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发展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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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政治经济学发展范文

关键词：传播政治经济学；传播；媒介

中图分类号：G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3）09-0015-03

一、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内容

丹·席勒认为传播政治经济学是研究数字化技术融入资本主义经济的过程，并分析传播产业在信息化全球资本主义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地位[1]。而莫斯可则认为传播政治经济学是对社会关系与传播资源的生产、流通与消费的相互构建的研究，并指出当前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全球化领域蔓延、历史研究扩散与新媒体转向等五个趋势[2]。

麦克切斯尼则认为传播政治经济学是基于分析媒介、传播系统与社会结构的关系，强调经济因素对政治和社会关系的重要作用，并强调结构性因素与劳动环节对传播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的影响[3]。具体问题，如赵月枝所言，“传播与跨国媒介集团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的中心地位；传播资源的控制问题导致的冲突；劳工对愈加精细的国际传媒分工的后果的干预和妇女及弱势种族对全球传播权力不平等的抗争等等”[4]。

简而言之，传播政治经济学主要关注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一是分析政治经济压力与限制对传播与文化实践的影响，以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是如何左右传播的内容与形式的；二是研究传播产业在信息化全球资本主义资本积累过程中的上升地位。这种学术视角，正如莫斯可所倡导的，避免了把传播研究孤立于社会情境，而把传播现象置放于具体化的社会历史进程与历史变迁之中，有利于探讨结构力量如何影响传播实践[5]。总之，传播政治经济学是审视传播产业如何在社会关系影响下分配传播资源与话语权的研究。

传播政治经济学作为传播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路径，为传播研究增添了新的活力。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自20世纪40年代后期至今，已经历了60多年的发展，成为当前传播学中热门的研究领域之一。尽管被认为存在诸多的盲点和问题，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热潮所产生的影响已经有目共睹。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逐渐进入中国大陆学者的视野，尤其自21世纪以来，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在大陆受到比较多的关注，但相关研究还是零散地分布几个主要的几所大学、几位学者或几所研究机构中，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并没有像功能-经验研究一样占据主流位置。笔者关注的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是如何在中国落脚并发展的？

那么，近年来，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是在什么样的社会——媒介情境中展开的？如何展开的？为什么这样展开？又主要研究了些什么问题？为了有针对性且可控性地回答上述问题，本研究将采用质化的文献研究方法，以最近十多年（1995～2012）为时间范围，主要选择国内核心杂志《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当代传播》等为样本，以他们的论文为考察对象，期望能以此管窥中国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现状、核心内容与演进，并解读其在批判视角、问题意识以及解决路径等方面的启示。

二、传播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大陆的发展

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开始试行建立报业集团，传媒经济的增长问题引起了比较多的关注。然而，传媒经济的增长，也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如传媒内容的庸俗化、娱乐化和快餐化等。加入WTO后，中国面临由传媒大国向传媒强国转变的历史使命，然而，对外传播的弱势和软实力的缺憾成为中国传媒业不得不面临的突出问题。因此，面对世界传播业的新形势和中国大陆媒介商业化过程中的意识形态与市场力量的影响，大陆传播研究者在具体的社会语境中开始思考一些问题。例如，结合媒介文化市场的全球化背景，重新思考了国际信息流动问题，关注传播新技术的社会意义、传播资源的分布、传播的公正与平等。这些情况加速了大陆学者关注传播政治经济学，促进了大陆学者引进和介绍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相关研究。如郭镇之等人在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积极介绍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相关研究。为了更好的探视传播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大陆发展的轨迹与脉络，笔者将传播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大陆的发展划分为两个阶段。

（一）引入期：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世纪之交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传播学研究发展迅速，西方传播理论及思想大批被引介到中国，大陆出现了大量有关传播学的译著和论文等。但传播研究发展的初期，主要还是以功能——经验主义研究为主，西方传播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流派——批判学派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并不被重视。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批判学派逐渐被大陆学者所重视，一批有关批判学派的译著和介绍性论文相继出现，如《文化民粹主义》、《文化研究读本》和《传播政治经济学》等被引介到中国。可以说，传播政治经济学被大陆学者所关注的时间，几乎是整个批判学派被关注的时间，也就是20世纪90代中后期。在这一时期，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经典著相继引入中国，其中主要的译作有：H·席勒的《思想管理者》、文森特·莫斯可的《传播政治经济学》、阿芒·马特拉著《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麦克切斯尼等人的《全球媒体》等。

纵观传播政治经济学引入期的研究，主要以介绍性文章和译著为主。总体而言，对西方传播政治学研究的思想脉络还缺乏系统的认识，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立场、观点和主要论题缺乏较好地把握，其中的大部分研究还是以总体性、概括性与描述性为主，这一时期的研究相对较零散，缺乏集中的主题和线索。尽管如此，这些研究还是对传播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有重要的启蒙作用，初步勾勒出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地形图。但是，这一时期有关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探讨哪些具体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明确。

在这一时期，一些引入和推动传播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发展的学者不能不被提到，如赵月枝、王怡红、陈卫星、胡正荣等人，他们（她们）为中国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引入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如加拿大华人传播学者赵月枝，可以说是将传播政治经济学带入中国的启蒙性学者（尽管她并不愿意把自己归类于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她关注意识形态力量和市场力量对中国媒介行业的双重影响，以及媒介在中国民主化历程中的角色，专注于中国传播产业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她在国际传播领域提出的“跨文化政治经济学”等理论具有较强的创造性，其成果被国际传播学界和汉学界权威广泛认可。还有如郭镇之等人，在传播政治经济引入期，利用在国外进修的机会，考察了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撰写了一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介绍性文章，对国内了解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起到重要作用。

（二）成长与反思期：21世纪初至今

传播政治经济学在成长发展过程中，不仅受到政治、文化和社会环境所限制，而且遇到来自功能——经验研究的阻力，正如奠基人斯麦兹在描述他教授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情况时指出，“由于我采取了批判的视角，我相当的孤立。”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通过迅速发展的传播产业，极大地加速了与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融合。随着国内传媒机制改革和传媒产业的迅速发展，有的学者从跨文化的政治经济学视角出发，考察了这场变革的根本特点，并讨论了跨国资本和国内力量从结构上重塑中国传播体系的具体方式，以及由此带来有关传播权利的包容和排除模式的新变化。甚至探讨了这种融合的政治与社会意义，指出潜在的矛盾与冲突的来源以及中国正在形成的传播秩序面临的挑战[6]。

有的研究者较系统地研究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北美传统，指出北美流派有着鲜明的特色，认为该学术流派相对集中和紧凑，他们之间的学术传承大多是父子、师生、同事、夫妻，体现了一个较为单纯的谱系[7]。

有的研究者则用传播政治经济学框架分析了版权文化，指出版权贸易的商品经济力量是如何服务于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并且对如何阻止知识产权的资本扩张进行了探讨[8]。有研究者则对广告进行传播政治经济学分析，认为政治经济学分析是广告传播研究的重要理论取向，并指出这种理论取向遵循的并非是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而是批判的政治经济学[9]。有研究者则以文化研究的理论发展为参照，探讨了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关系的演变[10]。后来有研究者则进一步分析了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的联系与区别，认为以往的两者关系研究，还停留在表层上，需从根源上把握两者哲学观的差异，实现两者的整合[11]。陈世华的后续研究则将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精髓概括为“我们不自由的传播”，着重分析了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如何运用政治经济的路径分析传播工业的“不自由”[12]。

最近重庆卫视的改革引起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者的浓烈兴趣，如吕新雨针对重庆卫视的改革，指出希望打破官方、民间、学界和政界之类二元对立的僵化立场，希望借此推动由此生发的一系列涉及中国电视公共化改革的重要议题[13]。赵月枝则以重庆卫视的去商业化改革和“红色文化”建设尝试为契机，讨论了社会主义媒体公共性和文化建设的问题[14]。2012年，政治化与社会转型等话题引发部分学者的讨论，如李彬和黄卫星等人探讨了社会转型、去政治化、再政治化等话题，并结合赵月枝的传播思想展开了分析论述[15]。

三、中国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脉络反思

通过对中国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考察，我们不难发现，目前中国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还停留在初级阶段。总体而言，中国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起步较晚，发展受多重束缚，研究群体和研究力量分布零散，与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相比，研究水平和层次还较低。

从研究种群来看，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引入与推进，主要得益于几位女性学者，如赵月枝、郭镇之、吕新雨和曹晋等人，特别是赵月枝的启蒙和推介，较大程度上成了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风向标。从这些研究者的横向联系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她们大都保持比较好的私人联系和友谊。目前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传承与发展大都基于这样的基础来进行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术传承呈现较单一的路径，跨界和跨领域的多重合作非常有限，研究者的互动与合作较大局限于“圈内”的同事或朋友。当然，其他研究者的努力也不可忽视，如陈世华、刘晓红等人的相关研究，他们对传播政治经济学有较长时间的关注。

