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科学的起源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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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现代科学的起源范文

关键词： 科学 ； 道教； 求真

从我个人已接受的观念和对人们日常言谈的直观感受而言，我感到人们一向认科学为真理的代表，一句话有科学根据，一个东西是科学产品，人们一般都认为是真理，是真实的，由此便是可信任，可信用的。似乎在一般受过科学知识教育的人们心目中，求真理、求真实是科学的专业、专利，除此而外似乎没有别的求真事业。然而，从我已读的中国古书来看，我又了解到在一般历史常识所称的诸子百家中，继《老子》道家而起的《庄子》一书中明确提出了“真人”的观念，而在其后继老庄道家思想而起的道教中，则把得道成仙的修真实践作为其全部学术思想的中心，由此我知道除了科学的求真事业以外尚有道教的求真事业。为从根本上弄清科学之求真与道教之求真的异同，本文拟就自己已有的科学与道家的知识与力所能及的思考对二者的求真异同作一简略的探讨，以此抛砖引玉而求教于方家。

一、科学之求真内涵

科学在普通人的心目中往往是指各门自然科学知识，因此在他们心目中自然而然形成的科学概念便是：所谓科学就是对自然界的物质对象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并由此形成特定的理论知识。由此而所谓科学真理便与科学知识成为同义语，而科学求真之内涵便被习惯性地想成是对自然界物质对象的本质与规律的揭示，这样一来科学之真便与自然奥秘等同。其实仔细想来，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我个人觉的要揭示科学求真的内涵，着眼于世俗常识的反面或更切合一些。对中国人而言，科学之名与科学之实皆非中国固有的土特产，而是地地道道的欧洲进口货。并且科学在欧洲也非天外来物，而自有其发生发展的来龙去脉。因此，要弄明科学求真内涵的真谛，最好还是回到科学的欧洲起源，从古希腊的哲学说起。

古希腊哲学作为欧洲近现代科学的起源在现代人看来似乎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尽管在科学一统天下的今日哲学已失去往日的尊严而几近衰灭，但是敏锐的思想家仍能从科学的现存事实中发现科学起源于哲学的形而上学胎记。海德格尔在谈到哲学之思与科学的关系时写道：“思早已成了文献，而正是文献决定了西方科学的命运。西方科学经由中世纪的教义而成为现代科学。在这种形式下，所有的科学以一分为二的方式从哲学的怀抱中鱼贯而出。科学从哲学中产生出来，与此同时它不得不遗弃哲学。科学从哲学中鱼贯而出后，它已不再能从自身重新跳跃回自己的本源。如今，科学已把自己托付给一个本质之域，在那里，唯有思才能发现它们，前提是，思本身能自行其事。”［1］海德格尔的这段话对我有很大的启发。

在习惯性的思维中，人们在思索科学的求真问题时往往从科学活动取得的现有成果出发，经过思维的分析抽象作用，以逻辑论证的方式人为构建出科学的求真内容。这种方式表面上看是实事求是，似乎很科学，其实它恰恰背离和遮蔽了科学的求真内涵问题。打个比方，这好比一个人在太阳下走动照出身影，然后有人不去直接询问这个人是谁，而是去观察、记录、分析他的活动，由此来确定这个人是谁。这样得出的结果只能是一个人为的思维建构，是一种可能是的假设真理，而不是一种必然是的现实真理。过去人们根据科学活动的知识理论成果和技术实践，自然而然的把科学的求真内涵指认为追求自然界的物质真理，即犯了同样的错误。从海德格尔的这段话考虑，我认为首先在思索科学的求真内涵时不能就事论事而局限于科学成果本身，而是要回到科学所从出的源头——希腊哲学；其次不能平面地以经验论的方式去抽象地思考科学的求真内涵，而是让“思本身能自行其事”，对科学的求真内涵作立体的、透视式的思考。

第2篇：现代科学的起源范文

关键词：钱学森；科学观；哲学与科学；统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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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钱学森关于现代科学体系整体结构的理论

我国著名的科学家钱学森先生把现代科学体系看作是一个系统，并按照系统原理考察其结构。他认为，传统科学分类以学科研究的对象领域为依据，这种分类本身并不科学。因为，一切科学都是以客观世界为对象的，这是科学的共性，不能成为分类的标准。他提出，应该按照研究客观世界的着眼点或角度的不同来划分科学领域。如，自然科学是以物质运动为着眼点来研究客观世界的，社会科学是从人类社会运动的角度来研究客观世界的，等等。

按照所阐释的分类标准，钱学森把现代科学技术分为11大门类：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数学科学、思维科学、系统科学、人体科学、行为科学、地理科学、军事科学、文艺科学、建筑科学。

钱学森认为这11大门类具有共同的结构模式，这一模式包括三个层次和一个通向哲学的桥梁：工程技术层次：直接改造客观世界的知识；技术科学层次：工程技术共有的各种理论；基础科学层次：认识客观世界的基本理论；通向哲学的桥梁：对应用于该学科的哲学分论。

作为重点例释，钱学森还具体而深入地探讨了系统科学的体系结构。他认为，系统科学是从系统的着眼点或角度去看整个客观世界，它既处理自然界的问题，也处理社会领域的问题。所以，系统科学既不从属于自然科学，也不从属于社会科学。另外，他也不同意把系统科学简单地称为交叉学科。他认为系统科学是与其它10大门类科学相并列的一类新兴学科。

钱学森认为系统科学体系与其他10大门类科学的体系一样也分为四个层次：

按照钱学森于1981年绘制的现代科学体系图[1]25，可以绘制出他关于系统科学体系的具体图示（图1）。

图1：钱学森的现代系统科学体系图

二、钱学森科学观的启示

钱学森提出的按照研究视角划分学科的方法富有创新性和合理性。按照研究客观世界的着眼点或角度的不同来划分科学领域，就是引入了某种哲学普遍理性的观念或方法。这样的分类学视角集中体现了哲学和科学的层次贯通和层次相容的统一性关系。

所有层次的科学学科都以某种直接或间接的中介联系的方式通向哲学，而哲学又作为某种具有普遍理性的研究视角和方法通过某种直接或间接的中介方式贯通和作用于所有层次的科学。

哲学是人类追求普遍理性的活动。哲学和科学的统一不能仅仅看成是一种外在的衔接，而应该看作是一种内在的融合；普遍理性和具体感性在人类认识活动中的不可截然分离乃是哲学与科学内在统一的最终根据；普遍理性普遍程度的内在层次差异，规定了科学或哲学自身的层次性，以及哲学与科学划界的相对性。[2]钱学森的现代系统科学体系结构理论说明的正是普遍理性的层次性、相对性，以及哲学与科学的相容性。

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从下向上看钱学森图示说明科学是哲学的基础。哲学是世界观。从上向下看钱学森图示说明哲学是科学的指导。哲学是方法论。

哲学的普遍理性乃是统摄人类知识的普照之光，在哲学的普遍理性之光的照耀下，具有内在统一性的人类科学体系的整体及其任何一个部分、领域和层次便都具有了某种普遍理性的色彩、意义和价值。这就是，科学与哲学的内在融合的统一性关系。

从复杂性的观点来看，科学与哲学并不是绝对割裂的，它们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相互规定、包含和融合。科学中有哲学、哲学中有科学，二者内在地镶嵌在一起，形成某种相互作用的动态循环反馈环路，它们的发展总是相互影响、相互规定、相互促进、相互转化，并相伴而行。

然而，我们如上的分析，并不意味着钱学森先生的学科分类就已经达到了完善和标准的程度。事实上，钱学森先生对现代科技所作的11大门类的具体划分，以及把系统科学并列于其他11大门类学科的作法仍然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因为他所划分的并列的11大门类中有些门类应该是种属关系，如社会科学与行为科学和文艺科学；有的则是交叉关系，如人体科学与自然科学和思维科学，军事科学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而系统科学则又普遍交叉于其它10大门类科学。虽然钱学森提出的按照研究视角划分学科的方法具有创新性和合理性，但是，研究视角也应该分有层次，某些只在局部领域中适用的视角分析方法所形成的学科则不应当放到并列的大门类学科之中，如，行为科学、地理科学、建筑科学、文艺科学，等等。另外，钱学森仅把信息科学看作是系统科学的技术科学和工程技术科学层面的学科，从而将其附属于系统科学的观点也是不合适的。信息科学和系统科学虽然相互交叉，但是看待世界的系统方式和信息方式却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视角，并且，信息方式比较起系统方式来也许对于世界的解读更具有本质性特征，因为，在哲学存在论意义上，信息世界构成了区别于直接存在的物质世界的另一个间接存在的世界。[3]

三、从钱学森科学观的启示中阐发哲学与科学发展的一般方式

古希腊原子论为人类近代科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哲学和科学的范式，近代科学分化发展的还原论方式，正是古希腊原子论学派试图对世界终级统一性进行阐明的哲学思辨的方法论的科学贯彻；道尔顿和阿伏伽德罗的原子-分子理论不仅在概念上，而且在基本理论的性质上都恰似古希腊原子论哲学范式的近代科学版本；牛顿质点力学则不仅以古希腊原子论哲学范式为其立论之基础，而且还以西方基督教宣称的上帝创世说为其哲学依据。

