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经济开发的表现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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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南方经济开发的表现范文

关键词：设计艺术学；设计史；六朝时期；物质文化生活；文化特征；新视角

中图分类号：J5 文献标识码：A

六朝（东吴、东晋、宋、齐、梁、陈）是中国中古历史的一个重要阶段，六朝时期的历史对中国社会发展进程有十分显著的影响，主要表现为：

1.高度集权的统一王朝的消失，从动乱分裂走向再度统一。

2.汉代经学的消退，玄学、佛学、道学的兴起，形成三位一体，互通互补。

3.长江流域经济开发，促进南方经济重心的形成。

4.精神思想自由，科学技术发展，文化繁荣，盛况空前，灿烂夺目。

5.秦汉文化的承继，隋唐文化的孕育，承上启下，完成历史的转折。

我们对于这一重要的历史时期，中华民族为中国文化和世界文明所做的贡献，还有一些新的认识。

六朝历史文化的创造，造物设计作为文化载体是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一时期设计的演变，对六朝社会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形成了独特的特征，六朝社会生活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时设计的面貌。六朝时期的造物观、设计形式以及由此而成的礼俗制度，不仅规范着六朝人的生活、生产方式，也对之后的中国社会文化表现出很深的历史影响。

论及六朝，以政治上的分裂、偏安、短促而轻视其地位、贡献，是片面的，①重读六朝，如果在文化上重精神、轻物质，重宫廷、轻民间，重文学、轻器物，重经典、轻一般，同样是片面的。②如何把握这一巨大转折时期的历史，的确需要全面的探讨，应开拓新的专题，力求“建立起对六朝历史更深透、更清晰的立体认识”。③六朝这一历史阶段的文化、生活及民族心理，是一个多层次、多方向凝聚而成的历史结构，精神与物质、宗教与现实、艺术与实用，清与浊、纵与横、进与退相互交织，在战乱与纷争中，一系列新的思想与审美情趣日益兴起，一种清新简约、超然绝俗的文化独特新风才渐渐形成，我们的考察与辨识，正在于此。

一、六朝造物设计在遗传与变异中形成清新灵动的特色，呈现出不同于汉代传统的物质文化新格局。

六朝作为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变革时期，在思想、文学的进步之外，还特别表现在物质文化新格局的建构上，其中，造物设计的作用尤其明显。经先秦长期发展至汉代逐渐形成的造物规范体系，不仅在六朝初期的设计中仍然有着明显和切实的影响，而且在物质文化领域中有着更为重要的制约整合作用。然而，“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历史的车轮驶入六朝，佛教传入、道教意识、玄学思想、个性价值，登上了文化艺术的舞台，一个新的物质文化时代也就正式揭开了帷幕。在这场空前的历史变革中，文化的进步在巨大的历史动荡中迈出了艰辛的步履。虽然在东汉末期，新的文化观在外来文化的影响下已经孕育，然而，单就某个方面的吸收，某种思想知识的选择，只能形成一般意义上的传承和演变，还不能构成新的格局。新的物质文化格局是一个时代“文化基因”上的遗传与变异所致，尤其在六朝时期，遗传与变异是文化的一个最为突出的特征。但文化不只是宫廷、士人的专利，也有民间工匠造物的参与，如佛教的异文化知识及宗教功能只有当它经由“物”的呈现，使一般民众也感受到精神的解脱时，才能发挥其作用，才能构成地域性文化的世界图像。

从这一角度看，新的基因上的突变，既同这一时期谶纬神学转向玄学本体有关，同科学发展与经济开发有关，同社会风尚与审美风貌的转变有关，也同物质文明与生活方式有关。因此，六朝物质文化新格局还不能只是从政治、思想、宗教、文学等方面来解释，而应结合“物”的世界来把握，考察造物在六朝时期的传播与衍变，考察定型的汉代造物技术、知识的完整结构如何在六朝被打破，汉代造物的意匠化与政教功利结构如何变异为宗教化与清新灵动结构。而这一造物结构的变动对于探寻六朝物质文化新格局极具价值。

二、六朝造物具有地域特色，也具有南北设计的共通性。六朝设计并不因政治上的分裂、偏安而中断了与外界的交流，并不因南北对峙而局限于“地域特色”。

从普通陶器、瓷器、织物、漆器等日常器物以及农用器具、交通工具、工艺作坊、物品流通等等生活设计史要素而论，六朝设计在许多方面与北方地区的设计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有着相对的一致性，尤其在社会下层、民间生活用品上十分明显。这是因为一方面，东晋时期的大迁徙不仅有大批工匠南下，带来北方造物的种种技术、观念和形式，也与南方造物相融、相合，逐步形成具有时代特征的六朝设计；另一方面，南方造物也不断影响北方，至南朝时，南北双方在设计方面仍交流不绝，《齐民要术》中多有南方事物的记述，所录北方事物也与南方事物相类同，可见在造物上的息息相通。

这也为肯定六朝历史地位再次提供了物质文化方面的依据，秦汉造物传统在六朝得以发扬广大，传统成熟的造物文明在南方延续、发展、创新，并给予北方设计较大影响。显示出六朝造物设计是这一时期最为发达、时尚、先进、周密、合理的类型，具有整体的代表性。诚如范文澜所言，“东晋南朝对历史是有贡献的，不能因为政治上是偏安，轻视它们的贡献”，④现代学者也多有呼吁和论证“六朝对于中国历史乃至世界文明的重要贡献”，⑤历史上也有以东晋、南朝为正统者，如司马光编《资治通鉴》。如此，六朝设计史的“共通性”、“代表性”与“整体”面貌才可以被理解。

三、北方造物工艺的传入，加上江南经济的开发，服务于六朝社会生活的造物设计十分活跃，并朝着生活化、个性化方向发展，构成了六朝社会生活的丰富多样性。

在江南经济开发中，六朝时期造物技术不断提高，造物种类有所拓展。从织物技术看，南方麻织技术达到了很高水平，会稽所产越布号称精美，⑥丝织技术也普遍提高并推广；从服饰设计看，北方服饰传至江南，结合南方原有样式，在适应中不断发展出符合南方生活的变化多样的、个性独特的新款式；从建筑设计看，宫苑、台阁、士族庄园虽规模逊于北方，但精致、奢糜、朝隐、野致远胜于秦汉与北朝。

在“六朝金粉”之外，普通民居、生活器物、生产用具在种类、样式、功能上也表现出江南生活中前所未有的多样和丰富，各类物品随社会经济的进步而呈全面发展景象。俭朴与豪华、普通与珍贵上下互动，迭合一起，在六朝人的生活中发挥出巨大作用。

四、六朝时期文化上繁荣，精神上自由，精英阶层推己及物，影响六朝艺术朝着“超然绝俗”的倾向发展，民间工匠顺应其变，产生设计上的充实感性与唯美风格。

如果说六朝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转折时期，呈现出物质文化新的格局，那么，其中关键之处在于人的精神自由和生命境界的追求。这是一个崇尚自然、礼赞生命的时代，一个个性与才华闪耀的时代，活跃着一些敢于超脱礼法，发挥无畏精神，胸襟潇洒、气度超迈的年轻精英，他们勇于创新，敢于实践，引领时尚。也活跃着大批技艺高超、眼界开阔、不甘束缚、努力创新的无名工匠，他们虽然身份卑微，难于“自由”，但却能超越技术，顺应潮流，推陈出新。这是一个在造物上精英与工匠、经典与一般、精致与俭朴并存，共同创造的时代。过去我们只关注艺术上的空灵、绝俗，而少注意设计上的充实、感性。对于六朝艺术的理解，我们一直强调文学、绘画、雕刻中自然与生命、玄远与意趣等精神领域，这当然是最主要的一面，但六朝艺术还有诸多器具、服饰、工具、建筑甚至农具等方面的发展与进步，这些日常生活中独具感性与唯美的“实用艺术”铺垫了六朝物质文化最基本的底色。因此，我们对于六朝文化艺术的认识，还可以看得更宽一些，进入到“物”的领域，观察得再深、再细微一些，惟有如此，我们对于六朝文化转折及其物质文化新格局的过程，才能看得更加全面，其轨迹更显清晰。

五、佛教传入与外来文化的引进，最先渗透进造物领域，构成造物设计的异域风尚，为六朝设计文化注入新的活力，并迅速影响六朝社会民众的信仰世界。

东汉末至东吴时期，已有数量众多的与佛教有关的器物发现，⑦到南朝时期，佛教在造物领域已经全面渗透，傅抱石曾经说，魏晋南北朝“洵可说是完全的佛教美术时代”。⑧理解“佛教美术时代”的造物，可以着眼于两个方面：一是造物的文化机制，一是造物的交流与传播。⑨任何一个开放时期的造物，都是这两个方面相互交织的产物。

东汉帝国崩溃，旧有传统动摇，宗教新派蜂起，形成思想多元的局面。自汉代完善起来的造物系统并非死板一块，而是“在内部机制上做了变革的准备，佛教传入与南北文化的碰撞，成为突破的契机”。⑩从造物的文化机制上看，中国造物文化中，对外来的文化艺术均有共存、包容、吸取的气度。但无论如何变异，即使是“完全的佛教化”，却始终不会完全“异域化”，六朝造物仍然是中国样式的继续，这是值得深入探讨的。

另一方面，六朝时期在思想、文化、艺术上的活跃，正是这个全面开放时期中外“物”的交流引发的，以丝绸为主的大批六朝物品输往大秦、波斯、东南亚、南亚等地，东罗马、萨珊王朝的手工制品包括玻璃器、纺织品等奇珍异物也相继传入中土，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它深刻广泛地影响到中国造物设计的历史发展，于是，包容、吸收、共存的造物文化机制和中外交流、南北相融、佛道互补的状况迭合到一起，成为六朝物质文化风会之所在。

六、六朝设计不滞于“物”的实用，而扩展至心灵世界，达到了“创造生活”这一设计的终极目标。六朝设计既创造了六朝人生活的价值，也创造了六朝人生命的价值，体现出中古时代中国文化的智慧，成为世界文明史上的一个典范。

六朝之际，不仅在造物上，也在社会、生活、艺术的各个方面都是一个历史的分界或转折。在社会生活中，南朝寒人兴起、宗族突显，逐渐改变着东晋以来的贵族制社会格局，佛教依附玄学又摆脱玄学，真正渗入到人们的社会、文化、生活、心理之中，道家学说的现实与超脱理想，契合社会安定与生活中乐生重生的追求。在艺术上，山水画的产生，表征着绘画从原来附着器物的形式转而独立为纯艺术的开始。在造物上，设计的发展不再强调物的日用和繁复雕琢的装饰形式，而是致力于表现内在的品质和灵性，一种“情必极貌，物必追新”的造物倾向逐渐形成。

