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市场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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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全球经济市场范文

【关键词】金融市场差异 全球经济失衡 战略

一、前言

经济实力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金融市场差异的出现归根结底由一个国家经济实力以及体制所决定。在金融市场差异条件下，各国对资本的吸引力会有所差别，久而久之则会导致全球经济失衡问题的出现。对金融市场差异以及全球经济失衡问题的分析能够为使有关部门及人员认识到当前国内经济的发展状态，这对于发展策略的调整能够起到导向作用。

二、金融市场差异与全球经济失衡简介

（一）金融市场差异

金融市场主要指以办理有价证券以及处理各种金融衍生品的买卖的市场。根据不同国家经济体制以及整体实力的不同，金融市场会存在一定的差异。相对于金融市场发展水平低的国家而言，金融市场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在各项金融业务的办理以及衍生品的买卖的过程中会具有更大的优势，同时也能够吸引更多的国际资本，而上述目的的达成又能够反过来对金融市场的发展产生促进作用[1]。相对而言，金融市场发展水平低的国家则恰恰相反。由此可见，金融市场差异的状况一旦出现，如不及时采取措施对其进行解决，其状况会越来越严重，从而导致全球经济失衡。

（二）全球经济失衡

全球经济失衡主要指的是世界各国由于供求关系的不平衡所导致的一种失衡状态，同时也指受长期的金融市场差异影响而导致的一种不平衡状态。全球经济失衡问题的出现往往源于长期的积累，不是一朝一夕所形成的，而想要解决这一问题，各国都必须提出一项长期的规划，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为国家经济实力以及综合国力的增长提供保证[2]。

三、金融市场差异与全球经济失衡现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以及全球各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金融市场的种种问题开始逐渐显现，其中金融市场差异的出现便属于非常严重的一项问题，就目前的情况看，由此所导致的全球经济失衡问题也已经影响到了很多国家。

（一）金融市场差异现状

从全球的角度看，金融市场差异的现状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世界各国的金融资产总量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地区之间的差异却十分明显。根据对近些年来全球金融资产分布情况的调查发现，全球金融资产分布状况十分不平衡，作为全球经济的中心，美国金融资产分布情况占全球金融资产总数的31.9%，其总量较亚洲其他国家的总和多出1.8%。相对于美国而言，日本的金融资产总量占全球各国的第二位，其比例为11.7%，但较美国相比仍存在明显差距。中国的金融资产总量占实际金融资产总量的7.6%，在各国的排名中较为靠前，但与美国、日本以及其他发达经济体之间相比仍存在很大的差距。

其次，不同收入的国家金融市场差异较大。根据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国家的收入也会存在差别，鉴于此，国家之间金融市场的差异也就会不断的扩大。

最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资本流动情况较为明显。调查显示，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向主要为发达国家，深入分析发现，其主要原因在于发达国家的收益相对较高，且在风险防范方面具有较大的优势，由此可见，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明显的金融市场差异。

（二）全球经济失衡现状

全球经济失衡的状况并非从未发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属于全球经济出现的第一次失衡。就目前的情况看，全球经济失衡的状况主要集中在少数国家，其中美国为主要代表。自20世纪后，美国经济出现逆差的状况便一直存在，并在2006年达到了巅峰。受美国经济逆差的影响，很多与美国存在经济往来的国家均受到了波及，在这一情况下，全球经济失衡的状况开始变得更加明显[4]。

四、全球经济失衡状况下中国发展战略的调整

在全球经济失衡状况下，为避免自身的经济发展状况受到更大的负面影响，中国必须积极转变发展战略，要使其能够有效的防范各种金融风险的发生，这样才能使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更加稳定。

（一）转变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

在过去，我国采取的一直为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即在进出口贸易中以出口为主，进口为辅的发展战略，同时，为了鼓励出口，国家还提出了大量的鼓励措施，在这一政策的影响下，国家的出口商品数量急剧增长，在增加了出口总额的同时，也提高了我国的外贸依存度，这对于国家经济的长远发展十分不利。转变出口导向型战略能够有效的拉动内需，从而为国家经济的发展提供更大的动力[5]。需要注意的是，保持进出口的相对平衡非常必要，这是国家经济健康发展的主要途径。