现代物理学对宇观和微观领域的研究对科学理论和科学仪器具有高度依赖性，这就在科学理论、科学仪器、观测结果、对观测结果的解释和评价这四者之间建立了某种统一性的关系。这一关系导致了现代物理学的研究既是科学的，又是哲学的，并且，同时又是源于科学的哲学，还是源于哲学的科学。爱因斯坦和玻尔的世纪大论战、爱因斯坦的理想试验和相对论理论、量子力学的微观模型、超弦理论的构想，以及现代物理学对微观终极性的探索，体现出来的正是现代科学中所呈现的科学的哲学化和哲学的科学化的一般发展趋势。

在现代科学的发展中，宇宙学、相对论、量子力学、统一场论和超弦理论，等等，已经日益合流为一门统一的探求宇宙起源和演化的、关于宇宙本性和本源的理论物理学。人类现代科学的微观和宇观研究的相通、相融性充分证明了人类科学、人类科学和哲学的全息相关性和统一性。这样的一种两极相通的性质，不仅是宇宙自身存在和演化的历史的过程和现实的一般情景，而且也是人类哲学和科学探索的过程和现实的一般情景。

现代科学的发展揭示了能量比质量更为基本的性质，从而打破了传统科学和唯物论哲学用有质量的最小微粒构造世界的本体论信条，建立了质-能统一、能量为基的新唯物论。

现代信息科学和信息哲学的发展揭示了一个全新存在领域――自在信息的世界，并且在信息活动的高级形态的层面上揭示了人类精神世界的本质。这样，传统科学和哲学中关于整个存在领域被分割为物质和精神两大部分的信条也被打破了。现代科学和唯物论哲学的发展，集中体现了人类科学和哲学发展的相容性和一致性。

逻辑实证主义――证伪主义――范式革命论――无政府主义……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基本反映了人类近代科学向现代科学的转型过程中所呈现的从简单性走向复杂性，从确定性走向不确定性，从决定论走向非决定论的性质。

科学发展的复杂性的现实以及复杂性科学观要求我们必须不拘一格地创新方法、创新理论、创新观念，并在不同的科学方法、理论，以及科学与伪科学、与哲学、与宗教、与神话等人类创造的所有文化形式之间建立某种自由相互作用的复杂性反馈环链。只有这样，科学以及人类的文化才可能获得自由而健康的发展。

近代以来人类知识发展中的科学和哲学的割裂和分离仅只是一种表面的现象。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近代以来的人类实验科学的发展深刻促进了哲学认识论学说的发展。医学、解剖学、生理学、神经生理学、脑科学、实验心理学、当代认知科学和信息科学的发展，导致了近、现代不同时期的一些哲学家们利用不同时期的相关科学研究成果对人的认识发生的过程和机制进行具体探讨，从而建立了形形的别具特色的哲学认识论学说。

哲学本体论的研究并没有因为那些所谓专门哲学家们的拒斥或悬置而停滞，相反，随着人类科学自身的发展，在科学自身的进程中就内在蕴涵着某种哲学本体论学说的形而上学。在人类科学自身的发展中形而上和形而下的探索始终是相伴相生的一对。

从人类关于实体和场的统一、四种相互作用的基本力的统一的探索历程中可以发现，人类的科学有一种自发追寻终极目标的倾向。这种倾向既是哲学所追寻的一种思辨性的理念，也是科学所追寻的一种实证的目标，这其中深刻体现着哲学和科学的相协迸进、相互导引、内在融合的统一性关系。

在世界的微观和超微观尺度上具有怎样的终极构造模式的理论建构方面，人类已经走过了如下的历程：

实体――原子论――化学原子――电子、质子、中子――基本粒子（四种基本相互作用力场）――超弦（超大统一力场）。

“图2”简要标明了人类统一场理论探索的历程。

图2：人类统一场理论探索的历程

参考文献：

[1]苗东升.系统科学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2]邬.试论科学与哲学的关系[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4，（1）.

[3]邬.信息哲学的基本理论及其对哲学的全新突破[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报），2006，（2）.

第3篇：现代科学的起源范文

为什么“神创论”必须休矣。

第一，这是因为上帝创造人的观点，已经被现代科学彻底批判了，因为它是宗教的，因为它是唯心的。正统思想认为，神是原始人凭空想象出来的，既然没有神，那么神造人的说法当然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纯属无稽之谈。

第二，许多人类起源的解说的出现，其本身就是对上帝造人学说的否定。

①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达尔文认为物种的形成及其适应性和多样性的主要原因在于自然选择，生物为适应自然环境和彼此竞争而不断发生变异。适于生存的变异，通过遗传而逐代加强，反之则被淘汰。归纳起来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达尔文的这套学说，奠定了进化生物学的基础。他还将进化论用于人类发展的思考，阐明了人类在动物界的位置及其由动物进化而来的依据，得出了人类起源于古猿的结论。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提出人类起源于古猿的理论，经过一番激烈的学术和宗教的大动荡、大争论后，渐渐被科学界所接受。在以后的岁月里，古生物学家通过对古生物化石的研究，在达尔文学说的基础上，形成了现代人类起源说。他们认为，人类是古猿经过数百万年的漫长岁月，在万物更迭交替变化中逐渐进化而来的。这一理论，从其他学科，比如胚胎学、比较解剖学、现代生物学及生物化学等学科中寻找到了证据。根据这些证据，人们推测地球生物进化的总模式是：无脊椎动物——脊椎动物——哺乳动物——灵长类动物——猿猴类动物——人类。马克思十分欣赏达尔文的进化论，同时认为，在由猿到人的进化中劳动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承认了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进而从根本上否定了“神创论”学说。

②人类起源于外星人的假说。由于达尔文的人类起源学说不能尽善尽美，不能解释人们心中的疑问，诸如我们为什么没有发现正在进化的其他猿类呢？或者说我们为什么至今没有发现其他猿类进化成人的趋势？为什么地球上只有人类的进化获得了如此速度？因而这套学说遭到世界上许多人的怀疑，尤其是近十几年来，来自科学界的批判就有很多，反达尔文者找到了越来越多的证据，包括化石、人种、自然环境、基因等证据。随着世界范围内对人类起源的讨论的逐渐火热，人们又从不同的角度对人类的起源提出了新的假说。人类起源于外星人的假设，是近几年来，由西方科学家马蒂斯提出来的，其根据是在圣地亚哥发现的一个头骨化石。他研究了这个头盖骨后认为，这具头盖骨所代表的人种，其智力要远远高于我们今天的人类，从而推测这是一个外星人的遗骨，进而提出人类祖先是外星人的假说。他是这样来描绘这一假设的：大约在5万年前，从宇宙的深处来了一群外星人，他们具有高度的智慧。当他们发现地球引力环境不适合他们居住时，他们就选择了地球智力较高的雌猿进行杂交，生产下的后代就是人类，因此，外星人是人类的祖先。

③“大四季”假说，一些科学家根据太阳系不停围绕银河运动的事实，假设太阳系围绕银河中心旋转与地球围绕太阳旋转一样会出现四季变化，称为“大四季”。人类在大四季交换中，根据自然环境的变化，不断改变生存的方式，比如，当夏季来临时，地球就变成了一颗纯水的星球，人类为适应这种变化，慢慢由陆生动物转变为水生动物，这就是人体体表具有海洋生物特征的原因；当夏季结束，秋季来临的时候，地球的水渐渐退去，人类又从海洋生物转变为陆地生物。这是一个很具想象力的假设。

④还有一些科学家，根据人类体表特征与海洋生物十分接近的证据，提出人类起源于海洋生物的假说。

现代人类起源的各种假设，从思维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将人类起源的原因归结为地球以外的偶然，即人类不是地球生物自身演变的结果，而是由宇宙深处来的高智慧生物创造的，像外星人创造人类说；一类则坚持认为人类的起源只能从地球自身的发展来考虑，不论怎么变化，人类总是地球生物自身进化的结果，像生物进化论。这两种思维互有道理，又互有弱点。平心而论，人类起源于地球生物自身演变的学说更加占有证据（且不论这种证据是否充分），这也难怪，毕竟生物进化论已经发展了100多年，而其他假设只能在夹缝中挣扎，根本没有形成一股参与的势力。

第4篇：现代科学的起源范文

我国的中医药学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风雨飘摇之后，其独特的整体协调、辨证施治等思维方式和治则治法依然保持了不朽的魅力。任何一种理论形态、思维方式的生成都不是空穴来风，都会有其生成的土壤、阳光和水分。中医药学的科学研究传统是在中国博大精深的东方古文化背景的土壤中形成的，也是东方文化中孕育出的最为璀璨的一颗明珠。中医药学的发展见证了中国特定时代人类的认识能力和社会的变迁。随着科学进步和社会的发展，西方科学进入后现代时代，映射出向东方回归的痕迹，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想与中医药学哲学思想有着深深的默契，后现代医学也与中医药学存在明显的暗合。可以说，后现代科学的脚步正是使中医药学感受到强烈共振的空谷足音，它预示着中医药学将在21世纪与后现代化邂逅。这些都说明，中医药学传统文化中蕴涵着大量的科学合理性和现实启发性，其优势必须保持。