这种“质而有趣灵”的变化，表明造物设计正从对“物”的瑞祥寓意装饰，转向对人的内在情感的表达。由于长期战乱带来生活现实的痛楚，需要一种精神的倾泻与慰藉，人自身的价值也在此时得到认识，因此，日常生活中的物质器物也被赋予一种精神情感色调。社会生活中的清谈风气进一步强化了“物”重质轻文的转变，从而创造了六朝人的生活价值和生命价值。

六朝物质文化的转折，有三个至为重要的关节：一是设计中对人及生命价值的重视和表现，由此而转化了儒家“政教”规范，使造物理想和设计终极目标得以实现；二是设计中对自然美的发现、欣赏和表现，转化了造物评价系统，对物质文化的发展带来重大的转变；三是设计中佛道思想的影响和体现，深刻地转化了造物观念及人们的精神价值取向，物质文化结构因此而得到更新建构。

第2篇：南方经济开发的表现范文

1997年，我们来到南方某经济开发特区的一个小镇。从90年代初，一些外地人就开始在这里经营“路边店”，也就是提供包括在内的饭店。我们到达时已经不是“路边店”的鼎盛时期，但仍有30家左右。

这些店共有200多位服务小姐，年龄在14～27岁，小学没有毕业的人有35％～40％，90％以上没结过婚，绝大部分来自南方农村。一开始，服务小姐们对我们非常戒备。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后，我们才以平等的态度和真诚的关心获得了她们的信任。

在回答“是否有经历”这个问题时，一半以上的服务小姐坦然承认有，12％的人否认，还有30％的人拒绝回答。在这些年轻的女孩子中，有17％的人告诉我们自己怀过孕，13％的人说曾经做过人工流产，10％以上的人说自己得过“性病”。由于女孩子们常常不愿意坦率承认这些行为，再加上妇女患性病后大部分没有明显的自觉症状，所以可以肯定，实际情况要比这些调查数字糟糕得多。

我们发现，所有提供的妇女有一个共同特点：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都比较差，普遍对疾病预防有错误认识。譬如，她们认为怀孕比染上疾病更麻烦。她们大多在“入行”后会学到一些避孕办法，但是由于得不到正规指导，不知道有些办法自己并不适用，甚至还会有增加感染疾病的危险。又譬如，她们不知道女性感染性病后可以没有明显的表现，普遍认为没有症状就是没病，根本不知道有的性病可能会使自己丧失生育能力。有些人即使意识到危险，也只知道“清洗”――性活动后用水或一些洗涤品洗外阴，甚至用这些洗涤液灌洗阴道。有的人会定期到一些诊所去做阴道灌洗、放消炎药（一些抗生素类药），或者打“消炎针”。对这些所谓的“预防”办法可能带来的问题甚至危害，她们常常一无所知。对艾滋病，她们了解得就更少。该地已经有相当数量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但这些在刀尖上跳舞的女孩子们却根本没有意识到致命的危险。

第3篇：南方经济开发的表现范文

【关键词】立体农业；小流域

我国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我国人民在防治水土流失的长期实践中创造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中，一条非常宝贵的经验是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小流域综合治理。

1998年国家计划委员会根据“中国21世纪议程”与国务院指示的精神，编制了1999一2050年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流域管理被列为该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使我国的流域管理事业更紧密地与全国生态建设及持续发展相结合。1998年11月国务院在全国了《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规划》要求“用大约50年的时间，动员和组织全国人民，依靠科学技术，加强对现有天然林及野生动植物资源的保护，大力开展植树种草，治理水土流失，防治荒漠化，建设生态农业，改善生产和生活条件，加强综合治理力度，完成一批对改善全国生态环境有重要影响的工程，扭转生态环境恶化的势头。”

1 如何逐步建立主体农业结构

从我们的国情、省情出发，如何因地制宜地建立起立体农业结构，的确是个涉及多学科而又十分复杂的研究课题。我们也仅是开始思索、探讨这个问题。

1.1 在建立立体农业结构的原则和指导思想上，要树立系统观念、整体观念、综合观念和动态平衡的观念。在结构的具体设计上，我们认为要坚持以下几条原则：一是要尽可能扩大对空间的利用；二是要尽可能延长农事生产季节；三是土地三个层次的尽可能充分利用，四是系列开发，深度加工、综合利用、多级增值；五是要保持能量转换和物质循环的动态平衡，不断改善生态环境；六是获得最大宏观经济效益和不断满足社会需要。

1.2 在建立立体农业结构的程序上，应按以下步骤进行：

（1）清查资产，分析条件，进行建立立体农业结构的可行性研究；

（2）因地制宜，研究设计与不地资源条件和特点相适应的立体农业结构模型（方案）；

（3）分别不同类型地区（深山、浅山、丘陵、平原、城市郊区等），不同发展水平，按照先易后难，由简到繁的原则，有计划、分阶段的进行。日前，不丁先从自然条件好，人多地少，科学技术水平较高夕科技力量较强的农业高产地区或科技户中进行。首先在农村产业结构改革中，通过立体农业结构的建立，打开向资源利用深度和广度进军的大门，解决高产地区农业更上一层楼的问题；

（4）在一个地区范围内建立立体农业结构，应由简到繁，由初级到高级，逐步配套完善。从纵向上，首先解决乔、灌、农作物的结合；从横向上，首先解决多级生产的配套成龙、系列化问题，即一种、二养、三加工、四运输、商业服务业的协调发展。特别是各地已有的农林（农桐、农果、农条）间作和农作物内部的间作套种（麦棉套、麦油套、粮豆间作、粮、菜间作等）成功经验的推广应用，进而随着品种改良、栽培技术水平的提高，生产条件的改善，耕作制度的改革，进行不同农时季节、不同植物品种的生产搭配，逐步建立起高功效的立体农业结构。

2 新时期发展现代立体农业与推进生态强省建设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一是要加强区域生态经济发展框架下的现代立体农业系统理论研究。现代农业具有高投入、高产出、高效益的特征，表现出企业化、专业化、集约化、产业化的特点。因此，要在区域生态经济发展框架宏观背景下，明确阐释现代立体农业的发展方向与内在机理，深入分析不同组合体系的多级循环与转化效率，以求揭示现代立体农业的科学内涵、集聚功能、优势叠加、变化规律、能值匹配、重点取向、管理机制与发展趋势。完善现代立体农业理论体系，并及时进行系统总结与提升，以求更有效地指导生产实践。

二是要深化南方丘陵山地现代立体农业发展模式与配套技术研究。立足于农业生态学的新视野，将南方丘陵山地作为一个相对独立完整的自然经济单元，实行科学规划与合理开发，构建山地农林牧复合生态经济系统，并遵循其自身的规律性进行运作管理，在深入分析区域自然资源特点和社会经济状况基础上，因地制宜地创立现代立体农业技术模式。要研究并拓展与绿色产业相结合、与资源循环利用相结合、与保护生态环境相结合的南方丘陵山地现代立体农业的管理机制与配套技术体系。建立一批以企业为主体的示范基地及现代立体农业综合开发示范区，着力提高南方丘陵山地现代立体农业技术水平与产业化生产能力，不断完善开发模式和经营管理机制。

三是要深入开展以休闲观光为方向的多功能立体农业关键技术创新研究。要充分发挥农业多功能性优势，重点研究与合理利用区域功能的多样性与叠加性，结合县域经济特点、民族文化特点、生态资源特点、区位产业特点，构建以休闲观光为方向的乡村现代立体农业配套技术，发挥区域农业生产的多样功能集聚效应，让现代农业的立体开发充分显示劳动体验、旅游观光与科普教育功能。有计划地合理布局与优化建设一批集生产—生活—生态为一体的现代立体农业旅游观光示范村、示范乡镇，使其成为发展区域生态经济的样榜区，并定期开展评选 “十佳”示范点活动，规划并引领经济发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优美乡村建设。

四是要充分发挥乡村特色庭院经济在新农村建设中的推动作用。发展庭院经济式的现代立体农业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产业支撑，尤其是在人多地少的情况下，以庭院经济式的现代立体农业带动新农村建设，不仅有利于促进多样性开发与农民增收，而且有助于推动先进科技文化传播，让绿色农业更加引人入胜。可以有目的地规划并建设一批示范村 （ 场） ，尤其要在城郊或者城镇周边引导农民连片建设。形成规模，形成产业，实现联动效应，让立体农业和新农村建设有机结合，促进城郊农村经济转型升级与产业壮大。

五是要建立适宜大面积推广应用的现代农林牧复合生态农业示范区。实践证明，农林牧复合经营的高效生态农业模式是福建省山区农业和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也是防控山区水土流失的一项重要的组合技术。要深入研究农林牧有效结合在生态系统中的内在结构、物质循环、能量流动、生态优势与节能减排效应。要注重推广与普及以优质林木、特色林果、绿色茶园、草山草坡、林下经济，以及以农林牧结合为基础的特色种养模式，调整和优化山区产业和产品结构，发挥区位与资源优势，保障山区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因地制宜建立综合示范区，例如在闽北山区建立农牧、农林、农菌、果牧相结合的现代立体农业综合示范区； 在闽西建立农林牧草以及猪沼果菌等优化组合的综合开发基地，并延伸建立以防控水土流失为主要目的的小流域综合治理示范区；建立农业综合开发与流域生态保护有机结合的绿色高优型示范区。通过因地制宜地建立形式多样的山区现代农林牧复合生态农业示范区，

并大面积推广应用，既让区域资源得到持续利用，又让山川更加秀美壮丽，使区域生态经济开发与生态文明建设在农业可持续发展中得到高度统一。

3 结语

可见，流域管理的总体发展趋势为：在流域治理规划的目标上，着眼于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的持续协调发展，通过各种综合技术（如3S技术的应用，土壤侵蚀规律的研究成果）和科学的管理手段，最大限度地挖掘资源生产潜力，实现流域资源的合理运用。

对水土流失严重的山丘地区来说，水土保持与生态农业的内涵十分相似。水土保持以保护水土资源和生态环境为前提，着力提高环境容量和林草覆盖率，通过建设立体农业使低产低效的劣质土地变为高产高效的优质土地。

参考文献：

第4篇：南方经济开发的表现范文

4月22日，山东大学“全球化与中国经济中心”创新转化系列论坛启幕。作为首场论坛嘉宾，国家信息中心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牛犁作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的宏观经济形势》的报告，本刊记者就当前一些热点问题采访了牛犁。

中国为何要改革供给侧？

中国为何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牛犁看来，原因有三方面。一是需求结构发生显著变化。以“住行”为主导的需求结构发生阶段性变化，需求结构加快转型升级，个性化、多元化、高端化。全球低增长困境弱化外部需求，特别是国际分工格局出现重大调整，原有“大三角”格局打破。二是需求管理政策难以解决深层次经济结构问题。需求管理政策的边际效应在递减，副作用和后遗症越来越大。表现在产能严重过剩，经济结构恶化、杠杆率持续攀升等。三是供给侧明显不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目前无效和低端供给过多，有效和中高端供给不足，体制机制则束缚了供给结构调整。