（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

内需不足是当前国内金融市场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主要体现在居民对于储蓄的需求量过高方面，通过深入的分析发现，导致居民储蓄量过大的原因主要在于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因此居民往往会出于养老以及医疗等目的进行储蓄。为拉动内需，避免上述问题的发生，加强设备保障体系的建设十分重要，要从医疗卫生以及养老失业等不同的角度出发对社会保障体系进行建设，从而使居民能够在失业以及疾病等问题发生时得到国家及时的补助。在这一环境下，居民的储蓄量必定明显减少，同时也会促使其更加热衷于消费行为，在促进资本流动的同时，国家经济的发展必定能够被注入新的活力，这对于应对全球经济失衡的风险能力的提高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五、结束语

在经济全球化下，受各国经济体制等方面问题的影响，金融市场差异的问题正在逐渐深入，从长远发展的角度看，金融市场差异会导致全球经济失衡状况的发生。在全球经济失衡的状态下，为避免自身受到过多影响，转变发展战略已经成为了国家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要以扩大内需为主要目的，从进出口战略的转变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两个角度出发使国家经济能够得到更加快速、更加长远的发展。

参考文献

[1]付争.金融市场差异与全球经济失衡[J].世界经济研究，2012，07：10-15+35+87.

[2]张.论美元本位与全球经济失衡的形成、特征及可持续性[D].吉林大学，2011.

[3]姚晓磊.金融发展差异与全球经济失衡[D].吉林大学，2014.

[4]李宏，陆建明，杨珍增，施炳展.金融市场差异与全球失衡：一个文献综述[J].南开经济研究，2010，04：3-20.

第2篇：全球经济市场范文

比较优势只是全球化最初的理论基础，全球化红利真正来自于数百年以来，全球统一的大市场的形成。这个市场并不是狭义的市场，即普通意义上的商品和服务的销售地，而是代表着一种资源的最优配置模式―全球化。

一方面，它让各国、各经济体都能发挥“比较优势”。同时，在一个足够大的市场中，也更有利于在全球范围内分摊研发的成本和风险，从而刺激研发和创新的欲望。更重要的是，全球化还推动着生产要素在全球的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从而让新技术和新商业模式得以不断推陈出新，并从发达地区惠及后发经济体。

但是，当前的世界，全球化也正在遭遇阻力和风险，除了特朗普，还包括更多的反全球化的力量正在崛起和酝酿。总之，这个惠及人类数百年的全球统一大市场正有分崩离析的风险。

有人认为，全球化和平滑的市场是造成贫富分化和不公平的罪魁祸首。但也有人认为，前者不过是一种谬论，很多领域、很多地区的贫富分化和不公平，刚好是由于市场化程度还不够高、要素市场存在严重的碎片化和割裂所造成的。 插图/子祺

中国的春节之后，2017年才正式舒展开来。在这一年，全球的“英雄们”―改革者、领导者，需要明辨是非，排除干扰，探索适合本国的发展之路。同时，也要汇聚合力，影响世界，捍卫这个来之不易的全球统一大市场。

经济奇迹无不诞生于“大市场”

要技术革新，而不是拿分配问题做文章，这是人类摆脱物质匮乏的唯一路径。

在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史上，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特点，即那些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技术革命，多半都诞生于一个大市场、大经济体中，小市场、小经济体很难有这样的“运气”。

第一次工业革命肇始于英国，第二次则以美国（可能加上德国）为策源地，而战后伟大的信息技术革命依然主要发生在美国―这些都不是偶然。因为，这些发生地都有着巨大的市场，海量的人口（消费者）。

第一次工业的时代，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是大英帝国的子民。当时，全球人口不过四五亿，而英国至少直接统治着1亿人。此外，通过企业控股、贸易往来等手段，其控制的全球市场更大。

1865年，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曾这样描述英国的“经济版图”：“北美和俄国的平原是我们的玉米地，加拿大和波罗的海是我们的林区，澳大利亚是我们的牧场，秘是我们的银矿，南非和澳大利亚是我们的金矿，印度和中国是我们的茶叶种植园，东印度群岛是我们的甘蔗、咖啡、香料种植园，美国南部是我们的棉花种植园。”

第一次工业革命并不只有蒸汽机，它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它还包括了交通运输、机械制造以及化学工业等领域一系列的技术革命。而唯有打造并掌控着“全球市场”的英国，能在超过100年的时间内一直引领技术革新的潮头。