1 中医药传统科学文化中蕴涵着大量现代科学思想

1.1 系统论思想尽管近代的系统方法是从20世纪40年展起来的，但一些朴素的系统思想却早在二三千年前就在东方出现了。中国古代存在着典型的有机整体观念，早在公元前一千多年前就形成了朴素的整体系统观。如在我国最早的著作《易经》和“洪范”中就提出了“八卦”(天、地、雷、火、风、泽、水、山)、“五行”(金、木、水、火、土)说。八卦说把世界看作为一个由基本要素组成的系统整体，以代表天地的乾坤二卦作为起始形成八卦，八卦重叠形成六十四卦，从而形成了概括天地间万事万物的世界体系。而且《易经》还把世界看作由基本矛盾关系所规定的层次系统整体，是一个动态的循环演化的系统整体。同样五行说也是将世界看作是由五种基本要素金木水火土组成的系统整体，这五种要素彼此相生相克形成不同层次的系统结构，从而构成一个复杂的大系统。所以这些理论基本上都是将最基本的物质元素看作是组成世界万物的基本元素，而整个世界无非是由这些元素组成的整体系统，它们之间相生相克，使得整个世界不断循环演化，形成不同层次不同内容的系统整体。公元前五百多年，以老子为创始人的道家对系统提出了精辟的看法，在其经典著作《老子》、《荀子》等著作中提出的“有无”“阴阳”学说用一些更抽象的范畴，如有与无、一与二、始与终、阴与阳等对立统一的关系来表达自然界的统一性。它们认为“道”是事物之本源，又是事物的法则。天、地、人都是道的产物，它们具有统一性。道是天、地、人的主体，也是天地人运动必须遵守的规律和行动法则，认为世界的起源于“无生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

植根于中国古代文化土壤中的中国古代医学思想同样包含有丰富的系统观念。《黄帝内经》中人体被看作一个和谐的有机整体，并进一步被看作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因此人的养生规律是与外界自然环境密切相关的，故有“天人相应”的医疗原则，主张把生理现象与自然现象相联系，提倡整体辨证施治的观点。

中医药学的这种观点受到国际上系统科学家的高度重视。当代著名系统科学家，耗散结构理论的创始人普利高津(Prigaogine)曾说：“我们正是站在一个新的综合、新的自然观的起点上。也许我们最终有可能把强调定量描述的西方传统和着限于自发组织世界的中国传统结合起来”［1］。

中医的诊断方法中依然蕴涵着大量的系统论思想，中医的诊断包括四诊和辨证，四诊除通过望、闻、问、切外，还包括参考病人的社会心理状况、体质状况以及自然环境状况等信息，对病因、病位和病机做出明确判断。辨证是以一定的经验（包括理论）为基础的信息加工、分析和处理的过程，辨证既是对四诊资料的处理，又反作用于四诊技术的运用，同时还受治疗结果的反馈，并不断完善和更新。中医药学的治疗方法包括药物治疗和非药物治疗两种，药物治疗的方法是针对证候组方遣药，非药物治疗也同时针对证候或病因，选择针灸、推拿或心理、音乐等来治疗。其治疗思路整理如图1。

1.2 演化论思想中国古代演化观主要表现在阴阳学说、五行说、太极图等学说之中。大多都是将万物的演化描述成为一个相生相克、连锁轮回的变化链条，其变化在一个闭合的回圈中进行，而始点最后又变成了终点。中医药学思维活动是动态的过程，通过人的机体在自然状态下的动态描述，去反映出症状或生理现象的表现，如临床中获得的脉象、病人的面色、舌体形状。中医药理论认为人的复杂性在于它自身和环境的相互联系及相互作用的动态变化，元气学说阐明了“形”与“气”相互转化的发展观，强调“从其气则和，违其气则病”，注重人的生命活动统一过程状态演化，如中医理论中健康概念实质上体现的是阴阳之间交互作用，形成自和的最佳状态，医疗的任务就是调整这种状态的非平衡或非最佳状态。中医学对生理过程的认识角度是从气化的结构和气化的活动这一“耗散”系统出发的。

2 中医药学传统方法论对现代科学研究的启发

2.1 中医药整体认知论的科学思想为现代科学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天人观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特征之一是注重天人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关系，主张人与自然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相互影响，相至制约，因而人应顺应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这种天人观在古代曾表现为“天命论”“天人感应论”的思想和“天人合一”的观念，其中有不少秘化、不科学的内容。但在西方工业化进程带来的诸如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资源和能源浪费等社会问题日益加重的今天，注重天人和谐的中国古老天人观有助于在现代科学基础上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保持与自然的和谐持续发展。

从实践角度看，现代生态农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中国传统科学思想的影响。日本哲学家和农学家福冈正信先生依据老子的“道法自然”的思想，提出要以“自然农法”取代建立在工业文明基础上的“科学农法”，并亲身实践，取得了显著成功［2］。世界著名建筑大师赖特（F.L.Wright）受老子“崇尚自然”思想的影响，主张“有机建筑”的理论，充分注意建筑物与自然环境的有机统一，体现了人与自然有机协调的特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还影响到现代技术的发展，这就是强调技术程序应有益于人的身心愉悦和健康，强调技术的功能是解放人，现代的人体工程学、人－机系统工程学和技术美学研究，正是适应这种需求的体现［3］。

2.2 中医药直觉、体验的方法论为现代科学发展提供了创造性的思维模式日本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汤川秀树从小就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浓厚的兴趣。在他看来中国传统文化中某种不同于西方的艺术特性——既有原则，又能进行灵活调整；不仅有科学思想，而且有驾驭科学的智慧。他说：“中国人和日本人所擅长的并以他们的擅长而自豪的，就是直觉的领域——日语叫做‘勘’（がん），这就是一种敏感或机伶。”［4］老庄的思想在汤川秀树的物理学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受庄子的倏和忽为浑沌凿七窍的故事的启发，联想到万物中最基本的东西并没有固定的形式，而且和我们今天所知的任何基本粒子都不对应。它虽未分化，却有着分化为一切种类基本粒子的可能性，这就是“浑沌”。汤川秀树还受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中“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这句话的启发，提出了时空量子的空域概念。

中医药学思维中的直觉和理性总是互补存在，这种直觉赋予了科学家以新的顿悟使其有所创造。正如美国物理学家卡普拉所说：“量子力学迫使我们认识到，宇宙并不是物体的集合，而是统一体中各部分相互关系的复杂网络。但这正是东方神秘主义体验世界的方式。”［5］卡普拉相当重视“体验”的作用，他通过中医和《易经》来体验事物的对立统一和动态平衡，通过《华严经》来体验事物的相互依赖和时空的相互渗透，通过中国哲学中道与气的学说体验“空”与“形”的关系，并将这些体验同现代物理学研究紧密联系起来，从而获得了对基本粒子结构和关系、量子场论和宇宙自洽性的深刻理解。

西方思维模式的严密逻辑性决定了其强调“非此即彼”的刻板和局限性，这限制了创造力的有效发挥，而中国传统文化中体验的模式认识成果恰恰能够启发和激励科学家的创造和想象力的发挥。

3 中医药学协调思想为现代科学关于有机事物的研究提供了有益启示

李约瑟将中国传统科学思想成为“有机自然主义”［6］，因为中国传统科学思想主要是针对存在有机联系的事物加以整体的认识和体验，其典型的科学成果应该就是中医药学。这是传统科技体系中至今仍有现代价值的为数不多的成果之一。中医药学在不破坏生命有机体的内外联系的前提下，通过观察、体验和辨证施治，调节人体内在机能，达到内外平衡，抗病祛邪的治疗特点，以其举世公认的疗效说明了中国传统思想在认识生命有机体方面独有的方法论意义。

管理科学是现代科学体系中体现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相互渗透的新兴学科，其研究对象是具备社会有机体特点的组织或群体。早期的管理科学理论重物不重人，西方的“泰罗制”实际上把工人看作从属于机器生产工具，用机械论观点看待生产活动中的人与人、人与机器的关系。现代管理科学中的Z型理论改变了这种倾向，开始强调以人为中心，注重人际的有机协调。提出Z型理论的美籍日本管理学家威廉。大内主张经济组织中每个人和每个团体正好象人体中的器官，管理的机能主要不是控制而是协调，这种观点显然带有东方文化的特征。日本管理学家伊藤肇进一步指出，日本企业家能够使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复兴，中国经典的影响应居首功［7］。

从分子到细胞再深入基因，希望能找到针对功能的遗传学早有定论：基因产物必须在细胞内环境中发挥功能，细胞必须与其他细胞相互作用，机体必须在多变化的环境中生存，因此基因表达及作为结果产生的表型常是通过个体基因型与内外环境相互作用而被修饰和改变［8］。最新文献也认为，很多人类常见病代表着我们的基因组与环境毕生相互作用的一种积累，预测基因在复杂疾病过程中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是一种令人气馁的任务［9］。由上可见，基因型与表型不总是一一对应。因此单纯以基因表达谱作为“证”的实质或作为“证”“病”的连结点似欠全面。

