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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文地理学的认识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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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文地理学的认识

第1篇:对人文地理学的认识范文

(重庆师范大学,重庆 401331)

摘 要:作为典型的横断学科,人文地理学课堂教学内容所涉及的学科跨度较大,为课堂教学活动的开展带来了很大难度。文章从人文地理学的学科特点与地理视频资料的优势入手,从理论上探讨了两者相结合的方式与对策。关键词:人文地理;视频资料;高师院校;教学方法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107(2015)06-0014-02

人文地理学是地理学三大二级学科之一,主要以人文现象为研究主体,侧重解释人类活动的空间结构及其地域分布规律。人文地理学教学是形成地理学专业素养、丰富人文知识的重要途径。然而由于人文地理学教学涵盖经济、人口、宗教、语言、民族、民俗、工农业、政治等诸多内容,且涉及现实社会中许多重大热点、焦点问题,因此,该课程对授课教师知识面的广度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近年来,随着网络视频的兴起,纪录片、专家访谈、行业调查等视频资料大量出现,这为人文地理学教学提供了大量鲜活、生动的教学素材,然而如何在人文地理学课堂教学中既保障课堂讲述的主体性地位又充分发挥视频资料的优势呢?本文拟从理论层面和学生问卷调查两个层面尝试寻求上述问题的解决途径,为高师人文地理相关课程的教学提供参考与借鉴。

一、人文地理学的学科特点

(一)学科自身的综合性

人文地理学具有高度的综合性与复杂性。有学者甚至将人文地理学称之为横断学科。人文地理学是从地域的视角来研究人文现象。而这些人文现象纷繁复杂,且各种人文现象之间以及人文现象与自然环境之间还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联。这就决定了人文地理学是一个相当庞大的学科体系,而且与众多相关学科(如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学、人口学、建筑学、语言学等)都存在着大量交叉。其中,仅《人文地理学》教材中所涉及的分支学科就有9个之多[1]。这还不包括新近出现的“金融地理学”、“社会地理学”等学科分支。这使得完全依赖单一学科背景的教师不可能在课堂教学中对每个分支学科都能进行深入讲解。通过笔者的观察,由于教师的研究领域比较细微和特定,因此在教学实践中,教师往往会根据自身学科背景和当前研究方向,有重点、有选择地摘取熟悉的部分进行重点讲授,而对其不了解的部分则只能轻描淡写地带过。这无疑会在很大程度上制约学生的知识面广度。

(二)地理考察是学科知识积累的必要途径

地理学知识源于实地考察,地理观察能力是人文地理学重要培养目标之一。众所周知,地理学最初源于经验描述。西方早期的地理学论著《伊利兰特》、《奥德赛》以及洪堡的《新大陆热带地区旅行记》等都是此类经验记述类著作[2]。中国古代的《禹贡》、《徐霞客游记》等也都是此类型的地理学论著。因此,地理学尤其是人文地理学的产生就是源于对客观人文世界的经验性描述。而对人文社会事项的敏锐的洞察能力和感悟能力是人文地理学课堂教学的重要培养目标之一。上述能力的培养在单纯面对书本、纯粹依赖教师语言表述的室内课堂讲授中是非常难于做到的。这也是为什么地理学教学中野外实习考察成为必不可少的实践教学环节的重要原因。甚至有学者将地理户外考察调研视为地理工作者的基本功[3]。然而,由于野外实习过程中诸多安全因素的不可控,学生安全事故频发,国内各大地理院校均尽可能地压缩野外实习的时间与次数,以规避不必要的安全风险。这在保障学生人身安全的同时,却大大影响了地理教学的效果,使得书本知识与鲜活的地理实践相脱节,地理科学学生的观察能力和感悟能力培养受到极大的限制。

二、视频资料在人文地理学课堂教学应用的意义

(一)补充鲜活的社会、经济素材,弥补地理考察的不足

由于经费的限制和对学生人身安全的担忧,当前地理教学中,普遍存在着地理考察缺失的现象。原本可以在现实生活中体会、感悟到的鲜活的人文社会事项,却只能通过传统课本中的文字来“想象”。即便是在有限的地理考察中,由于地理学所涉及的现象宏观性较强,在一般走马观花式的考察中所能获得的知识非常有限。比如对区域产业布局的调查,若能在发改委等宏观战略决策部门进行考察,并结合对区域内知名专家和决策者的访谈,则学习效果将大幅度提高。而由于种种原因,上述考察根本无法在现实地理考察中实现。往往仅仅是在产业园区内乘车浏览或者在厂外大致参观一下,充其量可以参观一下产业园的展览馆,看一下宏观规划。这无疑使考察的深度和效果大打折扣。

(二)借助多学科专家视角,拓展知识面

由于目前媒体的专业化程度提高,财经类节目的采访深度在逐渐提高。视频资料中有一些记者针对著名经济学家、文化学者等相关领域专家的访谈类节目,若能根据课程相关的知识点进行有针对性地观看,则能起到拓宽知识面,加深理解认识深度的效果。毕竟,在知识高度专业化今天,要求人文地理教师能够无所不知是不现实的,只能借力其他专家弥补本身的知识缺陷。此外,通过教师的引导,也可以使学生在观看中体会到其他学科的研究视角,对地理学视角的独特性有进一步的认识。

(三)调节课堂氛围,形成多感官刺激,优化学习效果

虽然课堂讲授是学生获得知识的重要途径,也是课堂教学的主导。但纯粹听觉的刺激,时间久了易造成“刺激疲劳”,在日常教学过程中,往往教师会通过改变声调、改变话题来解决。笔者在教学实践中发现,若能在学生产生“刺激疲劳”的时候,适当改变一下刺激的方式,也能够起到较好的教学效果。视频资料具有听觉、视觉综合刺激的优势,在课堂教学中穿插使用视频多媒体资料,可以形成对学生的多重刺激,有效避免“刺激疲劳”。

三、基于视频资料的课堂教学效果调查

本研究对笔者所教授的大二及大三地理科学专业的本科学生进行了95份无记名问卷调查,收回有效问卷93份。其中,大二学生65人,大三学生28人。在这些班级的课堂教学中,均穿插使用了相关的地理教学视频。

(一)使用视频资料的必要性

45.1%的被调查者认为非常必要,51.6%的被调查者认为必要,也就是说超过90%的被调查者认为视频资料在人文地理教学中的使用是非常必要的。

(二)使用视频资料教学的有效性

80.6%的被调查者认为效果非常好或好。感觉效果一般的占18.3%。

(三)视频资料的使用方法

65.6%的被调查者认为应该在课堂中间穿插播放片段,34.4%的被调查者认为应该集中时间完整播放。

(四)视频资料的选取

81.7%的被调查者认为纪录片帮助最大,44.1%的被调查者认为行业调查类视频资料帮助最大,37.6%的被调查者认为专家访谈类视频最有帮助,而只有15.1%的被调查者认为讲座类最有效。

当被问及哪一类视频资料的教学效果最不好时,66.8%的被调查者认为讲座类视频教学效果不好,15.1%的被调查者认为专家访谈类视频资料不好,而只有5.4%的被调查者认为纪录片类视频资料效果不好。

(五)开放性问题

问卷还设计了开放性的问题:“关于学生对视频资料参与教学过程的建议”。结果显示,学生对视频资料参与教学过程普遍持欢迎态度,但同时对于视频资料的使用方式提出了建议,如视频资料不宜过长,视频要注重时效性,教师应根据视频中所涉及的知识点进行对应的讲解以及组织同学们一起讨论等。

四、结论

(一)结论

1.视频资料对于人文地理课堂教学具有较好的促

进作用。本研究通过理论层面的逻辑推导和实践层面对实际授课效果的调查表明,视频资料对于人文地理课堂教学意义重大。对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弥补地理考察的匮乏,提升学生的地理学观察分析能力具有较大帮助。从反馈来看,学生也普遍欢迎这种教学形式。

当然,视频资料的课堂教学只能是辅助地位,不能取代教师课堂讲授的主体地位,即便是在播放视频的过程中,也需要教师对视频中所涉及的知识点进行点拨,并阐明与本课程内容的相关性,否则教学效果将不会太理想。

2.视频资料时效性要强,播放时间需简短,播放方式需灵活穿插。从调查问卷来看,学生对视频资料的时效性要求较高,这也与人文地理学课程内容紧密联系发展实际有关。此外,视频资料的播放一般不宜占用整节课的时间,尽量控制在20分钟以内。播放的形式采用穿插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比较好。

3.视频资料应以纪录片、行业调查、专家访谈类为主。调查显示,学生对于纪录片、行业调查类以及专家访谈类视频资料较为欢迎。而对于讲座类则不感兴趣,或许是与视频讲座的形式与教师课堂讲授的形式基本无异,容易造成学生“刺激疲劳”有关。

(二)待研究的问题

首先,本研究所调查的对象仅为地理科学大二及大三学生,且以大二学生为主,因此,后续研究将继续加强对大三学生及大四学生的调查分析。

其次,本研究所用于调查的课堂教学内容仅限于“人口地理学”及“中国经济地理”,因此,对人文地理其他课程的适用性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

参考文献:

[1]顾朝林,张敏,甄峰等.人文地理学导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

第2篇:对人文地理学的认识范文

[关键词]人地关系 地理空间发展 意义 探索

[中图分类号] G4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5)01-0129-03

空间是人类生存的载体,研究社会、空间、地方和环境的相互关系是人文地理学的理论基础,而人地关系的地理空间发展是人文地理学的核心内容。空间的发展体现了人文地理学与数学、哲学和其他社会学科的交叉与紧密联系,空间思想以空间几何学、人文空间性、激进的空间等为标志不断发展,地理空间不仅能够将人们联系到某一个具体的位置,而且也能够提供基础将人们与更大的世界联系起来。在地理空间变化的过程中,人们在欣赏不同文化和地方共有的东西,培育对共享经验的理解和归属感的同时,还会滋长对其他地方和其他文化的漠视与敌意。面对地理空间既能联结也能分隔的作用,探索在人地关系中地理空间发展过程非常必要。

一、原生态的地理空间特征

(一)人类对地理环境的改变

人们发展的思想完全符合时代的观念和兴趣,最本质的是人类对强大自然力征服与控制的安全感。评价全球变暖对人类的影响完全是积极的,有效地控制地球未来的气候阻止新的冰期的到来。冰川回归被认为是维持人类对地球统治的最大的威胁,如果致命的冰川回归推迟,农业则获利。从景观变化的观察可以知道人类活动在程度和种类上产生了远超过预想结果的变化。人类已经获得对自然的有益支配,在睿智的远见下地球正在被征服,人类通过大量的环境改变而进步,表达了人类一种占统治地位的观念。不仅地球的表面被改变了,而且那些看不见的物质流和能量流也被改变了,来自工厂和土地利用的输入已经极大地加强了主要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碳、硫、氮和磷,人类活动释放许多种金属,包括一些有毒的水银、镉、铅进入环境中,其数量远远超过自然界的风化作用。性质不明的合成物质已经被制造并被释放出来,对生态系统、气候和人类健康产生全面性的影响,在局部和局域尺度上,对人们福祉带来环境灾难后果。

(二)空间组织及相互依赖构建

地理空间的复杂性和当人类干预时不可预见的灾难风险,使改善条件常常变得更难,但干预可能派生出意外的收获。空间组织以各种方式将个人、城市、区域以及国家联系起来。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得到改进的交通和通信技术加速了日常的人流、物流和信息流,城市、区域和国家联系到一起的空间组织就显得日益重要。当这些联系加速和加强之后,尺度的不同、地方的相互依赖就变得日益清楚。空间组织在所有的尺度上,邻里、城市、区域、国家形态上都得到了表现。空间组织成为观察社会不同层次的关键,明显表现在与自然环境有关的自然现象上,如地形、作物和聚落等。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某一地区内地理现象的分布再加上一个地方的社会空间组织,以及对各种“流”的重要性的认识已经导致人们更加关心所有地理尺度上的地方之间的相互依赖。不同地方之间实际的人流、物流、信息流和货币流,在国家的尺度上,显现为几个特大城市中心的集聚与空中交通和金融联系的地理空间现象。

(三)显存的地方感社会化

地理空间是装载人们所有希望、成就、雄心甚至生活恐惧的人文生活的地方,是把每个人与环境联系起来的脉络,是与世界联系起来的所有环境经验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地方感在某种程度上是人人生来具有的能力,能够发展抽象的有关环境、经济和政治的论点,通过仔细的地方观察,认识到表面现象可以揭示共享的文化传统与环境的连接,可以发现一些区域为人类的活动赋予优良的资源,而其他区域则是贫瘠的,主要是位置和共性问题。地方地理感是一种仔细观察地方的独特性,透过这种独特性看出它们所代表的更大的格局和过程的感觉,对某地的观察总是要揭示其共有的或借来的要素、与生俱来的或独有的特征。

地方特性从区位和它的传统中成长起来的,在地理多样性中揭示的是本身。了解地方需从具体入手,具体来探索有关的内在特征。抽象的过程通过地方的特殊性来揭示。不论在什么地方,爱、关心和耐性都是与环境相适应的,人种和具体人类生活的真实性能够在地方的结构中发现他们的位置。地方感是一种强烈的、积极的将人们与世界联系起来的能力,位于客观的环境共性和主观的经历之间。地方感能够继续通过帮助人们揭开建筑和文化的格局而加强对这些格局的理解;地理空间解释了环境的复杂结构、地方的要素与它们的历史发展、原始背景,解释了土地利用和社会过程之间的相互作用,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保持独立的思考,去验证所告知事物的真实性。

二、理性的地理空间发展变化

(一)数据型的意境空间建立

早期的野外调查研究,是向收集调查或访谈数据的方向发展,考虑每个地方和其他地方的许多不同的联系。指定地理学基本上是一种文学功能,定位于探索的象征;位置的确定和可用图表示的空间关系定义了这个领域。自从20世纪20年代功能区的观点产生以来,附属区或离散腹地的基本概念转向中心和腹地的等级概念;然后转变成中心、腹地、联系的等级层次和各种流的复杂网络;接着转向更广阔的作为地理研究基础的数据,演化成来自于多重出版源和调查结果的数据,这些数据被用来开发成以空间方位度量为基础的各种地图,反映了空间的客观性,更重要的是解释社会现象,给出了我们所生存的世界的整体感受以及各个地方的具体感受。

相比于文字、语言、手势甚至代数,地图是身临其境的阅读,不是直线型的。地图的阅读者会立即寻找方向、比例尺、熟悉的符号或者标志,并定位任何与自己的经历有联系的东西。符号使我们能够以简化的形式重构这个复杂的世界,分清一系列完整、可视而智能的等级层次。符号的使用和记录加快了信息传输和“经验的对质”,符号有潜力帮助我们对比并最终调和各种矛盾的世界模型。地图及其符号能传达看图者和所描述的地区间的距离感。符号化活动显示了大量有关人类及其基本智力需求的事物。每个思考的人都知道人类的心灵是通过寻找有意义的模式起作用,而不是很关注数据和证据的时候,地理学家才在研究社会关系时打破了地图的限制。地图上线条、符号、信息给予地图科学以精确性和客观感,表达了这个世界,不含有任何的利益和影响;客观激发的信任,使地图成为意识形态的强有力的传播工具,可以传达着一些简单的意识形态信息。

