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流动趋势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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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人口流动趋势范文

Abstract：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Shaoxing popul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ts causes are analyzed in this paper， and the evolution trends of population migration are forecasted， the research show that long-term population density of Shaoxing city will show a slow growth trend， and the growth rate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s higher than that of household population. Especially， Yuecheng district and Keqiao district become the major migrants gathering. Meanwhile， we analyze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population and consider the measures such as strengthening coordinate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optimizing the allocation of public resources， and enhancing city services conducive to scientifically control population size and structure，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population and economy.

关键词： 人口流动；空间分布；人口密度；演变趋势

Key words： population migration；the spatial distribution；population density；the evolution trend

中图分类号：C92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6）02-0019-03

0 引言

在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人口开始向中心城市迁移，城市人口的空间格局也随之发生变化，并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流动人口分布反映了空间上的迁移动态与迁移规律，研究其空间格局的演变趋势，对于引导人口合理布局，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具有现实意义。在这种背景下，我国许多学者对人口空间分布特征、原因、变化趋势进行了研究，李若建（2003）通过分析广州流动人口集聚与扩散的特征，发现职业结构是影响人口空间分布的重要因素[1]。由于城市能提供“综合机会”，边际报酬递增以及生活质量提高将成为人口流动的拉动因素，人口流动规模逐年扩大（孙峰华，2006；于涛方，2012；）[2，3]。对于人口流动空间变化的特征，包书月（2012）运用ESDA方法分析了北京的人口空间演变特征，认为北京流动人口具有很强的集聚性并呈逐年分散趋势[4]。同为大都市的上海，流动人口呈现“西高东低”格局，郊区人口空间集聚明显，且其人口分布的演变存在明显的空间排斥效应（高向东，2013；刘乃全，2015）[5，6]。本文在国内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搜集了绍兴六个区、市、县的人口统计资料，分析其人口空间分布特征，并试图揭示人口空间演变规律及其发展趋势。

1 绍兴人口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原因分析

1.1 绍兴市人口空间分布现状特征

1.1.1 各区域人口数量分布差异较大

绍兴市包括六个区、市、县，分别为越城区、柯桥区、上虞区、诸暨市、嵊州市、新昌县，其中越城区、柯桥区、上虞区属于绍兴市区。从表1来看，在2013年中六个区域的出生率均在7%以上，最高的是新昌县，达到了8.15%；死亡率在6%～7.5%内波动。人口自然增长最大的是越城区，达到了1377人，而嵊州市出现了负增长（-207人）。就人口总量而言，越城区、柯桥区、上虞区、诸暨市、嵊州市、新昌县分别为744647人、642922人、779484人、1046467人、733667人、439415人，人口规模从大到小排列是诸暨市、上虞区、越城区、嵊州市、柯桥区、新昌县。绍兴市人口总体分布态势集中在以越城区为中心，柯桥区、上虞区为的市区。市区人口占了总人口的一半左右，诸暨市人口数在六个区域中排行首位，占据总人数的1/4左右。而新昌县人口最少，只有43万多，约占总人数的1/10。由此可见，各个区域的人口空间分布差异较大。

1.1.2 人口流动较为活跃，人口密度总体呈现北高南低

绍兴市人口流动总体上较为频繁，2013年绍兴市六个区域（越城区、柯桥区、上虞区、诸暨市、嵊州市、新昌县）流动人口数分别为342932人、858888人、197520人、384664人、90740人、44963人（见表2）。特别是柯桥区流动人口超过了85万，占了该区总人数的57.19%。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人口流动的规模逐渐扩大，人口流动的活跃程度显著提高，人口密度随之发生了变化。从表2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2013年绍兴市六个区域人口密度分别为2206、1409、695、619、461、399人/km2，人口密度极不均衡，密度最大的越城区达到了2206人/km2，而最小的新昌县仅为399人/km2，人口密度区域级差达到了1807人/km2。另外根据图1与表2对照可以得出，绍兴市人口密度以越城区为中心，向不断降低，明显呈现出北高南低的特点。

1.2 绍兴市人口空间分布格局的原因分析

1.2.1 区域经济发展

就绍兴市而言，人口空间分布变化主要源于外来流动人口，而各县域经济水平则是影响人口流动走向的重要因素。其中以柯桥区的经济发展最为迅猛，柯桥区拥有全球最大的纺织品交易中心，轻纺产品销售额占全国三成，2014年实现生产总值1137.6亿元，增长6.3%，财政总收入145.1亿元，增长9.4%；在册流动人口60.87万人，登记发证85.59万人，流动人口总量居全市第一。由此可见，柯桥区的人口密度仅次于越城区，与其经济水平密切相关。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使该区域人口密度的大幅度增加，并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可替代的支撑力量。经济越发达的地区，提供的就业机会就越多，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较其它地区也越强。

1.2.2 城市服务功能

相对密集的人口是服务业发展的基本条件，丰富的劳动力有利于提升服务业竞争力；而服务业又对人口集聚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是吸纳大量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渠道。在六个区域中，越城区的工业型企业已基本外迁，服务业呈领先增长的态势。根据2014年越城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第三产业增加值244.97亿元，占GDP比重达75.8%，三产对越城区GDP增长贡献率高达83.5%。随着，第三产业的支柱作用日趋显现，越城区的服务功能也不断增强，特别是世茂广场、金帝银泰城等重点服务业项目的相继建成，不但丰富了周边居民的休闲娱乐生活，而且提升了全区商贸服务业的规模，形成了强大的吸引力。

1.2.3 公共资源配置

公共资源配置同样影响着人口空间分布，主要表现在教育、医疗、交通等优质资源对人口移动的强大吸引力。从全市范围来看，绍兴市的公共服务资源分布不均衡，区域、城乡、群体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以越城区的基础教育为例，鲁迅小学、北海小学、建工中学、元培中学等名校多集中在老城区，这些学校在师资力量以及教学硬件设施各方面都具有优势，为了孩子享受更好的教育资源，不少家长纷纷购置名校学区房。尽管，这几年绍兴也在郊区组建一些名牌小学的分校，然而，分校升学率以及教育综合质量还有待考证，公众认可度偏低，进而影响人口空间的分布。

2 绍兴人口流动的演变趋势预测分析

2.1 绍兴市人口总量与人口密度预测分析

绍兴市户籍人口总量增长较为缓慢。2005年户籍人口总数为435.09万，至2014年底增加至443.04万，平均每年增长不到0.2%。不过流动人口数量较多，特别是经济发达的几个区，人口密度比较高。下面将绍兴市2005-2014年的人口总数以及人口密度数据运用时间序列法进行预测，得到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可以看出，绍兴户籍人口数未来增长较为缓慢，但是流动人口增长速度较快。这主要是柯桥、越城区、诸暨等地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吸引了大量的流动人口，人口密度随之逐年增加，由2015年的807人/ km2增到到2020年的912人/ km2。

2.2 绍兴市各区域人口数量与人口密度变化趋势预测分析

绍兴户籍人口增长速度非常平缓，从2005-2014年绍兴各区、市、县的人口统计资料中也不难发现，人口自然增长率非常低，这与我国当前的人口政策有关。下面我们对绍兴各区域的人口运用多重线性回归方法进行预测，预测结果如表4所示。

从表4中，不难得出，在未来六年中，绍兴各区域人口增长速度极其缓慢，并且分布是不均衡的。越城区、柯桥区、上虞区、嵊州人口数量相差不大，在65万-80万之间。诸暨人口总数超过108万，而新昌不到46万，只是诸暨总人口数的42.5%。

从人口密度来看，绍兴越城区、柯桥区人口密度较高。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流动人口不断增加，未来这些区域的人口密度还将持续增加。我们针对这种增长趋势，通过拟合曲线进行密度趋势预测，其结果如表5所示。

从表5可以看出，绍兴各个区域的人口密度未来增长速度逐渐放缓。绍兴柯桥区流动人口的数量逐年增加，但增幅有所下降，人口密度增长速度也有所下降。上虞区和诸暨市是工业发达地区，外来人口流入较多，人口密度增速较快。而嵊州、新昌离中心区较远，外来人口流入不多，所以人口密度较低，基本上处于一种稳定状态。总而言之，不同区域的人口密度持续增长与增长停滞并存，中心地带几乎都是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越城区、柯桥区在未来的几年里，人口密度还将持续增加。上虞、诸暨、新昌则呈现出“增长-放缓-增长”的态势。而嵊州的人口密度表现出“负增长-增长-负增长”的人口密度变化规律。

3 结论与建议

从绍兴市人口流动的空间演变来看，各地区人口密度呈逐年增长趋势，但是增速逐渐放缓，其中流动人口的增长速率高于户籍人口的增长速率。由此可见，大量外来人口的流入是绍兴市人口数量不断增长的主要原因。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剧，经济发展、城市服务功能、公共资源配置等因素对人口空间分布影响越来越大，为了促进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以及新型城镇化建设，可以采取以下措施：一是，优化公共资源配置，缩小城乡、区域、群体之间的差距。尤其是加大对薄弱区县在教育、医疗、基本公共设施等领域的投入，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二是，以信息化推动产业升级，促进区域均衡发展。绍兴市的产业大多集中在纺织服装、装备制造、医药化工等传统行业。在新常态下，区域经济发展要以信息技术突破口，把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元素植入到传统产业，实现传统产业与信息化的融合。三是，发展金融、物流、信息、商贸等服务业，创造更多就业岗位。中心城区要加快工业型企业向郊区的转移，通过现代服务业，发挥中心城区的凝聚力和辐射力，改善居民生活环境。

参考文献：

[1]李若建.广州市外来人口的空间分布分析[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3）：73-80.

