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气候变化的理解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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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对气候变化的理解范文

Chen Tao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气候变化与公共政策研究院，南京 210044；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学生工作处，南京 210044）

（Institute of Climate Change and Public Policy，Nan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 Technology，Nanjing 210044，China；

Student Affairs Department，Nan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 Technology，Nanjing 210044，China）

摘要：极端恶劣天气给人类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影响，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是当前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应对气候变化不仅需要政府的积极努力，也需要广大公众的积极参与。而公众应对气候变化的积极性与他们对气候变化的认知程度呈正相关。本研究通过对3489名网民的调查，了解中国网民对气候变化的认知情况，有针对性地开展宣传教育活动，提高公众认知水平，有利于更好地实施节能减排计划，应对气候变化。

Abstract: Extremely bad weather seriously effect our production and living. It is common concern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ow to positively respond to climate change. Respond to climate change need not only government's efforts but also public participation. The motivation of the people's respond to climate change has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people's perception level of climate change. We investigate 3489 civil net citizens in order to know the cognition of civil net citizens in China on climate change. We shall carry out publicity and education activities to raise public awareness, for better implementing the energy reduction plan on climate change.

关键词：中国网民 气候变化 认知 调查

Key words: the civil net citizens in China；climate change；cognition；investigation

中图分类号：TP3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1）32-0142-03

0引言

近年来极端恶劣天气频发，给人类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其严重的破坏，造成数以亿计的经济损失。这些气候变化现象及其引发的后果越来越引起人类社会的关注和各国政府的普遍重视，对于气候变化的相关研究也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科学家们在科学层面上的探讨，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于气候变化带来的有关政治、经济以及伦理问题的关注与思考。环境心理学认为个体行为与所处环境之间相互影响的过程是一个信息交换过程，包括刺激、感知、环境认知和行为等一系列内容组成。感知是从环境中提取和接收信息的过程，而认知是在感知的基础上形成的产物，是对环境的识别与理解。行为是在认知的基础上所做出的选择与行动。因此，在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让公众自觉参与并不是顺其自然的事情，必须要让他们知道和了解全球气候变化究竟到了一种怎样的情况？造成气候变化的原因是什么？气候变化已经给人类和即将给人类的生产生活带来怎样严重的影响？国际社会和中国政府采取哪些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只有对这些问题了解了，清楚了，应对气候变化才能成为公众自觉自愿采取的行动。为了对中国公众的气候变化认知状况有一个更加清晰的了解，我们通过中国天气网开展了“中国公众应对气候变化认知状况调查”。本次调查共有3599位网民参与，其中有效问卷3489份，有效率为96.97%，样本分布（参见表1）符合调查需求。

我们对获得的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得到结果如下：

1网民对气候变化状况的总体认知

关于网民对气候变化的总体认知情况，我们从5个方面设计了11个问题进行考察，包括“对气候变化了解程度”、“对气候变化关注程度”、“对气候变暖的认识”、“对于气候变化主要现象的认识”、“了解气候变化的路径认知”。为了保证问卷调查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我们运用SPSS16.0对网民气候变化认知调查问卷进行信度分析①。得到Cronbach's Alpha为0.734，信度系数较好，说明问卷设计是合理可靠的。对调查结果进行统计，得到网民对气候变化总体认知情况（见表2）。

从调查结果可以得到如下结论：①中国网民对于“气候变化”的了解程度比较高；②中国网民对气候变化问题非常关注；③中国网民认为全球气候变化最突出的现象是“气候变暖”和“台风、暴雨、洪涝频发”；④中国网民认为气候正在变暖并有强烈地感受，他们关于“气候变暖”的判断主要源于自身感受而不是天气变化和各种演绎；⑤网络和电视是中国网民了解气候变化的最主要途径。

2网民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因素认知

关于网民对气候变化影响因素的认知情况，我们从3个方面进行考察，即网民“对引起气候变化原因的了解程度”、“对造成全球气候变化主要原因的认知”、“气候变化影响因素受政治影响的认知”。共设计了6个问题。运用SPSS16.0对网民气候变化认知调查问卷进行信度分析。得到Cronbach's Alpha为0.724。信度系数较好，说明问卷设计是合理可靠的。对调查结果进行统计，得到网民对气候变化影响因素认知情况（见表3）。

从调查结果可以得到如下结论：①中国网民对引起气候变化的因素比较了解；②近八成网民认为“温室气体排放”是引起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③大多数网民对于科学家提出的全球变暖结论是信服的；④一半以上的网民认为气候变化的研究结论会受到政治因素影响。

3网民对气候变化产生影响的认知

气候变化之所以会引起重视，原因就在于气候变化的影响非常深远。我们通过6个方面13个问题来对网民进行气候变化的影响认知考察，包括“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的整体认知”、“气候变化对于农业生产影响认知”、“气候变化引发粮食危机的认知”、“气候变化对于环境影响的认知”、“气候变化对于人类健康的影响的认知”、“气候变化对国家安全影响的认知”。运用SPSS16.0对“网民对气候变化产生影响认知”调查问卷进行信度分析。得到Cronbach's Alpha为0.749。信度系数较好，说明问卷设计是合理可靠的。对调查结果进行统计，得到网民对气候变化影响因素认知情况（见表4）。

从调查结果可以得到如下结论：①网民认为气候变化会给人类的生产生活带来影响，目前造成的影响比较严重；②网民认为气候变化带来的最严重的影响是气象灾害频发，引发疾病与死亡；③网民认为气候变化带来的好处首先是冬天变暖，其次为减少能源消耗；④网民认为气候变暖会降低农作物收成；⑤近八成网民相信气候变化会引发粮食危机；⑥超过85%的网民相信气候变化会造成环境恶化；⑦81%的网民相信气候变化会给人类健康带来很大威胁；⑧超过六成的网民认为气候变化会给国家安全带来影响，并会引发冲突和战争。

4网民对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认知

为了了解网民对于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情况的认知状况，我们从4个方面设计了8个问题进行考察，包括“对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程度认知”、“对国际社会所做工作的认知”、“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理解”、“国际气候政策的政治学因素认知”。运用SPSS16.0对“网民对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行动认知”调查问卷进行信度分析。得到Cronbach's Alpha为0.719。信度系数较好，说明问卷设计是合理可靠的。对调查结果进行统计，得到网民对气候变化影响因素认知情况（见表5）。

从调查结果可以得到如下结论：①网民认为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不够努力；②网民并未真正了解国际社会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所作的工作；③网民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内涵理解不足；④网民认为美国和欧盟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不够努力，并对发展中国家提出期待；⑤网民认为国际气候政策受政治影响，国际气候政策的基础是国家实力。

5网民对我国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认知

为了解网民对我国政府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认知，我们从3个方面设计了3个问题来进行考察，包括“对我国政府应对气候变化努力程度及做法的认知”、“对我国政府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有效性认知”、“对我国政府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支持程度的认知”。运用SPSS16.0对“网民对我国应对气候变化行动认知”调查问卷进行信度分析。得到Cronbach's Alpha为0.826。信度系数较好，说明问卷设计是合理可靠的。对调查结果进行统计，得到网民对气候变化影响因素认知情况（见表6）。

从调查结果可以得到如下结论：①网民认为我国政府在努力应对气候变化；②网民表示了解我国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中采取的措施与行动，但了解程度有待提高；③网民认为我国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中采取的措施与行动的有效程度不够高。

6网民对应对气候变化个人及政府行动期待认知

为了了解网民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对个人行动及政府行动有哪些定位与期待，我们从4个方面设计了7个问题进行考察，包括“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总体认知”、“个人应对气候变化的意愿认知”、“个人应对气候变化的行为认知”、“政府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期待”。运用SPSS16.0对“网民对气候变化产生影响认知”调查问卷进行信度分析。得到Cronbach's Alpha为0.789。信度系数较好，说明问卷设计是合理可靠的。对调查结果进行统计，得到网民对气候变化影响因素认知情况（见表7）。

从调查结果可以得到如下结论：①网民相信人类可以通过努力减缓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赞成公民参与国家气候政策制定；②网民愿意为减缓气候变化方面做出努力，并支持政府各种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和行动；③网民选择“少开汽车、多骑自行车”和“减少垃圾”来应对气候变化；④网民认为政府应该加强立法和教育、鼓励技术创新来应对气候变化。

在从六个方面对中国网民的气候变化认知状况进行调查分析后我们知道，中国网民对气候变化问题是非常关注的，并对气候变化问题有所了解。他们认为全球气候变化最突出的现象是“气候变暖”和“台风、暴雨、洪涝频发”，对气候变暖有强烈地感受。网络和电视是中国网民了解气候变化的最主要途径。网民认为“温室气体排放”是引起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并相信气候变化的研究受国家利益影响。网民认为气候变化会造成环境恶化，影响人类健康，粮食减产，引发粮食危机；甚至会引发冲突和战争。中国网民对于国际社会和我国政府应对气候变化所做的具体工作不够了解，认为努力程度不够，具体应对措施效果不够理想。人们愿意为减缓气候变化做出努力，并支持国家节能减排政策的实施。网民希望政府能够加强立法和教育，鼓励技术创新，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

注释：

①因大学生的指标体系与网民相同，问卷内容一致，因此，大学生问卷的信度将不再测量.

②本文中对于可以选择两项及以上的多选题，为了使列表清晰简洁，统计表中只列出选择比例排在前四位的选项。以下各类似统计结果同理，在表格中不再做重复说明.

③本文中对于可以选择两项以上的多选题，为了使列表清晰简洁，统计表中只列出选择比例排在前五位的选项。以下各类似统计同理，在表格中不再做重复说明.

第2篇：对气候变化的理解范文

关键词：气候变化；青少年；行为意愿；影响因素；计划行为理论

中图分类号：X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944（2016）12024505

1引言

气候变化已经被看做是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中国作为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也成为了遭受气候变化不利影响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与此同时，中国现已成为世界上年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国家[1]，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对气候变化问题都高度重视，并在巴黎气候大会前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提交了《中国国家自主贡献》，总结和规划了应对气候变化所实施的政策与行动[2]。然而在中国，公众对于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度还很低[3]，但社会意识及环境态度又能够决定社会行动，如果公众具有强烈的气候变化意识将能够极大程度地促进低碳政策的完善及低碳社会的发展建设[4]。

气候变化是一个长期性的问题，青少年将是受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群体[5]，近年来的一些极端天气事件的频发及气候的变化趋势也预示着气候变化将会在未来给当今的青少年群体带来更多的威胁及挑战。同时，青少年也将对未来的气候变化减缓决策及应对方式有重要影响。首先，青少年仍处于世界观价值观的形成时期，对青少年气候素养的培养将有助于应对公众的气候变化关注度降低等问题，也有助于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各方面挑战。其次，青少年对采取积极行动富有激情、想象力及活力，这在当今的社交与媒体时代将对气候变化问题有更重要的贡献，例如：青少年在家庭中提倡气候友好型行为；在学校及一些课外群体中扮演重要的信息交流者；能够通过社交媒体接触并传递全球性的信息[6]。

青少年想要应对气候变化以求未来的发展，不仅需要具备气候科学知识，还应具有减缓气候变化的行为驱动，以及在个人及群体层面拥有实施气候友好行为的信心。然而，中国现有的对青少年气候变化教育方面的研究多集中于传递气候变化知识来增加青少年对于气候变化的原因及其影响的理解，却缺乏对最终的亲环境行为的探究及培养。因此，了解中国青少年对减缓气候变化问题的行动参与意愿情况及探究其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对今后开展气候变化教育、培养气候素养、建设低碳社会就显得尤为重要[7]。