地图成为个人日常生活的空间图像,是交流与交换的动态的一部分,受个人高度个性化的经历、需求与情感的影响,被空间感应、空间概念化用来研究传染病的路径、动植物的分布、岩石构造、行星和太阳系的演化、大脑和基因的构造,对宇宙本质和结构进行描述,描述感知的世界或者想象或者梦中的世界。为活着的人绘制的地图被频繁地使用做统治、操纵、控制以及限制他人活动和行为的根据,所以成为相当数量的民众和宗教力量的所在。地图能跨越语言和文化而被更广泛的接受,地图有效的简化信息和赋予信息等级的形式具有极大的战略效用。对现象的空间特征进行详细研究是地图的最高境界,以非凡而简单明了的方式传递信息,简化信息,使决策加快和有效。地图视觉上的简单并不意味着地图里的信息缺乏复杂性和深度。地图是一种不同寻常的文件,携带大量的难以汇集的信息,但是它展示的信息具有组合图画的简介和复杂符号的共鸣,它能揭示出许多更复杂深层次上的意义。

随着纸张和印刷的结合也使更大范围内文化传统的共享和更长时期的知识交流成为可能,这些变革促进地理知识的积累、不断修正和更新,使地图的地理空间焕发出非凡的魔力。地图能表达空间关系和叙述空间关系,叙述空间事件,为了留给后代或者作为证据记录下来,空间关系的传递也更加简单,这是至关重要的。

(二)虚拟网络地理空间的构建

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遥感影像是由形象元或像素组成的,每个象元承载的信号代表着地球表面那个区域特定波谱范围的辐射,通过像素或象元的集合传递信息。

20世纪80年代后期地理信息技术能够把数据从一种投影转换到另一种投影,从不同的系统和设备输入数据并以地图的形式显示数据。地理信息系统真正强大的地方在于通过量测区域、叠置不同的数据来分析数据,或用一系列标准的空间分析或模型来分析,数字卫星地球影像可以创建全球覆盖的数据库;GIS展示地图的动态特征,使用者可以按照需要变换可视信息。地理现实具有阵中有趣的性质,对地球表面的观察越仔细,看到的细节就越多。GIS能捕获地理位置,在研究一般法则和探索地理独特性之间进行选择,GIS数据质量问题的思考集中在可视化上,而可视化是一种有意义的质量感觉传递给使用者的合适的方法。通过一系列显示在屏幕上的地图或通过动画来传递,GIS能以更严格和更有用的形式来传递地理空间的不确定性。例如对计算机模拟模型的强调就应该能够加强气象学和气候学之间的联系。通过展示煤电厂、亚马逊的砍伐和其他生态上有问题的人类活动的可能影响,计算机生成气候图,可以帮助人类了解对他们后代的天气是有利还是有害的影响;通过显示每一天天气的力量和我们影响长期气候变化的能力,气象制图学在反对贪婪、短视、自满的世界战争中,是极重要的宣传手段。

地图与生俱来就是二维的、静态的,地图展示地图要素的位置用于区分要素或者展示它们的属性,而数字化技术拓展了地理变化的三维空间和时态信息。地理新思想的表达在数字环境下,仅受创造者的想象所限,采用空间性的分析法去探索感兴趣的领域,使研究本质逐渐逼近真实。

三、地理空间发展的应用意义

(一)综合了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的研究尺度

人文地理学和自然地理学是相互密切联系的,人文地理学的地理空间发展对于地理学的发展有重要的作用。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高度综合表现为以人地协调发展为目标,以区域为主要研究对象,实现资源、人口、环境、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克服了以往拼盘式或形式综合的缺点,体现了当今地理学走向统一的趋势。

(二)强化了对非物质生产领域的研究

对非物质生产领域的研究开拓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如商业地理学、旅游地理学、文化地理学、行为地理学。自然地理环境与社会地理环境条件下,强调从人的主体性角度理解行为和其所处空间的关系的行为地理学,主要集中在迁居与通勤行为、消费行为、认知地图和城市意象、空间行为和行为空间等方面的研究;它把心理、行为等因素引入人地关系的研究中,揭示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平衡,反馈了空间关系的规律性。

(三)应用于决策和管理服务环境的研究领域

随着人与自然协调发展思想的兴起,区域可持续发展调控与决策、区域产业结构和布局、区域经济战略和区域政策、城市和农村发展等成为人文地理学研究的热点。如利用2000年悉尼奥运会和2012年伦敦奥运会等重大事件背景下城市空间结构优化的对策,研究了奥林匹克公园从申办期到奥运会后的转变,以及通过控制规划过程将奥运公园整合进城市环境可能遇到的挑战,实现奥运公园的可持续转型,从而有利于社区多样化的形成。

四、结束语

地理空间以单个的和封闭的位置为基础发展,到现代取向的地球村的概念发展,再到后现代虚拟的网络空间和现实的地理空间融合的显存,使得地方之间的联系结构不断变化,改造了这些地方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在空间组织和功能区的存在。地区间的纽带和联系的思想,扩展到对一般形式的空间组织的关心,使距离已不是简单的概念,这是一个理解多样性空间的复杂思想,意识到每一个技术上受到驱动的距离关系的变化。伴随着相应的复杂的相互依赖的网络改变,从简单的功能区辨认,到地理空间从局地尺度到全球尺度,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促进地理空间发展,联结与关系的相互依赖使地理空间在所有的地理尺度上起作用,人与自然环境的联结、跨地方的联结、从极端的局部到全球的联结可以使地方同质化,同时也能够创造差异,扩展了人文地理研究对象的多样性。

[ 参 考 文 献 ]

[1] 赵荣. 王恩涌等主编.人文地理学2版[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6).

[2] 周尚意. 人文地理学野外方法[M ]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3).

[3] 王兴中人文地理学研究方法论的进展与“文化转向”以来的流派[J].人文地理,2007(3).

[4] 赵建吉.试论人文地理学中的分析与综合[J].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6(8).

第3篇:对人文地理学的认识范文

关键词 高中地理 野外课堂 方法 意义

中图分类号:G424 文献标识码:A

地理学是一门研究地球表层自然要素、人文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科学,地理学本身具有综合性、地域性、开放性、实践性的特点。高中地理作为承接地理基础知识与地理学科研究的重要阶段,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实验)》提出“学习对生活有用的地理知识”、“学习对终身发展有用的地理知识”的新教育理念,提出要“重视对地理问题的探究。倡导自主学习、合作学习和探究学习,开展地理观测、地理考察、地理实验、地理调查和地理专题研究等实践活动”。在其课程目标中提出让学生“学会独立或合作进行地理观测、地理实验、地理调查;掌握阅读、分析、运用地理图表和地理数据的技能”。从以上地理课程标准可以看出,新地理课程对地理实验从课程理念到课程目标都明确提出了要求,特别强调通过地理实验活动使学生亲身体验地理知识的产生过程,增强地理实践的能力。地理课程标准指明了地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方向。因此,加强地理的野外课堂应用,必然会对中学地理教育改革起到促进作用。

对于高中地理的学习课程中,课内教学承担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随着新课标的试行和实施,对于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要求我们走出课堂,靠近自然,接触社会。作为高中地理知识的三部分重要内容的必修1、2、3,我们应该更加注重对于野外课堂的应用。

(1)高中自然地理部分以野外观察为主要实施方法,开展野外课堂。大自然是地理学广阔而富有生机的实验室,是内容最为生动最为丰富的教育环节之一。野外实习是学生接触大自然和社会的不可多得的机会,面对大自然和社会的诸多地学和现实问题,将促使大家去思考和探索。比如,在人教版地理1的自然地理的学习中,老师可以更多地指导或者带领学生进行野外观察,以学习到的课堂知识为基础,在大自然中得到更深的理解。地理1第一章地球运动的意义中,关于太阳高度的变化,可以通过让学生对于当地一段时间内太阳高度的变化做出观察予以记录,得出关于太阳高度变化的规律总结;第四章的地表形态中山地的形成,各种山地形态尤其是褶皱与断层结构有条件的教师可以在当地找到这样的结构,让学生认真观察,加深理解。

(2)高中人文地理部分以野外感受为主要实施方法,开展野外课堂。人文地理学是探讨各种人文现象的地理分布、扩散和变化,以及人类社会活动的地域结构的形成和发展规律的一门学科。

在高中人文地理教学中,要突出以人地关系为中心,文化理论为基础的特点,构建人文地理学的知识框架。让学生掌握文化景观的空间分布与空间差异,提高对于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和文化活动的深层理解,并能够对人类各种文化现象及其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进行正确分析,树立科学的人地观。人文地理涉及的内容很广泛,而且灵活多变,又跟某些学科有交叉。注重引入案例式的教学,学生身边的一些实际的案例,都可以研究,使学生获得人文地理素养。在学习人文地理时,学生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是对概念理解不深刻,运用时容易出现混乱,如对农业、工业、城市的区位因素,由于对农业生产、工业生产的理解不深刻,造成学生对某些因素的模糊认识,在教学中应注意让学生感受当地的生产、生活实际,通过对农业生产、工业生产、城市三个概念的对比,列表比较农业、工业、城市的区位因素,构建清晰的知识网络,对于相近的人文地理概念,多联系生活实际,做到深刻掌握。 比如在讲到“影响工业布局的主要区位因素”时,应该以当地城市为案例,学生非常感兴趣。然后进一步带领学生感受当地的气候、水文、资源、自然灾害、聚落类型、通信条件、环境污染状况等等,这样既对后面学习“工业的生产活动”、 “工业地域的形成”等内容十分有利,而且极大地增强了学生的市民责任感。

(3)高中区域地理的学习,以野外综合实践为主要实施方法,开展野外课堂。在高中地理新课程必修教材体系中,地理“地理1”和“地理2”两个模块分别从环境对人类活动的影响和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两个方面阐述了人地关系。在此基础上,课程体系安排了地理“地理3”,其主要目的是使学生能把“地理1”和“地理2”所学的地理基本原理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相结合,并运用到一定区域的人类与地理环境协调发展的实践中去。地理3中的区域地理都最具有典型性,在学习过程中,可以根据当地区域地理最有特色的小区域进行一个野外的实习,可以把学生分为几个小组,以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两个板块为主题,让学生自行选取感兴趣的课题进行实地研究,最后汇总学生所得到的观察结果,小组之间讨论交流,以完善对整个区域的认识和理解。

综上所述,高中野外课堂的开展应该以具体所在地方的实际情况为主,依据高中地理课程的编排和要求,地理1中以野外观察为主开展野外课堂,地理2以野外感受为主进行野外课堂实施,地理3应该开展综合野外实习,以自然地理、人文地理为依托,应用到具体区域当中,以达到地理综合素质的培养和提高。

参考文献

[1] 袁福强,陈诗越.论新课标下高中地理野外考察活动的开展——青岛马山野外考察实践谈[J].中国教育技术装备,2010(1).

[2] 彭志坚.浅析中学教师如何组织野外实践活动[J].新课程学习(下),2011(2).

[3] 陈龙珠.略论地理野外考察对高中地理学习的意义[D].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2011.

[4] 胡继兰,周仁桂.中学地理野外考查活动的实践与反思[J].地理教学,2010.47(8):55-56.

第4篇:对人文地理学的认识范文

关键词 旅游营销文本;地方;视觉表征;社会构建;文化研究

Visual Representation and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lace:Cultural Turn in Western Tourism Advertising Researches

LIU Danping

(School of Tourism and Hotel Management,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Abstract: In mid and late 1990s, western human geography saw a major theoretical incident―“Cultural Turn”, whose core was to put cultural studies and social theories into the analytical system of humane geography and stress on the shaping role of social culture and political process in space and place. For marketing many destinations use pictures to show their landscape, which some scholars named visual representation. And these marketing pictures just are texts which involves culture, place and man. The major conclusions of those western scholars have been made are: Firstly, the destination is an image and myths. Secondly, postcards are narrative texts involving many social signifiers. Thirdly, those visual marketing texts often make fake representation about the hosts.

Key words: tourist marketing text; place; visual representation; social construction; cultural study

一、 问题来源

二战后,西方人文地理学的理论思潮呈现阶段性变化,从1960年代的“数量革命”(计量地理学),演变到1970年代的“行为革命”(行为地理学)和人文主义地理学(humanistic geography)①,再到1980年代中期的“转向”(即结构地理学,或称激进地理学)。到了1990年代,由于社会科学总体上对人类文化的兴趣大大增加,文化成为普遍性的研究热点,西方人文地理学也随之呈现出“后现代的”多元化属性,并最终导致经济地理学、社会地理学、文化地理学和区域地理学等各分支学科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转向,约翰斯顿称其为“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1]。

与上述理论走向相一致的,就是西方人文地理学方法论和哲学基础的某些变化。例如,西方学者逐渐意识到,实证主义影响下的那种强调空间分析、运用“经济人”假设和定量分析(quantitative methods)、对经济活动空间规律的探讨很少涉及社会过程和文化层面等做法,在解释现代资本主义复杂的地理现象时越来越显示出局限性和不合理性。于是,人本主义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的、社会批判(social critics)的以及后现代(postmodern)的方法论逐渐得到重视,一系列原本用于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的所谓定性方法(qualitative methods)[2,3]被采纳。其中,不少学者注重探究人类的视觉体验,通过分析摄影图片、影视光碟等视觉资料,来揭示地理现象中的政治和文化意义,有学者称其为“视觉方法”(visual approaches)[4,5]。

Tourism Science旅游科学“地方”的视觉表征与社会构建利用摄影图片进行旅游地的视觉营销一直是旅游企业所重视的策略[6,7]。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后,“文化转向”思潮在人文地理学的重要分支之一――旅游地理学的研究中开始有生动的体现,众多西方学者对明信片、旅行指南、导游手册中的摄影图片进行了符号学(semiology)、修辞学(rhetoric)、叙事学(narratology)、语用学(pragmatics)的分析,揭示了旅游地(“地方”,place)如何被视觉表征(visual representation),以及如何被社会性地构建(socially constructed),由此形成了一系列有重大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研究问题、研究内容和结论,极大地丰富了对人类旅游活动的理论解释。