正如李政道教授指出的，“仅是基因并不能解开生命之谜，生命是宏观的”［10］。美国《科学》杂志19990402出版复杂系统专刊，其编辑部导言“超越还原论(Beyond Reductionism)”就直截了当指出现代基因组学还原论方法的不足，指出:“还原论的缺点越来越明显，主要是信息过载和过分简单化，从而可能需要把整合性提上议事日程(integrative agenda)以补充占支配地位的还原论方法”［11］。

中医药学中蕴涵着现代系统科学的基因，复杂性科学的兴起和发展为中医药学特色和优势的深入挖掘和理解提供了可能。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科技发展呼唤中国传统科学观启迪的今天，中医药现代化步伐会进一步加快，其科学内涵将会得到充分揭示和发展，中医药学一定能全面走向世界，对人类健康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绽放出更加夺目的光彩。

中医药学对生命活动的认识，提供了人类认识和把握人体复杂体系的有效途径；中医药学研究人体生命活动规律的认知方法及其个体化诊疗体系反映了整体医学的特征；中医药丰富的治疗手段和灵活的方法，符合人体生理病理多样性的特点；中医药浩瀚的古典医籍，是人类生物信息的巨大宝库；中医药学充分体现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有机结合，展示了现代科学一体化的新趋势。从以上的优势和特色可以看到中医药学不但具有极强的科学性，而且在许多方面提示和反映了现代人体科学、现代生物学、现代医学以至现代科学发展的方向和研究的前沿。科学进入后现代时代，正在从分析的科学嬗变为整合科学，中医药学中所蕴涵的文化优势、思维优势将对现代科学文化的发展发挥重要的启发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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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Peltonen I.，Mekusick VA.Dissecting human disease in the postgenornicera.Science 2001，291：1224.

第5篇：现代科学的起源范文

关键词：中国传统体育养生;现代体育健身;价值

1.引言

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现代，身体状况成了影响生活质量的最主要的因素之一，亚健康和疾病也成了困扰人们的主要问题之一。顺势而生，健康产业在几十年内迅速发展，在GDP中所占的比例也越来越高。而现代体育健身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从现代体育健身在中国成型并发展至今的过程中，中国传统体育养生也在不断地进步发展，并成了现代体育健身中最具中国特色的健身养生方式。现代体育健身和中国传统的体育养生，彼此交融，互相汲取，让其双方的价值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传统体育养生作为历史悠久，包含着许多极为精湛的实践和理论。在现代体育健身发展至今这一段时间里，各国人民和我们国内的人都在借鉴和引用中国传统养生的精华。中国传统养生作为我们民族的智慧结晶，值得我们认真的剖析其优点，使其当前的体育健康产业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2.概念界定

2.1中国传统体育养生

中国传统体育养生是利用人体自身的姿势调整、呼吸锻炼、意念控制，使身心合为一体，强化人体各部分生理机能，是一门涉及生理和心理相互作用的综合、复杂生命现象和规律的人体科学。

2.3现代体育健身

人们通过健身、健美、矫正、医疗、娱乐、防卫等体育手段，根据自身的健康状况，在合理的运动处方指导下，进行健身活动、增强体质的过程被称为现代体育健身。

3.传统体育养生在现代体育健身中的价值体现

3.1传统体育养生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是对现代体育健身的补充

经总结，中国传统体育养生的主要理论和指导思想，在很多方面都是现代的体育健身没有涉及到的，中国的传统体育养生的思想和理论的根源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经过数千年的积淀，中国的传统体育养生形成了一个以整体观学说为理论基础、阴阳学说为指导思想、五行学说为方法论和认识论、脏腑学说和经络学说为必须遵守的重要原则完整的理论体系。虽然这思想和理论都是古代人生产生活所形成的文化，但是在当代，经过现代科学的验证，其中大部分都是合理、正确的。中国的传统体育养生采用一种不同于现代科学的体系，对以现代科学为基础的现代体育健身是以中极大的补充。

3.2中国传统体育养生的锻炼方法和手段是对现代体育健身内容的丰富

传统的体育养生锻炼手段和方法有很多，相对于现代体育健身的健美运动、健身运动、娱乐体育手段，传统体育养生显得更具多样性。在当代，传统体育养生和相待体育健身的范畴正在慢慢的重合，但是传统体育养生很多内容依然能极大的丰富现代体育健身。例如中国人认为，规律生生活方式是健康长寿的关键，什么时候起床，什么时候睡觉，什么时候适合劳作，都是古人留给我们的养生经验。在现代，又有很多人把古人的“子午觉”拿来作为养生方法。除此之外，一年四季的节律的合理利用也能对养生提供帮助。根据四时变化，人们通过调节自身的生理状况来适应气候环境，以此来养生。这些传统的思想都可以被融入到现代健身中来，为现代健身提供一些理论支撑。

3.3传统体育养生的发展是对现代体育健身发展的促进

一方面，现代体育健身的发展过程中，不断的吸收中国的传统体育养生的内容。在现代体育进入中国后，相关的从业者根据中国本土的养生项目，结合西方的健身方式，进行改编或创新，从而出现了很多新的健身养生手段和方法。这些方法和手段即有国外健身项目的科学性和趣味性，同时也具备中国传统体育养生的古典韵味。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国外的现代体育健身进入中国后，对国内本土的养生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传统体育工作者也在不断的将现代体育健身的内容融合代传统体育中来。

另一方面，在传统体育养生的发展过程中，国人的健康观和健身意识也在不断的加强，在选择项目上，有一部分人就会选择现代体育健身的项目。在这一方面，现代体育健身的发展，也得益于传统体育养生的宣传作用。

4.影响传统体育养生和现代体育健身融合的因素

传统体育养生和现代体育健身都是现代人养生健身的手段，两者的融合对两者来说都是有益于发展的好事，但是也有很多的因素限制着两者的融合

4.1相关专家的错误态度

在这两个领域，很多的专家和学者持反对融合的态度。尤其是在传统体育体育的领域内，有很多人认为，传统的体育养生，就应该是原生态的养生术，不应该掺杂其他不相关的内容，这样会导致原有的文化遭到破坏。其实这种想法和态度是错误的，任何文化或事物要发展都应该要舍弃陈旧没有价值的部分，要保留其

精华，祛除其糟粕，这样才是健康的发展，而不是一味的继承。

4.2健身人群的盲目性

在健身人群当中，由于缺乏相关的知识，对于新的融合项目并不接受，这是两者两者相融合和融合项目的推广的障碍。

4.3两者文化的差异

两者文化根源和底蕴差距很大，中国传统体育养生是几千年前就出现的古代人所创造的文化，而现代体育健身是在有现代科学作为依据之后发展起来的。两者在很多基本观点上有着不同的看法。传统体育养生的目的是强身健体、增强体质、延年益寿，追求的是天人合一的境界。与之不同的是现代体育健身的起源和发展依赖于竞技体育，追求的是，更高、更快、更强和“高、难、新、美”，这导致，两者在很多的方面一直在争辩，也没能分出对错。

5.结论与建议

5.1相关体育工作者要加强自身的专业知识，储备知识。融合两种文化在健康领域内的不同手段，不仅要对两种文化本身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还要具有体育创编理论和美学的知识，如此，才能发挥两者的优势，形成新的健身养生方法。

5.2相关专家要有正确的发展观，不能单一的看待传统体育养生或现代体育健身，要充分的了解两者的优缺点，进行整合。

5.3从事传统体育养生工作和研究的人，要加大宣传力度，只有传统体育养生推广之后，我们才能了解它的作用，充分的发挥它在现代体育健身中的价值。

5.4要壮大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既要增加队伍的规模，也要加强社会体育指导员的专业素养。社会体育指导员才是推广传统体育养生的主要人员。

5.5政府要健全相关的机制体制，做到发展有人指挥、推广有人去做、信息有人采集、回馈有人处理、出问题有人负责。

[参考文献]

[1]邱丕相.中国传统体育学[M].人民体育出版社.2006.

