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人文地理学的认识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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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对于人文地理学的认识范文

论文关键词：中学地理教学

 

中学地理学科的专业性强，它以整个地球为对象，要求学生掌握有关地球、地图、世界气候和自然带以及分洲区域地理等基础知识；掌握阅读和运用图表、地图的初步技能，初步懂得地理环境各要素之间、人类与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涉及的时间悠久，地域广阔，加上内容复杂，且以描述为主，理解难度大，背记知识多。令人感觉烦杂，枯燥乏味。面对这些情况，如何教好这门课？十几年来，我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一点探索。

一、认清教与学的关系，充分发挥师生两个积极性

教与学是矛盾的两个方面，两者相辅相成决定教学的效果。从两者关系看，学是目的，教是手段，教师的“教”，归根结蒂为了学生的“学”；“教”的好坏要通过“学”的好坏来衡量。这告诉我们：教师的“教”要为学生的“学”服务；教师的教学方法应以符合学生的认识规律，让学生原意学、容易学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总之，教学活动是师生的双边活动，老师除自我主观努力外，必须取得学生的配合，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充分调动学生在教学工作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才能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基于这样的认识，我采取了如下做法：

首先，自己以高度的工作责任感，充分发挥老师的主导作用，努力备好每一堂课。对于备课教案的作用，很多老师有不同的看法，但我也许是习惯使然，对备课教案的依赖性很大。不备好一节课，不写好详细的教案，就好象心里没有底一样，我是不敢进课堂的。并做到每一节课后有小结。五个班级，每讲完一个班，都对教案进行补充完善，发现问题，改进教法，力求精益求精；我觉得只有充分地备好课，作好有关方面准备和设计，才会胸有成竹，从容上阵，忙而不乱。

其次，注重讲好绪论课，打响头一炮。“良好的开端等于成功的一半”。绪论课讲解什么叫地理学。为什么要学、怎样学等问题教育论文教育学论文，是一门课的总纲；是对学生进行学习目的教育，激发学习自觉性和兴趣的关键课；是给学生第一印象，为日后课程铺道路的奠基课。因此，我牢牢遵循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从学生身边的地理现象讲起、与人类生存悠息相关的生产、生活资料之源泉，沧海桑田的变迁，威胁人们生命财产的地震开始，引出地理学科的研究对象和任务；通过对比中国地形图和展示中国名胜挂图，提出了：为什么形成了地形的如此格局？为什么中国气候东南湿润、西南高寒、西北干旱？为什么“春风不度玉门关”？祖国的名山奇峰为什么如此奇丽多姿、栩栩如生？等问题，揭示地理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在整个知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激发学生的神奇感和求知欲；又跟大家交底：地理作为中学七科统考学科之一，经过短短两年的学习，就要参加全市的地理结业会考，考试成绩将按50%的比例计入中考升学成绩，并强调“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着重阐明教与学的关系，希望同学们以主人翁的态度为学好地地理这一学科而共同努力。

第三，在课堂教学这个环节中，关键是要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所以我注意采用丰富多彩的教学方法和生动的语言，来营造宽松愉快的学习氛围，结合“地理就在身边”教研活动，几乎每节课都穿插与本节知识点有关的联系学生实际的资料。比如：讲气候，就联系长岛的气候特点；讲季风，就联系本地的冬夏风向；讲地层，就联系海边悬崖的层叠现象；讲地震，就联系长岛地震频繁的原因；等等。使课本知识结合于实际，使理论知识具体化，抽象知识形象化，便于学生理解和掌握，容易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第四，教法学法两手抓，重视学法指导。教法和学法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中国论文参考文献格式。没有好的教法，就谈不上培养科学的学法，它是学生良好学习习惯和自学能力形成的前提和基础，但有只研究教法不一定就能培养学生科学的学法，对学法的指导实质上是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对一个教师来说，通过自己的教学能够形成学生较强的学习能力才是自己教学能力的综合体现。因此，强调学法指导，才是抓住了根本。我在教学中，主要从以下三方面入手，通过教师的“教”去指导学生的“学”：

(一)凸显前后知识点的内在因果联系，交给学生理解记忆为主的学习方法。比如：世界气候类型的分布一节，是世界地理教学的重点，但也是教学上的“老大难”。因为要在四课时的时间内学会辨别八种热带、温带和寒带气候的特征和成因以及分布，每种气候特征及其成因对于初一的学生来说，很难理解，尤其是涉及到气压带和风带的部分，当初我自己在学习这部分内容时，上课听老师一种一种地讲，也很感枯燥无味；我在教授这节课时，就尝试从分析各种气候类型的形成原因入手，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记成因、知特征、推分布”的理解记忆法。使学生学会“举一反三”，对成因理解了，那么对特征、分布也就自然容易记忆了。

(二)指导创造灵活记忆方法，提高学习效率。在中学各个学科中，地理可以说是个介于文理科之间的“边缘”学科。虽说是要以理解记忆为主为基础，做到“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但还是难免许多死记硬背的东西，遇到这种情况，我教给学生许多灵活的记忆方法，比如：对于枯燥的数据，多采用谐音记忆法。“爸爸誓爬珠峰颠， （8848米）姨舞舞进吐鲁番，（-155米）”，“海岸线有一把钱，(18000千米) ” “我国水能储量大 ，不要浪费留点吧！（6、8亿千瓦）”“马里亚纳最深处，累得尧尧扔三次。（-11034米）” 对于重要的规律，多编成歌诀。象《雨带推移歌》《全国省名歌》，对难记的图形，多采用象形法，比如“非洲是梯形加三角”“澳大利亚象螃蟹”“南极洲象逗号”，诸如此类。也鼓励学生自己去发现此类方法，去联想，去编写。有效地减轻了学生的记忆压力，提高了学习效率。

(三) 用新旧对比法，以旧引新，讲新复旧，异中求同 。讲新概念、新知识时，利用新旧对比法和前后联系法，启发学生寻求新旧之间的共性和内在联系，找出它们间的个性和区别，例如：学习“在地图上辨别方向”，先回顾复习“地球的经纬网和经纬网所指示的方向”；讲授“季风的形成”，先复习“海陆的热力差异”；从而把新知识纳入到旧知识的网络中，既便于掌握新知又利于复习巩固旧知识。达到了“温故知新”的效果。

二、正确认识教书与育人的关系，建立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

我原先想，作为任课老师教育论文教育学论文，尤其是所谓的副科小科教师，尽全力把书教好就行了，与学生的距离比较远。可教育教学实践告诉了我：一个学生学习上不去，固然有智力问题、方法问题，但首先是学习目的和对待困难的态度问题，一句话是思想问题、精神状态问题。使我进一步认识到：教书不育人不可；教师的主导作用要着力于调动学生的主体作用。充分发挥两个积极性。拧成一股绳，劲往一处使，才能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教书与育人是不可分割的。不掌握学生的思想脉搏，不及时排除他们学习上的思想障碍，书也是决然教不好的，何况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新人是每个老师的共同责任，从此后，较自觉地把教书和育人紧密地结合起来，把了解学生和教育学生列入教学工作日程，把它作为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环节来做；把课外教育和课内讲授很好结合起来，把它当作教学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来抓。常到同学中走走、看看、问问，既关心他们的学习，也关心身体、思想、和生活；平时以平等宽容的态度，以“过来人”的身分与他们谈心、交心。积极引导、帮助鼓励学生学习，渐渐与他们的关系融洽了，心心相通了。大部分同学有话敢跟我讲也愿跟我讲了。这使我最大限度的了解每一位学生的品质、个性特点和家庭情况，建立融洽、和谐的师生关系，便于营造生动活泼、主动探索的课堂氛围，为我的教学工作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三、突出地理学科特点，理论联系实际，加强直观教学。目的、方法、效果是辩证统一的。教学方法为学科教学服务；只有抓住本学科的学科特点才能选择相应的适当的教学方法，从而得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地理学科以地球和自然界为对象，研究地理事物空间分布。一方面，特别强调现实性、实践性、实用性；而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可能都到各地典型现场去参观，更不能直接感知那些或缓慢或激烈的地质作用过程和地理规律展示。如果光凭书本理论教学，既抽象又枯燥，既死板又脱离实际，难以取得良好效果。为此，我在教学中，尽可能多的联系生产和生活实际，多用直观教学法，力求把平面问题立体化，抽象问题形象化。

（一）、启发提问处处结合实际。地理规律和理论很枯燥，但地理教材可联系实际的方面很多，既可联系生产生活实际，又有丰富人文知识、人地关系充实教材，并明确要求学生运用所学的知识，能解决实际问题，这就为教师结合实际进行启发，然后上升为理性知识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比如讲述中国地势的特点时。先提疑问，我国的许多大河都向哪个方向流？为什么？思考题的出现，调动了学生求知的热情和希望作出解答的好奇心。学生自学课文后，分组讨论，选出最佳答案是：河流大多向东流。因为我国的地势西高东低，并呈三级阶梯。我适时提问：“西高东低的地势对气流和河流有什么的影响？”同学们认真读课文领会全文后学生得出：使我国多数大河滚滚东流，沟通了东西交通；使东部海洋的湿润气流顺着东低西高的地势深入内陆，形成降水。再如，讲述中国地形变化时，我先从黄河的淤塞说起：“历史上黄河宽阔的河道由于河水带来的泥沙日积月累，慢慢被淤平，形成冲积平原——华北平原，河口处也形成越来越大的三角洲；而一个地区发生地震时，却由平坦的地形变的高低不平。那么地形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同学们想得到答案，他们急切的去读课文，从而得出了地形变化是内力和外力共同作用的这一结论。

（二）、重视运用地图和图片导教、导学、导练 。地图是地理教材的重要部分，具有全面、形象、直观的特点，被称为“百科全书”，是地理知识的重要载体，也是学习地理知识的重要工具。因为地图不仅能反映地理事物的分布，从中我们还能分析出地理事物之间的联系、地理现象产生的原因等。我把阅读、记忆、使用地图视为学好地理的秘诀。首先，教给学生阅读地图的“三看法”：一先看位置和轮廓中国论文参考文献格式。地理位置包括经纬度位置和海陆位置，所以打开地图后，先看该区域的经纬度是多少，是位于沿海还是地处内陆，该区域大致是什么形状。这样就有了空间感和方位感，以后一提到这里，在头脑中就有一个比较确切的印象。二看颜色。在分层设色地形图上，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海拔高度，通过仔细观察不同的颜色的范围大小、地区分布，即可掌握该地的地形地势特点。三看“面、线、点”。 就是指按“面、线、点”的顺序认识地理事物的分布。“面”是指像高原、平原、湖泊、海洋等地理事物，它们所占的空间范围大，在地图中最为显眼，所以先从认识它们入手较好，要看清这些事物的名称、位置、范围等特点。“线”是指像山脉、河流、交通线等地理要素，要注意其走向、名称等；“点”是指城市、村庄、工矿区等点状分布的地理要素。然后，还要学会分析不同的地理事物之间的联系。如，地形对气候、河流走向、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等各方面的影响。其次，不管是讲授新知识，还是复习旧知识，还是做练习，我都以地图为先导，没有挂图，就用手绘板图，课上画图费时间教育论文教育学论文，就在课前画好小黑板。在实践中，我体会到，加强地图运用，既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又培养学生的观察、记忆、想象的能力，又能最大限度的展示地理各要素之间的联系，比如地形、气候、工业和农业的分布等。

另外，我们平时注意 想方设法，尽力收集有关的地地理图片，如：火山喷发、钱塘大潮、壶口瀑布、海啸与地震等，紧密结合教学内容适时出示，进行生动、形象的教学，且寓学于乐，大大激发了大家的学习兴趣。对于教学中涉及到的事物和规律，也尽量以图片图像直观的展示在课堂上。例如在教水资源开发利用中存在的问题时，我先出示《熟视无睹》和《就地取材》两幅挂图，然后出示疑问：“我国水资源相当紧张，但利用中又存在哪些问题？”激励学生联系图像得出答案：①是浪费惊人；②是污染严重。课堂讲授中，也随时手绘板图，比如：火山的构造、高低气压带的形成、地形雨、河流流域与分水岭，等等。以图像的形式直观再现了在自然界中很难直接面对的现象和规律，生动形象，深入浅出，受到学生的欢迎。

（三）、 结合演示实验激发兴趣。利用地理教学仪器进行演示，并提出启发性的问题，符合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过程，这样做不但使学生对所学知识印象深刻，而且理解透彻。例如在讲述等高线地形图时，我设计了山峰演示图，在山峰（用玉米棒代表）上缠上等高线（铁丝），并标上海拔。然后把玉米拿走，按住顶端压下去，等高线图出现，是一个闭合多圈图，并且海拔由外向内逐渐升高，从而根据此图判断它是山峰。在此基础上，让同学们自己动手制作盆地地形图、陡崖地形图，由于是自己动手，所以印象深刻。在讲述地壳运动时，褶皱和断层对地形的影响很明显，它们的作用会形成两种不同的山脉。学生们很难判断到底是哪种作用所形成。我制作了《褶皱模型》和《断层模型》在课堂上演示，并提出疑问'为什么断层形成的山边缘往往是陡崖？'（因为断层形成的山，是沿着断裂部分错动而形成的，所以边缘往往是陡崖）。通过演示实验，让学生亲自观察，增加了学生的感性认识，发展了形象思维，比较轻松地理解和掌握了一些重点和难点知识。

 

长岛县教育体育局教研室 刘长庆

二一一年三月十二日

第2篇：对于人文地理学的认识范文

（一）补充鲜活的社会、经济素材，弥补地理考察的不足

由于经费的限制和对学生人身安全的担忧，当前地理教学中，普遍存在着地理考察缺失的现象。原本可以在现实生活中体会、感悟到的鲜活的人文社会事项，却只能通过传统课本中的文字来“想象”。即便是在有限的地理考察中，由于地理学所涉及的现象宏观性较强，在一般走马观花式的考察中所能获得的知识非常有限。比如对区域产业布局的调查，若能在发改委等宏观战略决策部门进行考察，并结合对区域内知名专家和决策者的访谈，则学习效果将大幅度提高。而由于种种原因，上述考察根本无法在现实地理考察中实现。往往仅仅是在产业园区内乘车浏览或者在厂外大致参观一下，充其量可以参观一下产业园的展览馆，看一下宏观规划。这无疑使考察的深度和效果大打折扣。

（二）借助多学科专家视角，拓展知识面

由于目前媒体的专业化程度提高，财经类节目的采访深度在逐渐提高。视频资料中有一些记者针对著名经济学家、文化学者等相关领域专家的访谈类节目，若能根据课程相关的知识点进行有针对性地观看，则能起到拓宽知识面，加深理解认识深度的效果。毕竟，在知识高度专业化今天，要求人文地理教师能够无所不知是不现实的，只能借力其他专家弥补本身的知识缺陷。此外，通过教师的引导，也可以使学生在观看中体会到其他学科的研究视角，对地理学视角的独特性有进一步的认识。

（三）调节课堂氛围，形成多感官刺激，优化学习效果

虽然课堂讲授是学生获得知识的重要途径，也是课堂教学的主导。但纯粹听觉的刺激，时间久了易造成“刺激疲劳”，在日常教学过程中，往往教师会通过改变声调、改变话题来解决。笔者在教学实践中发现，若能在学生产生“刺激疲劳”的时候，适当改变一下刺激的方式，也能够起到较好的教学效果。视频资料具有听觉、视觉综合刺激的优势，在课堂教学中穿插使用视频多媒体资料，可以形成对学生的多重刺激，有效避免“刺激疲劳”。

二、基于视频资料的课堂教学效果调查

本研究对笔者所教授的大二及大三地理科学专业的本科学生进行了95份无记名问卷调查，收回有效问卷93份。其中，大二学生65人，大三学生28人。在这些班级的课堂教学中，均穿插使用了相关的地理教学视频。

（一）使用视频资料的必要性

45.1%的被调查者认为非常必要，51.6%的被调查者认为必要，也就是说超过90%的被调查者认为视频资料在人文地理教学中的使用是非常必要的。

（二）使用视频资料教学的有效性

80.6%的被调查者认为效果非常好或好。感觉效果一般的占18.3%。

（三）视频资料的使用方法

65.6%的被调查者认为应该在课堂中间穿插播放片段，34.4%的被调查者认为应该集中时间完整播放。

（四）视频资料的选取

81.7%的被调查者认为纪录片帮助最大，44.1%的被调查者认为行业调查类视频资料帮助最大，37.6%的被调查者认为专家访谈类视频最有帮助，而只有15.1%的被调查者认为讲座类最有效。当被问及哪一类视频资料的教学效果最不好时，66.8%的被调查者认为讲座类视频教学效果不好，15.1%的被调查者认为专家访谈类视频资料不好，而只有5.4%的被调查者认为纪录片类视频资料效果不好。

