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理学研究的范畴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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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病理学研究的范畴范文

然而，这两门课程的教学仍一直沿用“理论课满堂灌，实验课看切片，老师说了算”的旧的教学模式。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旧的教学模式逐渐暴露出理论与实践脱节、组织学与病理学教学时间衔接脱节，学生理论知识与动手能力脱节等弊端，已不能适应高素质医学人才培养的要求。因此，对组织学与病理学教学进行适当调整，使学生牢固掌握组织学与病理学基本理论，进行有针对性的实践训练，培养其利用所学的组织病理知识独立分析相关临床疾病、解决临床实际问题的能力，正确合理的设计理论与实验教学的新模式的必要性就凸现出来。本文谨对我院2001年以来组织学与病理学课程教学改革的成功做法总结如下。

一、理论教学

1、正确处理课程教学中的重难点问题是搞好组织病理学教学的先决条件组织学与病理学教学的侧重点不同，在教学过程中，要着重讲述正常组织与病变组织的区别。在教学实践中，病理变化与临床表现之间的关系就成为组织学与病理学的教学难点。病理学内容涉及临床教学跨度较大，教学内容中所描述的病理变化与临床症状、体征。

对初学者来说往往觉得既陌生枯燥，又难以理解和记忆，对此，医学院通过临床交流的方法，使授课教师具有一定的临床经验，从而能在讲课过程中将各章节、各系统疾病中主要的病理变化及相对应的临床表现加以总结归纳，使其条理化，用设问的方式将每一个主要的病理变化与相应的临床表现之间的联系，详细阐述，层层展开，并做到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引导学生思考，注意正常和异常之间、各系统疾病之间的比较，加强理论与实际的联系，不断结合临床实例讲解说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2、合理的课程设计是组织病理学教学的关键组织学与病理学同属形态学范畴，教学目的是使学生通过正常组织细胞形态的学习掌握在此基础上发生的病理变化，具有很强的教学连续性。长期以来，这两门课的教学始终处于分离状态，虽然我院组织胚胎教研室与病理教研室已合并为组织病理教研室，但是，合并后的教研室在教材、教师、实验、课程安排等方面仍是各自为政。特别是第二学期开设组织学，第四学期开设病理学的课程安排影响到在上病理课时，学生对一年前所学的组织学知识已淡忘。在这种情况下，病理学教师在上课时不得不占用很多课时来复习组织学的主要内容，即便如此，学生对组织学的细节概念仍很模糊。因此，在病理学教学过程中，许多学生对教学内容难以理解。

针对存在的弊端，我们设计对组织学病理学课程进行改革的以下措施:第一，组织学与病理学教材合并为组织病理学，组织学内容后紧接相关的病理学内容。第二，组织学与病理学两门课程的教学内容交叉进行，或者两门课程安排在同一学期授课。这样做既能省去病理课复习组织学内容所占用的时间，加快病理学教学进度，又能减轻教师与学生的负担，有利于教学质量和学生理论水平的提高，是值得推广的教学安排。

二、实验教学

组织学与病理学实践性较强，组织病理学理论通过实验得到验证，学生也通过实验课直观地认识组织细胞正常与异常的形态结构，加深对所学理论的理解，实现感性到理性的飞跃。以往的实验教学一直停留在老师简述理论，学生看看标本的旧模式上，学生动手少，兴趣低等弊端逐渐显露，致使实验课流于形式，背离了实验教学的初衷。自2001年起，我院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对实验教学进行了改革:

1、实行实验项目导师制和招标制。组织学与病理学的实验课都由理论课老师担任.由教师根据每门课不同章节的特点设计实验项目，并将相关内容串联为实验单元，实验项目从标题到步骤、结论设计完成后交学院审查，通过后向学生张榜公布，学生对各实验项目全面了解比较后报名参与其认为设计合理、新颖，具有创新性的实验项目，然后，学院根据每个实验项目的实验成本及报名人数划拨实验经费，确定教师实验课酬，正式启动实验项目。

2、培养学生独立完成实验的能力。创造性实验新模式，遵循学生动手，教师指导，以学生为中心的原则，实验开始由教师简单介绍实验概况，并做教学演示，然后，由学生从解剖动物、建立动物模型，直到制作标本，独立动手完成实验的全过程。以病理学心血管实验为例，学生自己动手建立高血脂动物模型，在直观高血脂症大中型动脉主要病理变化的同时，加深了对动脉粥样硬化的定义、病因、发生机制及病理变化等基本理论的理解。在此过程中，以建立动物模型为主线，将组织细胞正常与异常形态的理论知识，通过实际演练展现在学生面前。这就锻炼了学生的动手能力，实现了知识认知过程从感性到理性的转变。

第2篇：病理学研究的范畴范文

方法：对289例胃癌根治术患者3年和5年生存率、复发原因进行对照分析。

结果：对高恶度胃癌扩大手术范围和提高预防性治疗级别，可提高治疗效果。

结论：

胃癌治疗应根据其生物学特性及病理学分型，采用合适的手术范围及术前、术中化疗等措施，可明显延长生存期，改善生存质量。

关键词：胃肿瘤胃癌生物学特性病理学分型化学疗法生存期

【中图分类号】R4【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8-1879（2012）12-0186-02

胃癌的腹膜种植转移是胃癌根治术后复发的主要原因[1]，而胃癌的淋巴转移对胃癌的预后有一定的影响。作者对289例胃癌淋巴结转移情况和浆膜脱落细胞进行研究，扩大手术范围，采用术前、术中化疗，以探讨胃癌生物学特性与预后的关系，为预防术后复发、转移，延长生存期，提高生存质量提供理论依据。

1资料和方法

1.1一般资料。1990年―1999年我院共施行进展期胃癌手术289例，男210例，女79例。年龄40～77岁，平均65岁。

1.2方法。胃癌手术开腹后探查前用100～150ml生理盐水倒入腹腔上部或盆腔，轻轻搅动后收集冲洗液，离心沉淀，吸取有核细胞层涂片4～6张，以瑞氏法和苏木精-伊红染色镜下观察有无脱落细胞，并对冲洗液的有核细胞层悬液进行了台盼蓝染色观察。

1.3病理学分型及分组。根据病理学分型，分为高分化腺癌组（n=135）、中分化腺癌组（n=83），低分化腺癌组（n=51）和其他病理类型组（n=20），回顾性分析术后3年和5年生存率、复发及死亡原因。

1.4术式及化疗方案。根据肿瘤分期、部位、类型选择D2、D3、D4式手术。化疗方案：术前选用FAM方案，术中温生理盐水420ml+5-Fu500mg腹腔灌注冲洗。

1.5统计学处理。用SPSS12.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采用行×列表X2检验，P

2结果

2.13种分化胃腺癌患者不同术式及化疗方案5年生存率的比较组内与D2清除及D3、D4清除比较：P

2.2其他病理类型组生存情况其他3种类型胃癌病例较少，其中印戒细胞癌9例，黏液细胞癌7例，其他类型癌4例（包括未分化癌、不能分类的癌等）。这20例患者亦采用了以上几种手术方式，经统计，无论采用何种术式及术前、术中是否化疗，生存期均未超过1年。

2.3胃癌死亡原因本组死亡病例共84例，其中腹腔广泛种植转移52例，肝转移22例，其他原因10例。

3讨论

胃癌的发病率及死亡率始终居消化系统恶性肿瘤之前列。当今胃癌的淋巴结清除范围，应根据患者的胃癌病期和癌肿的生物学特性加以区别对待。在此原则下，应充分考虑到患者的诸多个体特点，优选出合理的手术方案。对胃癌应根据不同病理类型和不同的病期选择合理的治疗方案，术前对于病理类型的判断尤为重要。很多研究表明新辅助化疗可以提高进展期胃癌的手术切除率及改善预后，因而广受重视。本组结果显示，早期及高分化癌的手术根治率较高，行新辅助化疗的意义不大，中晚期及高恶度胃癌则明显可以看出其作用，故术前对患者进行肿瘤分期和明确病理类型极为重要。

许多文献表明新辅助化疗可以提高进展期胃癌的手术切除率及预后，因而广受重视。早、中期胃癌手术切除治疗率高，行新辅助化疗的意义不大。肿瘤腹腔广泛播散或远处转移者预后太差，也不应纳入其范畴内。所以准确的术前术中分期对病例的术式选择至关重要[2]。从本组可以看出，肿瘤细胞分化程度越低，淋巴结转移越多，腹膜种植转移概率越高，说明其浸润广泛，对术后5年生存率有明显的影响。胃癌新辅助化疗有几个优势：①可以杀灭术区以外的亚临床转移灶，预防医源性肿瘤播散。②杀灭癌细胞，降低临床分期，增加手术切除率或根治性切除的机会。③获得肿瘤的个体药敏资料，为术后选择辅助化疗提供依据。④肿瘤对化疗的效果是判断患者预后的指标之一。

腹膜种植转移是胃癌患者术后最常见的复发形式，由于其早期诊断有一定困难，目前腹膜种植转移复发患者尚无有效的治疗方法。从死因可以看出，患者术后复发主要为腹膜种植转移，术中预防医源性癌细胞脱落尤为重要。术中应注意无瘤操作技术，不用纱布擦拭手术野外的脏器，尽量减少暴露、擦拭、损伤腹膜，以免增加癌细胞的黏附因素；尽量防止血液流入腹腔，去除白细胞、血小板高黏附癌细胞的因素；同时腹腔灌注化疗必不可少，优点是腹腔内药物浓度高，可有效杀灭脱落的癌细胞。术前或术中证实有腹膜转移患者，除术中化疗以外，应于术后辅以腹腔灌注化疗及全身化疗，可望减少术后腹膜种植复发率。