第6篇：现代科学的起源范文

    祖国医药学的起源，是与我国劳动人民於期的物资生产活动以及同疾病作斗争的实践分不开的。2000多年前，古人通过对天体，星球，四时气候寒暖变化的观察，联系人体生理,病理变化，运用“取类比象”的方法,将人体与自然相关联和对应，从而得出了一整套人体脏腑，经络，气血津液的生理，病理模型。

阴阳最早见于《周易·系辞》，“一阴一阳之谓道”，是代表事物相互对立，相互统一的两个方面的概念，阴阳二气相互结合交感而产生万物，整个世界在矛盾中发生变化。如：以日为阳，月为阴；天为阳，地为阴；火为阳，水为阴等来概括事物的属性；以动为阳，静为阴；阳化气，阴生形来说明事物的运动变化等。古人将阴阳的概念，引用于医学领域，形成了一系列相应的医学含义，如腑为阳，脏为阴；表为阳,里为阴；热为阳，寒为阴，这些简单的“类比”，从自然现象直观，笼统的观察到人体生理,病理联系，即是“朴素”，“自然”的“升华”，它绝非仅仅是对原始的自然描述，而是上升为具有特定所指的医学含义。医学阴阳学说，在疾病的治疗上起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必须使人体的阴阳达到相对平衡，即“阴平阳秘”，才能“精神乃治”，人体的各种机能活动正常协调。如临床所见，肾阳虚为肾阳虚衰，阴寒内盛的病变。主要证候为形寒,怕冷，腰疼，腰膝酸冷，精神不振，阳痿不举，女子宫寒不孕，面色苍白，舌淡苔白，脉沉细无力，治疗以温补肾阳为主，方选桂附八味丸或右归丸，这种辩证施治的分析方法，正是对阴阳学说的具体应用，“阳不足者，温之以气”，针对病变的根本，“因发之受”，使阳气得旺，与肾阴相协调，达到抽象平衡。因此医学之阴阳学说，体现了辩证思维的思想，它并不是直观笼统的，而是充满了科学抽象，即从大量自然现象中，从“感性中的具体”，抽象出阴阳的普遍联系和本质属性;成为“抽象的规定”，然后变成“思维中的具体”，把阴阳的本质关系作为一个整体,应用到医疗实践中去，从而更具体的，深入的，把握人体生理，病理和辩证论治规律。

五行，始见于《尚书·洪范》，“初一曰五行”，把五行看成是构成万物的基本元素，在哲学问题上，承认物质的第一性。五行即木、火、土、金、水五种不同属性的物质，古人用以解释宇宙万物的构成和起源，五行所代表的事物群中，都具有“纵，横,纵横交错方面的关系，祖国医学应用五行学说，是根据人与自然的紧密关系，以“取类比象”的方法，把事物的不同性质，作用与形态，分别归属于五行之中,借以阐述人体的脏腑组织间的复杂联系以及与外界环境的相互关联。利用五行的特性，如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曰稼墙,可说明五脏的生理活动特点。如肝喜条达，有疏泄功能，木有升发特性，故以肝属“木”；如心阳有温煦作用，火有阳热特性，故心属“火”；脾为生化之源 土有生化万物的特性 故以脾为“土”;肺气主肃降，金有清肃收敛特性，故以肺属“金”；肾主水，藏精，水有润下的特性，故以肾属“水”。五行学说，就是应用了这些丰富的联想和推理，联系临床实践的观察，将本来仅仅是对自然描述的概念恰当地应用到了医学领域,经过长期临床实践的观察是确实有效的，从而形成了医学范围的“五行学说”。如临床常见的肝气郁滞证，系肝之本脏病变，症见情志抑郁，易怒，胸闷而善太息，胸胁乳房胀痛，痛经，月经不调诸证。但肝木克伐脾土，则出现脘闷纳呆，呕吐腹痛，便溏，诸脾虚气陷之证,在治疗上应疏肝健脾，处方可选用逍遥散之辈，这种辩证施治的方法,是对五行学说的具体应用，肝病累及脾土，不但从肝论治，而应肝脾同治，双关齐下，方能两全齐美。治疗任何疾病，都应考虑到与它相生相克的其他脏器的病变，“母病治子”，“子病治母”，或“母子同治”，这些治疗原则都是长期临床实践经验的总结。由此看出：阴阳五行学说的产生和发展，并不是局限于原始的，自然的五行学说，而是在此基础上的一个很大突飞，是由自然现象向人体医学的大飞跃，说明“五行”学说，虽然是由原始淳朴的唯物辩证法产生的，但已远远高出于此，是具有自身独立完整理论体系的中医辩证法。

中医学辨证法的显著特征，就是具有深厚的医疗实践基础，是经过千百年实践检验的，是深受人民大众喜爱的，临床行之有效的一套理论体系，它按照医学自身的特点，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断丰富和发展。

因此认为，中医学的指导思想是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形成和发展的,它起源于古代朴素，自发的唯物辩证法，并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具有特殊形态的中医理论体系,这就是中医学辨证法。

第7篇：现代科学的起源范文

1.1炮制原理及炮制理论的研究炮制原理是指药物炮制的科学依据和药物炮制的作用，即探讨在一定工艺条件下，中药在炮制过程中产生的物理变化和化学变化，以及因这些变化而产生的药理作用的改变和这些改变所产生的临床意义，从而对炮制方法做出一定的科学评价。可见，炮制原理的研究是炮制学研究的关键问题。

中药炮制在漫长的实践中，结合中医药的理论，形成自己独特的理论，这些理论虽然不能作为定论，但大多有一定的临床意义，因而探讨那些规律性的本质，不但有利于炮制原理的阐述，而且将指导炮制方法的改进及创新。

1.2文献整理及经验总结首先要搞清炮制的历史和现状。炮制的历史文献比较分散，现代的炮制经验多数是“师徒相传，口传心受”继承下来，各地遵循不一。每类炮制方法及每药的炮制方法的起源、发展和临床应用的关系更应进一步深入研究，分析其演变原因，找出其理论依据，探知其炮制目的所在，从中可以找出一些规律，提出科研思路，做到古为今用。因此，认真进行文献整理和经验总结，是开展炮制研究必不可少的一项基础工作。做这些工作时，应采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

1.3炮制方法的研究中药的种类很多，品种繁杂，各地炮制方法也不一致。炮制工艺多属于手工作坊生产，尚难适应现今工业化的生产，因此研究炮制技术，改进炮制工艺是当务之急。在今天，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新技术的不断应用，很多新的科技成果又可供借鉴，在搞清炮制原理的基础上，以炮制过程的本质变化为核心，向炮制工艺的机械化、自动化方向发展，最大限度的利用药材，充分发挥药效，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1.4饮片质量标准的研究同一种饮片由于生产条件和环节不同，质量差异很大，直接影响疗效。当前用以控制饮片质量的标准是各省、市自治区制订的中药饮片炮制规范，而规范中的标准多数是依据广大药工长期实践经验制订的，主要依据形态、色泽、质地、气味等感观来判断饮片的真伪优劣，比较模糊，不易掌握。为了保证临床用药的准确必须进行饮片质量标准的研究。首先要制订统一的炮制工艺及饮片的质量标准，然后应用现代科学手段逐步以客观化的指标感官控制的经验性指标加以结合，建立起更为合理的质量标准，以更好的控制饮片质量，确保临床用药的效果。

2研究方法

2.1应用文献学方法进行研究中药炮制源于古代，所以搞清炮制历史才能搞清炮制意图，才能有目的地研究各种炮制原理及其优点。历史上炮制技术变化很大，其中有合理的，也有不尽合理的，也有误传误用的，现代使用的炮制方法并不完全正确，只根据现行经验进行研究，往往不能反映炮制的原来意图，得不到正确的结论。所以通过文献学研究手段，搞清炮制历史的原始意图、炮制方法及其变化，这是炮制研究不可缺少的基础手段。

2.2应用实验药理学方法进行研究中药的临床研究由于受到复方用药和患者对象的制约，一般不易进行，加之很多中药化学成分研究还缺乏与药效的紧密联系，或者上属空白，因此开展实验药理学的研究是最现实的选择。应用实验药理学的方法研究中药炮制，最好选用适合中医病理模型的方法和指标来进行。在化学成分不清的情况下，通过实验药理学的方法来研究炮制前后的生物活性变化，可达到控制炮制质量和指导工艺改革的目的。

2.3应用化学的方法进行研究中药的疗效，是由其所含的化学成分决定的。中药经过炮制后，所含的化学成分的性质和含量会产生不同程度的改变，因而药理作用、临床疗效发生相应的改变，可见，研究中药在炮制前后化学成分性质和含量的变化是中药炮制研究的核心，它的研究结果不但能阐明炮制原理，而且能指导炮制工艺的设计和改进，也是制订质量标准的依据。

2.4应用临床疗效观察方法进行研究中药炮制是为中医临床辨证治疗服务的，目的是保证临床用药安全有效。经药理学、化学等方法研究中药炮制的结果，最终也必须接受临床效果的检验。由于临床研究影响因素复杂，不可能用临床疗效指标作为炮制方法优选的手段，而往往都在各项研究指标比较成熟的条件下以临床疗效观察作为最后验证的手段。在炮制研究中，一定要注意同一药物不同炮制品的不同功效，并设法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阐明其科学性，切忌暂时说不清就轻率否定其炮制意义和作用的做法。

2.5应用多学科结合进行研究中药炮制是一门知识面比较广泛的综合性学科，应尽可能借助其他有关学科的新技术、新成就，采取多学科的研究是开展中药炮制研究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叶定江.中药炮制原理研究和思路［J］.中国中药杂志，1992，3：8

第8篇：现代科学的起源范文

关键词 格罗塞 人种学 艺术哲学 艺术科学 艺术人类学 原始民族 原始艺术

现代艺术科学（art science）的建立才一百年的时间。德国美学家和艺术学家玛克斯·德索（max dessoir，1867-1947)于1906年出版的《美学与一般艺术学》标明了艺术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诞生。德索在《美学与一般艺术学》中系统地提出他的艺术学思想。他认为应该有一门独立于美学的研究艺术的学科，即一般艺术学（艺术科学），当美学研究美的时候，艺术科学便审查艺术的规律。一般艺术学的研究应当是科学的、客观的和描述性的，而且应当作为具体的艺术理论与艺术哲学之间的坚实的桥梁。德索以清醒的学科意识力图划清美学与艺术学的界限。WWW.133229.COm德索的《美学与一般艺术学》一书也成为艺术科学创立的标志。玛克斯·德索还设计了艺术科学的理论框架，主要包括：对艺术家创作活动的研究；对艺术起源的研究；对艺术体系及艺术分类的研究；对艺术的理性、社会、道德等功能的探讨。