（五）开放性问题

问卷还设计了开放性的问题：“关于学生对视频资料参与教学过程的建议”。结果显示，学生对视频资料参与教学过程普遍持欢迎态度，但同时对于视频资料的使用方式提出了建议，如视频资料不宜过长，视频要注重时效性，教师应根据视频中所涉及的知识点进行对应的讲解以及组织同学们一起讨论等。

三、结论

（一）结论

1.视频资料对于人文地理课堂教学具有较好的促进作用。本研究通过理论层面的逻辑推导和实践层面对实际授课效果的调查表明，视频资料对于人文地理课堂教学意义重大。对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弥补地理考察的匮乏，提升学生的地理学观察分析能力具有较大帮助。从反馈来看，学生也普遍欢迎这种教学形式。当然，视频资料的课堂教学只能是辅助地位，不能取代教师课堂讲授的主体地位，即便是在播放视频的过程中，也需要教师对视频中所涉及的知识点进行点拨，并阐明与本课程内容的相关性，否则教学效果将不会太理想。2.视频资料时效性要强，播放时间需简短，播放方式需灵活穿插。从调查问卷来看，学生对视频资料的时效性要求较高，这也与人文地理学课程内容紧密联系发展实际有关。此外，视频资料的播放一般不宜占用整节课的时间，尽量控制在20分钟以内。播放的形式采用穿插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比较好。3.视频资料应以纪录片、行业调查、专家访谈类为主。调查显示，学生对于纪录片、行业调查类以及专家访谈类视频资料较为欢迎。而对于讲座类则不感兴趣，或许是与视频讲座的形式与教师课堂讲授的形式基本无异，容易造成学生“刺激疲劳”有关。

（二）待研究的问题

第3篇：对于人文地理学的认识范文

同学们在学人文地理的时候往往喜欢孤立地去理解接受人文事象，而忽略了与自然的实质联系。这种把人文和自然割裂的行为是造成对人文事象把握不准的重要原因。要知道自然和人文是紧密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以前有环境决定论一说，虽然其过于强调了自然对人类的制约和影响，而忽视了人类的主观能动性。但只要撇开这一点，其大多数的观点和理论还是正确的。如一个地区的风土人情的形成，你仔细深究一番，必然会发现与当地的自然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华北的四合院，黄土高原的窑洞，西南地区的吊脚楼，藏南地区的碉楼等等无不说明了自然环境对当地建筑形态的影响。）。事实上人文事象是根植于自然环境的，每一种人文事象的形成以及其相应的特点，必然或多或少地受自然因素的影响，有的十分强烈，有的相对小些罢了。因此，扎实的自然地理知识是理解和分析人文事象的基础。下面看一个小例题。

记忆就像是在沙漠里卖领带的商人：“要水？没有。不过，如果你要领带，我这里有的是。――阿梅丽・诺冬

如果我不认识你，我没活过；如果我至死不认识你，我没死，因为我没活过。――塞尔努达

图为美国阿拉斯加州及其附近地区示意图。回答：

1阿拉斯加州面积约171万km2，但人口仅60多万。影响其人口密度小的最主要原因是

A淡水资源不足 B热量资源不足

C能源资源不足 D土地资源不足

2影响图示区域输油管道建设的主要因素是

A人口分布状况 B海域运输状况

C地形分布状况 D植被分布状况

首先，两个小题问的都是有关人文现象，但在寻找其形成的原因时，都需要我们从自然角度加以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答案，这正说明了上述观点：自然因素是造事象的重要原因。这也告诉我们在分析人文事象成因和特点时，首先要着眼于自然原因，而如果你只放眼于人文原因而忽略自然原因的话，那很可能导致错误。如第二小问中人类铺设的输油管道路线选择主要考虑的因素就不应该是人文因素。

其次，整观该题不难发现，了解和掌握该地区的自然环境是作答该题的关键。如果对美国阿拉斯加州地区的自然环境总特征（寒冷）不是很明了，抑或忽视了自然环境对人文事象的重大影响这一点，那么作答时很可能出现偏颇。如第二小题，很容易选择A项或C项。（上述两小题的正确答案分别为B。）

总之，扎实的自然地理知识是答好人文地理问题的基础。平时要养问题联系自然知识的意识，拿到人文问题，首先从自然角度找答案，要竭力做好自然与人文的衔接，架通自然与人文的“桥梁”，而且此“桥梁”应非独木桥之类，而是要像架在黄浦江上的扬浦、卢浦、南浦大桥那样，彻底架通浦东、浦西（自然和人文）两岸，做到自然与人文的贯通融合。而从学生现有的情况看，正是缺乏对自然和人文的很好沟通，从而在分析回答人文地理时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二、注重人文地理的思维模式构建

地理学科有着其自身的独特的地理思维模式，有别于一般的思维模式。人文地理更有其独到的思维模式，其正是学好人文地理所必备的前提条件。综观人文地理思维之模式，本人觉得以下两条尤显重要。

1谙熟区位分析法，其是人文地理的核心

区位理论是人文地理学的核心，所以学会运用区位理论去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是人文地理学习的主要目标。 这里首先有必要对每一项人类活动的区位因素做到了如指掌。如农业、工业、人口、城市、交通、商业、旅游、文化等人类活动事项的各自区位因素，书本都作了专门介绍的，需要逐一罗列，做到识记理解，构成思维框架储存在脑子里，为以后作答问题而准备。现举一例。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三全”和“思念”为代表的郑州速冻食品企业迅速崛起，郑州成为全国最大的速冻食品生产基地。分析郑州成为全国最大的速冻食品生产基地的主要原因。（10分）

针对上述问题，作答时宜分以下三步：

第一步，明确问题，构建思维框架。“分析郑州成为全国最大的速冻食品生产基地的主要原因”，实为分析影响食品工业的主要区位因素，如下：

影响食品工业的区位因素原料交通运输市场需求科学技术劳动力其他：农业基础、水源、土地、政策、环境等

第二步，结合材料，细化结论。通过调动该地区的自然人文环境特点，有针对性地细化答案。如下：

影响食品工业的区位因素原料――华北平原是我国主要的农业区，原料丰富交通运输――位于京广线与陇海线交汇处，交通运输便利市场需求――市场需求量大科学技术――冷藏和保鲜技术的发展劳动力――人口众多，劳动力资源丰富其他：农业基础、水源、土地、政策、环境等――政策支持

第三步，组织和优化答案

【参考答案】农副产品（原料）十分丰富；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交通运输便利；市场需求量大；保鲜、冷冻等技术的发展。

因此，熟练掌握和运用区位分析法，遵照以上三步答题法，就能很好地解决问题，不会出现严重的偏漏现象。上述问题也正是人文地理问题中最常见和典型的区位分析问题，所以掌握上述要义也是应对区位问题的好方法，务必熟练应用。在平时，对常见人文地理事象的区位条件务必作专门的梳理，并贮备于脑中。在这一点上花再多的时间和精力都是值得的。

2评价、意义类问题的思维构建

这也是人文地理中较常见的一类题，要求学生就某项人类活动给予分析评价。学生反映对该类问题总感觉难以适从，对有些要点是否能构成答案也不置可否。其实，这类问题也是有相应的思维框架的，在平时的学习中宜多归纳总结。一般来说，评价意义类的问题就宜紧紧扣住经济、社会、环境效益三大方面去寻找答案。有了思路再结合具体事例作进一步的展开和组织答案即可。如题：

（3）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该小组向丙村建议发展农产品加工业。请你阐明发展农产品加工业的意义。（10分）[注：丙村为浙江南部的低山丘陵区]

【答案】意义：发展农产品加工工业，可以充分发挥该地区农业资源的优势，延长农业生产链，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解决村民就业问题，增加村镇经济收入，改善村民生活水平等（4分，言之有理，酌情给分）。

从参考答案，我们可以反推其答题思路，不难发现前半部分正是从经济效益这个角度作答的，后半部分正是从社会效益作答的。不过，其似乎没有提到环境效益方面。这里我们不妨从环境效益角度给它补充：有利于充分利用当地资源，改善环境，实现人地和谐发展。这是完全可以的，答案变得更为完善。所以可以总结得出，在评价人类活动意义类的问题时宜从经济、社会、环境三大角度加以落实解决。

其实，学习地理过程中不断地构筑相应的地理思维模式，是极其重要的，有了相应的地理思维模式，思考分析问题就会变得思路清晰全面，具体作答更是易如反掌。

每一个人一生都总在自由和归属之间挣扎，那是条窄径。我有时候会为了得到归属而牺牲掉自由，但更多时候我已经对归属放弃了一切希望。――珍妮特・温特森

没有不可治愈的伤痛，没有不能结束的沉沦，所有失去的，会以另一种方式归来。――约翰・肖尔斯

三、关注生活和社会，尤其关注热点，勤于构思

地理学科尤其是人文地理与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地理学是一门源于生产生活，又服务于生产生活的学科。因此，在平时关注生产生活尤为重要，每每遇到一些地理问题都要试着用学到的地理知识去作答，而这些社会问题很可能就成为考题。如2010年初，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出现了“民工荒”，成了当时的一个社会热议问题。对于这样的社会问题，就有必要给予关注，并试着去解释它，或者借助新闻媒体或其他一些渠道来寻求答案。其实，这样的社会问题，电视报纸等媒体往往都会集中报道讨论，媒体也都会组织一些专门的访谈节目，邀请专家释疑。如这样的电视画面：记者深入劳力市场，采访民工和企业主，而且问题往往围绕“民工荒出现的原因以及今后如何应对？”，民工和企业主的回答往往能击中问题根本，成了问题的极佳答案。要如能听听专家的分析，那更是入木三分。所以你只要看了类似的节目，答案自然明了，应对考题更是绰绰有余。如：

36材料二：2010年春节一过，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工开始外出打工，但与往年不同的是人数有所减少。东南沿海地区企业招工困难，出现了一定规模的“民工荒”。

（3）结合材料分析造成近年来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出现“民工荒”的原因。面对“民工荒”现象，你认为东南沿海地区应采取哪些应对措施？

【答案】原因：国家政策的支持，西部地区社会经济（或二、三产业）发展加速，当地就业机会增多；国家重视“三农”问题，中西部地区农业增收明显，部分农民工外出就业动机减弱等。（每点2分，共4分，言之有理酌情给分）

第4篇：对于人文地理学的认识范文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世界经济的复苏和城市化的迅猛发展，生态危机日益严重，能源危机，环境污染，水资源短缺、气候变暖，荒漠化、动植物物种大量灭绝等各类相互联系的危机日趋严重，直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也面临着有史以来最严峻的挑战。20世纪50年代前后，不断爆发的环境危机以及出现世界闻名的“公害事件”，敲响了环境保护的警钟，人类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与自然的关系。1953年，美国人类学家J.H.斯图尔德(J.H.Steward)在《进化和过程》一书中，率先提出文化生态学的概念，文化生态学以人类在创造文化的过程中，与天然环境及人造环境的相互关系为研究对象，把握文化生成与文化环境的调试及内在联系。这一时期，一些从事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与研究的国际组织相继成立，其中1948年成立的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1956年成立的国际文物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ICCROM)、1956年成立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等逐渐在相关领域发挥重要影响。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地理学的理论方面，自然与人文的统一性已经在全世界得到确认。在人地关系方面，形成了人与环境之间的“和谐论”，从而奠定了现代地理学的统一性与综合性。和谐论主张分析人与环境的关系，以谋求自然环境与人类生活间的协调，例如日本学者石田宽就曾提出“预防破坏景观，建设一个和谐的景观”的主张。

第一位唤起人们关注自然环境的是美国海洋生态学家R.卡森(R.Carson)，她于1962年在《寂静的春天》一书中提醒人们注意这样的事实，即现代人由于滥用DDT及其它杀虫剂，已经伤害许多生命，严重的改变了自然生态。人类再不节制，未来的春天将不再鸟语花香、热闹缤纷，而是一片死寂与静肃。由于对环境脆弱本质和相互依赖的特点认识不足，人类正在以惊人的速度破坏着自然环境。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博尔丁(K.E.Boulding)发表《一门科学――生态经济学》的论文，第一次提出生态经济学的概念，形成以生态经济效益，即生态系统和经济体系相互作用的经济效益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主张在人口，工业迅速增长，自然资源消耗加剧，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大工业和现代农业所造威的环境污染日趋严重的情况下，把经济发展同环境，资源，生态结合起来研究其经济效益。此时，原有的东方文明中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重新引发人们的关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文化景观和自然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并主张将其作为国家的重要职责。

20世纪60年代以后，与景观和环境相关的概念开始出现在有关国际文件中，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1962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2届会议在巴黎通过的《关于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性的建议》，第一次提出了保护景观的目的，指出“为本建议之目的，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征系指保存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修复无论是自然的或人工的，具有文化或艺术价值，或构成典型自然景观的自然、乡村及城市景观和遗址的任何部分”。1964年5月，第二届历史古迹建筑师及技师国际会议在威尼斯通过的《关于古迹遗址保护与修复的国际》(威尼斯)，第一次在文物古迹的保护中引入了环境的概念。指出：“历史古迹的要领不仅包括单个建筑物，而且包括能从中找出一种独特的文明，一种有意义的发展或一个历史事件见证的城市或乡村环境”。i969年，L.麦克哈格(L.McHarg)在《设计结合自然》一书中，从自然、历史、人文的角度探讨了环境问题，描述了自然过程如何引导土地开发。规划设计结合自然理念的提出不仅是在理论上的重大突破，而且还标志着生态学方法第一次完整地引入了城市规划之中。

随着社会经济和现代工业化的高速度发展，自然资源、人口、粮食和环境等一系列影响社会生产和生活的问题日益突出。同时，人类活动范围的日益扩大，正在直接和间接地影响着生物圈。为了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科学依据和有效措施，国际生物科学联合会(IUBS)制定了国际生物计划，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了人与生物圈(MAB)国际组织，开展森林、草原、海洋，湖泊等生态系统与人类活动的关系，以及农业，城市。污染等有关的科学研究。同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7届会议在巴黎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世界遗产公约)，第一次明确了“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定义。其中“文化遗产”包括文物、建筑群和遗址，而遗址则指“从历史、审美，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人类工程或自然与人联合工程以及考古地址等地方”：“自然遗产”则包括：“从审美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由物质和生物结构或这类结构群组成的自然面貌，从科学或保护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地质和自然地理结构以及明确划为受威胁的动物和植物生境区；从科学，保护或自然美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天然名胜或明确划分的自然区域”。其中“文化遗产”中的“自然与人联合工程”引起人们的深入思考。

1976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会议在内罗毕通过的《关于历史地区的保护及其当代作用的建议》(内罗毕建议)，第一次提出了“历史和建筑地区”的概念，指出：“‘历史和建筑(包括本地的)地区’系指包含考古和古生物遗址的任何建筑群。结构和空旷地，它们构成城乡环境中的人类居住地，从考古、建筑，史前史，历史，艺术和社会文化的角度看，其凝聚力和价值已得到认可。在这些性质各异的地区中，可特别划分为以下各类史前遗址、历史城镇，老城区、老村庄。老村落以及相似的古迹群”。同时明确了“环境”和“保护”的定义，即“‘环境’系指影响观察这些地区的动态、静态方法的。自然或人工的环境”。在这层意义上，定必不仅涉及趋于静态的文物，建筑物与遗址，还考虑到社会文化进程中的动态性以及历史和建筑地区环境要素的延续性，而“‘保护’系指对历史或传统地区及其环境的鉴定，保护。修复。修缮，维修和复原”。之后，人类环境和文化遗产保护问题更加引起世界范围的重视。

1977年12月，一些国家的著名建筑师、规划师，学者和教授，在秘鲁马丘比丘山的古文化遗址，签署了具有宣言性质的《马丘比丘》。其中“文物和历史遗产的保存和保护”部分指出：“城市的个性和特性取决于城市的体型结构和社会特征。因此不仅要保存和维护好城市的历史遗址和古迹而且还要继承一般的文化传统”。在该的结束语中写到：“古代秘鲁的农业梯田受到全世界的赞赏，是由于它的尺度和宏伟，也由于它明显地表现出对自然环境的尊重。它那外表的和

