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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CDM;碳交易;对策
碳金融市场自《京都议定书》生效便进入了快速发展期。碳金融市场交易工具和交易平台的多元化也带动了其交易规模的逐年增长。从英国新能源金融公司(New Energy Finance)2009年6月的预测报告中我们可以了解到,碳交易市场有望超过石油市场成为世界第一大市场。碳排放额度将取代石油成为世界第一大商品。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次缔约方大会(京都会议)通过的附件I中指出,缔约方(具有强制减排任务的国家)在境外实现部分减排承诺的一种履约机制即清洁发展机制(CDM)。清洁发展机制的目的是协助其他国家地区实现有益于《公约》的最终目标,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作为非附件I国家,在碳金融市场中主要通过CDM机制向发达国家提供经核证的碳信用产品。我国虽然是核证减排量(CERs)的最大提供者,但是碳交易的市场和标准都在国外,为全球碳市场提供的巨大的减排量被发达国家低价购买后,包装、开发成价格更高的金融产品在国外交易。我国碳交易市场刚刚起步,在当前低碳经济发展战略的形势下,探讨CDM下我国碳交易机制的建立、发展的对策和路径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CDM与我国碳交易
(一)CDM概述
CDM的核心是允许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项目级的减排量抵销额的转让与获得,即发达国家通过提供资金和技术,使发展中国家在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进行减排并从中获益,发达国家缔约方亦由CDM取得排放减量权证,以履行在议定书第三条下的承诺。CDM是基于项目的配额交易,其指标减排量是由具体的减排目标产生的,每个项目的完成就会有很多的信用额产生,其减排量必须经过核证。
(二)我国CDM项目的发展现状
截至2011年1月,在联合国CDM执行理事会(EB)批准注册的全球2744个CDM项目中,5.01亿吨CO2当量的核证减排量已经获得EB的签发,签发总量为2005年的501倍。其中,我国的注册项目占全部项目的42%,共有1168个项目成功注册。其所带来的效益非常明显,减排量被核证签发的约为2.677亿吨,占东道国CDM项目累计签发总量的53%。
碳基金和金融机构推动着CDM项目交易的发展。2006年5月17日,兴业银行与国际金融公司签署的《能源效率融资项目合作协议》为国际金融公司与首家中资银行合作开展的中国能效融资项目,接着其他中资银行也相继开展了基于CDM的项目融资业务。由财政部牵头、七部委共同运作的中国CDM基金在2007年3月正式运营;2009年7月,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为陕西两个装机容量合计近7万千瓦的水电项目率先以独家财务顾问方式引进CDM开发和交易专业机构,取得了成功,至少为项目业主带来额外出售碳排放权的收入约每年160万欧元,走在了国内银行的前列。
(三)我国CDM市场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碳产品交易量虽大,但碳信用产品的交易价格却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有些甚至低于同类型的发展中国家,主要原因有两个:首先我国的CDM项目都是以由买家承担全部的风险的“双边项目”为主要方式,这种低风险方式的收益也较低,使得中国在CDM交易的议价上没有多少优势;其次我国产生的减排量交易基本上是在初级市场完成交易的,而发达国家则运用远期合约购买产品在国外进行交易,使得发达国家掌握了定价权的标准和交易市场,我国只不过充当了来料加工厂的角色。
另外,CDM机制本身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CDM的审批标准是发达国家制定的,其审批机构大部分都在国外,所以我国CDM项目往往注册过程复杂、耗时时间长、成功率较低;二是CDM项目机制自身周期滞后和低效,导致交易成本过高、减排量损失严重和市场价值低下等后果。
二、全球主要碳交易市场的发展概况
(一)欧盟排放交易计划
欧盟排放交易体系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区域碳市场,涉及欧盟27个成员国,近1.2万个工业温室气体排放实体,还有众多的交易中心,如巴黎Bluenext碳交易市场、欧洲气候交易所(ECX)等。目前,全球总量的3/4以上的碳产品的交易量在欧洲市场中完成。欧盟排放交易体系有两个特点:一是遵约、风险管理、套利和获利了结等的交易目的多样化;二是EUA现货、期货和期权等交易品种多样化,欧盟排放交易体系交易品种的价值超过30亿美元。欧洲气候交易所(ECX)成功运用欧盟排放交易体系的配额机制使其成为全球最活跃的碳排放权衍生品交易市场。
(二)美国芝加哥气候交易所
美国虽然没有核准《京都议定书》,但于2003年建立了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它是全球第一个由企业发起的、以温室气体减排为目标和贸易内容的专业市场平台,其交易品种丰富,包括二氧化碳、甲烷、二氧化氮、氢氟碳化物、全氟化碳和六氟化硫等。荷兰、加拿大、中国等地区都设有该交易场所,如中石油及天津产权交易中心共同组建的天津排放权交易所(TCX)。其中,CCX2008年交易量和交易额分别是0.69亿吨和3.09亿美元,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
(三)印度碳交易市场的发展
发展中国家真正的碳交易所在印度。CDM生效之初印度采用双边开发,从2005年起其双边改为单边碳策略,通过储存注册成功的CDM项目所签发的CER来控制市场的波动及降低减排成本。由于金融机构、企业和民间组织的大力参与,印度碳交易市场的成交量稳定并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
三、我国碳交易市场现状及其前景
(一)碳交易现状
中国虽然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却没有被《京都议定书》纳入到强制减排计划,一直通过CDM参与全球的碳交易市场活动。我国的实体经济企业为世界碳交易市场创造了众多减排额,大部分是CERs。随着全球碳交易市场的发展,我国也在大力发展碳交易市场,现在已经形成了以北京环境交易所、上海能源交易所、天津排放权交易所为主的多家环境交易所,但是尚未形成一套规范统一的市场规则和法律制度来约束碳交易行为,而且碳交易产品比较单一,交易量也比较小。
(二)碳交易前景
具有强制减排任务的国家2008~2012年的减排义务在《京都议定书》中有详细的规定。根据国际权威机构有关数据,我国碳交易前景非常诱人。根据世界银行2010年的报告,只有2009年第一季度CER的输出量超过了需求量,而在2008年年底到2009年五个连续季度中的其余的四个季度均为需求量大于输出量(见下表)。这四个季度的供求缺口表明,我国CDM存在巨大的发展潜力。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预计,发达国家2012年要完成的50亿吨温室气体减排中一半要以CDM的形式出现。彭博新能源金融预测,只有CERs的预测供应量在《京都议定书》的有效期内是12.92亿吨的情况下才能够保证2012年的充足供应量,而截至2011年1月只有约5.01亿吨被签发,产生的巨大缺口也会给我国CDM项目的发展带来巨大的空间。
虽然现在还没有2012年以后的相关强制减排的法规出台,但是不可否认,碳交易的发展前景依然很乐观。据世界银行碳基金预测,如果2050年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550ppm,全球碳市场的需求将达到2008年的10倍,约为500亿吨,这说明碳市场发展空间很大。即便CDM在2012后发生改变,依据我国碳信用市场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发达国家强制减排的需要,也会有类似CDM的机制依据这种需要而产生。
四、建立和完善我国CDM下的碳交易对策
我国必须在低碳经济战略中建立自己的碳交易市场,从而使我国的碳交易市场逐渐成熟起来,交易平台、工具、产品融入国际市场,形成自己的市场定价机制和价格理论,从而能够参与世界的碳交易市场规则的制定,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低碳时代的国际碳交易竞争。
(一)加强对CDM项目的引导
1.加强CDM的宣传,重视人才队伍建设
对CDM进行广泛宣传,让企业转变传统观念,认识CDM的社会意义和经济意义。组织专门机构总结我国CDM项目注册过程中的问题,让企业了解CDM如何运作,给我国CDM项目的开发提供借鉴。
CDM的人才应该是金融、环境、能源等专业的复合型人才。我国处于碳交易市场发展的初期,应该加大对相关人才的培养,使之熟悉国家产业政策,能源政策和法规、CDM的开发和运作过程等。
2.提供专业的CDM咨询服务
CDM项目下的碳减排是一种虚拟产品,开发程序和交易规则都比较复杂,只有专业的机构具备此类项目的开发和执行能力。应该大力发展中介机构的分析、评估、规避项目风险和交易风险等方面的技术咨询服务体系来帮助企业。另外,政府作为CDM项目的倡导者,应该为清洁发展机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倡导金融机构为CDM项目提供配套的金融服务体系,给碳交易更大的发展空间。
(二)加强碳交易的制度构建
政府需要把发展碳金融切实纳入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框架内,积极引导各级市场规范有序地发展,达到合理配置环境资源的目标。我国碳交易尚处于试点阶段,排放权交易的审批和制度都没有统一的标准,因此应完善有关碳排放权交易的各层级法律、法规,规范碳排放权交易的运行,奠定碳排放权交易的法律基础。
(三)建立和完善碳交易市场
一是中国的环境交易所应加强与先进国家或地区同行的交流合作,将我国从国际碳市场及其形成的价值链中的低端角色释放出来,加大我国在国际碳市场交易的活动力度,逐步掌握国际碳交易市场的主动权,最终将我国碳市场发展成为国际化的交易平台。
二是处于市场的起步阶段碳排放减排系统应主要围绕基于项目的CDM和资源减排VER展开产品供应市场。政府应鼓励企业展开自愿减排并在资金、技术和碳税方面给予优惠。在有效的激励下,推动碳减排的理念和行动有机结合。
(四)创新碳交易产品
相比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碳金融市场,我国碳金融产品比较单一,多以基础产品出现,缺乏衍生产品的创新。因此,我国应大力鼓励金融机构推出适合国情的多种碳产品,如碳债券、碳基金理财产品、以CERs为质押的贷款、碳交易保险及碳期权、期货等的碳产品,以丰富碳产品市场,增加市场的流动性和效率。
(五)以CDM为契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一国货币的崛起,通常与国际大宗商品、特别是能源计价和结算绑定权紧密联系。目前,欧元在国际碳产品的结算中占据主要地位,美元和日元是仅次于欧元的结算货币,这些国家为使本国货币成为未来碳交易的主要结算货币都在积极构建与碳交易相关的货币体系。
在新一轮能源经济发展中,我国应以碳交易发展为契机,努力向国际碳交易市场看齐,加快与国际市场接轨的步伐,使人民币国际化并在结算中获得一席之地,最终使人民币成为新的“碳本位”国际货币体系的重要部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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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半年国际经济环境的主要特点
(一)全球经济和通胀“北冷南热”
主要表现在,今年以来,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就业状况都显著差于新兴市场经济体,通胀水平则低于新兴市场经济体。从发达经济体看:由于美国两党围绕削减财政支出问题的政治纷争旷日持久,奥巴马政府刺激经济的新计划缺乏财力保障,经济增速放缓。一季度美国经济环比折年率仅增长1.9%,差于去年四季度的3.1%。二季度以来,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4月份成屋销售环比下降0.8%,5月下降3.8%。消费支出减少,零售销售额5月环比下降0.2%。失业率上升,4月上升0.2个百分点至9%,5月进一步升至9.1%。在地震、核电站危机打击下,一季度日本经济环比下降0.9%,差于去年四季度的下降0.8%;4月失业率上升0.1个百分点至4.7%。从新兴市场经济体看:一季度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1%、印度增长7.8%、巴西增长4.2%、南非增长3.6%,远高于美、欧、日的同比增长水平。5月俄罗斯失业率下降0.8个百分点至6.4%,巴西失业率为6.4%,和4月持平,低于3月的6.5%,远好于美国和欧洲。但与此同时,大多数新兴市场经济体物价水平不断攀升。5月份印度批发价格指数同比上涨9.06%,俄罗斯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9.6%,越南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9.8%,菲律宾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4.5%;而美国和欧盟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仅上涨3.6%和3.2%。
(二)债务危机旧疾复发
一方面,希腊债务危机的发展增加了国际社会对欧债危机的担忧。今年标准普尔公司连续下调希腊信用评级至“CCC”(截止发稿时,标准普尔公司已将希腊信用评级降至“CC”,评级展望为“负面”),德国对希腊紧缩支出的强硬立场导致欧盟对希腊第二轮援助计划的磋商失败,穆迪公司随后又对多家法国银行发出了降级警告,认为该国银行业对希腊债券的风险敞口过大。另一方面,美国和日本的债务问题日渐严重。美国国会预算局预计,到今年底联邦政府债务将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70%,为二战后最高比例,远超近40年以来37%的平均水平。5月16日,美国政府债务总额触及14.29万亿美元的法定上限。但美国政府和国会对提高债务上限至今没有达成共识,这既限制了美国政府的发债能力,也打击了全球对美元和美国国债的信心。日本今年3月末国债占GDP的比重接近200%,远高于希腊债务危机爆发时的水平,在灾后重建支出巨大和人口结构老龄化严重的现实面前,偿债前景也不容乐观。
(三)大宗商品价格高位震荡
今年前4个月,西亚、北非局势动荡所引起的供应忧虑进一步推高了商品价格;5月以来,随着美国开始打击石油交易投机和调高贵金属期货交易保证金,商品价格出现回落,整个上半年,国际市场主要商品价格呈现“/\”型走势。从能源价格看,纽约期货交易所的原油期货价格1―4月从91.79美元/桶震荡上升到114.8美元/桶,6月底跌至约95美元/桶。从金属价格看,伦敦金属交易所铜价格1―4月从9235美元/吨上涨到10178美元/吨,6月底跌至9400美元/吨。铝价格1―4月从2361美元/吨上涨到2763美元/吨,6月底跌至约2530美元/吨。从粮食价格看,芝加哥期货市场大豆价格从13.05美元/蒲式耳上涨到14.74美元/蒲式耳,6月底跌至12.99美元/蒲式耳;玉米从6.08美元/蒲式耳上涨到7.886美元/蒲式耳,6月底跌至6.48美元/蒲式耳;小麦从8.07美元/蒲式耳上涨到9.506美元/蒲式耳,6月底跌至6.142美元/蒲式耳。
(四)世界金融市场波动加剧
欧洲债务危机处理进程的反复,引起了美元兑主要货币汇率的震荡和股市的回落。资本市场情况:衡量美元汇率变化情况的美元指数1月曾上升到81.32,5月最低下挫到72.7,6月底回升到74.5的水平。道・琼斯指数从1月的11574震荡上升到12876,6月底下跌至12414;日经指数从1月的10182.57上升到10891.6,6月底下跌至9816.09。贵金属情况:伦敦金属交易所黄金价格1―4月从1308.37美元/盎司上涨到1576.51美元/盎司,6月底跌至1499.95美元/盎司;白银价格1―4月从26.42美元/盎司上涨到49.81美元/盎司,6月底跌至34.7美元/盎司。国际资本流动情况:上半年由于新兴市场经济体保持强劲复苏态势,加之同发达国家的利差持续扩大,国际资本大量流入新兴市场经济体。国际金融协会(IIF)近期报告称,去年和今年流入新兴市场的资本总额分别达9900亿美元和10410亿美元。
(五)各国间宏观政策分歧增大
一方面,经济增长、就业低迷和天灾人祸导致美国和日本不愿退出经济刺激政策。美国6月末仍决定在较长时期内维持较低利率水平,将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0―0.25%。日本今年以来不断加大量化宽松规模,在震后不到30天里向金融市场注资约1.32万亿美元,比美国第二轮“量化宽松”规模多出一倍。欧洲央行在欧债危机面前暂缓加息脚步。另一方面,新兴市场国家早已进入加息周期。比如巴西6月8日加息25个基点至12.25%,这是其今年内第四次加息;印度6月16日加息25个基点至7.5%,这是其自去年3月份以来的第十次加息。
(六)突发事件频发影响复苏进程
今年以来,西亚北非政局动荡、日本地核危机爆发、“基地”组织头目更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被捕和欧洲大肠杆菌疫情蔓延等突发事件的到来,从不同层面对世界经济运行产生了重大冲击和影响。主要表现是:西亚北非政局动荡与日本地核危机导致全球能源开发与利用格局发生变化,加剧了金融和商品市场波动;IMF总裁被捕和德国疫情阻滞了IMF和欧盟对债务危机的处理进程,恶化了德国与欧盟小国间的经贸关系;拉登死后美国军事战略重心出现从西亚向东南亚转移的迹象,导致全球对东南亚经济增长会否受到影响产生忧虑。此外,各国自然灾害持续多发重发等问题,也为国际经济环境增添了新的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