“我国经济延续供给侧企稳，需求侧走弱的态势。”牛犁分析，根据最新数据，从供给侧来看，2017年一季度我国GDP增长6.9%。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7%。城镇新增就业334万人，增加16万人。用电量、铁路运量有所回升；工业生产出现回升，服务业增长好于预期；国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工业生产者价格见顶回落；从需求侧来看，有所改善，总体呈疲软态势。居民实际消费增速放缓，外部需求有所改善。

中国经济的“三大失衡”

当前，世界经济出现了摆脱“萨默斯魔咒”的迹象，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的“三低状态”正在打破。从重要经济体的情况来看，美国量化宽松政策有序退出，自动减支的影响将会逐步减弱，经济将延续温和复苏态势；欧洲已走出通货紧缩，宽松政策、低油价等推动欧元区经济温和回升；日本国内有效需求不足、产业空心化、老龄少子化、收入分配等长期结构性问题突出，经济仍难以摆脱停滞状态；俄罗斯、巴西有望摆脱衰退状态，使得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速将加快。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在好转，主要发达国家的先行指数有所回升。当然，英国脱欧谈判、特朗普上台等重大事件，使得反全球化逆风飞扬，保护主义、孤立主义和民粹主义盛行，中东、东北亚地区地缘政治风险等不确定性加大。

如此背景下，牛犁认为，当前中国经济正面临增长的有利条件和机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出现积极成效。新技术广泛深度应用，加快培育新动能进而催生新经济已进入良性循环轨道。区域战略及其重点区域分类指导效应开始显现，新型城镇化、特色小镇建设，将会带来新增长极。企业效益出现改善，工业领域进入补库存周期。宏观调控政策仍有一定空间，同时可以更加注重相向着力、协同发力。总体来看，我国经济增长将呈现小幅缓降态势。预计2017年GDP将增长6.5%以上。

同时，牛犁也指出，我国经济也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当前最突出的三大失衡：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失衡、房地产和实体经济的失衡。具体说来，中国经济还缺乏新的具有较大带动作用的经济增长支撑点。随着今年稳健中性货币政策的实施，可能导致企业贷款成本上升，经营压力上升，制造业不良率会提高，企业债券违约风险、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等也在加大，导致今年需要重点防控金融风险。

“我国现在地区经济的差距地区分化严重，由原来的东中西差距变成了南北差距。”牛犁介绍，从产业转型来讲，南方新兴领域，如无人机、机器人等业态活力非常强。而从京津冀协调一体化发展到雄安新区的设立，都是国家试图探求北方经济增长机遇的表现，另一方面，许多北方城市，包括一线城市的经济规划存在不合理之处，这些问题都要通过供给侧改革慢慢调整。

寻找风险期的经济增长新动能

《齐鲁周刊》：国内外大环境下，山东省的经济结构呈现出何N状态？

牛犁：山东省综合实力比较强，经济实力位列全国第三位，从资源到市场的整体协调性比较好。当其他地区拉闸限电的时候，我们这里是不缺电的，当别的地方闹油荒的时候，咱们没有闹油荒。但从经济成分来讲，国企的比重比较大，经济活力不足。这几年山东正经历一个经济结构改革风险期，在石化等重化工业调整方面面临的压力比较大。

《齐鲁周刊》：作为大象经济的代表省份，山东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应当如何寻找？

牛犁：首先要推进经济结构调整，使市场由中低端向中高端发展，山东在加快培育新兴业态方面确实需要大量的工作，但在加快海洋经济发展，促进蓝色经济开发方面有自己的区域优势。传统的以规模取胜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的新常态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所以要加快研发，依靠技术改造、设备升级，通过技术创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实现以质取胜。还要进一步加强投入，培育经济新的增长点，提高原始创新的力度，提高经济的可持续性。积极转变观念，努力争取设立自贸区，争取拿到先行先试的机会，实现与国际对接。

《齐鲁周刊》：从房地产这方面来讲，济南、青岛这种级别的城市，房价上涨的可能性有多大？

牛犁：如果买房是为了自住，越早买越好。如果是仅为了投资，那就需要谨慎了。全国房地产都一样，都是长得太快，10年时间北京等城市房价基本涨了十倍。一个地方的房价有没有继续上涨的空间和潜力，关键看这个地方能不能培育出新的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

第5篇：南方经济开发的表现范文

关键词：海南；海洋经济；发展策略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35-0051-02

纵观世界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都是因海而兴、因海而强、因海而昌盛。世界上10个最发达国家中有8个在沿海，如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等；世界五大产业带全都濒海而建。随着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人类越来越认识到海洋拥有无法估量的通道价值和战略价值。中央在十报告中高瞻远瞩提出“发展海洋经济，建设海洋强国”战略，海南也及时提出“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推进海洋强省建设”。

一、研究现状

（一）国外研究

海洋经济一词的较早表述，见于1999年10月12日―13日加拿大AVSL举办的主题为“海洋经济与圣劳伦斯发展”的论坛，该论坛主要探讨海洋经济在圣劳伦斯可持续发展中的关键作用。2009年6月，美国出台了国家海洋经济计划的第一份独立报告《美国海洋和海岸经济（2009）》，并召开了美国“海洋经济：海洋在国家经济未来发展中的作用”听证会。后来，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关于改善海洋、海岸和大湖地区、增强海洋经济实力发展计划”的备忘录。至此，美国海洋与经济的联系以及海洋在经济中的地位，才首次被提升到国家海洋发展战略的高度。Rockefeller（2009）指出，“海洋经济及其重要性在当今得到了很好的见证，从食品到燃料，我们依赖于海洋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来驱动经济发展。”关于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IUCN（2009）提到“健康的海洋经济”（Healthy-

blue economy），事实上是将海洋生态和海洋可持续发展理念渗透入海洋经济中的发展思维，是海洋生态系统与海洋经济系统统筹协调的发展模式。

（二）国内研究

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五次海水养殖浪潮，被称为我国海洋经济发展史上的五次海洋产业技术革命。20世纪80年代，我国又提出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向海洋乃至内陆水域索取人们所需要的、更多的优质水产品的“海洋革命”的新构想。此后，“海洋产业”、“海洋经济”的口号频繁出现于我国沿海地区海洋经济发展的文献中。宋幼勤（2001）认为，海洋经济即为蓝色经济，或者将蓝色经济解释为海洋经济的衍生形式。还有学者提出了更狭义的海洋经济概念，将海洋经济定义为海洋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车亭，2007）。而近期，尤其是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战略提出后，国内各界对于海洋经济的理解（姜大明，2009；龙永图，2009）虽然在具体表述上略有差别，但基本上都已将海洋经济与蓝色经济做了区分，将蓝色经济视为较之于海洋经济的一个更为宽泛、更具发展内涵的概念，更强调海洋的可持续发展以及海洋生态与经济、社会等子系统的协调，海洋产业外延的扩展，即由单纯的海洋经济扩大到海洋、临海、涉海三方面，以及海陆统筹一体化发展[1]。

二、海南省海洋经济发展现状、问题及挑战

（一）发展现状

海南省四面环海，海域面积约200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海域面积的2/3，海岸线长度1 823公里，拥有国内唯一的热带海洋性气候，海洋资源十分丰富。作为中国海洋面积最大的省份，海南省2011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612亿元，占全省GDP的比重提高到24%，逐步形成了海洋渔业、滨海旅游业、海洋交通运输业、海洋油气业等四大支柱产业；2011年，这四大支柱产业增加值396亿元，占全省海洋生产总值的64.7%。逐步形成了以海口市为中心的北部综合产业带、以三亚市为中心的南部休闲度假产业带、以洋浦经济开发区和东方工业区为主体的西部工业园区和围绕“博鳌亚洲论坛”的东部旅游农业产业带。滨海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也带动了海南省航空业、交通运输业、房地产业、酒店业的快速发展，刺激了该省的消费需求，有力地拉动了海南省经济增长[2]。海洋港口体系建设不断加强，形成了北有海口港、南有三亚港、西有洋浦港和八所港、东有清澜港的“四方五港”格局。

（二）存在的问题

1.海洋产业结构有待优化。海南省海洋产业结构不尽合理，主要表现为第一产业比重过高，第二产业发展滞后、比重过低。2010年，海南省海洋经济三次产业结构为22：23：55，而全国海洋经济三次产业结构为5∶47∶48，与全国对比，海南省海洋经济第一产业比重过高，第二产业比重过低。

2.海洋科技力量较为薄弱。海南省海洋人才缺乏，科研机构分散、规模较小，尚未形成合力，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大型研发基地，影响了海洋科技综合优势的发挥。科技成果产业化进展较慢、转化率较低。

3.海洋产业投入不足。目前，海南省海洋产业投融资体制不健全、渠道不畅通，各级财政没有设立海洋产业专项资金，不能发挥财政对海洋产业投入的带动作用。同时，涉海企业也没有直接进入资本市场融资，融资渠道不宽。造成海洋产业融资能力弱，投入严重不足，而海洋产业是资金密集型产业，投入不足直接影响到海南省海洋经济发展进程。

4.海洋法律法规体系有待健全。海南省海洋立法进程相对滞后，法律法规尚不健全，现行海洋法律法规过于原则化，有些已经建立的海洋法律制度内容不够完善、不配套、不系统，没有形成完善的海洋法律体系。

（三）机遇与挑战

海南省虽拥有独特的海洋资源优势，但是2011年海洋经济总产值仅为612亿元，与广东（9 807亿元）、山东（8 300亿元、浙江4 500亿元）、福建（4 420亿元）等沿海省相比差距很大，这与其海洋资源大省的地位极不匹配，离海洋经济强省差距甚远，大海洋小产值矛盾尤为突出。“不进则退，慢进也是退”，海南省如何在较短时期通过跨越式发展，达到或超过沿海强省海洋经济水平，是建设海南省国际旅游岛和实施绿色崛起面临的重要挑战。机遇与挑战并存，在我国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背景下，作为海洋大省的海南省迎来了发展海洋经济的重大机遇，海南省该如何利用好辽阔的海域，抓住机遇建“海洋强省”。海南省应大有作为，也义不容辞。因此海南省应利用好优势的海洋资源，跨越式发展海洋经济，加快推进“海洋强省”战略步伐，早日实现国家的战略意图。

三、加快海南省海洋经济发展的策略

（一）培养海洋意识，维护海洋权益

应加大宣传教育力度，通过网络、媒体、展览等多种途径，强化海洋国土观念，增强科学开发利用海洋意识，强化海洋环境资源意识，深刻认识发展海洋经济对维护南海和海洋权益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加强渔监船队建设，开展南海定期巡航制度，依法开展巡航监视和执法检查，对越境捕捞渔船依法查处。建设南海维权基地，在西南中沙群岛设立行政机构，加强对西南中沙群岛的行政管理。鼓励海南省渔民建造钢质大型渔船，建设西南中沙渔业补给基地，发展外海捕捞，进一步维护我国南海[3]。