从研究者所属机构来看，主要有两支代表性力量，一支为北广系（现为中国传媒大学），如郭镇之（后调入清华大学）、陈卫星等人；另一支为复旦系，如曹晋、吕新雨等人。深入分析这些力量的构成，我们会发现，他们之间有一个共同的中介，那就是加拿大华人传播学者赵月枝。赵月枝早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后出国深造，已成为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重要传承人，她常在大陆往来，推介传播政治经济学，与中国传媒大学、复旦大学等机构保持了密切的互动联系。

从已有研究问题的深度与广度来看，大陆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已经有一定的反思与问题意识，从早期的单纯引介和翻译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著作，步入反思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立场、主要观点和主要学术脉络的阶段，甚至开始借助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思想资源，分析与探讨中国本土的实际问题，如重庆卫视的改革风潮等。但是问题的深度与广度，受多了多重因素的制约，有研究者自身的学术积累的原因，也有政治、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议题有待进一步敞开和深入。

回顾已有的相关文献，大陆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在较长一段时间中关注西方传播政治经济的概念、历史与主要学术脉络，并在这方面有较多的引进与介绍。对本土问题的探究则主要集中在电视和广告研究方面。然而，检视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大陆新闻与传播的相关研究，如探讨传媒公共性、传媒集团化与新闻改革等方面内容，其实已蕴含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与思考，只是在研究路径与框架上并没有突出传播政治经济的观点罢了。追踪至今，我们不难发现，任何时期传播领域的变迁，不管传播政治经济学是否被提出和推崇，但随着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嵌入传播活动的行进中，我们都不可忽视政治和经济等因素渗入传播过程的影响。因此，传播政治经济学无可避免地充当一种分析视角，在这种过程中扮演阐释传播与社会变迁的重要角色。

总之，回顾中国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已有的研究，可以发现传播政治经济学在大陆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虽已引起了诸多研究者的关注，但实际的发展受多重因素的影响。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资源需要进一步挖掘，本土的问题则更需具体的关怀。正如传播学者潘忠党（虽然他有一定的经验主义取向）所言，“无论我们采纳什么取向、运用什么方法，我们都得将分析的目光投向我们所身处的现实，都要考察对现实经过独立思考后而提出的问题，都要就这些问题展开系统的经验观察，并且采取理论的资源——我们批判的武器——分析这些观察，以期对所提问题作出解答，并同时都要对自己所采用的批判的武器展开批判”[16]。对此，我们应该有所反思。

参考文献：

[1] Schiller，Dan.（1999）.Digital capitalism. Cambridge，MA：MIT Press.

[2] Mosco，Vincent.（2008）.Current trends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Global Media Journal-Canadian Edition， No.1.

[3] Robert， Mcchesney （2000），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and the Future of the Field. Media， Culture & Society，No.1.

[4] 曹晋，赵月枝.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术脉络与人文关怀[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5）.

[5] （加）文森特·莫斯可著.胡正荣译.传播：在政治和经济的张力下[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6] 赵月枝.中国传播产业与入世：一种跨文化政治经济学视角[J].中国传媒报告，2005（3）.

[7] 陈世华.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博士论文，2010.

[8] 曹晋，杨琪.传播政治经济学框架中的版权文化[J].编辑学报，2009（3）.

[9] 张殿元.政治经济学批判：广告传播研究的另类视角[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1）.

[10] 刘晓红.共处·对抗·借鉴——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关系的演变[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5（1）.

[11] 黄典林.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的分岐与整合[J].国际新闻界，2009（8）.

[12] 陈世华.“我们不自由的传播”：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精髓[J].国际新闻界，2012（1）.

[13] 吕新雨.政府补贴、市场社会主义与中国电视的“公共性”——重庆卫视改革刍议[J].开放时代，2011（9）.

[14] 赵月枝.构建社会主义媒体的公共性和文化自主性？重庆卫视改革引发的思考[J].新闻大学（秋季号），2011.

第2篇：政治经济学发展范文

建议一：正确处理好“三个关系”，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一是正确处理速度与高度的关系，在加快发展速度的同时，更加注重发展的高度，包括大力提高产业、产品的质量、科技含量、附加值，特别要狠抓产业、企业的技术改造；二是正确处理规模和效益的关系，在扩大经济总量、企业规模的同时，更加注重发展效益，包括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三是正确处理近期与长期的关系，在千方百计实现当前保增长的同时，更加注重长期发展即可持续发展。

建议二：实现**经济社会跨越发展，应由“要素驱动”转变为“要素驱动”和“创新驱动”相结合。从**实际出发，当前和今后几年，必须狠抓资金、项目、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大投入的“要素驱动”，实现新的发展，但同时要狠抓“创新驱动”，包括思路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营销创新、发展方式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等。只有把“要素驱动”与“创新驱动”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建议三：打破市内行政区域的制约，优化全市生产力空间布局。要形成错位发展和差异化产业优势，避免镇与镇之间的低水平重复建设和同质化竞争，增强**经济的竞争力。在这方面，我市农业产业化“块状优势”基础较好，工业经济应突出这一思路，逐步由镇区工业向片区工业发展。建议政府和有关部门搞好调研、拿好规划、强化引导，并跟进有关扶持政策措施。

建议四：采取得力措施，大力提升领导干部、公务员和企业家队伍素质。“知识”决定发展思路和决策水平，“能力”决定业绩。根据观察、了解和社会上的一些议论，我市现有的领导干部、公务员和企业家中，有一批知识面宽、能力强、作风正的优秀人才，但仍有相当一部分需要丰富知识和提升能力。建议市委、市政府对此予以高度重视，办法为一教育、二学习、三培训、四实践。市里应组织实施对上述三种对象的学习培训工程，持之以恒地抓

三、五年。建议五：加快建设一支人数较多、学历较高、素质较优的技术、经营、管理人才队伍。在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建议抓好三个方面的措施：一是根据我市发展之需，力引进高学历、高技能、高素质的人才。为此，政府和企业应舍得投入，人才投入是永不亏损的投入。二是创新思路和办法，用好本地现有人才，包括已经离退休的技术、管理人才。三是加强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培训，市委、市政府要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对企业高管团队的培训，不断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

建议六：进一步改进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重点是要坚持务真求实，杜绝“两浮”（浮躁、浮夸）歪风。目前，我市极少数镇、部门和党员干部程度不同地存在浮躁、浮夸的不良作风，主要表现是：违背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急功近利，急于求成；好大喜功，追求虚名；虚报成绩，做表面文章，甚至不顾法律和道德底线，弄虚作假等。杜绝“两浮”歪风，除了强化教育、先进典型示范、惩处违法违规者以外，十分重要的措施是完善对镇区、部门领导干部的绩效考核评价机制和问责机制。

第3篇：政治经济学发展范文

关键词：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创新

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是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基础。长期以来，我们在政治经济学教学研究中受苏联范式的影响，恪守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教条，强调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忽视政治经济学的建设性。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发生了重大的时代变迁，新经济的出现，“使知识经济成为新的社会经济形态，虚拟经济成为经济活动的新模式，网络经济成为新的经济运作方式”，同时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也使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发生了变化。因此，在新时期和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必须在坚持理论指导的前提下，适应时代变迁，推进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

一、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应处理好的六个关系

“政治经济学必须发展，任何科学的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政治经济学也不例外”，“科学的理论之所以具有生命力，在于它能够反映实践和时代的要求，随实践和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只有能够不断从实际出发，不断创新和发展的理论才是能够指导实践的理论”。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需要立足于新经济带来的现代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立足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的基本特征，使政治经济学能够与时俱进，增强政治经济学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追求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形态。因此，在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中需要处理好六个方面的关系：

(一)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实现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要研究市场经济问题，但在市场经济问题的研究中政治经济学侧重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研究，通过人与人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中的关系的考察来解释经济的本质问题。而西方经济学侧重于经济运行分析，研究资源配置及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在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中，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要以市场经济为中心，既要研究生产关系，又要研究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重视经济运行分析。因此，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要以经济学为主体，吸收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份，“借鉴西方经济学从资源配置角度研究生产方式”，实现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互补，提高政治经济学的学术生命力和对现实问题的解释能力。