基于以上情况,国际机构不断调低对全年世界经济的增长预测。比如,IMF在6月预计今年世界经济增长4.3%,比4月份预测调低了0.1个百分点。其中,预计发达经济体增长2.2%,调低了0.2个百分点,美国增长2.5%,调低了0.3个百分点;日本收缩0.7%,调低了2.1个百分点;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巴西增长4.1%,调低了0.4个百分点。世界银行6月预计今年世界经济增长3.2%,也比1月预测调低了0.1个百分点;发达经济体增长2.2%,调低了0.2个百分点,其中美国增长2.8%,调低了0.2个百分点,日本增长1.8%,调低了1.7个百分点。
二、下半年国际经济环境展望
展望全年世界经济发展前景,既要清醒认识复苏态势基本确立的方向,也要充分估计复苏过程中出现的反复,我们认为:
一方面,世界经济仍将缓慢曲折复苏,近期不会出现二次探底。从预测分析看:以IMF预测4.3%为例,和上世纪80、90年代以及本世纪前10年年均3.3%、3.2%和3.6%的实际增速相比,应该说速度并不低,而且这个预测是在2010年世界经济增长5.1%基础之上的。IMF同时肯定了全球贸易发展前景,把今年世界贸易增长预测调高了0.8个百分点至8.2%。IMF还把欧元区2011年的经济增速预测调高了0.4个百分点。从增长动力看:新兴市场经济体特别是亚太地区总体经济发展势头强劲,全球治理结构调整在曲折中持续推进,新能源、新材料和信息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得到各国政府大力扶持,这些都是有利于全球经济继续复苏的积极因素。此外,6月24日起美国联合多个国家开始释放原油战略储备,这对遏制大宗商品价格过快上涨也有助益。
另一方面,存在着拖累全球经济下行的“两大风险”和“一大不确定性”,不排除全年经济增速呈前高后低的可能。第一个大的风险是,欧洲债务危机可能延宕下去并引起连锁反应。虽然德法不会放任欧元区分崩离析,美国也不会坐视欧洲内乱伤害其地缘政治利益,但欧洲债务危机很可能久拖不决。这是因为,德、法想借机迫使欧元区边缘国家让渡财政自,始终把实施严苛的紧缩政策作为施援条件,对此希腊等国难以迅速接受;同时美国也在通过频降欧洲各国评级等手段炒作欧债危机,防止欧洲实现真正一体化后增强竞争优势。欧洲债务危机还会引起连锁反应。这主要包括希腊一旦债务重组对其他国家“赖账”的示范效应,以及紧缩政策削弱欧洲的经济增长动力并引发社会不稳定等。第二个大的风险是,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可能持续高企。国际能源利用格局的变化会刺激油价,全球粮价也可能由于供应紧张而上涨。石油方面,日本核电站事故不仅迫使日本中止原有核电发展计划,还导致德国、意大利和瑞士放弃核电。这必然导致全球对化石能源的争夺加剧,并为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限产提供借口。今年6月,6个OPEC成员国已经反对上调石油产量,国际能源署也把2011―2015年平均每桶油价的预测调高了19美元。粮食方面,联合国粮农组织6月认为,今后10年全球农业产出年均增速将从前10年的2.6%下降到1.7%,导致谷物和肉类价格将分别上涨20%和30%。与此同时,受地缘冲突风险增加影响,全球物流价格有所上涨,特别是反映国际货运价格变动的波罗的海指数(BDI)1月从1107起持续回升,6月最高曾涨到1489,下半年仍可能继续上扬。
“一大不确定性”是,美国宏观政策取向的不确定性。一是关于美国债务规模调整的问题。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惠誉警告称,如果美国国会未能在8月2日前提高联邦政府的债务上限,美国的债务信用评级将被列入负面观察名单。如果美国政府无法支付8月15日到期的票面利息,美国信用评级将被列入“有限违约”等级。为避免国家信誉受损,美国迟早要调高债务规模。但是,如果过度调高债务上限,会增加美国国债的外销压力,引起美元贬值和通胀加剧。如果调整不到位,又不足以应付美国政府开支,可能导致美国经济增长进一步放缓。二是美国宽松货币政策的前景问题。尽管在美联储6月份议息结果中“第三轮量化宽松”暂时不在计划内,但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也表示,“经济疲弱的深化可能改变美联储的想法”,这让各界对美国会否变相实施新的量化宽松政策争议很大,同时也加重了美元和大宗商品走势的不确定性。
下半年国际经济环境变化对我国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主要是: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高位震荡增大我国内输入型通胀压力,欧债危机延续导致我国购入欧债的收益变化,美日经济增长放缓对我国扩大外需与人民币升值同时造成压力。
与此同时,我国也面临着一些新的发展机遇。第一,欧债危机为我国通过援助欧洲获取更大国际影响力和更多经济利益创造了条件。第二,日本地核危机为我国通过援助日本争取先进产业、技术与人才的转移创造了条件。第三,美欧在北非的军事行动对俄罗斯的传统地缘利益造成威胁,将促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主动与我国加强经贸合作。第四,在世界经济缓慢曲折复苏进程中,我国企业“走出去”也存在可以利用的机会。
三、把握机遇、应对风险,在复杂的国际经济环境中保持国内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针对我国发展外部环境的新变化和可能的影响,我们要把短期调控政策和长期发展政策有机结合起来,从变化的形势中捕捉和用好发展机遇,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防范和化解风险,牢牢掌握经济工作的主动权。
第一,未雨绸缪,做好应对各种风险的预案。在保持宏观经济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前提下,进一步增强前瞻性、针对性和灵活性。一方面,要针对国际做好“沙盘推演”,提前准备好各种调控预案,特别是对我不利情况下的宏观调控预案,比如美国一旦再次推出量化宽松政策后我国宏观政策的相应调整,以及认真研究反制欧、美、日以债务危机恶化为借口“赖账”的措施。另一方面,要根据国内地区发展差异大、经济基础不平衡的现实,研究制定差别化的调控政策,坚持区别对待,有促有控,促进重点行业和欠发达地区加快结构调整和高质量、高效益地发展。
第二,加强防范,抑制输入型通胀的冲击。夏粮再获好收成,为我国控制全年粮价上涨奠定了良好基础。但是,其他初级产品国际价格的高企以及全球航运价格的回升仍会对我国物价调控增加难度。为此,我们应沉着应对,综合施策。建议抓住6月底美国开始释放原油战略储备短期冲击油价,以及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签订合作条约的有利时机,积极扩大石油、粮食和其他战略性物资的进口;继续限制“两高一资”产品出口,搞好煤、电、油、气、运等生产要素的供需衔接,毫不放松地推进节能减排工作;运用关税、汇率杠杆,减轻能源资源和重要商品进口企业的税赋,降低经营成本;强化对市场价格特别是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商品价格的监管,正确引导社会舆论,避免在外部因素诱使下投机分子借题炒作食盐等类似事件的发生。
第三,多措并举,保持国内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在我国国内金融市场与世界金融市场联系日益紧密的背景下,下半年世界金融市场的动荡也会对我国金融市场带来冲击。为此,一是要稳定市场预期,在坚持房地产调控政策不动摇的同时及时出台有利于股市健康稳定发展的政策措施。二是要加强资本项目管制,特别是防控短期投机资本急速流出和流入导致国内股市、房市的大起大落。三是要在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步伐的同时尝试扩大人民币对美元的日波动区间,降低市场对人民币单边升值的预期。
〔关键词〕 新能源装备;进出口贸易;产能过剩;产业升级
中图分类号:F753文献标识码:A文
章编号:10084096(2015)05007906
一、引言
中国新能源装备制造业最早可以追溯到1976年,宁波和开封的两家工厂开始制造太阳能电池,这是中国新能源装备制造业的开端。1986年中国从丹麦进口了风电机组,随后不久进口太阳能电池生产线。但直到21世纪初之前,中国新能源装备制造业都处于低速发展阶段,技术和工艺水平虽然有一定提高,但与国外相比差距仍然巨大。2004年是新能源装备制造业的转折点,这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开始起草,2005年开始颁布施行,极大地促进了新能源产业的发展,2004年至今中国风电装机规模增长了七十多倍,光伏装机规模增长了一百多倍。新能源产业蓬勃发展,带动了上游新能源装备制造业,并逐渐具备一定的出口能力,成为世界新能源国际贸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世界经济发展速度放缓,中国新能源装备进出口贸易不仅面临自身发展过程中的技术、市场、产业和政策等问题,而且还面临国际市场上贸易摩擦增多、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经济合作受阻等瓶颈。提升中国新能源装备产业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和核心竞争力,实现产业升级和发展是破解新能源装备进出口贸易难题的关键,也是当前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相关研究
新能源装备主要包括太阳能装备、风能装备、核能装备、生物质能装备、海洋能装备和地热能装备,中国具有出口能力的主要集中在太阳能装备和风能装备,相关研究也主要集中在这两个领域。2008年国际市场环境非常有利于太阳能光伏产品的生产,特别是美国新能源政策带动了光伏产业的发展,大量中国企业快速进入这一行业,成为光伏产品的代工厂,还有一些企业在美国成立承包光伏发电项目的子公司。这一时期的国内研究多集中在采用何种商业模式来促进光伏产业的发展,刘仰焰和沈玉良[1]对光伏企业加工贸易生产控制模式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对光伏企业产生较大影响的是上游多晶硅料件市场价格,而进口料件和出口光伏产品的模式更适合民营企业的发展。尽管这一时期中国光伏产品出口势头良好,仍有很多研究注意到光伏产业的潜在危机,孙广彬[2] 认为中国光伏产业存在企业规模偏小、低价无序竞争和自主创新能力低等问题。顾列铭[3]认为中国光伏产业缺乏核心技术,光伏产品约九成都依靠出口,过于外向的市场导向使中国光伏产业隐忧多多。
2012年7月德国光伏电池组件企业联合向欧盟委员会申请对中国光伏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从此中国光伏产业遭遇出口危机,2012年出口额同比下降三成,出口数量同比下降近一成,出口价格则同比下降三成。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分析中国光伏产品出口贸易现状与问题,邢章萍[4]认为应正视光伏“双反”。陈晓梅和孙梦溪[5]认为高额惩罚性关税引发了光伏产业困境,提出应引导光伏产业进行优化整合,提高产品竞争力,同时扩大内需,解决产能过剩。孟祥铭和隋欣[6]使用2008―2013年中国光伏产品出口数据,基于CMS模型分析了中国光伏产品出口的特征和影响因素,结果发现市场规模效应一直为正,说明世界光伏市场的需求是不断增加的,而出口市场结构效应存在波动性,主要是由于中国光伏产品出口市场过于集中,也表明中国光伏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在下降。
中国风电装备的发展与太阳能光伏装备类似,十年前中国风电装备基本依赖进口,在风电装备发展早期,学者们多数在探讨如何实现进口替代。叶瑛莹和赵媛[7]认为中国风电机组国产化率太低,2003年国产化率为12%,风电机组的进口依赖过高导致发电成本和价格过高。刘家澄[8]认为中国不能长期依靠进口发电设备,必须走风电机国产化的道路,并对风电机国产化进程提出建议。这一时期也有学者担心国内风电装备制造业是否会受到国外冲击,施鹏飞[9]认为国外风电市场空间较大,外国制造商对中国市场暂时还无暇顾及,应抓紧风电装备制造企业的发展。随着中国对风电装备制造的持续扶持,以及大量国内风电装备制造企业的进入,2003年之后中国风电装备制造业开始逐渐有竞争力,并高速发展,2010年培育本土风电装备制造业和降低风电成本的目的已经达到。
2011年之后中国风电市场发展放缓,风电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开始减速,这一领域的企业不得不积极开拓国外市场,不过此时世界风电产业也都进入低谷,风电装备制造业开始出现产能过剩。时Z丽[10]从风电的技术、装备和市场发展等角度总结了世界风电产业的进展,分析了2008年之后美国、德国和西班牙等风电大国政策的调整和支持风电发展的实际行动,认为中国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应及早准备,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周原冰等[11]对西班牙风电发展情况、电源结构和电网特点进行了介绍,分析了其在促进风电消纳和保障电网安全运行方面的举措,提出了推动中国风电与电力系统协调发展的启示和建议。2010年之后很多学者开始注意产能过剩问题,但对于“过剩”的概念仍存在分歧,王晓慧[12] 提出风电产业不能简单地定性为产能过剩,如果说过剩,也是相对过剩,更准确地说,是在较低水平上的相对过剩。王立国等[13]认为只是低端的风电装备出现过剩,他们建议发挥市场机制淘汰落后产能的作用,加大行业发展专项研发投入,落实新能源发电全额保障性收购制度,培养地方政府和企业的理性投资观念,打造国内企业的成本和质量优势。
三、新形势下新能源装备进出口贸易的发展趋势
国际能源有效需求不足、碳排放交易低迷和“双反”等复杂的国际市场环境,是否意味着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前景堪忧?新能源装备进出口贸易发展趋势如何,中国新能源装备的国际市场地位如何?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将有助于中国新能源装备进出口贸易发展路径的选择和产业升级的风险预测。
1新能源产业发展前景广阔,国际需求不平衡
根据英国石油和天然气巨头BP的《2014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13年世界发电量约为23 127太瓦时,同比增长22%。可再生能源消费(包括风能、太阳能、地热能、生物质能和其他可再生能源)大幅度提高,从2002年的2409太瓦时增加到2013年的1 2343太瓦时,年均增长率达到15%,占全部电力消费的比重从17%提升到53%,远远超过了同期世界总发电量年均增长33%的速度。可再生能源消费的快速增长与近年来各国对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视和可持续发展理念密切相关。面对未来能源供应不足的危机和环境污染,为了寻求稳定充足清洁的能源来源,世界各国都把发展可再生能源列为本国能源政策和战略的重要内容。
2013年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新能源消费量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核能方面,欧盟和美国的核能消费量比较大,约达到200百万吨油当量,占世界核能消费量的687%,日本自2011年地震海啸核泄漏事件后的核能消费持续下滑,2013年仅为33百万吨油当量,比2012年下降186%。水能方面,中国处于领先位置,占世界消费量的24%。风能方面,欧盟和美国消费量相对较大,中国表现出了强劲的增长势头,2013年比2012年增长378%。相对于其他能源而言,太阳能、地热能和生物质能等新能源消费量较小,欧盟表现尚佳,2013年其太阳能消费量为187百万吨油当量,比2012年增长173%,占世界太阳能消费量的662%,地热能和生物质能消费量为384百万吨油当量,占世界消费量的352%。其他经济体虽然基础薄弱,但也表现出了强劲的增长势头,2013年非OECD国家太阳能消费量比2012年增长846%,地热能和生物质能等新能源消费量增长91%。整体来看,虽然新能源尤其是太阳能发展迅猛,但在世界能源结构中的占比依然偏低,改善传统能源结构的作用尚未发挥。一方面,作为新兴产业,新能源产业尚无坚固的发展基础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不可预测的外部冲击对新能源产业的发展造成了致命性的打击,并且这种影响不能在短时期内消除。另一方面,各个经济体之间的不同消费水平也暴露了新能源产业发展进程中新能源技术及其导致的成本收益差异的重要性。虽然新能源具有清洁和可持续的良好特性,但在技术条件限制下的高昂成本,迫使大部分国家仍然依赖化石能源发展国民经济,中国有80%的发电量来源于煤炭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2世界新能源装备进出口额下滑,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2013年世界新能源装备进出口贸易总体呈下滑趋势,主要新能源装备进出口额包括多晶硅(含硅量不少于9999%)、光敏半导体器件(主要为太阳能电池)、其他非电热的快速或贮备式热水器(主要为太阳能热水器)和风力发电设备等。2013年美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和中国新能源装备进出口额2012年分别下降22%、25%、21%、55%和4%。2013年日本进出口额达到1396亿美元,比2012年增长23%,增加额主要来自于进口额的大幅增加,从2012年的484亿美元增加到2013年的866亿美元,增加了80%,其中部分原因是日本核能产业停滞和后退,使其不得不转向其他能源发电,2013年太阳能消费量比2012年增加了754%。国际需求不足仍然是新能源产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基于此引发的新能源产业贸易摩擦冲突将会越来越多。2013年世界出口国受到反倾销调查的案例有283件,比2012年增长354%,反补贴调查为33件,比2012年增长435%,也是1995年以来件数最多的一年。尽管世界经济复苏在望,但财政悬崖和新能源出口市场补贴削减等仍然存在,金融改革尚未完成,金融风险、新兴市场风险和地缘政治风险等相互叠加的经济下行风险已然出现。出于对新能源产业发展的战略重视和对市场脆弱性的担心,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对新能源装备进出口贸易造成了不利影响。