自1999年起,我国学者就敏锐地预见到西方人文地理学文化转向可能产生的重大影响,纷纷在《地理学报》[8]、《地理研究》[9]、《人文地理》[10-12]、《经济地理》[13-15]等刊物上进行介绍和评述,着重从研究体系或框架上概括出该学术事件在经济地理学、社会地理学、文化地理学以及区域地理学等分支学科中的基本特征,更有部分学者率先选择国内案例地做了某些前沿性的研究工作[16]。然而,迄今为止,国内学者对西方学者关于旅游地视觉表征的研究这一“文化转向”思潮中最活跃的学术活动尚缺乏了解,相关的综述与评价也鲜有见到。本文拟在此方面有所贡献。

同时,如果说国内先前已有的那些关于“文化转向”的综论性文章重在粗线条的勾勒,那么接下来该做的,就是在此基础上从微观层面考察国外同行如何进行地理学问题的文化研究。鉴于此,本文就将综述的起点放在西方学者的典型案例研究上,然后再对他们的理论工作加以评价和阐释。

二、 述评方法

本着从历史的、文化的、社会的角度探讨旅游营销图像的原则,笔者将文献收集范围限定于旅游研究中的视觉文本分析。文献来源主要有两类:国际旅游研究领域内仅有的两个被SSCI科技文献检索系统收录的期刊《旅游研究纪事》(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和《旅游管理》(Tourism Management)一直代表了旅游研究的前沿成果,它们从1980年代以来的学术论文就成为本文综述的第一类文献;另外,2003年6月,英国Sheffield Hallam大学举办了主题为“旅游与摄影:静态的视觉影像与动态的生活”的国际学术会议,会议交流论文80余篇,集中反映出该议题的国际研究动态,它们是笔者关注的第二类文献。

在具体评述时,笔者将分两个层面进行。

第一层面是案例研究观摩。笔者从国外同行的诸多研究个案中选择三个代表性工作加以详尽的解析,目的是细致地观摩和学习他们有哪些有价值的研究问题,如何开展工作,以及做了哪些理论解释。

第二层面是关键词的抽取与阐述。借鉴近年来文化研究领域(也包括人类学、社会学、传播学等)日益推崇的“关键词”(keywords)研究思路[17-21],笔者从西方学者关于“地方”的视觉表征和社会构建的诸多研究案例中抽取他们使用频率相对较高的若干核心词语(这其实是学者们取得的某些共识所在),然后将这些核心词语视为该议题的“关键词” 逐个进行简要分析。显然,这些关键词彼此勾连应合,已形成一条西方学者关于旅游营销文本的视觉文化研究的理论主线。

三、 典型案例观摩

西方学者认为,旅游业的发展历史受制于一定时空范围内的社会经济结构和经济制度,以及决定这种经济制度和结构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某一“地方”之所以成为旅游地,成为旅游者消费的对象,实际上是历史的选择,是一定社会阶层和社会集团及其代表人物意志的集中体现。同时,他们还认为,探究旅游营销图像的产生过程,是洞悉旅游地形象问题的最佳切入点之一。国外同行的多项研究表明,旅游地是视觉表征的结果,是当地政府、旅游开发商与销售商、土著居民(indigenous people或host)以及游客共同地、社会性地重构原地方后形成的一个“非真实世界”[21,22]。

1. 旅游地是一个“意象”:苏格兰旅游委员会案例

Caroline E.等人以苏格兰旅游委员会(STB)为例,试图回答物质景观如何实现话语转换,成为导游手册里的图片影像这一问题[23]。研究发现,在导游手册里旅游空间被设计、转化成某种视觉表征需要经历三个媒介传播过程:市场调研机构提供游客需求信息,并由此提出形成苏格兰地方特色的关键性图符(icon);专业摄影师运用技术和社会文化知识选择性地拍摄景物;导游手册编辑设计人员使用媒介话语精心编排出一个极具劝服功效的导游手册,最终完成影像表达。三方在整个过程中都需要遵循当代社会关于旅游发展、关于导游手册角色的约定。作者不无幽默地描述导游手册编辑设计人员的工作之一就是将合适的东西放在合适的页面里,以引起游客注意,让他们想到:“哦,这很有趣”,或者“嗯,这地方看来值得一去!”

据此,Caroline E.等人认为,地理背景并不能单纯地决定一个地方是否成为旅游目的地。对某一地方而言,不是其自我评价,而是外来因素合力对它进行的描绘使其成为人们所说、所观看到的“地方”。即,旅游地实际上是一个“意象”(image),它由旅游运营商“经营”(operate),由市场营销人员“包装成型”(model),再由旅游者“使其具有生命力”(perpetuate)。供需双方共同建造了一个地方“神话”(myths)。

2. 自然界是一系列值得拍摄的机会:加拿大杰士伯国家公园案例

旅游资源管理、生态环境保护、可持续旅游一直是国内外旅游研究的热点,其中如何看待旅游地是西方学者关注的焦点。其中,加拿大学者Keri Cronin的研究可圈可点。他以加拿大杰士伯国家公园(Jasper National Park,简称JNP)这样一个典型的生态旅游地为研究对象,却一改不少学者从旅游地生态与环境监测、生态评价、旅游者行为管理等入手进行研究的惯例,而是收集有关JNP的旅游营销图片,对它们进行内容分析,解析图像中具体的构图元素(element)和修辞手法(rhetoric),探究图像所隐喻的自然资源管理人员、旅游开发经营人员对JNP生态环境的认知,以及资源利用的主张,由此剖析该旅游地生态环境问题的深层原因[24]。

Keri Cronin注意到,导游手册、明信片、旅行指南里关于JNP的图片的画面“主角”始终是广阔无垠的原始森林或其它自然景观,似乎刻意避免出现人类活动的痕迹,以塑造JNP“未被侵染的、纯净的、新奇刺激的野生环境”之形象。但这显然违背公园的发展实情:其旅游业发展得十分红火,某些地段和景点常常游人如织。同时在导游手册里,人们满眼看到的是公园内一长串适合拍照的景点,以及相应的取景角度和时间说明。对此,Keri Cronin不无讽刺地写道:“在旅游营销文本里,自然界变成了一系列值得拍摄的机会(photo-opportunities),导游手册简直就是一个为摄影发烧友服务的向导(shutterbug Guides)。”另外,研究者还发现,JNP的管理政策也大多是从有利于旅游发展的角度制定的,常常为取悦游客而人为干涉生态系统的自身循环。例如,公园有禁火规定,每年干燥季节里自然燃起的山火都会被立即扑灭,并在最短时间内原地补种树苗或草坪,目的就是保证游客的眼睛和照相机镜头所观察到的都是一片生机盎然的绿色世界。

Keri Cronin进一步揭示,旅游营销图像树立的JNP“自然绝境(the sublime)”的形象诱使更多的游客前往观光体验。当这些被“艺术化唯美化”的旅游广告图片“洗脑”后的游客大量涌入时,很难期望他们能够自觉意识到JNP所面临的环境压力,以及过度的旅游、拍摄行为可能导致何种生态损害。研究者总结道,为了JNP的旅游业发展,公园管理者、旅游批发商和游客等群体的态度和行为都是“以人为中心的”(humancentered)的,他们不约而同地将人与自然对立起来,认为野生地(wilderness space)是一个非人类世界(nonhuman world),人类可以不断地征服和利用它。就这样,摄影和旅游营销图像“进入了国家公园的生态过程(ecological processes)”,并在其中起到不容忽视的消极作用。

JNP案例再一次证明:但凡被营销者贴上“生态旅游地”标签的地方,永远维持“处女的” 形象和状态就成为它们的重要任务。因此,地方是表征的结果,被如何表征则受控于人类社会的选择。

3. 明信片是一种“社会能指”:札格勒布市案例

Sanja KalaposGasparac将前南斯拉夫克罗地亚共和国的首都札格勒布市( Zagreb )作为研究对象,比较了二十世纪初到二战和二战后这两个历史时期内札格勒布市明信片中影像的不同[25]。研究发现,在第一段时间里,当地人一直有“札格勒布市是欧洲中心”这一地方认同感。明信片里的影像大都是展示该市精美绝伦的教堂、高贵典雅的文化场馆、古典厚重的城市雕塑以及奢华迷人的贵妇人等,那些五色琉璃、世界名画、人体线条、蕾丝花边等构图要素无时不在传递札格勒布市浓厚的浪漫主义文化气息。而二战后,作为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首都,明信片里的影像则更多地试图树立“新札格勒布”、“人民的札格勒布”的形象,各种能集中反映“繁荣”、“进步”、“平等”、“祥和”、“兄弟手足情”等社会主义特质的生活场景成为明信片的画面主题,且这些特质通过陪衬物、拍摄角度、画面色彩以及文字说明等手段逐一突显出来。

同时,研究者还发现,以上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明信片都形成了强大的劝服诱导功效,它们为游客量身定做了一个札格勒布市,通过符号和象征规定和指导了游客如何选择该市的旅游景点、如何欣赏城市风景、如何选择拍摄对象、如何产生“合适”的情感以及日后如何形成“应有的”记忆等。当然,两个历史时期的旅游者,也都分别认为自己欣赏到了当时札格勒布市的精华所在。

这一案例表明,明信片很容易被人们操纵,它是政治、审美、修辞的合力结果,是具有多种意义的强有力的“社会能指”(social signifiers)。无论是二战前的浪漫之都,还是二战后的社会主义新城市,札格勒布市都是城市管理者(政府部门)、旅游开发商、景点销售商以及游客等一起为自己精心重构的一个旅游地。他们共同策划并联合演出了一幕戏剧,所有演员各取所需:旅游产品的供给方获得金钱,旅游产品的购买方获得畅快、愉悦或刺激等体验。

四、关键词的抽取与阐述

从西方学者的诸多研究案例中抽取、归纳他们频繁使用的核心概念,将十分有助于我们洞察旅游地被视觉表征和社会构建的基本特征和实质,准确把握国外同行的若干理论点。笔者视这些核心概念为“关键词”。通过串连、参照、对比、整合这些关键词,能够较为清晰地梳理出西方学者关于该议题的一条理论主线。

1. 抽取关键词

这些核心概念可划分为如下5部分:

第一部分属于旅游地视觉表征问题的研究基点,或者是一个理论分析工具,主要有“凝视/被凝视”(gaze/gazed)这一对关键词[26-34]。

第二部分是西方学者用以解释旅游地视觉表征和社会建构过程中的人及其行为的核心概念,主要包括“发送者/接收者”(sender/receiver)和“编码/解码”(incode/decode)这两对关键词[35,36]。

第三部分是西方学者进行旅游营销图片视觉分析时重点使用的概念,包括“图符”(icon)、“符号”(sign)和“符码”(code)等[37,38]。

第四部分是西方学者揭示旅游营销图片如何激发人们产生旅游动机时所频繁使用的核心词语,包括“表征”(representation)[39,40]、“隐喻”(metaphor)[41]、“叙事”(narrative)[42,43]、“修辞”(rhetoric)[44]、“象征”(symbol)[45,46]、“意指”(signification)、“能指/所指”(signifier/signified)[47,48] 等。显然,这些关键词分别援引自符号学、修辞学、叙事学、语用学以及文化研究和社会批判学派。现代西方人文地理学与其它学科的交融日益深刻和广泛的事实也由此可以略见一斑。

第五部分是西方学者用以回答旅游地视觉表征和社会建构过程之本质的核心词语,包括“文化再生产”(cultural reproduction)[49,50]、“话语”(discourse)[51,52]、“权力”(power)[53-55]等关键词。

2. 阐释关键词

上述5类关键词深刻揭示出旅游地被视觉化表征和社会性构建的原因与过程,其间有复杂多样的政治缘由和意识形态问题。笔者将选择其中几个关键词进行阐述。

第一,“凝视/被凝视”。它表明旅游者(凝视主体)与旅游地居民及其文化(凝视客体)之间的关系。旅游,原本就是一个看与被看的过程,游客正是通过欣赏旅游地不同于自己日常生活的自然景观和文化景观而获得审美、愉悦、刺激、新鲜等情感体验的[11]。而在西方文化里,凝视主体与凝视客体之间客观存在着某种权力之争。“凝视/被凝视”这一对概念其实就暗含有这样一个观点,即,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不平等。显然,“凝视/被凝视”是国外同行回答“旅游地如何被视觉化地表征?其中的社会建构过程和意义是什么?”之问题的基本出发点,所有相关论述都由此深入展开。

第二,“发送者/接收者”和“编码/解码”。它们描述了旅游营销文本与游客之间的一个基本的传播过程:广告设计者以满足游客需求的原则对旅游地景观进行重新设计,精心拍摄广告图片并撰写文字说明(即编码),然后以明信片、导游手册等形式销售或赠送(即发送)到游客那里;游客阅读和理解这些营销文本,并做出自己对旅游地景观和吸引力的判断(即解码),决定是否出游。

第三,“图符”、“符号”和“符码”。这是社会批判、传播学以及视觉文化理论中常见的核心概念。其中,口头语言、书面语言、人的动作与姿态、服装、建筑、饰物等所有的社会与文化活动或产品都可以视为符号;而符码则是这一套受制于使用它的文化成员明确或不明确赞同的规则的符号系统[11]。换言之,文化成员不仅借助于这些符号和符码去表达、传递和构建某种意义,同时也有意无意地采用固有的文化惯例和规则破译并理解这些符号、符码。基于此,整个社会生活得以延续和推进。显然,旅游广告的设计者(我们完全有理由扩展到旅游产品的开发商、经营商)和旅游广告的阅读者(包括潜在游客和实际到访游客)都是这样一些文化成员,他们共同通过某些符号、符码来完成旅游产品的供给与消费。于是,在西方学者分析明信片或导游手册里的旅游营销图片时,画面主角、色彩、拍摄视角、背景物、附加文字等各个要素就被他们视为回答旅游地如何被表征和社会建构的理想切入点,国家公园的原始森林、城市街头的灯饰图案、女性衣裙的蕾丝花边等也都成为一系列符号被逐一探测和解释。

第四,“表征”、“隐喻”、“叙事”、“修辞”、“象征”、“意指”、“能指/所指”。国外同行通过这些词语揭示了一个事实:旅游营销图片其实就是使用一系列符号,通过隐喻、修辞、象征等手段引起旅游者的情感共鸣,促使他们产生旅游的欲望。例如,一望无际的绿色森林(森林是一种符号)象征生态旅游地的处女地性质,贵妇人华美的衣帽(衣帽是一种符号)隐喻城市古典文化,海浪、悬崖、野生动物意指未被征服的自然界绝景,等等。

第五,“文化再生产”、“话语”和“权力”。这些关键词揭示出旅游地被表征和社会构建的最本质问题――如何生产意义?如何使意义合法化?谁掌握了权力?首先,这里需要分别解释“文化再生产”和“话语”的含义。因为与前述若干关键词相比,它们并不为人文地理学家所普遍熟悉,而是国外同行从文化研究和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转借过来的概念,带有某种“后学”倾向[56,57]。