手术范围的选择也极为重要。一些学者认为扩大胃周围淋巴结清除能够提高患者术后5年生存率，并且淋巴结清除及病理学检测对术后的正确分期判断预后、指导术后监测和选择术后治疗方案都有重要的价值。D3术式在高分化癌中，并不比D2能提高生存率，反而增加了手术风险，而对于低度分化癌中，D3术式则是明显提高了5年的生存率，故根据病理切片类型选择术式，对于胃癌的预后也有明显的影响。从本组结果可以看出：高中分化腺癌行D2术式已能完成患者的治疗，而D3术式并不比D2术式生存率高，术前化疗及术中的腹腔化疗并不能提高生存率，反而增加了患者的创伤。总之，在胃癌治疗过程中，应重视其生物学特性对预后的影响，结合病理诊断及其分期，采取不同的术式，术前术中采用不同的预防措施，可明显延长患者的生存期及改善生存质量。胃癌的治疗选择及预后取决于多种因素，本文仅从病理类型方面作了初步探讨，其他因素的影响还有待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第3篇：病理学研究的范畴范文

归纳中医关于痰淤理论的学说，探讨了痰淤与肝纤维化的密切关系，提出痰淤阻滞肝脉是肝纤维化发生发展的重要病理因素。

【关键词】 痰淤 肝纤维化

肝纤维化是现代医学病理形态学的概念，常由于肝内慢性炎症，胆汁郁积，免疫损伤等原因引起，中医学并没有肝纤维化的名称，但根据该病的临床表现，多归属于中医的“黄疸”“胁痛”“积聚”等范畴，目前西药对该病没有特效药，而中医中药对该病有着较好的优势和疗效，且慢性乙型肝炎在我国人群中普遍存在，更是引发肝纤维化的主要原因。因此，对肝纤维化的中医发病机制的探讨有着重要的意义。

1 中医对痰淤的认识

痰是中医病理学中的重要病理产物。痰最早见于《金匮要略·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膈上病痰满喘吐。”仲景将痰饮列为四饮证之一。隋唐至宋代痰已成为独立病症。唐·孙思邈的《千金方》温胆汤、宋·陈师文的《和剂局方》二陈汤已为治痰的经典方剂。至明清，痰的理论进一步深入，痰生百病。“百病多兼痰”已成为众多医家之共识。在辨证上有内痰与外痰，有形痰与无形痰之分，在治法上有健脾补肾、利气化痰等多种见解。痰为津液不归正化而形成的病理产物，其产生与脏腑气血功能失调密切相关，外感邪气、内伤情志或脾肾亏虚均可导致机体水湿停聚，或热灼伤津聚均可成痰。

淤亦是中医病理学中的重要病理产物。中医认为，淤血指体内有血液停滞，包括离经之血积存于体内，或血运不畅，阻滞于经脉及脏腑内的血液，均称为淤血。《内经》虽无“淤血”但有“恶血”“血菀”“留血”等近似淤血的名称30余种，其对血淤证的成因、症状也有明确的阐述，“输其血气，令其条达”为治淤法则。《神农本草经》也有了活血化淤药的记载，汉代以后，张仲景总结了血淤证的辨证规律，其在《金匮要略·胸痹心痛短气病脉证并治》认为痰饮乃胸痹的病机之一，治则以除痰通阳为主。隋唐至金元血淤证的理论阐述与治疗方剂进一步发展。明清医家在继承了前人的学术思想上又有深入的研究，张介宾提出了“气逆而血留，气虚而血滞，气弱而血不行”，丰富了血淤证理论。比较突出的是王清任，他强调气血为人之本，处方用药思路更为广阔，指出治胸痛用木金散，若无效则需用血府逐淤汤。其治疗胸痛倡用活血祛淤的治则，颇具独创精神，创立祛淤诸方，扩大了活血化淤法的治疗范围，使血淤证与活血化淤的理论更加完善。

对痰与淤的关系，历代医家认为：痰是津液的病变，淤是血的病理形式，二者关系密切，中医学关于痰淤同病，痰可致淤的认识，渊源甚早。《灵枢·百病始生》指出：“湿气不行，凝血蕴里而涩渗，著而不去，而积皆成矣”；《丹溪心法》谈到：“痰夹淤血，遂成窠囊”，强调痰中夹淤这一病理在致病中的广泛性和重要性。《外证医案汇编》分析道：“流痰，蓄则凝结为痰，气渐阻，血渐淤，流痰成矣。”《血证论》中的“须知痰水之壅，由淤血使然，但去淤血，则痰水自消”，“血积既久，亦能化为痰水”。由于津血同源，所以痰淤不仅互相渗透，而且可以互相转化，因痰致淤，或因淤致痰。

2 痰淤阻络是肝纤维化的重要病机

一般认为，肝纤维化的中医病因多为感受湿毒疫邪，肝气郁滞，肝肾亏虚等，导致脏腑功能失调，痰浊淤血阻滞肝脉而逐渐形成肝纤维化。其中，痰淤阻络是肝纤维化的病理基础。临床发现，肝硬化病人多伴有肝掌，蜘蛛痣，肝脾肿大，舌质紫暗或有淤斑，脉涩等症，这些均为血淤的临床表现。除此之外，血淤在肝纤维化中与肝脏微循环、肝纤维化结缔组织增生及肝功能指标都有密切相关性［1］，刘宏元等［2］结合现代病理学指出，肝细胞及血窦内上皮细胞的坏死变性，引起肝组织微循环障碍而产生血淤证，同时贮脂细胞及肝细胞增生分泌大量胶原蛋白，形成胶原纤维束，逐渐发展为肝纤维化也形成血淤证。可见，淤血在肝纤维化中的病理表现为肝脏微循环障碍及纤维结缔组织增生，并始终存在于肝纤维化过程中。大量研究结果同样表明：肝血淤阻程度与肝纤维化程度密切相关，并进一步指出血淤证患者血清型前胶原(PCIII)、透明质酸(HA)、层黏蛋白(LN)均比非血淤证患者明显增高，肝纤维化血清标志物PCIII，HA，LN可作为血淤程度的客观指标［3，4］。另有学者通过实验研究得出了相似结论：血淤证肝病患者血清总胆红素(TBIL)升高及A/G降低显著高于非血淤证肝病患者，血淤证肝病患者血清HA，LN明显高于非血淤证肝病患者及正常人，提示A/G下降或倒置及血清HA，LN的含量可作为慢性肝病血淤证辨证的客观指标［5］。

【摘要】

归纳中医关于痰淤理论的学说，探讨了痰淤与肝纤维化的密切关系，提出痰淤阻滞肝脉是肝纤维化发生发展的重要病理因素。

【关键词】 痰淤 肝纤维化

肝纤维化是现代医学病理形态学的概念，常由于肝内慢性炎症，胆汁郁积，免疫损伤等原因引起，中医学并没有肝纤维化的名称，但根据该病的临床表现，多归属于中医的“黄疸”“胁痛”“积聚”等范畴，目前西药对该病没有特效药，而中医中药对该病有着较好的优势和疗效，且慢性乙型肝炎在我国人群中普遍存在，更是引发肝纤维化的主要原因。因此，对肝纤维化的中医发病机制的探讨有着重要的意义。

1 中医对痰淤的认识

痰是中医病理学中的重要病理产物。痰最早见于《金匮要略·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膈上病痰满喘吐。”仲景将痰饮列为四饮证之一。隋唐至宋代痰已成为独立病症。唐·孙思邈的《千金方》温胆汤、宋·陈师文的《和剂局方》二陈汤已为治痰的经典方剂。至明清，痰的理论进一步深入，痰生百病。“百病多兼痰”已成为众多医家之共识。在辨证上有内痰与外痰，有形痰与无形痰之分，在治法上有健脾补肾、利气化痰等多种见解。痰为津液不归正化而形成的病理产物，其产生与脏腑气血功能失调密切相关，外感邪气、内伤情志或脾肾亏虚均可导致机体水湿停聚，或热灼伤津聚均可成痰。

淤亦是中医病理学中的重要病理产物。中医认为，淤血指体内有血液停滞，包括离经之血积存于体内，或血运不畅，阻滞于经脉及脏腑内的血液，均称为淤血。《内经》虽无“淤血”但有“恶血”“血菀”“留血”等近似淤血的名称30余种，其对血淤证的成因、症状也有明确的阐述，“输其血气，令其条达”为治淤法则。《神农本草经》也有了活血化淤药的记载，汉代以后，张仲景总结了血淤证的辨证规律，其在《金匮要略·胸痹心痛短气病脉证并治》认为痰饮乃胸痹的病机之一，治则以除痰通阳为主。隋唐至金元血淤证的理论阐述与治疗方剂进一步发展。明清医家在继承了前人的学术思想上又有深入的研究，张介宾提出了“气逆而血留，气虚而血滞，气弱而血不行”，丰富了血淤证理论。比较突出的是王清任，他强调气血为人之本，处方用药思路更为广阔，指出治胸痛用木金散，若无效则需用血府逐淤汤。其治疗胸痛倡用活血祛淤的治则，颇具独创精神，创立祛淤诸方，扩大了活血化淤法的治疗范围，使血淤证与活血化淤的理论更加完善。