四、中国新能源装备的国际市场地位
1国际市场占有率低,国际竞争力弱,易受外部冲击
2009年中国风电装备出口额比2008年增长-284%,2010年继续大幅下降,年增长率为-626%,2011年转而上升5200%,2013年出口额几乎没有变化,增长率仅为01%。中国已经成为连续多年遭受“双反”调查最多的国家,除了贸易保护主义的原因外,与出口的新能源装备附加值低、技术含量不高和薄利多销的贸易政策也不无关系。制造优势是中国新能源产业得以快速发展的关键因素,也导致了中国新能源装备制造业过多集中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易受外部经济冲击的影响,表现为出口额增长率上下波动幅度很大和国际竞争力弱。中国多晶硅、风力发电设备和非电热热水器等新能源装备制造业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均低于10%。随着新能源技术和市场的发展,中国新能源装备制造业并没有快速占有国际市场,暴露了中国新能源装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偏低的事实。核心技术和技术创新缺乏,创新性复合型人才匮乏,难以获得多晶硅高端提纯、风机整机的研发与设计和关键零部件制造等先进技术,在关键环节受制于人。在核心技术和有效行业规制欠缺的情况下,大量企业涌入新能源装备制造业形成了恶性的低价竞争,扰乱了市场秩序,危害了产业的长期健康发展。政府扶持环境一片向好,但财政补贴、政策扶持工具与方法有时过于简单化和流程化,不仅降低了政策效果,而且容易受到贸易保护主义的打击。
2结构性失衡严重,产能过剩和技术缺位并存,国内能源问题未得到有效缓解
2013年中国光敏半导体器件(主要为太阳能电池)国际市场占有率达到40%,成为新能源领域的领头羊,其他新能源产品则表现平平,徘徊不前。近些年,随着中国自主创新的增多,存在贸易逆差的产品逐渐减少,2009―2013年一些产品的净出口额从负转正。但对核心技术的掌握仍然欠缺,在相关产品的设计和制造上与国外先进技术有很大差距,需要大量进口。2013年世界新能源企业500强中, 中国企业占据147席,但大都居于后列,前10名为美国和德国等发达国家的企业,前50名中仅有3家中国企业。从商品结构来看,出口结构与进口结构失衡,新能源装备出口产品中劳动密集型产品多,技术密集型产品少,加工成分大,附加值低,技术落后仍然是中国新能源装备的发展瓶颈,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因而也难以撼动发达国家的优势地位。
从贸易区域结构来看,中国新能源装备的出口区域结构在2012年前后发生了巨大变化,风力发电设备对美国的出口额占全部出口额的比重从2012年的390%突降到2013年的05%,对德国从2010年的53%下降到2013年的02%,对南非从2009年的不到01%增加到2013年的215%。多晶硅对美国的出口额占全部出口额的比重从2011年的56%下降到2013年的09%,对法国从2009年的39%下降为2013年的02%。光敏半导体器件(包括太阳能电池)对法国的出口额占全部出口额的比重从2009年的26%下降到2013年的04%,对德国从2009年的351%下降到2013年的31%,而对日本则从2009年的20%增加到2013年的200%,对南非从2009年的01%增加到2013年的31%。中国主要新能源装备出口在欧洲市场和北美市场全线下跌,出口额大幅度下降,有的产品转向亚洲市场和非洲市场。中国新能源装备出口结构的变化,固然有经济危机和贸易保护的原因,但出口市场不平衡和对某一市场过于集中的特征,不仅增加了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出口风险,在贸易条件改变的时候增大了企业面临破产和退出市场的概率,而且也增加了贸易摩擦的可能性。
从能源生产结构来看,目前中国仍以原煤为主要能源,2013年占能源生产总量的756%,相比2004年的771%,占比并没有大幅度变动。水电、核电和风电生产量在2013年达到37 060万吨标准煤,占能源生产总量的109%,仅比2004年增长约3个百分点。中国致力于发展新能源产业,在发展战略上相对偏重新能源装备制造业的出口份额,忽视了新能源装备在国内的应用,有体制的原因,如上网电价实施步伐缓慢和电力价格体制改革滞后等,这不利于传统能源结构的改善,不仅国内市场得不到开发利用,而且在输出清洁能源的同时把生产时所附带的污染和高碳排放量留在了国内。
五、新能源装备进出口贸易的发展路径和产业升级风险
1新能源装备进出口贸易的发展路径
产业升级存在风险并不是新能源产业安于现状的理由,只有升级到全球价值链的高附加值阶段,才能保证产业长期快速健康发展。不同国家的产业基础和区位优势不同,升级路径和政策也不同,但主要是通过推动企业创新技术、产品、生产过程和功能以及拓展产业链等路径来实现。就发展路径而言,附加值和国际市场占有率同时提高是最佳选择。由于现实情况的存在,二者不能兼顾并且前者的难度更大,在过去十几年中,各个国家的新能源装备进出口贸易凸显了多种发展路径。
一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利用区位优势、政策优势和比较优势,以在新能源装备中贡献较低附加值为代价,提高其国际市场占有率,随着新能源产业的成长和市场力量的增加,进入高附加值产业链。美国作为新能源产业的领头羊,一度在产业链中占据关键环节并贡献了高附加值,但随着其他经济体的参与份额增大,美国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逐渐降低,这一特征也出现在在新能源领域领先的其他国家身上。如日本光敏半导体器件(主要为太阳能电池)的出口额从2003年占世界出口总额的36%降为2013年的12%。相反,中国在这些领域的国际市场占有率都有可观的提高。
二是发达国家在新能源产业的领先地位没有实质性受损,并且获得了新能源产品的真正价值。新能源产业不同于其他产业的是低碳减排、改变传统能源结构和应对未来的能源危机,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到新能源产业链的过程中,不仅没有获得高附加值,而且在制造新能源产品过程中由于使用煤等高碳能源可能违背节能减排的初衷,存在高消耗本国能源为他国供给低价节能产品的负效应。
三是在致力于参与到新能源产业链的过程中,有些企业即便获得了较高的生产能力和出口优势,也并不一定能进入到核心和高技术含量环节,通过继续加大投资和收购兼并进入相邻环节往往是该产业企业进一步采取的措施。或者复制发达国家产业发展初期的路径,即进口产业发展相对落后的其他国家的中间产品和服务,提升其在新能源产业多个环节的主导地位。或者调整产业结构,更新产品目录,开辟国内市场,以扩大国内消费为目标,缓解国际市场上的产能过剩问题。
2新能源装备产业升级的潜在风险分析
提高生产率和附加值是摆脱粗加工、劳动密集型发展模式和促进产业升级的主要方式。在升级过程中,由于初始条件、外部环境、国际规则和市场竞争等因素的影响,不可避免地带来相应风险。
一是新能源装备制造技术存在转让和自主创新双难困境。新能源装备制造业核心技术掌握在美欧日等国家手中,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承接了价值链上的中下游环节,能耗高、劳动力密集和“加工厂”是处于该环节的企业的共性。与其他产业相比,新能源装备还有用清洁可持续能源替代传统化石能源的发展目标。因此,发达国家为了长期获得新能源产业核心技术的创新收益和新能源应用的环境收益,在技术创新、使用和转让方面设置诸多壁垒。然而,越不发达的国家在技术方面越处于弱势,研发能力有限,整体水平不高,需要更多帮助。另外,技术转让也是一把“双刃剑”,可以在产业的初始阶段得到迅速发展,但在中后期阶段易受到牵制,成为技术的跟随者,不利于自主创新。根据战略性新兴产业专利文献引证分析报告,国外新能源专利引用次数是国内新能源专利引用次数的2―3倍,其中美国专利被中国引用的次数最多。在原始创新层面,国外专利具有集成创新性质,即通过整合不同领域的技术进行跨领域创新,中国的创新模式则更接近于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技术基础相对薄弱,涉及领域较窄,局限于本领域创新。
二是路径依赖下发展模式转型存在生存风险。产业升级本质上是一个制度变迁过程,中国新能源产业属于新兴产业,处于产业生命周期的成长阶段,在发展模式上走的是传统加工贸易老路子,利用制造环节的优势快速扩大生产规模,获得行业地位。但不能不承认,这是一种用长期效率换取短期利润最大化的经济行为,过于集中制造环节,市场开发、产品营销和应用等环节必然相对薄弱,高昂的转换成本和难以兑现的短期利益把新能源企业限制在低附加值的经济活动中,成为新能源产业升级的现实困难。这种发展路径附带的产能过剩负效应更使得企业无暇顾及长远发展规划。
三是产业升级过程中会影响利益相关者的固有利益,而利益相关者将利用权利介入经济活动。在税收增长和政绩目标下,地方政府官员更为关注任期内地方经济整体发展、产业升级后的短期效益、当地就业、居民收入和社会影响,面对产业升级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风险,有可能通过改变政策支持内容和方式影响新能源产业升级。与新能源企业依存度很大的供应商和销售商等上下游企业,将会考虑产业升级后订单大幅度变化对自身经营的影响,都有可能阻碍产业升级。
四是产品功能升级产生的影响给市场结构带来风险。产品质量和行业标准提高后,企业生存、进入和退出市场的条件自然发生相应变化。企业面临兼并、重组、破产和倒闭的风险增大,新企业进入门槛提高,如2013年世界新能源企业500强中,中国企业比去年减少24家。新能源装备国际市场占有率在短期内也会出现下降,进出口贸易总额出现下行压力。另外,市场经济具有系统性,某一环节的技术水平提高,但其他相关环节的创新相对滞后,企业需要重新配置生产要素和协调生产活动。
六、政策启示
积极推进新能源产业发展和升级,对一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增加国际市场上的进出口额可显著促进新能源产业发展,但也存在潜在的风险。对于中国而言,新能源装备制造业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实现市场份额扩大和发展战略内在统一,并促进节能减排和能源结构转型。区位优势和政策优势下的“加工厂”模式,迅速增加了中国新能源装备的进出口额,提升了国际市场地位。同时,中国也意识到低附加值和环境效应问题,积极通过出台政策推动新能源装备制造业向高附加值产业链升级和延伸。但受技术水平和市场环境的影响,以及低附加值、产能过剩、贸易壁垒和体制约束等难以在短时期得到解决的客观问题,致使中国新能源装备制造业的未来发展之路成疑:积极扩大出口贸易规模的工业型发展战略与新能源产业发展战略是否长期一致?是否存在其他占优发展路径?基于此,可归纳出中国新能源装备进出口贸易发展的政策框架。
1创建和改善进入高附加值和高技术含量价值链的前提条件和环境,避免产业升级风险
利用中国在新能源装备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程度优势、竞争优势、集聚优势和基础设施优势等,以互利共赢为原则,搭建与新能源领域领先企业紧密合作的贸易平台,优先鼓励和支持技术和技能合作。改善技术投资的环境,为人才引进培育开辟绿色通道,完善专利政策,保护技术创新,搭建专利技术、投资渠道、技术团队和生产销售团队之间的对接平台,突破技术成长初期资金、营销、管理和品牌等企业运营方面的限制,缩短技术与市场应用之间的距离。对新能源装备制造领域的技术创新从技术含量、复杂程度和价值创造等方面进行细化分类,就其在产业链中的层次地位和关键性设定不同的发展目标、战略定位和政策支持。将技术升级与新能源产业长期发展战略相结合,对技术的强烈关注可能致使出口份额下降和发展速度缓慢,因而进入高附加值和高技术含量价值链的发展规划应以中长期为主,将新能源装备出口贸易的评价标准界定为价值创造的绝对贡献和关键性突破。
2构建国内生产能力,打造产业升级空间
立足于产业和经济的整体发展战略,促进新能源装备进出口贸易的效益最大化,扩展其在促进产业发展、就业和经济增长方面的贡献。以新能源装备领域的领先企业为龙头,建立产业集群,促使中间产品和服务出口在集群内转移,制定有效的行业标准,帮助集群内企业提升技术和工艺标准,适应国际贸易规则和惯例,应对国际化的挑战。建设有助于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服务平台和基础设施,支持和鼓励新能源装备技术领域的创业,适当放宽新能源装备领域的审批限制,设计全面系统的创业扶持政策框架。培育有效竞争和可持续发展环境,制定相关的价格操纵和垄断治理政策,分类制定资源税以提高稀缺资源利用效率。
3调整和协调进出口贸易和投资政策,提供法律和相关支持
新能源装备生产过程中进口瓶颈是产业发展的最大潜在风险,借鉴历史经验,针对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政策制度和经济活动分别制定贸易投资政策,建立关键零部件贸易的预警机制和防范机制。增强国内企业与国际合作伙伴之间的议价能力,为其进入高附加值产业链的经济活动提供政策支持和配套措施,支持和促成集体谈判,增加制衡谈判力量。加强政府和企业双方面协调合作,规避、预防和有效抗击“双反”等国际贸易摩擦和贸易保护主义行为。设置新能源装备进出口贸易的法律法规培训课程,加强政策领域、法律领域和相关制度之间的协调机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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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较强的创新性。
在激烈的竞争压力下,创新成为中小企业的生存之道,而且中小企业组织层次少,上下级关系近,对市场反应灵敏,这些优点决定了中小企业具有更强的创新能力。
2.低廉产品成本的优势。
劳动密集和劳动力的廉价,是中小企业在资源上占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中小企业大多属于劳动密集型,劳动成本比较低,加之我国地域辽阔,资源丰富,材料配件价格低廉等,这些生产诸要素的优势,构成了产品成本低,售价低廉的优势。在国际市场上,我国中小型出口企业以物美价廉取得了较大的市场份额。
二、中小型出口企业所面临的出口困境
中小型出口企业在21世纪初呈蓬勃发展之势,已逐步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之一。但是由于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我国中小企业在对外贸易发展中普遍面临较为严峻的出口困境。
1.中小企业管理体制不健全,阻碍了中小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壮大。
目前我国的中小型出口企业绝大部分采用家族式的管理体制,虽然这种管理体制能够满足企业经营要求的统一性和行为的一致性,也能节约管理费用。但是这个家族式的管理机制在随着中小型出口企业的发展壮大,其弊端也逐渐显现出来,在企业销售制度、人事招聘管理、人事分工、职工培训、办公室管理等方面的问题也逐渐突出。许多中小型出口企业的经营者缺乏企业管理经历,总是一边闯市场,一边凭经验对企业进行管理,盲目追求短期效益,强调利润最大化,忽略了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长远战略目标。
2.劳动力、原材料和能源等成本攀升,利润空间受到严重挤压。
成本攀升主要体现在劳动力成本攀升和原材料以及能源价格上涨等方面。金融危机后,企业综合经营成本普遍上升,利润空间不断受到挤压。由于受到东南亚等出口导向型国家的竞争,只有少部分企业可以通过提高出口产品价格将部分成本转嫁到客户身上,而且提价的幅度很低。近几年,企业工人工资水平上升较快。即便如此,工人流转率仍居高不下,很多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招工缺口明显。随着市场环境逐步回暖,企业生产订单增加,同类企业对原材料的需求量大大提高。而且,近几年原材料价格普遍上涨,但不同行业原材料短缺情况不同,价格上涨幅度也有所差别。受国家能源调控政策的影响,全国多个地方出现限电情况,能源供应趋紧已成为制约企业生产扩大的重要因素。
3.品牌竞争力普遍不高。
大多数出口型中小企业是劳动密集型企业,生产出口以贴牌加工为主,由于利润微薄,人才匮乏,很难培育自己的品牌和核心技术。一些小型出口企业为跨国公司充当加工组装车间,靠跨国公司的知名品牌和销售渠道维持生存,出口产品单一,附加值低,产品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动力和能力均不足。加上中小企业的产品可替代性强,面对激烈的行业内部竞争,缺乏产品定价的话语权,以至利润被一再压低,部分出口型小企业甚至面临生存危机。
4.次贷危机和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压力。
全球范围内的金融危机导致的国际市场需求萎缩是中小型出口企业难以良好发展的主要外部原因。其中最为直接的影响就是进出口受限,市场需求下滑。虽然我国经济自身具有的特殊性让许多企业受到的波及不大,但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出口企业却难以置身事外。大量的外向型外贸企业利润严重下降,许多中小型出口企业因为订单不足导致企业倒闭。与此同时,金融风暴导致我国对国际市场投资基金下滑,这也让中小外贸企业融资难度增加。人民币的升值意味着国内人民可以用更为低廉的价格购买许多国外高技术含量的产品,而对我国低廉劳动力和低附加值的产品的购买量就严重下降,这无疑是中小型出口企业市场占有率下滑的重要原因,这也严重影响着我国中小型出口企业的发展。
