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教育起源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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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古代教育起源范文
【关键词】书院；通识教育；课程；教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湖北省教育厅2014年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复合型人才培养目标下的文学艺术类通识教育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14204；本文系湖北大学2014年教研项目“复合型人才培养目标下的文学艺术类通识教育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1427。
中国古代书院是一种集人才培养和学术研讨、传播为一体的教育组织机构。虽然书院早已退出历史舞台，但借鉴古代书院教育的某些理念与做法，对推进素质教育、通识教育，促进通识教育课程的教学，仍是大有裨益的。一般认为，书院初步成型于唐代，成熟鼎盛于宋元，普及壮大于明清，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它具有一定的民间色彩，不同于完全以应试为目的的一般官办学校，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教育传统。古代书院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文化教育机制，在择生、教学、文化出版及学术争鸣等多方面均有可取之处。尤其是在教学方面，书院式教学颇具现代通识教育的色彩。本文简要谈三个问题，并求教于方家。
一、古代书院弟子的慕名求学与当下通识教育课程的教师形象塑造
书院的发展历时千年，品流亦很复杂。尽管历史上有不少书院具有一定的官方背景，历代统治者也有不少属意将书院纳入官办教育体系，但总体来说，书院属于私学，其创办和运作多源于民间力量。书院在学生招收上没有一般官学的诸多严格限制，可以“自主招生”，显得自由灵活。不过这种灵活自由也可能导致生源的不足，为了确保书院不会因生源不足而陷于关门大吉的窘境，由当时德才兼备的名师授课，乃是书院作为私立教育机构保证生源的不二法门。青年学子慕大师之名虔诚求学的案例更是屡见不鲜。其实，中国古代的私学得以兴盛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学子慕大师之名虔诚求学。《后汉书》记载，东汉名士马融、檀敷、姜肱等人，因德行高超学问博洽，各地学子求教于门下者成百上千。清代湖南人罗典担任岳麓书院山长27年，四方从游之士纷至沓来，声名隆盛。当时岳麓书院每届招收生童的定额是60名，在罗典掌教期间，每届都是超额招生。
上述例子均说明教师的个人魅力在教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作为通识教育课程的教师，更要注意自身良好形象的塑造。目前各高校开设的通识教育课程，尤其是全校性的通识教育选修课程，基本上都会有学生网上选课的环节。根据笔者调查，虽然有些学生是为了修满学分随机任选课程，但更多的学生还是会关注任课教师的情况，有些学生甚至会在网上搜索关于授课教师的相关介绍资料。通识选修课程，并非学生必选，因而开课教师往往面临学生们更为挑剔的目光。加强教师德行修养，从而塑造出教师个人的软实力，目的并非只是吸引学生选择自己的课程。更为重要的是，这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从而顺利完成知识传授的关键环节。《吕氏春秋・孟夏纪・劝学》有云：“疾学在于尊师。”要想很快学到知识，尊重老师是开头的一步。脍炙人口的“程门立雪”的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注解。只有尊重老师，才能更好得到知识。而作为教师来讲，要学生喜爱一门课程，真正抱着收获知识的目的去学习通识教育课程，也要加强自己各个方面的修养，让学生真正从心底里尊敬自己。所以说，打造教师形象是做好课程教学的第一步，应该引起教师们的高度重视。
二、古代书院的大师讲学与当下通识教育课程的授课内容编排
通识教育课程往往不是学生的专业必修内容，学时安排往往少于必修课。同样的教学内容，教师在给本专业学生授课时循着教材一章一章地讲下去，不会有多大问题。但是这样的常规做法却不适用于通识教育课程的教学，尤其是通识教育选修课程，也就是俗称的“公共选修课程”的教学。通识教育课程的课时一般少于专业课程，授课内容自然也不能c专业课程等量齐观，照本宣科地一章一章宣讲，对非专业的学生而言，往往存在吸引力不足或者是不易理解等方面的问题，容易使学生游离于课程教学内容之外，学习积极性不高，而且上课讲小话、玩手机、做其他课程的作业甚至中途开溜及干脆缺席等情况也随之增多。面对如此学情，教师要改变课堂教学的被动局面，需要积极想办法找对策。古代书院经常采用的大师讲学式的教学方式可以给我们一些借鉴。古代书院的教学是以大师讲学为辅而学生自行研读为主，而大师的讲学也不会将教材从头至尾完整讲解，而是就某些关键性的论点、论题、章句等进行阐释生发，其余内容则由学生自学。例如，淳熙七年（1180），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曾围绕《中庸》首章宣讲儒家心性修养之学，重点阐发“性”“道”“教”“理”四个方面的内容。次年，陆九渊应朱熹之邀在白鹿洞书院讲说《论语》中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书院此类讲会，其实接近现在的讲座。这种“讲座”式教学正是书院教学有别于一般以应付科举考试为目的官办学校的特色所在。老师并不照本宣科逐个解说，往往是阐明经典别有会心，学生也往往如沐春风有所启迪。
受此启发，无论有无专门编写的教材，通识教育课程的授课教师都可以按讲座的方式将教学内容加以编排。将授课内容按学时排列为若干讲座，每一次授课便是一次讲座。每一讲则围绕一两个具体问题，按引导、阐发、总结的授课思路组织材料，力求短小精悍通俗易懂，而一学期的所有讲座合起来则能由浅入深循循善诱首尾呼应。如此这般既能引人入胜，将该门课程最精华最重要的内容呈现给学生，又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学生的消极懈怠或对教学内容的艰深繁难之感。而且，如此讲座式的安排，还能便于不同的教师合力承担一门课程，或者聘请校内外有关专家名师为学生做专场讲座，灵活机动，形式多元，更是与古代书院的大师讲学形神兼备，惟妙惟肖。
讲座式授课实际上就是一种启发式引导式教学，既能以问题导引学生进入教学内容而增强课程的吸引力，又能以紧凑的编排，将学生的注意力牢牢地锁定在课堂之上，重难点突出避免了泛泛而谈，通俗易懂又避免了曲高和寡。当然，讲座式的教学内容编排的确需要教师投入更多的精力，也比较考验教师在语言表达、教学设计等方面的功力和水平。所以说，上好通识教育课程是不容易的，不能简单地把这类课程看成专业课程的普及版，而应将其视为专科课程的升级版和加强版。
三、古代书院的质疑答惑与当下通识教育课程的教学组织
古代书院不仅重视大师讲学，也更重视学生的质疑问难和老师对弟子的答疑解惑。重视学生的问和先生的答，本就是中国传统的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孔子及其弟子就很注意学习中的“问”，《论语》中关于“问”的讨论比比皆是。唐代的韩愈则把“解惑”作为教师的三大任务之一，其《师说》有云：“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在书院教学中，引导学生发问质疑并认真给予解答更被大力提倡。宋代的陈埴曾求学于叶适、朱熹，后于明道书院讲学。在陈埴看来“善问者如攻坚木，善待问者如撞钟。朋友讲习，不可以无问也，问则不可以无复”（《宋元学案・木钟学案》）。重视师生问答切磋的陈埴还把回答弟子之问的话语编入自己的文集，并将集子命名为《木钟集》。明代汤来贺制定的《白鹿洞书院学规》亦云：“学海无涯，不集众思，无以广益也。故非惟师长可问，行辈亦可问也。非惟行辈可问，即年少于我者亦可问也。”这就不仅仅强调学生与老师之间的教学相长，也提倡了学生之间的互相诘难切磋。这样的学风传统，是中国书院教育中最值得称道的地方。著名的“天泉证道”便是经典例子。明代“心学”大师王守仁门下弟子甚多，而绍兴阳明书院则是其讲学的大本营。嘉靖六年（1527），朝廷重召王守仁为官。在王守仁离开阳明书院的前一晚，弟子王畿和钱德洪对心学“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在理解上产生了分歧争论。王畿从本体论的角度执着于“无善无恶心之体”，而钱德洪则从道德修养的角度强调“为善去恶是格物”。两个弟子连夜请王守仁评判高下。王守仁对弟子夤夜求学十分高兴，和他们漫步天泉桥上，云：“正要二君有此一问……二君之见正好相取，不可相病。汝中（王畿）须用德洪功夫，德洪须透汝中本体。”老师善于启发，学生自觉求索，互相砥砺，兼收并蓄。俗话说，理不辩不明，但在等级严密的封建社会中，却不一定在任何学堂都能看到这样和谐活泼的学习氛围。古代书院以其开放自由的学风形成了学术代代相传发扬光大的优良传统，不仅为中国教育史、学术史贡献了一段段佳话，更为我们今天的通识教育提供了借鉴。