[2]孙峰华，李世泰，杨爱荣，黄丽萍.2005年中国流动人口分布的空间格局及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J].经济地理，2006（11）：974-977.

[3]于涛方.中国城市人口流动增长的空间类型及影响因素[J]. 中国人口科学，2012（4）：47-58.

[4]包书月，张宝秀.北京市流动人口空间分布特征及变化趋势研究[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2（4）：74-78.

第2篇：人口流动趋势范文

（一）闵行区外来流动人口基本情况

自从2003年以来闵行区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的比例就已达到1:1。截至2006年9月统计数据显示，闵行区外来流动人口总数达1040155人，其中男性576824人，女性463331人，已远远超过本区户籍人口844033人，达到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1:1.23的高比值。

从2005年闵行区人口计生委《新形势下闵行区流动人口的服务需求及管理对策的研究》调研报告显示，闵行区流动人口的来源涵盖27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大多是人口大省或邻近上海的贫困地市，反映了经济差距对迁移流动的拉力很大。

（二）闵行区外来流动人口分布情况

作为上海市流动人口大区，几乎闵行区的各个镇和街道都或多或少地有外来流动人口就地工作或居住，并形成了相对集中的聚居区。2006年闵行区外来流动人口密度较大的镇和街道为：北部的七宝、华漕、龙柏、虹桥、莘庄，南部的浦江等。其他各镇外来流动人口密度较小。

（三）闵行区外来流动人口聚居的基本形成

外来流动人员进入后，由于多方因素影响，其居住的方式呈现出多种多样的形态。

闵行区的外来流动人口主要以租住公房、租住私房、自购房、企业宿舍、工棚等形式居住。除少部分人选择自购房和公房租住外，绝大多数选择私房租住、企业宿舍、工棚等居住形式，并在区内或大或小地形成相对集中的区域。

鉴于外来流动人口的流动特点，其聚居集中表现在两个层次：一是从业空间的集中分布。也就是说，大部分外来流动人员进入后，由于其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聚合，形成高密度的外来流动人员聚居区，例如江川路工业区和漕河泾工业园区、莘北工业区等。二是居住空间的集中分布，一般拥有适宜的硬件环境并能满足其低廉的生活成本的地区，都会成为引聚大量的外来流动人口，形成高度的密集，如梅陇镇、虹桥镇、华漕镇等。在闵行区，这样的集中居住区有很多。除了一些分散的，以旧城区私房为主集中居住地外，据2006年中期统计数据显示，近几年闵行区各镇、街道、工业区已先后建造了来沪人员集中居住区55个，入住来沪人员26918名。目前，莘庄工业区正在建造10万平方米建筑面积、可容纳1.4万来沪人员入住的“鑫泽阳光公寓”。浦江镇也已启动建造1.8万平方米建筑面积、可入住3000人的“英源达”职工宿舍楼。此外，梅陇镇等政府也已着手在工业区规划建造适度规模的外来流动人口公寓。

（四）闵行区外来流动人员几种典型集中聚居地的形态

从聚居区形态上来看，主要存在以自然村为基础的外来流动人口聚居区、以工业区为依托的外来务工人员集中居住社区和外来流动人口封闭式管理聚居区三种形态。

1、以自然村为基础的“城中村”

这是最主要的、最常见的、也在覆盖面和数量上最大的聚居地形态。其特点是以尚未实现旧城改造的自然村为基础，借助周边已经发展城市的新型商业服务区或工业区的辐射优势，以本地居民房屋为依托，形成本地居民与外来人员混合居住的地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城中村”。“城中村”是城市化进程中的重要产物，由于其在建设期间的诸多客观问题，例如土地、户籍、人口等多方面均属城乡二元管理体制，没有完全纳入城市统一规划、建设和管理，使得其发展有很大的自发性和盲目性，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景观建设等各方面仍保留浓厚的农民特征。这种自然存在于城市周边的中间地带无论在生活方式上，在社会形态上，在文化习俗上都非常适宜刚刚到城市来打工的外来流动人口居住。

从课题组走访的近十个外来流动人口集中居住区域来看，有近一半是属于此类的聚居区形态，如，华漕镇的光华村、梅陇镇盛枫停车场聚居区、莘庄东吴村自然村外来人员居住区、虹桥镇新桥村、虹桥镇井亭六村、虹桥镇虹二村等。

这种聚居形式的特点以及现实问题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本地居民与外来流动人员生活依存度较高。

一方面，租房的租金成为本地“城中村”居民的主要生活收入来源。对于在这些聚居区内的本地居民来说，房屋租金可谓是一笔可观的收入。

另一方面，外来人员也依赖本地自然村长久形成的居住设施保障日常生活需要。一般来说，私人房屋具备外来人员居住所需的基本配套设施，如供电、供水、供气以及周边的餐饮服务、菜市、文娱设施和民办学校等，基本享有本地居民所有的生活必需。

（2）居住生活环境欠理想，公共卫生压力大

为实现更多的房屋租金收入，房主一般只在乎租房的数量，而不注重租房的质量。因而，私房出租普遍存在居住空间狭小，人口居住密度大的问题。

硬件条件不理想，形成公共卫生及安全压力。除住房空间小以外，住宅外道路侵占严重，消防通道堵塞，水电道路和公共卫生等市政基础设施缺乏，生活垃圾处理不及时，从而脏乱差的现象普遍存在。

（3）治安问题突出，地区安全威胁大

大规模的外来人口流动对闵行区的社会生活稳定构成了一定威胁,流动人口在闵行的犯罪率居高不下。虽然一直进行严控整治，对犯罪保持高压态势，但近5年来外来流动人员的刑事案件数量仍保持逐年增加的趋势。据统计，2001年案件总数651件，其中外来务工人员案件数377件；2002年案件总数761件，其中外来流动人员案件数488件；2003年案件总数922件，其中外来流动人员案件数674件；2004年案件总数1041件，其中外来务工人员案件数804件；2005年案件总数1226件，其中外来流动人员案件数977件。近5年来，外来流动人员刑事案件数占所有刑事案件总数的比例高达72.1%。其中，众多“城中村”地区的流动人口违法犯罪，更成为左右地方治安形势的突出问题。

（4）管理方式单一，公共管理服务与保障难度大

“城中村”内流动人口为了保证低成本的生活，在集居地范围内形成了外来人口自我服务的内部供应链，小饭店、小菜场、旧书摊、简易游戏房、理发店、杂货铺等比比皆是。大多为无照经营或超范围经营现象,工商部门查处比较困难。由于有关法律法规的缺失，使执法难度增加。同时，越来越多出租房主的重利弃责，使得流动人口信息统计工作困难重重。目前，要求统计、公安、房管等部门提出准确的流动人口数量、变化、类型、流入源、流入目的、流动时间、暂住时间、流动意向、子女受教育情况、办理证照情况、社会交往方式及活动特点等情况，都存在客观困难，这给流动人口管理和公共服务保障带来了障碍。同时，管理工作的成效和准确性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管理者本身的素质；由于缺乏制度化规范化的管理和约束，面对聚居区内复杂的人员关系和社会生态环境，单一的管理方式往往显得绵薄无力。

2、外来流动人口封闭式管理小区形式

自1998年以来，在相关职能部门的部署和指导下，闵行区在莘庄、虹桥等镇先后引入了外来流动人口封闭式管理的概念，并加以推广。所谓封闭式管理小区是指在外来流动人口较为集中的区域，选择合适的地理位置，由政府出资建造标准廉租房，并对入住者实行封闭式统一管理的小区。

此次课题组走访的莘庄镇东吴村金湾小区就是闵行区最早建造的外来流动人口封闭式管理小区之一。该小区始建于1997年。选择在东吴村建造该小区有其特定的区位和环境优势。东吴村受辖于莘庄镇，位于闵行区中西部，莘庄镇西北角，西邻松江区，北接七宝镇。近年来，随着莘庄镇建设步伐的加快，该村依靠其与松江区毗邻的区位优势，吸引大量企业入驻，形成了小有规模的工业集中园区，成为莘庄镇经济发展的带头村。设立在村内工业区的企业大多属于轻工或者电子电器等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诸如泛太制帽、瑞登家具、欣驰电子等。产业的发展随之而来的是大量外来流动人口的导入。初期，在房租利益的驱动下，本地村民宅基地上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违章搭建。另外，大量流动人员进入满足了企业劳动力需求的同时也开始对其员工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小区的建造，一方面缓解了本地居民住房存在的违章现象，建立本地居民和外来务工人员的有序生活环境，同时也满足了周边企业安置员工生活的迫切需求，为外来人员提供生活便利。

（1）封闭式管理小区的功能优势

封闭式管理小区是一种比较能够体现聚居区社区职能的模式。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配套设施标准化