对痰与淤的关系，历代医家认为：痰是津液的病变，淤是血的病理形式，二者关系密切，中医学关于痰淤同病，痰可致淤的认识，渊源甚早。《灵枢·百病始生》指出：“湿气不行，凝血蕴里而涩渗，著而不去，而积皆成矣”；《丹溪心法》谈到：“痰夹淤血，遂成窠囊”，强调痰中夹淤这一病理在致病中的广泛性和重要性。《外证医案汇编》分析道：“流痰，蓄则凝结为痰，气渐阻，血渐淤，流痰成矣。”《血证论》中的“须知痰水之壅，由淤血使然，但去淤血，则痰水自消”，“血积既久，亦能化为痰水”。由于津血同源，所以痰淤不仅互相渗透，而且可以互相转化，因痰致淤，或因淤致痰。

2 痰淤阻络是肝纤维化的重要病机

一般认为，肝纤维化的中医病因多为感受湿毒疫邪，肝气郁滞，肝肾亏虚等，导致脏腑功能失调，痰浊淤血阻滞肝脉而逐渐形成肝纤维化。其中，痰淤阻络是肝纤维化的病理基础。临床发现，肝硬化病人多伴有肝掌，蜘蛛痣，肝脾肿大，舌质紫暗或有淤斑，脉涩等症，这些均为血淤的临床表现。除此之外，血淤在肝纤维化中与肝脏微循环、肝纤维化结缔组织增生及肝功能指标都有密切相关性［1］，刘宏元等［2］结合现代病理学指出，肝细胞及血窦内上皮细胞的坏死变性，引起肝组织微循环障碍而产生血淤证，同时贮脂细胞及肝细胞增生分泌大量胶原蛋白，形成胶原纤维束，逐渐发展为肝纤维化也形成血淤证。可见，淤血在肝纤维化中的病理表现为肝脏微循环障碍及纤维结缔组织增生，并始终存在于肝纤维化过程中。大量研究结果同样表明：肝血淤阻程度与肝纤维化程度密切相关，并进一步指出血淤证患者血清型前胶原(PCIII)、透明质酸(HA)、层黏蛋白(LN)均比非血淤证患者明显增高，肝纤维化血清标志物PCIII，HA，LN可作为血淤程度的客观指标［3，4］。另有学者通过实验研究得出了相似结论：血淤证肝病患者血清总胆红素(TBIL)升高及A/G降低显著高于非血淤证肝病患者，血淤证肝病患者血清HA，LN明显高于非血淤证肝病患者及正常人，提示A/G下降或倒置及血清HA，LN的含量可作为慢性肝病血淤证辨证的客观指标［5］。

此外，痰湿在肝纤维化中亦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现代医学研究认为，中医痰证的主要特征和生化物质基础为血清总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的升高［6］，而由肝纤维化导致的肝筛失窗孔化，毛细血管化，肝窦紊乱短路等肝内微循环障碍亦影响肝内脂类代谢，且有资料研究显示肝脏功能轻、中度损伤时血脂水平与肝纤维化血清学指标呈正相关［6］。因此，血脂水平及肝内血流速度可作为肝纤维化痰淤互结证的疗效判定指标。刘为民等［7］认为肝纤维化除淤血外，痰浊作为一种病理因素，也参与了肝纤维化的病程。在肝纤维化的发病过程中，肝郁气滞，横逆犯脾，脾失健运，水湿不化，酿生痰浊；饮食所伤，素体湿盛，嗜甘厚腻，过度饮酒，更伤脾胃，水湿内停，聚为痰饮；正虚邪恋，毒邪内蕴，日久化热，煎熬津液，凝聚成痰；正气亏虚，水湿难运，聚湿成痰，均可导致痰浊内生，痰淤互结，阻于肝络。因此痰浊淤血是肝纤维化的最终病理产物，同时又可阻滞气机，使气血运行不畅，津液输布不利，痰浊淤血沉积更甚，加速肝纤维化的发生发展。陶翠玲等［8］以痰淤并治为主要治疗原则，应用肝纤康治疗慢性病毒性肝炎肝纤维化痰淤互结证，结果表明该方具有降低痰淤互结证积分水平，降低肝纤维化血清学指标，抑制肝脏炎症，改善肝功能，增加肝门静脉血流速度，降低甘油三酯水平的作用。并认为其治疗机理可能是降低血脂，改善肝脏微循环，增加肝脏血流速度，抑制和改善炎症反应，改善肝功能，从而阻止和减慢肝纤维化的启动和发展过程。

3 结语

在肝纤维化的发病过程中，血淤与痰湿又相互伴生及互为因果。淤血阻络，必阻碍气机，气机阻滞，津液不布，水湿不化，而聚湿生痰；同理，痰湿阻络，亦必阻碍气机，血为气之母，气为血之帅，气机阻滞，血行不畅，而致淤阻经络，从而导致肝纤维化的发生发展。

【参考文献】

［1］唐智敏，茹清静，朱起贵. 论肝血淤阻与肝纤维化的关系［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1996，2（3）：14.

［2］刘宏元，刘作恩.慢性乙肝早期纤维化的治疗研究［J ］.天津中医，1997，14（3）：101.

［3］陈丽萍，张诗军，马翠玉，等.慢性丙型肝炎血淤证与血清HA、hPCIII的相互关系及中药对其影响的研究［J］.国医论坛，1995，1：30.

［4］唐智敏，茹清静，朱起贵.论肝血淤阻与肝纤维化的关系［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1996，2（3）：14.

［5］沈吉云，燕忠生，赵淑媛.肝病血淤证与肝功能肝纤维化标志物的关系［J］.辽宁中医杂志，1997，24(6)：243.

［6］方永奇.痰证宏观辨证的计量化研究［J］.辽宁中医杂志，1995，22(11):490.

第4篇：病理学研究的范畴范文

免疫毒理学是毒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是研究外源性化学物、物理因素及生物因素对机体免疫系统不良反应及其机制的一门学科。在某些情况下，免疫系统是容易受到攻击的靶器官，在其他器官系统尚未观察到毒作用时，免疫系统可能已经受到损害，如免疫病理学改变、细胞免疫异常、体液免疫异常、特异性免疫改变或宿主抵抗力下降等。因此，免疫系统的效应变化是某些危害的毒理学安全性评价中较为敏感的指标，而选择敏感的生物标志物检测早期健康危害效应将会极大的提高安全性评价工作的科学性和效率。例如，美国有毒物质和疾病登记局(agencyfortoxicsubstanceanddiseaseregistry，ATSDR)在制订砷、狄氏剂、镍、1，2-二氯乙烷、2，4-二氯酚的安全限量时，就采用了免疫毒理学的安全性评价结果。20世纪80年代初，许多国家的相关部门相继尝试制定免疫毒性的评价策略。其中有关杀虫剂和药物的免疫毒性评价方案最早出台。欧洲(欧盟、荷兰等)和美国(美国环境保护署EPA、美国国家毒理学规划NTP和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等)都进行了早期的免疫毒性试验指南的制定。但由于免疫系统组成和功能的高度复杂性，以及免疫毒物毒作用的靶细胞和靶分子的多样性，目前尚未有一种免疫毒理学试验方法能够从整体、细胞和分子水平全面反映外源性化学物对整个免疫系统的影响，因此国际上一般采用一组试验多项指标来进行综合评价。而且分级筛选的试验方案也逐渐被多家国际机构所认可，成为免疫毒理学安全评价的精髓，目前各国将免疫毒理学安全评价方法的重点放在分级试验策略的优化和国际间的协调统一上。

1美国的免疫毒性评价程序

1.1美国FDA的免疫毒性评价指南

1982年美国FDA颁布了红皮书I，就免疫毒性评价而言，内容仅涉及在一般毒理学试验中进行血液学指标、血生化指标以及免疫器官脾的组织病理学检测。考虑到所要监管的产品可能具有免疫毒性，1993年FDA颁布的红皮书II《直接食品添加剂和着色剂的毒理学安全评价指南》中将免疫毒理学安全评价方法纳入其中。2007年修订的红皮书2000中免疫毒理学安全评价方法继续采用1993年版的内容。该指南适用于食品添加剂、药品、生物制品及医疗器械等的免疫毒理学安全性评价。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推荐采用个案处理原则。制定了标准试验，同时建议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其他合适的试验或指标。试验分为两个水平:水平I，无需向动物注射抗原，可以采用标准的毒理学试验进行免疫指标的测定;水平II是免疫功能试验，通常需要多个系列组，每个系列组用来进行不同的试验。水平I包括基础指标和扩展指标，基础指标通过标准的动物短期和亚慢性毒性试验测得(主要的免疫毒性指标包括血液学指标:白细胞数及其分类;血生化指标:血清总蛋白，白/球蛋白比;组织病理学:淋巴器官如脾、胸腺、淋巴结、骨髓等)，以及啮齿类动物发育毒性试验(包括:a.母体发病率和死亡率;b.组织病理学:胎体的肝脏、胸腺和脾脏;c.F1和F2代的血液学指标、血生化指标、组织病理学、器官重量和体重等);扩展指标:血液学指标中外周血或脾脏B淋巴细胞数、T淋巴细胞数和T淋巴细胞亚群分析;血生化指标如血清白蛋白、血清免疫球蛋白、补体、血清细胞因子如IL-1、IL-2和γ-干扰素、血清自身抗体水平等;组织病理学:动物脾脏以及淋巴结B淋巴细胞和T淋巴细胞的免疫组化，脾脏生发中心和动脉周围淋巴鞘的精密测定，淋巴结中淋巴滤泡和生发中心的精密测定，胸腺皮质和髓质的形态学测定。体外免疫细胞的功能测定:NK细胞活性测定;B淋巴细胞和T淋巴细胞增殖试验;巨噬细胞功能试验;骨髓干细胞测定。水平II也包括基础指标和扩展指标，基础指标包括T细胞依赖性体液免疫应答、T细胞非依赖性体液免疫应答、迟发型变态反应等，扩展指标包括宿主抵抗力(PYB6肿瘤细胞、细菌、病毒、真菌和寄生虫等)。

