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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规模经济理论;企业扩张;内部规模经济;外部规模经济
一、我国企业规模化扩张的现状
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由于经济集中和行政割据垄断,造成不少企业在规模上得不到扩大,同时同一行业的小型企业过多并且过于集中,完全没有形成有很强竞争力的大型企业的集中。在我国开始转变为市场经济模式以后,这种经济集中和行政割据垄断现象得到了很好的遏制,但是从总体上说,我国的企业,仍然没有形成合理的规模结构。
20世纪90年代,中国也一度出现过企业兼并与收购的浪潮,但是这一兼并与收购的浪潮具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总体上来看,即使兼并与收购之后,中国企业仍然无法与国际同行业中的企业比规模,达剑最低经济规模的不多,达到最佳经济规模的更少,这一格局仍然没有大的改观。二是中国的企业兼并显示出极强的政府干预的特征,大部分企业的兼并并不是为了获得目标企业的某种优势,而是国家为了改造和减少那些濒临破产的企业,通过政府撮合让效益好的企业兼并效益不好的企业。试图通过这种兼并实现企业规模经济,而且这些企业大部分是国有企业,这是对规模经济片面误解,也让中国企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使许多企业在兼并重组的过程中,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张而走向了毁灭。而中国的民营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后也曾经出现了蓬勃发展的趋势,但是由于在管理上的缺陷等原因,中国的民营企业并没有得到长足的发展。而造成我国民营企业发展周期短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民营企业选择了错误的规模扩张模式。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在旧的经济发展模式下,还是就目前我国的企业发展现状而言,都存在一定的问题,这都在一定影响和限制了我国企业尤其是较大企业的发展。
二、对企业规模经济及规模化扩张关系研究的重要意义
积累国外企业的大规模扩张的经验,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企业的规模发展的方向就是追求企业的巨大化,以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的经济理论和新古典经济理论为代表传统规模经济理论似乎也表现出这样的发展方向。但是企业在扩张过程中所采取的策略是不同的,有的企业可能采取纵向一体化的扩张战略,而有的企业则可能采取横向一体化的扩张方式。与这两种情况都不相同的是,有很多小企业通过在地理上的聚集和集中也可能形成很强的外在规模经济性。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各国的企业尤其是跨国企业和集团企业之间的竞争也越加的激烈。而这些跨国企业和集团企业的发展也慢慢成为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重要表现部分。我国企业的发展过程中,不但要面临国内庞大的市场竞争,还要面对国外大型企业的竞争,同时还要面对国际企业对我国市场的争夺,如果我国企业仍然存于规模小、竞争力弱的现状,很快就会被淘汰,因此,企业的规模化扩张,提高自身的经济实力和竞争力的客观需求,也要求我们对规模经济理论与企业规模化扩张关系问题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综上所述,对于企业规模经济与规模化扩张关系的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为企业的规模扩张和战略选择提供理论依据。而企业的发展同样也会使企业规模经济理论更加丰富,把企业规模经济理论向前推进。
三、规模经济理论与企业规模化扩张的相互关系
1 规模经济理论和企业规模化的相互关系
(1)信息流通程序的冗长,造成企业决策形成速度的下降。
(2)企业的规模过大,会造成组织管理成本的提高。企业规模扩大的同时,需要增设许多新的部门和管理人员。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企业的规模并不是越大越好,而是有一个合理边界。但是如何让在规模扩大和企业良好运作中达到一个平衡寻求这个合理的边界,1937年,科斯在《企业性质》一文中,认为企业的合理边界是外部交易成本等于内部组织成本这一边界上。
根据这一理论,同一产业的企业规模应该是相等的,或者说至少部分企业的规模是相等的。但是实际情况却是大小企业并存,不仅大企业表现出规模经济的特征,小企业也表现出很强的规模经济性。特别是后来出现的企业的兼并、并购和战略联盟,以及大企业集团的跨国经营活动,以上理论又是无法解释的。此时,范围经济就应用而生了。范围经济,是指企业生产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产品而引起的单位成本的降低,或由此而产生的节约。内在规模经济强调的是通过增加产量来实现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则是通过增加产品种类来获得规模经济。
20世纪90年代,电子技术的普及以及运用,网上商店、网上银行等新型经济组织己日益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之中,这种新型经济组织更是传统理论所无法解释的。这种企业既没有实体也没有边界,其规模经济更不可能通过固定成本、变动成本等计算。此时,各种虚拟组织理论应用而生。虚拟企业的规模经济只能用虚拟理论来解释。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规模经济理论和企业的规模化扩张是相辅相成的,规模经济理论为企业的规模化扩张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指导,而企业的规模化扩张又推动了规模经济理论的发展,为其提供了充实的理论依据。
2 内外部规模经济理论与当代企业的规模化扩张
企业的规模经济分为内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这两种规模经济在现实中确实足存在的,但是由于两种规模经济的形成机制和因素不同,因此对企业的规模化扩张的影响也不同。
(1)内部规模经济理论与当代企业的规模化扩张
内部规模经济是指企业的产量提高时,企业生产的平均成本下降,即规模经济或规模报酬递增是存在于企业内部的,因而又称为内部经济或内部规模经济。这个概念的形成具有自身的历史背景:19世纪早期,工业革命的发生和以机器大生产为特征的工厂的出现为工厂规模经济和车间规模经济理论的诞生提供了条件。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结构的变化,企业的组织形式也开始复杂化,企业的规模经济已经不能简单用产量提高,平均成本下降来解释,传统的规模经济理论已经无法解释现实中的问题。
事实上传统经济学关于规模经济的解释还是给了我们深入认识规模经济的机会,规模变动是生产要素的同比例变动,规模的扩大带来新技术的使用和更合理的分工和专业化。机器大生产的企业规模是大的经济效益好而小的差,事实上假如生产要素都是连续可分的话,生产规模结构一定,企业规模结构对经济报酬确定就毫无影响。可是生产要素并不是可以任意取值的,比如厂房、机器,无论如何是不能让半个厂房、半台机器运作的,对于人力资源一样,也不能只计算半个人,正是由于这些因素的存在,制约了企业总规模的最小取值,即存在一个下限,达到结构最优的规模。
这种纯粹从技术角度来认识企业的规模经济的理论是一种静
态的规模经济理论,但是在现实中企业规模的变化不仅仅与技术设备这些生产要素有关,而且更多的是受到行业状况、市场容量、技术变化等外部因素的影响。有一些行业需要很大的规模才能实现规模经济,那么企业可以在较大范围内扩张,如汽车制造业、化工产业等;而有一些行业在很小的规模就能实现规模经济,如餐饮业、贸易公司、咨询公司等,那么企业就会采取连锁经营等方式,而不是无限地扩张规模。企业如果市场的需求是无限的,那么企业就能无限制地扩张下去,企业生产的东西越多,盈利就越多。外部技术的变化对企业的规模扩张影响也是极为明显的,特别是电子计算机的应用和网络的普及,使得企业的内部和外部经营成本大幅度下降,这为企业的规模化扩张提供了便利,也因此产生了一些全球性的大企业,如美国的微软公司、波音公司等。
从动态的角度来看企业的规模经济变动与企业扩张的关系,就会发现企业可以是无界的,只要条件允许,就可以无限制地扩张,企业就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实现内部规模经济。
(2)外部规模经济理论与当代企业的规模化扩张
外部规模经济是指同行业企业在同一地理范围内集中配置,随着同行业企业数量的增加和行业总产出规模的扩大,全行业所有企业的平均成本都将出现下降的趋势,这种现象就是“外部规模经济”,或者叫“行业规模经济”。
外部规模经济在空间上表现出来就是聚集模式经济,而这种聚集规模经济的存在对单个企业的规模扩张的作用是双重性质的,即聚集效应既可能导致企业组织的分化,也可能导致一体化,这主要看这种效应对企业来说是正面的外部效应,还是负面的外部效应。
一方面,当聚集经济表现为正面的外部效应时,由于众多企业彼此都享受着外在经济的好处,亦即外部市场的交易费用是较低的,此时单个企业并不存在规模扩张的客观需要,而是产生了组织分化的倾向,即把企业组织内部的某些职能分化出去,通过外部市场交易宋完成。目前较为普遍的方式是:同一行业中的一个较大规模的企业将其生产的产品的某些部件或零件包给其他企业去加工。以机械制造加工业为例,如果机械设备生产厂家处于城市的中心位置,由于受到生产场地或者环境保护等的限制,将设备上的耐磨部件,通常是铸造件外包给附近的铸造厂。有的甚至是采购除了核心技术的全部的零部件,然后自己进行组装,再以自己的品牌销售。汽车行业也较为常见。
反之,另一方面,当聚集经济表现为负面的外部效应时,由于外部市场的交易费用较高,此时,聚集可能会诱使企业之间进行纵向一体化或横向联合,亦即产生组织整合的倾向,即企业规模将趋于扩大。还以机械加工为例,当同一市场上这种加工设备的厂家增多时,就会增加对同类铸造部件的需求,在这些铸造部件供不应求的情况下,铸造厂家肯定会提高价格;也有可能是维持原来的价格,但是质量上却不能保证。当铸造件的价格超过了企业自己铸造的综合成本时,采购部件的企业肯定会考虑自己建造铸造厂;或者为了获得稳定的零件供给,保证设备的质量,也会把外包的铸件自己铸造或加工。
一、市场国际化对市场结构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对外开放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对外开放主要包括引进外资、对外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其结果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逐渐融为一体。因此,对外开放过程实质上也就是市场国际化过程。而市场国际化对决定市场结构的规模经济、进入壁垒和市场集中这三个主要因素的影响,集中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摘要:
(一)市场国际化为企业实现规模经济提供了巨大的潜力。规模经济要求企业的生产规模达到一定水平,并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使单位产品成本下降,收益增加。假如企业只在国内市场上追求规模经济,就会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摘要:
1.国内资源可供量的限制。因为一国的资源往往存在相当程度的稀缺性,企业扩大生产规模有可能因获取资源的代价太高反而使产品的边际成本上升,甚至有可能根本无法获得所需的大量资源。企业进入国际市场后,就能以较低的价格得到所需的资源,以扩大生产规模,实现规模经济。例如,目前上海“宝钢”所需的铁矿石90%以上来自澳大利亚等国,其规模经济的实现对国际市场的依靠性很大。
2.国内市场需求量的限制。在特定时期内,一国对任何产品的需求都是有限的,企业若一味追求扩大生产规模,往往会造成产品严重供过于求,迫使企业又不得不缩小其生产规模。而在广阔的国际市场上,产品的需求量就会大幅度增加,从而为企业实现规模经济突破了产品需求的制约。
3.国内技术水平的限制。生产能力的扩大通常是以技术进步为推动力的,企业在扩大生产规模时总是要采用效率更高的新技术。而一国的技术水平不可能在每个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在那些技术水平较低的产业中,企业追求规模经济就会受到生产技术的限制。这对技术总体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更为突出。企业通过国际市场引进高效率的新技术,提高生产能力,就能较充分地发挥规模经济效益。总之,市场国际化突破了国内市场的种种限制,为企业实现规模经济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二)国际市场的进入壁垒具有多层次的特征。目前,世界上已存在许多不同规模和层次的区域性经济组织,并大有继续发展之势,这意味着世界经济将进入区域一体化、集团化新阶段。欧洲经济共同体于1993年1月就公布建立在12个成员国之间的商品、资本、劳务和人员自由流动的统一市场,并设想在21世纪中期,把欧洲经济区扩展到东欧和南欧的周边国家,把欧洲建成“全欧洲经济联盟”;1992年12月,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签署了《美加墨自由贸易协议》,标志着“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1989年11月,亚太地区12个国家的部长在澳大利亚的堪培拉举行首次会议,组成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1992年1月,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达成了“东盟自由贸易协定”,形成“东盟自由贸易区”。由于“东盟”成员国也是“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成员国,因此,两者是处于不同层次的区域性经济组织。此外,还有不少新的区域性经济组织尚处于酝酿或筹建之中。各种区域性经济组织的一个共同特征是,在成员国之间降低甚至消除相互之间的进入壁垒,加强经济合作,而对非成员国则形成新的区域壁垒,如欧洲共同体(欧盟)达成建立西欧统一市场协议后,先后制定了限制纺织品进口、保护西欧电子产品市场、提高进口产品关税等一系列政策办法。同时,从70年代末开始,在80年代普遍化的国际贸易保护主义趋向,在90年代将继续发展,世界主要工业国家为摆脱经济“滞胀”、高失业率和贸易逆差急剧上升的局面,纷纷制定各种国际贸易保护政策和办法,对外国产品进入国内市场设置很高的进入壁垒,从而在国际市场上便形成了“大区域进入壁垒小区域进入壁垒特定国家的进入壁垒”这样一种多层次、复杂的进入壁垒体系。