（二）实施科技兴海，加快发展步伐

整合现有的海洋科技力量，以海南省水产研究所、海南省海洋开发规划设计研究院为基础组建海南省海洋科学研究院。建立军队、企业、科研院校研发体系，支持海洋重点实验室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争取设立国家南方海洋科研中心和科考基地。多渠道增加海洋科技投入，财政逐步增大社会发展科技专项资金规模，支持海洋领域科技创新活动，推进海洋高新技术成果集成创新和产业化。建设南海海洋科技研发基地和产业园区，加快海洋高科技产业化进程。科学开发西南中沙海洋资源，同时在三沙市建设海洋生态保护区，并加强渔业基础设施建设。

（三）加大投入力度，壮大产业规模

政府应加强财政资金对发展海洋经济的支持，特别是要增加对公益性海洋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积极争取将南海油气开采税收的一部分用于军民共建海防体系建设，力争海洋基础设施建设所需的物资、装备免税。搭建投融资平台，逐步建立起财政扶持、金融支持、群众自筹、吸引外资等开放式、多元化的投融资机制。积极争取商业银行的信贷投入和国家中长期政策性贷款的支持，鼓励金融机构将资金向海洋产业倾斜[4]。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积极吸引外商采取各种投资方式兴办海洋外资企业。

（四）抓好项目建设，强化带动作用

应实施大项目带动战略，引入一批关系全局和带动性强的重大海洋经济项目。要加强协调配合，提高办事效率，优先保障具有重大影响的海洋项目用海用地指标，并以此类项目为突破口提升带动辐射功能，促使相关海洋产业集中集约发展，推动海洋产业结构升级和布局优化，壮大海洋经济总体规模，增强海洋经济发展后劲。重点抓好海洋旅游、海洋石油化工、海洋船舶制造、滨海矿砂项目和重大海洋科技项目的建设。在国家政策允许的情况下，引进国内外有实力的企业开发西沙、中沙、南沙海域资源。

（五）完善法律体系，提升管理能力

完善地方海洋立法内容，重点推进法规空白领域的地方性立法工作，增强海洋法规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加强港口管理、海洋渔业管理、海洋资源管理、海岸带保护与开发管理、海岛开发与保护、海域管理和海洋环境保护等法规体系建设，形成更加完备的海洋综合管理法律制度，做到依法“管海”、依法“用海”和依法“兴海”，把海洋资源开发和管理活动真正纳入法制化轨道。建立海上执法协调机制、海上执法信息通报和案件移交制度，开展海上联合执法行动，提高对海上综合案件的处置能力，制定海上应急执法工作预案，提高海上执法的整体力量与优势。

（六）实施人才战略，增强发展后劲

突出引进和用好高层次海洋创新创业型人才，加强重点海洋产业领域人才的引进、培养和使用。创新海洋人才工作体制机制，营造适合海洋人才发展的制度环境。制定海洋人才管理政策，狠抓落实，把海洋重要人才的优惠政策真正落实到人头上。实施海洋人才工程，重点引进和培养海洋高层次创新创业型人才、海洋基础科技人才和海洋管理人才；加快推进滨海及海岛旅游业、海洋渔业、海洋工程、海洋新兴产业、南海资源开发等重点海洋产业的人才工程建设。建立健全海洋人才公共信息与公共服务平台。

参考文献：

[1] 崔玉阁.山东省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D].大连：辽宁师范大学，2005.

[2] 齐美东.基于SWOT的海南海洋经济发展探讨[J].生产力研究，2011，（1）：135.

第6篇：南方经济开发的表现范文

关键词 “141”空间发展战略 合肥 城市形态 快速公交

中图分类号：F2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在全球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发展下，国内各大城市的城市化趋势也日渐明显，城市人口与土地面积不断增加。与此同时交通供需矛盾突出，居民交通需求往多元化发展。快速公交的引进与城市空间形态发展息息相关。由于快速公交（BRT）的造价低、建设周期短、运行速度快、运量大、灵活等特点，它往往作为轨道交通与常规公交的一种过渡交通方式。

本文以合肥为例，通过介绍合肥市城市形态发展背景、规划发展模式以及近、远期规划方案，针对城市交通遇到的问题进行研究，并结合快速公交在合肥运营情况，总结分析合肥城市形态发展与快速公交相互关系。最后对合肥市未来快速公交系统规划提出意见和建议，同时为其他城市建设快速公交提供经验参考。

合肥市城市形态发展历程

解放前城市空间形态 （1949年以前）

解放前，合肥地区经济发展缓慢。1948年的省会合肥地区修建计划，将老城区内外分别进行规划：老城区内为行政区、文化区、商业区、住宅区、绿化区；老城区外开辟新区作为工业地带、商业地带、住宅地带和绿化地带。到1949年解放时，合肥老城区仅有5万人口，土地面积5.2平方公里。城市建设主要集中在护城河范围内进行，以居住和商业功能为主。形态方整，布局集中，与外界联系基本靠水运，城市的空间形态表现为单一而紧凑的团状。

图11949年合肥市现状图

“风扇形”城市空间形态形成 （1949年——1991年）

五十年代开始，合肥市大力发展城市道路，将原有街巷调整、分类、拓宽。老城区道路网规划成井字形，对外公路规划为放射性干道，沿古城墙设置的内环道反映了以老城区为中心的功能分区。同时“一五”期间，为了适应地方工业的发展，东郊被选为合肥第一个工业区的所在地。伴随着东部、北郊和西南郊三片工业区的确立，从此奠定了合肥以老城区为中心，伸展三翼的布局雏形。

1963年，新编制的《合肥市城市建设十年规划》确定了“城内填补，东郊调整，北郊补齐，南郊收拢”的指导思想，调整了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将城市规模缩小为50万人，城市骨架不变，仍保持以老城区为核心的风扇形态，为今后城市发展留有余地。八十年代，合肥市城市规划布局以“三翼伸展、田园楔入”的风扇形城市形态而闻名全国。

图二 合肥市1979-2000总体规划

“风扇”翼间城市空间填充与跳跃发展 （1991年——2000年）

进入九十年代，随着经济发展的恢复和体制改革的深入，城市经济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城市开始聚集扩张。合肥城市形态呈现出外部指状分散，内部极核夸张的状态。原有的城市形态限制了城市快速拓展的需求，各扇翼之间扩张速度也并不均衡。例如，西部高新区的设立使西南翼快速拓展，而北翼拓展最慢。与此同时，城市环路建设导致城市“三翼”之间的拓展，其之间的绿色空间不断被开放利用，城市呈现出“摊大饼”趋势。

随后在1995年的城市总体规划，确定了合肥主要向西南方向发展，适当向东、西两个方向反战，同时控制城市向北过度拓展。最终确定“单核、多中心、组团式”城市形态，即以老城区为中心，在东、北、西南和新城区建立4个副中心，并保证组团间以绿地、河流、农田等生态用地为隔离带。

图三 合肥市1995年城市总体规划图

“141”组团模式城市空间形态 （2000年以后）

进入21世纪，合肥经济发展步入高速发展时期，原风扇形的中心组团规模不断扩大，城市出现多中心发展趋势。2006年，合肥市制定了最新一版城市总体规划，提出141空间战略发展构想，即“一主城、四组团、一个滨湖新区”，同时建设一批特色鲜明的新市镇。

图四 合肥市“141”空间战略规划

快速公交（BRT）在合肥前期准备及线网规划研究

2.1 前期准备

合肥市人口和用地的快速增长，如何保证相对较少的土地消耗承载快速增加的城市发展增量也是城市即将面临的一大难题。随着合肥市“141”空间战略的确定，合肥市中心城区空间距离发生了较大变化，中心城区的影响范围扩大。由于城市建设资金有限，合肥市轨道交通建设尚处于规划待建阶段，大力发展常规公交是城市公共交通的主要任务。因此城市急切需要建立以区域快速公交为骨干的交通网络，一方面引导老城区向新区扩张，另一方面加强老城区与其他组团的联系，带动新区的开发模式，促进土地的紧凑型发展。合肥市快速公交被定位为“主城区内辅助常规公交，加强城市组团之间的交通联系，缓解城市中心区交通压力，形成格网式布局；新城内作为轨道交通延伸，构建指状放射线，促进城市新区发展”。

2.2 快速公交线网规划

基于合肥多中心结构中新增加的副中心如滨湖新区、政务新区等，为达到减少中心市区交通压力以及吸引力，并兼顾TOD（Transit Oriented Development, 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开发）原则在快速公交网络的体现，根据对客运走廊及城市未来发展中逐渐形成的交通主轴的分析，快速公交线网规划如下图所示：

图五 BRT近期规划方案

近期规划方案为“三横三纵”，线网总长度为199.5公里，共十条线。目前已建成通车快速公交1号线，2号线，4号线和5号线：1号线覆盖徽州大道，连接滨湖新区和主城区；2号线沿着金寨路，连接经济开发区和主城区；4号线和5号线是东西向，经由城市发展轴长江西路和长江东路，是主城区、东部组团和西部组团之间最重要的联系通道。

远期BRT规划结合轨道交通建设，在中心城区避免与轨道线路重合，局部BRT过渡为轨道交通，BRT覆盖次Ⅰ级的客流走廊，连接城区大型Ⅰ级枢纽。最终与轨道交通系统共同构成客运系统的骨架，利用公共交通线网串联城市功能中心，采用TOD模式优化枢纽周边土地利用，形成“珠链式”布局形态。

合肥城市空间形态演变与快速公交发展的相互影响

城市空间形态往往决定了城市交通量，交通源的分布，以及市民是否选择乘坐BRT作为出行方式。首先，根据合肥城市总体规划及“141”空间发展战略，中心市区与各组团之间的道路条件及客运需求，确定公交优先发展的可能轴线，指导快速公交线网的规划：

