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气候变化的因素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关键词] 外伤;大量输血;高钾血症;血糖;血pH值
[中图分类号] R457.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4721(2014)01(a)-0049-03
随着经济的进步,交通水平得到了良好的发展,然而交通事故的发生率也在逐渐增高,使得外伤患者比例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1]。外伤患者多数存在大出血现象,在抢救过程中需接受大量输血治疗,在传统观念中,大量输血后会造成高钾血症的发生,这主要是由于所输血液的红细胞经枸橼酸钾进行保存,并且在红细胞遭到破坏后会释放大量的钾元素,从而增加了患者体内血钾水平。近几年的临床研究发现,大量输血并非是造成外伤患者血钾水平升高的主要原因[2]。本研究探讨外伤患者大量输血后血钾的变化情况以及相应的影响因素,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资料来源于本院收治的外伤患者,抽取其中的98例作为研究对象,根据是否输血将其分为输血组和非输血组后,每组49例。输血组中男34例,女15例;年龄18~69岁,平均(45.7±12.8)岁;致伤原因:交通事故伤29例,高处坠落伤13例,跌倒致伤7例;其中轻伤24例,重伤19例,危重伤6例。非输血组中男33例,女16例;年龄19~68岁,平均(46.1±13.2)岁;致伤原因:交通事故伤28例,高处坠落伤15例,跌倒致伤6例;其中轻伤23例,重伤19例,危重伤7例。两组患者的年龄、性别以及致伤原因等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所有患者均符合临床诊断标准,自愿接受临床研究,且签署了知情同意书。
1.2 研究方法
对两组患者的血钾、血糖以及血pH值进行监测,并对检测结果进行对比分析。观察指标包括:术前、术后以及术后12 h两组患者的血钾、血糖、血pH值水平,以及高钾血症发生率等。
1.3 评价标准
本研究中术前血钾水平为术前测定得到的血清钾最高值;术后血钾水平为术后12 h内测定血清钾的最高值;术后12 h血钾水平为术后12~24 h测定血清钾的最高值;血钾变化(AK)值为术前、术后、术后12 h血清钾浓度之差。高钾血症诊断标准为:血钾浓度>5.5 mmol/L。采用NISS评分系统对外伤程度进行评价,得分50分,为极重损伤[3]。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 18.0统计学软件处理数据,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以P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外伤评分的比较
非输血组患者权重修订后外伤评分为(28.87±2.23)分,输血组患者权重修订后外伤评分为(41.15±4.14)分,输血组患者外伤评分较非输血组高(t=15.4241,P=0.0172
2.2 两组患者术前、术后以及术后12 h血钾、血糖以及血pH值的比较
两组患者术前与术后血钾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血糖与血pH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1)。
2.3 两组术后高钾血症发生率的比较
术后12 h内输血组患者发生高钾血症者23例,发生率为46.94%;非输血组患者发生高钾血症者11例,发生率为22.45%。输血组高钾血症发生率较非输血组高(χ2=5.684,P=0.0271)。
2.4 多因素分析
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高钾血症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患者术前血钾与术后血pH水平为诱发高钾血症的主要危险因素,而与大量输血无关(表2)。
3 讨论
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近几年我国外伤以及严重外伤的发生率呈现逐年升高的趋势,受到了广大医学工作者的重视。目前在临床上,输血治疗为外伤患者抢救的一项必要措施,同时为一项关键治疗手段,然而在经传统输血治疗后会诱发患者出现高钾血症,经调查结果显示,高钾血症在严重外伤患者中具有较高的发生率,为外伤患者比较严重的一种并发症。曾有调查结果显示[4-6],严重挤压伤、烧伤等患者会出现显著的高钾血症,严重失血性休克并发急性肾衰竭者同样会出现明显的血钾升高现象。血钾水平的升高会诱发心脏骤停,对患者的生命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有研究指出[7],大量输血为造成严重外伤患者出现高钾血症的主要原因,然该结论并未得到科学证实。近几年的诸多临床研究发现[8],高钾血症的发生与是否接受大量输血治疗无显著的相关性。现阶段临床上的输血治疗多以成分输血代替全血,与全血相比,红细胞成分输血的临床效果更加显著,其会使大部分的枸橼酸钾、NH3、乳酸等随血浆除去,从而使因保存因素而导致的红细胞损伤减少,进而有效控制大量钾离子随输血进入体内。除以上影响因素外,在大量输血后高钾血症的主要危险因素为输血速率。曾有调查结果显示,在大量且快速输血的情况下会使输血后患者发生高钾血症的概率增加,并且多数病例来源于儿童输血治疗。针对成人患者而言并未见到较多类似报道。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大量输血治疗并未直接诱发高血钾,然而在改为成分输血治疗后依旧存在约5.7%的高钾血症发生率,由此可知在输血治疗过程中依旧需要对患者的血钾情况展开密切的动态监测,同时应该密切关注肾功能的改变。若患者出现了高血钾现象,应及时进行相应处理,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输血后高血钾所带来的并发症[9-10]。
本研究结果发现,接受大量输血患者和非输血患者术前、术后以及术后12 h血钾水平均无明显差异,但是两组患者的术前、术后血糖以及血pH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经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高钾血症的发生与患者术前血钾以及术后血pH水平存在显著的相关性,与大量输血无直接关系,这一结果与相关文献报道结果基本一致。
综上所述,外伤患者术后出现高钾血症的主要因素为术前血钾水平以及术后血pH,与大量输血之间无显著相关性,临床应对其给予关注,针对高危患者采取积极有效的预防措施,以降低高钾血症的发生,减少对患者的损伤,改善治疗效果。
[参考文献]
[1] 伍玉容,李朝金,李玲,等.大量输血导致血钾变化的相关分析[J].临床和实验医学杂志,2012,11(2):109-110.
[2] 刘新君.大量输血前后血钾浓度变化和输血后高钾血症发生的影响因素分析[J].当代医学,2013,10(8):107.
[3] 邓兰芹,翟慧,胡晓玲.手术期间大量输血后血钾和酸碱平衡的变化[J].护理学杂志,2002,17(8):586-588.
[4] Meehan TJ,Bryant SM,Aks SE.Drugs of abuse:the highs and lows of altered mental states in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J].Emerg Med Clin North Am,2010,28(3):663-682.
[5] 李涛,张岩,尤军,等.大量输血后酸碱平衡与血钾改变的观察[J].黑龙江医学,2002,26(9):676-677.
[6] 柳抑,焦晋山.创伤患者大量输血后高钾血症的发生比例[J].临床血液学杂志(输血与检验版),2011,24(6):709-711.
[7] Hartzler B,Donovan DM,Huang Z.Rates and influences of alcohol use disorder comorbidity among primary stimulant misusing treatment-seekers:meta-analytic findings across eight NIDA CTN trials[J].Am J Drug Alcohol Abuse,2011, 37(5):460-471.
[8] 蒋利星.全血保存时间对钾钠离子浓度及输血的影响[J].检验医学与临床,2009,6(3):211-212.
[9] Hser YI,Huang D,Brecht ML,et al.Contrasting trajectories of heroin,cocaine,and methamphetamine use[J].J Addict Dis,2008,27(3):13-21.