(二)处理好改革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在一定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从经济改革的角度讲，在理论的号召和指导下，可以使人们更加清楚改革的目的，形成“改革共识”，增强人们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从而推动改革的深入进行。尽管30年来，中国改革的实践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我国的改革理论仍处于滞后状态。为促进改革理论的发展，应在对实际应用性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加强理论研究，把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与改革理论的创新结合起来。一是提升改革理论研究水平，不断加强对基础理论的研究，建立改革理论的创新激励机制，提高人们对基础理论的研究积极性。二是处理好改革与实践的关系，一方面要善于从改革的实践中及时地总结、提升改革理论；另一方面要善于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用理论来指导实践，并通过实践验证和修正理论。

(三)处理好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关系。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可以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这两种方法，它们之间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应是统一的，相互补充的；定性分析是定量分析的基本前提，没有定性的定量是一种盲目的、毫无价值的定量；定量分析使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定性更加科学、准确，它可以促使定性分析得出广泛而深入的结论。从当前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来看，定量分析占据主导地位，忽视了定性分析，使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失去了思想性。因此，在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中要处理好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关系，加强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创新。

(四)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分支学科的关系。改革开放之前，传统政治经济学居于中国经济学的主导地位。“改革开放以后，由于传统政治经济学与改革开放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相脱节，其解释和预测能力难以满足实践的需要，传统政治经济学范式‘衰落’了”。因此需要进行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形成新的分析范式，而在理论创新中需要吸收其他经济学分支学科的思想。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首先要处理好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借鉴和吸收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其次，要处理好与经济史学的关系，从经济学说史中吸取养分，继承政治经济学说史上的先进成分。同时从经济史的演化过程中总结、提炼经济思想，特别是要从中国改革30年的历史事实中总结提炼经济思想，以推进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发展。最后，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社会学、经济哲学、经济伦理学的关系，通过与经济社会学、经济哲学、经济伦理学等经济学分支学科的交叉融合，提高政治经济学的解释力。目前经济学的学科划分太细，肢解了整体性，在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其他分支学科关系的过程中，要加强与其他分支学科的紧密联系。

(五)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关系。一是处理好经济学与历史学科之间的关系。经济学家托宾指出经济学走到极致，将无限地接近于历史学，因此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需要从史学中吸取养分，提高其创新力。二是处理好经济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需要价值判断，价值判断和价值主张对政治经济学而言显得尤为重要，而政治经济学的争端也往往归结为价值论的争论，“任何纯理智的作用都不能决定关于最后价值的判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需要处理好与哲学之间的关系，在与哲学的交叉中获得正确的价值判断，建立政治经济学的伦理基础。三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心理学之间的关系。心理学与经济学有着特殊的亲缘关系，心理学与经济学互涉的历史发轫于近代英国经验主义哲学，随后经历了一个从相互分离到再度结合的过程。随着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政治经济学自身的研究领域逐渐扩张，从而与心理学的研究领域产生了日益增多的交叠。所以在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创新过程中，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心理学的关系。

(六)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在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创新过程中，不仅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而且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一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数学之间的关系。数学是研究现实世界的空间形式与数量关系的科学。其最鲜明的特性是高度的抽象性、严密的逻辑性和广泛的应用性。经济学与数学之间的结合开始于边际主义，数理方式是现代经济学方法论的标志，数理方法的运用不仅为经济学提供了研究的工具，而且通过数理的方法还可以发现规律，使经济学具有科学的形式。保尔·拉法格在《忆马克思》一文中提到马克思对数学分析的评价，马克思认为：“一种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完善的地步。”二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物理学的关系。经济学很早就从物理学中吸取思想方法，经济学中所使用的机制、均衡、熵定律都是来自物理学，尽管经济学不能和物理学一样进行试验，但是其研究方法对经济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中，需要处理好和物理学的关系。三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生物学的关系。在经济学说史上，经济学从社会生物学的发展中获得大量好处，追究经济学与生物学的相互关联，就会发现两者一直都是相互影响的。美国旧制度经济学家将生物学上的演化引入经济学，提出了制度演化的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马歇尔将生物学上的达尔文进化论引入经济学，强调经济的“连续原则”，笃信自然不能飞跃的格言，肯定经济世界是不断变化和缓慢成长的。因此，在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过程中，也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生物学的关系。

二、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要突出八个创新

新时期推进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在坚持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传承，尤其是对政治经济学继承的基础上，要突出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八个创新。(一)形成新概念。概念、范畴体系是区分理论范式的两个最重要标准，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关键在于形成新的概念和范畴体系，需要从现实中抽象出新的概念并将其增补进来，以使政治经济学具有更强的时代特色。新时期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需要以政治经济学理论为主体，吸收各种经济学流派的科学成份，建立新的概念：一是要推动政治经济学学科本身的概念创新。结合变化了的新形势和时代的新特点，赋予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新的内涵，把它的性质界定为：研究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关系及其运行机制的学科。“特别是在资本、劳动力、剩余价值、剥削等问题上要有创新发展，从而提高经济学的科学性”。二是引进新概念。如，“科学发展观”、“利益和谐”、“现代财富观”、“民营经济”、“经济全球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幸福指数”、“和谐社会”、“发展方式转变”、“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等，增强政治经济学的生命力。

(二)拓宽新范围。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为主体，吸收各个流派的科学观点，在时间和空间上扩展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和解释范围。从时间看，理论阐述不只是从马克思理论讲起，而是向前延伸一些，如，在讲劳动价值论时，要反映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观，使人们从历史演化的角度认识劳动价值论。从空间上来看，在分析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基本理论时，既分析资本主义，又分析社会主义，同时重点结合中国的现实。

(三)建立新范式。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的新范式就是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探索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形态：一是要反映现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又要反映每一个理论形成的历史、重大事件，还要阐述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既体现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深刻性，同时又体现历史的厚重感。二是从变化了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出发，建立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新范式。进入21世纪以来，信息化的发展使世界现代化进程进入二次现代化过程，社会也由传统社会向信息化社会转型，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需要从变化了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出发建立新范式。

(四)确立新对象。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学术界一致认为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它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而且政治经济学不能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它要联系生产力和上层建筑进行研究。在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论证的基础上，不仅要研究生产关系，而且要研究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中的关系。其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中的关系及其运行机制；任务是探讨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及其关系的一般规律。

(五)明确新主线。公平与效率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要围绕调整宏观经济的公平与效率关系、实现社会和谐这一主线。围绕这一主线抓住以下三个核心：一是在宏观上以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为核心，通过宏观结构平衡、价值平衡及其调节，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二是在微观上以处理好企业利润最大化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为核心，通过强调效率，在微观上促进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又通过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实现社会的公平。三是在资源配置上以处理好效率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为核心，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结合。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又实现和谐发展，并实现可持续发展，以促进和谐社会和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实现。

(六)构建新体系。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正确处理“传承与创新”的关系，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全新体系。在理论体系上，继承传统，立足现实，突破苏联范式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实现政治经济学的转型，建立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新体系。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结构和理论的逻辑自洽性，理论体系应分为生产方式与基本经济制度、生产理论、交换理论、分配理论、消费理论、宏观经济理论、经济全球化理论等。每部分按历史顺序，按照从一般到特殊的思想逻辑，分为一般理论、资本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理论，最后具体到中国的现实。

(七)增加新内容。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坚持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的基础上，结合变化了的世界经济新形势和新的时代特点，在内容上进行创新：一是根据情况变化，在角度上和内容上进行创新，如，将“对外开放理论”改为“经济全球化理论”，主要研究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二是总结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30年来的经验，把新理念、新现象和新问题加进去，增强政治经济学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

(八)归纳新观点。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系统梳理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归纳出新的观点。如，市场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分类及目标、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构成、经济全球化中的两种趋势等。既使传统理论得以继承，又使各家观点得以展现。

三、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抓住体系创新这一主线

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其逻辑自洽性的基础上，紧紧抓住体系创新这一主线，以与时俱进为基本原则，以突破政治经济学教材的苏联范式和实现政治经济学教材的转型为目标，针对当前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两分法的局限性，借鉴政治经济学史上政治经济学体系的三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四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以及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的优秀传统，以生产关系的四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为指导，建立由七大部分构成的理论新体系。

(一)生产方式与基本经济制度。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首先研究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最后研究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垄断资本主义到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演变，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特征；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的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社会主义经济改革。

(二)生产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生产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和社会主义生产。在生产的一般理论中，研究生产要素与生产过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资本、技术，生产的组织以及生产规模与再生产理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面，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货币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在社会主义生产的研究中，研究社会主义生产过程、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社会主义的生产要素、社会主义的生产效益、社会主义的再生产、社会主义生产组织、社会主义企业、社会主义农村的经济组织与中介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协调发展。