关于一般艺术学对艺术起源的研究，其实早在德索之前就由学者进行研究的了，让我们把审视的眼光回到19世纪末的艺术人类学研究。艺术人类学是文化人类学的分支学科之一，它是指在文化人类学的视野下对原始艺术进行研究。人类学家通过探索不同族群、不同文化的审美观念和艺术表现，以进一步认识他们的交往、沟通和行为方式，发现人类审美、艺术和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艺术人类学不仅要平等地看待人类不同历史时期以及不同民族地区、不同社会阶层中的各种艺术；同时，还从文化整体论的角度来看待艺术。

1894年，著名德国艺术史家格罗塞（ernst grosse，1862-1927）的《艺术的起源》（the beginnings of art）问世，此著被公认为是格罗塞艺术史的代表作，也是艺术人类学的开山之作。《艺术的起源》集中体现了格罗塞的艺术观。他通过对世界各民族的艺术起源的考察研究，初步建立起艺术人类学的学科框架，并为现代艺术科学的建立打下坚实的基石。在西方现代文化人类学的学派划分中，格罗塞无疑是属于“社会演进论派”这一阵营，代表人物有泰勒、斯宾塞、摩尔根、、威廉·冯特、弗雷泽等。社会演进论学派的主要原则是认同各民族“心理一致说”和各民族文化“逐步进步说”等。[1]p26-30格罗塞深受这各学派的观点影响。本文拟对格罗塞的艺术人类学研究的得失作初步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由艺术哲学（美学）到艺术科学

格罗塞在《艺术的起源》一书中开篇明志，探讨了艺术科学的目的、艺术科学如何建立、以及艺术史与艺术哲学这两种学科的内在缺陷及其对于建立术科学的弊端等问题。格罗塞认为，关于艺术研究有两条线路：一是艺术史（记述），另一是艺术哲学（解释）。艺术史是在艺术和艺术家的发展中考察历史事实。它的任务不是重在解释，而是重在事实的探求和记述。这种断定与连接事实的研究不能满足人类的求知精神。而另一种关于艺术的性质、条件和目的的一般研究——狭义的艺术哲学，也常常随同哲学一同没落。并且广义的艺术哲学，即包含那些通常称之为艺术评论的研究，也不是以客观的科学研究和观察做基础，只是以主观的、飘忽无定的想象为基础，因此当然不能令人信服。这种将艺术史和艺术哲学合起来的所谓“艺术科学”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它不具备科学所应当具备的条件。

如此看来，要想建立科学意义上的“艺术科学”，必须强调学术原则的“客观性”。从事艺术科学的研究，“不能不保 持这冷静沉着”。[2]p3艺术科学受客观的支配，而艺术评论则受主观的支配；艺术评论志在建立法则，而科学意在寻求法则。另外，格罗塞认为，无论艺术哲学或艺术评论现在都还不能充分说明艺术史里的事实。

从艺术学科内在体系来看，所谓的“艺术科学”是以艺术史及关于艺术的性质、条件和目的的一般研究的艺术哲学为其立身支点，实现对艺术的整体性研究。而原始民族的“前艺术”与“原始艺术”活动资料进入西方学者的视野后，使得构建全景式的艺术发展史具有了某种可能性；同时，借助于大量的异域艺术的图文资料、实物以及民族志资料，学者们得以从抽象的艺术哲学中转身而改换视角，以科学“实证”的姿态开始了对原始民族的艺术进行审美的研究。处于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格罗塞的艺术研究的人种学和民族学转向，便变得不可避免。

格罗塞指出，“在艺术科学中，我们所期望的第一件事情，或许就是那可以按照我们的愿望来发展艺术的方法——就是使那不能自然地产生艺术的时代却盛开了人工的艺术花朵的法术。”[2]p5但是艺术科学能否完成这个愿望，还是个很大的疑问。因为科学的直接目的不是为了实用，而是理论的知识；艺术科学的主要目的，也不是为了应用而是为了支配艺术生命和发展的法则的知识。即使是这个追求法则的知识之目的，通常情况下也不过是“永远也不会达到的理想。”一种艺术科学想要对一切艺术现象都有着详尽而根本的说明是不可能的。因此，格罗塞认为，只要艺术科学教给了我们一条支配着那一看似乎没有规律的任意的艺术发展过程的法则，艺术科学就算是完成了它的任务。只要艺术科学能够显示出文化的的某种形式和艺术的某种形式间所存在的规律而且固定的关系,艺术科学就算尽了它的使命。

格罗塞也承认，艺术科学相比于旧的艺术哲学，它只作科学上的说明，不是形而上学的启示，只涉及事物的经验的表面，不能透达超越的幽玄。

格罗塞对艺术科学与艺术哲学的区分，表明了他要摒弃旧的艺术哲学，呼唤要创建一种新的研究艺术的科学——艺术科学。艺术科学虽然不能解决艺术的所有问题，但是它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不是形而上的“玄学”，而是真正的“科学”。

艺术科学的问题就是描述并解释被包含在艺术这个概念中的许多现象。艺术科学研究的问题有个人的和社会的两种形式。艺术科学的个人形式的课题，是研究一个艺术家和他的作品之间存在的正常关系，以及艺术创作是一个艺术个性在一定条件下下经营的正常产物。社会的形式的课题，“应该扩展到一切民族中间去，对于从前最被忽视的民族，尤其应该加以注意。”[2]p17他认为，“文明民族的艺术的科学知识”，一定是建立在对野蛮民族的艺术的性质和情况的了解的基础上。因此建立艺术科学的前提是现要进行艺术人类学的研究——从人种学入手。格罗塞断言：“艺术的起源，就在文化起源的地方。”而人种学可能告诉我们“原始民族现在的光景”。

二、艺术科学的基础是艺术人类学

研究艺术的科学，它的前提和基础就在民族学和艺术人类学。“艺术人类学是一门跨学科的学术研究视野，一种认识人类文化和人类艺术的视角。”

格罗塞在《艺术的起源》中强调了艺术科学的首要研究任务和方法是基于对原始民族、原始艺术的分类考察。他毫不避讳对进化论思想的认同，明确地指出了研究原始艺术对于艺术科学的“基础性”作用。格罗塞精辟地指出：

“如果我们有能获得民族的艺术的科学知识的一天，那一定要在我们能明了野蛮民族的艺术的性质和情况之后。这正等于在能够解决高等数学问题之前，我们必须先学会乘法表一样。所以艺术科学的首要而迫切的任务，乃是对于原始民族的原始艺术的研究。为了便于达到这个目的，艺术科学的研究不应该求助于历史或史前时代的研究，而应该从人种学入手。历史是不晓得原始民族的。”[2]p17

由此可见，格罗塞肯定了民族志资料及方法的价值，并在该著作的后半部分呈现了他对此研究理念的践行。他强调他所研究指称的“原始民族”是具有原始生活方式的部落，因为其文化比起其他已知的民族文化来是最原始型的，因而认识那样一些社会集群是为了便于认识那些可以找到的最原始的艺术形式。格罗塞是循着“原始生活方式——原始文化系统——原始艺术”这样的研究思路，进入了对以澳洲“原始民族”为主，兼及欧、亚、非和美洲的原始民族的艺术剖析。他对于各种原始艺术活动的全景描述及对其所植根的社会语境的关注和反思，使得其研究已经客观地带上了文化人类学所倚重的对文化事象予以整体观照的方法论色彩。但同时我们注意到，尽管他承认艺术的多样化存在，但倾向于以由简至繁的发展序列的整体意识来统摄各艺术样态，并穿梭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大致可归为同类的艺术现象之间，试图归纳、提炼出一般性的艺术审美法则，并最终指向艺术起源的本质追寻。

19世纪后半叶起，进化论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界掀起的波澜迅速扩及各个学科，艺术研究领域亦然。从原始民族的鲜活资料出发为学者们从事艺术研究研究提供了可能，从而，关于艺术的起源、艺术发生学研究、民族文化心理及其发生机制等问题成为主要课题。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一批涉及艺术起源问题和艺术演进史的论著纷纷问世。

格罗塞与黑格尔、泰勒一样，他的艺术人类学研究是处于人类学发展的初期——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初期，充满古典主义的色彩。这一时期的人类学家大多受进化论思想的影响，在他们看来，人类文化与艺术是由初级到高级，落后到先进依次发展的。因此，原始民族的艺术是艺术的初级阶段，正如黑格尔把原始艺术看成是艺术前的艺术一样。人类学家泰勒也认为原始的部落艺术“形式矫揉造作，安排布局很不自然。艺术的法则只在古希腊发展了起来。”而且他将艺术划分成原始部落艺术——古希腊艺术——拜占庭艺术——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典艺术——现代艺术这样几个渐次发展的阶段，并以欧洲艺术为中心。