(三)国际市场的竞争将是跨国公司寡头主导型竞争。由于国际市场为企业充分实现规模经济提供了可能,同时,在国际市场上形成了多层次的进入壁垒,这就使仅靠对外贸易很难开拓国际市场。因此,80年代以来,经济发达国家纷纷以跨国公司为载体,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设立境外子公司,利用当地资源组织生产,并实行就地销售,从而使对外直接投资取代了长期以来占统治地位的对外贸易,跨国公司成为国际市场竞争的主力。就市场集中度而言,据美国《幸福》杂志的有关资料,早在1990年,世界500家最大跨国工业公司的销售额为5万亿美元,相当于整个西方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1/4左右。1992年在全球2万亿美元的对外直接投资中,跨国公司占主体,仅占1%的大型跨国公司,其对外直接投资额就占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50%以上。而世界最大的几百家跨国公司分布在各主要产业中,特定产业被少数几家寡头企业所垄断,这就意味着国际市场的竞争将是跨国公司寡头主导型竞争。
二、中国市场结构和市场国际化不适应性分析
市场国际化把我国企业逐渐推向国际市场大舞台,而从国内市场竞争到国际市场竞争的转变,要求相应地调整我国的市场结构。但就企业自身而言,有一个相当时期的适应过程;就国家宏观管理而言,有一个探索、总结、不断完善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我国市场结构存在着和市场国际化不相适应的新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摘要:
(一)企业规模偏小,难以形成规模经济。这突出地表现在那些规模经济明显的重化工、电子等产业中,例如,根据目前的国际标准,汽车工业中单个整车生产企业的最小经济规模为40万辆以上,而目前我国整车生产企业有120多家,超过美国、西欧和日本厂家的总和,但年产超过10万辆的只有一汽、二汽和上海大众3家。据统计,90年代初我国有钢铁企业1598家,约占世界钢铁企业总数的1/3,而我国的钢产量只占世界钢产量的1/10。这些都反映了我国企业分散、规模偏小的现实。不仅如此,我国参和国际化经营的企业又以中小型企业为主,企业的总体平均规模很小。例如,在1990年我国500家最大的外贸企业中,进出口额在1500万至1亿美元的就有357家,占71.4%。这同经济发达国家的情况相比较反差很明显,这些国家为了保证企业拥有足够的国际竞争力,非常重视“企业规模效应”,其跨国公司的规模往往比国内其它企业的规模大得多。可见,我国企业的规模本来就较小,而参和国际化经营的企业又大都是中小型企业,这两重因素必然导致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因企业规模小,难以实现规模经济而缺乏国际竞争力。
(二)国内企业间的竞争度过高,内部摩擦大,交易费用高。随着对外开放的发展,我国的外贸经营权逐渐下放,这对加快我国市场国际化进程的推动功能本来是无可非议的,但由于缺乏必要的约束机制,国内企业之间竞争激烈,造成很大的内部摩擦。这在出口方面表现为,同类产品在向同一国家或地区出口时,多头对外,为了抢夺生意而对外竞相削价;在进口方面,则多家进口企业竞相抬价,相互争夺货源,其结果是让外商从中渔利。在引进外资和对外直接投资方面也存在类似情况,过度竞争现象十分严重。同时,由于我国许多刚开始从事国际化经营的企业,过去同国际市场基本处于隔绝状态,不了解国际市场行情,缺乏国际化经营的基本知识和技能,这些企业单枪匹马进入国际市场,需要花很大的代价去熟悉市场环境,收集国际市场信息,寻找顾客,签订并执行交易合同。而且,由于单个企业的贸易批量小,单位产品的运输费用和购销费用就高,因而一笔交易的交易费用很高。
三、市场国际化条件下优化中国市场结构的基本战略
基于对市场国际化给市场结构带来的影响和中国市场结构目前状况和市场国际化不适应性的分析,可以看出摘要:一方面,市场国际化要求我国从事国际化经营的企业具有相当的经济规模,并降低国内企业间的市场竞争度,形成协同竞争格局,以实现规模经济和竞争活力相兼容的有效竞争;另一方面,我国企业却规模偏小,企业间存在过度竞争,内部摩擦大,和有效竞争相差甚远。因此,在市场国际化条件下,优化我国市场结构的基本战略思路是摘要:培育一批经济实力雄厚、具有国际水平的大型企业,作为跨国经营的主力,以充分发挥国际市场所提供的规模经济潜力;适当提高进入壁垒和市场集中度,降低国内企业间的竞争度,减少内部摩擦和交易费用,以协同竞争力,冲破国际市场上的多重进入壁垒,增强和国际寡头垄断企业的竞争能力。为此,需要探究以下两个具体战略新问题摘要:一是我国如何形成大型企业;二是在特定产业如何确定国际化经营的核心企业,以协调产业内各企业间的关系。
(一)形成我国大型企业的主要战略及其途径。借鉴当代经济发达国家大型企业的成长经验,我国可采取水平一体化、垂直一体化和混合一体化战略以形成大型企业。这三种一体化战略不仅存在各自的经济性,而且具有层次性。作为大型企业的发展战略,水平一体是垂直一体化的基础。通常,企业规模的扩张是从水平一体化开始的,由于企业可利用原有技术和管理经验,在原来的业务范围内扩大其规模,故成功的可能性较大,但企业通过水平一体化达到一定规模后,要进一步发展成为大型企业,就需要进而实行垂直一体化。如美国,大型企业形成的历史就是把大规模生产过程和大规模流通过程结合于单一企业中的历史,到1917年,在资产额为2000万美元以上的美国企业中,将近90%的企业是经由垂直一体化而形成的。而在经济波动幅度和频率日益增加的今天,企业要保持原有的市场地位并持续发展成为大型企业,就要求企业努力分散经营风险,稳定企业收入流量,这就迫使企业采取混合一体化战略。同时,当今跨国经营的迅速发展,要求实行跨国产业经营的大型企业作为物质载体,这也刺激企业采取混合一体化战略,以最终形成经济实力雄厚的国际化大型企业。
就实行各种一体化战略以形成大型企业的基本途径而言,主要有以下三种可供选择摘要:一是通过企业自身积累以增强经济实力,逐步扩大其生产经营范围,实行各层次的一体化战略,以形成大型企业;二是凭借其经济实力,通过兼并产业内横向、纵向企业以及不同产业的企业,以形成大型企业;三是突破部门、地区界限,组建大型企业集团。显然,前两种途径(非凡是第一种途径)形成大型企业需要较长时期,而通过第三种途径则能在较短时期内形成大型企业。更为重要的是,目前我国企业在国际化经营中,还受“条条”和“块块”限制,造成分散经营、多头对外的过度竞争局面,而通过组建跨部门、跨地区、经营多个产业的大型企业集团,则有利于消除这种混乱现象。因此,这一途径体现了我国今后形成大型企业集团的发展方向。
一、音乐剧产业麦当劳化的提出
美国学者乔治·里茨尔在经过对麦当劳餐厅以及众多社会现象进行考察和总结之后,在其着作《社会的麦当劳化》一书中提出,麦当劳化(McDonaldization)是指一个社会经历着快餐餐厅之特色的过程,即快餐餐厅的准则正逐渐支配着美国社会和世界其他地方越来越多的层面。麦当劳化是理性化的再概念化说法,是指从传统思维转向理性思维和科学管理的过程。
麦当劳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全球连锁快餐店。它从一家为过路司机提供餐饮的快餐店,迅速发展成为全球快餐业龙头企业,世界500强之一。麦当劳的创始人雷·克洛克认为实施标准化的生产与管理是其成功的关键。全球的任何一家麦当劳连锁店都可以为顾客提供相同质量、统一标准的食品、服务和用餐环境②。也因此,麦当劳的经营模式才能够被成功的复制、输出,并实现规模效益。所以,标准化是麦当劳成功的核心。
麦当劳的经营模式已经渗透到现代社会的诸多方面,音乐剧产业的发展也在走着麦当劳化的路子。有人曾经提出质疑,认为在中国演出的音乐剧《猫》是盗版,不同于在百老汇和伦敦西区演出的《猫》。我们有这样的质疑声,是因为我们对于音乐剧这个产业还没有足够的认识和了解。就如《猫》的制作人所说,“不管在什么样的剧场,《猫》的演出规格是一致的,不论是在百老汇、伦敦西区,还是今天在天桥剧场,你们看到的将会是跟百老汇和伦敦西区一模一样的《猫》”。所以,以《猫》为代表的商业性音乐剧,无论在全球哪一个城市上演,它的内容、场景、服装、道具,直至每一个细节都是一样的。这样的音乐剧制作标准与麦当劳全球连锁店的经营模式可以说毫无区别。商业化音乐剧的制作和演出就如同在麦当劳的连锁店里烹饪标准化的汉堡包一样创造出标准化的艺术产品,然后在全球不断地复制,运用多角度、全方位、立体式的现代化营销模式将其推向世界市场,并获得丰厚的利润。由此可见,麦当劳、星巴克等快餐业的生产与营销模式与音乐剧这种舞台艺术的制作营销方式没有区别。所以,音乐剧产业的发展也在走麦当劳化的道路。
二、文化与麦当劳化
由于文化领域呈现出麦当劳化的发展特征。所以有人提出,文化领域要反麦当劳化。因为它会使原本应该多元化的文化走向单一和凋零之路。于是,世界经济一体化之下反对文化趋同化的呼声日益高涨。
这就对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文化和文化产业的区别是什么?其实,文化产业中的“文化”只是“产业”的修饰词,归根到底,我们要做的是“产业”。当然,文化产业是有意识形态属性的,这就要求文化产业的发展是在不危害社会和国家利益,能够正确引导大众审美消费需求的基础上实现利润最大化。因此,我们现在更多地听到“发展文化产业”的呼声,更经常地看到了对于艺术品生产的投资。这些投资并不是在做慈善,而是看到了在文化艺术领域同样可以通过资本的投入获得更多的收益。风靡全球的音乐剧《猫》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证。
在后工业化时代,人们对于艺术产品的生产不再简单的停留在“买方市场”,而是为了取得更丰厚的利润,朝着“卖方市场”方向发展。通常,产品的生产是根据市场上消费的需求来决定的。随着高科技,尤其是现代传播媒介的发展,艺术品的生产不再仅仅被动地接受消费者的要求,而是朝着积极主动地诱导消费者审美消费需求的方向发展。在现代化的传播媒介不断扩大其覆盖的范围,并且传播速度越来越快的今天,传媒在让尽可能多的人们分享相同审美经验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使其所覆盖的范围具有趋同性的特征,使人们在艺术和审美的欣赏与爱好方面表现出同质化的现象。这就是在现代传媒的影响下,艺术品的生产所具有的标准化的特征。它决定了音乐剧《猫》的全球演出必须像麦当劳的全球连锁厅一样,必须遵照一个模式、同样的版本。也就是不论在什么地方演出,不论由哪位演员担任剧中角色,都要严格遵守音乐剧《猫》的最初设计。通过这种方式的全球演出,保证了音乐剧《猫》的品质,但是与此同时也抹杀了不同地域带给《猫》的别样的创作灵感,使其丧失了创造性。后工业时代的文化传播正是通过这种方式,用貌似高雅的艺术将人类文化与审美爱好无趣地引诱向同质化与平面化,艺术中那些最具艺术与人文价值的内涵,必定要在这个过程中被,使艺术原本可能拥有的美学深度经过无情的快餐化处理,堕落为它的平面化了的镜像③。
艺术与文化的趋同性并不等同于艺术的低劣化。由于商业利益的驱使,即使我们现在的艺术产品不以思想深刻为首要诉求,但是我们艺术品制作也更需要大手笔的资金投入,以及一流的艺术制作团队。所以,在这个层面上讲,标准化的艺术品制作比起传统的高雅艺术更需要大资本的投入和更多的智力和创造力。在对于艺术品生产大资本的投入中,有70%以上是用于吸引有才能的、具有创造力的优秀艺术人才的。虽然一部音乐剧的成功不是仅仅几个人的创意就能成功的,但是那些超乎常人的艺术家的非凡智慧与创造力是一部音乐剧成功的关键。以《猫》为标志的工业化音乐剧是以精致得无可挑剔为特征的,但是商业至上的诉求决定了技术层面上的精致与思想和艺术上的平庸,必然并行不悖地存在于所有这些作品之中④。
三、音乐剧产业的规模经济
规模经济的概念逐渐被用到了很多领域,比如美国经济学家鲍莫尔和鲍恩很早对现场表演艺术中存在的规模经济现象进行了实证研究。他们发现,在选定的11个交响乐团样本中,大多数乐队每场音乐会演出的成本都随着每年演出场次的增加而显着下降。在典型情况下,单位成本不会在产量的整体范围内出现下滑。更确切地说,对于某地管弦乐队而言,单位成本在其每年的音乐会场次达到90—150场之间时,将达到一个最低值,并在此之后趋于平稳⑤。
规模经济现象可能是由两方面原因引起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达到一定程度后,一支管弦乐队无须在排练上花更多的时间,就可以提供更多场次的演出。例如,如果乐队可以提供三个时段的门票预订服务(假设分别为周四晚上、周五晚上以及周日下午),那么它就可以在一周中将同一乐曲演奏三次。如果需求上涨到可以加演第四场,那么这支乐队就可以在无须增加任何排练开支的情况下,进行第四场的演奏。规模经济的第二个原因(与前一个相比或许不那么重要)就是,经营管弦乐队所需要的行政开支不必随着演出场次的逐一增加而增加。因此,“经常开支” 能够被更多场次的演出所分摊,从而随着演出季度的延长,使每场演出的平均固定成本不断下降⑥。
出于同以上两个原因的相似性,规模经济对舞台演出剧目、歌剧、音乐剧、芭蕾或其他舞蹈形式的制作商来说同样适用。因此,我们认为规模经济能够在所有的现场得到实现。经济学家史蒂文·格洛伯曼(Steven Globerman)和萨姆·H·布克(Sam H Book)运用了与鲍莫尔和鲍恩略有不同的方法,对一个由加拿大交响乐团和戏剧公司构成的样本进行了研究。他们证实,当交响乐团的表演达到每年约115场次的水平时,就会出现规模经济。他们还发现,戏剧公司规模经济的延伸范围要更广一些:“每场演出的最小成本……在演出达到约210场时得以实现”⑦。他们推测,与交响乐团相比,在戏剧活动中,规模经济的范围越大就反映出其每件作品的固定成本越高。
最后,在1985年,马克·兰格Lange等人共同编写了《Cost Functions for Symphony Orchestras》(《交响乐团的成本函数》)一书,他们采用了相对于鲍莫尔和鲍恩的研究范围更广的一组数据,并运用了与其不同的经济计量方法,同样证实了交响乐团中存在的规模经济。他们发现,当每年的音乐会场次在1—65场之间时,每场音乐会的平均成本是随着场次的增加而下降的,在67—177场这个广阔的区间里是不变的,而在其后的更高产出水平上,成本是急剧升高的⑧。这就是规模经济的临界点。
现场表演艺术在生产上表现出系统的规模经济。当我们用演出周期或演出季度作为规模衡量的标准时,产出的单位成本随着产出的增加而降低。这是因为,随着演出场次的增加,任何一个作品或任何既定常备剧目的固定成本会被更多的表演节目分摊。随着个人平均收入的增加,门票的需求曲线将向右移动,售出的门票数量会增加,演出季度也会延长。由其导致的单位成本的减少有助于抵消由生产力滞后所引发的成本递增的影响⑨。
既然规模经济对几乎所有表演艺术来说同样适用。那么,我们认为规模经济也能够在音乐剧的制作中得以实现。音乐剧具有需求双重的规模经济性:一方面,从供给角度看,音乐剧作品的制作和设计成本较高,若要呈现一台音乐剧,音乐剧制作公司会投巨资创作和设计,但一旦音乐剧制作完成,它的复制成本则相对较低。随着音乐剧作品的复制数量(上演的次数)的增加音乐剧的长期平均成本便会逐渐下降ww需求角度看,随着音乐剧上演的次数增多,观看音乐剧的观众数量也随之增加音乐剧的平均价格将会下降。四、音乐剧产业的麦当劳化是实现
