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并购的动机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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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公司并购的动机范文

关键词：并购；劳动力需求；面板数据；固定效应

中图分类号：F24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10)04-0077-05

近年来，国内外并购热潮汹涌迭起。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企业并购速度加快，西方国家掀起五次并购浪潮，大企业通过并购，其规模迅速扩大，实力不断增强。在国内，随着市场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入和现代企业制度步伐加快，企业并购逐渐展开，我国也经历了三次并购浪潮。

因此，并购已成为一种重要投资方式，也引起学者们广泛关注，于是有关并购内容成为学者们重要研究课题。但国内学者主要集中于并购绩效、动机、时机研究，关于并购对劳动力需求影响研究很少涉及，不同产业公司并购对劳动力需求影响研究更是尚未涉及。进行这方面研究可以从理论上丰富并购研究内容，拓展并购研究范围。同时，并购对劳动力需求有影响前提下，它也会影响到社会就业问题，而社会就业是国家稳定的基础，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前提，不同产业公司并购对公司劳动力需求影响研究有助于制定合理就业政策。为此探究并购对公司劳动力需求影响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文献回顾

国内学者关于并购对公司劳动力需求研究很少涉及，仅有少数学者在研究并购问题时附带提及并购中的就业问题，且所持观点也不一致。如王一(2001)认为企业并购是影响我国就业的重要因素，并且他指出企业并购将有助于我国社会就业状况改善。韩峰(2002)在研究企业并购的具体目标时，指出企业并购后可以减少管理人员，如减少上层管理者、会计和人事部门工作人员等。王玉霞(2003)认为并购后造成的垄断能推动经济增长，从而有利于解决充分就业问题。干春晖(2004)在研究并购问题中的就业问题时，他指出一旦目标公司被其他公司并购，无论是出于自身经营活动需要还是出于经营战略、运作成本考虑，都必定会伴随着大量冗余人员下岗分流，也即是说企业并购后会使就业减少。薛有志(2004)认为通过纵向并购可减少在实现控制功能方面所需人员，进而节约费用，提高经济效益。

国外学者就公司并购对公司就业影响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有益成果。国外学者有关这方面研究主要集中于美国与欧洲国家，为研究需要，将按国别进行综述，具体如下：

美国：Williamson(1963)认为纵向兼并可能导致上游企业销售人员和／或下游企业采购人员减少；Brown et al.(1988)用Michiganes1978～1984年间的大样本兼并公司数据研究控制权变化对就业的影响，得出兼并使就业略微增加的结论；Bhagat et al.(1990)通过案例研究发现：在美国，敌意收购使就业特别是白领工人的就业减少；Lichtenberg et al.(1992)采用美国制造业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兼并使就业显著减少，并且减少的大部分是中央办公人员；MeGuckin et al.(1995)使用美国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发现被兼并行业相应增加了就业。

英国：Conyon et al.(2002)利用构建的1967～1996年间的数据库，就英国接管和兼并行为对企业就业影响进行了研究，发现企业兼并使劳动力需求减少，不同兼并类型对公司就业影响有显著差异性，相关收购和敌意收购对就业的负面影响最大；Cirma et al.(2004)通过使用英国电气行业数据，经研究发现国外接管减少就业，特别是非熟练工人的就业；Amess et al.(2007)认为管理层收购增加英国就业。

奥地利：Bellak et al.(2006)研究发现在奥地利制造行业，跨国并购与就业增长之间没有因果关系。

法国：Margolis(2006)认为在法国并购在短期对就业有负面影响。

意大利：Piscitello(2005)等发现在意大利，对比没有被并购公司而言，被国外并购方并购公司在并购后几年里增加了就业。

瑞典：Siegel et al.(2006)利用瑞典制造行业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公司并购后使就业减少。

芬兰：Lehto et al.(2008)使用芬兰公司级数据进行并购对就业影响研究，发现跨国并购使制造行业就业减少，但在非制造行业这种效果比较弱；国内并购方并购国内公司对于每种行业就业都有负面影响；国外并购方并购国内公司对建筑及其他服务行业就业有负面影响；内部重组对就业也造成负面影响，这主要是针对贸易行业而言。

Gugler et al.(2004)经过研究美国和欧洲兼并收购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得出结论：在美国，并购对就业不存在负面影响；但在欧洲，并购对就业造成显著负面影响(-10％)。

综上所述，国外学者在研究公司并购对公司就业影响时，有如下特点：首先，研究范围主要集中于美国与欧洲国家，或者对比研究美国与欧洲国家公司并购对公司就业的不同影响；其次，研究时大多以行业数据为样本；再次，研究结论多样化，公司并购对公司就业可以是正面影响，也可以是负面影响，两者也可能不存在影响关系；最后，国外学者在研究中区分不同并购类型对公司就业影响与公司并购对不同类型员工影响。

国外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就公司并购对公司就业影响得出不同结论，根据其研究特点，他们要么选择国家为研究范围，要么选择行业为研究范围。前者我们已尝试作过相关研究，而后者可能范围略显过小，对国家制定就业政策作用不大。同时，也因为近几年我国产业结构发生很大变化，不同产业的公司并购也随之而变化，这些变化必然对社会就业产生影响，所以我们以不同产业为研究范围来研究不同产业公司并购对公司劳动力需求影响有其必要性。

二、模型构建

(一)变量选择和定义

在总结国外学者关于公司并购对公司就业影响研究基础上，根据前述国内学者关于就业的影响因素研究，借鉴Conyon(2002)的相关变量选择。

(1)因变量(公司劳动力需求人数)的度量指标。本文采用上市公司年报中披露的员工人数来衡量并

购公司劳动力需求，但因避免数据差异过大，将员工人数取其对数值(下文中总销售收入及公司职工薪酬均取其对数值)，用符号ln l表示。

(2)自变量(公司并购)的度量。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发生的并购在此采用虚拟变量，分别用符号fm、sm、tm表示，公司在并购当年其值取1，否则取O。

(3)控制变量的选择及度量。因为在公司层面上，劳动力需求调整会受到公司职工薪酬及总销售收入的影响，故将此两个变量选为控制变量。职工薪酬与总销售收入均可采用上市公司年报中披露的相关数据，分别用符号ln w与ln q来表示。

(二)模型设定和估计方法

(1)模型设定。考虑并购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效应研究模型时，可将其看成是劳动力需求由一种最佳水平向另一种最佳水平转变。如图1所示，并购前，假设A公司劳动力需求水平为L1，B公司劳动力需求水平为L2，在时间t发生并购后，假定生产技术规模收益保持不变，且相关要素价格也不变，那么并购后的公司产量与劳动力需求水平应该等于并购前两个公司总和。但若生产技术使规模收益增加(IRTS)，那么并购后的公司会通过减少总劳动力需求来获得并购前各个公司产出总和。如果最佳劳动力需求水平与并购后公司总和不同，就必然会发生劳动力调整，使之达到最佳水平。但是要调整到最佳劳动力需求水平并不能在短时间内完成，所以公司将需在迅速调整所费成本与偏离最佳劳动力需求水平时所费成本之间进行权衡，从而可构造出下面的面板数据模型：

但我们在此研究不同产业公司并购对公司・劳动力需求影响，所以将自变量分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三个类别，以分别探讨不同产业公司并购对公司劳动力需求的差异性影响。所构造的面板数据模型如下：

其中，lnLit：公司i在时间t雇佣的职工人数的对数；lnqit：公司i在时间t的总销售收入的对数；lnWit：公司i在时间t支付给员工的薪酬的对数；fmit,：第一产业的公司i在时间t发生并购时为1，没有发生并购时为0；smit：第二产业的公司i在时间t发生并购时为1，没有发生并购时为O；tm,：第三产业的公司i在时间t发生并购时为1，没有发生并购时为O；fi特定公司的固定效应，如公司间技术、管理水平的差异；εit：方程的误差项。i=1，2，…，N；t=1，2，…，T。

运用面板数据模型进行估计时，需要在以下三个模型间进行选择：

无个体影响不变系数模型：

经常使用协方差分析检验(analysis of covari-mace)来进行检验，但因本文的截面实体很多，时期较少，属于“宽而短”的数据，不宜采用Eviews中的Pool对象来处理，只能通过具有面板结构的工作文件(panel worldile)进行分析，但因利用面板结构的工作文件只宜进行变截距面板数据模型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估计，所以本文只能采用变截距面板数据模型。

同时在进行估计时还需在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与随机效应面板数据模型之间做出选择。一般在进行这种模型设定检验时采用豪斯曼(Hausmma)检验，它最早是由豪斯曼(Hausman，1978)提出的一种检验方法。由于笔者在进行Hausman检验时，软件提示检验失效，这可能是因为稳健标准误差与Haus―man检验的协方差值的假设不一致导致的，因此不能通过Hausmma检验来判定本文是选择随机效应模型还是固定效应模型。但高铁梅(2006)在其著作中指出；根据面板数据的特点，当数据中所包含的个体成员是所研究总体的所有单位时，即个体成员单位之间的差异可以被看作回归系数的参数变动时，选用固定影响模型比较合理。但是当个体成员单位随机地取自一个大的总体时，固定影响模型不太适合，此时选用随机影响模型更好。据此，因本文选取了所有发生控制权转移的并购样本，所以本文选用变截距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可能更为合适，也就是说采用模型(2)进行估计。

(2)模型估计方法。因白仲林(2008)在其著作中指出了变截距固定效应模型的LSDV(1east square dummy variable)估计法的缺陷：首先，模型难以满足其前提假设，估计结果不是很有效；其次，由于引入了N个虚拟变量容易发生虚拟变量陷阱；最后对于固定的T，当N趋向无穷大时，只有斜率项的LSDV估计是一致的，而截距项的LSDV估计是非一致的，即LSDV存在着伴随参数问题。所以本文采用GLS法对模型(2)进行估计。

三、实证分析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所取并购样本来自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样本期间为2002～2008年。

为保证研究的可行性与有效性，本文遵循以下原则选取样本：(1)剔除一年之中发生一次以上并购事件的公司；(2)剔除数据缺失的公司；(3)剔除变量中存在极端异常值的公司。最先根据本文所限定的并购从国泰安数据库中选取2002～2008年间的并购事件1805起，再根据上述原则进行剔除后，最终确定由发生1172起并购事件的相应上市公司7年相应指标构成平衡面板数据集作为研究样本。具体的样本分布为：第一产业的并购样本为29个，第二产业的并购样本为761个；第三产业的并购样本为382个。

