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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的发展现状及展望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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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的发展现状及展望

第1篇:中医药的发展现状及展望范文

关键词 中药产业;优势;现状;对策;安徽亳州

中图分类号 F42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4)08-0298-03

Present Situation and Countermeasures of Bozhou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dustry Development

LI Lei 1 ZHAO Dan-dan 2

(1 College of Life Sciences in Guizhou University,Guiyang Guizhou 550025; 2 Fenghua Middle Sshcool in Bozhou City of Anhui Province)

Abstract In order to further promote developing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CM)industry in Bozhou City,the resource superiority,TCM processing advantage,brand and market advantage,talents of TCM,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advantage and policy advantage of Bozhou TCM industry were analyzed,and the development countermeasures including planting base and scale,implementing brand strategy and strengthen the standardization,promoting the innovation,improving and perfecting TCM sales and service system,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CM extending industry and product propaganda work were proposed in allusion to the questions of small-scale cultivation,less competitive of enterprises,deficiency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force,quality problems of processing sectors,brand awareness was not strong and the TCM industry extension products had not been effectively developed.

Key word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CM)industry;advantages;present situation;countermeasures;Bozhou Anhui

中药产业作为中国的传统产业,具有几千年悠久的历史,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智慧。一直以来中药都以毒副作用小、标本兼治等优点而深受人们的欢迎。

亳州市位于安徽省西北部,是中国最大的中药材集散地。亳州以其悠久的中药材种植历史和适合的温带季风气候为中药材的进一步种植与开发利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2000年地级亳州市组建以来,亳州中药产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传统的中药材小规模种植开始朝规模化方向迈进,中医药制造业也稳步加快发展,初步形成了现代中药产业集群,为中药产业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近年来更是借助国家推动千亿元产业基地和国家中药现代化科技产业(安徽)基地建设,加速了中药产业的更快发展[1]。但在中药产业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中药材种植规模小、企业竞争力不强、中药研发力不足、加工环节存在质量问题、品牌意识不强和中药产业的延伸产品没有得到有效发展等问题。该文对亳州市中药产业的优势和现状进行了分析,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为亳州市中药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参考。

1 亳州市中药产业发展现状

1.1 中药材种植基本情况

亳州是全国著名的“华佗故里,药材之乡”。全市共分布中草药171科,401种,其中矿物类、植物类、动物类分别有13、295、99种,其他类有3种。植物类295种分属于107科,动物类99种分属于64科。当地常年种植超过200种中药,形成了毫芍、毫菊、毫花粉、毫桑皮四大道地药材,是全国白芍、白术、、丹皮、桔梗等药材的主产区。截至2012年,全市的中草药种植专业村数量达到了800多个,中药材种植面积逾7.3万hm2,常年种植面积占全国的1/10。有药业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56家,其中国家级2家、省级21家,市级33家,有企业种植基地24个、种植专业合作社43个、种植大户96个,并建立了安徽亳州现代农业综合开发中药材示范区,形成了相对集中的规模化生产基地,亳州市中药材种植正朝着区域化、规模化、基地化、集约化方向发展。

1.2 中药材生产加工和企业发展情况

毫州市中药制造业发展迅速,全市现有医药制造企业101家,其中58家通过GMP认证,截至2012年,68家规模以上医药制药业实现产值近133亿元。中药饮片加工集聚发展,已初步形成全国最大的中药饮片加工产业集群,年生产能力35万~50万t,约占全国的30%、全省的70%。获得生产许可证的饮片加工企业88家,其中75家通过GMP认证[2]。中成药制造企业不断壮大,目前全市有13家中成药制造企业获生产许可,其中10家通过GMP认证,形成了一批市场竞争力较强的产业和品牌。中药批发企业数量多,目前亳州已获得医药批发经营许可企业98家,其中通过GSP认证61家。

1.3 中药流通稳步发展

中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中心是全国规模最大、上市品种最多、交易最为活跃的中药材专业市场,2012年中药材年成交额突破220亿元,是国内中药材价格的风向标。投资新建的目前国内标准最高的中药材专业市场――康美(华佗)国际中药城,为一个集“贸易、会展、旅游、检验检测、信息、金融服务、物流配送、办公、配套商务”于一体的综合型医药行业集散中心。总投资24亿元的武汉九州通亳州现代中药物流园项目也达成合作协议。此外,亳州是“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医药专业型示范基地”和“中国中药饮片出口基地”,13个产品获得名牌产品称号。已连续成功举办了28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和7届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形成了鲜明的展会个性和良好的品牌效应,影响力进一步增强。

1.4 中药科技不断进步

亳州在发展中药产业的过程中,始终将科技放在重要的位置,将科技创新作为发展中药产业的推动力。亳州现有涉药CNAS认证检测中心1家,国家级中药类工程研究中心2家、省级工程研究(技术)中心14家,承担国家和省级中药行业的各类项目和课题100多项,获得支持资金逾7 000万元,开发了葛酮通络胶囊、疏风解毒胶囊等10多个国家级新药。产学研合作不断深化,目前全市的100多家企业都和省内外高校及科研院所建立的合作关系,中药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涌现。

2 中药产业优势分析

2.1 传统的资源优势

亳州市从东汉末年就开始种植中药,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栽培历史悠久,中草药资源丰富。全市中药材种植面积逾7.3万hm2,占全国的10%左右,种植品种400余种,新开发品种200余个。自加入WTO以来,中药材原材料的供应面临着巨大的挑战[3],同时国家也正在对药材产地进行规范化管理和制定指纹图谱质量标准,要求中成药生产企业在选择原料时必须从产地固定、符合指纹图谱质量控制标准的地区选择,这给亳州中药种植带来了良好的发展机遇。

2.2 中药材加工优势

亳州有着全国最大的中药饮片产业集群,涌现了一批各具优势的饮片加工企业,同时也拥了有一大批技术熟练的加工炮制工人,经过多年的努力和发展,亳州拥有了同仁堂、济人、九方药业等一批规模化的龙头企业,为亳州中药产业发展起到了良好的带动作用。通过发展基地、实行订单农业及最低保护价收购政策,既保护了农户的利益,提高了农户的种药积极性,又发展和壮大了企业,目前饮片加工正逐步向精制饮片、特色饮片和出口饮片方面发展,毫州已经成为全国最大的饮片生产和集散地。

2.3 品牌效应日益彰显

素有“中华药都”之称的亳州,是全国有重要影响的中药材贸易中心,有着巨大的“药都”品牌优势。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和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的举办,将亳州中药品牌推向国内和国际市场,已经形成了良好的品牌效应。

2.4 强大的商贸流通和市场优势

毫州现有全国规模最大、功能最全、辐射最广的中药材交易市场和20多个乡镇中药材交易市场,有遍布全国的中药材销售网络和人员,40余个医药工业企业组成的中药产业集群和上百万人从事中药产业的生产、加工、经营,这些营销企业和经营户是亳州中药产业销售的主力军,为建设大规模中药材基地和中药产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2.5 中医药人才优势和科技创新能力的增强

亳州中药产业的发展为中医药人才的培养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条件,亳州市从事中医药产业的人员数量不断增加,该市有近5 000人的药学专业技术人员,有3 000多名中药饮片生产熟练技术工人,中药材种植熟练药农10余万人,毫州中药科技学校和毫州职业技术学院每年输送药科专业毕业生近200人,与安徽中医学院等院校的合作,更为亳州中药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人才和科技支撑。此外,新技术的推广与应用为亳州中医药产业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产学研的深入开展和更多的研发平台又加速了新技术的推广与应用,亳州的中医药发展呈现出一派盎然生机的景象。

2.6 良好的政策环境

亳州中药产业的发展有着良好的政策环境。2009年以来,亳州市制定并开始实施《2020规划》和《亳州市“1125”药业企业振兴与提升计划(2010―2012年)》,着力构建中药产业发展的新格局,围绕产业发展形势分析与展望、中药材种植业发展、饮片加工业发展、交易市场发展、质量保证体系建设、科技创新能力建设、人才队伍建设以及品牌体系建设等8个专题,组织开展相关研究,制定相关具体措施,加快亳州中药产业发展[4]。

3 中药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3.1 中药材种植没有形成规模化和基地化

亳州中药材种植虽然具有一定的规模,但是生产仍然以分散种植为主,规模化、标准化面积不足,且生产中还存在生产方式不精细、农药残留污染相对严重,经济效益低,无法从源头上保证中药质量的问题,不能适应国家及市场对中药产业发展的要求。此外,GAP产地和品种认证少,对药材品牌不重视,对市场的供求信息把握不准确,不能够有效地抵御自然风险。

3.2 中药材生产企业竞争力不强

亳州市虽然医药企业数量多,但规模普遍较小,难以形成规模效应,跨地区、跨行业的大型企业集团较少,龙头企业引领作用不大。此外,中药生产企业的科技水平较低,多是对中药的初级加工,在激烈的国内外市场竞争中,不能够脱颖而出。

3.3 中药研发力量不足,加工环节存在质量问题

亳州中医药企业创新能力不强,新药研发力量弱,缺乏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竞争力的产品,中药市场份额大部分来源于原材料,成药和植物提取物所占比例很少,中成药的附加值比较低。在中药饮片加工方面,由于中药材质量不稳定、生产水平低等原因,造成了产品质量不稳定、炮制规范不统一等问题,削弱了中药的市场竞争力,且加工过程中生产企业还存在着一些违法现象。

3.4 品牌意识不强,中药材产业的延伸产品未得到有效发展

有着丰富中药材资源的亳州,虽然种植面积大,但缺乏品牌意识,除毫芍、毫菊、毫花粉、毫桑皮四大道地药材具有较好的地理标志保护外,其他很多本地药材都没有得到应有的商标保护。此外,亳州的中成药很少形成知名品牌,除六味地黄丸和复方丹参片等市场竞争力较强的产业和品牌药有着较好的销售外,其余中成药都没有很好的品牌做支撑。中药产业的发展也没有很好的与本地其他资源相结合,亳州有着成熟的白酒产业,丰富的旅游资源和饮食品种,中药产业与这些产业的结合必然能推动本地经济和自身的进一步发展。

4 中药产业发展对策

4.1 积极推进中药材种植朝基地化和规模化生产

亳州传统的散户种植,分散的经营模式,既形成不了规模效应,也不利于科技创新的应用和集约化、专门化经营[5],加强中药材种植基地化、规模化建设至关重要。中药材产业的发展更是要从源头做起,巩固已有药材生产基地,在重点发展亳芍、亳菊、亳花粉、亳桑皮等具有地域特点的药材品种外,进一步扩大药用原材料的种植面积。采用“农业合作社”、“公司+基地+农户”等模式,鼓励药企建立地道中药材种植示范基地,促进中药材种植的基地化和种植规模不断扩大。政府也应加大对药材种植户的补助和扶持,解决扩大种植的资金问题,提高种植药材的兴趣和收入,带动药材种植的积极性。同时,也应适应市场需求,引进药材新品种,推广普及配套技术,最终建成一批集综合性和专业性较强的亳药种植园,形成以亳州为中心,辐射周边、带动全省,不同类型和种类的药材及药用原材料作物生产体系,为亳药加工提供充足原料。

