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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日本 少子化 老龄化
“少子化”简言之即出生婴儿减少，无法保持现有的人口数量动态平衡之意。日本1995年生产年龄人口达到最大值，1997年正式步入少子化社会。老龄化问题伴随着少子化现象的加剧而日益显现，现已成为日本严重的社会问题，成为日本政府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一、日本少子老龄化现象的形成与现状
日本以1973年的人口数为顶峰，从1974年开始，人口出生率一直低于人口置换水准。日本在人口转变之后，出现了出生人口持续减少、总和生育率不断下降的情况，总和生育率远远低于更替水平，进入了名副其实的少子化时代。日本《2009年版少子化社会白皮书》称，日本的劳动力人口（15至64岁）09年为8164万人，到2055年将减少至4595万人。少子化不仅使日本的人口数量趋于减少，也加速了日本的老龄化进程。日本是世界上人均寿命最长的国家，与少子化同时到来的老龄化问题，使日本面临了前所未有的考验。人口年龄结构将严重不合理，呈倒金字塔形，导致人口比例的失衡和人口质量的整体下降。
二、日本少子老龄化问题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少子老龄化的形成给日本社会带来巨大的影响和压力，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首先，少子化直接导致日本人口减少。当未来进入严重的少子化社会后，人口均衡将难于恢复，人口衰退也将不可避免。其次，少子化对经济长期增长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导致劳动力供给不足，经济增长后劲乏力，势必成为抑制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再次，由于人口老龄化严重，社保负担本已沉重。而经济低迷和少子化进程的不可扼制，必然进一步加重医疗卫生、福利保障等社会保障系统的负荷。日本现有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受到严重的挑战，国民的生活水平受到影响，也在无形中加大了民众的负担，国家财政支出的压力也逐渐增大。
三、日本少子老龄化现象的成因分析
1．人口学因素
首先，低出生率是造成少子化的原因之一。伴随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为了提高生活质量而倾向于少生子女，这种意识使日本的生育率大幅度下降。同时，现代人的晚育倾向使女性的平均生育数减少，由于女性参加工作，生活方式发生改变，结婚、育儿在人生中所占的优先顺位下降。其次，晚婚晚育是导致少子化产生的直接原因，未婚化也是少子化产生的重要因素。另外，日本政府认为，少子化日趋严重的背景原因在于临时职业者和不就业者人数的膨胀造成因经济收入不稳定而无法结婚的年轻人增多。
2．社会经济因素
第一、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社会为女性就业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机会，女性的就业率不断攀升。但日趋激烈的就业环境导致用人单位和各大企业对育儿母亲“另眼相看”，其实质无外乎降低成本和追求生产效益的最大化。此外，女性为了自身提高，在日本这个根本上的男权社会，真正达到与男性同工同酬，并在工作中得到晋升机会，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对职业女性来说，兼顾就业和育儿是很困难的。由于兼顾就业的困难和育儿环境的不够完善,晚婚和晚育现象开始增多,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生育率的降低。
第二、日本适龄青年特别是女性的婚育观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随着女性就业机会的增多和生活方式的时代性变化，结婚不再是人生必然的轨迹。作为个人的人生规划，结婚生子只是可选择的方案之一。结婚行为从约定俗成的社会规范变成个性化的人生抉择，更多的不是从俗从众而是尊重个人的主体意愿。晚婚、终生不结婚以及婚后不要孩子的女性比率上升，人们对构建家庭和延续生命的观念进一步淡化。
第三、当今日本，物价水平偏高，各地经济发展普遍不太景气，生育子女的费用和和随之而来的巨额教育费用，成为小家庭的严重负担，而孩子从出生后到将来求学就业的过程中又将不可避免的面临无数种可能的社会环境。基于此种现实情况考虑，实际生育子女的数量必然少于理想的出生人口数量。特别是日本的很多年轻夫妻认为婚后即生育子女会使生活重心偏离并影响生活质量，成为心理和生理上的双重负担。
另外，日本的社会经济长期不景气、持续低迷。青年失业者比例很高，无固定职业的人口数量日益增加。青年人工作不稳定，经济基础较差，影响了适婚年龄人口的结婚率。当然，人口生育率也必然受到影响。而日本政府和社会各界对缓解这一问题所做出的努力还远远不够，特别是对女性婚育所给予的支持方面不够。日本媒体多方报道，频繁指出政府和有关官员对少子化问题重视得太晚，出台的政策和实施力度也不到位。日本针对少子化的对策从1990年就开始着手制定，但相比于日本整个经济大气候的不给力，这些对策始终是力不从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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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法国巴黎的街区出现了很大的社会问题：居住在巴黎近郊新型住宅的青年们，因为一种对都市中心阶层的反感情绪，而进行的对都市中心16个区的暴力及破坏事件连续发生。
这些事件同时发生在另一些发达国家，如日本等，但却没有做任何报道，理由是怕会引起同样的社会问题。以往，城墙把都市同郊外分开，在城里生活着拥有各式各样文化生活和教育设施的市民。生活街中心导致市民有一种特殊感觉。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都市人口膨胀导致了市中心与郊外土地生活经济的巨大差别，从而促使郊外土地的开发及新住宅环境的出现。由于很多方面的原因，都市中心生活继续转向富有阶层。移民、低收入阶层劳动者则移居郊外，形成两大分离形式。虽然在郊外也有一些著名设计师的土地建筑规划，也有像古希腊神殿般庄重的建筑，但是，郊外还是被人们称为“贫民宫殿”。这种社会现象使移居郊外的人有一种被都市中心所排斥的感觉，同时也产生了对不能随时享用各种娱乐设施的一种夺取和占有的极端倾向。这种社会隔离使很多人对城市富裕阶层产生愤恨，一种“都市中心”生活向往思想导致了一连串暴力及破坏事件的发生。目前对这种行动的理解说法不一。但从另一角度来看，人们向往都市中心生活的现象，也是人生观的一种新提示。
针对都市中心市民的暴力现象在巴黎是比较特殊的事例，但是它的发生受到了人们的关注。都市中心生活的再评论也将会发生变化。实际上，许多年来，世界各大城市亦发生过类似的事情。这种极端的例子在美国都市也有出现。由于美国市中心移民的流入导致环境恶化，一种都市中心回避现象出现，也就是说富裕阶层移住郊外别墅在以前就有传统。20世纪90年代后，都市移流出的企业家和住民再次回归市中心生活的现象又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在亚洲的代表是日本的东京，那里的市民也热衷于都市生活。但是，日本的都市发展政策体现出一种工业化的效率追求，都市中心作为工作场所，生活在郊外的一种职住分离的结构政策，从城市规划到街区规划是一种把人从都市排出的规划行为，泡沫经济时期，城市中心全部被商业工作场所占据，居住人口锐减，出现都市的空调化。20世纪90年代后，无论是人的精神功能要求和生活文化均发生剧变，向往都市生活现象急增，使集合住宅具有了非常好的贩卖前景。泡沫经济后全日本的住宅地价下落，都市中心居住构想发生很大变化。随之也带来了为适应市场变化的大型再开发事业的发展，这也导致了住宅供给和开发一体化的新的形式的出现，这是日本泡沫经济时代住宅开发所没有想到的，也对日本都市政策转换起到了实质的推动作用。
二、社会结构现象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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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人口老龄化按国际通行的标准，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或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超过10%和7%，即可看作是达到了人口老龄化，中国不仅是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也是老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表明，早在1999年我国的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就会达到10%，2000年我国人口总数达12.7亿人，60岁以及60岁老年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10.4%，说明我国已经正式进入老龄化国家。如何解决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显得十分重要：
一、人口老龄化表现形式
1、人口老龄化速度和老年人口的绝对数增长快。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从成年型进入老年型仅用了18年左右的时间，而法国用了115年，美国用了60年，最短是日本用了25年，故我国人口龄化速度与发达同家的速度相比十分惊人。2004年中国的老年人占总人口的11%，以后老年人口逐年增加，到目前已接近1.41亿，我国已成为全世界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占世界老年人总人口的1/5，占亚州老年人口的1/2。开成原因，由于我国控制了人口过快增长，减少了出生，减轻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压力，同时人口预期寿命延长，造成底部老龄化与顶部老龄化同时“夹击”，出现了低生育、低死亡的结果，从而显得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发展很快。
