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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气”的概念和意义
人到底怎样形成的,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人类,不同民族和国家存在着众多的神话传说。唯独东方的《易经》认为人是由“气”这种物质构成的,以此解答生命的来源。《易经》中有非常著名的八个字:“天地氤氲,万物化醇”。即是说混沌原始的气,是构成人的最早的基本元素。
《易经》:“男女媾精,万物化身生。阴阳合德,刚柔有体”。这就是说氤氲之气转化为阴气和阳气,阴阳相互作用慢慢演化成万物,最后成为人,然后男女交媾,产生人类。人生命的形成,就是逐渐气化的过程。
“气”有三种含义:第一就是空气;第二科一是水谷之气。“气”的繁体为“氟”,“气”下边有一“米”字,正好说明了此含义。《山海经》记载有一种神鸟叫“毕方”,是炎帝的幻兽。它不食五谷,只食气。这个传说发展为后世中华养生的“辟谷”这一理论。“辟谷”就是人通过吃气,不吃水谷来锻炼人体生存机能。“辟谷”有排毒、瘦身的作用。但不进食会对人体造成极大影响,所以要正确养生,应该科学看待“辟谷”。第三种气是藏于肾精的气。这种气是与生俱来的,是人体的火种,要节约用。这种气用完,肾阳就稀,命门就衰,生命也就很快完结。
2、怎样养“气”?
保养“气”最重要的是保护“五脏之气”。
“五脏之气”中“心气”尤其关键。现代社会很多人四十岁左右就发生猝死,就因为“心气”不够。心气不足的表现:话说多或者稍微劳累就心慌、气短。保养心气要注意慢养生和静养生。比如上班时快节奏,下班就慢节奏。专家建议:酒泡西洋参或者人参三克、肉桂五克,饮用可以治疗心气虚。
肾气是人的五脏之本,精气之根。精藏于肾,肾气充盈,则精力充沛,筋骨强健,神思敏捷。肾气虚则乏力脉弱,腰酸腿软,头昏乏力,小便多。要保养肾气就要善于藏精。最重要的是要节制;第二,用脑不能过度,过于用脑则伤肾气。很多人头昏失眠其实不是脑的问题,是肾稀的问题。所以头昏可以用补肾的方法,可以服用“六味地黄汤”。养肾还要注意腰的问题。腰里藏着肾虚命门。人有“精、气、神”三宝,其中精和气的根――元精、元气就在肾里。过度用腰就会伤肾,可以取熟地、山萸肉、枸杞子、杜重、牡丹各一两,泡入一千毫升的酒中,每次服用五到十毫升。补肾还可以用熟地、山萸肉、枸杞子各一两,泡在500毫升白酒里,一天一到二次,一次5到10毫升,服用500毫升。
脾为后天之本,也是气血生化之源和“水谷之海”。脾气虚的表现是:不想吃东西,吃后肚胀,脉弱,舌苔发白。通过饮食养脾最重要的一是饮食要节制,不能过饱;第二饮食不要太凉或太烫,寒温要协调。太烫易得食管癌、胃癌;太凉则易导致脾胃阳虚。
肝气虚的表现有:精神萎靡不振,斜肋不舒服,肝脉弱。疲劳容易引起肝气虚,专家建议可以服用人参泡枸杞子来养肝。
肺气虚的特点是:不爱动、气短乏力、肺脉弱。治疗肺气虚可以用人参、沙参炖肉吃;还多吃羊杂汤,以脏补脏。
除了上述五脏养气的方法,还可以采取其他一些措施,保护阳气。《易经》认为气为阳,寒为阴,寒易伤气,所以我们要避寒就温。首先,饮食不可过凉或过热。很多人从小爱吃冰凉的东西,那么到一定年龄,就会脾胃受寒,肚子疼。其次,饮食要注意摄入优质动物蛋白,强调荤素搭配,还要吃一些高能量的东西,如米和面。再次,人体的三个部位要格外注意避寒。人体最怕寒冷的部位一个是脚,所谓“寒从脚生”:其次就是头和后背;再就是腰。因为腰里藏着肾脏,阳气藏于肾。腰受凉,很容易伤肾和阳气。最后,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历史上有一个人叫做陈抟,被称为“睡仙”。他可以不吃不喝,但必须要睡。一觉醒来,虽然水米未进,却仍然面色红润、精神饱满。陈抟给我们的启示就是:睡眠对人体养气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易经》与阴阳养生
1、《易经》的阴阳学说
阴阳学说是《易经》的核心理论,是我国先民在实践中建立的一种朴素唯物论的哲学思想,并具有辩证法的因素。《易经》上有一句话:“阴阳之意配日月”,意思就是阴阳道理是和日月相配的。《易经》还有一句名言,是《易经》阴阳哲学观的高度浓缩,即“一阴一阳谓之道”。就是说天下万事万物都是由阴和阳组成,一切事物的发展与变化,全在于阴阳两气的运动与转换。
阴阳之间进行着对立和统一运动,这是世间万事万物运动的大道理。太极图一边是阳,一边是阴。它不用一根直线,而要用S线来区分阴阳。阴到了极点的时候就转化为阳,反之亦然。这就叫做“阴极必阳、阳极必阴”。世界上所有事物,也都是遵循了这个规律,“盛极必衰,衰极必盛”。
阴阳之间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始终处于一种消长变化过程中,双方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即所谓“物极必反”。这对人类养生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第一个启示:阳气在人一生中的强弱,决定着生命的盛衰。这就是说,我们一生当中都要保养阳气;第二个启示:人到中年就开始衰老,中年的时候是阳极,阳极必阴,阳气就逐渐减弱,阴气就逐渐增加。所以在中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止衰老。
如果没有保护好阳气,就会出现阳虚。阳虚表现就是:气虚、气弱、脉弱、怕冷、身体发凉。阳虚进一步发展会出现脾气虚。脾气虚的表现:不想吃东西,食少腹胀。脾气虚发展下去就会出现脾阳虚,比如腹冷便溏;心阳虚表现为胸部发凉、脸色不好、心慌气短;肝阳虚表现为生命萎靡不振,没有生机,肝气发凉:肺阳虚最大特点是气喘气短,咳嗽:
肾阳虚最典型的症状是神疲乏力、面色发暗、神疲乏力、腰以下发凉、
1、《易经》讲的是占卜内容,讲述天干地支等学术知识。
2、《易经》最初用于占卜和预报天气,但它的影响遍及中国的哲学、宗教、政治、经济、医学、天文、算术、文学、音乐、艺术、军事和武术等各方面,是一部无所不包的巨著。
3、从本质上来讲,《易经》是阐述关于变化之书,长期被用作“卜筮”。后人多学习其哲理,因而成为一部博大精深的辩证法哲学书。“卜筮”就是对未来事态的发展进行预测,而《易经》便是总结这些预测的规律理论的书。《易经》含盖万有,纲纪群伦,是中华文化的杰出代表;广大精微,包罗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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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培养哲学思辨能力。《易经》的本质是一门哲学理论,它是博大精深的辩证法哲学书,蕴涵着朴素深刻的自然法则和和谐辩证的深刻思想。掌握了《易经》,就掌握了一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2、滋养优秀国学底蕴。《易经》被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它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总纲领,是中华民族万千年智慧的结晶。中华一切优秀传统文化都扎根于《易经》,了解了《易经》,就了解了中华传统文艺、政治、生活等方方面面。
3、掌握明辨是非能力、避免上当受骗。俗话说,“善《易》者不卜”,真正洞悉了《易经》的人,已然洞悉了人生。即便占卜,也只是在自己心有困惑不能定夺的情况下,才借助《易》理解惑,而不是心存侥幸自欺欺人。少了投机取巧的侥幸心理,也就不会轻易地陷入骗局。学了《易经》,自然就明白趋吉避凶的法则——“无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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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耗“劳动”的投入
低廉的资源价格。作为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我国在劳动力资源与初级产品资源方面具有资源禀赋优势,低廉的价格已经成为我国出口产品竞争力的一个显著特点。