(二)实证结果分析

通过采用Eviews6，O的Panel workfile对样本数据按照预先设定的面板数据模型(2)进行固定效应变截距分析，得到结果如表1所示。

1　拟合优度检验。从表1的第七行可知，方程的调整可决系数达0.99，说明回归方程的解释能力为0.99，即总销售收入、职工薪酬、不同产业公司并购能够对公司劳动力需求的99％做出解释。

2　回归模型的总体显著性。从总体影响来看，表1的第九行显示F值为502.8701，表明模型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此模型中各因素对公司劳动力需求的共同影响是显著的。

3　单个回归系数的显著性。从单个因素来看，表1第二行系数0.23与T值53.20表明总销售收入对劳动力需求有显著正向影响，这与常理相符合，扩大产量增加劳动力；表1第三行系数0.073与T值25.50表明职工薪酬也对劳动力需求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这与常理相违背，可能因为公司销售收入增长速度大于职工薪酬增长速度，虽然职工薪酬增长，工资成本增加，但因销售更大比例增加足以抵消这种成本增加所带来的影响。这与国内学者常进雄(2005)的研究结论有相通之处，他通过实证研究得出：资本价格一实际的利率水平对就业没有影响；劳

动力的价格对就业弹性的影响不仅很小，而且与就业弹性是同方向变动，也就是说劳动力价格增加，就业弹性提高，从业人员也在增加，这与一般经济理论预测结果相反；表1第四行系数0.0248与T值0.7949表明第一产业所发生公司并购对公司劳动力需求有正向影响，但结果不显著，即并购的发生会导致公司就业人数增加2.4％左右。这主要因为第一产业的上市公司通过并购在短期内更多地寻求“协同效应”，即通过协同效应后，将会增强管理效果，扩大产出，从而也会雇佣更多的劳动力；表1第五行系数-0.0128与T值-2.59表明第二产业发生公司并购对公司劳动力需求有显著负向影响，第二产业发生公司并购导致公司就业减少1.3％左右，表1第六行系数-0.026与T值-2.657表明第三产业所发生公司并购对公司劳动力需求有显著负向影响，第三产业发生公司并购导致公司劳动力需求人数减少2.6％左右，这说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上市公司都是通过并购在短期内寻求“减员增效”，即通过裁减人员来达到提高组织效率与效益目的，从并购动机来说，可能规模经济动机与市场势力动机占主要地位。同时，第三产业发生公司并购导致劳动力需求人数减少的数量是第二产业的二倍，说明在第三产业中，上市公司更趋向于追求规模经济与市场势力，以此来实现公司的利益。

四、结论与启示

第2篇：公司并购的动机范文

一、引言

在成熟的资本市场中，企业并购是为了提高公司效率、取得协同效应、增强公司市场竞争力，最终达到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但在新兴市场中，由于证券市场发育尚不成熟、与之相配套的法律法规也不完善等问题，并购尤其是关联并购失去了存在的原本意义，很多时候成为了控股股东掏空上市公司的工具。在中国，虽然股权分置改革的完成，缩小了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利益关注点的差距，但是大股东持股比例较高、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信息不对称、规范大股东侵犯中小股东行为的法律法规不完善等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各种掏空行为仍屡禁不止。本文从公司治理与公司财务特征两方面对控股股东掏空性并购影响因素进行研究，为以后的深入研究提供参考。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从公司治理指标与公司财务特征两个方面来看，控股股东掏空性并购行为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

（1）控制权比例与股权制衡度。当控股股东的控制权比例在一定范围内时，控股股东会置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于不顾，通过并购转移公司资产谋取控制权私利；如果控制权比例超过某一范围，控股股东若通过并购一味地攫取控制权的私有收益，会导致公司价值大幅受损，最终会使控股股东进行掏空性并购得到的控制权私有收益低于因掏空产生的控制权共享收益的损失，此时终极控股股东可能会转变利益输送方向，利用并购想方设法提高上市公司股价。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h1.1：在较低的持股比例上，控股股东控制权比例越高，越有可能发生掏空性并购

h1.2：控股股东控制权比例与其发动掏空性并购的动机呈倒u型关系

z指数是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与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之比，是股权制衡度衡量指标之一。z指数越小，表明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从相对量上描述了其他股东对控股股东的制衡能力。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h2：z指数越大，控股股东掏空性并购的动机越强

（2）两权分离度。控本文由收集整理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使控股股东具有侵害中小股东利益动机。且当现金流权与控制权分离程度比较大时，控股股东发生掏空性并购的所付出的成本会降低，收益相对来讲就会提高，使掏空动机增强。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h3：控股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程度越大，越易发生掏空性并购

（3）公司成长性。如果控股股东在公司成长性好，业绩逐步提高时实施掏空，那么控股股东现在攫取的控制权私人收益可能会低于其损失的未来控制权共享收益。因此上市公司成长性好时，掏空性并购会减少；而公司比较成熟，成长性差时，掏空性并购会增加。鉴于我国资本市场非有效，易受操控的特点，文章采用营业收入增长率作为公司成长性的衡量指标。因此提出假设如下：

h4：营业收入增长率越高，越不容易发生掏空性并购

（4）资产负债率。控股股东的掏空行为也会对包括债权人在内的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产生负面影响。基于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理论，债权人可能会密切关注上市公司，当其认为控股股东可能会实施掏空行为时，采取措施予以制止。因此假设：

h5：公司负债率越高，越不容易发生掏空性并购

（二）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根据吴（2007），控股股东通过并购对上市公司进行掏空的手段主要有三种：“上市公司高价收购控股股东的关联公司股权、资产；上市公司将优质资产低价卖给控股股东或其旗下其他控股公司；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或其旗下其他控股公司进行资产置换时，高价买入控股股东资产，低价卖出上市公司资产”。根据以上手段，本文从国泰安数据库中整理出了沪深两市2005年至2008年完成股改的上市公司并购行为的相关数据，并按交易类型分为关联并购与非关联并购两类。由于控股股东从非关联并购中获得私人收益的可能性较小，从非关联并购中剔除了并购金额较小、银行类与资料不完整的并购事件后，将剩余样本定义为非掏空性并购。具体步骤如下：找出2005年至2008年间沪深两市中完成股改的上市公司发生的股权收购、资产收购、资产剥离、资产置换四类关联并购事件，并剔除关联并购中控股股东支持上市公司、为了获得协同效应的并购。首先，将控股股东支持上市公司的并购数据剔除。本文借鉴李增泉等（2005）、吴（2007）的做法，并在根据现时情况做了一些修正，将以保牌、保融资资格（配股、增发等）为目的的关联并购，认定为控股股东支持性并购。具体标准为：保牌型并购：将在并购前一年净资产收益率为负的上市公司所发生的并购认定为是保牌型并购，其目的很可能是利用并购提高公司业绩以保住其壳资源。保融资资格型并购：发生并购的上市公司，如果在并购后两年内提出配股、增发等申请，其并购前一年的净资产收益率（将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净利润与扣除前的净利润中的低者，作为其计算依据）小于6%。由于目前监管机构对融资资格管制标准的降低等原因，控股股东以保融资资格的目的进行的支持性并购大幅减少，因此，通过此步骤剔除的并购较少。其次，剔除战略协同型并购。根据cheung等（2004）将“和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相同，或并购导致当年净资产收益率增加1倍以上的关联并购认定为战略协同型并购，予以剔除”。与研究双向利益输送不同，本文只关注掏空性并购，因此此步骤也将第二步未识别出的控股股东支持上市公司的并购行为剔除了。然后，剔除并金额对上市公司或控股股东影响较小的并购事件，只保留了并购金额超过总资产4%且总金额超过2000万人民币的并购。最后，剔除银行类与并购资料不完整的并购事件。掏空性并购与非掏空性并购样本均筛选完后，为保证实证结果的准确性，将同一年中既发生掏空性并购，又发生非掏空性并购的公司予以剔除。本文的样本筛选主要通过excel软件完成。经过以上层层筛选，共得到完成股改的上市公司并购事件728起，如表（3）所示。

（三）变量定义与模型建立 根据前述的研究假设以及前人的研究成果，本文变量分为三种：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具体情况见表（1）。本文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为保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先对每个假设中的解释变量分别设置模型进行回归，然后为了控制其他变量对单因素分析的影响，再将所有解释变量综合在一个模型中进行回归。基于h1.1与h1.2，提出模型1：

三、实证检验

（一）单因素回归分析 根据前文研究假设与模型设置，本文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表中第二列（model1）至第六列（model5）是单解释变量回归结果。由model1的结果可知，在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较低时，控股股东掏空性动机随控制权比例的升高而增强；当控股股东控制权比例超过一定范围后，控股股东掏空性动机随持股比例的升高而弱化，掏空动机与控股股东持股比例总体呈倒“u”型关系；由model2的结果可知，第一与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之比与控股股东掏空动机显著正相关；由model3的结果可知，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度与控股股东的掏空动机显著正相关，两权分离度越高，控股股东越容易发动掏空性并购；由model4的结果可知，上市公司成长性与掏空动机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负相关，即公司成长性越好，控股股东的掏空动机越低；最后通过model5的实证结果可以看到，控股股东掏空动机与资产负债率负相关。单因素回归结果均与研究假设相符。

（二）综合回归分析 表（4）第七列（model6）是综合回归的结果，可以看出，虽然解释变量的显著性与单变量回归相比有所下降，但是所有解释变量仍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再次证实了文章的研究假设。综合回归结果与单变量回归结果相得益彰，说明文章的实证结果较为稳健。无论是单解释变量回归，还是综合变量回归，实证检验结果都与本文假设相符。

第3篇：公司并购的动机范文

关键词：并购动机； 资源

Abstract: motivation for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domestic and foreign scholars have done a lot of research, from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motives for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analysi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resources down to study the motives of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were analyzed from three aspects of the use of high-quality resources, access to quality resources, occupy a favorable environmental resources.Keywords: M & A motive; resources