“文化再生产”表示文化领域作为一个各阶级为争夺社会利益而在意指方面进行不断斗争的场所所发挥作用的方式。其结果是文化在任何时代都或隐或现地有利于解释支配阶级的利益,有利于他们的表意实践(signifying practices)。于是,文化再生产就是使统治阶级集团利益的社会权威自然化与合法化的过程。同时,什么能够得到再生产不是一个可预知的结论,而是特定空间与时间中运行的文化力量此消彼长的结果[58]。

同样,在文化研究和批判学派那里,“话语”也决不简单地等同于“语言”。前者本身兼有名词和动词两种属性,同时指涉思想和传播的交互过程与最终结果。同时,话语是社会化、历史化及制度化形构的产物,它体现着权力关系,而意义就是由这些制度化的话语所产生的。话语包括电视和新闻这些媒介话语,以及诸如医学、文学和科学等制度化的话语。因此,话语是一种社会控制力量,各种话语无不体现着社会权势的意志,无不对应着特定的权力机构[59]。

借鉴文化研究和社会批判的上述观点,西方学者揭示出旅游地被视觉表征和构建为某种非真实世界的深刻内涵,即,刻意设计、规划和选择性拍摄旅游地景观,然后通过明信片、导游手册等旅游营销方式将其大量复制和广泛传播,并最终强烈地影响游客的消费决策和体验,这一切行为说到底就是一种文化再生产。同时,这样的文化再生产并非随意或偶然地发生的,而是文化产业的各个相关机构(institutes)(如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图片社、出版商等)通过国家各项发展政策、经济法律制度等共同界定和规范了旅游者的凝视主体地位和旅游地居民及其文化的凝视客体地位,其后暗含着复杂的制度化、政治化操纵意味。换言之,旅游营销图片就是媒介话语的一种具体形式,它具有强大的说服和洗脑功能;旅游者掌控了话语权,他们决定了究竟哪一地方能讲故事,为谁讲,以及如何讲。

至此,我们就可以勾连到第一类关键词“凝视/被凝视” 进行初步总结:正是因为要满足旅游者观光、凝视和消费的需求,旅游地才被表征和社会性地建构为游客所希望的“模样”。迎合旅游者的凝视偏好是塑造和强化旅游地形象的根本动力之一。

3. 简析西方学者的理论走向

在现代西方人文地理学发生“文化转向”思潮这一重大理论事件中,各个分支学科各有不同的表现。其中,文化地理学的要点就是借鉴“后现代主义”和“人文主义”的最新成果,将文化研究和社会理论纳入人文地理学的分析体系中。在“新文化地理学”看来,“景观”并不是传统文化地理学所定义的“那些我们在地面上看到的风景,或一片土地”,而是人类对世界的“多种解读方式”(ways of seeing)[60]。至于区域地理学,学者们则普遍关注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把“地方”定义为“利用空间来提供社会相互作用的场所”的观点,开始偏重小尺度的视野。于是,作为对文化转向的响应,“新区域地理学”的核心概念就由过去的“区域”(region)转变为被赋予了社会化涵义的“地方”(place)。在“新区域地理学”看来,“地方”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是个人和各种组织实现其功能的限制空间[61]。基于此,我们对比分析前文所述的西方学者关于旅游地的视觉表征与社会构建的前沿研究,就不难发现他们是在旅游研究领域里接受和演绎了人文地理学中关于“景观”、“地方”的某些新观点。在他们看来,所谓旅游地形象并非客观世界的直接反映,相反地,它受制于人们观看的方式(即旅游者的凝视偏好),是社会意识形态作用的结果。

当然,我们还可以将思考范围进一步拓展到后现代地理学关于“空间”(space)概念的某些观点,来理解西方学者对旅游地视觉表征的若干结论。例如,后现代地理学的先驱者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在其专著《空间的生产》里指出:空间不仅是物质的存在,更是社会关系的容器;空间具有其物质属性,更有其精神属性[62]。著名地理学家戴维・哈维(David Harvey)在其著作《社会公正与城市》一书的后序里写道:“空间和空间的政治组织体现了各种社会关系,但又反过来作用于这些关系”[63]。西方思想界大家、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学者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更坚信权力的分析就是空间的分析[64]。他论述道:“是的,空间在任何形式的公共生活中都极为重要;空间在任何权力的运作中也非常重要。知识一旦按照区域、领地、移植、置换、过渡来加以分析,人们就会捕捉到知识作为权力形式和传播权力效应的过程。”[65]并非巧合地,在剖析旅游地的视觉表征时,不止一位国外同行提出这样的观点:摄影术提高了人类操纵视觉空间的能力,它可以反映事实,更可以创造事实。摄影中常用的方法,如取景、剪裁、调焦距、柔化、布景以及对底片的技术处理等,都使它具有隐藏、神秘化和欺骗等功能。实际上,摄影照片从来没有描绘客观事实,它总是陷入社会、经济意义所编织的网中,参与社会历史进程。当与旅游营销目的结合时,摄影便表现为社会权力手段,旅游地(“地方”)按照人的意愿在时间上和空间上被重新构建。因此,无所不在的旅游营销图像帮助人们搭建起一个想象的空间――旅游地。在那里,山水、树木、雕塑、街灯等景物都被赋予特殊意义;在那里,旅游者与旅游地居民及其文化之间凝视/被凝视的权力关系得以体现和强化。显然,这是后现代地理学和社会批判理论中的空间思想(space in critical social theory)在旅游研究中的某种渗透和引用[11,66]。

应该说,把艰深晦涩的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应用于旅游现象的研究是有相当难度的,西方学者的研究也存在不少或牵强附会或肤浅僵化的缺憾。然而,他们探索性的前沿工作却极大地丰富了旅游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拓展了人地关系、人人关系的思考方向。当然,对他们的某些社会批判思想也应该结合其国家发展状态和社会文化背景进行具体分析。可以肯定的是,西方学者的批判目的并非简单地否定一切(如否定旅游广告、否定图片营销、否定旅游需求),而是希望提出一种思考社会现象的方式来帮助人们理解旅游现象。

五、 对我们的启示

近年来,随着我国旅游业的迅猛发展,不仅成熟旅游地异常重视旅游市场营销,某些深藏于偏僻山区的自然景观和民族文化也因其独特的旅游吸引力而被迅速纳入到旅游消费市场中。通过摄影营销图片和各种大众传播媒介,这些区域特有的人文事象被越来越多的公众所知。它们反映了当代社会的某种审美与消费偏好,并获得了社会制度、政策以及相应组织、机构的引导和支持。虽然国情和文化背景决定了我们的研究对象和学术旨意不可能完全等同于国外同行,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借鉴他们的经验和学术观点进行如下思考:当下国内旅游营销文本的特征是什么?它们如何介入到旅游地的发育过程中?这又反映了怎样的文化的、经济的和政治的缘起与结果?

更重要的是,我们还不能仅仅停留于某一具体研究议题的层面,本文的写作初衷也绝非局限于旅游话题,西方学者在人文地理学领域内异常活跃的科研探索才真正需要引起国内同仁关注。一个有意思的事实是,在国内最近两、三年问世的传介西方学界关于都市文化和空间研究的若干新观点的译著或编著中,有不少是专业背景为文艺美学的学者完成的。例如包亚明[67-70]、周宪、许钧等[71,72]学者,他们对亨利・列斐伏尔、戴维・哈维、爱德华・苏贾②、米歇尔・福柯等学术大家思想的评述十分可贵,其中不乏对“地方”的文化研究和后现代地理学倾向。相反地,国内严格意义上的地理学家们却显示出某种缺席,无论是编译、述评还是实证研究,近来相关论著所见不多[73],这或许是一个遗憾。笔者谨借旅游地视觉表征这一小议题,提示国内同行应该对西方人文地理学及城市社会学的发展方向保持必要的学术敏感性。

注释:

① 虽然有译为“人本主义地理学”的,但文献检索发现国内学界学多译为“人文主义地理学”,参见:(1)马润潮:《人文主义与后现代化主义之兴起及西方新区域地理学之发展》,《地理学报》1999年第4期;(2)张祖林:《当代西方地理学中的人文主义》,《自然辩证法研究》1999年第4期。同时,该流派的创始人段义孚(Yifu Tuan)先生也同意“人文主义地理学”这种译法。故本文采纳之。

② 当代杰出的地理学家Edward W. Soja,国内也有人翻译为“爱德华・索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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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对人文地理学的认识范文

关键词:体育地理学 理论体系 构建研究

一、前言

体育地理学是一门横跨体育学与地理学的新兴学科,在具有所有学科门类通性的同时,也有着其学科本身的个性。研究体育地理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对于提升体育地理学的教学实践水平有着重要意义。本文从概述体育地理学着手本课题的研究。[1]

二、体育地理学概述

1.体育地理学的概念

体育和地理学界的部分学者从不同角度探索了体育与地理环境的关系问题。到现在为止体育地理学还是一门新兴的学科之一,研究的方向主要集中于竞技方面,对于社会体育和学校体育这两个研究领域还处在一个不够深刻的层面。

2.体育地理学的学科特性

体育地理学是体育学、地理学的交叉学科,属于综合性的学科之一。根据地理学和体育学本身固有的待殊的性质,既属于人文科学又属于自然科学,所以,体育地理学具有区域性和综合性的学科特性,它具有一定的面积、形状、范围或界限,其内部的特定性质或功能相对一致而有别于外部邻区。区域性是体育地理学与其他体育科学区别的根本点。休育地理学属于地理学与体育科学交叉的学科,是人文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又属于社会科学。起源于地理学和体育学的体育地理学从诞生之时就具有学科综合性特征。[2]

3.体育地理学研究的内容

根据体育地理学的特性,体育地理学研究的内容可以分为,对自然环境和对人文环境的研究两大类。自然环境的研究主要是体育活动的主体要与自然环境协调发展,活动项目符合当地的,校本的课程资源。如:南北方的气候条件差异,地理环境差异等不同的人类生存环境对人类体育发展的制约性,体育的发展方向和进程依赖于生存环境,影响人们的人文环境的研究主要是活动的项目与当地的民族、民间的非物质文化相结合,在保持传统的基础上不断的创新、发展和传播。不同的地区的人文环境差异很大,有些地区少数民族的人文精神丰富,有些地区的传统体育项目保留的很好,这就有利于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积极主动的开发人文环境资源作为体育课程的项目选择。

三、体育人文与地理环境的研究

人类文化形态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人们所,处的地理环境相联系的,体育作为人类文化的一种,形态,同样也不可避免地与地理环境的发展相联系,甚至其依赖地理环境的程度远大于其他文化形态。体育文化作为人类文化形态的一种,当然也深深地,体现着民族文化的特质,民族文化又深深地规范着,体育文化的内涵一个民族、一个地域体育运动的风格、美学观、价值取向都深深地反映着这个民族或地域文化的特征。

目前,关于体育人文与地理环境的内在关系也是体育地理学研究的热点。郑勤在2012年从文化学的角度,通过地理环境与体育运动和体育文化的关系研究,探究世界体育文化空间布局的特点及其原因所在,研究认为地理环境直接决定着运动项目的产生、规范着体育文化的内涵及对体育文化空间扩散具有一定的直接影响。王秋娥从现代体育与人文环境之间进行了相关讨论,认为体育与人文环境有着本质和逻辑上的联系,一方面人文环境是现代体育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它以内化、同化和默化等多种形式制约人们对体育本体价值的认识水平,进而制约着现代体育的发展规模和发展速度;另一方面现代体育的发展是人文环境优化和净化的重要途径和手段,也是丰富人文环境内涵最生动最直观的媒介之一。段文彬等以地理视角观察体育文化,对我国体育文化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进行探讨;文章从不同区域的气候条件、地势和地形条件、水域条件等自然地理环境因素和人体体格、文化背景与民族传统、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等人文地理环境因素的差异上探讨了体育文化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朱梅新等就新疆传统体育的人文地理特征进行了相关研究,认为新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在新疆特定的地理环境下形成与发展的,新特的自然地理环境造就了具有鲜明地域和民族特色的草原体育文化;而绿洲体育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及产生众多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则呈现出各区不同的特征。[3]

四、体育地理信息系统功能及构建过程

该功能主要用于获取体育原始数据,保证体育地理信息系统数据库中的数据在内容与空间上的完整性、数值逻辑一致性与正确性等。一般而言,地理信息系统数据库的建设占整个系统建设投资的70%或更多,并且,这种比例在短期内不会有明显的改变。因此,信息共享与自动化数据输入成为体育地理信息系统研究的重要内容。目前,随着扫描技术的应用与改进,实现扫描数据的自动化编辑与处理将是体育地理信息系统数据获取研究的主要技术关键。我国体育数据库的建立工作还不是很完善,尤其是区域性的数据整理工作目前还仅限于部分领域,如体育场地、体育人口等等。例如,国家体育场地设施普查可以得到城市体育场的整体情况,但是,在城市中的具置、交通、住宿、饮食等基本相关信息却基本不再统计之列。因此,今后应考虑建立科学、规范的数据统计体系,编辑数据也要充分考虑地理空间分布特征。

2.数据处理数据处理是指将获取的原始数据按照地理信息系统的要求进行的各种转化。初步的体育统计数据处理主要包括原始数据的格式化、转换、概括。数据的格式化是指不同数据结构的数据间变换,数据结构是指数据组织方式,在GIS中数据表示方式主要有栅格数据、矢量数据及栅格矢量混合数据。数据概括包括数据平滑、特征集结等。目前,地理信息系统所提供的概括功能极弱,与制图综合的要求还有很多的差距,需要进一步发展。

3.数据存储与组织这是一个数据集成的过程,也是建立体育地理信息系统的关键步骤,涉及到体育空间数据和属性数据的组织。在体育地理数据组织与管理中,最为关键的是如何将空间数据与属性数据融合为一体。初步研究认为,可将二者分开存储,再通过公共项(如编码)来连接。这种组织方法的最大缺点是数据的定义与数据操作相分离。目前,诸如面向对象数据库的设计都在努力解决这些根本性的问题。

五、结束语

通过对体育地理学理论体系构建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体育地理学理论体系的构建要以其学科特点为基础,深入研究该门学科的精髓。有关人员应该从实际出发,密切结合体育地理学的教学实践,构建出最为优化的学科理论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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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对人文地理学的认识范文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世界经济的复苏和城市化的迅猛发展,生态危机日益严重,能源危机,环境污染,水资源短缺、气候变暖,荒漠化、动植物物种大量灭绝等各类相互联系的危机日趋严重,直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也面临着有史以来最严峻的挑战。20世纪50年代前后,不断爆发的环境危机以及出现世界闻名的“公害事件”,敲响了环境保护的警钟,人类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与自然的关系。1953年,美国人类学家J.H.斯图尔德(J.H.Steward)在《进化和过程》一书中,率先提出文化生态学的概念,文化生态学以人类在创造文化的过程中,与天然环境及人造环境的相互关系为研究对象,把握文化生成与文化环境的调试及内在联系。这一时期,一些从事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与研究的国际组织相继成立,其中1948年成立的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1956年成立的国际文物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ICCROM)、1956年成立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等逐渐在相关领域发挥重要影响。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地理学的理论方面,自然与人文的统一性已经在全世界得到确认。在人地关系方面,形成了人与环境之间的“和谐论”,从而奠定了现代地理学的统一性与综合性。和谐论主张分析人与环境的关系,以谋求自然环境与人类生活间的协调,例如日本学者石田宽就曾提出“预防破坏景观,建设一个和谐的景观”的主张。