巨大的环境成本。环境成本又称环境降级成本,是指由于经济活动造成的环境污染而使环境服务功能质量下降的代价。我国现在疯狂的追求GDP的增长,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用“青山绿水”换来的。我国现在所处的特殊发展阶段,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更多的是片面的考虑经济效益而没有考虑到环境成本。这种现象同时透支着当代人和下一代人的利益。长期以来,我国以资源环境密集型产品出口为导向、以量取胜的粗放型外贸增长模式在我国对外贸易中占有很高的比例,为了维持进一步的发展,必然会加剧我国资源环境的压力,给我国环境保护工作提出严峻挑战。
集中的产业群体。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建立了经济特区或是直辖市,对三资企业实行政策优惠,目的在于形成产业的集群式发展。产业集群有利于提高产业的专业化水平,产生资源积聚效应,降低社会成本,有利于企业间学习与交流创新,可以提高品牌效应以及培育分工协作的竞争机制。
国家的贸易保护政策。出于保护本国的幼稚产业和就业水平,平衡国际收支,保证国家政府的财政收入等一系列因素,我国在当前的对外贸易中采取了一定的贸易保护措施。这种保护下的贸易使我国的部分产业出现了某种程度的虚假繁荣。另外,对外贸易对我国从1985年4月开始实行的出口退税政策影响深远,出口退税主要是通过退还出口产品的国内已纳税款来平衡国内产品的税收负担,从而使本国产品以不含税的价格进入国际市场,与外国产品在同等条件下进行竞争。
(二)取得的“成果”
中国力量不容小视。中国经济迅速崛起,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的地位显著提高。例如,按照购买力平价说的计算体系,我国的经济实力已经名列世界第三;外汇储备稳居世界第二;我国已经跻身于世界十大贸易国行列,且有进一步上升的潜力;人民币汇率坚挺,成为亚洲金融秩序的重要支柱;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这一切都为外贸增长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对外汇储备的影响。由于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是中国取得整体贸易顺差和维持贸易平衡的主要组成部分,加上美国市场金融危机的爆发,美元大幅贬值。这对于我国这种外汇储备以美元为主的国家来说,势必要遭受一定的损失。但是,如果此时转手美元又会加剧美元的贬值。我们需要认识到,这种损失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要必然接受的,因为这是我国维持宏观稳定必然要做的牺牲。
对人民币的影响。积极方面,人民币升值提高了我国货币的购买力,改善了我国的贸易。现阶段中国已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代,对能源和原材料的依赖程度很强,贸易条件的改善可以使我国的商品进口成本降低,维持经济有力增长。第二,人民币的升值有助于减少贸易摩擦,中国的贸易顺差经常受到美国、欧盟等利益集团的抨击,频繁的遭受反倾销和反补贴诉讼,这些贸易争端均不同程度集中于人民币汇率过低的问题上,所以使人民币升值可以缓解贸易摩擦的发生和贸易关系的恶化;人民币升值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人民币汇率的低估鼓励了出口部门的发展,抑制了国内服务业和制造业的需求,升值有利于资源在各个部门之间的均衡配置;人民币升值同时还是抑制通货膨胀的有力武器。消极方面,人民币升值会打击到外商的投资热情;导致我国出口商品的减少,削减我国产品的出口竞争优势,使与我国有贸易摩擦的国家从中受益。
外贸发展的决定因素
外贸运作方式的逐步改变。如上所述,我国的外贸发展主要是依赖粗放型的增长方式,而随着经济不断发展,那些相关的因素所起的推动力量已经极为有限了。要转换原先的外贸增长方式,就必须首先改变微观外贸主体的思想观念,克服经验主义的做法。还应该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树立中国民族品牌的良好形象,从商品的价格、质量、品种、技术含量、售后服务等方面下工夫。
国际市场多元化程度。我国对外贸易的出口市场分布比较狭小,主要集中在少数国家和地区。其弊端在亚洲金融危机和美国的金融危机冲击中十分明显。非洲和拉丁美洲就有巨大的市场潜力,所以我国已经决定在这两大洲开设十余个贸易投资中心,以帮助我国出口厂商在那开拓市场。只有扎实的推进这种多元化的战略,才能确保我国对外贸易在今后的发展中得以顺利进行。
改变偏重出口的贸易政策。偏重出口的贸易政策与我国当时外汇短缺、增加就业量、生活质量不高等因素紧密结合,但目前我国的各种状况大为改善,原先偏重出口的外贸政策已经丧失客观的经济基础。因此,必须重新对我国外贸的偏向进行定位,用进出口平衡代替注重出口创汇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尽管我国出口产品的80%已经属于制成品行列,但是其中的大多数技术含量不高,仍然是中低档的商品。从长远看来,这种出口商品结构是缺乏后劲的。要解决后劲问题就必须加大产业结构的调整力度。在我国有关部门进行政策调节的同时,出口企业自己也要依靠实践实施产业结构的升级。
国际贸易摩擦状况。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与发达国家产生贸易摩擦的可能性会进一步加大。出于遏制我国经济迅速发展,或是平衡国际收支,或是转嫁国内的经济萧条等动机,种种贸易摩擦会直接危及我国的外贸出口。因此,必须做好自我保护工作,知晓国际法律,完善国内立法。
提高外贸的经济效益途径
干中学。借鉴国外的成功案例,结合自身实际情况,走出富有本国特色的发展道路。比如,我国现在“制造大国,品牌小国”的状况,可以向日韩在工业化道路上品牌塑造汲取有用经验:严把出口商品质量关;坚持自主品牌,重视技术创新;重视产品的形象宣传;及时调整产业结构,以品牌带动产品出口;重视人才的培养等等。通过这些方法,把“中国制造”升级为“中国创造”才会逐步实现。
改变外贸增长方式和管理模式。改变当前对外贸易的粗放型状态,转向集约型经营,即由传统的拼资源、拼价格向以质取胜的增长模式转换;同时,要使外贸经营的管理方式由外部管理、被动管理、经验管理,向内部管理、主动管理、技术管理的高级管理模式转变。
[关键词]《易经》 辩证法
〔中图分类号〕B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09-0067-06
纵观整个易学研究史,自远古以来而至清末,《易经》从来都不曾被称作过“辩证法”。然而,现在说起《易经》的哲学思想来,人们便会不假思索地认为它即是中国古代朴素的辩证法,《易经》的思维也被冠之为辩证思维,中国民族的思维方式也以辩证性而区别于西方的静止的形而上学。实际上,不只是对于《易经》,包括对老子的“福祸相倚”、“反者道之动”等重要思想,人们仍然是用“朴素的辩证法”一词含而括之的。其实,《易经》,包括道家思想,向来就不是辩证法,它们与泊自西方的“辩证法”有着本质的区别,它们的不同深刻地反映着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观念。
一、《易经》变成“辩证法”的过程
《易经》的辩证法化,起始于“古史辨派”之后兴起的“唯物史观派”。最早提出这一理论的是郭沫若先生。郭氏在“五四”之后,就接受了刚刚传入中国的哲学思想,正是他最早主张自觉地运用唯物史观对中国古代历史进行研究,这亦使他成为了“我国站在立场研究《周易》的第一人”。[1] (P99) 郭沫若在其文章《周易的时代背景与精神生产》(1927年)中首发了《周易》的矛盾思想及辩证观念,他说:“八卦的基础本来是建立在男女两性的象征……所以《易经》的观念就根本是阴阳两性的对立。一切万事万物都是由这样的对立而成……八卦是四对相对立的现象,六十四卦又是三十二对相对立的事物,就这样宇宙是充满了矛盾。”[2](P65) 而且他又从《序卦传》中发掘出了“一个唯物的社会进化观”,[2] (P72) 认为“人类社会的进化就是由这样相反相成的两对立物先先后后地产生出来的。”[2] (P73) 然而郭沫若认为,《易经》的辩证法不是一种彻底的辩证法,因为它将变化绝对化,而使之成为了“道”,而“道即是易,易即是神”,“结果辩证法一变而与形上学妥协,再变而与宗教妥协”。[2] (P78) 郭氏进一步认为正是《易经》辩证法的不彻底,致使它必然地走向了折衷主义。当然,郭氏认为《易经》辩证法的不彻底性、折衷性,从根本上讲,是意在认为古代的《易经》朴素、原始与落后,不及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科学、完整、深入,但它具有的辩证性仍然标明了它思想的先进性。其后金景芳、冯友兰、张岱年、任继愈、高亨、李景春、沈瓞民等等大家著文述见,对《易经》的唯物主义思想、辩证法观念都做过深入的研究。虽然他们在方法上及对《易经》思想的认识上都有着极大的不同,但是在《易经》的辩证法观念上却表现着一致的认识。所以,随着上世纪50、60年代的学术思想向辩证唯物主义的统一,于是对于《易经》思想的辩证唯物论研究即成为学术的主流。“易学”最后走向了完全的辩证唯物化。