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重要推动力是美国国内人口的暴增，以及巨大国内市场的成型。1850年，美国人口仅2320万。1920年，美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1930年，美国人口已达1.2亿。这70年时间，刚好是美国赶超英国的时代。

同样，德国人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也屡有建树，他们发明了汽车。可以说，如果不是德国统一导致国内市场膨胀和人口大幅增长（西欧第一人口大国），汽车这种交通工具恐怕根本就没有这么大的市场需求，发明家也不会倾其一生来从事这项工作。

但最后，美国人却成为了世界上最强大的汽车生产国，并由亨利・福特建立了全球最领先的流水线生产模式。因为，这个国家的国内市场全球第一。

二战之后的信息技术革命，更不用赘述。美国人口在1950年是1.5亿，此后进入长时间的上升通道。1990年，接近2.5亿，并于2007年即次贷危机爆前突破3亿。除了本国的大市场之外，更重要的是，美国用美元、军队为工具将全球经济体纳入了以其为中心的、稳固的市场体系中。资金在纽约、伦敦进行配置，技术则在波士顿或者后来的硅谷进行研发。

战后60年，世界上所有的技术革命都发生在了这个市场的中心―美国，从计算机、互联网、生物技术到人工智能，没有一样例外。而技术在发明之后，则不断外溢到这个体系的边缘，比如日韩，然后再到了正在崛起的中国。

一个国家，如何才能成为技术革命的策源地？理由必然有很多，比如教育、文化、历史传统、政治治理，甚至还可能归于人种问题，等等。

这些因素可能都对，但三次工业、技术革命的历程显然证明了这样一个“铁律”：持续的技术革命和商业模式创新，它必须植根于一个统一的大市场―国内市场对接国外市场的统一的全球化大市场，唯有此种超级市场能催生巨大的需求，而巨大的需求所蕴藏的“超额收益”，才是刺激科学家、资本拥有者不断投入智力和资金的原动力。

在这个意义上讲，要提振全球经济，关键就是要继续捍卫这个通过数百年历程整合起来的全球化的统一大市场。但很遗憾，这个市场现在遇到了麻烦，甚至有分崩离析的风险。

捍卫全球市场需要“领导力”

所谓全球化的统一大市场，它并非传统的意义的商品和服务销售地，而是代表着资源配置的高效模式。

它包含了两个层次：一是国内市场的平滑和有效，生产要素可以在国内的自由流动，“摩擦损耗”很低。二是生产要素在国家、经济体之间也可以自由流动，比如资本项目的开放，技术移民政策的宽松等。统一的全球市场由这两个市场对接而成，缺一不可。

当今各国，真正解决了内部和外部两个市场对接问题的经济体以美国最为典型。这个国家以金融和高科技立国，两个行业都分别受益于两种要素自由流动，一是资金，二是人才。

美国建国始于零散的殖民据点，而这些以德裔、英裔为主体的移民又带来了日耳曼人和盎格鲁・萨克逊人的地方自治传统，这决定了这个国家在成立之初，必然面临强大的离心倾向，要建立强大的中央政府，并非易事。

但美国人做到了。虽然有三权分立的制衡，但这个国家依然建立起了西方世界相对强大的联邦政府和总统制，更重要的是，保证了国内要素市场的统一和自由化。这一过程，很大程度是通过金融市场的统一来形成的。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美国竟然是西方大国中最后建立起中央银行的国家。历史上，这个国家曾两次建立起中央银行，分别是“第一银行”和“第二银行”。但最终，因为各州特别是中西部各州的地方利益集团的反对而没有能持续。原因在于，中西部各州担心全国统一的银行系统会让东部资本家利用银行来“剥削”中西部地区。

在这种长达百年的“朴素担忧”和“利益平衡”考量之下，因为没有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提供流动性，美国成为了西方世界银行倒闭最频繁的国家，很多中小储户为此倾家荡产。这种局面直到1913年《联邦储备法》通过，并建立美联储才结束。

在美国国内市场统一历史上，出现过三位英雄式人物，一是林肯，他决心用武力维护市场的统一。另外两位的作用则常被忽略，一是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唯一连任三届的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汉密尔顿统一了美国的国债市场，并尝试发行统一的美元，而罗斯福则在任期内拯救了经济，并建立了和美联储体系同等重要的存款保险制度。