2、人口未富先老，对经济压力大。当发达国家60岁以上老龄人口达到10%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般在1万美元以上，而我国在2000年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才达856美元，刚迈过最低收入门槛的中等收入国家，人口预期寿命则由1994年41岁延长到70岁，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人均寿命最长低收入国家之一，由于人口老龄化，政府用于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社会服务的支出不断增加，从而加大了对经济的压力。
3、老龄化分布不均和高龄化十分明显。大中城市已进入老龄化阶段，而中部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低于大中城市，如上海市2000年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18.5%，北京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14.6%。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年轻人大量涌入城市。由原来老龄化城市高于农村而变为两者正在接近农村向城镇流动的年青人口增加，从而出现了大量的农村“留守老人”。我国老龄人口从1990年的800万增长到2000年的1110万，高龄人口丧偶和患病机率高，生理自理能力差，因此需要经济和生活照顾的双保证。
4、老龄化对家庭和赡养依赖性增强。
随着老龄化高龄人口增多，三世健在的家庭比例很大，加上家庭“少子化”，使家庭赡养老人的功能弱化，老人对自己后代的经济依赖也更强，据统计，50%以上城镇老年人银行基本无存款，急需社会养老功能极大发挥，以弥补家庭。随着老年人口高龄化，高龄老人丧偶率上升。生理不能自理人数增加，家庭养老的经济负担和生活照料负担日益加重，但生活节奏越来越紧张，中青年夫妇常常，难以兼顾对老人的赡养与对子女的抚养。
5、老龄化对其它方面的影响。人口老龄化对投资，消费储蓄和税收都有相应影响，同时人口老龄化使劳动年龄人口下降，脱离最低生活保障一线的困难加大。 转贴于
二、人口老龄化的对策
1、长期稳定生育水平，减少未来老来人口。人口政策是一项缓慢发生效应的政策，一旦失误很长时期难以挽回。只要长期稳定低生育水平，才能减少老年人口的增加，所以我们一定要坚持长期稳定低生育水平不动摇。
2、增强养老保险基金的支付能力，增加老有所养措施。目前，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由现收现付体制改为“流账结合”的部分积累制，它可以帮助正在走向老龄化的中国维持充足的存款率和良好的投资与生活水准，让劳动者分享经济改革的成功果实。同时， 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情的国家、社区、家庭、个人相结合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 城镇要逐步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待遇结构多层次、资金来源多渠道、管理方式社会化的统一的养老保险制度。在农村，以家庭养老为基础，与村级扶持相结合，发扬子女赡养老人的优良传统，保证老年农民的生活水平不低于家庭成员的生活水平。切实保障孤寡老人的五保待遇，健全农村的养老保险制度。
3、建立健全老年医疗健康保障制度。改革、完善城镇医疗保险制度，发展农村合作医疗，统筹解决医疗经费来源，逐步形成完整的医疗保障体系。为老年人提供基本医疗保险，满足他们的基本医疗需求，使老年人口及家庭不致因病致贫，积极开展以老年然为主的预防保健和健康教育工作，加强对老年常见病、慢性病、多发病研究。有条件的大中城市要建立健全老年病防治研究机构。开设老年医院、老年人护理院、老年医疗康复中心、老年病门诊，实施家庭病床，提高社区卫生服务工作，针对老年人特点提供全方位的健康服务。
4、拓宽渠道，发展老龄产业。老龄产业大多一是卫生保健服务业，二是家政服务业，三是日常用品制造业，如老人交通工具，四是人寿保险业，五是旅游、娱乐业，六是房地产业如：老年公寓，七是老年教育产业，八是咨询服务业，在实施中，应简化手续，减免税费，全方位多层次，多渠道，筹集老龄产业发展资金，多元化投资使老龄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一、未“富”背景下的养老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财富增长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也是少见的。但是，相比我国的人口老化速度，经济增长带来的福利并不能完全解决养老问题。比如，发达国家的国民预期寿命从30多岁增长到70岁一般需要100年左右，我国只用了不到50年时间；同时，我国生育率的下降也非常迅速，下降速度几乎是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2～3倍。生育率急剧下降，伴随着人均预期寿命快速增长，导致人口老龄化的趋势非常明显，所以说我国的“富”赶不上“老”。
当然，进入老龄化社会，是一个社会到达一定富足程度的标志，因为生育率下降、期望寿命上升等都是医疗条件改善、食物充足和社会稳定等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面对这样一个快速老龄化的人口结构，我们的关注点应该更多放在如何维持一个持续幸福和经济社会长期安全的发展态势。因为根据目前大量的研究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影响是深远而广泛的：支出结构和收入分配格局改变、青年劳动力供给减少、储蓄资本大量上升、社会流动性下降等。日本和欧盟一些国家的老龄化对经济的负向效应已经开始显现出来。就我国而言，即使我们对未来20年的经济增长有足够的信心，在上述这些变化下，我们是否可以建立一个适合逐渐“变老”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是至关重要的。这不仅关乎庞大老年群体的福利，也会影响当前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影响。因为人们现在的消费、储蓄乃至生育行为都与未来的生活预期密切相关。建立覆盖全民且长期可持续的医疗保障和养老保障体系，人们就不会过多地进行私人储蓄来“防老”，就可以增加当前的消费从而促进社会投资，进入一种良性循环。总之，在这样的情况下，老龄社会的幸福指数也会全面提升，这也是“中国梦”的重要内容之一。本研究将利用全国老年人口调研的大样本数据，对当前养老、医疗保障体系与老年人收支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希望能够对相关研究做出有益的补充。
二、有关“老年人收支”的文献回顾
老年人的经济来源一直是我国学术界的关注问题，而转型社会的老年人收入情况与福利变化更是近期的研究热点。长久以来，我国老年人的主要经济来源是老年人自己的劳动所得和家庭成员特别是子女的经济供养；但是伴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国迎来了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一方面提高了生活水平，尤其惠及那些直接参与增长的相关人群和区域，但同时也造成了地区之间、城乡之间或人群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李实、岳希明，2004）。爱德华·帕默和邓曲恒（2005）发现，经济转型并没有对老年人的经济状况造成负面影响。然而也有研究证实，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城乡老年人在收入水平以及收入来源方面的差异日益彰显（杜鹏、武超，1998）。他们的研究还指出，我国老年人的晚年生活仍然依赖于以子女或亲属供养。以劳动收入为主要经济来源的老年人主要是低龄老年人，女性老年人的经济独立性远低于男性。
老年群体的收入水平及收入来源与老年健康也密切相关。顾和军等（2011）发现，我国存在明显的健康不平等，即高收入人群的健康状况更好。但是，2002年时农村的健康不平等程度要高于城镇，2005年情况则刚好相反，城镇的健康不平等程度要高于农村。梁兆晖等（2010）和吴燕等（2012）都发现，个人收入状况是老年人群心理健康的重要影响因素，入不敷出的经济困境是影响老年人群心理健康的危险因素。这或许是因为在现行的医疗保险制度中，不同收入阶层老年人的医疗支出差别迥异。高收入老年人不仅能够满足对疾病的治疗需求，而且还能满足改善身体健康的生活保健需求；而对于低收入老年人，疾病的经济负担则更为沉重（李晓西等，2008）。李实和杨穗（2011）还发现，随着养老金收入的提高，老年人自评健康明显提升；相比其他收入来源，养老金对老年人健康的改善作用更为突出。由收入不平等造成的健康不平等会进一步影响老年人的支出，特别是医疗和照料支出，然而相关的研究还非常有限。
三、我国社会保障与老年人收支情况分析
（一）研究数据的来源
本文关于老年人口收支情况分析的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曾毅教授所主持的全国老年人口健康状况跟踪调查（Chinese Longitudinal Healthy Longevity Survey，CLHLS）。CLHLS的基线调查始于1998年，并于2000、2002、2005、2008和2011年进行了五次跟踪调查。1998年基线调查在全国22个省、直辖市、自治区①随机抽取了631个（约占50%）县市，覆盖了全国85.3%的总人口。1998与2000年调查的对象为80岁以上高龄老人，自2002年调查起，又新增了65～79岁的低龄老人样本，这是迄今为止样本量最大的老年人口调查。调查内容涵盖了老人的社会人口特征、家庭结构、经济情况和健康状况等丰富的信息。本文的分析基于2005、2008、2011年三期最新的调查。表1为三期CLHLS调查分年龄段的样本量。