客观地讲,我们确实可以从《易经》阴阳观念、变易观念中看到矛盾、变化、发展等辩证法观念的影子。正是它们两种思想体系的“似是”最后沿袭成了它们之间的“就是”。于是几千年从来没有被称作“辩证法”的《易经》终于戴上了一顶“辩证法”的帽子,而它自身的意义本体被遮蔽了起来,它再也不是它自己了。这实在是对《易经》哲学的一个极大的曲解。实际上,这也是近代以来的“据西释中”的哲学解释范式的一个典型个案。“辩证法”成了中国古代易、道思想的一个“后设陈述”。
二、《易经》与辩证法的不同
笔者以为,虽然表面上看易学的阴阳观与辩证法的矛盾观、易学的天道观与辩证法的辩证发展观等之间存在着相似的架构与相近的表述,但二者却有着更为根本、更为明显的区别。
(一)辩证法的因果决定论与《易经》的“时”观
辩证法的发展观念强调的是事物发展过程中内在因果链条的客观性,从根本讲是一种带有必然性的决定论的“因果”逻辑,而《易经》的变易观念突出的是现象上的生老盛衰的“时”的逻辑。
众所周知,中国的唯物主义辩证观念来自于黑格尔哲学的辩证历史观。而黑格尔哲学的辩证历史观则有着一套严密而自洽一致的哲学体系。这一体系视事物的发展为一必然原因的推动。因此,它是一套因果决定论的历史观。由此而产生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虽然倒置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使历史的进步由客观精神性“理念”的自我否定式运作,而变成了物质的生产方式的发动,但它仍然是一种因果决定论的历史观。它过多强调了事物发展变化过程的内在因果性、客观性、必然性、规律性,而且其存在表现为一种典型的思辨理性的形式。这是西方一种根深蒂固的基本信念之一。正如分析心理学的创始人荣格所说:“根据我们理性的假定,凡事都有它的自然规律与可以觉察出来的原因,对此我们深信不疑。像这样的因果律就是我们人的最神圣的信条之一。在我们的世界里,我们不允许任何无形的、专断的和所谓的超自然的力量存在”,“因为不久以前,我们才摆脱那充满梦和迷信的恐怖世界,才塑造出一个理性的意识宇宙。这是人类最近的最伟大的成就。”[3] (P123) 因此,因果论是西方人用理性与思辨构创出的事物客观发展的逻辑过程,是符合事物发展客观辩证过程的主观辩证法,具有规律性与必然性的意义。①
而《易经》则表现出一种另外的理论形态。《易经》仅是初民对四季更替、万物盛衰、② 天道周旋等自然律动的从“时”的维度上的直观掌握;仅是对事物的出生、生长以经验性、以卦象的形式作外观的现象性的描述。大自然运行的 “时”的节律化如一年四季、十二月、七十二候等都是对自然运行的掌握形式,它并不对其内在的因果链条作客观的揭示,作思辨的理性分析,因此《易经》的思想带有以“时”度物的直观经验性,这也是整个中国思想的根本特征之一。荣格亦曾通过《易经》对中国的思想特征进行过精辟的分析:“《易经》中的科学根据不是因果原理,而是一种我们不熟悉因而迄今尚未命名的原理,我曾试图命名为同步原理(synchronistic principic)”。这一术语,“仿佛时间远不是一种抽象,而是一个具体的闭联集合体(continuum),它具有这样一些性质和基本条件,能够以一种非因果的平等对应方式,在不同的地点同时表现出来,就像我们在那些同时发生的同一思想、象征或心理状态中发现的那样。”[4] (P251) 荣格不但通过《易经》看到了中国民族不同于西方的思想方式,而且他还从中看到了中国民族哲学思想的时间性以及中国民族时间意识的具体性。即是说中国思想对事物的掌握与思索是在时间中进行的,从不像古希腊哲学那样把世界看成是铁板一块的实体性存在,而把世间万物看成是一变化的过程。所以,时间在中国民族的观念中从来就不是一抽象的存在,它就体现于大化流行的自然万物的生生灭灭之中,体现于具体的存在之上。
再者,发展是辩证法的重要观念,而在通俗理解上,发展即表现为一种理想化的进步性,而在《易经》中却没有这样的思想,而只有“变”与“化”的观念。变化是《周易》的思想核心,所以《系辞传》说:“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易”字本身即是变、化之义,所以,以变易为中心,即生出简易、不易、交易等意义。① 而变、化的意义与发展则有着迥然的差异。变,《说文》解为:更也,即转变。化,《说文》作变。实际上,“化”就是生长,化育,就是指自然界生成万物更新万物存在形态的功能。如《礼记・乐记》中说:“乐者,天地之和也,……和,故百物皆化。”《周易・咸・彖传》说:“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止而说,男下女,是以‘亨利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因此,化即是指事物在外因的作用下发生的潜移默化的改变,而且,“化”是“和”的结果。引申开去,又指教化、感化。所以《周易・贲・彖传》曰:“贲,亨,柔来而文刚,故亨,分刚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周易・恒》中亦说:“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礼记・学记》中亦说:“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综之,变、化并不是一种强性的改变,而是指事物从一种形态到另一种形态的渐变与生成,因此它并不带有发展进步的理想性前景的意义。恰恰不同的是,中国民族并没有发展的观念,而且他们并不认为变化后的就是最好的,变化的理想前景只是人们的一种期待,相反,他们只有崇尚天道之常的循环性观念。实际上,化、变的观念,正是来自于农业生产中的对植物生长的体验性观察,它带有浓重的道家自然主义色彩。
(三)辩证法的方法论性与《易经》的信仰性
辩证法一般可以从两个维度进行解读:一是指物质运动发展自然的客观过程,即客观的辩证法;一是人们出于对世界的此种客观发展过程的掌握而将之作为一种科学的方法论,即主观的辩证法。而即辩证法本身,它并没有给人们提供一种判断善恶是非的价值和信念,它只是一种手段、工具,只是为解决问题提供的方法。笔者以为,唯物论才是信仰的基础,辩证法与唯物论必须有效地结合起来,才能发挥其正确的作用。但是,作为一种单纯的方法论,当它面对千变万化的自然万物客观发展过程的时候,这种极具抽象性、普遍性的原理即捉襟见肘、治事乏术了。于是,面对复杂现实不能有所作为的一种方法论――辩证法就成了绝对正确的无用话语,作为一种哪说哪是理的浑圆无缝的方法,也就变成了一种庸俗的扯皮哲学,一种耍玩概念的语言游戏。特别是在现实的实践中,当人们将唯物论与辩证法不能很好地结合起来,相反却将二者割裂开来的时候,方法脱离了对现实的准确掌握而只剩下抽象的道理时,就更显空洞了。如“没有继承就没有发展”、“既不能肯定一切,也不能否定一切”、“要吸取精华,剔其糟粕”,等等类似的话语毫无针对性可言。其中“既不能……,又不能……”格式成为了一种最具特征性的辩证法的表述格式,一种空洞无物的形式,一种以空言为实的套语。理论界经常会听到这样的声音,如“我们要吸取所有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创造出具有时代气息的新理论形态”,“我们要将与中国的文论相结合,实现中国文论的创造性转换”,等等。而结果是大家争论了一番之后,什么理论也没有创造出来。当然,辩证法的这种结果,亦与它的被形式化、庸俗化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方法一旦离开了信念,它就丧失了其存在的意义。