(三)交换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交换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交换和社会主义的交换。在交换的一般理论中，研究分工与交换、商品、货币、市场及市场体系和价值规律及其作用；在资本主义的交换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商品交换、资本主义价值规律、资本主义竞争机制、资本循环与周转以及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在社会主义的交换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以及社会主义市场体系。

(四)分配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和社会主义的收入分配。在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论中，主要研究分配的双重含义及其相互关系、收入分配及其机制、初次分配及其决定、再分配及其调节、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及其实现；在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性质与特征、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形式(包括工资、利润、利息、地租以及资本主义的其他分配方式)、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调节；在社会主义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的性质与特征、社会主义的收入分配形式、社会主义再分配及其调节、社会主义的社会保障。

(五)消费理论。在研究思路上，先研究消费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消费和社会主义的消费。在消费的一般理论中，主要研究消费的双重含义及相互关系、消费及其决定因素、消费结构与模式、消费的变化趋势、消费与社会福利的增长；在资本主义的消费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消费的性质与特点，资本主义的消费结构与方式、资本主义社会的福利制度；在社会主义的消费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消费的作用与幸福指数、社会主义消费的结构及方式转变、社会主义的消费模式及合理化。

第4篇：政治经济学发展范文

关键词：国际关系 国际政治经济学 理论

回顾世界历史，其实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不是一个新问题，早在重商主义盛行的早期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时期，就有不少西欧学者对于这方面的研究。当时的西欧民族国家形成，国家意识日渐牢固，为强化西欧各国内部刚建起的早期资本主义政治结构，各国竞相发展海外贸易，企图通过经济增长来强化自身实力，从而不可避免地政治会与经济发生冲突，因此相关研究方兴未艾，像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奠基者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完成者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古典政治经济学集大志者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以及德国幼稚产业保护理论的代表人物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相关对外贸易中实行关税保护的理论学说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涉及了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间的密切关系。只是后来占统治地位的自由主义思潮相继抛弃了政治与经济统一的观点，认为“政治与经济应该分属于两个不同的学科，……结果世界政治和经济关系研究分为彼此孤立的国际政治学和国际经济学”。［1］

新的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的结合研究兴起于上世界70年代以后，当时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者在当时世界政治经济日益相互依存的时代背景下，对强调权力、国家利益、冲突的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提出了深刻质疑，国际政治经济学者要求对古典政治经济学重新评价，在经济等“低级问题”日益向“高级政治”转化的过程中，提倡在国际关系理论进行方法论的革命，用新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借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分析国际政治问题。20世纪70年代，可以说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兴起、创建时期，这一时期主要的代表人物及其相关论著主要有：查尔斯・金德尔伯格的《权力与金钱――国际政治的经济学和国际经济的政治学》（1970）；基欧汉和奈的《权力与相互依赖：转变中的世界政治》，（1977）；克劳斯・诺尔的《国际权力：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1975）；琼・斯佩罗的《国际经济关系的政治学》（1977）等等。到了8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到了理论构建时期，作为该理论构建时期重要人物的罗伯特・吉尔平对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功不可没。作为其该时期重要代表的《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更是对以前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观点及流派进行了综合整理，并掺杂作者自身重要的学术思想。使得该书国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史重要论著。

“没有国家，经济活动的结果将完全由价格机制和市场力量决定，这是纯经济学家的研究领域。没有市场，经济资源将由国家或类似的权力机构来分配，这是纯政治学家的研究领域。虽然世界绝不可能以某种‘纯粹’的形式存在，但国家和市场的相对影响确实在随时地变化着”，［2］吉尔平在国家与市场关系的阐述中，开启中了他创作本论著的思想之基。

按照吉尔平本人在该论著英文版前言所说的，他创作本书的意旨在于“对该领域反复探讨和普遍流行的若干课题的综述，……在对某些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直抒己见的同时，我也吸纳了其他学者的思想和理论，……并加深我闪对当代国际政治经济现状的认识。”［3］因此本文思路脉络清晰，每章在重点介绍以前各派国际政治经济学者思想观点的同时，适当介入自己的评论，并且不乏许多深刻的思想见解。在《国际关系：国作者际政治经济学》一书中，前三章里，作者介绍本书需要讨论的思想观点和理论问题。第一章从国家与市场的相互关系中引出了国际经济学性质。第二章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三大理论观点（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的观点进行了综述，并进行了批判。第三章指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动力在于结构变革，这种结构变革涉及到三个方面的发展：一是经济中心转移；二是经济部门兴衰；三是经济一体化。

接下来的章节吉尔平探讨了当代国际政治学的实质问题。第四章中，作者探讨了世界货币体系的稳定和持久效率这一主题。五、六两章讨论国际贸易和跨国公司等一系列的国际政治经济现实问题。第七章作者在引用依附相关理论，评价关于国际经济对不发达国家福利与经济发展的影响问题。第九章分析国家金融体系在连接国际经济方面的重要意义、在维持全球经济发展方面的主导作用以及国际金融体系暴露出来的虚弱本质对国际经济稳定性的影响。最后两章作为总结性的两章评价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成就与存在的问题。第九章讨论了国际政治的转变，第十章节讨论了国际经济秩序的问题。

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领域重要著作，该书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理论与现实的结合。这种结合在全书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吉尔平所阐述的国际政治经济理论并不是纯粹的、枯燥乏味的空洞理论，无论是在综述别人的思想观点时，还是在阐明自己的思想观点时，吉尔平都时不时地注重理论与现实结合，在书中，可以看到诸多关于国际政治经济现实的介绍，具体形象的世界经济问题案例让理论显得鲜活而富于可读性。吉尔平这种理论与现实的结合，并不是说简单的有理论有案例，他这种结合是理论与现实的结合，让人感觉是理论又是现实，是现实又是理论。这种理论与现实的结合更显吉尔平驾驭理论与现实文字的高超。

第二，引述介绍与自我评论相结合，在综述别人思想观点的基础上，表明自己卓识观点，实现理论上的创新。在对别人理论思想进行综述时，作者都用单独一节表明自己的批判，并用充分的理论与现实对此展开批判。在这种批判中展示自己的思想之光。就像他自己所说的“提出某种代替旧观念的新理论显然是客观形势的需要，从一点出发，我设法阐明我对国际政治学与国际经济学间关系的理论。”［4］

第三，多学科知识相互渗透，运用多种学科知识分析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现代科学发展的一个趋势就是多学科知识相互渗透，交叉学科的出现是典型的表现形式。随着实践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许多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单靠某一学科的知识难以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或给出完美的解决方案，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些问题来说也是如此。在《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吉尔平充分运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知识，充分展示了他丰富的经济、历史知识和政治理论的深刻见解。这些知识学科的综合运用，表明了吉尔平思维的广度与深度，他企图运用崭新方法来分析变化着的国际政治经济新世界。

吉尔平的这本《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是国际关系政治经济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它以发展的视野对长期争执的问题重新阐述。全书紧紧围绕国家与市场这对主角，以丰厚的经济学知识评述国际货币、国际贸易、跨国公司、依附和经济发展等问题，在这些问题的评述中掺入国际政治学，形成了具有吉尔平本人独到见解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吉尔平这种政治学与经济学的结合的努力对于20世纪80代国际关系理论领域里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当然，该书也有不足之处，全书中处处透露着美国霸权思维。在最后一章关于国际经济秩序的讨论中，在谈到关于政治领导问题，吉尔平更是当仁不让地指出，“自由国际经济的确立、维持和成功运行，需要一个领导。某种管理机制应能提供诸如稳定的货币之类的公共产品，并促进市场开放。在国际关系中经常会有一些强大的诱因，驱使一个行为主体进行欺诈和损害其他行为主体，很需要一个政治领导来发挥管理和执行政策的作用。”［5］“几十年来，这种政治领导（或霸主责任）一直由美国承担着。”［6］这使得吉尔下成为国际关系理论中霸权稳定论的重要代表人物。吉尔平的这种霸权稳定思维实际上在为美国继续其霸权提供理论基础，吉尔平认为单靠美国一国霸权就能维持全球稳定是片面的。霸权稳定论中许多错误假设以点代面，以特殊性代替普遍性。这是我笔者我不赞同的。当然该书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一部重要著作，白璧微瑕，并不影响该书成为一部优秀学术著作。

注释：

[1]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第345页.

[2][3][4][5][6]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2页,第1页,第2页,第355页,第355页.