规模经济的必由之路
论文摘要:理论分析表明银行在达到一定规模之后,规模经济弹性系数随着其规模的扩大趋于上升,规模不经济性越来越强;采用超越成本对数函数法的实证研究,却得出了从1994年到2005年,我国商业银行规模弹性系数趋于下降,规模经济性越来越明显,银行效率趋于提高的结论。本文试图从商业银行规模经济的内部和外部两方面的因素来解释理论与现实之间的悖论。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无论国有商业银行还是股份制商业银行,规模都迅速扩张。我国商业银行规模是否经济,近几年来我国商业银行规模与效率的关系如何,都将成为本文研究的重点。
一、 文献 综述
各国学者对银行业的规模经济问题运用各种方法作了多方面研究。这些研究关注的焦点在于银行业是否存在规模经济,以及规模经济在多大的范围内存在等方面。benston(1972)最早研究了银行业的规模经济效应,认为不管自身规模大小,给定其他条件不变,银行规模扩大一倍,平均成本将下降5%~8%;lavrence(1989)发现总资产小于1亿美元的商业银行存在规模经济;nouras.ray和miller(1990)指出,总资产在10~60亿美元变动时,其银行效率会逐渐减小,总资产超过60亿美元的银行出现了规模不经济现象;ashton(1998)对英国银行业的研究表明,规模小的银行具有较高的规模经济性质,总资产在50亿英镑以上的银行出现了规模不经济;budnevich、franken和paredes(1998)研究表明,小银行通过并购途径有助于实现规模经济效应,但是大银行无法达此结果;kuntand、huizinga(1999)用回归分析方法对80个发达国家和 发展 中国 家的银行效率的研究发现,资本、通货膨胀、银行业的市场集中度和利润率正相关,同时,股权结构对银行利润率的影响比较显著。
国内相关领域的研究出现的比较晚。于良春和鞠源(1999) 运用经营效率指标和成本费用指标对中国商业银行进行比较研究后发现,新兴商业银行的获利能力和经营绩效明显高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赵怀勇和王越(1999) 通过对资产收益率及市场集中度等相关经济指标的比较,指出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资产收益率低下直至亏损的主要原因是,支撑银行绩效的国民经济总体效益较低。赵旭(2000) 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 对我国国有商业银行1993-1998 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指出国有商业银行相对于外国银行而言,其绝对规模并不算大,而就其现有的经营、服务与管理技术条件,其有效的经济规模又比实际规模要小。杜莉、王锋、齐树天(2003)在translog 成本函数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国情,对我国银行业的规模经济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其判断标准是成本——规模弹性系数e。在不考虑不良资产的情况下,其结果是我国商业银行在规模上还有很大的扩张空间;然而,将不良资产考虑在内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普遍呈现出了规模不经济。
以上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银行实现规模经营和高效率应该保持的规模大小、各种影响银行规模经济的因素和商业银行规模的扩展空间等方面。而本文试图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得出我国商业银行规模与效率的关系特征,并结合我国商业银行近年来经营的一些基本指标数据对此进行经济学解释。
二、商业银行规模经济的理论分析
银行规模经济是指随着银行的业务规模、人员数量、机构网点、 金融 产品的扩大和增多而发生的单位运营成本下降、单位收益上升的现象,它反映了银行经营规模与成本收益的变动关系。如图
假定银行主要经营存贷款业务。在图中,横坐标表示银行的营运规模,即机构网点规模所能收的资金量;纵坐标表示银行的成本价格,即银行存款和平均利率与费用支出成本。图中的lac为长期平均成本曲线,lmc为长期边际成本曲线必将经过其最低点e。lac、lmc曲线描述了成本与规模的关系,如图所示:在经营规模小于oq阶段,边际成本小于平均成本,平均成本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张而趋于下降;相反,在经营规模大于oq时,边际成本大于平均成本,平均成本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张而趋于下降。最低的长期平均成本发生在经营规模为oq点上,由此可以知道,银行的最适规模为规模oq。
依据经济学理论,规模经济性通常利用总成本对产出的弹性来衡量,用来描述规模经济弹性系数(总成本对产出的弹性),它的大小受银行投入和产出水平的影响,则有:
se=(dtc/tc)/(dq/q)=(dtc/dq)/(c/q)=lmc/lac
可以得出,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规模经济弹性系数 se是逐渐增大的。在经营规模小于oq阶段, se<1,银行规模变化1%所引起总成本变化低于1%,即成本的增加慢于规模的增加,此时存在规模经济;在经营规模大于oq时,se>1,银行规模变化1%所引起总成本的变化超过1%,即成本的增加快于规模的增加,此时存在规模不经济;在最适规模oq处,se=1,银行规模变化1%将引起总成本1%的变化,即规模与成本同比例增加,此时处于规模经济与规模不经济的临界点。
三、商业银行规模及效率的实证分析
(一)实证数据的处理
根据商业银行的经营的特点,本文利用超越对数成本函数法作为估计银行的成本及其生产函数的方法。对于多种投入和产出的银行,其对数成本函数可以表示为:
其中:tc表示总成本,y表示商业银行的产出,只 表示第i种投入品价格。 把商业银行的产出定义为贷款和投资,用 y表示贷款和投资的总和,将投入定义为资本、劳动及存款,他们的价格分别用r表示。则超越对数成本函数可以表示为:
根据规模经济的相关理论,利用总成本对产出的弹性来衡量银行的规模经济性,即:
在指标数据的 计算 过程中,总成本是指银行的支出成本,包括利息支出、营业费用以及营业税金及附加等;银行存款是指全部存款的总和,等于短期存款、短期储蓄存款、长期存款及长期储蓄存款的总和;投资是指债权投资和股权投资之和;资本成本(pk)是指年度固定资产折旧于年度固定资产净值的比值,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采用固定资产净值与存款总额的比值来近似表示;劳动成本(pl)是指银行雇员的工资总额与银行员工总数的比值,本文采用营业费用与存款总额的比例表示;r表示资金运用成本,用利息支出额与存款总额的比例来表示。
本文所选取的样本为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 交通 银行、浦东发展银行、光大银行和中信实业银行8家商业银行,研究期间为1994-2005年,采用的指标数据系根据中国金融年鉴(1995-2006)所列示的8家商业银行1994-2005年的资产负债表、损益表整理所得。由于所采用的数据是截面数据,所采用数据均通过价格指数调整至1994年。
应用 eviews3.1软件,经过多次迭代,得出检验结果在 10%置信水平下都是显著的。根据公式(3)得出如下的规模经济(se)弹性系数的计算公式:
利用上面计算的参数估计结果,可以计算出各商业银行的规模经济(se)弹性系数如附表所示。
(二)实证研究结果的分析
本文采用的是改进的超越对数成本函数,各商业银行的规模经济弹性系数的值均大于 1,即我国的商业银行普遍存在着规模不经济(如附图所示,我国商业银行规模均处于q点以右)。从附表中我们可以看到,从 1994年至 2005年以来,随着商业银行规模的扩大,其规模经济弹性系数却一直呈下降的趋势,规模经济性越来越明显。这与理论出现了显著的相悖,我国商业银行实现了规模扩大,同时银行营运效率则提高。这一双赢的状态是怎么形成的呢?这说明了我国商业银行新增资产边际成本降低,同时赢利能力有所提高。我们可以从影响我国商业银行规模经济性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两方面进行分析。
1、商业银行规模 经济 性增强的内在影响因素
(1)银行的信息技术水平。我国商业银行的技术水平在近年来得到了显著的进步。技术开发力度逐年加强,如成立网上银行、电话银行、手机银行等等虚拟银行,依赖其长期固有的、庞大的顾客群,使得新技术被利用的效率较高。借助信息技术,银行业可以超越时空、地域、交换位置,共享资源,实现信息化、全球化,使得商业银行从服务到管理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商业银行以抢占 金融 服务竞争的制高点为奋斗目标。技术上的创新实现了规模经济在一个起点上的飞跃,实现了一个更高层次、更优的规模经济效应。
(2)银行的治理结构水平。我国商业银行体制在近年来也得到巨大改善。首先是推行股份制改革。几年来 中国 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相继上市,银行内部产权结构得到了优化。其次,推进内部组织管理体制的改革,责权利紧密结合的灵活经营机制得以完善。再次,基本实现传统人事管理模式向 现代 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的转变,逐步建立起适应经济金融全球化 发展 需要和现代商业银行特点的一整套先进的人力资源管理运作模式。公司治理改善降低了我国商业银行过高的管理费用,减少了银行利润的消耗部分;使银行的规模扩张充分考虑到了规模与利润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达到了银行总成本有效率运行的状态。这使得我国商业银行管理运营模式和内部管理机制进一步规范,提高了其市场化程度和赢利能力。
(3)银行的交易费用水平。交易费用可以被定义为银行进行借贷交易活动所投入资源的价值量度,其大小和结构的变化必然对商业银行的经济效益产生重大的影响。这一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质量,二是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近些年来,银监会一直把银行业不良贷款的下降作为监管工作的重中之重,不断推动商业银行积极清收贷款和利用拨备核销贷款损失,提高信贷资产质量,连续几年实现了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和比例的“双下降”。而衡量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两个基本指标资产收益率和人均创利率,在近几年来也有了长足的发展。以工商银行为例,根据中国金融年鉴的统计资料 计算 ,2005年其资产收益率为0.52%,而 1994年仅为 0.16%;2005年其人均创利率为 6.81万元,而 1994年只有0.75万元。可以看出,银行的交易费用水平是逐渐递减的。这为银行扩大规模创造了条件:规模扩大促使单位交易费用递减,而单位费用的递减,又可以促进规模的进一步扩大,提升规模经济效益。
2.商业银行规模经济性增强的外在影响因素
(1)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两者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在正常情况下经济发展水平与银行规模经济正相关。我国近几年来经济一直保持着强劲的增长势头,每年保持 9%以上的增长速度,这必然为银行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基础,提高了银行规模经济性。
(2)银行的业务创新程度。银行业务创新使得其规模经济的边界不断扩大。近几年来,我国商业银行陆续开展了个人消费信贷、工资等新业务。这些业务在不增加银行网点的情况下增加了银行的收益,取得了很好的规模效益,无论在资产业务、负债业务还是在中间业务方面的创新越来越提高了其经营的规模经济性。由于金融工具的创新和金融工程的应用,银行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来满足投资者收益性、流动性、安全性和风险分散化的要求。这些都扩大了银行经营的生产边界,使其在规模扩大的同时保持了经营效率的提高。
(3)银行业的市场结构水平与政府干预情况。市场结构与规模经济的关系表现在,竞争性的市场结构有利于银行业规模经济的形成。1994年至今,随着国有专业银行的商业化改革和众多商业银行的成立,加上外资银行的大量进入,中国银行业的市场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市场份额上看,目前中国银行业的市场结构具有寡头垄断的特征。但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我国商业银行的数量不断增多,不同规模、不同性质的银行大量出现,垄断程度逐步降低,竞争也日趋激烈,这一过程有利于提高银行业的规模经济性。
目前,我国金融监管当局对银行业的管制也日益放松,这有利于提高公众利益,增加社会福利,另一方面也降低大量的进入成本,促进了了竞争,提高了银行效率。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的经营更加符合了标准的商业银行管理运营模式,很少有政府干预 企业 的经营,使其在人事制度上比较灵活。同时,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也逐渐卸下了国家政策性贷款业务,在企业利润最大化的目标指引下,利用完善的服务和竞争性手段开拓市场,其市场化程度和赢利能力大大加强。
四、结 论
理论分析表明银行在达到一定规模之后,规模经济弹性系数随着其规模的扩大趋于上升,规模不经济性越来越强;我们采用超越对数成本函数法的实证研究,却得出了从 1994年到 2005年,我国商业银行规模弹性系数趋于下降,规模经济性越来越明显,银行效率趋于提高的结论。同时从商业银行规模经济的内部和外部两方面的因素对理论与现实之间的悖论进行了解释。
参考 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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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budnevich,frankenandparedes.theperformanee of d~novo commercial banks .a profit effieiency approach[j].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1998(4).