精神的表现形式是一座对生活的不可磨灭的纪念碑，在同样的思想鼓舞下，我们纯朴的提出这份”。这一在文化景观遗产地诞生的庄严，无论对城市规划领域的观念更新，还是对文化遗产保护范围的扩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恰好也在1977年，《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操作指南)作为《世界遗产公约》的实施细则予以公布，明确提出了评价世界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标准及其真实性、完整性和相关管理要求。在理论界，J.D.西蒙兹(J.D.Simonds)在《大地景观》(1978)中全面阐述了生态要素分析方法、环境保护，生活环境质量提高，乃至于生态美学的内涵，从而把生态景观研究推向了“研究人类居住空间与视觉总体的高度”。

1980年8月，在东京召开的第24届国际地理大会上，大会主席伦敦大学教授M.J.怀斯(M.J.Wise)在开幕词中指出，“在今日世界人口日增，环境急剧，资源匮乏和自然灾害频仍的处境中，如何协调自然环境和人类文化生活的关系，已成为国际地理学界所面临的主要研究任务”。美国未来学者A.托夫勒(A.Toffler)于1980年出版了《第三次浪潮》，认为人类已经经历了两次巨大的变革浪潮：第一坎是农业革命。第二次是工业革命，而电脑的发明标志着人类进人了第三次浪潮，即信息革命时代，并将从根本上影响人们的生产方式、政治准则、生活方式、社会传统及意识形态等。美国经济学家J.奈斯比(J.Naisbitt)于1982年出版了《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提出了未来社会的十个发展方向。在诸多学派中，人文主义学派强调城市空间秩序最终是生态秩序的产物，人类社会在生物学和文化的两个层面上被组织，从而发生着类似于生物界的竞争，淘汰，演替等过程。生态主义学派强调城市是一种生态系统，人的生活要从自然界的背景中得到理解。因此人不再是中心，而只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人类必须放弃那种认为科学和技术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的错误想法，变得谦虚、温和与适度。这些思想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尊重顺应，到控制征服，到保护利用，直至上升到和谐共处的演进过程，启发人类在获得改造世界巨大能力的同时，应谋求更加理想的人居环境。1984年，M.荷夫(M.hough)在《城市形态和自然过程》中重点论述了城市的自然演进过程与城市空间营造的关系问题。

以上国际文件中的定义，理念和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思想，成为文化景观概念形成与发展的理论基础，在文化景观遗产保护中起到了重要作用。1984年召开的世界遗产委员会第8届会议上，关于文化景观的概念已经予以提出并讨论。会议指出“纯粹的自然地已经十分稀少，更多的是在人为影响之下的自然地，即人与自然共存的区域，这些区域中有相当一部分具有重要的价值”；“应将‘文化’与‘自然’同等看待，力求避免两级化；《世界遗产公约》目的不是‘选定’景观，而是在一个动态的和演变的框架中保护遗产地的和谐与稳定，更深层次的含义就是使人们逐步意识到文化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1987年10月，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8届全体会议，在华盛顿通过了《保护历史城镇与城区》(华盛顿)，该“涉及历史城区，不论大小，其中包括城市，城镇以及历史中心或居住区，也包括其自然的和人造的环境。除了它们的历史文献作用之外，这些地区体现着传统的城市文化的价值”。《华盛顿》列举了历史地段应该保护的内容，其中包括地段和街道的格局和空间形式：建筑物和绿化，旷地的空间关系：地段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包括与自然和人工环境的关系等涉及文化景观的内容。从这些内容看，历史地段保护更关心的是整体环境，强调保护和延续其中人们的生活。该还归纳了保护历史地段共同性的问题，指出“今天，由于社会到处实行工业化而导致城镇发展的结果，许多这类地区正面临着威胁，遭到物理退化、破坏甚至毁灭”。

在我国，近代人文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是在20世纪20～30年代，通过外国传教士和我国派往的留学生而陆续传入国内。1926年迄至1949年，在先后成立的+多所大学地理系内系统地进行讲授，其中以法国人文地理学家J.白吕纳(J.Brunhes)为代表的人地相关论和以英国经济地理学家L.D.斯坦普(L.D.Stamp)为代表的经济地理思想具有广泛的影响。前者认为人对人地关系的形成具有选择的可能和自由，而后者倡导经济地理应用于城乡规划。在这一时期我国的理论刊物上发表的一些有关人口分布、土地利用，农业分区，城市地理，边疆勘察、地区综合考察，以及人文景观等方面的著作，表明人文地理和经济地理研究工作相互交错。但是，此后的一些年代里“除经济地理学、人口地理学、城市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以外的人文地理学其他的分支均被视为唯心主义学术思想而一概摒弃”。特别是随着经济建设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要求摸清各地区生产布局。流域区划，铁路选线，区域规划，农业区划以及建设条件，资源储量，生态环境等方面情况，为经济地理学的发展开拓了更为广阔的道路，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于是就出现了人文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一衰一盛迥然不同的局面，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结束。

近30年来，“景观”和“文化景观”的概念，在人文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历史地理学、人口地理学、区域地理学等学科中被广泛应用，并对其定义与内涵进行了系统的考证与阐释。谭其骧先生推动了我国沿革地理和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对我国民族迁徙和文化作了大量的研究。他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以历史文献资料为主，吸取了考古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李旭旦先生是我国现代人文地理学奠基人，同时致力于区域地理学等方面的研究，他强调人文地理学的理论基础是“人地关系论”，研究的目的是谋求人地关系的协调。认为“文化景观是地球表面文化现象的复合体，它反映了一个地区的地理特征”，主张从研究文化景观来分析人地关系。侯仁之先生倡导以现代地理学的方法，研究中国历史地理。几十年来，他孜孜不倦地探索北京城市起源、城址变迁，园林营建、水源开发利用，地下古河道复原及城市平面布局特点等，对北京城市规划建设不断提供科学的依据。早在1950年，候仁之先生就曾建议将大学历史课中的“中国沿草地理”改名为“中国历史地理”，认为历史地理学的任务是探讨一个地理环境在“过去”和“现在”之间发展演交的规律。1962年，他发表了《历史地理学刍议》一文，进一步阐明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学科性质。研究方法及与传统沿草地理的重要区别，使其发展成为一个新的学科。在以后的数十年间，他先后出版

了《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历史地理学概述》等专著，为这一学科的建立，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侯仁之先生这一理论体系的阐述，从一个侧面表明了我国现代文化景观遗产研究的独立探索。

上述众多学者的学术研究成果皆成为文化景观遗产概念的思想基础。同时，我国关于区域社会和历史文化的研究成果也颇为丰富，早在20世纪30年代，冀朝鼎先生就在《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提出了“基本经济区”的概念，探讨了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基本经济区分布情况，并认为它们是我国历史上统一与分裂的经济基础和地方区划的地理基础，实际上也与文化发展演变的区域特性是基本一致的。李旭旦先生在《人文地理学导论》中指出，“长期以来，地理学科总是分成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两大互相密切联系的组成部门。但近30余年来，我国一直按照1950年代苏联一部分地理学者的片面论述，把地理学分裂成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两门各自独立的学科，不仅割裂了自然与人文现象的客观联系，还把人文现象的研究局限于经济上的生产配置这一狭隘的范畴之内”。今天“人文地理学正和新兴的环境科学、生态科学，区域科学与行为科学相结合，力求在解决世界性资源短缺，人口危机、自然灾害、环境污染与生态平衡等重大社会问题上作出贡献，从而促进了人文地理学在方向内容与方法上的创新”。谭其骧先生也在1980年代提出“不能笼统地，简单地谈论中国文化，而在任何时代，都不存在一种全国共同的文化，文化的地区差异应予以足够的注意”。

在考古学研究方面，经过几代考古学家的努力，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考古学的年代谱系，在全国各地就已经基本建立并逐步得到完善和细化。长期以来，人们称黄河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视黄河流域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将中原地区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最近20年的一系列考古发现，迅速扩展了人们的视野，面对各地不断涌现的史前时代的城址、祭坛、大墓，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精美的玉器、陶器和漆器，人们看到了中华远古文化的多源和多彩，看到了中国文明起源过程的新层面，也了解到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形成之久远，成份之复杂。“多元一体”是我国文明起源、发展的重要特征，地域之间的差异以及千丝万缕的联系，无疑是认识区域文化的一个重要思路，也是区域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的重要支撑。基于“多元一体”的文明进程，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复杂多样的自然地理单元，考古学、历史学。地理学家们对我国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开展了深入的考察和研究工作。除此宏观的地域文化研究之外，还有不少着眼于具体文化现象的历时性或共时性区域研究成果，为深入了解我国文化遗产的区域特性，以及发展演变的时空背景提供了坚实的学术基础，也成为我国文化景观研究的重要方法。

“20世纪70～80年代是中国考古学发展走向成熟的转折期，经过60年代的摸索和解悟，终于找到一条中国特色的考古学发展道路，一个带根本性的学科理论，这就是中国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学说”。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着眼于各地的文化渊源、特征和发展道路，从全国范围将中国史前考古学文化分为六大区系，即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点的北方；以山东为中，己、的东方：以关中(陕西)、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在此基础之上，他提出了著名的“考古文化区系类型说”，即“区是块块，系是条条，类型是分支”，既指明了文化的区域差异，也阐述了文化的历史传承。这一学术思想在考古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带动了国内区域考古学的深入发展，严文明先生曾论及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将中国考古学文化划分为中原、甘肃，山东，燕辽，江浙和长江中游六大文化区。张光植先生也曾将龙山时期文化划分为相互关联的山东，良渚、黄河中游、齐家河。清龙泉五个区。这些都是基于史前考古学文化特征而进行的区划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文化的区域性。上述考古学文化的划分，本身就说明了中国文化内涵丰富多采，正如苏秉琦先生言简意赅地概述为“满天星斗”。

文化景观遗产的探索与国际共识

随着人们对世界文化遗产内涵和价值认识的逐步深化，促使人们从更广阔的视野、更深入的角度去分析和梳理文化遗产之间的内在联系，探索和建立新的文化遗产类型和相应的保护方式，手段、体系，受到关注与保护的文化遗产类型也在不断扩充，例如“历史城镇”、“传统村落”，“运河遗产”和“文化线路”等特殊的文化遗产类型。这些新型文化遗产的共同特点，都体现出文化与自然两者的密切关联和相互结合，世界文化遗产开始呈现出多元化的价值，并拥有了更为深刻的涵义。1987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考察我国申报项目――泰山时，发现泰山不同于一般世界遗产项目的独特价值，即它不仅符合世界自然遗产的标准，也同时符合世界文化遗产的标准，促使了在世界遗产类别中，“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这一新类别被认可。文化景观遗产概念的最终确立源自于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1992年10月，世界遗产中心会同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在法国的拉贝第皮埃尔召开关于将“文化景观纳入《世界遗产名录》”专题研讨会。这是文化景观遗产在迈向世界文化遗产的道路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为了适应文化遗产的整体区域与多样化类型，来自各成员国的专家分别对《操作指南》提出修改意见，讨论了新修订的文化遗产评估标准，并总结出文化景观遗产的定义、分类和提名等方面规定，建议将杰出的文化景观遗产纳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体系之中。

1992年12月，在美国圣菲召开的世界遗产委员会第16届会议上，决定将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文化景观遗产纳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在《世界遗产公约》公布120年后，世界文化遗产的体系中增加了“文化景观遗产”这一新的类型。文化景观遗产的确立意义重大，使人类和自然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关系在文化遗产中得到具体的体现。其背景是城市化发展进程不断加快，人们生存环境日益遭到破坏，人类需要保存土地利用的历史和遗迹，维持生物的多样性，实现人类与自然和谐健康的发展。根据《世界遗产公约》第一条的内容，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文化景观遗产代表着“自然与人类联合工程”，具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兼具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保护的要求与特性。长期以来，世界遗产始终在“文化”与“自然”两个支点之间寻求平衡，而文化景观遗产将文化与自然两种因素联系起来，促进了它们之间的平衡与稳定。“文化景观”是指自然与人类创造力的共同结晶，反映区域的独特的文化内涵，特

别是出于社会、文化、宗教上的要求，并受环境影响与环境共同构成的独特景观。“文化景观”也是从较大的范围、较充分的规模去发现和认识在某种特定环境中人的创造和生存状态。

自1992年文化景观遗产正式确定为世界遗产中的特殊类型以来，人们的认识发生了许多变化，对于人类与自然的关联，被明显重视起来，衡量世界遗产突出的普遍价值的评估标准也经历了多次改变与调整。其中，许多实质性的进展与文化景观遗产类别的纳入，以及对其不断深入的思考直接相关。文化景观遗产的确立使世界遗产更具平衡性和代表性，也使世界遗产所代表的自然与文化，人类与环境、物质与非物质遗产之间的关系更加全面和深刻。在《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的附录中，把文化景观分为“由人类有意设计和建筑的景观”，“有机进化的景观”和“关联性文化景观”三种类型。“由人类有意设计和建筑的景观”包括出于美学原因建造的园林和公园景观，它们经常(但并不总是)与宗教或其他纪念性建筑物或建筑群有联系。“有机进化的景观”它产生于最初始的一种社会，经济、行政以及宗教需要，并通过与周围自然环境的相联系或相适应而发展到目前的形式。“关联性文化景观”以其与自然因素，强烈的宗教，艺术或文化相联系为特征，而不是以缺失文化的物证为特征。文化景观遗产作为连接文化与自然的纽带，更加体现出“人类长期的生产，生活与大自然所达成的一种和谐与平衡，与以往的单纯层面的遗产相比。它更强调人与环境共荣共存、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1993年lO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德国都柏林举行“有关具有突出世界价值的文化景观的专家会议”，提出了“未来行动计划(文化景观)”。该行动计划总结了有关提供“成员国在确认，评价，提名和管理文化景观进八《世界遗产名录》的资格方面的指导”，以及准备“对文化景观进行专题研究”的建议。1994年，世界遗产委员会第18届会议提出建立具有代表性与平衡性《世界遗产名录》的“全球战略”。并认为主题研究可以作为建立具有代表性的《世界遗产名录》的有效方法。人们意识到，欧洲建筑与宏伟，壮观的人造景观等古迹在《世界遗产名录》中占据优势地位，而具有深度，复杂度和与环境建立多样化联系的传统文化却鲜有代表。而这种不平衡性正是由于过去将“文化”与“自然”遗产过于简单地一分为二所造成的，新纳入的文化景观遗产显然可以作为调整失衡的杠杆。同时，《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本身也在不断根据《世界遗产公约》的精神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进行调整和完善，逐步扩充世界遗产的类型及其所代表的普遍价值。1977年～2005年间，《操作指南》先后修改达17次。在文化遗产的保护要素方面，从重视单一文化要素的保护，向同时重视由文化要素与自然要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综合要素保护的方向发展。例如兼具文化和自然复合特征的“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由文化要素与自然要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文化景观遗产，均成为国际社会探讨加大保护力度的对象。

另一方面，在国际景观生态学会(IALE)与美国地理学家协会(AAG)举办的大型学术活动中，都有景观与文化的专题讨论会。1994年在美国地理学家协会第90届年会上有“文化研究在地理学中的应用：神话，景观、通讯”专题报告会；1994年世界自然保护同盟(IUCN)大会提出，要利用景观生态学原理来规划和管理土地资源，促进文化景观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1995年国际景观生态学会大会上对景观类型与人类活动特征、景观建设的量化因子、21世纪的文化景观、持续发展与文化景观等命题都有所涉及。1999年，美国学者霍纳蔡夫斯基(Honachefsky)提出“生态导向”的概念。他认为美国城市的无序蔓延及其对生态环境破坏等问题的出现，是因为将土地的潜在经济价值置于生态过程之前所致，因此提出“生态优化”的思想。这一思想迅速在全球范围内得到积极响应，并开始从“生态优化”所强调的单纯“保护”，向利用生态来引导区域开发的“生态导向”思想方向发展。在这一思想推动下，美国在区域开发中开始推行“精明增长”计划，提出了控制城市蔓延，保护农地，保护生态与社会人文环境、繁荣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精明增长目标。精明增长作为一种旨在平衡发展与保护关系的区域发展模式，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积极的响应。