第一位唤起人们关注自然环境的是美国海洋生态学家R.卡森(R.Carson),她于1962年在《寂静的春天》一书中提醒人们注意这样的事实,即现代人由于滥用DDT及其它杀虫剂,已经伤害许多生命,严重的改变了自然生态。人类再不节制,未来的春天将不再鸟语花香、热闹缤纷,而是一片死寂与静肃。由于对环境脆弱本质和相互依赖的特点认识不足,人类正在以惊人的速度破坏着自然环境。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博尔丁(K.E.Boulding)发表《一门科学――生态经济学》的论文,第一次提出生态经济学的概念,形成以生态经济效益,即生态系统和经济体系相互作用的经济效益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主张在人口,工业迅速增长,自然资源消耗加剧,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大工业和现代农业所造威的环境污染日趋严重的情况下,把经济发展同环境,资源,生态结合起来研究其经济效益。此时,原有的东方文明中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重新引发人们的关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文化景观和自然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并主张将其作为国家的重要职责。

20世纪60年代以后,与景观和环境相关的概念开始出现在有关国际文件中,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1962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2届会议在巴黎通过的《关于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性的建议》,第一次提出了保护景观的目的,指出“为本建议之目的,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征系指保存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修复无论是自然的或人工的,具有文化或艺术价值,或构成典型自然景观的自然、乡村及城市景观和遗址的任何部分”。1964年5月,第二届历史古迹建筑师及技师国际会议在威尼斯通过的《关于古迹遗址保护与修复的国际》(威尼斯),第一次在文物古迹的保护中引入了环境的概念。指出:“历史古迹的要领不仅包括单个建筑物,而且包括能从中找出一种独特的文明,一种有意义的发展或一个历史事件见证的城市或乡村环境”。i969年,L.麦克哈格(L.McHarg)在《设计结合自然》一书中,从自然、历史、人文的角度探讨了环境问题,描述了自然过程如何引导土地开发。规划设计结合自然理念的提出不仅是在理论上的重大突破,而且还标志着生态学方法第一次完整地引入了城市规划之中。

随着社会经济和现代工业化的高速度发展,自然资源、人口、粮食和环境等一系列影响社会生产和生活的问题日益突出。同时,人类活动范围的日益扩大,正在直接和间接地影响着生物圈。为了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科学依据和有效措施,国际生物科学联合会(IUBS)制定了国际生物计划,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了人与生物圈(MAB)国际组织,开展森林、草原、海洋,湖泊等生态系统与人类活动的关系,以及农业,城市。污染等有关的科学研究。同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7届会议在巴黎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世界遗产公约),第一次明确了“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定义。其中“文化遗产”包括文物、建筑群和遗址,而遗址则指“从历史、审美,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人类工程或自然与人联合工程以及考古地址等地方”:“自然遗产”则包括:“从审美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由物质和生物结构或这类结构群组成的自然面貌,从科学或保护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地质和自然地理结构以及明确划为受威胁的动物和植物生境区;从科学,保护或自然美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天然名胜或明确划分的自然区域”。其中“文化遗产”中的“自然与人联合工程”引起人们的深入思考。

1976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会议在内罗毕通过的《关于历史地区的保护及其当代作用的建议》(内罗毕建议),第一次提出了“历史和建筑地区”的概念,指出:“‘历史和建筑(包括本地的)地区’系指包含考古和古生物遗址的任何建筑群。结构和空旷地,它们构成城乡环境中的人类居住地,从考古、建筑,史前史,历史,艺术和社会文化的角度看,其凝聚力和价值已得到认可。在这些性质各异的地区中,可特别划分为以下各类史前遗址、历史城镇,老城区、老村庄。老村落以及相似的古迹群”。同时明确了“环境”和“保护”的定义,即“‘环境’系指影响观察这些地区的动态、静态方法的。自然或人工的环境”。在这层意义上,定必不仅涉及趋于静态的文物,建筑物与遗址,还考虑到社会文化进程中的动态性以及历史和建筑地区环境要素的延续性,而“‘保护’系指对历史或传统地区及其环境的鉴定,保护。修复。修缮,维修和复原”。之后,人类环境和文化遗产保护问题更加引起世界范围的重视。

1977年12月,一些国家的著名建筑师、规划师,学者和教授,在秘鲁马丘比丘山的古文化遗址,签署了具有宣言性质的《马丘比丘》。其中“文物和历史遗产的保存和保护”部分指出:“城市的个性和特性取决于城市的体型结构和社会特征。因此不仅要保存和维护好城市的历史遗址和古迹而且还要继承一般的文化传统”。在该的结束语中写到:“古代秘鲁的农业梯田受到全世界的赞赏,是由于它的尺度和宏伟,也由于它明显地表现出对自然环境的尊重。它那外表的和

精神的表现形式是一座对生活的不可磨灭的纪念碑,在同样的思想鼓舞下,我们纯朴的提出这份”。这一在文化景观遗产地诞生的庄严,无论对城市规划领域的观念更新,还是对文化遗产保护范围的扩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恰好也在1977年,《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操作指南)作为《世界遗产公约》的实施细则予以公布,明确提出了评价世界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标准及其真实性、完整性和相关管理要求。在理论界,J.D.西蒙兹(J.D.Simonds)在《大地景观》(1978)中全面阐述了生态要素分析方法、环境保护,生活环境质量提高,乃至于生态美学的内涵,从而把生态景观研究推向了“研究人类居住空间与视觉总体的高度”。

1980年8月,在东京召开的第24届国际地理大会上,大会主席伦敦大学教授M.J.怀斯(M.J.Wise)在开幕词中指出,“在今日世界人口日增,环境急剧,资源匮乏和自然灾害频仍的处境中,如何协调自然环境和人类文化生活的关系,已成为国际地理学界所面临的主要研究任务”。美国未来学者A.托夫勒(A.Toffler)于1980年出版了《第三次浪潮》,认为人类已经经历了两次巨大的变革浪潮:第一坎是农业革命。第二次是工业革命,而电脑的发明标志着人类进人了第三次浪潮,即信息革命时代,并将从根本上影响人们的生产方式、政治准则、生活方式、社会传统及意识形态等。美国经济学家J.奈斯比(J.Naisbitt)于1982年出版了《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提出了未来社会的十个发展方向。在诸多学派中,人文主义学派强调城市空间秩序最终是生态秩序的产物,人类社会在生物学和文化的两个层面上被组织,从而发生着类似于生物界的竞争,淘汰,演替等过程。生态主义学派强调城市是一种生态系统,人的生活要从自然界的背景中得到理解。因此人不再是中心,而只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人类必须放弃那种认为科学和技术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的错误想法,变得谦虚、温和与适度。这些思想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尊重顺应,到控制征服,到保护利用,直至上升到和谐共处的演进过程,启发人类在获得改造世界巨大能力的同时,应谋求更加理想的人居环境。1984年,M.荷夫(M.hough)在《城市形态和自然过程》中重点论述了城市的自然演进过程与城市空间营造的关系问题。

以上国际文件中的定义,理念和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思想,成为文化景观概念形成与发展的理论基础,在文化景观遗产保护中起到了重要作用。1984年召开的世界遗产委员会第8届会议上,关于文化景观的概念已经予以提出并讨论。会议指出“纯粹的自然地已经十分稀少,更多的是在人为影响之下的自然地,即人与自然共存的区域,这些区域中有相当一部分具有重要的价值”;“应将‘文化’与‘自然’同等看待,力求避免两级化;《世界遗产公约》目的不是‘选定’景观,而是在一个动态的和演变的框架中保护遗产地的和谐与稳定,更深层次的含义就是使人们逐步意识到文化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1987年10月,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8届全体会议,在华盛顿通过了《保护历史城镇与城区》(华盛顿),该“涉及历史城区,不论大小,其中包括城市,城镇以及历史中心或居住区,也包括其自然的和人造的环境。除了它们的历史文献作用之外,这些地区体现着传统的城市文化的价值”。《华盛顿》列举了历史地段应该保护的内容,其中包括地段和街道的格局和空间形式:建筑物和绿化,旷地的空间关系:地段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包括与自然和人工环境的关系等涉及文化景观的内容。从这些内容看,历史地段保护更关心的是整体环境,强调保护和延续其中人们的生活。该还归纳了保护历史地段共同性的问题,指出“今天,由于社会到处实行工业化而导致城镇发展的结果,许多这类地区正面临着威胁,遭到物理退化、破坏甚至毁灭”。

在我国,近代人文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是在20世纪20~30年代,通过外国传教士和我国派往的留学生而陆续传入国内。1926年迄至1949年,在先后成立的+多所大学地理系内系统地进行讲授,其中以法国人文地理学家J.白吕纳(J.Brunhes)为代表的人地相关论和以英国经济地理学家L.D.斯坦普(L.D.Stamp)为代表的经济地理思想具有广泛的影响。前者认为人对人地关系的形成具有选择的可能和自由,而后者倡导经济地理应用于城乡规划。在这一时期我国的理论刊物上发表的一些有关人口分布、土地利用,农业分区,城市地理,边疆勘察、地区综合考察,以及人文景观等方面的著作,表明人文地理和经济地理研究工作相互交错。但是,此后的一些年代里“除经济地理学、人口地理学、城市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以外的人文地理学其他的分支均被视为唯心主义学术思想而一概摒弃”。特别是随着经济建设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要求摸清各地区生产布局。流域区划,铁路选线,区域规划,农业区划以及建设条件,资源储量,生态环境等方面情况,为经济地理学的发展开拓了更为广阔的道路,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于是就出现了人文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一衰一盛迥然不同的局面,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结束。

近30年来,“景观”和“文化景观”的概念,在人文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历史地理学、人口地理学、区域地理学等学科中被广泛应用,并对其定义与内涵进行了系统的考证与阐释。谭其骧先生推动了我国沿革地理和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对我国民族迁徙和文化作了大量的研究。他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以历史文献资料为主,吸取了考古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李旭旦先生是我国现代人文地理学奠基人,同时致力于区域地理学等方面的研究,他强调人文地理学的理论基础是“人地关系论”,研究的目的是谋求人地关系的协调。认为“文化景观是地球表面文化现象的复合体,它反映了一个地区的地理特征”,主张从研究文化景观来分析人地关系。侯仁之先生倡导以现代地理学的方法,研究中国历史地理。几十年来,他孜孜不倦地探索北京城市起源、城址变迁,园林营建、水源开发利用,地下古河道复原及城市平面布局特点等,对北京城市规划建设不断提供科学的依据。早在1950年,候仁之先生就曾建议将大学历史课中的“中国沿草地理”改名为“中国历史地理”,认为历史地理学的任务是探讨一个地理环境在“过去”和“现在”之间发展演交的规律。1962年,他发表了《历史地理学刍议》一文,进一步阐明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学科性质。研究方法及与传统沿草地理的重要区别,使其发展成为一个新的学科。在以后的数十年间,他先后出版

了《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历史地理学概述》等专著,为这一学科的建立,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侯仁之先生这一理论体系的阐述,从一个侧面表明了我国现代文化景观遗产研究的独立探索。

上述众多学者的学术研究成果皆成为文化景观遗产概念的思想基础。同时,我国关于区域社会和历史文化的研究成果也颇为丰富,早在20世纪30年代,冀朝鼎先生就在《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提出了“基本经济区”的概念,探讨了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基本经济区分布情况,并认为它们是我国历史上统一与分裂的经济基础和地方区划的地理基础,实际上也与文化发展演变的区域特性是基本一致的。李旭旦先生在《人文地理学导论》中指出,“长期以来,地理学科总是分成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两大互相密切联系的组成部门。但近30余年来,我国一直按照1950年代苏联一部分地理学者的片面论述,把地理学分裂成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两门各自独立的学科,不仅割裂了自然与人文现象的客观联系,还把人文现象的研究局限于经济上的生产配置这一狭隘的范畴之内”。今天“人文地理学正和新兴的环境科学、生态科学,区域科学与行为科学相结合,力求在解决世界性资源短缺,人口危机、自然灾害、环境污染与生态平衡等重大社会问题上作出贡献,从而促进了人文地理学在方向内容与方法上的创新”。谭其骧先生也在1980年代提出“不能笼统地,简单地谈论中国文化,而在任何时代,都不存在一种全国共同的文化,文化的地区差异应予以足够的注意”。

在考古学研究方面,经过几代考古学家的努力,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考古学的年代谱系,在全国各地就已经基本建立并逐步得到完善和细化。长期以来,人们称黄河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视黄河流域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将中原地区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最近20年的一系列考古发现,迅速扩展了人们的视野,面对各地不断涌现的史前时代的城址、祭坛、大墓,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精美的玉器、陶器和漆器,人们看到了中华远古文化的多源和多彩,看到了中国文明起源过程的新层面,也了解到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形成之久远,成份之复杂。“多元一体”是我国文明起源、发展的重要特征,地域之间的差异以及千丝万缕的联系,无疑是认识区域文化的一个重要思路,也是区域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的重要支撑。基于“多元一体”的文明进程,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复杂多样的自然地理单元,考古学、历史学。地理学家们对我国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开展了深入的考察和研究工作。除此宏观的地域文化研究之外,还有不少着眼于具体文化现象的历时性或共时性区域研究成果,为深入了解我国文化遗产的区域特性,以及发展演变的时空背景提供了坚实的学术基础,也成为我国文化景观研究的重要方法。

“20世纪70~80年代是中国考古学发展走向成熟的转折期,经过60年代的摸索和解悟,终于找到一条中国特色的考古学发展道路,一个带根本性的学科理论,这就是中国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学说”。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着眼于各地的文化渊源、特征和发展道路,从全国范围将中国史前考古学文化分为六大区系,即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点的北方;以山东为中,己、的东方:以关中(陕西)、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在此基础之上,他提出了著名的“考古文化区系类型说”,即“区是块块,系是条条,类型是分支”,既指明了文化的区域差异,也阐述了文化的历史传承。这一学术思想在考古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带动了国内区域考古学的深入发展,严文明先生曾论及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将中国考古学文化划分为中原、甘肃,山东,燕辽,江浙和长江中游六大文化区。张光植先生也曾将龙山时期文化划分为相互关联的山东,良渚、黄河中游、齐家河。清龙泉五个区。这些都是基于史前考古学文化特征而进行的区划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文化的区域性。上述考古学文化的划分,本身就说明了中国文化内涵丰富多采,正如苏秉琦先生言简意赅地概述为“满天星斗”。