通识教育课程授课形式可以设计成讲座式，但是，讲座式绝不能搞成教师的“满堂灌”。不要认为非本专业的学生必然基础薄弱、言无可采，而要充分认识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教师要留出足够的课堂时间引导学生思考、发问，要预设足够的教学环节让学生发表自己的见解，推动学生之间产生热烈的论辩争鸣。因此，在课堂教学组织上，通识教育课程应多安排教学讨论，给学生提供自我发表的契机。为了保证每一个学生都能参与到教学讨论中进来，教学讨论的主题内容和组织形式就需要精心设计、灵活安排。在内容上，可以围绕某一个问题开展学习体会之类的发言，也可以让学生就一个问题的正反两个角度进行辩论，也可以安排学生以小组为单位集体完成一个项目，然后在课堂上进行汇报，而其他同学则对此进行评价或问难。就讨论形式而言，让学生在全班同学面前发表见解当然是最有效的讨论方式，也是最能激励学生⒂敫泻捅硐钟的一种讨论方式。但是目前不少高校的通识教育课程多为大班授课，人数动辄逾百，倘使经常让全班学生一个不落地轮流发言，无疑耗时过长，影响教学进度。因此，通识教育课程的授课一方面要控制班级规模，同时也可以多采用分组讨论、团队合作、集体答辩、书面发言等形式，保证学生的参与率。同时，教师还可以将课堂讨论延伸到课下，在课后也需要尽量和学生保持顺畅的联系和交流，尽管这种跨专业的交流相比教师与本专业学生的课后交流来说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无论如何，教学应以学生为本，以培养学生自主独立的思想为本。为此目的，在通识教育课程的教学中大力推广并细致进行讨论式教学是完全有必要的。
具有一千多年历史的书院是中国教育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它早已退出历史舞台，但那些优良传统和人文精神对于推进素质教育、通识教育仍然颇有裨益。本文仅就此做了一些浮泛的讨论。应该说，书院的教育理念、教学管理和教学特色还需要进行深入研究和系统整理，以便更好地服务于当今的教育教学工作。
【参考文献】
[1][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M].吴光等编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1992.
[2][清]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M].陈金生点校.北京：中华书局 ， 1986.
[3]杨布生，彭定国.中国书院与传统文化[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
[4]丁钢.书院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
第2篇：古代教育起源范文
关键词：张光直／马克思／国家起源／比较研究
张光直(1931—2001年)是当代著名的美籍华裔学者，曾任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教授，从事历史与考古学研究。张光直对国家起源问题提出了一些独到的看法，他开创性地提出国家起源的两种模式：断裂——连续模式。张光直的一些理论对马克思也提出了重大挑战。他认为，马克思的理论只是在总结西方国家起源过程中形成的，忽略了东方、尤其是中国的具体情况，因而不具有解释力和普适性。他尤其反对马克思关于国家起源中的生产力基础地位的论述，认为巫术等宗教因素在国家起源中起着根本性的决定作用。张光直理论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了重大反响，我们既要肯定他的理论创新，也要看到他的一些理论尚待商榷和推敲。
一、关于国家起源模式的理论
张光直提出，国家的起源，即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转变有两种基本方式：一是西方式的，其代表是两河流域苏美尔人(Sumerian)的乌鲁克(Uruk)文化和地中海的爱琴文明。它以人和自然关系的改变为契机，通过技术的突破，通过生产工具和生产手段的变化引起社会的质变。其特征是在兴起时突破了自然生态系统的束缚，并与旧时生断裂。西方式的国家起源中，人类对自然的征服是积蓄社会财富的主要方式，生产技术是决定性的因素，社会组织结构中的地缘关系代替了血缘关系。因此，西方式的国家起源的特点是突破性的，也就是断裂性的。二是东方式的(或世界式的)，其代表是东亚的中国，也包括美洲的玛雅文明。它以人与人关系的改变为主要动力，在生产技术上没有大的突破，主要是通过政治权威的确立开创新的时代。其特征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连续的，它们的和谐关系没有受到破坏。东方式的国家起源中，社会财富的积蓄主要是靠政治程序完成，城市与以前的氏族聚落也有连续性，社会组织结构中的血缘关系从氏族社会延续下来，包容了新的地缘关系。因此，东方式的国家起源的特点是连续性的①。
在阐述国家起源的两种不同模式(断裂——连续模式)后，张光直提出了一个震惊学术界、尤其是西方学术界的观点。他认为，中国的国家起源模式是全世界向文明转进的主要形态，而西方式的国家起源模式只是次要形态。因此，现代社会科学里自西方经验总结而来的国家起源理论的一般法则没有普适性。他明确指出：“中国的形态很可能是全世界向文明转进的主要形态，而西方的形态实在是个例外。”张光直进而提出：“一般社会科学上所谓原理原则，都是从西方文明史的发展规律里面归纳出来的。我们今后对社会科学要有个新的要求，就是说，任何有一般适用性的社会科学的原理，是一定要在广大的非西方世界的历史中考验过的，或是在这个历史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退一步说，任何一个原理原则，一定要通过中国史实的考验，才能说它可能有世界的通用性。”②
张光直的上述理论具有开创性意义，对西方社会科学具有很大的挑战性，也引发了许多学者的关注。2001年9月，美国罗莎·兰伯格-卡洛夫斯基(Marfha．Lamberg-Karlovsky)主编了《破裂——文明的起源》(TheBreakout-TheOriginsofCivilization)一书，有多位学者撰文讨论张光直提出的国家起源的断裂——连续理论。可见，张光直的学说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张光直的理论有利于打破“惟西方的社会科学范式和理论独尊”的局面。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仅仅是基于人类历史的一部分事实得出的，不可能用来解释人类各种文明形态尤其是东方文明中的国家起源进程。因此，现在是从总结普遍规律的立场出发来研究中国文明史的时候了。
当然，张光直将中国文明和国家起源的模式概括为连续性模式，这种概括也有片面性。中国国家起源中，连续性和创新性有机统一在一起，我们既要看到前国家社会的氏族制度在国家社会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也要看到国家社会实现了重大的制度创新。张光直的失误就在于对中国国家起源的这种连续性和创新性对立统一关系认识不够，进而将中国和玛雅视为一种同质文明类型。其实，中国国家起源和中南美洲的国家起源存在重大差别。其中，最主要的差别在于，中国国家起源和发展过程中，在保持连续性特征的同时，不断实现经济领域的技术创新、政治领域的制度创新以及意识形态领域的文化创新。这种连续性和创新性的统一，使得中华文明始终具有连续进化、生生不息的稳定性和生命力。而玛雅文明则是连续性有余，创新性不足。譬如，她的国家制度始终徘徊在低级水平，保有浓厚．的原始色彩。这也是看似强大的帝国大军在规模较小的西班牙殖民者面前很快就落败的原因。
二、关于国家起源动力因素的研究
(一)萨满巫教、艺术以及文字的作用
