为土地、就业、社会保障等等基本生计问题所困扰、所纠结，但最为伤神的恐怕还是子女的正常教育问题。因为，唯有孩子的教育最最耽误不起。

3.“被城镇化”。

前两条反映的是城镇化的不彻底、不连贯性;这一条体现的则是城镇化的非自愿性、被动性。总体上说，城镇化并未违逆农民的根本利益，迫使他们做出情非所愿的抉择。事实上，大多数农民能够看到城镇化的趋势及其潜在好处，因而对其持欣喜、合作、支持的态度。也有一部分人是在缺乏思想准备的前提下，稀里糊涂被卷入城镇化浪潮中来的，他们一般持有半推半就、亦喜亦忧、谨慎参与、留条后路的怀疑观望态度。顺则外出打工赚钱，不顺则回家种田养家。在没有可靠经济来源生活保障之前，不肯主动割断与乡下土地的牵连。再有一部分是城市近郊的农民，他们大概是最不情愿“被城镇化”的农民。因为他们是农村的头，城市的尾，城乡好处两头沾，是农民阶级中最滋润、最悠闲、最有机会先富的一个阶层。但恰恰是他们成为城市扩张过程中首当其冲“被城镇化”的对象。“被城镇化”所反映的是城镇化进程中政府与农民、城市与乡村一方主动、一方被动的矛盾关系。两种力量博弈的结果，基本上是前者获胜后者妥协。也有不妥协的时候，则会出现强征、强拆、强迫就范的纠纷案件，甚至引发。也许这是一个无解的悖论，一个无法使矛盾根本化解的二律背反。从“被城镇化”的农民群体的角度看，失去土地，得到补偿，却并未转变身份，并没有获得稳定的职业和收入来源。失地无异于失业。便有身份贱卖和权益盘剥的感觉，心理很不情愿。从政府的角度看，“圈地”属于不得不圈。城市人口在增加，城市规模在扩大。满足新老市民日益增强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精神生活条件需求，是政府的职责所在。城市外延的扩展，是现实的需求，而非政府的主观臆断。问题似乎又还原到“半城市化”状态上来。政策不配套，只取不予或多取少予，不能对失地农民长久的、可持续的生计作出安排，把他们悬在城市的半空，“被城镇化”的农民就会生出“被欺骗”、“被拐卖”的感觉，抵触情绪在所难免，对有效推进城镇化的健康发展就会产生一系列不利影响。李强先生据此提出“主动城镇化与被动城镇化”的见解，颇具说服力。“被动城镇化”往往非民所愿。政府有动力，农民没动力，肯定是不行的。怎样实现从被动城镇化为主向主动城镇化为主的转变，乃是政府所面临的一大难题。

二、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教育

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教育，大致包含三部分内容，针对的是不同的教育对象:一是老一代农民工，主要是转岗就业再就业的职业技能培训;二是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类劳动技能培训和城市文明礼仪行为规范等教育;三是农村学生的基础教育。先生曾讲，农村和城市的区别不仅只体现在物质生活水平上，“从根本上说，城市和农村的差别，其实是一个社会最现代部分和最传统部分的差别。”在进行现代化的社会里，社会发展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消除城乡隔阂。所谓城市化，实际上就是一次从文化价值观念上消除城乡隔阂的革命”。“对中国来说，最大的难题在于如何将农村纳入现代化进程中，而不是让城市文明被农村文化所吞没。”那么城镇化对农村基础教育到底带来哪些影响?怎样估价它的利弊得失呢?