国外已有一些研究基于环境心理学及行为学来探讨有效的气候变化交流机制以及影响个人气候行为的影响因素。笔者的研究就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来进一步探究中国青少年减缓气候变化的行为意愿的影响因素。计划行为理论（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TPB）是一个被广泛接受的来预测个人亲环境行为的理论模型[8]。该理论指出，对于最终的行为，行为意愿是最具影响力的预测指标，并且行为意愿又主要由3个因素决定：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及知觉行为控制，即态度越积极、认为周围重要他人越支持、自我感知的行为能力越强，行为意愿就越强。在Schindler的研究中态度还被定义为针对特定环境问题的态度[9]。一些调查研究也表明，对于特定的环境问题，比如对气候变化而言，关注度越高，以及地方脆弱性危机感知越强，越能够激发个人节约能源的意愿[10，11]，而对气候变化的怀疑也将阻碍对减缓气候变化的行为参与。因此针对气候变化问题，态度可再细分为3个主要维度：①对气候变化的怀疑度；②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度；③基于气候变化的地方脆弱性危机感知。以计划行为理论为基础，细分气候变化态度的复杂性及特殊性，将有助于进一步探究影响青少年减缓行为参与意愿的重要因素。同时也希望该研究结果还能够运用今后的气候变化教育，培养出参与减缓气候变化及低碳发展的青少年。

2研究对象与方法

2.1调查地点

研究于2014年12月20日至2015年5月30日开展问卷调查。由于非城市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对自然资源的依赖性更高，对气候变化敏感度及脆弱性也更高，因此了解这一地区青少年气候变化行动意愿将更有助于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而在中国，不同地区对气候变化的敏感程度存在差异，因此研究参考了中国1960年以来极端天气的分布及变化情况，如夏季高温天的变化等，最终选取了12个省的非城市地区开展问卷调查。这些调查地点的海拔跨度从50～3000 m，并且包括了内陆地区及沿海地区，以求尽可能代表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情况。每个非城市地区选取1所小学进行调查研究，共12所学校。

2.2调查内容

调查问卷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及细分的气候变化态度，测量了对气候变化的怀疑度（如“我认为气候变化是一个真实存在的问题”等）、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度（如“我不会去关注电视或报纸上有关气候变化的报道”等）、基于气候变化的地方脆弱性危机感知（如“我认为气候变化不会对我居住的这个地方造成影响”等）、知觉行为控制（如“我觉得我的努力对减缓气候变化不会有什么帮助”等）、主观规范（如“我的家人认为减缓气候变化的节能行为是没有必要的”等）、减缓气候变化的行为意愿（如“接下来的一年里，我愿意为减缓气候变化而捐出自己部分零花钱”等）和一些社会学变量，测量题目主要基于国内外相关领域学者的研究结论根据实际情况而设定。为保证调查质量，问卷采用了正向-负向题设计，且先由专家进行讨论，修改后又先后进行了两次预实验（N1 = 150，N2 = 88），最终问卷共包含51个问题。所有感知变量及减缓意愿都使用了李克特五点量表进行测量（非常同意-同意-保持中立-不同意-非常不同意）。社会学变量多采用填空题及选择题，其中性别、年龄、地区、家庭成员数、家庭私家车及摩托车拥有情况被用于了之后的分析。

2.3信度检验

信度检验是测定所设计的量表是否具有可靠性和稳定性的有效分析方法，根据Cronbach alpha（α）值评价量表的可靠性，一般认为α大于0.7被认为可信度较高。利用SPSS 22.0软件对最终问卷中所测的感知变量及减缓意愿进行信度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度、基于气候变化的地方脆弱性危机感知、知觉行为控制、主观规范、减缓气候变化的行为意愿的α值均大于0.75，对气候变化的怀疑度的α值接近于0.7，仍在可接受的范围。由此说明本次调查的问卷具有较高的可靠性，所有变量所得分值将进一步用于的数据分析。

2.4调查参与情况

该调查研究一共邀请到了1229名年龄在9～13岁的青少年参加。

3研究结果

3.1信息来源途径

在参与调查的青少年中，绝大多数青少年已经听说过气候变化（图1）。对于气候变化的信息来源呈现出多元化的途径，且可能同时存在多种信息获取途径，因此途径累计百分比超过100 %。在这些传播途径中，大众媒体作为信息来源的比重最大，例如电视（69.7 %）、网络（49.7 %）。其次，课内外课程教育对气候变化的认知也占有很大比重，如课外书籍（47.3 %）、学校课程（38.2 %）。从家人那里获知气候变化（35.9 %）或者从报刊杂志上获得此信息（34.3 %）相比其他途径而言比重相对较少，但仍有超过1/3的参与者提及。大众媒体作为青少年获取气候变化信息的最主要来源，其对气候变化的报道将可能影响着青少年的气候变化情感感知与参与（表3）。

3.2青少年减缓气候变化行为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及细分的气候变化态度探究青少年参与减缓气候变化情的行为意愿的影响因素，如表3

结果表明在社会学变量中只有性别对最终的减缓意愿有显著影响（B=-0.06，p>0.05），且表现为女生对气候变化的减缓意愿会强于男生。分析所有情感感知变量对减缓意愿的影响时发现，对气候变化的怀疑度（B=0.00，p>0.05）和基于气候变化的地方危机感知（B=-0.01，p>0.05）这两个气候变化态度对最终的减缓意愿没有直接影响，而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度（B=0.16，p

3.3气候变化态度与行为意愿的关系

由于对气候变化的怀疑度和基于气候变化的地方危机感知这两个变量在回归分析中对最终的减缓意愿没有直接显著的影响，而同属于态度的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度对减缓意愿却是极显著的影响，因此研究建立了中介模型来进一步探究这3个感知变量与减缓意愿之间的关系（图2）。

结果显示：对气候变化的怀疑度可以通过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度作为中介变量来影响减缓意愿（直接效应c’=-0.12，p

4讨论与建议

（1）从理论上基础来分析，在Ajzen提出的计划行为理论中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及知觉行为控制能够影响个人的行为意愿。通过实证研究，基于理论进行的回归模型分析也发现，青少年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度、行为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等情感感知变量能够有效地影响减缓气候变化的行为意愿。因此，要鼓励青少年更多亲环境亲气候的行为以应对气候变化，就必须关注影响青少年行为参与意愿的重要情感因素，从而更有效地开展气候变化教育。

根据研究中分析总结的影响青少年参与意愿的直接因素，气候变化教育对情感感知变量的关注应注意以下几点：①气候变化教育的重点应该是提高青少年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度。通过有效地信息传递，建立青少年自身与气候变化的相关性，并真正意识到气候变化与个人生活及行为的息息相关，从而激发参与减缓气候变化的行动意愿。②气候变化教育应当注重主观规范对行为意愿的重要作用。主观规范对于行为意愿具有极强的影响力，这就需要今后的教育注重创建良好的群体认同感，让青少年个人接受到来自他人的积极性期望，从而触发他们行为意愿的增强。③今后的气候变化教育也可以通过提高知觉行为控制来鼓励更多的行为参与，即提高青少年个人的行动能力以及对自我行为作用力的信心。Moser等的研究表明在气候变化教育中，直接教授青少年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的解决措施比只传递气候变化的形成原因及影响更能有效地提高个人的行动能力感知以及对自我行为作用力的信心，从而付出行动参与其中[13，14]。

（2）根据研究的中介模型分析，虽然对气候变化的怀疑度和地方脆弱性危机感知并没有直接对行为意愿有显著影响，但它们却是有效的间接影响因素，能够通过影响关注度来间接地影响行为意愿。这说明，这种负向的气候变化态度与行为意愿间还存在某种距离，但这种间隙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积极的气候变化态度来调节，因而深入理解了这3个态度变量之间的作用机制将更有助于全面地分析影响青少年参与减缓气候变化行为意愿的因素。根据模型结果，可以通过克服青少年对气候变化问题在空间尺度和时间尺度的距离，降低青少年对气候变化的怀疑度或者增加青少年对当地来自气候变化的危机感知，来吸引青少年对气候变化的关注，从而获得最终的减缓行为的参与。

（3）研究还发现性别在减缓气候变化的行为参与意愿上存在显著差异。针对青少年而言已有研究表明，当面对气候变化问题时女性比男性具有更强的气候变化危机感知，甚至对于其他环境问题也如此[15]。而研究的结果也进一步证明，女性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有更强烈的行为意愿来参与到减缓气候变化的行动中。而这种性别差异导致的行为意愿差异可能由社会经历的不同而引起，同时这种差异还有可能和价值观有关，如利己主义或共享主义，而这种价值观的形成也会与家庭背景、同龄人的影响有关。

随着极端气候事件的频发，气候变化所带来的生态危机、经济危机及社会危机也日益显著，国际社会也在加强各方面的合作以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应对气候变化。政府提出了低碳社会的发展策略，制定了一系列阻止碳排放高速增长的低碳减排政策，但低碳社会的发展不能仅仅依靠政府，还需要鼓励更多居民的日常行动参与，以及培养青少年的低碳意愿及行为，才能真正实现低碳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应对长期的气候变化问题。为鼓励公众参与，激励青少年的行为响应，政府及社会可以通过气候变化教育入手，做出以下努力。

第一，针对不同的地区细化气候变化教育活动。研究建立模型及提出的行为意愿影响因素能够反映出，心理认知过程在对于理解和实施减缓气候变化教育行为的重要性。已有研究证实了当地的气候变化信息将更有助于激发个人的参与[16]，同时，强调个人经历和当地影响的信息交流更可能触发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及减缓行为的发生[10， 17]。因此，基于地方信息的、结合地方气候特点的气候变化教育活动更能有效地克服个人对气候变化的心理距离，改善对气候变化的情感感知，进而影响减缓气候变化的行为参与[18]。

第二，鼓励开展多形式的气候变化教育来增强公众及青少年的气候变化行为参与。气候变化信息来源途径的多样化体现出了对多形式教育模式的需求。气候变化教育的类型主要可分为正规教育、非正规教育及非正式教育。正规教育主要依托于学校，以传授气候变化基本知识为主；非正规教育一般指在非正规的教育场所开展气候变化教育活动，如植物园、动物园、博物馆等；非正式教育主要依靠大众媒体作为信息渠道开展气候变化的宣传教育。多形式的教育模式能够提高气候变化教育的有效性，但教育活动应该不仅仅传播气候变化知识，还要注重对气候变化情感感知的培养，强化个人与气候变化的联系，激发个人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及自我责任意识，最终引导和鼓励行动的参与。

5结语

基于对全国多地区的青少年调查研究，结果具有广泛性，对未来开展气候变化教育、提高青少年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参与具有理论参考价值及实践指导意义，也对政府应对气候变化、进行公众的宣教工作、加强公众的参与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研究仅针对青少年开展，结果又具有一定局限性，针对不同年龄段、不同社会特征人群的气候变化教育建议有待于进一步的探索及验证。

参考文献：

[1]Le Quéré C， Moriarty R， Andrew RM， Peters GP， Ciais P， Friedlingstein P， et al. Global carbon budget 2014 [J]. Earth System Science Data， 2015， 7（1）：47～85.

[2]苏伟. 强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国国家自主贡献[R]. 北京：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 2015.

[3]Stokes B， Wike R， Carle J. Global concern about climate change， broad support for limiting emissions [R].Wahsington： Pew Research Centrer， 2015.

[4]赵群，曹丽丽，严强. 城市居民的环境态度对其环保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J]. 生态经济，2015，31（8）：159～162.

[5]李玉洁. 怎样提升青少年气候素养[J]. 学子：下半月（教育新理念），2015（4）：9～10.

[6]Flora JA，Saphir M，Lappé M，et al.Evaluation of a national high school entertainment education program：The Alliance for Climate Education [J]. Climatic Change，2014，127（3-4）：419～434.

[7]陈涛，谢宏佐. 大学生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意愿影响因素分析：基于6643份问卷的调查[J]. 中国科技论坛，2012（1）：138～142.

[8]Ajzen I.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J].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1991， 50（2）： 179～211.

[9]Schindler F H. Development of the survey of environmental issue attitudes [J]. Th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1999， 30（3）： 12～16.

[10]Spence A， Poortinga W， Butler C， et al. Perceptions of climate change and willingness to save energy related to flood experience [J]. Nature Climate Change， 2011， 1（1）： 46～49.

[11]崔维军，罗玉.城市居民气候变化风险认知对出行方式选择的影响：基于620位城市居民的调查分析[J].生态经济，2014，30（11）：119～123.

[12]Preacher K J，Hayes A F.Asymptotic and resampling strategies for assessing and comparing indirect effects in multiple mediator models [J]. Behavior Research Methods，2008，40（3）：879～891.

[13]Moser S municating adaptation to climate change： the art and science of public engagement when climate change comes home [J]. Wiley Interdisciplinary Reviews： Climate Change， 2014， 5（3）： 337～358.