曾毅等（2001）根据可靠性系数、要素分析、逻辑不一致回答比率对数据进行仔细评估，10类变量的可靠性系数是合理的。举例来说，日常生活自理能力指标（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ADL）的可靠性系数在1998年和2000年的调查分别是0.88和0.87；而杜克美国老龄资源和服务计划调查的相应系数为0.87，加拿大1991～1992年老龄调查的相应系数为0.89。所以，本研究所采用CLHLS数据的质量是比较好的。
（二）养老保障体制建设与老年人收入来源
回望过去十年，中央政府多次重拳出击，加速推进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建设，重点提升老年人的保障水平，例如中央自2009年启动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简称“新农保”）试点，自2011年起推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简称“城居保”）试点，2013年企业退休职工基本养老金实现“九连涨”，养老保障体制的积极拓展已取得了瞩目的成效。例如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的《近年来我国社会保险基本情况》显示，截止2006年年底，城镇参加企业基本养老保险的覆盖率已达到76%。又比如2008年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参保率仅为7.8%，2010年新农保参保率达到15.5%，2011年大幅上涨至49.7%②。
然而，就目前的阶段看，老年人群中养老保险的覆盖率相对于发达国家仍严重偏低。根据CLHLS 2005～2011年的调查，如图1所示，城镇地区享受养老保险的老年人比例还不到40%，农村老年人的参保率虽然在2011年有所上升，但仍仅为7.3%，新农保的目标“2020年之前基本实现对农村适龄居民的全覆盖”依然任重而道远。从养老金水平看，2011年③样本老人的养老金月人均为1973元，这一数字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介绍，2011年全国月人均养老金为1531元④。从样本看，城乡差距显著，城镇养老金均值为2037元，而农村地区仅为1513元⑤。性别差距同样明显，男性养老金平均为2093元，而女性仅为1712元。这主要源于就业的性别差异，男性更多担任行政管理或专业技术等职位。
图2则清晰地展示了各个年龄段老年人的主要生活来源。在各个年龄段，仅有20%～35%老年人的生活来源主要为养老金。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老年人的养老保险参保率偏低；二是养老金较为微薄，不足以支付老人大多数的生活开支及医疗开支。可见，公共保障环节仍相对薄弱。在65～74岁的低龄阶段，至少有20%的老人以个人劳动收入为主要的生活来源，即仍未退出劳动力市场。以家庭成员转移支付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老年人比例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迅速上升，特别是在80岁以上的高龄段，50%以上的老人都依赖家庭成员的供养。虽然养儿防老的观念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逐渐弱化，多代同堂的居住传统也受到城镇化和少子化的猛烈冲击，然而从现实来看，子女的供养仍是老人晚年不可或缺的经济来源。
图3和图4则对比了城乡老年人主要生活来源的异同。首先，与图1一致的是，城镇地区的养老保险参保率与保障水平显著高于农村地区。50%左右的城镇低龄老人主要依靠养老金生活，然而农村地区这一比例还不到15%。城镇地区80岁以上高龄老人中仍有约三分之一以养老金为主要生活来源，而农村地区仅有10%左右的高龄老人享受养老金。其次，农村地区老人更多依赖个人劳动收入，约一半的70岁以下老年人以劳动收入为第一生活来源。城镇地区由于法定退休年龄的限制，老年人继续就业的比例相对较低。再次，农村老人，特别是高龄老人，对子女转移支付的依赖性远甚于城镇老人。超过70%的农村高龄老人并没有其他收入来源，主要依靠子女供养；城镇地区这一比例则较低，在55%左右。
综合而言，得益于城镇地区相对完善的养老保障体系以及更高的养老保障水平，养老金已成为低龄老人主要的生活来源，高龄老人仍主要依靠子女的转移支付。然而在农村地区，养老保险目前仍然缺位，未能为老人的晚年生活提供充裕的保障，农村老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子女的经济支持与个人的劳动收入。这意味着在“四二一”的家庭结构下，年轻一代将背负庞大的照料负担，将不得已压缩投资与储蓄，从而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三）医疗保障体制建设与老年医疗、照护支出
过去十年是医疗保障体系高速扩张的十年，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取得了瞩目的成就。自2003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简称“新农合”）在我国部分县市试点推行以来，参加人数以年均34%的速度迅猛增长（程令国、张晔，2011）。截至2011年底，全国有2637个县（区、市）开展了新农合，参合人口数达8.32亿人，参合率为97.5%，基本实现了农村地区医疗保险的全覆盖。从图5可以看到，城镇老年人的医疗保险参保率在2005～2008年三年间翻了一番，农村老年人的参保率更是翻了近三倍，从17%上涨到65%，逼近城镇医保的覆盖率。至2011年，农村老年人的参保率已高达86.4%，甚至超过城镇地区。这与2005年农村医疗保障短缺的情况已经截然不同了。从资源结构上看，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比重从2003年的55.9%下降到2011年的34.8%，“看病贵”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解。
医疗保障的改善将直接作用于老年人的医疗支出。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尤其是美国，65岁以上老年人医疗支出会随着年龄增长快速上涨，这是因为老年人在身体机能衰退的同时又享受相对优越的医疗保障，因此他们对医疗服务的需求旺盛，医疗费用高涨。在此情形下，老龄化对于医疗服务体系以及政府医疗财政支出构成了沉重的负担。
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从图6可以看到，基于CLHLS 2011年的调查，老年人过去一年的门诊总费用和住院总费用的年龄趋势并非线性递增，而是呈倒U型曲线，即在低龄阶段，医疗支出随着年龄上升急剧增加，但在高龄阶段，住院费用反而随着年龄增长快速下降，门诊费用也随着年龄增长逐渐递减，仅到95岁高龄以上才有所回升。75岁左右老年人的门诊费用达到顶峰，约为全年2000元，而在80岁左右住院费用达到最高峰，约为全年2600元。高龄老人医疗支出下降的原因可能有三方面：一是高龄老人的医疗保障相对薄弱，在CLHLS 2011年调查中，87%的低龄老人至少享受一种公共医疗保险（公费医疗、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而高龄老人中这一比例仅为80%。在缺乏医疗保险的情况下，部分老人可能会对高昂的医疗服务、特别是住院诊疗望而却步。二是收入效应，高龄老人经济较为拮据，绝大多数高龄老人依赖子女的赡养（如图2所示），无力承担昂贵的医疗开支。三是选择性效应，即存活至高龄的老人往往身体更为强健，很少求医问诊，更少住院诊治，因而住院费用随着年龄增长反而有明显的下降。
如果从医疗保险的状态看，参保者与未参保者医疗费用呈现完全不同的年龄趋势。就门诊费用而言，如图7所示，参保老人的门诊费用呈现倒U型曲线，然而未参保老人的门诊总费用随着年龄增长快速下降，直到80岁以后才企稳。就住院费用而言，如图8所示，未参保老人的住院费用在75岁左右达到顶峰，约为全年4000元，然后随着年龄上升急剧下降，百岁老人在2011年的住院费用仅为1500元左右。相比而言，参保老人住院费用的高峰出现较晚，在80岁左右，此后才缓慢下降。
从以上对比中可以观察到，对于未参保的老年人，剩余预期寿命缩短时，健康的投资收益会下降；如果健康的投资成本仍然居高不下，那么他很可能会减少健康投资量，例如减少预防性医疗服务，生病时放弃诊疗，或者换用相对廉价的治疗手段。从另一个指标中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2011年，34%的参保老人均会进行每年一次的常规体检，而仅有23%的未参保老人会定期体检。
与医疗费用紧密相关的是老年人照料费用。中国的老年人长期护理或临终照料尚未纳入医保体系，因此失能老年人的照料费用与照料责任往往由配偶或子女完全承担。预期寿命延长可能会导致疾病发生率的增加，即老年人带病延年，那么老年人照护的迫切性与紧要性则更为突出。CLHLS调查中将不能独立全部完成六项日常活动（吃饭、洗澡、穿衣、室内移动、上厕所、控制大小便）的老人定义为失能老人，并且调查了失能老人在最近一星期内的日常生活照料费用。
正如图9所示，在90岁之前，照料费用的年龄趋势类似医疗费用的年龄趋势，均呈倒U型曲线。城乡老人的照料费用在80岁左右达到顶峰，然后趋于下降。与医疗费用有所不同的是，照料费用在90岁以上的高龄阶段有明显的翘尾趋势，可见高龄老人对生活照护的需求非常旺盛。将城乡进行对比，90岁以下城镇老人的照料支出显著高于农村老人，例如80岁城镇老人一周的照料费用可达1000元，而同龄的农村老人仅花费600元左右。然而两者的差距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断缩小，特别是在90岁以上的高龄阶段，农村老人的照料开支反超城镇老人。
