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概念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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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政治经济学概念范文

关键词：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创新

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是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基础。长期以来，我们在政治经济学教学研究中受苏联范式的影响，恪守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教条，强调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忽视政治经济学的建设性。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发生了重大的时代变迁，新经济的出现，“使知识经济成为新的社会经济形态，虚拟经济成为经济活动的新模式，网络经济成为新的经济运作方式”，同时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也使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发生了变化。因此，在新时期和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必须在坚持理论指导的前提下，适应时代变迁，推进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

一、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应处理好的六个关系

“政治经济学必须发展，任何科学的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政治经济学也不例外”，“科学的理论之所以具有生命力，在于它能够反映实践和时代的要求，随实践和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只有能够不断从实际出发，不断创新和发展的理论才是能够指导实践的理论”。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需要立足于新经济带来的现代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立足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的基本特征，使政治经济学能够与时俱进，增强政治经济学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追求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形态。因此，在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中需要处理好六个方面的关系：

(一)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实现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要研究市场经济问题，但在市场经济问题的研究中政治经济学侧重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研究，通过人与人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中的关系的考察来解释经济的本质问题。而西方经济学侧重于经济运行分析，研究资源配置及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在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中，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要以市场经济为中心，既要研究生产关系，又要研究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重视经济运行分析。因此，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要以经济学为主体，吸收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份，“借鉴西方经济学从资源配置角度研究生产方式”，实现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互补，提高政治经济学的学术生命力和对现实问题的解释能力。

(二)处理好改革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在一定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从经济改革的角度讲，在理论的号召和指导下，可以使人们更加清楚改革的目的，形成“改革共识”，增强人们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从而推动改革的深入进行。尽管30年来，中国改革的实践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我国的改革理论仍处于滞后状态。为促进改革理论的发展，应在对实际应用性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加强理论研究，把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与改革理论的创新结合起来。一是提升改革理论研究水平，不断加强对基础理论的研究，建立改革理论的创新激励机制，提高人们对基础理论的研究积极性。二是处理好改革与实践的关系，一方面要善于从改革的实践中及时地总结、提升改革理论；另一方面要善于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用理论来指导实践，并通过实践验证和修正理论。

(三)处理好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关系。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可以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这两种方法，它们之间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应是统一的，相互补充的；定性分析是定量分析的基本前提，没有定性的定量是一种盲目的、毫无价值的定量；定量分析使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定性更加科学、准确，它可以促使定性分析得出广泛而深入的结论。从当前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来看，定量分析占据主导地位，忽视了定性分析，使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失去了思想性。因此，在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中要处理好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关系，加强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创新。

(四)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分支学科的关系。改革开放之前，传统政治经济学居于中国经济学的主导地位。“改革开放以后，由于传统政治经济学与改革开放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相脱节，其解释和预测能力难以满足实践的需要，传统政治经济学范式‘衰落’了”。因此需要进行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形成新的分析范式，而在理论创新中需要吸收其他经济学分支学科的思想。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首先要处理好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借鉴和吸收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其次，要处理好与经济史学的关系，从经济学说史中吸取养分，继承政治经济学说史上的先进成分。同时从经济史的演化过程中总结、提炼经济思想，特别是要从中国改革30年的历史事实中总结提炼经济思想，以推进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发展。最后，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社会学、经济哲学、经济伦理学的关系，通过与经济社会学、经济哲学、经济伦理学等经济学分支学科的交叉融合，提高政治经济学的解释力。目前经济学的学科划分太细，肢解了整体性，在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其他分支学科关系的过程中，要加强与其他分支学科的紧密联系。

(五)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关系。一是处理好经济学与历史学科之间的关系。经济学家托宾指出经济学走到极致，将无限地接近于历史学，因此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需要从史学中吸取养分，提高其创新力。二是处理好经济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需要价值判断，价值判断和价值主张对政治经济学而言显得尤为重要，而政治经济学的争端也往往归结为价值论的争论，“任何纯理智的作用都不能决定关于最后价值的判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需要处理好与哲学之间的关系，在与哲学的交叉中获得正确的价值判断，建立政治经济学的伦理基础。三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心理学之间的关系。心理学与经济学有着特殊的亲缘关系，心理学与经济学互涉的历史发轫于近代英国经验主义哲学，随后经历了一个从相互分离到再度结合的过程。随着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政治经济学自身的研究领域逐渐扩张，从而与心理学的研究领域产生了日益增多的交叠。所以在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创新过程中，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心理学的关系。

(六)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在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创新过程中，不仅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而且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一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数学之间的关系。数学是研究现实世界的空间形式与数量关系的科学。其最鲜明的特性是高度的抽象性、严密的逻辑性和广泛的应用性。经济学与数学之间的结合开始于边际主义，数理方式是现代经济学方法论的标志，数理方法的运用不仅为经济学提供了研究的工具，而且通过数理的方法还可以发现规律，使经济学具有科学的形式。保尔·拉法格在《忆马克思》一文中提到马克思对数学分析的评价，马克思认为：“一种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完善的地步。”二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物理学的关系。经济学很早就从物理学中吸取思想方法，经济学中所使用的机制、均衡、熵定律都是来自物理学，尽管经济学不能和物理学一样进行试验，但是其研究方法对经济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中，需要处理好和物理学的关系。三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生物学的关系。在经济学说史上，经济学从社会生物学的发展中获得大量好处，追究经济学与生物学的相互关联，就会发现两者一直都是相互影响的。美国旧制度经济学家将生物学上的演化引入经济学，提出了制度演化的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马歇尔将生物学上的达尔文进化论引入经济学，强调经济的“连续原则”，笃信自然不能飞跃的格言，肯定经济世界是不断变化和缓慢成长的。因此，在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过程中，也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生物学的关系。

二、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要突出八个创新

新时期推进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在坚持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传承，尤其是对政治经济学继承的基础上，要突出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八个创新。(一)形成新概念。概念、范畴体系是区分理论范式的两个最重要标准，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关键在于形成新的概念和范畴体系，需要从现实中抽象出新的概念并将其增补进来，以使政治经济学具有更强的时代特色。新时期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需要以政治经济学理论为主体，吸收各种经济学流派的科学成份，建立新的概念：一是要推动政治经济学学科本身的概念创新。结合变化了的新形势和时代的新特点，赋予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新的内涵，把它的性质界定为：研究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关系及其运行机制的学科。“特别是在资本、劳动力、剩余价值、剥削等问题上要有创新发展，从而提高经济学的科学性”。二是引进新概念。如，“科学发展观”、“利益和谐”、“现代财富观”、“民营经济”、“经济全球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幸福指数”、“和谐社会”、“发展方式转变”、“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等，增强政治经济学的生命力。

(二)拓宽新范围。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为主体，吸收各个流派的科学观点，在时间和空间上扩展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和解释范围。从时间看，理论阐述不只是从马克思理论讲起，而是向前延伸一些，如，在讲劳动价值论时，要反映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观，使人们从历史演化的角度认识劳动价值论。从空间上来看，在分析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基本理论时，既分析资本主义，又分析社会主义，同时重点结合中国的现实。

(三)建立新范式。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的新范式就是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探索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形态：一是要反映现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又要反映每一个理论形成的历史、重大事件，还要阐述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既体现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深刻性，同时又体现历史的厚重感。二是从变化了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出发，建立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新范式。进入21世纪以来，信息化的发展使世界现代化进程进入二次现代化过程，社会也由传统社会向信息化社会转型，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需要从变化了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出发建立新范式。

(四)确立新对象。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学术界一致认为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它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而且政治经济学不能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它要联系生产力和上层建筑进行研究。在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论证的基础上，不仅要研究生产关系，而且要研究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中的关系。其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中的关系及其运行机制；任务是探讨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及其关系的一般规律。

(五)明确新主线。公平与效率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要围绕调整宏观经济的公平与效率关系、实现社会和谐这一主线。围绕这一主线抓住以下三个核心：一是在宏观上以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为核心，通过宏观结构平衡、价值平衡及其调节，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二是在微观上以处理好企业利润最大化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为核心，通过强调效率，在微观上促进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又通过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实现社会的公平。三是在资源配置上以处理好效率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为核心，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结合。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又实现和谐发展，并实现可持续发展，以促进和谐社会和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实现。

(六)构建新体系。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正确处理“传承与创新”的关系，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全新体系。在理论体系上，继承传统，立足现实，突破苏联范式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实现政治经济学的转型，建立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新体系。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结构和理论的逻辑自洽性，理论体系应分为生产方式与基本经济制度、生产理论、交换理论、分配理论、消费理论、宏观经济理论、经济全球化理论等。每部分按历史顺序，按照从一般到特殊的思想逻辑，分为一般理论、资本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理论，最后具体到中国的现实。

(七)增加新内容。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坚持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的基础上，结合变化了的世界经济新形势和新的时代特点，在内容上进行创新：一是根据情况变化，在角度上和内容上进行创新，如，将“对外开放理论”改为“经济全球化理论”，主要研究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二是总结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30年来的经验，把新理念、新现象和新问题加进去，增强政治经济学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