[4] deminguc,kunt,harry.huixinga.determinants of commercial bank interest margins and profitability.some international evidence[j].the worldbank economic review,1999.
[5] 赵旭.国有商业银行效率的实证分析[j].国际金融研究,2000(6).
论文摘要:新经济下的产业以很大范围产出上的平均成本递减、相对于新企业在全球资本市场上可以获得的融资而言不算太大的资本投入、非常高的创新率、迅速而频繁的进入和退出、消费的规模经济为特征的,满足这些特征,要求在标准设定方面实行垄断或者企业间的合作,纵向一体化在新经济中往往更为普遥。而这些特征都把新经济推向垄断,同时也推向竞争。“波斯纳的这段话简洁扮炼地概括了新经济时代垄断的一些新特征,而正确认识网络经济条件下垄断的新特征利于更好地把握新经济下的垄断现象,而在规制的对象、认定、标准和手段上应时而变,使反垄断法更好地服务于市场。
一、新经济条件下垄断市场的形成
1.网络外部性、正反馈效应和需求方规模经济
网络外部性作为新经济最基本特征,是指某一信息产品对一用户的价值随着采用相同产品或者可兼容产品用户的增加而增加的现象。因用户数目增加而增加效用是产品的直接外部性,而由于用户数目的增加导致更多互补产品供给而实现效用增加则是产品的间接外部性。网络外部性是网络规模扩大过程中的一种规模经济。产生于市场需求,是一种需求方规模经济。需求方规模经济的存在,导致某一特定网络产品用户越多,该产品具有的价值越大,从而吸引更多用户,由此形成网络扩张的正反馈效应。在此效应作用下,信息产品市场迅速扩张,市场占有份额提高,市场垄断性加强,可能形成独家垄断性市场结构。
而工业经济下亦存在的正反馈效应,也有规模经济效应。但是这种来自供应方规模经济导致的正反馈效应,在产品达到一定产量便进入”边际收益递减”阶段,负反馈将发挥支配作用。因此旧工业经济时代,厂商很难将规模扩大到垄断整个市场的地步,单个公司主宰市场的现象难以出现。
2.兼容性与标准化竞争
产品的兼容性指一个“系统”中两种组件结合并工作的能力。两种产品结合并共同提供服务但没有成本时,就说是兼容的。这种产品之间的兼容性程度直接影响网络规模大笑,从而影响产品的应用速度和市场地位。如果产品兼容,拥有的网络价值相同,以成本竞争优势地位。但是如果产品之间不兼容,而网络外部性较强,如果厂商采取先发优势进入市场并形成行业标准,在正反馈效应作用下,可以获取巨大的超额利和市场控制力,甚至垄断市场。由于标准选择中的锁定效应,使得信息市场中,消费者预期对产品的市场垄断地位具有重要影响。在信息市场上,新生产品想要进入时,除了自身技术优势,还要通过不断提高产品质量,差异化竞争等手段来积极引导消费者,通过正反馈效应来形成和扩大市场垄断地位。
3、产品或市场进入壁垒
进入壁垒是导致市场垄断的重要因素。在信息市场上,先入者的技术标准构筑起后入者的市场进入壁垒,从而导致市场垄断。归根结底是因为信息产品的网络外部性。从网络外部性和消费者惰性产生的锁定效应来看,消费者是进入壁垒的设立者,虽然并非自己选择。但是,信息市场上,技术创新是动态过程,创新而带来竞争的持续不断,竞争可以打破垄断形成新的垄断,技术标准也会不断更新。这些竞争围绕技术标准化展开,先入方用作进入壁垒的技术标准成为后来者进入市场的障碍,竞争也就以此为关键,由此,信息技术不断被替代和升级,也出现了网络经济时代垄断的一方面特征:高竞争和高更替。
4、知识产权和专利权保护
知识产权是为了鼓励知识产品生产而授予知识产品生产者的一定程度的垄断权,对促进技术持续创新十分必要。传统工业经济时代己经如此。企业是要从创新的利润中汲取创新动力的。而利润才通过发明专利加以保障。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知识产权是法律赋予的一种合理垄断。在新经济时代,知识产权保护和网络效应更使得企业在信息技术快速变化发展的情况下保持一定市场垄断性。比如微软公司的操作系统市场地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本国的知识产权保护。
二、网络经济条件下垄断市场的特征
1,垄断市场的技术性
新经济时代的竞争主要是技术创新的竞争,技术垄断是企业在市场中占据垄断地位的关键因素。尤其是信息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核心和灵魂。由于有知识产权和专利法的保护,技术的不断扩散和难以仿制的特点,创新企业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技术垄断,对企业的市场垄断地位具有直接的决定作用。这和旧的工业经济时代不同,工业经济时代影响竞争的决定因素在于资本,企业只有拥有足够购买生产资料的资本才能在竞争中胜出。因此,竞争的积累主要是资本积累的竞争,垄断的企业多是资本雄厚的大企业。而网络经济时代占有市场垄断地位并不一定开始都是大企业,垄断地位不能单凭市场份额来判断。
2.垄断市场的易变性
在新经济时代,垄断是以技术为主导的垄断,技术创新是形成市场垄断的关键性因素。由于创新技术的不易性和进入壁垒,以及知识产权和专利法的保护,再结合信息产品的网络外部性特征,垄断企业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有较强的优势和稳定的市场垄断地位。一浪高过一浪的创新活动也使得信息技术产品的生命周期越来越短,使得新经济下的垄断具有很强的世时期性和脆弱性,更是暂时性的垄断。熊彼特指出:任何一种垄断地位都不可以高枕无忧的,在公共事业领域以外,一个独家卖主的地位,一般只能在他行动的不像一个垄断者时,才能够争取到并在几十年内保持住。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曾说过:高科技的竞争本来是也必然是一场接一场的“胜者通吃”游戏。通吃垄断只是暂时的,一旦有好的东西降临它就会消失。要获得垄断利润,垄断厂商必须靠不断创新,来维护竞争优势。
由此可见,新经济下的市场垄断稳定性和变动性并存,造成了整个市场的易变性。
3,垄断市场的竞争性
新经济下垄断与竞争的关系特征也发生了不同于旧工业经济时代的变化。不复是交替性关系态势,而一定程度上互为强化。伴随着技术创新速度加快,技术产品生命周期虽短,创新频率提高。另外创新的风险投资机制完善,减小创新的障碍,所以信息市场,垄断企业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比尔·盖茨就已在警告员工,微软离破产只有18个月。而竞争和垄断之间呈现了交替性,并互相激发。:
4,垄断市场的合作性
旧工业经济时代也存在企业之间合作,但多以价格和产量的合谋形式存在,损害了消费者福利而为反垄断法所规制。但在新经济中,企业合作大大加强。网络外部性的存在,使得企业合作的价值更大。另外,消费者导向的市场之形成也成为企业合作的必须选择。此外,网络技术为企业合作提供了良好的信息交流条件。新经济时代因产品技术性和开发风险的提高,封闭式创新模式已不再适用。
内容摘要:在线旅游服务业的产生和网络经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具有网络经济的种种特征。网络经济学是一门新兴的经济学科,它的研究对象是网络经济时代跟网络有关的种种经济现象。本文运用网络经济学提供的新视角去研究中国在线旅游服务业的网络经济特征。
关键词:在线旅游服务业 网络经济学 特征
引言
中国旅游业快速发展的时期也是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的时期。旅游产品在市场上的主要表现形态是信息形态,因此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在旅游业的广泛应用就成为必然。经营在线旅游业务的公司在短短几年时间里飞快发展,催生了一个新的行业,本文称之为中国在线旅游服务业。
中国在线旅游服务业是网络经济时代的产物,从诞生开始就不同于传统的旅游服务业,而是具备了网络经济产业的种种特征。本文运用网络经济学的观点来分析中国在线旅游服务业的网络经济特征,试图去发现中国在线旅游服务业内在的规律。
在线旅游服务业的概念和在中国的发展概况
(一)概念解析
在线旅游服务业的概念在行业内经常被提及,在学界尚未成为一个探讨的概念,被提及最多的是旅游电子商务。世界旅游组织在其出版物《E-Business for Tourism》中指出:“旅游电子商务就是通过先进的信息技术手段改进旅游机构内部和对外的连通性(connectivity),即改进旅游企业之间、旅游企业与上游供应商之间、旅游企业与旅游者之间的交流与交易,改进旅游企业内部业务流程,增进知识共享”。
在线旅游服务业是由于互联网技术和旅游业结合而产生的一种新的业态,本质上属于旅游中介行业。在线旅游服务业可以定义为:以网络、电子信息、通讯技术为主要手段为旅游者提供服务的企业的总和,这些服务主要包括旅游信息服务、旅游预订服务和旅游搜索引擎服务等。
(二)在中国的发展概况
2010 年,中国在线旅游服务业市场交易规模为1037.4 亿元,同比增长58%。从长期趋势来看,未来四年中国在线旅游市场交易规模仍将保持高增长,增速维持在45%左右。同时,考虑到旅游市场受突发事件和政策环境影响较大,艾瑞咨询作出保守、正常、乐观的三种预期。到2014年,按照正常预估,中国在线旅游市场交易规模将达到4516.3亿元。
分析工具
本文的分析工具以网络经济学为基础:
第一,在传统经济中,供给方规模经济占据主导地位,只要规模足够大、成本足够低、质量足够好,企业就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取得竞争优势。而网络经济时代的规律是需求方规模经济(盛晓白,2003)。
第二,在网络经济中,新技术的采用以S形经历三个阶段:启动时是平坦的,然后随着网络效应的作用在起飞阶段急速上升,最后随着饱和的出现再次趋向平坦(见图1)(盛晓白,2003)。
第三,西方交易费用理论认为,任何交易都是有成本的,经济运行是有摩擦、有阻力的,经济活动是一种摩擦经济。只有通过合理的产权界定和有效的制度安排,才能降低交易费用,提高经济效率。网络经济是信息起主导作用的经济,网络经济的实时性、虚拟性和交互性,使交易成本大幅度下降(杨德才,2007)。
第四,网络经济时代市场竞争的焦点不再集中于谁的科技更优良,谁的规模更强大,谁的资本最雄厚,而是要看谁最先发现最终客户,并能最先满足最终客户的需求(盛晓白,2003)。
中国在线旅游服务业的网络经济特征分析
(一)中国在线旅游服务业的生产特性
1.中国在线旅游服务业的需求方规模经济特性。在网络经济中,起主要作用的是需求方规模经济。需求方规模经济是指随着某种商品市场经济规模的扩大,顾客对该商品的评价不断上升,导致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厂商收益的迅速增长,规模经济的实现主要依靠需求方数量的增长。边际发展的低成本和网络效应成就了在线旅游服务业的需求方规模经济特性。在线旅游服务业的需求方即客户数量的增长既降低了企业的成本,又使在线旅游服务对其他用户更有吸引力,从而进一步增加消费者的需求。
2.中国在线旅游服务业的临界容量。2000年,中国大小旅游网站多达3000多家,这是旅游网站的鼎盛时期,也标志着中国的旅游业开始进入了“网络化”。可是到2000年最后一个季度时,旅游网站的生存日益艰难,一批小的旅游网站被迫出局,大的旅游网站的日子也很难过,投资商在不断地施加压力,大的旅游网站大部分也拆分、被收购了。早期的旅游网站就是因为没有尊重这个曲线规律才不得不关闭的,旅游网站的客户数量必须在风险投资用完之前达到它的临界容量,这样才能快速发展,否则只能倒闭。后来的旅游网站吸取了前面的经验,纷纷和传统行业进行结合,由于传统企业有一个庞大的客户群体,所以像携程、亿龙这样的企业才能飞快成长。“携程”模式的在线旅游服务企业的成长曲线如图2所示。
图2中零点的含义是在线旅游服务企业由于和传统产业的结合,具备了临界规模n1,t2表示进入了成熟期,n2表示进入成熟期的产品数量。
对于后来成长起来的其他模式的在线旅游服务企业依然遵循S形成长曲线(见图3)。
图3表示其他模式的在线旅游服务企业要经历从零开始的漫长过程,n1是达到临界规模的客户数量,t1是达到临界规模的时间。
(二)中国在线旅游服务业的成本特性
1.中国在线旅游服务业的交易成本。中国在线旅游服务业的产生主要是降低了客户的市场信息成本。中国在线旅游服务企业提供的电话预订、网络预订以及网络搜索引擎服务降低了信息搜索成本和信息传递成本,使信息传递的速度大大加快,使信息交换的效率也大大提高。
2.中国在线旅游服务业的生产成本。中国在线旅游服务业生产的特点是典型的高固定成本、低边际成本。在线旅游服务企业的固定成本包括企业管理费用、销售费用以及生产管理人员工资、职工福利费用、办公费用、固定资产折旧费用、网站维护费用等,边际成本是完成一次预订服务所需要的成本。