关于艺术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格罗塞有着自觉的关注。他认为，艺术科学要以人种学为基础，而人种学可以借助现代科学将大批原始民族的真像告诉我们。然而人种学的方法让就是不完全的，研究原始民族的艺术，第一难关就是材料的搜集。第二难点是我们很难确定的辨别原始民族的材料是审美的还是其他的心灵生活的展示。

格罗塞认为，艺术科学的研究只有将许多不同的事实不厌其烦地作一种比较研究，才能得到相当的真理。因为我们“不容易构成原始艺术对于原始民族所发生的意义的一个正确观念”[2]p23，因此格罗塞认为，对于原始作品的研究，一是要把握“一般状态的审美特性”，二是要“理解审美的各种特殊相”。[2]p20艺术科学到如今还没有参加人种学最近从科学的立场去从事有系统的考察的工作。希望将来的艺术科学会同许多更有内容的、更进步的理论来代替我们现在的理论。

三、艺术的本质与原始艺术的考察结论

在考察原始艺术之前，格罗塞先要弄清艺术的本质问题。他认为一种彻底的研究，是应该从艺术本质的探讨开始。科学的任务当然是要从特殊现象中去发现一般的现象。格罗塞认为，“我们所谓审美的或艺术的活动，在它的过程中或直接结果中，有着一种情感因素——艺术中所具的情感大半是愉快的。所以审美活动本身就是一种目的，并非是要达到他本身以外的目的，而使用的一种手段。”[2]p38格罗塞认为，艺术就是注重自身，没有外在的目的，“直接得到快乐，是艺术活动的特性。”

关于艺术的分类，格罗塞坚持了最受欢迎的分类方法，将艺术分成静态和动态两种类型。在这样的分类下，它将原始艺术分成人体装饰、装潢、舞蹈、音乐等方面。格罗塞对原始艺术的起源作初分类考察，分别从人体装饰，器具装潢、造型艺术、舞蹈、诗歌、音乐六大方面一一探讨。在其《艺术的起源》中，格罗塞提出要从不同民族的角度来认识艺术，认为如果我们要科学地研究艺术，就必须要了解不同民族的艺术，包括原始的部落艺术。他认为艺术科学首要的迫切任务，就是对原始民族的原始艺术进行研究。其提倡研究原始民族的艺术，仍是因为它是人类最初级的艺术。研究艺术也必须从其最初级的形式开始，仍然是以进化论的思想为前提的。

格罗塞的这种演进论的艺术史观念可能也受到黑格尔的影响。黑格尔在他的《美学》中认为欧洲以外的民族的“艺术作品的缺陷并不总是可以单归咎于主体方面技巧不熟练，形式的缺陷总是起于内容的缺陷。例如中国、印度、埃及各民族的艺术形象，例如神像和偶像，都是无形式的，或是形式虽然明确而却丑陋不真实，他们都不能达到真正的美，因为他们的神话观念，他们的艺术作品的内容和思想本身仍然是不明确的，或是虽然明确而却很低劣，不是本身就是绝对的内容。”黑格尔还认为原始艺术只是“艺术前的艺术”，还未达到起码的艺术标准。这不仅是黑格尔本人的看法，也是一个时代的观念，这种观念对19世纪下半叶兴起的古典主义的艺术人类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前所述，格罗塞属于人类学社会演进论学派的阵营，社会演进论学派以达尔文的进化论为指导思想，奉行文化人类学研究的三个原则：一是“心理一致说”（theory of psychic unity），这就是所人类无论何种民族在心理方面都是一致的。二是所谓“一线发展说”(unilinear developmengt)，各民族物质环境大同小异，心理也相同，刺激与反映相同，于是各族便会自己形成文化。三是“逐步进步说”(gradual progressivism)，各民族文化都循同一路线，而其现在程度却不等，那便代表一条线路上的各阶段(stage)。[1]p26格罗塞基本认同这三个原则，他在全面考察各原始民族的原始艺术后认为，原始艺术在各民族具有惊人的一致性：“那些狩猎部落的艺术作品都显示出极度的一致性；不论在人体装饰上、在用具装潢上、在造型艺术上、在操练上、在诗歌上，甚至在音乐里，我们都在各个民族间一再遇到跟其他一切民族相同的特性。这种宽泛 的一致性直接证明了种族的特性，在艺术的发展中并没有断然的意义。”[2]p236

在《艺术的起源》的最后有个“结论”，在结论中，格罗塞认为，在一开始的定义中曾经说过，艺术的努力是要由它的整个过程或者它的结果来引起审美情感。但是现在必须承认这个定义在严格意义上并不是十分切合实际的。因为原始满足的大半艺术作品都不是纯粹从审美的动机出发，主要还是实际的目的在其作用，实际目的是主要的动机，审美的要求只是满足次要的欲望而已。格罗塞还发现，“最野蛮民族的艺术和最文明民族的艺术工作的一致点不但在宽度，而且在深度。”[2]p235原始艺术和高级艺术的差别是量的方面而不再质的方面。原始艺术中所表现的情绪是狭隘而粗野的，它的材料是贫乏的，形式是简陋拙劣的，然而它的主要创作动机、手法和目的，还是和其他一切时代的艺术一致。

另外，在结论中，格罗塞还指出，艺术的价值不止是审美，还由社会的价值。“艺术不是无谓的游戏，而是一种不可缺少的社会职能，也就是生存竞争中最有效的武器之一……人们致力于艺术活动最初只是自己直接的审美价值，而它们所以在历史上被保持下来并发展下去，却主要因为具有间接的社会价值。”[2]p240同时他也强调了艺术不要成为道德教化的工具，“艺术只有致力于艺术利益的时候，才是艺术最致力于社会利益的时候。”[2]p241

格罗塞的这种“仅限于原始艺术”的研究，为建立现代艺术人类学和现代艺术科学做了重要的奠基。格罗塞对于文化人类学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中国现代文化人类学的发展，也大多受到格罗塞特别是《艺术的起源》一著的影响。如林惠祥先生在他所著的由商务印书馆1934年出版的《文化人类学》一书，是中国现代较早的人类学著作，在其中就大量引用了格罗塞的观点和《艺术的起源》中的文献资料。如该著第六篇《原始艺术》共八章，基本都是照搬的《艺术的起源》中的观点和论证材料。邓福星撰写的博士论文《艺术前的艺术——史前艺术研究》，也借鉴了格罗塞的主要观点和材料。另外，易中天在20世纪80年代末写就的《艺术人类学》一书，也大量引用和参照了格罗塞《艺术的起源》的观点和材料，作者在书中称赞《艺术的起源》是一部“为人类艺术的研究开拓了新视野和开辟了新途径的天才的著作”[3]p6。易中天还评价格罗塞的将人种学引入艺术学研究的变革勇气和方法论意义。很难想象，离开的《艺术的起源》，易中天的《艺术人类学》会写成什么模样。

格罗塞的艺术人类学的目标在于为建立科学的艺术学理论体系奠基，而真正的艺术科学理论的创立和艺术学研究的开启，却是在玛克斯·德索手中完成，而艺术学繁荣的前景还有待21世纪全球的艺术学者的努力。

【参考文献】

[1]林惠祥著：《文化人类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2版。

[2]格罗塞著、蔡慕晖译：《艺术的起源》，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2版。

[3]易中天著：《艺术人类学》，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

[4]弗雷泽著、徐育新等译：《金枝》，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8年。

第9篇：现代科学的起源范文

家鸡祖先 单起源还是多起源？

要找到家鸡的祖先。自然，人们会把目光集中到那些野生鸡类的身上，去看看哪些种类的“颜值”具有家鸡祖先的范儿。

很容易地，人们就找到了这样一个与家鸡的形态十分相似的野生鸡类类群――原鸡。它们在分类学上隶属于鸡形目雉科原鸡属，共有4种，分别是生活在南亚东部和东南亚一带的红原鸡（有的文献中称为红色原鸡）、生活在印度次大陆一带的灰原鸡（也被称为灰色原鸡、灰纹原鸡）、生活在斯里兰卡的蓝喉原鸡（也被称为黑尾原鸡、锡兰原鸡）以及生活在印度尼西亚一些岛屿上的绿原鸡（也被称为绿领原鸡、绿颈原鸡）。我们要找的“鸡祖”就在这个类群中，这是毫无疑问的。

从外形的相似程度来看，红原鸡是最有“鸡祖”范儿的一种，普通人几乎无法从外形上看出它们和家鸡有什么区别。

据说，第一个提出“红原鸡是家鸡祖先”说法的人是达尔文的祖父。而在达尔文对这个说法给予充分肯定的时候，当然不会满足于红原鸡与家鸡外表上的相似（只是红原鸡稍小些），而是对它们的内部结构、生态习性（包括羽色、鸣声、求偶姿态等）做了全面的比较后，才给出了肯定的结论。此外，红原鸡分布很广，不但易于繁殖、驯化，而且与家鸡后可以产生具有繁殖力的后代。这一点在我国云南南部的红原鸡与当地的家鸡品种――茶花鸡之间表现得淋漓尽致：红原鸡常到村寨附近，与茶花鸡混群嬉戏玩耍，甚至杂交。