[关键词]气候政策 公共政策分析 战略情报研究 气候变化
[分类号]G353 X24
气候变化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困扰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大环境问题,国际社会也为此进行了广泛合作。目前,旨在减缓或适应气候变化的气候政策和行动不断实施,部分行动已经取得阶段成果。但无论气候变化的减缓还是适应行动都与一个地区或国家的资金投入、经济发展和环境风险等密切相关,因此,气候政策成为与国际环境政策、外交政策和经济政策等密切联系的重要内容。
目前的国际气候政策总体上具有以国际公约为主体,以区域协作政策为支撑,以国家和地方行动与政策为基础的框架性特点。气候政策分析工作涉及气候的应对立场、适应选择、减缓行动、行动方案及其组织方式等多层次、多方面内容,尤其是有关温室气体排放评估、减排义务和排放配额的分配等更是气候政策的关键内容。与一般的公共政策分析工作相比,气候政策的分析方法和模式也具有不同的特点和要求。
1 气候政策分析的特殊性
作为当代公共政策的前沿和重要组成部分,气候政策分析工作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1科学性
气候政策分析工作需要考虑气候变化的基础性科学问题。气候变化仍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在科学上的认识还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而这将直接影响气候政策的决策基础和执行效果。
1.2历史性
气候政策分析工作不能脱离历史而就气候变化论气候变化。目前的气候变化事实与人类工农业活动和生活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密不可分,在这一过程中,发达国家应付主要责任,如自1850年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发达国家排放的温室气体总量是发展中国家的3.95倍,占全球总排放量的79.3%。考虑气候变化的历史责任,也是国际公平准则的重要体现。
1.3全球性
气候政策分析工作需要认识到气候变化的全球关联性以及全球协调的国际一体化框架的重要性。气候变化虽然会表现出区域的差异,但总体来看,其产生、发展以及影响机制均具有全球联动效应。某个区域集中的工业污染物排放可以带来跨大陆的影响,如气溶胶形成的棕色云可以远距离迁移;一个地区的温室气体减排行动也将直接减缓全球大气温室气体浓度上升的趋势。
1.4政治经济性
气候政策分析工作不能忽略政治和经济因素的影响。气候变化的减缓和适应均意味着在常规发展模式基础上的成本增加,但气候变化的潜在威胁同样会带来巨额的损失,甚至威胁到人类的可持续未来。因此,在分配减排义务和排放配额、支付资金和技术援助时,各国政府和组织会进行艰苦、持续的谈判,以尽量减少本国的发展压力或展现积极的环境立场,政治也因此成为气候政策的重要影响因素。实际上,气候问题已经成为最近几年国际政治和外交博弈的主要议题和重要筹码。
1.5动态变化性
气候政策分析需要关注气候政策环境的动态变化。由于气候政策对政治、经济和科学因素极为敏感,尤其是在当前气候变化科学不断发展、政治经济因素变化较快的情况下,气候政策也表现出快速演替的特征。气候变化科学上不确定性的减少、政局的变化和动荡、经济发展的波动都会直接影响到气候政策的确立和执行。
除了以上这些特殊性,气候政策的分析还具有其它一些特殊的方面,如保证人类社会的永续发展是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根本目标,因此要基于长远目标开展气候政策的分析工作(长期性);要尽早制定具有更高执行力的气候政策,气候行动实施越晚,成本将越高、损失将越大(紧迫性)。
2 气候政策分析的主要内容
气候政策分析工作主要针对政策主体和行动主体展开。政策主体是与气候变化应对行动和政策相关的计划、规划、技术文件、法律和公约等以及主导气候政策的咨询、决策、执行和监测等的政策体系。分析工作涉及气候政策的决策基础、目标、方案、可行性和效果等内容。行动主体主要包括气候政策的建议者、制定者、执行者和利益相关者。对行动主体的分析包括这些主体在气候变化中的脆弱性、恢复力、立场和参与方式等信息。由于损益情况和立场的不同,各行动主体参与气候政策和行动的方式也有所差异,如表1所示:
3 气候政策分析的方法
除了一般性的政策分析内容外,气候政策分析工作格外关注以下内容:①气候政策的科学基础:重点分析科学成果对气候政策的支撑情况;②气候政策的伦理基础:分析气候变化问题相关的环境伦理和公平发展伦理问题;③气候政策的法律基础:分析气候政策在各级法规下的合法性;④气候政策的技术基础:主要分析可以支撑气候目标实现的当前和预期的技术因素;⑤气候政策的政治基础:重点分析政治因素在气候政策中的驱动、阻碍或保障等作用;⑥气候政策的执行效率:评估气候政策的组织方式、参与者、资金状况、实施方案、执行进程和成果等,判断气候政策的执行效率和预期目标的实现情况;⑦气候政策的经济成本:评估气候政策实施的经济成本、风险和预期收益,确定气候政策实施的投入产出比及其在经济上的可行性;⑧气候政策的综合效益:评估气候政策对减缓气候变化和提高适应能力的量化贡献。
作为公共政策的内容之一,气候政策的分析方法与一般公共政策分析方法总体上一致,但由于气候变化问题的特殊性,气候政策分析方法又与一般的政策分析方法有所不同。总体而言,气候政策分析特别需要以下几方面分析方法的综合运用。
3.1量化历史责任的分析方法
当前气候政策争论的焦点之一是气候变化的历史责任问题,这关系到当前减排义务和未来排放空间的分配。气候变化的历史责任、义务分担方式、行动组织/实施方案等工作需要利用数学、经济、法学、伦理学和政治学等理论和方法来确定,可能涉及的方法包括边界分析、分类分析、层次分析、问题文件法、文献评论法、系统综合分析法、因果分析、回归分析法等。在历史责任量化的过程中,更多是多种方法的综合运用,以从多个方面和多个角度确定可以广泛认可的历史责任分担原则。目前气候变化历史责任分析主要针对温室气体的排放展开,如哪些国家、区域或集团,累计排放了多少温室气体,其人均累计排放情况如何等。通过计算确定人类社会在过去(一般是工业化以来)的累计排放情况以及将大气温室气体浓度控制在安全水平(如550ppm)之下的温室气体排放空间,确定全球基于公平原则(如基于人均原则)的累计排放量,继续分配剩余的排放空间和确定减排义务。这一原则符合国际法准则和公平精神,但由于发达国家的排放空间将因
此骤减,在确定实施细则时阻力较大,因此会在此基础上发展出若干变通的计算方案。
3.2确定政治影响的分析方法
气候变化作为当前最紧迫的环境问题之一,与社会经济运行以及人类社会的未来关系极为密切,再加上同际合作过程中复杂的利益关系和立场,使气候变化成为当前的国际政治核心问题之一。在气候政策制订和执行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国家利益、行业和部门利益、公众利益和国际形势等因素的影响,而这些诉求最终将通过政治和政府行为予以体现。通过定性和定量地分析气候政策过程中的政治影响,可以判断气候政策的政治立场、利益诉求等,具体的分析方法包括行为过程方法、假设分析、分类分析、层次分析、问题文件法、系统综合分析法、德尔菲法、个人判断法、运筹博弈等。
3.3经济成本和效益的分析方法
一方面,气候变化的减缓和适应等应对行动需要采取经济转型、能源技术研发、降低能耗、建设适应工程等措施,而这意味着直接或间接地增加经济成本;另一方面,气候政策的执行将产生现实或预期的环境效益,减缓气候变化或增强气候变化适应和恢复能力可以降低经济损失。最近的一些研究成果均表明,越早采取气候行动,则投入越少,损失越低。如Stem报告中提出,如现在就采取措施,在2050年前把温室气体浓度控制在450~550ppm的安全水平,则减排的成本大约仅占GDP的1%左右。气候政策的经济成本和效益的分析方法主要利用计量经济学等分析方法,如敏感性分析、成本-效益分析、对比法等。
3.4未来趋势预测的分析方法
气候政策的执行效果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显现,如一项海岸堤防工程,仅在数十年后海平面显著上升或高强度的风暴潮发生时才能体现作用,但其对堤防工程内密集的人口和经济基础的保障意义显而易见;目前正在执行的温室气体减排活动,其效果也至少数十年后才能有所体现;而且,由于科学上不确定性的存在,对这些效果的预估也就存在更大的不确定性。利用政策分析的方法,如情景分析法、趋势外推法、回归分析法、专家判断法,判断某项气候政策的科学性、可行性,并对其预期效果进行预估,是气候政策获得通过和有效执行的关键因素。