1999年美国FDA的医疗器械和放射健康中心(CenterforDevicesandRadiologicalHealth，CDRH)颁布了免疫毒理学试验指南，这一指南用于指导医疗器械及组成成分的免疫毒理学评价，提出最佳的试验方案。包括一个流程图和三个表格。流程图用于决定是否进行免疫毒性试验(G95-1/ISO10993)，如果某种医疗器械与已合法上市的医疗器械的材料、与人体接触方式、剂量和接触时间一样，或其有长时间使用历史但无毒性结果，或文献报道其无毒性，则不需进行免疫毒性试验。如通过流程图建议进行免疫毒理学试验，则通过三个表格的指示来进一步选择所要进行的免疫毒性试验，对免疫抑制、慢性炎症、超敏反应、免疫刺激和自身免疫进行评价。表格1列出根据医疗器械的材质、类型、与人体接触途径和时间选择不同的免疫毒性试验;表格2包括关键指标和非关键指标，组织病理学是炎症和自身免疫的关键指标，而是免疫抑制、超敏反应和免疫刺激的非关键指标;体液免疫是免疫抑制、超敏反应、免疫刺激和自身免疫的关键指标，而是炎症的非关键指标;T淋巴细胞免疫分析均为关键指标;NK细胞活性和宿主抵抗力仅是免疫抑制的关键指标;表格3则列举了表格2中关键或非关键指标的具体方法。2002年美国FDA的药物评价与研究中心(CenterforDrugEvaluationandResearch，CDER)公布了审查新药的免疫毒理学评价行业指南。该指南较为全面和详细，涵盖了免疫毒性概念中的所有内容如免疫抑制、免疫原性、超敏反应、自身免疫和不良免疫刺激。免疫抑制筛选试验首先进行标准毒性试验，通过动物重复剂量试验测定血液学指标、血生化指标(血清白蛋白和白/球比)、组织病理学(脾、胸腺、淋巴结和骨髓)、免疫器官重量和脏体比以及动物感染和肿瘤发生率;扩展试验对免疫功能进行测定如对绵羊红细胞的初级免疫应答、对绵羊红细胞的次级免疫应答、NK细胞活性测定、细胞毒性T细胞杀伤试验、迟发型变态反应试验、宿主抵抗力试验、骨髓祖细胞功能试验、巨噬细胞功能测定、中性粒细胞功能测定、免疫细胞表型及标志物。免疫原性用于测定药物引起免疫反应的可能性，但采用非临床毒理学试验手段仍困难重重，因此CDER未推荐明确的方法。超敏反应分为I型-IV型，该指南主要针对小分子药物进行评价。

I型超敏反应的评价方法包括:主动皮肤过敏反应试验、被动皮肤过敏反应试验、主动全身过敏反应试验。但上述方法对于确定是否具有潜在的I型超敏反应仍十分有限，并未正式推荐使用。目前尚无标准的非临床试验可以很好预测II型和III型超敏反应，但CDER认为如果病理学检测结果显示可能异常即推荐按照“个案处理原则”进行深入研究。IV型超敏反应推荐的方法包括:Buehler封闭斑贴试验＞豚鼠最大值试验(GuineaPigMaximizationTest，GPMT)＞局部淋巴结试验。目前尚未制订标准的试验方法用于测定药物的自身免疫毒性和不良免疫刺激。该指南同时提供了一个流程图用于指导免疫毒理学评价方法的选择，主要考虑了药物的给予途径、免疫抑制方面的证据、针对人群、针对的疾病、药物代谢物是否在免疫系统有蓄积等因素。

1.2美国EPA的免疫毒性评价指南1982年，美国EPA最早出台了农药免疫毒性评价指引，要求对新农药按照两级筛选程序进行评价。但当时该指引所推荐的方法和动物模型没有被标准化和验证，是不成熟的。之后的十多年时间里多次对早期版本进行了修订，曾先后提出了OPPTS800.3550、880.3800和870.7800等指南用以指导免疫毒性评价。1996年美国EPA修订了免疫毒性试验指南OPPTS800.3550，该指南主要针对农药和有毒有害物质的免疫毒理学安全性评价。尽管超敏反应、免疫刺激和自身免疫也是免疫毒性的重要内容，但该指南仅限于免疫抑制。作为受试物免疫毒理学安全评价的I级筛选试验，包括标准毒性试验和免疫功能试验。标准毒性试验即进行动物重复剂量毒性试验，小鼠和大鼠是首选试验动物，可选择单一性别的动物，但必须保证该性别动物对受试物更为敏感，每组动物至少10只，连续给予受试物至少30天。试验设阴性对照组，阳性对照组，低、中、高3个受试物剂量组和1个卫星试验组。测定血液学指标(白细胞数及其分类、红细胞数、血小板数、血红蛋白、红细胞压积)，血生化指标(血糖、谷丙转氨酶、尿素氮、白蛋白、总蛋白等)，组织病理学(脾、胸腺、淋巴结、骨髓、肝、肺、肾、肾上腺、脑垂体、性腺)，免疫器官重量及其脏体比，脾、胸腺和骨髓细胞数和细胞存活率。免疫功能试验中体液免疫包括抗体空斑形成细胞试验、血清免疫球蛋白测定;细胞免疫包括混合淋巴细胞试验、迟发型变态反应、细胞毒性T细胞杀伤试验;非特异性免疫毒性试验包括NK细胞活性测定、巨噬细胞活性测定。如果以上试验出现一项阳性结果、结果无法解释、有资料显示该受试物具有免疫毒性或与其结构相关产品具有免疫毒性，均需进行II级筛选试验。

随后美国EPA公布了OPPTS880.3800，本指南为II级筛选试验，如果OPPTS800.3550I级筛选试验中细胞免疫或体液免疫出现异常则必须进行宿主抵抗力试验，另外可采用其他的试验如血清补体、抗体对T细胞非依赖抗原反应、T淋巴细胞和B淋巴细胞亚群分析、粒细胞功能测定、骨髓功能测定、细胞因子测定、空斑形成细胞反应、淋巴细胞对有丝分裂原的增殖反应、体内注射异源淋巴细胞后腘窝淋巴结增大反应、激素、免疫系统发育、巨噬细胞发育及其功能试验。

1998年美国EPA制订了OPPTS870.7800，该指南主要针对农药和有毒有害物质重复暴露的免疫抑制评价。并且引入限制试验的概念，即如果受试物经口摄入量至少1000mg/kg或经呼吸摄入量达到2mg/L仍未观察到毒性反应，则不需设计3个剂量，只需依据人体暴露量进行较高剂量的试验即可。小鼠和大鼠为首选试验动物，可选择单一性别的动物，但必须保证该性别动物对受试物更为敏感，每组动物至少8只，连续给予受试物至少28天。试验设阴性对照组、阳性对照组和低、中、高3个受试物剂量组。进行免疫功能试验如抗体空斑形成试验、免疫球蛋白(SRBC免疫动物后4天测定血清IgM)、NK细胞活性测定、血液或脾T淋巴细胞和B淋巴细胞亚群分析等。

1.3美国NPT的免疫毒性评价指南

1988年LUSTER等提出外源性化学物和药物小鼠免疫毒性评价方案，被美国多家毒理学机构及实验室采用。此方案分两级，第一级筛查可能的免疫毒性物质，包括七类十余项指标;第二级包括四类八项指标，对于第一级试验中的一个或多个试验有影响的化合物需进行进一步的试验研究。

1.4美国NRC推荐的人群免疫毒性检测方案

人群免疫毒性检测对于确定外源化学物对人体健康危险度评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上世纪80年代由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NationalResearchCouncil，NRC)提出的人群免疫毒性检测方案分为三级，所有接触免疫毒物的人均需进行一级检测，在一级检测中发现有异常的所有人或选择部分接触人群进行二级检测，如发现异常则需进行三级试验。