张光直根据《国语》中“绝地天通”的故事，认为萨满巫教(Shamanism)在中国国家起源中占有基础性地位。张光直指出：“它为我们认识巫觋文化在古代中国政治中的核心地位提供了关键的启示。……古代，任何人都可借助巫的帮助与天相通，自天地交通断绝之后，只有控制着沟通手段的人，才握有统治的知识，即权力。于是，巫便成了每个宫廷中必不可少的成员。事实上，研究古代中国的学者都认为：帝王自己就是众巫的首领。三代王朝创立者的所有行为都带有巫术和超自然的色彩。”他还为萨满巫教理论提供了另外两个论据：“如夏禹有所谓‘禹步’，是后代巫师特有的步态。……甲骨卜辞表明：商王的确是巫的首领。”③
张光直在萨满巫教理论的基础上，认为艺术和文字具有类似的宗教功能，都是攫取政治权力的手段。首先，艺术是攫取权力的手段。商周艺术中的动物纹样具有宗教功能，“带有动物纹样的商周青铜礼器具有象征政治家族财富的价值。很明显，既然商周艺术中的动物是巫觋沟通天地的主要媒介，那么，对带有动物纹样的青铜礼器的占有，就意味着对天地沟通手段的占有，也就意味着对知识和权力的控制。占有的动物越多越好；因此正如《左传》所说：‘远方图物’，所有的物都铸人了王室的青铜器之中。很可能王室的巫师和地方巫师所拥有的动物助手也是分层分级的。”④
其次，文字也是攫取权力的手段。张光直认为，无论商代还是史前的陶器符号，绝大多数都是家族、宗族、氏族或其分支的标记和祖徽。“古代中国的文字，至少其中的一部分，可能从祖徽(赋予亲族政治和宗教权力的符号)演变而来。我们由此可以推想：古代中国文字的形式本身便具有内在的力量。……文字的力量来源于它同知识的联系；而知识却来自于祖先，生者须借助于文字与祖先沟通。这就是说，知识由死者所掌握，死者的智慧则通过文字的媒介而显示于后人。”⑤（版权所有）
(二)财富的增加依靠政治权力带来的劳动力增加，而不是生产力的作用
张光直提出，中国国家起源中，是政治权力导向财富，即由“贵”而“富”，而非由“富”而“贵”。在古代宗法制度下，政治权力由个人在亲族群中的地位而决定，而政治权力越大，统治者便可获得更多的劳动力，生产更多的财富。从考古资料上看，从仰韶到龙山到三代，在生产工具方面没有出现突破性的变化。中国古代国家财富的增加和集中，几乎全然是靠劳动力的增加、靠将更多的劳动力指派于生产活动和靠更为有效率的经营技术而产生的。换言之，财富之相对性与绝对性的积累主要是靠政治程序而达成的。⑥
张光直的上述观点，揭示了政治手段在财富积聚中的重要作用，对于研究中国国家起源的特点有启发意义。张光直认为，三代时期的青铜器是作为祭祀的礼器和战争的武器，而没有大规模作为生产工具使用。他的这一观点被一些考古材料所证伪。1989年江西新干县大洋洲的商代大墓，出土商代中后期的青铜器475件。其中，青铜工具占18种、143件，并且形成了平分秋色的两个工具群：其中6种75件属于手工业工具群，12种68件属于青铜农具群。江西大洋洲出土的这70多件青铜农具表明，比较发达齐全的青铜农具群的出现，最晚是在公元前1300年前后殷商后期。这次考古发现，第一次以考古实物肯定了中国历史上的确存在青铜农具体系⑦。
三、批判地回应
张光直关于国家起源模式和动力因素的有关论述，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同时，张光直对马克思的国家起源理论也提出了质疑，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批评马克思忽略了对巫术、原始宗教等因素在国家起源中的作用，认为萨满巫术在中国国家起源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第二，批判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论，认为中国国家起源中并没有生产工具的突破性变化，财富主要靠政治手段来获得；第三，批评马克思的国家起源理论只是在总结西方国家起源的有关资料上形成的，因而对东方和中国国家起源缺乏解释力和普适性。
(一)关于巫术和原始宗教在国家起源中的作用问题
张光直注意到在中国文明起源过程中“巫”的重要作用。他认为，以生产工具为核心的生产力在中国国家起源中并不占据根本性地位，在“政治权力的获取和增加上，‘巫’这类人物和他们的作业与所代表的宇宙观，要发挥绝大的作用”⑧。他进而指出，中国的青铜器主要是为统治者争取与维护政治权力发明制造的。它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祭祀中巫师沟通天地的法器，而青铜器上面的动物纹饰也主要为了协助巫觋沟通天地。
关于青铜纹样的意义，《吕氏春秋》的解释较为准确。如《慎势》：“周鼎著象，为其理之通也。理通，君道也。”意思是周鼎上刻铸物象，是为了让事理通达，而事理通达则是人君的行政处事之道。这些历史文献表明，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与巫术和宗教没有直接关系，其功用在于宣德训诫、垂范后世。再者，根据观察，虎食人纹上夹在兽口的人头，其面多露惊恐之色，这不应该是巫觋做法时的神情。
张光直的“萨满巫教论”之所以错误，在于他没能从根本上把握住三代政治“神道设教”的现实主义本质。学术界中有一种观点认为，三代政治尤其是夏商政治是一种神权政治，受占卜等巫术活动的主导。其实，在占卜过程中，并非是巫觋居于统治地位，而是统治者尤其是国王主体性的充分表现。殷人占卜敬神只是为了把国王的意志神圣化，国王借敬神统一思想，以达到加强王权的目的。譬如，盘庚曾借神权否定族众的“协比谗言”，下决心为国家的利益“震动万民以迁”殷。
张光直关于萨满巫教的理论，显然夸大了“巫”的作用，忽视了物质生产、劳动实践的重要地位．所谓“巫”能通天的原理，远不如马克思的劳动实践观能更清楚地解释人与人、人与天相互之间的关系。
(二）关于生产工具、生产力在国家起源中的作用问题
张光直在《中国古代王的兴起与城邦的形成》一文中指出，中国古代早期国家起源的一项重要的特征，是政治权力导向财富。一般而言，增加财富的生产力，“不外两条途径：增加劳动力，或改进生产工具与技术。”张光直认为，中国国家起源中的财富集中，并不是象马克思等人所言的依靠生产技术革新和生产力的发展这一方式而达成。它几乎全部依靠操纵生产劳动力而达成的，靠将更多劳动力指派于生产活动和靠更为有效率的经理技术而产生的。换言之，财富之相对性与绝对性的积蓄主要是靠政治程序而达成的。
张光直的上述论述有合理之处，但他对马克思的指责却是站不脚的。首先，张光直关于国家起源时期的“财富之相对性与绝对性积蓄主要靠政治程序而达成”的观点是缺乏经济学理论支持的。马克思在他的论著中，曾明确区分“资本积累”和“资本集中”两个概念。这两个概念中，“资本积累”类似于张光直所言的财富的“绝对性积蓄”，它必须通过提高生产技术水平，改进物质生产工具等生产力手段来完成。“资本集中”则类似于张光直所言的财富的“相对性积蓄”，它可以通过调整人与人的关系，改变产权关系，制定再分配制度等政治手段来完成。张光直没能区分财富的相对性积蓄和绝对性积蓄这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形式，因而错误地认为财富的绝对性积蓄也是主要依靠政治程序来完成。
其次，张光直怀疑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文明化的根本动力，进而怀疑马克思唯物史观中“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一基本原理的正确性。我们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是不容置疑的，问题出在张光直对“生产力”概念做了狭隘的理解。由于受职业习惯影响，一些考古学家偏爱从生产工具的角度去把握生产力的水平(因为生产工具能找到直接的物质遗存)。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生产力是一个综合性指标，除了物质性的生产工具以外，还包括一些观念形态的东西。张光直所说的社会进步主要依靠“将更多的劳动力指派于生产活动和靠更为有效率的经营技术”，他没有能认识到生产活动的经营和管理也是生产力进步的一种表现。同时，伴随生产力的提高，直接要求生产方式社会化和生产组织管理的专业化、官僚化和复杂化，从而带动上层建筑的进化，导致国家制度的产生。因而从根本上说，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三)关于马克思国家起源理论的解释力和普适性问题
张光直认为，西方有关中国古代政治的理论，以东方社会(orientalsociety)这一概念为其核心。张光直认为，“无论马克思、韦伯还是魏特夫都没有掌握中国三代社会的考古材料；他们对东方社会特征的描述和对其形成原因的推断，是根据对后期历史，而且常常是转手材料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得出来的。”⑨“马克思对中国的论评正表明了……他对亚洲历史认识的最大局限。同样，马克思构想了一个静态的、自给自足的农村公社制度，并不符合我们所认识的古代中国城镇与城市的图像，这些城邑在一个不断变迁的经济与政治的分层系统中互相施加能动的影响。”⑩