(一)“乡土化”与“城镇化”之争。

城镇化为教育公平提供了契机。我国教育不公，突出表现为城乡教育的非均衡发展。而城乡教育的不均衡，则主要表现为硬件教学设施、教学环境和师资质量的差别上。专家学者对此已经有了相当充分地研判论证。但对如何消除教育不公，促进教育均衡发展，却见仁见智，看法不一。归纳起来，主要有“乡土化”和“城镇化”两种模式之争。“乡土化模式”主张，农村教育当以服务农村建设为本，课程设置以及所有教学过程，都应紧紧围绕农村实际，基于当地生产、生活需求，培养学用一致的实用型人才。从陶行知、梁漱溟、晏阳初到，再到现今的教育理论界，这种教育理念一脉相承，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在这些革命家、政治家和教育理论家，农村学校首先培养农村建设人才，天经地义。因此，他们大多持有立足乡村办好农村教育的理想，不情愿、不希望城市风气熏染乡村生活，正如不希望农村孩子因为读书而逃离乡村以至厌恶和排斥乡村一样。早在1926年，大教育家陶行知即撰文指出:“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它教人离开乡下往城里跑。它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做房子不造林。它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它教人分利不生利。它教农夫子弟变成书呆子。它教富的变成穷的，穷的变得格外穷;它教强的变成弱的，弱的变得格外弱。前面是万丈悬崖，同志们务必把住，另找生路!生路是什么?就是建设适合乡村实际生活的活教育!”。无独有偶，与中国国情十分相似的近邻印度，也有过类似的对乡村教育可能被城市化的不满和声讨。甘地总理曾经对现代学校教育有过言辞激烈地批判:现代教育不能使年轻人学会任何在生活中发挥作用的东西。……“当年轻人从学校回到生养自己的地方以后，对农业却一无所知。不仅如此，他们还从心底蔑视自己父辈的职业。现代学校的一切事情，从教科书到毕业典礼，从来不会使一个学生对自己的生活环境感到自豪。他受到的教育程度越高，就越远离自己的故乡。教育的整个目的就是使他和他的生活环境格格不入，就是使他不断疏远这种环境。对于故乡的生活，他一点儿也不感到有诗意。村庄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是那样的陌生。他自己祖祖辈辈所创造的文明在他的眼里被看成是愚蠢的、原始的和毫无用处的。他自己所受的教育就是要使他与他的传统文化决裂。”近年关于振兴农村教育的理论著述中，有一批成果的思想内涵目标设计与上述观点相吻合。面对城镇化浪潮的猛烈冲击，他们主张要脚跟牢把，意志坚定，排除万难，重振农村教育秩序。硬件上力争达到“同城待遇”，但农村教育一定要姓“农”，教学内容上应与“农”字关联，办学场地上一定要在乡不在城，近农而非离农。“城镇化”模式主张，基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公平性原则，农村教育应该让农村学生接受与城市学生相同的教育，接受先进的城市文化，体现城乡教育从内容到形式的无差别性。在城镇化背景下，则要强调“离农教育”而主要不是本土教育，以帮助学生适应未来的城市生活。有人则认为，我国目前的农村教育模式本来就是单一的城市化模式，表现为城乡学校课程、教材、高考试卷等等的完全相同，且都以应试教育为目的，并未反映教学内容及培养目标到底为城为乡。但近年的研究则给予城镇化新的内涵，认为，迅速推进的城镇化进程，把农村教育既有的秩序打乱了，农村教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一大变化，就是生源大量流失，学校没学生可教。突出的矛盾不是教什么、怎么教的问题;而是给谁教、有无学生可教的问题。“人走不中留”，学生大多是流向县城及以上城市的学校，农村校变成了“空壳校”。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变局，他们主张，要实现农村教育城镇化，使农村教育的主阵地由偏远落后的乡村，逐步转移到中心镇或县城镇。这种性质的“城镇化”，首先就是指农村学生进城。因为它与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人口向城流的总体路径及流向相一致，对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及教育公平有好处。