中心区与滨湖新区发展轴 （快速公交1号线、7号线）

规划的滨湖新区是合肥市的城市副级中心，其功能定义：以行政办公及商务

金融、旅游会展、居住等功能为主的生态滨湖新区，是区域性的现代服务业中心。

中心区与经开区发展轴 （快速公交2号线）

经开区是以现代大工业、高技术产业、教育科研为主导的城市综合功能区。

中心区与高新区发展轴 （快速公交4号、10号线）

中心区与高新区之间有快速的客运方式才能发挥高新区对合肥市的辐射带

动作用。此发展轴将带动西部工业组团的发展，特别是高新技术开发区、科技创新示范区和蜀山经济开发区的发展。

第7篇：南方经济开发的表现范文

流域经济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区域经济。流域经济合作是以江河为纽带和轴心，通过区域内水资源、资金、技术、信息等要素的优化与整合，形成分工协作、优势互补、具有开放性的经济区域。[1]虽然流域经济不同于以行政区为划分标准的区域经济，但是，以流域作为经济活动空间，配置社会经济资源的流域经济不仅是客观存在的，同时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来看，许多国家的经济社会文明史，就是一部流域文明史，流域是区域经济的主要生长点，河流两岸是各行政区域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例如，我国历史上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美国的密西西比河流域，欧洲的多瑙河流域，等等。因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欠发达国家或地区，河流都是流域经济的纽带，主要的产业都集中在流域区，流域经济在区域经济中占有主导地位。

珠江流域不但在天然河系、生物区系上有密切的联系；而且在交通运输、物质交流、经济和文化等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珠江是我国三大河流之一，珠江流域地处滇、黔、桂、湘、赣、粤六个省区，流域面积44万km[2]，河长2000km，水量丰富，年径流量为3000亿m[3]，占全国河川径流量的12.3%，仅次于长江，是黄河的5.7倍。经过“八五”、“九五”的建设，珠江已经成为带动流域经济发展的大动脉。从香港始发的万吨海轮可逆江而上，直达广东港，千吨级船舶可直达梧州、桂林、贵港和南宁，120吨级的机动船可进入红水河和南盘江。[2]同时，南昆铁路和成都至广西北海的高速公路全线贯通，使广州尤其是珠江下游三角洲地区对中上游地区的辐射能力增强，便利的水陆交通，加强了流域内的人员交流和物资流通。

20世纪70年代以来，亚太地区，尤其是东亚地区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地区。一些国家和地区利用世界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良好机遇，一举跨入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行列。虽然1997年遭受金融危机的冲击，但近年来，经济迅速恢复。珠江流域具有优越的区位，整个流域地处我国南方，濒临太平洋，面向东南亚，具有沿海、沿江、沿边的地理优势，又具有亚太地区中心的重要战略地位。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成为我国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同时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已经跻身于世界新兴工业化地区之列，香港是亚太地区的金融中心和世界贸易中心，拥有资金、技术、信息、国际市场营销网络等优势。中上游的广西和云南与东南亚国家“山脉同缘，江河同源”，拥有我国通往东南亚的最重要的战略通道，区位优势不言而喻。因此，充分利用这一区位优势，加强流域的经济合作，实现流域内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形成一个强大的经济集团参与国际竞争，已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珠江流域揽括我国东部、中部、西部三个不同的区域经济特征，它以其独特的区位和资源优势在我国流域开发中，特别在西部开发中将发挥积极的作用。在目前情况下，通过区域经济带的建立和发展，并依靠其联动作用和辐射作用来带动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是一条较为有效的途径。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就一直作为全国率先实行开放的前沿阵地，发展速度遥遥领先，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地区，抓住世界性产业结构调整的机会，创造了非凡的业绩。三角洲地区的深圳、珠海、广州、东莞、中山、佛山、江门等都步入全国50强的行列。据统计，1996年珠江三角洲总人口2166万人，占广东的31%，占全国的1.77%；国内生产总值4474亿元，占全国的6.6%，占广东的70%；出口总额537亿美元，占广东600亿美元的89.5%；占全国出口总额的36.6%。但是，近年来，三角洲地区受到基础工业的瓶颈制约，一次能源和矿产资源缺乏，发展原材料和能源工业先天不足，因此目前三角洲地区某些产业和产品已经失去或者正在失去比较优势。其次是生产力诸要素发生了变化，劳动力价值低廉的优势正在丧失，导致企业成本迅速上升。因此，向中西部投资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产业阶梯发展的必然趋势。

中上游的广西、云南、贵州等省区矿能资源极为丰富，如珠江上游的云南省矿藏资源丰富，并且种类比较齐全，有“有色金属王国”、“植物王国”、“动物王国”之称。中游的贵州煤炭资源居全国第五位，居长江以南各省区之首。广西锰、锑、锡等10种矿藏的保有储量居全国第一；水能资源丰富，如云南可开发的水能资源达7116万千瓦，居全国第二位，贵州、广西也有丰富的水能资源，红水河水力发电梯级开发是国家三大水电建设基地之一，它将是华南最大的能源基地；[3]珠江流域具有从低海拔向高海拔过渡的特征，纬度低，气候类型复杂，特有的地理环境，孕育了具有自身特色的丰富的生物资源；同时，中上游地区还有极为丰富的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丰富的自然资源不仅奠定了经济起飞的物质基础，而且也决定了其重要的战略地位。

但是由于流域地域辽阔，各地区的经济地理、自然条件不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或多或少的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弱点。中上游地区虽然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是劣势也非常明显。主要表现为地形复杂、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基础设施落后、人口素质差、技术落后、资金缺乏等。通过开展流域经济合作，可以做到扬长避短、优势互补，实现全流域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二、积极开展珠江流域多行业多形式的经济合作

珠江流域的经济合作，其根本目的是实现生产要素的流动和优化组合，使下游地区的资金、先进技术、人才、经济信息和企业经营管理知识经验等向中上游地区流动，与中上游地区的自然资源、能源、原材料、廉价劳动力等相结合，以实现中上游地区经济的大发展和下游地区更高层次的发展。因此，就目前来看，合作应当突出以下几个方面：

1.积极开展资源性合作，为下游地区建立稳定的能源、原材料供应基地。珠江中上游地区虽然资源丰富，但是多年来丰富的资源优势并没有转变为现实的经济优势和产业、产品优势。相反，一些地区随着资源的开采，不是越来越富，而是越来越穷。究其原因，主要是大部分的资源开采企业属于乡镇企业，企业规模小，生产技术落后，产品大都属于基础性的上游产品，产业链短，加工程度低。同时，近年来，以依托资源优势形成的产业体系，在全国结构调整力度不断加大、市场约束增强的情况下，出现了能源、原材料工业品滞销的现象。因此，当前一方面应当充分利用广东及三角洲地区的先进技术和资金联手开发当地的优势资源，提高产品的加工增值能力，延长产业链，这样，既有助于将上游地区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现实的经济优势，又可以为下游地区建立原材料的综合加工、销售、利用基地。另一方面，应当依据市场需求和比较优势原则，调整投资方向，重点开发那些有市场、发展前景好的能源和原材料加工业。

2.积极开展资产型合作，充分利用双方优势进行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包括企业托管、产权转让、收购兼并等，形成新的生产组合和新的竞争力。在20世纪80年代，海外及港澳地区把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我国的沿海地区，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地区在当时廉价的劳动力、廉价土地、税收减免等要素的优化组合下，实现了经济的腾飞。但是，随着世界性新科技革命的发展，目前面临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迫切需要进行经济转型与产业转移。珠江流域的中上游地区经过40多年的建设，经济实力有了较大的提高，已初步形成了以煤炭、电力、钢铁、有色金属、建材工业为基础和军工企业相结合的工业体系；而且中上游地区腹地辽阔，已经得到了初步开发，土地、劳动力、能源和矿藏资源丰富，市场潜力大，在相应的产业和产品生产上具备或者正在获得比较优势。通过这些产业和产品的转移，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上下流域的产业结构都可以升级，实现结构的高度化，从而双方都将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同时，通过产业的转移，有效地降低成本，也必然带来更大的市场空间，创造出更多的产品需求。

产业的转移，必须通过企业来实现，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企业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体，而且也应当成为流域经济合作的主体。因此，应当鼓励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大公司、企业集团和民营企业到中上游地区充分利用双方优势进行资源型合作。如鼓励三角洲地区的名牌企业与中上游地区的同类企业进行合作，利用中上游地区的土地、部分设备和资金建立生产基地；采用技术转让、产权置换、产品调整、市场转移兴办合作开发项目等等。

3.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与合作。加强中上游地区的基地设施建设，是国家西部大开发的重点，也是构成产业群落经济基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国家和中上游地区制定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和措施，增加了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成为一个巨大的市场。因此，鼓励下游企业到中上游地区投资不仅会有好的回报率，对于开拓市场、转移投资风险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中上游地区的农业、环保、旅游、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都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而且投资环境正在不断改善。当前尤其应当加强在区际交通、通讯信息、江河整治、生态环境保护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与协调，尤其是强化在流域整治规划上的相互衔接，最大限度地提高基础设施的利用率和规模经济效益。

4.积极开展科学技术方面的合作。珠江中上游地区之所以落后，其中科学技术不发达是根本原因。要改变科学技术落后的状况，一方面，要靠自身不断努力，大力发展教育和科学技术，真正做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方面是积极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人才。引进技术包括引进国外的和国内发达地区的两个方面。相比较而言，引进国内发达地区的先进技术，成本更低，更具有针对性和实用性。因此，应当积极开展流域地区的科学技术合作，充分发挥下游地区科技优势，通过科技成果转让，技术、专利入股，联手进行科技攻关，走产、学、研相结合的发展路子，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加快中上游地区传统产业升级优化。同时根据“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有重点、有选择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使技术进步和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相结合。

5.积极开展生物资源、旅游资源方面的开发与合作。珠江流域具有丰富的生物资源和旅游资源。近年来，流域各省区都把绿色产业、旅游产业作为支柱产业来加以发展。如云南提出建设“绿色经济强省，旅游文化大省”的战略目标；贵州、广西也提出加快旅游业和生物资源开发目标；广东凭借区位优势，旅游业发展迅速。但是，从生物资源开发看，中上游地区由于科学技术落后，开发程度比较低；旅游资源由于跨省区，条块分割，各自为政，整体优势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因此，在生物资源的开发中，应加强流域各省区的合作，尤其是要充分发挥下游地区的科技、人才优势；在旅游业的发展上，流域各省区应尽量做到统一规划，搞好跨省区的流域旅游线的共同开发，加强流域内外的联合促销，实行旅游网络资源、旅游信息资源的共享。

三、珠江流域经济合作中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

1.目前，珠江流域经济合作与建设还处于自发阶段或者萌芽阶段，目前的合作还是零散和小规模的，流域经济合作的作用还没有充分显示出来。因此，流域各省市之间的政府，应当加强沟通与联系，达成共识，加强合作的规划与建设，积极引导下游沿江城市的资金、技术、人才和产业向中上游地区转移，通过流域经济专业化协作与综合发展，最终实现整个流域经济的统一、联动和协调发展，为缩小东西部经济差距创造良好的条件，真正发挥东部地区的主力军作用。