金融市场的不断统一，这是美国在二战之前迅速崛起全球第一强国的金融基础。二战后，以这个统一的全球第一大国内市场为基础，美国又建立起了渗透全球各个角落的美元金融系统，夯实了超级强国的根基。

除了资金这种要素的自由流动之外，硅谷的崛起显然还得益于另一种要素的全球自由流动，即人才。因此，美国崛起的历程，充分说了“两个市场”对于一个国家以及全球经济的关键作用。但如今，逆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抬头，全球化的大市场正在遭受质疑，乃至挑战。

当前，西方国家的“高福利”成为一个通病。高福利的直接原因是选票，但从根本上讲，高福利也可以看作是这些国家的国内市场出了大问题―劳动力要素市场存在严重的弊端，这个市场已经被割裂并破摹

在经济学家看来，工会其实是一种对劳动力的垄断，政府应该竭力破除。但随着选票政治的越演愈烈，这种垄断也不断强化。它并非从地域上破坏了统一的要素市场，而是从另外一个维度破坏了统一的市场。它阻碍了劳动力要素在国内企业之间，或者行业之间的自由流动。市场的配置作用受阻，导致成本走高，投资减弱，增长停滞，反过来进一步导致了贫富分化。

一些发展中国家则面临另一个大问题。国内统一的要素市场正遭受了利益集团的破坏。比如，后者垄断了资金的供给，增加资金流动的成本，虚拟经济凌驾于实体部门，少数人通过在股市融资和在银行制造坏账的方式，让国家金融体系成为它们的套利工具。这样的市场弊端，必须要通过结构性改革来破除。

第3篇：全球经济市场范文

关键词： 经济全球化； 民族音乐教育； 市场化； 机遇

中图分类号： G4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631（2011）01-0086-02

所谓经济全球化，又称为全球经济一体化，是指随着高新技术的迅速发展以及经济的不断进步，世界上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具有相互的依赖性，都必须互相合作、互相促进、取长补短，才能够共存共荣，共同获得发展的新机遇。换言之，在当今的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不可能独立地或孤立地进行，都要不断地寻找众多的合作伙伴，并不断地扩大彼此之间的合作与交流。

经济的全球化浪潮，对整个人类社会以及社会的各个领域带来了十分深刻而又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绝不仅仅限于经济领域，而是波及和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角落。教育也不例外，也和其他行业一样，受到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在这样一个国际大背景和大环境下，作为中国教育的一个重要分支――中国的民族音乐教育，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影响，必然会出现一些新的重要变化。因此，研究经济全球化浪潮下中国民族音乐教育的规律和特点，对于我们振兴民族音乐，进行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就经济全球化与民族音乐教育的市场化走势，谈一谈自己的看法，以期抛砖引玉。

一、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促使民族音乐教育走上市场化的道路

纵观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对教育带来的最直接和最大的影响，就是促使教育与经济相结合，最终促使教育市场的形成。在这里必须强调指出：在我国，教育市场的形成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新生事物，教育和市场的结合是一种文明、进步的结合，而不是唯利是图的“金钱至上”的结合。民族音乐教育与市场的结合，则更应当如此。

民族音乐教育是一种高雅的文化教育，其内涵丰富，品位高尚。一旦民族音乐教育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形成民族音乐的教育市场，就能够导致教育资源的重新配置，实现教育结构的优化和组合，提高民族音乐教育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从而有力地推动民族音乐教育的发展。

因此，对于民族音乐与市场经济结合的问题，我们必须有一个正确的、客观的认识。不要以为民族音乐教育一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就会导致拜金主义和金钱至上的思想意识，就会使高雅的民族音乐教育沾染上铜臭，从而导致民族音乐教育的低俗化或低品位。如果我们从宏观的大环境来看，当今社会的各个行业，都不可避免地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只不过因各个行业的特点不同、情况有别而导致结合的程度和结合的方式有所不同。尽管各个行业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千差万别，但是有一个基本的事实，我们却不能视而不见：各个行业都在以自己的特长和优势，寻找与市场经济结合的最佳契合点；都在结合的过程中，寻求有利于本行业发展的新机遇。