图4是在线旅游服务企业理论上的成本曲线,曲线的假设前提是在线旅游服务企业的边际成本MC是一个常数。在线旅游服务企业提供的服务主要是预订服务,即一次信息的传递过程,不是通过网络进行,就是通过电话进行,完成一次服务所要花费的成本是非常小的,可以假设为一个小的常数。而在线旅游服务企业前期巨大的投入是一个很大的固定成本,用a表示;TC为总成本,AC为平均成本,MC为边际成本;由于MC很小,所以总成本主要取决于初始成本a,边际成本曲线是一条水平线,平均成本曲线是一条负斜率曲线,平均成本呈现持续下降趋势而且无限接近于MC。这就意味着,接受服务的人越多,平均成本就越小,平均利润就越大。
由于实际的毛利润计算方法和理论上的表示方法有很大不同,而且实际上的固定成本的数值也不可能是不变的,因此随着在线旅游服务企业服务人数的增多,毛利润率并不一定是不断增加的。
3.中国在线旅游服务业的沉没成本。其主要是注意成本,即引起客户注意所需要花费的成本,这和网站的沉没成本具有相似之处。引起客户的注意需要大量的营销,许多早期的旅游网站为了提高点击率、访问量和注册人数而不惜一切代价进行投入,营销所花费的费用都是沉没成本。巨大的沉没成本是早期的旅游网站失败的重要原因,也构成了中国在线旅游服务业的进入门槛。
(三)中国在线旅游服务业客户的价值
中国在线旅游服务业是为旅游者提供的一种旅行服务,在旅游客户拥有众多选择的今天,只有关注客户的价值,企业才能更好地发展。
1.客户的注意。中国在线旅游服务企业要为更多的客户提供服务,就必须首先吸引客户的注意,如果无法引起客户的注意,再好的企业也无法生存下去。不同的在线旅游服务企业有不同的营销手段,携程主要靠发放免费的携程卡来吸引旅游者的注意,而亿唐是依靠做广告的方式引起客户的注意。总之,客户的注意是有价值的。
2.客户的评价。对于中国在线旅游服务业而言,客户的评价非常重要。因为随着在线旅游服务企业的不断增多,在线旅游服务业的客户比传统行业的客户拥有更多的选择空间。而且在线旅游服务业的客户目前更多的是商务旅游者或者崇尚个性的旅游者,他们对在线旅游服务有更高的要求,所以客户的评价就成了中国在线旅游服务业的生命线。
3.客户的信息。中国在线旅游服务业的客户与企业的主要接触渠道包括呼叫中心、网站等,客户的信息主要来源于客户与企业的各种接触渠道。从客户浏览网站到预定再到接受服务,甚至投诉,在每个不同阶段,都会与企业的各种接触渠道发生关系。在这些接触的不同渠道中,客户接触的主动性越强,客户信息的真实性和价值就越高。
结论
本文从三个方面论述中国在线旅游服务业的网络经济特征:
首先是中国在线旅游服务业的生产特性,主要包括需求方规模经济特性和临界规模特性。需求方规模经济特性是指随着在线旅游服务企业规模的扩大,顾客对服务的评价不断上升,导致市场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和企业收益的迅速增长,企业规模经济的实现依靠需求方的增长。临界规模特性是指中国在线旅游服务企业的生产和经营规模有一个最低限。小于这个最低限,企业的生产和经营就是不经济的;冲破这个最低限,企业的生产和经营就会高速增长,具有很大的盈利空间。其次是中国在线旅游服务业的生产成本特性。最后是中国在线旅游服务业客户的价值,其主要体现在客户的注意、客户的评价、客户的信息三方面。
参考文献:
平台经济产生了两个重要颠覆:传统厂商的规模经济被打破,以及厂商的财富密码发生了改变——从流水线变成算法。
从经济学理论研究的角度看,需要关注具有大数据的平台是否带来新型的计划经济,平台算法外部性的正负性,以及平台经济应该保持多大的冗余度。
一、平台经济的诞生
2016—2017年,互联网平台企业成为全球经济中最强大、最具创新精神的关键部分。
在互联网平台上,呈现出数字化信息的快速流动与大规模社会化协作,融合互联网经济与实体经济,平台本身成为经济与社会的新主角。
互联网平台呈现出三个重要特征:
一是平台成长到与市场、企业同等重要的位置。
二是整个社会中的主导公司形态从产品型公司转向平台型公司。
三是技术驱动的互联网平台成为经济、社会与生活中新的资源配置与组织方式。
互联网平台连接人们的线上线下生活,由平台企业演化出平台生态或平台经济已是大势所趋。
互联网平台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从电商平台到行业平台再到平台经济。在平台经济发展的早期,直接面向终端消费者的电商平台率先崛起。
随着互联网与产业融合加深,平台的产业领域不再局限于零售业电商平台,而是趋于多元化发展。例如,出现了众包、共享等诸多基于互联网平台的新产业领域。
随着平台进入产业领域越来越丰富,其对产业和产业组织变革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平台逐步由一种商业现象发展为一种经济形态。
中国发展平台经济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中国经济增长正处在新旧动能转换时期,又步入了创新资源全球化阶段。“互联网+”改变了传统的产业链组织方式,正在以平台为核心重组产业生态。
例如,双创活动产生了创客和大量制造资源的连接平台,高端创新创业资源的连接,成为区域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
平台经济的崛起为中国制造业弯道超车带来了重要机遇。
由上可知,平台经济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经济现象和政策工具,经济学理论能否给予这些现象自洽的解释,并在政策制定中给予恰当的指引,值得探讨。
二、平台经济的特征
对于平台经济,本文给出的定义就是指依托实体交易场所或虚拟交易空间,吸引产业链上下游相关因素加入,并以促成双方或多方之间进行交易或信息交换为目的的商业模式。
从这一定义中不难发现,平台经济是一种商业模式的革新,而非产品本身的创新。
支撑互联网的技术因素有九个要素,分别为:“技术驱动”:云计算(Cloud)、移动终端(Mobile)、技术表达(APP);关键环节:数字化(Digitalization)、连接(Connection)、精准匹配(Match);“人的需求”:社交化(Social)、赋能(Enabler)、生态(Ecosystem),也可称作互联网平台特性的九宫格。
平台经济最主要的特征就是依赖于用户参与。谷歌将用户的搜索行为转换为具有丰富价值的广告,脸书运用在线社交搜集并出售用户的精准画像,而优步则看准用户的交通需求充分调度私人汽车。
平台能调动用户参与生产,也会对用户产生巨大影响。乐观派们强调,以优步为代表的平台能够释放未被充分使用的个人资产的商业价值,而类似于Youtube的平台则将让每一位用户都能成为具有灵活工作时间并从平台得到收益的创业者。
对劳动者和工作任务提供匹配服务的平台可能使劳动力市场更有效率,同时会出现一个工作岗位和价值创造都极度分散化的社会。
平台经济的第二个特征是信息精确匹配。某种类型的交易,如果有很多潜在买家和卖家,如何撮合两个群体达成交易将至关重要,而平台效率也集中体现为撮合效率。
平台经济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其连接一切的特性及其虚拟空间打破时间限制与物理空间距离,使得企业超越区域小市场,面向全国或全球大市场,从针对存量的“头部”发展到拓展增量的“长尾”,从人工操作处理为主发展到工具的技术替代。
平台是连接上下游、供需端或买卖方的第三方或第四方服务,也是从撮合交易、资源配置、开源创新等过程中,通过降低交易费用、分享价值增值收益的经营实体。
平台经济的第三个特征体现为双边市场、交叉网络外部性。
网络外部性有很多类型,但其中一种特别值得关注,即“双边网络外部性”。
“双边网络外部性”意味着,已加入该平台的买家越多,则卖家加入该平台的潜在收益也越高;同样,已加入该平台的卖家越多,则买家加入该平台的潜在收益也越高。
由此,买家和卖家是否加入该平台,乃是一种“鸡生蛋,蛋生鸡”的正反馈过程。而对平台企业而言,如何达到正反馈,流量是基础,如何持续获取流量是打造平台生态圈的关键。
平台经济的第四个特征就是跨界。
随着资源共享范围越来越广、程度越来越深,产业内部的边界越来越模糊,产业通过平台实现的跨界融合现象也愈加显著。
新经济格局下,产业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打破原有产业边界,产业之间跨界现象显著。
平台型企业通过连接多边群体,整合多方资源,设立规则与机制,满足多边群体的需求,充当连接、整合的角色。传统企业也可利用连接、整合的思维去创造更大的价值。
企业通过减少不必要的中间环节,创造更多的价值连接,提升效率,带来增值。企业还可以通过协同上下游伙伴,甚至同业竞争者,一起设计新格局、新规则,为供应方及需求方带来更大增值。此外,企业可通过跨界整合,创造全新的价值。
总之,平台追求的是在环形的、不断循环的、受反馈驱动的过程中,最大化生态系统的总体价值。
对平台企业而言,难以复制的资源是社区及其成员拥有和贡献的资源,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数据是平台企业的首要资产。
平台经济的魅力在于凝聚资源,将传统经济链条式的上中下游组织重构成围绕平台的环形链条。平台将原本冗长的产业链弯曲成了环形,企业端用户通过平台直接触及消费者,节省的各个环节都提高了产业效率。
三、平台经济的颠覆
传统工业经济以行业分工为主要特征,行业之间边界清晰,泾渭分明。
传统企业处在单向、线性价值链的一环,只需面向客户交付产品或服务,充当生产者和交付者的角色。
传统企业考虑的核心是如何低成本、高质量、高效率地交付产品,从而实现利润最大化。
传统企业寻求最大化产品或服务的用户生命周期价值,聚焦整个线性过程的末端。生产过程主要依托线下物理空间,开始围绕一个区域小市场,从贸易销售介入生产制造再进入研发创新形成“产供销人财物”一体化。
一旦一个区域小市场成熟了,通过扩大再生产进行滚动式的横向拓展,这中间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而整个过程叫做滚动发展和线性增长。
这个过程就是经济学意义上的规模经济,主要是供给侧的规模经济。
平台经济的出现改变了这个过程。从封闭的以产定销发展到反向资源配置的敏捷供应,最终实现无边界、无距离、自成长的爆发成长。
需求方越来越个性化,而生产方越来越小批量,所以供给侧和需求侧都有反规模效应。供给侧需要弹性生产,需求侧需要用户画像。规模效益主要体现为平台上的大规模信息匹配带来了巨量交易。
以平台经济为核心的经济体与工业时代的经济体大不一样,从厂商的规模经济转移到平台的规模匹配。
在实际操作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产品的定价权在转移,大多数厂商只能被动适应平台的要求:降价促销和参与各种购物节。
平台上的大规模信息匹配,还衍生出两个“副产品”。一个是物流仓储,另一个是支付,原因就是这两项业务很容易标准化。物流公司的规模越大效益越好,支付公司也是如此。
从过去生产方的规模经济、需求方的规模经济,演变成平台方控制的支付规模经济和物流仓储规模经济。
规模经济的方式变了,经济活动的重心也跟着发生变化,其中原因就是平台侧的规模经济(包括支付和物流)取代了原来的生产方的规模经济。
传统经济还有两个特征:高摩擦和高耗散。
以服装业为例,如果一个品牌服装的成本是100元,商场的定价大约是12倍,市场的平均倍数为8.9倍。近两年,在互联网的冲击下,大约降到到8倍以下,但终端依然是高定价。在服装行业的供应链中,各环节之间都有交易成本,还有物理空间成本,这就是高摩擦。
所谓高耗散,就是指资源最终的有效利用率。例如,从中东进口石油最后真正由消费者享受的价值(用作动力的石油)可能不足17%,80%左右的资源全部耗散掉了。
因而过去的经济体是高摩擦、高耗散的经济体。这种高摩擦、高耗散经济体的一大特点,就是中间环节多。工业时代把这些环节进行分工及专业化操作,极致就是流水线生产。
工业时代流水线生产方式的出现,使每一个生产岗位都有了标准化和通用性,可以吸纳大量的劳动力,再加上专业分工的门槛“保护”,就业岗位数量相对稳定,持续期限较长。只要提高一个最普通体力劳动者的工作效率,就能提高生产效率,大规模地产生财富,普通的体力劳动者和厂商的利益是一致的。
平台经济就是要减少这种摩擦和耗散,而减少摩擦和耗散恰好也是平台最重要的收入来源。
减少生产和交易过程中的摩擦和耗散,需要各种技术手段的支撑,数据、知识用于决策,关键在于平台上的算法。从这种意义上来看,如何分享节约下来的蛋糕,算法发明人和厂商的利益是一致的。
从流水线到算法,财富的密码明显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的背后,意味着资本方的利益正在从与普通大众结盟转向与小众知识精英结盟转变。
四、平台经济学的研究方向
与工业时代相比,互联网时代,数据、算法成为生产要素、财富生成机制的变革,财富的创造机制也会随之发生改变。平台经济是否能发展为平台经济学?