2.与行政性区域经济相比，流域经济活动是经济协作式的，而非行政行为。流域经济组织是以经济关系为核心的，而非具有行政隶属关系的政权组织或者部门，因而组织形式具有多样性、松散性。流域经济合作的上述特点，要求在开展流域经济合作中必须遵循市场规律，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协调作用，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要求坚持互惠互利，力争实现双赢。[4]但是，单纯的市场调节也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在合作机制上应当是在充分发挥市场基础性调节作用的同时，政府部门予以积极的推动和支持。地方政府在流域经济合作中必须发挥主导作用，通过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和提供有效的制度供给手段，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同时又必须树立新型的市场观念，避免不正当的干预。

3.中上游地区必须不断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体制机制环境，对外开放程度，企业家创业精神，都是吸引外资的重要条件。珠江中上游地区传统的自然经济、计划经济观念根深蒂固。要改变落后面貌，必须硬件软件都要抓，不仅要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设备，还要消除旧的传统观念的束缚，克服那种不思进取、肥水不流外人田，怕钱被别人赚走、得过且过的自然经济意识。树立“以开放求发展，以市场换技术，以产权换资金，以存量换增量，以政策换效益”[5]的新的发展观。应进一步把扩大开放与本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结合起来，切实加强软环境建设，把税收、土地使用、企业开办、项目审批等方面优惠政策真正落到实处，提高政府办事效率，改善政策和法制环境，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还要加大教育投入，加强对劳动者的技术培训，提高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增强竞争意识和创新意识。通过软环境建设吸引下游地区资金、技术、人才和先进的管理方式投向那些具有自身优势的产业，以带动经济的发展。

4.正确处理产业转移与接受的关系，保护生态环境。下游地区一些产业向中上游地区转移是必然趋势，那些高耗能产业、劳动密集型、耗用原材料多的产业和产品将向中上游地区转移。这些产业和产品的转移，不仅有利于下游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而且对中上游地区也是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但是，产业的转移不应当是简单的搬迁，必须根据科学技术发展的大趋势，以科技为先导，尽可能科学、合理地利用和开发自然资源，使环境的破坏严格控制在极小的范围；在决策过程中合理地制定和选择环境与发展政策，避免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环境破坏、可持续发展受损。中上游地区虽然具有丰富的资源，但是生态脆弱，必须尽量避免那种“边开发、边破坏、边治理，边污染”的现象。

收稿日期：2002-06-05

【参考文献】

[1]张敦富.区域经济开发研究[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1998.

[2]梁植松.珠江流域整体开发的战略思考[J].热带地理，1996,(1):27.

[3]王文长等.西部特色经济开发[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

第8篇：南方经济开发的表现范文

一、不能忽视近10年来我国粮食供给保障的不利因素

长期以来，由于自然禀赋匮乏和人口超多原因，造成我国粮食安全保障的“弱质三性”——脆弱平衡、强制平衡、紧张平衡。所谓脆弱平衡，是保障的资源条件贫乏；所谓强制平衡，是经济社会要素投入大，政府强力主导；所谓紧张平衡，是保障食物及粮食安全的总供给能力不宽裕。改革开放以来实现的粮食供求基本平衡、供给略有节余，即建立在此基础之上。近10年，我国粮食供给总量中进口比重越来越大，开始明显突破95%的粮食自给保障线，是粮食安全“弱质三性”加深的重要标志。至少可从三个角度分析判断：

一是在粮食总产实现首次“七连增”的同时，也首次出现了大豆净进口“七连增”。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我国进口粮食从调剂品种转变为保障我国粮食安全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其主要品种是大豆。1990—2003年14年间，我国较大规模净进口粮食接近1000—2000万吨以内，仅有4个年份，且没有连续性，属于调剂品种性质。2004—2010年，我国大规模连续净进口粮食，7年内从2000万吨迅速增加到近6000万吨，2010年占当年国内粮食产量的10.8%，其中主要是大豆。

二是粮食安全储备中的进口替代因素突出。2009年3月底，我国库存粮食约占全年消费量的40%，远远高于国际上约18%的粮食安全储备标准。但是，库存粮食不是当年全国粮食消费之后的节余，而是多年节余的积累。若扣除1990—2008年我国粮食净进口1.6932亿吨，2009年3月底库存粮食只有5608万吨，仅占年度消费量的10%左右。

三是大规模“进口土地”已经成为常态。目前，我国油料播种面积约2亿亩左右，而进口大豆、食用植物油所需播种面积远远超过此数。按国内大豆亩均产量120公斤计算，2001—2010年每年进口大豆需播种面积由不到1亿亩增长到4.42亿亩，2010年相当于国内现有播种面积的18.3%。同时，与粮食具有紧密替代关系的食用植物油进口迅速增长，2000—2009年由不足200万吨增长到900多万吨，其中，2007—2010年年均进口约800万吨，约占我国年消费总量的40%，如果按照大豆出油率计算，相当于进口大豆4000多万吨，年需播种面积3亿多亩。

当然，目前我国粮食对外依存度的上升，并非国内粮食生产水平绝对下降，而是各种消费因素交织所致，但也表明，国内粮食生产能力提高已经明显赶不上消费需求的增长。

二、未来我国粮食供给保障将更加艰难

（一）粮食消费需求将稳步增长，粮食需求缺口增大

目前我国人均消费粮食为395公斤，到2020年人均消费将很可能达到410—415公斤，其增长部分主要来自农村人口消费增加。我国城镇人口现有食物营养水平已经与日韩相当，最近10年主要食物消费呈现稳定，估计未来保持缓慢增长，但农民粮食消费需求将明显增长。目前，农村食物消费水平远低于城镇，其食物消费支出、肉禽蛋奶类消费均不到城镇居民的一半。按照规划，到202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比现在翻一番，以目前城乡食物消费差距，假定到2020年农村居民动物性食物消费达到目前城镇居民消费的70%，需增加40公斤饲料粮。考虑到同期价格上涨和住房、医疗、教育等支出增长的制约因素，估计全国实际人均增量为15—20公斤。2020年，按14.3亿人口、人均消费410—415公斤计算，总需求量将达到5850—5920亿公斤（包括直接食用、饲料、工业、种子用粮）。

（二）水资源进一步趋紧，西北、华北粮食生产前景堪忧

我国耕地不足与粮食总产不足的实质是水资源总量不足与分布严重失衡。目前，我国水资源供给特点是“一缺两不均”，“一缺”，即人均水资源量2200立方米左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年缺水总量超过400亿立方米；“两不均”，即水资源分布在区域上分布不均、在季节分布上不均。包括长江流域在内的南方地区占有全国水资源的81％，人口占全国的55％；北方地区虽拥有黄河、辽河、海河和淮河，占有全国水资源的大约14％，但人口却占全国的43％。大体上，约4/5的水资源分布在南方，而2/3的耕地却在北方，北方每公顷耕地水的占有量仅为南方的1/8。在此背景下，虽然年年艰苦抗旱，每年仍然减少粮食产量约300亿公斤，占各种自然灾害损失总量的60％。

《全国水资源综合规划》提出，到2030年，城镇和农村配置水量的比例由现在的31∶69调整到37∶63；全国农业配置水量由现在的3707亿立方米增加到4078亿立方米。据国家气象局预测，我国未来气候条件不容乐观，与2000年相比，2020年我国年平均气温将升高0.5—0.7℃，降水的不确定性较大，水资源的供需矛盾更加尖锐。水利部估计，“十二五”时期，在全球气候变化和大规模经济开发双重因素的交织作用下，中国水资源形势将更加严重，北少南多的水资源格局可能进一步加剧。

水资源评价最新成果显示，1980—2000年水文系列与1956—1979年水文系列相比，黄河、淮河、海河和辽河4个流域降水量平均减少6%，地表水资源量减少17%，海河流域地表水资源量更是减少41%。

华北平原“水危机”更加严重。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课题“华北平原地下水演变与调控”表明，目前华北平原75%以上的用水需求靠开采地下水支撑，其开采程度（实际开采量与允许开采量之比）很高，河北省达126%，北京109%，其它省（区、市）都在70%以上，特别是大中城市处于超采或严重超采状态；过去半个世纪，华北平原地下水超采总量约1300亿立方米，在14万多平方公里区域形成2万平方公里浅层地下水漏斗和7万平方公里深层地下水漏斗，为世界之最。

（三）继续大规模占用耕地难以逆转，宜农后备耕地不足以弥补占用缺口

按照《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到2020年，各类建设占用耕地新增面积控制在4500万亩以内，耕地保有量不低于18.05亿亩（现有耕地18.26亿亩）。

确保耕地长期保持在18亿亩以上，是否拥有大规模宜农后备耕地是关键。大体估计，目前全国后备耕地大约3000万亩左右，但不能弥补2020年占用4500万亩的缺口。

其一，长期内西北地区不能提供大规模可耕之地。2003年，中国工程院课题组向国务院提供的《西北地区水资源配置、生态环境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指出，西北地区（新疆、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和内蒙古6省、区）水资源量多年平均仅占全国总量的5.84％；水资源开发利用率严重超高，全国水资源开发利用率平均为20％，西北地区为53.3％，其中甘肃的河西走廊各河、新疆的塔里木河和天山北坡各河都超过70％，有的甚至超过100％；农业用水占89.3％，农田平均每亩实灌定额671立方米，比全国平均高40％，而水资源粮食生产效率0.58公斤/立方米，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44％。该研究报告认为，西北地区是我国最干旱地区，生态环境极其脆弱，水土资源主要为农牧业所消耗，主要危机综合表现为土地荒漠化，是造成西北地区生态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未来50年西北地区气温的变化趋势估计为变暖，但即使转为“暖湿型”气候，也不可能根本改变西北地区干旱气候区的基本状况。该报告提出，西北地区今后应当调整产业结构，减少粮食生产用地用水，以改善生态环境，而不是继续开垦土地用于粮食生产。

其二，南水北调西线工程不能根本改变西北部地区严重缺水状态。据乐观估计，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可能的调水量约为150—170亿立方米/年，扣除20%的损耗，实际可利用的只有120—140亿立方米/年。按照60%比例用于农业，则有70—80亿立方米／年农业灌溉用水。以目前西北地区较先进的用水定额1公斤粮食1吨水记，最多可以生产粮食80亿公斤；以农田平均每亩实灌定额671立方米，则最多可开垦耕地1200万亩。

（四）耕地质量继续下降难以避免

我国耕地总体质量不高，现有耕地中，中低产田占1/3。优质农田与劣质农田的粮食产量差距至少达2—3倍。但目前保护耕地“重数量、轻质量” 的倾向普遍，“占优补劣”现象严重。我国长期以来城镇化、工业化空间布局特点，一是依城镇周围就地“摊大饼”扩张，二是全国人口和产业向中东部集聚，三是围绕交通沿线质量好、基础设施好的区域开发工商业，其结果是不断占用优质农田，相当部分新补充耕地主要分布在耕作条件相对较差的地区。1999—2009年建设占用耕地接近3500万亩。据农业部统计，近10年全国耕地“占优补劣”，导致粮食生产能力至少减少120亿公斤。