参考文献：

[1]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2]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3]罗伯特・吉尔平.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第5篇：政治经济学发展范文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现代化；课程改革

1 政治经济学本科教学的现代化是时展的必然要求

政治经济学作为经济管理类本科生的重要理论基础课，在我国高校中开设得极为普遍。随着时展，传统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弊端逐渐显露，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传统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内容体系僵化。在传统本科教学中，基本上延续了《资本论》的狭义政治经济学体系，重点分析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规律，而忽视对当代西方国家的新现象、新矛盾的剖析，忽视对转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系统研究。这既不符合广义政治经济学的要求，使得学生对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的理解狭隘化，造成了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削弱了该学科的现实解释力。

第二，传统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授课方法单一。马克思曾说：“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两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1]传统政治经济学教材主要运用历史逻辑分析法，侧重于规范分析，缺少实证分析，缺乏现代研究工具的应用，忽略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课堂往往没有互动、学生缺乏学习积极性，致使其课堂效果差强人意。

第三，传统政治经济学课程的观点陈旧。传统政治经济学课程以阐述资本与劳动的对抗关系为重点，将政治经济学的“政治”色彩强化放大，而忽视了其“经济学”的角度，忽视对学生经济思维的培养。以经济危机理论为例，传统政治经济学仍然聚焦于社会基本矛盾和社会基本制度对经济危机的影响，而少于论述当代经济危机的新特点和新形成机理，从而对政府宏观调控和微观企业运营都缺乏现实的指导意义。

综上，在当前的本科教学中，政治经济学正日益被边缘化。因此，必须从体系、方法和观点等方面进行课程改革和创新，才能赋予传统政治经济学以丰富的时代感。

2 政治经济学本科教学实现现代化的途径

2.1 体系的现代化

从学科体系上看，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改革创新应以搭建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为主导方向。广义政治经济学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提出来的，他说：“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这样的广义政治经济学尚待创造”[2]。可见，广义政治经济学以研究多种社会的生产方式为核心。当前，构建广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强化对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系统剖析。

在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方面，既要考察不同的垄断形式对社会生产关系的深刻影响，也要挖掘私人垄断资本和国家垄断资本实现增值的主要途径，以便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参考借鉴。例如，当代西方国家的垄断组织形式由初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是适应生产集中和生产社会化要求的，具有某种程度上的科学管理的内涵；垄断条件下利润率平均化规律作用形式的变化对于我们理解当前我国不同行业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尤其是，在新一轮的世界经济危机仍然余威尚存的国际背景下，我们应当重点对当前世界经济的基本格局及欧美国家的发展困境和对策进行深刻剖析，以增强我国经济抵御危机、自我修复的能力。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方面，要致力于探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中需要重点解决的现实问题，包括：生产资料公有制应当采取怎样的实现形式；应当如何处理政府和企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股份制这种现代企业组织形式在国有企业改制中的利用和完善等问题。既要挖掘与社会主义本质相联系的经济范畴或规律，也要研究与一切社会形态相联系的经济范畴或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所采取的特殊表现形式。例如，与植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规律相比，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只有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下才能取得存在依据；作为商品经济共性规律的价值规律在当前我国经济的竞争性领域仍然发挥着调节社会资源配置的“指挥棒”作用，而且未来我们应当进一步强化其作用的市场范围。

2.2 方法的现代化

在研究方法上，政治经济学课程不应局限于历史逻辑方法，而应发展出多样化的综合性的方法论体系，将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结合在一起，加大数理方法的运用，并吸收制度研究方法、博弈分析法等现代分析工具，建立与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相关概念和范畴的联系。

譬如，在讲解商品经济产生的基本原理时可以运用制度分析法，阐述明晰产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对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在讲述剩余价值规律时可以从企业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个体理的角度加以阐释；在讲解资本有机构成概念时，可以与微观经济学中的生产函数概念相对比；在讲解资本周转速度和平均利润率理论时，可以引入数学方法；在讲解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时，可以构建的经济增长模型；在讲解商业流通费用时，可以梳理其与制度经济学中交易费用概念的区别和联系。

此外，在课堂讲授时，为达到深入浅出的教学效果，应重视采用案例分析法。从价值规律的作用、货币的职能到资本的循环周转，再到平均利润率规律，都能够在实践中找到大量生动具体的案例，应注重相关案例的收集整理工作，建立系统规范的案例资源库，并借助于动画、影音等多媒体教学方式，将教学内容形象化、趣味化，以弥补传统教学在时间、空间展示方面的不足。

2.3 观点的现代化

从观点上看，政治经济学教学创新的根本任务是能够更有效地指导当代社会的实践活动。因此，传统政治经济学中的某些具体观点应当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

首先，应将政治经济学传统观点与现代企业的经营活动联系起来[3]。例如，商品二因素的对立统一关系，可阐释为现代企业商品经营的消费者导向；劳动力商品的相关理论，意味着有效的人力资源管理对企业经营十分重要；剩余价值的生产方法理论和资本的运动性理论都与现代企业的资本增殖息息相关 。

其次，应将政治经济学传统观点与现代政府的宏观调控联系起来。例如，在经济危机理论中，增加对虚拟资本特点和虚拟经济运行规律的研究，有利于对政府的金融管制和货币调控提供政策基础。再如，作为虚拟货币的比特币的价格波动、我国当前的房地产泡沫等问题都可以用政治经济学观点来加以分析。

3 政治经济学本科教学的现代化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3.1 在观点创新时应注意区别对待“根本观点”和“具体论断”

所谓“根本观点”是指今后的实践只能进一步证明而不能的一般原理；所谓“具体论断”是指对特定时间、地点、条件下，针对特定对象、事物、现象和过程所做出的判断。对于的根本观点我们必须坚持不动摇，对于某些具体论断则可以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进行发展和创新。

3.2 在体系创新时应坚持以生产关系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问题曾在历史上引发多次争论。当前，我们主张将研究对象扩展到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关系，是出自该理论中国化、本土化的需要。在关注生产关系的同时，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也要关注资源配置，但这并不意味着把对社会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研究全盘置换为对生产力或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那样的话，政治经济学将丧失其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学科的根本立足点。

3.3 在方法创新上应注意避免陷入“去内容化”的陷阱

当前，数理方法在经济学上的应用日益普遍，甚至出现了经济学泛数学化的趋势。其实，数理方法的运用只是对历史逻辑方法的有益补充，而不是替代。数理分析本身不能创造任何思想，它只是思想或观点的呈现工具而已。如果理论或思想本身是苍白的，那么无论运用多么精巧的数理模型去包装，也不可能产生鲜活的生命力。同样，在案例运用方面，也要避免生搬硬套、牵强附会，力争选取富有针对性和典型性的案例素材，让案例真正能为观点或理论服务。

总之，只有将研究视野扩展到当代经济，反映国际和国内经济的最新变化和热点问题，综合运用现代分析方法和教学手段，以实践为导向进行观点创新和内容创新，政治经济学课程才能受到当代大学生的欢迎，才能在新时期重新焕发其理论的旺盛生命力。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第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1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 梅建军. 《资本论经营智慧》.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1

作者简介：

国福丽（1979—），女，黑龙江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讲师，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经济学和劳动经济学。

第6篇：政治经济学发展范文

 

一、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困境”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进程逐步加快，各类市场主体日趋成熟壮大，主体之间的“所有制边界”越来越模糊，体制内的矛盾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经济主体的行为乃至政府的政策越来越多地受到微观利益冲突的影响，人们对经济制度的关注程度正在逐渐下降。基于此，在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不得不大量增加对体制与机制的解读，进而推演经济制度的量变与质变。尽管说从现象到本质的认识方法符合理论认知的一般逻辑，但是，过多的现象解读很可能误导或弱化学生对“经济制度”这一核心理论的掌握。比如，在解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时，学生的兴奋点大多集中在公司制度、社会保障、公平效率、价格机制等紧密结合社会实践的命题上，而对于这些体制机制与生产资料所有制之间的内在联系缺乏热情。这种现象经常导致教学过程陷入“顾此失彼的困境”，一般的解决办法是先讲制度后讲体制，把体制看作是制度的实现形式，很少有教师能够在讲解体制问题的基础上，继续深入解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公有制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一困境在地方高等院校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受到课时量和教学效果的限制，大部分教师都安排了较多的课时解读资本主义制度的现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问题，相对而言，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量变与质变，以及对市场经济造成的公有制主体地位变化等重要理论命题则“没有足够的时间”予以解读。在一些经济学科排名较高的“211学校”中，由于课时充足，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困境稍显缓和，但是也同样面临着“体制重于制度，现象多于本质”的教学难题。造成这一困境的原因固然很多，比如国内外的社会经济环境、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以及各高校对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定位等，但是从教学角度看，最直接的问题还是教学的方式与方法。面对“有限的课时、复杂的背景和庞大的理论体系”，讲好这门课的关键在于：凝练教学目标，归纳内容体系。基于此，本文提出了“三位一体”教学法，即确立“意识形态教育、方法论教育和理论知识教育”三位一体的教学目标，并以此为导向确立内容体系和教学方法。