4.2 实行品牌战略,加强中药材标准化生产与监管

中药产业品牌化建设在提升产品竞争力方面有着巨大的作用,按照国际和国家标准,高起点建设一批标准化、规模化、国际化的龙头企业集群,加大对知识产权战略的实施,着力打造本土知名品牌,提高中药材市场竞争力。加强医药企业的建设,突出科技强企,充分发挥中药龙头企业的主力军作用,建设中药材规范化种植、中药产品研发、新产品生产三位一体的现代化工程,培植和打造中药材特色加工园区和产业集群区,重点发展中药材精深加工,提高产品附加值,全面提升中药材产业整体发展水平和竞争实力[6]。大力推进中药材种植GAP规范化,加工GMP标准化,经营GSP流程化的标准生产、加工与经营。加强对化肥农药等的使用监管,严防高毒农药、伪劣化肥影响药材品质安全。制定生产技术操作规程,严格操作管理,确保药材安全高效[7]。加快药企的GMP认证步伐,依法加强药品经营许可管理。

4.3 加快中药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建设,推动中药产业创新发展

现代中药高新技术产业基地的建设对中药产业的发展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也获得了国家和投资者的青睐。亳州只有加快现代中药高新技术产业基地的建设,才能获得国家更多有关方面的支持,解决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此同时,也要大力推进产学研的进一步结合,加强企业与科研院所的合作,推进在良种繁育、新药研发、人才培训等的攻关。不断增强中药科技研发能力,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对发展药业经济的重要作用,坚持以科技为先导,全力推进中药产业的科技创新。

4.4 健全中药产业销售市场,完善中药产业服务体系

加快对亳州的中药材交易中心进行重组与整合,努力向中药物流集约化、规范化、现代化迈进,把亳州中药材市场打造成全国最大、一流的药材集散地。逐步建立完善的中药产业服务体系,成立专业的人才队伍,引进先进设备,创立中药研发中心和检测中心,成立专业化的服务组织,负责为企业公司注册、投资咨询、医药管理(包括为国内外制药企业、新药研发机构等立项审批、GMP认证、新药项目注册等提供咨询或代办服务)、技术管理、技术培训等,推进亳州中药产业服务体系的完善与健全,推高整体竞争力。

4.5 推动中药延伸产业的发展及产品的宣传工作

亳州丰富的中药材资源无疑为亳州的旅游业提供了很好的机遇,可打造“特色农业观光游”、“特色农事体验游”等旅游项目,将单纯的农业产品向旅游商品转化,中药材种植基地可兼顾药材基地与旅游观赏两大功能。同时,作为神医华佗的故乡的亳州,可充分利用“中华药都,养生亳州”的文化品牌效应,将中药产业发展和文化发展结合起来,突出显示亳州深厚的文化底蕴和鲜明的养生保健特色,吸引国内外消费者对亳州的关注[8-9]。构建亳州“中医药、文化旅游、医疗保健”等产业体系,把亳州打造成为特色突出、文化厚重、涵盖广泛、产业发达的养生之都。充分发挥中医药博览会的作用,扩大对外交流,在中药产业投资继续升温的条件下[10],邀请和吸引更多的药商和药企来亳州投资设厂,将药博会办成亳州形象的展示会,进一步树立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的品牌形象,推动亳州中药产业的全面发展。

5 参考文献

[1] 马安国,周明华,刘中敏.亳州市高新技术成果产业化发展现状及对策[J].安徽科技,2012(1):14-15.

[2] 马灵珍.亳州地区中药饮片行业现状调查[J].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2(2):86-89.

[3] 刘亚明,杨波,冯前进.关于我国中药行业加入 WTO 的市场分析[J].山西中医学院学报,2001,2(3):53-55.

[4] 姚震字.中药产业发展现状及趋势分析[J].中国医药工业杂志,2007,38(10):759-763.

[5] 邹大光,潘卫三.传统中药产业发展影响因素研究和理论分析[J].中国药事,2012,26(3):221-223.

[6] 甄宇鹏.中药产业发展前景简说[J].经济前沿,2003(1):67-68.

[7] 黄春前.中药制剂质量标准现代化的探讨[J].健康必读,2013,12(5):271-272.

[8] 张蕾,周秉根,张静,等.亳州市中医药养生旅游开发初探[J].中国城市经济,2011(1):235.

第2篇:中医药的发展现状及展望范文

[关键字] 中医药;质量追溯;中药质量追溯;追溯技术;中药材追溯

[收稿日期] 2013-05-23

[基金项目] 澳门大学研究委员会项目[MYRG160(Y1-L2)-ICMS11-HH]

[通信作者] 蔡勇,高级工程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医药信息化、搜索引擎、电子物流,Tel: (0756)6126068,E-mail:

药品的质量直接关系到人们的用药安全、临床治疗效果,因此药品质量问题历来为人们所重视,但目前中药质量现状却在一定程度上让人担忧。从中药的产地生态环境,选种栽培与养殖管理过程,以及采收与炮制加工,包装运输与贮藏过程,直到最后的市场销售环节,都面临着一定的质量安全挑战。

1 背景

1.1 产地生态环境 尽管我国中草药资源丰富,种类繁多,常见名贵药材有38种,常用中药材和饮片的品种有769种[1]。但是伴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中药产业“靠天吃饭”的生产模式已难以满足产业快速发展的需求,多数中药材的原料取自于栽培/养殖。但是鉴于许多药农的不规范种植,如农业污水灌溉、施用污泥和磷肥、采矿以及工业“三废”排放等因素的影响,使得一些地方的耕地土壤重金属污染日益严重,导致部分中药材产品中重金属含量超标[2]。

1.2 选培种植过程 中药材种植过程应做到“三分种、七分管”,在药材播种和采收地整个生长过程中,必须参考GAP规范进行作业。但是一些药农种植后缺乏管理,一些药农为追求更大的效益,过量施肥或者大量喷洒剧毒农药,致使农残超标,降低了中药材的质量[3]。

1.3 采收过程 中药材的采收季节与中药材的质量密切相关。不同的药用部位有着各自一定的成熟期,有效成分含量也不相同。但部分药农为了提前占据市场,采收时间过早,导致药材不成熟,药材质量下降[3]。

1.4 加工炮制过程 大部分采收的中药材除少数鲜用外,大部分需经过拣、洗、切、熏煮、干燥等加工炮制,才能达到药用要求。目前市场上充斥大量劣质药材,加工不规范,炮制加工的目的通常是增强药效,制约毒性,扩大其应用范围,但不规范的加工过程导致功效难求[3-5]。

1.5 储藏过程 中药材采收加工后,应及时进行包装、储藏。在此过程中,如果操作不规范或者储藏环境出现问题将发生药材霉烂、虫蛀、变色、泛油等现象,从而导致药材变质、影响甚至失去疗效,严重甚至产生毒副作用[3-5]。2000年7月,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新版GSP正式施行,药品批发企业和零售企业进行了区分对待,中药材储藏过程得到了有效改善。

1.6 物流环节 中药作为一种需要特殊管理的“绿色物流”类型,要求流通过程无污染,不变质。但由于目前物流技术落后,物流基础设施不尽人意,相关信息体系不健全,物流人才缺乏,经济投入不够等原因导致中药物流在包装、运输、仓储方面存在困难[5-7]。

1.7 市场销售 在中药销售过程中造假、掺假行为屡见不鲜,不法商贩为了谋取私利,往往在药材中掺加大量杂质或药厂已经提取过有效成分的废弃药材[8]。通过对中国“四大药都”之一亳州市中医药交易市场的调查表明,中药市场缺少信息管理,需求关系无法跟踪;中药生产企业规模小,市场覆盖率不高;市场规范化、集约化经营程度不高,且购销假劣药材等违法犯罪活动时有发生[9-10]。

为保证中药的质量,保证中医药行业的赖以生存的优质药材资源,业界人士提出了建设中药质量追溯体系的建议,希望通过中药质量追溯和责任追究体系的建立,能够实现中药种植、加工、销售全过程的产品信息可查询、流向可跟踪、质量可追溯。

2 质量追溯体系的概述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把可追溯性的概念定义为“通过登记的识别码对商品或者行为的历史和使用位置予以跟踪的能力” [11]。

国外最早的追溯记载源于13世纪英国国王对天鹅的追踪。1997年欧盟为应对疯牛病问题逐步建立起比较完善的追溯体系[12],规定从2004年起,在欧盟范围内销售的所有食品都能够进行跟踪与追溯,并于2006年初开始实施《欧盟食品及饲料安全管理法规》,突出强调了食品从农场到餐桌的全过程控制管理和可追溯性[13-14]。美国2004年5月公布了《食品安全跟踪条例》要求所有涉及食品运输、配送和进口的企业要建立并保全相关食品流通的全过程纪录。近10年,英国、加拿大、日本、新西兰、澳大利亚、荷兰等各国政府部门相继出台了各种食品供应链的可追溯机制[14-17]。

在中国,追溯系统的引入行业与其他大多数发达国家一致,首先在畜禽产品领域内导入[18]。2002年农业部第13号令“动物免疫标示管理办法”规定:对猪、牛、羊必须佩戴免疫耳标并建立免疫档案管理制度[19]。2003年农业部组织开发设计了“农垦无公害农产品质量追溯系统”,并在北京一些农场完成了系统的测试和完善工作[20]。2003年国家质检总局启动“中国条码推进工程”,借鉴欧盟国家的先进经验,结合国内实际情况,相继推出了《水果、蔬菜跟踪与追溯指南》、《农产品质量快速溯源过程中电子标签应用指南》、《牛肉质量跟踪与溯源系统应用方案》等规范和应用指南[21]。2004年,为了应对欧盟实施水产品可追溯制度,国家质检总局出台了《出境水产品溯源规程(试行)》和《出境养殖水产品检验检疫和监管要求(试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出台《肉类制品跟踪与追溯应用指南》和《生鲜产品跟踪与追溯应用指南》。2006年颁布实施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法》规定农产品生产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应当建立农产品生产记录制度;2007年3月15日,中国首个采用全球通用标识系统的可追溯体系在北京市家乐福双井店正式试用[19]。最近10年,中国更多的农副产品采用了追溯系统,如茶叶[22]、大米[23]、蜂产品[24]、农作物种子[25]、饲料[26]、番茄[27]等。