笔者认为可以鲜明地提出平台经济学,总结这个时代新生力量,对旧的理论进行迭代,有三个重要的研究方向:
(一)新计划经济
平台经济是代码和商业的特殊结合,互联网成为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流通中的数字中介,平台必须“标准化”参与者专门从事的各种活动,包括思想、知识、劳动力和其他闲置资产的使用权。
这显然涉及法律和合同所产生的规制,但也是通过分类纳入和排除、分化的代码来实现。例如,在共享经济中,优步要求对司机进行背景调查,以便与使用该服务的乘客之间建立相互信任。
这些标准化的包含、排除和区分对于稳定参与者的期望尤其重要,也是平台进行计划和组织的基础。
平台可以调动参与建设新数字经济流通的基础设施。数字经济循环是通过平台对元数据进行编码、部署算法处理数据点之间的关系、使用脚本交互协议、配置可视特征和默认值的接口,实现数据、软件和硬件之间的无形链接。
然而,平台不是简单的传播,而是积极引导、制作和编程流通。这种作用似乎看到了“计划经济”的影子,马云甚至认为平台可以产生“新计划经济”。
线下的物理市场是各种各样的、分散的,交易效率并不高。建立在互联网上,特别是移动互联网上的平台有众多交易,成为最有效的市场,所以平台经济是最名副其实的市场经济。
但是,平台积累了大数据资源,通过对此分析,可以预测下一阶段某个物品交易的价格走势,这又是计划经济的典型特征。由此形成“悖论”,值得理论界关注并进行深入研究。
对于一个平台来说,其价格体系是由平台推荐的,或完全由交易双方博弈,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完全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挑战。
(二)算法经济学
谷歌、今日头条、腾讯社交网络、摩拜单车和阿里巴巴等是网络时代有代表性的平台企业,其共同点是都运用了大规模匹配的算法,这一杀手锏堪比工业时代的流水线。
工业时代称为大规模制造,数字经济时代称为大规模匹配,谁能匹配得最优,谁就获得了财富创造的手段。
谷歌和今日头条实现了人与信息的匹配,腾讯社交网络实现了人与人的匹配,摩拜单车实现了人与设备的匹配,阿里巴巴实现了人与商品的匹配。
匹配算法决定了交易的效率,排位的先与后所产生的经济效益有重大差别。这种平台的匹配算法带来不同经济效益的现象,笔者将其命名为算法经济学。
在平台的匹配算法中,有一种被称为“竞价排名”,通俗地说,谁给的钱多就把谁排在前面。竞价排名算法给平台带来最大的收入,但是,也会有产生“魏泽西”事件的风险。
因此,算法经济学就是要测量平台算法的正负外部性。从监管的角度看,这才是要抓的重点。需要监管平台算法对整个社会来说,其效应是正是负。
平台匹配算法的效率越高,经济运行越有利,减少耗散、摩擦越多,平台创造的财富越多,但其外部性不能为负。
(三)冗余经济学
过去的经济学是一个“浪费型”经济学。
一个商品,经过物流转十圈,所谓“豆腐卖成肉价钱”,只要参与的每个人都能分到钱,就能计入GDP的总量,但中间环节未必都是有效率的。而平台经济减少摩擦、减少耗散,就意味着这个经济体系更有效率。
生产者和消费者通过平台直接对接,在现实生活中,一级批发、二级批发,甚至实体店都没有了。中间环节的消失意味着就业岗位的消失,平台经济也是减少就业的经济学。
未来十年左右,人工智能技术将广泛应用。人工智能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遇到的减少就业的技术。平台经济加上人工智能,将使一个国家的失业问题雪上加霜,必须未雨绸缪。
对此,笔者设想解决的办法是:在平台各个环节,采用只降低耗散,不降低摩擦的方案,在平台运营中,保持一定水平的“冗余度”。
也就是说,只提升资源的利用率,在工作效率和就业岗位寻求一个平衡,可以称之为“冗余经济学”。
关键词:商业银行;规模经济;超越成本对数函数法;悖论
文章编号:1003-4625(2008)12-0009-04中图分类号:F830.33文献标识码:A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无论国有商业银行还是股份制商业银行,规模都迅速扩张。我国商业银行规模是否经济,近几年来我国商业银行规模与效率的关系如何,都将成为本文研究的重点。
一、文献综述
各国学者对银行业的规模经济问题运用各种方法作了多方面研究。这些研究关注的焦点在于银行业是否存在规模经济,以及规模经济在多大的范围内存在等方面。Benston(1972)最早研究了银行业的规模经济效应,认为不管自身规模大小,给定其他条件不变,银行规模扩大一倍,平均成本将下降5%~8%;Lavrence(1989)发现总资产小于1亿美元的商业银行存在规模经济;Nouras.Ray和Miller(1990)指出,总资产在10~60亿美元变动时,其银行效率会逐渐减小,总资产超过60亿美元的银行出现了规模不经济现象;Ashton(1998)对英国银行业的研究表明,规模小的银行具有较高的规模经济性质,总资产在50亿英镑以上的银行出现了规模不经济;Budnevich、Franken和Paredes(1998)研究表明,小银行通过并购途径有助于实现规模经济效应,但是大银行无法达此结果;Kuntand、Huizinga(1999)用回归分析方法对80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银行效率的研究发现,资本、通货膨胀、银行业的市场集中度和利润率正相关,同时,股权结构对银行利润率的影响比较显著。
国内相关领域的研究出现的比较晚。于良春和鞠源(1999) 运用经营效率指标和成本费用指标对中国商业银行进行比较研究后发现,新兴商业银行的获利能力和经营绩效明显高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赵怀勇和王越(1999) 通过对资产收益率及市场集中度等相关经济指标的比较,指出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资产收益率低下直至亏损的主要原因是,支撑银行绩效的国民经济总体效益较低。赵旭(2000) 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 对我国国有商业银行1993-1998 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指出国有商业银行相对于外国银行而言,其绝对规模并不算大,而就其现有的经营、服务与管理技术条件,其有效的经济规模又比实际规模要小。杜莉、王锋、齐树天(2003)在Translog 成本函数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国情,对我国银行业的规模经济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其判断标准是成本――规模弹性系数E。在不考虑不良资产的情况下,其结果是我国商业银行在规模上还有很大的扩张空间;然而,将不良资产考虑在内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普遍呈现出了规模不经济。
以上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银行实现规模经营和高效率应该保持的规模大小、各种影响银行规模经济的因素和商业银行规模的扩展空间等方面。而本文试图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得出我国商业银行规模与效率的关系特征,并结合我国商业银行近年来经营的一些基本指标数据对此进行经济学解释。
二、商业银行规模经济的理论分析
银行规模经济是指随着银行的业务规模、人员数量、机构网点、金融产品的扩大和增多而发生的单位运营成本下降、单位收益上升的现象,它反映了银行经营规模与成本收益的变动关系。如图1:
图1银行成本与经营规模关系图示
假定银行主要经营存贷款业务。在图中,横坐标表示银行的营运规模,即机构网点规模所能收的资金量;纵坐标表示银行的成本价格,即银行存款和平均利率与费用支出成本。图中的LAC为长期平均成本曲线,LMC为长期边际成本曲线必将经过其最低点E。LAC、LMC曲线描述了成本与规模的关系,如图所示:在经营规模小于OQ阶段,边际成本小于平均成本,平均成本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张而趋于下降;相反,在经营规模大于OQ时,边际成本大于平均成本,平均成本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张而趋于下降。最低的长期平均成本发生在经营规模为OQ点上,由此可以知道,银行的最适规模为规模OQ。
依据经济学理论,规模经济性通常利用总成本对产出的弹性来衡量,用来描述规模经济弹性系数(总成本对产出的弹性),它的大小受银行投入和产出水平的影响,则有:
SE=(dTC/TC)/(dQ/Q)=(dTC/dQ)/(C/Q)=LMC/LAC
图2银行经营规模与规模经济弹性系数关系图示
可以知道,在经营规模小于OQ阶段, SE1,银行规模变化1%所引起总成本的变化超过1%,即成本的增加快于规模的增加,此时存在规模不经济;在最适规模OQ处,SE=1,银行规模变化1%将引起总成本1%的变化,即规模与成本同比例增加,此时处于规模经济与规模不经济的临界点。如图2:
三、商业银行规模及效率的实证分析
(一) 实证数据的处理
根据商业银行经营的特点,本文利用中介法作为估计银行的成本及其生产函数的方法,中介法认为金融服务的生产除了需要劳动、资本外,还需要中介者使用的用于生产中介服务的资金。因此,存款被认为是银行储蓄业务的一种投入。如果以w表示劳动力的工资成本,r为资本的成本,Y为产出,k为商业银行的资金成本,那么,商业银行的总成本函数为C=f(w,y,r,k)。中介法除了将劳动、资本以及存款作为生产的投入外,将未清偿的贷款和投资看做是商业银行经营的产出。
由于超越对数成本函数具有易估计性和包容性等优点,已经成为银行效率研究的主要方法,函数是通过对一般对数线性成本函数在一特定点进行泰勒级数展开而得到的。对于多种投入和产出的银行,其对数成本函数可以表示为:
在指标数据的计算过程中,总成本是指银行的支出成本,包括利息支出、营业费用以及营业税金及附加等;银行存款是指全部存款的总和,等于短期存款、短期储蓄存款、长期存款及长期储蓄存款的总和;投资是指债权投资和股权投资之和;资本成本(Pk)是指年度固定资产折旧于年度固定资产净值的比值,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采用固定资产净值与存款总额的比值来近似表示;劳动成本(Pl)是指银行雇员的工资总额与银行员工总数的比值,本文采用营业费用与存款总额的比例表示;R表示资金运用成本,用利息支出额与存款总额的比例来表示。
本文所选取的样本为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浦东发展银行、光大银行和中信实业银行8家商业银行,研究期间为1994-2005年,采用的指标数据系根据中国金融年鉴(1995-2006)所列示的8家商业银行1994-2005年的资产负债表、损益表整理所得。由于所采用的数据是截面数据,所采用数据均通过价格指数调整至1994年。
应用Eviews3.1软件,经过多次迭代,得出的检验结果在10%置信水平下都是显著的。根据公式(3)得出如下规模经济(SE)弹性系数的计算公式:
SE=0.594-0.126lnPk-0.091lnPl(4)
利用上面计算的参数估计结果,可以计算出各商业银行的规模经济(SE)弹性系数如下表所示:
表1我国各商业银行规模经济弹性系数表
(二)实证研究结果的分析
本文采用的是改进的超越对数成本函数,各商业银行的规模经济弹性系数的值均大于1,即我国的商业银行普遍存在着规模不经济(如图2所示,其规模均处于Q点以右)。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到,从1994年至2005年以来,随着商业银行规模的扩大,其规模经济弹性系数却一直呈下降的趋势,规模经济性越来越明显。这与理论出现了显著的相悖,我国商业银行实现了规模扩大,同时银行营运效率提高的局面。这一双赢的状态是怎么形成的呢?这说明了我国商业银行新增资产边际成本降低,同时赢利能力有所提高。我们可以从影响我国商业银行规模经济性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两方面进行分析。
1.我国商业银行规模经济性增强的内在因素
(1)银行的信息技术水平。我国商业银行的技术水平在近年来得到了显著的进步。技术开发力度逐年加强,如成立网上银行、电话银行、手机银行等等虚拟银行,依赖其长期固有的、庞大的顾客群,使得新技术被利用的效率较高。银行电子化已经成为现代银行决策、经营以及业务操作的基本范式。借助信息技术,银行业可以超越时空、地域、交换位置,共享资源,实现信息化、全球化,使得商业银行从服务到管理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技术上的创新实现了规模经济在一个起点上的飞跃,实现了一个更高层次、更优的规模经济效应。
(2)银行的治理结构水平。我国商业银行体制在近年来也得到巨大改善。首先是推行股份制改革。3家国有商业银行相继上市,银行内部产权结构得到了优化,领导体制得到改革。其次,推进内部组织管理体制的改革,责权利紧密结合的灵活经营机制得以完善。再次,通过在人力资源配置、薪酬分配、招聘与调配、专业技术职务培训与考核以及管理体制等方面的系统性改革创新,基本实现传统人事管理模式向现代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的转变。公司治理改善降低了我国商业银行过高的管理费用,减少了银行利润的消耗部分;使银行的规模扩张充分考虑了规模与利润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达到了银行总成本有效率运行的状态。这使得我国商业银行管理运营模式和内部管理机制进一步规范,提高了其市场化程度和赢利能力。
(3)银行的交易费用水平。交易费用可以被定义为银行进行借贷交易活动所投入资源的价值量度:单位交易费用可以看做是银行平均每实现一次交易服务所支付的交易费用;而边际交易费用则是多提供一次交易服务所支付的交易费用。交易成本作为商业银行的运营费用,其大小和结构的变化必然对商业银行的经济效益产生重大的影响。这一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质量,二是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近些年来,银监会一直把银行业不良贷款的下降作为监管工作的重中之重,不断推动商业银行积极清收贷款和利用拨备核销贷款损失,提高信贷资产质量,连续几年实现了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和比例的“双下降”。而衡量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两个基本指标:资产收益率和人均创利率,在近几年来也有了长足的发展。以工商银行为例,根据中国金融年鉴的统计资料计算(价格指数调整到1994年),2005年其资产收益率为0.52%,而1994年仅为0.16%;2005年其人均创利润为6.81万元,而1994年只有0.75万元。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银行的交易费用是递减的,即随着规模的扩张,每实现一次交易服务的交易费用是减少的。这为银行扩大规模创造了条件:规模扩大促使单位交易费用递减,而单位费用的递减,又可以促进规模的进一步扩大,提升规模经济效益。
2.我国商业银行规模经济性增强的外在因素
(1)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两者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在正常情况下,经济发展水平与银行规模经济正相关,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银行发展的深度与广度。一定时期货币资产需求取决于生产的商品和劳务总额、货币化程度、货币周转速度。一般而言,经济发展水平高,国民收入增加,货币化程度提高,货币资产周转速度放慢,这样,经济发展不断向银行提供“需求”,为银行筹“资源”,为其扩大规模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我国近几年来经济一直保持着强劲的增长势头,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齐发动,使我国经济每年保持9%以上的增长速度,这必然为银行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基础,提高了银行规模经济性。
(2)银行的业务创新程度。银行业务创新使得其规模经济的边界不断扩大。我国商业银行近年来在创新产品的开发设计阶段,遵循“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的原则进行开发设计;在创新产品的销售阶段,恰当运用了促销策略,提高产品的知名度,实现创新产品规模经营。尤其在个人金融业务、投资银行业务、离岸金融业务方面商业银行有了着重的创新发展。近几年来,我国商业银行开展了个人消费信贷、工资等新业务,这些业务在不增加银行网点的情况下增加了银行的收益,取得了很好的规模效益,无论在资产业务、负债业务还是在中间业务方面的创新越来越提高了其经营的规模经济性。由于金融工具的创新和金融工程的应用,银行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来满足投资者收益性、流动性、安全性和风险分散化的要求。这些都扩大了银行经营的生产边界,使其在规模扩大的同时保持了经营效率的提高。
(3)银行业的市场结构水平与政府干预情况。市场结构与规模经济的关系表现在,竞争性的市场结构有利于银行业规模经济的形成。1994年至今,随着国有专业银行的商业化改革和众多商业银行的成立,加上外资银行的大量进入,中国银行业的市场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市场份额上看,目前中国银行业的市场结构具有寡头垄断的特征。但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我国商业银行的数量不断增多,不同规模、不同性质的银行大量出现,垄断程度逐步降低,竞争也日趋激烈。在这一过程中,各银行主体不得不改变垄断时期的行为方式。从长期来看,竞争将提高中国银行业的效率和银行规模经济的边界。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的经营更加符合标准的商业银行管理运营模式,很少有政府干预企业的经营,使其在人事制度上比较灵活,同时,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也逐渐卸下了国家政策性贷款业务,在企业利润最大化的目标指引下,利用完善的服务和竞争性手段开拓市场,其市场化程度和赢利能力大大加强。
四、结论
理论分析表明银行在达到一定规模之后,规模经济弹性系数随着其规模的扩大趋于上升,规模不经济性越来越强;采用超越成本对数函数法的实证研究,却得出了从1994年到2005年,我国商业银行规模弹性系数趋于下降,规模经济性越来越明显,银行效率趋于提高的结论。本文试图从商业银行规模经济的内部和外部两方面的因素来解释理论与现实之间的悖论。对于内部因素,主要有银行的信息技术水平、银行的治理结构水平、银行的交易费用水平等;对于外部因素,主要有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银行的业务创新程度、银行业的市场结构水平与政府干预情况等。所有的这些因素,都提高了我国商业银行经营的效率,扩大了商业银行经营的生产边界,改进了其生产技术函数,使得我国商业银行在规模扩大的同时,规模经济弹性系数下降,提高了银行效率。
参考文献:
[1]George.Benston,1972, “Economics of Scale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2] Lavrence, 1989, “Bank Costs Generalized Functional Forms and Estination of Economics of Scale and Scope”,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21.