[14]Clayton S， Manning C， Hodge C. Beyond storms & droughts： The psychological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M].Washington：Eco America， 2014.

[15]Stevenson K T， Peterson M N， Bondell H D， et al. Overcoming skepticism with education： interacting influences of worldview and climate change knowledge on perceived climate change risk among adolescents [J]. Climatic Change， 2014， 126（3-4）： 293～304.

[16]Scannell L， Gifford R. Personally Relevant Climate Change： The Role of Place Attachment and Local Versus Global Message Framing in Engagement [J].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2011， 45（1）： 60～85.

[17]Weber E U. Experience-based and description-based perceptions of long-term risk： Why global warming does not scare us （yet）[J]. Climatic Change， 2006， 77（1-2）： 103～120.

[18]Akerlof K， Maibach E W， Fitzgerald D，et al.Do people “personally experience” global warming， and if so how， and does it matter[J]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2013，23（1）：81～91.

第3篇：对气候变化的理解范文

关键词 环境移民；气候移民；生态移民；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

中图分类号 C92：F2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3）04-0096-08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3.04.017

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人口、资源与环境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深入研究，使得环境因素导致的人口迁移问题日益受到关注，与此相关的概念有：环境移民、生态移民和气候移民。目前这些概念在国内外的学术研究和实践应用中尚不一致，鉴于统一的概念界定有助于学界明确研究问题、帮助决策者制定政策和指导实践，本文拟从厘清这几个密切关联的概念着手，分析概念的内涵及其驱动因素，阐明概念的理论基础， 并在全球环境和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探讨我国应对环境移民问题的政策建议。

第4篇：对气候变化的理解范文

关键词：气候变化；发展；人类活动

中图分类号：P4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432（2011）-04-0224-2

基金项目：天津市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超越博弈：国际气候合作进程中的国际制度构建研究”（20092701）

全球气候变化是人类当前面临的最重大的环境问题，也是人类必须做出回应的最复杂的挑战之一。气候变化主要是由人类发展进程中的人类活动造成的，气候变化既是环境问题，也是发展问题，但归根结底是发展问题。气候变化的影响范围已经从单纯的环境领域延伸到国际政治、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等领域，而且这一趋势在经济全球化和环境问题全球化的双重背景下将继续得以强化。因此，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是人类必须作出的回应。

1 关于气候变化的定义

根据导致气候变化原因的差异，对气候变化的定义也有所不同。目前最常见的定义有三种：

1.1 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定义

气候变化是指气候平均状态和离差（距平）两者中一个或两者一起出现了统计意义显著的变化。离差值越大，表明气候变化的幅度越大，气候状态不稳定性增加，气候变化敏感性也增大。

1.2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定义

气候变化是指气候随时间发生的任何变化，无论其原因是自然变率，还是人类活动的结果。

1.3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定义

气候变化指除在类似时期内所观测的气候的自然变异之外，由于直接或间接的人类活动改变了大气的组成而造成的气候变化。

当前国际社会开展的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行动，主要是针对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而言。因此，本文所论及的“气候变化”采纳《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定义，主要是指由于人类的经济活动，尤其是工业革命以来化石燃料消耗的急剧增加，大规模土地利用和植被的变化，增加了大气中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浓度，改变了地球表面的辐射平衡，从而导致的以气候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气候系统的变化。气候变化一般包括气温、降水和海平面变化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中，全球变暖是焦点，国际社会所称的“气候变化”通常主要是指全球变暖。

2 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

2.1 温室效应与气候变暖

越来越多的科学家相信，温室效应是造成近期地球变暖的主要原因。温室气体是大气中的微量气体，包括水汽、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等，其中二氧化碳是最重要的温室气体。温室气体能够使太阳短波辐射透过并到达地面，从而使地球表面升温。IPCC第四次报告指出，由于人类活动影响，主要温室气体都出现了明显的浓度升高。二氧化碳对气候变化影响最大，其导致的增温效应占到所有温室气体总增温效应的63%。最新数据显示，二氧化碳浓度已经由工业革命前的280ppm增至目前的379ppm，达到过去65万年的最高值。这主要归因于人类对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的大量使用。甲烷浓度由工业革命前的715ppb增至2005年的1774ppb。氧化亚氮浓度由工业革命前的270ppb增至2005年的319ppb。

2.2 人类活动与气候变化的关系

2.2.1 IPCC第一次报告结论（1990年） 近百年来气候变化可能是自然的波动，也可能是人类活动造成的，或者是两方面共同作用造成的。

2.2.2 IPCC第二次报告结论（1995年） 尽管定量确定人类活动对全球气候产生的影响存在能力上的不足，同时某些关键因子也存在不确定性，但是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人类活动的影响被觉察出来了。

2.2.3 IPCC第三次报告结论（2001年） 新的、更有力的证据表明，过去50年观察到的大部分增温可能归咎于人类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浓度增加。

2.2.4 IPCC第四次报告结论（2007年） 20世纪中期以来观察到的大部分全球变暖，很可能是由于观测到的人为温室气体浓度增加所导致的。

对比四次报告中的措辞可以看出，国际主流科学界对人类活动影响气候变暖的认识经历了从模棱两可到“可能”再到“很可能”的一个变化过程。根据IPCC报告的术语说明，“可能”表示发生概率大于66%，而“很可能”则表示有90%以上的可能性。IPCC第四次报告虽然只是把第三次报告中的“可能”换成了“很可能”，实际上却把人类活动影响气候变化的可能性从66%提高到了90%以上，基本上等于确认了人类活动是气候变化的主要影响因子。

3 气候变化问题的实质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开篇即点出了气候变化问题的实质：“气候变化既是环境问题，也是发展问题，但归根结底是发展问题。”主席指出：“气候变化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发展问题，应该在可持续发展框架内综合解决。”总理在“应对气候变化技术开发与转让高级别研讨会”上也讲道：“气候变化是重大环境问题，但归根结底是发展问题。”将气候问题的实质定性为发展问题，是从气候变化问题的产生根源、与发展模式的关系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的根本措施等方面来理解的。

生存和发展是人类社会追求的永恒目标。自人类出现以来，自然界及其资源就成了人类索取和利用的物质基础。“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在对人类与自然界关系的认知上，人类中心主义的发展观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发展观是一定时期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求在思想观念层面的聚焦和反映，是一个国家在发展进程中对发展及怎样发展的总的和系统的看法。确立什么样的发展观，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它也是伴随各国经济社会的演变进程而不断完善的。

传统的发展观将发展片面地理解为经济增长，到工业革命时期又表现为“工业化实现观”，它以工业增长作为衡量发展的唯一标志，把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和由此产生的工业文明视作现代化实现的标志。反映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这种发展观表现为对GNP、对高速经济增长目标的积极诉求。现实主义政治大师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和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就持这一观点，认为人口数量、先进的技术和丰富的自然资源构成了一个国家成为强国的必要前提。然而，从对自然界的影响来看，人口数量越多，生产技术越先进，却意味着更多的自然资源被开采和利用，自然界遭受的改变或破坏越严重。这种发展观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就是环境急剧恶化，资源日益匮乏，人类的实际福利水平不断下降，最终危及到人类本身。

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工业化的进程正是在传统发展观的指导下完成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制造了节省劳力的机器，而第二次工业革命则正在制造取代劳动力的机器。”工业革命提出了更多的能源和资源要求，而获得渠道只有向自然界索取。能源和资源主要集中在煤炭、石油、天然气和钢铁上。英国的煤产量从1770年的600万吨上升到1800年的1200万吨，然后到1861年的5700万吨。钢铁的产量在同一时间分别为5万吨、13万吨和380万吨。再以石油为例，美国在19世纪末打出第一口油井，十年之后的产量已经达到520万桶，到1900年已经接近1亿桶。 新技术和农业机械的普及为粮食产量的大幅度提高提供了条件，加之化肥和农药的使用，世界粮食的产量大大超过以前的任何时期。对粮食产量的追求又促使人们将视线投往森林，大批森林被砍伐改作农田，这对自然界又是严重的破坏。

工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加上医疗水平的提高，人口数量也获得了膨胀的机会。世界人口从1650年的5亿一直攀升到1990年的52亿。工业革命的深入和人口激增导致了前所未有的城市化浪潮。人口稠密的城市大都分布在大河流域和冲击平原，如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和黄河流域等，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展又不断地吞噬着周围本可用作耕地的良田、森林、草原。

科学界已经证实，工业革命以来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的明显增加是人类使用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以及加速毁林和破坏草原所导致的结果。工业革命因为遵循传统发展观而忽视自然的能动作用，把人和自然完全对立起来，片面追求经济的增长，全球变暖是自然界对人类这种不正确发展模式的报复。对于这种结果，恩格斯早就警示人类：“但是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因此，从气候变化出现的根源来看，其实质就是发展问题。这样讲，并非否定人类发展的要求和发展所取得的成就，而是就发展观而言的。

发展就是经济和社会循序渐进的变革。环境问题是经济活动和社会发展总的作用的结果。从人类的历史可以看出，环境问题（不考虑自然灾害），大多是伴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出现的，尤其是与经济活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人类面临的主要环境问题，如废水、废气、固体废弃物、有机化学物品污染，都是经济活动直接或间接的结果。社会问题，如人口膨胀、科学技术发展也与环境问题关系密切。人口急剧增长的压力会产生环境问题，科学技术水平又制约着人类解决环境问题的能力。

在环境问题解决途径上，以往存在两种发展道路。其一是“先污染，后治理”的强调经济发展而忽视环境保护的道路，这也是工业化国家的发展模式。其二是放弃发展。这种道路的核心观点是既然环境的破坏来自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那么停止发展就可以从根本上杜绝环境问题出现。

从气候问题产生的根源来看，人与自然的对立是最深层的矛盾。如何消除人与自然的对立，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是解决环境问题的关键。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自然界，也不可能超越自然界的限制。但人类必须尊重自然规律，按照自然规律办事，对自然的索取必须控制在自然界的承载能力范围之内。气候变化问题不仅是气候和全球环境领域的问题，而且是一个涉及人类社会的生产、消费和生产方式等社会和经济发展各个领域的重大问题。减少人为温室气体排放和增加温室气体的吸收会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根本措施。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是能源生产和消费以及农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和甲烷等气体，而能源和农业生产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产业部门，减少或限制这些领域的温室气体排放意味着限制一个国家的发展空间和权益。

能源产业部门是最重要的基础部门之一，为其他产业部门提供必要的动力来源。根据中国行业研究报告网的统计资料，2007年化石燃料消耗占世界能源消耗总量的89.8%，其中，石油35.6%，煤炭28.6%，天然气25.6%。 国际能源机构向联合国提交的一份报告称，在今后的20年中，化石燃料（煤炭、石油、天然气）将继续成为世界上使用最多的能源，其中石油仍将是最重要的能源资源。化石燃料在世界主要能源构成中所占的比例将保持在90%。其中，石油将满足世界40%的能源需求。在2020年，全球的石油日使用量将从目前的7600万桶/日增加到1.15亿桶/日。由此可见，在世界能源结构很难在短期内发生重大变革的情况下，减排就等于限制能源产业发展，这对一国经济发展将形成严重的冲击。

农业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基本生活资料来源，是社会分工和国民经济其他部门成为独立生产部门的前提和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也是一切非生产部门存在和发展的基本保障。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发展的规模和速度，都要受到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农业劳动生产率高低的制约。要降低农业生产过程中的温室气体排放，势必要对农业生产方式、农业生产技术进行深入的改革与调整，这对农业占很大比重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对其发展更是形成致命的瓶颈。减排对人类的消费方式也提出了重大挑战。消费是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没有消费就会使发展停步不前。当前世界消费方式存在严重不公平，表现为发达国家的“奢侈消费”和发展中国家的“生存消费”。无论奢侈消费（表现为消费品的高能耗）还是生存消费（为维持基本生存却低效率地利用能源），都属于不可持续的消费方式，都不可避免地制造出大量的温室气体，加剧了气候变化的趋势。要扭转这一趋势，人类必须在消费方式上进行变革，采取一种既能维持消费的可持续性又能保证资源的可持续性的双赢的消费方式。否则，不可持续的消费方式在将资源消耗殆尽之后，人类的发展也就失去了发展的物质基础。

参考文献

[1] 刘绪贻,杨生茂主编.美国通史: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85.