在此期间，一系列相关问题的国际公约和文件相继问世，成为人们步入21世纪的共同行动纲领，标志着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成为全球共识。例如1996年联合国第二次“人类住区”会议，发表了《伊斯坦布尔宣言》，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1届会议通过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我国也制定并公布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将可持续发展作为基本国策之一。21世纪人类进入“生态时代”，生态思想成为人们解决所有与生命现象有关问题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指导思想，在这一背景下，强调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极为重要。同时，在21世纪，国际上已将生物多样性的三个层次，即基因、物种和生态系统，拓展为包含景观在内的四个层次，文化景观被放在重要位置，并赋予崇高的使命。文化景观既是“生物多样性的最后储藏所”，也是文化遗产保护不可或缺的内容，既是反映过去人类土地利用的历史和遗迹的证据，也应该成为人类土地持续利用的样板，并为人类提供享受美和愉快以及自然与文化多样性的机会。

随着文化景观遗产进入世界遗产范畴，对其进行有效管理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事实上，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各国将文化遗存的区域保护与国家和地方的文化和生态建设，社会发展等结合起来，带有预见性的划定相关文化遗产保护区，为城市规划，政府管理、土地利用等密切相关的部门预先提供科学决策的依据，以及新的保护和管理思路，为区域整体协调发展战略提供有力支撑，取得了许多成功的经验。例如美国最早通过设立“国家公园”(nationalpark)制度，坚持文化景观遗产保护的公益性、完整性、科学性，将重要的文化景观遗产地收归国有，完整地保留了大面积的、类型丰富的国家财富；在意大利，一般强调不改变文化遗址现状，尤其重视环境要素的保护，例如在庞贝遗址的保护中得以充分体现；在英国约克郡曾通过“地下古迹分布图”的编制为保护对策提供了科学的依据，从而免遭大规模城市建设的破坏，在日本，通过国家，地方立法，由中央。地方政府保护实施，使得京都和奈良等地作为历史史迹保护区被整体保护下来：在德国，结合现代航空测量，遥感技术，频繁对国土范围内的文化遗存进行普查。

文化景观遗产保护理论和方法的

形成经历了较为复杂的过程，进入20世纪后逐渐达成共识。2001年2月，来自南亚、东亚和东南亚的考古，建筑、市镇规划及遗产地管理等领域的专家相聚越南会安，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研讨会，探讨建立和颁布最佳保护范例的区域性标准，以确保亚洲遗产地的内在价值得到应有的保护。会议强调了遗产在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在亚洲，天然和人造遗产不仅与其自然地理和文化环境有着不解的联系和渊源，同时也是更多非物质性文化传统的表现背景。因此，与会专家尤其强调了自然遗产地，非物质遗产和文化景观的保护规范间的相互关联性”。针对文化景观，会议认为“文化景观是指与历史事件。活动，人物相关或展示出了其他的文化或美学价值的地理区域，包括其中的文化和自然资源以及野生动物或家禽家畜”。与会专家认为“文化景观反映了不同文化的有机哲理和观点，必须得到了解和保护”。同时，“文化景观并非静态。保护文化景观的目的，并不是要保护其现有的状态，而更多的是要以一种负责任的。可持续的方式来识别，了解和管理形成这些文化景观的动态演变过程”。2005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会安通过了《会安草案――亚洲最佳保护范例》。

2003年7月，在巴黎召开的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7届会议期间，曾就拟在维也纳“中央车站项目”场址建造三栋高层塔楼的问题，以及就世界各地历史性城市，包括世界遗产城市及其附近，出现的高层建筑建设这一常见问题展开了辩论。经过辩论，世界遗产委员会要求世界遗产中心就这一问题召开专题会议进行研究。2005年5月，主题为“世界遗产与当代建筑――管理具有历史意义的城市景观”的国际会议在维也纳召开。会议实地考察了维也纳历史城市景观的保护状况。维也纳的历史城市景观以中、低层公寓楼为特点，楼房普遍为4―6层，整个城市的屋顶采用19世纪古典主义建筑风格，形成协调的城市文化景观。教堂和其他宗教建筑的穹顶和尖顶，从城市的各个角度清晰可见，发挥着地标性建筑的作用。而建造于20世纪50～70年代的几栋高层办公建筑，由于位于历史中心的边缘地带，当时并没有被视为对城市文化景观的侵扰。2001年，维也纳历史中心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提高了市民对城市文化景观价值的认识，他们对新的高层建筑可能对城市轮廓线和文化景观遗产产生的影响提出质疑，并由此引发了世界遗产委员会的关注。维也纳会议还讨论了有关北京、加德满都。科隆、里加、波茨坦，阿维拉和危地马拉城等世界遗产城市的高层或当代建筑的案例，这些城市一直在不断投资兴建新的基础设施、住房和办公场所，且这种现象会持续下去，并进而对城市文化景观构成长期威胁。

维也纳会议讨论的焦点包括，如何协调历史文化名城或历史地区与现代化建设的关系：如何在满足持久投资需要的同时不破坏城市的历史特点和文化特征；如何确定文化景观可以接受的变化限度，如何建立适用的评估和评价标准等问题。会议形成了《保护具有历史意义的城市景观备忘录》(维也纳备忘录)，并提交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9届会议通过。《维也纳备忘录》是一份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它侧重于当展对具有文化遗产意义的城市整体景观的影响，其“历史城市景观”的概念超出了以往国际和相关建议中通常使用的“历史中心”，“整体”或“环境”等传统术语的范围，涵盖的区域背景和景观背景更为广泛，综合考虑了当代建筑、城市可持续发展和文化景观完整性之间的关系，被视为提倡采取综合方法维护城市景观的重要声明，并作为《内罗毕建议》的补充性区域级指南。在此基础上，2005年lO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5届《世界遗产公约》缔约国大会在巴黎通过了《保护具有历史意义的城市景观宣言》，宣言“强调将当代建筑恰当地融入历史城市景观中的必要性，并强调在计划进行当代干预时开展文化或观赏影响研究的重要性，宣言要求各缔约国”将《维也纳备忘录》中确定的原则纳入各自的遗产保护政策”。

在2005年版的《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对一直以来沿用的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相关标准进行了合并，规定，“如果遗产符合下列一项或多项标准，世界遗产委员会将会认为该遗产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1、代表人类创造精神的杰作；2，体现了在一段时期内或世界某一文化区域内重要的价值观交流，对建筑、技术，古迹艺术，城镇规划或景观设计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3，能为现存的或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独特的或至少是特殊的见证；4，是一种建筑，建筑群，技术整体或景观的杰出范例，展现历史上一个(或几个)重要发展阶段：5、是传统人类聚居。土地使用或海洋开发的杰出范例，代表一种(或几种)文化或者人类与环境的相互作用，特别是由于不可扭转的变化的影响而脆弱易损；6，与具有突出的普遍意义的事件、文化传统、观点，信仰，艺术作品或文学作品有直接或实质的联系：7，绝妙的自然现象或具有罕见自然美的地区，8、是地球演化史中重要阶段的突出例证，包括生命记载和地貌演变中的地质发展过程或显著的地质或地貌特征，9，突出代表了陆地、淡水、海岸和海洋生态系统及动植物群落演变，发展的生态和生理过程；10，是生物多样性原地保护的最重要的自然栖息地，包括从科学或保护角度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濒危物种栖息地。

第5篇：对于人文地理学的认识范文

关键词：体育文化；地理学特性；体育地理学

虽然地理一直忽视体育，然而无论是从纵向的历史起源和演变，还是横向的经济、文化现实发展来看，体育与地理间的联系都是不容忽视的．地理学从根本上讲关注3方面问题，即地球上各种现象的区位和空间秩序、人地关系以及区域差异．地理学注重地球表层现象的记录、描述和分析，与地理环境密切相关的体育文化现象，理所当然属于地理研究的范畴．自1975年美国俄科拉哈马州立大学罗雷（JohnRooney）教授提出体育文化的地理学概念体系以来，对体育文化的地理学探讨一直未停．地理学空间扩散理论、空间相互作用理论等众多地理学理论在体育领域研究中的成功使用也提供了以地理学观点解析体育文化的新思路和框架．从地理学的观点和视角出发，从时间和空间两方面讨论体育的原型、起源、扩散、体育的革新等内容，以科学的方法寻求体育空间组织的规律性和模式，认识体育及体育文化的区域差异，有利于针对性地指导体育工作的开展和加强体育文化的传承．从地理学视角出发，对体育文化形成与发展的地理因素进行分析、寻求传播的方向和路径，以及探讨体育运动影响的地域范围，能为体育工作的开展提供更为科学的决策依据，从而促进体育产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

1影响体育文化形成与传播的地理学因素

1．1纬度

在地理中，不同纬度地区的总体气候有着很大的差别，在高纬度地区，气温相对来说比较寒冷，在低纬度地区，气温则比较温暖和炎热．而气温的不同对于体育有着直接的影响．首先，在不同的纬度地区，其体育项目均会有着符合当地纬度特点的现象．随着纬度的变化，不同地区的冷暖环境也有所不同，直接决定了当地人们所从事的体育项目和休闲活动的不同，尤其是在冬季项目上的区别．在纬度较高的北欧地区，由于其气候相对寒冷，所以这一地区与冰雪相关的体育项目开展比较丰富，例如高山滑雪、冰球等项目均受到当地居民的喜爱和参与．地处北欧的挪威，在历届的冬季奥运会上取得了超过300枚的奥运奖牌，其中金牌更是超过了100枚，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而冬奥会上的越野滑雪和跳台滑雪的俗名更是直接用北欧两项来称呼．在北欧，冬季项目已经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但是在低纬度的非洲地区，却鲜有机会进行冰雪项目［1］．其次，高纬度地区的体育项目较之低纬度地区更加丰富．高纬度地区除了能够体验丰富的冰雪体育项目之外，还因四季分明，能够体验不同季节的体育项目，低纬度地区的夏季项目在高纬度地区都有实现的条件．例如北欧地区的气温，在夏季最高的时候也能够达到30℃之上，即使在极高纬度的地区，人们也可以在室内进行夏季体育项目．而低纬度地区则只能够从事夏季体育项目，即使不计成本建设一两个室内的冰场，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就造成了在冬奥会的赛场，基本上见不到非洲地区的国家参赛，而在夏季奥运会上却能够看到北欧等高纬度地区的国家参赛．最后，因纬度的不同，不同地区的民间都会出现符合纬度气候特点的体育衍生项目．例如我国东北地区，广大居民们在冬季就会进行雪地足球，将足球和冰雪结合起来，而在非洲地区，产生了类似滑雪的滑沙、滑草等民间项目．

1．2地形

山川、湖泊、树林、大海、河流等一系列的地形因素也会影响体育项目和体育文化的分布．在同一纬度地区，由于地形的不同，体育项目开展也有所不同．首先在平原地区，由于地形平坦，能够受到充足的阳光照射，并且具有稳定的气候环境，所以在平原地区足球、赛马等体育项目比较方便开展．而在高原地区，由于氧气缺乏，气压增大等因素，造就了具有强大心肺能力的居民，很适合开展中长跑等体育项目，例如肯尼亚等地区，在中长跑项目上一直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山地地区则具有复杂的地形特点，并且陡坡和峡谷较多，当地居民就会进行攀爬，从而演变成了现代的攀岩项目［2］．其次是内陆和沿海的区别．沿海地区具有天然的海水资源，所以像帆板、冲浪等体育项目都是居民常开展的项目，但是这些项目在内陆地区就很难实现．在世界上，美国、法国、波兰等帆板强国都具有得天独厚的海水资源．

1．3人口分布

在地理上，人口分布包括人口的密度、数量、种族和性别等因素．一个地区的人口分布，对这个地区的社会现象、地域文化等都有着重要的影响，所以人口分布对于体育文化区域差异的形成也有着重要的影响．首先是人种的影响，众所周知在奥运会上，不同的人种所擅长的项目不尽相同．黑种人运动员在田径项目上具有相对于白种人和黄种人更加明显的优势，黑种人具有良好的耐力和爆发力，因身体条件，黑种人在游泳项目上却没有明显优势．参照世界的各项比赛成绩可以发现，在游泳项目上非洲国家几乎没有比较著名的游泳运动员，虽然考文垂在津巴布韦，但是她却是白种人．而黄种人由于具有灵巧的身体，所以在羽毛球、乒乓球等具有很强技巧性的项目上具有比较强的竞争力和优势，例如我国的乒乓球项目．白种人具有良好的身体素质，较黑种人灵巧，所以白种人在各项体育运动的分布比较均衡．此外，不同的人种进行同一项体育运动的文化也不尽相同．例如在排球赛场上，我国队员由于身体灵活性较强，打法主要以快打慢见长，而欧洲地区的球队，由于队员们的身体条件好，一般进行的是高举高打．其次是人口密度对体育分布和体育文化的影响．人口密度大的地区资源的集中程度也就多，这些资源中也包括了体育资源．拥有较高人口密度的地域拥有较为充足的体育运动员后备力量和较为完善的体育设施、体育服务，拥有较好的参加体育活动的机会等［3］．

1．4交通

纬度、地形、人口分布决定了体育文化的产生和具体分布，交通却是推动体育文化分布和体育发展的重要因素．自信息技术飞速发展以来，在地理上，对于交通也有了实体交通和虚拟交通的区别．实体交通，能够快速地将人、货物等运送到世界的各个角落，这就意味着运动员能够更加方便地进行外出比赛和交流，各种先进的体育器材也能够更加方便地运送回国，使国内的体育训练水平得到提高，同时也增加了各地的体育文化交流，使体育事业得到快速的发展．而虚拟交通，则让人与人、人与信息之间的交流变得更加方便，在数秒的时间内就能够让世界不同地方的人进行交流．这更加方便了体育信息和体育赛事的传播，增加人们对不同地区体育文化的了解，让体育事业有了更加快速的发展．

2体育文化形成与传播的地理学解析

从目前的各项科学研究来看，体育和地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之后已经形成了一个专门的学科，叫体育地理学，虽然目前体育地理学的各项研究还不够充分，但是体育地理学从独特的角度对体育与地理的联系做出了总结，给体育和地理提供了独特的视角来解构各自的学科思路．

2．1空间扩散与体育文化

当今世界的所有体育运动在时间与空间上都有其起源和原型，体育的发展过程也是这些原型随着时间的推移，从一个空间向另一空间面状传播的过程，是一个综合了时空变化的过程［4］．在这个过程中，体育项目不断地从起源地向周围扩散，最终向世界范围传播，所以体育文化兼具大众性和学术性，并与地理学产生了不可分割的联系，而这些体育文化在传播的早期具有明显的地理性质和地方形式．体育文化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受经济发展、以及地理环境等因素的综合影响．羽毛球是一个世界性的运动，但是其起源却是在英国的一个叫柏明顿的小镇，而其在丹麦和印尼盛行，与当地的静风天气不无关系．体育文化在某个地方形成之后就会从空间上向周围传播，这个空间扩散的过程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对体育传播方向和路径的过程研究对于体育的传播具有重要的意义．例如，中国的武术项目，起源于中国，但是传播的方式却呈面状传播和等级扩散．面状传播是以体育文化的起源地为中心，向四周空间进行面状的连续传播；等级扩散则是由起源地向其他文化中心进行空间跳跃式的传播，中国武术在日本、朝鲜、法国等地都能够寻找到传播中心正是因为武术是由中国向这些地区进行了等级传播．此外，体育文化的传播还能够通过地理模型进行虚假的模拟［5］．