张光直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简单地归为纯粹的西方派，忽略了马克思国家起源理论对东方社会的关注。其实，马克思晚年笔记中的国家起源思想，已远远突破了张光直批评马克思时所总结的几个特点。譬如，马克思在晚年笔记中，非常重视国家起源中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制度在国家制度中的重要作用。遗憾的是，不知是没能看到马克思晚年的这些文献，还是出于其他原因，张光直对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只字不提，仍然简单地认为马克思主张国家形成的标志之一就是地缘关系取代血缘关系。张光直还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唯物史观是代表西方社会科学对古史分期的研究，而在这个古史分期之外，有一个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问题，这代表了西方社会科学法则里所不能解决的若干东方现象”⑾。的确，马克思国家起源理论主要是以西方文明为研究范例得出的，但他也非常关注东方的社会历史发展。无论是在马克思的中期著作，还是在晚年笔记中，我们都能看到马克思对东方社会所做的深入探究，而且，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也正是由马克思本人提出的，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是解释中国国家起源较为合适的理论。
注释：
①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②张光直：《考古人类学随笔》，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55—56页。
③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9页。
④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8页。
⑤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66页。
⑥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474页。
⑦王东：《中华文明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683页。
⑧张光直：《中国考古学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391页。
⑨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99页。
⑩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99—100页。
⑾徐苹芳、张光直：《中国文明的形成及其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燕京学报》第六期。
第3篇：古代教育起源范文
关键词： 医学院校 思想风潮 微观视角 理论支持
近几年社会出现的“思想风潮”现象对高校产生了一定影响，思想风潮在高校“升温”成了思想政治工作者不得不正视的问题，如何引导和教育大学生正确理性地认识，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内容。本文结合医学院校实际，对医学院校大学生的思想观念现状做了一些调研，通过研究医学院校大学生思想观念的现状及其形成原因、造成的影响等，从而为大学生思想观念教育的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
一、医学院校大学生思想观念现状
在调查对象上，为了保证被调查对象的普遍性及代表性，课题组成员特选取某医学院校不同学历、年级、专业的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受经费及人力所限，被调查者仅限于某医学院校本硕在校生。学历分为硕士研究生及本科大学生，年级分布在2011-2015级，专业涵盖中医学、中西医临床、针灸推拿专业、护理学、中医文献研究、人文专业、外语专业等医学院校所设置专业。本次问卷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500份，回收问卷482份，无效问卷23份，有效问卷459份，有效回收率为95%。调查结果显示：
（一）医学院校大学生对思想观念呈现一定的模糊性
1.对思想观念本质的认识不深刻。思想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出现的一种文化现象，属于社会意识形态[1]。在回答“是否了解思想本质的问题”时，有80.5%的被调查者明确表示对于宗教的本质没有清晰的认识。仅有10.6%的被调查者表示对思想的本质有着明晰的认识。
2.对思想功能的认识不全面。调查数据显示：仅有23.6%的被调查者表示对思想功能有着正确的认识，75.8%的被调查者对思想功能认识模糊，仅把思想看做一种心灵的寄托，其中67%的人在遇到困惑时会随遇而安或者求助其他外在力量。
3.对思想观念与思想风潮的认识不清晰。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被调查者都对思想观念有初步的认知，但是对于思想观念和思想风潮却不能够清晰地区分。64%的被调查者竟然认为一切跟思想观念有关的都是思想风潮；23%的被调查者表示出于对思想观念的不理解，这一结果显示出大学生对思想观念与思想风潮的认知还处于不清晰的状态。
（二）医学院校大学生思想观念评价的情感倾向性
中医学及中西医临床等医学专业在课程设置上都有《思想道德修养》课程，系统地学习过相关知识。《思想道德修养》是针对大学生培养思想道德修养的一本教材。立足于中国传统的儒家观念，对于培养大学生的思想观念具有重要的意义。医学类专业的大学生在日常学习医学文化知识的同时，不自觉地受到熏陶，这不自觉地提高了医学院校大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89.5%的医学专业的被调查者对于中国古代儒释道宗教有较多关注，且有较高评价。
（三）思想观念选择的实用性
本次问卷调查发现，大部分大学生不愿透露自己的思想观念的真实状况，并认为这是他们的个人隐私，希望不被外界打扰；还有一部分被调查者在学习之余会阅读思想类书籍，并已经形成坚固的思想观念。笔者在同被调查者聊天和访谈中了解到，部分大学生之所以对思想观念一类的书籍感兴趣，是因为他们普遍都有学习和生活中的受挫经历，在树立正确思想的过程中似乎完成了一种思想对现实的超越，从而可以“脱离苦海”。部分大学生出于从众心理、好奇心理等接触此类书籍，并逐渐喜欢上这味“心灵鸡汤”；少部分大学生是受到家庭环境的影响。
二、医学院校大学生思想观念的形成原因
（一）“思想观”教育的不足引致大学生思想观念肤浅
高校思政教育中关于“思想观”的教育内容偏少，而且仅仅涉及思想的基本定义及作用宏观话题，而在教育大学生如何培养和树立正确的思想观方面还存在不足之处[2]。面对当今社会大学生的就业竞争现实，高校更多重视的是培养大学生的生存技能性学习，以便能在踏入社会后很快适应社会生活，而相对来说忽视大学生在人文素养方面的培养。正是由于思想观教育的缺乏，才使得大学生的思想认识模糊，缺乏最基本的思想观念常识，一方面他们对各类思想的热情不敢加以表达，担心自己会被当做“异端”，另一方面他们在心理困惑时需要这份“心灵鸡汤”送来温暖。这更加增强了思想的神秘性，思想观念变得愈来愈“不可言说”。这种现状反映了大学生思想观教育的不足和缺失。
第4篇：古代教育起源范文
关键词：中国古代；先秦时期；音乐；教育思想
1中国古代音乐教育的起源及形成