不同于以“自然村”为依托的租住私房的居住形式，封闭式管理小区内的住房和道路空间均是以统一规格建造的。每一个居住单位都配备有基本的水电煤等基本生活设施。公共领域也配有专人负责清扫，这就不会存在诸如空间狭小、环境脏乱等外来流动人员集中居住的常见难题了。而且，封闭式管理小区在初建时通常就将一些公共社区配套也纳入规划范畴，这些设施在建成之后均能满足暂住者的日常生活需要，大大缓解其相对偏远和隔离的地理位置所带来的不便。以金湾小区为例，其中有住房962间，可同时入住3500人。小区内居住房屋均为一层平房，呈田字型排列，住房分无独立卫生间标准房和带独立卫生间标准房两种。小区内建有集中生活服务区，内含小型超市、菜场、浴室、图书室、活动室等公共设施。这里，封闭式管理小区在前期的集中规划优势就充分体现了。

第二，自主服务经营规范化

由于在建造初期能够合理规划从而预留相应功能空间，封闭式管理小区在其建成后的业态分布也显得较为全面和规范，在其外部形态上也能更贴近本地城市的现代化社区。再以金湾小区为例，小区在规划时便在正门前黎安路预留有集群商铺。投入使用后商铺经营范围几乎涵盖生活所及的方方面面，例如，便利超市、餐饮、农贸市场、粮油商店、服装店、裁缝铺、美发店、照相馆、小五金商店、网吧、移动话吧、桌球室，以及劳务中介等等……这些经营场所几乎均由居住于该小区的外来人员承包开设，所售产品均切合小区内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这就使这个位于工业区内的居住小区，克服了地处偏僻、远离中心商业区的弊端，更好地为外来务工人员提供生活便利，也适当地解决了其与本地居民可能存在的生活水平差异问题。小区内的各项生产经营活动都经由小区管委会以及上级工商部门监督管理。定期抽查商品进货渠道以及服务环境，以保障小区内外来务工人员的食品卫生以及安全生产。

第三，管理队伍建设制度化

既然作为相对规范的社区模式，管理队伍的制度化建设也是封闭式管理小区的一大亮点。仍以金湾小区为例，小区建有治安巡逻队、卫生保洁队、法制宣传领导小组、人民调解委员会等管理与服务组织，各个管理团队的工作都有具体明确的规章制度，以确保各项社会事务性管理职能都落实到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外来流动人口调解委员会。事实上，外来流动人口的管理工作仅仅依靠本地管理人员来开展，要从根本解决外来人员之间的矛盾往往是力不从心的，甚至适得其反，反而激化社会成员间的矛盾。聘请来沪人员担任调解员，由于境遇相似，意识和生活习惯都相近，外来的调解员往往会更多地拥有与来沪人员在语言沟通和感情沟通上的优势，在调处纠纷时能给当事人以亲切感，容易赢得当事人的信任。

（2）封闭式管理小区的现实问题

封闭式管理小区为外来流动人口管理开创了一种较为有效的模式，对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与此同时，也反映出了一些在管理和服务中存在的薄弱环节和缺陷，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人文环境兼容问题

封闭式的外来流动人口小区能迎合其实际情况，提供符合外来人员需求的相关生活场所和物质供应，但与此同时也拉大了同本地居民间的距离，减少了与本地居民间的沟通和交流，减缓了其融入新城市人文环境的适应周期，处理不当，可能引发各种社会问题。

第二，生产生活领域服务经营兼容问题

在调研过程中发现，居住在该小区的外来人员大多在本小区进行经营活动，或在小区周边的工业区工作，生产经营活动较为集中，与地区其他社会成员的交流甚少，形成了相对落后于现代城市化发展的特殊群体。处于相对封闭的小区建造的区域特点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

3、以企业或工业区为依托的聚居区

以莘庄工业区鑫泽阳光公寓为例。随着莘庄工业区入驻企业的不断增加，目前，莘庄工业区已有外来务工人员29976人，与2001年的16000人相比增加了13976人，增长了1.87倍。同时，企业的规模扩大，使得越来越多的农民住房被拆迁，越来越多的外来务工人员面临重新选择居住点的问题，就近寻找适宜租赁房成为一大困扰。“租客多，房源少”给工业区周边的居民小区带来居住压力，造成人口过密等社区问题。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在走访诸多企业和了解外来务工人员意向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的情况，工业区于2005年开始建造面向企业外来员工的职工社区公寓。社区由16幢经济型公寓、4幢小康型公寓、沿街商店、餐厅、运动场地和娱乐中心等组成。在房型上设立了经济型单间、享受型单间和套间等多种形式。社区服务管理有专业化物业保障，同时设立客户服务中心，为住户提供包括入住退租以及外来人员暂住登记手续在内的各种服务，把本土化社区概念运用到了外来流动人口社区建设之中。

有别于企业内部的强制性安置，如此在成熟的工业园区内或者企业集群周边建造的外来务工人员集中居住社区被认为是政府与地方机构协同作为的典范。企业也作为外来流动人员的管理主体参与到其中，并发挥起对自身员工的引聚效应，同时也使企业增加对社会保障事务的责任意识。但实行多方机构协作并不意味着大量引入市场机制。作为外来务工员工的安置仍应更多地从福利保障的角度出发，完全市场化的操作或者不符合人员客观条件的设施构建，反而会形成新的屏障或隔离。

二、对闵行区外来流动人口聚居区发展建设的几点思考

（一）改善适宜外来人口聚居区均衡发展的宏观环境

1、树立政府主导意识，把外来流动人口聚居区管理建设纳入区域总体规划

对外来流动人口聚居区的建设给予政策上的扶持和管理上的强化，将其纳入城区建设统筹规划体系中，将其视为城市化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摈弃其为城市附属物的偏见，对实现区域合理分布和发展乃至地区平安与和谐社会的建设是十分重要的。面对当前闵行区落实市政府“虹桥交通枢纽建设”重大工程，地区轨道交通网络的建设，将影响全区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势必涉及到很多流动人口集聚地的百姓生存居住权益。政府主管部门要有清晰的分析和判断，抓住机遇，建议建立区域人口的整体规划，根据本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对本地区未来几年甚至几十年对人口规模、人口结构、人口质量等方面的需求做出科学的预测，并在此基础上对涉及人口的所有重大问题如人口的导入和流出、居住、就业、子女教育、医疗、老人赡养、治安、计划生育、文化生活、休闲娱乐等做出科学合理的规划与安排。其次多管齐下地摸清现有的流动人口情况。对流动人口的所有情况，例如总量、年龄结构、受教育水平、家庭规模与结构、就业及劳动报酬情况、居住条件、社会交往、今后的打算等作出全面地了解。必须明确的是不仅要向流动人口了解，也要向户籍人口了解，因为户籍人口对流动人口的看法和态度是流动人口生存状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流动人口提供生活居住的服务保障，是保障地区所有老百姓安居乐业的基础工程，是促进地区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保证。确保外来流动人口的生存权益，为闵行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建设和谐地区提供人力保障。

2、注重产业政策的调整与城区重大基本建设项目配套，引导人员流动

结合产业结构调整和劳动法规检查，提高流动人口的素质，改善流动人口结构和就业状况。流动人口的素质、结构和就业状况是与流入地的产业政策和人口政策紧密相连的。从区域外来流动人口聚居的原因分析，我们已经能清楚地认识到，产业结构政策同外来人口的流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改善区域内流动人口生存状态的关键之举在于加强区域内产业结构调整的力度，同时对于区域内现有的相对落后产业也要通过加强劳动执法检查特别是劳动合同签订和劳动保护、社会保障等法规的落实情况来使“虚低”的用工成本得以复归，使外来劳动者的基本权益得到保障，并促使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在以上过程中，还要根据区域的特点和需要，在国家有关政策和法规的基础上，制定一些必要的保障流动人口合法居住与生活权益方面的政策、措施等。

此外，从决定外来流动人口居住地的众多因素来看，居住地及周边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完备以及居住成本适宜程度是其中最主要的因素。适当地考虑并有针对性地结合外来流动人员的客观需求，如居住需求、消费需求、就学需求、社会保障需求等。从全局的角度出发，整合各地资源，包括土地资源、资金资源、房屋资源、教育资源等相关配套设施资源。从基础设施建设着手，促进新旧资源开发，通过基建设施调整或重构，对实现对外来流动人口集中居住地的引导和分流有极大的促进作用。例如，闵行区要在上海市重大工程“虹桥交通枢纽”与全区轨道交通网络的基本建设过程中，充分考虑外来务工和流动人口居住的因素，在旧城区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规范和完善私房租赁市场，制定针对出租给外来流动人员的出租房配套设施规范及标准细则，引入租房资格制度，不具备标准设施配套的，不给予其租房资格。同时，加大外来流动人口居住生活区的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例如诊所、学校、服务中介机构等，通过设施完善来引导外来流动人口的分流。

3、加强政府指导，建立社会协作机制

在外来流动人口聚居地的规划和管理上，仅仅依靠政府单一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应当树立“政府指导，社会多方协作”的理念，来共同解决外来流动人口集聚区的有效规划和管理。

一方面，配合外来务工人员的住房安置是企业的社会职责。外来流动人口的合理引导和安置不仅仅是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更是保证企业正常稳定生产的必要条件。企业在享有外来流动人口提供的充足的劳动力的同时，也应当以一定形式的住房福利回报其劳动付出，即妥善安置其员工的住房问题，这也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一种体现。