第5篇：对气候变化的理解范文

[关键词]气候变化 成本—收益分析 国际框架 均衡点

[中图分类号]P4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568-（2013）04-0042-15

自1988年国际社会在加拿大多伦多首次召开半官方的气候会议，到201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应对框架的多哈会议（COP18/CMP8），有关气候变化应对的国际谈判已走过25年历程。多伦多会议提出了应对气候变化的碳减排目标，即以1988年的排放水平为基准，到2005年全球减排20%，这一目标史称应对气候变化的“多伦多目标”。现在看起来，这一目标显然过于理想化。因为在2012年多哈会议最终通过的决议里已经找不到明确的全球碳减排目标，更多的则是“希望”、“理应”、“自愿”等字眼。这意味着，经过25年的努力，国际社会在应对气候变化和碳减排上的意愿和进展可谓是不进反退，尽管全球的碳排放水平已经远高于当年。因此，颇有必要对既有的具体应对策略特别是指导国际社会气候变化应对实践的理论加以总结和检讨。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了解各国参与全球气候变化应对框架和机制的决策依据。一般认为，气候变化应对框架的有效性根本上取决于各国的参与度，国际社会最终之所以能达成这样或那样的决议，也正是因为决议必须在最大程度上反映各国的参与度。因而，作为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里程碑，最初的《京都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书”）才将其生效条件设定为55%的排放比例，也就是附件一国家名单中至少有足够占到全球排放总量55%的国家和地区加入该议定书，其规定的各项条款才能真正生效。

需要指出的是，决定各国参与度的，是各国对参与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成本—收益计算；换句话说，成本—收益计算是各国气候变化外交的决策基础。例如，美国参议院在讨论表决议定书时有过这样的阐述，“任何（气候变化）国际协议都必然会对国内经济产生系列的金融（经济）影响”。具体而言，所谓的“经济金融影响”实际上指的便是成本与收益，即加入气候变化的相关国际协议究竟会给美国带来怎样的收益，同时又增加怎样的成本。也就是说，美国唯有在明确了这样的成本一收益关系后才能做出是否加入议定书的判断和决策。对此，在美国国会一次有关气候变化的听证会上，与会参议员在回答为何美国仍没有加入气候变化国际协议的问题时解释，“因为美国还没有弄清楚国际气候变化协议对国内经济造成的各种影响”。

基于上述逻辑，本文将以成本—收益分析为切入点，分析缘何当前全球气候变化治理机制停滞不前，认为这一现状恰好是出于成本—收益考虑导致的各国参与全球气候变化的低水平均衡。基于对更高水平平衡存在的乐观判断，本文认为，国际社会需要进一步推动各国提高参与度，使国际应对气候变化努力向更高水平的均衡迈进。

一、全球气候变化应对框架的成本收益计算

国际学术界有关全球气候变化应对框架的成本—收益分析主要通过建立各种经济学模型进行测算，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方法是利用一般均衡的经济学分析方法，将一定时期内（如到2055年或者2100年等）的经济增长、能源利用、碳排放、气候变化模式、气候变化影响以及各种碳减排和气候变化适应政策等因素作为变量纳入到模型中，同时赋予各个变量以各种参数，然后计算出在不同排放及减排情景下的碳排放价格，以及由此产生的成本与收益。

以动态综合气候—经济模型（DICE，Dynamic Integrated Climate-Economy Model）的研究为例，笔者对在2009年12月国际社会就应对气候变化达成的《哥本哈根协议》进行了成本收益分析（表1）。在这一模型中，成本和收益的计算依据有三个：

一是在《哥本哈根协议》的气候变化应对路径下，全球及各国由于受气候变化影响而造成的直接净损失，净损失的含义其实已经包括了成本和收益两方面的因素；

二是在《哥本哈根协议》下，全球及各国设定的减排路径和政策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减排支出成本，这个成本大小与《协议》的规定有着很大的关联，包括技术变迁、经济增长、社会福利都会受到减排过程的极大影响；

三是在《哥本哈根协议》下，根据作者通过同一模型模拟出来的碳排放价格（包括碳税和碳排放权的交易），以及各国要达到各自碳排放配额范围所需购买的额外碳排放量，最终计算出一个全球及各国用于支付额外碳排放配额的成本。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各国在《哥本哈根协议》下的碳减排配额分配并不均匀，考虑到各国减排能力的差异，会出现“富余”和“不足”两种情况，因而这项成本对于一些国家为正，而对于另一些国家则为负。当然，从全球的角度来看，其总额为零。

按照这样的计算框架，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Nordhaus）得出的结论是《哥本哈根协议》下到2055年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直接总支出为16，470亿美元。这个支出水平究竟是高还是低呢？在稍早的同系列研究中，诺德豪斯通过同一模型对各种气候变化应对情景下的支出成本进行了核算。他根据性质的不同将总支出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气候影响损失和减排成本，比较的结果是：从最优应对情景下的低成本，一直到不采取任何措施以及设定过高减排或温度控制目标情景下的高成本；第二部分的支出来自碳排放配额的购买，其中碳排放价格决定了最终的购买支出，而不同气候变化应对情景意味着不同的碳排放价格。作者对此进行了排列，结果表明，气候变化应对的策略越激进，国际社会未来承担的碳排放价格就越高，这也就意味着不同国家为完成减排目标必须为购买额外的碳排放配额付出更高的成本。

值得注意的是，限于科学研究和社会经济发展上的极大不确定性，诺德豪斯及其他经济学家和气候变化研究小组，如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和斯特恩报告，对全球气候变化应对成本一收益的计算结果在数量上未必是完全精确的。但从不同情景的排列顺序来看，他们的结论在逻辑上是站得住脚的，即对应不同的气候变化应对和发展情景，国际社会将共同承担不同的成本和收益。那么从成本一收益的视角出发，我们如何进一步理解不同气候变化应对及发展情景的主要区别呢？是什么关键因素影响着全球气候变化应对框架的成本与收益？理解这些问题将有助于构建一个国际气候变化应对的经济学意义上的成本一收益模型。

二、碳排放价格、参与度与成本—收益分析

按照诺德豪斯和理查德·托尔等人有关气候变化经济影响的分析，应对气候变化的净成本影响主要有三个来源，即：气候变化的直接影响，碳减排进程的影响和碳排放价格的影响。对全球而言，前两种来源的影响总体上体现为正的净成本，而碳排放价格对净成本的影响在名义上是在各国间相互抵消后为零。但实际上，全球碳排放价格有两个源头：碳税和碳交易，如果全部的碳价格都以碳税的形式体现出来，均衡状态下碳排放价格应等同于碳减排的边际成本，从而意味着一国为本国配额之外的碳排放支付了成本。如果进而将气候变化对全球造成的损失影响纳入碳排放价格的计算范围，即完全而充分地将气候变化的外部影响内化到碳价格中，那么碳排放价格更可以成为衡量全球气候变化应对框架成本收益的指标。就此而言，在不同全球性气候变化应对框架的路径下，会产生高低不等的各种碳价格，也就体现了全球为这些不同的气候变化应对框架所支付的净成本水平。

如果赋予碳价格以新的含义，即把气候变化影响和碳减排支出都折算为碳排放价格，然后将碳排放价格作为衡量全球性气候变化应对框架成本一收益的标志性指标，则可对以往在一般均衡基础上所得出的成本收益比较结果进行重新组合和排列。以诺德豪斯在其研究中设定的15种气候变化应对情景为例，在给定时期内且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可对15种情景加以重新排列（图1）。这个新的排列说明，如果仅从时间序列的角度来看，不管国际社会采取何种减排策略和路径，都会从初期的最低点然后慢慢上升。但如果采取横截面的比较，不同情景间的区别就一目了然，根据前面的分析，碳排放价格的区别实则也代表了各种气候变化应对机制在成本收益上的区别。

从图1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即气候变化应对机制导致碳排放价格越高，其成本也就越高。如相对议定书的应对机制，能将全球气温上升控制在2～C范围内的应对机制明显成本更高；同时，相对于不包括美国碳排放的议定书而言，能够覆盖美国碳排放的议定书的成本就更高。

如果进一步比较导致碳排放价格的各种应对情景，可以发现，各种应对情景间最大的差异在于各国的参与度不同，或者说是对全球碳排放的覆盖度不同。因此可以认为，参与度是决定碳排放价格及应对机制的成本一收益水平的重要因素。

无论是议定书的应对机制，还是设定2℃的升温限制，其本质都是全球碳排放的覆盖面大小的问题。从绝对意义上讲，应对机制的覆盖度越高，则碳排放价格会越高，尽管从应对的结果看也会越有效。但问题在于，在国际社会中，应对机制的覆盖范围并非取决于碳排放价格或者应对有效性，而取决于各国对应对机制的认同度，具体表现为参与度。可依据官方表态将参与度分为三类：参与、不参与和有条件参与。以各国对议定书的态度为例，美国属于有条件参与，欧盟属于参与，中印等发展中国家属于不参与。又以《哥本哈根协议》为例，中印也都加入了有条件参与阵营。需要指出的是，从非官方角度衡量的参与度相对更为复杂，因为市场、部门或地区的参与度与官方表态未必一致，导致实际的参与度发生变化，而市场最终形成的碳排放价格反映的正是实际参与度。这样，可将图1中的纵轴换成“参与度”，进而用不同的方法观察15种不同应对机制和情景间的区别，从最低的参与度到最高的参与度，决定了具有不同特性的应对机制和情景。

将参与度与应对机制的上述关系应用到全球气候变化应对机制的实践中，并从1988年国际社会开启气候变化应对机制的谈判到2012年多哈气候大会落幕期间选取几个重要节点，便可发现，基于碳排放覆盖率的各国气候变化实际参与度的差异以及变化，决定了应对机制和目标的变化起伏（图2）。

在图2中，尽管控制2℃升温的应对情景要求较高的参与度（接近100%），并被《哥本哈根协议》所确认。但该目标并没有被具体落实，在《哥本哈根协议》中体现为碳排放覆盖率的全球参与度非但没有提高，反而因为资源减排机制而有所下降。因此，从1988年至今，全球气候变化应对机制的参与度一直在递减。同一时期，国际市场的碳价格也在持续下滑，进一步说明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和碳减排的总体意愿呈减弱趋势，印证了基于成本一收益衡量方法的气候变化应对机制在不同阶段对净成本水平评估的演变过程。

三、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框架的成本—收益模型

本节将对气候变化应对的成本—收益模型加以考察。在下文所应用的函数中，Cost指应对气候变化的总成本，Benefit指应对气候变化的总收益，Y指应对气候变化的总产出或福利水平，Commitment指各国在不同时期（i）的参与度或碳减排承诺水平，ert指各期的贴现程度。

（一）成本函数：Cost=∑f（Commitmenti）ert；

在技术进步、气候变化趋势、经济发展等因素都给定的情况下，国际社会开展气候变化应对合作的成本（现值，下同）取决于各国的参与度或承诺程度。既有研究表明，随着各国参与度的提高，国际社会将在参与度较低时（参与初期）付出更大的增量成本，但在参与度较高时（参与后期）成本上升趋缓。换句话说，成本函数的曲线将是递增和凸起的，即先快后慢，即图3中的成本曲线。最终，如果全球各国全部参与到合作框架中，那么成本将被固定在某个最高点上，不会无限增加。这是因为，一旦在全球建立有效合作机制控制碳排放，将全球温度的变化控制在一个可承载的范围，那么碳排放价格便不会再继续提高（如图3），应对成本也就会趋于停滞。

（二）收益函数：Benefit=∑f（commitmenti）ert；

同样的，在其他条件给定的情况下，国际社会开展气候变化应对合作的收益也取决于各国的参与度。根据相关研究和上述分析，参与度的提高会给全球带来更多的收益。当然，收益曲线的特征有别于成本曲线。首先，在参与度较低时（初期），因为“漏出”效应的存在，提高合作水平带来的全球收益增长速度较慢；一旦合作水平达到特定水平，随着“漏出”效应显著下降，全球碳排放相关政策的有效性也会显著提高，如碳税、碳交易等。此时，全球将从合作中获得更大的好处，并出现快速的增长；这意味着，收益曲线总体将呈现出先慢后快的递增性（图3中收益曲线）。