教育是人类特有的社会现象，是人类社会区别于动物界的重要标志。教育的产生和发展与人类社会的形成和发展是相互促进的。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教育包涵了音乐教育在内的多种教育内容，音乐教育思想对中国古代封建统治下君王的治理、文人雅士的培养、音乐文化的传播以及音乐技能的传承，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音乐教育从原始社会开始就已经产生了，那时的音乐教育活动都产生于“无意识”的教育行为，音乐教育大都是由生产生活的需要，或是带有宗教色彩仪式的需要而产生，通过模仿的音乐教育形式进行“口耳相传”。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人们对“美”的追求逐渐萌生，致使人们开始注重音乐教育中的审美体验，加之音乐教育具有的实践性，人们从“无意识”的音乐教育活动开始走向“有意识”的音乐教育活动，音乐教育的分工日益细化，音乐教育的内容也日趋充实。于是，音乐教育思想在商代以后开始孕育，在周代时萌生，周代以后开始了以“诗舞乐”三位一体的艺术教育形式。
2中国古代音乐教育思想的内涵
中国古代音乐教育思想直接作用于中国古代音乐教育的教育行为、教育方式和教育目的，起到一种风向标的重要作用。中国古代音乐教育思想的内涵极为丰富，主要体现在音乐本体、音乐的文化属性和精神品格三个方面。
2.1以“音乐本体”体现的音乐教育思想
作为音乐的教育，一定是以音乐为主体进行的教育，应着眼于对音乐本身的理解与要求。古代音乐教育思想认为：音乐作为一种艺术，首先要“乐和谐”，正所谓“音声相和，恒也”［1］，“乐者，天地之和也”［2］，“凡乐，天地之和”［3］，“乐无太，平和者是也”。［4］这都充分说明了音乐的和谐是一种自然的现象，是音乐的根本特征。其次是“乐中和”，孔子奉行中庸之道，曾对音乐审美提出以下要求：“子曰：…《关雎》乐而不，哀而不伤。”［5］“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5］由此可见，孔子“中和为美”的音乐思想也是中国古代音乐最主要的要求。最后为“乐之乐”，“乐者，乐也。”［6］音乐能够带给人们一种愉悦和快乐。古代文人的这种对音乐本体要求的思想，是音乐教育思想最基础的出发点。
2.2以“音乐的文化属性”体现的音乐教育思想
音乐教育是一种文化的教育，在政治制度、社会礼仪、道德文化中都发挥着重要的功能和作用。在中国古代封建等级制度下，地主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以及两者间的阶级斗争十分尖锐。在这种情况下，音乐由于具有“和”之特性，自然就成为一种特殊的调和两者间矛盾关系的工具，其效果不可忽视。（1）统治者通过音乐教育，提高民众的道德素养，教化民众，倾听民声，达到民安国泰的最终愿望和目的。首先，通过音乐教育教化民心。孟子曰：“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7］《乐记》中亦道：“生民之道，乐为大焉。”［8］可见，音乐教育教化功能的重要性。运用音乐教育来疏通民众的忧虑，使民众恢复淳朴诚实的本性，是音乐教化功能的具体体现，所谓“乐者，所以救忧也”，［9］“中纯实而反乎情，乐也”。［10］统治者可以通过音乐的教化使得民众心平气和、明白事理，从而达到国泰民安，如《乐记》中记载：“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8］其次，通过音乐教育审乐知政。正所谓“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是故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8］，“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平也；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也；亡国之音悲以哀，其政险也。凡音乐，通乎政而移风平俗者也。俗定而音乐化之矣。故有道之世，观其音而知其俗矣，观其政而知其主矣。故先王必托于音乐以论其教”［4］，“帝曰：予欲闻六律、五声、八音、七始咏，以出纳五言，汝听；予违，汝弼”。［11］音乐与政治相通，音乐可以很真实地反映当下社会与政治的安定状况，统治者通过音乐来倾听民众心声，从而体察民情，最终匡正自己的违失之处，改良政策，缓解君与民的关系，从而更好地治理国家，建立太平盛世。第三，音乐教育可以移风易俗。“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8］可见，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同时，音乐可以最快地改变人的内心情感，“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谨为之文。乐中平则民和而不流，乐肃庄则民齐而不乱”。［6］音乐教育的这一功用对治国安邦起到辅助作用，效果尤其深远而持久。（2）音乐教育在中国古代教育中可以视为是一种礼仪的教育，音乐教育与社会礼仪的养成互相促进、相辅相成。中国有“礼仪之邦”的美称，自古“礼乐”被视为不可分家的统一整体，两者都以“和”为美，“子曰：礼之用，和为贵。”［12］所以，同根而生的“礼”和“乐”本质上相互融合，是艺术性和规范性和谐统一的整体。一方面，礼乐制度让音乐教育处处体现着礼的制约，以达到音乐教育中音乐“中和”的要求；另一方面，通过“礼”规范了“乐”，帮助音乐达到音乐教育育人的目的。礼乐并行的制度更深层次地巩固了封建社会中君王的统治。关于礼乐相得益彰的记载在史书中屡见不鲜，《荀子》的乐论中就有“且乐也者，和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合同，礼别异。礼乐之统，管乎人心矣”。［6］《礼记》中乐记篇“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8］“礼节民心，乐和民声”［8］，“乐者为同，礼者为异。……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8］，“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8］，《人物志》中也提到“《礼》以敬为本，《乐》以爱为主”。［13］这都充分说明了“乐”是“礼”的表露，“礼”充实了“乐”的内容，两者共同作用，安定了国家的统治。2.3以“精神品格”为中心体现的音乐教育思想从音乐教育的对象上看，中国古代音乐教育思想是一种“育人”的思想观念，而“育人”的具体要求主要是以精神品格的教育为中心。贤能之士在完善自身修养上认为，音乐教育具有很重要的作用，是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周王朝周王官学要求学生掌握“礼、乐、射、御、书、数”六种基本才能，以及孔子提出“六艺”的教学内容之后，音乐教育就成为教育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14］“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15］一个人在全面发展的前提下必然离不开学习音乐。荀子曾回答学习从何开始，在哪里结束的问题时道：“《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16］由此可见，音乐教育也使学生明白很多道理。音乐教育在古代是一种“人格完善”的教育，所谓“乐以造士”正是这个道理，士人通过听音乐，学习音乐来顺导性情，提升自身气质与修养，甚至于不懂或不会一点音乐的人被认为是有缺憾的，“故听其《雅》《颂》之声而志意得广焉。”［6］“《礼》曰：君子无故不彻琴瑟。古来名士，多所爱好。洎于梁初，衣冠子孙，不知琴者，号有所阙。”［17］这都充分体现出了古代文人不但十分重视音乐教育，而且通过音乐教育培养自身“心性”发展的强烈愿望和要求。综上所述，中国古代音乐教育思想从音乐本体思想观念的形成上看，是离不开“自然天理”这种中国哲学观的，然而音乐教育和政治统治之间存在的这种“体用不二，性相如一”的关系，使中国古代音乐教育思想又具有音乐教育服务于政治的这种特殊功能。音乐教育思想中对人精神品格的塑造，则体现了教育思想的本质要求。中国古代音乐教育思想三个内涵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即通过音乐本体的“和”，达到“乐和”；通过“完全人格”的塑造，达到“人和”；最终达到“政通”的崇高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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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人物志•八观第九［M］.梁满仓，译注.中华书局，2009：111.
［14］…论语•述而第七［M］.张燕婴，译注.中华书局，2006：88.
［15］…论语•泰伯第八［M］.张燕婴，译注.中华书局，2006：109.