(八)归纳新观点。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系统梳理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归纳出新的观点。如，市场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分类及目标、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构成、经济全球化中的两种趋势等。既使传统理论得以继承，又使各家观点得以展现。

三、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抓住体系创新这一主线

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其逻辑自洽性的基础上，紧紧抓住体系创新这一主线，以与时俱进为基本原则，以突破政治经济学教材的苏联范式和实现政治经济学教材的转型为目标，针对当前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两分法的局限性，借鉴政治经济学史上政治经济学体系的三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四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以及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的优秀传统，以生产关系的四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为指导，建立由七大部分构成的理论新体系。

(一)生产方式与基本经济制度。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首先研究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最后研究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垄断资本主义到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演变，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特征；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的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社会主义经济改革。

(二)生产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生产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和社会主义生产。在生产的一般理论中，研究生产要素与生产过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资本、技术，生产的组织以及生产规模与再生产理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面，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货币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在社会主义生产的研究中，研究社会主义生产过程、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社会主义的生产要素、社会主义的生产效益、社会主义的再生产、社会主义生产组织、社会主义企业、社会主义农村的经济组织与中介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协调发展。

(三)交换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交换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交换和社会主义的交换。在交换的一般理论中，研究分工与交换、商品、货币、市场及市场体系和价值规律及其作用；在资本主义的交换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商品交换、资本主义价值规律、资本主义竞争机制、资本循环与周转以及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在社会主义的交换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以及社会主义市场体系。

(四)分配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和社会主义的收入分配。在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论中，主要研究分配的双重含义及其相互关系、收入分配及其机制、初次分配及其决定、再分配及其调节、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及其实现；在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性质与特征、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形式(包括工资、利润、利息、地租以及资本主义的其他分配方式)、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调节；在社会主义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的性质与特征、社会主义的收入分配形式、社会主义再分配及其调节、社会主义的社会保障。

(五)消费理论。在研究思路上，先研究消费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消费和社会主义的消费。在消费的一般理论中，主要研究消费的双重含义及相互关系、消费及其决定因素、消费结构与模式、消费的变化趋势、消费与社会福利的增长；在资本主义的消费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消费的性质与特点，资本主义的消费结构与方式、资本主义社会的福利制度；在社会主义的消费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消费的作用与幸福指数、社会主义消费的结构及方式转变、社会主义的消费模式及合理化。

第2篇：政治经济学概念范文

作为传播学批判学派的主要流派之一，传播政治经济学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西方文化思想为理论基础，在广阔的历史、经济和社会背景下，分析媒介和传播系统与社会结构的关系，关注传播作为一种经济力量对社会的影响，以及社会政治、经济权力机构对传播活动的控制。传播政治经济学起源于北美，后在北美、欧洲、南美等地蓬勃发展，并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传入中国大陆。经过二十多年的借鉴和发展，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从单纯的理论引介逐渐向产业分析、社会发展分析等多领域扩展，取得了一定的理论成果。

但由于该领域的研究者数量有限且研究主题较为分散，这些理论成果无法建构起一个完整而集中的体系，因而，本文选取了中国大陆新闻传播类期刊自1998年至2013年有代表性的30余篇论文，在“本体研究”“产业研究”和“社会发展研究”的框架下，以作者为单位进行综述，试图对该领域理论成果的总体情况做出梳理和勾勒。

一、传播政治经济学本体研究

（一）西方溯源

1.理论引介：起源、发展与反思

传播学作为一门外来学科，其在中国的发展是从西方书籍的翻译和学科理论的引介开始的。相较于结构功能主义学派在中国的盛行，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处于较为边缘的地位，其书籍翻译和理论引介相对较少。

李琨是最早关注该学派的学者之一，他指出，传播媒介向新型大工业的发展、国家政权的参与以及世界范围内的传播的不平等和“文化帝国主义”现象是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形成的重要原因，也是其研究焦点；宏观的研究方法、批判性和对现实的关注是其研究特点；在建立世界信息新秩序的竞争中，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我国把握宏观形势、维护国家利益和推动全人类发展具有重大意义[1]。

郭镇之梳理了传播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分析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宏观的、历史的、能动的和辩证的），并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进行了简要介绍[2]。

刘晓红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初创期，由于研究取向和批判立场与美国当时的学术环境和政治气氛相冲突，该学派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蓬勃发展时期，北美研究硕果累累的同时，欧洲、南美等地也出现了该学派的研究者；反思拓展时期，在结合世界大众传播发展的新形势下深入思考以往的研究课题的同时，反思自身的理论发展并尝试借鉴其他传播批判研究的成果和方法，探索新的研究方向[3]。

曹晋和赵月枝分析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术指向及其从北美到欧洲的发展脉络，阐述了该学派的人文关怀，即一方面猛烈抨击全球传播产业彻底商业化造成的若干不良后果，另一方面积极投入到媒介改革的社会运动中[4]。

陈世华的研究集中于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派，他指出，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路径， 和西方的批判旨趣，加拿大多伦多学派的技术批判，社会学思想传统和北美新闻传播研究是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思想渊源；“我们不自由的传播”是其理论精髓[5-6]。

2.奠基者思想研究：身体力行，将理论成果运用于社会实践

达拉斯?斯迈思和赫伯特?席勒作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开创者，以丰富的研究成果为该学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我国学者集中对这两位先驱的生平和传播思想进行了研究。

郭镇之认为达拉斯?斯迈思不仅是一位倾向于的学者，而且是一位将理论研究成果运用于社会实践的身体力行者。其代表性的观点有“受众商品论”“依附理论”等；其实践贡献体现在积极参与并影响了建立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运动，并始终关注传播领域的公共利益和公共控制[7]。

郭镇之还对赫伯特?席勒的生平、著述进行了研究，认为他不仅是积极活动型的学者，而且是以学术成果影响传播实践的典范。他的著作推动了国际社会对世界传播秩序的讨论和对新秩序的呼吁，影响了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传播政策和实践[8]。

陈世华在新媒体时代对赫伯特?席勒的传播思想进行了重读，深入细致的分析了他关于“复合媒体和媒介帝国主义”“思想管理者和信息劳动力”“传播与文化宰制”“信息传播与社会危机”的批判思想[9]。

3.同其他流派的比较分析：结构功能主义学派与文化研究学派

传播学研究中，结构功能主义学派、批判学派和文化研究学派间的差异、对抗、借鉴是学者们关注的又一内容。

杨茵娟分析了结构功能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与当时美国社会背景、历史状况及主流社会思潮间的关系，回顾了每个学派的代表人物，探讨了每个学派存在的缺陷，并寻求三个学派之间对话与沟通的空间[10]。

刘晓红分析了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关系的演变，指出二者的关系经历了短暂共处、尖锐对抗、沟通和借鉴三个不同时期，并分析了文化研究与传播政治经济学互相借鉴的前提[11]。

黄典林认为，以往对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诸种分歧的讨论多停留在表象的差异，要理解这些分歧需要从根源上把握哲学观的差异。实现两者整合的可能途径是从中间温和立场的交叉地带寻求共识[12]。

（二）本土化进程

1.理论框架体系的建构

传播政治经济学作为舶来品在我国的发展时间较短，目前仍处于向国外学习借鉴的阶段，其本土化的理论框架体系的建构很少，且主要出现在对国外理论进行引介的文章中，如上文所述的李琨、郭镇之等人的文章。

国外，尤其是北美、欧洲的理论框架体系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观察研究基础之上的，有些甚至带有美国中心主义思想，因而生搬硬套并不能解释和解决我国的问题。下一阶段我们有必要建立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理论框架体系，在此基础上解读我国丰富而复杂的传播实践。

2.理论研究的发展

陈卫星论述了传播政治经济学使用的重要概念“文化工业”向“文化产业”的转型过程，并分析了这一概念改变所带来的理论方法的充实和对新信息传播技术的产业化过程的新视角、新理论启发和实践形态[13]。高亢思考了新媒体环境下“受众商品论”的作用机理，指出了受众商品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形成机制，受众商品剩余价值的衍生途径以及商品化过程中“广告商在场”身份的演变[14]。谢进川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社会实践性进行考察，分析了20世纪以来的媒体改革运动，指出其关注重点在于媒体改革运动的总体性新主张和未来发展可能之探索，而对新媒体关注较少；其对自我起点的过度强调延误了社会实践性的进一步展开；其对优势力量间的演化关系缺乏关注；对新兴转型国家的传播转型研究有待加强[15]。

综上可知，我国传播政治经济学本体研究方面的重心仍停留在对这一学派整体情况的认知和国外理论框架体系的引介方面，结合本国国情的理论研究仅取得了零星的研究成果，完整的学科体系尚未建立。且在引介国外理论时偏重北美理论的介绍，相对忽视了欧洲、拉美等地的理论发展，未能展示出世界范围内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的全貌。