3 关键追溯技术

几乎所有的追溯系统都需要一套高效完整的技术解决方案,其中涉及到的关键技术包括:标识技术、追溯码编码技术、可追溯信息平台数据同步技术、智能终端技术等等。近十年的发展,各个行业为实现本行业产品质量的追溯提供了很多的技术解决方案。

3.1 标识技术 建立质量追溯,标识技术是第一个需要解决的关键技术,目前采用的主流标识技术有以下几个分类。①物理标识:对某些禽类采用耳标、烙印、纹身等,相对比较传统的追溯技术。②维码标识:主要有一维码,二维码标识。世界上约有225种以上的一维编码,其中流行的有UPC码、EAN码、128码、三九码[28]。而二维码标识因为具有一定的容错性、适于手机终端识别、承载信息量大、价格便宜等优点而备受青睐,一般分为堆叠式(行排式)和矩阵式,其中矩阵式二维条码(Data Matrix和QR Code)运用比较广泛。③电子标识:在瘤胃、耳标中或皮下放置电子标识元件,以RFID结合物联网技术在最新的追溯系统中应用中比较广泛。④生物技术标识:以DNA指纹鉴定、虹膜扫描、视网膜扫描为代表。

3.2 追溯码编码技术 国际物品编码协会(EAN)和美国统一编码委员会(UCC)于1989年合作开发了UCC/EAN-128码(简称EAN-128)。其中EAN.UCC系统的条码符号主要有EAN/UPC,ITF-14,UCC/EAN-128条码3种,其中EAN/UCC-128编码方式常见于追溯应用,也是大多数发达国家采用的编码方式。除此之外,也有一些自定义编码方式如新型农产品追溯编码[29]。

3.3 可追溯信息平台数据同步技术 大多数的追溯系统采用了多级分布式计算机存储技术存储可追溯的信息,一般分为国家级、省级、市级等多级数据存储框架,通过XML或者EDI数据格式进行级间数据的交换、同步与整合。近期由于虚拟技术和云计算的发展,大数据集中转移到云端的趋势比较明显。平台主流的开发技术是J2EE和.NET Framework[30-33]。

3.4 智能终端技术 为方便最终用户追溯,追溯平台一般尽可能多的提供各种便利的查询方式,如电话、Internet网络、手机短信、自助触摸屏终端等。在实际的追溯过程中,非常多的智能终端设备需要提供,如维码扫描器、RFID读写器、智能溯源秤等[33-34]。结合二维码、3G技术和智能手机的功能,越来越多的终端用户可以采用手机直接扫描二维码而进行网上追溯[35],这种简单易用的方式可能会是追溯的主流查询方式。

伴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无线互联网技术、虚拟技术、云计算技术、物联网技术及Key-Value数据库的发展,将会导致质量追溯技术无论从标识编码方式、数据存储方式、追溯平台的计算方式、终端的查询方式等都将带来新的突破。

4 中药质量追溯体系的特点

尽管中药质量追溯体系与其他行业特别是农产品、食品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但也有其特殊性,它包括以下几方面。①中药质量追溯的品种多,情况复杂。传统中药包括中药材、饮片和中成药。据调查,全国用于饮片和中成药的药材有1 000~1 200余种[3]。在全国应用的中药材中,植物类药材有800~900种,占90%;动物类药材100多种;矿物类药材70~80种。由于中药材包括动物、植物及矿物三大类,因此药材产地、养殖过程复杂,区别非常大,导致中药材的质量追溯综合了鲜活产品、农产品、食品行业等多个行业的质量追溯特征。特别在中药材采收之前,不同的动植物需要采集的数据内容及标识方式有比较大的区别。②中药质量追溯过程比较长。中药质量追溯全过程应包括药材种植/养殖、采收、产地初加工、饮片生产、中成药生产、物流及市场销售等多个环节。根据中药不同的特性,有些中药材可以直接鲜用,有些需要炮制成饮片直接销售,而有些则需要走过追溯的全部阶段。因此,相对于其他行业,其特殊性表现在不同品种的追溯过程不同,而大多数中药质量追溯的过程较长,环节较多,同时每个阶段的专业人士所要求具备的专业技能差别也非常大。③中药材质量追溯体系应该与中药质量标准鉴定直接相关。中药材质量追溯体系应能为保障中药材质量安全提供支撑,但中药的质量与其他行业不同,真正中药质量是靠全过程的质量保证而生产出来的,而不能仅仅依靠控制种植/养殖环节、生产环节、加工流通环节就能解决中药质量安全问题,每个关键环节增加质量检测过程是非常有必要的。既然需要增加质量检测环节,就需要建立中药质量标准库,但目前所制定的中药材、饮片、提取物以及中成药的质量标准库还无法建立与追溯体系配套的数字化标准接口,满足不了市场的需求[36]。

尽管中药质量追溯存在有特点和难点,但中医药界从来没有停止过这方面的研究,特别近10年伴随着其他行业的追溯体系的不断发展,关键的追溯技术越来越成熟,为中药质量追溯体系的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接下来将对中药质量追溯体系发展现状进行简要回顾。

5 中药质量追溯体系的现状

2004年4月30日欧盟出台了《传统药品法案》,规定2011年4月开始,中药的销售将受到严格的管理。面对国内外的严峻形势,如何保证中药材质量安全,让患者了解药品从生产到销售全过程,了解其安全性,需要从源头严格把关[37]。

2008年2月,由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天津分中心承担的我国推进项目《全球统一标识系统在中药材种植产地溯源中的应用》通过了中国物品编码中心条码推进工程课题的验收。该系统首次将现代条码技术应用于中药材的种植管理。目前该系统已应用于天士力现代中药资源公司在陕西、吉林、广西等地建立的药材基地[38]。

2009年,成都中医药大学利用物联网和电子标签技术,建立中药质量追溯体系,实现中药材从生产、加工到销售的全程可追溯,此系统将按照计划陆续在四川省内几家大型医药企业试点应用,并逐步向四川各省乃至全国范围推广应用。

同年,在国际中医药博览会暨第25届全国中药材交易会现场,安徽省标准化研究院自主研发的“亳州市中药材质量安全追溯系统”正式登台亮相。有了该追溯系统,中药材发现质量问题,可直接追到药材经销商和销售点。据介绍,亳州市中药材质量安全追溯系统采用全球统一标识系统(GS1系统)为核心技术,对全市中药材交易中心所有摊位销售的中药材编上全球统一标识――“条形码”,一旦发现有药品质量问题,通过“条形码”可追溯到中药材经销商和销售点。政府监管部门和中药材生产经营企业,也可根据“条形码”标签对问题产品进行预警和实施召回。此外,该系统还广泛应用于中药材种植、生产、加工、贮藏、运输等其他环节,实现对中药材质量控制的全过程条码追溯,提高中药材质量安全监管的自动化、信息化、标准化水平[39]。

2010年6月中央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正式明确商务部为药品流通行业主管部门,长期以来,中药材市场一直由国家多部门负责管理的局面被统一,商务部委托中国中药协会市场专业委员会承担了《中药材流通编码标准》的编制工作,组织中药、编码、物流、信息、管理、物联网等跨行业专家编制完成《中药材流通编码标准》,并开发基于全国统一编码的中药材流通追溯系统并开始实地测试[40]。

2011年,由成都中医药大学牵头,四川省内多家药材、电子信息企业共同研发的全国首个中药材溯源系统在成都启动。该系统将通过对中药材设置电子标签,建立质量追踪体系,实现中药材从生产、加工到销售的全程可追溯[41]。2012年,业内人士对部分名贵中药材如鹿茸进行了追溯方面的研究[42]。

2012年10月22日,国家商务部办公厅和财务部办公厅共同了《关于开展中药材流通追溯体系建设试点的通知》,为河北保定市、安徽亳州市、四川成都市和广西玉林市开展中药材流通追溯体系建设试点保驾护航。同时颁布了一系列的建设规范和管理要求,包括《国家中药材流通追溯体系建设规范》、《国家中药材流通追溯体系主体基本要求》、《国家中药材流通追溯体系统一标识规范》、《国家中药材流通追溯体系设备及管理要求》、《国家中药材流通追溯体系技术管理要求》,为中药材流通追溯体系的建设提供了技术和管理指南,使可追溯成倒逼机制[43]。不仅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还因此建立了一个《国家中药材流通追溯体系》系统平台(http://),目的是“运用这套系统,消费者可通过手机短信、互联网、药店终端信息,在任何时间、地点,了解所购买中药材从种植、加工到流通环节的全流程情况”,并且在系统平台上给出了追溯示意图,见图1。

6 结论

通过上面对中药质量追溯现状的回顾,可以得出以下一些结论。

中国中药质量追溯体系建设开始启动。自从2012年10月国家多个部委联合颁布了《关于开展中药材流通追溯体系建设试点的通知》开始,中药质量追溯体系的建设提升到了国家战略高度,中药质量追溯体系建设开始全面启动。尽管开始的步骤只体现在中药材流通领域,但也吹响了中药质量追溯体系建设的号角,充分证明了国家对这项工作的重视程度。

中药质量追溯体系亟待理论完善。通过上面的中药质量追溯的特点分析可知,中药质量追溯有其特殊性,特别是多个环节都需要专业的质检部门的介入,是大部分其他追溯体系所不具备的。而目前中药质量追溯全体系的理论研究很少,现有的追溯体系大部分借鉴了其他行业的技术手段和方式,缺少符合行业个性特点的创新性,相关的文献资料也非常匮乏。

图1 中药材流通追溯体系

Fig.1 Schematic diagram of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circulation tracing system

目前大部分中药追溯体系建设实际上是对中药材进行追溯。真正的中药质量追溯不应该仅仅包括对中药材的追溯,还应该包括中药饮片及可能的中成药阶段的追溯。除此之外,还应该有中药检验检测部门的参与及对照中药标准的对比分析数据的追溯。

中药质量运营机制和管理模式亟待进一步研究。通过上面的一些文献资料回顾发现,研究追溯技术与追溯平台方面的文献较多,研究追溯管理与运营模式文献甚少,而研究中药质量追溯方面的管理与运营模式的资料就更少了。但一个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中药质量追溯体系必须管理先行,没有管理和良好的运营机制的体系只能是“昙花一现”,无法保证整个体系健康有序的发展,因此对中药质量追溯体系的管理与运营模式的研究迫在眉睫。

[参考文献]

[1] 中国药典.一部[S].2010: 42.

[2] 宗良纲, 李嫦玲, 郭巧生.中药材中重金属污染及其研究综述[J].安徽农业科学, 2006(3): 495.

[3] 乔晓辉.影响中药材质量的相关因素分析[J].中国保健营养, 2012, 22(10): 1728.

[4] 高攀峰.近几年中药材质量分析及建议[J].内蒙古中医药, 2012, 31(19): 63.