2．2空间组织和体育文化

体育项目在传播并被各地区的人所应用的时候，就形成了体育的空间组织．对于体育设施的空间分布，克里斯泰勒有一套中心理论．而对于体育则是拥有一个等级序列的，在一项运动中，关于人口应该存在一个最小限度“门槛人口”，如果这项运动的应用人口高于这个限度，则这项运动就会普遍存在，在英国，娱乐性的足球比赛，每一英里就有9成以上的人参与，而在美国，职业棒球队在业内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球队在每年必须要能够吸引100万人次进行观战．对于承办奥运会的城市拥有严格的地区和位置要求，所以只有为数不多的国家和城市有能力和资格承办奥运会．由此可见，大城市在体育的空间组织上有着不可比拟的优势．体育项目的队伍数量与城市的规模有着较大的关系．但是体育的等级在空间尺度上也存在一定的缺失．有很多应该具有体育设施的地方，实际上却没有相应的体育设施．例如我国的足球俱乐部，在广东曾有包括宏远、深圳、松日、太阳神、佛山5个甲级球队，可是在我国人口较密集的城市河南，却只有1个甲级足球俱乐部［6］．由此可见，足球俱乐部数量和需求也就是足球市场的供给与需求，在空间上并不是均衡分布的．有些城市往往拥有足够多的球迷，但是没有一个拿得出的俱乐部，这些城市为了满足球迷的需求，就会迫不及待地引进一些足球俱乐部在当地进行足球赛事，例如韶关、柳州、石家庄、绵阳等城市．而观看足球比赛则渐渐成为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消费，所以为了追求最大的利益，足球俱乐部会进行区位迁移．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体育运动的商业化道路也越走越远，成为新兴的第四产业，而体育一旦商业化就会追求利益最大化，所以选择体育活动的最适合区位，也是体育地理学研究的重点．例如北京亚运会场馆采用的是分散式的布局，广州天河体育中心采用的是集中式布局，这些都考虑了各种人文地理的情况，考虑了城市居民的观赛情况以及土地的征用、城市功能区的协调等一系列的与地理学知识相关的因素．

2．3空间景观与体育建筑

体育景观的产生是在地理空间内，由于体育运动而发展出的各种体育建筑物，从而形成的一种暂时或者永久的标志性体育景观．在19世纪以前，人们对于体育景观的认识多以自然景观为主，并没有太多的人为干涉，但是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以及世界经济的发展，自然体育景观成分在人们的认知中渐渐减少，越来越多的人工体育景观开始诞生．例如由于人们追求生活的休闲和完美而产生的各种以绿色草地为场所的马术、高尔夫、足球等体育运动，这些运动被人们称为“绿色体育”［7］，这些绿色运动带来令人赏心悦目的地理景观，从而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同时随着人们对周围环境的掌握能力增强，逐渐出现了冲浪、帆船等以海洋为载体的体育运动，这些体育运动被人们称为“蓝色体育”．还有以雪山为载体的山地滑雪等运动项目，这些被人们称为“白色体育”．随着近代体育的发展，各个城市都开始了体育场馆的建设，这些体育场馆中不乏一些独具特色、具有欣赏价值的场馆，例如我国北京奥运会的鸟巢等．

2．4体育与空间相互作用

体育空间是一个空间上的结节点，所以体育空间区位会在空间层面上产生各种情况的相互作用．首先是体育场馆的圈层影响，这种空间相互作用决定于体育场馆的规模和服务质量，以及体育场馆所属的机构和场馆进行体育活动的机会等．“球迷区”是受到这种相互作用最明显的一个地方，球迷的集中区与运动员的分布是大致相同的．这些区域少则只有数十人，而多的像一些职业俱乐部的这种区域，可能有数万人．主场是核心的区位，随着距离的增大，球迷的规模也会渐渐的衰减．在“球迷区”的人通过接近这个体育节点来获得自身的利益，而在这个圈层的第二层位置，则是一些诸如运动爱好者之类的球迷，通常以这种运动作为娱乐方式［8］．体育空间以节点为中心的圈层，具有经济地理的效应，但是这种效应从好的方面来说，能够创造各种各样的经济收益，而一旦这个节点被周围的人所厌恶和排斥之后，这种效应就会变成负面的影响，产生“负影响圈层”．例如体育迷们制造的一些诸如噪声、游行、骚乱等“体育污染”，这些污染带来的后果就是当地的经济受到影响．一个体育运动俱乐部要完成其全部的比赛赛程，就会有一定的空间位移，这种位移是必然也是必需的，这种空间位移也是体育空间相互作用的一种情况．要进行空间位移，就会产生必要的交通费用，但是以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来看，节省季节性的交通开支，是所有商业化体育运动项目共同的要求，虽然这一费用占用不了多少经费．这个矛盾可以通过体育赛事的区域化来解决，例如美国的NBA分区赛，免除了运动员的长距离移动．一个职业运动员，在其运动生涯里一般都不会只效力于一个体育俱乐部，而是在多个不同的俱乐部间效力，从而产生相互作用，这种情况也是体育空间相互作用的一种．通过英国的职业运动员和美国的职业运动员招募情况来看，运动员大多数会选择在自己所出生和成长的附近俱乐部中效力．但也存在运动员转会的情况，这种容易造成运动员在其效力的各个俱乐部之间的相互影响，从而产生一系列的矛盾和不可预知的情况．在我国，由于还没有比较健全的职业运动员转会的法规，所以这种体育空间的相互作用还没有比较明显的规律．

3地理学知识在体育文化形成与传播中的运用

3．1指导赛事申办

地理学知识对选择各项体育赛事举办城市和地区具有指导性作用．例如我国厦门，虽然具有良好的经济基础，但是却不适合举办大型综合赛事，主要是因为厦门是一个小岛城市，面积比较小而且地形复杂，交通也不是很方便，很难满足大型综合比赛对场地和交通等的要求．但是厦门岛是一个天然的环形岛屿，而且具有美丽的风光，其四周的环岛路就非常适合进行马拉松比赛，厦门国际马拉松比赛也已经成了厦门的标志．我国哈尔滨的天然气候条件适合冬奥会的举办，青岛适合帆船赛，这些挑选都结合了地理学知识．此外，申办赛事也需要应用人文地理知识．通过运用地理学知识对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进行科学的分析，能够清楚地知道申办的优势，从而进行有针对性地赛事申办．例如，2008年选择在北京举行奥运会，实际上在自然条件上比北京更适合办奥运会的城市有很多，却没有选其它城市．这是因为从人文地理的方面看，北京具有更加雄厚的经济实力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北京也是我国的首都，是我国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中心，承担奥运会这项世界性的综合赛事从各方面来说都具有明显优势［9］．

3．2指导体育设施建设

对城市体育场馆和体育设施的建设布局来说，要考虑的因素有很多，比如会不会破坏城市当前的经济布局与城市的地理环境，场馆周围是否有比较方便的交通，足球场馆、篮球场馆、游泳场馆等不同的场馆，分布应该建在哪些位置以及场馆建成后对周围人群聚集地的经济会不会带来影响，是否能带动群众体育运动的积极性等．这些问题都需要地理学的知识来进行判断和指导．

3．3对体育训练的指导

地理学知识对体育训练的指导作用，主要是在运动员进行异地训练时，比如高原训练，因为高原具有锻炼心肺功能的特点，所以田径运动员们通常会到高原上进行训练．每年冬天，我国的中长跑运动员们会在东北冰天雪地的地方进行训练，这是因为雪地较松软，可以减轻运动员的脚踝与膝盖关节的压力．我国女排选择在福建漳州进行训练，是因为南方的气温变化比较稳定，对运动员的身体影响较小．

4结语

地理与体育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体育文化受到纬度、地形、人口分布、交通等自然地理的影响，也受到城市和地区经济、文化等人文地理的影响，同时地理学的知识还能够指导体育活动及赛事举办城市的选择，以及体育设施和体育场所的分布等作用．体育文化也具有空间扩散、空间组织、空间作用以及空间景观等地理学特性，地理学因受到体育文化的影响变得更加多元和生动，从而形成了地理与体育的更深层次的联系．这种联系不仅能够促进体育运动的多样化发展，还能够促进体育文化长远稳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刘东升，邹玉玲，李林林，等．西方学界的体育空间研究与体育地理学的构建［J］．体育科学，2013，33（2）：3－10，60．

［2］李延超，饶远．彝族传统体育活动为何这么“火”？———云南彝族体育的文化地理学分析［J］．体育文化导刊，2006（2）：85－87．

［3］王茜，苏世亮，苏静．社会地理学视域下的城市休闲体育空间重构［J］．广州体育学院学报，2009，29（1）：65－69．

［4］王海燕，姜君，张宇峰，等．对我国资源型城市转型期城市体育文化塑建若干问题的思考［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3，47（12）：22－26．

［5］林涛．多元文化视角下审视体育文化基本理论———评《体育文化的理论研究与多元审视》［J］．当代教育科学，2015（14）：封4．

［6］姚磊，田雨普，余涛，等．文化强国战略下农村体育文化服务供给的困境与建议［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2，36（3）：14－18，31．

［7］郑会娟，刘永科，张杰，等．新时期体育文化科学化发展与应用———评《体育文化科学探析》［J］．当代教育科学，2015（7）：66．

［8］林天孩，林小美，刘树洋，等．吴越文化与体育文化的互动关系研究［J］．体育文化导刊，2015（4）：202－205．

第6篇：对于人文地理学的认识范文

关键词：人地关系论；历史轨迹；哲学思考；预测

自人类自产生以来，人类便和地理环境之间通过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形成了对立统一的人地关系，由此产生了相应的人地关系论，并影响着人类活动的方方面面。通过对人地关系论演变的历史轨迹的哲学思考，我们可以探讨未来人地关系的价值取向。

1.国内外主要人地关系论梳理

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可以认为是一部人地关系的演进史。在漫长的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形成了各具特点的人地关系理论。在传统人地关系中，中国古代形成了以天命论、人定胜天论、天人合一论等为代表的人地关系论，尤其是“天人合一”论对人地关系的发展演变影响深远。西方学者对人地关系的认识也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早期既有上帝主宰一切的思想，也有“把地球作为人类的家乡来研究”[1]的观点。文艺复兴以后，J.博丹和孟德斯鸠等学者开始关注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重点研究了气候条件对人类活动的作用[2]。近代地理学的开山大师AlexandervonHumboldt和KarlRitter对人地关系的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Humboldt强调地表事物的整体研究，即地理学不仅关注人类社会活动，还要探讨地表各自然现象；Ritter认为“地理学研究的目的，要求人们将其活动及其空间作为一个统一的舞台，因而，要叙述的不仅仅是这个舞台本身，而是其与人的关系”，主张通过研究自然现象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作用来探讨地理学的人文方向。这些思想为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德国地理学家F.拉采尔详细探讨了居民分布、人口迁移和民族性格等对地理环境的依赖关系，并引入C.R.达尔文的生物进化思想，提出各地区人类活动受到地理环境的严格限制。这种思想被美国地理学家E.C.森普尔等广为介绍，将其发展成为环境决定论[2]。20世纪初，法国地理学家P.维达尔•白兰士等进一步发展了人地关系理论，提出或然论（可能论）的思想，指出要重视人类在适应和利用环境方面的能力；其学生J.白吕纳深入研究了该理论，提出“心理因素”在人地关系中起着关键作用。此后，西方地理学界相继出现了适应论、生态论、环境感知论、文化决定论、和谐论等著名的人地关系理论。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地理学计量化的发展，人地关系理论又取得了新发展。在生态论和文化景观论基础上发展形成了地理系统论，该理论强调人类社会系统和地理环境系统及其之间的动态联系。

2.各种人地关系论的时间起点研究

2.1原始采集狩猎时期的人地关系。这一时期没有产生人地关系的思想理论。大约在200万年前后，人类以小规模的群体即部落形式散布在地球上。由于处于人类的形成阶段，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采集、狩猎是部落人群的主要生活方式，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文明采集文明得到创造和发展。但受生产力水平限制，人类与基本没有改造和支配自然的能力，人与其他生物融洽共处。这一时期人地关系表现的最为微弱，甚至可以说是自然在掌控者人类，人类只能依附于自然环境。

2.2农业文明时期的人地关系。这一时期的我国的著名观点有：最早见于殷虚卜辞之中的“帝其令雨”和“帝其令风”等记载[2]，强调天气晴雨变化和收成好坏都是由“天”定的。管仲在《管子•地员》中指出：“地者政之本也，辨于土而民可富。”老聃在《道德经》中写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孟轲强调：“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荀况认为：“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强调自然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人类可以通过顺应自然规律达到“有其治”的效果[3]。国外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古希腊著名学者希波革拉第在《论空气、水和地方》中专门论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柏拉图《国家论》中阐述了理想国的基本构想，认为对国家最有利的公民数量为5040人；亚里士多德认为“最完美最美丽的国家，就是能够维持人口数目使之不超过一定限度的国家”[4]，即一国的人口规模应当和土地规模相适应。在农业文明时期，随着人口数量增加和人类生产、生活技能的提升，人类逐步从崇拜自然过渡为改造自然，由原始的依赖自然而直接消费变为自己生产而后消费。并且随着人类对自然改造力度和广度不断扩大，人类活动对自然的作用强度不断加大，这时候已经开始产生小范围的生态破坏，例如水土流失等环境问题已经开始显现。相对于原始时期而言，农业文明时期的人地关系中的力量对比已经在开始转变，人地关系中人的地位和影响力越来越大，而自然的力量却相对的在减小[3]。

2.3工业文明时期的人地关系。这一时期的主要观点有：地理环境决定论、可能论、人类中心主义、适应论、生态论等。其中，地理环境决定论认为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起决定作用；可能论强调人类对地理环境提供的可能性的适应和选择能力；人类中心主义则把人类视为自然界的主宰，认为人类完全可以控制自然；适应论则强调人类对自然地理环境的适应和人类与地理环境的协调；生态论主张研究人类对地理环境的反映，侧重探讨人类在空间上的关系。工业文明时期，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在工业化初期，机器代替了大部分体力劳动，生产力有了很大突破，对自然资源（包括土地资源、能源、矿产资源）开始进行掠夺式开发，人地关系性质有了新的变化。人类对自然开始进入到改造征服阶段。到工业化中期，科学技术取得进一步发展，人地系统中人类与环境的对抗性表现非常突出，结果出现诸如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等问题。特别是到20世纪中叶，人类进入到工业化后期阶段，工业化在全球迅速扩展，导致了资源枯竭、生态破坏、环境质量下降，同时也出现了全球规模的人口快速增长和社会经济发展不均衡现象，人地矛盾异常尖锐，人类生存的环境受到严重挑战，人地关系的不和谐已开始震惊人类[4]。

2.4后工业文明时期的人地关系。这一时期的主要理论有：和谐论与可持续发展理论。和谐论的核心观点是人地关系应当“和谐”，强调人类在顺应自然规律，科学利用地理环境的同时，要对不协调的人地关系进行优化调控，实现人地系统的良性互动。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development）的概念最早是于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研讨会上提出。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系统阐述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并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可持续发展理论是对传统发展理论的创新和反思，强调区域发展中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相互协调，工业文明时期，人类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人们开始意识到单纯以追求经济增长为目标的粗放式发展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新时期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在以信息革命为标志的后工业文明时期，人类社会的组织管理机构和生产生活方式及思维习惯等都产生了一系列变革，信息技术的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提高资源利用水平，同时人类对人地关系的认识进一步提高，开始利用高新技术等对人地关系进行模拟监测和优化调控，促进人地系统向和谐方向演进。

3.对人地关系理论的再认识

从对人地关系研究的各种流派来看，可将人地关系理论归纳为三类：①强调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以地理环境决定论为代表；②主张人定胜天，忽视或贬低自然环境的作用，以唯意志论、生产关系决定论等为代表；③关注人类社会与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重视人地关系的协调与适应，以适应论、或然论、生态论和人地协调论等为代表。人地关系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不仅受到特定历史条件和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同时也受到个人世界观和生活经历的影响。因此，在每一历史阶段都有特定的人地关系思想产生，即使是在同一阶段也会有很多侧重点不同的人地关系理论，且每一种理论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局限性。所以在评价某一种人地关系理论时，不能片面地说其对或者错，而要放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背景下进行综合考察。

参考文献

[1]赵荣,王恩涌,张小林,等.人文地理学(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2]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地学史组.中国古代地理学史[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4.

[3]香宝,银山.人地系统演化及人地关系理论的考察[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0,10(专刊):1-2.