文化景观遗产的探索与国际共识

随着人们对世界文化遗产内涵和价值认识的逐步深化,促使人们从更广阔的视野、更深入的角度去分析和梳理文化遗产之间的内在联系,探索和建立新的文化遗产类型和相应的保护方式,手段、体系,受到关注与保护的文化遗产类型也在不断扩充,例如“历史城镇”、“传统村落”,“运河遗产”和“文化线路”等特殊的文化遗产类型。这些新型文化遗产的共同特点,都体现出文化与自然两者的密切关联和相互结合,世界文化遗产开始呈现出多元化的价值,并拥有了更为深刻的涵义。1987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考察我国申报项目――泰山时,发现泰山不同于一般世界遗产项目的独特价值,即它不仅符合世界自然遗产的标准,也同时符合世界文化遗产的标准,促使了在世界遗产类别中,“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这一新类别被认可。文化景观遗产概念的最终确立源自于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1992年10月,世界遗产中心会同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在法国的拉贝第皮埃尔召开关于将“文化景观纳入《世界遗产名录》”专题研讨会。这是文化景观遗产在迈向世界文化遗产的道路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为了适应文化遗产的整体区域与多样化类型,来自各成员国的专家分别对《操作指南》提出修改意见,讨论了新修订的文化遗产评估标准,并总结出文化景观遗产的定义、分类和提名等方面规定,建议将杰出的文化景观遗产纳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体系之中。

1992年12月,在美国圣菲召开的世界遗产委员会第16届会议上,决定将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文化景观遗产纳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在《世界遗产公约》公布120年后,世界文化遗产的体系中增加了“文化景观遗产”这一新的类型。文化景观遗产的确立意义重大,使人类和自然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关系在文化遗产中得到具体的体现。其背景是城市化发展进程不断加快,人们生存环境日益遭到破坏,人类需要保存土地利用的历史和遗迹,维持生物的多样性,实现人类与自然和谐健康的发展。根据《世界遗产公约》第一条的内容,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文化景观遗产代表着“自然与人类联合工程”,具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兼具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保护的要求与特性。长期以来,世界遗产始终在“文化”与“自然”两个支点之间寻求平衡,而文化景观遗产将文化与自然两种因素联系起来,促进了它们之间的平衡与稳定。“文化景观”是指自然与人类创造力的共同结晶,反映区域的独特的文化内涵,特

别是出于社会、文化、宗教上的要求,并受环境影响与环境共同构成的独特景观。“文化景观”也是从较大的范围、较充分的规模去发现和认识在某种特定环境中人的创造和生存状态。

自1992年文化景观遗产正式确定为世界遗产中的特殊类型以来,人们的认识发生了许多变化,对于人类与自然的关联,被明显重视起来,衡量世界遗产突出的普遍价值的评估标准也经历了多次改变与调整。其中,许多实质性的进展与文化景观遗产类别的纳入,以及对其不断深入的思考直接相关。文化景观遗产的确立使世界遗产更具平衡性和代表性,也使世界遗产所代表的自然与文化,人类与环境、物质与非物质遗产之间的关系更加全面和深刻。在《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的附录中,把文化景观分为“由人类有意设计和建筑的景观”,“有机进化的景观”和“关联性文化景观”三种类型。“由人类有意设计和建筑的景观”包括出于美学原因建造的园林和公园景观,它们经常(但并不总是)与宗教或其他纪念性建筑物或建筑群有联系。“有机进化的景观”它产生于最初始的一种社会,经济、行政以及宗教需要,并通过与周围自然环境的相联系或相适应而发展到目前的形式。“关联性文化景观”以其与自然因素,强烈的宗教,艺术或文化相联系为特征,而不是以缺失文化的物证为特征。文化景观遗产作为连接文化与自然的纽带,更加体现出“人类长期的生产,生活与大自然所达成的一种和谐与平衡,与以往的单纯层面的遗产相比。它更强调人与环境共荣共存、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1993年lO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德国都柏林举行“有关具有突出世界价值的文化景观的专家会议”,提出了“未来行动计划(文化景观)”。该行动计划总结了有关提供“成员国在确认,评价,提名和管理文化景观进八《世界遗产名录》的资格方面的指导”,以及准备“对文化景观进行专题研究”的建议。1994年,世界遗产委员会第18届会议提出建立具有代表性与平衡性《世界遗产名录》的“全球战略”。并认为主题研究可以作为建立具有代表性的《世界遗产名录》的有效方法。人们意识到,欧洲建筑与宏伟,壮观的人造景观等古迹在《世界遗产名录》中占据优势地位,而具有深度,复杂度和与环境建立多样化联系的传统文化却鲜有代表。而这种不平衡性正是由于过去将“文化”与“自然”遗产过于简单地一分为二所造成的,新纳入的文化景观遗产显然可以作为调整失衡的杠杆。同时,《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本身也在不断根据《世界遗产公约》的精神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进行调整和完善,逐步扩充世界遗产的类型及其所代表的普遍价值。1977年~2005年间,《操作指南》先后修改达17次。在文化遗产的保护要素方面,从重视单一文化要素的保护,向同时重视由文化要素与自然要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综合要素保护的方向发展。例如兼具文化和自然复合特征的“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由文化要素与自然要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文化景观遗产,均成为国际社会探讨加大保护力度的对象。

另一方面,在国际景观生态学会(IALE)与美国地理学家协会(AAG)举办的大型学术活动中,都有景观与文化的专题讨论会。1994年在美国地理学家协会第90届年会上有“文化研究在地理学中的应用:神话,景观、通讯”专题报告会;1994年世界自然保护同盟(IUCN)大会提出,要利用景观生态学原理来规划和管理土地资源,促进文化景观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1995年国际景观生态学会大会上对景观类型与人类活动特征、景观建设的量化因子、21世纪的文化景观、持续发展与文化景观等命题都有所涉及。1999年,美国学者霍纳蔡夫斯基(Honachefsky)提出“生态导向”的概念。他认为美国城市的无序蔓延及其对生态环境破坏等问题的出现,是因为将土地的潜在经济价值置于生态过程之前所致,因此提出“生态优化”的思想。这一思想迅速在全球范围内得到积极响应,并开始从“生态优化”所强调的单纯“保护”,向利用生态来引导区域开发的“生态导向”思想方向发展。在这一思想推动下,美国在区域开发中开始推行“精明增长”计划,提出了控制城市蔓延,保护农地,保护生态与社会人文环境、繁荣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精明增长目标。精明增长作为一种旨在平衡发展与保护关系的区域发展模式,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积极的响应。

在此期间,一系列相关问题的国际公约和文件相继问世,成为人们步入21世纪的共同行动纲领,标志着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成为全球共识。例如1996年联合国第二次“人类住区”会议,发表了《伊斯坦布尔宣言》,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1届会议通过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我国也制定并公布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将可持续发展作为基本国策之一。21世纪人类进入“生态时代”,生态思想成为人们解决所有与生命现象有关问题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指导思想,在这一背景下,强调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极为重要。同时,在21世纪,国际上已将生物多样性的三个层次,即基因、物种和生态系统,拓展为包含景观在内的四个层次,文化景观被放在重要位置,并赋予崇高的使命。文化景观既是“生物多样性的最后储藏所”,也是文化遗产保护不可或缺的内容,既是反映过去人类土地利用的历史和遗迹的证据,也应该成为人类土地持续利用的样板,并为人类提供享受美和愉快以及自然与文化多样性的机会。

随着文化景观遗产进入世界遗产范畴,对其进行有效管理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事实上,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各国将文化遗存的区域保护与国家和地方的文化和生态建设,社会发展等结合起来,带有预见性的划定相关文化遗产保护区,为城市规划,政府管理、土地利用等密切相关的部门预先提供科学决策的依据,以及新的保护和管理思路,为区域整体协调发展战略提供有力支撑,取得了许多成功的经验。例如美国最早通过设立“国家公园”(nationalpark)制度,坚持文化景观遗产保护的公益性、完整性、科学性,将重要的文化景观遗产地收归国有,完整地保留了大面积的、类型丰富的国家财富;在意大利,一般强调不改变文化遗址现状,尤其重视环境要素的保护,例如在庞贝遗址的保护中得以充分体现;在英国约克郡曾通过“地下古迹分布图”的编制为保护对策提供了科学的依据,从而免遭大规模城市建设的破坏,在日本,通过国家,地方立法,由中央。地方政府保护实施,使得京都和奈良等地作为历史史迹保护区被整体保护下来:在德国,结合现代航空测量,遥感技术,频繁对国土范围内的文化遗存进行普查。

文化景观遗产保护理论和方法的

形成经历了较为复杂的过程,进入20世纪后逐渐达成共识。2001年2月,来自南亚、东亚和东南亚的考古,建筑、市镇规划及遗产地管理等领域的专家相聚越南会安,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研讨会,探讨建立和颁布最佳保护范例的区域性标准,以确保亚洲遗产地的内在价值得到应有的保护。会议强调了遗产在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在亚洲,天然和人造遗产不仅与其自然地理和文化环境有着不解的联系和渊源,同时也是更多非物质性文化传统的表现背景。因此,与会专家尤其强调了自然遗产地,非物质遗产和文化景观的保护规范间的相互关联性”。针对文化景观,会议认为“文化景观是指与历史事件。活动,人物相关或展示出了其他的文化或美学价值的地理区域,包括其中的文化和自然资源以及野生动物或家禽家畜”。与会专家认为“文化景观反映了不同文化的有机哲理和观点,必须得到了解和保护”。同时,“文化景观并非静态。保护文化景观的目的,并不是要保护其现有的状态,而更多的是要以一种负责任的。可持续的方式来识别,了解和管理形成这些文化景观的动态演变过程”。2005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会安通过了《会安草案――亚洲最佳保护范例》。

2003年7月,在巴黎召开的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7届会议期间,曾就拟在维也纳“中央车站项目”场址建造三栋高层塔楼的问题,以及就世界各地历史性城市,包括世界遗产城市及其附近,出现的高层建筑建设这一常见问题展开了辩论。经过辩论,世界遗产委员会要求世界遗产中心就这一问题召开专题会议进行研究。2005年5月,主题为“世界遗产与当代建筑――管理具有历史意义的城市景观”的国际会议在维也纳召开。会议实地考察了维也纳历史城市景观的保护状况。维也纳的历史城市景观以中、低层公寓楼为特点,楼房普遍为4―6层,整个城市的屋顶采用19世纪古典主义建筑风格,形成协调的城市文化景观。教堂和其他宗教建筑的穹顶和尖顶,从城市的各个角度清晰可见,发挥着地标性建筑的作用。而建造于20世纪50~70年代的几栋高层办公建筑,由于位于历史中心的边缘地带,当时并没有被视为对城市文化景观的侵扰。2001年,维也纳历史中心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提高了市民对城市文化景观价值的认识,他们对新的高层建筑可能对城市轮廓线和文化景观遗产产生的影响提出质疑,并由此引发了世界遗产委员会的关注。维也纳会议还讨论了有关北京、加德满都。科隆、里加、波茨坦,阿维拉和危地马拉城等世界遗产城市的高层或当代建筑的案例,这些城市一直在不断投资兴建新的基础设施、住房和办公场所,且这种现象会持续下去,并进而对城市文化景观构成长期威胁。

维也纳会议讨论的焦点包括,如何协调历史文化名城或历史地区与现代化建设的关系:如何在满足持久投资需要的同时不破坏城市的历史特点和文化特征;如何确定文化景观可以接受的变化限度,如何建立适用的评估和评价标准等问题。会议形成了《保护具有历史意义的城市景观备忘录》(维也纳备忘录),并提交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9届会议通过。《维也纳备忘录》是一份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它侧重于当展对具有文化遗产意义的城市整体景观的影响,其“历史城市景观”的概念超出了以往国际和相关建议中通常使用的“历史中心”,“整体”或“环境”等传统术语的范围,涵盖的区域背景和景观背景更为广泛,综合考虑了当代建筑、城市可持续发展和文化景观完整性之间的关系,被视为提倡采取综合方法维护城市景观的重要声明,并作为《内罗毕建议》的补充性区域级指南。在此基础上,2005年lO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5届《世界遗产公约》缔约国大会在巴黎通过了《保护具有历史意义的城市景观宣言》,宣言“强调将当代建筑恰当地融入历史城市景观中的必要性,并强调在计划进行当代干预时开展文化或观赏影响研究的重要性,宣言要求各缔约国”将《维也纳备忘录》中确定的原则纳入各自的遗产保护政策”。

在2005年版的《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对一直以来沿用的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相关标准进行了合并,规定,“如果遗产符合下列一项或多项标准,世界遗产委员会将会认为该遗产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1、代表人类创造精神的杰作;2,体现了在一段时期内或世界某一文化区域内重要的价值观交流,对建筑、技术,古迹艺术,城镇规划或景观设计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3,能为现存的或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独特的或至少是特殊的见证;4,是一种建筑,建筑群,技术整体或景观的杰出范例,展现历史上一个(或几个)重要发展阶段:5、是传统人类聚居。土地使用或海洋开发的杰出范例,代表一种(或几种)文化或者人类与环境的相互作用,特别是由于不可扭转的变化的影响而脆弱易损;6,与具有突出的普遍意义的事件、文化传统、观点,信仰,艺术作品或文学作品有直接或实质的联系:7,绝妙的自然现象或具有罕见自然美的地区,8、是地球演化史中重要阶段的突出例证,包括生命记载和地貌演变中的地质发展过程或显著的地质或地貌特征,9,突出代表了陆地、淡水、海岸和海洋生态系统及动植物群落演变,发展的生态和生理过程;10,是生物多样性原地保护的最重要的自然栖息地,包括从科学或保护角度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濒危物种栖息地。

第7篇:对人文地理学的认识范文

一、传统音乐类非物质文化研究的学科向度

传统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将自己创造的文化通过口耳相传巩固和传承下来,展示了一个民族特有的生存方式、思维方式和文化意识,成为民族赖以生存的精神基石和文化生命的重要标识”。美国民族音乐学家梅里亚姆仅对“音乐”研究的方法界定就历经了15年的研究时间,先后提出了三次方案。先从“在文化中的音乐研究”开始,发展到“作为文化的音乐研究”,再延伸至“音乐就是文化,音乐学者所做的就是社会研究”。在方法论中不断地论证文化的重要性。他认为:“音乐不仅是声音,人类行为是产生声音的先决条件。音乐不可能脱离人的控制和行为孤立存在……音乐是由构成其文化的人们的价值观、态度和信念形成的人类行为过程的结果。”英国民族音乐学家斯托克斯也指出:地域或地点是社会活动具体的地理背景,其中,音乐事件展示了地域内涵,反过来,通过音乐也可以构筑地域,涉及差异和社会界限。人们可以用音乐来为自己定位,从音乐中认识自身所拥有的身份标识和自我。中国著名地理学家吴传钧也曾将“人地关系”和“区域”这两个人文地理学研究的基本单位有机地结合起来,提出了“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概念和思想,对人文地理学的理论研究起到了积极作用。由此可见,任何形式的音乐艺术,与其产生地域的地理和人文环境都有着密切的联系。