收益曲线的第二个重要特征在于：在初期，由于各国参与度较低，相应国际框架的收益水平将低于成本水平，甚至在某些极端情况下收益为负。但随各国参与深入，收益曲线会以更快的速度攀升，在达到特定参与水平后将超过成本曲线。这个参与水平也就是一个均衡的参与度。

收益函数还有第三个特征，即在参与度进一步提升后，收益的增长速度极有可能出现下滑，即增长速度放慢并逐渐向成本曲线靠拢（图4中收益曲线），这会使收益曲线出现变化（如图4）。这样便会改变成本一收益曲线间的关系，出现了两个均衡点。可把第一个均衡点（Q1）称之为低水平的参与均衡，第二个均衡点（Q2）则称之为高水平的参与均衡。

（三）均衡条件

第一，当成本曲线高于收益曲线时，称之为“参与不足”（Under-commitment），此时全球将为之付出净成本，从而推动参与度的继续提高，一直到两者相等为止；

第二，当成本曲线低于收益曲线时，称之为“参与过度”（Over-commitment），此时全球将从更高的应对参与水平中获得净收益。尽管如此，但参与度不会继续提高，而是向反方向发展即出现下滑，一直到净收益为零时。这主要是因为，当参与度过高时，一方面气候变化应对部门的净收益增加本身会削弱各国在此领域的继续投入及参与积极性，凸显其他部门投入的短缺和气候变化应对部门的投入过度；另一方面，尽管全球的总收益继续增加，但在地区分布上，收益的分配显然是不均匀的，因此也会形成和增加进一步提高参与度获得更多净收益的各种政治经济障碍。

第三，两个均衡水平的比较。根据上述分析，对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的收益曲线进行仿真，则会出现先凹后凸的结果。相对于固定的成本曲线，这导致了一低一高两种均衡水平。在均衡条件都成立的情况下，两个均衡水平都可以帮助国际社会实现“参与度”的优化。也就是说，在这两个参与度水平上，至少在气候变化应对部门内部都足以形成相对稳定的状态。但显然，低水平参与度上的均衡尽管实现了部门的稳定，它对全球总产出和总福利的益处则低于高水平参与度。

（四）双均衡条件：Y=∑f（Commitmenti）ert

由第三点讨论而来的，需要引入第四个条件，即考虑了两部门产出的一般均衡条件。如果将各国气候变化应对参与度纳入到整体福利考虑，参与度会通过影响气候变化应对部门的内部成本一收益均衡，继而影响其他部门的成本一收益均衡，最终作用于总体福利水平。在目前的科学认知水平和发展阶段上，气候变化应对的参与度对经济增长总福利现值存在递增影响。但以一般均衡的现有分析为基础，有理由相信，气候变化应对参与度并非始终增加经济总福利，因为在参与度高于特定水平后，无论气候变化应对部门内部的净福利如何变化都会反作用于经济总体福利，从而导致既有成本一收益关系逆转，如图5所示。

这样，两个均衡的参与度便产生了不同的福利影响，低水平的均衡参与度带来较低的产出水平，高水平的均衡参与度带来较高的产出水平。从产出水平的角度来看，前者属于低收入均衡，并非理想结果，而后者则可以带来更优的福利。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的发展历程其实就是一个既寻求成本一收益均衡，同时又实现更高产出水平的过程。总体而言，当前的国际气候变化应对框架更加接近于低收入的均衡状态，即各国在自身成本收益核算的基础上，“自由地”确定各自的参与度，先是通过2012年的多哈气候大会进行了初步确认，然后到2015年在进行反馈和总结，届时形成新的国际应对框架，进一步强化和固定气候变化部门内部的均衡。

从全球角度看，这一均衡并非最优。如图5所示，如果参与度提高，总体产出和福利水平也将更高。问题在于，一旦低收入的参与度均衡状态在确立后迅速得到强化甚至被固定，那么打破这一均衡、推动参与度提高并实现更优化的产出和福利水平将很困难。有两种可能局面将推动实现这一突破。

第一，外部条件变化，如气候变化程度加剧、国际社会对应对气候变化的偏好增加、各国政府对气候变化应对的认同提高及技术进步等，都会同步提高气候变化应对不同参与度上的成本（或降低收益），从而推动成本曲线上移（或使收益曲线下移），迫使最优的均衡参与度向右延伸。这种情况相对于外部条件发生变化后，气候变化应对部门的估值水平有所提高，从而增加了各种投入的相对价值，使参与气候变化应对进程可带来更低的机会成本和更高的总产出和福利。

第二，也存在内生机制推动参与度提高的可能，最主要的是参与国/地区/部门带来的示范效应。在现实世界中，各国/地区/部门对于气候变化应对的参与呈现极不均匀的状态，有的出于自发，有的则仅仅跟随。这样，参与度本身存在着微小变动的可能：主要出于各种内生原因和激励因素，参与度会不断提高，这一提高本身会带来收益和成本，而一旦参与者从中获得净收益，就有可能对其他未加入者形成示范效应，进而吸引更多的参与者。当然，如前所述，考虑到均衡条件，由示范效应导致的更高参与度所形成的额外净收益在最初阶段未必会推动参与度继续提高，反而可能使参与度下滑回落至均衡水平。但这里面存在一个“临界点”，即在某些关键性的国家/地区/部门加入到气候变化应对进程，或执行了某些标志性的减排政策后，参与度的提高便难以逆转，从而加速向下一个均衡点即高收入均衡水平汇聚，并在这个均衡点上逐步稳定下来。

基于参与度边际产出递减规律，产出函数有一个重要的假定，即100%的参与度未必导致产出最大化。正如IPCC的第四次评估报告所指出的，国际社会面临多种可供选择的排放及减排情景，从“一切照旧”（Business as usual）到最为积极的应对情景，其排序正好是从最低的参与度（>=0），到最高的参与度（

四、模型的应用

以上理论模型分析对当前国际社会的气候变化应对实践有着两方面的重要解释意义。一方面，国际社会在气候变化应对框架上的发展路径将受以下两种情况约束：其一，沿着本部门内部的净收益曲线移动，随着世界各国参与度的提高，国际减排应对框架的净收益会出现相应的变化（图6），基于双均衡的存在，因此该曲线将呈现出倒U型的形状，与横轴（参与度）有两个交点（Q1，Q2），意味着可能的参与度也仅会维持在这两点之间；其二，由于实现均衡的需要，Q1和Q2仍然是稳定后最有可能出现的参与度选择结果。因此，以参与度高低来衡量的气候变化应对框架将围绕这两个点出现波动。同时，在内部和外部条件的作用下，可以在两点间进行过渡。也就是说，最后参与度的选择范围将限制在Q1和Q2两点间。

另一方面，上述约束条件也符合当前各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上的现实选择。第一，各国/地区/部门都不同程度地参与到气候变化应对框架中，最终必将在全球范围内体现为一个适度而均衡的参与水平（Q1

第二，近25年来国际社会在气候变化应对上进展缓慢甚至有所倒退这一事实说明，从一般均衡角度来看，尽管参与度提高有利于增加产出，但应对程度还取决于部门内部的成本收益均衡。在关键的临界点没有突破前，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还较难跳出低收入的均衡参与水平。这样，各国显现出各种积极或消极的政策波动也就在情理之中。

第三，国际社会要走出当前的气候变化应对困境，跳出低水平均衡，就必须探索和研究影响参与度的临界物及其临界水平。可能的临界物包括：更加准确的气候变化科学研究和认知，更加巨大的气候灾难，更加系统的社会动员，更加有效而可行的政策工具，等等。当然，要想找到这一临界物及临界水平，全球还需通过更多的试错来验证。

第6篇：对气候变化的理解范文

关键词：河南省　气候变化　水资源

中图分类号：P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973(2011)006-123-02

水是维系一切生命活动的不可替代的物质，又是社会生产必不可少的物质资源，人类的一切活动都离不开水。河南省地处亚热带向暖带过渡的气候带，气候多样复杂，灾害频繁发生，地跨长江、黄河、淮河、海河四大流域，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405×108m3，但因人口密度、耕地系数、复种指数较大，人均水资源量仅为407m3，相当于全国的1／5，属缺水区。而且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给工农业发展及城市居民生活都带来了严重影响。

1　气候变化特征

气温是重要的气象要素之一。近50年来，河南省年平均气温为14.4℃，上升了0.79℃，增温速率0.15℃／10年，但低于全国年平均气温变化速度0.25℃／10年。调查数据显示，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气温较高；70、80年代气温较低；90年代以后气温明显升高，直至本世纪一直处于高值期。年平均温度最高出现在1998年，最低出现在1956年。

大气降水是地表径流的主要来源，是水循环的重要环节和气象要素之一。全省年平均降水量737.3mm，自北向南逐渐增加，雨量在530～1300mm之间。从1956年到2007年全省年降水量具有弱的减少趋势，减少速率为2.14mm／10年。其中年降水最大值为1066.6mm，最小值为457.2mm。

蒸发是地表热量平衡、水量平衡的组成部分，是水循环中最直接受气候变化影响的一项。反过来，蒸发可使空气湿度增加，气温变化，起到调节气候的作用。河南省年蒸发力一般有700-1000mm，夏季蒸发力最大，占年总量的37％，春秋次之，冬季最少。年蒸发力20世纪50年代最少，60年代略有增多，70、80年代略减少，90年代增加幅度非常明显且为最高值，这与90年代气温明显增高有关。

日照时数是气象上用来表征太阳辐射强弱的气象要素之一，与太阳高度角、云量、大气透明度等要素有关。河南省处在东经110°21′～116°39′，北纬31°23′～36°22′之间，多年平均日照时数为2103h。调查结果表明，20世纪60年代开始年日照时数呈递减趋势，80年代年均日照时数比60年代减少335h，比70年代减少193 h；进入21世纪初的近6年，年日照时数更是急剧减少，比60年代减少466h，比90年代减少142h。

2　气候变化对水资源的影响

气候变化是自然和人类活动共同作用的结果。地球上有史以来经历着冷暖交替与干湿变异的自然变化，包括太阳辐射、地壳运动、火山气溶胶等。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与人口的增长，人为活动排放的温室气体、土地覆盖植被的变化等都不同程度的影响到了气候的变化。而气候变化又通过水文循环对自然界的水文系统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到水资源在时空上的重新分布和总量的改变。河南省属于严重的资源型缺水省份，全省水资源量空间分布呈纬向分布，自北向南逐渐增加，信阳水资源量较丰富，安阳、鹤壁、三门峡水资源较匮乏。从年际变化来看，水资源量总体呈逐渐减少的趋势，变化速度为-1.09×104万m3／10年。

降水量是影响水资源量的直接因素，其变化趋势与水资源量的变化趋势相同，二者之间的相关系数高达0.91。河南省年降水量最大值为1066.6mm(2003年)，最小值为457.2mm(1966年)，多年平均为737.3mm，具有减小的趋势。水资源量的补给来源为大气降水，因此，降水量随时间的减少是导致全省水资源量减少的根本原因。

由多年气温的监测资料来看，河南省年平均气温呈上升趋势。大气温度越高，其持水能力越强，全球和流域降水量可能增加，但同时蒸发量也将增加，这使气候的变率增加，出现更强的降雨和更广泛的干旱。1975年8月上旬，淮河上游的洪汝河和沙颍河流域特大暴雨过程中，林庄站一天降水量达1005.4mm，致使河道漫决，大型水库垮坝失事，滞洪区先后溃溢，洪水泛滥，造成极惨重的灾害。而在刚过去的2010年冬季，全省平均气温2.1度，比常年同期偏高0.1度；平均降水量为32.4mm，比常年同期偏少2成；平均日照时数为412.2小时，比常年同期偏少12.5小时。其中12月气温偏高2.1度，降水偏少9成，日照偏多36.4小时，造成了全省冬季小麦的严重缺水。

同时，河流的水温升高和变率加大可能加快藻类、细菌和真菌繁殖，高强度的降雨将导致土壤中的污染物流入水体，使水体盐度增加，更容易造成水质性缺水。2000年，河南省水利部门对全省13个水系、64条主要河流进行的水质监测结果表明：全年期全省河流水质劣于五类标准的河流长度为2766公里，占评价河流总长度的54.3％，有超过一半的水丧失了任何供水功能。