我国耕地质量等别分布上存在着人口稠密地区、经济发达地区与优质耕地分布区域三者高度复合的特点。我国水资源充沛、积温充足的优质耕地仅仅占全国的1/3，又主要分布在东部、南部地区；83个50万人口以上的大中城市，有73个分布在全国53片耕地集中分布区；东部地区集中了大量劳动密集型的低端企业。《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提出“两横三纵”城市化空间战略格局，到2020年占用4500万亩耕地，主要落足于上述区域，无疑大多数占用的是良田沃土，这相当于劣质耕地1亿亩以上，如果不能根除耕地“占优补劣”状况，按照前10年的状况，推算减少粮食生产能力当在160亿公斤以上。

（五）退耕还林将减少现有耕地

为改善生态环境，确保国家生态安全，国家从1999年起开始实施全国性退耕还林工程，到2007年总计退耕还林1.4亿亩。为确保“十一五”期间耕地不少于18亿亩，从2007年起停止增加退耕还林面积。而实际上，我国未来还必须进一步退耕还林。正如中国工程院课题组《西北地区水资源配置、生态环境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报告建议，西北地区应当减少粮食生产以改善生态。但这些地区仍然继续扩大耕地、增加粮食生产。由此可见，我国土地过度开垦在保障生态安全方面还有欠账，稍有退耕即会突破18亿亩耕地安全线。

三、增强粮食资源危机感、紧迫感，抓牢全局主动权

综上所析，确保我国未来粮食安全并非容易之事。我国人口与经济高度集聚区域往往是缺粮区，容易成为国际粮市波动的传导区。例如，1993年底，我国粮食库存充足而粮价突然暴涨，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国际粮价走高，广东等沿海地区从进口转向国内粮市，以及国内通货膨胀预期和投机炒作等。目前，广东省粮食播种面积比上世纪70年代末减少50%，粮食自给率不足40%。前美国国家安全助理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地缘战略》一书中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软肋是能源和粮食供给，粮食依赖进口将给中国经济资源造成紧张，也使中国更容易受到外部压力的打击。

（一）调整现有工业化、城镇化空间布局战略，确保粮食资源

加强国家层面对人口分布、经济布局、资源环境相互协调战略的研究，不断摸清家底、优化思路，拓展可持续发展空间。

《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提出：今后可用于工业化、城镇化开发及其他方面建设的面积只有28万平方公里左右，约占全国陆地国土总面积的3%，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要着力构建我国国土空间的“三大战略格局”——以“两横三纵”为主体的城市化战略格局、以“七区二十三带”为主体的农业战略格局、以“两屏三带”为主体生态安全战略格局。但是，就其总体发展思路看，仍然没有摆脱传统发展模式，其城市化战略重点区域是推进陆桥通道、沿长江通道、铁路动脉沿线和环渤海、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以及中西部地区城市的扩张，形成若干城市群，所处大多皆良田沃土、膏腴之地，对实现其提出的农业战略格局十分不利。应当对我国国土资源进一步深入研究，扩展优化国土利用。比如，有研究提出，黄河“几”字湾区域应当是我国发展的又一“增长极”，即黄河流经甘、宁、蒙、陕、晋5省区接壤地带的14市和宁东能源化工基地，面积41万平方公里国土，其煤炭探明储量占全国总储量的66.5%，煤层气探明地质储量占全国煤层气总资源量的50%，天然气探明地质储量占全国总储量的37.8%，原油探明地质储量约占全国总储量的7.5%，钠盐保有储量约占全国总储量的70%。如果在国家层面再培育1—2个类似空间规模经济区域，大规模集聚人口与产业，就能够极大地扩展国土利用空间，极大地减轻“渤海湾”、“长三角”、“珠三角”等东部地区耕地的占用压力，保护有限的优质耕地。

（二）大幅度减少耕地占用指标，实行部分农田的“零占用”制度

在没有发现确切可靠的大规模后备粮食资源之前，必须坚持从紧控制耕地占用的方针，鼓励减少耕地占用。划定部分优质高产的基本农田，至少在20年内禁止“农转非”；对到2020年的各类建设耕地占用指标，减少1/3甚至1/2；对保护耕地突出的地方，给予财政、金融、税收方面的支持。

（三）增强利益激励，着力调动粮食主产区政府和粮农的积极性

对粮食主产区政府财政支持，首先以不低于本省县（市）中等水平为标准给予财政补偿，以后按照全国中等收入水平逐步提高；在目前补贴政策的基础上，对粮农实行收入补贴；对粮食主产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项目，给予财政、金融、税收方面的倾斜。

（四）建立粮食进口多元战略支撑点和后备梯队，避免受制于人

第9篇：南方经济开发的表现范文

关键词：东中西部城市 发展战略 转型调整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公报，2010年我国城镇人口达到6.66亿人，城市化率达到49.68%。但同时，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存在东、中、西部之间较大的不平衡。2008年，中部工业化率比东部低2.9个百分点，比西部高3.72个百分点，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9个百分点；东部地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5365.64美元，同期城市化率为55.90%；中部地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4303.32美元，同期城市化率为40.90%；西部地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2308.83美元，同期城市化率为41.50% 。

一、东、中、西部城市转型发展的内因——发展阶段

从城市化发展的总体进程看，我国已经处于城市化高速发展阶段，但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东、中、西部城市化的阶段化差异还是非常明显。东、中、西部城市各自所处的不同发展阶段决定了她们转型的必然性，也是她们转型的内因所在。

（一）东部城市——服务经济的辐射能力提升阶段

东部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上海、南京、杭州、苏州、无锡、广州、深圳、济南等区域核心城市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基本超过了8000美元。根据世界城市化发展规律，城市发展已经到了重化工业中后期，转型为该阶段的主题。这一阶段的特征，主要体现在“城市第一定律”与“城市第二定律”相互作用，上海、深圳、苏州、无锡等高度发达城市以“城市第二定律”作用为主。在“城市第一定律”作用下，城市的重化工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向第三产业转移。这一规律特别是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下，在东部地区整个区域表现得尤为明显。“城市第二定律”即当第三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就面临了迎接先进制造业的挑战，这就是先进制造业在提升能级、自主创新和世界市场的份额等诸多方面都比传统工业有质的飞跃。例如东京在现代服务业迅速发展的同时，仍然保留着强大的现代制造业，在工业转移的背景下，东京出现了一批创新型中小企业，从而继续保持着东京主导工业的发展态势。这使得我们需要在城市转型过程中，必须处理好服务经济与制造业之间的关系。因此，这一阶段城市转型的关键是构建有利于城市发展的服务经济体系，而且服务经济体系不是割裂的，是与经济、社会、科技、文化相互融合的生产业与消费业相结合的体系。

（二）中部城市——现代制造业带动现代服务业发展阶段

目前，中部城市正处于城市化发展的加速时期。同时，与西部相比，中部城市化水平大大滞后于工业化水平。一方面，西部地区资源丰富，资源型城市建设具有后发优势，对区域发展起到较大作用。另一方面，长期以来我国支持西部工业化发展的政策，大型重化工业企业的“企业建城市”模式对城市化的支持力度较大。面对具有资源优势、政策优势的西部和市场化程度、开放程度较高的东部，中部城市在我国区域发展战略中无法把要素与体制机制因素有机融合起来，没有真正起到“承东启西”的衔接作用，这也是造成中部城市化水平大大滞后于工业化水平的主要原因。因此，中部地区正处于在东部地区构建服务经济过程中，东部制造业通过“腾笼换鸟”的趋势必然需要中部地区进行承接，并且要通过承接制造业转移带动现代服务业的发展。

（三）西部城市——资源及延伸制造业发展阶段

从世界城市发展的规律看，要素资源支持城市化阶段实质是重点以资源相关产业带动城市化发展，仍然处于是城市化初级阶段。目前，西部地区逐步从城市化初级阶段结束，开始进入城市化加速阶段，体现在支柱产业从资源开发为主向资源深加工及相关制造业延伸。同时，相比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城市化呈现超常发展的趋势，主要是由于我国西部许多城市的发展是“三线建设”时期国家工业布局调整的结果，外部导入的人口、技术、文化占相当大的比重，再加上西部开发十多年的政策优势，带动了西部地区城市化发展。另外，这也与西部地区人口基数低有关。随着城市化进入加速阶段，西部地区城市化的超常发展的不可持续性开始显现。主要体现在虽然城镇体系框架初步形成，但结构非常不合理，集中表现为大城市和中小城市数量少，城市之间相互封闭，缺乏有机的联系。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城市产业二重经济结构十分突出等。例如2007年底，甘肃省形成了五级城镇体系，其中100-200万人口以上、50-100万人口、20-50万人口、10-20万人口、10万人口以下的城市的比例为1：1：10：2：3，城镇体系呈现出两头小、中间大的格局。

二、东、中、西部城市转型发展的外因——外部环境

总体上看，城市转型的外因是由于我国整体区域发展差距大，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都必须通过资源要素的转移寻求在更大范围内优化配置资源。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加剧了外部环境对东、中、西部城市转型的影响，但由于东、中、西部城市所处的区域不同，自身发展的实际不同，对外部环境的反应也各不相同。对东、中、西部不同的城市而言，城市化过程中的某些优势可能成为劣势，某些矛盾既可能逐步放大为发展中的瓶颈，也可能转化为有利因素。

（一）东部城市转型外因——资源和成本

近年来，东部地区工业发展中土地、水资源、生态环境等约束性矛盾日益突出，逐步成为城市发展的瓶颈。与之相应的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供给趋紧、产业升级压力增大、企业商务成本不断提高等问题，加之改革开放初期的政策优势逐步丧失，使东部发达地区增长速度明显放慢。苏州工业园区、经济开发区等地已经开始考虑进行“无土招商”。同时，城市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带来的社会服务性需求上升，新二元结构、收入分配、福利等社会问题在经济速度放缓的情况下显现出“放大效应”，逐步成为发展的瓶颈，对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带来很大压力。另外，全球经济危机对以外向型为主导的一些东部城市也带来了直接影响。

（二）中、西部城市转型外因——东部产业转移

在资源和成本压力下，东部地区重点发展高附加值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金融、贸易、航运服务、生物科技、信息等现代服务业。在这种情况下，东部地区通过“腾笼换鸟”逐步实现现代制造业产业链下端的技术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产业的中西部转移。中部地区具有商务成本低、邻近东部市场的区位优势，以及较为雄厚的制造业基础和人才资源，成为承接东部技术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产业转移的首选地。例如，2010年1月12日，国务院正式批复《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安徽沿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纳入国家发展战略，为推进安徽参与泛长三角区域发展分工，探索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新模式，也为中部地区加速崛起点燃了助推器。同时，皖江城市带靠近东部，以合肥为中心，半径500公里覆盖上海、江苏、浙江、河南、江西、湖北、山东、安徽七省一市，这一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高，消费潜力巨大。合肥更是以其良好的制造业技术和人才基础，吸引了海尔、江淮汽车、安凯客车、佳通轮胎、联合利华、美菱电器、荣事达、合力叉车、格力电器等知名企业的入驻，成为制造业基地。西部城市由于具有资源优势和西部大开发的政策优势，大大提升了与东部地区合作的地位和机会。例如，广西具有的“西南出海大通道”区位优势，西部开发和国家区域发展的政策叠加优势逐步凸显。在此基础上，签订了《进一步深化桂沪合作的框架协议》，合作领域涵盖了重点经济区、金融、主要产业、市场开拓、制度建设等诸多方面，突出了合作的战略性、高层次与互补性。