 

二、政治经济学教学目标中的意识形态定位

 

政治经济学应该如何定位自己的教学目标?这不仅要取决于政治经济学在学科体系中的地位，还要取决于社会需求以及理论体系本身的特点。从学科地位来看，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特殊的地位决定了政治经济学必须承担意识形态教育的任务。对此目标，部分教师认为意识形态教育的任务应归口于思想政治学科，而不应该放在经济学科。这种认识最主要的误区在于对意识形态教育的界定过于狭窄。意识形态教育不仅仅是思想政治学科的任务，而是整个社会科学领域的共同任务，这一界定不仅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要求，而且对资本主义和其他社会制度同样适用。以西方经济学为例，这些年来，中国学生和西方经济学的学者都很推崇西方经济学的教育，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认为西方经济学注重分析工具的运用，而没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说教。其实，了解西方经济学的人都知道，现代西方经济学体系是效用价值论和功利主义哲学观的结合体，其解释力集中表现为：以稀缺性为基础，以资本要素配置为核心，进而说明按资分配的合理性。在这一理论体系中确实没有意识形态教育的痕迹，但是整个理论体系无一不是为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合理的。由此可以推出一个结论：社会科学的科学性本身并不排斥意识形态教育，正相反，社会科学是否具有科学性，很重要的一点在于能否科学地解释意识形态的合理性。这一点正是我国政治经济学学者应该借鉴和学习的。由此，我国的政治经济学教育不仅不能忽视意识形态教育，而且应该把意识形态教育作为首要目标，科学地凝练和发展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增强对劳动价值论、阶级性和经济制度的专业解读。

 

三、政治经济学教学目标中的方法论定位

 

政治经济学是国内大部分财经类专业的基础理论课程，而且一般都安排在大学的第一个学期开课。作为基础课，传授基本的研究方法是教学目标的重中之重。对于应该讲什么样的方法，各院校的看法存在一定的差异。从现有的教材版本来看，大部分教材倾向于对马克思科学抽想法的解读，而对其他研究方法采取一带而过的方式。科学抽想法固然是马克思经济学体系最具特色的研究方法，但却不应该是政治经济学唯一重要的研究方法，包括数学方法在内的其他研究方法在解释政治经济学理论和认识社会实践活动方面都有同样重要的作用。因此，有必要在课程的开篇增加对研究方法的介绍，使学生真正理解政治经济学相对于其他学科的基础地位。此外，受西方经济学的影响，部分学者倾向于认为传授分析工具应该是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教育的重心。从根本上讲，这种理解没有错，但却忽视了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本身的特点。政治经济学是一门整体性很强的理论体系，各部分之间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关联性，对政治经济学理论(包括对分析工具)的解读必须联系整体认识局部，不能断章取义。这就要求在讲授过程中，首先要给学生建立前后关联的整体思维方法，让学生在整个逻辑体系中了解局部分析工具的运用和作用。为此目的，在方法论教育方面，既要注意专业术语和分析工具的讲解，还要注意思维方法的传授。

 

四、政治经济学的教学目标中的理论知识定位

 

政治经济学最基本的教学目标是理论知识教育。政治经济学理论知识教育是意识形态教育和方法论教育的基础和载体。没有理论知识教育，意识形态和方法论就是空中楼阁。同时，所谓的意识形态教育和方法论教育都要融于理论知识教育当中，而不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独立的组成部分。需要指出的是，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博大精深，即便是课时安排最多的院校也不可能全面系统地讲授政治经济学的全部内容，而只能通过精选凝练，形成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结合社会经济实践，理论联系实际地解读马克思的部分理论内容以及部分重要的理论发展，这种方式已为国内大部分院校采用。其主要的缺陷在于缺少经济思想的升华。马克思经济理论历经两个世纪而不衰，除了科学严谨的理论体系之外，还有其立意深远的经济思想，如果不能在教学过程中结合理论知识升华经济思想，则很容易陷入“解释力困境”。可见，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知识教育不仅要包括经济理论与经济实践，还必须包括经济思想。

 

五、化解教学困境的几点建议

 

1.内化意识形态教育。在现有的政治经济学课程体系中，对资本主义部分的解读基本贯彻了马克思的研究逻辑，但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部分的解读则缺少对劳动价值论的贯彻。基于此，解读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问题(特别是经济制度问题)，有必要首先分析社会主义生产过程(特别是国有经济的劳动过程)，在生产过程中分析公有制条件下的价值创造、价值增值，以及价值分配问题。进而突出劳动在公有制条件下的地位和作用，并以此为基础，凸显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根本差别和创造性发展。

 

2.推动方法教育与理论体系的融合。对于大学一年级的学生来说，政治经济学不仅仅是一门理论课程，还应该是一门方法论课程，学生希望通过学习，掌握一定的具有“通识”意义的认识方法。基于这样的要求，政治经济学应该强调“专业术语”、“分析工具”与“思维方法”三位一体的方法论教育。为此目标，一方面必须强调政治经济学专业术语的规范性，既要反映理论体系的严谨性，又要反映相关应用学科的时代性。另一方面必须要求学生增强对专业术语的理解和掌握。再一方面要充分运用矛盾运动分析方法，更加清晰地解读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发展演变，让学生更加准确地理解社会主义制度的合理性。

 

3.强化理论知识教育与经济实践的结合。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要求经济理论既来源于经济实践，又能够回到经济实践。这要求主讲教师：一方面把握历史资料，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认识经济理论，并运用经济理论分析历史事件。另一方面紧跟经济时事，运用经济理论解释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并在经济发展中推进理论创新。再一方面注意经济思想的解读，基于理论又不局限于理论，让学生掌握知识的同时，能够更深入地理解思想，从而实现理论知识教育与意识形态教育相结合的目的。

 

综上几个方面，意识形态、方法论于理论知识教育“三位一体”教学法不仅对现有的教材体系提出新的要求，同时也对主讲教师提出新的任务。具体来说，一是主讲教师需要具有更高的理论素养和更加全面的知识储备。二是教材内容在理论逻辑上要更加严格遵循规范，但在内容体系上要更加能够体现时代需要。三是统一规范各类高校和专业的课时安排。四是凸显政治经济学作为中国主流经济学的氛围。

第7篇：政治经济学发展范文

20世纪20年代，大众传播兴起，各个学派对整个社会与媒介的关系进行重新认识和解读。其中率先兴起的是以美国为代表的经验学派对媒介社会关系的认识；紧随其后的是与之相对立的批判学派，其中包括以德国为主的法兰克福学派、以英国为代表的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以美国为代表覆盖欧洲和第三世界的政治经济学派。本文主要针对批判学派后期的两个主要分支即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进行分析，对其各自的发展历程和主要观点进行梳理，探讨二者的差异。

关键词：

政治经济学派；文化研究学派；差异

1830年，美国《太阳报》的出现标志着我们进入了大众报刊时代；1895年电影的问世，20世纪20年代广播的出现以及30年代电视的发明，标志着大众传播时代的兴起。随之而来的就是对大众传播的研究，主要的研究学派有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20世纪六七十年代，批判学派两个主要分支即政治经济学派和文化研究学派都达到了发展的时期，两个学派对于大众媒介的探讨是必不可少的。本文就两个学派的区别进行阐述。

一、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的发展概况

政治经济学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盛行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这一时期诞生了政治经济学派的第一批代表人物席勒和斯迈思，两个代表人物主要的观点是“文化帝国主义”和“商品受众论”。七八十年代诞生了第二代代表人物，90年代诞生了第三代代表人物，第二代和第三代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加纳姆、默多克、麦克切斯尼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来源包括亚当•斯密和马克思的一些理论观点，传播政治经济学注重分析文化商品背后的意识形态和权利关系，从宏观的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去看待传播与社会的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要表达的一样，如果一个阶级占物质力量的统治地位，那么同时也占精神力量的统治地位。文化研究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在60年代和70年代尤为盛行。1964年，英国伯明翰大学成立了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文化研究尤其关注对文本与受众的研究，代表人物有霍尔、霍加特、格罗斯伯格，主要理论来源于葛兰西和马克思的理论观点，代表观点有编码-解码模式、意识形态、虚假意识、文化霸权等。通过民族志和跨学科的方式去研究文化对社会所起的作用，将语境代入其中去研究受众对文本的解读。