中图分类号： F1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104（2012）

并购已经成为十分重要而普遍的企业活动，企业并购的动机直接影响了企业并购决策的产生及企业行为，所以研究并购动机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些学者已经从不同角度研究了企业并购的动机。宋建波、沈皓（2007）以2002年度沪、深A股市场发生扩张式并购的138家上市公司为样本，2001-2004为时间跨度，采用会计研究法构建多元回归模型研究管理者动机对并购绩效的影响[宋建波，沈皓.管理者动机与扩张式并购绩效的实证研究—来自沪深A股市场的经验证据.财经问题研究，2007，2：67～74 ]。杨晓嘉、陈收（2005）运用管理学理论与方法，对上市公司并购动机进行了管理学分析，提出了中国上市公司需求层次理论，即安全的需要、规范的需要、政治的需要、逐利的需要、避险的需要和成就的需要，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与解释了隐藏在中国上市公司并购行为背后的真正动机[ 杨晓嘉，陈收.中国上市公司并购动机研究.湖南大学学报，2005，1：38～42]。刘万里（2002）从企业兼并与收购行为的参与双方的内在动因着手，分析了其参与企业兼并与收购活动的动机，包括企业管理者的心理上的动机以及经济方面的动机，企业兼并与收购活动对社会经济可能产生的效应等，并对企业追求规模效益、融资需求、加强生产经营的稳定性、赚取差额利润及促进快速发展等动机进行了阐述[刘万里.企业兼并与收购行为的动机与效应分析.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3：225～228]。

本文从资源视角对企业并购动机进行分析。首先要明确，本文中提到的资源这一概念是广义的，既包括有形的，也包括无形的，既包括自然的，也包括社会的，是与企业经营相关的一切可利用的资源总和。此外，本文对优质资源的定义是，优质资源只对于并购主体而言，也就是说，如果对于并购主体，一种资源是能够带来预期利润的，高效益的，有利用价值的，那么此资源就是优质资源。

本文从三个方面分析资源这一视角下的企业并购的动机。

利用优质资源

此类优质资源应具有以下某个或几个特点：1、可转移性，即此优质资源自本企业生成之后，不具有独占性，它可以移植于其他的企业并且同样能够发挥效用，有利于企业的经营，为企业带来效益。2、非排他性，即此优质资源作为一种效益产生的载体，不排斥其他企业的与它所承载的要素相类似的要素。

符合以上要求的优质资源包括：资金，品牌，技术，知识，管理，经验，销售渠道及融资渠道等。

当一个企业的此类优质资源处于以下几种状况时，企业并购即会出现，亦即企业利用优质资源成为企业并购的动机。

1、资源利用率不高或处于闲置状态。在此种状态下，企业会产生积极利用此类资源以获得利润，避免资源浪费的动机，进而并购成为了可以利用这类资源的可选择的途径，因此这些资源可以在并购后增加的经营规模中得到应用。如资金等。

2、资源回报率很高。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会想方设法提高此类资源的利用，而如果此类资源是可转移，或非排他的，企业便可以方便的通过并购等其他方式合理的加大此类资源的利用，进而拥有较高的回报率。如品牌，知识，管理，经验，渠道等。

3、资源更新较快而且产品销售看好。此种资源通常有可能伴随着开发成本偏高的特点，基于更新的速度较快，企业需要利用已经拥有的资源在短时间内为自己谋取更多的利润，所以扩大生产规模，在短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获利产品成为企业的目标，由此，并购的动机相应产生。如技术等。

所以，为了能够利用拥有可转移性或非排他性的过剩的优质资源，企业产生了并购的动机。

以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并购行为为例，该公司是一家主营发电业务的上市公司，2007年前其装机容量只有72万千瓦，公司利用上市公司融资渠道便利的条件，于2007年通过非公开发行募集了22亿元资金，全部用来收购河北南部电网石家庄、邢台、邯郸及衡水等地主要电厂的股权。收购完成后，公司的装机容量提高到232万千瓦，大大提升了公司的竞争力，成为河北南部电网最大的发电企业。

获取优质资源

此类优质资源有以下的特点：1、稀缺性，此种稀缺是对于企业而言的，而不是针对全社会或更广泛的领域，仅是企业的经营发展中需要的而又与其他的要素比例不协调的稀缺资源，此类资源对于企业而言具有稀缺性。2、难于内部自生性，此类资源或者是企业自身根本无法生成，或是企业生成此种资源的成本较高、历时较长。从而获得这种资源如果从内部的途径是无法在低成本下满足企业的需求的。3、不可再生性，即人类开发利用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可能再生的自然资源。

符合以上要求的优质资源包括：人力，关键技术，品牌，壳资源，石油，煤等特殊资源。

当企业出于以下几种情况的考虑的时候，针对于此类优质资源的需求就会产生，从而优质资源的获取推动了企业并购，成为企业并购的动机。

1、对非可再生资源的优先占有的考虑，由于供需关系的影响，当某种商品供小于求的时候，势必会造成此种商品价格的上涨，而当这种商品为非可再生资源的时候，供应量很难为市场关系所左右的时候，价格的持续上涨会成为必然，所以不管是出于获利方面的考虑，或是出于对整个国民经济稳定的因素的考虑，此种获取优质资源的倾向都会影响企业的行为，进而有可能成为企业并购的动机。

2、为达到目的所付出的成本的考虑，当企业内部生成的成本小于外部并购的成本时，企业不会选择并购这一方式，只有当并购带来了为达到目标所支付的成本降低时，企业并购行为才会出现。这里的成本既包括资金，也包括时间。当企业虽然有能力内部生成，但由于其他条件的限制只能在很长的时间内方能达到目标时，企业会选择从外部获取现有的资源，并购行为因此产生。如关键技术，壳资源等，都会成为企业并购的目标。

第4篇：公司并购的动机范文

关键词：企业并购　并购动因　综述

企业并购动因理论一般涉及到四种经济学理论：新古典综合派理论、协同效应假说、委托―理论以及新制度经济学中关于并购的理论，下面将分别加以综述。

一、新古典综合派有关并购动因的理论

新古典综合派有关并购动因的理论主要有规模效益理论，市场力假说及税赋效应理论。

规模效益理论是指在一特定时期内，企业产品绝对量增加时，其单位成本下降，即扩大经营规模可以降低平均成本，从而提高利润水平。并购可以在两个层次上实现企业的现模效益，即产量的提高和单位成本的降低。并购给企业带来的内在规模经济在于：通过并购可以对资产进行补充和周整：横向并购可实现产品单一化生产，降低多种经营带来的不适应；纵向并购，将各生产流程纳入同一企业，节省交易成本。并购的外在规模经济在于：并购增强了企业整体实力，巩固了市场占有率，能提供全面的专业化生产服务，更好的满足不同市场的需要。

市场力假说将企业并购的动因归结于井购能够提高市场占有率。由于市场竞争对手的减少，优势企业可以增加对市场的控制能力。但市场占有率的提高并不意味着规模效益的达成，只有在横向或纵向并购中，优势企业既增加了市场占有率，又达成了规模经济，这一假说才能够成立。

税赋效应理论认为并购是由于一个企业有过多的账面盈余，因而必须承担高额税收，为减轻税收负担而采取的行为。被兼并企业往往由于税收负担过重无法持续经营而出售。由于亏损可以在若干年内税前弥补，一个有高额盈余的企业并购一个亏损企业，无疑会带来税收的好处。

二、协同效应假说

由Weston提出的协同效应理论认为公司并购对整个社会而言是有益的，这主要通过协同效应体现在效率的改进上。所谓协同效应，是指两个公司实施并购后的产出比并购前两个公司产出之和要大，即2+2>4。对于并购公司而言，2+2>4的效应主要体现在经营协同效应、财务协同效应、管理协同效应等方面，该假说主要为企业间的横向并购提供了理论基础。

(一)经营协同效应主要来源于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

通过并购方式可以扩大企业生产规模，达到规模经济的生产范围，从而降低生产成本。该理论的假设前提是，在行业中存在着规模经济，并且在企业并购活动之前，公司的经营水平和经营规模都达不到时实现规模经济的潜在要求。范围经济指企业能够利用现有产品的生产销售经验以较低的成本生产相关的附加产品。

(二)财务协同效应的来源主要是可以取得较低成本的内部融资和外部融资

例如，合并公司的举债能力可能大于合并前各个公司之和，从而可带求税收上的节约，或者举债成本更低，从而可带来财务费用上的节约。该理论隐含的假设前提是，企业并购活动产生的税收减免大于并购成本，但是这种情况只有在特定的条件下才会出现。

(三)管理协同效应主要来源于管理能力层次不同的企业合并所带来效率的改善

假设两个公司的管理效率不同，在高管理效率公司并购另一个公司之后，通过资产重组、业务整合，可以改善低效率公司的管理技术以创造价值。

三、委托－理论

问题的产生是由于公司管理层与股东两者的利益是不一致的，其根本原因在于管理者(决策或控制人)和所有者(风险承担者)之间的合约不可能无代价地签订和执行，由此而产生了成本。该理论对企业并购动因的解释可归纳为以下三点：

(一)并购可以降低成本

公司的问题可经也适当的组织设计解决，当公司的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时，决策的拟定和执行与决策的评估和控制应加以分离，前者是人的职权，后者归所有者管理，这是通过内部机制设计来控制问题。而Maline(1965)认为收购事实上可以提供一种控制问题的外部机制，当目标公司人有问题产生时，收购或权的竞争可以降低成本。另一方面，Fama和Jensen(1986)提出的自由现金流假说认为与管理者和股东之间在自由现金流支出方面的冲突联系在一起的成本是并购活动的一个主要原因。

(二)管理主义

Mueffer(1969)提出的假说认为人的报酬决定于公司的规模，因此人有动机通过收购使公司规模扩大，而忽视公司的实际投资收益率。但LeweHen和IIuntsltlan(1970)的实证分析表明，人的报酬与企业利润率相关而与销售水平无关，此结果与Muller的假设相反。持反对意见者则认为收购本身实际就足问题的表现形式，因为公司管理层可能会为了其自身利益而做出损害股东利益的并购决策。

(三)自大假说

Roll(1986)提出的自大假说认为，并购企业决策者过多地关注目标企业的未来价值，从而忽视或有意回避两家公司合并后可能产生的负面协同作用，而并购企业的过高估价来自于自大――他们的过度自信。这一理论的提出，从一个侧面增加了人们对企业并购动机的认识。这意味着企业管理者的意图是增加企业的资产，但其决策违背了股东的利益，并购价格过高。

四、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并购的理论

第5篇：公司并购的动机范文

【论文文章摘要】企业并购现象在企业发展过程中越来越普遍。本文试图通过对企业并购进行动因机理和财务分析，对企业并购中的几个重要问题进行探讨，从中找出解决企业并购财务问题的相应对策。