4 气候政策分析的框架模式探讨
通过以上对气候政策分析对象、内容和方法的介绍,基本可以了解气候政策分析工作的主要内容,但由于气候政策的政治经济复杂性和动态变化特征,气候政策的分析工作往往需要协调多方面的冲突,以相对灵活的模式开展。图1显示了气候政策分析的框架模式,从中可以发现政策过程、环境目标和利益目标三个工作模块之间的复杂联系。
4.1政策过程模块
政策过程模块是气候政策分析工作的主体部分。按照公共政策的一般过程,气候政策也需要经过“问题界定标准确定方案筛选政策制订政策执行评估监测”等环节,该模块的分析工作主要包括对以上各个环节的产生、执行和效果进行分析和评价。
4.2环境目标模块
如果不考虑气候行动的成本、风险和利益分配问题,气候政策的目标将只是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环境目标。该模块的分析工作主要包括分析气候政策制订和实施过程中的科学性、可行性、变化调整的影响因素和环境效益(如气候目标、大气温室气体浓度目标和适应工程的潜在效益等)。
4.3利益目标模块
该模块的工作主要是分析各决策者和利益相关者等行为主体和政策主体在气候政策过程中的政治立场、利益诉求和风险机遇等信息,反映了干扰或促进环境目标实现的利益因素。
【关键词】气候变化;人口控制;生育权
一、气候变化应对措施中控制人口数量增长的缺失
20世纪70年代在世界范围内发生了多起历史罕见的极端气候事件,1974年联合国第六次大会要求世界气象组织对此展开研究,气候变化问题开始进入国际视野。目前国际社会主要是采取技术措施、经济措施从减缓和适应两方面应对气候变化,人口数量因素完全未被提及。但事实上,人口增长已经成为影响气候变化的重大因素之一,全球人口从今天的约68.0亿人增至2050年91.5亿 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温室效应的显著增加,进而影响气候变化。
首先,人口增长有助于增“源”减“汇”,从而削弱了目前应对气候变化减缓措施的实施效果。因为要满足人类快速增长的需求,人类就必须向大气层排放更多的温室气体。赵白鸽博士 在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时介绍了两组数据,一组是近百年来世界人口每增长十亿人所需的时间,另一组是同一时间里全球人类活动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的动态变化,指出这两组数据呈现了极大的相关性,随着人口的增加、人类活动的频繁,温室气体排放也大幅增加。又因为,人口增长意味着粮食需求的加大,这必然会引起农牧业生产的扩大,也就需要更多的耕地。而这些新耕地的主要来源就是开垦森林和草地,进而就会导致森林碳汇的减少。同时,人口增加还意味着会有更多的废弃物被排放到海洋中,特别是一些废油漂浮在海面上,抑制海水蒸发,使海上大气变得干燥,从而减少海面潜势的转移,导致海水温度变化增大,使海洋失去了调节气温的作用。森林和海洋作为地球上最主要的碳汇,它们从大气中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的下降,也增强了地球的温室效应。
第二,人口增长使各个国家特别是不发达国家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减弱。随着人口不断增加,休耕期正在缩短,加剧了土壤退化和沙漠化,粮食产量下降,于是迁移在所难免。例如,卢旺达在其应对气候国家方案中就提到,人口数量增长使适应气候变化的脆弱性加剧。由于人口快速增长,高密度人口区过度开发土地,植被遭到严重破坏,出现了土地侵蚀和滑坡。于是,人们开始从北方人口最稠密的省份向东南亚人口最少的省份迁徙。这些迁移人口使得新的区域土地荒漠化的风险增加。同时,淡水短缺也是伴随人口增长的典型情况,通常由于气候变暖淡水供应减少,污染水平上升也会影响淡水供应,但人口增长会日益增加对淡水的需求,所以人口增长使得人类对淡水供应的适应能力减弱。比如孟加拉国在应对气候国家方案中就强调了海平面上升和人口增长对淡水供应的双重影响:由于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和地面下沉,在河口海水入侵合并进入地下水使得淡水供应能力下降。而不断增长的人口压力和由于经济发展不断增长的需求压力,将进一步降低淡水供应相对可能性。所以,人口增长加剧了人类应对气候变化所致的自然灾害的脆弱性。
综上,可以看出其实在气候科学界已经普遍承认人口变化的规模和速度以及增长结构是气候变化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第四次评估报告中也指出:“在20世纪最后30年里,单位GDP和人口增长是全球排放量增加的主要驱动力。”但是为什么在国际法律文件或气候变化谈判中一直没有将控制人口数量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之一呢?西方世界的质疑声或许能回答这个问题。
二、控制人口数量应对气候变化的理论之争
2009年11月18日联合国人口基金了主题为“人口与气候变化”的《世界人口状况报告》。该报告从人口增长的角度,探讨气候变化与人口稳定、性别和年龄构成、人均收入等因素的关系。同年12月10日,中国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赵白鸽主任在哥本哈根建议,将人口问题写进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的成果文件。以上两事件合在一起被认为是国际社会首次将气候变化和人口数量联系起来,但这却没有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推崇,反而迎来了西方世界的广泛质疑。原因很简单,因为控制人口增长被认为是一个困难并负有争议的措施。主要的批评观点如下:
(一)缺乏科学上的确定性
该观点的代表人物有英国肯特大学社会学家Frank Furedi,他在英国著名网络杂志《刺》上发表文章 阐明两点主张:第一,人口规模和气候变化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他举例说越多人使用土地其结果往往是土地被更好的管理,而土地破坏严重的地区却是人口密度较低的地区(如萨赫勒地区);第二,人类不是简单地排放二氧化碳,制造污染,消耗资源,他们也创造和改变生存环境,把目光局限在“自然限制”人口增长上,社会将脱离继续寻求创造性的方法解决贫穷、饥饿、资源不足等问题的轨道。
实际上,主张一是指人口数量和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具有科学上的不确定。根据人类目前的认识水平,科学上确实不能证明人口数量和气候变化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2009年世界人口状况报告》承认,人口增长对排放的影响是复杂的,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人口增长和温室气体排放量提高的关系并不是直接的。但是,国际环境法公认的风险预防原则正是专门针对科学上尚未得到最终明确证实,且如果等到科学证实时才采取防范措施为时已晚的环境风险而制定的。根据风险预防原则的要求,即使目前不能确定人口增长直接导致气候变化也应该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积极应对。主张二则是人口与资源关系乐观派的翻版。古典经济学家西蒙在《没有极限的增长》一书中认为,随着人口的增长,所消耗的自然资源必然增加,这将迫使人们推动技术进步,寻找更多的、更廉价的资源,借此消除人口增加所带来的资源压力。而新的资源往往比老的资源更便宜也更丰富。所以,在人类历史上,人口增长是同资源增长而不是资源减少联系在一起的。这一观点初看似乎有点道理,其实则不然。因为,技术创新的原动力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中不是或主要不是由人口因素所引起的资源短缺,而是由其它非常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所决定的。所以,人口的增长、资源的短缺并不一定导致技术创新,相反很有可能阻碍技术创新。这是由于工业社会中的技术创新是以节省劳动、提高劳动生产率为特点的,这点与利用大量劳动力的劳动密集型经济不同,它难于由人口众多产生出来。因此,在解决资源危机的技术进步和减少人口增长率这两种方式中,更方便、有效的是后者。英国“理想人口” 智囊团组织就提出,应对气候变化――一个简单的被认为是比科技发明更好的投资。