［16］…荀子•劝学［M］.安小兰，译注.中华书局，20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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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王炳照，阎国华.中国教育思想通史［M］.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
［19］…修海林.中国古代音乐教育［M］.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
第5篇：古代教育起源范文
摘 要 研究和探讨古代奥运会衰亡的原因，从中获取经验和启示，为以后奥运会的发展敲响警钟，采取措施让现代奥运会能更好，更健康的发展下去。运用文献资料发和逻辑分析法对古代奥运会的衰亡原因进行分析和研究最后得出启发，让现代奥运会更好、更健康的发展。
关键词 古代奥运会 衰亡 现代奥运会 经验
一、前言
奥运会分为古代奥运会和现代奥运会。从公元前776年到公元394年，古代奥运会共举行了293届，历时1170年。古代奥运会起源兴起于古希腊，它有着优越的自然地环境因素和社会环境因素，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和现实的动力。而对宗教的依附、奴隶制经济的不稳定、城邦制度的弊病和“以人为本”的背弃等异化现象把古奥运会推向了历史的深渊。但是人们对运动的渴望对运动的需求是从来没有间断过，在19世纪80年代，法国教育学家顾拜旦于1888年首先向全世界提出恢复奥运会的倡议。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终于在1896年4月6日至15日在希腊首都雅典第一届现代奥运会隆重举行。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从此正式诞生了。
随着现代奥林匹克的发展和繁荣，世界的经济出现全球化，全球化影响着渗透着奥运。使得奥林匹克运动逐渐背离了当初发展的准则，摒弃了“公正、和谐、公平”的体育道德原则，走向歧途，从出现的异化现象我们看到了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已出现了和古奥运会相仿的一些危机倾向。
二、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文以古代奥运会和现代奥运会为研究对象。
（二）研究方法
1.文献资料法。运用文献资料法对古代奥运会的兴起、兴盛和衰亡原因进行分析和研究。
2.逻辑分析法。通过对古代奥运会认识，列举和对比出古代奥运会衰亡原因从古奥运的兴衰出得出总结更好的发展现代奥运会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古代奥运会的兴起、兴盛和衰亡
古奥运会从公元前776年起，到公元394年止，经历了1170年，共举行了293届。按其起源、盛衰，大致分为三个时期：1.公元前776年，在奥林匹亚举行了第一届古代奥运会。奥运开始前期项目比较少规模也比较小各方面都不成熟。2.公元前490年兴建了许多运动设施、庙宇等，参赛者遍及希腊各个城邦，奥运会盛极一时，成为希腊最盛大的节日。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是古希腊城邦奴隶制的全盛时期也是古代奥运会的最鼎盛时期。3.公元前4世纪，奥运会逐渐衰落。在此期间内由于古希腊的衰落和外敌的入侵职业运动员的出现导致比赛畸形重大地震将奥林匹克之城摧毁古希腊人对于体育越来越淡漠，使奥林匹亚遭到了彻底毁灭。顺延了1000余年的古奥运会不复存在了，繁荣的奥林匹亚变成了一片废墟。
（二）给现代人的反思
古代奥运会虽然衰落了，但它给人类社会留下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在人类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从古奥运的历史中学习并认真分析古代奥运会衰亡的原因，来指导现代奥运会的发展使之不再重蹈古奥运的命运，对我们当今奥运会的发展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1.奥运会彰显综合国力。从古奥运中可以看出奥运会的发展兴衰与古希腊国的兴衰是紧密相连的，国强则奥强国衰则奥衰。要想更好地发展奥运大环境要有个平稳健康的大环境。2008年在北京举行的第29届奥运会共有204个国家和地区参赛，参赛运动员11438人，设302项（28种运动）比赛项目。北京奥运会的举办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在世界影响力的增强和在处理国际事务中地位的增强。现代奥运会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着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2.奥运会的举办一定要坚持人人平等的原则，坚持以人为本追求健康幸福生活新的体育观。古代奥运会对，参赛者身份必须有严格的限制和要求。这些规定都制约了奥运会开展的公平性和广泛性。人们在对以往的发展做出了深刻的反省和反思，发现认识到发展的核心不在于物而在于人，发展的最终目的是让人获得全面发展。北京申办的2008年奥运会将申办与发展有机结合起来，提出“绿色奥运、人文奥运、科技奥运”的三大理念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和高度评价，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内涵。新世纪的体育将以体现“以人为本”的时代主题。
3.奥运会的发展要不断的改革创新，加强体育职业道德。由于新奥林匹克运动的崛起和改革，举办奥运会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激烈的竞争导致了申办过程中物质手段的介入。坚决反对把奥运会作为某个国家政府的政治工具，对各种政治干扰采取了有效的对策。如何更有效地进行全球的反兴奋剂斗争。国际奥委会在禁止使用兴奋剂方面态度十分坚决，对违禁者的处罚也在不断加重。国家的运动员都应该树立公平、公正的竞赛思想。否则奥运会出现的这种专业化、政治化、商业化的膨胀早晚都要阻碍奥运会的发展。
4.奥运会要回归自然回归大众和自然。奥运会体现的是人民的意志和精神，反之则就会失去体育的内在魅力。在2012举行的第三十届伦敦奥运会将成为有史以来最为绿色的奥运会，伦敦奥运的设计包含了重要的五点设计亮点希望每个主题都能带来持久的变化：气候变化、废物处理、生物多样性、包容、健康居住 。希望奥运真正的能回归自然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绿色奥运，才能使人们享受到体育的真正魅力和内涵，才能使体育有更好的发展空间和发展前景。
四、结论
古代奥运虽然灭亡了但是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和重要启示。在经济全球化，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我们应继承古奥运的优良传统但是如何使奥运会能更好更健康的发展下去成为考验我们的重大问题。览前王得失，为在身龟镜。透过古奥运会兴衰这面镜子，我们得到历史的教训和启示，并且提出切实可行的举措，为现代奥运会的发展提供保障，为使奥运健康可持续协调的发展我们将要做出长久努力。
参考文献：
[1] 谭华.体育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112-119.
第6篇：古代教育起源范文