从照料费用的支付者看，城镇老人中23%自己支付照料费用，71%由配偶、子女或孙子女支付，4%左右由政府付费。然而，仅有9%的农村老人可以自己负担照料费用，85%的农村老人的照料费用均由家属支付，不到3%由政府支付。可见，由于经济能力的约束，农村老人必须抑制对照料服务的需求；与此同时，大多数的社区养老设施、居家养老服务都设在城镇地区，较少深入到偏远乡村。但事实上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中青年劳动力不断涌入城市，老年人滞留在农村，因此农村的老龄化和老年空巢化问题更为严峻，老年照料服务的重心应更多地向农村地区倾斜。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随着我国老年人口数的不断增长和人口结构的不断老化，养老问题越来越引起政府和社会的普遍关注。由于我国老龄化是在“未富先老”、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区域和城乡发展不平衡的形势下发生的，养老服务压力不断加重。我国政府高度关注老年人的权益保障问题，《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别提到了老年人的权利保障，提出要构建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照料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老年人服务体系，采取公建民营、民办公助和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支持和鼓励社会力量参与老年人服务事业。所以，在养老问题上，政府在保基本、保底线的同时，也一定会调动社会力量参与，确保改革开放的成果让所有人都能分享。
利用“全国老年人口健康状况跟踪调查”的大样本数据，本研究对当前我国老人的社会保障与支出情况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主要研究结论有如下四点：首先，养老金已成为低龄老人主要的生活来源，高龄老人仍主要依靠子女的转移支付。在农村地区，养老保险目前仍未能为老人的晚年生活提供充裕的保障，农村老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子女的经济支持与个人的劳动收入。第二，被访老年人过去一年的门诊总费用和住院总费用的年龄趋势并非线性递增，而是呈倒U型曲线。在低龄阶段，医疗支出随着年龄上升急剧增加，但在高龄阶段，住院费用反而随着年龄增长快速下降，门诊费用也随着年龄增长逐渐递减。第三，从医疗保险参保状态看，参保者与未参保者医疗费用呈现完全不同的年龄趋势。就门诊费用而言，参保老人的门诊费用呈现倒U型曲线，然而未参保老人的门诊总费用随着年龄增长快速下降。第四，从照料费用来看，90岁之前照料费用的年龄趋势类似医疗费用的年龄趋势，均呈倒U型曲线。城乡老人的照料费用都在80岁左右达到顶峰，然后趋于下降。而与医疗费用有所不同的是，照料费用在90岁以上的高龄阶段有明显的翘尾趋势，可见高龄老人对生活照护的需求非常旺盛。
因为劳动力流动趋势愈发明显，大中城市的养老问题尤为突出。目前，城乡空巢家庭数超过老人家庭总数的50%，部分大中城市甚至达到70%。以北京市为例，《北京市2011年老年人口信息和老龄事业发展状况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底，北京市全市户籍总人口1278万人，其中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48万人，逼近五分之一。根据联合国判断老龄化社会的标准，北京已进入严重老龄化社会，且老龄化速度还在加快。上海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国际上通常将2.1的生育率称为“更替水平生育率”，即从长期来看可以维持人口新老更替的生育率水平；将1.5或以下的生育率称为“很低生育率”；将1.3或以下的生育率称为“极低生育率”。近年来上海市的生育率仅为0.8左右，可以说是“极低生育率”中的极低水平（左学金，2009）。生育率的降低将不可避免地带来人口老龄化和高龄化。在北京或者上海这样的大型城市，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互为补充，政府还应该努力尝试通过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来解决养老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引导、社会参与，政府和社会组织之间实现良性互动。养老工作已经成为政府的重要工作，做好这项工作对我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说明：本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项目批准号：71003003）以及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课题（项目批准号：2012ESH001）的资助。
注释：
①22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为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北、北京、天津、山西、陕西、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重庆。
②数据基于笔者计算。
③CLHLS调查仅在2011年调查添加了“每月养老金为多少元”这一问题，因而我们无法获知此前年份的养老金水平。
④http：///cj/2012/01-20/3618213.shtml
⑤农村地区享受养老金的样本量很少，仅为18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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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保健》 Chinese Health Care经验交流经验交流《中国保健》 Chinese Health Care【摘要】目的：探讨胎盘早剥并发子宫胎盘卒中的妊娠结局。方法：选择2006年1月~2008年10月在我院诊断胎盘早剥产妇47例，其中并发子宫胎盘卒中15例(组Ⅰ)，无子宫胎盘卒中32例(组Ⅱ)，对其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组Ⅰ剖宫产、早产、产后出血、失血性休克、DIC、胎儿宫内窘迫、新生儿窒息、死胎、新生儿死亡都高于组Ⅱ，差异有显著性(P
【关键词】胎盘早剥；胎盘卒中；妊娠结局
胎盘早剥是妊娠晚期的严重并发症，子宫胎盘卒中反映了胎盘早剥的严重程度。胎盘早剥并发子宫胎盘卒中患者的妊娠结局不良。笔者对2006年1月~2008年10月在我院诊断胎盘早剥产妇47例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探求胎盘早剥的防治方法，降低子宫胎盘卒中发生，以期改善母儿预后。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选择2006年1月~2008年10月在我院诊断的胎盘早剥产妇47例，其中并发子宫胎盘卒中15例(组Ⅰ)，无子宫胎盘卒中32例(组Ⅱ)。孕妇平均年龄27.65岁(19~40岁)，初产妇28例，经产妇19例。平均分娩孕周33.1w(26~41w)，2例发生在28w前，单胎妊娠45例，双胎妊娠1例。组Ⅰ与组Ⅱ在年龄、体重方面无显著差异(P>0.05)。
1.2 诊断标准：按乐杰教授主编《妇产科学》第6版的诊断标准。
1.3 统计学处理：采用χ2检验。
2 结果
2.1 组Ⅰ与组Ⅱ孕产妇妊娠结局见表1。
由表1可见，组Ⅰ剖宫产、早产、产后出血、失血性休克、DIC发生率高于组Ⅱ，差异有显著性(P
2.2 组Ⅰ与组Ⅱ围产儿结局比较见表2。
由表2可见，组Ⅰ胎儿宫内窘迫、新生儿窒息、死胎、新生儿死亡高于组Ⅱ，差异有显著性(P
3 讨论
胎盘早剥是妊娠20w以后或分娩期正常位置的胎盘在胎儿娩出前，部分或全部从子宫壁剥离，是孕晚期出血的重要原因之一。胎盘早剥的发生率国内报道0.46%~2.1%，国外报道1%，围产儿病死率高达10%~30%[1]。胎盘早剥并发子宫胎盘卒中对母儿预后的影响很大[2~3]。本研究结果也提示，组Ⅰ母儿病死率高于组Ⅱ，差异有显著性。如何早期诊治胎盘早剥，减少子宫胎盘卒中，提高产科质量，仍是产科重要课题。
3.1 胎盘早剥并发子宫胎盘卒中的预防：胎盘早剥的确切病因及发病机制尚不清楚，可能因素有孕妇血管病变、机械性因素、宫腔内压力骤减、子宫静脉压突然升高、宫内感染、高龄、吸烟、可卡因滥用、孕妇代谢异常、孕妇有血栓形成倾向、子宫肌瘤、胎儿生长受限、胎盘早剥史等。病理变化是底脱膜出血并形成血肿，使胎盘从附着处分离。胎盘早剥发生内出血时，血液积聚于胎盘与子宫壁之间，随着胎盘后血肿压力的增加，血液浸入子宫肌层，引起肌纤维分离、断裂甚至变性，当血液渗透至浆膜层时，子宫表面呈现紫蓝色淤斑，称为子宫胎盘卒中。孙强等报道，胎盘早剥中子宫胎盘卒中发生率为24.0%，而重度胎盘早剥中发生率为50%[4]。
3.1.1 应重视胎盘早剥的高危因素，预防胎盘早剥发生：①加强围产保健，孕期行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筛查，监测空腹体重、血压、尿常规，尽早诊治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减少胎盘早剥发生。黄振宇等报道，胎盘早剥47.5%合并有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并且42.5%为重度子痫前期[5]。②孕前如有妇科炎症，应治愈后再孕，孕期应保持外阴清洁。阴道分泌物增多，应查白带常规、衣原体、支原体，行分泌物培养+药敏等，积极治疗阴道炎或宫内感染。许多研究发现，胎盘早剥与胎膜早破、宫内感染有关，在这些孕妇胎盘内发现金属基质蛋白酶和炎症细胞因子增加，它们可引起细胞外基质和细胞之间连接的破坏、组织坏死，致胎盘早剥。③避免长时间仰卧。如前置胎盘并出血、胎膜早破、先兆早产，需要卧床时，应鼓励左侧卧位。④避免主动或被动吸烟。有学者认为，吸烟可引起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6]，后者破坏血管内皮细胞，局部形成血栓，破坏胎盘血管床，最终导致胎盘早剥[7]。⑤人工破膜时，应让羊水缓慢流出，必要时高位破膜。⑥避免腹部外伤。
3.1.2 尽早诊断轻度胎盘早剥，避免漏诊、误诊：胎盘早剥早期临床表现不典型，B超对胎盘早剥的诊断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张荣等报道，41例胎盘早剥中，有10例B超未见明显异常[8]。对存在胎盘早剥高危因素者，在诊断先兆临产或先兆早产前一定要先排除胎盘早剥，胎心监护、脐血流监测、B超可多次进行。高亚利等报道，胎盘早期剥离的漏诊率为33.5%[9]。本文组Ⅰ中有1例，36岁，初产，孕36+4w，因下腹部隐痛30min到私人诊所就诊，检查胎心、血压正常，子宫放松良好，按先兆早产处理。1h后腹痛剧烈到我院，B超检度胎盘早剥，由门诊直接送手术室，术中见宫腔积血1500ml，子宫胎盘卒中，因抢救及时，母子平安。