3　应对气候变化的水资源战略对策

气候变化将增大河南省洪涝和干旱灾害发生的风险，对自然生态系统和经济社会系统产生负面影响，尤其对农牧业生产、水资源供需等的影响更为显著。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面临严峻的挑战。因此，我们要研究制定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对水资源影响的战略措施，特别是针对极端气象事件的有效适应措施。

(1)强化水资源管理。加强水资源统一管理，以流域为单元实行水资源统一管理、规划与调度。注重水资源的节约、保护和优化配置，从传统的“以需定供”转为“以供定需”。

(2)加强水利基础设施的规划和建设。加快建设南水北调工程，通过三条调水线路与长江、黄河、淮河和海河四大江河联通：加强水资源控制工程(水库等)建设、灌区建设与改造，继续实施并开工建设一些区域性调水和蓄水工程。

(3)加大水资源配置、综合节水的推广力度。重点研究开发大气水、地表水、土壤水和地下水的转化机制和优化配置技术，突破精量灌溉技术、智能化农业用水管理技术及设备，加强生活节水技术及器具开发。

(4)在保护生态基础上有序开发水电，合理开发和利用丰富的水力资源，加快水电开发步伐，因地制宜开发小水电资源。

第7篇：对气候变化的理解范文

关键词：气候变化；全球治理；困境；路径

中图分类号：C9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9-0211-04

一、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处境

在当今各类全球治理的实践中，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由于气候变化、特别是气候恶化所导致的消极后果对人类影响的普遍性，促使国际社会至少在理念层面上齐心协力地致力于寻求对策以降低发展所带来的气候变化成本。

气候环境对人类生产生活的影响古已有之，然而将这一问题纳入政治框架进行讨论则是始于1972年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关于气候问题的讨论重点，也由最初的科学认知领域发展到后来的经济层面，再到目前的政治博弈阶段。现阶段气候治理的实践主要在三个层面开展，即国际、区域和国家层面。

1.以联合国为首的政府间组织主导下的气候治理实践。这些机制包括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召开的三次全球环境会议，联合国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全球环境基金机制、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等。在气候变化全球治理进程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京都议定书》的通过，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尽管在已达成的条约中，“许多重大问题（诸如实施细则、遵约程序、资金供给以及缔约方之间的区别待遇等问题）并不成熟或者仍处于谈判之中，但其所确立的诸多原则规范以及在此过程中频繁出现的国际外交活动和国际立法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国际气候治理机制的初步确立。”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谈判中，在上述宽泛的框架之下，国家之间展开了战略上的合纵连横，以利益的异同为界，形成了欧盟、伞形集团、七十七国集团加中国的利益同盟。他们之间围绕气候变化问题的谈判互动和立法实践是全球气候治理进程的主体力量。

2.区域性的组织在气候变化全球治理中的作为。在地区层次，如何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也成为区域性国际会议谈论的热点话题之一，如亚太经合组织将气候变化纳入讨论，并着手制定相应合作机制。“2005年，在英国举办的西方八国首脑加五个发展中大国首脑（G8+5）会议上，气候变化第一次作为主要议题列入诸强议程”。“2006年，美国发起亚太清洁发展伙伴计划，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国际政治考虑。”

3.以国别为中心参与的气候治理。无论是在联合国框架下还是在区域性组织之下达成的气候治理协议，最终都必须依靠民族国家在国内去落实。因此，民族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谈判立场和对已达成协议的国内落实情况也是全球治理的重要方面。

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一方面是如火如荼地召开的各种国际、地区及双边会议暨谈判，另一方面是实践层面上有效治理的严重滞后和不足。究其原因，可以归纳为如下方面。第一，现存的治理框架的内在局限性。制度一经确立，就会产生自我保存的倾向，形成制度的惰性，提高改良和改革的门槛和成本。因此对于目前尚不完善的气候治理制度的进一步完善都将不是易事。目前关于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松散结构作为一种现实，有其合理性，但在其中并没有体现出弱国小国的价值关切和利益关涉，体现的是一种权力政治在气候变化治理领域的继续。正因如此，“制度至关重要，但制度也有副作用甚至危险性，可能导致剥削与压迫，从而造成“治理困境”（governance dilemma），这种情况在气候变化全球治理中多多少少也都存在。而要改变这种状况，前景不容乐观，在可见的将来，现状都将延续。第二，气候治理的现有协议所折射出来的问题。毫无疑问，在缓慢开启的全球气候治理中，《京都议定书》的达成和生效是最具里程碑意义的，它标志着人类“迈出了全球气候谈判的第一步，产生了具有法律效用的二氧化碳减排国际协约；开创了清洁发展机制（CDM）等京都灵活机制的市场，目前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兼顾可持续发展和减排行动双赢战略的表率”。然而尽管《京都议定书》的达成对气候治理的推进功不可没，但这并不表明《京都议定书》所体现的就是全球治理的最好方式，对这一协议的全面分析将有助于全球治理的未来进步。“《京都议定书》没有广泛的参与者，特别是它没有激起美国的参与欲望。虽然易于将其归咎于布什政府。然而美国参议院在京都谈判之前的1997年7月，表决通过了不签署协议的决议，认为美国不应该签署任何危害其经济的条约”……这一决议“以95∶0的比例通过。”《京都议定书》也没有监督签约国对协议的实施。如加拿大作为签约国，理应在2008―2012年期间以1990年为参照减排6%，而事实上是加拿大的排放量有30%超出了这一目标。第三，有效治理机制的不足。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全球治理机制还严重不足，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并没有产生一种合理有效的国际性框架，更高效合理的气候治理机制尚在未知当中。在那些批判者看来，目前的治理仅仅是部分社的议程，合作治理也像赚钱买卖，并没有改变社会或政治环境。

二、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困境

（一）由国家体系引起的困境

全球治理的部分困境是由国家的身份现实所引发和加深的，国家的理在面对全球公益性问题时显得力不从心。在多大程度上缓解个体理性与集体不理性以及利益的结构性冲突，是对全球治理的长期挑战。

1.受害程度与治理能力的差异导致难以协调治理步调。当今世界是全球相互依赖的，这种说法虽然是事实，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容易使人们忽视相互依赖的不对称性，这种情况在气候变化领域中格外明显。在气候变化领域的不对称性、不平衡性表现如下。受气候变化影响的不同导致各国应对治理的态度不同；而国家实力的不同导致治理能力的不同，使得气候治理的推进也是国家之间利益与实力的博弈。在一定程度上，那些最贫穷的国家是最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也是最无力应对这种影响的国家，他们拥有“更少的经济、技术和制度能力”应对气候变化。在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过程中，出现了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马太效应，“全球化既产生了分裂也创造了整合”。气候变化对全球的消极影响是不均衡分布的，贫穷国家的脆弱性尤为引入关注；“气候变化也将进一步减少穷人获取饮用水的机会，进而影响他们的卫生健康状况”，“并且会真实地在亚非拉威胁到食品的安全” 。“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估计，最不发达的非洲地区受全球暖化的影响将会最深，其粮食产量会大大下降，到2020年将有多达2.5亿人面临饮用水短缺问题，小岛屿国家更面临直接被海水淹没的可能性。”与此同时，应对气候变化的成本也是有国别差异的。对于消除气候变化所需支付的成本，有研究表明，为了使二氧化碳浓度在2100年时保持在前工业时期的2倍，在这种转变过程中，发达国家需支付2%的经济出口量，而发展中国家将承担更高的经济成本。

2.个体理性选择与集体非理性后果的问题。“个体对公共利益的冷漠，或者说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矛盾，是全球公共问题治理过程中各国之间合作面临的最大障碍。”气候变化问题作为全球公共问题，之所以会出现治理不足的局面，正是由“公地的悲剧”和“集体行动的逻辑”所导致的。具体而言，全球减排空间可以看做是个别消费、集体治理的公共物品，问题本身的属性决定了解决问题的难度。正是由于国家以民族利益为重，在面对公共问题时采取以邻为壑的政策，导致对公共问题的治理无人问津，而最后又反过来间接地难以免于其害。“全球减排空间的稀缺性是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特殊性的关键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特点就是各国从全球气候变化汇总受益和受损差异。在全球治理过程中，“个体对公共利益的冷漠，或者说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矛盾，是全球公共问题治理过程中各国之间合作面临的最大障碍。”

3.国家国内政治对国际治理的影响。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最终治理的效果取决于实际行动；国际治理作为国内治理的延伸，国内政治中的各种派别和利益集团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态度左右着国家在国际谈判中的态度，同时，已达成的协议的落实也有待于国内各部门的配合。因此国家参与全球治理时，受制于国内政治，民主政体要求国务院要向人民负责，气候变化的“外部性或者外溢效应不是他们的首要关切”。

（二）由治理的多元主体引起的困境

1.多主体治理的效率问题。全球治理是一种开放的进程，治理的主体可以是国家间、个体间、政府间组织、以及民间组织、跨国公司等等。而这种情况容易导致出现两种后果，其一，分散的多主体针对同一问题开展的治理活动可能由于缺乏内在的协调而在功能上多有重合，重复建设，不易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其二，在同一项治理实践活动中，过多的参与主体将可能会集思广益，有利于治理，但也会导致治理协议的达成往往是旷日持久，效率低下的。

2.多元主体所承担的治理责任问题。在全球治理中，过多主体的参与也会引发责任分担的问题。“当保护环境成为所有人的责任时，难道不意味着它就不是任何人的责任吗？如何去解释民族国家在其中扮演的作为或不作为的角色？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如何确保和度量国界之外主动承担责任的主体所担当的强制性义务？”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在全球治理中面对的现实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和协调过程可正是全球治理本身的完善进步过程。

（三）由治理的价值诉求所引发的困境

全球性问题“存在的普遍性，挑战的共同性，利益的相关性”，都呼吁人类社会能够以超脱狭隘自利的民族国家视角，去关怀世界范围内所存在的基本的困境。然而事实上，国家的行为往往是以对利益的追求为风向标的，而面对全球性问题，国家到底应该如何超脱以及能否超脱国家利益的视角都成为悬念中的问题，对于这些方面我们不能盲目乐观；还需考虑在可见的将来若始终无法超脱国家视角的话，面对最脆弱而受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国家，到底应该如何确保他们的利益。

1.实践中的治理能否体现价值关怀。回到原点考察的话，不难发现全球治理的兴起是以不同于权力统治的方式来解决全球性公共问题，之所以需要治理，是由于传统的权力政治模式已经无法解决此类问题。因此全球治理需要超越传统政治统治的一个方面就是要在治理中体现价值关怀，有一种伦理关照。

现实中的全球治理到底是否体现了伦理关怀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容乐观，“贝克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全球化论者尽管不是为某种政治制度制造一种意识形态，但无意之中却创造了一种世界强权政治的世界主义伦理”，并将这种权力伦理与全球治理嫁接，乔装打扮成全球立场。

2.治理应该体现何种价值观念问题。关于全球治理的价值理念，可以从两个视角来考虑，“一个是基于普遍主义基础上的、强调为全球所认同的价值，即‘全球’价值。一个则是基于特殊主义的、保守各个国家或文化传统中形成的价值理念，而认可各种特殊主义的价值体系在全球突兀、对峙地存在的全球‘价值’。”目前的全球治理实践体现的更多的都是价值关怀上的特殊主义，主要是西方观念的体现，因而使得现有全球治理的代表性问题饱受质疑；当然普遍主义价值理念的选取并非易事，正因如此，中国学者指出，全球治理中体现的“全球价值必须是一种底线价值，是因为底线价值具有最为广泛的认同空间”。

3.关于无力表达关切的国家所面临的全球治理问题如何应对。全球治理的现有框架体现的是在国际社会中有话语权的国家的治理，那么对于那些国小力薄的国家正在遭受其害的公共问题到底应该如何治理？这些问题到底是不是全球治理议题中的问题？“并不是所有的利益都被组织起来，都处于流动之中。举例来说，世界共同体中那些多数极贫和弱势群体就没有什么有效的权利。就此而言，跨国公民社会不是世界人民的代表，而其构建的民主政府领土形式的活动也一直处于模棱两可的关系中。”