企业并购，是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进行快速扩张的有效途径，目前世界500强企业大都是通过资产联营、兼并、收购、参股、控股等并购手段发展起来的。作为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它促进了社会资本的集中，企业结构的变迁，产业结构的升级诞生了一批世界航母级企业。

本文试图用经济学理论解释企业并购的内在动因机理，合理定位财务分析在企业并购过程和并购后的作用，并对企业并购中的几个重要财务问题进行简单分析力求找到共性的东西。

一企业并购的动因机理分析

(一)企业并购的概念

企业并购是企业兼并和企业收购的总称。企业并购是在现代企业制度下，一家企业通过获取其他企业的部分或全部产权，从而取得对该企业控制的一种投资行为。国际上将企业并购称为企业兼并与收购。

(二)企业并购的动因机理

绝大部分经济学家把企业并购看作是出于转移组织资本的目的，或者是为了获得目标企业的某项组织资本而采取的一种理性行为。

财务问题在企业并购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如何设计一个可以全面反映出组织资本的财务指标体系和实施方式，不仅是企业并购jl~1]完成的关键，也是避免以企业常规运营财务体系代替企业并购财务体系的关键。

(三)企业并购动因的财务表现

1、谋取财务协同效应

财务协同是指并购对企业的财务方面所产生的有利影响。这种效益的取得是由于税法、会计处理惯例、企业理财以及证券交易的内在作用而产生。

2、获得资本市场的筹资能力

上市公司的上市资格对企业而言是一种资源。通过上市，企业可以从资本市场上募集一笔数额巨大而无需还本付息的资金，而且上市公司还具有利用资本市场进一步融资的能力。除了上市公司在融资方面的特殊地位之外，上市公司的价值还表现在其作为一个公众公司和资本市场参与者的身份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特殊权益。

3、获得低价资产

收购公司的收购动机是多种多样的，如果动机在于获得低价资产，当企业股票市值低于其每股账面净资产时，这意味着收购者可以低于企业净资产价值的价格获得一个企业，这在财务上是可行的。

4、一些企业并购的特殊动机的财务表现

(1)政府动机代替了企业动机。

(2)买壳上市。

(3)追求“财务报表”重组。

(四)企业并购失败的原因

企业并购失败的原因很多。我国目前主要有来自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政府方面，主要是政策不完善和不兑现等；企业方面，主要是涉足新行业的风险高，缺乏核bi竞争能力导向的并购思维，对目标企业调查分析的客观难度大，收购成本高和企业文化冲突的存在等。

二、企业并购中的财务分析

(一)企业并购财务功能

1、并购财务分析可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2、并购财务分析保证了并购活动的顺利进行

3、并购财务分析有助于形成企业核心竞争力

(二)目标企业价值评估

i、对目标企业价值评估的主要内容

(i)企业并购可行性财务分析

从经济上分析，企业并购经济上可行的必然条件是企业并购的净收益必须大于零。

(2)目标企业价值评估的定量分析

对目标企业价值评估是企业并购财务分析的重要内容之一。对目标企业价值进行评估的定量模式主要有贴现模式、市盈率模式和市场价值模式三种。

(3)企业并购融资分析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融资方式大体上可分为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

(三)目标企业价值评估的主要方式

i、现金并购方式分析

2、股票并购方式分析

三、当前我国企业并购不可回避的几个财务问题和对策

(一)我国企业并购发展概况

我国企业并购的方式多种多样，有购买吸收式并购、承担债务式并购、控股式并购、资产划转式并购、协议授让国有股和法人股和买壳上市等形式。

(二)实际操作中企业并购不可回避的几个实际性财务问题

1、信息不对称，导致企业价值评估难于做到非常准确

2、占用企业大量的流动性资源，导致企业资产的流动性降低

3、需要筹集大量资金，导致企业融资困难限制了企业正常运作与开展，甚至使企业的资金运作受到较大的限制，使资金周转不灵。

(三)解决企业并购财务问题的相应对策

l、改善信息不对称状况，采用恰当的收购评估模型，合理确定目标公司的价值。

2、合理安排资金支付方式、时间和数量，降低融资成本。

3、创建流动性资产组合，加强营运资金的管理。

4、根据自身特点，选择适当的会计处理方法。

第6篇：公司并购的动机范文

关键词　外资并购国企　动机　效应

创业

当前，经济全球化和新经济浪潮汹涌澎湃，国际跨国并购活动规模越来越大。与此同时，我国经济结构正在进行战略性调整，国有经济改革进入关键阶段，加入WTO更使我国直面国际竞争，外资并购国企也一浪高过一浪。本文就当前外商直接投资中的并购国有，探讨了外商控股并购国有企业的动机及正负效应。

1　外资并购国企的现状

随着资本国际化和国际直接投资的，跨国公司通过在世界范围内建立技术战略联盟、参股、控股与并购等方式整合各国的资源，不断扩大市场份额已经成为世界经济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近20年来全球并购以年平均42%的速度上升，2000年跨国并购已达到11 000亿美元，其中单项交易超过10亿美元的并购有109起。

2002年我国以527亿美元，居全世界吸引外资直接投资总额之最，我国正成为全球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热点地区。在1999～2000年合并热之后，虽然全球的兼并与收购数量大幅减少，2003年比2002年减少了40％以上，但是入世后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中国却以不断增长的并购交易数量和交易金额居于亚洲领先地位。根据汤姆森公司对跨国并购和国内并购总额的统计，中国2003年前3季度的并购额中，吸收跨国并购占16%，约为38.4亿美元。但相比于世界跨国直接投资的80%以并购方式实现，我国以并购方式吸引外资的比例仅为5%左右，因此我国外资并购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近年来，中国政府放松了限制，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外资参与国有企业改组改造的法规，公布了《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修订）和《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修订后的政策将原来禁止进入的电讯、燃气、热力、供排水等城市管网首次列为对外开放领域，增加了76条鼓励类投资项目，减少限制类项目达2/3，在原来禁止、限制进入的行业，外资通过并购方式也可以快速进入。国务院有关部门相继出台的《利用外资改组国有企业暂行规定》、《外国投资者并购国内企业暂行规定》，对外国投资者参与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作出了具体的规定，放宽了外资并购主体和外国投资者并购中国境内企业的出资比例等。这些改变，大大加快了外资并购国企的步伐。随着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中国将加快外资并购国企进程，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和其他要素市场，积极推进资本市场的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扩大直接融资，推动了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调整。

2　外资并购国企的动机

外资并购国有企业，是作为一种产权市场中的商业行为与企业发展战略，综合起来大致有以下动机：

2.1　利用国企优势，布点全球战略

我国国有企业具有自己的特点，它们在技术、人才、管理、设备、品牌等方面有优势， 作为中国产业的龙头企业，深受外资并购者的青睐。跨国公司同国有企业早期组建合资企业，其目的之一是利用我国劳动力成本低、原材料价格便宜等优势，降低生产成本，占领中国市场。外资如今并购国有企业，是为了更有效地整合和利用这些资源，降低经验成本曲线，和其全球战略相一致。特别是在第二产业的制造业，外商通过多年的合资，已经同不少国有企业建立起产品联盟，获取了不菲的市场收益。现在并购国有企业，为的是在产权交易中获得更大收益，并通过产权交易达到产业上的全球协同，使其成为全球战略的一部分。

外资并购国有企业后，可迅速进行全球业务上的战略整合。如香港华润集团公司通过收购多家啤酒厂国有股，使其在短短几年内迅速成为中国的三大啤酒集团之一，其业务分布南北东西都有，在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并且还在迅速发展的啤酒市场上建立了较合理的布局，其中并购国企发挥了关键作用。也有一些外资并购国有企业通过拓展相关业务，进一步加速公司内的业务融合。如加拿大格林科尔公司（世界第三大制冷剂企业）用5.6亿元和4.2亿元的价格分两次收购了科龙电器34.06%的股权，就是为了实现制冷剂与电冰箱的业务融合，以电冰箱副业推动制冷剂主业发展，并取得了良好的成绩。

2.2　为在竞争中后来居上

中国经济增长持续强劲，投资环境看好，吸引跨国公司纷纷来华投资。那些捷足先登的企业取得了直接投资的先发优势。于是，较晚进入中国市场的跨国公司，特别愿意采用收购国有企业的方式，缩小同竞争对手之间的差距，以便后来居上。典型的例子是1998年柯达公司收购了汕头公元、厦门福达和无锡阿尔梅三家感光器材公司，将先进入中国市场的日本富士公司甩在了自己的身后。这从另一方面可以看到，中国国有企业经过改革开放已积累了一定的资源优势，如一定能力的生产基地和营销，收购国有企业就可以取得更大的后发收益。

2.3　资源外取动机

改革开放20多年来，许多国有企业在中国市场中形成了许多较外国公司而言具有相对优势的资源，如营销网络、具有一定能力的生产基地等。这些资源，往往是外资所不具备的，虽然某些国企从表象上看不具备这些优势，但它们通过注资和对技术、劳动力、管理、设备、营销渠道等各种资源和无形资产进行整合，使国有企业改善经营管理，盈利能力大幅提高。一些外资收购国有企业，目的就是为了获取这些具有相对优势的资源。例如，柯达公司收购汕头公元、厦门福达和无锡阿尔梅三家公司，目的之就是为了获取三家企业的生产能力，虽然这三家企业在并购之前都是亏损企业，但这并没有影响柯达公司的决定；阿尔卡特公司通过收购国有股达到控股目的，原因之一是为了获取和利用上海贝尔的营销网络，这个营销网络对阿尔卡特公司开展其在中国的业务是十分重要的。

2.4　充分利用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开拓中国市场

中国众多的人口、广博的地域所形成的潜力无限的市场，对国外公司无疑是有巨大诱惑力的。例如，中国是世界上第一大啤酒市场、第一大手机市场、第四大汽车市场并且很快将成为第二大市场，从上面这些简单的数据就可以看到它们对相关的跨国公司意味着什么。德国大众汽车公司作为世界六大汽车公司之一，目前在中国的利润占其全部公司利润的80%以上，中国不仅仅是一个巨大的市场，而且是一个有利可图的市场。同时，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和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进一步增大了对外国公司的吸引力。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政府相继出台了《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关于向外商转让上市公司国有股和法人股有关问题的通知》和《利用外资改组国有企业暂行规定》等一系列法规规定。这些政策已经突破了以前外资只能采取间接方式并购投资国有企业的限制， 确立了外资并购国有企业的合法地位。这是外资难得的市场机遇， 谁抓住了这一机遇， 谁将在中国市场立足更稳。中国利用外资先后经历了合资、后合资和并购国企的三个阶段。目前的并购国企 ， 具有广阔的前景，它是在中国资本市场不断完善和国有企业改革深入发展中出现的新机遇。聪明的外资能领悟到中国外资政策的转变精神， 懂得并购国有企业的无限商机，为进一步开拓中国市场服务。