2欧洲的免疫毒性评价指南

1983年欧盟首次提出对新医疗产品进行免疫毒性评价的意义和必要性，虽存在很多的不足，其仅对免疫器官进行组织病理学检测，但引发了学术界和官方管理机构对新医疗产品的非临床免疫毒性评价的广泛关注。欧洲医药评价署(EuropeanAgencyforEvaluationofMedicalProduct，EMEA)的专卖医药委员会(CommitteeforProprietaryMedicinalProducts，CPMP)在1998年首次引入免疫毒性的新概念，即免疫毒性评价的重点不再局限于免疫抑制，明确强调药物诱导的自身免疫和超敏反应也是免疫毒性评价的重点内容。2000年CPMP了重复剂量毒性试验指南，其中第6部分对上述免疫毒性指导原则进行了更新，可适用于人用药物如生物技术衍生物、疫苗、抗癌药物等的毒性评价。一般选用两种哺乳动物进行试验，其中必须有一种为非啮齿动物。试验设阴性对照组、阳性对照组和受试物3个不同剂量组，试验周期为28天。初级筛选试验中进行血液学检测、免疫器官重量及其脏体比、免疫器官组织病理学检测、骨髓细胞数、淋巴细胞亚群分析和NK细胞活性测定。如任一结果呈阳性，则需进行体内或体外免疫功能扩展试验如迟发型变态反应、淋巴细胞对有丝分裂原刺激的增殖反应、巨噬细胞功能试验、对T细胞非依赖抗原的抗体反应以及宿主抵抗力试验。

EMEA更名为欧洲医药署(EuropeanMedicinesAgency，EMA)于2005年加入了“人用药物免疫毒性研究ICHS8”，并于2006年实施。

该指南用于对人用药物的非临床免疫抑制和免疫刺激的评价，而不包括自身免疫和超敏反应。值得一提的是，该指南并不适用于ICHS6所评价的生物技术衍生药物和其他生物制品。试验包括标准毒性试验和追加试验。2008年EMA下属的人用医药产品委员会(CommitteefortheMedicinalProductsforHumanUse，CHMP)的“基因治疗药物临床使用前的非临床研究指导原则”也指出，有些基因治疗药物可能携带可编码对免疫系统具有影响的生长因子、细胞因子或大分子的基因，要评价其免疫原性和免疫毒性需进行体液和细胞免疫功能试验。

3日本的免疫毒性评价指南

在欧洲医药署和美国FDA的指导原则出台之后，日本厚生劳动省(MHLW)于2004年了免疫毒性评价指南草案，基于这两家机构的指导原则，MHLW也采纳了分级筛选的评价策略。首先进行标准毒性试验，通过动物重复剂量试验测定动物体重及脏器重量(脾、胸腺、肾上腺)、组织病理学(脾、胸腺、淋巴结和骨髓)。如在常规免疫毒性试验或其他研究中发现毒性时，需要在开始I期临床试验前进行初级抗体反应试验并选择性进行NK细胞活性试验。如出现阳性结果时对免疫毒性进行深入研究，包括骨髓细胞计数，免疫细胞表型分析，血清免疫球蛋白，免疫组织化学，抗体水平，NK细胞活性，淋巴细胞增殖反应，细胞毒性T细胞杀伤试验，血清补体，细胞因子，巨噬细胞或中性粒细胞功能试验，迟发型变态反应，宿主抵抗力试验，关节腔淋巴结反应(lymphnodereactionofarticularcavity)，速发型超敏反应，自身抗体，尿蛋白。MHLW也提出超敏反应的检测方法包括GPMT、贴片试验(patchtest)和Buehler试验，可根据具体情况选择不同的试验组合:Draize试验、佐剂和斑贴试验(adjuvantandpatchtest)和Buehler试验;弗氏完全佐剂试验(Freund’scompleteadjuvanttest)、开放皮肤试验(opencutaneoustest)、最优化试验(optimisationtest)和裂口辅助试验(splitadjuvanttest)。

4国际组织的免疫毒性评价指南

4.1ICH的免疫毒性评价指南

1997年国际协调委员会(InternationalConferenceofHarmonisation，ICH)制订了人用药物登记技术要求的生物技术衍生药物的临床前安全性评价指南S6［18］，其中涉及免疫毒性效应的有免疫抑制、免疫原性、自身免疫。考虑到药物对人体产生免疫原性的可能性，应进行抗体反应试验、抗体水平测定、补体活性试验、免疫器官的组织病理学检测。常规毒性试验不足以对生物技术衍生药物的免疫毒性进行评价，还应涵盖体液免疫、细胞免疫等方面的内容。但这一指南并未系统提出免疫毒性评价的具体方法。2005年9月15日，ICH了专门针对免疫毒性评价的ICHS8指导原则即“人用药物免疫毒性研究”，对于国际免疫毒理学来说是一个极具里程碑的事件。ICHS8将欧洲医药署(EMEA)、美国FDA药品评价和研究中心(CDER)以及日本厚生劳动省(MHLW)三方关于免疫毒性评价的观点中一致的方面统一起来，即关于免疫抑制和免疫刺激的评价。该指南主要用于人用药物的免疫抑制或免疫刺激评价，但不适用于ICHS6中涉及的生物技术衍生药物和其他生物制品的评价。初始筛选试验包括对啮齿类动物的标准毒性研究和非啮齿类动物的慢性毒性重复试验，试验方法涉及血液学(白细胞数及其分类)、血生化(球蛋白和白/球比)、免疫器官重量和组织病理学、血浆免疫球蛋白、感染和肿瘤发生率。然后对初始筛选试验结果、药物药理学特性、潜在目的人群、与已知免疫毒性物质的结构相似性、药物在人体的分布以及临床信息等因素进行权重分析，决定是否进行追加试验。追加试验包括T细胞依赖性抗体反应(TDAR)、免疫细胞表型分析、NK细胞功能、宿主抵抗试验、巨噬细胞和中性粒细胞功能试验以及迟发型变态反应(DTH)等。新的ICHS8指导方针指出如果恰当的评价标准试验终点，可以检测到大多数药物的潜在免疫抑制作用。ICH三方关于免疫毒性指导原则的进度和方式各有不同。对于是否在常规的标准毒理学试验中加入免疫功能性试验存在争议，只有EMEA要求常规筛选试验中应包括淋巴细胞亚群分析和NK细胞活性的测定。2010年初ICH又了ICHM3，即“药物在人体临床试验和上市授权前的非临床试验指引”，该指引在欧洲、美国和日本之间达到共识，并且希望能对药物的非临床试验方法达成国际间协调，尽量减少各国和地区间的分歧。对免疫毒性评价仍采用个案处理的原则，并依据ICHS8指导原则进行。

4.2OECD的免疫毒性评价指南

目前为止，经济发展和合作组织(OrganizationforEconomicCooperationandDevelopment，OECD)尚未单独制订免疫毒理学安全评价指南，但在后期修订的一些非啮齿类或啮齿类动物28天经口毒性试验、啮齿类和非啮齿类90天经口毒性试验、慢性毒性试验和致癌试验等指南中阐明应观察免疫系统的毒性反应。对免疫器官脾、胸腺和淋巴结要进行组织病理学检测，这是免疫毒理学安全评价的一大进步，但遗憾的是缺乏必要的免疫功能检测，而后者在预测免疫毒性方面更为敏感。

第5篇：病理学研究的范畴范文

关键词：易损血管；易损斑块；斑块内血管新生；正性重构；血管内皮功能

中图分类号：115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717(2008)07－1431－02

目前，易损斑块在导致急性心脏事件方面的重要性已受广泛重视。改善易损斑块内部成分，使其往稳定性斑块方向逆转，成为防治急性心血管事件的重要内容。新近研究表明，斑块内新生血管、正性重构血管以及内皮功能严重不良血管与斑块的易损性关系密切，笔者提出易损血管这一概念，并将这3种类型的血管归属于易损血管范畴，认为在对易损斑块进行药物干预的同时，应考虑其对易损血管的影响。具体如下。

1　斑块内新生血管

斑块内新生血管是仅由简单的内皮细胞围成的管道，周围没有支撑的结缔组织，没有基膜，也没有感受血流或血压的受体。由于管壁发育不完善，血管脆性大，容易破裂出血，诱发斑块破裂，继发血栓形成，从而引起急性冠脉综合征。

斑块内血管新生可影响斑块的稳定性，还表现在：①新生血管是血脂沉积于斑块局部的重要通道之一。在动脉粥样病变晚期，即使在厚纤维帽覆盖的情况下，通过此通道斑块内脂质积聚仍可继续进行，最终形成大的脂质核心，斑块变得不稳定。②斑块内新生血管内皮细胞高表达的黏附分子促使各种炎细胞在病变部位聚集活化，活化的单核/巨噬细胞还可分泌基质金属蛋白酶(MMP)。MMP通过降解细胞外基质成分，削弱纤维帽结构，导致斑块易破裂。

另有研究证实，斑块内血管滋养管广泛增生，与炎症、纤维帽厚度、脂核大小一样，是斑块破裂的独立预测因子，且目前被认为是斑块破裂的最有力的独立预测因子。

2　正性重构血管

动脉重构是血管对血流和周向应力的一种适应性改变，它的形成与MMPs活性、炎症和细胞凋亡有关。血管重构意味着血管直径和动脉壁构成改变，血管壁结构改变包括平滑肌细胞减少、细胞外基质降解、动脉中层结构损伤等病变过程。

病理学及血管内超声(IVUS)研究发现血管正性重构不仅仅是血管代偿性扩张的继发病理生理改变，而且与斑块的易损性关系密切。Pasterkamp等将血管的扩张性重构形容为一只披着羊皮的狼，看似能够减少管腔狭窄程度，实则与临床预后无益。Varnava等对81名死于冠心病的患者的108处斑块进行病理学研究，发现正性重构斑块具有易损斑块的特征即较大的脂核和较多的巨噬细胞浸润。随后的病理学研究发现破裂斑块多发生于具有较大的血管外弹力膜面积(EEMA)的正性重构部位，并以偏心的脂质性斑块最为常见。Gyongyosi等通过对不稳定型心绞痛患者的临床、冠脉造影及IVUS指标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发现血管的正性重构是预测不稳定型心绞痛患者主要心脏事件的独立指标。Birgelen等用IVUS比较ACS患者同一血管段中的破裂与非破裂斑块，发现前者具有较大的偏心性，血管呈现明显的正性重构。