3.1.3 正确处理轻度胎盘早剥：对于轻度胎盘早剥，母儿情况稳定，胎儿发育不成熟，可积极治疗原发疾病，用地塞米松促胎肺成熟，硫酸镁抑制宫缩，动态监测母儿生命体征和凝血功能指标，同时做好随时手术的所有准备。对于胎儿发育成熟或死胎，有阴道分娩条件的，可提前人工破膜，适当应用缩宫素加速分娩，无阴道分娩条件的则手术终止妊娠。
3.2 胎盘早剥并发子宫胎盘卒中的处理：①对于重度胎盘早剥或轻度胎盘早剥观察期间母儿情况不稳定，应争分夺秒早期手术。②子宫胎盘卒中经按摩子宫、热盐水纱布湿敷，多能使子宫转成红色，酌情选用缩宫素、卡前列素、卡前列甲酯栓收缩子宫，必要时宫腔填塞纱条，子宫动脉结扎，一旦保守治疗方法失败，要果断切除子宫。赵文霞等报道，重度胎盘早剥并发子宫胎盘卒中患者早期应用卡前列素，不但控制了产后出血，同时保留了患者的子宫及生育能力，但强调应把握应用时机[10]。③休克状态的危重患者，迅速补充血容量、输悬浮红细胞、新鲜血浆等，使血细胞比容提高到0.30以上，尿量>30ml/h。④纠正凝血功能障碍，输新鲜血浆、血小板、纤维蛋白原、冷沉淀等，补充凝血因子，早期应用肝素，在肝素化及补充凝血因子的基础上，应用抗纤溶药物。⑤预防肾衰，血容量补足而尿量
总之，胎盘早剥并发子宫胎盘卒中，对母儿危害大。现今缺乏预计胎盘早剥发生的客观指标，应重视高危因素，积极预防和早期治疗轻度胎盘早剥，减少子宫胎盘卒中发生，是改善母儿预后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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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的最佳怀孕年龄是20～30岁之间，在此年龄段内，越年轻的女性越容易怀孕，同时还有以下的优势：质量比较好的卵子能够降低婴儿受到感染的机会；流产的几率会比较低；产后恢复所需要的时间也相对缩短。
除此之外，年龄对分娩的过程也会有所影响。根据调查发现，20～30岁的女性大约有80％都是自然分娩的，因为年轻女性肌肉弹性比较好，可以让分娩推进的过程更加顺利。
男性比女性大7岁左右最佳
法国遗传学家摩里士的研究成果表明，年龄在30～35岁的男人所生育的后代是最优秀的。男性素质在30岁时达到高峰，然后能持续5年的高质量。男女生育的优化年龄组合应是前者比后者大7岁左右为宜。父亲年龄大，智力相对成熟，遗传给下一代的“密码”更多些，母亲年纪轻，生命力旺盛，会给胎儿创造一个更良好的孕育环境，有利于胎儿发育生长，所以这种“优化组合”生育的后代易出“天才”。
怀孕的最佳月份7～9月
受孕的最佳月份，应为每年的7～9月份，因为这一时期不容易患感冒。怀孕3个月后，是秋末冬初，水果蔬菜较丰富，有利于孕妇营养摄入。到次年4～6月分娩，便于调剂，有利于产妇顺利渡过产褥期，使身体尽快康复。同时，新妈妈乳汁营养丰富，利于婴儿的成长，此外，在这个季节里，衣着单薄，便于哺乳和给新生儿洗澡、晒太阳。婴儿6个月后，需要添加食品时，又能避开肠道传染病的流行高峰。
高龄准妈妈医学保驾
高龄准妈妈孕期的问题明显增多，年龄愈大，所生孩子中先天性痴呆儿和某些先天性畸形儿的发病率愈高。另外，高龄准妈妈合并糖尿病或高血压的危险性增加。但即使无奈成了高龄准妈妈，也不必过分担心。高龄准妈妈除了一般孕妇常做的孕期保健外，还要缩短产前检查间隔时间，增加检查项目，加强医学检查，也一样能生个健康宝宝。
医学家确认
医学家对于孕产方面的研究，给母亲们带来了更多的好消息。随着怀孕，体内激素的改变，排卵的停止，能够减少某些疾病的发病率，并可以使身体更健康。
确认1：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症
子宫内膜异位症是女性的常见病，发病年龄多在30～40岁之间，且发病率有逐年上升，发病年龄有逐渐下降的趋势。据统计资料表明： “子宫内膜异位症”的发病率已占育龄女性的10％左右，其主要临床表现为渐进性的痛经、月经不调和不孕不育等症状。
子宫内膜异位症是由具有生长功能的子宫内膜出现于子宫体腔内壁以外部位引起的疾患。如果在某种因素干扰下，具有活性的子宫内膜组织“跑”到人体其他部位，如子宫肌层内，形成子宫肌腺症、腺肌瘤，若异位发生在卵巢，则形成卵巢的子宫内膜异位囊肿(熟称巧克力囊肿)，也可发生在子宫骶韧带、肠壁上，甚至剖宫产的切口处，并同月经一起周期性地出血。
虽然，对于现代医学专家而言，这种神秘的疾病的很多方面还都不明了，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如果患病女性每月的周期性排卵中止，这种疾病的“进展”也会因此被强有力地遏制!所以，适时怀孕及至生育，甚至是“治疗”这种疾病最有效和副作用最少的一个方法。因此“生个宝宝”是妇科医生经常推荐的治疗方法。
确认2：股骨更强壮
最新研究报告指出，生过孩子的妈妈，上了年纪之后在骨盆部位发生股骨骨折的风险，比没有生育的女性要低许多。
美国研究人员对9704位女性进行了平均长达10年的追踪。根据统计，女性上了年纪，特别是更年期，骨质会加速流失，最容易发生骨折的部位：50岁为腕骨骨折、60岁为脊椎压迫性骨折、70岁为股骨骨折(骨盆位置)。结果显示，就腕骨和脊椎的骨折发生率来看，不论是否生过孩子，其风险是相似的。但是就股骨骨折的发生率来看，到了65～75岁，与生过孩子的女性进行对照，未生育女性的股骨骨折风险陡增了44％，而女性每生育一次，就有助于降低9％的骨折风险。
科学家推论，母亲在怀孕过程中发生自然改变，身体的施力点产生了变化，影响到股骨支撑的力学结构，最终强化了产妇的股骨支撑，因而让妈妈们拥有更加强壮的股骨。
确认3：减少子宫内膜癌发生几率
子宫内膜癌是常见的女性恶性肿瘤之一，在西方发达国家，其发病率居女性生殖器官恶性肿瘤的第一位。近年来我国子宫内膜癌的发病率也有明显上升的趋势。据有关研究，子宫内膜癌在高收人而不生育的女性中比较常见，并经常伴随诸如肥胖、糖尿病、高血压等代谢性疾病。
子宫内膜癌的早期征象很易察觉，阴道出血及白带增多，部分病人可有下腹疼痛。而导致子宫内膜癌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不育。
怀孕期间，由于维护胚胎生存环境“稳定”的需要，子宫内膜也暂停了它的周期性剥脱出血，子宫内膜的上皮细胞在月经周期所必经的“损伤”一“修复”一“再损伤”一“再修复”的过程会暂时停止，发生癌变的机会也同时减少了。
确认4：减少卵巢癌发生几率
卵巢癌是发生于卵巢组织的恶性肿瘤。临床上可出现下腹不适、腹痛、腹部肿块、月经紊乱、压迫等症状。卵巢癌有起病隐匿，早期不易发现，易转移，预后差等特点。在女性生殖道癌瘤中，卵巢癌是造成死亡原因最高的一种肿瘤。
卵巢癌可发生在任何年龄，年龄越高，发病越多。一般多见于更年期和绝经期女性。20岁以下发病较少。不同类型的卵巢癌年龄分布也不同。卵巢上皮癌40岁以后迅速增加，高峰年龄为50～60岁，到70岁以后逐渐下降；性索间质肿瘤类似卵巢上皮癌，随年龄增长而上升；而生殖细胞肿瘤多见于20岁以前的年轻女性，独身或未生育的女性卵巢癌发病率高。
根据女性在孕期卵巢会自动停止排卵的事实，专家推断：那些排卵比较少的女性，患乳卵巢癌的可能性就比较小。有资料表明，35岁以后，生孩子的女性患卵巢癌的几率要比未生育过的同龄女性低58％左右。
最近有研究表明：怀孕让女性体内产生一种抵抗卵巢癌的抗体，它能有效地阻止卵巢癌的发生。有些调查还发现，母乳哺养超过3个月以上同样会降低某些癌症的发生几率。
确认5：减少乳腺癌风险
全世界每年约有100多万女性患有乳腺癌。乳腺癌的好发部位以外上占多数。早期乳腺癌可无任何自觉症状。病变晚期可出现乳腺肿块，肿块部位以外上方多见，质地硬韧，边界不甚清晰。无包膜感，推之移动性小，多数无明显疼痛。出现回缩、偏位，离2～3厘米处溢流黄水或血水，癌性湿疹样改变。
在乳腺癌的高危因素中。未生育和未哺乳是其中一项，众多临床资料表明，哺乳和生育可降低患乳腺癌的风险，不生育女性在长期“无对抗性的”高雌激素作用下，发生乳腺增生及其他良性乳腺病的可能性也高于经历过怀孕和分娩的女性。据巴黎肿瘤外科研究中
心的研究人员称，停经初期或停经前患乳腺癌的风险会因为每一次足月怀孕而降低2％。而停经后患乳腺癌的风险，会因为每一次怀孕而降低9％。
此外，乳腺癌与生育早晚也有关系。一项涉及91000名法国女性的研究证实，经期开始得早、没有生育，或者晚育的女性患乳腺癌的风险更大。这项同类研究中规模最大的研究调查对象是40岁至65岁的女性，其中大部分是老师。研究表明，在30多岁初次生育的女性停经之前患病的几率，比22岁之前生育的女性高63％。而且她们在停经之后，患病的可能性也要高35％。
确认6：减少子宫肌瘤发生几率
子宫肌瘤是女性生殖系统最常见的良性肿瘤，多发于35～50岁的女性。据资料统计，35岁以上女性约有20％发生子宫肌瘤。目前，子宫肌瘤的确切病因还不十分清楚，但体内雌激素水平过高、长期受雌激素刺激，与子宫肌瘤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
子宫肌瘤最明显的报警信号就是月经异常，包括月经周期和经血的异常，以月经量过多、月经期延长为多见，尤其是过去月经一直正常的女性，突然在近几个月出现异常，这很可能就是身体向你发出报警信号了，此时你务必要去医院做检查。
怀孕能减低子宫肌瘤的发生几率。生过孩子的妈妈们，再加上产后哺乳时间长，发生子宫肌瘤的机会要比没有生育过、产后未哺乳的女性低，虽然子宫肌瘤是比较常见的良性肿瘤，但手术是最保守的，只有出现明显手术指征时，才考虑手术摘除。
确认7：推迟更年期
进入中年后，体形发生了明显变化，大多数人偏胖或偏瘦，其实这也是激素改变后造成了体型变化，与女性是否生育过没有必然的联系，并不是说没生育就能保持好体形。在妊娠期和哺乳期，由于激素的作用，孕产妇体内卵巢暂停了排卵，直至纯母乳喂养停止，开始添加辅食，月经方才恢复，由于卵巢推迟了一二十个卵子的排出。结果是生育过的女性可能被推迟更年期的到来。
医学家相信
一些最新研究发现，使医学家相信怀孕对母亲们不仅有生理方面的好处，还有其他生活、心理方面的好处。
相信1：生过孩子的女性更聪明
怀孕能令大脑有正面的转变，生过孩子的妈妈们记忆力和学习能力会有所加强，会变得更聪明。弗吉尼亚州里士满大学的金斯利教授领导了一个研究小组，动物研究结果显示，那些生过两窝或更多小鼠的鼠妈妈，在记忆和技巧测试的成绩较那些没有生过小鼠的妈妈好。他认为该发现可能会与人类有关联。
他们以三组不同的雌性老鼠作为研究对象，第一组老鼠从未生过小鼠，第二组生过一窝，第三组则生过两窝。他们以三组雌老鼠能否在迷宫内外找到食物来评定它们的智力，经过两年的重复测试后，他们发现那些生过两窝小鼠的鼠妈妈可以轻易找到食物，而那些从未生过小鼠的雌鼠表现就较生过一窝的差。