[3]于良春,鞠源.垄断与竞争:中国银行业的竞争与发展[J].经济研究,1999,(8).
关键词:第三次工业革命;产业组织模式;转型
中图分类号:F4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14)01002707
一、引言
《经济学人》在2012年4月《第三次工业革命:制造业与创新》的专题报道中描述了目前正在发生的由技术引领的制造业的深刻变化。2012年6月美国著名未来学者里夫金的著作《第三次工业革命——新经济模式如何改变世界》中文版的面世,使得“第三次工业革命” 成为2012年度最炙手可热的词汇。2013年以来,“第三次工业革命”在中国媒体的显示度集中爆发。无论视角或语境有何不同,对于人类正在迎来一场划时代的技术和经济大变革这一判断,越来越趋于共识。同时,新一代信息技术、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和新能源等,已成为描述和讨论这场变革基本特征的“关键词”。
制造业正在由大规模标准化制造向大规模个性化定制范式转变,这一转变将型塑全新的制造业产业组织模式,垂直结构、中央集权的组织模式将向扁平化、社会化和竞合化的网络状的组织模式转变。作为产业运营的组织载体,产业组织的形成和发展在影响着企业绩效和产业结构的同时,也决定着一个国家产业竞争力的大小和国家竞争优势的强弱。因此,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背景与内涵及其对产业组织模式所产生的影响进行深入研究,分析产业组织模式在第三次工业革命背景下的转型,并在此基础上做好前瞻性的战略部署和政策应对,对实现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与转型、提升制造业产业竞争力有着深远意义。
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背景与内涵
进入21世纪以来,能源危机、生态危机、气候危机和金融危机的集中爆发,表明以煤炭和石油等化石燃料为基础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业已日薄西山。贾根良\[1\]认为,在第六次技术革命浪潮 第六次技术革命浪潮是着力解决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问题的技术革命,涵盖了可再生能源、新材料、纳米技术、生物技术、生物电子和3D打印机等新兴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应用。兴起之际,重新反思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利与弊,寻求一种新的经济模式,是新时期各个国家走出危机重振经济的必由之路。在此背景下,里夫金\[2\]从能源结构与信息技术所构建的经济系统入手,提出了以“能源互联网”为核心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概念图式,而新能源革命与信息技术革命是这一概念图式的中轴。里夫金\[2\]认为,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前10年的信息与通信技术革命所内生的分布式发散式通信的特性与不可再生化石能源的集中化体制及“集中生产,全球分销”的商业基本结构的内在制约因素发生矛盾,依赖化石能源的经济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性、新通信技术与第二次工业革命能源结构及能源体制之间的矛盾是推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内在动因。而历史的经验亦表明,走出经济危机最根本的动力是技术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将为全球经济的复苏和增长提供重要动力,是当前全球摆脱经济危机的必由之路。
里夫金\[2\]认为,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以智能化、数字化和信息化技术的发展为基础,以现代基础制造技术对大规模生产流水线和柔性制造系统的改造为主要内容,以基于可重构生产系统的个性化制造和快速市场反应为特点,以“能源互联网”为本质特征的工业革命。新通信技术与新能源体系的有机融合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根本内涵,在通信技术和能源有机结合的经济体系中,通信技术充当中枢神经系统,对经济有机体进行监管、协调和处理;与此同时,能源起到血液的作用,为将自然的馈赠转化为商品和服务这一过程提供养料,从而维持经济的持续运行和繁荣。分布式发散式的新一代互联网技术与社会化民主化的可再生新能源体系的结合将创造全新的经济系统,将对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制度、意识与观念等各个方面产生深远的影响,并将使全球技术要素和市场要素配置方式发生革命性变化,将导致社会生产方式、制造模式和生产组织方式等方面的重要变革。
三、第三次工业革命对产业组织模式的影响分析
本文从三次工业革命在技术经济特征、产业组织模式和产业组织特征的演变视角入手,探讨第三次工业革命对产业组织模式所产生的影响。
如表1所示,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在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末,其开创了蒸汽时代,以蒸汽机的发明和改进为驱动力,以煤铁钢为主要能源,这一时期铁路和蒸汽机得到了广泛应用,机器取代了手工工具,规模化的工厂相对于分散的家庭作坊、手工工场来说,规模经济效益有所体现,企业横向规模得以扩大且资本集中度得以提高\[3\]。第二次工业革命发生在20世纪初期到20世纪末,人类进入电气时代,电力得到大规模使用,石油成为最主要的能源,更高效的钢铁冶炼法得以应用,科技与劳动开始紧密结合,标准化、规模化、自动化、大批次和流水线的生产方式成为主流,垂直结构、中央集权的大企业集团成为该时期产业组织的主导模式。第三次工业革命发生在21世纪初,人类进入信息时代、数字智能时代和新能源时代,太阳能和风能等可再生能源成为主要能源,技术创新得以深化,分散化、个性化、就地化、数字化和合作式生产方式成为主流,垂直结构、中央集权的大企业集团转型为网络状模块化生产网络。
表1三次工业革命的技术经济特征、产业组织模式和产业组织特征比较
1发生时间1时代1技术经济特征1产业组织模式1产业组织特征第一次
工业革命1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末1蒸汽时代1以煤铁钢为主要能源;通讯方式以报刊、杂志以及书籍等印刷材料为主;铁路、蒸汽机得到广泛应用;工厂机器生产代替作坊手工制造1机械化、规模化和体系化的工厂组织模式1分散的家庭作坊、手工工场转向规模化的工厂模式;但规模经济特征不显著;市场集中度较低;市场进入壁垒较低;以局部创新为主,由中小企业主导第二次
工业革命120世纪初期到20世纪末1电气时代1以石油为主要能源;通讯方式以电话、收音机和电视机为主;电力、汽车、燃油内燃动力机得到广泛应用;标准化规模化、自动化、大批次和流水线机器生产代替工厂生产1垂直结构、
中央集权的
大企业集团1规模经济特征显著;市场集中度较高;市场进入壁垒提高;以系统集成创新为主,由大企业集团主导;经济性集中垄断形成第三次
工业革命121世纪初本文沿用里夫金[2]关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定义,考虑到新能源与互联网的结合主要发生在21世纪初,因此,本文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起始时间拟定为21世纪初期。至今1信息时代
数字智能时代
新能源时代1以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为主要能源;通讯方式以互联网为主;能源互联网、3D打印得到广泛应用;分散化、个性化、就地化、数字化和合作式生产代替机器生产1网络状模块化生产网络1规模起点低;市场集中度降低;市场进入壁垒下降;以模块化创新为主,由中小企业构成合作网络的主导;可竞争市场结构形成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相关材料整理。
里夫金\[2\]认为,历史上的工业革命均是能源技术与通信技术结合进而引发重大的经济转型。第一次工业革命由煤炭与印刷技术相结合,从作坊手工式生产过渡到工厂机器生产,呈现出机械化、规模化和体系化的工厂组织模式,这由当时的工业革命背景以及技术经济特征所决定,经济创新以局部创新为主。第二次工业革命由石油与电力技术相结合,以标准化、规模化、自动化、大批次和流水线生产方式为主流,由当时的工业革命背景以及技术经济特征所决定,经济创新是以系统集成创新为主,产业组织模式从而呈现出垂直结构、中央集权的大企业集团的特征。第三次工业革命则是近年来才发生的,互联网与新能源的结合在本质上趋向于社会化、民主化的共享合作机制,信息技术和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和新能源体制都迎合了全球日益个性化的需求,并催生了大规模个性化定制的生产需求,与之相契合,以具备外部规模经济和创新成本优势的模块化创新将取代系统集成创新而成为创新的主导方式,进而垂直结构、中央集权的大企业集团将解体分化为网络状模块化的产业组织模式。
具体而言,第三次工业革命对产业组织模式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内部规模经济逐步弱化,“生产池效应”逐步显现
对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工厂规模型企业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的公司规模型企业来说,生产的规模经济与企业的规模是密切相关的,如同钱德勒\[4\]所指出的,由于替代竞争和潜在进入竞争较少,系统集成创新条件下的技术进步相对缓慢,追求规模经济成为企业降低平均成本的最主要途径。而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背景下,信息技术、数字智能技术和新能源技术的应用在极大地提高企业生产效率的同时,改变了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前提,使得企业可以实现“创新与生产的分离”\[5\],而分散合作式的生产方式可以以较低成本大规模地生产出个性化的定制产品,全球化的资源在分散而又合作的扁平化生产网络中得以有效利用,市场规模在经济全球化、产业融合化和市场均质化等因素的作用下迅速扩大,单个企业内部的规模经济效应逐步弱化,进而转化为全球化生产网络的外部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曾经以内部规模经济获得竞争优势的由纵向一体化大企业所生产的产品,将逐步过渡到由多个国家不同企业所共同组成的全球价值网络进行生产,大企业集团逐步采用归核化战略与集约化战略,垂直解体分化为中小型企业并逐步融入全球价值网络中,成为网络上的一个环节或节点,大量“弹性专精”的中小企业的创新能力与生产制造能力在全球化的生产网络内实现合作共享,形成了生产网络的“生产池效应”\[5\]。
2产业集中度和规模起点逐步下降
第一次工业革命造就的工厂型规模经济和第二次工业革命造就的公司型规模经济,都使得大企业的竞争优势突显,这就使得产业集中度较高,最低有效规模的起点较高。如同马克思所预言的:“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在正常条件下经营某种行业所需要的单个资本的最低限度提高了”[6]。因此,“工业企业规模的扩大,对于更广泛地组织许多人的总体劳动,对于更广泛地发展这种劳动的物质动力,也就是说,对于使分散的、按习惯进行的生产过程不断地变成社会结合的、按科学处理的生产过程来说,到处都成为起点”[6]。而第三次工业革命背景下分散化、个性化和就地化的生产方式将使得“分散生产,就地销售”的生产组织模式成为可能,新一代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和物联网等新兴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将在各个层面提高企业的生产与创新能力,企业生产与创新的综合成本将大幅降低,中小企业的优势将逐步显现,因而行业竞争性将不断增强,替代性竞争和潜在进入竞争加大,产业集中度不断降低,规模起点不断下降。另外,分散化、个性化和就地化的生产方式也将彻底改变产业的竞争模式,技术的融合将使得新产品研发与应用的成本大幅降低,具有相同或相近功能的产品的开发与使用周期缩短,不论是传统产业还是新兴产业,其市场范围将不断扩大,产业集中度也将随之降低。如20世纪80年代,发电企业的最小效率规模为900兆瓦,最近20年来最小效率规模缩小为100兆瓦,各国新增的许多发电企业规模明显变小和分散\[7\]。而中国五大发电集团,个个都是“巨无霸”式企业集团,但其规模基础并不是单一企业的规模,而是遍及各地的众多中小企业的“归大堆”简单叠加。这种企业组织的技术或生产意义上的规模经济效应并不显著,充其量具有管理意义上的规模经济效应,而这种规模经济效应的实质在于“市场势力”和“议价能力”。石油、铁路、邮政和航空等诸多传统垄断行业也大都如此。而第三次工业革命分散化、个性化和就地化的生产方式与能源民主化的合作共享机制的有机结合,将大大弱化大企业集团的所谓规模优势和竞争优势。
3市场进入壁垒逐步下降
在第三次工业革命背景下,为适应新一代信息技术与新能源技术的飞速发展、产品生命周期的缩短与多变的个性化消费需求,分散化、个性化和就地化的生产方式——柔性生产与敏捷制造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新的组织形态——模块化生产网络得以出现。柔性生产与敏捷制造使得资产的使用范围更广,功能更多,降低了资产专用性程度,从而转移和减少了企业进入与退出的沉没成本。同时柔性生产、敏捷制造与模块化生产网络的产生使得企业内及企业间的契约柔性化出现了以战略联盟、合同制造和替换性工作安排等形式结成的柔性契约网络。这种柔性契约网络一般不采用一次性合同的形式,而是提供许多可供选择的灵活条款,在低成本地实现投入多样性来满足个性化需求的同时,降低了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专用性程度,减少了企业进入与退出的沉没成本,在两者的综合作用结果下,最终将使得市场进入壁垒呈现出逐步下降的趋势。