(二)教育获得的代际传递模式的偏移。

“文化再生产理论”的代表人物，法国的布迪厄和英国的伯恩斯坦、迈克尔.扬，通过对教育如何以语言、价值、知识、习俗、性情倾向等来确保文化的再生产，进而实现经济的社会等级结构的再生产过程的研究得出结论，以学校为主要代表的教育文化传递结构并不是文化公平和中立的传递者，它们在传递、再生产文化的同时，也再生产了不平等的阶级结构和社会关系，并因此维持和再生产了社会不平等。布迪厄曾提出了由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后来又补充了符号资本，作为对前三种资本的认同)构成的著名的三种形式的资本理论。他对文化资本作了如下定义:文化资本是指借助不同的教育行动传递的文化物品。在一定条件下，这些文化资本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并可以通过教育证书的形式予以制度化。不同的阶级或阶级集团在文化资本的分配方面是不平等的，因而，这些不同阶级出身的学生在学术市场上获得的利润(即学业成就)也是不平等的。“在剔除了经济位置和社会出身的因素的影响后，那些来自更有文化教养的家庭的学生，不仅有更高的学术成就率，而且在几乎所有领域中，都出现了与其他家庭出身的学生不同的文化消费和文化表现的类型。”文化资本对后代影响的基本路线，是从父母拥有的文化资本的存量开始，然后步入一个良性循环过程，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一样凝聚着社会不平等，但比较而言，前者的传递作用更具隐蔽性。布迪厄不仅揭示了学校教育与社会结构之间存在的显性的和隐含的关系，指明了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所拥有的文化资本存在巨大差异，并认为这种不平等传递的被人们都视为理所当然、心甘情愿接受、却大大“误识”的隐蔽方式，乃是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典型特征之一。而且指出，由于“惯习”的存在，处于劣势资本背景的学生会出现对全然外在的、陌生的符号的适应困难。詹姆斯•科尔曼关于教育不平等的论述，特别关注代际家庭背景因素对教育获得的影响，他对人力资本理论的既有成果予以综合与扩展，提出了一个多维度解释代际背景对教育获得的影响的理论框架。他把家庭环境或家庭资本区分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三种形式。物质资本是由物质领域的变革所创造并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人力资本是由人的变革所创造并给人们带来能够以新的方式行动的技术和能力;而社会资本是由人际关系中的变动所带来并为人们的行动提供便利。他特别强调社会资本对教育成就的影响。与人力资本所指涉的个人特征不同，社会资本所指涉的是人际间的交往和联系的特征。科尔曼还把社会资本作了进一步的区分，以阐释这种形式的资本对教育成就产生怎样重要的影响。总体来看，“文化再生产理论”和代际资本传递理论，都是在探讨导致教育获得的不平等的关联因素。如果把这些直接的或间接的、自身的或外在的、先赋的或后致的关联因素统统称之谓不同样态的“资本”，那么，谁拥有的这些“资本”越多，谁获得的教育机会及学业成就也就越多。这些“资本”又可以称之谓学生的“教育背景”。《科尔曼报告》所得出的结论是令人诧异的:影响美国黑人学生和白人学生学业成绩巨大差异的因素中，最不重要的是黑人学校和白人学校在设备和课程上的差异，其次是教师素质上的差异，最重要的乃是学生的教育背景(即家庭背景和社会背景等结构因素)上的差异。如果今天我们去做类似的城乡学校对比调查，也许能够得出近似的结论。对大多数农村学生来说，真正影响他们学业成就和发展机会的，往往是他们的“教育背景”。“教育背景”的优劣，决定了他们获取“社会资本”的多寡。笔者以为，教育城镇化的意义正在这里:它改变不了过去，可以改变未来;改变不了家庭背景，可以改变教育环境。学生由乡向城的流动，意味着由边缘地带向城市主流文化、主流社会、主流教育阵地流动，其结果将是教育获得的代际传递模式发生革命性偏移:由农民向市民、由乡土文化向城市文化，总之，是由传统向现代偏移。它的可能的消极面，是农民子弟的离乡离土导致来自父辈的农业劳动技能、经验、价值观等涉农教育内容在代际传递中的流失;但它最大的好处是，在社会变迁中，在文化再生产中，农民子女未来的职业身份、社会层属等不依“农”字号“家庭背景”而完全复制、世代复制。教育的区位流动，有望导致社会职业与阶层的流动。这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解释农民对于乡校衰落城校兴隆学生向城大量流动现象所持的默认、赞成态度的多，而持抱怨、抵制态度的少的原因。一种可能的逻辑假设是:社会流动可以增加农民子弟的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存量、进而改变他们的生存与发展境况。

(三)城镇化为实现城乡教育均衡提供了契机。

第8篇：人口流动带来的好处范文

我们绝对不能忽视知识的价值。

152.Itistimetheauthoritiesconcernedtookproperstepstosolvethetrafficproblems.

该是有关当局采取适当的措施来解决交通问题的时候了。

153.Thosewhoviolatetrafficregulationsshouldbepunished.

违反交通规则的人应该受到处罚。

154.Thereisnoonebutlongstogotocollege.

人们都希望上大学。

155.Sincetheexaminationisaroundthecorner,Iamcompelledtogiveupdoingsports.

既然考试迫在眉睫，我不得不放弃作运动。

156.Itisconceivablethatknowledgeplaysanimportantroleinourlife.

可想而知，知识在我们的一生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157.Summerissultry.That''''sthereasonwhyIdon''''tlikeit.

夏天很闷热，这就是我不喜欢它的原因。

158.Theprogressofthesocietyisbasedonharmony.

社会的进步是以和谐为基础的。

159.Weshouldbringhometopeoplethevalueofworkinghard.

我们应该让人们知道努力的价值。

160.Takingexerciseiscloselyrelatedtohealth.

作运动与健康息息相关。

161.Weshouldgetintothehabitofkeepinggoodhours.，全国公务员共同天地

我们应该养成早睡早起的习惯。

162.Theconditionofourtrafficleavesmuchtobedesired.

我们的交通状况令人不满意。

163.Smokinghasagreatinfluenceonourhealth.

抽烟对我们的健康有很大的影响。

164.Readingdoesgoodtoourmind.