二、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产业研究

（一）我国传媒业现状分析及发展建议

目前我国占主导地位的媒介研究往往局限于从内容、形式等层面在媒体行业内进行对策性研究，而忽视了媒体所处的宏观政治经济结构及其影响。传播政治经济学以开阔的理论视野为媒介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批判视角，一些学者从这一视角出发，对我国传媒业现状及发展趋势做出了深刻的分析。

黄清源从微博商品化的运营模式着手分析，发现资本和权力对微博的控制力量仍在维系。但是，微博的技术特性使得这种社会媒体能够对既有控制进行消解，为公众享有更广泛的知情权和更广阔的自由表达提供可能，进而对公共生活产生积极的影响[16]。

蔡骐、谢莹阐述了网络恶搞文化中受众主体性所受到的结构限制，他们认为，在经济主导的现代消费社会，技术提供的解放性遭遇社会结构的制约性，能动的主体难逃商品化命运[17]。

刘燕南和文卫华从受众权益角度分析了电视互动节目中的“三次售卖”现象，他们认为今天的互动类节目在传统的媒介、受众、广告商的三角关系中挤进了一个新的利益体――服务提供商。媒体通过与服务商一同分享观众参与的利润，实现了由“二次售卖”到“三次售卖”的进化[18]。

罗锋审视了我国的出版贸易逆差，认为应将其置于世界政治经济框架内进行考察，它的形成缘于“中心―边缘”的世界结构体系，要想转变出版贸易逆差，必须努力重构政治经济与信息传播新秩序[19]。

胡冀青和汪睿对新闻专业主义进行了批判，他们认为，新闻专业主义是一种媒体企业经营管理的理念与方式，但为了掩盖其高度功利性的实际功能，它通常被标榜为新闻业的职业操守和最高信仰。当代公民新闻对新闻专业主义的挑战实际是对传统的新闻管理模式的挑战[20]。

曹晋和杨琪对版权文化进行分析，对版权贸易的商品经济力量如何服务于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以及如何阻止知识产权的资本扩张进行了探讨[21]。

黄典林解读了“限娱令”背后的政治经济张力，认为“限娱令”和其他类似的政策举措及其导致的产业实践的调整和社会影响，都可以看作是当前传媒制度安排中，媒体事业属性所定义的政治功能和社会效益与传媒运营方式的市场化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冲动这两种具有不同倾向的力量之间冲突关系的一种呈现[22]。

（二）国际视域下的传媒业发展研究

宋晶以中国和印度两个第三世界国家对社会冲突的媒体再现为例，考察了不同媒介体制下政治制度和市场驱动如何错综复杂地影响媒介产制和媒介内容[23]。赵月枝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美广播电视宏观管理中以市场化为核心的一系列改革的原因、过程、影响以及市场化与公众利益、传播系统民主化的关系[24]。冯建三引述和讨论了韩国和委内瑞拉的另类传播现象，并强调了对另类媒介的兴起、运作条件及脉络、成就与局限进行评估的重要意义[25]。吴晓迪研究了美国广播电视业所有权集中化的现象，分析了这一现象的逻辑、冲突及后果，并审视了其对我国的启示[26]。

由上述分析可知，我国学者较多的运用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审视国内传媒业的发展状况，而对国际形势关注较少。并且国内的产业研究只是蜻蜓点水式的局限于某一个案或个别领域，虽有少数鞭辟入里的分析，但大多是搬用国外理论的泛泛而谈，缺少对我国特殊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及社会权力关系的深入研究。

三、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社会发展研究

传播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追求社会公正和公平的道德哲学，其目标是“挑战不平等的社会权力关系，深化民主和提高人类的解放程度”[27]。因而，它不仅关注传媒业自身的结构和历史，并且将视野扩展到了全球化、公民权利等社会议题。王殿英认为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正在侵蚀公民权利的完整性，阻碍公民权利的实现：媒介私有化限制了公民传播权资源；媒介市场化使市场理论取代公共利益；媒介自由化导致媒介垄断；媒介全球化侵害了落后民族国家的国家利益和公民权利[28]。刘晓红从主体、载体和范围、内涵等各方面介绍了传播政治经济学话语中的“公共领域”这一概念，并分析了媒介私有化对公共领域的威胁[29]。蔡骐从传播政治经济的核心概念“权力”出发，指出追求利润的本性决定了大众媒介必然从自身利益出发周旋于政治与经济的权力体系中。媒介不可能在与政府、企业的关系上保持中立或是超越社会利益的冲突。新型传播技术与政治经济基础权力相结合，将对现代社会人的精神进行更为巧妙的操纵和控制。由此，受众作为公民的权利正在步步流逝[30]。赵月枝和罗伯特?A?汉凯特从跨学科和跨文化的视角探讨了媒体全球化和媒体民主化的发展过程、不同国家背景下的表现及存在的悖论、问题和矛盾[31]。

四、总 结

第3篇：政治经济学概念范文

《资本论》与哲学

体验之思与哲学的思想创新

促进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

“中国模式”的探索与面临的挑战

中国的社会发展道路与学术挑战

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唯物史观

政治经济学批判与资本现象学

高清海与当代中国思想的启蒙

黑格尔哲学中的神学维度

阿尔都塞的“根本问题”及其启示

中介性的存在观和实践哲学范式

文化哲学范式的历史渊源和发展

作为社会历史批判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恩格斯晚年对《资本论》哲学思想的阐扬

“类哲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论马克思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渊源

《资本论》哲学思想研究的学术史清理

马克思《资本论》研究的理论前史探源

《资本论》与政治经济学基本问题

现象学的“事情本身”:从胡塞尔到德里达

康德和黑格尔对概念客观有效性的论证

论马克思对现代政治结构的批判与超越

为什么说《资本论》是马克思的逻辑学

中国经验与中国体验:理解社会变迁的双重视角

社会发展理论创新的中国经验与全球议题

能切中现实生活的政治哲学何以可能

先验反思的界限与现代哲学观念变革

资本逻辑与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

《资本论》的哲学思想与马克思的现代史观

《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三种空间概念

代序:发展问题的哲学关切与社会学关切

析柯亨的“马克思批评”和“后马克思”转向

《资本论》的再现——詹姆逊的《资本论》解读

追随“思”,为了“人”的觉悟和中国哲学的觉醒

突破教条、回到根本、畅所欲言的哲学

资本逻辑的自我扬弃:《资本论》哲学的未来向度

出入“有”“无”之境:马克思哲学研究的实相与命理

论青年马克思批判哲学的双重逻辑及其理论意义

类哲学的生命隐喻——纪念《“人”的哲学悟觉》出版十周年

“我是谁?”——对哲学基本问题的一个现象学探索

货币的本质——从《巴黎手稿》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诗意地栖居何以可能——读孙正聿《人的精神家园》

张盾、田冠浩新著《黑格尔与马克思政治哲学六论》述评

论差异性社会的正义逻辑——基于政治哲学的视域

“类哲学”:价值世界的理论奠基——高清海先生晚年哲学思考的再理解

中国哲学自我革新的探路人——纪念高清海先生逝世十周年

从“各美其美”到“美美与共”——对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的概念反思

第4篇：政治经济学概念范文

关键词：资本一般；“1861-1863年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辩证法

“1861-1863年手稿”是马克思最早出版的一部手稿，“资本一般[Das Capital im Allemeinen]”是马克思为这部手稿拟定的总标题。“1861-1863年手稿”发表之后马上受到理论界的高度重视，一般被当作是《资本论》的第二稿和《资本论》第4卷的唯一草稿。然而，由于这部手稿的篇幅巨大、内容庞杂，对“1861-1863年手稿”的理论研究始终没有取得突破性的成果。一个世纪过去了，“1861-1863年手稿”仍然被视为一部杂乱的手稿，缺乏哲学上的整体研究。随着MEGA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二版的出版，“1861-1863年手稿”首次大体上以原始状态公开发表。新的编排方式不仅保留了过去发表过的全部内容，而且马克思为了整理思路而写下的插入部分也得到了完整的呈现，为“1861-1863年手稿”的哲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文本依据。

一、“1861-1863年手稿”与“资本一般”

“1861-1863年手稿”的内容虽然看起来较为杂乱，但马克思的写作过程始终没有脱离他1861年初为“资本一般”理论所制定的提纲，而且最终完成了提纲中的大部分内容。“资本一般”不仅是“1861-1863年手稿”拟定的总标题，同r也是马克思1857-1863年间频繁使用的一个范畴。1857年6月到1863年6月，马克思致力于分两册完成题为“资本一般”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以此来批评当时流行的各种政治经济学观点。“1861-1863手稿”是最后一部以“资本一般”为题的文本，标志着“资本一般”创作期的完结。因此，为了完整地呈现和理解“1861-1863年手稿”中“资本一般”理论的理论结构和逻辑线索，需要综合考虑马克思在1857年6月到1863年6月间创作的与“资本一般”相关的全部文本。

“资本一般”是马克思自己发明的概念，由两个范畴组成：“资本”是一个经济学概念，指的是资产者预付的、用于营利的货币；“一般”是一个哲学概念，是黑格尔的辩证法体系中概念论的第一个环节，指的是获得了自身全部规定性的概念。“资本一般”将两个概念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运用辩证法对资本概念的批判。