[5] 马逾英, 龙兴超, 卢晓琳.中药材流通领域现状及对策分析[J].成都中医药大学学报, 2009, 32(1): 79.

[6] 曹鹏, 王媛, 娄坤等.浅议中药材流通领域质量保证体系的构建[J].现代预防医学, 2009, 36(11): 2062.

[7] 吴志利, 李璨, 游娟.发展我国中药材物流的建议[J].中国药房, 2011(47): 4417.

[8] 李晓.中药材市场的现状和中药材质量问题[J].中国当代医药, 2011, 18(13): 133.

[9] 刘文丽.浅谈基层中药饮片市场现状及其思考[J].内蒙古中医药, 2013, 32(5): 52.

[10] 吴春华.从亳州中药材交易市场看我国药材市场现状及对策研究[J].武汉生物工程学院学报, 2008, 12(3): 178.

[11] E Golan, B Krissoff, F Kuchler, et al.Traceability in the US food supply: economic theory and industry studies[M].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Economic Research Service, 2004.

[12] Schwgele F.Traceability from a European perspective[J].Meat Sci, 2005, 71(1): 164.

[13] Bertolini M, Bevilacqua M, Bevilacqua M,et al.FMECA approach to product traceability in the food industry[J].Food Control, 2006, 17(2): 137.

[14] Mousavi A, M Sarhadi, A Lenk, et al.Tracking and traceability in the meat processing industry: a solution[J].British Food J, 2002, 104(1): 12.

[15] Smith G C, J D Tatum, K E Belk, et al.Traceability from a US perspective[J].Meat Science, 2005, 71(1): 174.

[16] Opara L U.Traceability in agriculture and food supply chain: a review of basic concepts, technological implications, and future prospects[J].J Food Agric Environ, 2003, 1: 101.

[17] Stanford K, Stitt J, Kellar J A, et al.Traceability in cattle and small ruminants in Canada[J].Rev Sci Tech Off Int Epiz, 2001, 20(2): 510.

[18] 涂传清, 王爱虎.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农机化研究, 2011, 33(03): 16.

[19] 王波, 王顺喜, 李军国,等.农产品和食品领域可追溯系统的研究现状[J].中国安全科学学报, 2007(10): 108.

[20] 朱秀岩.建立农产品质量追溯系统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N].农民日报, 2004-3-30(3).

[21] 赵岩, 吴莉宇, 王强,等.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系统的建立研究[J].现代农业科技, 2009, 512(18): 323.

[22] 陈志雄, 周昱.企业茶叶质量安全追溯系统的建立[J].食品安全质量检测学报, 2012, 3(1): 69.

[23] 吕妍.大米质量追溯系统启动施肥用药信息一“输”即知[J].农药市场信息, 2011, 408(9): 42.

[24] 李熠, 鄂越, 赵静,等.蜂产品质量追溯系统在我国的研究进展[J].中国蜂业, 2011(Z8): 37.

[25] 陆海锋, 缪丽霞, 刘荣宝,等.农作物种子全程质量监管追溯系统的设计[J].中国种业, 2012, 213(12): 22.

[26] 李军国, 邓晓文, 李俊,等.饲料生产过程控制与质量追溯系统编码方案设计[J].饲料工业, 2013(3): 1.

[27] 林真, 陈健, 施磷,等.生鲜番茄跟踪与追溯系统的设计与应用[J].农业与技术, 2012, 32(8): 5.

[28] 胡军, 曾凡兴, 周松林,等.猪肉产品流通追溯中的一维编码技术比较研究[J].科技广场, 2012, 129(8): 101.

[29] 杨信廷, 钱建平, 张正,等.基于地理坐标和多重加密的农产品追溯编码设计[J].农业工程学报, 2009, 25(7): 131.

[30] 杨信廷, 钱建平, 孙传恒,等.蔬菜安全生产管理及质量追溯系统设计与实现[J].农业工程学报, 2008, 126(3): 162.

[31] 任守纲, 徐焕良, 黎安,等.基于RFID/GIS物联网的肉品跟踪及追溯系统设计与实现[J].农业工程学报, 2010, 26 (10): 229.

[32] 胡肄农, 陆昌华, 王立方,等.畜产品质量追溯系统及分布式数据采集平台的建立[C].北京:中国数字农业与农村信息化学术研究研讨会, 2005.

[33] 徐龙琴.基于Web的亚热带水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系统关键技术研究[J].计算机工程与设计, 2011, 32(4): 1174.

[34] 张泽建.基于物联网的车桥质量追溯系统[J].物流技术:装备版, 2012(16): 57.

[35] 孙平安.基于3G网络与二维码的产品追溯防伪技术及应用[J].武夷学院学报, 2012, 31(4): 70.

[36] 王峥涛.中药质量标准研究进展与展望[J].中国天然药物, 2006(6): 403.

[37] 王梦思.鹿茸产品可追溯系统关键技术的研究[D].哈尔滨:东北农业大学,2012.

[38]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天津分中心.全球统一标识系统在中药材种植产地溯源中的应用[EB/OL].[2008-02-26].http://.cn/news/article.aspx?id=4452.

[39] 大众标准化小组.安徽中药材质量安全实现可追溯[J].大众标准化, 2009(9): 1.

[40] 张东风.中药材市场平抑价格有成效[N].中国中医药报, 2011-11-21(2).

[41] 盛利.全国首个“中药溯源系统”研成[N].科技日报, 2011-1-24(6).

[42] 王梦思.鹿茸产品可追溯系统中鹿茸加工环节的关键数据元规范研究[J].黑龙江科技信息, 2012(9): 17.

[43] 中国商务部,中国财政部.关于开展中药材流通追溯体系建设试点的通知[N].国际商报, 2012-10-26(2).

Development of quality traceability system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AI Yong HU Hao NI Jing-yun WANG Yi-tao

(1.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llege of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Zhuhai Campus, Zhuhai 519087, China;

2.State Key Laboratory of Quality Research in Chinese Medicine, Institute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Macau, Macao, Chin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edicine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quality and safety issues, It has drawn great attention of people.Chinese traditional medicine quality issue involves two aspect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tself and human.In order to prevent man-made or illegal factors led to the decrease of the quality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or security risk, it needs to establish a feasible system to guarantee, in which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quality traceability system is an important direc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the future.This paper first reviews the development of quality traceability system status and critical retrospective techniques, then introduced current development status of quality traceability system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QTS-TCM), pointing ou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QTS-TCM, and finally given the current research findings of QTS-TCM.

第3篇:中医药的发展现状及展望范文

[关键词] 临床药学;研究生;培养方案;复合型人才;科研

[中图分类号] R9-4 [文献标识码] C [文章编号] 1673-9701(2017)01-0129-03

临床药学(clinical pharmacy)是指以药学知识为基础,在临床实践过程中,研究及干预药物在患者体内的药效动力学及药代恿ρЧ程,从而保障患者用药安全性、有效性、合理性及经济性的一门综合性学科[1]。本概念最初于1957年由Donald Francke首次提出[2],并于1966年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Francisco,UCSF)率先创立临床药学专业[3]。临床药学于20世纪80年代传入我国,1989年由华西医科大学(现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建立了我国首个临床药学本科专业,至2014年全国共有32所高等院校具有临床药学专业,其中有12所院校具有硕士培养点,9所院校具有博士培养点[4-6]。作为首都医科大学的教学医院,我院于2014年申请并获得临床药学硕士专业学位授权和培养点,负责培养本专业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及部分七年制在校生的实习带教。在培养过程中,通过与临床科室的交流及毕业生的反馈,笔者发现,现普遍实施的临床药学教学模式无法满足临床对药学人才的需求,临床不仅需要临床药师提供药物咨询、指导服务,更需要临床药师提供设计、分析、实施药物试验的科研服务。据此,经导师组调研与讨论,决定对在籍研究生的培养过程中,加强对科研能力的培养,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现对本单位对该学科的学科建设、课程安排及人才培养方案做一总结,以供同仁参考。

1 培养对象与目标

临床药学是以向临床提供具有药学、临床、科研能力的临床药师为培养目标的学科,故本学科的培养对象须具有临床药学的本科教育背景,但由于我国临床药学起步较晚,各高校的临床药学本科教育规模普遍偏小,而现今社会对临床药师的需求量较大,因此可将招收条件放宽至具有药学、临床医学、基础医学等相关专业的本科学历。在培养过程中,不仅需使研究生掌握为患者提供合理化用药方案的能力,还需以研究生可独立在临床实践中发现药物问题、分析药物问题、解决药物问题为最终培养目标。

2 培养模式

2.1 培养时限

临床药学的培养时限一般为3学年(6学期)。但由于本培养点的规模有限,本校报考人数较多,故目前仅招收本校临床药学5年制本科生,根据培养方案,可将本校临床药学本科的第五学年与研究生阶段打通培养,这是由于临床药学第五学年本为临床实习,而本培养点即是临床单位,故将本科与研究生阶段打通,在保证本科质量的前提下使总学程达到3年。这样,不仅可以保证学生有更加充裕的时间接触临床一线,更能保证教学的质量与连续性,并可压缩培养周期,即“5+2”培养模式。

2.2 培养方式

2.2.1 导师组负责制 为保证培养质量,由本校临床药学系负责32个月实践培养计划的制定与轮转编排,并由导师、药学部的相关专家组成导师组,对研究生的实践培养进行有效指导。在培养过程中,再由临床药学系集中组织安排进行阶段考核、结业考核、学位论文开题与答辩。

2.2.2 专科定向培养 研究生在首都医科大学完成必修课学习后,导师根据课题背景、优势学科、研究热点及学生个人兴趣对其专科方向进行定位。研究生将以个性化的专科方向进行临床实践与科学研究。

2.2.3 药学实践 在进行临床实践前,研究生需对本单位的药物品种、药事管理细则、科研课题及药学部运转模式有一定的认识。故在临床实践前,研究生需进行为期10个月的初级临床药学实践,在药学部门诊药房、病房药房、静脉配液中心、药检室、实验室及药库等各个岗位进行轮转培训,培训包括对药品的检验与调剂、静脉配液方式、用药干预、治疗药物监测及用药咨询等。在轮转期间,药学部还会安排各岗位负责人对研究生进行统一的讲座培训,使学生快速的、正确的了解各岗位的工作职责与工作内容。

2.2.4 临床实践 在完成药学实践后,研究生将进入为期1年的高级和专科临床药学实践阶段。学生按照自身专科方向进入各临床科室,在临床药师的指导下对患者进行药学监护。在此期间研究生需掌握本专科用药品种、适应症与药物遴选方法、用药原则、用药时限及药物不良反应辨别方法等内容,并在本专业临床药师及临床医师的指导下,对患者进行的初步的用药监护。