另一方面，企业内外来务工人员的安置也不仅仅是企业内部的事情。企业由于其自身条件限制，以及考虑经济成本，往往在劳工住房安置质量上有所欠缺。对于安置需求较为突出的企业，应鼓励社会力量参加建设，政府应当给予政策性的扶持与制度上的约束，规定其安置的条件和标准，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其妥善安置；在进行外来流动人员集居地规划和引导的过程中保证与相关用工企业的充分沟通，全面了解企业与外来人员间的劳工关系，员工居住需求信息，使社会各方能结合企业的需求实际情况以及企业所在地的地区情况，共同参与协助制定有针对性的外来务工人员生活居住安置方案。此外，政府应通过调研，及时整理与流动人口居住、就业、消费需求等信息，使各个管理部门与各种市场经营组织从中获取服务信息，协助政府与企业，提供解决居住及其相应生活服务保障的设施和条件，形成社会的协作机制。

（二）完善外来流动人口聚居区微观管理机制

1、探索队伍建设，建立自管机制

外来流动人口的集居很大程度上依赖其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乡情、亲情的社会网络，这种社会网络一旦形成就很难实现与外部社会群体的融合。要打破这种社会网络结构,就需建构其他社会关系之间的联系，例如，以业缘关系或邻里关系为主的社会网络结构。通过建立合理有效的调节机制，来弱化单纯亲缘社会网络的负面影响。通过建立自主组织的形式,形成外来流动人口自主组织管理体系。

从闵行区现有的一些外来流动人口集中居住小区已经建立的“以外调外，以外管外”的管理模式来看，其卓有成效的原因是确立了外来流动人口的自主管理主体的地位，充分发挥其参与管理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出于自我保护的意识，外来流动人口在聚居地形成过程中，往往都会有非正式的自发组织，实现彼此帮助和服务。但在没有正确的合理的甚至是合法的方式的指导下，这种自发的行为往往会给社会带来负面的效应。如能有效地保留并扩大其积极性，由政府引导，构建正规的组织形式，并给予正确的运作指导，这将无疑成为实现外来流动人口有效管理的重要资源，从而为外来流动人口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如培养外来流动人口的公德观念和法律意识，帮助成员克服困难，增强成员摆脱困境的能力，缓和各种矛盾与冲突，维护外来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与安全，整合与优化外来流动人口群体的形象等等方面，发挥作用。与此同时，自发组织在政府相关文件指导下，按章进行人员教育、调解、保卫、监察、联络和互助，促进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及社会团体的交流互动，从而实现外来流动人口与城市居民的和睦共处。

2、推进廉租房建设和管理制度的完善

（1）完善土地使用制度，推进旧聚居区改造

针对城中村内本地居民与外来流动人员对宅基地房屋租赁的双方需要，有关部门可制定相关规定，对问题突出的“城中村”的农民宅基地进行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化、法规化的改造和管理。一方面，实行相对严格的使用审批制度，控制违章搭建房的蔓延。另一方面，对条件允许的村或聚居区，实行土地及宅基地的有偿转让。在原宅基地上进行本地居民居住区和外来流动人口居住区的集中改造，既满足外来流动人口的居住需求，同时也加快了城市化的推进。

（2）推进协作机制，解决廉租房建设资金问题

廉租房建设具有公共性和市场性的双重特性。一直以来，既要满足外来流动人员低生活成本的需要，又要满足开发机构盈利的建设目标，两难的处境往往使得廉租房的使用不能物尽其效。对于廉租房建设的低利润问题，政府可以考虑进行联合开发，针对不同的区位采用不同的联合方式，把用于廉租屋建设的土地和城中区位较好的土地进行联合开发，以平衡开发商的资金投入。无论是“城中村”还是城乡接合部的土地，在征用的同时预留其中一部分土地为廉租房建设用地，其它的土地以招标等形式租赁给开发商，从而平衡廉租房建设中相关费用问题，同时也有利于社区居民阶层的多元化需求。

（3）统一、完善住房租赁市场

第3篇：人口流动趋势范文

【关键词】流动人口罪犯；社区矫正；方式

随着社会现代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人口流动规模扩大并空前活跃。越来越多的人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条件，离开户籍所在地从农村流向城市，从经济落后地区流向经济发达地区，我们称这一类群体为流动人口。但是，由于我国严格的户籍制度，城乡居民差别对待和政府管理的缺位，流动人口经济收入低，不能享受很好的社会保障，政治权利也难以平等享有，心理压力大。这种种的因素导致流动人口犯罪率居高不下，给社会治安埋下巨大隐患。与之而来的，便有流动人口犯罪的刑罚适用问题。由于流动人口罪犯具有的复杂情况和特征使得依赖稳定的社区环境实施的社区矫正制度难以平等地对流动人口适用。因此，在法治不断完善的历程中，如何保证流动人口罪犯适用社区矫正的合法性、平等性，如何实行对流动人口罪犯最有针对性的社区矫正方式，切实帮助被矫正流动人口顺利回归社会，值得我们关注和探讨。

一、分析的逻辑起点——流动人口罪犯的特殊性

（一）矫正对象的流动性

流动人口出于生存需要，跟随劳动工作机会而流动，职业呈现多样化与非固定化，工作更换频率高，城乡和地区流动较快。即使是留在某个地方，也在春节像候鸟一般往返于城乡之间。矫正对象的流动性给社区矫正工作的实行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在某一地点短时间的社区矫正也无法起到改造思想、使其重返社会的目的。

（二）矫正关系的复杂性

流动人口作为社区矫正的特殊群体，涉及的社会关系具有复杂性。由于流动人口是出于对工作机会的追求而流向经济发达的地区，在暂住地或工作地往往处于相对孤立的生存状态。投奔亲戚、朋友的这类流动人口犯罪的社区矫正，除了涉及传统意义上与司法所、矫正志愿者、社工的关系外，还涉及到与其投奔的朋友、亲戚、老乡以及所住地当地居民、社区之间的关系。

（三）矫正侧重点的特殊性

据调查了解，弱势群体对弱势的归因，会影响他们在发泄不满情绪时具体对象的选择，强化他们作出攻击时的自我合理化机制。他们更容易将自己处于弱势的原因指向社会和其他群体，引绪的积累。因此，在对流动人口犯罪进行社区矫正的过程中，把握和了解服刑人员特别的需求，对其进行心理矫正，并对其进行免费技能培训，提供就业和医疗方面的救助，改善其生存环境，消除再犯罪形成的客观因素，显得更为重要。

（四）效用评估的艰巨性

对于社区矫正对象矫正完毕后的跟踪研究，既是社区矫正效果的有效评估方式，也是预防再犯罪的有效手段。但是，由于流动人口中服刑人员的流动性、情况的复杂性和违法犯罪的突发性等等，不仅使得对服刑人员矫正工作难度增大，而且也使得服刑人员的矫正工作流程、衔接机制以及工作如何开展、如何有效预防他们重新违法犯罪等问题都变得十分棘手。在种种不确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对于流动人口社区矫正的效用评估变得异常艰难。

二、分析的现实背景——对矫正方式优化分析的必要性

（一）是分类管理与矫正理论的体现与扩展

分类管理与矫正是刑罚理论中刑罚个别化的体现，强调对矫正对象进行适当分类，并根据矫正对象存在的差异性分别采取相应的管理与矫正措施，有利于针对矫正对象的不同类别特征采取有针对性的矫治措施，调动矫正对象的积极性，实现社区矫正对象的再社会化目标。然而，我国社区矫正对象的分类主要表现为法定的五类人员，分类标准过于单一，以至于未将其他具有特殊性、在社区矫正的过程中需要特殊对待的人员单独列明。对于流动人口罪犯的社区矫正采取特殊方式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本质上也是对分类管理与矫正理论的体现与扩展。

（二）是实现实质公平的必要举措

根据是否承认差别对待的标准，可以将社会公平分为形式公平和实质公平两大类。形式公平强调法律的强式平等，而实质公平在追求社会最大利益的同时，充分考虑到少数群体（比如弱势群体）的利益。就流动人口罪犯进行社区矫正而言，由于流动人口群体具有流动性、社会关系复杂性等特殊性，对流动人口罪犯实施社区矫正必须充分考虑到其群体的特殊性，在具体的矫正方式方面进行创新，“对症下药”，更好地实现社区矫正“再社会化”的目标。

（三）是科学实现流动人口罪犯再社会化的理性选择

社区矫正的本质是充分利用社区资源，发挥刑罚的矫正和教化功能，使罪犯改过自新、回归社会、适应社会的再社会化过程。社区矫正的目的在于通过社会化的手段，使罪犯回归社会，并增强社区公民的法律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达到一般预防的目的。流动人口犯罪除了其自身的原因之外，更大程度上是由于制度和政策层面的原因。对流动人口罪犯采用特殊的矫正方式，能够全面体现现代刑罚理论的人性化，有利于调动流动人口罪犯在接受社区矫正过程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努力改造自我，实现再社会化。