2.5　其他国际惯例下的跨国并购动机

跨国公司并购国企同时也存在着在别的国家并购存在的相同动机。例如，通过并购，可以使跨国公司绕过关税壁垒和贸易摩擦， 有效地实现内部化管理，降低交易费用；可以降低跨国公司进入新行业的障碍，减少原有的抵制，避免引发价格战；可以降低的风险和成本；可以使跨国公司将自己在东道国的潜在竞争对手转化为合作伙伴，加强竞争优势，形成自己的价值链；可以使跨国公司实现合理避税，如采用换股并购方式可以免税，或者通过先转换为可转换债券，再转换为股票实现免税。另外，如果跨国公司并购国有亏损企业，还可以根据国际惯例，利用亏损递延条款享受东道国的免税政策。

与组建一个新的合资企业相比，并购国有企业，是跨国公司更为便捷的资本转移方式和快速盈利途径。有10万亿国有资产存量和1 000多家上市公司，为外商提供了巨大的选择空间。中国入世后，外资普遍倾向于采用并购国企的方式取代传统的合资或独资，在于它能够缩短建设周期，加快投资周转速度，以实现更快更好地盈利。一般情况下，收购企业比新建企业形成一定的投资规模所需要的时间可缩短2～3年。

3　外资并购国企的效应

经营机制的僵化和管理水平一直是制约国有企业发展的根本。在企业形成了巨大的内部利益而无法从内部突破时，只有借助于外部的力量来打破阻碍改革的利益链条。跨国公司正是这样的一个外部力量，其雄厚的资本和高水平的公司治理模式，是国企改革走到今天最需要的东西。但外资并购国企，尤如一把双刃剑，对我国产生了深刻而又广泛的，具有不同的效应：

3.1　正面效应

3.1.1　有利于深化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建立企业制度

现代企业制度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企业制度，为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我们需要在产权、公司治理结构等方面做相应的调整。为了形成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解决国有企业出资者行为不到位问题，一些竞争性领域的大型国有企业产权结构实现多元化，已经是一个明确的改革方向。据统计，我国拥有国有企业近40万家，对其进行资产重组至少需要资金3万亿元。面对如此庞大的国有资产，要使其产权结构多元化，国内非国有投资者能力明显不足，而跨国资本则是重要的现实来源。目前，跨国公司正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新一轮战略性资源重组，这为我国引进优质的外国资本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因此，利用好外资是有利于我们国企的改革。

3.1.2　有利于国企竞争力的提高

跨国公司不但拥有雄厚的资本实力，而且拥有强大的研发能力、先进的技术、庞大的营销、先进的经营理念和管理。因此，吸引跨国公司来华投资，不仅可以引进大量的资金，更重要的是可以引进技术、营销、管理等知识资本，促进我国企业战略重组和技术升级，提升企业的竞争力。而要想迅速提高国企的技术研发能力、经营理念和管理水平，往往需要较多的时间和较大的资金，而跨国公司的进入，可以部分解决这些问题。

3.1.3　能够使国有企业资产存量变现获得大量的资金，有利于国企改革

这些资金一方面可用于企业发展，另一方面可用于弥补保障资金的不足，为解决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富余人员的安置问题扫除了障碍，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创造条件。国有企业由于原因，存在着大量的富余人员，解决好他们的安置问题，是国企改革的重要问题，而最大的问题是资金的问题，即人员安排的资金，外资的并购可以为我们提供安置富余人员的资金。

3.2　负面影响

3.2.1　产业安全和经济安全受影响

目前，国内一些行业的龙头企业被外商控股后，使外商占有相当的市场份额，特别是在轻工、化工、医药、机械、等行业中，有不少已被外商占有约1／3的市场份额。如果我们完全不加以控制，就有可能损害我国的相关产业和国家的经济安全，在这方面拉美国家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教训，特别是在关系一些国计民生的战略产业上，一定要保持本国企业的控制权。

3.2.2　冲击我国现有企业

外商并购国有企业与国内企业的兼并不能同日而语，跨国公司具有雄厚的资金，一流的管理和技术水平，全球化的运作经验，国内企业往往很难抗衡，如果不对其加以控制，就有可能造成大量的国内企业受到严重冲击，损害我国的国有经济，不利于我国一些新兴产业的兴起，对此，我们要保持清醒的认识，不能因为一些外资所带来的暂时利益而放弃了长远的利益。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外资并购国企是有自己的战略目标和动机，它所带来的影响也是各有利弊，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认识，保持清醒的判断，只有这样才能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兴利除弊，不断成长壮大。

1　董雪梅．我国企业兼并的发展现状及对策分析［J］．经济问题，2002

2　成丽．全球企业大并购下的我国企业并购［J］．国际经贸探索，2001

第7篇：公司并购的动机范文

关键词：并购目标公司；资源效应；信息不对称

中图分类号：F27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7）01-0058-07

一、引言

尽管国内外有关目标公司特征的研究文献较为丰富，但是鲜有文献基于资源效应的角度深入探讨。实际上，根据资源基础理论，公司竞争优势和绩效往往取决于其拥有的战略性资源，尤其是商标品牌、知识和专利技术等难以在短时期内模仿替代的无形资产（Barney，1991）[1]。而并购能够为公司填补资源缺口，快速实现资源整合和核心竞争力提升，尤其是知识经济时代，获取目标公司高价值的无形资产或许是驱动并购参与的重要因素之一（Kumar et al.，2004）[2]。曹崇延 等（2013）针对2007年沪深两市并购活动进行研究发现，收购公司通过整合运用自身及目标公司拥有的优质无形资产，将有助于释放其原有无形资产的增值潜力，收购公司无形资产对并购绩效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且随着并购绩效提高，正向作用不断加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无形资产在企业并购决策中起到的关键作用[3]。

本文将以驰名商标作为优质无形资产的变量，研究其对并购目标公司选择的影响：其一，无形资产具有种类繁多、形态不固定、价值评估困难、价值波动大、特定法律属性等特点，导致账面价值与实际经济价值存在较大差异，为研究其经济影响带来计量难题。而驰名商标自1883年《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签订，已在世界范围内受到公认的特殊法律保护和较高的认可度。我国于1984年加入该公约，由有权机关（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商标评审委员会或人民法院）依照法律程序进行认定，驰名商标作为优质无形资产的典型代表争议较小。其二，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竞争战略的变化，软实力和技g领先日益受到重视。据统计，自2003年国家工商总局颁布《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至今，我国驰名商标累计已超过6 000件，其中上市公司拥有驰名商标400件左右，且广泛分布于各个行业，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基础。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并购目标公司特征识别一直是并购研究领域的重要议题。一方面并购动机决定并购目标选择，目标公司特征发掘有助于探寻背后真实的并购动机；另一方面识别目标公司特征后有助于寻找并购标的、开展并购预测、获取并购套利等理论研究和实务应用，因而在并购研究中处于承上启下的重要位置（林俊荣，2014）[4]。现有文献主要集中于并购目标公司财务特征考察，并注重与特定时期、特定国家和地区的宏观环境条件相联系。Ravenscraft（1987）[5]基于美国视角研究全球五次并购浪潮，认为不同经济周期环境影响并购活动活跃度、并购动机以及目标公司选择，各个阶段的目标公司特征不尽相同，并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美国并购研究进行综述，发现价值被市场低估、处于快速成长产业和低负债、高流动性等财务表现稳健的企业更容易成为并购目标。而Sorensen（2000）[6]和Müslumov（2001）[7]的研究表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目标公司呈现出流动性差的特征。Gurvinder et al.（2009）针对1992―2003年欧洲及跨境并购目标公司特征研究发现，规模小、价值被低估、流动性差、营业收入成长低是其共同特征[8]。国内相关研究早期成果体现出明显的“壳公司”特征，股权分散、规模较小和财务资源有限等（赵勇 等，2000[9]；李善民 等，2003[10]），这与我国企业上市相对困难、壳资源稀缺导致借壳上市行为较为普遍的特定制度背景有关。近年来的研究结论有所不同，虽然同样呈现业绩差的特征，但是目标公司规模较大（张金鑫，2012[11]；高振明 等，2013[12]）。

并购动机决定目标公司选择，在分析目标公司特征时理应追溯至并购动机的相关研究。并购活动不仅与企业微观决策相关，而且与宏观经济环境密切相连，因而并购理论一般由微观与宏观两个视角来探讨。国外的微观并购理论中一般可将并购动机归纳为三类：实现规模效应降低成本、扩大市场份额增加收益、实现多元化经营进入新领域（朱宝宪，2007）[13]。宏观视角主要包括：经济干扰理论（Gort，1969[14]；Weston et al.，1998[15]），认为经济干扰因素比如新技术出现将导致落后产品淘汰和产业变革，并购活动随之发生。市场驱动理论（Shleifer et al.，2003）认为市场对股票的错误定价是驱动公司并购的重要因素[16]。并购浪潮理论将宏观经济因素与并购活动结合起来研究，发现不同时期得出的研究结论不尽相同（Beckenstein，1979[17]；Shughart et al.，1984[18]；Lambrecht，2004[19]）。我国的并购动机理论主要借鉴西方的研究视角，其中张秋生（2010）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将并购动机分为内驱力和诱因两个方面，其中内驱力可视为微观动机，除上述国外微观并购理论提到的三类动机以外，另有获取优势资产和进行产业组织两类，这与我国的自身环境特点相关，如获取“壳资源”为目的开展并购活动，以及政府鼓励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和实施产业结构调整等驱动的并购活动。诱因可视为前述国外宏观并购理论，包括低价资产出现、有利的技术和经济状况、法律许可与管制放松、资本市场驱动等四类[20]。