研究人员稍后再检查老鼠的脑部，特别是负责记忆和学习的海马部分，他们发现怀孕多次的雌鼠脑中类淀粉前驱蛋白质含量较低，而这种蛋白质与人类的老年痴呆症有关。
相信2：感觉变得更灵敏
怀孕似乎能提升你的嗅觉，甚至味觉。当然，这样灵敏的嗅觉在怀孕初期可能会加剧晨起时的恶心感，但到了后期，却会令你倍加享受各种美味。有些专家将这种“雷达鼻子”归咎于孕妇体内雌激素含量过高；另一部分人则认为灵敏的嗅觉会让孕妇自觉抵触有害物质，如烟或过期的食物，是身体一种自我保护的措施。
相信3：生了孩子更有神采
从心理角度说，女人生完孩子就会有特别大的幸福感，这种幸福感很容易外露，变成一种母亲特有的光辉。而且，做了妈妈的人就会有种责任感，能让她们保持精力充沛，显得神采奕奕。此外做了妈妈的母亲，心胸豁达了，包容心更强了，不会因为一些小事斤斤计较，也可以坦然面对工作上和生活上的压力，就有一种小姑娘身上没有的母性力量。被幸福感包围的女人肯定是美的。
相信4：带来新的健康习惯
怀孕令许多女性抛弃了很多不好的生活习惯，并发生了各种各样积极的改变。例如，专家认为怀孕是促成戒烟、戒酒的最有效的办法之一，也是让女性呼吸新鲜空气并进行锻炼的极大动力。
调查还表明：成为准妈妈，对于饮食也倾向于食用更健康的食物，如酸奶、水果等，而非烧烤类、油炸类食物。还有些准妈妈，特别是那些患有糖尿病的准妈妈，会充分利用怀孕这个阶段来学习如何控制饮食，控制自己的病情。这些新养成的健康习惯会让你受益终生的。
我们会体验到
一些生育过后的妈妈们，亲身的经历最能说明问题，她们在怀孕前的一些健康问题消失了，而且她们在孕期更能享受到“”。
体验1：乳腺增生缓解
乳腺增生是女性最常见的疾病，其发病率占乳腺疾病的首位。近些年来该病发病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年龄也越来越低龄化。据调查约有70％～80％的女性都有不同程度的乳腺增生，多见于25～45岁的女性。疼痛和肿块为本病主要的临床表现。疼痛常于月经前数天出现或加重，行经后疼痛明显减轻或消失。肿块可发于单侧或双侧内，肿块也有随月经周期而变化的特点，月经前肿块增大变硬，月经采潮后肿块缩小变软。
怀孕导致内分泌变化，也开始充分发育，逐渐肥大，准妈妈会感觉胀痛不适，乳晕的范围也扩大，有部分人会出现泌乳现象。孩子出生后，进入哺乳期，乳腺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发育。这些对乳腺都有极好的保护作用，原有的乳腺增生会变得更轻微，甚至消失。
体验2：痛经消失
痛经很多女性都曾经历过，据有关调查表明，痛经的发病率为33.9％。症状轻的可在经期及其前后，出现小腹或腰部疼痛，甚至痛及腰骶。每随月经周期而发，严重者可伴恶心呕吐、冷汗淋漓、手足厥冷，甚至昏厥，给工作及生活带来影响。目前临床常将其分为原发性和继发性两种，原发性痛经多指生殖器官无明显病变者，故又称功能性痛经，多见于青春期少女、未婚及已婚未育者。此种痛经在正常分娩后疼痛多可缓解或消失。继发性痛经则多因生殖器官有器质性病变所致。
对于痛经的女性，朋友们总会说“生个宝宝吧!生后就好了”。有些妈妈会发现，生过宝宝，月经恢复后，原来恼人的痛经真的减轻了，有些妈妈甚至痛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对于其中原因，医学上的说法就是生育消除了子宫中的某些前列腺素受体点。前列腺素是一种具备多种功能的激素，功能之一就是令子宫在运动中收缩，这也是导致痛经的原因之一。消除了前列腺素受体点，自然是致痛点越少，疼痛越少了。
体验3：月经不调改善
月经不调症状表现为月经周期或出血量的异常，或是月经前、经期时的腹痛及全身症状。会出现经前期综合征。少数女性
在月经前出现的一系列异象，如精神紧张、情绪不稳定、注意力不集中、烦躁易怒、抑郁、失眠、头痛、胀痛等。
月经不调是女性常见的疾病。在现实中，很多妈妈会发现，在产后不久，月经不调的情况不见了，医学专家认为，在孕育宝宝的过程中，女性的身体如子宫、会经过一个再次发育的过程，内分泌也能得到自发的调节，月经不调自然也会得到改善。
体验4：享受更多“”
这段时间里，你不用再为如何避孕而烦恼，不仅会得到改善，孕期激素的作用还会让你更富有魅力，这时的你会变得更性感。对很多女性来讲，至少在怀孕的部分时间里，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
也许怀孕初期的呕吐和疲惫几乎令你提不起任何的“”；怀孕后期，笨重的身体亦不适于。但是专家指出：在怀孕第二阶段，会有更多的血液流向骨盆。这会在夫妻亲密时增加感官的敏感性。使女性更容易达到。实际生活中，很多女性在怀孕中期才首次尝到了的滋味――甚至是多次达到。
不要担心与丈夫的亲密会伤害到胎儿，除非遇到特殊情况，例如胎盘前置，否则只要丈夫温柔有加，你就可以在孕中期尽情地享受。
我们能感觉到
生了孩子之后，心理上也悄悄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让妈妈们受益良多。
感觉1：更有自信
对于生育，很多女性心怀恐惧，担心自己不能生下宝宝。通过怀孕，是建立自信心的一种特殊的方式。有些女性发现在孕期她们的身体状况有了很大的改观。医生指出，只要怀孕状况正常，孕妇完全有能力参与多项活动，甚至承受巨大压力。
对那些曾经以为不能生育的女性来说，怀孕是一种解脱，这使她们确信自己的身体也能完成这项神奇的使命。
感觉2：夫妻关系更和谐
当新婚时的甜蜜日趋平淡，很多丈夫和妻子会经历没有感觉的一段时期。如果这时正在共同养育宝宝，就会不一样了。孕期，丈夫更加关爱准妈妈，而且也会有共同的话题，一起设想宝宝的模样、宝宝的未来，甚至给胎宝宝讲故事，做游戏。夫妻间的关系会更亲密，感情会更加融洽。随着宝宝出生。宝宝的成长无疑给家庭带来更多欢乐。
关键词：农村人口老龄化；劳动力转移；小城镇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4年9月27日
一、农村人口迁移的规模
根据国家统计局2011年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显示，201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5，278万人，比上年增加1，055万人，增长4.4%。其中，外出农民工15，863万人，增加528万人，增长3.4%。住户中外出农民工12，584万人，比上年增加320万人，增长2.6%；举家外出农民工3，279万人，增加208万人，增长6.8%。本地农民工9，415万人，增加527万人，增长5.9%。
二、农村人口迁移加速老龄化过程
（一）农民工以青壮年男性为主，青壮年人口的减少加剧了农村老龄化程度。从性别看，男性农民工占65.9%，女性占34.1%；分年龄段看，农民工以青壮年为主，16～20岁占6.3%，21～30岁占32.7%，31～40岁占22.7%，41～50岁占24.0%，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14.3%。
（二）生育观念的变化对农村生育率产生影响。在农村人口的城市化迁移中，迁移者的生育观念和行为也会发生变化，进而对其生育率产生影响。不可否认，部分农村人口的迁移流动确实存在着躲避计划生育政策约束的动机，如“超生游击队”问题就曾给我国计划生育管理工作带来了不小的难度。因此，对于农村人口迁移流动中所存在的“超生”问题自然不能忽视，城市的相关部门还须继续加强对迁移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的管理，防止超生和多生的发生。但在现阶段，我国农村人口向城市大规模迁移的根本目的，主要还是为了改善其经济社会生活和寻求就业机会，为了逃避农村计划生育政策约束而迁移流动也只是极少部分。那么，随着农村迁移人口经济条件的改善，其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则会随之而发生变化，“少生、优生和优育”也就成为主流倾向，即乡-城人口迁移有助于农村迁移妇女生育观念的转变和降低其生育率。近年来的相关研究也具有同样的结论，即迁移使得农村迁移人口的生育意愿呈现下降趋势，如吴帆（2009）对新一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所进行的问卷调查就显示：52.3%的调查对象只希望生1个孩子，44.42%希望生2个孩子，只有2.33%希望生育3个及以上，还有约1%不想生孩子，即平均生育意愿仅为1.49个孩子，远低于农村非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农村迁移人口生育率的下降，加速了农村的人口转变进程，并最终加剧了农村老龄化程度。
（三）非永久性迁移。我国农村劳动力迁移重在职业迁移而非地域间的彻底性转移，存在一种独特的“候鸟式”迁移现象，即劳动力已由农业领域转向非农领域，但居住地仍在原籍农村，普遍存在的是季节性劳动力迁移。2007年农村外出就业劳动力达1.26亿，占农村劳动资源总量的25%左右，扣除重复计算部分，2007年农民工达到2.26亿，转移到非农部门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已超过农村劳动力资源总量的40%。预计今后几年，每年的劳动力迁移新增人数将维持在500万～700万，增长速度5%～6%。70%的农民工在东部地区务工，50%以上的农民跨省流动，60%以上的农民工在地级以上大中城市务工。
（四）农村人口迁移对家庭的影响。农村家庭受工业化和城市化影响而发生的改变也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家庭的外向型适应。由于地理区域间的人口流动的发生，原有的农村家庭成员被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流动出去；另一部分留在农村的“老家”。鉴于流动迁移行为的年龄性别选择性，流动出去的家庭成员往往是年轻的男性。随着流出时间的增加和对外界环境的适应，逐渐站住脚跟的年轻男性会将妻子、孩子陆续接出来，夫妻家庭或者带子女的核心家庭在流动人口中的比重逐渐增加。而留在农村的家庭成员往往是年龄与身体条件相对呈弱势的老年父母或者幼儿，对目前农村务农家庭所谓“386061”部队的称呼正反映了这一现实。
人口流动在客观上造成了“分户”的形成，一个原本由老年父母、年轻夫妻及其子女形成的直系家庭，由于流动变成了一个夫妻家庭和一个隔代家庭（如果子女不随父母流出），或者一个核心家庭和一个老年夫妻家庭（如果子女随父母流出）。家庭的客观分化以及迁移流动所带来的不便、城市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的影响等因素，使得家庭的变化趋于小型化。这种家庭的变化趋势也是传统现代化理论所认为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对家庭的主要影响。