在十九世纪，经济学理论对资产阶级社会中经济关系的抽象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只存在于现代社会之中的资本，另一种是存在于一切社会形式中的价值；而经济学研究的内容，就是用从价值理论出发解释资本的形成原理。由于资本是一种既成的现象，经济学内部的争论就主要集中在关于价值概念的界定方面。在价值理论上，政治经济学就表现出了其方法论的共同缺陷；他们都把价值当作了一种客观存在的属性来进行研究，而没有考虑到价值本来只是人的一种观念，价值的客观性本身才是需要被说明的东西。马克思指出，价值本身是一种观念，而不是物本身具有的自然属性，通过对物的考察无法理解价值的真实含义。从具体到抽象的还原论方法无法认识价值的规定性，对价值的科学理解只有运用从抽象到具体的辩证逻辑方法才能实现。

在“资本一般”理论中，马克思完整地运用辩证法批评了将价值作为既定前提的各种经济学理论。价值――作为一种观念――是人的创造物，它如何能获得一种客观性的外表呢？为了解决这个难题，马克思将黑格尔哲学引入到了经济学的讨论之中。在黑格尔哲学的解释框架内，如果一种抽象观念完成了辩证演绎并返回自身，那么这种抽象观念以及它演绎出来的所有规定就都了具有客观的必然性。马克思将黑格尔的方法颠倒了过来，提出了批判政治经济学的独特思路：作为观念的价值在现实中表现为一种客观的存在者，恰恰意味着价值概念已经完成了辩证演绎并返回自身。因此，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任务就是对抽象的价值概念进行辩证演绎，从而呈现价值概念全部的具体规定；马克思认为，这些具体规定也就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关系――即价值观念存在的历史前提――的科学表述。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完成了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黑格尔运用辩证法的目的，是要证明某些观念具有现实的必然性；而马克思运用辩证法的目的，则是要揭示这些具有“客观”外表的观念的历史性前提。

按照大致的写作时间顺序，“资本一般”文本群由七个独立文本共同组成，它们分别是：（1）一个编号为“M”的单独笔记本、（2）编号为A-C的序列笔记本、（3）已经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4）一个标题为“引文笔记”的单独笔记本、（5）一个标题为“资本章计划草稿”的单独笔记本、（6）标题为“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一般”的序列笔记本I-XXIII、（7）标题为“补充笔记”的序列笔记本A-H。

第5篇：政治经济学概念范文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

一、自然的概念

人与自然界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被称为自然观。其中主要涉及到人与自然的关系,社会与自然的关系,自然界的构成,自然界的生成与演变等等。其中人与自然的关系理论是贯穿于自然观中的主线。人类对自然有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的理解。广义的自然是指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由各种物质运动形式和存在形式构成的宇宙世界。狭义的自然是指人类栖息的地球,它是自然生态状况以及维持地球生存与发展的各种自然条件的总和。对自然的理解“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和活动的自然条件的总和,是人类实践活动所指向的对象,是人类物质生产中的要素。”这种狭义的自然界在范围上小于广义的自然界,并随着人类实践的发展和深入,其范围会逐渐变大,只有与人类的实践活动相关的自然界,对人才有意义。

二、人与自然关系的探析

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使人类获得了机器生产力,开创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新阶段。从此人类告别以手工劳动为主的农业文明时代,进入工业文明时代。在这一时期,人类以大规模破坏自己生存的自然环境来换取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这是人类错误认识人与自然关系的结果。这种错误认识直接导致了人类对自然界无节制的掠夺和破坏,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变得越来越不和谐。我们应该懂得生产力不但包括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更应该包括人类协调和保护自然的能力,真正的生产力应该是这两方面的统一。

(一)经济发展的本质是人与自然的关系

十七世纪中叶,政治经济学逐渐形成一门独立的科学,并发展成为专门研究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规律的理论科学。最初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如何使财富增长以及生产和分配的规律。后来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人口和财富的比例和人们物质福利问题。以上这些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所关注的重点是受阶级和时代局限的,而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才科学地确立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与物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

在任何社会生产中,生产关系都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互作用的过程。因此我们要发展经济,就要从生产关系入手,而处理好生产关系的本质就是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的生存发展依赖于自然,同时也影响着自然本身结构、功能的演化。人与自然的关系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人类对自然的影响与作用,包括从自然界索取资源,同时享受自然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的便利,与此同时将生活生产出的废物向自然排放,影响并改变自然的原本状态;另一方面是自然对人类的影响与反作用,包括资源对人类生存发展的制约,自然灾害、环境污染对人类生存的负面影响。当人类的行为违背自然规律,就将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

(二)政治经济学视野下人与自然的关系

马克思在自然观的基础上建立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每处都有自然优先的思想,而人与自然关系问题是政治经济学中最重要的问题。在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中人、自然、社会三者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马克思认为:人要依赖自然界才能生活,同时也要依赖社会才能生活。这是人在生产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两种关系:既包括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又包括人与社会关系。这两重关系是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而人与社会的关系本质还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就成为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要坚持在热爱和尊重自然的基础上,在生活实践中人与自然关系能动性的辩证统一,使人与自然关系和谐可持续发展。这都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精髓,也是政治经济学视野下人与自然的真正关系。

三、处理好人与自然关系的现实意义

二十世纪中期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等为主要标志的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不仅增强了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而且使人类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在发生重大变化,使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随之加深。

在这种大背景下,人类的生产和生活离不开自然环境,也离不开自然资源。自然资源给人类生产提供原料和能源,是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物质基础。人类在开发利用资源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各种自然资源为劳动对象的农业、林业、渔业和矿业。它们构成了社会第一级生产,是其他社会生产的基础。同时各种自然能源、资源又是人类生产活动得以进行和发展的动力。现在,我们意识到人类无节制行为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并提出可持续发展理论来维护人类世界。可持续发展理论强调的是自然与经济的协调发展,追求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其核心就是,健康的经济发展应建立在生态持续能力、社会公正和人民积极参与自身发展决策的基础上,它所追求的目标是既要使人类的各种需要得到满足,个人得到充分发展,又要保护生态环境,不对后代人的生存与发展构成危害。这种可持续的发展观与政治经学关于人与自然发展的理论一脉相承。只有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才能真正消除威胁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生态危机,促进人类的繁荣,对中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人民出版社,1995.

第6篇：政治经济学概念范文

经济现象间总是充满矛盾的，矛盾一词在生活中很常见。矛盾，它反映了事物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一种特殊的状态，矛盾不是事物、也不是实体，它在本质上属于事物的属性关系。这种属性关系是事物之间的一种特殊的关系，这种特殊的关系就是“对立”，正是由于事物之间存在着这种“对立”的关系，所以它们才能够构成矛盾。由矛盾自身的定义我们可以对应的得出关于经济矛盾的定义，经济矛盾应该是反映了经济现象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状态，是经济现象的本质属性，不同的经济实体间相互对立相互作用的关系就构成了经济矛盾。

关于经济矛盾概念的理解

万事万物都具有矛盾，但是矛盾却不是事物自有的。经济矛盾是无法脱离主体意识单独存在的，它反映出了不同研究主体的阶级属性。政治经济学是矛盾演化的产物，经济矛盾并非是先验存在的，它是由代表特定主体利益的研究者在对经济现象的研究中规定的，正是因为主体性的差异，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才会从对经济现象的研究中得出不同的矛盾方面。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的主题是如何实现利润最大化，实际上就是以资本所有者为主体，探讨如何最有效的实行资本所有者的利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题则要从劳动者的角度出发，规定现实中国经济矛盾，并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实现中国劳动者的主体地位。要明确矛盾指的是作为研究主体的人，在对现实经济现象的分析中，规定出现象之间的矛盾。

不只是经济现象，作为矛盾的研究者――经济学家的思维也是矛盾的，由于立场和时代的变化，他们处在不断变化的矛盾中。在资本主义研究的代表中，亚当・斯密在其著作《国富论》中始终贯穿着一种自由的思想，运用大量的实证大量的比较进行研究，在这个时期资本主义还处于早期的发展阶段，社会上还有很多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资本主义需要自由，封建和集权专制严重压迫着资产阶级，遏制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这个时期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致力于批判研究，主张资本的自由竞争，深入分析经济矛盾。在资本统治全面确立以后，资产阶级摆脱了受压迫的地位，他们需要更进一步地发展，需要研究如何让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因此他们在对国家政策研究的同时引入了很多的衡量指标，效用就是最显著的例子。在这一时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兴起对他们产生了巨大的威胁，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将批判的对象转为社会主义，但是由于自身处于统治地位，所以这个时候的批判只是一种形式，在本质上这更多的是一种辩护。从矛盾的分析也本质转到了表层，力求解决一些表层上的经济问题而不是经济矛盾。