那么，民族音乐教育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走教育市场化的道路，其利如何？其弊如何呢？客观地讲，民族音乐教育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既有利也有弊。从总的方面来看利大于弊，好处多于坏处，有利因素大于不利因素。在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教育（包括民族音乐教育）再也不是游离于市场经济之外的“世外桃源”。从根本上讲，当代教育的发展，必须以一定的经济实力为基础，特别是由于我们打破了计划经济的旧体制。实行了市场经济，现在教育的融资渠道必然是多方面的，我们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想发展教育就必须伸手向国家和政府要钱。相反，我们要想发展教育，就应当想方设法拓宽渠道，动用多种社会力量来办学，尤其要注意恰当地运用市场经济的规律，多方面筹措教育资金。

相比较而言，就国内的教育市场来看，民族音乐因其固有的高雅特点，在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起步比其他教育行业要慢一些。我们的民族音乐教育工作者们至今思想解放的力度不够，总以为我们所从事的民族音乐教育乃是传播高雅艺术的殿堂，应当不偶流俗，不为金钱所动。其实，这种将民族音乐教育与经济发展截然对立起来的观念，是非常错误的，也是很不合时宜的。高雅的教育难道就不能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了吗？民族音乐教育难道一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就一定会变成追金逐银的“下三滥”行当吗？情况完全不是这样的。如果我们放开视野，目光向外，纵观当今的多种艺术行业，就不难看出：无论歌舞、影视还是书法、绘画，许多高雅艺术行业早已不同程度地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了，而且结合的结果，带来的不是艺术品位的降低，相反却是艺术的繁荣发展以及艺术质量的提高，形成了艺术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和谐共振与良性循环。

实事求是地讲，由于民族音乐教育与市场经济结合的速度太慢，现在国内的民族音乐教育行业相当不景气，多数甚至大多数民族音乐教育工作者待遇偏低，至今仍然过着清贫的生活甚至是苦行僧似的生活。在许多艺术院校中，民族音乐教育专业因经费的投入不足，形成了制约专业发展的“瓶颈”，少数院校连添置一些基本的乐器和教学用具的钱都拿不出来，从而导致民族音乐教育出现了令人堪忧的“生存危机”。所以，要改变这种捉襟见肘的窘态，我们就必须解放思想，开拓前进，在当今的形势下，必须形成新的共识：要发展民族音乐教育，就必须迈开步子，大胆地走教育市场化的道路；只有走教育市场化的道路，我们的民族音乐教育才能够走出低谷，登上秀美的艺术峰峦。只要我们从发展民族音乐教育的大局出发，以民族音乐教育自身的优势来寻求与市场经济结合的最佳契合点，我们就完全可以避兔“金钱至上”观念的影响，避免市场经济带来的其他负面影响和效应，让民族音乐教育走上健康发展的正确道路。

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给民族音乐教育融入市场经济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经济全球化给中国社会带来一个巨大的变化，就是促使中国在新世纪之初成功地加人了世界贸易组织，而中国加人世界贸易组织，反过来又促使国人加深了对经济全球化的认识。一言以蔽之：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给国内的许多行业带来了极其难得的发展机遇，同样，也给民族音乐教育的发展带来了良好的发展机遇。具体来讲，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给民族音乐教育带来的机遇，在当前主要就是促使民族音乐教育必须跟上中国教育改革的步伐，为民族音乐教育融人市场经济提供了直接的有利条件。

笔者之所以提出这样的看法，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环境，为民族音乐教育融入市场经济提供了良好的生长土壤，促使每一位民族音乐的教育工作者必须作出果断干脆的选择。这种选择的出路明摆着只有一条：就是必须走教育市场化的道路，必须尽快使民族音乐教育与市场经济体制相融合，实行良性结合。否则，如果我们继续抱残守缺，不思变革，不突破陈腐的观念，那么，在经济全球化步伐加快的大环境中，我们就会丧失发展的机遇，甚至可能导致民族音乐教育的恶性衰退。