《易经》则与之不同。它虽然也与辩证法有某些相一致的形式。但它即是一种方法,又为人们提供了信仰、信念。《易》象“开物成务”,天空、大地、自然万类通过易象向人敞开自己,中国先民亦透过易象窥探天地自然幽隐的奥秘,正如《易传》所谓:“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周易》是人天相通的甬道,因而也体现了中国哲学价值与本体的统一。天地的德性即人之精神及人生意义的生成之源:人法天,即效法天德,天道向善,天德辅善,如周人所说:“皇天无亲,唯德是辅”。人亦应当刚健有为,精进不息;人法地,地德纯厚,仁民爱物,包孕万类,人亦应效其载物之厚德,具有包容一切的宽广胸襟。天地自然都是人生发意义的本源之所。《系辞》云:“天地大德曰生”,是说天地本有好生的善性,正是在这里,大程明道发明天地的好生之性为仁,将仁规定为天地自然的本性,即为人的善性寻找到了终极根源,亦为人生的修养树立了至高的价值目标。(《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人本天地而生,自然秉有根深之仁。人秉天地之德而行,则达至纯至诚之境,然后则行无过错亦无悔咎,参天地之化育。所以《系辞》又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天地之德”是人行世做事的信念。作为方法的《易经》在其运用的过程有了天地之德的信念保证而不会只流于语言的游戏,因为以天德作根基,它即不会被用作为达到某种不可告人目的的挡箭盾牌,也不会成为故作高明而自我掩饰其虚脱贫乏的遮羞布。它做到了目的与手段的统一,本体是价值的本体,价值是本体的价值,而达即体即用,体用一源。相反,如果《易经》丧失了提供信仰、信念的功能,不能以德性作支撑,它也就流为了扯皮的哲学乃至邪恶的方法了,所以孔子说:“易之失也贼。”(《礼记・经解》)在这一点上,《易经》与辩证法具有着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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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劳动创造财富是《易经》社会分工思想的社会基础
研究《易经》蕴含的各种思想,我们经常会追溯《易经》产生之前的原始社会形态。狩猎在原始人的生活中逐渐占据了重要的地位。狩猎的发展同生产工具的改进及其原始人的组织程度的提高有着密切的关系。原始人在长期的狩猎活动中积累了经验,创造了各种狩猎方法。《易经?屯卦》云:“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当时人们在山中逐鹿,如没有掌管山泽的虞人引导,只能是空人茫茫林海;君子应当见机行事,此时不如放弃追逐。如果继续前追会有忧憾。当然狩猎的方法很多,古人除了用棍棒、石块、投枪驱赶和追捕动物外,还利用陷阱、罗网等捕捉野兽,或者将野兽逼上悬崖坠死。猎捕的形式,一般是依靠集体力量进行围捕,这就是“屯如,遭如,乘马班如。”狩猎有困难,不依靠大家的力量不行,而且还要有分工。在狩猎发展的同时,捕鱼也逐渐发展了起来。狩猎和捕鱼的发展,使原始人的生活状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食物来源增多了,人们从只吃植物食物转变到兼吃肉类食物。肉类食物含有人的身体新陈代谢所必需的重要物质。并大大地缩短了消化进化所需要的时间,这就使得原始人赢得了更多的时间、更多的材料和更多的精力从事真正的人的生活。《易经?鼎卦》“象辞”曰:“鼎,象也。以木巽火烹饪也。”古代社会,鼎是一种烹饪器具的物象。把木材放进火里燃烧,通过鼎就可以烹饪食物。恩格斯认为这种变化是人类超出动物界的一个重要标志。他写道:“这种在形成中的人离植物界越远,他超出了动物界也就越高。”鼎是人类社会用火来烹饪食物最具有深远影响的工具,后来成了古代中国人最高王权的象征。
原始人在生产实践中观察到,当摩擦或打击燧石时会出现火花,当钻木、锯木时会有火焰发生。从看到这些现象到发明和制造出取火的工具,经历了很长的时间。原始人通过摩、钻、锯、打等方法进行人工取火,特别是摩和钻火的发明和利用对于原始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易经》说:“水流湿,火就燥”。水与火对人类社会的进步无论如何都是极其重要的。火使人们的食物从生食进化到熟食,从而进一步缩短了人食用食物后的消化过程,同时使可食的东西增多了,有利于大大增进原始人的身体健康;火为原始人提供了御寒的能力,同时可作为光源;火可以用来制造生产工具和武器,用以防御猛兽的袭击;使用火和食用煮熟的肉类食物,还扩大了原始人活动和居住的范围,使他们能适应各种气候条件,可以从炎热的、偏暖的地带向比较寒冷的地带迁移,从而使人类的足迹遍布地球的大部分地区。这一切表明原始人和自然斗争的能力大大增强了。恩格斯对火的发现和利用在原始社会发展中的意义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写道:“毫无疑问,就世界性的解放作用而言,摩擦生火还是超过了蒸汽机,因为摩擦生火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最终把人同动物界分开。”《易经》对火的解释为:“泽中有火,革。”(《易经?革卦》)同样告诉我们,大地上有火,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变革。
在《易经》所展示的思想中,战争甚至促进了社会分工。《易经?师卦》“象辞”曰:“师,众也;贞,正也。能以众正,可以王矣,刚中而应,行险而顺,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吉又何咎矣。”一支良好的军队,没有明确的分工是不行的。能够以正确方式和原则,布置得井井有条,便可以保护好自己的国家。如果分工明确,互相响应,即使处于危险之中也能化险为夷。凭借这样分工明确的管理方式治理天下,百姓也会臣服,自然会吉祥顺意,又哪会有灾祸呢。在古代社会,与战争有关的发明当属弓箭,弓箭的发明是古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文化史上许多人也认为弓箭的发明是原始社会从旧石器时代向摩擦石器过渡的标志。弓箭是一种复杂的武器,包括弓、箭、弦几个部分,把它们结合在一起,需要经验的长期积累和比较发达的智力。恩格斯高度评价这项发明,他指出:“弓箭对于蒙昧时代,正如铁剑对于野蛮时代和火器对于文明时代一样,乃是决定性武器。”
《易经》的作者看到了分工对于社会生活的作用。《易经?坤卦》云:“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古人要求在社会分工中处于有学问又贤明地位的人应该在纷繁复杂的事物中理清头绪,使社会当中的每个人都处于恰当的位置,将自己的美德贡献于社会,通达于社会的各个角落,从而发展事业,这便达到了美的极限。古人的描述确实很美,同时又非常生动。在古代社会,当农业和畜牧业分开时,人们才知道“黄中通理”,开始不单纯从自然谋得现成的生活资料,而是能通过自己的活动来控制动、植物的生产和繁衍,这不正是“位居正体,美在其中”吗?农业和畜牧业分工的出现和发展,使人们不仅获得了可靠的生活资料来源,而且还为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也正是“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当然,古人对于社会分工的认识是粗浅的,朦胧的。
对于《易经》之前的社会,《易经》描述得非常美好。“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重明以丽手正,乃化成天下。柔丽手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易经?离卦》)美丽的日月高高地挂在天空之中,百谷草木附丽在土地之上,上下光明又附丽于正道。所以能够教化天下,有良好的规则促成天下昌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分工,处于合适的位置,因此,亨通顺利,畜养母牛使自己的养牛业壮大,这样的生活真可谓吉祥。实际上在《易经》之前的社会,农业和畜牧业出现之后,不同的部落由于其活动地带的自然条件不同,逐渐发展成为分别专门从事农业和畜牧业的部落,这就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社会大分工。这种分工既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和表现,又是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条件。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人类社会由于分工,进入了金属时代,《易经?媚卦》指出:“系于金棍,贞吉”,这是说“紧紧系缚在金属制成的刹车上,坚守正确的方式可获吉祥”。人类最先使用的金属是铜,以铜制鼎。由于铜的自然属性决定了它在工具制造上没有得到广泛使用。后来发展到利用铜和锡的合金,又叫青铜。再以后才发展到利用铁制作工具。文化史上把广泛利用青铜的时期叫作青铜时代,广泛利用铁的时期叫铁器时代。这还如《鼎卦》所说是“玉铉在上,刚柔节也。”金属的利用,促进了社会的进步。