综上可见，现阶段我国基于市场行为的微观并购动机主要体现为四类：扩大规模追求协同效应、扩大市场份额追求市场势力、多元化经营追求风险降低、获取壳资源等优势资产。资源基础理论认为企业是其所拥有的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的组合（Wernerfelt，1984[21]）。无形资源是唯一满足战略资源属性的异质性资源，是企业价值创造的源泉（Bontis，1998[22]）。大量的实证研究亦表明，技术创新、知识产权等垄断性资源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Griliches，1981[23]；Crepon et al.，1998[24]），声誉、商标、专利等独特资产是造成企业之间竞争优势和业绩差异的重要原因（Bosworth et al.，2001[25]）。商标作为重要的知识产权形式，是企业提升品牌价值和培育市场声誉的基础，也是企业技术优势向市场竞争优势转化的主要载体（Millot，2013[26]）。但是，由于商标的特质性，长期以来在无形资产价值评估时常常被忽略，近年来随着商标申请量大幅增加，逐渐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冯仁涛 等，2013[27]）。Seethamraju（2000）基于美国企业1993―1997 年的商标申请活动分析，发现商标活动对企业销售额、市场价值有显著的正面影响[28]。Griffiths et al.（2005）针对澳大利亚企业1989―2002 年的统计研究发现，商标数量是利润的重要决定因素[29]。

另一方面，以往的研究表明，并购双方信息不对称妨碍了并购交易顺利进行，是导致并购绩效较差的重要因素之一（Hansen，1987[30]；Aliberti et al.[31]；Faccio et al.，2005[32]）。信息不对称可能带来高昂的信息搜寻成本（Bruner，2004[33]），也容易致使收购方支付较高的并购溢价（Hansen，1987[30]）。陈仕华 等（2013）基于信息不对称视角研究了并购双方董事联结关系对目标公司选择和并购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董事联结关系有助于缓解并购交易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导致更高的并购目标公司选择概率和更优的长期并购绩效[34]。驰名商标不仅作为企业的技术优势资产，更体现了企业良好的市场声誉，声誉对于提升企业竞争优势和经营绩效的积极作用已得到诸多学者的研究结论支持（Hall，1992[35]；Roberts et al.，2002[36]）。Fomburn et al.（1990）的企业声誉理论表明，声誉建立在公众对企业所处行业相P信息之上，在信息不对称市场中是社会地位的象征，是解决信息不对称的一种手段[37]。驰名商标享有广泛的知名度和社会声誉，能够发挥市场信号的作用，有助于缓解并购双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降低并购交易成本。总之，从微观视角分析，驰名商标作为优质无形资产，有助于收购方资源整合，发挥协同效应，实现规模经济、扩大市场占有和降低经营风险等并购目的。作为市场声誉的信号传递机制，有助于降低并购过程中风险和不确定性，降低交易成本和提升并购绩效。

从宏观视角分析，并购活动受到经济环境因素的直接影响。黄炎（2011）借鉴国外的并购浪潮理论分析了我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并购活动，指出并购动机逐渐转向获取核心资产、实现优势互补和提高核心竞争能力，尤其是后金融危机时代，并购日益成为企业重要的长期发展战略[38]。2008年美国次债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以及欧债危机爆发，国务院同年11月推出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十项措施，即“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并连续下调基准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转向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证监会《关于破产重整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定价的补充规定》，为并购重组定价做出更为灵活的安排，良好的政策支持促进了并购活动开展。与全球并购数量和金额骤减形成鲜明对比，中国企业海外并购规模空前，除了能源、自然资源以及进入海外市场驱动以外，一个突出特点便是获取核心技术和研发能力，海外并购的强劲势头一定程度上对国内并购形成替代效应。另一方面，无形资产价值与经济景气程度、行业发展状况密切相关，尤其是驰名商标不仅仅作为企业的产品标识，更意味着企业产品质量、企业文化及其在市场上的影响力，金融危机冲击带来的产业结构调整可能导致原有品牌价值的急剧下跌，经济走向不明亦会导致收购方对品牌效应的质疑。因此，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目标公司驰名商标的资源优势可能减弱。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1：相较于无驰名商标企业，拥有驰名商标的企业更可能成为并购目标公司。

H2：后金融危机时代拥有驰名商标的企业成为并购目标公司的可能性降低。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和数据来源

由于我国的驰名商标管理制度始于2003年国家工商总局颁布《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可统计的驰名商标为2004―2013年数据，考虑到研究过程中采用相关解释变量的一期滞后值，本文选取我国沪深两市上市公司2005―2013年发生的并购交易事件作为初始研究样本（共计46 541个交易事件），数据均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CSMAR）。本文进行如下初步处理：第一，筛选出“交易地位”为“标的方”的并购交易；剔除交易失败事件；剔除资产剥离的重组类型；根据证券代码与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代码进行匹配，剔除非上市并购标的，经过此轮筛选后剩余4 869个并购交易事件。第二，按年份合并沪深两市上市公司，得到并购标的公司与非标的公司样本观测量共计18 393个。

在此基础上，构造配对样本进行假设检验。具体思路是：首先将2004―2013年认定的375家拥有驰名商标上市公司与上述筛选后的并购交易事件进行匹配；其次，参照学者们的普遍做法（Capron et al.，2007[39]；Bodnaruk et al.，2009[40]），将拥有驰名商标的目标公司处于相同行业（证监会2012年行业分类标准）、相同年份、规模最接近，且无驰名商标的上市公司作为配对样本。配对过程中，对于拥有驰名商标但未配对成功的目标公司观测值予以删除，最终共计形成4 689个样本观测量。具体信息如表1。

（二）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为了检验研究假设，我们建立如下计量模型：

P（TC=1│WKT）=α+βWKT+∑γControl+δ

其中，TC（Target Corporate）为目标公司变量，取值0～1，若公司为并购事件中标的公司，取值1，否则为0。WKT（Well-Know Trademark）为驰名商标变量，取值0～1，若公司拥有驰名商标，取值1，否则为0。Control为控制变量，参照以往研究，本文选取如下指标：财务杠杆、资产规模、成长性（Palepu，1986[41]）；盈利性（Carponet al.，2007[39]）；行业和年份虚拟变量（Kang et al.，2008[42]）。同时，考虑到广告宣传对于提升驰名商标知名度和增值程度的作用（Joshi et al.，2010[43]），加入模型控制变量，并以销售费用作为变量；考虑到公司上市年限越长，信息披露越完善，可能降低并购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将其一并加入回归模型。相关研究变量及定义如表2。

四、实证结果与进一步分析

（一）变量描述性统计

表3给出了驰名商标与目标公司选择所用样本的基本情况及配对样本均值、中位值差异检验。剔除所有变量缺失值之后，检验驰名商标与目标公司选择的样本共计4 401个观测值，有驰名商标样本观测值2 209个，无驰名商标样本观测值2 192个。有无驰名商标样本之间存在如下显著性差异：有驰名商标企业成为并购目标公司的可能性显著高于无驰名商标企业，均值与中位值差异均在1%水平上显著，与本文的理论预期一致。相比无驰名商标企业，有驰名商标企业资产负债率显著较低，盈利性显著较高，资产规模显著较大，广告投入力度更大，IPO上市年限更短。两组样本在成长性方面没有显著差异。

（二）回归结果

驰名商标与目标公司选择的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方程1的回归样本包含了2005―2013年所有样本观测，结果表明：拥有驰名商标企业成为并购目标公司的可能性更大，且在1%水平上显著，研究假设H1得到证实。并购目标公司具有较高的资产负债率，较低的盈利性水平和较小的资产规模。IPO上市年限越短，越容易成为并购目标公司。方程2和方程3的回归样本分别针对2005―2008年金融危机前以及2009―2013年后金融危机时期，解释变量驰名商标WKT的回归系数仍然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但是后金融危机时期的系数在10%水平上显著低于金融危机爆发以前，证实了本文的研究假设H2。此外，广告宣传力度Lnse变量在金融危机之前显著为正，广告宣传加大了驰名商标企业成为并购目标公司的可能性。而IPO上市年限越短，后金融危机时期越可能成为并购目标公司，金融危机前后并购目标公司选择的影响因素存在显著差异，印证了本文的理论分析，即并购活动与宏观经济环境密切相关。

（三）关于关联方并购目标公司选择的进一步分析

关联方并购在我国上市公司并购中占有较大比重，其真实并购动机和并购绩效一直是学术研究的重点话题。李增泉 等（2005）指出，我国上市公司并购中关联性特征明显，控股股东往往通过对上市公司的关联并购对上市公司进行掏空或支持[44]。关联方并购中，拥有驰名商标的上市公司更易于成为目标公司，基于如下两点：其一，现阶段我国商标权价值评估存在评估对象混同、评估方法隔离、评估制度不完善等问题（刘红霞，2013）[45]，损害了评估结论的公允性和认可度，导致并购活动中增加了交易双方的谈判难度。而对于存在关联方关系的并购双方，对于驰名商标所体现的内在价值认知具有更高的一致性，有助于减少双方基于无形资产价值计量的信息不对称，促进并购交易达成。其二，驰名商标作为无形资产形态存在，其资产本身并不能独立发挥价值，依赖于资源整合和协同作用，而关联方企业大都在产业链经营、供销关系、客户市场等资源信息方面存在相近特征或密切联系，有助于充分释放驰名商标价值和提升并购绩效。

表5中方程4～6分别列示了2005―2013年以及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并购事件中驰名商标与关联方关系的回归结果。正如上述分析，关联方并购中驰名商标拥有公司成为并购目标公司的可能性更大，但这一关系在金融危机前后并没有显著差异。金融危机爆发后，关联方并购更倾向于资产负债率较低、财务状况较好的公司，这与整体经济前景不容乐观、企业经营面临更大压力的宏观环境相吻合。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本文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我们还做了如下稳健性测试：

第一，样本选择和研究方法上，除采用配对样本进行回归分析外，同时还采用所有上市公司及并购事件的全体样本进行回归分析，研究结论保持不变。

第二，在_定驰名商标企业范围时，将并购发生年份早于驰名商标认定年份的企业视为驰名商标企业进行回归分析，同时仅就并购发生时已获得驰名商标认定的企业视为驰名商标企业进行相同的样本配对和回归分析，或采用全体样本回归分析，研究结论仍然一致。

第三，控制变量设置过程中，参考已有研究文献，设置资产负债率、资产规模、成长性、盈利性等变量之外，基于驰名商标无形资产属性考虑，增加广告宣传费用、无形资产总额、无形资产占比变量，研究结论基本一致。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资源效应视角，研究了驰名商标特征在并购目标公司选择中的作用。采用2005―2013年同行业、同年度及规模相近的公司配对样本进行Logit回归分析，主要结论总结如下：