5.我国中小型出口企业融资难,限制了中小型出口企业经营发展和出口规模。
融资难是制约中小型出口企业的瓶颈,一般说来,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融资的途径有两条:(1)内源融资,即企业将自己的积累转化为投资的过程;(2)外源融资,即企业吸收其它经济主体的闲散资金转化为自己投资的过程。在我国,中小企业的资金主要是通过内源融资获得。而在出口业务中,中小企业缺乏进出口信贷支持和出口信用保险,限制了企业开拓市场的能力,并且使出口业务的风险缺乏防范措施。在创业初期,中小企业主要依靠自有资金,利润留存来满足企业资金运作需求。但随着企业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大,日益需要从银行间接融资,考虑到中小企业信誉及偿还能力,许多国有商业银行不愿贷款给中小企业,这就限制了企业的进一步的发展。由于缺乏国家或银行的进出口信贷支持,使得中小企业出口规模受到了限制,而且很多中小企业缺乏出口信用保险业务,不利于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
6.制约中小型出口企业的外贸政策体制不完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贸管理体制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日益适应对外贸易发展的基本要求,对外贸易的体制障碍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根本性消除。但是,目前仍有不利于中小企业出口的地方,外贸进出口审批制改为登记制以后,对促进中小企业产品出口起到积极作用。但是,目前从登记制手续上看仍然存在着不利于中小企业产品出口的地方。登记制的手续并不比审批制少,由于管理体制产生的高成本并没有得到有效消减。
三、提高中小型出口企业竞争力的对策
1.深化中小企业内部管理体制改革。
当前中小企业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是建立适合自己发展阶段的管理体制,创新管理模式,完善管理制度。首先要冲破传统管理体制的束缚,合理实行分权。随着企业的发展,企业领导者无法处理企业所有事务,此时应该建立科学合理的组织结构,合理分权,采用合适的管理模式对企业进行管理。其次,企业应该建立标准的规章制度,可以有一定的弹性空间,但是一定要有章可循。深化管理体制改革,提高管理水平,使企业领导者能对企业内部实行更有效的控制,尤其在成本呈现上升趋势的形势下,创新管理模式,完善管理制度,能有效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扩大利润空间,并且使企业经营处于一个良好的运行状态,促使中小企业尽快成为适应市场激烈竞争和国际化经营需要的法人实体和竞争体。
2.加强成本和费用管理,提高经济效益。
中小型出口企业要充分挖掘内部潜力,加强采购、生产、销售、资金运筹等各个环节的成本和费用管理,最大限度地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扩大产品的利润空间,以适应国际化竞争的需要。在我国,相当一部分中小企业的产品是通过外贸公司出口的,进入国际市场的中间环节较多,企业出口成本较高。中小企业应当加强与国外客户的联系或在国外设立销售公司,减少中间环节,降低交易成本,进而提高经营效益。
3.积极调整出口产品结构,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大力培育自主品牌。
我国目前中小企业出口的产品多是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初级产品,此类产品不能成为带动企业发展的领头产业。所以,我国企业应自主创新、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产品质量、加大研发力度、促进产品更新,让比较优势变为竞争优势,改变追求市场占有率的思想,而以产品质量和服务及创新为企业灵魂,努力开发技术含量高的制成品替代技术含量低的制成品出口,提升自己的产业结构并增强国际竞争能力。
4.开拓多元化的国际市场,同时扩大国内市场。
以欧美为出口对象的中小型出口企业,在金融危机过后,欧美市场明显萎缩,此时,应开拓多元化的市场,来分散出口风险。同时,在国家政策大力扶持下,扩大内需,刺激国内消费,出口型中小企业可以开拓国内市场。
5.依托电子商务市场,拓展对外贸易发展路径。
在电子商务日益成熟的背景下,许多企业开始入驻互联网,其已成为企业拓展对外贸易的重要平台之一。对于中小型出口企业自身来说,电子商务可以节省经费、增加贸易机会、提高贸易效率,降低了依靠中间商带来的约束。对于海外买家,为了降低采购成本进而更加依赖电子商务的采购,网络经济下的电子商务能够使中小型出口企业以更便捷的方式发展对外贸易,拓宽中小型出口企业的销售渠道。这是由互联网的特性所决定的,基于互联网的电子商务,能够有效地联接企业和消费者,并有利于提升企业经营效率和竞争能力。
6.加强汇率机制研究,规避汇率风险。
汇改以来,人民币升值将外贸出口企业直接暴露于汇率风险之下,使得当前出口贸易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汇率风险束缚了外贸企业的出易。为了有效防范汇率风险:一方面中小型出口企业应通过引进外汇专业人才,学习和掌握外汇保值套利的方法和技巧,通过外汇买卖来套期保值,降低外汇汇率变动的风险,减少因汇率变化造成的损失;另一方面通过政策鼓励金融机构加强和深化国际金融创新,发展符合当前出口贸易需要的避险工具与解决方案,以减轻汇率风险对出口贸易的负面影响。
7.发挥监管服务功能,推进中小型出口企业金融服务。
银行监管部门继续发挥监管服务功能,积极推进中小型出口企业金融服务工作,引导银行业探索破解企业融资难问题。根据出口型企业的经营特点:(1)加强与地方政府有关部门的沟通协调,建议抵押物评估、登记部门适当降低贷款抵押物的评估和登记费用,并适当延长抵押物登记有效期限。(2)建议由政府牵头,组建灵活多样的信贷担保机构,为出口企业取得信贷资金支持,提供更多的机会,缓解企业在发展中遇到的流动资金和技改资金不足的问题。(3)引导银行业创新信贷方式,如对优质抵押物可以适当提高抵押率,对经营效益较好、产品销售市场广阔、发展前景稳定的企业,可以适当延长抵押贷款的期限。
8.为中小型企业出口贸易提供良好的政策体制环境。
加强对中小企业出口的宏观协调指导。围绕中小企业的出口和国际化经营,有针对性地实施产业和贸易政策。将中小型出口企业纳入我国整个国际化战略体系之中,做好中小型出口企业国际化战略转移。另外,继续深化外贸体制改革,精简外贸审批及登记程序,是中小企业在出口贸易中节约时间和费用,更快更好地抓住商机。
四、结语
[关键词]扬州市中小企业 自主创新 主要问题 对策
一、当前扬州中小企业自主创新的现状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革命日新月异,自主创新能力成为科技竞争的核心和产业竞争的决定性因素。为切实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扬州市先后出台了《扬州市推进“双创”、“三重”工作实施意见》、《关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推进创新型城市建设的意见》、《关于鼓励和促进科技创新的若干政策》及 “8631”行动计划等一系列文件。先后设立了“双创”奖励资金、专利资助资金、风险基金等,不断加大政府科技投入。各地区也根据实际情况,在推进政产学研金合作、建设科技孵化器、奖励科技人员、鼓励技术创新、专利申请和技改投入等方面,先后出台了多项扶持奖励政策,营造了全社会崇尚创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勇于创新的氛围。
目前,扬州市重点发展电子信息、先进制造、新能源、新光源、新材料、生物技术和节能环保产业,大力培植新能源、新光源、新材料“三新”等高新技术企业,努力在优势领域掌握一批核心技术,拥有一批自主知识产权,造就一批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企业和较强竞争力的自主品牌,形成完善的产业链和创新能力较强的产业群。
二、 扬州市中小企业自主创新面临的主要问题
尽管扬州市中小企业的技术水平和自主创新能力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个别产业在国际和国内具备了一定的竞争力,但总体来看,产业自主创新能力仍然较弱,与发达国家和先进地区相比还有相当差距,多数产业处于国际产业价值链末端,技术水平、劳动生产率和工业增加值率和产品附加值都还比较低。
1、企业的自主创新意识还不够强,主体地位不够突出
在科技飞速发展的当今世界,自主创新已经成为企业发展的强大助推器,是增强企业竞争能力的主要手段,但是,由于自主创新活动的投入大、风险大,容易使企业忽视或不愿意冒风险。在资本投向上,更愿意投向资金回报率高、周期短的行业。在能够获得现实利益的条件下,不愿意在自主创新方面进行投资,大多数中小企业仍然依赖于技术和设备引进。在技改中存在重技术引进,轻消化吸收的现象,时至今日,还有相当一部分中小企业企业是“没有研发机构、没有研发人员、没有研发项目、没有研发资金”的“四无”企业。企业还没有真正成为自主创新的主体。
2、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尚未形成,科技成果转化率相对较低,无法转化成现实生产力
扬州高等院校和科技院所资源比较丰富,每年都会产生大量科研成果,但大部分成果或以论文形式,或以实验技术形式存在,科研成果转化的资金匮乏,只有不到10%的科研成果或专利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没有机会、途径转化为应用技术和专利技术,抑制了地方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在基础性研究、行业共性技术研发方面,企业间没有广泛建立和形成技术创新的战略联盟或协作关系。中小企业内部科研人员不足、结构不合理,不少科技人员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不断更新的科研素质,难以取得技术上的突破和创新。一些企业对科技人员缺乏有效的技术创新激励机制,企业在职技术人员接受继续教育的机会较少,专业知识得不到及时更新。自主创新缺乏有力的智力支撑。
3、中小企业自主创新资金不足,社会风险投资不足,融资渠道不畅
资金不足是扬州市中小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最主要障碍。融资难主要体现在融资方式比较单一,缺乏直接的市场融资渠道,中小企业很少能够采用发行债券的融资方式募集资金,能够发行股票上市融资的企业也为数不多。而且由于中小企业规模偏小,发展前景不明朗,本身的资信水平不高,加之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信息不对称,提高了金融机构在向中小企业提供信贷时的交易成本与风险。商业银行因为这类贷款数额小、笔数多、风险大和成本高的考虑,不愿向中小企业提供贷款。另外,现行的金融政策,贷款难,手续繁,归还期短,贷款品种和金融服务的不适应,致使中小企业贷款难愈加彰显,对扬州市中小企业加快发展极为不利,特别是对正在成长中的信用等级不高的企业影响较大。
4、政府和部分企业对自主创新的艰巨性认识不足
目前,扬州市各部门虽然出台了许多鼓励企业自主创新的政策,但中小企业对自主创新的真实性和艰巨性认识不足,视高新技术产业产值规模的提高为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升级,视先进设备的采用为产业技术升级。因此扬州的高新技术产业主要还是普通劳动密集型的。引进和采用先进设备仅仅是生产技术的升级。支持中小企业自主创新的服务机构不健全。一些地方现有的科技中介机构多数是从政府部门分离出来、或是由事业单位改制而来,运作方式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原有的思路,服务内容、服务方式创新不够,服务质量难以保证。
5、市场机制仍不健全,缺乏有效的创新导向,使企业的创新效率不高
许多企业对以产品自主开发为对象的技术创新体系没有正确的认识,没有真正把加强自主研究开发作为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手段。企业技术创新战略研究不够,技术创新体系建设、运行的制度欠缺,内在动力机制和运行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创新的动力机制有待完善。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加快转变发展方式,走科技创新型经济发展之路,以创新主导经济、以创新驱动发展、以创新谋求突破是扬州市中小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
(1)推动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强化企业自主创新的主体地位
强化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加快培育一批集研发、设计、制造于一体的科技创新型大企业和成长型科技企业,着力提升区域自主创新能力。要重点建设生产力促进中心、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科技评估认定机构、专利事务所和科技信息咨询服务企业。加强技术市场建设,培育技术经纪人队伍,通过组织科技成果交易会、科技成果展示会、经贸洽谈会等技术交易活动,活跃技术市场,推动技术贸易发展,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倡导中小企业建立以技术委员会为技术创新决策层、以专家咨询委员会为决策智囊层、以“一站两中心”为执行层的技术创新体系。积极引导企业加强“一站两中心”建设和产学研联合,提高企业自主开发能力和对新技术、新工艺、新装备的消化吸收能力。努力实现从“加工制造”到“自主创造”的转变。
(2)进一步强化科学技术在加快扬州经济发展、实施工业第一方略中的主要战略作用
建立和完善党政领导推进技术创新目标责任制。制定科学的考核办法和指标体系,把重视和加强对科技工作的领导、制定和实施技术创新计划、增加科技投入、加强创新人才队伍建设等作为考核的主要内容,并把考核结果作为评价各级领导干部政绩的重要依据,强化督促检查,确保各项政策措施落到实处。
政府必须改变重引进、轻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观念和做法,改革相关补贴办法和二者比例,进一步制订符合国际通行规则的导向性政策,完善扬州市鼓励投资和发展的产业、技术导向性目录。制订扬州市优势产业支柱行业发展规划、工业布局规划、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规划,整合资源,引导要素投向,努力形成特色明显、优势发挥、结构合理、体系完备的产业框架。
(3)加快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关键是带动,本质是创新,核心是整合,其实质是把工业化与信息化有机结合,利用信息化手段,加快工业化进程。要在实现工业化的同时推进信息化,把工业与信息化、把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与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有机结合起来,使工业化与信息化互为依托,融为一体,整体推进。必须加快利用信息技术加快改造和提升我市汽车及零部件、船舶、化工医药、化纤纺织等支柱产业;必须通过信息化战略的实施,增强区域企业群体的技术创新能力、核心竞争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必须从信息化推动企业管理、机制和技术三大创新入手,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和创新能力,提高企业的应变能力和竞争能力。大力提高企业的生产自动化、产品数字化、管理网络化以及商务电子化水平,加强系统集成。加速运用信息技术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加快服务于广大中小企业信息化的公共技术平台“扬州市ERP及电子商务推广中心”的建设。实现企业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有效统一,提升企业管理竞争力。
(4)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化发展进程,大力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坚持通过科技创新来提高产业层次,使传统产业上水平,新型产业上规模,提高经济的综合实力。积极引导企业研发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的新产品,不断提高产品档次。一是围绕重大技术攻关和科技成果转化项目,促进科技创新要素向重点园区、重点企业、重点项目集中,组织实施重大科技项目。二是围绕新能源、新光源、新材料产业的发展,着力突破制约产业发展的关键技术,加快培育高新技术企业,促进高新产业发展壮大,使之成为推动工业经济发展的强力引擎。三是围绕特色优势产业,加快推进产业应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装备的步伐,做大产业规模,增强核心竞争力,形成基地化规模发展的新优势,促进区域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5)创新产学研合作机制