三、“十二五”期间东、中、西部城市转型的总体战略

“十二五”期间东、中、西部城市转型的总体战略思路是三个地区共性的问题，集中体现在六个方面。

（一）转变理念是城市转型的关键

我国总体上还处于重化工业阶段，城市化的发展经验主要还是以招商引资为主的制造业发展模式为主。这种模式比较适应工业化大生产方式，其发展理念突出地表现为“直线型”发展，即单纯强调以土地、资源、政策来换取增长，以投资拉动增长，以规模求得增长。发达国家已经经历了这种模式，经过多年的发展，已过渡到以服务经济发展理念来支持城市发展，即从经济增长向经济社会发展转变、从增量扩张向存量优化转变、从要素布局向制度安排转变、从空间结构设计向功能设计转变、从服务性规划向公共性规划转变、从建设向治理转变等等。因此，不论东、中、西部的城市，都要转变以往以土地、资源和政策等要素来争取项目的传统观念，以依靠科技、依靠人才、依靠创新的新型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理念引导城市发展，推动城市从工业型阶段顺利过渡到服务经济时代。

（二）内涵发展是城市转型的根本

城市的内涵型发展强调城市的结构优化、功能完善、综合实力强，强调城市发展的内在需求，而不是片面强调数量增长、规模扩大、空间拓展等外在形式。从国内外城市发展规律看，城市转型只有走内涵式发展的道路，才能真正适应环境的变化，并保持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例如，美国钢城匹兹堡从单纯依靠钢铁业，转变为融合新技术、医疗保健、教育和金融服务业为一体的与自身需求相适应的内涵式发展道路，成为300多家美国和跨国公司的总部所在地。

（三）功能转型是城市转型的核心

以往我国城市发展中重经济、轻社会文化；重建设、轻战略；重空间、轻功能；重项目、轻配套的现象很多。例如，我国许多地区的工业园区规划建设目标是工业基地，配套设施的建设跟不上，往往造成园区与城市“两张皮”现象，园区功能与城市功能脱节。这种现象比较普遍，也逐步引起重视。目前，一些发达地区开始以产城融合为重点进行城市功能转型，但一些中西部城市仍然在走发达地区工业基地建设模式的老路，再进行转型时往往要付出更高的成本。

（四）突出地方特色是城市转型的重点

任何城市转型都不能脱离当地的资源要素、区位条件，以及经济、文化、科技等实际。例如景德镇，经过1000多年的大规模开采，已进入瓷矿资源枯竭期，在国家发展改革委的公布的“第二批32个资源枯竭城市”名单中榜上有名。景德镇抓住国家对资源枯竭型城市财政支持的机会，紧紧围绕“瓷都”这一品牌，高标准打造国家陶瓷高新技术研发基地、国家陶瓷教育和人才培养基地、陶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国家陶瓷产业基地、陶瓷技术和艺术国际交流中心和产业集群基地，形成以高新技术陶瓷引领的制造产业；同时，开放景德镇御窑场遗址、景德镇民窑博物馆、中国陶瓷博物馆等，发展瓷都文化，用文化产业来推动当地旅游业，让旅游产业成为当地的又一经济增长点。

（五）社会转型是城市转型的支撑

社会转型对城市转型的支撑作用将随着城市的发展而显现出来。从广义上讲，社会转型将构建新型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城市发展的软环境；从狭义上讲，社会转型将通过对经济增长方式提供必要的保障。例如，上海市张江、漕河泾等高科技园区的高端人才往往看重的不是薪水本身，而是注重子女教育，由于子女教育方面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而另选其他城市的现象有许多。

（六）明确主体是城市转型的保障

在城市化进程中，行政和经济手段的推动作用都十分重要。但从我国城市发展阶段看，以“政府为主导推进城市化，以市场为主导推进工业化”的模式应该成为“十二五”期间的主要模式。行政区划问题在“十二五”期间将还是我国城市化面临的主要矛盾。行政区划问题在东部发达地区已经有了区域一体化的经验，但中西部城市发展过程中，往往还是要面对由于地方利益导致的恶性竞争，这就需要通过政府之间的合作打造城市总体发展平台，以市场为主导，推进工业化发展。

四、“十二五”期间东、中、西部城市产业转型的路径

根据东、中、西部城市城市发展实际，其转型的路径和重点各有不同。

（一）东部城市产业转型发展路径——“保留、优化、提升、创新”

保留既有产业中适合东部城市的先进制造业和高科技产业。这些产业兼具高科技和高产能的特征，对于推动东部城市产业转型、提升经济效益、推动产城融合具有重要意义。例如，东部沿海地区可以对石化、机械及汽车零部件、服装等制造业实现产业链主要环节的空间配置优化和分解，拓展产业链布局。在发展进程中，需要扩大对外研发合作、整合产业链，以培育优势产业集群为目标，提升区域乃至国际竞争力。

通过推动东部城市传统产业的高端可持续发展，优化提升符合现代服务业发展方向，能够为东部先进制造业发展提供研发、销售、技术服务等支撑服务的生产业。同时，要注重提升能够为产城融合发展提供支撑的商业商贸、生活休闲等传统消费业。

以创新的视角鼓励和培育新兴现代服务产业，同时，加大现代服务业领域的改革和开放力度，积极引进国内外知名现代服务业企业和品牌，形成内外并举的开放式现代服务产业集群。另外，要大力发展总部经济，提升城市的产业能级。

（二）中部城市产业转型发展路径——“优化、提升、延伸、预留”

中部城市大多数都具有重化工业基础和技术优势。优化提升就是通过引进项目体量大、企业资本有机构成高的装备制造业，并围绕这些大型项目优化空间布局，形成大规模制造业与城市协调发展的格局。例如，长沙市积极引进重化大项目，推动长沙工业上体量、扩规模、增能级，并整合优化“两区八园”，通过点轴开发与网状开发相结合，构建起放射状的“三区三带”工业经济新格局。

延伸包括产业的区域发展延伸和产业链延伸两个方面。区域延伸发展方面，中部城市的产业布局要站在区域的高度进行规划，重视周边城市产业资源的布局，积极引导产业和产业链向周边区域延伸和融合。这在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市场化程度发达的东部区域已经开始形成产业联动规划的格局。产业链延伸方面，要走“精深重工”带动“高效轻工”的发展之路，积极发展附加值高的深加工产业，提升产业资源转化能力，把产业规模转化为经济规模。

预留是借鉴东部发达地区以往的工业发展经验和教训。目前，东部地区土地资源紧张是不争的事实。但同时，张江高科技园区、漕河泾经济开发区、苏州工业园区等众多的工业园区容积率却比较低，影响了土地产出率和城市发展效率。因此，预留部分土地是面向未来的城市发展之路。香港就严格控制土地开发强度规划，建设紧凑型城市，为未来优势产业留有发展空间。

（三）西部城市产业转型发展路径——“引进、吸收、创新、集聚”

引进就是要用好用足国家的西部政策，根据本地产业基础和文化特色，通过引进东部产业，形成城市发展的主导产业。

创新主要是通过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创新市场环境，为企业发展提供优化产业环境。目前，西部市场垄断现象还在许多地区和城市存在，阻碍了东部企业去西部投资的步伐。同时，在产业选择方面，由于地方利益驱动，许多城市往往还在走东部发达地重复建设、恶性竞争的老路。

西部地区由于人口少，面积大，往往影响了产业和人口的集聚，影响了城市的发展。一般来说，现代服务业的人口聚集程度要高于现代制造业，但西部城市的产业仍然要以制造业为主，这就需要城市发展过程中以集聚为核

心，充分考虑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关系，考虑融合布局与发展。

五、“十二五”期间东、中、西部城市空间结构转型的路径

东、中、西部城市空间转型的重点各部相同。总的来说，东部城市空间结构转型的重点是以合理布局人口和产业为导向；中部城市由于重点承接东部现代制造业转移，空间结构的转型是以园区为重点进行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同时注重区域一体化发展；西部的重点在“两头”，即注重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发展。

（一）东部城市空间结构转型路径

一是控制大城市中心城区人口。目前，东部地区大城市城市化率大多数都接近或超过了70%。根据世界城市发展规律，逆城市化阶段应该到来，但城市中心城区人口仍然过度集聚，造成边际效应递减，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影响到城市的综合竞争力。因此，控制大城市中心城区人口是“二十五”期间大城市的主要任务之一。二是注重新城建设。为了引导中心城区人口向郊区疏散，合理布局产业，东部城市纷纷进行新一轮的新城建设。本轮新城规划的起点应是“城”，在人口、产业、配套基础设施之间具有相互紧密联系的综合功能，而不同于以往规划的具有单一“工业基地”功能的卫星城。三是注重产城融合。在新城建设过程中，要充分考虑产业分工明确、空间形态融合、功能联动发展态势，成为新城发展的主要载体。四是立足周边区域，完善区域城镇体系布局。东部城市的发展要考虑区域一体化，与周边形成布局完善、联动发展的城镇体系。

（二）中部城市空间结构转型路径

一是注重产业布局。中部城市要以合理优化园区布局为重点，发挥园区的载体作用。同时，中部地区相对市场资源、社会资源相对丰富，要重点进行整合。二是大力推进区域一体化进程。中部城市空间布局要注重区域一体化发展，更要与东、西部城市进行联动，融入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发展。三是注重基础设施的配套。中部城市的大力发展园区的同时，要吸取东部地区园区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注重配套设施建设，注重园区软环境建设。

（三）西部城市空间结构转型路径

一是注重首位城市的战略定位。西部城镇体系不完善，就必须发挥首位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就需要明确首位城市的战略定位。目前，西部一些大城市开始认识到城市定位不能仅仅是资源型城市，而是要成为区域中心城市。二是完善城镇体系布局。笔者认为，由于西部地区人少地广，“十二五”期间西部城市应选择“增长极”模式与“点轴开发”相结合的模式，“网络开发”模式由于分散资源，不建议大范围采用。三是注重中小城市之间的联系。西部地区要以中小城市发展为主，形成对大城市的支撑，逐步使城镇体系向规模化、合理化方向发展。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