读书对心灵有益。

165.Overworkdoesharmtohealth.

工作过度对健康有害。

166.Pollutionposesagreatthreattoourexistence.

污染对我们的生存造成巨大威胁。

167.Weshoulddoourbesttoachieveourgoalinlife.

我们应尽全力去达成我们的人生目标。

168.Weatheralargefamilyisagoodthingornotisaverypopulartopic,whichisoftentalkedaboutnotonlybycityresidentsbutbyfarmersaswell.

家庭人口多好还是家庭人口少好是一个非常通俗的主题，不仅是城里人，而且农民都经常讨论这个问题。

169.Asisknowntoall,fakeandinferiorcommoditiesharmtheinterestsofconsumers.

众所周知，假冒伪劣商品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

170.Todayanincreasingnumberofpeoplehaverealizedthatlaweducationisofgreatimportance.Inordertokeeplawandorder,everyoneofusissupposedtogetalaweducation.

现在，愈来愈多的人认识到法制教育的重要性。为了维护社会治安，我们每人都应该接受法制教育。

171.FromwhatIhavementionedabove,wecanseeclearlythatviolenceonTVhasgreatinfluenceonyoungsters''''behavior.

从上面我所提到的，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电视暴力对青少年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172.Therearetworeasonsfortheimprovementinpeople''''slivingconditions.Inthefirstplace,wehavebeencarryingoutthereformandopening-uppolicy.Secondly,therehasbeenarapidexpansionofournationaleconomy.Furthermore,thebirthratehasbeenputundercontrol.

人民生活状况的改善原因有两点。首先，我们一直在贯彻执行改革开放政策。其次，国民经济正在迅速发展，而且出生率已经得到控制。

173.Mysuggestionstodealwiththeproblemareasfollows.Tobeginwith,itisurgenttocreatenaturereserves.Secondly,certainrarewildanimalsthataregoingtobeextinctshouldbecollected,fedandreproducedartificially.Finally,thosewhohunterthemmustbepunishedseverely.

我对解决这个问题的建议如下：首先，迫在眉睫的是建立自然保护区。其次，有些濒临灭绝的珍稀野生动物应该收捕、人工喂养并繁殖。最后，对于捕猎珍稀野生动物的人必须严惩。

174.Peopledifferintheirattitudestowardsfailure.Facedwithit,someofthemcanstanduptoit,drawusefullessonsfromitandtryhardtofulfillwhattheyaredeterminedtodo.Others,however,loseheartandgivein.

人们对失败持有不同的态度。面对失败，有人能够经得起考验，从失败中汲取教训，并努力去完成他们下定决心要做的事情。然而，另一些人却丧失信心并退却了。

175.Itisdesirabletobuildmorehospitals,shoppingcenters,recreationcenters,cinemasandotherpublicfacilitiestomeetthegrowingneedsofpeople.

人们希望建立更多的医院、购物中心、娱乐中心、电影院和其他公用设施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需求。

176.Asapopularsayinggoes,"everythinghastwosides."Nowthepublicarebenefitingmoreandmorefromscientificandtechnologicalinventions.Ontheotherhand,theprogressofscienceandtechnologyisbringingusalotoftrouble.Peopleinmanycountriesaresufferingfrompublichazards.

常言道：事情总是一分为二的。如今人们从科技发明中得到越来越多的好处。另一方面，科技进步也给我们带来了许多麻烦。现在许多国家的人民饱受公害之苦。

177.Let''''stakecarsforexample.Theynotonlypollutetheairincities,butmakethemcrowded.Furthermore,theyareresponsibleforalotoftrafficaccidents.Thenoisemadebycarsdisturbstheresidentslivingonbothsidesofstreetsalldayandnight.

就拿汽车为例。汽车不仅污染城市空气，而且使城市拥挤不堪。此外，汽车造成许多交通事故。汽车所产生的噪音使居住在街道两旁的居民日夜不得安宁。

178.Itisgenerallybelievedthatthechiefreasonfortheincreaseinpopulationindevelopedcountriesisnotsomuchtheriseinbirthratesasthedeclineindeathratesasaresultoftheimprovementinmedicalcare.

普遍认为，在发达国家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与其说是出生率的上升，还不如说是由于医疗保健的改善使死亡率下降了。

179.Thereisnodoubtthattheincreaseindemandcausedtheriseinprices.

毫无疑问，需求的增长导致了价格的上涨。

180.Additionalsocialstressesmayalsooccurbecauseofthepopulationexplosionorproblemsarisingfrommassmigrationmovements-themselvesmaderelativelyeasynowadaysbymodernmeansoftransport.