扬州要利用长期合作的优势,重点抓好与中科院、东南大学、南京理工大学等著名高校、科研院所的技术和人才资源合作,加强多层次、多形式的人员交流,在建立产学研相结合的科研开发体系、技术协作机制和转化高新技术成果等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通过改制和改组,推动技术创新层次和水平的提高。不断拓宽产学研联合的外延,积极引导扬州大学、扬州科技学院等高校结合我市产业发展,调整专业设置,为我市企业培养急需的专业技术人才,为在职人员提供继续教育。鼓励和支持扬州大学、扬州科技学院在我市建立大学科技园,在土地、税收上给予优惠,共建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孵化高新技术成果,催生高新技术企业,对企业进行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扩散、辐射。大力发展以资产为纽带、以高新技术为依托、以现代企业制度为规范的“三位一体”的紧密型产学研联合体,提升中小企业自主开发及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创新能力。
当前,扬州总体上处于工业化中期向中后期转变阶段,在这个发展阶段,必须在充分、细致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一个综合考虑与事例技术选择、要以创新主导经济、以创新驱动发展、以创新谋求突破,全面提升城市和中小企业的综合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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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贸立足保增长、保份额、调结构。一是提高出口基地发展水平。在推动出口基地建设过程中注意与我省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特色产业园区建设等相衔接,注重与世界知名专业展会对接,加强南北合作和政策引导,完善开发区功能,提升产业集聚水平,强化各类开发园区产业特色,进一步落实科技兴贸战略,大力培育出口品牌,形成产品、企业、区域三个层次的品牌,形成更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国际竞争力的品牌。二是增强本土企业跨国经营能力。以培育本土跨国公司为目标,加快走出去步伐,逐步建立境外营销网络,积极并购境外品牌,推进品牌国际化。把外贸出口与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结合起来,加快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鼓励有“走出去”意向的企业赴境外经贸合作区投资,通过境外经贸合作区带动机电、成套设备等商品出口。三是把外贸与内贸结合起来。通过网上展销、电视购物、设立专业展销会、进驻卖场等多种方式推动出口商品开展国内市场开发与销售。加快省内大型专业市场与国际知名专业展会的对接,促进专业市场国际化,有效开拓国际市场。
外资立足稳规模、保领先、提质量。一是大力引进新兴产业。抢抓低碳经济、绿色经济等新机遇,密切关注新能源、新材料、新医药、环保、软件和服务外包、传感网等新兴产业发展趋势,着力引进更加符合世界产业发展趋势、产业层次更高的创新型外资项目,特别是物联网、新能源、环保等重大外资项目。二是发挥重点产业和大企业的整合作用。根据我省工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的实施意见、13个重点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以及我省产业的外向度情况,确定一批重点产业,进行产业链整合,做大做强产业链;同时,针对一批重大项目和重点企业,促进增资、延长产业链,引进公司总部或地区总部,发展高端环节,提高竞争力和风险防范能力。三是创新利用外资方式。抓住国家对设立私募基金、创投基金、投资性公司审批权限下放的有利时机,大力引进境外各类投资基金。引导外资创业投资基金投向我省新兴产业,促进股权基金投资于发展前景好的成长型企业,进一步拓展企业融资渠道,支持高新技术中小企业利用国外创业板市场开展融资活动,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在境外上市和外资企业在境内上市。四是优化外资区域布局。以我省沿海开发上升为国家战略为契机,逐步优化沿海地区利用外资布局,引导沿海地区重点引进石化、船舶、新能源、现代物流等项目。在加快苏南地区利用外资质量水平提高的同时,进一步推动南北共建开发区建设和跨江联动,积极落实各种鼓励和引导政策,及时协调解决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完善共建机制,提高规划和建设水平,增强苏中、苏北地区承接国际产业资本和苏南地区外资企业转移的能力。
外经立足上规模、拓空间、争先进。一是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本土跨国企业。推动一批有比较优势的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开展海外商标注册、广告宣传和质量认证,建立境外销售公司、产品展示中心、品牌专卖店和售后服务网络等,形成稳定、畅通的产品出口渠道。推动一批有条件的企业借助国际资本市场,兼并和收购境外企业和知名品牌,利用境外企业的销售渠道和物流系统,拓展发展空间。二是加快境外经贸合作区和集聚区建设。建立和完善符合东道国国情的管理体制和服务体系,规划内项目快速集聚,开发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形成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产业集群。三是拓展境外投资合作的领域和方式。鼓励企业积极参与境外资源项目合作开发,尤其在铁矿石、煤炭、木材、有色金属等领域的投资合作取得积极成果。不断创新境外投资方式,在海外并购、参股、合资合作等方面取得明显进展。四是提升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层次。推动我省企业开展国际工程总承包业务明显扩大,跨国企业集团的经营实力明显提升,竞争能力明显增强,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的综合效益进一步提高。推进外派劳务基地建设,外派劳务竞争力明显提高。
外包立足优载体、促集群、创优势。一是做大做强苏南服务外包产业带。在苏南服务外包产业带初现雏形的基础上,扩大外包规模,提升外包产业层次,增强国际竞争力。继续推进南京、无锡、苏州三个服务外包基地城市载体建设,加快服务外包人才培训中心建设,加快培养服务外包人才。二是努力形成服务业的产业特色。抓住上海世博会的机遇,进一步推动服务业对外开放。大力引进物流、金融、设计咨询、商贸等现代服务业,重点培育各类服务业开放载体,加快建设服务贸易发展集聚区和示范区,做大做强花桥国际商务区,形成全省现代服务业的示范带动效应。
外智立足建平台、强机制、优环境。一是拓宽人力资源引进渠道。依托研发机构引进高层次人才,加强与驻外机构、境外高校、研发机构等的合作,定期在境外举办高层次人才专场招聘活动:依托各类创新基地引进创新型人才,通过建设留学人员创业园、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各类孵化器等载体,吸引海外创新创业人才落户江苏;依托重大项目引进人力资源,通过重大产业攻关项目、重点学科和重点科研基地等项目平台,让人才随着产业的引进而落户。二是创新人力资源培养机制。开展境外培训,加强与境外机构的合作,开拓外经贸从业人员的国际视野;开展联合培训。推进各类大专院校与境外院校联合办学,提高培养能力和水平;开展基地培训,建设国际服务外包等多个专业人才培训基地,培养更多专业人才;开展技能培训,围绕现代制造业发展的要求,着力技能型人才的培养,提高制造业发展的基础水平。三是营造发挥人力资源作用的环境。在新一轮发展中,我省服务业开放水平将大大提高,白领人才急剧增多,人才对环境的要求从过去的物质为主更多转向精神需求,因此,应更加注重打造良好的生活和居住环境以及适应人才精神需求的文化环境。
内贸立足扩消费、稳市场、保增长。一是扩大农村消费。加快配送中心建设,提高“万村千乡市场工程”配送率。提升“双百市场工程”的商品集散和价格发现功能,加快农产品加工、物流、冷链系统的建设。扩大“农超对接”范围,建立稳定产销关系。汽车、摩托车、农业机械及家电下乡继续扩大品种,简化手续。支持生产资料企业延伸农村服务网点,满足农村木材、钢材、水泥等产品消费需求。二是扩大城市消费。推进家庭、家政服务一体化,鼓励社区发展理发、洗染、菜场、废旧物资回收等服务网络和综合服务平台,拓展服务功能,创新服务方式,支持有实力的连锁企业拓展服务项目。加快实施放心早餐工程,推动“大众化餐饮”工程。加快推进零售业节能行动,促进循环消费。i是扩大换代消费。完善汽车家电“以旧换新”政策,研究完善补贴标准和操作方式,着重提高便利性、协调性和规范性,加强政策效果评估。促进新车市场、二手车市场、维修服务市场、拆解报废车市场和汽车租赁市场的配套发展,形成完整服务体系,增强汽车对消费的拉动作用。四是扩大信用消费。创新信用、融资业务内容和服务方式,继续发挥内贸信用险在拓展市场、防范风险方面的积极做用。创新信用消费模式,扩大信用保险补助范围,推进信用消费。支持和规范商贸信用服务业,推进信用体系建设。鼓励网上购物,规范网上交易环境。五是扩大节庆消费。结合传统和现代节庆日,组织开展各种“购物节”等促销活动。整合各地活动资源,组织开展全国性促销活动,不断提升活动效果和社会影响力。
【论文关键词】中小企业;融资;制度
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中小企业都是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支柱。中小企业的长足发展保证了国民经济整体素质的不断提高。中小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已经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特别是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大批中小企业处于停产或者半停产的状态,直接导致了大量劳动力失业,劳动力工资水平明显下降。为支持中小企业发展,解决其资金问题,我国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对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支持。2008年末、2009年初,为了拓宽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我国政府密集性地出台了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相关政策措施,其中,创新银行贷款的还款方式,用登注册的方式,给予民间资本以合法化的方式来推动民间资本对中小企业金融支持,以解决中小企业融资的难,都对中小企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但尽管采取了这些措施,目前中小企业仍反映银行贷款难。在直接融资渠道不畅、中小金融机构很不发达的情况下,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支持对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困难更有现实意义。信贷过程实质上是企业和银行在融资成本和金融风险与预期收益之间的博弈过程:在完全市场信息的情况下,银行可以根据掌握的信息判断风险,决定是否提供贷款以及贷款的利率水平但按现代金融理论的解释,中小企业融资的最大特点是“信息不对称”,由此带来信贷市场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商业银行为降低“道德风险”,必须加大审查监督的力度,而中小企业贷款“小、急、频”的特点使商业银行的审查监督成本和潜在收益不对称,降低了它们在中小企业贷款方面的积极性。信息不对称是指交易双方的一方拥有相关信息而另一方没有这些信息,或一方比另一方拥有的相关信息更多,从而对信息劣势者的决策造成不利影响。中小企业融资缺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信息不对称造成的.
一、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中小企业融资制度缺失的主要表现
相关研究表明,银行存贷差很大,一方面是大量的资金闲置在银行,找不到必要的投资场所,另一方面是大量中小企业却缺乏发展所需要的资金,这中间缺少的就是制度。国外发育成熟的市场经济有各式各样的制度、办法解决融资难题,有各种中介组织分化各种风险,我国在这方面表现相对落后。
(一)现行法律法规对失信行为约束乏力
我国至今没有一部完整的规范信用的法律,且还严重地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由于失信的道德成本、法制成本很小,造成一些企业违约不讲信用的收益要比付出的代价大得多,使得“失信者”认为有空可钻,有利可图。这种利益驱动又导致恶性循环,社会信用日益恶化,由“失信”走向“无信”。
(二)由于中小企业信用支持体系发育不良。中小企业在寻求贷款和外源性资本时很难提供能够证明其信用水平的信息
中小企业资信调查体系发育程度低。近几年,我国人民银行建立了信贷登记咨询系统,但其功能还很不完善,几家国有商业银行虽都已不同程度地推行了中小企业征信制度,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种体系既没有纳入国家信用管理体系建设的系统工程,又因为是各自为战,缺乏权威性、规范性、专业性和技术性,导致了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资信调查在很大程度上的主观性和片面性:缺乏专业性权威信用评级机构。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潮流下,投资者已将信用等级作为信任的基础。我国现在的企业信用评估体系远远适应不了金融市场发展的要求,也适应不了企业融资的需要,缺乏专门的权威性的大型信用评级机构,只是由一些规模很小的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师事务所按照执业要求部分地承担信用评级职能。且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机构本身还存在很多不守信的现象中小企业的信用担保体系成长缓慢。为了解决中小企业资产规模小,可供抵押的物品明显不足的问题,近两年成立了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公司,但由于资本金规模小、担保收费过高、政府扶持力度弱、与协作银行及企业沟通不够等原因,业务开展非常缓慢,公司运作步履维艰,对促进中小企业融资的作用F常有限。
(三)中小企业没有合理的财务担保制度。特别是缺少一个抵押品的二级市场
在现实的经济转轨过程中.为同民经济增长做出近70%的贡献、经营绩效都普遍较好、产权结构也较为完善、资本结构因依托于内源融资机制也较为完备的中小业,还找不到为其进一步发展提供服务的正规的金融机构、盒融市场和金融产品,以及相应的融资渠道、融资方式和融资体制:原因是由于一部分中小企业信用水平的影响,使得中小业很难从银行直接融资,而如果单纯依靠民间资本,首先我们还没有建直接的民间资本融资市场,其次我们缺乏合理的财务担保制度,特别是缺少一个抵押品的二级市场。
二、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中小企业融资制度缺失对中小企业融资的影响
(一)信息不对称条件下融资制度的缺失导致的逆向选择对中小企业融资的影响
逆向选择是交易之前发生的信息不对称。所谓“逆向选择”,是指银行在信息收集和处理方面存在规模不经济的问题,加上中小企业通常不愿意向外界披露企业信息,致使双方信息不对称情况更加严重,最终导致商业银行为经营失败的企业提供信贷资金.或者拒绝给有困难但能成功的企业提供资金。如果金融机构没有掌握借款者较详细的信息,不能准确甄别客户的风险,可能采取两种对策:一是提高贷款利率以此降低金融机构可能的风险损失;二是基于安全性的考虑,选择不发放或少发放贷款:这样做就会出现丽种后果:提高贷款利率会使风险较低的借款者退m市场,贷款需求虽然减少。但贷款风险将增加,产生逆向选择;减少贷款发放量.会使一些企业的贷款需求不能满足。中小企业由于没有信息公开制度,再加上中小企业本身的劣势,如企业规模小、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弱,企业管理不规范等,银行不愿向其贷款,即使中小企业愿意付较高的利息往往也难以得到贷款。
(二)信息不对称条件下融资制度的缺失导致的道德风险对中小企业融资的影响
道德风险是在交易发生之后出现的。所谓“道德风险”是指中小企业不按照与商业银行的协议或对商业银行的承诺使用资金,或在有能力偿还银行贷款的情况下,不偿还银行债务风险,这就导致银行对中小企业的监督成本过高。由于银行对借款人的投资项目和借款人偿还贷款的意愿缺乏完全信息,而面临着来自借款人道德方面的风险,使得银行在实际rI二作中,采取或者减少向中小企业贷款,或者提高贷款的门槛.加慢贷款评估。对我国中小企业而言,即使中小企业按照银行的要求向其提供现金流、利润率以及还款计划等资料,银行由于难以确认其真实性,为慎重起见,一般也不会轻易向中小企业贷款。从价值导向方法看,中小企业礴_以拿出令银行满意的抵押品作担保,所以银行也不会给它贷款。也就是说,单靠中小企业自身的信誉难以从银行那里获得贷款。中小业普遍存在信用问题:
1.融资信用不足。一些中小业缺乏对融资信用的重视,不愿意守信还贷,给中小企业造成了不好的形象;一些中小企业由于没有还款能力,信用风险偏高,银行不愿意放贷。
2中小企业的倒闭和歇业率较高:中国中小业的倒闭和歇业率远远高于大型企业,中小企业高比率的倒闭风险使金融机构望而却步。