2.2.5 科研实践 本培养点推荐研究生住校学习,研究生自入学始,即对其进行科研培养。在临床实践及科研实践期间,布置工作量较小的相关科研任务,嘱其利用业余时间完成,并安排研究生对老师及学长的实验及科研进行观摩,使其在观摩期间迅速掌握相关实验设计、实验方法、实验步骤、标书及论文撰写等相关科研内容。

在完成初级临床药学实践后,研究生进入为期1年的临床高级和专科药学,以及科研实践阶段。导师根据其专科方向、课题背景及学生个人兴趣围绕当前临床研究热点及难点进行科研选题。选题需具有一定的高度,并应涉及药物化学、药理学、药物分析学、药剂学、循证医学等多个学科,从而使学生在研究的过程中对相关科研方法及手段有更深的理解,并通过实验结果对临床用药提供一定的理论及数据支持。

2.2.6 培训及交流实践 为加速临床药学的学科建设,本培养点着重培养研究生的自主学习、沟通及言语表达能力。研究生在学期间,导师组努力为学生争取参加各种学术讲座、专业培训及学术会议的机会,并鼓励学生在会议过程中进行汇报、发言及交流。另外,导师组每两周安排的一次学术交流会,研究生定期进行数据汇报,并对研究内容及难点、问题进行交流与讨论。这不仅可使导师了解每个研究生的实验进程与实验问题,还可使研究生拓宽眼界,了解其他专科的相关知识与研究现状。

3 成果

3.1 熟悉药学业务工作

据了解,部分临床药学培养点忽略药学实践过程,从而加大临床实践幅度[7-10]。这虽可加深学生对临床药学的认识,但研究生在实践中却不了解自身科室的药品品种、药事管理细则及科室运转模式,从而在临床实践中面对医生、护士及患者所提出的问题无从解答[11-13]。由此可见,药学实践是临床药学教学中不可或缺的环节之一。本培养点研究生在药学部轮转过程中,不仅熟练掌握本单位用药目录,更对各岗位工作内容及职责有了深刻的认识,使研究生在查房过程中能够为临床提供准确的药品信息及药事管理细则。

3.2 临床药学能力增强

在本培养模式下,研究生在临床中发现及解决药物问题的能力均有所提高。据相关临床科室反映,对于药物品种、适应症、用法用量等常见问题,学生可根据已有知识或用药手册迅速给出结果;而对于药物相互作用、不良反应辨识、非常规用药等复杂问题,学生可通过文献检索、专家咨询等方式获取正确信息,再通过口头或书面形式反馈于临床。由此可见,专科培养下的研究生已得到各临床科室的肯定与认可,这不仅为临床合理用药做出了贡献,还为临床药学树立了良好的形象。

3.3 科研水平提高

在此培养模式下,研究生的科研思维与科研能力均有显著的提高。研究生不仅可以按时高效完成论文开题、中期汇报、论文答辩等环节,还在与同学的相互帮助与合作中,对其他专科有了一定的了解。2015年以来,本学科点已毕业和在读的4名硕士研究生,共发表SCI论文3篇、中文核心期刊论文10余篇,其中有2篇论文分别获得2014年和2016年北京药学年会优秀论文的二等奖和三等奖。由此可见,在此模式培养下的研究生不仅拥有了良好的科研思维与写作能力,还加深了对专科药物的理解与感悟,临床药学专业水平和科研能力显著提高。

3.4 交流沟通能力增强

在众多的科室会议、用药宣教、学术会议中汇报及发言中,研究生的言语组织能力、表达能力及沟通技巧均有显著的提高。在不断地锻炼中,学生渐渐从中找到了自信,办事能力及工作效率也得到了大幅度提高。

4 总结

4.1 专科培养的优势

本培养点研究生在第二学期即明确自身的专科方向,有助于学生尽早对专科知识进行学习与梳理。通过对专科药学知识的研究,不仅能对该学科有更深层次的认识,为特定人群提供更加专业的药学服务;还能更为快速的掌握临床药学的工作内容及研究方法,在学习其他专科时也可触类旁通,提高自身学习及工作效率。此外,专科培养也为科研课题指明了研究方向,使临床与科研有机的结合在一起,避免科研与临床脱钩的现象。

4.2 加强科研培养的优势

目前,临床需要精通药学、临床及科研的复合型药学人才,而传统培养模式下的临床药学研究生的科研能力无疑是其短板[14-17],故加强对研究生科研能力的培养,不仅可以加深其对专科药学知识及问题的理解,还能切实分析、解决临床中的药物问题,提供可靠的理论及数据支持,使药学与科研真正服务于临床。而研究生的科研能力及专长,也成为其就业的敲门砖[18-20]。

4.3 展望

诚然,本单位展开的临床药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刚刚起步,各个方面的建设均处于摸索阶段,在某些培养环节也存在一些问题,这正与临床药学在国内的学科现状相一致。但笔者相信,在大家对临床药学教学的不断尝试、探索与挑战下,最终会摸索出一条适合于中国国情的临床药学的特色发展道路,临床药师也会随着工作的深入得到医生与患者的认可和信赖。

[参考文献]

[1] American College of Clinical Pharmacy. Acute care clinical pharmacy practice:Unit-versus service-based models[J]. Pharmacotherapy,2012,32(2):35-44.

[2] Bond CA,Raehl CL,Franke T. Clinical pharmacy services, hospital pharmacy staffing,and medication errors in United States hospitals[J]. Pharmacotherapy,2002,22(2):134-147.

[3] T雪雷. 临床药学的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D]. 重庆医科大学,2015.

[4] 张琴. 临床药学现状和发展研究[J]. 航空航天医学杂志,2015,26(6):750-752.

[5] 吴永佩,颜青. 临床药学学科建设的内涵、范畴和发展趋势[J]. 中国临床药学杂志,2014,23(3):133-159.

[6] 吴永佩,颜青. 临床药学学科建设与相关概念的探讨[J].中国临床药学杂志,2014,23(2):69-72.

[7] 龙萍,吴方建. 临床药学与临床药学学科建设[J]. 中国医院药学杂志,2012,32(11):884-886.

[8] 赵奎君,续畅,王秀娟,等. 临床中药学的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J]. 中国现代医生,2016,54(7):136-139.

[9] 杨志海,张幸国,马葵芬,等. 我国临床药学学科发展现状调研分析及思考[J]. 中国药学杂志,2015,50(17):1553-1557.

[10] 张凤,夏天一,高守红,等. CNAS-CL01准则在临床药学教学和科研管理中的应用[J]. 中国药业,2016,25(18):11-14.

[11] 马葵芬,张幸国,王融溶,等. 基于国家临床重点专科申报数据分析临床药学科研现状[J]. 中国现代应用药学,2016,33(1):94-97.

[12] 刘耀武,印晓星. 临床药学本科生科研创新能力培养模式研究初探[J]. 西北医学教育,2015,23(3):427-429.

[13] 张文悦,翟所迪. 临床药学本硕连读六年制的实践和科研模式探索[J]. 中国药房,2008,19(13):1028-1029.

[14] 赵宇昊,唐燕,李书珍,等.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在临床中药学课程中的应用研究[J]. 数理医药学杂志,2015, 28(12):1891-1892.

[15] 高小明,姜春梅,夏淑霞,等. 浅议临床中药学学科内涵建设[J]. 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2015,17(11):139-140.

[16] 蒋学华,李喜西,曾仁杰,等. 临床药学学科与学科的可持续发展[J]. 中国药房,2008,19(13):965-968.

[17] 颜海弟. 我国临床药学的发展现状、存在问题及改革对策[J]. 中国医药导报,2011,8(15):143-147.

[18] 张冰,金锐,吴嘉瑞. 基于现代中药师知识框架构建临床中药学课程[J]. 药学教育,2011,27(5):23-25.

[19] 李晓平,邵宏,唐忠婷,等. 国外52所大学临床药学专业研究生教学体系的比较[J]. 中国药事,2007,21(11):934-938.

第4篇:中医药的发展现状及展望范文

[关键词] 栽培种植模式;生态适应性;无公害种植;农田栽参

Cropping system and research strategies in Panax ginseng

SHEN Liang, XU Jiang, DONG Lin-lin, LI Xi-wen, CHEN Shi-lin*

(Institute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inal Sciences,

Beijing 100700, China)

[Abstract] Panax ginseng is the king of herbs and plays important roles i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dustry. In this paper, we summarized the development of ginseng cultivation in China and other main countries, analyzed the effects of ecological factors of soil and climate on ginseng distribution, and investigated the characteristic of main cultivation patterns (conversion of forest to cultivate ginseng soils, cultivated ginseng in the farmland and wild nursery). Aimed at the serious issues in the cultivation, research strategies have been provided to guarante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ginseng industry. The patterns of cultivated ginseng in the farmland should be strive to develop; pollution-free cultivation and studies of continuous cropping obstacles should be carried out; ginseng varieties suited to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farmland should be bred using modern biotechnology.

[Key words] cultivation pattern; ecological adaptability; pollution-free cultivation; cultivated ginseng in the farmland

doi:10.4268/cjcmm20151708

人参Panax ginseng C. A. Mey. 为五加科Araliaceae人参属Panax多年生宿根性草本植物,是第三纪北半球温带大陆孑遗植物,距今已有6 000多万年的历史[1]。人参号称“百草之王”,是驰名中外的珍贵药材,有着4 000多年的应用历史[2]。据《神农本草经》记载,人参具有“补五脏、定魂魄、止惊悸、除邪气、明目、开心益智”的功效,久服轻身延年[3-4]。现代医学研究与临床实践证明:人参对中枢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消化系统、内分泌系统以及生殖系统的疾病都有较好的治疗作用[5-7]。全球范围内,人参资源主要分布在北纬33°―48°,包括中国、俄罗斯、朝鲜、韩国和日本等地区[8]。在中国,人参主要分布在吉林、辽宁、黑龙江等省,河北、山西、陕西、内蒙古等省也有种植或引种[9-10]。随着野生人参过度采挖及其生境的破坏,其资源已极度濒危。人参的生产模式主要为“伐林栽参”,这种种植模式给森林资源和生态环境造成了沉重负担。自1998年来,国家对伐林栽参用地审批越来越严,可供使用的林地面积不断减少[11]。大力发展非林地栽参(农田栽参、野生抚育)势在必行[12]。本文对人参种植历史及生境适应性特征进行了汇总,分析了人参种植模式的异同,并针对当前人参种植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策略。