三、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路径

1.借重国家是全球治理有效推进的保障。国际治理的困境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当今国际政治行为主体依然是国家，而现实中的国际治理之所以举步维艰，成就有限，就是由于国家在治理过程中的因利益冲突收益差异而导致的各国对治理的态度与参与程度也参差不齐。

在谈到全球化以及全球治理这些词汇时，从表面上来看他们体现的是国际社会中那些被唤醒的非国家行为体的上台，因而使得有关全球治理中国家的作用容易被漠视，为非政府组织的预期作为而欢欣鼓舞；甚至在一些人看来，其他非政府组织的登场似乎昭示着国家体系即将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将会终结维斯特伐利亚体系，从而有利于解决当今时代的公共性问题。

然而在事实上，全球治理的实质性推进必须要充分借重国家的作用。由于气候变化本身的复杂性，要想以实际行动推动气候变暖速度的减缓，不仅需要国家间达成共识，签署相关的协议；更重要的是这些协议的落实需要各国国内相关部门的配套支持，因此在全球治理的过程中国家的作用是其他非政府组织所难以比拟的。“全球化的加速和全球治理的兴起并没有也不可能排斥民族国家的作用，把全球治理理解为‘给超出国家独立解决能力范围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带来更有秩序和更可靠的解决办法的努力’，不过是一种理想的设计。”

在全球治理的进程中，我们一方面需要积极支持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另一方面也需要鼓动政府间组织以及国家对全球治理的全面参与，这既是在全球治理既有成绩的经验总结，也是未来全球治理推进和改善的保障。

2.大国协调可以加速气候治理。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理想状态意味着尽量地满足多元主体的关切、偏好和诉求，然而考虑到治理过程中庞杂而又立场不同的主体，这种状况只能是孜孜以求的一种追求或者期望的方向。有效可行的治理只能是各主体间立场协调的产物，在这种协调中可能有利益的争执和价值的争议，而最终的治理结果只能是多方妥协平衡的产物。就当今国际社会的现实而言，全球治理的推进与大国间的协调是密不可分的，在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进程中，甚至只有当大国协调成功时，方可有气候治理的启动。因此在可见的将来，全球治理的推进程度将会与大国协调的力度相一致，在未来的全球治理中必须重视大国协调的作用。

3.经济手段的利用可以极大地便利气候治理。有效的全球治理也是积极调动经济手段的刺激作用的治理，“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经济的支持，可行的事会很少。因此在气候领域中直到国际金融体系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包括提高能源效率和赋予新能源项目以活力之前，可行的事也很少。”借助经济手段，将会极大地方便全球治理的操作。正因如此，当今全球治理的讨论中，征收“碳税”作为气候治理途径的观点很有市场，因为征税是最容易操作和最易调动相关利益攸关方积极性的一种手段。

4.气候治理必须是价值引导的。气候治理的实践并不仅仅是一种多主体间讨价还价，合纵连横的战略协作，而应该是某种为了寻求更加美好的社会和更加美好的个人生活而孜孜以求的一种努力；面对诸多纷争矛盾的世界，全球治理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才是将各种治理主体凝结起来的核心力量，正是这种凝聚力量的驱动，人类才有可能超越目前的障碍，齐心协力共渡难关。当然全球治理所体现的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价值尚在争议当中，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在关于全球治理的设计上，“我们所面临的挑战类似于美国的缔造者们的挑战：如何为一个在规模和多样性上前所未有的政体设计出卓有成效的制度。我们只有站起来迎接挑战，才算责无旁贷地担负起了历史的使命。”

四、结语

与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期望相比，治理的实践是严重滞后的。现实中的气候治理尚处于起步阶段，在取得一定的治理成就的同时，尚有诸多有待解决的难题。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在于全球治理中内在的利益、价值冲突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之下，直面导致气候治理现实的种种困难，为了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可行的出路只能是在全球价值理念的普照之下借重民族国家的作用，重视大国协调，利用经济手段，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循序渐进地实现有限治理。

参考文献：

[1]朱虹.从哥本哈根会议看国际气候政治博弈[J].红旗文摘,2010,(2):33.

[2]葛汉文.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国际机制与国家[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5,(3):72.

[3]潘家华.气候变化:地缘政治的大国博弈[J].绿叶,2008,(4):77.

[4]田野.全球治理中的制度供给:一种交易费用分析[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10).

[5]曹静,凌靖,王莉.未来可能的国家气候政策模式――抑制全球变暖:“后京都时代”何去何从[J].绿叶,2008,(5):104.

[6]Scott Barrett.Rethinking Global Climate Change Governance，Economics E-Journal，Vol. 3,2009-5，P2.

[7]David Held，Angus Fane Hervey,Democracy，climate change and global，policy network paper November 2009，省略

[8]Global Corporate Governance Principles.

[9]Michael Richards，Poverty Reduction，Equity and Climate Change: Global Governance Synergies or Contradicions? http:/odi. org.uk/resources/download/1682.pdf，p7.

[10][英]托尼・麦克格鲁.走向真正的全球治理[G]//俞可平.全球化:全球治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146-149.

[11]Poverty and Climate Change: Reducing the Vulnerability of the Poor through Adaptation[EB/OL].省略/energy/povcc.htm，p9.

[12]陶正付.气候外交背后的利益博弈[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9,(1):126.

[13]Joseph E. Aldy、Peter R. Orszag、Joseph E. Stiglitz，Climate Change: An Agenda for Global Collective Action，Prepared for the con-ference on “The Timing of Climate Change Policies” Pew Center on Global Climate Change，October 2001，p6.

[14]王小民.全球问题与全球治理[J].东南亚研究,2004,(4):66.

[15]于宏源.整合气候和经济危机的全球治理:气候谈判新发展研究[J].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2009,(7):10.

[16]David Held，Angus Fane Hervey，Democracy，climate change and global，pp 5.

[17]Harriet Bulkeley and Susanne C. Moser，“Responding to Climate Change: Governance and Social Action beyond Kyoto”，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7:2，May 2007，p8.

[18]蔡拓.全球治理的中国视角与实践[J].中国社会科学,2004,(1):100.

[19]胡键.全球社会运动的兴起及其对全球治理的影响[J].国际论坛,2006,(1):2-4.

[20]任剑涛.在一致与歧见之间――全球治理的价值共识问题[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4):8-11.

[21]Paul R. Epstein.Bringing climate change into global governance[EB/OL].省略/node/8014，P1.

[22]戴维・赫尔德,安东尼,麦克格鲁.治理全球化:权力、权威与全球治理[M].曹荣湘,龙虎,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515.

The Circumstance，Dilemma and Route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 Governance

WANG Zhuo-yu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Beijing 100872,China）

第8篇：对气候变化的理解范文

关键词：气候变化；不确定性；成本—收益分析；历史责任原则；平等主义原则；功利主义原则；差别原则

中图分类号：b82-0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

2005年8月29日，卡特里娜飓风袭击了美国的南部海岸，这场美国历史上损失最大的飓风横扫几个州区，造成了至少1 800人死亡，近百万人被迫转移，财产损失高达812亿美元。虽然不能将气候变化和卡特里娜飓风直接联系起来，但这场风暴可以说为我们呈现了有关气候变化的直观图景。

现在，气候变化的起因和机制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证实：ipcc在2007年的报告中指出，自工业化时代以来，人为排放的温室气体显著增加，大部分已经观测到的全球平均气温的升高很可能是由于人为温室气体浓度的增加所致。报告还指出，如果以当前的速度继续排放温室气体，到21世纪末全球平均气温将在现有基础上再上升2℃，到那时海平面将升高0.4~0.7米，许多沿海地区和国家将被吞没，随之而来的全球降水模式的变化将威胁到更多人口的生存条件。[1]

气候变化的复杂性为研究提供了多种视角，气候伦理的研究集中在对气候变化的伦理维度上，人为因素导致的气候变化已经引起了很多重要的伦理问题，无论是对气候变化的研究还是制定应对决策，都需要以一定的伦理观作为支撑。气候伦理是环境伦理的进一步扩展，它突破了环境伦理的中心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更强调纵向的可持续发展，注重代际公平。另外，在空间维度，气候伦理更强调一种国际性，即探讨如何在国际层面实现平等、公正。[2]当代越来越多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参与到了对气候变化伦理维度的研究中来，对气候伦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气候变化中的科学不确定性

虽已取得一定共识，但气候变化问题中仍存在大量不确定性。《科学美国人》的编辑david biello说：“实际上无论是国际专家小组还是其他什么人都不能对全球变暖究竟有多糟给出任何确定的说法。”大气物理学家gerard roe认为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来源于气候系统本身的复杂性和敏感性，因为它极复杂，所以不可控的变化极易发生；又因为它极其敏感，所以小小的变化都会带来结果的巨大差异，不确定性就这样产生了。[3]全球变暖的怀疑者以不确定性作为不立即采取行动的借口，一些工业团体和保守派反对政府现在就限制温室气体的排放。他们觉得即使要采取行动，也要等到掌握了足够的信息和技术才行。在“怀疑派”中，代表人物之一是丹麦统计学家bj rn lomborg，他认为气候变化并不是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世界性的贫困、艾滋病的蔓延、核武器才是现在人们应该关注的问题。现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成本远大于听之任之的代价，因而他认为无需采取任何措施应对气候变化。[4]

密歇根大学教授henry n.pollack认为科学中的不确定性和日常生活中的不确定性并无本质差异，人们应当用与处理生活中不确定性相类似的方式去理解和适应科学的不确定性。华盛顿大学副教授stephen m. gardiner指出，因不确定性而拒绝采取行动就是拒绝承认全球变暖这一事实或者认为“不作为原则”是应对不确定性的明智之举。gardiner认为前者就像鸵鸟将头埋进沙子里一样，而后者也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这都不能应用于我们的实际。gardiner认为当务之急并不是考察确定性本身，而是要决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做些什么。[5]rock ethics institute制定的《气候变化的伦理尺度白皮书》明确提出了“不再将科学的不确定性作为拒绝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至全球安全总排放所分配的公平份额的理由”[6]。鉴于当前气候变化正在侵害部分人群，严重且无法挽回的损失很可能在所有确定性被消除以前就已出现，因此，即便存在大量不确定性，我们仍应立即采取行动防范风险，以不确定性为理由拒绝行动是找不到任何道德支撑的。

比较通行的处理不

定性的理论原则是预防原则，《里约宣言》将其定义为：“为了保护环境，各国应当根据其能力，广泛运用风险预防原则。只要存在严重的或者不可逆转的破坏的威胁，不可将没有充分科学证据作为延缓预防环境恶化的理由和采取成本有效性合理措施的原因。”[7]道德哲学教授john broome则认为无需特别的预防理论，“预期效益”即可应对不确定性问题。他认为，人们在抉择时，考虑的不是事情发生的可能性，而是它的结果也就是预期效益。这样，在面对气候变化问题时，我们首先要考虑到有可能出现的危害巨大的极端气候现象，无论它发生的概率是多少，鉴于这种极端变化所带来的严重损失，我们应该认真对待并及时行动。[8]

此外，在主流派和怀疑派之外还出现了第三种观点，这就是麻省理工学院物理海洋专家卡尔·温施教授的“保险论”：将人类现在花费高昂的代价来应对气候变化看做是为自己和子孙后代买了一个“保险”，即使最后发现并未出现极端的气候变化，这个代价也是值得的。虽然这种观点受众很小，但它也为争论不休的主流派和怀疑派提供了一种看待问题的全新视角。二、气候变化的经济学研究

在自然科学之后，率先探索气候变化的社会科学当属经济学，经济学家主要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及其应对方案进行“成本—收益分析”。由英国政府经济顾问nicholas stern主持的《斯特恩报告：气候变化经济学》（《报告》）就是对气候变化进行经济学研究的一个范例。报告对气候变化问题进行了全面综合、长期有效的经济分析，是目前较有影响的经济学研究成果之一。报告采取的极低贴现率犹如一颗重磅炸弹，激起了赞同者和批判者的激烈争论，而这正是气候伦理所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 一些传统经济学家对《报告》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鉴于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不能轻易得出悲观的不利结论。即便气候变化的危害是确定的，我们也可以通过不断适应以增强抵御灾害的能力，而在《斯特恩报告》中，最坏的影响延续了二百年而人类没有有效适应，这意味着，报告采取的经济模型过于简化，其分析方法是存在问题的。剑桥大学的partha dasgupta教授指出，《斯特恩报告》设定的极低贴现率，意味着当代人必须要把收入的90%以上用于储蓄留给子孙后代，这根本不现实。[8]