3.中小企业普遍存在产权不清晰、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等问题。受制于企业规模,中小企业管理者无论是所有者自己,还是所聘请的管理人员,其经营管理水平无法与大企业相比。此外,技术水平落后,缺乏市场竞争力,经营风险大,均导致银行对中小企业失去信任。银行的贷款条件越来越严,手续越来越繁琐,人为增大交易成本。
4.财务信用缺失。中小企业的信息基本上内部化,中小企业提供完备公正信息的成本比较高。大多数中小企业的财务状况缺乏透明度,银行业无从判断企业的经营状况和财务风险,即通过一般的渠道很难获得中小企业的真实信息。金融机构如果要克服信息不对称,避免风险,就必须加强调查、审查和监督,为此需要花费较多的人力、物力投入来提高信息的收集和分析的质量。
三、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制度缺失的对策与思路
不是所有的民企都有信用缺失问题,信用缺失也并不只民企的“专利”,国企、政府都存在信用缺失。不能等把信用建设好了才建资本市场,实际上建设起好的资本市场体系制度,可以约束人们的信用,推动信用建设进程。“政府要变领导为服务,帮助民企排解困难,创造条件让民企有大发展,包括建立好的制度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题。政府服务的核心就是制度创新”。
(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1.建立崭新的产权制度。产权制度是制度集合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制度。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现实理论研究都将产权定义为:产权不是指人与物的关系,而是指由物的存在以及关于它们的使用所引起的人们之间相互认可的责权利关系。产权安排确定了每个人相对于物的行为规范,每个人都必须遵守他与其他人之间的关系。从产权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商品交换实际是产权交换,“权力束”是附着在有形的商品和劳务上的,它是一个总量的概念,是包括所有权、经营权、管理权、收益权、转让权等权力在内的一组权力。因此,产权又具有独立性、排他性、流动性和可分割性等特点。所以,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可使企业法人权力明确,这对激励企业发展、约束企业行为、提高企业经营效率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建立崭新的产权制度,增强中小企业活力,使中小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的充满活力的微观经济主体。
2.构建最佳的企业组织形式。产权主体多元化的企业组织形式,是由最高权力机构——股东大会、决策机构——董事会、经营机构——经理层、监督机构——监事会和企业工共同组成。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一种产权经济,市场经济下的股份制即多元投资主体制取代业主制后,资本集聚和联合使单个资本难以完成的事业得以实现。这种组织形式的特点是具有投资主体多元性与直接融资功能;债务的有限责任与投资风险的锁定功能;股票的流通机制和风险的转换功能;层级式的公司治理结构与专业化的经营管理功能。显然,这种企业组织形式具有现代企业制度的优势,能够提高决策的科学性。
3.创新法人治理结构。法人治理结构的核心是在法律、法规、惯例和条例下,保证以股东为主体的利益相关者利益为前提的一整套公司权力制度的安排和责任分工的约束。创新法人治理结构,一是要建立行之有效的法律体系,如公司法、证券法等;二是建立健全股票市场和竞争性职业经理人市场;三是建立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使经营者收益真正与股东利益相联系;四是健全严格的财务及相关信息披露系统和有效的监督制度,防止暗箱操作,侵吞股东利益。
(二)创立和发展信用制度
1.建立信用担保制度。信用担保主要解决企业间接融资的问题。根据国外的成功经验,建立专门服务于中小企业的贷款信用担保体系,必须依赖于政府职能的发挥。在我国应由各级政府有关部门主持建立以中小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的中央、省、地(市)各级信用担保体系,为中小企业融资创造条件。信用担保体系包括建立和完善担保机构的准入制度、资金资助制度、信用评估和风险控制制度、行业协调和自律制度等。此外,地方政府应建立中小企业信用再担机构和“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基金”,为中小企业向银行贷款提供有效担保。该基金应主要用于支持中小企业的新产品开发、新技术应用和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等方面。
2.发展信用评级制度。信用评级是由专业机构给出企业的信用资历和信用状况证明,对企业的资信给予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便于投资者及时掌握企业的状况,增强投资信心。同时,应进一步营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除了那些极少数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行业外,要使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同等的融资环境并享受同等的融资待遇。
(三)改革金融制度
1.在间接融资方面改革银行制度。银行制度的改革是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实行的是分支银行制,银行规模大、管理集中、市场占有率高、关注大企业的情况多。美国实行的是单一银行制,规模小、业务分散、经营灵活、具有很强的稳定性,这种体制下的美国商业银行可达15000家之多,覆盖全美各州。这些中小金融机构能较充分地利用地方的信息存量,以低成本了解地方中小企业的经营状况、项目前景和信用水平,最容易克服“信息不对称”和因信息不完全而导致的交易成本较高这一金融服务的障碍。因此,大力发展中小型民间金融机构有益于推动我国金融体制改革,促进金融体系的进一步完善。我国各级地方政府应积极采取措施,创造条件,大力发展中小型民间金融机构,使之与地方性的中小型民营企业同生存共发展。
2.在直接融资方面完善金融市场制度。中小企业直接融资渠道有:债权融资、股权融资、风险投资与资产证券化。应尽快建立一个多元化的完善的资本市场,适应不同规模企业融资的需要。从成熟市场模式来看,一个完善的资本市场体系应该是包括主板市场、二板市场(创业板市场)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世界上多数国家的二板市场多是为创新型中小企业提供融资的场所,满足中小规模的企业在不同成长阶段对融资的要求。美国的那斯达克(NASDAQ)就属于此类市场,通过该市场近十年的努力,每年可以为中小型企业融资数千万美元,并培育和成就了微软、IBM、朗讯等一大批高科技企业,使美国的IT业发展领先世界l0年。
(四)完善税收法律制度
我国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为我国中小企业发展提供了法律依据。该法明确提出,国家对中小企业实行积极扶持、加强领导、完善服务、依法规范、保障权益的方针,对中小企业发展有极大的保障作用。但有关中小企业税收的法律政策还很不健全,没有形成较为完善的税收体系,现有的税收政策相对零散且存在一定局限性,惠及中小企业的具体政策不多,因此,应从法律角度解决对中小企业的优惠税收政策问题。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有专门的扶持鼓励中小企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例如,日本的《中小企业创造活动促进法》规定,对试验研究费用超出销售额3%的中小企业和创业未满5年的中小企业(指制造业、印刷业、软件业、信息处理服务业)实施设备投资减税。我国可借鉴国外经验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小企业税收方面的法律法规。包括建立规范使用的税收制度、构筑税收优惠政策体系、优化税收征管环境、提高税收服务水平等,从而促使中小企业在提高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的基础上,提高经济效益和税收贡献率。
1.加快建立和完善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法律、法规建设,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中小企业的地位,设立中小企业专门管理机构。2002年6月29日,我国第一部关于中小企业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正式获得通过,但仍存在关于中小企业的范围界定不清、政策指导性强、法律强制性不足等缺陷。另外,我国目前还没有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专门金融机构。鉴于这种情况,我国应尽快健全中小企业法律体系,以《促进法》为指导,制定《中小企业担保法》、《中小企业融资法》等来提高中小企业的经济地位,为其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在金融服务方面,各商业银行应设立中小企业信贷部,确定专门人员办理此项业务;建立中小企业发展银行,其组织模式既可按股份制原则组建,也可以采取地方合作形式设立,如地方政府可在城市信用社的基础上组建区域性商业银行,使其承担起为中小企业融资的职能。
2尽快构建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由政府出资或支持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是国际通行的做法,中小企业担保机构的资本来自政府补贴和金融机构分担的资金。韩国在1976年建立了韩国信贷担保基金会。基金会的目的是通过担保,使具有竞争潜力、善于管理而又无足够有形相保物的中小企业得到融资。基金合的资金来自政府的补贴和金融机构分担的资金。基金会的职能是向中小企业提供信贷担保服务、信贷信息服务和管理及技术援助,其中最重要的是提供综合。
我国组建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可启动资金由政府注入,采用实行会员制,吸引中小企业加入并缴纳会费。另外还要建立风险补偿金提取制度,确保中小企业信用机制正常运作。担保对象必须符合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方向,应是产品畅销,有发展前景尤其是具有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成长性的朝阳行业中的中小企业。如涉及生物工程、新能源、新材料的企业。
关键词:肯尼亚;人民币离岸清算中心;路径借鉴
中图分类号:F830
针对人民币国际化趋势的日渐明朗,离岸人民币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先后在香港、新加坡、伦敦均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人民币离岸市场,在香港、伦敦、东南亚及非洲地区人民币跨境结算业务也正在逐步走向成熟。目前非洲的肯尼亚央行在和中国政府接洽,希望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建立非洲的人民币离岸清算中心。本文将借助非洲地区的人民币业务发展现状,来分析我国在肯尼亚建立离岸清算中心的机遇与风险,并通过香港、南非等人民币离岸结算业务的国际经验比较提出适合肯尼亚地区开展人民币业务的相关建议。
一、非洲地区的人民币业务发展现状
本部分从以下两方面介绍。
(一)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
人民币的贸易结算,即人民币计价、贸易合同和交易过程及资金划拨都以人民币的币种为结算方式来实现。简而言之,人民币用于国际结算,中国进出口企业以人民币计价,居民可向非居民支付人民币;非居民则持有人民币存款账户来进行跨境结算。
自2009年人民币跨境人民币贸易结算试点工作开展至今,跨境贸易和投资人民币结算业务量得到较快增长,央行初步统计,截至2013年第一季度,银行累计办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10039.2 亿元,累计办理人民币跨境直接投资结算金额 853.8 亿元,其中,人民币对外直接投资结算金额79.5 亿元,外商直接投资结算金额774.3 亿元。目前,我国人民币结算最主要的客户在香港、澳门和新加坡,其他发生业务的国家包括韩国、瑞典、澳大利亚、美国、伊朗和非洲等国。
近几年非洲地区以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为主的海外人民币业务得到快速发展,中国银行、南非标准银行、渣打银行均在非洲推出了人民币业务,仅2011 年上半年,经南非标准银行进行的人民币贸易结算额已经超过 5 亿元。2010年1月中国银行率先在南非成功办理了非洲地区首笔跨境贸易人民币业务,进行了非洲地区首笔对华人民币贸易融资贷款业务,迈出了非洲地区人民币区域化的第一步。到2010年8月底,该行已在南非、博茨瓦纳和纳米比亚三国发展了20多家人民币业务客户。当非洲主要的贸易伙伴国对人民币已经较为认同的同时,非洲的南非、肯尼亚、尼尔利亚、乌干达、纳米比亚等国家已认可并开始积极实施人民币跨国交易结算。2011年8月中国银行在赞比亚首都卢萨卡正式推出人民币现钞业务,成为首家在非洲推出现钞业务的商业银行。在赞投资的中资企业达到300多家,涉及矿业、农业、电信、建筑等多个领域。
近几年中非贸易往来频繁,2012年中非贸易总量达到了1984.9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19%。中国在非洲的贸易总额的占比从2000年的3.8%增加到2012年18.1%。渣打银行曾预计,到2015年,中非贸易往来的金额将达到1000亿美元的水平,其中40%将实现人民币直接结算,至少100 亿美元的对非投资也将用人民币计算。届时,人民币有望取代美元成为中非贸易的主要结算货币。
对于中国的非洲贸易伙伴来说,用人民币结算不仅可以规避中非双方交易期间汇率的波动风险,同时可以分享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收益。而对中国出口商来说,使用人民币结算有利于规避美元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减少汇兑损失。而且使用人民币结算不存在核销环节,资金不进入待核查账户,有利于出口企业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这同时为企业的跨境投融资提供了成本更低、更便利的渠道选择。
(二)人民币逐渐成为非洲国家外汇储备货币的趋势明显
在尼日利亚,中尼双边贸易可直接采用人民币报价,人民币在尼外汇市场公开交易。自2012年8月起,尼日利亚和坦桑尼亚已经将人民币列为储备货币地位,还通过国家开发银行购买了总价值5亿美元的3年期国债,标志着人民币在非洲国际储备货币地位正在崛起。目前,坦桑尼亚的外汇储备约有38亿美元,尼日利亚的外汇储备约为364亿美元,并已经成为非洲重量级的中国国债买家。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推进,未来会有更多的非洲国家实行外汇储备多元化战略,将人民币作为外汇储备货币之一。
二、肯尼亚建立人民币离岸清算中心的机遇
伴随着非洲人民币业务的蓄势待发,由于中国与肯尼亚双边贸易和投融资规模不断扩大,肯尼亚市场对人民币需求增长迅速,目前非洲的肯尼亚央行在和中国政府接洽,希望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建立非洲的离岸人民币清算中心,并考虑将人民币纳入其外汇储备货币体系。鉴于肯尼亚政府对于建立非洲地区人民币离岸清算中心的意愿强烈,肯尼亚推广人民币业务的潜力十分巨大。
(一)肯尼亚地区经济发展前景繁荣可期
根据世界银行的肯尼亚经济前景综述报告称,2013年肯尼亚经济将继续保持增长态势。报告指出,在较低的通胀率和较稳定的汇率支撑下,2013年肯尼亚经济不断改善。截至2013年9月,通胀率从2012年初的18%降至8.29%,肯货币先令对世界主要货币汇率保持稳定,央行利率从2012年中期20%的历史高点降至8.5%。世行这份报告预测,凭借较高的投资率和较低的利率,肯尼亚2013年经济增长率将达5.7%,高于2012年的4.7%,2014年有望达到6%。非洲发展银行目前预测2013年肯尼亚货币汇率有望保持稳定,全年通货膨胀率可控制在10%以内。世行经济学家称,肯尼亚的宏观经济管理特别是财政金融管理表现较好,信息和通讯技术部门发展强劲,对经济贡献突出。肯尼亚中央银行近日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回收402亿肯先令 (约4.6亿美元),以控制市场流动性过剩和通货膨胀。由于政府公共支出增加,近来肯货币市场流动性相对充足。
肯尼亚2013年3月大选后,增强了国内外对肯尼亚经济的信心,并为外界对其经济前景乐观预测提供了有力依据,这些为推广离岸人民币业务提供了坚实、稳定的政治经济基础。
(二)中肯经贸合作紧密,肯尼亚吸引中资需求热切
中肯经贸合作发展势头强劲,目前,中国是肯尼亚第一大外国直接投资来源地和第二大贸易伙伴。据中国海关统计,2012年中肯双边贸易额达28.4亿美元,同比增长16.7%。人民币跨境结算业务将从贸易结算领域逐步推广到投资领域。2013年以来,在日益严峻的国际经济大环境下,中肯贸易依然保持较快发展,1月至7月,双边贸易额达17.3亿美元,增长10.8%。截止2013年6月,中国对肯直接投资协议额累计达4.74亿美元。基础设施合作成为中肯经贸合作的最大亮点。中国企业在肯在建项目约80个,总金额约19.5亿美元,在公路、供水、水处理等项目领域市场份额超50%。中资企业承建的项目范围也从传统的公路、房建扩展到电力改造、咨询设计、供排水、地热井、石油管道和港口、机场等。中国公司承建的肯尼亚A109国道姆提托―巴秋马段公路被世界银行誉为“在非洲地区投资项目的典范”,被肯民众亲切地称为“中国路”。另外,中国企业还承建了包括锡卡路、A2公路、内罗毕国际机场4号航站楼、奥瑞卡地热钻井、蒙巴萨港19号泊位等一批有利于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项目。