江西的传统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众多,以其浓郁的乡土风格与独特的艺术魅力,在江西省内已流传千百年,成为当地人民经济生产与文化生活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在研究中发现,江西省的音乐学者对本土民间音乐的研究,至今仍较多地停留在田野考察的初级阶段,使用归纳、总结的方法记录乐谱或记述表演过程。虽然这些研究手法是民族音乐研究的必经之路,但对待现有的已发掘的本土音乐文化,只满足于把流动的声音和表演画面用文本的形式来“翻译”和“解释”,并以录制音像的形式来留存,已不能适应深入开展音乐学研究的需要。因此,笔者结合前期的研究心得,主要以研究国家级传统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武宁打鼓歌”为例,对江西本土音乐文化的研究方法做一个梳理和总结,以期抛砖引玉,期待更多的专家学者,关心江西的传统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

对待本土音乐文化的研究,应当转向音乐地理学和音乐人类学这两个学科向度,把以往单一的音乐形态研究纳入与之相关的社会学科内进行交叉研究,才能更加贴切地理解、运用和发展本土音乐文化。

二、音乐地理学和音乐人类学的综合运用

音乐地理学是研究音乐与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关系。研究“音乐-地貌-人类文化”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学者可以运用这一学科的观念和方法研究“音乐区域”,分析音乐的演化过程及地域扩散的特点,明确区域文化的特征。

音乐人类学主要关注的则是人类的音乐行为方式。将音乐的概念延伸到与“人”的行为和观念相关的文化范畴,阐释“观念-行为-音乐声音”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重视“人”的行为,提倡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田野考察,在实地考察时所要关注和采录的,不仅仅是狭义的音乐形态。人类音乐学所倡导的“音乐本体”是“声音本体”和“行为本体”。

如果说“人”与“音乐”的关系,决定了音乐之本身的一切属性,那么,地理因素就决定了人类的生存环境,从而影响到人类的体征特点和性格,并直接作用于音乐的风格特点。“地貌”与“人”的行为相辅相成,它们共同决定了音乐的性质。在音乐地理学和音乐人类学两种研究方法之间,所关注的音乐学问题有许多交叉重叠的方面,但音乐研究视角各不相同。值得注意的是,学术界在以往的音乐风格区域划分中已经具有音乐地理学地域空间分布研究的性质,但初期的研究多从音乐形态(旋法、结构等)方面进行“定性”描述,较少探讨音乐风格区域形成过程中的地理环境要素。在音乐区域的空间分布、音乐体裁、音乐形态、方言音调上,严格地按照地理学和人类学的方法和观念研究音乐文化,却是后现代民族音乐研究的新模式。它们有两个不同的学科研究重点。音乐地理学侧重于区域音乐文化的研究;而音乐人类学侧重于“人”的观念与行为。如果能对它们之间进行互补运用,可以合理地弥补对本土民间音乐文化的研究不足。因此,要使音乐研究向更深层的知识构架迈进,必须要求音乐研究者具备广泛的人文知识和修养,善于敏锐地捕捉音乐文化的本质——“人”与“地域”,“观念”与“行为”的多重关系。它们唇齿相依,缺一不可。

三、以音乐地理学方法研究区域音乐文化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将地方志、族谱、史书、类书等现存的文化典藏综合起来,搜集、整理相关的历史文献,可使研究具备明确的音乐地理学学科特征。下面以江西为例进行分析:

(一)江西人文环境与传统音乐类非物质文化的联系

江西山灵水秀,哺育出众多历史文化名人。这里自古读书成风。江西哲学家众多,朱熹、陆九渊是理学两大派的开创者;宋、元、明有三部大类书《册府元龟》、《经世大典》、《永乐大典》,主编是江西人王钦若、欧阳玄、解缙。江西史学家在现存的《二十四史》中,共主修五史。元朝马端临是大型史学著作《文献通考》作者。江西诗人、词人、作家、戏剧家众多。欧阳修、曾巩、王安石列入唐宋散文家。以陶潜为代表的田园诗派和隐逸诗派,以晏殊、欧阳修为代表的江西词派,由欧阳修、王安石奠基的主张以理入诗的宋诗派;由黄庭坚开创的倡导言必据的江西诗派,由杨万里首创的致力清新自然的诚斋诗体,由文天祥、刘辰翁等兴起的爱国诗体,由汤显祖开创的以情代道的临川剧派等文学方面的派别,在历史上影响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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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厚的文化根基使得江西历代歌、舞、戏曲盛行,民间文艺丰富,历代文人都对江西各地民歌有所描述。单是对武宁当地盛行山歌的画面就有“夕阳过处樵歌歇”、“古渡渔歌何处洲”等描述。类似这样的佳句在江西各地不胜枚举,为研究江西传统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二)地理位置衍生的独特艺术样式

江西地处长江中下游南岸一带,与六省交界,古称江西为“吴头楚尾,粤户闽庭”。常态地貌类型以山地和丘陵为主,适合种植水稻,境内拥有许多因地理环境而衍生的独特艺术样式。特色音乐体裁是我省传统音乐类非物质文化的重要标志。“武宁打鼓歌”就是其中的一种。它与其他“稻作文化区”的“田歌”,劳动形式和演唱方式不同。既不同于完全受劳动节奏支配的各种“号子”,也不同于个体劳动中演唱十分自由的“山野之歌”。武宁大面积的山林地貌,劳动强度很大,需要采取集体劳作、集体换工的方式。由半职业的“歌师”们站在田头击鼓领唱,劳动者紧跟其后和歌,出现一“领”众“和”的演唱形式,以解除劳作者的疲劳,鼓舞干劲。无论开山锄禾还是采茶,当地一律采用此种特殊的表演形式演唱,粗犷的风格与武宁多山的地貌密不可分。这也是武宁打鼓歌有别于江西其他地方农事歌曲的原因。因此,在研究口传心授的民间歌曲时,一定要根据各地的地理位置和各地的地貌特点来进行音乐结构的分析。

四、以音乐人类学方法研究“人”的行为

根据以上音乐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得出不同地域形成了当地音乐的“本体风格”,也形成了该群体独特的音乐审美观念。这使得我们把专注力再次转向具有共性思维的“人”,以音乐人类学的方法阐释该群体的共同观念。

(一)研究性格、语言、行为所产生的独特音调

江西民歌是即兴性很强的地方音乐体裁。人们会根据山野劳动强度,即兴编配作品。以武宁为例,它属于江西省的赣西北民歌区,从歌唱的内容、结构与气质等方面都体现出当地人的性格、方言和审美共识。武宁方言词汇最大的特点是保留了相当数量的古汉语词汇,武宁方言语音系统保留了一套完整的中古全浊声母,声调有明显下滑的特点,读音仍保持中古时代的不送气的浊音。另外,武宁打鼓歌中常用到的音程以级进为主,二度、三度、四度在某些片断中,频繁出现,领唱与和唱之间还形成了八度的跨越。在旋律进行中曲与词的比例基本上是一音对一字,非常符合山里人直率、豪爽的性格特点。武宁打鼓歌用当地口语化的方言演唱,自然就含有当地人说话的语言、语气和表情形象,这种地方腔调成为歌曲的基本素材,乡土味十分浓郁。

(二)音乐人类学所关注的“生存境遇”

音乐人类学从建立之始就视田野作业为学科的理论基础,只有以面向文化本身的态度并理解其“生存境遇”,我们才可能对其中的音乐行为进行整体的把握。

俗话说“一乡一调”、“十里不同音”。江西口传的非物质音乐文化如果离开了方言乡音就等于失去了自身的艺术价值与魅力。因此,对它的研究和保护、传承一定要依靠当地有着共同方言和音乐审美习惯的当地人。面对传统音乐类非物质文化的发展境遇,不但要通过老艺人们传唱、音乐工作者记录的方式来完成“静态”的音乐保护;还要进行“活态”的音乐创作和传承保护。各地文化系统的音乐工作者以本土音乐为基本艺术素材,创作上演改编后艺术性更强的舞台作品,是一种值得推广的“活态”保护方法。

第8篇:对人文地理学的认识范文

关键词:经济地理学;探究式教学;模式创新

地理学是研究人地关系的学科,其中人类经济活动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十分关键。经济地理学主要研究经济活动的区位、空间组织及其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是地理类专业的主干课程之一。学好经济地理学对于地理类专业的学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现有经济地理学教学中存在缺乏创新思维训练;学习内容太多,重点不突出;实践少且以认知性为主;缺少创新实践;学习评估方法单一等问题。探究式教学法又称“发现法”[1]。近年来,相关学者对探究式教学的特点[2-3]、类型[4]和模式[5-6]等进行了一些探索,并在高等学校的地理课程教学中进行了实践[7-8]。李小建主编的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经济地理学》[9],注重与国际接轨,突出理论构建,在全国高校中广泛使用。该教材的理论框架比较适用于探究式教学。自2007年开始,课题组以该教材的内容体系为基础,构建经济地理学探究式教学模式。该模式包括思维方式的培育、主要理论点的课堂教学和相关的辅助教学及激励三个层面(图1)。其中,基本思维理念贯穿始终,体现在各个环节。主要理论观点是课程的主干,通过理论点的教学使学生掌握全课程的主要理论并可以运用理论解释一些实际问题;课外阅读、认知探索、专题研究及评估考试等辅助手段进一步加强基本理论的贯彻,加深对重要理论的理解。

一、贯穿经济地理学的科学思维理念

经济地理学研究中,整体论、还原论、系统论对其理论的形成都有重要作用。但经济地理学中的经典理论,多数与还原论有关。还原论的基本原理,是把复杂的事物简化,把高层次的现象用低层次的规律概括,把整体的问题分解为基本元素,从而发现事物间关系的最基本原理[10]。比如,区位论所形成的基本思维逻辑就是把研究的问题进行简化假设,从而推出基本理论。再逐渐放宽假设,逐步接近现实世界,把原理论进行修正。得出较好的解释客观世界的理论。与之比较,整体论强调世间各事物之间的联系。系统论强调事物联系的系统特征。这很符合地理学中的许多客观事实。这些思维方式对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均十分重要。但由于经济地理学的理论与相关地理条件之间具有很强的关联,为了培养学生形成批判性、创造性的学习习惯,我们在“经济地理学”教学中,引入一种基本思维方法。即“前人观点――相关条件――现实条件――新的观点”思维方法(图2)。通过该方法的训练,培养学生根据中国国情,探索相关的适应理论的能力。与思维方法相关联,我们还在“经济地理学”课程的探究式教学中,注重培养学生文献收集能力,提出和分析问题的能力,成果展示能力。在课程教学过程中潜移默化进行人格培养,包括求真务实的态度、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团结合作的精神。

二、着重课堂教学的基本理论点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在经济地理学探究式课堂教学中可采用“定理―例证法”。所谓“定理―例证法”就是指在精选出经济地理学基本原理、基本理论和基本观点的基础上,运用相关的案例和数据对其进行例证,以加深学生对经济地理学基本理论点的理解,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基于李小建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经济地理学》(第二版),挑选出15个经济地理学课堂教学的基本理论点(各理论点在教材内容体系中的位置,见图3),并针对各具体理论点,提出例证的思路。

(1)经济地理学的定位。要点:研究对象、学科发展以及与相关学科的关系。例证:比较经济地理学与自然地理学、经济学的区别。

(2)杜能农业区位论。基本观点:空间距离影响农业生产类型和结构。例证:村庄周围土地利用类型,城市周围土地利用的空间分异,技术变化对农业区位的影响。

(3)韦伯工业区位论。基本观点:工业活动趋向于费用最低的区位。例证:以不同行业(或部门)为例,分析运费、劳动力、土地、优惠政策等方面产生的费用对区位选址的影响以及区位效果。

(4)中心地理论。基本观点:中心地职能越高,服务半径越大,数量越少。例证:居民点的规模与数量关系、商业网点等级与数量的关系。

(5)史密斯的收益性空间界限。基本观点:企业在一定收益性空间界限内布局,纯收益最大是最佳区位。例证:收益性空间界限和工业区位模型的关系,企业家经营能力和水平与区位模型的关系,政府政策对区位模型的影响。

(6)普雷德的行为区位矩阵。基本观点:区位选择的合理性取决于决策者的信息量和信息利用能力。例证:微软的选址,外资在华投资的选址。

(7)区位论新论。基本观点:新产业区位呈现新特点、新因素对产业区位具有新影响。例证:金融业区位、创意产业区位、住宅区位,技术、外部性等因素的影响。

(8)企业空间扩张规律。基本观点:企业空间扩张呈现接触扩张(近邻效应和距离衰减)、等级扩张(市场规模)和通道扩张。例证:3种类型的企业的空间扩张。

(9)跨国公司区位。基本观点:合理布局各组分的区位使公司整体利益最大化。例证:世界大型公司的分布,外资在中国的区位变化。

(10)区域产业结构演变理论。基本观点:区域产业结构逐步向资本、技术、知识密集型演变。例证:某区域产业的纵向发展,不同发展阶段的区域间比较。

(11)区域空间结构演变理论。基本观点:空间结构演变表现为低水平均衡――非均衡――高水平均衡,点――线――网络的变化特征。例证:一个区域空间结构的时间演变,不同发展水平的区域间比较;叶大年的对称分布规律,陆大道点轴理论。

(12)区域经济增长机制。基本观点:区域优势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前提,偶然因素启动区域增长,路径依赖锁定区域发展模式,收益递增加快区域增长。例证:美国的道尔顿地毯产业集群,中国南庄村钢卷尺产业集群。

(13)区域经济差异。基本原理:区域经济差异与收入水平呈倒“U”字形关系。例证:发达国家例证,中国例证。

(14)区域间关系。基本观点:区域间因发展梯度不同,技术和产业由高梯度区域向低梯度区域的推移;发达区域依赖欠发达区域的资源、劳动力和市场,欠发达区域依赖发达区域的技术、资本、信息。例证:国家间的产业转移,中国的产业转移。

(15)贸易与区位。基本观点:区域间因比较优势不同带来区域间的分工;规模收益递增也带来区域间经济活动差异。例证:中美之间的贸易,美日汽车贸易。

三、相关的辅助教学及激励

1.拓展学生的课前阅读

课前阅读有助于提高学生独立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增强课堂教学的效果。阅读文献的过程中,学生会不可避免地遇到一些新问题,加上知识基础的千差万别,因此需要教师把好第一关“合理设计阅读材料和阅读提示”,让学生带着提示去阅读,做到有的放矢。在文献选取方面,我们遵循以下原则:(1)选择与前面15个理论点相关的经典文献;(2)列出学生阅读文献时所必须弄清的主要问题;(3)每个理论点列出文献5篇左右;(4)以中文文献为主,侧重中国案例文献。学生可以在独立阅读的基础上,分小组交流各自的阅读体会。