由于人口的猛增或大量人口流动（现代交通工具使这种流动相对容易）引发的种种问题也会对社会造成新的压力。

181.Withtheopeningandreformpolicybeingcarriedout,thousandsuponthousandsofforeignvisitorsarecrowdingintoourcountry.Theyareeagertoseethisoldmysteriouslandwithasplendidcultureofmorethan5,000years.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贯彻执行，数以万计的外国游人涌入中国。他们渴望参观这个有着5000多年灿烂文化的神秘古国。

182.TourismbringsChinaalotofbenefits.First,itenablestheChinesepeopletoknowmoreabouttheoutsideworldandpromotesfriendshipandunderstanding.Second,itisfinanciallybeneficialtoChina,whichneedsmoreforeigncurrenciesforitsmodernizationprogram.

旅游业给中国带来许多好处。首先，它使中国人了解外界，并有助于促进友谊和理解。其次，在经济上也有利于我国，因为中国现代化建设需要大量的外汇。

183Tourism,however,givesrisetoanumberofproblems.Forinstance,itbecomesaburdentoinefficienttransportationsystem.

旅游业也引起许多问题。例如，它增加了我国本来效率不高的运输系统的负担。

184.Besides,thelivingstandardoftheaverageChineseisstillnothighenoughtobeabletoaffordthemanydifferentsortsofexpensedduringlongdistancetravels.

此外，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还没有高到足以使普通中国人有钱支付长途旅行的各种开支。

185.Asforme,withthedevelopmentofournationaleconomy,alltheseproblemswillcertainlybesolvedstepbystep.

至于我，我相信，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这些问题必将逐步解决。

186.Amuchbetterandbrighterfutureawaitsus.

我们期望有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

187.Whenanopportunitycomes,itbringsapromisebutneverrealizesitonitsown.

每当机遇降临，伴之而来的是成功的希望，但是机遇不能自行实现成功。

188.Ifyouwanttoachievesomethingorintendtofulfilloneofyourambitions,youmustworkhard,makeeffortsandgetprepared.Otherwise,youwilltakenoadvantageofopportunitieswhentheycometovisityou.

假如你要取得成就或要实现你的雄心壮志，你必须努力工作、艰苦奋斗、准备好条件。否则，机遇来临你却无法利用。

189.Thedifferencebetweenamanwhosucceedsandonewhodoesnotliesonlyinthewayeachtreatsopportunities.Thesuccessfulpersonalwaysmakesadequatepreparationstomeetopportunitiesastheydulyarrive.Theunsuccessfulperson,ontheotherhand,workslittleandjustwaitstoseepassby.

成功者与失败者的区别在于处理机遇的态度。成功者做好充分准备迎接机遇的适时来临。而失败者工作懒散，眼看机遇悄然而过。

190.Inmyopinion,thereareplentyofopportunitiesforeveryoneinoursociety,butonlythosewhoarepreparedadequatelyandqualifiedhighlycanmakeuseofthemtoachievepurpose.

我的观点是：在我们的社会里，人人都有许多机遇，但是只有那些做好充分准备并且高度称职的人才能利用机遇达到目的。

191.Anthropologistshavediscoveredthatfear,happiness,sadness,andsurpriseareuniversallyreflectedinfacialexpressions.

人类学家已经发现，恐惧，快乐，悲伤和惊奇都会行之于色，这在全人类是共通的。

192.Thegreaterthepopulationthereisinalocality,thegreatertheneedthereisforwater,transportation,anddisposalofrefuse.

一个地方的人口越多，对其水。交通和垃圾处理的需求就会越大。

193.Longbeforechildrenareabletospeakorunderstandalanguage,theycommunicatethroughfacialexpressionsandbymakingnoises.

儿童在能说或能听懂语言之前，很久就会通过面部表情和靠发出噪声来与人交流了。

194.Childrenwithparentswhoseguidanceisfirm,consistent,andrationalareinclinedtopossesshighlevelsofself-confidence.

父母的教导如果坚定，理性，始终如一，孩子就有可能充满自信。

195.Television,themostpervasiveandpersuasiveofmoderntechnologies,markedbyrapidchangeandgrowth,ismovingintoanewera,aneraofextraordinarysophisticationandversatility,whichpromisestoreshapeourlivesandourworld.

电视，这项从迅速变化和成长为标志的最普及和最有影响力的现代技术，正在步入一个新时代，一个极为成熟和多样化的时代，这将重塑我们的生活和世界。

196.Televisionismorethanjustanelectronicappliance;itisameansofexpression,aswellasavehicleforcommunication,andassuchbecomesapowerfultoolforreachingotherhumanbeings.