研究证实，引起急性冠状动脉事件的斑块所在血管往往存在正性重构，相对较大的管径使集中于纤维帽应力增大，易于破裂。当这种斑块在一定的触发因素作用下可以破裂，使脂核暴露，触发凝血的瀑布反应，最终导致血栓形成。这种正性重构有希望成为易损斑块的替代指标。

3　内皮功能严重不良的血管

内皮细胞功能不良不仅是形成动脉粥样硬化病变的始动因素，对晚期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稳定性也有重要影响。氧化低密度脂蛋白、高血压、高血脂等危险因素通过多种机制导致内皮细胞功能不良，分泌细胞因子、表达多种黏附因子，使大量单核细胞及淋巴细胞聚集到粥样斑块(特别是在斑块的肩部)并被激活，合成分泌多种蛋白酶削弱纤维帽，斑块的不稳定性增加。2003年《Circulation》杂志上“从易损斑块到易损病人”一文中提到内皮细胞脱落以及伴有表面血小板聚集或纤维蛋白沉积现象可作为评价易损斑块的一个主要标准之一，而血管内皮功能不良也成为评价易损斑块的次要指标之一。

另外，功能不良的内皮细胞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合成分泌的NO减少，使动脉内皮依赖性血管舒张功能障碍。Hal－COX等进行了一项大型研究，共观察了304例患者，证明内皮依赖性舒张功能障碍与猝死、不稳定心绞痛等事件具有良好的相关性。Schachinger等的研究也表明，冠状动脉内皮依赖性舒张严重障碍者急性心血管事件的发生率高。这说明内皮细胞功能不良对心血管急性事件有预示作用。

4　讨论

英文词典中，易损一词的定义是“容易受损伤或容易受袭击”，指日后可能发生不良事件。它所包括的形态学特征较广，故用“易损血管”一词定义上述血管是合适的。笔者认为，“易损血管”是指那些在结构上已损或易损，可能导致不良血管事件发生的血管。它既包括血管形态的易损，又包括功能的易损。“易损血管”这一概念虽在2003年《Circulation》杂志上由全球50多位心血管专家共同撰写的“从易损斑块到易损病人”一文中未直接被提出，但文章已将评价易损斑块的标准中定位在斑块/动脉水平，文中已暗示出血管的易损性与斑块的易损性之间的良好关联。其中血管内皮细胞剥脱伴有血小板聚集或纤维蛋白沉积也已成为评价易损斑块的主要指标之一。血管内皮功能不良也成为评价易损斑块的次要指标之一，斑块内血管新生导致斑块内出血对促进斑块破裂的重要意义现已达成共识。目前，通过药物干预减少斑块内血管新生已成为该领域研究的一大热点。正性重塑作为评价易损斑块的次要标准有希望成为易损斑块的替代指标，其对临床易损患者预后的意义有深入研究的价值。正性重塑与外膜炎症及动脉瘤形成之间的关系是值得探讨的课题。此外，有研究证实，内弹力纤维板破裂预示斑块易损，血管重构伴随大量金属蛋白酶的表达，可导致内弹性膜破裂，这种突发的血管壁减压可能造成纤维帽破裂。在2003年的美国心脏病年会上，Fus－ter教授指出血管的外膜和滋养血管可能是重构的根源所在，血管的外弹力板的崩解可能是造成易损斑块的非常重要的因素。所以弹力纤维板严重损伤的血管也可归于易损血管范畴，其对于评价易损斑块的意义尚需深入研究。

血管变脆弱是易损血管的一个重要特征，譬如斑块内新生血管，动脉中层结构严重破坏的血管等。血管变脆弱会出现严重的后果，如动脉壁被AS病变腐蚀，中层结构被破坏，变脆弱的管壁受管腔内压力的影响而逐渐向外膨出，进而可以形成动脉瘤。而动脉瘤破裂又是临床心血管急性事件的另一重要原因。

第6篇：病理学研究的范畴范文

【中图分类号】R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83（2018）06-03--01

本文选择2016级的两个高专护理教学班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践对PBL教学模式和传统教学模式进行对照研究，对比实施教学后，两组学生的考试成绩以及学生对教学模式的满意程度，具体内容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16级的两个高专护理教学班作为研究对象，两个班级同时开课，其中2016级高专护理第一教学班作为观察组，2016级高专护理第二教学班作为对照组，每组均50人，两组的学生均通过参加全国高等院校考试进入学校学习，所有学生随机分班，且两组主要的医学基础课程成绩无明显差别，两组的基本资料无明显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可以进行对比分析。

1.2 方法 两组学生的总教学课时相同，授课教师均为本校病理教研室的骨干教师，教学进度和教学的主要内容保持一致。对照组采用传统的教学模式进行教学，以教师的理论教授为主，师生互动较少，实践课内容以教师的展示为主，学生观察，提出问题后由教师进行解答。

观察组采用PBL教学模式进行教学，具体的实施方式如下。（1）教师根据教学大纲要求，根据学生的基本情况制定教学目标，准备教学所用病例，精心设计问题，并对学生提出学习任务要求。（2）学生提前进行预习，了解相关病理知识，并了解病例内容。（3）学生每10人结成1个学习小组，小组讨论后确定需要解决的问题，并书写学习方案。（4）对病理知识相关资料进行查阅，小组内对资料进行评估整合，得出问题的初步结论。（5）以小组为单位，根据资料内容，对问题进行实验，并进行组间讨论，重新确定主要问题，并再次查阅资料进行整理，形成清晰的小组意见[1]。（6）课堂上，由每个小组的代表进行总结性发言，并阐述每个小组不同的观点，由小组内其他成员内进行补充，其他小组成员有疑问和其他观点时，可以进行讨论，教师在旁进行引导。（7）通过对讨论结果的整理，对病理知识以及对病例的认知达成共识，按照具体病例情况撰写讨论报告。教师在审阅报告后，对不同小组的讨论结果进行小结，并对学生的小组学习情况进行评价，对于关键知识点和知识难点进行统一的总结和讲解[2]。

1.3 评价指标

通过考试的最终成绩来评价两种教学方法的具体效果，考试成绩分为理论成绩（70%）和实验成绩（30%）两大部分，考题内容在题库中进行随机抽取。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了解两组学生对各自教学模式的满意程度，分为满意、一般、不满意3个等级。

1.4 统计学方法 使用版本为SPSS19.0的统计学工具，对研究过程中记录的各种统计数据资料进行计算和处理，计量资料采用（）表示，计数资料采用（n，%）表示，分别用 t 和 进行检验，P

2 结果

2.1 考试成绩

观察组中，有5人成绩在91分以上，有27人成绩在81分到90分之间，成绩优良率为64%，平均分为80.8；而对照组，有1人成绩在91分以上，有12人成绩在81分到90分之间，成绩优良率为26%，平均分为74。观察组的整体成绩要明显好于对照组，差异明显，有统计学意义（P

2.1 满意度

观察组中有29人为非常满意，有19人为一般满意，有2人不满意，总满意率96%；对照组患者中有10人为非常满意，有21人为一般满意，有19人不满意，总满意率62%。观察组学生对教学模式的满意度要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明显，有统计学意义（P

3 讨论

PBL的教?W模式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充分的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为提高教学质量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病理学属于形态学科的范畴，学习内容相对枯燥、抽象，而将FBL应用其中，通过具体分析典型的临床病例来进行抽象病理变化知识的教学，让学生的学习内容由静变动，消除了课堂的沉闷气愤，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更利于培养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提高了病理学的教学质量。

PBL的教学模式将传统的填鸭式教学，转变成了学生为主导的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模式，分组学习的模式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促进学生的思维发散，对于未来学生在医院团体中工作也是非常有益的。

第7篇：病理学研究的范畴范文

印度农业教育课程的发展一般说来与其农业的发展有着直接的联系。60年代，农业教育课裎主 要根据功利主义的标准进行评价，如农业生产必须尽快地增长，达到粮食自给自足，以摆脱粮食短缺和进口。由于印度一般学校和学院在基础科学方面实力很强，所以有必要增加足够的技术课。目前，这种补充已取得成效，农业生产明显提髙， 粮食产;!从1950年的5100万吨增加到80年代的约 1.72亿吨。此外，印度农业研究委员会对课程有 严格的检査，在学期开始前，各邦立农业大学需根 据学校主任委员会提出的，经农业研究委员会批 准的指导方针拟定自己:的教学计划。这种计划釆取一种终结性职业课程的方式，使学生能广泛接触到各农业学科，包括实际工作经验和生产训练。计划组成的结构分布是，(1)农业职业核心科目占50%; (2)语言和人文科学占15%> (3)农业生产占15%(4)农业基础科学占20%。

研究生的课程一般是按学科范畴发展的，如土壤学、昆虫学、作物学、植物病理学、农业经 济学、园艺学等。如同大多数其他国家一样，仅就农学的范畴而言，印度农业大学所设的专业学 科达15门之多。

印度农业教育课程的一般模式是“拼盘式”的， 设有基础科学、技术、人文科学和推广等各种型的课程.