(二)对人权的侵害
该观点是目前西方世界的主流观点,也是控制人口数量一直不能被接受为应对气候变化良方的根本原因。在西方,生育一直被认为是人类神圣的权利和义务,很少有人敢于公开支持运用法律政策等国家权力控制人口增长。而中国的人口政策是最常被抨击的对象。西方某些人以20世纪60、70年代关于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的一些负面失实报导为依据,强调以国家强制力控制人口数量,就是在没有得到孕妇完全同意的情况下为其进行绝育手术等违反人权的手段。2009年12月12日,Maurice Vellacott在加拿大《金融邮报》发表了题为“应担忧人口减少,不要担忧人口过多”的文章,他认为中国当初根本不需要实行计划生育,独生子女政策是一项以减少中国人口为目的的国际战略阴谋。文章说包括中国在内,面临的不是人口过多,而是人口太少,人口太少将引发很多经济问题。
以上这些以人权为借口,攻击、指责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观点,实属不切实际之言论,是对人权的片面理解和对我国国情的认识不足,也是对计划生育政策的误解和偏见。我国计划生育是通过控制人们的生育行为消除和缓解利益冲突,反映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就是消除和缓解人们享有的生育权自由与人口增长导致气候变化加剧之间的利益冲突。在我国,一家多生育一个孩子,就会多占一份基本的生存资料,获得比其他家庭更多的利益。但一国总的资源数量是有限的,所以每个公民的份额就会相应减少。该原理推广到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也是一样的,一国人口数量越多就意味着越多的温室气体排放和更多的人口红利,也就相应获得更大的经济发展利益,于是每个国家都想获利而不愿控制人口,导致气候变化加剧。可地球承受能力是有限的,如果每个国家都放任人口增加,终有一天会超过地球承载能力,导致人类的灭顶之灾。所以,避免人口增长导致气候变化加剧是人类生存权的需要。生存权作为首要人权,是人之为人最基本的权利,与凭借本性是同义的。而生育权是公民权的一种,是生存权的具体应用,所以当公民生育权利与基本生存权相冲突时,政府有责任在整体上对个人生育行为加以引导和适度控制,进而从根本上保障人权。所以,中国通过控制人口数量应对气候变化不仅不是对人权的践踏,反而是保障人权的重要措施。
三、控制人口数量应对气候变化的现行法律政策及其完善
除了中国的计划生育以外,印度、巴西也都有控制人口的法律政策,另外,世界上40个最不发达国家在向全球环境基金提交的应对气候变化国际方案中,有37个国家确认了人口迅速增长或加剧了气候变化的影响或阻碍了适应的能力,这些都为控制人口数量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但是,从世界范围来看,国际层面以及发达国家却一直没有将控制人口数量纳入应对气候变化,特别是在法律政策层面几乎呈现空白状态。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可以从国内、国外两方面努力,逐步实现控制人口增长应对气候变化: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一直把实行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使人口增长过快的势头得到有效控制。我国于2007年6月4日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详尽阐述了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指导思想、原则、成就、目标及相关政策和措施。这是我国第一部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文件。根据该方案,我国将实施计划生育,把有效控制人口增长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之一。中国实施30年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少出生了4亿人口,按照目前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4.57吨计算,中国如今每年减少18.3亿吨二氧化碳排放。同时,也必须承认我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已经居于世界首位,人口总量大是温室气体排放量持续增加的重要原因。只要有人,就会有温室气体排放。 因此,今后我国应进一步加强计划生育工作力度,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在巩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重点解决流动人口、富人名人、涉外婚姻的计生工作难题,同时也要配合其他有效手段,如增加妇女受教育和就业的机会、完善生殖健康服务体系和其他社会保障体系。尤其是在农村,要让老百姓永远不再为养老、看病担心。这样,农民养儿防老的观念自然就会发生转变。计划生育工作要以人为本、以家庭为基础、以社区为重点,逐步改变群众理念,最终从国家控制转变为群众自愿优生优育。
在国际层面,今后我国应该充分利用气候变化国际谈判等重要场合,反复重申控制人口数量应对气候变化的必要性,并且建议将以下具体内容写进气候变化会议的成果文件:关注气候变化和人口发展的相互作用;优先开展对相关数据的研究和收集,以提高对于气候变化过程中的人口动态的全面系统理解;对各国政府的建议性措施,如自愿计划生育,加强对妇女教育,完善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服务,推广现代避孕手段避免意外怀孕等等;在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下,要求各国政府逐步在本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和其他国内立法中体现控制人口数量的法律政策规定等。特别是一些发达国家的成员国,尽管他们人口总数不大而且增长速度不快,但是他们的温室气体高人均排放量决定了,其每减少一个人,温室气体减排量相当于发展中国家减少5至6个人。因此,强调发达国家控制人口数量是有积极意义的。当然由于和法律传统不同,我国并不会要求发达国家推行强制计划生育或基于义务的计划生育政策,但是可以变通为基于权利的方法实行人口控制,如利用各种宣传教育、经济刺激的手段传导:这是对人民福利需求的反应,而不是对全球人口过剩国际关注的反映。
总之,没有人是真正的“碳中性”,因此,每一个人都是气候变化问题的一部分,每个人都必须以某种方式成为解决问题的一部分。全人类需要在每一个温室气体影响因素方面共同努力,这当然应该包括对于人口数量的控制。对于欠发达地区,人口数量已经占到目前世界人口的五分之四,控制人口增长是其应对气候变化措施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领域;对于发达国家,“应该对世界二氧化碳排放量百分之五十负责”,所以,也没有借口拒绝控制人口数量。任何一个国家、政府都必须采取计划生育政策,不论这些政策是基于义务还是权利、强制还是自愿,但是必须有所行动。
参考文献
[1]根据《2009年世界人口状况报告》,预计到2050年世界人口数量低水平是79.59亿;中等水平91.50亿;高水平104.61亿。
[2]赵白鸽博士时任中国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国际人口方案管理委员会主席。
[3]《赵白鸽:中国人口管理经验将为应对气候提供实践》,载2009年12月12日中国新闻网?id=2332380.