摘 要：在中华五千年文化长河中，服饰文化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了解服饰文化不仅可了解当时社会的物质特征和精神特征，还能深入研究各个历史时期的兴衰变幻。在中国古代服饰中，女性的衣着配饰始终是一个热门的话题被不断探讨。其中，帔帛作为女性特有的装饰，代表着不同时代的历史文化风貌。
关键词：帔帛 唐代 服饰文化
一、绪论
帔帛，也称披帛或帛，是一种古代女子的配饰，样式类似长丝巾，我们常在画里看到古代妇女肩上或手臂上搭着一条长长的丝带，行走时随风摆动，显得飘逸自然。常见的搭配是妇女穿着窄袖的衣服，肩上披着一条长长的帔帛。帔帛穿戴的方法多种多样，多为两端自然下垂，有时一端长些，一端短些。有时将帔帛两端固定在胸前，形成马甲的样式。有时将右边一端固定束在裙带中，另一端绕过肩背，搭在左臂上。有时也会捧在胸前，使其垂至膝盖。
帔帛多见于绘画、陶俑和壁画中，对它的研究也大多以此为根据。其中以唐代留传下来的资料最为丰富。盛唐时期襦裙的衣袖和裙摆逐渐变宽，为使这样肥大的服饰看起来自然飘逸，装饰性极强的帔帛因此成为唐朝女子的主要衣饰之一。如唐代画家周P的《簪花仕女图》，描绘了一群身着华丽装束、肩披帔帛的贵族妇女，她们身着纱衣衫襦，搭配摇曳长裙，肩披飘逸帔帛，神态各异，生动活泼。又如唐代壁画《红衣》中，着间色长裙，手执帔帛，舒展双臂，舞态娇柔，其中帔帛的装饰作用显而易见。
二、帔帛的来源
2.1秦时起源说
对于帔帛的起源，至今仍有不同的观点。南宋末年陈元靓的《事林广记》中说：“三代无帔。秦时有帔帛，以缣帛为之，汉即以罗，晋永嘉中制绛晕帔子。开元中令三妃以下通服之。”[1]根据这本书的说法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夏商周时期没有帔。秦代出现用缣帛制成的帔帛，唐开元年间，帔帛成为普通妇女的常服。但是根据对秦时陶俑和汉代画像砖的研究，这两个时期帔帛并未出现。众多学者在对古代文献及图像资料进行研究之后，对于帔帛的兴起时间得出了基本统一的观点：秦朝时帔帛并未出现，帔帛的首度出现应是在南北朝时期。
沈从文先生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中阐述了自己对于“秦时起源说”的看法：“唐宋以来的读书人，谈日用器物历史起源，多喜附会，用矜博闻，照例是上自史前，下及秦汉，无所不及，而总是虚实参半。谈帔帛征用，也难于征信。既有所称引，也容易把同物异名分为二，和同名异物和为一，相互混淆。……”[2]此外，沈从文先生对帔帛的起源作了进一步研究，他认为帔帛最早出现在北朝石刻伎乐天身上。有资料显示敦煌莫高窟288窟北魏壁画女供养人及285窟西魏女供养人已有帔帛。也有学者认为帔帛的雏形是六朝时的“斜领”，《旧唐书・舆服志》云“围巾护项，偏压垂之，曰斜领，未嫁女子皆衣着斜领。”[3]后为遮风暖体魏晋时期的女子将斜领裁改为披在肩上的长巾，谓之“帔子”，隋唐时期的帔帛就由此而来。
2.2 西域服饰文化的影响
秦汉以后，由于中原地区国力强盛，周边少数民族各国多派使臣觐见。西域各国由于地理位置的优势，与中原地区的联系十分紧密，在政治、经济、文化、习俗等方面相互影响。
学者认为，帔帛是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西亚文化，与中原地区相结合而流行开来的一种服饰。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段文杰、孙机、黄能馥-陈娟娟，他们的观点多以《旧唐书・波斯传》为依据：“其丈夫……衣不开襟，并有巾帔。多用苏方青白色为之，两边缘以织成锦。妇人亦巾帔裙衫，辫发垂后。”[4]黄能馥-陈娟娟在《中国服饰史》中这样写道：“从波斯萨珊王朝银瓶人物画上，所见女装也有帔巾，与唐代帔帛形式略同。又新疆丹丹乌里克出土的早期木版佛画也有帔帛，……。”[5]然而波斯萨珊王朝银瓶的制作时期较晚，与最早出现在十六国时期的壁画中的帔帛在时间上相矛盾。由此可以看出，波斯萨珊王朝银瓶并不能作为证明帔帛起源的有力证据，而帔帛在中原的流行确是受到西域飘逸虚幻等特点的影响。对于帔帛是由印度传入的说法，黄能馥和陈娟娟两位学者亦持反对态度，他们认为在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中，并未提到与中原地区相同的帔帛，而印度的纱丽也因穿戴方式不同被认为与帔帛无关。
2.3 印度佛教艺术的推动
东汉永平十年即公元67年，佛教正式由官方传入中国，自此恒河文化和黄河文化相互融合渗透，对中国思想、文化及艺术等领域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在艺术领域，佛教的广泛传播给中国古代绘画、建筑、雕塑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我国最早的帔帛人物形象是出现在佛教的壁画和雕像中，受到印度佛教画像及雕塑的影响，如帔帛首度出现在女供养人服饰中是在新疆克孜尔石窟和莫高窟228号窟壁画中，这两处都是北魏时期绘制。其中女子服饰形象是短小背心、飘逸长裙，肩披如梦似幻的长巾，这是典型的西域龟兹女子服饰。西域龟兹服饰风格是受到佛教艺术的影响而形成的，然而在龟兹地区的佛教壁画中，帔帛并没有世俗化，这和中原地区以及与中原文化一体化的敦煌是不同的。到了隋唐时期的敦煌服饰中，帔帛演变为一种最为普遍的服饰，在数量众多的供养人画像中，女供养人大多上着窄袖衫，下穿长裙、肩搭帔帛，可见在佛教服饰世俗化的影响下，帔帛在隋朝已成为女性的常服和时尚衣着的表现。
三、帔帛的演变
3.1 隋唐时期帔帛
隋代的建立使后汉以后分裂与对峙近四个世纪的中国重新统一起来，在此后的三百多年中，出现了民族融合、经济繁荣的景象。在隋唐两代，少数民族服饰与中原服饰相融合，形成了极具特色的服饰风格。《中华古今注》其中一段话便记载了唐朝帔帛穿着成风的来由：“……古无其制，开元中诏令，二十七世妇及宝林御女良人等，寻常宴参侍令帔画帛，至今然矣”。[6]
在隋唐的许多出土文物中都能看到帔帛的影子，无论是贵族妇女还是平民女子都对它极为推崇。从阎立本《步辇图》、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到永泰公主墓道壁画、新城公主墓道壁画等，都有帔帛出现。而对于帔帛的样式，在唐代已有规定，据《事物纪原》记“唐制士庶女子在室搭帔帛，出后帔帔子，以别出处之羲，今仕族亦有用者”。[7]女子着窄袖衫、半臂袄，坦露胸口，系及地长裙并搭配一条长长的帔帛，这样的穿戴样式是唐时流行的“时世装”。
3.2 宋明两代帔帛的演变
经过几个朝代的更迭，帔帛的样式和材质也随之发展，到了宋代便成为女性的高级礼服之一，称之为霞帔，因样式飘逸华丽，宛如云间彩霞而得名。
宋代的霞帔与隋唐时期的帔帛之间的继承关系是显而易见的。不同之处在于帔帛是一条轻薄的丝带，而霞帔则是两条罗素连接而成，呈“V”字型。帔帛的穿戴方式有很多，随意性强，可肩披，可环绕。这样的设计既解决了霞帔较厚不易服帖的问题，也保留了其飘逸清新，潇洒自然的特点。明代的霞帔在制作、款式等方面继续延续宋代，并对霞帔的佩戴制度进行了更加严格细致的规范。
帔帛的传播与发展，不仅代表着古代女性服饰和审美的变换，同时也显示出不同历史时期经济、政治、文化的差异。对帔帛的研究不仅能够了解中国服饰的变迁，而且为了解和探索古代中国及周边各国的艺术发展提供了机会。（作者单位：河南大学）
参考文献：
[1] 《事林广记》 陈元靓（宋）后集卷10
[2]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沈从文 上海书店出版社 P274
[3] 《旧唐书・舆服志》卷45
[4] 《旧唐书・波斯传》卷148
[5] 《中国服饰史》 黄能馥-陈娟娟 上海人民出版社 P52
第7篇：古代教育起源范文
关于端午节的由来，原因甚多，诸如纪念屈原说，纪念伍子胥说，纪念曹娥说，起于三代夏至节说，恶月恶日驱避说，吴月民族图腾祭说等等。以上各说，各本其源。
端午节源自天象崇拜，由上古时代龙图腾祭祀演变而来。据学者闻一多先生的端午考和端午的历史教育列举的百余条古籍记载及专家考古考证，端午的起源，是中国古代南方吴越民族举行图腾祭的节日，比屈原更早。
（来源：文章屋网 ）
第8篇：古代教育起源范文
关键词：古代专科 技术教育 发展演变
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识码：C DOI：10.3969/j.issn.1672-8181.2014.01.156