《易经?鼎卦》说:“鼎玉铉,大吉,无不利,”金属工具,特别是铁对中国历史发展的促进作用是后人皆知的。在金属工具的推动下,农业和畜牧业有了新的显著的进步。同时,手工业发展起来了。手工业原来是和农业结合在一起的,出现金 属工具以后,它逐渐从农业中分离了出来。这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二次社会大分工。手工业的发展,使制作技术日益完善和精巧,产品日益多样化。金属工具的出现在《易经》之前的社会生产力发展中引起了重大的革命,也是原始社会瓦解阶段。
二、《易经》体现的社会分工的基本特征
在《易经》以前的年代,中国社会还没有完全走出原始社会的形态,在许多部落,还是一个没有私有财产的社会,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关系是共同劳动、共同消费、相互平等和互助合作的关系;但也有一些部落,由于进化和社会制度变革的加快,形成了私有财产,人们在社会中是有竞争的。在《易经?比卦》中有这样的阐述,“有学之比,无咎。”即共同劳动,共同消费,相互帮助,没有公害,分工比较简单;但接着又说:“显比,王用三驱,失前禽,邑人不诫,吉。”这是说有明确的分工,以十分清楚的方式分工合作。在这一领地上,大家共同田猎,由三面包围驱赶,听任前方的禽兽逃走,猎取后面的,这是由分工而形成的效率,是很有收获的。
由于社会进步和逐渐出现剩余,私有财产便逐渐形成。财富的多寡已经日益为人们所重视,人们也越来越看到分工的效率。分工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是一种进步,因为它适合人们对财富增长的要求,符合人们的利益,促进了“万物资始”,促进了“进德修业”,“欲及时也”。
在《易经》形成的年代,生产工具得到了进一步提高,生产中除了使用精制的木器、石器、骨器等生产工具外,已开始大量使用经过初步改良的金属工具,例如中国商代社会就已经开始使用以青铜制作的斧、锛、刀、锯、钻、凿、镰等生产工具。较之原始社会,生产工具不仅在质地上有了很大进步,而且可以按不同生产活动的要求制造出各种专业性工具,生产工具的种类大大增加了。古代希腊曾经过使用斧、铰车、车轮、车轴、天秤、滑车,以及铜或铁的齿轮等为数众多的生产工具。特别是当时人们已经懂得了用牛耕田,把牲畜作为重要的生产工具来使用,这是生产工具的一个不可小视的重大进步。
与生产工具的发展相联系,在《易经》形成的夏、商、周朝代,中国古代社会的生产技术也有很大的提高。在中国商代社会的甲骨文中,有关土地的文字有田、畴、井、疆等,这说明水利灌溉、农田修整、作物栽培等农业耕作技术在当时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易经?临卦》指出:“泽上有地,临;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
手工业生产技术在当时的发展更为迅速,这一点我们从在殷墟出土的司母戊大鼎可以清楚地看出来。这个方形大鼎横长110厘米,宽78厘米,通耳133厘米,重量达87.5公斤。其四周饰有蟠龙和饕餮的花纹,制作甚为精美。在当时的物质条件下,没有较高的生产技术是难以制作出来的。
夏商周时代社会的生产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生产过程中开始广泛采用劳动的简单协作,并且在一些生产活动中出现了以分工为基础的复杂协作。例如,在商代青铜加工制造业或其他手工作坊里,经常有几十到上百人共同协作生产。开矿和建筑工程中的协作规模更大。古代埃及金字塔建筑群清楚地反映了古代社会的劳动协作状况。在埃及,金字塔群大大小小共有70多座,其中以胡夫金字塔规模最大。金字塔用230多万块巨石切成,平均每块重2.5吨。塔高约146.5米,塔周长约有12里。塔内有结构复杂的地下宫殿,整个建筑设计严密,工程牢固。如此宏大复杂的工程,在当时的物质条件下,不组织成千上万的工匠,没有严密而有序的分工协作,是不可能完成的。中国社会在商代分工协作就很发达,尤其以青铜器制造业最为显著。当时制造青铜器物要经过采料、配料、冶炼、制模、制范、浇铸、修整等一系列工序,分工极为精细。大型铜器制作过程中分工极为复杂,还要有分铸部件、合铸成体等多道工序。《易经?鼎卦》指出:“鼎耳革事,其行塞”就是说鼎器的耳柄经过变革,改变其移动不便的状态,使美味的野鸡煮熟之后被人方便食用。
在《易经》形成前后的夏商周代,农牧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农业是当时社会生产的主要部门。农产品已有稻、梁、黍、麦、豆、稷、粟以及桑、麻、瓜果之类.基本上已具备了后世的农作物种类。例如,我国殷代的甲骨文中,就有有关谷物名称的许多文字,如禾、麦、稷、粟等。《易经?系辞下传》曾说:“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这是说伏羲死后,神农氏继起,他砍削树木做成犁头,揉弯大棒制成犁柄,将犁具除草耕耘的便利,教导天下百姓。这大概是取法益卦的卦象。
我们也可作以比较,例如,在我国商代时古罗马已经制造出带轮的犁和割谷机。古埃及普遍使用了新式的梯形犁。中国商代开始,用石臼加工谷物。当时中国社会的农业技术也有了较大的提高,像农田耕作技术、农业灌溉技术、农业作物种子选择技术等,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中国商代后期已经广泛给农田施用粪肥,提高了粮食产量。古埃及建立了很有效益的农田灌溉系统,扩大了耕地面积,使粮食生产大为发展。在《易经》形成前后,中国古代劳动者在极为艰苦、繁重的生产实践中积累了经验,推动了农业生产工具的改善和生产技术的提高,使农业生产大大地向前发展了一步。与农业生产发展相联系,当时的畜牧业也有了较大的进步。猪、马、牛、羊等在当时已被大量地饲养,有的达数百头之多,这说明当时的畜牧业已经很兴盛了。《周礼?地官司徒第二》曾说:“牧人掌牧六畜而阜蕃其物,以共祭祀之牲栓。”“牛人掌养国之公牛,以待国之政令。”“均人掌均地政,均地守,均地职,均人民、牛马、车辇之力政”。
我国的商周时代手工业发展尤为迅速。首先,手工业的规模不断扩大。我国考古工作者曾从殷墟发掘出玉工、骨工、冶铸等作坊的遗址,这些作坊已具有相当的规模,有一个铸铜的作坊遗址的面积在1万平方米以上。其次,不仅手工业工具得到了较大改善,而且手工业技术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特别是当时的青铜器、陶器、漆器、玉器及木器等的制造制作工艺已达到很高的水平。据考古者发现,中国古代的车形制作极为精巧,车的部件和马的佩饰有几十种名称,制造这样的车需要木工、金工、漆工、皮革工、铜工等多种技术高超的工匠的密切协作,实际上是一种综合手工业,工艺水平相当高。第三,手工业门类很多,产品种类也很多。据甲骨文的记载,中国殷代社会的手工业已有工具制造、冶炼、制陶、舟车、皮革、酿酒、织帛、制裘、缝纫等,产品种类众多。在殷商时代,手工业的门类及产品又有了显著地增加。例如,漆器是在商代开始出现的一种新工艺,纹饰多模仿青铜器,用鲜艳的黑红两色构成许多美丽的图案;商代纺织工艺不但能织平纹的绢,还能织抽花纹绦织绮,是世界上最早的提花丝织物。商代社会我国工匠发展了制陶工艺,制造出了白陶和青釉器,这两种陶器都是用高岭土烧制而成,具有质地坚硬、细腻等特点。其中有釉器的制作是《易经》之前由中国古代劳动者发明瓷器制作技术的开始。《易经?系辞上传》说:“《易》与天地准……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
三、《易经》展现的社会分工的基本轮廓