三、机制完善的建议

（一）扩大社区服务中心的服务对象范围

在与广州市荔湾区司法局的工作人员访谈的过程中我们了解到，在荔湾区的各街道均设有“家庭服务中心”，并成立了“友善社会服务中心”，专向帮助社区矫正人员与刑释解教人员。社区服务中心人员多为心理学、社会学专业，专业性较强，以社工的名义而不是司法机关的名义对被矫对象进行心理辅导，他们社区矫正工作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然而，作为政府购买服务的社会服务机构，友善社会服务中心目前的服务对象只限于荔湾区户籍的人员。在荔湾区进行社区矫正的人员一共有一百多人，其中流动人口罪犯有二十多名，也就是说友善社会服务中心将社区矫正中20%左右的流动人口罪犯排除在服务对象之外。对于流动人口罪犯，无论是从公平的角度还是从社区矫正对象再社会化目的的角度来看，都有必要扩大社区服务中心的服务范围。

（二）丰富矫正项目，完善管理机制

在调研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对于流动人口罪犯实行社区矫正的方式与其他罪犯并无区别，主要是进行评估、按照人身危险性进行分类管理，由被矫正对象定期向司法所进行当面汇报、电话汇报、上交思想汇报、参与公益劳动，并由司法所工作人员对其进行评估调查等。流动人口罪犯作为社区矫正的特殊群体，他们所具有的流动性、社会关系的负责性都会影响到社区矫正的实施和管理。

因此，在社区矫正的过程中，可以尝试建立流动人口罪犯的专项档案，实行专项管理。此外，建立心理干预机制，对其进行心理矫正，并进行免费技能培训，提供医疗方面和就业方面的救助。通过对他们生存环境的改善与心理伤痛的调节，消除再犯罪形成的客观因素，全面实现回归社会的矫正目的。并逐步实现各区的信息沟通与分享机制，探索适合于流动人口罪犯社区矫正的最佳方式。

（三）打造专业志愿队伍，创新志愿服务手段

据了解，广州市从事社区矫正志愿服务的主要是广州市本地大学的大学生、教授。就志愿服务的方式而言，志愿者主要采取协助社工开展日常工作、进行心理辅导等，既没有专门针对社区矫正的社会服务机构，也缺少对流动人口罪犯开展社区矫正的针对性手段。

流动人口罪犯在居住地进行矫正不仅面临经济、心理、社交等方面的考验，还要遭受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在接受社区矫正的过程中比一般人具有复杂性和脆弱性。志愿服务在社区矫正中的重要作用已经十分明显，为了更好地实现流动人口罪犯再社会化的目的，应该打造专业志愿队伍，由充分了解流动人口罪犯心理和社会特征的志愿者开展志愿服务，并不断创新志愿服务的手段，采用适合流动人口罪犯的矫正方式。

（四）专群结合，实现双重观念转变

广州市是一个外来人口比例非常大的城市，在某些区流动人口的比例与本地居民的比例已经基本持平，树立对流动人口的平等、尊重意识已经十分必要。尤其是在《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确定了社区矫正管辖以居住地为主的原则之后，转变司法人员的观念，同时树立社区公众的开放意识以及对法律的理解与认同已经势在必行。

在调研的过程中我们了解到，广州市各区均重视社区居民的带动作用，动员社会力量进行安教帮扶工作，并实现对解矫人员的后期追踪管理，帮助其重返社会。司法人员的平等对待，在流动人口罪犯与城市居民之间建立了良好的沟通与理解途径，减少了流动人口再社会化的成本与风险；城市社区居民的友好帮扶，慰藉了流动人口罪犯孤单、恐惧的心，增加了流动人口对公正与平等的理解，增加了社会稳定的因素。

（五）加大财政投入，充分加强对流动人口罪犯社区矫正问题的重视

在调研的过程中，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普遍反映用于社区矫正的经费和人员严重不足，就经费而言，地方司法机关用于社区矫正的人均经费与国家用于收监人员的人均经费的比例远远达不到规定的1：10。按照要求，一般用于收监人员的经费人均每年2万，用于社区矫正人员的人均每年2000元，但实际远远达不到这个数目。就人员而言，以海珠区为例，司法局一共22个工作人员，负责社区矫正的不到3人，基层司法所共约57个工作人员，每个司法所负责社区矫正的为2人左右，但社区矫正工作十分繁忙，社区矫正人员严重缺乏。

在社区矫正的经费和人员都严重缺乏的情况下，用于流动人口罪犯社区矫正的特殊经费与人员几乎为零。然而，流动人口犯罪的现象较为严重，适用社区矫正的流动人口罪犯的数量也在增加。并且，在社区矫正的过程中，流动人口的监管难度往往是最大的，出现脱管、漏管的可能性也最大。无论是出于控制再犯罪率的考虑，还是出于对社会秩序稳定的要求，都有必要加大对社区矫正工作的财政投入，设置针对流动人口罪犯实施社区矫正的专项经费和人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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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苏华.浅谈弱势群体犯罪人员行刑社会化及社区矫正[J].新疆社科论坛，2009年第1期.

[3] 连春亮.论社区矫正中的分管分矫制度[J].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

[4] 王云飞.和谐社会中弱势群体的保护[J].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

[5] 董颖，陈青.流动人口犯罪人纳入城市社区矫正范围的思考[J].法律研究，2009年第2期.

第4篇：人口流动趋势范文

争做社区流动人口育龄妇女的“贴心人”

**镇***居委会

（2006年9月13日）

我们**镇***社区有7个居民小组，21个企事业单位，其中破产倒闭企业6家，总户数2198户，总人口7016人，育龄妇女1390人。辖区共有流动人口643人，其中流出505人，流出已婚育龄妇女147人，其中重点三查对象80人；流入138人，流入已婚育龄妇女41人。今年来，我们以开展流动人口规范化管理试点和社区整顿月活动为契机，加大社区人口计生工作清理清查力度，对流动人口实行亲情化服务、市民化管理，以服务促管理，在管理中深化服务，使流动人口计生管理取得显著成效。我们的主要作法是：

一、增强三个意识，用高度的责任来管理流动人口

一是增强全局意识。就我们**镇来说，人口计生工作的重点难点在社区，而我们社区的重点难点却在流动人口管理上。因此，我们把流动人口计生管理放到重中之重的位置，决不能因管理不到位而影响全社区的工作，拖全镇的后腿。二是增强基础意识。抓好流动人口计生工作打牢基础是关键。我们一方面加强流动人口管理组织网络建设，在社区成立了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居委会主任任组长，下设计生办公室，配备一名专职计生主任。辖区21个单位都配备了专（兼）职计生干部，每个物业小区、高层住宅楼房、居民小组都配备了计生信息员，信息员主要是从城镇低保对象中选聘，每年给予300元的报酬，使计生干部和信息员网络到每个角落，联系到千家万户。另外，我们社区还建立了计划生育协会组织，协助社区抓好流动人口计生管理。另一方面，我们在辖区内的摊点、巷道和醒目的地方刷写永久性标语，在楼栋间张贴有关流动人口政策宣传画，向经营摊点发放多种计生宣传资料，为加强流动人口管理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三是增强规范意识。我们社区专门制定了流动人口计生管理制度、专门制作并对外公示了流动人口计生管理服务流程示意图，让群众明白办证程序和工作要求。在档案资料方面，建立了流动人口个人信息档案，对流动人口联系方式、回函照片及孕检证明统一归案，一目了然。

二、落实四项制度，用综合的手段来治理流动人口

流入人口居住分散、流动性强，仅靠社区居委会几个人是无法管理的。为此，我们在镇委、镇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从制定和落实四项制度入手对流入人口实行齐抓共管、综合治理。一是落实企业法人代表责任制。我们对辖区内15家企事单位每年签订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书，并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作为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定期检查，定期考核。如彩色塑料有限公司流动人口最多时达50多人，尽管他们是一家个体私营企业，但仍然认真履行计划生育管理职责，几年来流动人口持证率、免费三查率均为100%。二是落实房东管理责任制。我们针对出租屋较多的特点，实行抓房东、管房客的办法加强流入人口管理，与11户房东老板签订了《房屋出租户计划生育责任书》，房东老板又分别与103个租房人签订了流入人员计划生育协议，并及时向居委会提供租房人变动情况，保证租赁人无政策外生育、无出生漏报、无漏登漏管。三是落实部门联防责任制。镇委、镇政府专门成立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办公室，协调工商、公安、民政、城建等部门，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在社区建立警民联系点，管段民警随时参与我们开展流动人口查验、登记工作。同时严格实行“一证管多证”制度，派出所、工商部门在办理暂住证、营业执照等证件时，首先查验《流动人口婚育证明》，对流动人口计生工作做到齐抓共管。四是落实工作例会责任制。我们社区坚持每月召开有单位计生专干、小组信息员、管段民警参加的流动人口计生工作例会，对流动人口信息变动实行每月零报告制，每季度组织一次流动人口清理清查，使流动人口计生管理在经常性工作中得到了加强。