1. 从企业并购的微观动机出发，驰名商标特征意味着目标公司具有优质资源，并基于声誉机制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降低并购交易双方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促使并购交易达成，拥有驰名商标的上市公司更易于成为并购目标公司选择对象。

2. 在现阶段我国无形资产价值评估体系尚不完善、企业无形资产管理意识和管理水平整体不高的情况下，驰名商标由于价值计量难度和价值波动较大，其在并购目标公司选择中的影响作用受到宏观经济环境的密切影响。2008年金融危机后，由于海外并购替代以及经济前景受挫，驰名商标公司并购吸引力明显下降。

3. 关联方并购过程中，由于信息优势和资源联系更为紧密，有助于促进并购双方就无形资产价值评估结果达成一致，且更利于资源整合和发挥协同效应，目标公司选择更倾向于拥有驰名商标的公司。

本文对于并购目标公司驰名商标特征的研究丰富了这一领域的研究：首先，虽然无形资源在企业经营及并购过程中的重要性已被一致认可，但限于价值识别与计量等困难鲜有深入、规范的研究文献，本文以驰名商标作为切入点探讨并购目标公司特征丰富了这一领域的理论研究。其次，本文采用同行业、同年度及规模相近的公司配对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研究方法更为严谨，更加契合无形资源特质性，研究结论更加客观。以是否拥有驰名商标作为切入点虽然规避了无形资产价值计量的争议，但仅仅探讨了企业资源特征的冰山一角，尤其是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竞争重点以技术、人才等软实力为主导，如何更有效率地运用并购重组手段整合优质资源、培育核心竞争力，仍是学术研究和实务探索的重点。鉴于此，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 完善知识产权价值评估制度体系和运行管理体系。虽然企业会计准则对于无形资产价值计量已有原则性规定，但尚未有更高层面、统一规范的商标权、专利权等知识产权价值评估制度体系。由于商标权等知识产权估值涉及法律和经济等领域（Torres，2007[46]），因此该评估体系应在科学界定知识产权法律属性基础上，融合财务、经济学等理论体系和思想，形成一套科学完整的评估理论及方法体系（刘红霞，2016[47]）。实行知识产权价值评估和中介机构执业的归口管理，使评估行业由分散管理向集中统一管理转变，提升评估结果的客观、公允性。

2. 企业并购绩效不仅与微观主体特征、宏观经济环境相关，而且与并购双方的产业周期相关（刘笑萍 等，2009[48]）。因此，企业选择并购目标企业应做好战略规划，立足长远，尤其是涉及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应选择产业成长性好的目标公司，避免无形资产价值波动带来并购业绩受损。

注释：

①对于并购发生以后年度才获得驰名商标认定的上市公司视作驰名商标企业；实际上，由于驰名商标基于企业连续稳定的经营业绩及市场占有等情况综合评定，在获得驰名商标认定以前，该项商标资产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对企业绩效和市场声誉形成正向影响。为了保证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我们同时将并购发生年份早于驰名商标认定年份的上市公司视为无驰名商标公司进行同样的回归分析，具体见稳健性检验部分。

②控制变量中，除上市年限、行业和年份虚拟变量之外，其余财务指标均进行1%水平缩尾处理，并取一期滞后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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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公司并购的动机范文

论文摘要：并购在企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它是增强企业核心竞争能力，实现规模经济效应的有效途径。企业要综合考虑并购所带来的成本和效益，否则有可能使企业陷入财务困境。本文分析了我国企业并购在成本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论文关键词：企业并购；成本；企业；财务

并购是资本市场中企业兼并、收购和联合三种具体的资本经营方式的统称，是企业实现快速扩张的主要途径。我国企业并购开始于1984年的，90年代以后企业并购步入快速发展阶段，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形式上都取得了新的突破。党的十五大以后，我国企业并购有了更强劲的发展。1999年9月深圳保安集团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收购了上海延中实业公司16％的流通股股票成为其股东后，又陆续出现了一系列的并购。随着中国加入WTO，在中国企业逐步走进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外资并购的势头不断强劲。

现阶段，我国企业并购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企业并购的规模日益扩大化。如广州控股出资14亿元购买沙角B电厂，实现了我国电力股权单项标的最高金额。并购的质量有所提高。并购动机开始趋向优化资产存量结构，并购方式向多样化发展，并购环境也大大改善。尽管如此，我国企业并购的成功率还是相当低的。而从并购后的效果看，2005年以前发生并购的45家上市公司的重组效果并不令人满意，只有15％的公司在经过成功的资产注入后焕然一新，20％的公司经营一波三折，36％的公司在财务重组中很难维持，29％的公司重新陷入困境。笔者认为，企业决策者对并购计划不进行必要的成本决策分析是造成不少企业并购失败的关键所在。企业要想通过并购实现低成本扩张，就必须对并购计划做出正确的成本决策分析。本文拟对此问题进行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一、企业并购的成本构成分析

要进行企业并购的成本决策分析，首先应该明确企业并购的成本构成。分析企业并购的成本构成应从四个方面进行：

1、企业并购的进入成本

也被称作并购完成成本，是指并购行为本身所发生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其中直接成本是指并购活动直接发生的成本，如现金收购的购买支出；在债务收购、杠杆收购等情况下，开始可能并不实际支付收购费用，但是必须为未来的债务逐期支付本息。间接成本是指并购活动发生的各项间接支出，如在并购过程中发生的策划、谈判、文本制定、资产评估、公证、更名等费用。

2、企业并购的整合成本

也被称作并购协调成本，是指并购企业为使被并购企业按计划启动、发展生产所需的各项投资。并购的整合成本主要包括：

(1)整合改制成本

并购企业在取得被并购企业的控制权后，必然要对被并购企业进行重组。小则调整人事结构，改善经营方式；大则整合经营战略和产业结构，重建销售网络。

(2)后续资金投入成本

为了实现并购战略目标，并购企业要向被并购企业注入优质资产．拨入真动资金为新企业开拓市场支付市场调研费、广告费等。

(3)内部协调成本

并购后企业规模快速扩张，使企业的业务活动组织协调工作更加复杂，相应的协调成本势必增加。

3、企业并购的退出成本

企业并购的退出成本主要是指企业在通过并购实施扩张而出现扩张不成功必须退出，或当企业所处的竞争环境出现了不利的变化，需要部分或全部解除整合所发生的成本。一般来说，企业并购的力度越大，可能发生的退出成本就越高。

4、企业并购的机会成本

企业并购的机会成本是指企业为完成并购活动所发生的各项支出，尤其是资本性支出，相对于其他投资和收益而言的利益放弃。

二、并购成本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企业是否进行并购，首先取决于荠购的成本，并购成本对并购的成功与否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但目前我国企业并购在成本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严重影响了企业并购的结果。

1、并购动机非理性导致并购成本测算不准确

由于企业并购动机的不理性，缺乏长远战略考虑，企业为了眼前的政策优惠或为某一优势生产要素吸引，或其他某一方面利益的吸引，盲目决策，导致并购活动这种市场化行为的非市场化操作，为并购企业带来了财务隐患。例如，赤峰市双马集团核心企业赤峰糖厂盲目地兼并与制糖业不相关的赤峰玻璃厂、第二制酒厂、乌丹化工厂等跨行业亏损企业，组建企业集团，并承担债务4571万元，注入新资金8954万元，最终导致集团负债4．3亿元，负债率达95％，陷入严重的财务困境。

2、我国企业并购完成成本受多种不利因素影响

并购完成成本是并购方为获得目标企业而付出的成本，并购完成成本的高低一般直接体现了并购目标企业的价值，同时，并购完成成本的大小直接影响并购方的未来投资回报率。并购完成成本的确定是并购成功与否的关键。我国企业并购完成成本的确定往往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1)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

确定并购价款的主要依据资料是目标企业的年度报告、股价变动情况表和财务报表等，但被并购企业很容易为了获得更多利益而向并购方隐瞒对自身不利的信息，甚至可能出于自身的利益而杜撰信息。

(2)评估的方法和程序

从资产清查程序来看，评估机构在有限的时问内，很难对目标企业进行彻底的清查，往往只能采取抽样的方法，这会导致部分资产实际状况与账面价值不符。再加上评估方法、评估参数和标准不同，也会引起评估结果存在一定的谩差。

(3)其他因素

其他影响并购完成成本的因素。比如政府部门为了某种目的而干预企业间的并购行为进而影响并购完成成本。再如资产评估机构也有可能在多方干预或自身利益驱使下，出具虚假不实的评估报告。

3、并购时对整合与营运成本重视不足

并购得成功，并购前期过程固然重要，并购后的企业整合与营运同样至关重要。实现企业之间的管理、技术、文化和人才对接融合是当前成功并购的难点所在。而这些整合与营运成本往往占企业并购成本的大部分。并购后，并购方对目标企业在经营管理、市场建设、资源整合等方面往往还要作进一步的整合与营运成本投入。由于整合与营运成本种类多、数量大，往往占企业并购成本的大部分，因而企业在并购时应对其进行着重考虑。

4、为企业并购服务的中介机构欠发达

企业并购作为资本市场上的一种交易，要涉及资产、财务、政策、法律等多方面的内容，是一项专业的工作。因此需要投资银行、并购经纪人与顾问公司、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协助进行。在中国，产权交易中心是为企业提供信息的专门中介机构，由于出现时问不长，产权交易过程中各项制约机制不健全，并且相互之间缺乏交往，因此提供的信息不完整，没有实现网络化信息化。另外，我国大多数投资银行、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也对于服务企业并购的实践经验不足，当服务于企业并购时，它们对企业并购的设计、咨询真正提供的帮助甚少，没有起到作为中介机构应有的作用。

三、并购成本控制的对策

针对上述分析，为加强企业并购成本的管理，有效控制并购成本，企业在并购时应采取下列措施：

1、企业应根据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进行并购

企业在并购时，要遵循资本运营的效益增值和效益最大化原则进行并购，旋并购目标具有战略性、长远性，避免盲目性并购。同时，既要防止行政部门的过度干预，又要取得政府的政策支持，以保证企业并购的顺利进行，为企业扩张后的运营创造良好的环境。

2、对目标公司进行详尽的审查

企业应从相关性、互补性等方面分析并购双方的优势与不足．其中包括资产质量、财务状况、经营管理、市场销售能力、技术潜力等方面，估计两公司之间可能产生的协同价值，并以此来决定并购公司所要支付的并购成本。此外．还要确定对其它潜在收购者可能产生的协同价值。如果并购公司取得的协同价值小于竞争者可能取得的协同价值，则在投标中会失败此外．要深刻了解目标企业的产品生命周期和其紧密相关的产业特征，避免进人一个退出成本高昂的衰退陷阱中去。