二、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的区别

（一）对中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认识

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是被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关注的，但二者关注的重点并不一样。政治经济学关注的是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政治经济学认为如果没有一个起作用的生产方式，那么一个社会及其成员就不能生存，即经济基础是社会的基础。并且对经济的根源进行分析，得出两方面的决定性特征，一方面是生产技术和生产组织形式的人，另一方面是强调协作性社会关系的人。在强调协作性社会形式中指出了必须具有特定的文化实践，其中包括法律和政治的东西、维持社会关系的社会行动者以及生产方式资源分配不平等问题的解决方法。文化研究将重点放在了上层建筑的基础上，关注大众媒体与亚文化的发展，强调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以及文化领域力量的自主性，特别是文化文本意识形态层面的作用。在格罗斯伯格看来，文化研究相信文化是重要的斗争领域，并不能将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经济领域，认为政治经济学是简化主义和经济决定论，文化研究批判政治经济学将经济看作是所有背景和事物的前提和基础。

（二）对文化生产与消费环节之间的重点强调的不同

对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分析的侧重点的不同，也就决定了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对于文化生产和消费之间重点的不同。在政治经济学看来，文化研究将重点放在文化消费的层面是休闲的文化实践而不是工作的文化实践，认为文化研究忽略了生产主体所具有的特性，即生产主体的所有制形式和生产方式，同时认为文化研究忽略了经济因素，就没有办法去判断社会存在的主要权力是属于哪些人或者属于哪些阶级。文化研究学指出文化研究特别强调关注消费，而对于文化消费自由度和乐趣的关注是担心回归到政治经济学的决定论当中去，所以将受众看成是消极地接受物质，并且说明了对于大众文化带来的娱乐并不是没有批判，指出这种娱乐是会被压制的，因此大部分是针对受众对文本解读的研究和分析。政治经济学派所研究的重点放在了生产上，从创作上来剖析文化背后的控制力量。

（三）关于阶级、种族、性别三者的研究范畴及其地位的不同界定

政治经济学认为所有的事物和关系是由经济决定的，经济决定了社会地位，决定了阶级属性，而当时文化的传播巩固了现存的阶级属性，阶级自然分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统治阶级借助大众传播来传递可以维持现存社会制度的文化思想，而被统治阶级就接纳了这种“虚假意识”。政治经济学关于种族的论证是，北美和西欧的早期劳动力就是由于资本主义发展而造就的，种族的定性是没有办法对经济起作用的；而关于性别的论证是说女权运动的兴起也是由于工资劳动和资本形成而导致的，认为如果没有对经济资源的控制，任何强化女权的努力都不会有多大的成效，因此得出如果没有从构成性别和种族斗争的文化实践的经济基础去分析，就不能理解性别和种族的实践的起源、形式以及原则，也不能实现控制的目的。文化研究学认为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依旧属于“简化主义”，是将所有东西的决定因素都归结于阶级和经济。并指出政治经济学关于政治身份的问题的论证纰漏：政治身份是在劳工市场重建的基础上形成的，种族和性别又是由经济关系所决定的，那这种经济关系是什么呢？其指出对于政治身份的变化问题绝不仅仅是由劳工市场决定的，还包括种族和性别的文化实践。

作者：袁伟钤 胡雪莹 王选一 单位：铁岭县广播电视台

第8篇：政治经济学发展范文

（1）以人为本原则。确切地说，这里的“以人为本”是指以“劳动者为本”。众所周知，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本质区别之一是立场不同。政治经济学根本方法论是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它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强调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强调在阶级社会，人总是从属于一定阶级的人。因此，经济学认为，在经济关系中不存在孤立的、抽象的人，而是从属于一定阶级利益的人。政治经济学的起点是人的劳动不断生产和再生产出供人类消费的物质资料，终点是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资料极大丰富的前提下，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劳动者在不同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始终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动力源泉。西方经济学则是以“经济人”假设作为出发点形成的理论逻辑，这一理论体系的逻辑实质上就是资本发展的逻辑。所以，在西方经济学逻辑中存在悖论：一方面把人假设为可以按照最大化原则进行理性选择的“经济人”，另一方面又把劳动者仅仅视为与资本、土地相同的生产要素，根本无视与其他生产要素相比，劳动者具有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这一事实本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更是强调以人为本，以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为本，理应成为它的首要原则。我国实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涉及多方面深层矛盾和利益关系的调整，这种调整甚至会带来社会阵痛。我们的各项改革措施如何最大程度地减少阵痛、保证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应该成为深化改革坚守的重要理念。

（2）满足需要原则。在政治经济学中，“需要”（need或want）和“需求”（demand）有重要区别。“需要”通常是指人的生存和发展对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客观要求。马克思在分析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构成时指出，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是由生活资料的价值表示的，而劳动者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构成具有层次性，包括劳动者自己和家属所需要的“生存资料”，如衣、食、住、行等，也包括教育、文化、健康保健等“发展资料”。因此，“需要”是以使用价值来衡量的。而“需求”概念则不同，它用以描述市场中的交换行为，只要有货币、有购买力，就形成“需求”，“需求”是从价值实现角度分析的。“需求”不一定是客观“需要”，比如市场上有1万套商品房，从客观需要即使用价值角度来说，可以满足1万个家庭的需要，但也许由于房价过高，1000个家庭购买了这1万套商品房，从市场的角度看，商品房的价值得到了实现，也就形成了市场“需求”，但显然这些买房者不是为了“需要”，而是为了资本的价值增殖，其后果必然是房价虚高，一方面是需要房子的人买不起房，另一方面是不需要房子的人囤积大量房源。类似的问题还存在于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其他公共产品中。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表明，我们的生产是以“满足需要”为根本目的的。当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还要利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借助价值规律来满足需要，但这不妨碍“满足需要”理应成为指导我们各项经济工作的重大原则。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说，化解产能过剩，可以以“满足需要”为原则制定相应政策，比如化解商品房过剩，可以采取政府购买、百姓廉租的形式；化解钢铁、水泥等过剩，可以考虑增加基础设施尤其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产业转型、结构升级，可以考虑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不同消费群体的消费能力、消费需求差异性问题；等等。

（3）共享发展原则。共享发展理念是我们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五大理念之一。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指出，“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表明共享发展已经属于社会制度深层内容。共享是政治经济学追求的理念，这一理念与以劳动者为本理念一脉相承。马克思在科学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运动规律基础上，指出了共享是未来社会的重要制度特征。我们党从强调“共同富裕”到强调“共享发展”，在理念上是一个新发展。共同富裕的实现途径强调先富带动后富，这在一定历史时期有其必然性，但今天，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了新阶段，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有了较好的经济实力，强调“共享发展”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增强发展动力，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提到共享发展，人们往往想到劳动成果分配方面的问题。其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共享发展包含的内容很丰富，从微观领域看，企业层面的共享既包括分配领域的共享，如提高工资，也包括生产领域的共享，如劳动条件、劳动资料、劳动保护、劳动管理等。在宏观领域，不仅包括基础设施、公共资源的共享，还包括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的共享；在消费层次上，不仅包括生存资料的共享，还包括发展资料的共享等。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言，共享发展意味着在微观企业领域，不能一味把降低工人工资作为提高企业效率的口实。影响企业效率的因素有很多，包括技术高低、生产资料的性能好坏、企业管理的先进与否、工人积极性创造性的高低等。尽管政治经济学认为新创造的价值是V＋M，二者之间存在此消彼涨的关系，降低工资就可以提高利润。这是一种静态认识，马克思这一公式揭示了劳资之间的对立关系。但利润和工资之间的关系要复杂得多，因此不能用线性思维套用马克思这一思想，认为降低工资就能提高利润，即提高企业效益。

（4）公有主体原则。“公有”是指公有制，“主体”是指主体地位，即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原则。众所周知，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有根本区别。西方经济学是把资本主义私有制作为理论前提，认为市场经济与私有制是孪生兄弟，并把二者看作是人类社会永恒的制度，整个理论体系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源配置问题。而政治经济学则是把资本主义所有制以及由其决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认为资本主义所有制只是人类社会发展特定阶段的产物。政治经济学认为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方式，可以与不同所有制相结合。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特征是公有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则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在资源配置方式上，也是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结合，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特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原则，它是坚持以人为本原则、满足需要原则和共享发展的制度保障和物质基础。同时，坚持公有制主体性原则，也就坚持了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

第9篇：政治经济学发展范文

关键词：国际政治经济学；制度理论；结构与变迁

中图分类号：F0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2）07-0028-02

一、核心框架

本书的内容围绕着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展开，“‘结构’涉及制度框架，‘变迁’涉及在一段时间里制度的设立、更改或破坏。”诺思认为，为了弥补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不足，需要人口变迁理论、知识存量增长理论以及制度理论，其中制度变迁理论是本书的研究重点。该理论包含三大理论基石：国家理论、产权理论、意识形态理论。