在印度，对于理论基础科学和应用基础科学在农业中所起的作用，人们是喜忧掺半。为了给日益増长的人口提供粮食，今后将只有通过釆用 尖端技术和综合技术加以解决，如害虫综合防 治，生物固氮，干旱、虫害的遥感监测，生物技 术和基因工程等。这些都是髙度偏基础科学的，它们要求诸如化学、生物化学、微生物学、分子 生物学、计算机技术、系统论、气候学等学科在髙层次上同土壤化学、植物生理、遗传学、植物 病理学、昆虫学等结合起来。再者，农业是有区 域性的，这些技术还必须适合地区情况，并在本地区发展、釆用并检验。为迎接这些挑战，农业科学家们在基础科学方面的能力必须日日更新， 以满足这些要求。

第8篇：病理学研究的范畴范文

脾胃虚弱，发病之本

目前中医临床上对慢性萎缩性胃炎的病因认识趋于统一，认为其与饮食不节、劳倦过度、忧思恼怒以及年老体衰或秉赋不足等相关，对该病的病机也较一致地认为是本虚标实。所谓本虚，意即脾胃虚弱为萎缩性胃炎及癌前病变的发病之本。对标实的认识则各有仁智之见——有观点认为在萎缩性胃炎发展的早期阶段，湿热邪毒起着重要的作用。西医学认为幽门螺杆菌感染与萎缩性胃炎和癌前病变的发病有密切联系。中医辨证分型相关研究证实，幽门螺杆菌感染患者以脾胃湿热型辨证居多，且多表现为病程缠绵、持续反复，符合中医“湿浊”的致病特点，因此幽门螺杆菌也属于中医的“湿热邪毒”范畴。

病机复杂，中医有招

对于慢性萎缩性胃炎的治疗，临床上一般在根除幽门螺杆菌的基础上辅以使用清热利湿、解毒排浊的中药。此外也不妨尝试一些具有化浊解毒功效的药膳，如薏仁粥、茶、莲子粥、荷叶粥、百合汤等。也有观点认为，萎缩性胃炎患者胃镜下多有胃络阻滞的表现，如胃黏膜晦暗、萎缩，黏膜下血管扭曲、显露等，故认为此病属于中医血络病范畴。我国清代医家叶天士明确提出：“病久痛久则入血络”，萎缩性胃炎以及癌前病变的发生常常是“病来于缓”，不是一朝一夕的结果，这也符合中医血络病“病久入络”的病机特点。因此，活血化瘀也是该病中药治疗的一个重要方法。

由于该病的病机复杂，治疗上也是以健脾益胃、益气养阴为主，辅以解毒排浊、活血化瘀。但俗话说得好：老胃病要“三分治，七分养”，因此该病的饮食养生调护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

饮食调摄，宜少宜缓

饮食宜少，少食可以养胃。孔子说：“食毋求饱”，是教人不要进食太饱。所以俗语所谓的“少吃多滋味，多吃坏肚皮”，是很有道理的。叶天士说：“微饥进食，未饱即止”，可谓是调养胃肠最有意义的饮食摄生标准。

第9篇：病理学研究的范畴范文

【关键词】心肌梗死；诊断进展

Recent Progress of Diagnosis for Myocardial Infarction

Wang Luyu

【Abstract】recent progress of diagnosis for myocardial Infarction for ESC、ACC、AHA、WHF have an important meaning to the clinic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Key word】myocardial Infarction progress

心肌梗死(MI)是全球范围内致死和致残的主要疾病之一。随着流行病学调查、公共卫生政策的制定及临床实践，需要更新MI定义。基于上述现状，欧洲心脏病学会(ESC)、美国心脏病学会(ACC)、美国心脏学会(AHA)和世界心脏联盟(WHF)[1]2007年召开了多学科协作团体共识会议，拟定了新的诊断标准。

1 心肌梗死的新概念

新的心肌梗死(myocardial infarction)的定义包括：首先强调了血清生化标志物，把心肌坏死时血肌钙蛋白(cTn)T或I，肌酸激酶MB同工酶质量测定提到很高的地位，cTn升高超过参考值上限(URL)99百分位值并有动态变化，同时伴有下述一项心肌缺血的证据：包括缺血症状、ECG变化和影像学。其二，突发心源性死亡，通常合并心肌缺血的症状。死亡常发生在能够获取血样或心脏标志物升高之前。其三，血管重建所致心肌梗死，包括经皮冠脉介入治疗(PCI)或冠脉搭桥术(CABG)后的心肌梗死，其基线时的cTn正常，在术后明显升高，分别超过URL99百分位值的3倍(PCI)和5倍(CABG)；如系CABG所致需要合并心肌坏死的证据(ECG、冠脉造影或影像学资料)。其四，病理检查时发现急性心肌梗死。有关陈旧性心肌梗死的定义基本同前，主要是从ECG、影像学和病理学方面进行描述。

心肌梗死新定义主要从七个方面进行审视：病理、生物化学、心电图、影像、临床试验、流行病学以及公共政策。很明显，无论在临床实践中，还是在描述病例组，或是人群研究，验证应该考虑到心肌损害的数量(梗死面积)、导致梗死的情况(例如，是自发的还是手术相关的)和发病后(进展、治疗或治愈的心肌梗死)心肌细胞死亡的时间。

2 临床表现

“心肌梗死”反映了长时间缺血引起的心肌细胞丧失(坏死)，是血液灌注供与求平衡失调的结果，临床表现包括劳力性或静息性胸痛、上腹部疼痛、臂痛、腕部疼痛或下颌疼痛，并伴放射痛；可以伴有呼吸困难、出汗、恶心、呕吐或眩晕；急性心肌梗死所致疼痛通常持续20分钟左右或以上；需要注意的是非典型症状呈非性疼痛，可发生在上腹部、臂、肩、腕或背部，活动疼痛部位的肌肉对疼痛没有影响，疼痛也不会由于深呼吸而加重。缺血症状还可能为无法解释的恶心、呕吐，继发于左心室功能衰竭的呼吸困难和不能解释的无力、眩晕、晕厥或多个上述症状并存。这些症状可以伴或不伴有胸痛。

3 心肌梗死的诊断

可以通过病理学检查、测定血液中的心肌标志物、心电图记录(ST-T改变、Q波)、影像检查(心肌血流灌注成像、超声心动图检查和左心室造影术)。其中这些技术分别可以鉴别微面积、小面积和大面积心肌坏死。在临床实践中，用于检查心肌细胞丧失、对丧失分级并且判断预后的每一种技术，其敏感性和特异性有很大的差异。

3.1 病理学分期。心肌梗死是由于心肌长时间缺血引起的心肌细胞死亡。病理学上，细胞死亡分类为凝固和收缩带坏死，但有时是细胞调亡的结果。

根据范围大小对梗死灶进行分类：显微镜下梗死(局灶性坏死)、小面积梗死(左心室的30%)。根据部位对梗死进行分类：前壁、侧壁、下壁、后壁或室间隔部，或前述组合。病理学上诊断心肌坏死，无需考虑冠状动脉的形态学改变及临床病史。

病理学范畴描述心肌梗死，分为急性期、愈合期和陈旧期。根据临床特征可分为：进展期(

3.2 心肌梗死的生化标记物。心肌坏死时，由于心肌细胞膜损害，导致各种蛋白如肌红蛋白、心脏肌钙蛋白T和I、肌酸激酶(creatine kinase，CK)和乳酸脱氢酶等释放进入血液循环，从而被检出。当血液中某些心脏肌钙蛋白和肌酸激酶MB片段(CK-MB)水平升高并伴有临床急性缺血的背景，即可临床诊断为心肌梗死。这些生化指标可反映心肌损伤状态，但不能说明缺血的机制。因此，若未发现缺血证据，虽生化标记物浓度动态升高，需寻找心肌损害的其他原因，例如心肌炎。

心脏肌钙蛋白(I或T)是新近引入和优选的诊断心肌损害的生化标记物，其心脏特异性几乎达100%，阳性诊断率达79.3%[3]，同时其敏感性高，因而成为诊断心肌梗死的金标准[4]。可以反映显微镜下才能见到的小灶心肌坏死。心脏肌钙蛋白测定值增高，定义为所测值高于参考对照组的99%。参考值的确定必须由每一个实验室按照统一的方法，通过特异的定量研究和质量控制来确定。由于心肌坏死后，心脏肌钙蛋白的测定值增高可以维持7-10天以上，因此，应当确定心脏肌钙蛋白I水平增高的确是由于新近临件所致。

如果不能测定心脏肌钙蛋白，最佳的替代方法就是测定CK-MB。CK-MB与心肌组织的特异性不如心脏肌钙蛋白，但是有资料显示，其对不可逆损伤的临床特异性更高。与心脏肌钙蛋白一样，CK-MB增高(即超过诊断心肌梗死的水平)定义为超过参考对照组CK-MB值的99%。多数情况下，连续两次检测到生化标记物值升高，就可以诊断心肌梗死[5]。

谷草转氨酶、乳酸脱氢酶和乳酸脱氨酶同功酶均不应当应用于诊断心肌损害。如果早期血化验的结果为阴性，而临床表现高度可疑，则应在入院时、人院后6-9小时和12-24小时复查。对于需要早期诊断的病人，主张测定反应迅速的生化标记物(例如CK-MB同功酶或肌红蛋白)和稍后出现的生化标记物(例如心脏肌钙蛋白)，来证实诊断。