矛盾分析的原则和方法

明确主义。现实生活中处理事情时，我们经常会提到要使用正确的方法、使用好的方法，在矛盾分析中，我们同样需要掌握正确的方法。“好”与“正确”是两个极其抽象的概念，到底何为“好”，何为“正确”，这就需要考量你的目的，根据最后想要达成的目的选择合适的方法，这就是正确的、好的方法，有一个成语叫“南辕北辙”，就是在批判方法与目的的不一致。经济学学术研究也是有目的的，研究特定问题时有具体的目的，但是这些目的都离不开一个总目的，这个总目的始终围绕着你的“主义”。“主义”也就是立场，它具体包含了两层含义，首先是“阶级”，其次是“利益”，你想要维护哪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当前迫切需要实现的利益是什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站在劳动者的视角上，而劳动者目前需要的就是改善自身的生活，成为这个社会真真正正的主人翁，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绝不只是为了国家，不只是为了经济发展，因此单纯地去研究社会如何发展这是不全面的，这或许就是“GDP主义”的弊端。劳动者在这个社会上还属于薄弱的一方，要始终谨记研究目的，探索当前劳动公有制的矛盾对立面，用批判的方法去除那些阻碍劳动发展的因素，实现劳动者的主体地位。

以正确的哲学观作为指导。哲学是一个时代精神的体现，社会变革通常是以哲学观念的变革作为指引的，各学科方法论的变革也开始于哲学的变革。哲学的方法论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是特殊与一般的关系，它是哲学方法论的具体化和表现形式之一。资本主义哲学有不同的发展阶段，早期有上帝论、之后是天命论，发展到最后形成了当今社会普遍认可的唯物论。后期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正是在唯物观念的影响下，站在资本所有者的视角上，探讨如何提高资本所有者的权利，分析社会经济矛盾，对于当时的封建统治造成了较大的冲击，使得社会变革前进。马克思明确提出自己所代表的是无产阶级，集成并发展了当时社会主流的唯物观念，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深刻反思，发展出了自己独特的以人道主义为基础的哲学体系，在此基础上，用自己独到的视野分析经济矛盾，铸就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先河。马克思在从事矛盾分析时，既运用了经济学分析方法也没有脱离哲学方法论的指导。我们在之后的分析中，应该沿袭这一先进的思路，不要将二者完全对立，应该继续把他们统一在自己的研究中，形成具有深度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用于指导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

在实践辩证法的指导下研究经济矛盾。矛盾分析所用的根本的方法就是实践辩证法，实践辩证法是以“唯人主义”为中心，要点就是处理矛盾。在主流意义上的唯物辩证法的研究内容主要为客观规律，总结人类社会、自然界，研究其发展，总结其发展的普遍特性。在唯物辩证法中，人的中心地位被严重淡化了，人成为了客体不再是主体，这主要体现在两点上，首先，对辩证法的来源存在误区，认为自然界是遵循客观原则发展的，人类在认识其发展的过程中从中总结出辩证法，这是不受人的意志的影响的；其次，对辩证法的主体认识错误，认为其主体是自然界，人只不过是从属于其的客体，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是来源于自然界的，人类的思维活动也不能脱离此。马克思的辩证法与此不同，是具有实践特点的，是对于传统的唯物辩证法的发展，其出发点由自然界转向到人类社会的实践活动中来，从现实的实践出发意味着从人类和人类社会出发，物质和自然界只是从属于人的，要在研究人的实践之后才对人类生存的物质条件进行研究。

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矛盾具有变幻莫测的特点，其内容丰富繁杂，不可能对其每一个内容进行细致的研究，为此，总结了以往时代对矛盾的研究，有建设性地提出了“抓住主要矛盾”的说法。这也就是说在对矛盾的研究中，要学会辨析居于主要地位的矛盾，同时要认清主要的方面。虽然矛盾的内容非常复杂，但是各个矛盾对于社会发展的影响力是不同的，有些矛盾对于整个社会发展起引领作用，可以支配其他的矛盾变化发展，这就是主要矛盾。而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地位也不是相同的，会有其中一个方面从属于另一方面，受另一方面的变化影响，这就是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当然，矛盾也是不断变化着的，在一个时期居于主导地位的主要矛盾也可能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演变为次要矛盾。

矛盾分析中所要注意的问题。

第7篇：政治经济学概念范文

    一、1900年前后西方货币金融理论研究的基本状况

    在回顾20世纪西方货币金融理论所取得的重要进展之前,对该领域在历史上的发展及上一个世纪之交西方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状况作以简要概括,应该是逻辑的起点。

    (一)货币金融理论逐步发展为相对独立的学科体系

    从历史发展的进程看,对货币金融问题的研究,应该说在古代先贤哲人那里便已开始了,但在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作为独立的学科诞生之前,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与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等学科融合在一起,体现在思想家内容丰富的着作中。如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Platon,前427-前347年)在他的《理想国》和《法律论》两部着作中,就曾对货币和高利贷问题进行过专门的论述;古希腊另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前384-前322年)在他的《政治论》和《伦理学》着作中也曾多次讨论过货币和高利贷问题,并对货币流通、价值形式和信用的基本原理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古代思想家对货币、信用问题的分析在货币金融思想史中具有开端的意义。

    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在西方形成为相对独立的学科大致是在15-16世纪,也就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开始确立的时期。在此之前,由其社会性质和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经济学还不可能成为独立的学科。15-16世纪,西欧的封建制度开始解体,资本主义制度快速成长,小商人和手工业者开始独立出来,自然经济迅速向商品经济转变,资本的原始积累以各种方式在加速,社会生活中经济力量的主导地位日益明显。与此同时,学术研究中对经济问题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开始从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等学科中相对独立出来。

    在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开始走向相对独立的过程中,最初的也是最有影响的是被称为重商主义的经济学。重商主义对经济问题的研究已不是像前人那样主要放在哲学和政治学着作中,而是把经济问题作为一个单独的范畴来研究。1615年,盂列克钦写作了《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一书,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使用"政治经济学"这一概念。托马斯·孟于1664年出版了《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该书被称为"重商主义的圣经"。

    虽然重商主义者开始把经济问题作为相对独立的范畴来研究,但真正确立经济学作为独立学科地位的则是古典经济学的兴起。古典经济学兴盛的时期是从17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中期,其代表人物在英国是从威廉·配第开始到李嘉图;在法国是从布阿吉尔贝尔到西斯蒙第。最着名的着作有威廉·配第1662年发表的《赋税论》、布阿吉尔贝尔1695年的《法兰西详情》、大卫·休谟1752年的《政治论丛》、亚当·斯密1776年的《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李嘉图1817年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西斯蒙第1819年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等。威廉·配第被视为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李嘉图则被称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集大成者,亚当·斯密既被视为古典经济学的大师,又因创立了比较完备的政治经济学体系而被看作现代经济学的开创者。古典经济学兴盛的时期,也是资本主义制度确立的时期,经济自由主义是经济理论的主导思想。在资本主义快速发展的过程中,货币、信用、资本的积聚和集中成为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内容,新式银行的出现,银行券的发行与流通使金融在经济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因此,在古典经济学体系中,对货币、信用、利息、银行等问题的研究成为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19世纪70年代,以法国的瓦尔拉斯、英国的杰文斯和奥地利的门格尔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建立了从各个市场分析供求的微观分析方法,也称均衡分析方法,他们提出了边际需求的概念,认为边际需求决定要素价格,要素价格决定市场均衡。马歇尔1890年出版了《经济学原理》一书,被认为是这一时期边际主义理论发展的集大成者,该书的广泛使用使微观分析成为主流。该书也是第一次放弃使用"政治经济学"而采用"经济学"这一概念,这也标志着西方经济学的完全独立。

    在边际主义兴起(有些学者称为西方经济学的第)之后,货币、资本市场开始成为经济学学科体系中的重要内容,货币金融理论便在经济学科体系中快速发展起来,并随着金融在经济生活中地位的上升而逐渐成为经济学科体系中最重要的支柱之一。在20世纪初期信用货币广泛流通和货币金融关系与经济生活日益紧密地融合在一起之后,货币金融理论在经济学体系中的地位上升的同时,也逐渐形成自己相对独立的学科体系并在这个体系中得到更快的发展。

    (二)20世纪初西方货币金融理论研究的基本状况

    如前所述,对货币金融问题的研究,在古代先贤哲人那里即已开始,其思想体现在他们的哲学、政治学等着作中,所表达的主要是货币、信用问题的社会性和政治性等方面。从涉及的内容看,主要包括货币、信用、银行等方面。其中,在货币理论方面,研究的主要范畴有:货币的起源、币材、价值形式,货币的性质与职能,铸币与可兑换银行券,货币发行权、货币流通与货币制度,货币与财富的关系,货币数量与商品价格的关系等;在信用理论方面,有信用的起源、信用形式,利息的本质、利息率的决定以及高利贷问题;在银行方面,有银行的产生、职能,银行在经济中的作用,银行与货币兑换业和银钱业的关系,银行信用与商业信用的关系等;在国际经济关系方面,有汇率的决定、国际收支的平衡等。这些内容就现在看来,有些已属于货币史、信用史、银行史的范畴,理论分析多有大致可以接受的结论,后来未有大的发展。有些则成为后来研究的起点,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断扩展丰富起来。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的社会经济体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走向垄断,产业革命后生产力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科学、技术条件极大改善,经济空前繁荣。与此同时,货币制度与货币体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信用货币广泛流通,经济的货币化趋势日益明显,货币金融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突出出来。在这一时期,对货币金融问题的研究有两个特点极为突出:一方面,对历史发展中形成的货币金融基本理论问题有了重新认识和发展;另一方面,开辟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采用了新的研究方法特别是微观分析法,形成了新的研究体系,研究内容大大扩展。关于前者,最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货币的本质与货币的职能