[11]姚宗桥:《论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性质和表现形式》,载《中国人口科学》2003年.第5期。
[12]赵白鸽:中国人口管理经验将为应对气候提供实践,载2009年12月12日中国新闻网省略/gn/news/2009/12-12/2014297.shtml,2009年12月16日访问。
关键词:气候变化国际法;WTO规则;贸易及环境纠纷处理
在气候变化的议题上,联合国气候变化条约及WTO规则是否能够互相兼容这个问题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比如排放权交易体制与WTO规则是否兼容,排放权交易单位是否覆盖服务贸易协议,清洁发展机制与TRIMS之间的关系。在贸易国际化发展的今天,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实施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自由贸易的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与WTO也存在着一定的冲突。本文就研究两者有所交际的部分,提出了两者在贸易环境纠纷处理中的有效应用。
一、气候变化国际法与WTO规则的冲突
WTO是从1995年1月1日开始运行的,在成立WTO规则的时候就提出了保护环境及可持续发展,保障开放国际市场不对环境造成负面影响。WTO对贸易及环境做出了一系列的关系概括,参加国家为了能够满足保护环境的需求,应该提高处于不同经济发展状况水平的国家地位和其他相关措施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这个条约的主要目的就是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在WTO规则中,有许多关于“环境保护”的条约,受到其影响,就具备了环境保护因素。WTO规则中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文件就有许多与气候问题有关的条约,比如相同的产品由于制造工艺不同,在生产的过程中排放的温室气体的量就会不同。如果某一个国家要求高温室气体排放征收关税,这就违背了国民待遇原则。WTO规则中并没有将贸易及环境单独立法,但是实际生活中保护环境的措施在本质上就存在限制贸易的因素,对于其他会员的权利造成一定的影响,也违背了WTO的反歧视原则及禁止数量原则。
二、气候变化国际法与WTO规则在贸易及环境纠纷处理中的协调
与气候问题相关的国际贸易讨论至今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主要是由于没有与之相对解决讨论的机构,在此背景下的气候问题争论就不得不由WTO规则进行解决。由于WTO是国际贸易方面的组织,关于气候问题在WTO中很难进行判断,所以就要在京都议定书中创建一个气候变化国际协调机构。各国应该注重贸易及环境的关系,为了人类经济可持续发展,就要做到具有法律性的减排目标,这样才能为解决贸易及环境纠纷提供解决途径。各国也应该了解到单单凭借WTO是很难快速、有效的解决与气候相关联的国际贸易问题的,尤其是在碳排放、交易及关税方面的问题。那么就可以以WTO规则为基础,针对气候变化的国际问题提出相应的国际协调措施。以此就可以对一些由于气候变化受害的国家通过执行京都议定书解决和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对于一些不履行义务的国家可以给予相应的制裁。这样不仅保持京都议定书的权威性,还可以避免贸易及气候环境之间发生问题,缓解了气候变化和WTO贸易之间的冲突。在这几年的国际贸易争论中,越来越多的贸易问题中牵连环境因素,两者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温室效应越来越严重的今天,保护环境与贸易两者之间的影响关系,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冲突。所以就要使气候变化措施预WTO规则缓解大气环境与追求贸易间的冲突。
三、结语
虽然WTO规则中有了协调国际贸易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但是要想实现这一目的却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就要中和气候变化与WTO规则间的矛盾,基于气候变化与京都协议订书之间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各国应该了解到不管是贸易问题还是气候问题,都已经跨国界成为了国际问题。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就要各国之间共同面对,以大局为重,在今后的人类发展中,讨论并制定全新的制度,以来缓解气候变化与WTO间的冲突,使两者可以协调贸易及环境间的纠纷关系。
[参考文献]
[1]杨雯.试论WTO规则在我国的适用问题[J].法制与社会,2012(14).
[2]李靖文.论WTO体制下的贸易与环境法律规则[J].现代商业,2010(12).
[3]边永民.含贸易措施的多边环境协议与WTO之间的关系[J].当代法学,2010(01).
[4]陆燕,付丽.WTO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中的作用[J].国际经济合作,2010(10).
[5]许耀明.气候变化国际法与WTO规则在解决贸易与环境纠纷中的矛盾与协调[J].政治与法律,2010(03).
在气候变化的议题上,联合国气候变化条约及WTO规则是否能够互相兼容这个问题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比如排放权交易体制与WTO规则是否兼容,排放权交易单位是否覆盖服务贸易协议,清洁发展机制与TRIMS之间的关系。在贸易国际化发展的今天,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实施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自由贸易的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与WTO也存在着一定的冲突。本文就研究两者有所交际的部分,提出了两者在贸易环境纠纷处理中的有效应用。
一、气候变化国际法与WTO规则的冲突
WTO是从1995年1月1日开始运行的,在成立WTO规则的时候就提出了保护环境及可持续发展,保障开放国际市场不对环境造成负面影响。WTO对贸易及环境做出了一系列的关系概括,参加国家为了能够满足保护环境的需求,应该提高处于不同经济发展状况水平的国家地位和其他相关措施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这个条约的主要目的就是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在WTO规则中,有许多关于“环境保护”的条约,受到其影响,就具备了环境保护因素。WTO规则中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文件就有许多与气候问题有关的条约,比如相同的产品由于制造工艺不同,在生产的过程中排放的温室气体的量就会不同。如果某一个国家要求高温室气体排放征收关税,这就违背了国民待遇原则。WTO规则中并没有将贸易及环境单独立法,但是实际生活中保护环境的措施在本质上就存在限制贸易的因素,对于其他会员的权利造成一定的影响,也违背了WTO的反歧视原则及禁止数量原则。
二、气候变化国际法与WTO规则在贸易及环境纠纷处理中的协调
与气候问题相关的国际贸易讨论至今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主要是由于没有与之相对解决讨论的机构,在此背景下的气候问题争论就不得不由WTO规则进行解决。由于WTO是国际贸易方面的组织,关于气候问题在WTO中很难进行判断,所以就要在京都议定书中创建一个气候变化国际协调机构。各国应该注重贸易及环境的关系,为了人类经济可持续发展,就要做到具有法律性的减排目标,这样才能为解决贸易及环境纠纷提供解决途径。各国也应该了解到单单凭借WTO是很难快速、有效的解决与气候相关联的国际贸易问题的,尤其是在碳排放、交易及关税方面的问题。那么就可以以WTO规则为基础,针对气候变化的国际问题提出相应的国际协调措施。以此就可以对一些由于气候变化受害的国家通过执行京都议定书解决和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对于一些不履行义务的国家可以给予相应的制裁。这样不仅保持京都议定书的权威性,还可以避免贸易及气候环境之间发生问题,缓解了气候变化和WTO贸易之间的冲突。
在这几年的国际贸易争论中,越来越多的贸易问题中牵连环境因素,两者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温室效应越来越严重的今天,保护环境与贸易两者之间的影响关系,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冲突。所以就要使气候变化措施预WTO规则缓解大气环境与追求贸易间的冲突。
三、结语
虽然WTO规则中有了协调国际贸易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但是要想实现这一目的却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就要中和气候变化与WTO规则间的矛盾,基于气候变化与京都协议订书之间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各国应该了解到不管是贸易问题还是气候问题,都已经跨国界成为了国际问题。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就要各国之间共同面对,以大局为重,在今后的人类发展中,讨论并制定全新的制度,以来缓解气候变化与WTO间的冲突,使两者可以协调贸易及环境间的纠纷关系。
[参考文献]
[1]杨雯.试论WTO规则在我国的适用问题[J].法制与社会,2012(14).
[2]李靖文.论WTO体制下的贸易与环境法律规则[J].现代商业,2010(12).
[3]边永民.含贸易措施的多边环境协议与WTO之间的关系[J].当代法学,2010(01).
[4]陆燕,付丽.WTO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中的作用[J].国际经济合作,2010(10).
记者:您对宁夏适应气候变化的工作如何评价?
苏伟:应当说,宁夏生态比较脆弱,所以面临的适应气候变化的任务也非常重。所以从国家,从国家发改委的角度来讲,也是在重点支持宁夏开展适应气候变化工作。因为适应气候变化,不仅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一项重要工作,也是保障我们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气候变化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如果不加以妥善应对,我们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也会大打折扣。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适应气候变化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记者:这次宁夏在德班会议上向世界展示了宁夏的经验,包括生态移民、荒漠化治理等。您觉得宁夏经验对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有借鉴的意义吗?
苏伟:非常有借鉴意义。从适应气候变化来讲,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更加适合于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世界上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也有一些生态比较脆弱的地方,也有很多荒漠化的地区,如何把适应气候变化跟消除贫困、经济发展结合起来,这也是应对气候、适应气候变化战略和政策的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我想宁夏的经验不仅对我们国家西部的其他地区适应气候变化有借鉴意义,就全球而言,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如何积极地采取措施适应气候变化,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这一次德班“中国角”宁夏专门做了适应气候变化的一个专题介绍,大家都比较关注,还引起了热烈反响,效果不错。宁夏经验实际上也是对中国的整个应对气候变化政策一个很好的展示。我们不仅仅要重视减缓气候变化的问题,适应气候变化问题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要让世界了解中国还有很多在适应气候变化方面开展的工作。那么通过宁夏的这一次宣传展示,世界会更加全面地了解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
记者:您对宁夏在“中国角”的表现有何评价?