1 人参种植历史发展现状分析

人参主要分布在亚洲东部,其人工种植始于中国,15世纪后陆续传入韩国、朝鲜及日本,前苏联在20世纪初也开始了人工栽培研究。目前,东北亚各国均有自己的人参种植产业。

1.1 中国人参种植历史的发展概述 历史上,中国野生人参的两大主产区包括:以上党郡紫团山地区(山东、山西、河北)为代表的中原产区和以辽东地区(吉林、辽宁、黑龙江)为代表的东北产区。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有“人参药草出上党”,此为人参产地的最早记录[13],上党现为山西省长治市的太行山区。目前,太行山区的野生人参已经绝迹,这可能与太行山地区大量伐林开荒以及辽、金、元、明等朝代建都北京所需的建筑用材及燃料取自太行山脉和燕山山脉有关[14]。东北产区的野生人参资源处于濒危状态,仅在中国长白山地区零星分布[15]。野生人参现已被《国家重点保护野生药用动植物名录》列为一类保护植物[16]。中国在东晋时期逐步开展了野生人参变家种,距今有1 600余年的种植历史[17],大规模开展人参种植始于清朝中期,清政府为了防止其“祖宗肇迹兴王之所”受损以及保护东北地区生产的皇室贵族所需要的人参资源,在东北地区建造了“柳条边”管制区,禁止普通群众前往长白山地区私自采挖野生人参,从而促使长白山地区兴起了人参野生变家种的栽培活动[18]。

20世纪50年代,中国人参的种植面积较小,随着人参种植技术研究的不断深入,1966年达到了几千亩,到1979年已经超过3.6万亩[18]。20世纪80年代初,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给参农带来了可观收益,促进了参农种参的积极性,人参种植产业化不断发展[19],人参价格逐渐走高,1983年吉林省五年生鲜参的收购价格曾达到50~60元/kg;由于效益显著,导致广大药农盲目扩大种植规模,最终出现了供过于求的局面,致使人参价格及种植面积在1984,1996,2000,2006年经历了4次较大的下跌,严重打击了参农种植人参的积极性(表1)[11]。随着政府对人参产业的宏观调控和市场化不断规范,2014年的鲜参价格达到了160元/kg,是2008年人参价格的10倍[20-24]。2012年9月卫生部出台《新资源食品管理办法》,人参纳入药食两用名单,扩大了人参应用范围[25]。

多年来过度无序的伐林栽参,不仅破坏了植被,还造成了水土流失和环境恶化[15]。国务院在1998年制定并实施了退耕还林的产业政策,明令禁止随意伐林栽参,25度以上的坡地必须退耕还林。这些政策促使中国人参种植面积从2000年至2014年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人参产量也在不断下降,但以2004年至2007年间降幅最大[20-23](表1)。因此,传统的伐林栽参模式已经成为制约人参产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新型的人参种植模式迫在眉睫。

1.2 世界各国人参种植的发展 世界范围内,韩国、朝鲜、日本及俄罗斯均有人参种植的记载(表2)[26-28]。统计表明韩国人参种植的规模仅次于中国,其产量约占世界人参总产量的17%<sup>[29]</sup>。从时间上看,韩国和朝鲜的人参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16世纪<sup>[30]</sup>;18世纪初人参栽培技术传入日本;俄罗斯人参种植的时间较晚,20世纪初才开始人参引

表1 2000―2014年人参种植面积、产量和鲜参价格统计

种试验研究,直到1950年前后才试种成功并推广<sup>[31]</sup>。从药材名称看,中国人参药材种类最多,有普通参、石柱参及边条参等<sup>[32-33]</sup>;韩国和朝鲜的人参统称为高丽参,这与它们历史上同属于高丽国有关;日本人参又称东洋参,俄罗斯人参为俄国人参。从种植品种看,中国培育出的人参品种至少有12个,主要包括“大马牙”、“二马牙”、“康美一号”、“圆膀圆芦”、“长脖”等,其中“康美一号”为首个非林地人参种植新品种<sup>[32,34-37]</sup>;韩国培育的人参品种至少有10个,包括“天丰”、“年丰”及“高丰”等,其选育的品种均适于农田种植[30,38];日本培育的人参品种有“御牧”及“米玛基”等,其中“御牧”外观性状较好,但其产量偏低<sup>[31,39]</sup>;朝鲜培育出的新品种有“紫茎1号”等<sup>[40]</sup>。从产区看,中国人参主要分布在吉林、辽宁和黑龙江以及云南和山西的部分地区;韩国人参主要分布在锦山、扶余、忠南、庆北等地<sup>[41]</sup>;日本人参主要分布于本州的长野、福岛、岛根三县及北海道4个产区;朝鲜人参主要分布在全罗南道、开城、两江道、慈江道、忠清道及平安北道等地区;俄罗斯早期的人参产区主要为远东的乌苏里江地区,特别是位于伊曼河和乌拉河等流域的原始森林,后在莫斯科近郊、高加索及杰别尔金自然保护区也建立了人参种植场[42-43]。

2 人参生态适应性特征分析

人参生长发育受环境因素影响较大,在不同环境条件下,人参形态结构、生理、生化等特征均存在差异。影响人参质量和产量的环境因素包括土壤因子和气候因子等。

2.1 土壤地理因子对人参分布的影响 土壤是人参生长发育的物质基础,其理化性质直接影响人参的生长<sup>[44]</sup>。目前,人参的栽培用地主要有林地、农田和老参地(表3)<sup>[18,45]</sup>等类

型。林地土壤具有土层深厚、有机质含量高(7%~16%)、疏松透气、排水与保水性强以及微量元素含量较高等特点,且土壤类型以棕壤和暗棕壤为主。该类型土壤多分布在针阔叶混交林下,由花岗岩、玄武岩等母质经多年风化残积及植物残枝落叶混合形成,适宜人参生长。农田土与林地土相比,有机质含量低(≤3%),土壤肥力较差,农田土壤因经多年人工耕作,也存在土壤微生物结构失衡等问题<sup>[46-47, 26]</sup>。老参地具有土壤容重大、总孔隙度小、小于0.01 mm的物理性粘粒多、土壤酸化、腐殖质含量少、存在病原微生物多及人参自毒物质积累等问题[48-50]。

表3 人参用地土壤理化性质差异的比较

Table 3 Comparison of physical and chemical characteristic in soils of Panax ginseng

土壤指标类型容重/g・cm-3结构孔隙度气相度容水量有机质无机元素pH

林地参地土壤 暗棕色森林土、白浆土,土壤含有石粒和碎块0.6~0.8 疏松透气,大于0.01 mm的颗粒占60%,对温度变化及旱涝缓冲性好65%~80% 30%~50%,三相比例适中,气象部分稍多50%~80% 7%~16%,枯枝落叶堆积,有机质含量高 各种元素含量较为丰富,微量元素含量高 微酸性或近中性土壤

农田参地土壤 黑色及褐色农田土等,以壤土和沙土为主1.0~1.5 易板结,小于0.01 mm的物理粘粒接近50%,对温度变化及旱涝的缓冲性差55%~65% 10%~15%,三相比例失调,固相部分较多50%~60% 1%~3%,化肥施入量过多,有机质含量较低 磷元素含量高,过量施入磷酸二铵,其他元素含量较低 以酸性土壤为主,pH偏低

老参地土壤 黑色及褐色农田土等,以壤土为主1.1~1.6 易板结,小于0.01 mm的物理粘粒占50%以上,对温度变化及旱涝缓冲性差50%~60% 10%~15%,三相比例失调,气象部分减少,固相增加50%~60% 小于3%,因种植人参消耗,有机质含量低 因种植人参消耗,土壤中各种元素含量均有所降低 以酸性土壤为主,pH偏低

2.2 气候生态因子对人参的影响 影响人参生长的生态因子包括水分、温度和光照等(表4)。土壤水分与人参长势、增重和病害关系极大,含水量高于60%时容易导致人参烂根,病害大量发生;水分低于30%时,则导致人参浆气不足,产量和质量下降<sup>[51-52]</sup>。Lee等研究表明人参幼苗的根重、优良参苗数量与苗床土的水分含量呈显著正相关<sup>[53]</sup>。

人参喜阴凉,不耐高温(表4)<sup>[54-55]</sup>。研究表明16~18 ℃适宜根系生长,20 ℃左右适宜地上植株生长,当温度高于30 ℃或低于10 ℃时,人参进入休眠状态<sup>[56-57]</sup>。因此,在盛夏季节需要采用覆盖畦面、调节土壤水分、控光等措施进行降温处理。人参耐寒性较强,除晚秋和早春的“缓阳冻”及“倒春寒”期间容易发生低温冻害外,其他时期很少发生冻害,人参在-40 ℃的严寒中也可安全越冬<sup>[58]</sup>。

人参喜漫射光和散射光,忌强光直射。每天10时到15时之间的光照过强<sup>[59-60]</sup>,在强光直射下人参易得“日灼病”。因此,种植人参时需要搭设阴棚遮光,其郁闭度在0.7~0.9较好<sup>[61-62]</sup>。研究表明不同光质对人参生长也存在差别,绿色薄膜下的光质可以促进人参茎叶生长,黄膜下的光质则有利于人参皂苷积累<sup>[18,63]</sup>。另外,姚男等研究表明林下参的光能利用率很低,通过人为清林透光等方法,增加林内散射光的强度可以有效增加林下参产量<sup>[64]</sup>。

3 人参种植模式分析

当前人参种植主要包括伐林栽参、农田栽参和野生抚育3种模式。

3.1 伐林栽参模式 伐林栽参是指砍伐原始森林或次生林地种植人参的生产方式,是人参目前最主要的生产方式。通常林地上的树种以柞树、榛树和椴树较好,桦树等阔叶林次之,上述树种叶片大,地面落叶层厚,在长期的相互作用下,促使土壤中腐殖质丰富、疏松透气,适于人参生长。林地土壤以富含腐殖质的森林灰化土及保水保肥的活黄土较好。所用林地坡度不应太大,以5°~15°为宜。其人参通常四至六年采收,生产模式主要有直播4~6年或采用“三三制”或“二四制”移栽模式(表5)。林下栽参的优点是土质好,栽培技术成熟,病虫害少,产量高,但伐林栽参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性较大。

3.2 农田栽参模式 农田栽参即通过适当土壤改良,在农田地进行人参种植。农田栽参可以缓解参、林争地矛盾、保护林下生态、防止水土流失,便于集约化经营。农田种参一般采用“三三制”,“二四制”的四至六年生种植模式。除中国外,韩国、日本及朝鲜等国均具备了完善的农田栽参、参粮轮作配套技术。目前,韩国主要采用土壤调节剂和有机肥进行土壤改良,采用农田栽参与玉米、水稻轮作的模式进行人参种植,其人参一般为5~6年采收。日本一般施入五氯硝基苯粉剂及氯化苦等杀虫、杀菌剂加速土壤改良速度<sup>[65]</sup>,其人参种植方式主要有直播法和移栽法2种模式<sup>[66-68]</sup>。朝鲜人参以农田栽参为主,其土壤主要含有质地疏松、透水和保存养分较好的花岗岩母质,生产上普遍采用“一五制”种植法,即育苗1年,移栽5年后收获<sup>[69-71]</sup>(表5)。