    对货币的本质和职能的认识,是货币金融理论中最基本的问题。早期的思想家研究经济和货币金融问题,大都是从此开始的。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历史上大致有两种观点,即"货币金属观"和"货币名目观"。货币金属观认为货币的本质是财富,必须具有实质价值,货币天然是贵金融,货币的职能便是储藏财富,交换的目的便是增加财富的储藏。货币名目观认为,货币是一种价值符号,只是名目上的存在,其流通是由国家的权威规定的,由此货币的职能是充当交换手段。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学者已不是这样简单的看待货币了。一方面,他们认识到生产的扩大和经济发展需要更多的货币,而货币不必限于具有实体价值的贵金属,于是有了银行券和纸币的流通;另一方面,学者们也认识到,银行券和纸币的流通也不能是无限制的,要有一定的价值储备作基础。由此,对货币职能的看法也扩展到流通手段、计价手段和财富储藏这几个方面。

第8篇：政治经济学概念范文

一、由内而外的研究路径:国家为中心

国际政治学是研究权力及其分布的学科。从历史经验来看,经济因素(财富)是权力的重要来源,国家力量是国家富裕的必要条件。因此,把政治和经济结合在一起研究的动力,是对权力来源和运用的分析。从本质上看,国际政治经济学考察的就是权力和财富之间的互动。

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者罗伯特吉尔平认为,二者互动的内在机制可以归纳为回答三方面的问题1:首先是市场经济增长的政治根源及作用;其次是经济变化和政治变化之间的关系;最后,国际市场对国内经济的影响。与吉尔平相似,英国学派的苏珊斯特兰奇也对权力的结构作出了解释2。她认为,国际社会存在两种权力:联系性权力和结构性权力。联系性权力是传统权力政治的范畴,结构性权力由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四种结构组成。这是斯特兰奇对财富与权力转化模式的探索。

早期的IPE代表理论3包括:相互依存论、霸权稳定论和依附理论。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的“复合相互依存理论”4通过“敏感性”和“脆弱性”两个概念,突破了纯粹的经济自由主义领域,把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联系在一起,初步探讨了财富与权力的转化关系。金德尔伯格5和吉尔平所主张的霸权稳定论,在严格意义上并没有涉及财富与权力的转换关系,但是这种理论作为早期IPE的探索,把经济现象纳入政治学的分析框架中,为政治与经济在学科上的统一做出了努力。基欧汉的后霸权合作论引入了国际机制的研究视角,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的转型提供了新的思路。依附论研究市场经济在国际范围内发生的影响,则在政治学和经济学之间搭建了桥梁。不过,依附论建立在一个相对比较静态的理论模型上,对世界经济体系中各国经济地位的变更无法给出合理的答案;同样,这一理论也无法让人信服地理解财富和权力转换的途径和因果关系。

通过以上简要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早期国际政治经济学者的理论,主要目的是从政治和经济互动的角度,研究国际关系中仅靠政治学无法解释的现象。但是,由于传统国际政治的研究对象是国家,早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不可避免地带有政治学的痕迹,落入以国家为中心、由内而外的研究思路中。

因此,这一时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把国家视为统一、抽象的变量。政治学研究对象中的国家,是国际政治中处于单元层次的变量6。无论是现实主义者或者自由主义者,都以国家利益为分析对象。他们假定,国家中不同阶层和社会团体的成员,对国家利益的认同是一致的。因此,在传统政治学的分析方法中,国家是统一的整体。即使是肯尼斯华尔兹本人,也无法要求研究者区分体系层次和单元层次的不同变量,更不可能继续对国家内部的不同政治层次进行区分,

(2)国家是国内政治经济变革的唯一决定者。传统政治学认为,由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国家间的关系几乎完全由国家自行决定。受到这一思路的影响,学者们更多地把注重力依旧集中在国内政策、条件变化对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可能出现的影响上。

(3)世界经济体系结构基本稳固,一个国家在这个体系中的国际分工决定了它在体系中的位置。各国政府通过刺激需求的政策和福利计划,可以满足本国选民的需求,并促进国内充分就业,同时无须放弃对稳定国际经济所承担的义务。国内经济自主和自由国际经济秩序的准则之间协调一致,是国际政治和经济体系稳定的一个主要因素。至少到20世纪60年代末,各国基本上可以部分互不相干地执行国内需求治理政策7。

但是,国际关系发展的现实,极大地挑战了这一时期的IPE理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各国互不相干地执行国内需求治理政策的情况受到了挑战。商品、货币和资本频繁的流动,使得国内和国际越来越难以截然分开,社会对政府要求提高,各国政府政策的自主程度开始下降,各国经济的类似性不断增加。“几乎在每一个国家,公众和私人的需求远远比国家满足这些需求的经济能力增长得快”8。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到来,本属于各国内部的经济治理事务,越来越被暴露到外部世界面前。传统的“以国家为中心”研究范式,越来越受到国际范畴内新出现的各种政治经济力量的挑战。而越来越多的学者也逐渐发现,即使是一个国家内部,由于受到外部力量影响的速度不同,在政策立场上也存在着不同的层次。在此基础上,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思路,开始出现了由外而内的逆转。

二、由外而内的研究路径:国际力量影响国内政策选择

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有学者提出,不能忽视国际经济环境对国内政治经济的影响。彼得卡赞斯坦(PeterKatzenstein)在《国际关系和国内结构:工业发达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9中认为,国际关系的内部化和国内结构的外部化在对外经济政策决策过程中有同等重要性。而最突出的研究成果当数彼得古勒维奇(PeterGourevitch)。他提出的“颠倒的第二种意向”,突破了传统国际政治领域视国家为单一行为体的研究模式,指出了国际力量影响国内政策选择的中介环节,从而奠定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思路由外而内转型的基础。

不过,卡赞斯坦、古勒维奇等的探索直到80年代后期才逐渐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最终在90年代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主流,并进而影响到国际关系其他领域的研究。如今的国际经济学者认为:“假如不抓住国家经济和世界经济之间联系的性质以及这些联系的变化,我们不能理解国家内部的政治”10。

国际政治经济学逆向的探索未能立即受到广泛的关注,是基于两方面的因素:首先,尽管IPE的兴起是为了把现实主义抽象掉的经济变量和非国家行为体重新纳入到国际关系领域的研究中,但是在上世纪70～80年代,国际关系的研究依然以现实主义为主导,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也不能例外,无论是吉尔平或是斯特兰奇,都是现实主义学者。因此,国际政治经济学者的注重力,依旧集中在解释财富与权力的转化关系上。霸权稳定论、相互依存理论和依附理论,都以全球市场与民族国家处于紧张状态为前提假设条件。IR{pq|lD=lRl!DpZsP5*6}sPvc:2J66wenki@vcf6FFBJ2H3&G0gh

其次,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国际环境出现两个重大的变化:一是

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二是全球化的逐渐深入。全球运输成本的降低,包括通信、贸易金融制度等全球一体化公共产品的建立,使得国际贸易的流动性大大增加,国际资本市场大幅度扩张,生产要素全球流动的可能性增强。这些变化,几乎影响了每一个国家的政策选择。有些影响比较明显,比如出现关税同盟,建立区域经济合作组织;有些影响虽然不那么明显,但在国内政治领域意义更为重大,如跨国行为体对国内政策的影响,利益群体同盟的瓦解与再结盟等。海伦米尔纳和基欧汉认为,国际化通过三种途径影响了国内政治:塑造新的政策偏好和政治同盟;引发国内经济和政治危机;削弱政府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控制11。

论文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两种不同研究路径：国际与国内来自免费

在此基础上,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思考如何从理论上突破早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国家范式,转而从市场与国家互动的角度来理解当下的国际关系。从大的研究路径而言,由外而内的IPE理论分为两类:一类以国内结构作为变量,分析不同模式的国内结构对国际力量作出什么样的不同反应;一类以国内行为体的经济立场为变量,分析利益群体的政策偏好,采纳和推行不同的贸易政策应对国际力量。总的来说,由外而内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包括以下代表理论:

1.“颠倒的第二种设想”12

在华尔兹关于战争根源的三种设想中,第二种强调的是国内政治体制差异对国际冲突或合作的“外溢”效果。古勒维奇认为,将这种设想“颠倒”过来,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国际体系不是国内政治和结构的结果,而是后者的原因。这种分析方法的特点是:首先,把国家内部的属性视为一个随时间而变化的变量;其次,把国际力量作为国家制订政策的环境因素。