在《易经》所推衍的六十四卦中,表面上用巫术包裹着,实际上每一卦紧紧围绕的核心是经济利益,其中所描述的社会分工尽管不像现代社会这样清晰,不大符合现代人的思维逻辑,但只要我们加以归纳和总结,就可以看出其所体现的社会分工思想。
1.《易经》所包含的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理念。《易经?乾卦》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坤卦”曰:“牝马地类,行地无疆。”“屯卦”曰:“天造草昧,宣建侯而不宁。”“解卦”曰:“田获三狐,得黄矢”等等。描述了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它发生在《易经》形成以前的年代。早在蒙昧时代的高级阶段,原始人就发明了弓箭;以后经过野蛮时代低级阶段,人们又学会了制陶技术,并懂得了驯养动物和种植植物,这都为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创造了条件。但《易经》说的很笼统,轮廓不清晰。在《易经》形成之前的野蛮时代的中级阶段,在水草丰裕适于游牧的地方,一些部落就开始驯养和繁殖牲畜,终于从渔猎经济转变为主要从事原始畜牧业,转化为游牧部落。《礼记?月令》记载:是月也,乃合累牛腾马,游牝于牧。牺牲驹犊,举书其数。把种牛种马都集合起来,放牧在母畜群中;对于死亡的马驹牛犊,一生下来就要记录在数。而另一些没有转化为游牧部落的原始人,则从采集经济转变为主要从事原始农业,成为从事种植业生产的部落。这样就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的“大哉乾元,万物资始。”现代人称这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这个历史阶段,生产力的主要特点是出现了织布机以及矿石冶炼和金属加工,尤其是会制造铜器以及铜、锡合金――青铜器。随着金属工具的出现,大大地提高了原始人征服自然的能力。这便是《易经》所说的:“德合无疆”。不但改良了畜牧业的生产工具,也改良了农业的生产工具。第一次社会大分工还给社会生活带来了很大变化,不但产生了与氏族相对立的个体家庭,开始出现了牲畜的工具的私有,而且出现了氏族之间的争斗。《易经?师卦》说:“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就是要求得到争斗之中的胜利。
2.《易经》所包含的第二次社会大分工的理念。在《易经》形成之前,中国古代社会手工业已经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在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以后,由于金属工具的使用,特别是铁犁、铁斧等铁器工具的出现,使得生产力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生产领域也扩大了。织布业、金属加工业及其他手工业,显示出生产日益多样化和生产技术的日益改进。在农业生产中,不但扩大了耕地面积,而且还能进行多种农作物的生产。这不但扩大了人们的活动范围,也使得劳动方式多样化了。正如《易经?系辞下传》所说:“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云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说的是我们生活的世界是经常变化的。周遍流转,上下往来没有常规,没有固定的法则,只有根据变化了解其趋向。恩格斯指出:“如此多样的活动,已经不能由同一个人进行了;于是发生了第二次大分工;手工业和农业分离出来了,生产不断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提高了人的劳动力价值。”这次社会大分工引起的社会活动的变化是,个体家庭成为社会的经济单位,土地也逐渐转化为私有;原来零散的氏族部落越来越融入于整体大社会。《易经》之中,家庭的利益已经得到确认。
3.《易经》对第三次社会大分工的论述更为深刻。显然,社会第三次大分工是指社会分化出一个不从事生产而只从事商品交换的群体――商人。它发生在恩格斯称作“文明时代的门槛”的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转变的时期,即原始社会瓦解,奴隶社会形成的时期,《易经》也正是形成于这一时期。由于前两次社会大分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利有攸往”就在于经常提供超出自身消费需要的若干剩余产品,而剩余的条件下由于分工的不同,需要经常地进行交换;尤其是农业和手工业之间的分工发生和发展以后,便接着出现了直接为交换的目的而进行的生产。这就是说。在中间的夏商周时代手工业从农业分离出来以后,又出现了商品生产。商周时期我国的商品交换是十分频繁的。于是自然产生这样一种需求,即有人专门经营商品交换业务,充当各个生产者之间的不可缺少的中间人。《周礼?地官司徒第二》曾说:“货人掌成市之货贿,人民,牛马,兵器,车辇,珍异。凡卖特者质剂焉,大市以质,小市以剂。掌稽市之书契,同其度量,壹其浮制,巡而考之。”周礼中所谓的质人乃商品市场的管理者。虽然从表面上看商品交换并不占重要地位,但《易经》却多处予以阐述。这说明《易经》形成之时,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产生时期。”
四、《易经》社会分工经济思想的瑕疵
在《易经》通篇都贯穿的社会分工理念中,有几种观点是不能为我们所认同的。第一是“君子”与“小人”的社会分工思想,其思想基础是维护“王权”和轻视百姓的利益;第二是轻视体力劳动,过分推崇脑力劳动,其立意是维护不公平的社会制度;第三是在《易经》的社会分工思想中有“薄赋敛”的思想;第四是限制百姓消费的社会分工思想。
1.《易经》的君子与小人的社会分工思想。在《易经》中,无处不在地把君子与小人对立起来。《易经?乾卦?文言》日:“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知至至之,可与言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这是对君子的赞誉。而对所谓小人则没有那么客气。《易经?泰卦》有这样的结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君子之道是不断发展,小人之道是日趋消亡。《易经?大有卦》又说:“公用亨于天下,小人弗克也。”这是说公侯受到天子的宴饮招待,如果小人也能这样,那是做不到的,小人担当此任务会有祸害。《易经》极力在其社会分工思想中张扬君子之和同,贬损小人之和同。如果天下到处都是君子,君子之道大行,人同此心,心同斯理,那么天下下人就走到了一起,形成“天下之志”。只有君子才能与天下人的心志相通,团结带领天下人奔向大同社会。这是《易经》社会分工理念的理想,也是《易经》通篇宣扬的君子的人生理想境界。
2.《易经》轻视体力劳动,过分推崇脑力劳动,在于维护不公平的社会制度。《易经?乾卦》文言日:“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文言是孔夫子所作,是孔夫子对《易经》的感想。“夫大人者”乃所谓统治天下的脑力劳动者。《易经》强调的分工明显地表现为轻视从事体力劳动的劳动人民。《易经》认为:“学稼”,“学为圃”是小人之事。《易经》的继承者孔夫子更强调这一点,提出君子是不愿去参加这种劳动的。他认为:“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这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论语?子路》)“君子谋道不谋食”:在《易经》和其继承者孔夫子看来,社会上“君子”与小人的天然的分工是,君子谋道,小人谋食,前者专门从事研究礼、义、信,谋划招徕和役使四方之民的道理和办法;后者则是专门“用稼”,“为圃”,从事“谋食”的劳动来供养别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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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因为有了牵挂和思念, 才会显得温馨和幸福”。
我的宗职是:结交天下朋友,多做好事,学为所用,为人排犹解难!