发现再梗死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因为再梗死使病人预后的危险程度增加。诊断再梗死的标准是第二份血样的检测值增加≥20%。

3.3 心电图检查。ECG改变一直是诊断心肌梗死及判断其部位、面积的重要手段，这次统一定义更确定了ECG表现分为两大类，ST段抬高和ST段压低或T波改变。用来反映比邻隔面的左室基底段的“后壁”一词建议使用“下基底部”。心肌缺血心电图的主要表现是ST段和T波改变。还可以有心肌坏死的表现，主要是Q R S波群的变化。有些疾病的ECG表现易和心肌梗死混淆，如早期复极、LBBB、预激综一合征、Brugada综合征、心包炎、肺栓塞 和蛛网膜下腔出血等，在临床上要根据 病史、体格检查和其他影像学资料加以 甄别。心肌梗死的最终诊断有赖于发现血液中心脏生化标记物浓度升高。拟诊AMI病人的ST段抬高，可以自发性地回落，也可以在治疗后回落。应用心电图诊断心肌梗死时，应当考虑再灌注治疗对ST段变化的影响。有些ST段抬高后迅速回落的病人，不会发现心肌坏死。而且，如果ST段压低在V1至V3导联最明显，而其他导联无ST段抬高时，应当考虑有可能发生了后壁缺血或梗死，但是这需要得到影像检查的证实。新出现左束支传导阻滞时，ST段抬高可以伴有束支阻滞，结果使得诊断AMI困难。因而需要进行进一步的临床手段来确立AMI的诊断。T波高尖(超急性期T波)可以出现在AMI非常早的时期。

缺血症状持续20分钟以上伴有2个以上相邻导联新发Q波或ST段较之前抬高≥0.1 mV考虑为再发心梗。ST段再次抬高也可见于致死性心脏破裂。

在没有干扰QRS波群的因素(例如左束支传导阻滞、左心室肥厚和WPW综合征)或非冠状动脉搭桥术后即刻，可以根据标准12导联心电图上QRS波群的变化诊断心肌梗死。单份心电图符合Q波标准，提示既往心肌梗死。Q波间期>30ms同时伴有ST-T段下移，可能提示梗死，但是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检查并且得到证实。获得连续三份以上的心电图之后，至少应当有两份心电图显示异常改变。需要对Q波深度的标准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就象诊断后壁心肌梗死的QRS标准一样。束支传导阻滞伴有附加Q波，也在此之列。有束支传导阻滞不会干扰对Q波的判读，而左束支传导阻滞常常使得Q波模糊不清。左束支传导阻滞时新出现的Q波，应考虑为病理性的。

并非所有发生心肌梗死的病人都表现为心电图异常改变。因此，正常心电图并不能排除心肌梗死诊断。因此，有些病人的QRS波群在正常范围时，其生化标记物测定浓度已达峰值。这样的病人可以认为是微面积梗死，但是也需要得到进一步证实。

3.4 影像检查。影像检查技术用于帮助在急诊科排除或证实AMI或缺血；发现引起胸痛的非缺血原因；确定短期与长期预后；发现AMI的机械性病发症。超声动图检查的主要优点之一，就是可以确定大多数急性胸痛非缺血原因，例如心包炎、心瓣膜病(主动脉狭窄)、肺动脉栓塞和主动脉病变(主动脉夹层)。

在急性期心肌标志物尚未升高时，影像学技术能检测到室壁运动异常等情况，可以对其定位并明确范围。对于拟诊AMI但是心电图不具诊断意义或不能解释的病人，帮助极大。这有助于心肌梗死的诊断并发现心梗的并发症。对已确诊心肌梗死其影像学有助于评价AMI后左心室残存功能。易于识别共存的二尖瓣功能不全、梗死扩展、附壁血栓和梗死的机械性并发症。在恢复期，影像学在评价左室功能方面十分有用，并能确认是否有存活心肌。对制定治疗策略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4 特殊临床背景的心肌梗死

4.1 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TCA和/或支架植入术后心脏生化标记物增加，提示心肌细胞死亡。由于这种坏死是心肌缺血的结果，因此，应当根据新的标准定义心肌梗死。此时，大面积梗死可能是由于介入操作并发症所致，这在临床上通常容易确定。相对而言，微面积梗死更为常见，通常是由于PTCA手术过程中撕裂动脉粥样硬化斑块脱落造成的微栓塞。PTCA后的心肌细胞损伤可以只是一次性事件。4.2 心脏外科手术。与心脏外科手术有关的心肌损害可以由不同机制引起：缝合针损伤、手术时翻动心脏造成的局灶损伤、灌注不良、心肌细胞保护或缺氧造成的整个心脏缺血、冠状动脉或静脉移植物栓塞、以及手术的其他并发症。

5 心肌梗死再定义的影响

心肌梗死定义的更新对于流行病学调查、临床工作、心理学、社会与公共政策的影响有重要意义。表现在作为严重健康疾病的一个晴雨表和作为人口统计学中疾病发生率和临床试验结果的参数。

5.1 对流行病学影响。对人群进行心血管疾病的监测，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可以分析可能的致病因素和确定各种预防措施的效果，如改善饮食或生活方式，以及药物治疗的效果。新发心肌梗死的发生率和确诊率代表了流行病学关注重点的显著变化，应用新的诊断标准，会使文献报道的心肌梗死发生率升高，死亡率下降。但是，这不应当成为坚守原定义的理由，因为后者不能充分反映现代的科学思维。事实上，有关心肌梗死的定义已经发生了改变，尽管没有刻意关注。例如，使用新的生化标记物(肌钙蛋白、CK-MB)替代老的生化标记物，需要特别的监督中心来测定并对原有标准进行修订。

新的定义会造成评价公共卫生措施和治疗措施影响的困难；因此，某些流行病学中心应继续沿用已有的定义(如WHO诊断标准或Minmosota编码)，同时测定新旧生物标志使新旧诊断标准衔接起来。

5.2 对临床工作影响。心肌梗死定义的更新，可能会影响对病人的选择和/或试验结果的推广意义，可被用做临床试验的入选标准，又是研究的终点。这会影响人选患者的特征和终点事件发生的数量。因而对比较试验结果和荟萃分析产生影响。有助于提高今后荟萃分析的精确性和研究间的可比性。

临床试验和临床实践中，测定心肌钙蛋白T或I，优于测定CK-MB以及总的CK和其它生化标记物来诊断心肌梗死。确定心肌损伤的数量(梗死范围)，也是一个重要的临床试验终点。心脏肌钙蛋白的应用，无疑会增加某一特殊试验中的事件数量，因为在增加了发现心肌梗死的敏感性。目前需要有一套统一的标准，使进行试验的人员能够将某一试验选择的心肌梗死终点应用到另一个试验。在临床试验的设计过程中，观察者们应当将新的治疗方法的预期效果置于观察中。

优质临床实践的指标之一。就是要获得现有科学知识的支持的肯定和特殊的诊断。再定义的方式适应这种目标。“AMI”在概念上的含义并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已经开发出新的敏感的诊断方法以发现这种疾患。因此，目前的AMI诊断仍根据病人的症状、心电图变化和高敏的生化标记物以及各种影像检查技术所获得的信息。但是，重要的是对病人的心脏状态还要进行描述，病人心肌损伤和心室残存功能的程度、以及冠状动脉病变的严重程度进行分类，以及对将来数月内病变演变的评价(稳定或不稳定)。而不是仅仅只是做出心肌梗塞的诊断。

据新定义，接受冠状动脉血运重建(PTCA&外科冠状动脉搭桥术)的病人，有发生心肌损害而不是心肌梗死的危险。但是，应当认识到，血运重建手术可明显改善病人的长期结果及预后。在治疗时应当采取每一个措施来防止这种小灶坏死。

5.3 对社会与公共政策的影响。再定义对于个人以及社会都会产生影响。在对某一病人做出某一特殊诊断的过程，应当与对该病人的特殊价值联系起来。花费在记录和追踪某一特殊诊断的资源，也应当对社会具有价值。临时或最终诊断是对进一步诊断性试验、治疗、生活方式的改变和病人预后做出建议的基础。汇集某一些特殊诊断的病人，是健康治疗计划和卫生政策以及资源分配的基础。

新定义对保证不同地区获得的资料有可比较性，并具有广泛的可使用性，制定了一个能被广泛接受且易于使用的方法及标准。诊断标准敏感性的提高，对社会产生正面影响，首先将会发现更多的病例，因而可以采取适当的二级预防措施，并在将来有希望减少医疗费用。其次提高MI诊断标准的特异性，将会消除假阳性病例，因而减少住院时间和二级预防的费用。最后，可能给病人带来心理上、生命保险、职业以及驾车和飞行执照诸多方面的影响。同时，它还具有社会意义：与分类有关的诊断(diagnosis-related grouping DRG)、医院赔偿、死亡率统计学、病假和致残等方向，并且还会影响到临床指南的制定。

参考文献

[1] 孙志军.全球心肌梗死统一定义[J]，中国医学论坛报，2007，33(41)C3

[2] 吴学思.全面理解心肌梗死定义的更新[J]，中国医学论坛报，2007，33(41)C5

[3] 曹德华，张树光.肌钙蛋白I在心肌梗死诊断及鉴别诊断中的价值[J].医学研究杂志. 2006. 32(1)：72-73.

[4] 胡大一，黄元铸.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62-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