肯尼亚政府为促进中资企业在肯投资,肯政府不仅再次于2011年修订《外国投资保护法》来实行改善投资环境的改革措施,当前还采取一些鼓励投资的具体措施,主要包括:投资补贴、折旧、亏损结转、关税减免等。近年来,肯尼亚境内不断发现规模较大的矿产资源,巨大的矿业开发潜力等都对国际投资者具有较大吸引力。肯尼亚在有关非洲国家具有投资和经济发展潜力的问卷调查中被列为非洲大陆投资热的第二大选项国。由此中肯跨境贸易及投融资将以人民币计价结算将是大势所趋,尤其对于肯尼亚与日俱增的中资企业负责开发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顺利开展,倘若未来大宗商品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都能以人民币结算,那么,人民币就有可能成为肯尼亚的官方储备货币。
(三)中资、外资银行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业务在肯尼亚的积极推广
人民币跨境结算的推广事实上需要多方的努力,不仅是客户端的推广,还包括银行的推广,以及中国境内外银行间的产品配合。为满足本地需求,降低汇兑成本,肯尼亚当地银行机构纷纷提供人民币帐户服务,已提供人民币帐户服务的银行包括花旗(肯尼亚)银行和标准渣打(肯尼亚)银行,非洲银行、非洲商业银行以及巴克莱银行等也正在计划推出该项服务,肯中央银行也在考虑将人民币纳入其外汇储备货币体系。
渣打银行作为首家为中国试点企业提供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服务的国际银行之一,也是非洲地区最早提供人民币结算的银行。在肯尼亚地区,不仅为中资企业在非洲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涵盖贸易融资、现金管理、证券服务、金融市场等多个领域,同时其服务的客户也包括大型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涉及的领域涵盖基础设施建设、通讯、交通、矿产、重型机械等多个行业。
2013年7月中国银行在肯尼亚内罗毕设立代表处的申请获得肯尼亚中央银行批准,中国银行成为第五家入驻肯尼亚的外资银行。这是继在赞比亚、南非设立分支机构后,中国银行在非洲大陆设立的第三家常设机构,也是中国金融机构在非洲东部地区设立的第一家常设机构。中国银行内罗毕代表处为客户提供金融咨询服务,为“走出去”中资企业、个人以及外国企业提供投资咨询、国际结算、账户开立及项目贷款等金融服务。对于企业的项目及融资需求,代表处可在当地进行前期调查、评估,发挥中国银行海内外联动的整体优势,帮助企业解决资金或结算需求。
2010年,肯尼亚Equity银行同国家开发银行签署了40亿肯尼亚先令的专项贷款授信协议,用于支持肯尼亚国内的中小企业发展,从而成为中国金融机构设立非洲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贷款的第一个受益方。2012年11月,肯尼亚Equity银行宣布于中国银联合作,在肯尼亚和东非地区的自动取款机和销售终端接受中国银联卡,直接为消费者提供高品质的优秀服务。双方的伙伴关系将满足每年到肯尼亚旅游的约2万名中国游客的不断增加的需求。此外,将要进行的合作计划将向全球超过32亿中国银联卡用户开放,这将继续推动肯尼亚同中国之间的人民币个人业务关系。
(四)中肯两国长期友好合作关系
2013年是中肯建交50周年。半个世纪以来,两国关系发展顺利。近年来,两国政治交往密切,经贸等广泛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在国际事务中相互支持。中肯两国合作潜力巨大,中肯关系升级将带动中非关系发展。与肯尼亚建立平等互信、互利共赢的中肯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有利于其对我国倚重和信赖程度加深,以及持有和使用人民币的意愿与日俱增。
三、肯尼亚建立人民币离岸清算中心的潜在风险及阻力
虽然肯尼亚建立非洲地区人民币离岸清算中心的潜力十分巨大,但风险与机遇并存,肯尼亚同样存在阻碍经济发展的软肋及对建立人民币离岸清算中心的潜在政治风险及金融风险。
近期肯连续遭遇两起大规模突发事件,肯雅塔国际机场火灾和Westgate购物中心恐怖袭击。同时,其经济对国际能源价格波动、金融动荡等外部冲击的抵御能力仍较脆弱。而且,中国企业在肯尼亚的项目体量大,项目周期长,需要大量的资金流转。由于中资银行在非洲起步较晚,其发展速度已经大大跟不上中资企业的金融需求。同时,肯尼亚本地银行的金融服务发展缓慢,且服务能力有限,导致中国企业在当地可能会比较缓慢获得有效的金融支持。
由于肯尼亚基础设施还有待发展,待开发项目较多,投资渠道有限,企业在投资项目时需要充分了解当地情况,加强可行性研究和投资风险预测,以促进跨境人民币贸易和直接投资的顺利推进。
从汇率风险角度来讲,相比于香港及其他人民币来源较为丰富、人民币使用基础较好的国家,肯尼亚影响汇率稳定因素较多,近几年外资流入使肯尼亚先令汇率上扬,肯尼亚先令的实际汇率与十年前相比上升了34%,可能会增加人民币与肯尼亚先令的汇率变动风险。
四、肯尼亚建立人民币离岸清算中心的路径借鉴
作为首个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香港跨境人民币业务发展事关人民币国际化的大局。回顾其发展历程,从2004年2月,香港银行正式推出个人人民币存款、兑换、汇款及银行卡服务,从此拉开了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发展的序幕。之后2007 年 7 月,国家开发银行在香港发行了首支人民币债券,香港人民币点心债券市场开始逐渐发展起来,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开始发挥有限度的人民币融资职能。再到2009 年 7 月,我国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正式启动,其后进一步扩大跨境结算试点范围、签订香港人民币业务清算新协议、允许三类机构参与内地银行间债券市场、境外直接投资结算试点等一系列改革措施的推进,副总理 2011 年 8 月访港期间所宣布的扩大跨境结算到全国范围、支持香港企业使用人民币到境内直接投资、允许以人民币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方式(RQIFF)投资境内证券市场、推出跨境 ETF 等多项措施。
相比之下,虽然南非人民币业务起步较晚,但追溯其发展进程区域优势鲜明。2000年10月,中国银行成为南非第一家正式对外营业的中资银行。目前南非四大银行有三家是由约堡分行来做它们的清算银行,中国银行目前在南非是一个当之无愧人民币业务的市场领导者。目前中行约堡分行已经成为南非ABSA银行和Ned银行人民币清算行。人民币业务由结算、清算服务到现钞业务,人民币国际化在南非的发展路径是随着中南贸易发展而逐步推进的。1998 年中南建立外交关系以来,两国进出口贸易逐年扩大,2009 年,中国超过德国成为南非最大的贸易伙伴、最大出口目的国和最大进口来源国。截至 2012 年 6 月末,中国与南非人民币跨境收付额累计达 43.29 亿元人民币。
由此,为建立肯尼亚人民币离岸清算中心,而发展路径首先要借鉴香港、南非等领先推进人民币业务的国家,同时,结合好当前肯尼亚经济政治环境以及地区人民币业务现状特点,才能在中国银行内罗毕代表处设立的初期尽快使肯尼亚人民币业务走上正轨。
以下提出关于发展肯尼亚地区人民币业务的几点建议。
(一)扩大人民币跨境存贷款业务范围
肯尼亚政府想要建立非洲地区第一个跨境人民币结算中心,结算中心将允许使用人民币汇率,人民币将成为一个常见的结算货币。发展离岸人民币业务的关键在于短期内迅速扩大人民币境外存款规模,最有效的渠道是依靠我国强大的国有或股份制银行,直接扩大人民币对外贷款规模。
至此,人民币在肯尼亚的流通基本处于银行体系之内,中国银行在肯尼亚内罗毕设立处,基于与南非的地域趋同性,可借鉴其清算业务开展路径,充分发挥我国商业银行在国外的机构支付清算行的作用,服务范围可从中资背景扩大到当地业务,融入当地来发展壮大,无论从中国走出来的中资企业,还是从肯尼亚从非洲到中国合作发展合作的企业,都需要发展成为服务对象,从而既让中资企业走出去,也让世界大企业走入中国。这一路径将为我国其他商业银行及外资银行开展境外人民币业务提供经验基础,也将是离岸人民币市场繁荣奠定最重要的资金和机构基础。
(二)确立双边货币互换协议
自2008年末以来至今,中国已与20个国家及地区分别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以进一步加快了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从目前和中国大陆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的国家和地区来看,双边本币互换贸易伙伴,如从邻近的香港,中国和韩国这样的国家,新兴市场国家,如印度尼西亚,重点区域枢纽土耳其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然后到传统发达国家,如日本,澳大利亚,英国渐进式路径。中国央行日前与欧洲中央银行签署了规模为3500亿元人民币/450亿欧元的中欧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协议有效期3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签署货币互换协议可进一步提高人民币在这些国家的资金量,将降低签约国在双边贸易活动中面临的美元汇率波动风险,从而利于双边贸易的发展。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是人民币区域化和国际化的必然之路。
中国银行业有必要在未来与肯尼亚争取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扩大政府间本币互换规模,跟随人民币“走出去”战略加快国际化经营步伐,加强人民币创新与国际合作,为境外客户及银行同业提供全面的人民币基础服务与支持,为双边经贸往来提供支持,并维护金融稳定,促进境外人民币市场发展。
(三)启动人民币清算行服务
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和中国银行澳门分行作为港澳人民币业务清算行。中国人民银行2013年 2 月宣布,由中国工商银行担任新加坡人民币业务清算行,确立了新加坡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地位。中国与新加坡在2013年 3 月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规模由 1500 亿元扩大至3000 亿元,仅次于香港的 4000 亿元以及韩国的 3600 亿元。借鉴港澳人民币清算行模式及新加坡人民币清算行的推行,肯尼亚要成为人民币离岸清算中心,有必要选择中国银行为肯尼亚人民币业务清算行,并在清算平台的支持下,由清算行在当地建立人民币清算和结算体系,由此加快人民币全球清算和结算网络形成,从而推进跨境人民币业务更好更快发展。跨境人民币结算不仅能给中国对肯尼亚或肯尼亚对中国的贸易投资企业节省成本,提高效益,互相增加吸引力,中国企业和肯尼亚企业均可以使用人民币计价签合同,来办理结算,那么企业在节约成本提高效率的同时,金融机构的服务内容和业务量也会同步迅速发展。
(四)拓展海外人民币融资产品
随着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范围已扩大到全国所有进出口企业,业务范围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其他经常项目。全面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跨境人民币业务已从经常项目扩展至部分资本项目,积极拓展海外人民币融资产品,对于促进跨境贸易结算对外贸易融资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尽管目前肯尼亚地区人民币可以便利地兑换为当地货币或其他外汇,但市场能够提供的人民币产品和服务种类还不够丰富。对于境外的人民币投资产品和投资渠道不多、人民币汇率避险产品较少等问题,建议开发新的避险产品,帮助境外企业降低汇兑风险,通过产品开发和创新,推动人民币离岸产品的发展。
香港作为当前人民币跨境贸易做大的资金池及最大的人民币离岸市场,香港市场的人民币即期和远期的日均交易量仅为20亿美元左右,因此借鉴香港市场的经验,推广一些贸易融资产品,投资理财产品及金融市场衍生品,鼓励当地银行申购中资银行与肯银行的银行间债,建立人民币对肯尼亚地区货币报价机制,有助于为非洲地区快速增长的人民币贸易结算业务的便利化发展,为企业募集资金提供了更多选择。
(五)拓宽人民币回流机制
在发展人民币离岸业务初期,人民币主要是通过贸易结算单一渠道跨境流动。虽然目前我国资本帐户管制成为最大的阻碍,离岸人民币最终需要回到中国境内进行投资。由于缺乏回流机制及投资渠道,境外市场人民币主要以定期存款存在;当存量达到一定规模后,就自然会产生投资回流境内市场的需求,因而要做好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出口渠道的人民币回流,逐步建立和拓宽人民币跨境双向流动渠道。这就要求增强离岸市场对人民币持有者的投资吸引力,丰富人民币计价金融产品,拓宽人民币的使用范围,建议鼓励内地企业在离岸市场进行人民币IP0,开展人民币计价大宗商品交易,并对于允许境外人民币到我国的资本及货币市场投资等方式完善人民币回流机制。借此来促进离岸和在岸人民币市场协同发展,进一步助推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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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过度自信;企业投资异化;过度投资;投资不足;并购
很多企业的投资呈现出异化现象,如过度投资、投资不足、投资短视行为、盲目并购等,这已经为众多研究所证实。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传统的基于完全理性假设的理论(如信息不对称理论、委托理论)已不能很好地解释这种投资异化现象,为此,人们开始从有限理性假设出发构筑新的理论。其中,从管理者过度自信角度所进行的研究是近年来刚兴起的一个热点问题,侧重于研究管理者过度自信所引起的投资异化以及由此带来的价值损毁问题,从新的角度诠释了企业投资异化,为理论界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也为实务界提供了新的决策依据。从目前的研究情况来看,相关的研究成果较少。国内的相关研究更是寥寥无几。本文试图对国内外主要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回顾,以资借鉴。
一、过度自信的特征及其在企业管理者中的表现
过度自信是心理学的一个专业术语,是指人们倾向于高估自己成功的概率,而低估失败的概率的心理偏差(Wolosin,etal,1973;Langer,1975)。过度自信这一心理特征是心理学家们首先发现的。大量的心理学研究结果表明,人们普遍存在着过度自信的心理特征。例如,Weinstein(1980)的实验研究发现,受试者们普遍认为自己在将来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子、能活过80岁等积极的方面的可能性要超过别人,而很少有人认为自己在将来会经历离婚、得癌症等不好的事情。Sevenson(1981)在以学生为研究对象的一份研究中发现,82%的受试者认为他们的汽车驾驶水平在前30%以内。这种“优于平均水平”(better-than-average)的心理特征被其他许多研究证实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Alicke,1985;Taylor,etal,1988)。
在管理学领域,许多研究发现,企业管理者的过度自信程度普遍要高于一般大众。Cooper等(1988)对美国企业家的调查显示,创业企业家们认为别人的企业成功的概率只有59%,而自己成功的概率则高达81%。其中,只有11%的人认为别人成功的概率为100%,而相信自己成功的概率为100%的高达33%。这说明创业企业家们普遍存在着过度自信心理。但后续研究却发现,这些被调查企业中有66%以失败告终。Landier等(2009)对法国企业家的调查得出同样的研究结论。在成熟企业,这种过度自信特征也很普遍。Merrow等(1981)考察了美国能源行业设备投资情况,他们发现,企业管理者们往往非常乐观地低估设备投资成本,而实际成本往往是他们所预计成本的两倍以上。Statman等(1985)调查了其他一些行业,发现管理者们在成本和销售预测方面普遍存在过度乐观。
心理学和管理学领域的这些研究发现为本文所要回顾的研究主题奠定了理论基础。正是以此为基础,研究者们才有可能考察管理者过度自信这一心理特征对企业投资及其他财务问题的影响。
二、基于管理者过度自信的企业投资异化:理论研究
从国内外现有文献来看,基于管理者过度自信的企业投资异化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管理者过度自信所引起的企业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二是关于管理者过度自信所引起的企业并购行为。这方面的研究首先是从理论研究开始的,早在1986年,Roll在他开创性的论文里就首次提出了管理者“自以为是”(Hubris)假说①,分析了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对企业并购行为的影响,但在随后的十几年内,该研究并未引起学术界的重视,直到最近几年,人们在逐步开始认识到该文的重要性。