古云:
天不得时,日月无光。地不得时,万物不生。水不得时,风浪不静。人不得时,利路不通。鬼不得时,地狱不超。神不得时,求之不灵。
佛说十善业:
不杀生而行救命、不偷盗而行布施、不邪而行清净、不妄言而说真实语、不绮语而说正直言、 不恶口而说柔软语、不两舌而说和合言、不贪欲而修污秽观、不嗔恚而修慈悲观、不愚痴而修因缘观。
关键词:易经廉政思想;廉政理论;廉政建设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6)06-0073-02
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攻坚期,腐败与廉政建设问题一直存在,解决好廉政建设与人民的利益息息先关,在中国古代也有关于廉政方面的研究,就是易经。《易经》做为中华文化的源头与文明的基石,内容极其丰富,中国祖先早在几千年前就从政治经济视角揭示了政治系统运行规律,给后人指出“廉政建设要从制度和文化两个方面进行”。所以说积极探索易经的政治维度,发掘其廉政思想,对当前中国廉政建设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一、易经廉政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易经廉政思想来源于实践
《易经》以卦爻符号和少量文字构成,其中以“卦”为核心,少量文字进行说明。中国先贤们在长期的政治生活实践中总结了政治系统的构成、运转及对策,易经有清楚的政治系统维度。
《易经》又称《周易》,由“经”和“传”两部分组成,其中“经”又由八经卦、六十四重卦和三百八十四爻构成,“传”由十篇解释卦辞和爻辞的文章构成,称“十翼”。王春永的《图解周易》中说到:易经是以伏羲、周文王、孔子等先贤为代表的广大劳动者智慧的结晶,而廉政思想来源于古人长期的政治生活实践。
伏羲出生于成纪县(今甘肃天水市秦安县),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伏羲处于旧石器时代中晚期,伏羲代父亲燧人氏为天下主,团结统一了华夏各个部落,将其统治地域分而治之,而且任命官员进行社会管理。而天气为什么会变化,日月为什么会运转,人为什么会生老病死,所有的这些现象,人们无从解释,对大自然一无所知。伏羲为此经常观察天地,揣摩大地寒暑、花开花落、日月变迁的现象,后悟出天地万物的变化规律,画出八卦图(八经卦),最终得出“八卦不过阴阳,四象不过二物,太极动生阴阳,天地不过一阴一阳而已。”将现今所称的物质与意识凝练为“阴”、“阳”二字,八卦形成后,通过后来者的补充完善,遂形成书卷,即现在我们看到的符号与文字构成的。所以说《易经》不是凭空捏造的,而是来源于政治生活实践。《易经》来源于政治生活实践,古人又用以指导政治生活实践。之后发明文字,《易经》成为了明晰天文地理、了解世间规律变化的书籍,政府用它来管理万民,百姓用它来进行家庭经营。
(二)易经八经卦政治系统维度
“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一”就是太极,太极就是宇宙,在政治生活中也可称之为“政治”这个整体,内在地包括了政治主体;一生二,“二”代表两仪,也就是阳仪和阴仪,说明了事物的对立统一,在笔者看来,阳仪在政治生活中也即我们所说的物质,包含政治生活中的权利和制度,阴仪在政治生活中也即意识,包含生活中的精神和文化方面;“两仪生四象”,即生出太阳、少阴、少阳、太阴,以象类物,对政治生活分类和分析,解决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从而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四象代表四个阶段和四种联系,四象循环相互作用化生万事万物,即乾、兑、离、震、巽、坎、艮、坤的八卦,乾卦包含统治、决策等方面,泽卦包含冲突、革命等,离卦包含改革、参与等,震卦包含沟通、民主等,巽卦包含心理方面,坎卦包含意识形态方面,艮卦包含思想方面,坤卦包含社会化方面,还有,从两仪到四象,从四象到到八卦,八卦生成六十四卦的卦象演变现象,也展示了自下而上进行廉政建设的规律。
(三)易经六十四重卦廉政理论框架
《易经》是一个由四柱构成的廉政思想结构。四柱是由六十四重卦按不同模块分布构成的,顺次包括廉政的主体,廉政的行为,廉政的文化和廉政的发展,下文进行详述。
1.廉政主体
廉政主体,也就是廉政的行为者,那么在政治生活中都有哪些政治行为者参与,在廉政方面又涉及哪些行为者。在一个政治系统中,主体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个政策的实施,如果没有主体的参与就不能说是一个完整的整体,政策更不能顺利进行下去,可以说主体是政治系统的中枢。在《易经》中,先贤们就注意到这个问题,并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其中用乾卦、坤卦、临卦、剥卦阐述了有关廉政的主体,乾卦代表了政府,坤卦代表了公民,临卦代表了政党,剥卦代表了政治生活中的利益集团。
2.廉政行为
在政治生活中围绕权利等切身利益进行各种政治活动,就称为政治行为,自然而然,关于廉政方面进行的一系列活动也可以称为廉政行为,这部分在易经中也得到了精准的安排,例如需卦、小畜卦、泰卦、大有卦、大畜卦、大壮卦、卦为政府在进行有关廉政统治和做决策时指明了方向;履卦、睽卦、损卦、兑卦、节卦、中孚卦阐述了在廉政方面发生冲突时的行为;同人卦、离卦、家人卦、丰卦说明了廉政参与时的行为;无妄卦、颐卦、益卦、震卦对廉政沟通时作出了向导,可以说易经为人们在廉政方向的各个方面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为人们的行为指明了方向。
3.廉政文化
2.怎样保养阳气
养阳气,得和天时相应,借助天之阳气,养人之阳气,可以事半功倍。从冬到春,阳气开始生发;从春到夏,阳气最多,春夏就应该养阳。
养阳气最重要的就是晒太阳。人的阳气和天上的阳气是息息相通的。当金乌东升之时,用两个手的“劳宫穴”,面对太阳做深呼吸。这样可以养心肺;第二佳时间是在中午,尤其是冬天。把帽子脱掉,沐浴在阳光下,头顶正中的百会穴通大脑就把气吸入,可以养脑。我们还可以转身低头,让阳光从后面颈部的发际上边一寸的“风池”和它旁开1.5寸的“风府”,让阳光直接进入人体,贯通督脉;最后还可以在傍晚时,让晚霞的余辉再照耀我们一次,一边手握半拳,叩击肾枢。肚脐眼正对着的背部位置即命门,左右旁开差一拳的部位即肾枢。用拳头叩击这三个穴位,可以把阳光吸收到肾里。