第7篇：对于人文地理学的认识范文

哈罗德—多马模型及资本形成分析

哈多模型强调资本的重要性。这种模型由于忽视技术进步、知识与教育的重要性，特别适合落后地区。此时，资本内含了技术，机器设备与经过培训的人力相结合，就可以生产出技术含量高的产品。落后地区缺少技术、人才、资本，必须吸引外来资本与人才，营造生产要素良性聚合机制（赢利企业）。资本形成，即实业投资，是人力资本、先进机器等的集合。

对于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存在着后发劣势。类似德国崛起、日本崛起等以重工业崛起为特征的后发优势，在知识经济时代已经不存在。例如，在软件业领域，核心技术一直掌握在美国手中，我国的应用软件开发一直跟在美国的后面；钢铁、水泥、重化工等产业现属夕阳产业，污染高、能耗高、产能过剩、利润空间少，且对环境影响大。后发地区在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都存在劣势，且经济资源外流，还要面对强大的竞争对手。如果这些地区不找准、不培育自己的竞争优势，地区发展将不可持续。我国西部地区的主要优势是矿产资源优势和旅游优势，主要劣势是市场容量不大，人口不多，人力资本不足，资金、技术不足等等。

总之，从资本形成角度来看，我国西部地区实现持续发展的难度相对较大。在先期大规模投资的基础上，最终经济能否实现腾飞及可持续发展，取决于前期投资的利用率和区域竞争优势的培育与保持。

索罗-斯旺模型及分析

模型分两种情况：一是当不考虑人口增长与技术进步时，主要结论有：人均储蓄率越高，人均投资越高；人均投资越高，人均收入越高，但人均收入随着人均投资的增加边际递减；投资越高，折旧越高；存在一个最佳的投资规模，此时，长期可持续性消费水平达到最大化。二是考虑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时，主要结论有：人口过快增长降低了人均资本，从而降低了人均收入；在人均gdp不变的情况下，经济达到稳态时，人口增长带动产出总量增长，这也是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资本需要更高的产出率（折旧率与人口增长率之和）才能维持可持续的最大消费能力；技术进步是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源泉。

索罗-斯旺模型存在诸多不足。一是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假设。在该假设下，穷国应该比富国增长得快，这个推理结论与现实并不符。穷国比富国增长快是有条件的，必须打破穷困恶性循环、低水平均衡陷阱、循环积累因果效应，或者对多个互补的部门（主要是基础设施和轻工业）在政府主导下同时“大推进”（p.n.rosenstein rodan，1945），并要达到“临界最小努力”（利本斯坦，1957）。二是模型忽视了市场问题。西方经济学普遍忽略市场问题，似乎生产出来的产品可以自动销售出去。实际上，市场是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英国、德国、日本的崛起都是从国内市场保护开始的。中国对外开放市场，只是因为这个市场非常大，容纳了大部分华商企业、欧美跨国公司，还有国内的中小企业。

索罗-斯旺模型告诉我们：一是在人口资源得到充分利用的情况下，人口增长是经济总量增长的促进因素。人口密度低的我国西部地区要制定一系列人口政策，想尽办法吸引外地人口与优秀人才，重视利用市场手段笼络社会稀缺人才。二是技术进步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故应利用金融、财政甚至非经济手段，促进技术进步。三是对应于长期最大可持续性消费的资本存量有一个最优值。

另外，也要注意市场问题，注意通过配套政策与机制、投资驱动等来打破穷困恶性循环、低水平均衡陷阱、循环积累因果效应。主要方法有：培育外部市场，通过人口政策培育内部市场。

内生经济增长模型

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起因于经济学家不满足于索罗-斯旺模型将技术、储蓄等作为外生变量而提出的一整套思想。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开放、劳动分工、技术进步、知识溢出、边干边学、人力资本投资等有利于经济增长。它否定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所有地区和国家最终经济增长率趋同的思想。由于人力资本等要素的引入，改变了过去资本边际收益率下降的传统经济学假定，知识具有递增的边际生产率。

内生知识增长理论强调教育投入和专利技术发明的重要性。对于基础性研究，由于需要更大、更长期的投入和更高智商的人才参与，越来越呈现被发达国家垄断的局面。发达国家占据了知识的源头，发展中国家在知识下游有所作为的难度越来越大。即使日本模拟技术在20世纪60-80年代风光过，90年代在数字技术上也无法与美国抗衡。

根据现代科学技术发展规律，军事科技往往是技术革新的源头，美国新技术的起源就在于军事技术革新转民用。对于中国来说，加大军事科技立项和支持力度，是哺育民用技术的一条综合效用很高的道路。科技研发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影响因素众多的系统工程，难以短期见成效。这种情况下，我国西部地区引进国际人才，特别是留学人才归国创业，是比较现实可行的路径。我国重大科技发明创造，如导弹、芯片都离不开归国的留学人才。

要争取研发基地、国家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和人才落户到我国西部地区的省会城市。对于落后地区来说，技术引进和消化是最好的选择。此外，大力发展教育、开发新技术、提高管理水平，都是促进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选择。

经济地理学与区域经济学

国际贸易与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者克鲁格曼2008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反映了经济地理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西部地区经济与金融发展的理论研究自然要考虑到经济地理的作用。经济地理在地理学里与政治地理、城市地理等学科同处于人文地理学的范畴（见图1）。

经济地理学与区域经济学各有侧重。区域经济学更加理论化、抽象化，经济地理则更加实用化、个性化；区域经济学涉及到的学科主要是经济学，经济地理学则涉及到多个学科，如心理学、管理学、社会学、地理学等。经济地理学的地理思维过程大致是：针对具体区域，从具体条件出发，深入分析研究诸地理条件，再结合经济思维，从而形成对区域的正确认识。

转贴于

西部地区的经济地理特点：旅游资源丰富。矿藏资源丰富。长期被边缘化，一直是发达地区的原材料产地、劳动力来源和市场。一般有广大的山地为腹地，盛产水果、中药、林木等。生态脆弱，如果被破坏，恢复困难。

鉴于上述经济地理特点，我们认为：一是与发达地区存在协作的可能，例如，可以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国家要把东部地区的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向西部地区转移，避免在东部地区内部转移。二是因本地市场空间不大，西部地区的产品主要应销往内地、珠三角或国外。此时，市场将成为巨大制约因素。三是西部地区初期应主要依靠本地优势资源发展经济。四是应注意清洁生产，发展循环经济。渔业产品的深加工，很可能会由于沿海钢铁产业带来的污染而受到重创。新经济地理学强调3r原则（即减量化reduce，再利用reuse，再循环recycle）的小区域循环经济。因此，钢铁产业、镍加工产业要遵循循环经济的原则，不可破坏环境。五是经济起飞过程中，投资规模、产业规模、集群规模都要达到一定的临界值，才有可能实现规模报酬递增。没有发达的工业，就不可能有现代服务。要在现代工业的基础上，配套现代服务业，如金融、教育、高科技、研发、咨询、销售等。

增长极理论及分析

增长极理论主要分为三个学派：一是“法国学派”，其主要观点是在落后地区建立大型推进型工业，以此作为“增长极”来推动周围地区的经济发展；二是“美国学派”，其主要观点是区域发展计划应围绕着城市之建立来进行，以使城市成为所在区域的“增长极”；三是“联合国学派”，其主要观点是，增长极在区域发展中不应仅起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而应起综合性的发展中心的作用。实际上，法国学派推崇的是增长极的产业涵义，美国学派推崇的是增长极的空间地域涵义，联合国学派则重点强调的是增长极的作用，三者并不矛盾。

增长极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是增长极作用机制的两个方面，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技术的创新与扩散。二是资本的集中与输出。三是产生规模经济效益。四是经济集聚效果。西部地区要关注中心城市和产业园区的技术创新与扩散、资本集中与输出、规模经济效应以及经济集聚效果，这是增长极的核心思想。要从这四个维度去培育增长极，力求避免“拉郎配”。

产业集群的区域实践、转本文由收集整理移及升级

产业集群的发展需要政府为之提供一系列的良好的区域发展环境。区域发展环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完善的集群基础设施，如道路、供水、供电设施、通讯设施，以及其他一些配套的生产生活服务设施。产业集群之所以能比单个企业节约成本，关键的一点就在于各企业的集中，可以共享集群中的各项基础设施。地方政府在为产业集群提供服务时，要着力于提高集群内基础设施等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的建设水平；二是完备的信息咨询等服务设施，政府要支持和鼓励集群内信息服务组织和网络的建设，为企业提供尽可能完备的产品供求、政策导向、新技术的更新等最新消息，减少企业在这些方面所付出的搜集成本；三是培育和规范社会中介组织，当集群发展到一定规模后，一些公证、仲裁机构、会计师事务所、人才交流中心和各种机构就可以在某些方面代替政府发挥作用；四是健全的产业配套体系，包括政府为企业举办的贸易交流会、与国外市场互动的交流访问等。

我国第一产业集群如云南的花卉产业集群、普洱茶产业集群、山东寿光的蔬菜产业集群等。而分布最多、最广的是第二产业集群，特别是制造业，并且绝大部分都为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中低端的生活消费品产业集群，产品附加值不高，且主要集中于轻工产业领域的化纤纺织、服装、机电、家具等和重工业领域的交通运输设备产业集群等。这些产业集群的产品主要是最终消费品，其中与居民生活紧密相关的纺织产业集群数量最多、分布最广，且主要都依靠低廉的劳动力来获取竞争优势。而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只分布在几个高科技园区，规模和数量都十分有限，发育比较滞后。第三产业的产业集群主要集中于金融、物流、文化创意产业集群，但发展情况不理想。如文化创意产业等，现在还只分布在较少的一部分城市中，如北京、上海、广州、长沙、深圳等。金融服务业集群虽然这几年也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但也仅分布在北京、上海、深圳等经济发达城市，数量较少。

原来的一些劳动力和土地密集型的纺织服装、家电、陶瓷水泥等产业集群，包括一些具有一定技术含量和资本需求但劳动力和土地成本在收益结构中仍占主要比重的产业集群，如电子制造、机械制造等相对成熟的产业集群，开始向劳动力和土地成本较低的中西部地区转移和辐射。但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不足、融资能力差、资本积累不足、缺乏规模经济、信誉不高，转移较为困难。

这种转移要积极主动地完成，否则，可能会造成东西部双输的局面。第一，由于欠发达地区收入增加缓慢，消费结构的变化缓慢将减缓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第二，发达地区较早地享受到了政策优惠，现在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的期望如果得不到尊重，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矛盾将会加剧，同时落后地区的产业结构与发达地区将更加雷同，整个国家的产业布局效率下降甚至出现紊乱。

在发达地区将过去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等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同时，本地产业要进行产业升级，包括过程升级（生产过程更加效率）、产品升级、功能升级（改变价值链中自己的位置）、价值链升级等。

其它经济发展理论

（一）经济增长阶段理论

该理论研究经济的起飞准备阶段和起飞阶段。其主要方法是在投资驱动下，主导部门实现规模经济，提高生产率，产生新产业，扩大出口，并在投资乘数作用下带动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的发展。如广西北部湾产业规划通过钢铁、冶炼等巨型企业的引入，配套基础设施，带动配套企业发展，从而带动地方就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及其它产业的发展。这种规划是合理的、可行的。这种投资的主要特点是生产对先进设备的高度依赖，技术蕴含在设备和生产流水过程中，对工人和管理层的创新能力要求不高。但是，其前提条件是发达地区对该产业的主动放弃。对于北京、上海等城市，经济已经到了服务业占主导的阶段。但是，对于大多数东部地区的城市来说，轻工业与重工业都不发达。中部地区，如安徽也在吸引水泥、核电等大型企业入驻。转贴于

（二）二元经济理论、三元经济理论

二元经济正视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并存的经济现实。传统部门包括自给自足的农业，简单的、零星的商业、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很低，边际劳动生产率接近零甚至小于零，是维持生计的产业，主要存在于农村地区。现代部门包括技术较先进的工矿业、建筑业、近代商业、服务业、容纳的就业劳动力较少，劳动生产率较高，工资水平较高，主要存在于发达地区。传统部门工资低，现代部门工资高，剩余劳动从传统部门流向现代部门。三元经济理论引入了知识经济的概念。传统部门要么主动升级，要么被挤占或淘汰。

（三）大卫·李嘉图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

李嘉图坚持认为报酬递减规律约束了利润增长，从而制约了投资增长。边际报酬规律只有人力资本或者技术革命能够打破，技术革命能将边际报酬放到另一个轨道上，实现报酬递增的飞跃。按照这种规律分析，美国现在如果能够领导高科技革命的话，就不会发生金融危机了。

世界性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在于世界经济结构失衡的现实与原有世界秩序发生了矛盾：中国在现代工业领域进步太快了，而美国的高科技革命所提供的动能却相对不足。美国的国策似乎就是制约中国这种快速发展势头，以给美国高科技更多的缓冲时间。因为信息技术只是知识经济的敲门砖，美国从信息技术中获得的利益并不足以维持目前的世界旧秩序，其地位相对于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来说，已经衰落了。而基因技术、海洋技术、现代医学技术的巨大市场空间将远远超过信息技术，美国还觉得自己很有希望。美国未必愿与中国一战，但是使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放缓符合它的利益。中国要摆脱在目前世界格局的不利局面，技术上一定要后来者居上。同时，我们要强调，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处在中国大发展的背景下，一旦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发生变化，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必然受到涉及。因此，可以说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仰仗于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质量。

（四）新制度经济学

gdp不仅要有量的增加还要有质的内涵，即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政治制度创新要在坚持党的领导的情况下，有所思考和创新。电子政务与网上监督、政策公开、投诉解决机制等结合起来，执政水平还可以上一个台阶（北京经验）。新制度经济学的公共品供给、寻租、法的经济学分析、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有限理性等概念与思想对我们有一定启示。但是，要在私有化基础上解决我国公共产品（如医疗和教育）供给的问题，是注定要失败的。我国构建现代社会所需要的道德元素目前主要来自美国等西方国家，培育了国民的自私自利、破坏规则、没有道德底线等性格。“物欲横流”的西方文化风格与中国国家整体利益不合拍。中国要成为世界超一流强国，“文化力”、“制度力”、“管理力”必不可少。

（五）仍然是指导金融与经济关系理论的基石

在2008世界金融危机中，中国损失最小，是与中国正确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等分不开的。按照经济学说，在金融与经济关系上，经济始终第一性的，金融则是由经济所决定的，并为经济服务的。因此，在本部地区发展经济与金融的过程中，一方面，必须把发展实体经济放在第一位，并以实体经济的发展带动金融业的发展，否则，金融的发展将成为无源之水；另一方面，也应当充分重视金融在当代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通过大力发展金融业，为实体经济提供资金支持和金融服务。

结论

（一）西部地区的人口、资本、市场都依赖外部环境

人口数量与质量是本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移民政策、人口政策、人才政策、教育政策是解决劳动力质量与数量的一揽子政策。西部地区必须借助外来资本，因而资本净流入是经济腾飞的前提条件。西部地区产业发展的市场往往在外地，因为本地市场规模容纳不了大规模产业投资所对应的市场扩张。

（二）扬长避短、扎实推进

以重大军事科技立项、军用技术转民用、归国留学人才创业等手段来推动知识内涵式增长。西部地区往往拥有一些国家重要的军事工业，须做大做强，以点到面，带动高科技产业的发展。这个切入点要比笼统地投资高科技产业园区更加可行。以地产为驱动力的高科技园区建设，与高科技的内在规律恰恰是矛盾的。这是我们的高科技园区不“高科技”的内在原因。

经济在起飞准备阶段需要主导工业部门实现规模经济。要把自然资源密集型产业办成技术密集型产业，延长产业链，并争取形成具有一定特点的垄断优势。西部地区发展自然资源密集型产业有优势，但前提条件是不能污染环境。旅游业季节性明显，且难以维持长期稳定的增长率，故可以惠民，但难以富民。

第8篇：对于人文地理学的认识范文

诚然，人文生态批评如何参与和引领生态保护与研究并非易事。单从界定生态研究这一命题入眼，国内学界的生态意识虽早已苏醒、活跃，但对其内涵的诠释，却纷纭芜杂，而对其指涉却又难免单一，其用意与生态一词原本含义也相去甚远。不少用语更有差强、扭曲本意之嫌。仅举“景观生态”一例，此用语貌合情理，一旦仔细读来，不难品出其中将人的需求和原本自然生硬割裂，树以人为上，逼自然为人所愉悦，为人所驾驭的认知观。若究其根源，不难见出其受尚权逐利的现代社会进化论影响甚深。源于西方的现代进化意识通常籍主客体二元思维将人类和自然对立，以贯通人依赖工具理性而胜出这一主线，铸成一介奴役、偏废自然的现代文明史。对此，欧美学界早有警觉；回观十九世纪中叶，正值欧陆理性启蒙，摒弃宗教蒙昧，科学工业蒸腾日上，人的知识力量拓展膨胀，城市物质文明奔涌蔓延，但社会良知并不使人昏昏，忘乎所以，先有人文学者冷静、诚实地关注人与自然互依互惠、不可隔裂的命运，德国诗人荷尔德林、英国诗人华兹华斯、苏格兰诗人彭斯、美国思想家梭罗都曾抨击早期资本积累的血腥和贪婪，袒护正受掠夺、盘剥的乡村原野，警示世人呵护自然、律束自我。二十世纪以降，又有现象哲学与存在主义质疑工业、城市文明导致的人性残缺和社会灾变；1930年代出现的阿尔多・利奥波德，以《沙乡纪事》一书惊破沉寂，用智慧式平淡和简约，推崇“栖息伦理”，写出人融入沙地、鸟兽、虫草之中，感受另类生物的存在。随后便有人文地理学、地理哲学、社会森林学等新学科陆续降生，于功利理念的心腹之地发难，以里向外，外合里应，彰显西式现代化的误区，疗治功利至上的创伤。