3、选择合理的并购方式，以有效降低或有负债的风险

并购方企业应在多种并购方案中，采取有利于己方的方案，力争降低或有负债的风险。例如，可将目标企业进行终止清算．按企业清算的程序．清理企业资产和负债，并购放在收购原企业的有效资产后，重新注册设立新的企业，这样可以解决所有的历史遗留问题。

4、聘请信誉良好的中介机构

企业间的兼并、收购是资本市场的一种重要交割活动。需要诸如银行、会计审计等事务所的参与。企业在并购时，对参与其中的经纪人、会计事务所、资产评估事务所、律师事务所提供的资历及相关信息，需要进一步证实，并扩大调查取证范围，以保证其在企业并购中的意见客观、公正。

5、合理编制预算，强化预算控制，降低并购后运行成本

第9篇：公司并购的动机范文

[关键词] 新税制改革外资并购影响对策

一、近五年税制改革的回顾

为积极推动和支持我国改革开放的发展,不断完善我国产业结构,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国家税务总局加快了我国税制改革的步伐。2004年到2009年,为减轻农民负担开展了农业税改革,分地区的减征或免征了农业税。2004年,在振兴东北老工业政策的推动下,开始在东北三省试行增值税改革,扩大进项税抵扣范围。2009年,全国范围内开始实行国际通用的消费型增值税税制,即在计算增值额时允许把当期购买的固定资产价值在当期商品或劳务的销售额中全部予以抵扣。2004年,为了鼓励出口,保证国内市场供应,适当抑制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型货物出口,改革出口退税机制,适当降低出口退税率,增加进口税税目,由原来的7445调整为2008年的7758个,增加313个;进口关税的算术平均税率则从2003年的11.3% 降至2007年、2008年的9.8%,降幅为13.3%。从2005年到2008年,先后三次调整了个人所得税的税基。从2005年到2007年,实施资源税改革,分期分批地提高了应税产品的税额标准。从2005年到2008年为宏观调控股票市场,四次调整证券(股票)交易印花税的税率或征收方式。2006年,实施消费税改革,调整消费税税目和税率;新列了高尔夫球及球具、高档手表、游艇、木制一次性筷子、实木地板税目,取消护肤护发品税目。2007年,实行城镇土地使用税税制改革,扩大了纳税人的范围,开始对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企业和外国人征税,同时提高了税额标准,每平方米应税土地的最高税额标准由每年10元提高到30元。2007年,实行车船税税制改革,简化了税制,实现了中外企业、个人平等纳税,纳税范围增加了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企业和外国人。2008年,为促进企业发展和公平竞争,实施企业所得税改革,完成了内资企业所得税与外资企业所得税的合并,并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调整了部分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条件。2008年,实行耕地占用税税制改革,纳税人的范围扩大到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企业和外国人征税;大幅度地提高了税额标准,每平方米应税土地的最高税额标准从10元提高到50元,并有加征的规定;同时调整了免税、减税项目。

通过对近五年税制改革的回顾,我们不难发现,我国新税制改革中有许多改革措施都与外资企业有关。新税制改革作为经营决策的一项重要的外部因素,在影响外资企业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跨国公司在中国实行外资并购的决策和我国企业接收外资并购的决策。以下将对外资投资方式的选择,外资并购企业的类型和行业选择,外资并购的税收协同效应的弱化等方面,阐述并分析新税制改革对外资并购行为的影响。

二、新税制改革对外资并购的影响

中国加入WTO以后,容量大且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中国市场正在成为跨国公司竞争的热点,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呈现出新的特点,外资并购也出现日益增强的趋势。新税制改革前,我国为了能够创造一个良好的引进外资的国内外部环境,在税制政策方面制定了许多优惠政策,如对外资企业征收低税率的企业所得税,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免征车船使用税,免征耕地占用税等。旧税制的推动力的确促进了外商投资,特别是以并购方式实现外商投资,外资并购案例和并购资金的数量均呈现明显上升趋势。在外资并购决策过程中,本土国家的税制政策作为外商投资应考虑的重要外部环境因素,我国的新税制改革必然会对外资并购产生一定的影响。

1.新税制改革消弱外资并购的投资形式,绿地投资的投资形式的优势凸现出来。从跨国公司对华投资的投资形式分析,新增值税税制改革,由生产型转为国际通用的消费型增值税,消费型增值税在计算增值额时允许把当期购买的固定资产价值在当期商品或劳务的销售额中全部予以抵扣,跨国公司可以通过绿地投资的方式在我国进行投资,组建资金密集型企业和技术密集型企业,同时可以享受消费型增值税带来的税赋减免。而通过外资并购的形式进行外商投资却享受不到消费型增值税带来的税赋减免。消费型增值税比生产型增值税扩大了抵扣范围,跨国公司设备投资的NPV(净现值)和mR(内含报酬率)值会比在生产型增值税条件下有所提高,投资周期会明显缩短,使跨国公司的绿地投资能够有效地降低投资成本,获得额外收益。

2.新税制改革影响外商投资在投资行业和投资类型的选择。新增值税税制更有利于资金密集型企业和技术密集型企业,该类企业可以通过购置固定资产来减少税赋。跨国公司在对华投资的企业类型的选择方面,由劳动密集型企业向资金密集型企业和技术密集型企业转变。新企业所得税税制对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实现15%的优惠税率,影响跨国公司对高新技术企业的并购决策。跨国公司可以充分发挥技术优势,利用新税制改革实现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杠杆效应。新消费税税制增加了高尔夫球及球具、高档手表、游艇、木制一次性筷子、实木地板五项税目,取消低中档护肤护发品税目,影响跨国公司对准备投资这五项新增税目的行业的决策。

3.新税制改革增加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经营成本,削弱外商投资优势,减缓了跨国公司在华进行并购投资的步伐。跨国公司在中国通过并购建立外资企业,新所得税法、新城镇土地使用税、新车船税、新耕地占用税逐步取消了外资企业的低税率、减免税赋的优惠政策,在华投资的外资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必然会增加经营成本。外资企业和国内企业放在一个起跑线上进行公平的竞争,原有的税收优势削弱,减缓了跨国公司在华进行并购投资的步伐。

4.新税制改革使本土企业通过外资并购实现获得外商投资的税收协同效应逐步弱化。从本土企业被外资并购的角度分析,通过对我国国内众多外资并购案例的分析,不难看出,我国企业在决策被外资并购的主要动因之一就是本土企业可以通过外国资金的注入将自己变成外资企业。本土汽车车牌由蓝底白字换成白底黑资,不仅仅是换了车牌的颜色,该企业每年的车船使用税也获得了减免,外资并购的税收协同效应可见一斑。例如,2000年原乐百氏总裁何伯权决定接受法国达能集团的并购计划的原因之一便是乐百氏与法国达能的总体合资可以使原乐百氏每年的所得税减少上千万元。当新《企业所得税法》开始实施,实现了税法统一、计税依据统一,优惠政策统一和税率统一的时候,本土企业通过外资并购实现税收协同效应逐步失去了应有的光环。外资并购的税收协同效应在新税制改革中逐步弱化。

三、在新税制改革下外资进行有效并购的对策

规范、公平的税收制度是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的保证。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税制改革的步伐将不断加快,跨国公司在华的并购的外部环境也在不断变幻。面对多变的国际环境和本土环境,跨国公司的并购活动应逐渐摆脱投机并购的短视行为,将中国的并购活动纳入跨国公司全球化的战略布局中。在并购企业的选择方面,充分发挥跨国公司的资金优势和技术优势,并进行有效的税务筹划。在公平的竞争环境中,建立并购后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1.摆脱投机的短视行为,注重投资的战略布局。在外商投资过程中,特别视通过外资并购方式在中国投资的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的一个重要的动因就是投机。当外资认为目标企业的产权价值被低估的时候,就通过并购取得目标企业的产权或部分股权,再到产权市场上出售,从而赚取其中的差额利润。当新税制改革提高了目标企业的产权价值,或增加了跨国企业的投机风险,将阻碍外商投资决策。对于一个拥有全球四分之一人口的大市场,跨国企业在中国的投资活动具有全球性的战略意义。面对中国新形式下的新税制改革,跨国公司的投资理念应摆脱投机的想法,拒绝短视的投机行为,更多的是考虑跨国公司在中国大市场以及全球市场投资的战略布局,最终实现股东权益最大化。

2.建立体现跨国公司优势和特色的税务筹划方案。首先,通过并购具有产业优惠的企业,实现并购后企业的税务筹划。例如,跨国公司通过并购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实现企业所得税15%的优惠税率。其次,发挥跨国公司资金优势和技术优势,并购资金密集型企业和技术密集型企业,充分获得消费型增值税的税赋减免。第三,通过多个企业的并购,在企业间关联交易活动实现企业所得税的“特别纳税调整”,利用成本分摊原则进行税务筹划。

3.在公平的竞争环境中建立外资并购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面对中国新形式下的新税制改革,在一个公平的税制环境下开展竞争,推动和发挥跨国公司在中国建立核心竞争力。总结世界著名企业的长寿秘诀, 几乎无一不是因其拥有强大的核心竞争力而在市场中“永葆青春”的。核心竞争力是一个企业制胜的根本和获得持续竞争优势基因。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是要求企业达到“一组先进的技术的和谐组合”,实现企业内部技能的协同与整合。对于具有多个下属企业的跨国公司来说,在多变的竞争环境中,如何快速、有效的将跨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引入的被并购企业,并且是被并购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发挥到最大,成为外资并购成败的重要因素。

四、总结

新税制改革给外资并购行为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外资并购理念随国际经济发展、中国经济发展以及中国税制改革等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在不断的更新。外资并购的投机动机和协同效应动机随着规范、公平的竞争环境的建立而逐步淡化。在公平的外部竞争环境中,外资企业的内在优势能够更加凸显出来,外资企业坚实的核心竞争力能够应变不断变幻的外部环境。通过外资并购活动跨国公司的投资行为对于本土企业更具有吸引力。对于跨国公司在进行并购时,也逐步摆脱了急功近利的投机动机,在并购企业的选择方面更更看重企业的长远发展和对跨国公司全球战略布局作用。

参考文献:

[1]刘佐:税制改革五年回望.望,2008,第43期,25～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