其次,养阳还要注意调整心态。我们有七情:喜、怒、忧、思、悲、惊、恐。七情也分阴阳,喜属于阳,悲属于阴。我们每天欣喜快乐,阳气就充分;我们悲伤抑郁,阳气就损伤。所以我们每天要快乐的生活,从而给我们沾染阳气。
3.怎样排除阴毒
从“太极生命钟”和“十二消息卦”可以看出,人到中年阴气逐渐增加,阳气被挤退。所以从中年开始,就应该抵制阴的增加,排除阴毒。
阴毒包括水毒、食毒、脂毒、痰毒、瘀毒、气毒等。阴毒好比我们身体中的蛀虫,如不及时清除,就会吞噬我们的健康。
水毒表现为下眼皮浮肿、脚内踝浮肿。有了水毒症状要及时做肾功能检查;排泄水毒可以通过吃丝瓜、冬瓜、西瓜皮等解决。
湿毒表现为舌苔绿、恶心、大便不成型。出现湿毒症状要吃一些健脾的药和养脾的食物:豆子最养脾,可以用各样豆子熬粥服用;可以用党参和白术炖肉吃;还可以服用藿香正气水(丸)。
痰毒表现为:不停地吐痰。多痰或源于饮食问题,或源于肺部病症。
如果是前者,可以多吃萝卜、冬瓜、无花果、紫菜、青菜以化痰;如是后者,可以服用二陈汤:即茯苓、法半夏、陈皮各10克,甘草6克,水煮饮用10天。
脂毒是由于缺乏运动,大量吃肉饮酒,积累过多脂肪造成的。
淤毒多发生于四十岁后,血管开始淤积气毒是淤积在肺部的浊气造成的。每天早上起来做深呼吸,有助于排出肺部的浊气,清除气毒。
4.怎样平衡阴阳
养生要注意协调阴阳,所谓“阴阳平衡,健康一生”。阴阳平衡就是阴阳双方的消长转化保持协调,既不过分也不偏衰,呈现着一种协调的状态。其实质也就是人体各种功能与物质的协调。阴阳平衡是生命活力的根本,所以养生的宗旨就是维系生命的阴阳平衡。
第一要注意寒热平衡。寒伤阳,热伤阴。寒热平衡会影响阴阳平衡;
第二要注意维持气血的平衡。中医认为“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气是构成人体最基本的物质,血则具有营养和滋润全身的作用。气虚可导致血虚,血虚无以载气。所以气血的平衡对于身体健康的意义尤为重要。很多女性卫生期间不注意修养,卫生期之后不注意养血,就很容易出现血亏。血虚的表现是面色发黄、没有光泽、爪甲苍白、头昏、眼睛发花。专家建议可以服用红糖、红枣煮荷包蛋,一天吃两个,连吃三到五天;也可以用当归或人参炖鸡,对造血、补血都有很好的效果。
第三要注意维持津液的平衡、燥湿的平衡。人体70%是水,包括津液。伤津会引起水分不够,就会出现津亏,表现为口干、大便干、皮肤干;水分在人体内同样也不能太多,湿燥要平衡。太多水分停留在体内,会脾肾阳虚。
《易经》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叫“天人合一”。 自然界阴阳五行的运动,与人体五脏六经之气的运动是相互收受通应的,这就是天人相应,人与天地相参的思想。人们要遵循春、夏、秋、冬四季的自然规律,适合自然界生、长、化、收、藏的变化,科学调整脏腑器官,寻求阴阳平衡,来实现强身健体,延年益寿。
第一:阴阳的气化规律。《黄帝内经》有句话叫做:“天地合气,命曰人”,即人是天地的气组成的,所以你一切都不能离开天地。养生当然也不能离开天地。阴阳的气化规律就是“阳长阴消,阴长阳消”,不停地变化,我们养生也要随着这个规律进行。
第二:气机升降的规律。子时则气升,午时气就开始降。夏天是气机升的最高的时候,冬天是最低的时候。养生离不开气机升降理论。
第三:天地气化是有开有闭。养生也要跟之而开合。比如春分时,天门打开,春天来临,阳气生发,天气渐暖;到秋分时,就进入地户,天门就要关闭,大自然也要保养。生气和春天对应肝,所以春天要养肝;夏天是长,对应心,夏天着重养心;秋天开始收,要养肺;冬天开始藏,要养肾。
三、12时辰养生
现在一天24小时,在古代叫12时辰,所以“日养生”也叫“12时辰养生”。人体十二经络分别对应着十二个时辰,每一个时辰就有一个脏腑正值精气旺盛。
子时是夜半23点到1点,这是一天当中太极生命中阴极的时候,阴气最重,胆经值班,阳气刚刚长出来,还很微弱,这时我们应处于熟睡状态,通过睡觉来保护阳气,而应忌熬夜。
丑时是1点到3点,肝经值班,肝主生发,肝脏解毒、造血,就在这时进行,所以应避免夜半酗酒、游戏。
寅时是3点到5点,又叫平旦。这时阴阳开始平衡,肺经值班,气血最平静,号脉最准,此时宜早起做深呼吸。
卯时是5到7点钟,大肠经值班,精气旺盛,是排便的最佳时机,此时宜起床喝一杯空腹水,帮助大肠经解毒,消除便秘。
辰时是7到9点,胃经值班,胃主受纳,此时最能够帮助进食。早餐不可草率对待,一定要摄入动物蛋白。
巳时9到11点,脾经值班,脾主消化,供给大脑丰富的营养,所以这时大脑最有活力,是人一天中的第一黄金时间,学习、工作最有效率。
午时是11点到13点,心经值班,这时阳气最旺,宜午饭后休养。
阳虚的人此时酒足饭饱后美睡一觉,最养阳气;正常人只小憩半小时就可以。午休最好平躺,让大脑和肝脏得到血液充分供给。《黄帝内经》就认为:“卧则血归于肝”,要平躺血液才养肝;平躺另一个好处就是保护颈椎、腰椎,让其放松,减少腰椎病、颈椎病、坐骨神经病等。
未时是13点到15点,小肠经值班,中午吃饭得到的营养充满血液,睡午觉前必须要喝一杯空腹水,稀释血液,防止血液过稠,拥堵血管。
申时是15点到17点,肾经值班,小肠经已把午饭的营养输送到大脑,精力充沛,思维活跃,这是我们的第二个黄金时间,要抓紧工作。
酉时是17点到19点,,这时应再喝一杯水,帮助减毒,清洗肾和膀胱,减少肾结石、膀胱癌、肾炎等疾病发生。
戌时是19点到21点,心包经值班,这时是我们一天当中的第三个黄金段,可以学习或锻炼身体,之后必须再喝一杯水,让血管保持通畅。
亥时是21点23点,这时是休息或者进行夫妻生活的最佳时间。
专家总结了一首歌诀,有助于人们更好的遵照十二个时辰来养生。
寅时天亮便起身,喝杯开水楼下行;
定时如厕轻如许,卯时晨练最宜人;
辰时看书戏幼孙,巳时入厨当灶君;
午时进餐酒少饮,未时午休要抓紧;
申时读报写诗文,酉时户外看流云;
戌时央视新闻到,闭目聆听好养神;
亥时过半快洗漱,子时梦中入画屏;
丑时小解一时醒,轻摩“三丹”气血盈;
脉络通畅心如水,一觉睡到金鸡鸣。
另外,防治疾病还要和气机升降、寒热变化相结合。子和午、卯和酉这四个时辰,尤其应该注意。
午时有“三极”:阳升之极、药之极、气升之极。也就是阳气最重、气机升降最高的时候。高血压的病人在这个时辰应忌喝酒、生气、用重力,应及时服用降压药;否则很容易中风、出血。
子时恰好和午时相反。它是阴极之时,从午时开始气降,降到阴极是最低的时候。有气虚、肾病、心脏病、低血糖的人,容易在这时出事;要提前给病人服药才能让其安然度过“子三极”这一劫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