苏伟:感觉非常好。效果非常好。内容非常丰富。我觉得主要还是宁夏做了很多工作,有的可说,内容比较实,加上宁夏马忠玉副主任流利的英语表达与非常专业的介绍,大家非常欢迎,应该说达到了我们预期的目标。
记者:这次德班会议上中国谈判代表是底气很足的,这和中国做的事情有关系。您觉得宁夏适应气候变化的做法会不会对谈判有支持?
苏伟:实际上还是国内工作做得好,我们还是底气比较足的。最近几年谈判,中国政府之所以能够得到各方的关注和肯定,主要还是得益于我们国内的工作。当然宁夏也是我们国内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相信宁夏的工作做好了,对于我们国家,对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都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气候变化;应对政策;公众认知;中美比较
0、引言
近年来极端恶劣天气频发,给人类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其严重的破坏,造成数以亿计的经济损失。科学研究认为,气候变化的趋势主要是气候变暖。近100多年来全球平均地表温度升高了0.3℃~O.6℃,海平面平均升高了10~25厘米。而导致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温室气体排放增加,化石燃料的燃烧、大规模的工业污染、森林砍伐以及土地用途改变等种种人类活动造成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积聚。这些气候变化现象及其引发的后果越来越引起人类社会的关注和各国政府的普遍重视,关于气候变化的研究也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科学家们在科学层面上的探讨,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于气候变化带来的有关政治、经济以及伦理问题的关注与思考。富国是否对解决气候变化问题负有特殊的义务,发达国家是否对很大比例的历史排放负有责任,排放所产生的成本是否已经不成比例地降临在穷国?世界各国应如何公平地承担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和义务正成为热议的话题和争论的焦点。
中国和美国是全球气体排放量最多的两个国家,根据目前的国际谈判情况,两国都面临着巨大的碳减排压力。中国进行碳减排的重点在于转变高耗能的生产方式,美国进行碳减排的重点则在于转变高消耗的生活方式。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中国和美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态度如何,采取的政策与措施是否积极有力,对于国际社会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同时,两国政府的态度与应对措施对国内民众关于气候变化的认知也有着极大地影响,民众对气候变化的认知直接影响着他们的应对行动选择,直接影响到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的落实与实施效果。因此,比较中美两个碳减排大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分析两国公众对于气候变暖的认知情况,发现存在的问题,有利于为两国制定合理的减排政策提供依据,有利于促使两国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1、中美两国应对气候变化国策的比较分析
尽管气候变化问题存在诸多争议,但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各国应该积极采取措施应对气候变化。各个国家根据自身利益以及气候变暖的现状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制定了若干国策。美国与中国是世界上两个碳排放大国,这两个国家碳排放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影响着整个世界碳排放的趋势,而两国推行的应对气候变化政策也有所不同。
1.1 摇摆、消极的美国气候变化国策
美国是一个多元化的法律与政策实体。政策制定的主体有联邦政府与州政府。联邦政府在制定气候国策时表现出了摇摆不定,在减排与经济发展两方面的比较中选择经济发展优先于应对气候变暖的战略。具体表现为:①早年美国在推进全球气候问题的对策研究上相当积极,1992年美国成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成员国,并且成为第四个批准该框架公约的国家。②1997年7月25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伯瑞德一海格尔决议,标志着美国进入气候变化政策的消极时期。该协议的中心思想是美国将拒绝签署任何与《公约》有关的协议。2001年3月28日,小布什政府宣布退出《京都协议书》。自1997-年2005年,美国联邦政府鲜有法律或政策的行动,美国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总体上处于最消极时期。③2005年,俄罗斯加入《京都议定书》,美国感受到了来自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国际压力。同年的卡特丽娜飓风等严重自然灾害也使得美国开始重新审视气候变化所带来的严重影响。2007年美国联邦政府推出《气候安全法》,其目标是2005年的排放量作为2012年的总量的控制目标并逐年减少。④奥巴马政府就职后,应对气候变化成为奥巴马政府内外政策中仅次于推动美国经济尽快复苏的优先议程。2009年6月26日,美国众议院通过《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表明美国的气候政策迈出了积极一步。
1.2 持续、积极的中国气候变化国策
近年来,由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碳排放总量已经超过美国,成为碳排放总量第一的国家。中国碳排放国策是世界瞩目的焦点。中国在气候变化中承担着重要的责任,国际上普遍认为中国的减排对于全球控制气候变化的进程具有决定性作用。中国在减排国策的制定上一直持积极的态度。①1993年1月5日中国批准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公约》推动了中国各职能部门间政策协调的发展。自《公约》于1994年生效后,中国政府以认真负责的态度,积极履行在《公约》下做出的承诺。2002年8月,中国核准了《京都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书》)。《议定书》生效后,中国又建立了清洁发展机制(CDM)领导和管理体制。中国专家积极参加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工作,为相关报告的编写作出了贡献。②中国认真履行本国在《气候公约》和《议定书》下的义务,于2004年提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初始国家信息通报》,并于2007年6月《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和《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科技专项行动》。在《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中,中国提出了到2010年应对气候变化的总体目标,即: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政策措施取得明显成效,到2010年比2005年降低20%的能源密集度。③2008年6月9日,中国央行公布的国内排放贸易计划,包括从温室气体排放到水污染的每一项,加快国家对“绿色”推动增长的初步轮廓。“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逐步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显示,中国“十二五”时期将着力发挥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在节能减排中的作用。中国政府面对气候变化,在国际上积极参与支持国际合作,在国内组织筹建应对气候变化的组织机构,并主动采取政治、经济手段等一系列的措施和行动应对气候变暖。2中美两国公众应对气候变化认知差异性比较分析
2007年,由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美国促进委员会(AAAS)以及非营利组织组成的工作组撰写的报告《气候素养:气候科学的必要原则》中正式提出“气候素养”这一概念,即指个人或者社会团体对气候的理解,该理解包括人类活动对气候的影响和气候对人类生活和社会发展的影响。一个具有气候素养的人应当具备以下条件:理解地球气候系统的主要规律原则;知道如何科学的评估哪些关于气候的信息是正确的;有目的的了解并与其他人交流有关气候和气候变化的问题;对于有可能影响气候的问题,能够做出有效和