达尔文的 “单起源说”，也就是家鸡由红原鸡驯化而来，红原鸡是家鸡的唯一祖先，似乎已成定。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人们发现除红原鸡外，其他原鸡均可与家鸡，产生的杂交F1代也仍然具有繁殖能力，从而为随之产生的家鸡起源的多元性理论，即与“单起源说”相对立的“多起源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事实上，“生殖隔离”只是区分物种的一个重要指标，但不是绝对指标，譬如在分类学上并不是一个属的某些鸡和鹑之间都可能进行并产生后代。

不过，人们也有理由提出这样的疑问：其他3种原鸡，或者它们之中的某个种类，是否也是家鸡的祖先之一？哪怕是作为家鸡的次要祖先，对家鸡的形成有所贡献呢？

于是，从那时起，所谓“单起源说”和“多起源说”两种观点的争论便就此拉开战幕，而且在持续了1个多世纪之后，其激烈程度仍未有任何减弱的迹象。

有趣的是，除了对于上述4种原鸡在种的水平上的论战之外，科学家们的论证也不断深入到种下分类阶元，在亚种水平上进行分析和探讨。

原来，红原鸡还分化有5个亚种，分别是生活在印度河流域的克什米尔至不丹、尼泊尔、孟加拉国和印度中部一带的印度亚种，生活在泰国东部、柬埔寨以及越南和老挝中、南部地区的指名亚种，生活在中国云南西部和西南部、缅甸、泰国（东部除外）、马来半岛及苏门答腊岛北部的滇南亚种，生活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南部以及爪哇岛、巴厘岛的印尼亚种，以及分布在越南北部、中国云南东南部、广西西南部、广东雷州半岛南端和海南岛的海南亚种。由于红原鸡分布广泛，而这些亚种又分布于不同的地理环境中，它们是否都参与了家鸡的起源和驯化过程呢？这个问题的探讨，对于确定家鸡的原始驯养地究竟在哪里，尤其具有重要的意义。

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现代生物学技术的不断成熟，为家鸡的起源之争提供了新的“武器”，许多从事分子生物学研究的科学家也纷纷加入“战局”，期望借助现代科学技术手段，顺利地解决这一难题，结果却使“单起源说”和“多起源说”之争愈演愈烈。

例如，对我国云南地区的家鸡与红原鸡的染色体的研究结果表明，它们的染色体数目是相同的，二者每对染色体的形态和相对长度基本相似，而且二者1-19号染色体的G带特征也完全一样，这样的实验结果似乎已经在细胞遗传学方面为“单起源说”之“绝对正确”下了定论。

不过，且慢，原来蓝喉原鸡的核型居然也与家鸡的一样。生化遗传学方面的研究结果针锋相对：家鸡与4种原鸡均存在决定家鸡血浆淀粉酶同功酶变异的一对等位基因，支持了“多起源说”；但蛋白位点多态性研究的结果总体认为家鸡与红原鸡亲缘关系最近，还顺便证明了家鸡与绿原鸡的关系最远。

分子遗传学方面也是如此：关于云南南部红原鸡与当地茶花鸡、洛岛红及芦花洛克等家鸡的核DNA变异情况的研究结果认为红原鸡是家鸡的祖先；但对家鸡及各种原鸡的BCDO2（β一胡萝卜素双加氧酶2）基因序列分析结果发现，该酶能将有颜色的类胡萝卜素分解为没有颜色的脱辅基类胡萝卜素，是家鸡肤色的候选基因之一。而家鸡的肤色普遍是黄色，与灰原鸡的肤色类似，而红原鸡是白色。BCDO2基因序列还揭示了灰原鸡与家鸡的高度相似性，因而从基因序列与表型相关联的角度证明灰原鸡参与了家鸡的起源。

线粒体DNA（mtDNA）是细胞器线粒体中的核酸物质，起源久远，分子简单，而且遵循母性遗传，在遗传过程中极少发生重组，因此常被用以研究种间或种内的群体遗传分化情况。

很多研究利用微卫星标记和mtDNA Droop序列分析，进一步揭示了红原鸡在家鸡起源中的贡献，并且从遗传学角度证明红原鸡是家鸡的唯一祖先。但是也有人通过微卫星标记进行检测分析，结果虽然也支持红原鸡是家鸡基因库的主要贡献者，但其他原鸡可能对家鸡基因库也作出过一定的贡献。

还有人认为，针对原鸡和家鸡的比较研究目前仍可能存在着一些致命的缺陷，例如它们在很多地方都与家鸡一起混合杂居了几千年，人们也经常利用家养母鸡与野生或杂交公鸡进行，不断培育新的品种。因此，野生原鸡的基因库可能早已不纯，甚至一些原鸡在形态和行为上也已经出现了变化。

家鸡驯化 一个中心还是多个驯化地？

与上述争论同时进行的，还有家鸡的原始驯养地问题，而且也长期存在着一个驯化中心与多个驯化起源地的观点之争。在这方面，人们首先参照的是能够反映远古时代畜禽的分布区域及进化程度的考古学研究结果。

从前认为，较早发现的有鸡骨存在的遗址是印度河流域的莫亨约・德罗遗址和哈拉帕遗址，这些遗址中的鸡骨在解剖结构上要比原鸡的骨骼大，应该是已经驯化的家鸡的骨骼。因此，达尔文推测家鸡的驯养最早是在公元前3200 年前的印度，然后向世界各地扩散。

而在20世纪80年代末，人们采用遗传标记进行研究的结果，则认为家鸡最先在东南亚驯养（特别是单起源于泰国），然后向北扩散到中国，再经俄罗斯扩散至欧洲。

但是，无论是上上个世纪的达尔文，还是上个世纪的生物遗传学家的研究结果，都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地域：我国华北一带及黄河中游地区，这里发现鸡骨的时间更早。

于是，考古学家也责无旁贷地“参战”了。在河北磁山文化、山东北辛文化以及河南裴李岗文化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都发现了鸡骨，而且很可能是家鸡的遗骨。如果这个结论属实的话，根据这些遗址所处的年代，可以推测，早在7500-8000 年前，我国的华北及黄河中游地区就已经驯化了家鸡。

这些地方属于远古时代东夷族的活动地域，而东夷族恰恰就有崇尚鸡的习俗，因此，这里是中国家鸡的“鸡源”，也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专家还推测，东夷族的分支苗族深入中国南方后，家鸡也向南和西南进行扩散与传播，在云南元谋大墩子文化遗址中发现的家鸡骨骸就是明证。随后，苗族的部分部族又由西南北上，而家鸡也由西南向西北l展，可资证明的有发现了鸡骨的陕西西安半坡和北首岭文化遗址，以及甘肃兰州西坡q、东乡林家文化遗址，等等。

除了对鸡骨遗骸进行考古学、形态学的研究外，从事现代生物学的专家对其中所含的古DNA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古DNA是从考古材料或古生物化石标本中获取的古代生物的遗传物质，以其材料的稀有性和对生物演化历史的部分重现性，在分子进化领域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尤其是对于探索家禽家畜的驯化过程，古DNA可以打破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直接分析其中遗存的遗传信息，重建过去的进化历史。

不过，古DNA的获得却十分不易。一般来说，生物死亡后其DNA就会被细胞破裂后释放的核酸酶所迅速降解，只有处于迅速干燥、迅速低温冷冻或高盐浓度等特殊环境条件下，才能有部分古DNA幸存下来。然而，这些古DN A还将在漫长的埋藏过程中经历各种外界作用，如化学氧化、水解作用、直接或间接的射线损伤，等等。因此，即使能够保存至今，古DNA也是数量少、片段短，而且多受损伤。

PCR技术的引入，将古DNA研究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高度。科学家可以以少量的DNA模板通过体外扩增的方式，获得大量的目标DNA拷贝，从而使古DNA的研究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阶段。引入这一技术直接从分子水平进行研究，可以弥补考古学、形态学以及仅通过现代样本推断物种遗传关系的不确定性，从而复原出更为准确的动物起源驯化过程。

最近，基于对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武安磁山遗址、山东兖州王因遗址等出土的鸡骨进行线粒体DNA 测序，科学家论证了家鸡应当是多地独立驯化的结论，并认为中国北部、南亚与东南亚很可能是三大并行的家鸡早期驯化中心。他们还通过这些遗址中热带动植物的遗存，推测中国华北地区在全新世早期的气候较现在更加温暖湿润，森林覆盖也更为广阔，这些都为红原鸡的栖息提供了适宜的条件。

然而，考古学家却不认可这样的研究结果。他们认为，无论依据自然剖面的分析结果， 还是从遗址中出土的动植物遗存研究结果分析，华北地区在全新世早期和中期的气候环境特征与现在并没有太大的区别，或者即使当时的生态环境适宜于它们的生存，也并不意味着原鸡最初驯化为家鸡的事件就必定发生在这里。而且，上述遗址中的骨骼是“鸡骨”还是“雉骨”尚无定论。我国公认的最早确定的家鸡骨骼是在河南省安阳市殷墟遗址的小屯一号灰坑中出土的一件不完整的鸡头骨，具有枕髁小、枕骨下窝深而大、眼神经外支管孔和迷走神经孔相当发育等解剖学特征，因而才确定是家鸡的骨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