Roll(1986)认为,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往往会高估并购收益,而且相信并购能带来协同效应,从而会使得本身不具有价值的并购活动得以发生。他进而根据该理论作出了一些预测:(1)当一个未预期的并购被宣布时,目标企业的股价将上涨;如果并购最终未能成功,股价又会跌回原来的水平。(2)如果并购是未预期的,而且未包含并购方的任何额外的信息,当并购被宣布时,并购方的股价会下跌;如果并购最终未能成功,并购方的股价又会上涨;如果并购最终实现,股价又会下跌。(3)并购完成时,被并购企业价值的增加额会被并购企业价值的减少额所抵消,即并购并不会带来财富的增加,并购所发生的费用构成最终的净损失。Roll没有直接去验证他的理论,而是通过回顾其他人所得到的实证研究结果间接地证明这些预测是正确的。
Heaton(2002)是继Roll之后的第二篇经典性论文,该文提出了一个基于管理者过度自信的投资异化模型,该模型将管理者过度自信、自由现金流变量结合起来,推导出在不同的自由现金流下,管理者过度自信会分别导致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具体结论如下:(1)一方面,乐观心理会使得管理者认为有效的市场低估了企业的风险证券,因而他们会偏爱企业内部资金。当企业依赖于外部资金时,管理者有时宁愿放弃一些净现值为正的项目,也不愿意从外部融资,因为他们认为外部融资成本过高,这样会导致企业投资不足。在这种情况下,自由现金流能充当“拯救者”的角色,纠正这种投资不足。(2)另一方面,乐观的管理者会高估投资所产生的现金流,从而高估投资项目的价值,一些净现值为负的投资项目可能会被他们误认为具有正的净现值。在自由现金流匮乏的情况下,乐观的管理者会放弃一些净现值为负的投资项目
Gervais等(2003)发展了一个资本预算模型,研究了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企业投资政策的影响以及股票期权计划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他们的结论如下:(1)理性的管理者是风险规避型的,在没有获得关于一个投资项目确切、完备的信息之前,他们不会实施该项目,即使这些项目会为股东带来最大化的价值,从而造成股东的价值损失。在这种情况下,股票期权能缓解这一问题。(2)管理者适度自信对股东来说是好事,因为一方面他们是忠诚于股东的,不存在问题,从而不需要额外的激励;另一方面,他们是一定程度的风险偏好者,能投资那些具有正的NPV的项目,为股东创造价值。(3)对于过度自信的管理者来说,股票期权计划不仅不能缓解因管理者过度自信所导致的过度投资问题,反而会使问题恶化。
Xia等(2006)基于实物期权框架,提出了一个管理者过度自信条件下的动态并购模型。他们通过该模型证明:(1)如果管理者的过度自信程度不是特别严重,并购所带来的市场回报通常是正的;(2)如果管理者的过度自信程度很严重,并购企业的市场回报是负的;(3)如果管理者的过度自信程度或产品竞争程度较低,并购企业的市场回报状况依赖于该企业的规模;(4)竞争会降低并购企业的回报,但会增加目标企业的市场回报。
从这些理论模型来看,它们的结论简单明了,便于进行验证。事实上,这些结论基本上都被后来的实证研究所证明,这一点可以从下文的分析中看出。
三、基于管理者过度自信的企业投资异化:实证研究
自Roll(1986)正式开创管理者过度自信条件下的企业投资研究以后,一直没有直接的实证研究对其进行验证,其原因可能是该理论在当时未引起学术界的注意,但难以找到合适的衡量管理者过度自信的变量可能是更重要的原因之一。因此,本文首先回顾相关研究中所提出的用以衡量管理者过度自信的变量。在此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这类研究中一般将管理者定义为CEO,但也有个别研究将其定义为CFO。
(一)管理者过度自信变量的构建
1CEO持股状况。这类变量首先由Malmendier等(2005,2008)提出,具体又分为三个变量:(1)当CEO持有一份5年期的期权时,如果在这5年内至少有两次机会通过转让可以获得67%以上的收益。但CEO未转让,则认为他是过度自信的;(2)如果CEO将期权持有到期而不转让,则认为他是过度自信的;(3)如果在样本期间内CEO所持有的本企业的股票数净增加,则也认为他是过度自信的。郝颖等(2005)、王霞等(2007)的研究都采用了上述三种变量中的第三种。
2相关的主流媒体对CEO的评价。这种方法可能是目前在西方的相关研究中应用最广的方法之一。该方法首先由Hayward等(1997)提出,他们搜集了《纽约时报》等主流媒体对样本公司的CEO的各种评价,然后将这些评价分为六类,依次是:完全正面的、主要是正面的但有一点负面的、中性的、主要是负面的但有一点正面的、完全负面的、没有评价。他们分别赋予上述六类评价3、2、1、-1、-2、0的分值,然后将每个CEO的所有分值相加得到最后的分值,并以此作为过度自信的替代变量,分值越高说明越过度自信。Malmendier等(2008)对这一方法进行了修正,他们将主流媒体的评价分为五类:(a)自信;(b)乐观;(c)不自信;(d)不乐观;(e)可靠、稳健、务实。然后以此为基础设置了一个哑变量,如果a+b>c+d+e,则取值为l,说明管理者是过度自信的,否则为O。Brown等(2007)则采取比例的形式来衡量,他们将主流媒体的评价分为三类:(a)自信;(b)乐观;(c)可靠、稳健、务实、不自信。然后用(a+b)/c来衡量CEO的过度自信,比例越大,说明越自信。Hribar等(2006)、Jin等(2005)等研究中都采用了这种衡量方法。
3企业盈利预测偏差。该方法首先由Lin等(2005)提出,他们认为,过度自信的CEO在做盈利预测时一般会有偏高的倾向,因此可以用盈利预测是否偏高来衡量过度自信。具体做法是:如果“预测值一实际值”大于0,则说明预测值偏高,反之则说明偏低,如果在样本期内偏高次数多于偏低的次数,则说明CEO是过度自信的。余明桂等(2006)、王霞等(2007)的研究借鉴了这一方法。
4CEO实施并购的频率。该方法由Doukas等(2007)提出,他们认为,CEO越自信,他发起的并购次数就越多,有些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Malmendier,etal,2008)。因此,他们将样本期内发起的并购次数多于5起的CEO确定为是过度自信的。
5CEO的相对报酬。该方法由Hayward等(1997)提出,他们认为,CEO相对于公司内其他管理者的报酬越高,说明CEO的地位越重要,也越易过度自信。他们用CEO的现金报酬除以现金报酬居第二位的管理者的报酬来表示。
6并购企业的当前业绩。该方法也由Hayward等(1997)提出,用“(并购前12个月内股票价格的增加值+股利)/期初股票价格”表示。这一方法根源于一个研究结论:企业的历史业绩越好,管理者越容易过度自信(Cooper,etal,1988)。
7企业景气指数。该方法由余明桂等(2006)提出,他们以国家统计局定期公布的企业景气指数为基础,如果景气指数大于100,则说明企业家是过度自信的,景气指数小于100,则说明企业家是悲观的。他们以4个季度的行业景气指数的平均数作为过度自信的替代变量。
从上述几种衡量管理者过度自信的方法可以看出,这些衡量方法的主观性较强,噪音较大,其可靠性和有效性是值得怀疑的。在以中国证券市场为基础进行研究时,找到合适的替代变量难度更大。以第1种方法为例,国内的股票期权激励机制才刚刚起步,不具备研究所需要的条件,虽然其中第(3)个变量在国内勉强可以应用,但《公司法》规定,上市公司高管人员所持股票只能在离职或退休六个月后才能出售,这显然会影响该变量的有效性。相对而言,第3种方法可能比较可行,因为中国证券市场也有盈利预测制度,会存在相应的盈利误差。
(二)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
前已述及,基于管理者过度自信的企业投资异化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管理者过度自信所引起的企业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二是关于管理者过度自信所引起的企业并购行为。为了研究的方便,本部分将这两个方面分开进行分析。
1管理者过度自信所引起的企业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
Malmendier等(2005)对Heaton(2002)的理论进行了实证检验。他们首先开创性地用前述第1类变量来衡量管理者过度自信并进行了实证检验,他们发现:管理者的过度自信程度越大,投资和现金流之间的敏感性越高,说明在现金流充足的情况下,管理者的过度自信心理会造成过度投资;而在现金流缺乏的情况下,又会造成投资不足。此外,他们还发现,对于权益依赖型企业来说,管理者过度自信对投资现金流之间敏感性的影响程度更大。
Lin等(2005)采用类似的方法用台湾的数据进行了检验。他们用前述第3类变量来衡量管理者过度自信,发现:(1)在内部资金充足的情况下,过度自信的管理者比非过度自信的管理者投资更多;(2)当融资约束程度更大的时候,上述两者的投资差距更大。
在本文所回顾的文献中,几乎所有实证研究都将管理者定义为CEO,而Ben等(2007)则是例外,他们将管理者定义为CFO,考察他们的过度自信所带来的财务政策的变化。他们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来确定CFO是否过度自信,发现过度自信的CFO会进行大量的投资,并且大量通过负债融资的方式筹措投资所需的资金,同时,为了保留更多的内部现金流用于投资,他们也很少支付股利。
中国也有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郝颖等(2005)用第1类变量来衡量管理者过度自信,发现内部人控制因素对投资与经营现金流的敏感性的影响程度超过了过度自信因素。
王霞等(2007)则采用第1和第3类变量来衡量管理者(董事长)过度自信,他们发现,管理者越过度自信,过度投资程度越大,但管理者过度自信并不影响投资和自由现金流之间的敏感性,而是影响投资和融资现金流之间的敏感性,过度自信程度越大,敏感程度越大。姜付秀等(2009)采用第3和第5类变量来衡量管理者过度自信,发现管理者越过度自信,越偏好内部投资,而且越容易使企业陷入财务困境。
2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企业并购的影响
1997年,有两篇论文试图用实证的方法对Roll(1986)的“自以为是”假说进行检验,但因为方法上的问题影响了论文的质量,几乎没有形成什么影响。
其一是Boehmer等(1997)。他们没有直接用变量衡量管理者过度自信,而是采取了间接的办法,研究企业并购和内部交易(InsideTrading)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那些没有成为并购目标或最终成为善意并购目标的公司的管理人员在内部交易中能获得显著的非正常收益,而那些最终成为敌意并购目标的公司的管理人员则基本上没有获得收益。据此,他们推断:管理人员之所以会拒绝并购要求是因为他们很自信,认为公司在自己手里要比在别人手里更有发展前景。显然,他们的这一推断有些武断。
其二是Hayward等(1997)。这一研究要强于前者,他们直接检验了并购和管理者过度自信之间的关系。他们用第2、5、6类变量以及根据这三类变量通过因子分析得到的新变量衡量管理者过度自信,发现管理者越过度自信,他们所实施的并购的溢价程度就越大。并购会为股东带来财富的损失,管理者过度自信和并购溢价之间的关系越强,这种损失程度也越大。这一研究立意很好,但总的来说做得比较粗糙,这也许是它未产生什么影响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这一领域具有较大影响的是Malmendier等(2008)关于管理者过度自信和企业并购的实证研究。在该研究中,他们采用第1和第2类变量衡量管理者过度自信,发现:(1)过度自信的管理者更易发起并购,而且绝大多数是多元化并购;(2)对于权益依赖程度越低的企业,过度自信的程度与并购发生的可能性之间的相关性越显著,也即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偏好通过现金或债务融资的方式发起并购,而很少用股票的方式,除非他们企业的价值被市场高估;(3)相对于理性的管理者而言,过度自信的管理者所发起的并购会引起市场更强烈的负反应。这些结论表明,管理者的过度自信确实会影响企业的并购行为,造成大量损毁价值(value-destroying)的并购行为发生,为企业带来损失(Malmendier,etal,2008)。Ben等(2007)也得到了类似结论,发现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发起的并购会带来负的市场回报。
Doukas等(2007)采用第4类变量衡量管理者过度自信,发现:(1)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实施的并购会为股东带来正的市场回报,但程度要低于非过度自信管理者实施的并购,从长期业绩来看,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实施的并购表现很糟糕,这一结论不同于其他类似的研究;(2)高频率的并购比低频率的并购业绩要差,说明管理者倾向于将以前的成功归功于自身的能力,从而造成过度自信,进而在过度自信心理的支配下发起更高频率的并购。
Brown等(2007)则提出,不仅管理者的过度自信心理会影响企业的并购行为,而且管理者的控制力(dominanceorpower)也能对企业的并购行为产生影响。所谓管理者的控制力,是指管理者将他们的计划或想法付诸实施的能力。在该项研究中,他们用第2类变量衡量管理者过度自信,同时用管理者的报酬额除以企业总资产的对数来衡量管理者的控制力。他们用澳大利亚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管理者的上述两种特征程度越大,并购的可能性越大,而且管理者的控制力越强,越易实施多元化并购。
四、评价与展望
通过上述回顾,我们可以将基于管理者过度自信的企业投资异化问题的特点大致归纳为如下几点:
(1)基于完全理性假设的理论认为投资异化源于管理者或股东等参与者的自利心理,但许多研究发现人们在现实中往往会表现出“利他”等倾向。对于企业管理者而言,他们往往会认为自己是忠于股东并积极为股东创造价值的,换言之,他们和股东的目标是一致的。这样,传统的激励机制就不能解决这种投资异化问题,相反,按传统的激励机制可能会加重这种异化行为。例如,过度自信的管理者会高估收益而低估损失,他们所选择的投资项目很多是损毁价值的。如果我们根据传统的激励理论提高管理者的薪酬(货币性质或期权性质),他们会更积极地为股东寻找更多的投资机会,从而造成企业投资于更多的损毁价值的项目,加重投资异化的程度。因此,这方面的研究为改进激励机制提供了依据。
(2)从现有文献来看,虽然这一主题才刚刚引起学术界的注意,所形成的研究成果不多,但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证研究,研究结论几乎是一致的,这在财务学研究领域还是不多见的。几乎所有的研究结论都显示,一般情况下,管理者的过度自信特征都会带来不好的影响,包括过度投资、投资不足、过度并购、通过并购造成股东财富的损失等。这说明管理者过度自信不仅普遍存在,而且确实会给企业带来负面影响,从理论和实践来看,这都是很有意义的。但换一种角度来看,结论大一致也不利于理论的发展,只有更多的争辩才能开拓更广阔的空间。我们不能排除这类研究中有些受到了“思维定势”的影响,人云亦云,这需要在将来的研究中逐步加以改进。
(3)国内的相关研究还较少,而且大多是关于国外相关理论的介绍与归纳,缺乏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和特点进行的研究,特别是用中国的数据所做的经验研究。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一领域才刚刚发展,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证券市场还不完善,与国外发达的证券市场存在较大差距,使得相关的数据难以获得。例如,在这一研究领域,管理者过度自信的度量是一个关键的问题,但从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些度量方法来看,在中国难以得到很好的应用。这就需要我们去寻找更适合中国国情的度量指标。新晨
最后,关于未来的研究方向,我们认为有如下一些问题值得关注:
(1)将这一研究拓展到更广的领域。从现有文献来看,主要集中在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企业投资的影响方面,实际上,企业不同的财务问题之间是息息相关的,例如,现有研究发现,过度自信的管理者会过度投资,这必然会影响企业的融资方式和策略以及企业的分配政策等问题。Ben等(2007)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尝试,值得我们借鉴。近年来出现了几篇有价值的文献,如Hribar等(2006)研究了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企业盈利预测的影响以及由此进行的盈余管理行为;Jin等(2005)研究了过度自信和税负对管理者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影响;余明桂等(2006)考察了管理者过度自信所引起的企业激进负债问题。这些都具有很好的借鉴价值。
(2)从中国企业高层管理者特有的行为或心理特征的角度进行研究。西方已经发现的企业管理者普遍存在的过度自信、过度悲观等心理特征可能也存在于中国企业管理者中,但目前尚没有研究证实,因此,研究中国企业管理者的心理特征并研究其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是一个很有前景的研究方向。因为文化与制度各方面的差异,中国管理者的心理可能会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发,现了这些特征就等于找到了解决中国企业投资异化问题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