负责的决定。国民气候素养的形成一方面依赖于教育的实施,另一方面决定于政府推行的政策、态度及大众媒体的导向。
如上节所述,中美两国在气候变化国策方面有较大的差距,那么这种差距在两国民众的气候素养上是否有所体现呢?对于这一问题,我们通过一些调查数据来进行分析和判断。美国的调查数据来自于乔治梅森大学与耶鲁大学的联合小组(以下简称“联合小组”)和皮尤研究中心的问卷调查,中国的数据来自于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的问卷调查。“联合小组”于2011年4月23日至2011年5月12日在美国做了关于气候素养状况调查。调查涉及1010人,样本的总有效率为95%。美国皮尤研究中心于2009年9月30日至2009年10月4日开展相关的问卷调查,调查涉及1500人,样本的总有效率为95%。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于2011年3月18日至2011年4月20日对网民、大学生以及县域居民开展了调查。对于网民与大学生采取网上问卷调查的方式,对于县域居民采取实地问卷调查的方式。参与调查的网民为3599人,问卷总有效率为96.97%;参与调查的大学生为6750人,问卷调查的总有效率为98.15%;参与调查的县域居民为1513人,收回有效问卷763份。
2.1 中美两国公众对于气候变暖的认同度极其相似
有关气候变暖的问题最早出现在文献中是19世纪末。对于气候变暖的问题,科学界争论不断,两国公众是如何认识这个问题的呢?调查结果见表1。中美两国公众对气候变暖持肯定态度的人数比例惊人的相似。中国公众赞同气候变暖的比例为65%,美国公众赞同气候变暖的比例为64%。持否定观点的民众比例差距较大,中国公众认为气候没有变暖的比例为8%,而美国公众持否定观点的比例为18%。
2.2 科学结论对美国公众关于气候变暖的认知影响更大
2.2.1 科学家的结论对美国公众认知的影响程度高于对中国公众认知的影响程度
应对环境问题是一项系统工程,由于全球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和相互依赖性,使得决策者在应对这些问题的时候不得不向相关领域的科学家寻求建议。调查结果见表2。美国公众非常相信科学家确认全球变暖的比例为21%,中国公众非常相信的比例为10%,美国公众相信程度要远远高于中国公众。由此可知,美国公众关于气候变暖的确切认知主要来自于科学家的结论。原因是:一方面美国政府较早以前就非常重视有关气候变化的科学研究,也得到了很多权威性的结论。另一方面由于政府为了推行其保守的气候政策,采取有目的系统性行动操纵气候变化科学研究及结果,而不是采取行政手段,使得美国公众得到了更多的来自科学研究的信息。
2.2.2 欧美严寒对美国公众关于气候变暖的认知有所影响
自2009年末到2010年初,欧美各国先后出现暴雪、暴雨等极端天气,这是继2009年11月中下旬出现严寒天气之后,西欧部分地区和美国东部又出现降温天气。这种极端天气现象的出现对于气候变暖的观念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调查结果见表3。美国公众对气候变暖持非常怀疑态度的要高于中国公众10个百分点。可见切身感受会影响人们对于气候变暖的认知。但我们还要看到,尽管经历了严寒,仍有23%的美国公众对气候变暖一点都不怀疑,这个比例高于中国公众13个百分点。说明美国公众对于科学结论的信任程度非常高。
2.3 中国公众对于碳减排政策的支持比例远高于美国公众
有关对碳排放政策的支持情况调查,结果见表4。美国公众支持实施碳减排政策的比例为50%,反对的比例为38%,不知道或者中立的占12%。而中国公众支持碳减排政策的比例为76%,远高于美国公众。选择反对的比例为3%,远低于美国公众。调查的结果表明中国碳减排政策得到了更多的公众的支持,政策制定的空间比较大,而美国政策制定受到的阻力则会比较大。因此可以看出,美国碳减排政策的出台将会是个漫长且困难重重的过程。同时也可以看出奥巴马政府虽然重视气候变化问题,但是要想通过参议院达到2020年削减以1990年为基础的碳排放量4%的目标是非常困难的。
2.4 中美两国公众对于气候变暖的原因认知存在较大分歧
在问及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时,中美两国公众认知存在较大差异,见表5和表6。我国公众中有27%的受访者认为是由于自然环境的因素造成的,73%的人认为是由于人为活动带来的,其中36%的受访者选择了温室气体排放,有24%的人选择大气污染物增多,13%的人选择了城市化。美国公众中47%的受访者认为是人为因素造成的,这个比例远远小于我国。而有35%的人认为是由于自然因素造成的。
2.5 中国公众对于重要的气候政策更为了解
为了考察公众对国家气候政策了解程度,我们设计了“您知道应对气候变化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内涵吗?”这一题目对我国公众进行测试。“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是我国在国际社会进行气候谈判时中国维护本国利益的一个基准点,是我国国际谈判的基础。相对应的,美国在碳减排方面最重要的原则是“总量控制与交易”。我们用“您知道什么是‘总量控制与交易’吗?”这一题目测试美国公众的政策了解程度,结果见表7。美国公众对于非常重要的气候政策“总量控制与交易”表示不知道的比例达到55%,而中国公众中对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表示不太了解或根本不了解的人仅为17%。有46%的中国公众对于这个原则表示知道很多。由此可见,中国公众在对国家气候国策的了解程度要远高于美国公众。
3、结论与建议
关键词:气候变化;城市建设;关系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introduces the climate change impact on the city, according to the local climate changes and natural disasters characterization, puts forward the countermeasures that planning climate adaptability city construction and the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reduction construction system.
Key words: climate change; city construction; relationship
中图分类号:P4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2104(2012)
1 气候变化对城市的影响
1.1 气候变化的界定
气候是长时间内气象要素和天气现象的平均或统计状态,通常由某一时期的平均值和离差值表征。气候变化是指气候平均值和离差值两者中的一个或两者同时随时间出现了统计意义上的显著变化。平均值的升降,表明气候平均状态的变化;离差值增大,表明气候状态不稳定性增加,气候异常愈明显。气候变化不但包括平均值的变化,也包括变率的变化。气候变化一词在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使用中,是指气候随时间的任何变化,无论其原因是自然变率,还是人类活动的结果。《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第一款中,将“气候变化”定义为:“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观察,在自然气候变化之外由人类活动直接或间接地改变全球大气组成所导致的气候改变。”UNFCCC因此将因人类活动而改变大气组成的“气候变化”与归因于自然原因的“气候变率”区分开来。
气候变化(Climate Change)主要表现为三方面:全球气候变暖(G l o b a lWarming)、酸雨(Acid Deposition)、臭氧层破坏(Ozone Depletion)。本文采用UNFCCC对气候变化的定义,即侧重研究人类活动所引起的气候变化,暂且不考虑自然原因引起的气候变率。
1.2 气候变化对城市的影响
IPCC 第三次评估报告提供的预测结果是,本世纪末全球平均气温可能上升1.4℃-5.8℃。未来变暖的变幅取决于人类采取什么样的生活和生产方式,但全球气候总的变化趋势仍继续向变暖的方向发展。气候变暖将对全球的生态系统、各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严重影响。气候变化是事关生态与环境保护、能源与水资源管理、食物安全和人类健康以及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人类活动所引起的气候变化主要表现人为增暖,温度升高造成的影响表现为:北半球高纬地区的早春农作物播种,林火和虫害对森林的影响;欧洲与热浪相关的死亡率,某些地区的传染病传播媒介,以胶北半球中高纬地区的花粉过敏;在北极地区冰雪上狩猎和旅行,在低海拔高山地区的运动等。城市及其系统受到了气候变化和气候变异的影响,如山区人居环境遭受冰川湖泊爆发洪水的风险加大;海平面升高和人类的发展,增加了许多地区海岸带洪水造成的损害。
1.3 气候变化引发的自然灾害