电视不仅仅是一件电器；它是表达的手段和交流的载体，并因此成为联系他人的有力工具。

197.IamalwaysamazedwhenIheardpeoplesayingthatsportcreatesgoodwillbetweenthenations,andthatifonlythecommonpeoplesoftheworldcouldmeetoneanotheratfootballorcricket,theywouldhavenoinclinationtomeetonthebattlefield.

每当我听说体育运动能够在国家间建立起友好感情，说世界各地的普通人只要能在足球场或板球场上相遇就会没有兴趣在战场上相遇的话，我都倍感诧异。

198.Oneofthegreatearlywriterswrotethat:Workisthegrandcureofallthemaladiesandmiseriesthateverbesetmankind.Ifthisistrue，全国公务员共同天地,thenthepresentsituationshouldmakeuswonderwhetherthemeasurethattheaverageworkerisobligedtoretireattheageof50isreasonable.

一位伟大的作家曾写到：工作是医治人间一切病痛和疾苦的万应良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现在的状况应使我们想一想，强迫普通工人在50岁退休是否合理。

199."Thepeoplewhogetoninthisworldarethepeoplewhogetupandlookforcircumstancestheywant,andiftheycannotfindthem,makethem."SuchistheremarkmadebyBernardShaw,agreatwriter.Thisviewhasbeensharednowbymoreandmorepeople.

著名作家萧伯纳曾说过：在这个世界上取得成功的人，都努力去寻求他们想要的机会，如果找不到时，他们就自己创造机会。这一观点现在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第9篇：人口流动带来的好处范文

（一）失业定义中的“工作时间”定额太低

在我国的调查失业定义中，把在调查标准时间前一周内从事有收入的劳动时间不足1小时者均视为失业人口。而国外的情况是：美国规定为在调查周内工作不满15小时，法国规定不满20小时者即为失业，他们的工作时间均超过正常工作时间的1/3甚至达到一半。这样一来，我国的工作时间标准就显得偏低，而且现实生活也证明了这一点。因为一周工作一小时，按照我国目前的工资水平，一个普通人显然不能维持其正常的生活。

（二）统计范围狭窄

我国目前对外公布的只有城镇登记失业统计，它以户藉为依据、是二元户籍管理制度的产物，是户口与就业等各种社会待遇挂钩的结果，其统计的范围与国际通行的失业统计相比要小很多，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不包括城镇非常住人口。我国的失业统计按常住人口登记的原则进行劳动力抽样调查，而事实上，我国人口流动数量巨大，每年光是从农村流向城市的农民工就有数千万，如果不对这部分人口进行失业统计，那么由此造成的后果是：政府不能知道流动人口的失业率，对其无法控制；而流动人口本身不能知道自己在本地区是否存在很高的失业率，不能对自己的工作流向有很好的了解，造成了盲流现象和社会的不安定。

第二，没有把乡村人口纳入失业率的统计。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乡村人口占人口总数的60%以上，见表1。

而在我国的从业人员中，乡村人口则占了70%以上的比重，见表2。

占人口总数及从业人员数如此大比重的乡村人口的失业情况在我国却一直没有得到反映，可以说是失业统计的重大缺陷。而我国乡村确实存在着一定数量的失业，只不过我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隐蔽性强，因此长期以来没有被重视，但这绝对不意味着我国的失业统计就能忽视这一点。此外，我国拥有1.3亿左右的乡镇企业从业人员（注：1996～2000年，我国乡镇企业从业人数分别为：13508、13050、12537、12704、12820万人。参见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1》第107页，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而且数量每年有所变动，这说明，作为市场经济中的一分子，乡镇企业从业人员也面临着市场的考验和失业问题。我国的失业统计应该注意这些问题。

表1中国历年人口数及其构成（单位：万人，%）

附图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所编《中国统计年鉴2001》第91页，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

表2中国历年从业人数及其构成（单位：万人，%）

附图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所编《中国统计年鉴2001》第107页，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

第三，抽样比率太低。我国在城镇劳动力住户抽样调查中，只抽取了2.5万人。以2000年城镇人口45594万人（已经剔除了不以户记的军人数250万）计算（注：参见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1》第94、101页，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抽样比大约为1/18238，而美国的则为1/1600。可见这个比率太低了。