作者将国家定义为“在行使暴力上有比较利益的组织”，因而处于界定和行使产权的地位。 国家规定着产权结构，对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而产权结构的效率决定了经济的增长、停滞或衰退。诺思认为契约论、掠夺论都是不全面的，他用暴力解释国家：国家可以以其暴力上的比较优势规定产权组织形式，潜在地利用暴力来实现对资源的控制。

根据有关经济组织的分析，作者认为，经济的实绩取决于其组织结构；经济的组织结构影响交易费用。这里所谓的经济组织安排，就是通常所说的产权形式。不同的产权形式对经济实绩有着深刻的影响。现代经济最基本的组织形式是市场与企业、产权制度与市场、交易成本、组织密不可分。市场交换需要产权制度，否则交换不能进行；市场交换存在交易成本，市场交易必须有使交易成为可能的基础，那就是一套复杂的法律结构及其实施，即需要一套产权制度。产权理论与国家理论关系紧密，产权的创建和实施又与国家相关。诺思指出，国家有着不完全一致的双重目标：由于稀缺性和竞争的存在，更有效率的组织形式将替代无效率的组织形式，但如果有效率的组织形式损害了统治者的利益，那么相对无效率的组织形式将存在下来。借助国家理论，诺思解释了无效率的组织形式、不好的产权制度得以存在的原因。

在诺思看来，国家在制定和变革制度方面是受到两方面制约的：一是政治市场的竞争；二是交易费用。但是交易费用与收益的计算并不能解释一切制度的稳定与变迁，“历史上的变革和稳定性，需要有一种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来解释同新古典理论关于个人主义合理算计相背离的那些情况”。国家作为产权的界定、保护和变革者，所提供的产权制度需要人们相应的意识形态才能得以维护，“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是灵活的，以便能赢得新团体的忠诚，或随着外部条件变化也得到老团体的忠诚。”国家可以通过对意识形态的投资，使人们理解、支持制度变革，使制度变迁顺利，降低变迁成本，抑制“搭便车”行为，使制度变迁的成本内存化，从而节约变迁成本。

上述背景条件构成了作者的理论基础，经济环境的变化（如资源条件的变化、 相对价格的变化等）构成了推动产权变动的力量，产权变动向着减少制度费用的方向发展，政府依靠其暴力上的比较优势在其自身动机的约束下确认并执行有效产权，意识形态上的变革有助于降低经济组织成本，上述过程有效的解释了制度变迁的机制。

本文将着重探讨在1990年以后的全球化时期，本书所提出的制度理论对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解释力。

二、全球化时期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主要问题

全球化时期，国际政治经济学有一个不变的“核心议题”，即国际政治经济学最终是要研究经济的全球化与仍然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政治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冲突，以及研究如何管理和解决这些结构性矛盾和冲突的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苏联解体，全球化掀起又一浪潮，国际经济和国内政治之间的联系明显增强，这一时期的全球化呈现出一些明显的特征：首先，在经济方面，以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为代表的全球多边经济组织努力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各种区域经济组织不断产生，一体化程度不断深化。第二，各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与合作，不仅在贸易方面有所拓展，在环境、疾病和公共健康（最典型的案例包括SARS和AIDS），和洗钱等方面的国际问题也凸显出来，这些政府无法控制的问题是需要通过国际机制和全球治理来解决的。第三，全球化产生了国际关系领域的开放经济政治问题，国际体系经济权力的分布也发生很大改变，除了发达国家通过国际机制进一步确保统一的开放市场之外，游离在全球经济体系之外的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也纷纷提出了加入这一体系的要求。同时，参与全球化体系的主体从民族国家拓展到跨国公司和利益集团。

针对这样的趋势，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主要问题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国际政治经济学90年代后最大的成果是借用经济学理论研究不同行为主体的经济利益如何影响其政策选择。很多学者已逐步走出国家与市场两分法、国内层次与国际层次相互割裂的狭隘研究视角，在国家、市场维度之外纳入“社会维度”，同时打通国际与国内层次。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主要问题由“国家——市场”转变为：“国家——市场——社会”。在新添加的社会层次上，最重要的是要研究社会集团，特别是私人利益集团与公共利益集团的作用。下图能够较为全面地概括1990年以后的全球化时期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主要问题：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主要问题包括国家、市场、社会三个层面，在国内层次中分别以国家、企业、国内利益集团为主体，在国际层次中分别以民族国家、跨国公司、国际组织（包括政府间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为主体，同时，国内层次与国际层次相互交织，界线越来越模糊。

三、结论

根据以上的综合分析，笔者认为诺思的制度理论对于解释全球化时期（1990年至今）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主要问题具有可借鉴之处，具备一定解释力。

第一，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目前的主要流派来看，国际政治经济学在全世界的范围内讨论民族国家与世界市场的互动关系，并将国际关系的发展动力归结为二者的相互作用。自由主义流派强调世界市场更多地塑造了民族国家的行为；现实主义流派认为民族国家对世界市场的形成贡献更大；激进主义流派则从公平、公正的角度，否定现有的民族国家与世界市场体系，试图推进不满足于现状的力量，完成意识形态上的进步。诺思所强调的推动经济史中结构变迁的因素——经济组织的形式、国家对新兴产权形式的界定、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构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三个流派关注的对象。

第二，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角度来看，这一时期，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必须了解国内集团如何界定各自物质偏好，这些偏好又是如何被政治机制所加强的。这一问题涉及到两个研究方向：首先是国际层面与国内层面的互动；其次是制度与利益的互动。

在国家层面，从国家对产权结构界定的角度，诺思认为，国家既有动机建立适宜自己的产权结构以使得统治者获得的租金最大化，也有降低经济组织中的交易费用以使得社会产出最大的动机。由于国际政治经济学最终要研究的是经济全球化与仍然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政治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冲突，以及研究如何管理和解决这些结构性矛盾和冲突的问题，国家和政府需要以暴力规定产权组织形式，潜在地利用暴力来实现对资源的控制。

在市场层面，现代经济最基本的组织形式是市场与企业。民族国家在推动世界市场形成中起到了主要作用，而在全球化条件下世界市场对民族国家的行为有越来越大的塑造作用。跨国公司等企业成为世界市场上日益活跃的角色，它们以世界市场为舞台，又影响着世界市场的运行发展，对国家间关系也施加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甚至在国际意识形态和国际体制的变化与调整中也常常能看到跨国公司等企业的影子。

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看，全球化时期，社会集团的价值取向，特别是对全球化发展的认同程度，影响到国家、市场或公司的作用。全球化的发展带来产业结构的调整，带来了观念的分裂，基于利益与认同的利益集团的分化组合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全球化发展的一种反应。如何塑造社会的普遍认同，平衡不同利益集团，维护对外开放政策，成为对国家能力的重要挑战。诺斯的意识形态理论也解释了这些现象，并给出了解决方案：职业专门化引起意识形态差异，使得一直因种族（地理）差异而存在的意识形态差异变得更严重了，国家利用暴力规定了某种意识形态的主流地位并加以大力宣扬，限制其他非主流意识形态的生成和扩展，进而影响制度的选择、安排和变迁。

第三，“全球化在将来是会持续下去还是会重蹈历史的覆辙”是目前全球化面临的主要疑问之一，也是许多国际政治经济学者正在研究的课题。伊肯伯里和格里科两位学者指出，全球化是可以逆转的，全球化若使世界各国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弱国穷国很可能封闭自己，为了保证国际体系的开放和稳定，需要国际经济制度和全球治理等多种方式作用。米尔纳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各国政府能否处理好推进全球化与保护民众免受全球化冲击之间的关系。

全球化时期，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些现象：关贸总协定的签订与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降低了由关税和种种非关税壁垒所引起的交易成本；货币互换安排降低了各国央行持有外国货币的成本；以欧盟为代表的地区性一体化组织降低了交易成本形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种种新现象。上述过程中，既有市场主体的推动作用，又涉及国家在新产权形式认定过程中的关键作用与国家租在这一过程中的提高。诺思的制度理论主要是针对国内层面和历史层面来谈的，面对全球化，国际政治经济学完全可以将这一思想延伸到国际制度层面，也就是说制度费用在世界范围内的减少，可以成为推进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演变、全球产权结构转变的因素。这同样验证了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逻辑：“理性一无政府状态一合作一共同利益一制度协调”。

参考文献：

[1] 【美】道格拉斯·诺思.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M].厉以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2] 【英】约瑟夫·格里科，【美】约翰·伊肯伯里.国家权力与世界市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3] 海伦·米尔纳（Helen.Milner）.全球化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趋势[J].国际政治研究，20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