4中小企业的创新与生产优势逐步显现
第二次工业革命是以集中化的工厂生产为基础,并采用垂直结构、中央集权的组织模式,少数工业巨头实现了对创新和生产的双重垄断。但在第三次工业革命背景下,化石能源的垂直中央集权结构将被打破,形成一种扁平化、社会化和竞合化的组织模式。新能源与互联网的结合,使得每个个体均可成为新能源的生产者和收集者,所生产和收集的新能源再通过新一代互联网技术在云储存终端中实现共享,这一机制必将打破第二次工业革命所依存的权力封闭空间,使扁平化、社会化和民主化的合作机制得以产生,而这一机制与垂直结构、中央集权的体制是格格不入的。与可再生能源新的生产方式一样,以3D打印为基础的数字化生产可以使每个人都成为生产者,每个人都可以建立家庭式工厂,通过在线交流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制造,从而出现了“社会制造”的生产方式。与传统工厂经营模式不同,在新型智能化工厂帮助下,网络用户不需要生产车间就可实现设计的量产和销售。由此可见,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大规模定制、社会化生产、平台型企业、网络化组织和开放式创新等将更为普遍,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互动将更为紧密,对市场需求的快速反应将更为重要,创新型中小企业的作用将更为突出。
5可竞争市场结构逐步形成
以Powell\[8\]为代表的可竞争市场理论认为,市场是不是可竞争的,仅仅取决于是否存在沉没成本。在沉没成本为零或较小的情况下,企业通过“打了就跑”(Hit and run)策略,实现对任何一个具有高额利润部门的进入与退出,从而使得无论市场现存的企业数量是多少,只要沉没成本为零或较小,潜在进入者的竞争压力将使得市场接近于完全竞争的帕累托最优水平。第三次工业革命分散化、个性化和就地化的生产方式与网络状模块化的产业组织模式相结合,极大地降低了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资产专用性,减少了市场进入与退出的沉没成本,有利于可竞争市场结构的逐步形成并将进一步弱化大企业集团的规模经济效应。
总而言之,第三次工业革命以制造业的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为核心,大规模全球化和个性化定制的生产方式为主流,工业时代的规模经济逐渐弱化,网络时代的合作经济开始兴起\[9\],垂直结构、中央集权的组织模式从而逐渐向扁平化、社会化和竞合化的网络状的组织模式转换,可竞争市场结构将逐步形成,创新型中小企业的作用更为突出,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互动关系更为紧密,对市场需求的快速反应能力更为重要。大企业集团将遭遇“大而不能倒”(Too big to fail)的尴尬局面,经济社会将回归到“小的是美好的”(Small is beautiful)组织状态。
四、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产业政策分析
1厘定政府在促进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的作用
里夫金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新经济模式如何改变世界》一书中指出了政府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应发挥重要作用:“第三次工业革命并不会凭空而来,经济革命并不会从创造者和企业家的组合中不可阻挡地迸发,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一旦有了新的技术、产品或服务,市场就会及时有效地做出反应。新通信技术和新能源的融合需要政府的积极推动,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都需要政府以公共投资形式积极参与其中,进行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建立新的规章制度和标准对新兴经济活动进行管理,并通过不同的税收激励机制和补贴确保新经济秩序的发展与稳定”[2]。在里夫金看来,当下急需政府积极引导,带领社会和民众转变观念,树立“生物圈”意识,走出债务危机和环境危机,引导和推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进行。
以美国制造业重镇南卡州为例,二十年前,国际资本进入美国,南卡州只能在税收、贸易以及投资政策等方面向海外制造商倾斜,以换来产业升级换代。二十年后,奥巴马政策祭出同样手段,用税收、贸易和投资政策倾斜来提振制造业。在涉及制造业领域,尤其是高端制造业复苏的重要环节,如基础性科研支持、劳动力资源的教育培训以及立法和规范环境等方面,美国政府积极出台了较为完善的政策。美国商务部报告表明,美国制造业出现了对外投资下降和税收利润上升的趋势,美国再工业化战略开始生效,实体经济显现振兴迹象。因此,为促进第三次工业革命在中国开花结果,我们应正视政府在政策支持和产业引导上的积极作用,充分发挥政府宏观调控的职能,从产业结构政策、竞争政策、反垄断政策、审批政策和补贴政策多方位入手,构建完善的产业支撑与服务的政策体系。在这一过程中,国有企业的先行引导作用是不可或缺的。
2制定科学合理的产业结构政策,实现产业的转型升级与融合发展
美国“重振制造业”战略的核心是以制造业作为经济发展的支柱和主导产业,通过制定各种产业政策将制造业回流至美国本土。值得注意的是,美国重振制造业的重心是做大做强传统制造业中的高端环节,形成高端制造业中心集群。仍以美国制造业重镇南卡州为例,21世纪的前十年,由于成本和市场因素的原因,以纺织业为代表的美国南卡州传统制造业步入垂暮状态,工厂大量关门停产,制造业部门失业率大增。而2010年以来,与美国“重振制造业”与“再工业化”的国家战略相契合,南卡州成为美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浓缩样本。在商品端的纺织业务渐成明日黄花时,纺织业及相关产业中有科技含量的部分焕发生机。南卡州迅速转身为美国高端复合材料的制造中心。目前,在南卡州聚集了来自全球不同地区的高科技纺织企业。因此,在制定产业结构政策上,应避免片面地追求在产业结构上由制造业向服务业、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升级,更应该注重产业内部向产业链高端的转型与升级\[10\],同时强化各个产业之间的融合发展。一方面,第三次工业革命将深化第二和第三产业融合发展的趋势,实现信息技术向工业、服务业的全面嵌入以及制造技术的颠覆性创新,并将打破传统的生产流程。制造业和服务业将沿着产业链加深融合,产品从设计、生产到销售各个环节的联系更加紧密,将有力地推动传统制造业加快升级步伐,推动中国先进制造业实现高效发展,推动生产业向高端发展。另一方面,第三次工业革命将会催生一大批新的产业群体和经济增长点,新材料、3D打印和工业机器人等将成为制造业中最活跃的行业,从而进一步拓宽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点领域和范围,为这些产业发展创造出更广泛的机会\[11\]。
3坚定不移地实施反垄断政策,实现对垄断行业的竞争化改造
21世纪以来,中国通过政企分离、纵向拆分和横向切割的手段,为电信、电力、民航和石油等传统自然垄断行业引入了竞争机制,但总体上垄断行业改革至今仍未破题,铁路、邮政等行业仅仅是实现了政企分开,仍维持着一家独占的垄断局面。石油、电信和电力等众多垄断行业的寡头格局坚如磐石,垂直结构、中央集权的“巨无霸”式公司巍然屹立于世界500强前列,这与第三次工业革命内在要求的扁平化、社会化和竞合化的组织模式格格不入。垄断行业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扰使得垄断行业改革陷入了“持久攻坚战”状态。不危言耸听的是,如果不拿出破釜沉舟、不破不立的勇气和决心来改革垄断行业的话,第三次工业革命在中国将无法推进,在错过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历史机遇下,为有效把握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机会窗口”,中国政府应坚定不移地深化垄断行业改革,进一步引入竞争机制,塑造可竞争市场结构,并严格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为此需要把现有垄断行业改造为竞争性行业,使市场真正成为资源优化配置的基础机制,为促进第三次工业革命提供良好的市场土壤和竞争环境。
4优化调整审批政策与补贴政策,引导资源的优化配置
要顺应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历史潮流、把握住新能源互联网这一“机会窗口”的历史性机遇,政府的政策支持和产业引导至关重要。目前,国务院第六次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已开始实施,通过取消171项、调整143项行政审批项目,为进一步扩大市场自主范围、强化市场竞争机制提供了制度基础。下一步在调整行政审批项目方面,务必要协调好中央与地方两级政府的利益关系,在审批政策上向节能环保、新能源和新材料等绿色产业倾斜,引导企业进入制造业的高端环节、新兴产业的核心技术与品牌营销环节,扭转战略性新兴产业“两头在外”的不利局面,化解投资紊乱、无序竞争、同质竞争和产能过剩的难题,促使企业和优势资源进入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关键领域。与此同时,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以新能源为主要驱动力的,因此,为了与产业发展目标及产业政策相配套,中国在实施补贴政策时应该考虑到第三次工业革命背景下的经济结构特征,在补贴对象、补贴额度、补贴方式和补贴监管等方面即时推出与第三次工业革命相匹配的补贴政策体系。目前,中国能源补贴仍以化石能源补贴为主,这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发展方向背道而驰,应当引入竞争性补贴政策,尽可能地规避专向性补贴,同时能源补贴政策应向分布式能源发电做出适当倾斜,为更有效地节能减排提供经济激励,降低能源密集型产业的能源单耗。对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补贴政策目前存在“搭便车”、补贴效果不理想和补贴机制不完善等问题,下一步应将补贴用于促进企业开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等方面,以市场为导向,积极推广市场化特征明显的应用项目,通过应用项目的商业化来验证新技术和培育新市场,进一步推动新技术的开发与应用,并通过加强补贴资金的监管,发挥出补贴政策的导向作用与乘数效应。对传统制造业的改造与升级方面,在以中小企业为主体从制造业低端环节向高端环节升级过程中,应当对中小企业自主创新的核心技术的研发与应用提供相应的补贴与支持,解决其在升级过程中自身无法克服的资金短板问题。
五、结论
在第三次工业革命背景下,分布式分散式的新通信技术与社会化、民主化的新能源技术的有效结合将最大程度地释放合作性权力的效用,打破垂直结构、中央集权的组织模式,向扁平化、社会化和竞合化的合作模式转变,这对制造业产生的最深远影响便是生产方式的转变,即由大规模标准化制造向大规模个性化定制转变,产业组织模式为适应经济环境的变化,将由垂直结构、中央集权的组织模式向全球化的生产网络转型。但是,目前中国传统能源、电力和电信等与第三次工业革命紧密相关的行业都处于垄断状态,这些垄断行业的改革远未破题,传统的能源结构与能源体制不可避免地会发挥其巨大的能量与作用对现有的经济结构、经济体制发生影响,维护现有的经济环境特性,阻碍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产生和发展,进而维持其垂直结构、中央集权的组织模式,延缓产业组织模式转型的进程。传统垄断行业所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已成为一股可以与国家公共利益进行博弈的势力,具有干预和把持改革的能量,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第三次工业革命在中国的进程。第三次工业革命给我们带来的既是技术创新的革命,更是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组织和意识等方面的重大变革,而任何制度变革都会受到既得利益集团千方百计的阻碍与反对,只要既得利益集团长期强大,第三次工业革命在中国推进的步伐就会受到拖延甚至停滞。如果任由既得利益集团发展,我们必将错失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机会窗口”。基于此,我们必须通过发挥政府在第三次工业革命和垄断行业改革中顶层设计和政策推进的积极作用,从产业结构政策、竞争政策、反垄断政策、审批政策和补贴政策等各个层面入手,塑造全新的改革和发展的动力机制,扶持新兴产业利益集团与既得利益集团相抗衡,利用市场的力量促进垄断行业改革的深化,实现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既定目标。
当下,美国和欧盟“再工业化”、“重振制造业”战略正如火如荼地开展,它们意欲牢牢掌控制造业的高端环节,而中国周边一些发展中国家正在制造领域的低端环节抢占市场。在两头挤压的国际竞争舞台上,中国应该把握好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历史趋势和机遇,以新通信技术和可再生新能源技术为支点,推动产业组织模式的转型,进而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升级,这才是实现中国经济走向可持续发展之路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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