表5 不同人参种植模式的比较

Table 5 Comparison of cultivated area and cultivation model of Panax ginseng in China

种植模式种植方法主要应用地区优点缺点

伐林栽参 直播或移栽,“三三制”、“二四制”,四至六年生种植模式中国等栽培技术成熟,病虫害少,产量较高破坏生态环境和自然林地资源

农田栽参 直播或移栽,“三三制”、“二四制”,四至六年生种植模式中国、韩国和日本等 土地资源丰富,不与林争地,便于机械化和水利化管理 人力和物力成本较高,病虫害较严重

野生抚育直播或移栽,10~20年收获中国等 生态保护与生产有机结合,仿野生种植,产品市场价值高生产周期长、产量低

3.3 野生抚育模式 人参野生抚育也称林下栽参,是采用山参的“小捻子”或“籽海”仿野山参生长环境种植人参的生产方式,通常10~20年采收,所产人参具有野山参的特征。人参野生抚育不用砍伐树木及遮阴处理,不仅保护了森林资源和生态环境,还避免了人工种植造成的水土流失,缓解了参、林争地的矛盾,还节省了人力和遮阴材料成本。通常野生抚育以柞树、椴树等阔叶树林地为佳,郁闭度在0.5~0.9为宜,针阔混交林亦可;坡向以南偏西或南偏东为佳;土壤疏松、肥沃,土层在10 cm以上者较好。根据山形地势以及树木分布状态的不同,林下栽参可分半野生种植和作畦种植2种方法。半野生种植适于坡度较大、面积较小的林地,但该方法管理不便,人参生长缓慢,产量低;作畦种植产量较高,便于管理,但人力和物力成本相对较高<sup>[50, 72-74]</sup>。

3.4 人参不同种植模式下的比较分析 伐林栽参是中国目前人参生产的主要方式,由于该植模式主要以砍伐森林进行人参栽培为主,而且参地还存在连作障碍等问题,因此,不仅破坏了生态环境,还难以继续开展后续种植。野生抚育因其进行仿野生种植,不需伐林,成为目前提倡的生态产业模式,但其产量较低,难以满足市场对人参产量需求。与伐林栽参和野生抚育相比,农田栽参可以利用的土地资源较多,而且不用破坏森林资源,具有显著的可持续发展优势。中国农田栽参始于1958年,但进展缓慢,至今仍未能解决育苗难、出苗差、保苗率低、病害较重、产量不稳、农药残留超标等问题<sup>[75]</sup>。在品种选育、土壤改良、配方施肥、调光、农药合理施用等关键技术上有待完善和成熟<sup>[76-77]</sup>。

4 人参种植研究方向与策略

4.1 大力发展农田栽参模式 现存可供种植的林地资源已不足以支撑传统的伐林栽参需求,而老参地再利用尚未有实质性突破,参地资源紧缺和连作障碍已经成为阻遏中国人参产业发展的主要瓶颈。在国家提倡生态文明的大背景下,新型参地资源的开发利用势在必行。农田栽参是当前可行的替代方案,该模式不仅不破坏森林资源,而且还可以进行参粮轮作,实现土地资源的永续利用。促进人参产业可持续发展。但目前中国农田栽参技术还不成熟,规范化的农田栽参标准也亟待制定。

4.2 开展人参无公害种植 随着生态环境的恶化,农药和化肥的不合理使用,人参无公害种植是农田栽参的必然选择。中药材无公害种植近年来发展迅速,并在多种药材上使用,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尽管人参尚未全面开展无公害种植,但已在产地适宜性区划<sup>[7]</sup>、资源遥感监测<sup>[78]</sup>、野生抚育<sup>[79]</sup>等方面开展了基础研究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为了确保生产无污染、高产量、高品质和安全有效的人参药材,急需加强人参无公害种植关键技术的研究并制定标准化的操作流程。其中主要包括建立科学的田间管理规范,采取合理有效的种植技术,使用腐熟的农家肥,适当减少化肥的使用量,使用高效低毒的农药;实行统一购肥、购药制度;大力推广人参病虫害的生物防治,制定绿色生产责任制;组织技术培训及定期或不定期生产检查等;制定选苗、种植环节的标准化流程等,最终实现人参的无公害种植。

4.3 开展人参连作障碍机理研究 连作障碍是一个长期困扰人参产业稳定发展的世界性难题,是人参-土壤生态系统内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sup>[80-81]</sup>。目前,人参连作障碍的产生机制仍不清楚,只有明确了人参连作障碍的产生机制才能够有效的指导农田栽参及老参地再利用。人参种植过程中土壤理化性质劣化,微生物群落改变,病原微生物增加等因素均可以导致参地的不可持续利用<sup>[82]</sup>。土壤消毒、合理施肥及轮作等措施可以有效的缓解人参的连作障碍。借鉴国外农田栽参的土壤处理方法,结合国内农田栽参的经验,重点开展农田土壤改良是人参农田栽参的关键所在<sup>[83]</sup>。此外,开发出对环境安全、人畜友好型的生物肥料和新型菌剂及农药也是保障人参种植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点环节<sup>[84-85]</sup>。

4.4 开展人参新品种培育研究 选育适宜农田生态环境的人参品种。人参作为中药材大品种,目前选育的品种较少,而且大部分人参品种适宜于林地环境种植,难以适应农田种植环境。“康美一号”是唯一的一个农田人参品种,但尚未有大规模种植的报道。现在生产上使用的“大马牙”、“二马牙”、“圆膀圆芦”、“长脖”等人参品种,大都是针对某些农艺指标或化学成分选育得来,其综合抗逆性在农田种植中的效果并不显著,而且其遗传背景不清、种质较为混杂<sup>[86]</sup>。为促进农田栽参产业的快速发展,选育适合农田种植的抗逆性新品种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借鉴国外农田人参品种的培育经验,加快农田栽参新品种的选育是中国人参种植产业的当务之急。

运用生物技术加快人参育种进程。传统的杂交育种是从后代中筛选出优异的基因进行杂交繁殖。其特点是不需要了解物种性状形成的机制,直接对性状进行选择。由于受环境因素影响较大,在短时间内难以选择到控制优良性状的基因,因此,育成1个品种至少需要几十年的时间。从长远发展考虑,人参育种必须走高科技、高产出、高效益的发展之路。人参生长周期长且种植技术复杂,常规遗传方法研究人参种质十分困难,快速简便的分子生物学方法引入尤显重要。分子标记育种是当今作物育种的发展方向,对人参选种育种大有裨益<sup>[87]</sup>。人参形态标记数量有限且在生长3年后才能利用,而分子标记则可以选择后当年使用,可大大缩短育种周期<sup>[88]</sup>。此外,成熟的组织培养技术也可以提供大量均一的无毒人参种苗,这为人参新品种推广提供支持<sup>[89]</sup>。

基因组育种是利用高通量测序技术对群体进行研究,定位到控制某个目标性状的基因,然后通过序列辅助筛选或者转基因的方法来选育新的品种。挖掘功能基因是基因组育种时代的主要目标,这种育种方法不仅准确性比较高,而且育种时间会大大缩短<sup>[90]</sup>。转录组测序是获得目标基因的有效手段,在前期的工作中,陈士林等利用新一代高通量测序技术对人参根的进行了转录组测序,获得约3.1万条独立基因,发现了几乎全部的参与人参皂苷骨架合成的酶基因,并发掘出数百个可能参与皂苷骨架修饰的潜在基因<sup>[91]</sup>。而不同人参根、茎、叶和花的转录组数据表明,不同组织中基因的表达模式不同,预测223条参与人参皂苷骨架合成的酶基因,获得的1.8万条独立基因中有1.3万条为简单重复序列,这些数据为高皂苷含量的人参新品种的选育提供标记和参考<sup>[92]</sup>。

利用人参种质资源并结合高通量的数据,可以做到以下几点:①筛选与人参抗病虫害、抗逆境胁迫等重要性状和品质性状紧密连锁的分子标记,利用该标记可以加快辅助育种。②为获得具有优良性状的目的基因,利用化学诱变和物理诱变技术创造突变材料,采用上述分子标记培育具有优良性状的人参新品种。③采用现代生物技术与常规育种相结合的方法,培育符合市场需求具有优良性状的人参杂交新品种,从而加速农田栽参新品种的推广。

[参考文献]

[1] 吴征镒. 人参属植物的三帖成分和分类系统、地理分布的关系[J]. 植物分类学报,1975,13(2):29.

[2] 金慧,周经纬,娄子恒. 人参产业与区城经济发展[J]. 人参研究,2004(1):2.

[3] 神农本草经[M].孙星衍,孙冯翼辑.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

[4] 中国药典. 一部[S]. 2010:8.

[5] Zhang G, Liu A, Zhou Y, et al. Panax ginseng ginsenoside-Rg2 protects memory impairment via anti-apoptosis in a rat model with vascular dementia [J]. J Ethnopharmacol, 2008, 115(3): 441.

[6] Yu X T, Wang S P.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ment for postoperative gastric cancer by ginsenoside Rg3 combined with chemotherapy [J]. Chin J Cancer Prev Treat, 2010, 17(10): 779.

[7] 彭浩,吕龙石. 中国人参药用和种植史及关键种植技术研究[J]. 安徽农业科学,2012,40(20):10400.

[8] Nam M H, Kim S L, Liu J R, et al. Proteomic analysis of Korean ginseng (Panax ginseng C. A. Mey.) [J]. J Chromatogr B, 2005, 815(1): 147.

[9] 张亨元. 关于中国人参(Panax Ginseng C. A. Mey.)和美国人参(P. quinquefolium L)栽培带(plant zone)及其发展可能地域的探讨[J]. 特产科学实验,1980(1):18.

[10] 陈士林. 中国药材产地生态适宜性区划[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

[11] 任跃英,张益胜,李国君,等. 非林地人参种植基地建设的优势分析[J]. 人参研究,2011(2):34.

[12] 黄瑞贤,黄淑敏,黄杰,等. 农田栽参是吉林参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J]. 人参研究,2002(3):2.

[13] 许慎. 说文解字[M]. 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63:1.

[14] 李向高,孙桂芳,王丽娟. 古代人参基原考辨[J]. 中药材,2002,25(11):818.

[15] 崔政然,金龙勋. 中国人参产业现状及发展战略[J]. 农村经济与科技,2013,24(3):51.

[16] 周跃华. 关于《国家重点保护野生药材物种名录》修订之探讨[J]. 中国现代中药,2012,14(9):1.

[17] 王利群. 中国人参种植史考[J]. 人参研究,2001,13(4):46.

[18] 王铁生. 中国人参[M]. 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

[19] 曹广成. 中国人参产业发展潜力与价值类比探讨[J]. 中草药,2009,40(7):1170.