随着第二、第三次出生高峰人口逐渐进入劳动年龄，我国劳动力人口在今后一二十年内仍将保持增长态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更是庞大。这一趋势必然会对农村的家庭结构产生影响，是在计划生育从数量上削减家庭规模进而影响家庭养老支持资源基础上的“二次削弱”，主要从距离上造成了作为流动劳动力主体的年轻人口与其老年父母的疏远和照顾不便。
三、发展小城镇必要性分析
（一）农村老龄化的预测趋势。由于大量的年轻人从农村迁移流向城镇，现在与今后几十年农村人口老化程度高于城镇。在比较保守的中死亡率和中生育率以及假定农村向城镇迁移的年龄结构分布与2000年相同的预测方案下，我国2020年农村、城镇65岁及以上老人比例分别为15.6%和9.0%，2050年分别为32.7%与21.2%。21世纪前25年中，农村80岁及以上高龄人口占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与城镇不相上下，但2050年，农村高龄老人占老年人口的比例将比城镇高出约13个百分点。这是因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生育高峰期出生、现在40～50岁的农村中年人向城镇迁移的几率比年轻人要低。而这一庞大人群在2030年以后将陆续成为最需要照料的高龄老人，并且大多数留在农村。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生育高峰出生的庞大人群正好又赶上了自七十年代初开始的旨在降低出生率且卓有成效的计划生育。这些人很多只有一个或两个子女。当他们成为80岁以上高龄老人时，其一、二个子女也已成为或即将成为60岁以上老人。其中，不少子女已离开农村，而很多高龄老人仍留在农村。
（二）小城镇对农村人口的截留和分流作用。社科院报告显示，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数千年来首次超过农业人口，达到50%以上。城市化过程中每年从农村流出的大量人口将给农村社会带来几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大量流出的主要是素质相对较高的青壮年劳力，这将从整体上降低农村居民的素质同时大大提高老龄人口比重，使本身素质较低、老龄化较快的农村地区雪上加霜；二是人口流出之后更进一步降低了本已偏小的农村居民点的规模，同时会出现大量的空心村，不仅浪费了土地，提升了基础设施的公摊成本，降低了效益，影响到农村现代化进程；三是流出的这批人不仅带走了技术、技能、劳动力，还会带走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大批资金，使农村的现代化本身紧缺的生产要素更为紧张。与此同时，数量众多、素质偏低的农村人口对我国大城市将产生巨大冲击，将会加重已经出现的城市病，导致治安混乱、基础设施供应不足等问题，最终很可能严重地阻碍在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的大城市的发展。为了避免或缓解上述问题，必须也只能由小城镇发挥截留集聚等作用，同时为避免农村人口过快涌入大城市，小城镇必须发挥分流作用，充分创造条件，吸纳、集聚农村人口看，缓解大量涌入的农村人口对大城市带来的冲击.
四、发展小城镇缓解农村老龄化可行性分析
（一）我国小城镇发展迅速。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小城镇一度得到迅速发展。国家为了满足当时小城镇的发展需求，90年代开始批准大量设立新的建制镇。建制镇的数量和人口也随之扩大。从90年代末起，审批数量大幅减少。2002年停止审批设立新的建制镇之后，因政策因素推动小城镇数量增加的成分减少，小城镇的发展更多地源于产业的发展。小城镇在数量上虽然减少了，但是小城镇人口呈现明显增长态势。镇区人口增长主要是由村庄迁入镇区的农民增加引起的。统计数据显示，1995年全国建制镇总人口为9，296万人，2006年增加到了16，373万人。90年代全国建制镇（不含县城关镇）镇区的平均人口规模一直停留在约6，000人的水平，年增长率只有1%。2000年后，建制镇的发展速度明显加快，2005年底，全国建制镇人口规模扩大到8，352人，2006年，扩大到了9，238人，比2005年增加10.6%。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城镇密集区，很多小城镇的人口规模超过了5万、10万，个别小城镇人口规模达到数十万。虽然从可以得到的资料来看，只有建制镇的人口统计，非建制镇和新兴集镇并不在统计数据之内，从建制镇人口增加上可以推断小城镇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1990年建制镇的人口占全国城镇人口的比重为20%，2006年增长为24%，加上县城关镇，人口比重为42%，小城镇人口增加速度超过了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
（二）小城镇方便农民就业“离土不离乡”。按照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主体方向，我们大致可以将人口城市化迁移的形式划分为两类：一种是“离土又离乡，进厂又进城”的劳动力异地转移，并同时完成了产业转移；另一种是“离土不离乡，进场不进城”的劳动力就地进行产业转移。前者是劳动人口迁移加速农村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原因，而后者由于劳动者从未真正脱离居住地，对老龄化的影响并不大。
经济发展好的小城镇不仅吸引了本镇范围内农村劳动力转移，还吸纳跨区农村劳动力。全国第二次农业普查数据表明，2006年小城镇吸纳流动人口占全国流动人口总数的39%。由于小城镇就业门槛低、就业风险低、生活成本相对于大城市低，天然地成为农民就地城市化的载体。农民或将居住地迁入镇区从事非农产业，或白天进城务工经商，晚上返村居住，尤其在东部地区这种“离土不离乡”模式比例更高，这一高比例也得益于农村电动自行车、摩托车、公交、汽车等交通工具的发展。小城镇发展促进了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支持了农业企业化、专业化经营，带动了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建设，保证了农民收入持续稳步增长，加快了农村传统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转变。
（三）小城镇在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方面的优势
1、小城镇建设可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就近转移就业提供良好的载体。小城镇是沟通城乡的桥梁和纽带，适宜发展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可为就业提供广阔空间。将一般加工环节、零配件生产放在农村，既有利于降低企业成本，又可增加农民就业机会，带动本地农村服务业发展。农业产业链条向城市延长，在农业和加工业之间形成产业链，通过近距离批发、零售，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
2、农民流动到小城镇的经济和社会成本较低。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成本包括转移的机会成本、生活成本、运输成本和心理成本（风险以及社会适应等方面的成本）。农民流动到小城镇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较低，小城镇的技术含量和资本有机构成远远低于大中城市，其容纳劳动力所需就业费用和城市基础设施费用又比大中城市低得多。据调查，在小城镇安排一个劳动力就业，需要提供生产性投资和商业服务性投资，约为5，000元，而在大城市，仅生产性投资就需10，000元以上。不仅如此，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融入而言，小城镇可使农民继续在较为熟悉的接近乡土的环境中获得一种心理保障。因此，小城镇不仅是缓解农村人口就业压力的蓄水池，而且是转移劳动力心理适应上的缓冲带，在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方面较大中城市更有优势。
主要参考文献：
[1].中国城镇化道路[M].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0.7.
[2]张晓山.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概论[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10.
[关键词] 老龄化；空巢老人；社区养老服务；养老需求；影响因素；措施
[中图分类号] C979 [文献标识码] A
Abstract： The aging aggravation of empty nest elders has been a concern of the society. Community services for nursing the aged， as a way of services for the aged， possess irreplaceable advantages. Many factors now influencing the demand of empty nest elders for community nursing services， including the affordability of empty nest elders and the convenience standard and the quality of community services. Many effective measures could be taken in developing the community services. Private capital could be introduced to develop the services. The government could provide subsidy to empty nest elders. Related laws and regulations should be improved.