法国当代生态哲学家布鲁诺・勒托尔的近作《我们从未进入现代》中有这样一段犀利而又精辟的话：“臭氧层穿漏有极深的社会意义和话语表述，绝非单纯自然现象。工业巨头和国家元首们的决策有极充实的生化效应，绝非纯属权力或利益关系。而生态环境的话语又是极真实的、极社会的，绝非单纯纸上谈兵。”勒托尔从社会效应反观生态灾变，以人的肉身直觉解析政治决策，并从世俗角度来疏通对环境保护的误解及阻挠。他对当今生态劫难的忧患无疑是从人的生存、权益、意识三方交叠处人手；显然，勒托尔明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生态和谐这三者环环相扣，分而皆伤的要义，并为此大张道德伦理旗鼓，敦促现代人正视一个已被忽视许久的事实：人类现代化呈现很不对称的进程，现代人夸大、滥用人主宰自然环境的力量，无端地隔裂人与土地、生态以及其他生物界之间的天然依附，而对人自身滋长的物欲和贪婪一意姑息，恣意将工业废污毒液掩埋、排放、倾泻于自然之中。勒托尔执文化理论一牛耳，以法国思想家惯有的新奇、律动的笔触，走刀直向现代文明早已壅塞、浮胖的内腹，剜出已丧失“撮合”功能的病灶。勒书与当今生态研究的理论影响在于：针对现代文明“不对称”这一隐患所有诱发的病症之一“不负责任地损耗、颠覆自然”有感而发。

历数近半个世纪来中国经历的几次社会巨变，笔者不由地惊觉：若从后果来看，每每变革发生，其对自然生态不负责任的改造、索取竟如出一辙!无论是年代放卫星式的全民炼钢，粮食高产，或是“”中劈山填海造田的大寨样板，还是改革年代经济狂潮中大树水泥莽林的都市范式，乃至拦截江河、筑坝、移民、淹城的“惊世创举”，均袒露了现代人为发展而目空一切，为获利而盲动冒进。大多以糟蹋无法更新的资源，毁害不可替代的生态为代价，其恶果孰不令人扼腕!回顾这段发展史中所遭遇的“西学东渐”、“”、“超英赶美”、“移山填海、人造平原”、“原始积累”等挫折，急吞乱咽欧美现代化成果所导致的数起重大迷误历历在目，而曲折、坎坷的现代化之路凸显了西方现代化模式内潜伏病灶的溃烂及扩散。历史之鉴应激励人们对人与自然的互存互惠再度认识，以守护人地两分、一损俱损这一底线，从伦理上疏导、抵御经济发展中急功近利、“一步到位”的草莽行为，并由此而认识到：如何以“科学”地发展趋向人与生态契合这一过程，即使在西方也是纵横捭阖，屡经曲折和磨难，但最终仍皈依自然与人之间的整合互动这一圭臬。

一

综述西方的自然观，或许可概而言之为：古崇自然而抑发展，今尚人为而废自然，古今之自然观孰是孰非?至今无从解答。其实，这一质问本身且已显露出一掩藏许久的思想窠臼：非黑即白、各执一端地认知自然，必将自然与人工武断地割裂、对峙起来。而如此生硬的二元对立式思维却仍在学界的生态批评里从中作梗。迄今西方的生态批评大致可分两大流派：其一以生物自然为本，认为人当属自然界，无高低贵贱之分，更不受用领主或神明所有的征服、主宰物界的特权。其二视人和自然为纲目之分，确信人类的智慧和创意优于自然界其他生灵，纲举而目张，并主张人类应发展在先而后顾及生态的平衡。二者相比，各有千秋。前者虽崇尚自然，但有将其抽象、净化而导致人与自然疏离之嫌；其最大的偏颇莫过于将自然束之高阁于“纯洁、崇高、壮美”的境界上，可望不可即，从而抽空了“人”在其间互依互存的“社会性”，反而阻滞了人与自然的契合。反观后者，重人类者更易一厢情愿地规避、作践自 然规律，恣意驾驭、营造身外世界，以图人类发达优越之霸势。这一思路虽有别于那些将人类凌驾生灵万物之上，根本无视生态危机的极端功利主义者，但往往默认个中的因果推理而难免受之渲染，为之诚服，甚至蜕变成生态的宿敌。于此，生态批评始于崇尚人与自然的对立，以其为衡量的唯一砝码，却落个身陷其模棱两可的涵义中而进退两难的窘境。生态批评之所以陷入认知上的困境全在于批评者错将自然的含义搁置于静止、绝对的范畴中，从而远离了人与自然协同求生的历史演变过程。而正是历史的嬗变将人与自然的契合周而复始地匡正、翻新乃至丰厚。

诚然，视自然为一历史演变之结果，而非自生自灭、永恒不变的伦理前定并非一朝一日形成。法国人文批评家罗兰・巴特曾本着解构西方人文主义的经典信念的批判精神，对所谓的“人类生存状况”做了一个鞭辟入里的解剖：“‘人类生存状况’这个现代神话基于一个很古老的营造神秘化的效应，这一效应总是把历史的核心落实到抽象的自然上。”巴特的本意旨在解析经典人文观念的两层歧义：一层是任何自然的界定必然为人类社会的历史过程所左右，由此来看，自然属人类历史之统辖，便失却了可作规范或标准的权威性。另一层颇有歧义：正因为大千世界的一切是人为的，是具有社会性的人的所创，人类务必对“人化”了的自然含义的相对性有所警觉，应刻意呵护它易受人驾驭的弱势，但非利用其弱势而将其篡改或颠覆。始料未及的是：自然与人分分合合的嬗变偏偏又演绎成了新一轮纷争。自欧陆文艺复兴以降，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为人类将身外物界尽收眼底的洞察开了先河，牛顿引领的机械实证之风随即蔓遍学界，人类依据科学实证的方法论，以科学――也即数量化科技――解析物界现象蔚然成风，逐渐地把人自身的思维、情感和血肉之躯割裂开来，如同对待草木禽兽一般，将人的生物功能分解、剖析，并最终将其归于前类，从而再推出一“大写的”自然观念。于此，实证科学已将物质文明推向另一极致，形成了“物质一元论”的滥觞。纵观这一自然的生成，它为人类突飞猛进的自然科学所作的贡献确实可圈可点，但其含义从头到尾，自始至终，仍未超脱人为的诠释与界定。难怪英国作家路易斯曾为此讥讽地指出：“我们总是在征服自然，因为自然不外乎是我们给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征服了的所有一切所起的名称而已。”于是乎，意志、心理、情感等但凡和心灵维系紧密的人的精神活动被悄然划入所谓“主观世界”，如同迷信、幻想、虚设一般，它们入了历史的“另册”，作为尚未被完全量化解析了的，还有七情六欲的人又开始遭受放逐边缘的冷遇。巴特的预言果真应了验，但此一个自然非彼一个自然，作为善用实证思维而行自我分身术的人――大都身兼自然科学家――又荣耀地登上了统领自然界的宝座；相反，人的另类精神活动(比如想象、记忆、心理等精神创意行为)却离人和自然的协同调和过程渐渐远去。意想不到的局面终成现实：人一边以天文学识为朽木顽石访祖寻根远到宇宙天边，一边却反将自家七情六欲的血肉之躯逼成了无家可归的零余人。

人和自然的协同共生的长河，到此重又流入干涸、搁浅的绝地，需猛拐个急弯，才可再激流远奔。这个关键的转折便是存在主义思潮与生态意识的撞击和互动。西方存在主义思潮最初植根于欧陆文艺复兴时代的维科。维科的新科学思想针对笛卡尔的实证科学基础，把人的发展历史论证为真理和人为巧妙结合的结晶，但并非对整个泱泱宇宙的归纳或映照。事实上，维科认为人类对宇宙存在的本身无法全部彻底地把握；正因此，他强调实证科学本身的成就乃是人的真正的“发明和创造”，但它和原生原长的自然界关联甚少。维科如此立论，只为疏离中世纪宗教所赖于立神权于至高无上地位的一元论，显然为即将脱颖而出的自然科学思维开启了大门，但也为教廷的神创造万物之论留了存活的空间。在稍后的理性启蒙时代，欧洲哲人康德、黑格尔相继发现：其实草木禽兽的天地间也存在类似的“发明和创造”。康德曾举蜜蜂蜂巢一例，以其构造的周全、合理、有利，和人类巧夺天工的艺术原创类比，从而说明冥冥天地间存有执掌生死、因果、嬗变的原始动因，并非完全属人为诠释所得。黑格尔则以人如何领会火、水、空气的功能，移植于房舍的建造中，实现了人类遮蔽自身，免受自然对其有害的侵蚀这一目的，从而证明天地万物的演变确由因果动机主持，它循循善诱，徐徐进化，借助人类智慧实现其最终目的。由此西方哲人推断出一理性意志，乃属整个宇宙中生命维系的精髓，可同时衍生、驱动物界和人类。两者唯一的不同是：世间区区万物并无自我意识，顺其自然地苟活，无需认知它们自身与外界之间的关系。相反，人类具备自我意识，不仅了解物我相依为命，还能由此及彼地去效仿、改进物界中观察到的现象，变被动为主动，逐渐确认某种本体与外界的主客体关系，哲人们揭示的正是这种人类中心意识。

由此，人类周而复始地演练利用自然条件，生存、交往、繁衍自身的能力，在生物进化的大道上迅跑。然而有一事实往往被忽视：人这一能力仅局限于人类客居地球迄今的近万年历史；时至今日，人尚未对自身最初降生于宇宙的意外性和偶然出一份完满的答卷，更难于对原生原长的宇宙原始动因有个水落石出的探究。以此看来，人如何从人类历史演变企达、贯通自然宇宙的本质还有一波三折。在天体世界和人类发展这两者之间，人最终需面对的是那道横断人类认知的沟壑，它往往使人类认知外界与自我时陷入左右为难。人类认知外界与自我必经由思维和语言的交流，而且这种交流必定产生于某个特定的自然、历史、社会语境，此间所进行的交流、互通、协同一概受其制约。这一人本特征便先预设了一种“社会性”，更确切地说，是内含了“自然如何有利于我”的我主它客的工具理性，而引领实证科学发展的解析思维恰恰以此为基石。换言之，自然科学迄今所获得的一切知识和成就都深深地烙有人的“工具理性”的印记。这一特性再次印证了先前维科所论述的人类特有的“创造和发明”。人类对外界的认识也因这一属性而受囿；一方面，以工具理性为出发点去探讨、解析古老而又偌大的自然，使人“先天”具有的万物皆为我用的意识从中作梗，加之以客观化的视角考察、验证外在世界，虽说也承认自然的“它异性”，但不过让它在认知主体――人――尽收眼底的视界里做个辅佐而已。这无疑会导致将仅适合人的理性强行嫁接于自然，以偏概全。另一方面，人又不得不依动物本能而在自然中存活，并将身外物界看作是自己生死难解的另一“躯体”，这要求自我和它异之间有一番应对和调和：人应消除我主它仆的意识，多多依赖自然赋予人的肉体本身，以情感、想象(而非理念)为渠道，尽力与外在自然和睦相处，本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精神，和那生于斯养于斯的大自然共存。

这两难的窘境可从康德和黑格尔两位哲人的自然观窥见一斑。依前所说，康德从蜜蜂 筑巢的精致完美程度中感悟到自然界中蕴含某种创意的原始生机，他也承认人常常一时无法凭借理智来解析那些超乎人类理念的天造地设(“壮美”景观sublime就是一例)，但他主张人享有一“先验”理性，能依仗纯理念的贯通(例如人对时空观的臆测)完成对物质外界的理解和把握，由此他坚信人类具有超过一切生灵的高明和优越，而不必沉陷于人同自然界分享的肉身的具体体验中。显然，康德的外在自然不外乎是人的精神理念的翻版。黑格尔对人的理性意志则有不同的诠释。他坚信人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建造有益于人居住的房舍这一过程本身就是人和宇宙进展、延伸以及企达其最终目的的一个具体的步骤，是宇宙嬗变过程的一个精辟的缩影。虽然为实现此目的人们尚需经历无数徘徊、挫折，甚至迷误，但他坚信理性意志最终会胜出，使人类历史涵盖自然变迁而聚合成一，并引领人类直达理性的峰巅。既如此，那又如何解释人类会因居住生态遭受破坏而濒临灭绝的危险?黑格尔为此设下了一个“理念的狡黠”，用以揭示：这个无所不在的理性意志时常巧设圈套，欲擒故纵，只等危机突如其来才伺机给人们一个警醒，令其悬崖勒马，回头是岸。或许当下地球变暖、生态危机或许是狡黠理念所打下的一个埋伏；黑格尔似乎早就向后人暗示：人若想最终驾驭自然，还需拨开认知上的迷雾，绕开险滩、暗礁而重返正途。

说到底，黑格尔眼中的自然的终极实现源于工具理性，终究不能逾越人理念的樊篱。或许正是黑格尔过于自信地预示了人类驯服物界这一最终目的，而一个世纪刚逝，欧陆文明就蒙受一次世界大战的血腥杀戳、破坏，工业化、城市化的极速发展又触发了经济大萧条。两相比较，无情地披露了工具理性的虚伪和荒诞，猛击了欧洲哲人们一掌，令他们警醒而扛起存在主义大旗，直接挑战工具理性的价值观。毋庸置疑，首当其冲的便是业已浸透人类历史意识的工具理性，而存在主义思潮挑枪对阵的正是孕育工具理性的主客体认知观。值得提醒的是：二十世纪中叶，西欧文明面临二战后虚无思潮盛行，人文领域百废待兴；所谓至高无上的“理性”权威基座也随之危机四伏，摇摆不定；存在主义犹如横空杀出的绿林军，亮出“存在先于本质”(萨特语)的义旗，冲着早已异变的物质一元论叫板。若抽空这一历史社会背景，清谈其“非理性的”危害，就易再次在理念化的自然中失迷。举海德格尔的“存在”作个说明：他主张人的存在属意外、偶然，是实实在在的存活。他曾说：人是被抛入生存中，人对自己为何降世无法负责，但人要对自己如何存活负责。此言点出了两层意思：其一，说到底，人的存在绝不为任何外在的目的，既非为上帝所缔造的臣民，也非理性自我实现的工具；其二，既然抛开了任何外在的目的，那么人生存的一切意义就取决于人如何存活于自然中。有了这个前提，人就可排除“自然如何有利于我”的思考，而专心地解答“自然和我是什么关系”这个命题。于此，自然这个观念在“有利于我”到“和我什么关系”之间的变迁令人寻味：它摈弃了不平等的“人本主义”，这是明确的，但是否意味着也开通了探寻自然真正的主体的新径，这还需存在主义自己来解答。