古勒维奇是在分析经济危机对国家内部的政治结构、经济政策的影响时提出这一假设的。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及之后的二战期间,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策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在大萧条之前,各国都从经典经济学理论出发,通过供给和需求的曲线变动来制订政策。因此,当1929年经济危机发生时,各国普遍的做法是降低物价,削减成本,减少投资,其结果是工人工资降低,抑制了购买力,并进而引起经济发展的动力不足。在此情况下,各国开始探索不同的经济政策。一直提倡自由贸易的英国开始贬低英镑的价值,对进口设置关税壁垒,提高政府补贴,并对工业提供一定的补助。瑞典、德国和美国也采取了相似的措施,并且他们还开始应用经济学理论探索新的政策,这就是现在为我们所熟悉的——拉动内需和宏观经济调控。

古勒维奇认为,国际经济环境通过中介环节,影响国内政策选择。“国际体系不仅是国内政治和结构的结果,更是后者的原因。经济联系和军事压力限制了包括政治决策、政治形式在内的一系列国内行为。因此,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之间的联系是如此紧密,使得二者必须被视作一个整体而同时研究”13。

尽管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古勒维奇的探索并没有形成严密的理论,但是他的假设对后来的政治经济学者提供了这样几点启示:(1)不同政治体制的国家,在面对同样的国际经济环境时,有可能作出相同的反应;(2)国际力量影响国内政治,具有特定的规律;(3)国内利益群体与国际力量的结合,有可能产生新的政策,突破原有的政治结构。正是在“颠倒的第二种意向”的基础上,奠定了20世纪9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转型的方向。

2.国内政治联盟与分裂的假说14

罗戈斯基(RONALDROGOWSKI)借助斯托尔普珀-萨缪尔森模型,把国内政治抽象出来,提出了国际贸易变化影响国内政治联盟与分裂的假说。罗戈斯基认为,扩大贸易开放会增加国内丰富要素持有者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当国际贸易收缩时,获利者和政治地位的消长正好相反。国际化降低了消费者对进口商品支付的价格,提高了出口商品生产者的价格,降低了进口竞争商品生产者的价格。前两个群体因国际化而受益,最后一个群体因国际化而受害。因此,这些群体必然结成联盟,支持或抵制国家进一步扩大国际化的政策。具体而言,国际贸易与国内政治联盟的关系是:一个国家的某种(或某几种)资源假如多于其他国家,它就具有竞争优势,扩大的国际贸易能使得资源的拥有者获利较多,因此,他们会在政治上组织起来支持自由贸易;反之,把握该资源的政治力量会倾向于贸易保护。

罗戈斯基提出了一个非常简约的分析模型,令人信服地探讨了国际体系层面的因素(国际贸易)与国内政治结构变化的关系。这一研究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转型提出了理论依据。3.双层博弈理论15罗伯特普特曼是一位比较政治学者,他认为,单从国内利益集团的政治运作,或国际体系的结构性压力来理解国家政策选择,都是不够的。他以国际谈判的情况来说明,在一个国家对外进行谈判的同时,国内层面也在进行利益的博弈,因此谈判是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同时与国际层次和国内层次两股力量进行博弈的结果。

普特曼建立了一个以国家谈判者为核心,以获胜集合为主要概念的理论框架。“在国家层次上,国内集团为了促使政府采纳有利自身的政策而对政府施压以寻求自身利益,政治家则通过在这些集团中建立联盟以保证权力。在国际层次上,一国政府会最大化自身满足国内压力的能力,同时最小化对外国发展的不利影响。只要国家是相互依靠并且是的,中心政策决策者就不能忽视这两个层次博弈中的任何一个。”因此,国际经济是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同时与国际层次和国内层次两股力量进行博弈的结果。

普特曼把国际协议的达成过程分为谈判过程和批准过程,后者是国际协议进入国内政治的重要因素。他认为,三方面的因素决定了国内支持程度——国内层次上支持者的权力分配、偏好以及可能形成的联盟;国内政治制度;国际层次谈判者的战略。

总的来说,普特曼的双层博弈理论初步确立了国内与国际交互联系的框架,并引入了国际合作的国内政治经济基础思想。不过,这一理论所提供的只是简单的分析,与贸易、经济联盟等IPE理论之间也缺乏直接可转换的桥梁。

4.有关行为体作用的理论

这一时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还包括对国际力量影响国内政治的中介渠道——行为体的分析。国内行为体(agent),又被学者们称为沟通行为体(linkagea2gent),是国际力量得以在国内进行传递的作用主体。按照罗斯瑙(Ja

mesRosenau)的定义16,沟通行为体是指那些为特定政治目标而沟通国际与国内的政治环境的群体,使得商品、服务、政策、价值规范等能在国际和国内之间流动。在全球化背景下,这些群体包括国际组织、跨国公司、政府内部涉及治理跨国关系的部门、具有影响力的国内政治联盟等。

有关行为体的理论,到目前为止没有建立起统一的模式和框架,而是散见在不同学者的不同研究著作中。如安德鲁考太尔(AndrewP.Cortell)和詹姆斯戴维斯(JamesW.DavisJr.)利用行为体对国际制度的信仰、利益和国内政治结构来分析美国如何抵制日本半导体产业进入国内17。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的半导体产业逐渐侵蚀美国国内市场。尽管与GATT所倡导的自由贸易精神相违反,美国的半导体产业协会(SIA)还是成功地发起了301法案调查,最终于1986年签署了美日半导体贸易协议,达成了SIA预期的经济目标。考太尔和戴维斯认为,国内行为体有可能反对国际规则,其中的关键是既定的国内政治结构和法律程序。而杰弗里弗里登(JeffreyFriden)研究18发现,美国对外经济政策完全取决于美国国内两股政治力量的博弈:一股是以国务院和美联储为代表的国际主义势力及其背后的华尔街大金融集团和出口产业;另一股是以商务部和国会为代表的民族主义势力及其背后遭到国际竞争威胁的制造业。前者要求扩大国际参与,承担国际责任;后者要求国内利益有限,坚持孤立主义。弗里登认为,国内利益集团的冲突和合作,恰恰能解释民族国家与国际经济的对抗与合作。

总的来说,由外而内研究路径的理论建立在三个假设上:(1)国际经济环境(市场和机制)不仅是一国生存、发展的国际背景,而且能影响国家的政策选择;(2)国际经济力量影响国内政策选择,需要通过一定的中介环节。无论是罗戈斯基的贸易联盟、普特曼的获胜集合或者是安德鲁考太尔和詹姆斯戴维斯的国内行为体,都充当了国际与国内之间的中介环节;(3)对不同的国家来说,国际力量影响国内政治的方式和程度因国内结构、行为体力量分布的不同而产生差异。

不过,值得指出的是,尽管由外而内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提出了全新的研究思路,但是并没有出现系统理论。和早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相比,这一研究路径的理论无论从流派分类或是理论严密程度,都不如前者。其中的原因,部分在于这些理论彼此交叉,引用的成分太多,既没有出现有严密逻辑、论证过程的完整理论,也没有出现一个集大成者,各个理论之间有许多似是而非的共同点,变得难以区分。另一部分原因在于,不少学者基于经济学的背景,运用数理分析的模型,使得理论解释过于艰涩而不轻易推广。

此外,由外而内的研究路径还存在一个致命的缺陷,也就是在分析了国内行为体受到国际力量影响作出政策选择后,没能进一步探讨国内政策选择的变动对国际体系的影响。也就是说,无论早期的由内而外研究路径,或是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由外而内研究路径,其研究视角始终是单项的。其中仅有的双向视角是普特曼的双层博弈理论,但是这一理论局限于国际谈判领域,无法对国内政治进程作出合理的解释。

尽管近年来国内有研究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IPE研究经历了从国家政治经济学、国际体系政治经济学到国际-国内-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转型18,但是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目前国内-国际这一环节的研究依旧相当薄弱,几乎没有出现专门的论著分析国内政策发生转变后对国际体系的影响,大部分学者的注重力依旧集中在探讨国内政治结构对国际经济力量的“过滤”作用,以及国内行为体结盟与政策偏好的形成。

三、结语:呼唤内外结合的IPE研究方法

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跟随着国际关系现实发展的步伐,从现实主义由内而外的研究路径,逐渐过渡到20世纪90年代偏向于自由制度主义的由外而内的研究路径。由内而外的研究路径,建立在“国际经济体系存在着稳固的结构”、“国家是国内政治经济变革唯一决定者”、“国家是统一利益主体”这三个假设之下。而由外而内的研究路径,则一一打破了前者的假设。首先,全球经济一体化使得国际经济体系出现巨大变动。其次,随着全球化资本、技术和人员的流动,国际化削弱了国家宏观政策的治理能力,并在国内引起政治辩论,改变对外经济政策。第三,借助比较政治学的研究,不同学者打破了国家这个“黑匣子”,通过对国内行为体的分析,分析国内政策选择得以改变的制度和社会因素。