1 学校的发展历程
最早能考证的专科学校起始于西周的畴官之学，通过培训后担任相关职业而将技术传承下去，培养具有科技知识的高级技术官员，被视为我国古代专门教育的萌芽。
东汉光和元年的鸿都门学被称为我国第一所专科学校，鸿都门学独立于当时已初具规模的太学，主要教授尺牍、小说、字画、辞赋等文学艺术知识，但鸿都门学与其说是教授技艺，更类似招收民间技艺已成熟的人才，直到南朝建立了第一所医学校，是我国古代较早的专科医学学校。
隋唐时期我国古代的专科教育有了长足的发展，隋代开创中央业务部门下设专科教育的开始，即在国子监下设书学和算学，同时在大理寺设律博士三人，招收律法方面的学生专门培养，这种专门教育的办学体制为其后诸朝沿用。
唐代的专科学校由知名学者担任教授，兼有教育与研究两个任务，其功能的扩大，有利于教育质量的提升。同时专科学校在学习过程中不仅需要掌握严谨的理论知识，也经过一定的实践锻炼，例如学习药学的学生，在学习时还应掌握辨别药材的技术。
宋代的专科学校不仅承袭唐代还新建了武学和画学，元代的地方专科教育有了长足的发展，其中以阴阳学和医学最为突出。元代政府还设立了专门管理中央和地方的医学专科学校，使古代专科教育的管理体制趋于完善。
然而明代以后，由于学校教育沦为科举的附庸，专科学校日益式微，几乎消失，值得一提的是，清代建立过招收八旗子弟的俄罗斯文馆。
2 古代专门教育的特色传授方法――艺徒制
我国古代的专门教育起源于官营的手工作坊中的艺徒训练，这种手工作坊多担任制作衣食生活用品等功能，作坊里的工匠掌握着优秀的专业技艺，他们经常聚集在一起相互学习，时间久了，有些工匠被提升为“工师”，主要负责传授技艺，慢慢形成了培养专门技艺的学校，教师通过直接演示学习技术教授徒弟，形成了我国专门学校独具特色的――艺徒制。
2.1 唐代的艺徒制
艺徒制是在唐代被发扬光大的，这首先要归功于唐代手工作坊的迅速发展，需要大量工匠，而工匠的人数不能满足对生活用品、兵器等技术类活动的需求，官营作坊少府监征用了民间大量不同专业的匠人建立起艺徒制，从中央政府到道郡地方都开办了专营的官方手工业机构，并逐渐在全国构成一个巨大的行业，培养了大批能工巧匠。
艺徒制的训练由少府监负责，严格的培训弟子，艺徒制至此较为完备。唐代的少府监不仅划分出了不同的手工业工种，而且分门别类的对工种的学习长度做出规定，以此确立了完备的考试考核和训练方式。艺徒制的考核制度每三个月一次考核，由少府监内设的官员进行考试，年终则有总监进行大考，每件制品上刻有作者的姓名，以备考察。
2.2 艺徒制教师的选择和教学方法
艺徒制师傅的选择，一般是身怀绝技或者熟谙生产技术的工匠充当教师，即“工师”，他既是管理生产者，也是弟子的老师，他们的传艺程序包括做出模范样件讲解示范，之后让其他工匠学习，这一过程伴随着生产同时进行。
2.3 宋代艺徒制的大规模兴盛
宋代的手工业不仅发展出了更多工种，而且规模更大了，宋代艺徒训练有了“法式”这一种训练方式，即总结手工的经验编制出的标准规范，类似于今天的标准程序，其中包括了简单的入门知识，工艺生产至此标准化和定型化。法式包含名、制、料等部分。这种标准化生产的法式被宋代统治者诏令编纂，其中最著名的建筑学著作《营造法式》流传至今。编订军械的《熙宁法式》，以及就弓的制作编撰的《弓式》也很有名。宋代以法式进行的手工业训练也包含着严密的考核和训练，如长官负责兵器什物检查等。
元清时代，手工技艺的教授仍在民间作坊存在，官营作坊也频频借朝廷之力征调能工巧匠，官营手工作坊往往成为全国著名匠师的集散地，并一直延续至清朝。
2.4 艺徒制在民间
在官营作坊以外，社会上也涌现了大批个体手工业，包括家庭营业和出门揽活两种，其技艺传授方式分别为世袭家传和拜师收徒。
家庭手工业一般局限于家族之内，而大型的高超技艺则需要拜师来完成，甚至出现了小型专门学校，私人手工作坊内的工匠聚集在一起学习和交流。这种拜师的专门教育活动也在宋代达到了鼎盛。
3 古代专门学校的启示和经验
首先，重视实践，言传身教是其独特的教学方式。
中国古代专门学校的教育非常重视基本功的训练，而且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即示范――模仿。由教师讲解示范，学生模仿，并在模仿的过程中学到技艺。专门学校不依赖教材，而是通过实践进行操作，因此对教师的能力水平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其次，考核制度完备严格。
中国古代专门学校有一定的考核标准，将各行各业的生产经验规范化作为考试的依据，对不合格者严厉处罚。
考核次数较为频繁，不仅有年终大考，每个季度也进行考试，考试内容一般是平常作业和考试作业两方面，还会对一些制品抽查质量。
最后，有一批优良的师资队伍。
古代专门学校的教师不仅能够教授技艺，教师本身就具有高超的生产水平，他们是从百行百业中精挑细选出来的，他们不仅授之以鱼，同时授之以渔，这对学生的学习有巨大的帮助和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1]王越，杨荣春，周德昌.中国古代教育史[M].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3-15.
[2]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中华书局，1974.
[3]王溥.唐会要[M].商务印书馆，1936.
第9篇：古代教育起源范文
1、古老传统节日的起源与上古原始信仰、祭祀文化及天象、历法等人文与自然文化内容有关。根据现代人类学、考古学的研究成果，人类最原始的两种信仰：一是天地信仰，二是祖先信仰。古老节日多数形成于古人择吉日祭祀，以谢天地神灵、祖先恩德的活动。早期的节日文化，反映的是古人自然崇拜、固本思源等人文精神；一系列的祭祀活动，则蕴含着祗敬感德、礼乐文明深邃文化内涵。节日的起源和发展是一个逐渐形成，潜移默化地完善与普及的过程。古时南北风俗各异，先秦时代端午节的节俗活动鲜见于中原文献记载，就现存文献没法直接考证其源流。关于端午节的相关文字记载，“端午”二字，最早出现在晋代的《风土记》中，但端午的习俗却早已有之，譬如龙舟竞渡祭祀之俗，早已存在。
2、端午节两个最主要的活动吃粽子和竞渡，都与龙相关。据闻一多先生在《端午考》与《端午的历史教育》（见《闻一多全集》）论文中考证认为：吴越先民以“龙”为图腾，他们不仅有“断发文身”以“像龙子”的习俗，而且每年在端午这天，举行一次盛大的图腾祭；其中有一项活动便是在急鼓声中以刻画成龙形的独木舟，在水面上作竞渡祭龙神，也给自己游戏取乐，这便是龙舟竞渡习俗的由来。关于龙的传说，在《易纬通卦验补遗》等著作中有相关记载：“天皇氏之先，与乾曜合德。”此言天皇氏祖先与日、月、五星（七曜）合德，即其身份极为崇高。《路史》：“天皇氏骧首、鳞身”。《河图》：“五龙见教，天皇被迹。”荣氏注曰：“五龙治在五方，为五方神。”《春秋命历序》：“（五龙）父子分治五方”。以“龙”为图腾，在图腾时期，四支族的四龙各治一方，而以团族的一龙为中央共主，所以有五龙分治五方之说（闻一多《端午考》）。这些龙的历史传说，其实即是源于上古吴越先民对龙的崇拜与信仰。
3、龙及龙舟文化始终贯穿在端午节的传承历史中。据专家考证，进行龙舟竞渡的先决条件必须是在产稻米和多河港的地区，这正是我国南方沿海地区的特色。我国古代南方水网地区人们常以舟代步，以舟为生产工具和交通工具。人们在捕捉鱼虾的劳作中，攀比渔获的多寡，休闲时又相约划船竞速，寓娱乐于劳动、生产及闲暇中，这是远古时竞渡的雏形。据河姆渡遗址和田螺山遗址的史前文化表明，早在5000年至7000年前，就有了独木舟和木桨；龙舟最初原形是单木舟上雕刻龙形的独木舟，后来发展为木板制作的龙形船。在古代典籍有关龙舟起源的记载中，最早是出现在东汉。事实上，我国南方吴越一带直到东汉时才开发。据此可以推测，端午的习俗最初可能只在吴越民族中流行，后来吴越文化逐渐和中原文化交流融合，这种习俗才传到长江上游和北方地区，端午节风俗形成可以说是南北风俗融合的产物，随着历史发展又注入新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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