2.加强学生的认知探究

经济地理学的实践教学包括认知性实习(感性)、学理层面实习(理论验证)和探究层面实习(反思,发现)三个不同层次的体验与训练。认知实践可将google earth的观察、室内模拟、实地考察等多种方法相结合,其中实地考察是认知探究最重要的途径。根据课程重点内容可包括企业区位、企业与区域发展关系、区域之间关系、全球化等方面。鉴于经济地理学现象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各地可根据区域特点,有不同的侧重(如东部地区院校可侧重跨国公司投资区位、跨国公司空间组织和全球―地方关系;中西部地区院校可侧重新型城市增长、城郊农业、专业村和农区空间结构重构(村镇合并);东北地区院校可侧重国有企业的区位、老工业基地振兴和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以河南大学和河南财经政法大学为例,两校开展了以考察中部经济发展为主的实践教学,主要包括经济技术开发区、农村工业集聚区和农区(城郊农业、专业村)等。同时考虑到生源地(主要来自河南以及中部其他省份)和教学的整体性,也选择了沿海地区经济发展较快的青岛市、日照市作为实践教学基地,着重跨国公司投资区位、全球―地方关系等方面的认知与探究。

3.引入相关专题研究

专题研究作为基本理论掌握和知识应用能力的整合平台,在经济地理探究式教学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在教师指导下,以课题小组为单位开展相关专题研究。课题小组通过制定课题研究方案,收集、整理和分析数据,进行理论分析,最后形成调研报告或论文。这样,既培养了创新精神和团队精神,又能够使其系统地整合所学的经济地理学理论知识,提高知识应用能力。专题研究的选题可以遵循热点问题和理论问题相结合、理论研究与实地调查相结合、普遍性与地域性相结合以及科学性和可行性相结合的原则。就研究内容而言,各个地区的高等院校,应该结合区域的经济地理现象,选择合适的课题。比如,在城市经济地理研究方面,可开展商业网点、大型零售业区位、城市交通、房地产等方面的研究;在农区经济地理研究方面,可从农户、农户群等微观角度,选择典型农区,开展劳动力转移、土地流转、粮食生产等问题的研究,以及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变化研究。

4.改革评估考试

传统的考试模式、评价体系是以考查学生学业成绩为主的纸笔考试形式,只能在认知方面考查学生学习到的书本知识及运用这些知识解决书面问题的能力,而不是分析解决实际经济地理问题的能力,缺乏对人的多元化、人性化和动态化的评价。探究式教学要求对传统的评估考试方面进行改革,建立一种“全程式-多元化”考核模式。我们在建立新的评价体系时考虑以下原则:(1)强调能力,主要考核学生发现问题的能力、认识与分析问题的能力、逻辑思维的能力、成果展示的能力。(2)强调创新,考查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发散性思维;(3)强调新思路、新观点、新方法。具体操作层面就是从学生课前阅读、课堂讨论、认知与探究、专题研究和卷面考试等多个环节开展全过程、多元化、发展性评估。比如,学生总成绩中课前阅读占10%,课堂讨论占10%,认知与探究占10%,专题研究占20%,卷面考试占50%。

四、结论与启示

探究式教学在中国尚处于探索阶段,理论上的研究成果、尤其是高等教育中的理论研究成果还比较薄弱。在教学实践中也有一系列的问题需要深入研究。我们围绕特定的《经济地理学》教材,进行了相关方面的一些探索,力图在以下四个方面有所创新:(1)在理念上,引入了科学思维训练的教学理念,训练学生形成经济地理学科学思维定式:“了解前人观点――观点形成背景条件――现在经济地理条件――可能得出的新观点”。(2)在内容上,基于教材的知识结构,精炼教学内容,突出各部分的理论要点,构建了立体化的教学框架,使教学内容清晰明了。(3)形成了探究式的教学方法体系,即课堂内的“理论―例证法”、与课堂外的“认知―探究逐步递进法”和“热点追踪―理性分析法”。通过这些教学方法,一方面把抽象的理论具体化,另一方面训练学生的科学思维素养。(4)在考试评估上,从学生课前阅读、课堂讨论、认知与探究、专题研究、评估考试等多个环节开展了全过程、多元化、发展性评估,突出对学生的科学思维和创新能力考察。

对河南大学和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实践结果表明,所提出的探究式教学模式大大提高了学生的综合能力,转变了教师的教学方式和思维方式,并促使师生关系进入良性互动状态。学生的相关创新成果获得了国家级的大学生创新奖励。相关高校可根据自己的特殊性,不断探求,改善经济地理的教学方法,拓展地理类专业教育的改革思路,优化地理类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为培养高素质的创新型人才作出自己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徐学福. 探究学习的内涵辨析[J]. 教育科学,2002, 18(2):33-36.

[2] . 试论探究式教学的特点及教师的作用[J].学科教育,1998(10):20-23.

[3] “科学探究性学习的理论与实验研究”课题组. 探究式学习: 含义、特征及核心要素[J].教育研究,2001, (12): 52-56.

[4] 李森,于泽元. 对探究教学几个理论问题的认识[J].教育研究,2002(2):83-88.

[5] 郑渊方,廖伯琴,王姗. 探究式教学的模型建构探讨[J]. 学科教育,2001(5):1-4.

[6] 张军海,李仁杰,孙铁柱等.高师地理实施探究教学模式的研究与实践[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8,32(2):257-262.

[7] 王国梁.高校人文地理学探究式教学模式实践[J].中国大学教学,2010(7):51-54.

[8] 李刚,吴元芳. 高校人文地理学教学方法改革新思路[J].福建地理,2004,19(2):42-44.

[9] 李小建主编. 经济地理学(第二版) [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第9篇:对人文地理学的认识范文

关键词 翻转课堂 教学视频 教学设计

中图分类号:G40-057 文献标识码:A

0引言

翻转课堂起源于美国,发展于全世界,而国内教育界也逐步认识到翻转课堂的价值所在,并开展本土化的研究和实践。重庆市江津聚奎中学随机选取两个实验班,在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政治、历史、地理等8门学科开展“翻转课堂”实验。问卷调查显示:82.9%的学生比较喜欢或非常喜欢,88%的学生认为提高了学习积极性,88.9%的学生认为增强了学习信心,88%的学生认为知识要点更易理解,99.6%的学生认为能帮助自己做好笔记,63%的学生认为作业完成质量更好,17%的学生认为增加了学业负担;100%的教师接受这种教学模式,并表示愿意在下学期继续参加项目实验。

国内除了江津聚奎中学之外,还有不少学校也开始逐步探索翻转课堂的本土化,比如:深圳市南山实验教育集团在开展翻转课堂的研究,上海市曹杨实验小学和卢湾一中心小学等在开展了“云课堂”的研究。可见,国内越来越多的学校开始认识到翻转课堂的价值所在,并试图将其本土化。

1翻转课堂的定义

“翻转课堂”一词的核心是“翻转”二字。翻转,从字面上理解,就是翻过来、翻来转去。可见,翻转课堂也就是将传统课堂翻过来。传统课堂上,教师在讲台上授课,学生们在讲台下听课,并回家完成教师布置的家庭作业。当传统课堂被翻转之后,就形成了学生们回家听教师授课,并在课堂上通过讨论等形式解决学习难点、完成作业。也就是说,在翻转课堂的学习中,学生在课前利用教师分发的数字材料(音视频、电子教材等)自主学习课程,接着在课堂上参与同伴和教师的互动活动(释疑、解惑、探究等)并完成练习。

在人文地理中使用翻转课堂,相比传统课堂而言,增加了学生和教师之间的互动和个性化的学习时间,不仅有助于学生建构自己的学习,而且让教师成为学生身边的“教练”而不再是教室里的“圣人”。这种教学形式是个性化教育实施的一种有效形式。

2翻转课堂的特征

传统教学过程通常包括知识传授和知识内化两个阶段。知识传授是通过教师在课堂中的讲授来完成,知识内化则需要学生在课后通过作业、操作或者实践来完成。在翻转课堂上,这种形式受到了颠覆,知识传授通过信息技术的辅助在课后完成,知识内化则在课堂中经老师的帮助与同学的协助而完成,从而形成了翻转课堂。随着教学过程的颠倒,课堂学习过程中的各个环节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详见下表。

大多数人文地理都展示的是城市特征,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风俗习惯,这些知识单纯的靠教师课堂上的讲解就会使本来有趣的课堂变得乏味无趣,因此通过翻转课堂的模式,学生在课前通过教师制作的视频、图片就可以了解到不同国家的文化特色,在课堂上学生就可以和老师产生更多的互动,学生之间也可以更好地交流,这样大大提高了学习的效率,使学生对人文地理产生兴趣,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3翻转课堂的教学设计(以人文地理为例)

3.1课前准备

3.1.1教学分析

(1)教材分析

《人类面临的主要环境问题》是湘教版必修二第四章“人类与地理环境的协调发展”中第1节的教学内容。主要内容是人类面临的主要环境问题:部分资源趋于枯竭,人均资源拥有量减少;生态破坏,生物多样性受损;环境问题,人类生存环境质量下降,危及人类健康。

(2)教学对象分析

本节课的教学对象是高中一年级的学生,他们可以理解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关系,可以意识到人类现在所面临的种种环境问题。因此,对本节课学习内容有很好的准备。

(3)教学目标分析

知识与技能目标:理解环境问题的概念与类型;分析人类面临的主要环境问题,寻求解决途径。过程与方法目标:自主学习,主动探究;通过读图分析学会判断主要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危害的方法;对自己身边的环境问题提出解决的措施,培养分析问题的能力。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树立环境保护人人有责的意识。

(4)教学重难点分析

教学重点:环境问题的概念与分类,人类面临的主要环境问题。教学难点:人类面临的主要环境问题。

(5)教学方法

学生通过课前观看教师录制好的教学视频,学习本节课的教学内容,做好课前预习工作;课堂上,学生组成小组,共同讨论,协作完成教学任务,小组合作不能解决的问题也可以向教师请教;最后由小组代表与班级同学将自己小组成果与大家共同分享。

3.1.2搜集资料,制作课件

在对教学内容分析的基础上,备课组教师协商讨论,搜集相关资料,将授课内容制作成PPT课件,制作课件时尽量考虑色彩、内容,争取图文并茂,生动形象,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同时,针对本节课的教学内容,可以搜集一些相关的拓展性资源,比如:温室效应加剧、酸雨污染、垃圾成灾、核能乱用。同时,搜索相关的练习题,供学生在课前预习后自我检测。

3.1.3视频录制

视频的制作方式很多,可以通过电脑或手写板将课件内容录频,生成视频课件。视频内容可以是教师对PPT课件内容进行讲解、展示或者注释;还可以由主讲教师像平常上课时一样直接讲课,由技术人员用摄像机进行录制生成视频;或者教师可以在学习网站上搜集查找本节课的教学视频。视频的时长一般保持在15分钟左右,过长会导致学生没有足够时间观看,过短又不能将教学内容全部呈现。最后由教师将准备好的学习资源上传到学习资源库中,供学生下载观看。

3.1.4学生观看视频

学生下载学习资源库中的视频资源进行观看,可以控制视频的播放进度,对于简单的部分可以快进、跳过,对于较难的部分可以重复观看,还可以暂停记录笔记等。在视频观看结束后,学生可以登录作业平台做一些习题检测预习效果。还可以在网络平台上与同伴进行简单交流。

3.2课堂学习

【师】课件展示:人类对森林和土地资源的破坏。

A.人类对土地资源和森林资源的破坏主要有哪几种形式?

B.分析“全球自然资源的减少”这部分资料,讨论人口增长与自然资源减少的关系。

【生】(合作探究后回答)

问题A:(1)人类对土地资源的破坏有以下几种形式:对矿产资源的开采、不适当的灌溉、建筑用地等。(2)对森林资源的破坏:毁林开荒、乱砍乱伐。

问题B:人口增长与自然资源的关系表现为以下几点:人口增长导致居住空间减小;人口增长导致人均资源减少;人口增长加剧环境污染。

【师】人类生存环境质量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生】环境污染。

课件展示

教材图4-7、4-8

【师】读图和教材文字,小组讨论问题。

A.当地的大气污染是什么?污染的形式和程度如何?

B.大气污染对当地环境造成了什么样的危害?请举例说明。你们认为应该如何治理当地的大气污染?

【生】(讨论后回答)

A.当地的大气污染源主要是汽车排放的污染物。污染的形势是汽车尾气,污染的程度一般。

B.大气污染影响人类和动物的健康,危害植被,腐蚀建筑物材料,影响气候,降低能见度,引发温室效应、臭氧空洞和酸雨等。治理大气污染的措施主要有:使用公共交通工具;使用无铅汽油;汽车尾气达标排放;做饭使用清洁能源等。

【师】课件展示说明面临的是哪种环境问题?

表1:全球物种数目种类

【生】(自主讨论,分析表格后回答)

人类面临的主要环境问题是生态破坏、生物多样性受损。

【师】除了以上水污染、大气污染等外,土壤污染也十分严重。请同学们讨论回答以下问题(课前统计同学在课前学习时遇到的问题)

问题1:土壤污染产生的原因和可能的后果。

问题2:讨论土壤污染对农作物有哪些危害?

问题3:人们吃了有农药的残留实物会产生什么后果?应如何治理土壤污染?

【生】(学生分组讨论,选择代表回答)

问题1:土壤污染产生的原因有:使用化肥、农药造成的污染,污水灌溉、固体废弃物、大气污染造成的污染。可能产生的后果是土壤肥力下降,农作物产量降低,通过食物链影响人类健康。

问题2:土壤污染可以使农作物减产,农产品质量下降。

问题3:人们吃了有农药残留物的食物将危及身体健康。治理土壤污染可以采用减少农药、化肥的使用量,净化灌溉水源,发展绿色环保农业等措施。

3.3教学反思

通过学生提前在网上的视频学习,教师可以在课前就了解到学生在学习时遇到的问题、难点,在课堂中教师有针对性地选取学生不会的知识作为重点,学生也可以提出问题,大家共同讨论完成知识的学习与巩固,使学生从以前的盲目的学习变为有目的的学习,因此在人文地理中翻转教学改变了传统的教学模式,值得我们去学习与推广。

4结束语

在人文地理学习过程中采用翻转教学这种教学理念进行授课,学生可以很好地完成课前的学习,如果学生课前不对基础知识进行学习,那么他们在课堂上就不能很好地融入到课堂中。这种教学理念促进了学生的学习,而且还能节省学生课堂的学习时间,将基础知识放到课前进行学习,课上完成对知识的进一步的深度认识,遇到不能解决的问题老师可以及时给予指导,使学习效率增加。

参考文献

[1] 金陵.“翻转课堂”翻转了什么?[J].中国信息技术教育,20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