理论总是因现实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假如说早期IPE以国家为中心的研究路径反映了民族国家和国际市场的紧张关系的话,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外而内的研究路径则体现了民族国家与国际市场互动增强的现实。随着21世纪全球化的继续深入,国际市场的力量不断与民族国家国内力量产生互动与互相作用。面对这一现实,学者们有必要对国际与国内双向互动的IPE理论进行探索,建立国际-国内-国际的双向互动理论模型。

双向互动理论需要解决的问题包括:(1)双向互动的途径和变量,在由外而内的研究中,学者们已经作出一定的探索,那么在“第二次逆向”从国内到国际的过程中,是否存在相同的变量,还是两套不同变量;(2)国际经济力量与国内政治经济力量的关系,也就是说,面对世界市场与民族国家的互动,国际政治的体系结构有必要重新作出界定;(3)面对着不同政治结构的国家,是否有可能探索一套普遍适用的国际国内双向互动的理论。

值得指出的是,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界长期以来偏重于由内而外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路径,霸权稳定论、相互依存论和依附论都作为经典理论被介绍进入中国。而20世纪90年代起发生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研究,介绍得还相对比较少。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有着强烈的现实主义研究环境,学者们更倾向于接受以国家为研究范式的早期IPE理论;另一方面也在于,尽管国际力量对国内政治的影响存在一个合法化的过程,但是在中国学者看来,“外来力量及其作用”一直是一个比较尴尬的话题,这也就使得由外而内的IPE理论进入中国面临着一定的困难。而事实上,随着中国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中国逐渐受到全球化的巨大影响,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一事实。有不少专家认为,中国国内规范体系在加入WTO谈判过程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加入WTO将推动中国内外政策和制度与国际机制发生一定程度的趋同。此外,作为国内行为体的政治经济精英的观念变化

,直接起到了对中国改革和加入WTO决策的关键影响19。如何用IPE理论解释中国的实际情况,成为国内学者不可忽视的课题。

因此,面对国际政治经济学迅速发展的现状,中国的IPE学者有必要加入到理论构建的行列中,探索同时具有“本土特色”和全球普遍适用性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注释：

1相关观点参见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

2相关观点参见苏珊斯特兰奇:《国家与市场》(第二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

3吉尔平的《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和樊勇明的《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在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归纳上,采用了基本接近的思想方法。

4前者用自由主义(经济合作促进发展)、民族主义(经济合作带来竞争)、的分类,后者用新自由主义、新现实主义和新的分类,来介绍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因此,本文沿用这两种基本思路,以相互依存论、霸权稳定论和依附论作为早期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代表理论。相关观点参见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靠》,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5参见CharlesP.Kindleberger:PowerandMoney:TheEconomicsofInternationalPoliticsandPoliticsofInternationalEconomics,NewYork:BasicBooks,1970。

6参见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7罗伯特吉尔平(1989),第394页。

8罗伯特吉尔平(1989),第395页。

9PeterKatzenstein,“InternationalRelationsandDomesticStructures:ForeignEconomicPoliciesofAdvancedIndustrialStates”,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30,1976,pp:1-45.

10罗伯特基欧汉,海伦米尔纳:《国际化和国内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页。

11罗伯特基欧汉,海伦米尔纳(2003),第255页。

12PeterGourevitch,“TheSecondImageReversed:TheInternationalSourcesofDomesticPolitics”,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32,No.4,Autumn1978,P.881-912.

13PeterGourevitch,(1978),P.881-912.

14RonaldRogowski:CommerceandCoalitions:HowTradeEffectsDomesticPoliticalAlignments,Princeton:PrincetonPress,1989.

15RobertD.Putnam,“DiplomacyandDomesticPolitics:TheLogicofTwo-LevelGames”,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42,No.3,Summer1988,pp:427-460.

16JamesRosenau,“TowardtheStudyofNationa2InternationalLinkage”,inJamesRosenau,ed.,LinkagePolitics,NewYork:TheFreePress,1969,P45.

17AndrewP.Cortell,JamesW.DavisJr.,“HowDoInternationalInstitutionsMatter?TheDomesticImpactofInternationalRulesandNorms”,InternationalStudiesQuarterly,Vol.40,No.4,Dec.,1996,pp:451-478.

18JeffreyFriden,“SectoralConflictandU.S.ForeignEconomicPolicy,191421940”,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42,No.1,1988,pp:60-90.

第9篇：政治经济学概念范文

“政治经济学”常常被望文生义地理解为既讲政治又讲经济的学科,甚至被理解为是突出其政治性的学科,加上教学内容缺乏更新,导致学生对“政治经济学”学习积极性不高。在这样的背景下,教师如何帮助学生树立积极的学习态度就显得尤为重要。按照学习迁移理论,树立积极的学习态度有助于避免学生产生消极心态,形成负迁移,影响学习效果。笔者在教学过程中主要抓了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抓住学生对经济和财富的兴趣,介绍中西方早期的经济学思想,从财富的起源谈起,从经济学的起源谈起,向学生讲解政治经济学是如何在批判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创立并发展起来的,进而激活学生兴奋点,培养学生求知欲。③第二,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向学生讲解政治经济学所揭示的基本经济规律和有关原理并没有过时,仍然管用,从而引导、培养学生对课程学习的积极性。这些理论包括市场理论,生产总过程中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关系理论,货币流通理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原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理论等。④

二、对所讲授的内容进行合理安排

在教学中,相似的原理及法则的迁移是最常见、最重要的迁移现象。如果学习的新内容和已学习的旧内容之间有相同的要素,可以引导学生利用这些相同要素进行学习。例如,商品市场上供求的变动对商品价格与商品供应的影响与劳动力市场上供求的变动对工资水平和劳动供给量之间存在着非常相似的地方。利用供求定理的分析,学生比较容易理解通过增加对劳动的需求和减少劳动的供给能提高工资水平,对后面的学习产生积极的迁移。当然,在利用相同要素进行教学迁移时,教师首先要了解学生是否掌握了前面的知识点,然后引导学生对那些类似或相同的要素,予以分析、对比、抽象、概括,以抓住本质的东西而形成概念或概念体系,引导学生由旧知识推出新知识,进而鼓励学生形成一种探寻共性的定势。其次,要在各章节相对独立的前提下,注意各部分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和前后衔接,做好教材的整体安排。同时,在选择教学内容时可根据教材中的难点、重点,结合所教学生的智力特点、知识储备,突出教材中那些概括性高、逻辑性强的主干内容,突出新旧知识、技能、学习方法间的内在联系,引导学生产生积极迁移;对缺乏内在联系的教学内容,可利用教学情境进行弥补,促使学生在学习中顺利地进行迁移。

三、注重学生对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理解

掌握一门学科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是掌握这门学科知识体系的重要环节。理解性学习通常比机械性记忆能更多的产生迁移。对大学生来说,他们往往更倾向于理解性的学习,而对机械性记忆则显得不感兴趣。为了促进学生对基本概念的理解,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必须注意如下几点:首先,把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作为教学重点,使学生对基本原理学深、学透,真正达到深刻理解。在教学中,我们开始讲述“商品”“货币”“价值”“价格”“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等基本概念时一定要让学生真正理解好、掌握好。其次,在讲解基本原理时,可列举一些例子,最好是生活中学生所常见的实例,让学生结合现象去思维,把握基本原理的内涵和外延。在讲“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变化而变化的”④原理时,可以收集近几年我国家电、手机、汽车价格变动的案例来加以说明,使学生能够通过实际生活的背景把握其实质。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让学生在真实情境中去观察,为学生提供内容比较具体、比较接近生产生活实际的作业,让学生尽可能地增加感性认识,提高迁移效果。

四、提高学生的概括能力和分析能力

首先,培养学生的概括能力。学习迁移的本质在于概括出知识之间的共同特征或具有内在联系的某些要素,学生已有的知识经验概括水平越高,他就越能够理解新事物的实质,迁移就越容易,迁移的范围就越广。例如在讲解货币的五种职能时,可以先向学生讲解它的两种基本职能:价值手段、流通职能,再讲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经济内在矛盾的加深,客观上要求为解决这种矛盾而逐渐衍生出来的货币的其他三种职能:储藏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此外,可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对易混淆的知识进行反复辨析,如资本循环、资本周转等,促进学生在这类知识的迁移过程中,树立清晰的观念。其次,提高学生的分析能力。迁移的产生,关键在于两种学习之间的一致性或相反性,而知识之间的共同因素往往潜藏于内部,这就要求学生具有一定的分析能力。因此,教师应注重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引导学生通过分析、对比,从新旧题材中挖掘共同因素,抓住事物的本质属性和内在联系,在已有结论的基础上提出新见解。如在讲到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时,我们可以举2007年以来我国出现通货膨胀时,国家出台一系列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组合拳”,最终实现了经济软着陆。这样,学生在分析经济现象的过程中掌握了政策的实质,便于分析其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