而一些哲学家认为较高的贴现率会使后代的权利被剥夺，严重违背了代际公平。john broome指出，在“成本—收益分析”中市场利率影响了贴现率的设定，而市场只反映当代人的偏好，事关后代利益的贴现率被当代人主观地决定，后代人就这样被剥夺了“话语权”。《气候变化的伦理尺度白皮书》也认为贴现只考虑了当代人的利益，没有按照代际公平的要求一视同仁地对待当代人和后代人。

为什么贴现会引出如此大的争议呢？stern认为经济学家关于贴现率的确定，不能简单地归为数学公式和统计学，它本身就是一种反映特定社会价值的道德抉择。[9]broome则对贴现率问题作了一个比较全面的分析。他认为经济学家根据“边际效益递减”而需要对未来进行贴现[10]，而贴现率究竟是多少，首先看经济增长率。更重要的是，broome认为经济学家在对气候变化进行分析时，已经预设了一个伦理前提，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根据这一伦理立场行事，这就使得贴现率还需要取决于一个纯伦理因素。即经济学家在确定贴现率时必须在“优先主义”和“功利主义”、“纯贴现”和“一视同仁”之间作出选择（“功利主义”和“一视同仁”都会导致一个相对较低的贴现率，而“优先主义”和“纯贴现”则相反）。[8]正是基于这样选定的伦理立场，不同的人才会得出不同的贴现率。

另外，还有一部分人从根本上否定了传统的经济理论中根据gdp来衡量经济增长，并将这种经济的增长等同于人类福利增加的计算方法。gardiner指出，传统的经济分析并不能充分反映所有相关的成本和收益，例如非人类成本和非经济成本。[5]传统的经济分析或是没有将环境、社会等成本计入其中，或是将其转化为量化的货币成本和收益，只承认了相关的市场价值，将事物的内在价值归结为工具价值，这就违背了一些赋予有生命事物以内在价值的伦理体系，贬低了万物存在的意义。

诚然，对成本与收益的权衡不能完全回答面对气候变化时我们应当如何行动这一问题，但它也是不容忽视的。我们需要经济学的实用方法，但不能仅仅依靠经济学，要将经济学建立在道德哲学基础之上，应首先讨论其伦理基

础。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经济学家应该重新思考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关系，重视经济活动中的伦理考量。三、温室气体排放与减排的分配原则

有关全球变暖的核心伦理问题就是如何分配温室气体的排放和减排，我们可以将温室气体的排放简单地分为存量（历史排放）和流量（当下排放）两部分，针对这两部分排放制定相应对策所依据的分配原则即为气候伦理研究的基本对象。

（一）存量

由于温室气体在大气中留存时间长，温室效应的结果显现有一定的滞后性。那么就目前和将要出现的全球变暖的危害，谁应负责呢？对此，伦理学界有一个颇为一致的答案：根据历史责任原则，发达国家应承担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责任。[5]历史责任原则基于这样一个历史事实：自工业革命以来，发达国家在利用廉价能源发展经济的同时，排放了大量的温室气体，导致了全球变暖，因而，发达国家对于温室气体的存量负有主要责任。历史责任原则也叫污染者付费原则，它要求发达国家在大幅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同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帮助其应对气候变化。这一原则与矫正正义的要义相符，因此历史责任原则对发达国家的要求是其对自己过错的纠正。

这一原则受到一些发达国家及其学者的质疑：伦理学家peter singer和环境伦理专家dale jamieson认为发达国家直到最近才知道了自己排放的恶劣影响，“无知者无罪”，因此认为发达国家不应为之前的历史排放负责；还有一种观点对侵权者身份提出了质疑，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eric a. posner 和 cass r. sunstein认为，目前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存量是过去人们所排放的，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已经去世了，当今的美国人并不是制造危害的侵权者，让他们承担历史责任，有失公平[11]298-301；另外，历史责任原则存在着实践上的困境，没有一个温室气体的排放标准，我们对发达国家的历史排放量也没有具体的测量数据，很难制订出具体的减排责任分配方案。[12]

（二）流量

当下温室气体排放的分配原则主要有以下三个：

1.平等主义原则

平等主义原则有一个伦理前提，即将地球大气吸纳温室气体的能力当做公共财富，根据所有人对公共财富都拥有平等使用权得出：每一个人都拥有权利排放同等数量的温室气体。这一原则得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因为无论以哪一年的排放量为基准，发达国家都远远超过了平均排放水平，而发展中国家还远未达到平均水平。 这就意味着按照平等原则的要求来进行分配，在发达国家需要大量减排的同时，发展中国家可以继续增加排放量。

就像john ashton所说的，“与抽象的公共事物，如自由、安全相比，更加实际的物质产品更难适用平等主义原则”[13]，平等主义原则存在着一定的局限。dale jamieson认为各国很可能为了获得更多的份额而想方设法地增加人口。另外，gardiner指出，这一原则并没有考虑到排放份额在人们生活中的不同作用。一些排放被用来生产奢侈品，而另一些则被用于维持人们的基本生活。[5]也就是说这样一个平等的分配方案对于境遇不同的人来说似乎不够公平，并不符合分配正义的基本要义。

2.功利主义原则

功利主义追求功利的最大化，也即在投入一定的前提下，将能产生最大实用性或“福利”的方法作为最优选择。[14]这一原则反映了一种实用主义伦理观，而体现在决策制订中，就需要一个十分有用的工具，即“成本—收益分析”。根据功利主义原则，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分配应当这样来安排，即这种分配能使受其影响的人获得最大的“功用”。因为偏好满足是可以测量的，大多数经济学家采用以偏好为基础的功利观点。 利主义原则被经济学家广泛使用，但其自身存在着致命的缺陷：它以总量、效益的最大化为目标，却忽视了分配的公正与公平，按照功利主义的观点，温室气体的排放份额应更多地被给予高效率的发达国家，以达到最大实用性，但这显然有失公允；另外，以偏好为基础的功利主义，只关注偏好的满足，却忽视了偏好的价值与是否合理[15]，这也不能达到分配正义的要求。

3.差别原则

差别原则又叫“惠顾最不利者原则”或“按能力支付原则”，是以罗尔斯关于分配正义的理论为基础。这一原则要求给予最贫穷人口以最大的排放权，而给予最富裕人口以最小的排放权。[16]气候变化的最大受害者是脆弱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贫穷的热带国家基本上没有能力应对气候变化，

因此，差别原则给予他们特殊照顾，这正是分配正义的一种体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提出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就是差别原则的一个例证，该原则要求各国基于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历史责任和当下排放来承担有差别的减排责任。

这一原则虽然在伦理道德角度可以获得一定支撑，但由于利益立场的不同，不被一些发达国家及学者所接受，eric a. posner 和 cass r. sunstein就称这样一种分配原则实质上是“一种（适度）伪装的跨国再分配要求”，他们认为该分配原则由于受到各方利益的钳制，是根本不受欢迎的。[11]271 因此，鉴于当前的国际形势，这样一个原则在实践中是很难得到完全履行的。四、结语

上面所涉及的气候伦理研究仅仅是影响较大且被广泛认同或是备受争议的问题，还有许多学者从更加多样化的角度对气候变化进行伦理维度的研究。例如，从博弈论角度和从基督教等宗教信仰角度进行气候伦理的研究，但由于篇幅和能力有限，在此仅能点到为止。

通过对上述气候伦理问题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问题都是围绕着正义这个伦理概念进行的。科学研究和经济分析最终都是为决策制定服务的，究竟以什么样的伦理原则来引导应对气候变化的活动才能达到正义的最大化是气候伦理研究的焦点，通过对气候变化问题的伦理分析，最终为政治决策提供价值导向，促进应对方案的达成，真正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是气候伦理的最终指向。

参考文献：

［1］ipcc．climate change 2007: the physical science basis[r/ol]．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 [2012-05-26]．ipcc.ch．

[2]曹荣湘．全球大变暖——气候经济、政治与伦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16-20．

[3]david biello. climate changes uncertainty principle[j/ol]. scientific american,2007(11): 20[2011-05-10].scientificamerican.com/article.cfm?id=climate-changes-uncertainty-principle．

[4]黄卫华，曹荣湘．气候变化：发展与减排的困局——国外气候变化研究述评[j/ol]．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1):76-82[2011-05-11].cctb.net/llyj/lldt/llqy/201002/t20100224_20439.htm．

[5]stephen gardiner. ethics and global climate change[j/ol]. ethics, 2004,114(4): 555–600 [2011-05-10].hettingern.people.cofc.edu/environmental_ethics_sp_10/index.htm．

[6]donald brown, nancy tuana, marilyn averill, et al. white paper on the ethical dimensions of climate change[r/ol]. collaborative program on the ethical dimensions of climate change, 2006: 7-38[2011-5-12]. rockethics.psu.edu/climate/.

[7]王小文.气候变化伦理学初探[j]. 环境保护，2008(17):69-72.

[8]方旭东，约翰·布鲁姆．超越“成本—收益分析”的伦理学考量[j]．学术月刊，2010,42(2):5-13.

[9]nicholas stern. 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 the stern review[r].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1-29.

[10]约翰·布鲁姆．气候变化的伦理抉择[j]．环球科学，2008(7):14-21．

[11]埃里克·波斯纳，卡斯·森斯坦．气候变化正义[m]//曹荣湘．全球大变暖——气候经济、政治与伦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12]martino traxler. fair chore division for climate change[j]. social theory and practice, 2002(28):101-134.

[13]john ashton, xueman wang. equity and climate:in principle and practice[c] // joseph aldy, john ashton, richard baron, et al. beyond kyoto: advancing the international effort against climate change. arlington: pew center on global climate change, 2003:61-84[2011-05-15]. academic.research.microsoft.com/publication/5252830/equity-and-climate-in-principle-and-practice,2003.

[14]inge johansen. ethics of climate change: exploring the principle of equal emission rights[r].oslo:norwegian academy of technological sciences, 2007:6-51[2001-05-17]. euro-case.org/documents/ethics-climate.pdf.

第9篇：对气候变化的理解范文

全书分为2大部分，共23章：1.引言；2.山区地震的危害、特点；3.火山灾害和风险：作者分别列举了全球活跃及不活跃的火山，阐述了火山喷发对地貌的影响，并作出风险评估；4.山地地貌灾害与预防；5.雪崩灾害的分析及影响因素；6.山体滑坡灾害，包括危险性和稳定性分析、行为预测和预警系统；7.灾难性的山体滑坡和沉积预测；8.山体滑坡与气候变化：阐述了气候变化对山体滑坡的影响；9.洪水的危害性：包括洪水产生的地貌特点、气候因素及其灾害影响；10.河流地貌条件下的洪水危害； 11.地貌和沿海灾害：包括地震，火山爆发，海啸及其它沿海地貌灾害；12.风化灾害：包括盐风化、大气污染和风化、防火防雷等相关内容；13.岩溶危害；14.土壤侵蚀的形成原因与危害；15.干旱和半干旱地区荒漠化和土地退化；16.沙丘迁移和侵蚀；17.地貌灾害风险评估的GIS应用：包括相应空间数据的要求及风险评估和管理；18.风险评估、风险分析和风险管理的相关知识；19.地貌风险评估的脆弱性分析；20.地貌灾害和全球气候变化：包括沿海灾害、水文灾害、冰川和永冻土、风沙灾害等；21.地貌灾害和可持续发展；22.地貌和防灾；23.结束语。

本书是地貌灾害风险评估及预防方面的参考书，不仅是地貌学家对全球气候变化和环境变化可能造成影响的研究工作的最新评估著作，也是以地貌危害、风险评估和管理证明GIS技术重要意义仅有的专著。本书适合地貌学、自然地理学、环境科学、环境政策等相关专业的研究生或研究人员学习与参考。

李亚宁，硕士研究生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