第四，失业统计的年龄界限僵化。我国的调查失业统计的年龄界限与国际一致，但是登记失业年龄界限却很不合理，仅限定为男16～50岁，女16～45岁，上限连退休年龄都不到（我国法定退休年龄是男60岁，女55岁），这一方面使得很多在劳动年龄内（一般是16～65岁）的人都没有包含进去，另一方面，很多超过退休年龄的人仍然具有劳动能力并且有工作要求，他们完全符合失业的定义，但是却没有被包含到失业人口中去。这必然使得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与失业率和实际值偏离较大。

（三）指标设计不完整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没有反映“就业不足”和“隐性失业”现象。就业不足的统计定义是指非个人原因，在调查周内工作时间不到标准时间的一半（即20小时），并愿意从事更多工作的人员。按此标准，我国就业不足人员是大量存在的，如单位的富余人员。农村的剩余劳动力等等。就业不足从工作时间上讲是处于就业状态（超过正常工作时间的1/3），但是这种就业并不让人满意，人们仍然有寻找更多工作的意愿，因此失业统计中应该另设指标对此进行反应。

隐性失业的通俗解释是：形式上就业，实际上没有就业。经济学解释就是边际劳动生产率为零或者负数的就业。这种情况在我国城乡非常普遍。当然，隐性失业人口中的绝大部分是就业不足人员，二者在很大程度上基本相同，只是隐性失业更为严重和隐蔽，因为他的劳动时间也许达到了就业的定义，但是他创造的边际利润却等于零或者为负。对这部分人的测定和统计，显然更为困难，但是完全不反映这个现象绝对是失业统计的不足之处。

第二，在失业指标设计上，缺乏深度和广度。我国的失业统计仅有失业人数和失业率指标，然后是根据年龄、性别和失业原因等对失业进行的简单分析的表格，缺乏大量的具有深度和广度的其他数据，如按产业、地区、失业时间长短等划分的失业数据。我国正在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查，由此带来的就业和失业情况究竟如何，对政府制定政策有很大影响；我国地区间发展速度不同，失业水平也是不同的，但是缺少具体数据的支持，这也不利于当地政府进行调控和人们理性选择就业地区；分析失业时间的长短也能判断我国的经济周期等情况，反映了失业和就业的连贯性。但是失业统计体系却缺少这些数据，这使得它的使用价值大大降低了。

（四）操作性问题

第一，时效性不强。我国失业人口统计资料（主要是城镇登记失业情况）是以年末最后一天的失业人员计算的，不能反映全年的失业情况，部分失去了政策依据的价值。试想，在年末一个失业一年的劳动者和一个失业一周的劳动者怎能同日而语？然而他们被等同的计入了失业人数。

目前主要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失业率调查的频率是：美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韩国是每月调查五次，英国、法国、德国是每年调查一次（这三个国家的月度失业数据为登记数）。我国显然还存在差距。

第二，登记失业并不完善、严密。国家统计局的统计仅限于在当地就业服务机构正式登记的失业人员，没有正式登记的就不算在失业之列。这样的标准有两个缺陷：一是失业、下岗人员如果没有及时进行登记，在统计时就难免被遗漏；二是导致了以“登记与否”为依据，而不是根据“劳动事实”来登记失业。例如：部分进行登记的人员可能仍在从事有报酬的工作，且工作时间超过规定的时间（比如一小时），如零工、摊贩（事实上的就业者）等却被统计在失业者之中；有的登记失业人员在找到工作以后不去劳动部门消除登记。这些情况都影响了统计数字的准确性。

二、我国失业统计的改革

（一）失业口径的界定

第一，提高“工作时间”的定额。用“一小时”的工作时间来确定就业和失业界限，这个定额太低了，因此，建议按照正常工作时间的1/3来定额，我国实行的是8小时5天工作制，因此可以把在调查周内工作13或者14小时以内作为失业的标准之一。

第二，放宽年龄上限。我国的失业统计年龄上限应该和国际一样，即65岁及以上者。随着我国城乡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寿命普遍延长，很多到了退休年龄的人有继续工作的愿望，同时也具备这个能力。因此

，对于其他符合失业定义的人应该统计在内。

（二）具体操作方法

第一，在城镇和农村实行两套失业统计制度，同时兼顾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需要，并注意官方与民间结合。在城镇全面实行失业抽样统计制度，而在农村的乡镇企业中实行失业抽样统计制度，对完全依附在土地上的农业失业人口则采取推测的方法。具体做法如下：

对城镇采取住户抽样制，加大抽样比率。我国的城镇人口数量大，同时经济条件有限，因此不可能像美国那样实行1/1600的抽样比率。但是，1/18238的比率也显得太低，因此，可以考虑实行1/5000的抽样比率，同时要注意样本的代表性，而且要兼顾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对资料的要求，比较合适的方法是各地区在完成国家调查任务的同时，在国家样本的基础上适当的增加样本以达到在本地区也有代表性，这样能以最少的经济投入取得最满意的统计结果。