三、强化五种措施，以诚挚的感情服务流动人口

流动人口政策外生育的原因主要是孕前管理不到位，而孕前管理的最大难点是外出重点对象三查回函率低。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经常上门家访，哪里群众有困难，哪里就有我们的影子，力尽所能办好事、办实事，用耐心的工作、细心的服务感化育龄群众，使外出重点对象自觉参加三查服务，主动寄回孕检证明。具体讲，主要采取了以下五种措施：一是寄发函件宣传政策。我们每月都召开各小组长、计生信息员、单位计生专干会议，由小组长带头，摸清外出人员及其家属、亲戚电话号码、联系地址，定期给她们寄发慰问信，宣传计生政策知识，规定每年至少寄回两次孕检证明；二是电话联系建立感情。凡外出重点“三查”对象是低保户的，由我们及时给她们打电话，与她们进行沟通，反馈她们家人的信息，与她们建立深厚感情，使她们支持这项工作。如***路81号低保对象***的儿媳***在四川打工，通过与她电话联系，五天就给我们寄回“三查”证明，其他的对象也纷纷响应，主动将孕检单寄回社区。三是短信交流督促寄证。今年3月，我们先后多次与外出对象***打电话要求寄回三查证明，可她因为不熟悉电话号码一直拒绝接听，后来我们又给她多次发手机短信，进行交流，讲明情况、宣传计生政策，她被我们的诚心所感动，终于寄回了三查证明，后来还与我们建立了热线联系。四是动员亲属协助工作。首先是对不理解的亲属讲明道理。如***路外出对象***、***两人的公婆认为媳妇寄证明回来花钱多，有情绪、不愿配合。我们反复上门做思想工作，讲明道理，又为她家办理了低保和下岗优惠证，老人家非常感动，主动给两个媳妇打电话要她们按照居委会的要求每年定期寄回两次三查证明。其次是动员明白事理的亲属协助工作。如今年2月，第二居民小组居民***的儿媳在武汉打工，因政策外怀孕后回家，她主动做媳妇工作，到医院施行人流手术，以后她每次都亲自打电话督促媳妇在规定的时间内寄回了孕检单。最后是动员了解情况的亲属提供信息。如花园小区的***和仿古街的***两人长期在外打工，杳无音讯，当我们得知她俩分别是派出所***和***的弟妹时，及时找到派出所两位领导，请他们提供信息并出面做工作，最终让她们寄回了孕检单。五是排忧解难感化群众。去年，我们对10户特别困难的外出三查对象除每户给予200元的资金扶持外，寄回孕检单所花的费用社区还全部予以报销。如映月二路81号居民***的两个媳妇常年在外打工，妻子患有高血压，去年我们发给他家困难补助金200元。今年他的两个媳妇寄回孕检单后，我们对她们所有的办证费实行全免，三查费予以报销。另外，我们对那些既不是亲戚，也不是低保户的对象，以组进行划分，一个计生信息员包一个对象，一个社区干部包二个对象的办法进行跟踪服务管理，及时与她们联系，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直到寄回孕检单为止。

第5篇：人口流动趋势范文

以综治平台为切入点，改进工作机制

1.认识到位，增强合力。鼎城区确立了“党政领导、综治牵头、各方参与、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实行由分兵作战变为整体推进，由松散管理变为集中治理，由多头管理变为源头治理，形成了工作的强大合力。

2.责任到人，构筑网络。组建区、乡（镇）、社区（村）三级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网络。鼎城区委区政府成立了以区委副书记任组长，政法委书记、分管人口计生工作的副区长、公安局局长任副组长，区属相关部门为成员的“鼎城区流动人口管理服务领导小组”；每个乡镇成立了乡镇流动人口管理服务站，站长由乡镇计生办主任兼任，副主任由综治办主任、劳保站长、辖区派出所户籍副所长担任；每个社区(村)设立了流动人口管理服务窗口，由社区（村）主任负责，社区（村）管片民警、综治副主任和计生专干协助，同时每个社区（村）聘请1～2名流动人口协管员，从而形成了全方位、立体化的网络格局。

以规范管理为着力点，严把“五个关口”

鼎城区委、区政府制定下发《关于加强流动人口管理服务的实施办法》、《关于进一步做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服务工作的意见》、《鼎城区流动人口管理服务工作考评方案》等文件，实行区直主要职能部门联合办公制度。

1.把好建档建卡关。对流入本地的流动人口，采取“拉网式”办法，区公安、计生相互协调、相互配合。

2.把好查证验证关。各级流动人口管理站对全区流入人口每季开展一次集中性的清查服务活动，对流入人口未持证的，下达催办通知书，限期回原户籍所在地办理证件。

3.把好查环查孕关。以区计生服务站、乡镇服务所和流动计划生育服务车为主，组织开展对流动已婚育龄妇女的查环查孕、生殖健康普查等服务，严把查环查孕关。

4.把好双向管理关。建立了流动人口管理双向联系制度，大力加强与流出地之间的联系，已和邵东县、新化县等地签订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双向协议。

5.把好合同管理关。制定了《外出已婚育龄妇女计划生育协议书》和《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协议书》，进一步规范了乡镇和流动人口在计划生育方面的责任和义务。

以和谐维权为落脚点，推进“四化服务”

1.服务方式多样化。全面实施“综合式管理、联合式办公、一门式服务”的工作运行机制。乡镇流动人口管理服务中心，设立服务窗口和服务热线，实行“一条龙”服务，为流出人员办理全国统一的《计划生育婚育证明》，为流入人员做好《计划生育婚育证明》的查证验证。

2.宣传教育生动化。在流动人口集居地、集贸市场、街头巷尾设立计生宣传橱窗，方便流动人口阅读人口与计划生育报纸和婚育墙报。

3.健康服务市民化。把外来流入人口计划生育的服务全面纳入本地经常之中，实行与户籍人口同管理、同宣传、同服务，充分利用区计生服务站、乡镇计生服务所、社区医疗保健服务中心的立体化服务网络，广泛开展计划生育生殖保健“三心”(热心、放心、称心)服务活动，为流动人口中的已婚育龄妇女免费提供季度B超环孕检、免费出具计划生育环、孕检证明，免费提供计划生育基本项目的技术服务。

第6篇：人口流动趋势范文

关键词：人口发展；预测；可持续发展；武威市凉州区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7-0152-03

一、武威市凉州区人口发展现状

1.人口总量大，人口增速趋稳

凉州区现有常住人口102.3万，人口的增长速度近几年呈逐渐减缓平稳态势，年增人口不超过1万，人口增长率基本保持在5‰。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人口整体文化素质的提高，妇女就业观念的变化，以及儿童抚养费的增加，群众的生育观念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人口增长目前基本实现了低出生，低增长的生育水平。但由于全区人口基数大，是甘肃人口最多的县区之一，因此整体来说，农村人口所占比重大。

2.人口流动数量大，以临时性流动为主

从人口流动性上看，凉州区临时性流动人口数量大，而长期流动人口数量并不多。据2006年统计，流出人口3.6万，外出人员主要流向外省。流入人口3.6千，是流出人员的1/10。流出人口以劳务输出为主，2006年凉州区农村向外输转劳动力21.52万人，创收7.36亿元，成了农村家庭的一个重要收入来源。为了提高流出人员的素质，全年培训农村剩余劳动力45 516人。

3.人口素质不断提高，受教育人口比例不断上升

凉州区人口素质从1990―2005年有所提高，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03%增长到7.12%；高中和中专文化程度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9.17%增长到15.71%；初中文化程度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29.58%增长到38.35%。尽管人口素质有所提高，但整体水平较底，影响了农村人口的流动。

二、凉州区人均经济发展水平

1.凉州区人均经济容量变化

从2000―2005年，凉州区生产总值（当年价）从427 607万元增加到952 000万元，年均增长率为17.5%，人均生产总值（当年价）从4 310.12元增加到9 629.78元，年增长率17.6%。

2.凉州区人均财政收支

2000―2005年凉州区财政收入从2000年的17 236万元增长到2001年的20 086万元，随后四年间一直下降，下降到2005年的9 106万元，出现负增长。2000―2005年财政支出基本稳定增长。人均财政收入逐渐下降，由173.73元下降到89.80元。人均财政支出稳步上升由295.62元上升到51 1.50元。

3.凉州区人均固定资产投资

2000―2005年凉州区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从64 619万元增长到337 218万元，年增长率39.86%。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从651.34元增长到3 325.62元，年增长率46.06%。

三、凉州区2006―2050年人口预测及发展趋势

（一）2006―2050年凉州区人口总量的变化趋势分析

根据凉州区的人口预测基础数据，借助CPPS软件的支持，以总和生育率、预期寿命、性别比为控制变量，对凉州区2001―2050年的人口发展分别进行高、中、低三种方案的预测。将三种方案的预测结果与当地的实际情况进行对比，发现中方案（TFR＝1.64）最符合凉州区的实际情况。在TFR＝1.64的情况下，2001―2006年预测人口与实际人口的相对误差分别为0.11%、0.10%、0.05%、0.5%、0.45%、0.34%，预测误差较小。

1.人口自然增长率

图1TFR＝1.64总人口数变化趋势图

由上页图1可知，预测期内凉州区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变化趋势同人口出生率的变化趋势较为一致，总体呈下降趋势，但中间有两次小幅波动。第一次小幅上扬在2005―2012年，在2012年达到峰值，此后凉州区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下降趋势较为明显。到2030年左右人口自然增长率又会出现第二个小幅上扬，但上扬的幅度很小，自然增长率变化曲线基本为水平状，并且中间伴有个别年份的下降，这一趋势一直持续到2038年左右，此后凉州区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开始大幅下降。