[20] 丁立威. 人参产量萎缩,行情节节攀升[J]. 中国现代中药,2008,10(5):41.

[21] 丁立威. 人参价升探因[J]. 中国现代中药,2012,14(1):60.

[22] 丁立威. 人参产销历史、现状与后市预测[J]. 特种经济动植物,2014(2):15.

[23] 霍卫,姜丽. 2014,中国人参出口价攀新高[N]. 医药经济报,2015-2-16(7).

[24] 马赛,刘洪章. 人参的研究及展望[J]. 北方园艺,2013(15):205.

[25] 新资源食品管理办法[J].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08(11):38.

[26] 赵寿经,于得荣,曹秀英,等. 人参栽培适宜土壤条件的研究[J]. 特产研究,1992(1):16.

[27] 程海涛,张亚玉,张连学,等. 林下参不同生育期土壤养分变化的研究[J]. 中国农学通报,2011,27(8):47.

[28] Lee S G. Fusarium species associated with ginseng (Panax ginseng) and their role in the root-rot of ginseng plants [J]. Res Plant Dis, 2004, 10(4): 248.

[29] 仲伟同,迟美丽. 人参产业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药食同源[J]. 人参研究,2009(1):26.

[30] 朴希`. 中韩人参的系统比较[D]. 北京:北京中医药大学,2002.

[31] 周良壁. 国外人参种植技术[M]. 沈阳:辽宁省中药研究所,1985.

[32] 赵亚会,辜旭辉,吴连举,等. 栽培人参种质资源的类别、特点和利用价值研究概况[J]. 中草药,2007,38(2):294.

[33] 王r,谢彩香,陈士林,等. 石柱参(人参)产地适宜性研究[J]. 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2008,10(4):77.

[34] 赵寿经,李方元,赵亚会,等. 丰产人参品种选育理论及吉参1号的育成[J]. 中国农业科学,1998,31(5):56.

[35] 宿武林,吕学明,宿艳霞. 论长白山人参主要品种类型栽种方式及其商品分类[J]. 人参研究,2008(4):34.

[36] 南烟. 吉林育出非林地种植人参新品种[J]. 北京农业,2012(12):54.

[37] 徐昭玺,魏建和,冯秀娟,等. 边条人参新品种的系统选育[J]. 中国医学科学院学报,2001,23(6):542.

[38] 王铁生,王英平. 韩国人参栽培新品种及轮作制[J]. 人参研究,2003(3):13.

[39] 宫泽洋一,c原博司,大隅敏夫,等. 日本长野县园艺试验场报告[R]. 1968,7:62.

[40] 赵亚会,赵寿经,李方元. 人参育种研究进展[J]. 吉林农业大学学报,1996,18(增刊):142.

[41] Park H, Yoon J, Cho B. Growth response of Panax ginseng to various growth regulators [C]. America:proceedings-plant growth regulator society of America-annual meeting,1992.

[42] A 杜罗娃. 苏联对人参性能的研究[J]. 中医杂志,1960(2):71.

[43] 刘铁成. 前苏联的人参种植法介绍[J]. 中药通报,1955,1(2):56.

[44] 谢彩香,索凤梅,贾光林,等. 人参皂苷与生态因子的相关性[J]. 生态学报,2011,31(24):7551.

[45] Long S L, Hao P. Key technologies of Chinese ginseng (Panax ginseng C. A. Mey.) history and different planting models [J]. Med Plant, 2012, 3(10): 20.

[46] Im W T, Kim S Y, Liu Q M, et al. Nocardioides ginsengisegetis sp. Nov., isolated from soil of a ginseng field [J]. J Microbiol, 2010, 48(5): 623.

[47] Vendan R T, Yu Y J, Lee S H, et al. Diversity of endophytic bacteria in ginseng and their potential for plant growth promotion [J]. J Microbiol, 2010, 48(5): 559.

[48] Li Y, Huang X F, Ding W L. Autotoxicity of Panax ginseng rhizosphere and non-rhizosphere soil extracts on early seedings growth and identification of chemicals [J]. Allelopathy J, 2011, 28(2): 145.

[49] 肖春萍,杨利民,马锋敏. 栽培年限对人参根际土壤微生物活性及微生物量的影响[J]. 中国中药杂志,2014,39(24):4740.

[50] 赵东岳,李勇,丁万隆. 人参自毒物质降解细菌的筛选及其降解特性研究[J]. 中国中药杂志,2013,38(11):1703.

[51] 张娟,王占新,张海英,等. 长白山人参的人工栽培技术[J]. 中国园艺文摘,2014(1):218.

[52] 丁希泉,安克传,蔡荣春. 甸沟地人参栽培技术研究[J]. 吉林农业科学,1984(2):78.

[53] Lee S W, Kim C G, Hyun D Y, et al. Effect of light transmission ratio and soil moisture content on growth characteristics of seedling in Panax ginseng C. A. Mey. [J]. Korean J Med Crop Sci, 2008, 16(4): 207.

[54] 张其书,王飒. 人参生态气候环境及种植地域适应性的研究[J]. 植物生态学与地植物学丛刊,1984,8(2):85.

[55] 王铁生. 药用植物种植学[M]. 北京:北京农业出版社,1988.

[56] Lee S W, Hyun D Y, Park C G, et al. Effect of soil moisture content on photosynthesis and root yield of Panax ginseng C. A. Mey. seedling [J], Korean J Med Crop Sci, 2007, 15(6): 367.

[57] Choi J E, Lee N R, Jo S R, et al. Effects of various bed soil substrates on the growth and yield of 2-year-old ginseng grown 8 in the closed plastic house [J]. Korean J Med Crop Sci, 2012, 20(4): 217.

[58] 李景道. 南朝鲜人参种植概况[J]. 药学通报,1982,17(8):46.

[59] Sivakumar G, Yu K W, Paek K Y. Biosafe ginseng: a novel source for human well-being [J]. Eng Life Sci, 2005, 5(6): 527.

[60] Kim J H. Physiological and ecological studies on the growth of ginseng plants (Panax ginseng) IV. Sun and shade tolerance and optimum light intensity for growth [J]. Seoul University J (B), 1964, 15: 95.

[61] 陈宏伟,殷鸣放,刘娜,等. 辽东山区林下人参生长与林内温度和光照因子关系初步研究[J]. 西北林学院学报,2007,22(2):20.

[62] 张万福,范传明,白志庆,等. 温度对参根增重的影响[C]. 长春:全国首届人参学术研讨会,1990.

[63] 徐克章. 人参、西洋参叶片光合作用特性的研究[D]. 南京:南京农业大学,2003.

[64] 姚男. 不同光强和海拔条件下林下参光合特性的研究[D]. 长春:吉林农业大学,2008.

[65] 宫泽洋一. 人参种植技术[M]. 通化:通化市农科所,1981.

[66] 王铁生. 日本人参栽培概述(一)[J]. 特产科学实验,1980(1):46.

[67] 王铁生. 日本人参栽培概述(二)[J]. 特产科学实验,1980(3):47.

[68] 王铁生. 日本人参栽培概述(三)[J]. 特产科学实验,1981(1):69.

[69] 王铁生. 朝鲜人参栽培技术考察见闻和体会(一)[J]. 特产科学实验,1985(1):29.

[70] 王铁生. 朝鲜人参栽培技术考察见闻和体会(二)[J]. 特产科学实验,1985(2):26.

[71] 王铁生. 朝鲜人参栽培技术考察见闻和体会(三)[J]. 特产科学实验,1985(3):29.

[72] 汪庆平. 云南丽江参与东北参糖类物质的含量比较[J]. 西南农业学报,2006,19(增刊):149.

[73] 刘煦. 林下参种植光环境的动态预测与评价研究[D]. 长春:吉林大学,2014.

[74] Park K J. Fitness analysis of the forecasting model for root rot progress of ginseng based on bioassay and soil environmental factors [J]. Res Plant Dis, 2001, 7: 20.

[75] 宋心东,张国荣,赵岩. 我国人参种植业现状与发展趋势[J]. 人参研究,2013(3):43.

[76] 白容霖,刘学敏,刘伟成. 吉林省人参根腐病病原真菌种类的研究[J]. 植物病理学报,1999,29(3):285.

[77] 刘显娇,张连学. 人参土壤改良技术研究进展[J]. 人参研究,2012(1):30.

[78] 周应群,陈士林,赵润怀,等. 低空遥感技术在中药资源可持续利用中的应用探讨[J]. 中国中药杂志,2008,33(8):977.

[79] Zuo Y, Chen Z, Kondo K, et al. DNA Barcoding of Panax species [J]. Planta Med, 2011, 77(2): 182.

[80] Zhang A H, Lei F J, Guo Z X, et al. Allelopathic effects of ginseng root exudates on the seeds germination and growth of ginseng and American ginseng [J]. Allelopathy J, 2011, 28(1): 13.

[81] Lei F J, Zhang A H, Xu Y H, et al. Allelopathic effects of ginsenoside on in vitro growth and antioxidant enzymes activity of ginseng callus [J]. Allelopathy J, 2010, 26(1): 13.

[82] Li Y, Ying Y X, Ding W L. Dynamics of Panax ginseng rhizospheric soil microbial community and their metabolic function [J]. Evid-Based Complement Altern, 2014, 2014: 160373.

[83] 王r,魏建和,陈士林,等. 应用TCMGIS-I分析人参的适宜产地[J]. 亚太传统医药,2006(6):73.

[84] Bonanomi G, Del Sorbo G, Mazzoleni S, et al. Autotoxicity of decaying tomato residues affects susceptibility of tomato to Fusarium wilt [J]. J Plant Pathol, 2007, 89(2): 219.

[85] Chung Y R, Kim H J, Park K J. Comparison of rhizosphere environments in soils suppressive and conducive to ginseng root rot [J]. Korean J Plant protect, 1984, 22(3): 142.

[86] 陈士林,朱孝轩,陈晓辰,等. 现代生物技术在人参属药用植物研究中的应用[J]. 中国中药杂志,2013,38(5):633.

[87] 魏建和,杨成民,隋春,等. 中药材新品种选育研究现状、特点及策略探[J]. 中国现代中药,2011,13(9):3.

[88] Um J Y, Chung H S, Kim M S, et al. Molecular authentication of Panax ginseng species by RAPD analysis and PCR-RFLP [J]. Biol Pharm Bull, 2001, 24(8): 872.

[89] 左北梅,高文远,董艳艳,等. 药用植物人参的组织培养研究进展[J]. 中国现代中药,2012,14(1):34.

[90] Sun C, Li Y, Wu Q, et al. De novo sequencing and analysis of the American ginseng root transcriptome using a GS FLX Titanium platform to discover putative genes involved in ginsenoside biosynthesis [J]. BMC Genomics, 2010, 11(1): 2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