在农村，对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和个体劳动者的失业情况进行抽样调查，以此推算其中的失业人数和失业率，这时也要考虑样本的代表性；而对依附在土地上的农业失业人口，由于其隐蔽性较强，因此可以考虑按照推算隐性失业的办法来进行推算或者估计。具体方法见本小节第3点。

另外，虽然我国的失业统计数据是由官方，但这并不排斥官方与民间各种机构的合作。譬如，对失业统计理论的研究、对失业调查项目的展开等等，都可以由政府采取招标的形式进行，这样能保证专业人士的参与，而且具有一定的效率和效果。

第二，以常住失业人口统计为主，同时监测流动人口失业情况。在我国户籍改革并没有实现“城乡实行统一的户籍制度”的目标前，失业统计最好以常住人口抽样调查为主，同时监测流动人口的失业情况，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使失业统计更完整，同时能从宏观上指导和调控流动人口的就业，避免出现不必要的盲流现象和社会问题。区分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的标准是在调查小区居住时间半年以上（或者居住不满半年，但是离开户口所在地半年以上）。而我国进行常住人口登记的调查小区范围是：设区的市所辖的区、不设区的市所辖的街道以及不设区的市所辖镇的居民委员会和县辖镇的居民委员会管辖范围内的地区。以时间期限和地理范围为标准，可以抽取那些管理得比较完善的地区进行流动人口的失业统计，以此来推算全部流动人口的失业情况。在计算出常住人口失业率和流动人口失业率后，通过观察二者的高低（具体数字的高低各地区会有所不同），能对本地区的就业进行一定的指导。

随着我国户籍改革的到位和常住人口、流动人口的信息联网（注：公安部治安管理部门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001年底，经过两年多的建设和实施，全国约有250个城市建成“百城联网工程”，约有6.5亿常住人口信息实现了网上查询。），我国的失业统计抽样调查体系将会更准确和完整。到那时，如果能实现不重复登记，那么各个城镇地区的失业率的加权平均数就是全国范围内的失业率，其权数为该地区的全部失业调查人口占全国失业调查人口的比重。

第三，对“隐性失业”做出补充统计。我国城镇和农村都存在“隐性失业”，但是他们的表现方式是不同的，城镇主要是低效劳动，农村则是边际产出为零或者负数的劳动，因此，对他们的推算或者估计方法有所不同。

在估算城镇隐性失业人口时，目前用的比较多的是采用实际有效工时推算。例如，2000年城镇从业人员为21274万人，如果有效工时是制度工时的80%～85%，那么隐性失业人数大约为对3191.1～4254.8万人。而有效工时占制度工时的比重，需要通过模型或者函数测算出来。

对于农村的隐性失业人口估算，主要有三种方法：一是国际对比法，即在农业产值比重相当的国家或者历史时期下，找出一般农业劳动力比重标准，然后将中国的农业劳动力比重与此标准对照，多出来的部分就是农业隐性失业。二是抽样调查估算法，即通过对部分农村地区进行抽样调查得到的样本特征来推断整个农村的隐性失业率。作为这项调查的单位由国家统计局、国家计委、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权威部门。国家统计局曾用这一方法测算出1994年我国的农村隐性失业人数为1.1亿，隐性失业率为25%。三是各种模型推算法。笔者倾向于使用抽样调查估算法，因为这可以作为以后农村失业抽样调查的理论基础，为下一步的失业统计改革打好基础。

第四，对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失业统计应该有所不同。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完善发达地区的失业统计系统，譬如在调查频率、调查范围上首先与国际接轨；对于不同的行业，可以规定不同的就业和失业标准，可以采取不同的统计方法，而且在对失业结构作进一步分析时，可以有针对性地设计一些指标，从而对该行业失业问题的解决起到一种宏观指导的作用。

第五，加大调查频率。我国对外公布的城镇登记失业率是以年计的，这对现实的就业情况没有很大的实际用途。另外，我国的流动人口失业情况调查的对象是在调查区居住半年以下的流动人口，更是要求时间上的及时性。但是我国疆土大、人口多，不可能实现一个月对外报告一次的频率。因此建议每季度报告一次，这样能对现实的就业进行比较好的指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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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宜勇.失业冲击波—中国就业发展报告[M].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7

3杨缅昆，章飚.失业统计：一个尚待开发的核算领域[J].统计研究，1997,(5)

4成健梅.我国失业统计的国际比较与改进[J].中国统计，20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