2.总人口数

由上页图1可知，凉州区总人口数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按照中方案的预测（TFR＝1.64），人口将在2022年达到峰值111.71万，此后一直呈下降趋势。2010年人口105.32万；2015年109.28万；2020年人口111.59万。

（二）2006―2050年凉州区人口的年龄结构

1. 2006―2050年凉州区0～14岁人口数及其占总人口的比重

图2TFR＝1.64 0～14岁人口数量及其占总人口的比重

图2显示了预测期内凉州区0～14岁少儿人口数量和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2006―2050年凉州区0～14岁少儿人口的数量及其占总人口的比重将呈现出先下降然后小幅回升，然后再下降的波浪形变化趋势。0～14岁少儿人口数量将在2011年达到一个低值17.53万，然后回升。在2019年达到一个峰值20.03万人后再次回落，到2034年达到一个低值11.96万人，然后再次回升。在2045年达到一个峰值13.56万人，然后再次呈现出下降趋势。

2. 2006―2050年凉州区15～64岁人口数及其占总人口的比重

图3TFR＝1.64 15～64岁人口数量及其占总人口的比重

图3显示了预测期内凉州区15～64岁劳动适龄人口和15～6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的变化趋势。凉州区15～64岁劳动适龄人口数量在2006―2012年会有一个明显的上升趋势，2012年后一直到2028年除个别年份小幅下降之外，基本保持不变，2028年之后呈下降趋势。15～6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的变化趋势同劳动适龄人口数量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预测期内凉州区劳动适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都会保持60%以上，这说明预测期内劳动力资源的供给是较为丰富的，2028年之前劳动适龄人口系数一直都保持在70%以上，数量在80万左右。

3. 2006―2050年凉州区65岁以上人口数及其占总人口的比重

图4TFR＝1.64 65岁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及其占总人口的比重

图4显示了预测期内凉州区65岁以上人口数量和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变化趋势。预测期内65岁以上老年人口及其占总人口的比重均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在未来，凉州区的老年人口系数将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大，在初期变化速度较为缓慢，2006―2026的年均增长速度为3.14%；而2027―2039年，人口老龄化系数则会以年均5.72%的速度迅速增大；2039年老年人口数量和老年人口系数均达到峰值，分别为26.55万人和24.76%；2040年以后基本稳定，2040―2050年的年均增速为0.25%。

（三）2006―2050年内凉州区的人口发展趋势

1.预测期内凉州区人口结构类型由成年型转变为老年型，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老龄化程度将不断加剧

根据人口老龄化的不同程度，可以将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人口划分为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三种人口类型。年轻型是指65岁及以上人口在总人口中低于4%的比例，成年型指这一比例在4%～7%之间，老年型指这一比例超过7%。

按照中方案（TFR＝1.64）预测的凉州区未来主要年份的人口年龄结构数据，凉州区的人口结构在预测期内将由成年型转变为老年型，这一转变过程将于2010年前实现，并且伴随着时间的推移老龄化的程度将持续深入。

2.预测期内19～64岁劳动人口和25～44岁青壮年人口变化趋势

图5TFR＝1.6419～64岁和25～44岁劳动人口变化趋势

图5显示了预测期内凉州区19～64岁劳动人口数量和25～44岁青壮年人口数量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预测期内19～64岁人口数量呈现出先增长后保持稳定，然后下降的趋势。2006―2016年缓慢增加，2016―2026基本保持稳定，2026年以后逐年下降。25～44岁青壮年人口，从2006―2026年基本保持稳定，2027年以后呈现出下降趋势，到2040年左右，下降到一个低水平后再次保持稳定。

四、凉州区人口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存在的问题与解决思路

（一）存在的问题

1.人口文化素质偏低，使发展缺乏后劲

2005年，凉州区的文盲率为8.68%，将近88 000多人，提高劳动人口素质，特别是特殊区域的劳动人口素质，是人口发展的难题，也是各个层次、各种方式教育机构和培训机构的工作重点。与此同时，出现的教育素质逆淘汰现象也不容忽视，即城市家庭的生育率低，而农村家庭的生育率高，每年的新增人口80%以上分布在农村。由于人口素质低造成凉州区人力资本短缺，社会不稳定性增加，经济发展将会缺乏潜力和后劲。

2.人口流动性弱，影响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

据2006年统计，流出人口3.6万，外出人员主要流向外省。流入人口数量3.6千，是流出人员的1/10。流入人口中从省内流入和从省外流入的人口各占一半，说明凉州区人口的流动性较弱，吸引外来人力资本的可能性较小，人力资源很难得到优化配置。实践证明，越是经济社会发达的国家或地区，其流动人口，外来人口所占比重就越高。流动人口是活跃市场和经济发展的生力军，流动人口不仅能带来新技术、新理念和新机制，还能有效拉动本地区的消费需求。

3.人口老龄化问题突出

未来凉州区的老年人口系数将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在2027―2039年老年人口系数将以年均5.72%的速度迅速提高，到2039年老年人口总数将达到26.55万，老年人口系数将高达24.76%，总人口负担系数高达57.1%。如此多的老年人口将为社会带来沉重的扶养负担。

（二）解决的思路

1.加大人才培养力度，以智力开发支撑区域经济发展

凉州区经济社会发展基础薄弱，要根据实际，重点培养适合凉州区的开发型、专业型、技术型人才，普遍提高本地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注重少数民族企业家的培养和扶持，注意发掘当地掌握独特技术技能的人才，积极向国家争取吸引人才的财政支持和优惠政策，关怀爱护来本地工作的外地科技人才。

2.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社会保障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由于缺乏行之有效的社会医疗保障、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其他社会福利救济制度，难以消除农村人口养老的后顾之忧，使农村人口控制工作难度加大。

农村人口控制工作的难度不仅仅是因为受传统观念的深刻影响，更主要的原因是目前农村社会保障水平低，农村现有的家庭养老而非社会养老模式决定了农村人口的老有所养、生老病死问题主要靠其子女而非社会来承担。凉州区家庭养老模式占据主流，“养儿防老”在农村不单单是一种传统观念，而是一种现实需要。任何人都会考虑失去劳动能力后怎样生存的问题，城市居民由于有基本的社会保障，经济上基本不成问题，而农村养老问题的解决途径只能是尽量多生孩子，增强未来生活的保障程度。

3.将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纳入规范的运行轨道

2006―2010年为第一阶段。实现低生育率；实现计划生育工作的规范化、科学化和法制化；建立完整的城乡计划生育服务体系；完善计划生育基础设施的建设；防止人口出生率的反弹，重点控制流动人口的生育秩序；建立人口与经济等要素的可持续发展机制。

2011―2015年为第二阶段。稳定生育水平，提高人口质量；将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5‰，并继续完善计划生育工作程序，使之规范化、科学化和法制化的机制趋于成熟；人口发展和计划生育的新体系基本建成；对人口和计划生育问题的研究、规划和实证分析要上水平、上层次，扩大在市内省内国内的影响。

2016―2020年为第三阶段。把人口的全面发展作为人口发展和计划生育工作的主要目标，全面提高人口出生、培养、就业、流动的水平。将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4‰；进一步完善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农村作为重点；延长人均受教育时间；人力资源高效利用；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机制基本建立起来；整个社会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参考文献：

[1]梁冬，李卢霞，等.理出同源必有因――浅谈马尔萨斯人口理论与其经济学理论之间的逻辑一致性[J].经济问题探索，2005，(4)：26-29.

[2]董栓成.人口流动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J].市场与人口分析，2004，(5)：23-32.

[3]田雪原.发展观的转变――人口与经济可持续发展[J].滨州学院学报，2005，(21)：1-8.

第7篇：人口流动趋势范文

流动人口性别比不断降低。

从时期对比上看，最近10年来，流动人口性别比有明显下降的趋势。北京市流动人口性别结构变动的这一历史过程表明，越来越多的女性已经加入到流动人口队伍中来。

15岁以上流动人口中，有配偶者占3/4；流动人口中未婚人口比例不断降低；夫妻二人同时在京流动者比例很高。

本次调查显示，在15岁以上流动人口中，未婚者占22.4%，有配偶者占75.4%，未婚同居、离婚者和丧偶者分别占15%、0.3%和0.4%。

在已婚流动人口中，75.3%的流动人口与配偶同时在京流动。综合前述可以看出，北京市流动人口的家庭化趋势十分明显。夫妻二人同时在京流动或夫妇携子女在京流动已成为当前北京市流动人口的主要特点。

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以初中为主，接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者所占比例接近6%；平均受教育年限高于全国人口的平均水平。

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以初中为主，占全部流动人口的50.2%。受教育程度为小学者占18.9%，未上过学者占4.4%。接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者所占比例接近6%。

从平均受教育年限来看，北京市流动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1年，虽然比200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低1年左右，但高于全国总人口平均水平，更大大高于全国农村人口的平均水平。

流动人口在京滞留时间较长，很多流动人口已成为事实上的“北京人”，流动人口平均在京居住时间长达4.8年。

尽管流动人口以最近2年来京的居多(占44.5%)，但同时也要看到，在京时间超过5年者达到38.8%。在京滞留时间为5～9年的流动人口占25.3%，居住10年以上者占13.5%。很多流动人口在北京生活多年，已经成为了事实上的“北京人”。