气象灾害占了中国自然灾害较高比例,而极端气象现象与气候变化、尤其是气候变暖高度有关。又由于我国人口众多、自然环境相对恶劣,自然系统和人类社会对气候变化的敏感性高等因素,容易遭受自然灾害的侵袭;同时,由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技术水平较低,基础设施不完善,以及有效资源管理手段缺乏等原因,我国自然系统和人类社会在灾害发生过程中对自然灾害的应对能力相对低下,由此所致的灾后重建恢复能力也较差。我国较易遭受的自然灾害,包括:洪涝灾害。据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统计显示,截止2009年8月24日,全年直接经济损失711亿元,共有29个省份不同程度发生洪涝灾害。暴雨泥石流。2010 年8 月7日甘肃舟曲因特大暴雨引发的泥石流至今让人触目惊心;2010 年8月12 日起,由于连日的强降雨天气,四川多地发生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直接经济损失达11.6亿元。海平面上升。我国是世界上受海平面上升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中国全海域海平面平均上升速率为2.5 毫米/ 年。2004~2006 年,中国全海域海平面都高于常年,其中2006年比常年高 71 毫米。与 2003 年相比,2004~2006 年中国全海域海平面呈起伏上升趋势,各海区海平面变化趋势与全海域一致。海平面上升不仅会造成我国沿海地区土地资源的严重损失,而且会严重影响沿海地区的重要工程设施和沿海城市发展。这些自然灾害和其他气候变化引发的自然灾害都是城市脆弱性的外因,增加了城市脆弱性的强度。
2 构建减灾防灾体系和建设气候变化适应性城市的路径
2.1 构建减灾防灾体系的建议
2.1.1 提高城市对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的灾前适应能力。加强极端气候变化和重大气候现象及其影响的中短期预报和精细化预报,提高重大气象灾害预报的准确率和时效性,形成全国性、多层次、布局合理的气象监测预报网络,实现灾害性气候事件的预警分析和风险分析。
2.1.2 加强城市对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的灾中应对能力。建立不同级别自然灾害应急处置制度和响应制度,建立分级响应、属地管理的纵向组织指挥体系,构建信息共享、分工协作的横向部门协作联动体系,建立政府、企业、群众共同响应的灾害应急处置体系。
2.1.3 加速城市对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的灾后恢复能力。充分发挥政府在灾后重建中的重要作用,政府要从组织领导、保障措施、责任落实以及政策措施等方面,切实做好灾后的重建恢复工作。政府加强资金和物资管理,强化督促检查,统筹处理灾后重建与做好日常工作的关系,确保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扎实推进。
2.2 建设气候变化适应性城市的路径分析
2.2.1 要厘清全球、全国以及本地区气候特征、气候变化趋势,尤其是极端气候现象,理清人类经济社会系统与气候变化之类的相互关系,从人类经济社会活动角度减轻和减缓其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因此,要加强对气候变化专项规划的制定和建设,充分运用规划的提纲挈领作用统筹协调各部门(区域)的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在规划基础上,加强国家层面上的气候变化立法工作,以法律规范全社会的经济社会活动,明确各自责任和义务,切实实现有利于人类可持续发展气候安全。
2.2.2 要充分发挥科技对气候变化的支撑作用。通过利用科技加大气候变化规律研究、气候变化趋势预测、气候变化影响分析、提高气候变化的预测性,增强应对气候变化的针对性、有效性和科学性,以减轻已经存在或可能发生的气候变化对人类经济社会的负面影响。
2.2.3 要提高气候变化适应性城市的防灾减灾能力。应对气候变化和防御极端气候灾害能力是体现未来 20 年和谐社会建设水平与国家综合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应把应对气候变化和防灾减灾纳入国家安全体系,动员全社会力量,共同增强防灾减灾、抵御极端气象灾害的能力,降低气候变化的风险,提高农业生产、水资源保障、公共卫生等领域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
3 结束语
气候变化引发了一系列自然灾害,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要建设气候变化适应性城市。加强气候变对城市建设的研究分析,有助于提高城市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参考文献:
[1]苏桂武,高庆华. 自然灾害风险的分析要素[J].地学前缘,2003,10
[2]喻小红等. 城市脆弱性的表现及对策[J].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07(5)
一、气候变化对农业气候资源的影响
1、气候变化对光资源的影响
中国总辐射量在20世纪60―80年代呈减少趋势,90年代后有所回升,但总体呈下降势。1956―2002年间,全国平均年日照时数具有明显的下降趋势,20世纪90年代初以后变化趋于和缓,减少趋势最明显的地区是华北和华东地区,黄土高原中东部下降也比较明显。辐射减少可能与火山喷发、城市和工矿业发展引起的空气污染物排放量有关,实际观测与数值模拟也表明气溶胶的增加导致直接辐射的降低,作物的光合有效辐射量随之减少,减少的趋势是渐缓的,冬小麦比水稻的减少趋势更明显。
2、气候变化对热量资源的影响
近50年,除四川东北部和南部地区的气温略有下降外,全国大部地区呈明显的上升趋势,气温升高最显著的地区是华北、内蒙古东部和东北地区。气候生长期有较为明显的增长趋势,平均增长速率为每年0.16天。近47年,全国无霜冻期以每10年3.4天的气候倾向率延长。东北、西北积温增加明显。未来各种排放情景下,以冬季的变暖最明显。区域分布为青藏高原增温最大,东北、西北、华北次大,其余地区则由东南向西北递增分布。CO2浓度增加越多对温度的影响就越大,温度升高幅度越明显。
3、气候变化对水分资源的影响
近50年,中国年平均降水量变化?势不明显,但区域降水量变化波动较大,西部、华南降水呈增加趋势,华北、东北和西北东部降水呈减少趋势。华北每10年减少20~40mm,华南与西南地区每10年增加20~60mm。未来各种排放情景下降水变化分布基本一致,年降水增加显著区域为华北、西北及东北地区,长江中下游沿岸及其以南地区有小幅度增加。
温度升高,导致作物需水量发生变化。利用比较宏观和简化的内岛善兵卫公式发现温度升高对蒸发率的影响夏季大于冬季,北方大于南方。CO2倍增时,1月北方月蒸发率增加约 10%,南方增加4%;7月北方增加18%,南方增加约 10%。未来温度上升,在其他气象要素保持不变的情景下,华北地区不同作物的需水量对气候变暖的响应存在差异,其中冬小麦需水量增加最大,棉花次之,夏玉米最小,业已紧张的水资源供需矛盾将更加突出。
二、科学应对气候变化,保障我国粮食安全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规避极端气象和气候灾害风险,农业产业结构和种植制度调整将面临一个新的课题。气象观测年序列增长、气候变化或短期气候异常也迫使人们重新认识一个地区的农业气候资源,需要修改以往利用较少年数资料得到的气候资源的农业分析和区划结果;改变以往仅考虑热量和最低温时间来确定作物种植界线的做法,进而需要考虑气候变暖和变干的趋势给气候资源带来的影响。
1、优化我国农业种植制度
优化种植制度是适应气候变化最重要的且能立竿见影的技术手段。利用我国长时间序列的加密气象观测数据,分析我国以及我国不同区域的气候变化趋势,分析未来气候变化对农业的可能影响,分析当前气候变化和未来气候变化对光、热、水资源重新分布和农业气象灾害分布格局的影响,充分利用气候变化带来的热量资源增加、复种指数增加等优势,规避高温热害、干热风、干旱等气候变化带来的不利因素,进而改进作物布局,科学的调整种植制度,趋利避害,减缓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保证粮食生长的高产稳产。
2、调整作物种植结构(趋利避害)
合理调整作物种植结构可以趋利避害,合理利用气候资源而规避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例如甘肃近些年玉米及马铃薯种植面积有所增加,小麦播种面积有所下降,调整了作物种植比例而提高了当地农民收入;而在洪灾多发的两湖平原,通过发展早熟早稻品种与迟熟晚稻组合搭配错开洪涝高峰期,部分实现了农业避洪减灾。可见合理调整作物种植结构可以减少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由于我国气候类型多样,应该开展适应当地气候变化的作物种植结构研究,调整种植结构,研究和探索适合当地气候条件的种植结构,促进农业增产增收。
3、加强农业基础设施,提高农业抗灾能力
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和农田基本建设。开发高效灌溉和节水技术,扩大灌溉面积;强化综合防治气象灾害的工程设施建设,科学地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从而增强农业的生产能力和抵御灾害风险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