Key words： aging， empty nest elder， community service for the aged， demand for nursing elder， influence factor， measure
根据全国老龄委公布的《我国城市居家养老服务研究》报告，目前我国城市老年人空巢家庭（包括独居）的比例已达49.7%，与2000年相比提高了7.7个百分点，空巢老龄化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与难题。为解决日益庞大的空巢老年群体养老问题，2011年国务院印发了《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和《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1-2015年）》，在高层部署中，未来五年，我国将以发展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为重点，加快社会化的老龄服务体系建设。社区居家养老是在政府的倡导下，以社区组织为依托，利用各种资源，向社区内老年人提供多方位的专业化养老服务，以满足老年人的养老需求[1]，本文中社区养老服务包含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泛指在社区中为空巢老年人群提供的服务。分析城市空巢老年群体社区养老服务需求，对有针对性地发展城市社区养老服务业具有重要意义。
一、城市空巢老年群体社区养老服务需求特征分析
（一）空巢老年人群对精神娱乐需求十分迫切
精神娱乐是老年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空巢老年群体对于精神娱乐方面的需求更是突出。当前多数空巢老年群体的精神娱乐需求得不到满足，主要原因集中在三点，一是多数社区的基础设施落后，缺乏专门的精神娱乐场所，无法向老年人提供交流娱乐平台。二是空巢老年人群的养老支付能力有限，空巢老年人群较之普通老年群体缺少子女养老支持，收入来源单一，这些客观因素导致空巢老年人群对于社区提供的有偿精神娱乐活动的承受能力有限，而目前多数有偿社区养老娱乐活动的收费标准远超过空巢老年人群承受上限，因此多数有偿社区养老娱乐活动并不能满足空巢老人的精神娱乐需求。三是缺乏专门的服务机构，目前社区提供的养老服务重点多是物质方面，对精神层面考虑的较少，同时目前私营企业对社区精神养老少有涉足，这些都造成市场上缺乏专门的社区精神养老服务机构。精神娱乐活动作为空巢老年人群养老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要求十分迫切。
（二）空巢老年人群对家政服务需求比较集中
随着老年阶段的到来，老年人群各方面机能明显下降，生活自理能力出现弱化，对家政服务需求也随之增加。空巢老年人群因子女不在身边，因此对于家政服务的需求更为突出与集中。在对家政服务的需求中，家政维修服务是目前空巢老年人群家政服务需求中普遍需要的，却也是目前社区养老服务供给中最为混乱的服务方面，多数社区缺乏专门的养老家政维修服务供给平台，在满足空巢老人人群对家政服务需求量的方面难以达到标准，其次目前能够提供家政维修服务的社区在养老服务质量方面也很难达到要求，存在服务人员技术水平不达标、工作不负责任等问题，使得社区中的空巢老年人对于社区提供的家政维修服务缺乏信心，空巢老年人群的家政养老服务需求得不到满足。
（三）空巢老年人群对医疗护理需求比较强烈
随着年龄的增大，老年人的体质明显下降，患病的概率有所上升，对于医疗护理方面的需求也随之增加。空巢老年群体往往独自在家，对于康复护理的需求更为强烈，上门医疗服务、陪同看病服务这些看似简单的医疗护理服务却是空巢老年人群最需要的基本养老服务，尤其对于高龄、患病等行动不便的空巢老年人群，社区提供医疗护理服务更是非常必要。目前的社区医疗护理服务还处于起步阶段，多数社区不能提供相应的基本医疗护理服务，多数医疗机构也少有与社区进行合作，民营资本更是少有涉足这一养老服务领域，这些原因使得空巢老年人群医疗护理方面的缺口较大，空巢老年人群医疗护理方面的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对于医疗护理方面的需求比较强烈。
二、城市空巢老人社区养老服务需求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空巢老人经济承受能力
城市空巢老人对于社区养老服务的经济承受能力是影响其社区养老服务需求的首要因素。城市空巢老人收入来源单一，收入来源多为基本养老金，理财投资等资本性收入较少，同时相对于普通的城市老年群体，城市空巢老年人群缺少子女的养老支持，这些因素使得城市空巢老人普遍养老支付能力不高，养老经济承受能力有限。城市空巢老人有限的养老经济承受能力不仅削弱了社区养老服务行业的发展，更阻碍了空巢老年人群对于社区养老服务的需求，造成了社区养老服务少有人问津与空巢老人社区养老服务高需求并存的矛盾现状。因此，城市空巢老人社区养老服务经济承受能力的高低是影响其社区养老服务需求的决定性因素。
（二）社区养老服务提供便捷程度
社区养老服务提供是否便捷是影响城市空巢老人社区养老服务需求的重要因素。社区养老服务针对多是居家养老人群，养老服务提供的便捷程度是老年人群关注的重点，同时也应是社区养老服务模式相对一般传统养老模式的优势所在。在生活中，城市空巢老年人群由于子女不在身边，因此对社区养老服务的便捷程度要求更高。当前城市空巢老年人群对社区养老服务呈现出的较低需求，很大程度是由社区养老服务低便捷度造成的，这种低便捷程度包含两个方面，一是联系养老服务供给机构不便，二是供给服务到位周期较长，第一个方面多是技术原因造成，第二个方面则是养老服务供给方服务理念造成的。在一些具体的养老服务供给方面，便捷程度的重要性更加突出，例如医疗护理与急救紧急救护，在这些养老服务供给方面对以上两方面都有较高的要求。因此，对于提升空巢老年人群对于社区养老服务模式的信心，促进社区养老服务业的发展，改善社区养老服务的便捷程度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
（三）社区养老服务质量
目前多数社区服务设施陈旧、落后，养老服务人员专业性不强，养老服务质量达不到老年人心目中的标准，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区养老服务业的发展，造成了空巢老年群体对于社区养老服务需求不高的假象。在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社区养老服务呈现出服务需求多样性、服务供给主体多元性和服务供给方式不确定性等特点，这些特点使得空巢老年人群更加关注社区养老服务的质量。现有的社区养老服务质量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的质量，特别是一些城市老居民小区，作为社区养老服务平台的养老设施原先没有列入社区规划，与老年人群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不相适应[2]。另一方面是社区养老服务人员的服务质量，例如，社区养老服务人员的服务水平、社区养老服务人员的服务态度等。只有不断提高社区养老服务的质量，才能增加空巢老年人群的消费信心，促进社区养老服务业的良性发展。
三、发展社区养老服务的有效举措
（一）大力引入民营资本发展社区养老服务
社区养老服务业具有服务广、见效快等特点，在空巢老龄化的大背景下，具有传统家庭养老与机构养老不可比拟的优势，其市场前景非常广阔。相对于庞大的市场需求，社区养老服务业发展明显滞后。社会资本拥有实力较为雄厚、灵活多样等特点，非常适合引入到社区养老服务业中，政府需要通过引导、财税补贴、购买服务等方式鼓励社会资本进入社区养老服务业，这样形成的政府、社会多方共同负担的多元化发展模式必将促使社区养老服务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二）对空巢老人养老进行适度补贴
养老服务属于准公共产品，这决定了政府在养老服务发展中不能缺位[3]，我国城市地区普遍采用政府购买服务、政府承办或委托非政府实体承办的方式来促进社区养老服务的开展，这些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区养老服务业的发展，但在市场经济大环境下，现有的运作方式既无法满足多样化的养老需求，也容易导致某一方面的养老服务被过度使用，不利于提高公共财政的使用效率和改善公共服务的供给效果。我国空巢老年群体虽然养老支付能力不断提高，未来预期收入结构不断多元化与合理化，但当前经济承受能力依然有限，多数空巢老年人无法承担社区养老服务费用，因此，需要以政府为主体对不同类别的空巢老年人开展适度经济补贴，这种补贴要依据空巢老年人的收入及物价的变动而定，遵照适度普惠型福利理论，将基本养老保障制度与老年福利制度和养老服务体系结合起来，强调养老服务发展和完善中的公平性和适度性[4]。
（三）完善相应法律法规
规范的服务标准是社区养老服务业稳定发展的前提，对于社区养老服务行业，我国目前缺乏相应的法规文件。为促进我国社区养老服务业健康快速发展，政府需要尽快制定相应的服务标准，其中包括服务规范，统一的合同文本等方面内容，政府应制定《社区养老服务标准法》，其中要规定社区养老服务业的服务质量标准，配合行业协会的标准，加以规范和引导，对于那些提供低质量服务的社区养老服务公司，要进行惩罚和改进，情节严重者要列入发展黑名单，也要通过法律的形式明确社区养老服务中各方权利、义务关系、纠纷处理与理赔等内容，从立法和司法的角度将针对社区空巢老年群体的养老服务并入法治化的轨道。同时政府应从基础设施、服务质量、从业人员素质和价格上加大规范和管理的力度，并通过规范职业许可审批、年检等例行环节，保证服务质量。
[参 考 文 献]
[1]刘艺容，彭宇.湖南省社区居家养老的需求分析――以对部分老年人口的调研数据为基础[J].消费经济，2012（2）：63-66
[2]陈平.城市养老模式新探――以南京市鼓楼区为例[J].江苏社会科学，2010（3）：119-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