让我们先看存在主义中通常被误解的“虚无观”。虚无主义是否提倡人生空虚、无意义。便可放任享乐，颓废?存在主义的回答：不然!如前所述，存在主义主张的虚无，不同于反对基督教创世造人所坚持的无神论立场；也不同于将虚无和存在视为两极对立的经典哲学的主张。强调存在为前提，是为了迫使实证哲学放弃其占领的形而上高地，架空自然科学用以解析世间一切自然规律的缘由。如前证实，这种“人类中心主义”无力彻底澄清人类在宇宙间的来龙去脉，尚无益于人和山水、花草、鸟兽的沟通，甚至无意去阻止人类为自相残害而耗尽地球的资源(消耗化石燃料的战争武器就是一例证)；它从反面证实：存在主义强调那种鲜活、随意的“在”是对人深陷科学验证的“自然”中不能自拔的困惑针锋相对的。可见如何从人化的自然中解脱是存在主义首当其冲的使命。存在主义有一句往往被曲解的名言：“他人是堵墙”(萨特言)。在批评者眼里，这是存在主义思潮笼罩下个人自私、孤独、苦闷最精辟的写照，究其对当时欧陆中产阶级文人阴暗心理的负面影响，此言的确入木三分。然而，若从海氏所倡的“在”的角度看，却不难辨出此乃存在主义为排解潜伏于人类中心论的偏执症，而不得不吞服的一剂苦涩的猛药。我们不妨先诊断一下存在主义对它异性的焦虑、迷惘及苦痛出自何处。存在主义质问：自我之外一切是友?是敌?犹如中国古诗中的“天问”，它是借天问人，是不留情面地自拷自责；这显露了存在主义无奈、虚空的自我写照，但更是它对冲破理念固有樊篱的内心外露。回观启蒙时期实证科学登堂入室，为人类获得充分的自足、自信的优越感，再看战后现代文明创伤遍布，捉襟见肘，将人之理念逼至崩溃的边缘，可见一向奉为经典的科学客观性正遭受挑战，而以此界定它异(自然)的方法论也难免受审判的晦运。对此存在主义有如鱼骨哽喉之压抑，不由地喷发出了“他人(包括自然)究竟是友是敌”的嘶喊。萨特的名言尤其富于渲染、挑衅色彩，恶作剧地将被理性僵化了的主体推向荒诞，其锋芒是针砭成其附庸、奴仆的它异性；在他看来，从它异性为突破口，便能松动、瓦解理性那铁定的本末、干支、主奴的主客体关系――也即如何抵消人以自我意识为量尺、模具而测定、规划并铸造身外物界的意识，舍弃以理念判定人可征服、驾驭自然的终极目的。它异性是友是敌的发问无疑点中了理念自然的命穴。

它异性的论述要从头再来，存在主义是这样向世界宣告的!于是，海德格尔提倡“在”的偶然性和无目的状态，启示我们真正的自然应是超乎人类生存以外的，是一种人从未认知过的“它异性”；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向人们呼号：“回到事物本身就是回到人类知识产生以前的那个世界去。”梅氏还特别提醒人们：切勿把乡村里的森林、草原、河流错当成是自然的本身，因为这些是早已被人的科学认知系统地过滤了的“自然”。法国作家罗伯・格里耶也对此略带讥讽地解释说：“如果说在人以外还有世界存在，而且这世界对人没有任何表示，和人毫无相同之处，这等于犯罪。从他们(理性的代表)来看，罪行尤其犯在承认了两者之间的疏离、差距，却又不试图通过超验的升华或净化而回归主体。”显而易见，存在主义已从逆反人类中心的角度出发，为自然构筑了一个与人对等，却与人无争的它异性。可见存在主义绝非否定物质世界的存在，而是对以单一的方法论验证的客观规律提出根本性的质疑，倡导“人有自由选择”，从而对所谓的“自然法则”行使否决权。

与此同时，存在主义充分肯定一个个“自我”和外在自然的互认及对应；哲人们注重实实在在的，从个人体验起步，去做一次蔑视周遭社会规范的，“让自然从空无中浮出地表”的尝试。他们强调“自我存在”的主张虽有晦涩、 荒诞之嫌，但对于“自我感觉到的存在”的标榜是明确而又在理的。他们主张个人一种“感悟式”体验，怂恿人尽力施展于自我肉身的感观、体察、领悟而去体验世上人间生生不已、川流不息的“自然”。存在主义哲学坚信：每一个渴望并追求自由的个人都必定会作出这一抉择，因为他(她)已意识到：若依照实证思维去排斥最贴切、最生动、最真实的个人心理体验，并将其划入混沌、虚无的主观意识而逐出人类历史经验的殿堂，人类将难以摆脱受机械功能左右，听由机器的监测、排列、组合的摆布，最终或许被图表、实验、嫁接和替换而获得各色科学原理解析成一束束可轻易归类、收存的数据。与反对者的歪曲相反，存在主义者并非一概反对科学理性，他们所侧重的恰恰是被实证学科放逐于“普遍真理”以外的，是另一类“自然法则”，是最贴近人的感官直觉和反应，是像痛苦、欲望、想象、抒情、荒谬、模棱两可、欲辩已忘言这类的人生体验。在自然科学家看来，或许这些个人最深切体验到的情感对普世价值来说无关紧要，甚至因其富有个人主观特色而被冠之为“反科学”的，是理应排斥、抛弃的劳什子。倘若此，那存在主义者就完完全全有理由对科学发展提出本质上的挑战。难怪有存在主义者曾调侃地质问：何年何日能见到科学家发现人的想象力的DNA?

也许有人会指出已有社会心理学、心理分析学等学科诞生和发展；这类边缘学科正逐渐修正、弥补实证科学的偏颇及不足；此类新学识的进展当然功不可没，但究其方法论的实质，终究落脚在人类化的自然范畴内，最终是否能从我主它客的认知中剥离出来，从根本上沟通活生生却又无序、无目的的“在”还需拭目以待。生态危机的降临更犹如横空坠落一陨星，铺天盖地地直逼地球而来，人类面对如此突兀、如此陌生的灭顶之灾，被无情地抛入了困惑、焦虑和无比的紧迫之中。可见存在主义早先敲响的警钟未为迟也，但是笔者并非仅为存在主义记上亡羊补牢一功。如前所述，我认为最紧要的是研讨存在主义在认知、伦理、美学诸多层次上如何与人类生态意识两相交锋和聚合，以敦促人类猛然觉醒，走出人类中心意识的殿堂，拓展思维和视界的极限，以谦和、包容的心境去重新认识、连结、撮合外在世界的种种生命形式。为此，有必要梳理存在主义思潮是如何对当今生态意识有所引发、激励的。

二

崇尚“个人化自然”，奋力排斥无所不包的工具理念，以个人躯体为本，凭新异的(而非为我所用的)虚怀意识，侧身外在的生灵物种之中，真诚地感应和体悟某种它异的存在，这些刻意树立非人类中心意识的倡导，表明了存在主义和流行当今的人文生态思潮确有沟通、呼应以至媾合。自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这两者的传承关系一直受北美和欧洲的生态学者的高度关注，由此引发的观点、学派也纷繁芜杂。若梳理其主脉，可把握住三大要点。要点之一是要澄清对科技的盲从：我们让人领悟到陌生的、另类的它异性，对误导性甚强的工具理性的反拨，并非意味着与理性彻底决裂，也无意放弃人类科技文明而逼人蜕化成茹毛饮血、刀耕火种的原住民，更非要将自然恢复到某种纯真、古朴的原生态不可。存在主义给我们的启示是一种警醒后的自拷自责：人若要对赋有性的自然的存在心悦诚服，得先取决于人的意念如何连结(而非我主它仆地统辖)直接的、非客观化的外在生态；这一“友情链接”需要人主动承担一种价值的转换，即：人需要克服习已成俗的原子式本体论，抵御受实证主义摆布的感官经验，而增强尚未被理念驯服的个体的“感应体悟”式的经验，在人与自然间确立一种相异却同存的社会性，彰显人与大自然连结、撮合，两相形成一种“连结性”。仅举水和H2O作说明。显然，水是滋生、维持地球上种种生命的源头之一，是人和其他生灵物界进化史的一主要动因。H2O则为水的化学元素组合，是科技人员在实验中按定律组合元素的过程所代表的符号。虽说水和H2O指涉同一物，但对人们来说，两者所蕴含的历史，所经受的遭遇，所得到的价值认可迥然相异!在理念化的自然世界里，一个人对H2O认知的过程可完全在书本、仪器、实验室或公众媒体里完成，人对水的一切感观接触和印象，经由实证科学早已规范化、程序化了的细节和步骤，一无例外地、无惊无险地发生并结束；事实上，当下成千上万在现代都市里成长的儿童们对水――应当是H2O――的了解正是这番精确有序地形成的。可以说，他们的个体身躯和这个外在自然中孕育着最原本的生机动因的水没有多少真正的触摸，更何谈有过任何的感悟经验!与此相左的是人置身自然中，和水同享肌肤之亲近，或远眺水天无垠的百川瀚海的广袤，或领略黄河之水天上来的雄浑、壮美；或近观山川水域那千姿百态的地貌、植被和气候，置身于人地怡和、息息相关的居住原生态之中；然而，水给人最独特的感悟经验当属其承载的人类与自然协同共生的历史记忆：或滋润生机，颐养人畜；或泛滥灾变，吞噬良田；或悄然遁隐，天干地裂，欲断人间烟火，逼人抗争求生；如此这般，人类为存活、为繁衍而历尽的艰辛磨难总是与水浑然一体，难分难解。有了水承载的历史，才会有人为之感悟，才会有与自然的连结。毋庸置疑，由此得出的水的价值是H2O望尘莫及的。

要点之二是从审美到伦理的价值转换：人对自然的感悟性体验绝不仅是一种辅佐式的审美情趣，还需成为一种制约性的伦理责任。这是人与自然连结性的另一启承点，同样有必要转成不可或缺的价值。在理念化的世界里，人的感悟体验通常只被列入主观臆想、审美情趣的社会实践边缘，被视为人偶尔用以平衡、补救、陪衬的一附庸角色；在工具理性统辖的知识领域里，审美的认知价值被无情地贬低或缩减；加之，当今世界里视像媒体极度普及、消费意识泛滥，审美经验均被曲解、裹挟成可供消费的感观刺激，以图排泄或麻痹人们疲乏、劳顿的心理。这类审美往往将人从自然景观中驱出，遂将景观框入围网、隔墙之中，然后如同装饰一件将存人博物馆内的艺术品，再将其锁定、“悬置”起来，投入消费渠道内，愉悦旅人，牟取利润。同前所述，这类已被肢解、的审美，正是假借人的感官经验，割裂自然和人的相互依存纽带，让人置身于自然以外，再从观赏、游玩的角度浏览景物；此刻的审美经验尚如顽童驾驭高能电玩所得的新奇和刺激，毫无身处自然景观中，全身心感应体悟人与自然的连结感。不难看出，时下这类感官经验可从无处不见的主题公园、水上乐园、形形的“自然保护区”中，无需费力而可轻易获取。人类若对此不猛然警醒，审美经验将陷落何等境地?!

可以肯定，感悟体验向人们打开了一条转审美情趣为伦理责任的通道。首先，存在主义力挺个人身躯与自然之间有“体验式”经历，今日生态批评家承前启后，倡导感悟式经验；他 们注重身体力行，置个体身躯于外在自然中，倾心地观察，充分地享用自然给予他们的感悟机会。在他们看来，这类机会绝不可能由国家公园或自然保护区提供，因为这些自然景观酷似供摆设、陈列的艺术展品，已抽空了和人协同共生的可能，充其量是“人造荒原”；他们注重发掘自然界中一种“荒芜形态”，这是某种只在人的身躯和自然生态互有感应、互有共鸣时才能体悟到的激情。若问何处能找到这样的荒芜形态，生态学者的回答出奇得简单明了：只需心中有准备，时时处处都可遇见。换言之，人不必远涉人烟稀少的边陲大漠，无需独自攀登高原冰川，也无需自驾孤帆远渡大洋，特地去寻觅此类荒芜形态；相反，它们近在咫尺，或许会在城郊的高速国道旁瞥见，或许就在山乡林间远足时相遇，或许就在自家草木丛生的后院撞见，人只需等心绪萌动的那一刹那，把从未有过的“第一次”新鲜目光，投向自身周边的草木鸟兽，就会感悟到有某种奇异的“鲜活”气氛将你笼罩，使你惊怵、震撼，令你不禁感到自然的它异性是逼真地存在的，而且无法彻底把握!正是这类感悟促成审美情趣向伦理责任的转换。假如人感悟到的荒芜形态让他心旷神怡，顿时精神上释压解乏，仍属审美情趣之列的话，而同样的感悟逼人谦卑地面对其他生命群体，自认人仅是其中微小的一分子，自愿主动以虚怀、利它、自谦自律相待，那就是不折不扣的伦理责任了。

要点之三是依赖人的自然智慧，节制地发展，以求安居在地。在当今数控化科技深度普及、生命科学广泛运用的社会里，我们必须刻意培植个人感官的敏锐，主观想象的灵活、生动，以抵御理念化自然对内心的驯化。但更能体现伦理道义的是：人虽有得天独厚的认知能力，仍能意识到那无法穿透的、实实在在的自然是不可逾越的，由此人应积极而又谦和地看待周围一切生态形式：人生存于大地不是路人借宿式的栖息，而是潜心安顿的居住。个中的伦理承当便有了天差地别之分!海德格尔曾从哲理上宣扬“安居”这一概念，初看是指人与自然生态犹如唇齿相依的居住；细究其本源，我们会发现安居一词里潜存着绵密的思绪，可径直回溯到古希腊阐述天地神人和睦相济的理念；海德格尔将此梳理、演绎成他的安居观，为人的存在之意义和审美向伦理转化另辟蹊径。暂且举他的名言“人，诗意地安居”作例。他先从“安居”的古德语“筑造”(Bauen)一词多义人手，挖掘出两层深意：其一，正如德语中“我是，我存在”(Ich bin)所指涉的，动词Bin的远祖Bauen一词兼指人在大地上的属性和存在；与“存在”紧密关联的是“筑造”，指人在大地上如何建造和居住。这两层意思交相辉映又相互牵制。海德格尔曾说：“筑造并不是实现安居的一个手段或是一种途径，筑造本身就是安居。”换言之，人存在的实质是建造，是因生存而适宜地营建居住地，绝非单单为了建造而奴性地生存。这意味着人的安居既决定着他如何生存，也决定着他如何筑造。其中谁主谁次，实在无法分辨。其二，海德格尔又从Bauen其古哥特语Wunian的词根引来“让……在和平中驻留”原意，并将其揉进筑造所用的“技艺”(Techn e)的内涵里，这便凸显了其中“免除……危险”和“将……留存”的功能，再植入海德格尔描述的天地神人“四重性”的生存环境里；人的筑造内涵由此变得周全、枢密，而海氏名言“诗意地安居”的真正要义也渐渐显露：有生有死的人类，必需立足于天地神人这个缘发境域，尽力守护大地的和平及安康，从而让人和自然的和睦相济尽可能显现。从“缘发境域”到“让……显现”，我们不禁惊呼：海德格尔的“诗意”与古代华夏“人地亲和”的智慧何其相似!

有了海文开启的先河，便有了后来生态学者的热诚呼应。1970年代以降，西欧、北美学界纷纷认同人类应承当大地的“守护者”这一角色，主张人和自然均属同一生态共同体，现代人更需对居住生态担负前所未有的伦理责任，无疑受存在主义思潮的启迪。其中又以“人文地理”学派对海德格尔安居这一观念的反响最为直接、有力。他们传承存在主义对理念化自然的警惕和批评，逆当时学界中数量化、统计流而行，刻意将地理学从“见地、见物不见人”的禁锢下释缚，毅然置数据收集、量化分析的热门课题和仪器、图表等资料设备于一旁，倾心专攻影响人与居住生态的个人，隋感、社会心理和历史，以及文化习俗等课题的研究。他们倡导人和居住地的“连接性”，彰明人和居住生态两相互依互存的“一体性”，并以“地隅”这一全新观念为研究框架，观察和解析人群、居住、生态诸多元素对地理知识的渗透和影响。就人对居住的感悟体验而言，华裔美籍地理学家段义孚的著述尤为昭著。先于1970年代，段义孚便开始注重文学想象对于地理状况观察和描述具有的独特影响。尔后，他在分析人的认知经验受地理环境所左右时，往往独到地融人的情感与身外物界于一炉，侧重两者间的“连结”关系，认为：“在富有想象的文学世界里，人的‘认知’是经验的一组成部分：认知的外在特征总是令人毫无察觉地沁入各种内在的情感和视觉感受中。文学是通过独特的境地――也就是，各种地理环境――而描述人的经历的。”段义孚注重人对周遭的他人和物界的感悟认知，这与存在主义对荒芜形态的“体悟经历”无疑是异曲同工；他探讨人地共济时突出了人的自我意识、社群关系以及历史文化习俗和居住环境所形成的“联袂一体”，指出人的居住受合乎情理的、滋润生计的稳定形态所驱动，而受某一种气候环境、某一个居住程式的潜移默化，最终合成其个人身份的认同，由此而孕育出宛如“人杰地灵”的原初生机意识，显然和海德格尔“诗意地安居”殊途同归，也是对中国民间常说的“一方水土颐养一方人”的有力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