北京的经济优势是吸引流动人口来京的最主要“动力”。

离开家乡外出流动，可以有很多地方可去。那么，这么多流动人口为什么选择流动到北京呢？调查结果显示，北京作为一个经济发达的特大城市所具有的较多就业机会，较高经济收入水平等经济优势成为吸引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来京的最主要“动力”。“挣钱多”是流动人口选择来北京的最主要原因，占全部流动人口的51.8%。

1/3以上流动人口在流动过程中“无人介绍”，“有组织”的流动极少。

在北京市流动人口中，没人介绍就直接流向北京者达到37.1%。通过亲邻介绍来京的流动人口占53.7％。可见，亲友和邻里网络是流动人口来京的主要途径。

流动使绝大多数人实现了职业身份的“非农化”。

流动人口在老家的职业构成以务农为主。但外出流动后，其职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原来比例最高的农业劳动者变成了比例最低的职业，所占比例从原来的50.4%下降到了第一次流动后的0.4%。一般来说，农业劳动者阶层具有高度稳定性，他们是经济条件最差、社会地位最低的社会阶层，呈现出“只能少量输出而几乎不流入的社会流动模式”。向城市流动和接受较高的教育是他们向上流动到其他阶层的主要途径。通过向城市流动，这些农业劳动者从社会地位最低的阶层流向了地位相对较高的其他阶层。流动人口在流动后彻底实现了职业构成的“非农化”。

第8篇：人口流动趋势范文

关键词：农村人力资源流动；城乡收入差距；长株潭；变化趋势

一、引言：

改革开放后，“农民工”成为了流行词汇，随着社会对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公平问题的日益关注，“城乡二元化”和“城乡收入差距”也相伴而生。截至2012年3月，我国农民工人数达到2.5亿，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6，约占农村人口的1/3；同时全国范围内，城乡收入差距比在2011年达到3.23，成为全球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

历年来国内学者就两者的关系做了大量的实证研究。有的学者得出的结论与传统理论一致，如李实和魏众（1999）研究农村人力资源流动对农村内部的收入分配效应时发现农村人力资源的外流提高了农民的收入和边际生产率。但是更多的学者发现，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随着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城乡收入差距不减反增。曾祥金和杨月星（2004）在其《人口流动与就业关联性分析》中发现大量人口流动不但不能刺激经济增长，反而日益加剧了城乡经济不平衡；蔡昉（2005）借助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观察到了劳动力流动和城乡收入差距同时扩大的现象。对于实例与传统理论不合的解释，蔡昉和王美艳（2005）提出是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的存在，制约了农村人口流动的规模和速度，钟甫宁（2010）则从方法上指出是由于分解收入差距方法本身存在的问题导致了这种现象。

对于农村人力资源流动和城乡收入差距同时扩大的解释，不管是从传统理论成立的条件还是研究方法本身的角度相关学者都给出了科学的证明。但是多个角度都成立的情况下恰恰说明了学者们的研究众多影响因素都是暂时性的，即在长期中，剔除这些偶然性因素后，才能看到农村人力资源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真实影响。

二、正文

长株潭城市群是湖南省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是中部崛起城市群建设的先行者，2007年，长株潭城市群获批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城市化建设是城市群建设的重要问题，城乡收入差距也是不可逾越的一个问题。明确农村人力资源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长期影响有利于制定长期稳定的城市群建设规划，下文将采取长期趋势分析法来研究农村人力资源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以下数据来自长沙、株洲和湘潭各市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以及湖南省人口信息统计网，直接或者通过计算间接获得：

城市收入用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表示，农村收入用农村人均纯收入表示。

长株潭地区的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长沙市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长沙市城市人口+株洲市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株洲市城市人口+湘潭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湘潭城市人口）/（长沙市城市人口+株洲市城市人口+湘潭市城市人口）

长株潭地区的农村人均纯收入=（长沙市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长沙市农村人口+株洲市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株洲市农村人口+湘潭市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湘潭市农村人口）/（长沙市农村人口+株洲市农村人口+湘潭市农村人口）

由于当地的城市增加人口可能来自外地，当地的农村减少人口可能是流向了外地，忽略城市与农村的生育率的差别（新出生的人口相对于流动人口数目很小），这样可以达到减少误差的作用。

由于2002年的数据同其他相比，相差过大，为奇异点，应该去除，用前后两年的平均值代替。

对城乡收入差距比和农村人口流动数用eviews软件做一元一次回归，结果如下：Y=-000026*X+283945（Y为城乡收入差距比，X为农村人口流动数）

P为0.0018，即在显著性为5%时，检验结果显著；相关系数为0.640539，相关度较高。回归结果表示，流动人口增加1000万，城乡收入差距比缩小0.26。

检验结果一方面与蔡昉等人提出的户籍制度限制人口流动的速度以及规模是相一致的，当流动人口规模不够时，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微乎其微，甚至由于统计等其他原因反而导致研究结果是农村人口流动与城乡收入差距并存。另一方面说明了农村人力资源的流动是有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的，但是必须在满足流动速度快和规模大的情况下，效果才会明显。

三、政策启示

一方面要鼓励农村人力资源向城市流动，另一方面要保证农民在农村和城市的就业率。人力资源的流动只有带来了收入的增加才是有意义的流动，如果农村失业人口（农村剩余劳动力）仅仅是从农村转移到城市，成为城市的失业人口，这样不仅没有增加收入，反而增大了支出。这种流动是暂时的，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无益甚至有害的。所以，在制定相关鼓励农村人口流向城市的同时，有必要在城市和农村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陈洁莹，结合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谈如何解决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J]，商业视角，2010；

[2]任德成，农民非农收入与农村收入差距——基于CHNS七省微观农户数据的实证研究[D]，山 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4月；

[3]陈宗胜，周云波，任国强，影响农村三种非农就业途径的主要因素研究——对天津市农村社会的实证分析，财经研究，2006；

[4]周天勇，胡锋，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的反思与改进[J]，中国人口科学，2007；

[5]张龙龙，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新思路——以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为视角[J]，现代经济信息，2011；

[6]钟甫宁，劳动力市场调节与城乡收入差距研究[J]，经济学动态，2010年第4期；

第9篇：人口流动趋势范文

提到温州人，会做生意、有钱、精明……你脑海中可能会蹦出这样的词语，而带领温州人致富的正是“流动”。

温州人均只拥有0.3亩土地，或许这是促使当地人外出谋生的一个原因。在全国各地，哪怕偏远的地区，如新疆的喀什，都会有温州商会，而在中国的海外移民中，温州人也占了不小的比重，如此的流动性使得温州的民间资本力量异常强大。

或许这正说明了流动创造机会，流动可以致富。

其实，人的流动不仅仅给其本身带去机遇，而且也能为社会创造价值，因为人力本身就是一项非常重要而可贵的资源。我国的城市化发展就是最好的例证。

人口流动助力社会发展

上海就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从历史上看，人口大流动在上海曾经出现过两次，第一次始于19世纪40年代开埠后，百年间上海人口从20万激增至500多万人；第二次始于20世纪90年代，随着浦东开发开放和户籍制度的改革创新，从1990年开始，上海的流动人口不断快速增长。截至2010年4月底，上海市常住人口已经突破1401万人，已经办理居住证的流动人员达989万人，已经登记的境外人士(包括港、澳、台同胞)达34万人。

庞大的人口数量显示出这个城市的吸引力，而人口的不断涌入、不断流动，更为上海的发展带来了勃勃生机(附表1)，因为他们带来的不仅仅是本身所拥有的财富，更多的是智慧和劳动。

当然，上海只是一个缩影。从更广的范围来看，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城市与我国西部地区的城市相比，发展速度就相差巨大，而造成这一差距的很大一个原因，就是人。东部城市流动人口多，这其中既有高端引进的人才，也有普通的劳动者，尤论是何种类型、从事何种工作的人员，他们的不断流入、流出，都加快了当地的发展。

人口流动带来进步与价值

从统计数据上看(图1)，劳动力流动速度影响着我国的经济成长速度，尤其劳动力向非农业领域的流动对人均GDP增速具有支配性力量。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下，我国出口的逆转严重打击了劳动力向非农业领域的转移，农民工失业率上升、人力资本流动性变差对我国经济增长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之所以有人会忽视人口流动产生的价值，是因为虽然人口的流动我们看得见，但产生的价值却很抽象。打个比方，在上海，你可以看到一年比一年拥堵的地铁，看到越来越多的人涌入这个城市，但他们所创造的财富并不是能够轻易摆在眼前的。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中，超过半数的IT工作者并非上海本地人，他们被友好地称为“张江男”。他们每天的工作并不会创造出某个看得见的“东西”，但价值却已经渗透在我们平日的生活中。

不过也有人指出，人口的流动会带来负面的影响，如社会治安、管理等，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吸引中高素质人群是一种方法。

近几年来，北京、上海等地区的名牌高校都增加了外地生源的招生比例。上海复旦、交大2009年的本地生源比例均已下降到34％左右，而在2000年至2002年期间，这一比例都在50％左右。这种扩大招生范围、广揽各地优秀人才的做法对增加地区间的流动性有着相当积极的作用，它不仅使流动人口的整体素质上升，而且年龄层次也能有所下降，对面临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地区算得上一举多得。

从人口流动趋势看未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