第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促使中国经济更快地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体系之中，也为中国的民族音乐教育提供了可以施展拳脚的良好时机。当然，辩证法告诉我们：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决，对于中国的民族音乐教育来说，既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又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如果我们只看到挑战而看不到机遇，那么我们就会陷入悲观主义；而如果我们只看到机遇而看不到挑战，那么我们就会盲目乐观，庸人自娱。首先，我们应当审时度势，利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国际国内大环境，努力进行民族音乐的教育改革，特别是要对民族音乐教育的体制进行改革，促使其适应时展的潮流，朝着教育市场化的方向迈进。其次，我们在把握机遇的同时，特别要看到民族音乐教育现在业已面临的严峻问题，看到民族音乐教育发展的一些不利因素，化被动为主动，把民族音乐教育的发展放在全国教育改革的大环境中来思考，找准民族音乐教育的定位，寻觅民族音乐教育发展的突破口。实际上，只要我们努力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那么经济全球化提供给我们的，可能就是一个比之于以前任何时候都要更加宽广的大舞台。我们在这个新的国际国内大舞台中，完全可以利用民族音乐教育自身的优势，大展拳脚，再现中国民族音乐的雄风，为振兴中华民族的精神、优化民族的心理作出重要的贡献。

三、把握经济全球化的良好时机，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民族音乐教育发展之路

如前所述，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我们的民族音乐教育正面临着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那么，我们究竟应当如何把握这样的历史性机遇呢？笔者认为，要真正把握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良机，就必须开拓创新，勇于探索，勇于实践，走出一条有中国待色的民族音乐教育的发展道路。只有如此，我们才能不负历史的重托，把我们的民族音乐教育搞上去。

1. 要利用经济全球化的机遇，根据教育市场的发展规律，实现教育资源的优化组合和重新配置。就中国民族音乐教育的现状而言，总的来说尚存在诸多问题：

其一，中国的民族音乐教育缺少必要的独立性，更缺少强强联合。迄今为止，国内的民族音乐教育，一般都是附属在艺术类或者音乐类高等院校之中。民族音乐教育在这些院校中，多半不如外国音乐教育和流行音乐教育那样受到广泛重视或者普遍青睐。说得好听一些，这是一种“曲高和寡”的状况；说得现实一点，那就是民族音乐教育“独木难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经济的单个实体必须具有相对的对立性，经济决策的独立性和运行的独特方式不受制于别人或不受制于别的经济实体；同时，经济的个体与个体之间又必须实行必要的联合，特别是应当实行强强联合，以便共存共荣，共谋发展。同样的道理，民族音乐教育现在要取得长足的发展，首先必须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也就是说首先必须谋求个体本身的发展，摆脱对其他学科和其他教学机制的依赖性。然后，在个体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再实行个体与个体之间的联合，乃至强强联合。这样，中国民族音乐教育才能够发展壮大，形成气候。否则，民族音乐教育如果只是某些音乐院校或者某些音乐教育机构的附属物，连起码的独立性都没有，哪里谈得上什么“强强联合”与“共谋发展”！

其二，中国的民族音乐教育目前尚没有融人市场经济体制，因此，特别缺少按照教育市场的规律进行运作。现在，民族音乐教育的市场机制还没有形成，但是时下有一些民族音乐教师却头脑精明、进财有方，他们往往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或利用自己的专业水平，以个人的方式打人教育市场，私下里进行单个的或作坊式的音乐辅导，赚一些血汗钱。当然，我们对这种改善生活状况的个人举措无可厚非，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因势利导，把有才能的民族音乐教师组织起来，以群体的优势取代个体的优势，以积极的姿态实行民族音乐教育市场的整合，就很有可能获取更大的经济效益。这样，无论对于民族音乐学科、专业的发展，还是提高民族音乐教师的经济待遇，都会有明显的益处。否则，如果不将有限的力量集中起来，就会导致教育资源的浪费，永远停留在个体或作坊式运作的层次上，因而也就无法适应经济全球化对教育市场的要求。最终受到损害的，只能是民族音乐教育这个行业和民族音乐教育工作者本身的利益。

2. 要利用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努力发展民族音乐教育的产业，并以此为基础，带动整个民族音乐教育的发展。民族音乐教育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这个工程包括民族乐器的生产、学科和专业的设置、招生与分配、教学与实践、创作和演出等等。在这个大的系统工程中，如果我们用经济全球化观念来看问题。那么完全可以建立起独具中国特色的民族音乐教育市场。

例如，我们可以利用有限的资金，与民族乐器厂实行联合，派遣有经验的教师指导民族乐器的生产与调试，提高民族乐器的生产质量和生产工艺。

我们可以按照音乐人才市场的实际需求，进行合理的学科与专业设置，调整旧的学科和专业，设置和加强新的学科和专业，避免学科与专业的重复设置，从而避免宝贵的教育资源的无谓浪费。

我们在招生与分配时，特别要注意把握好“一进一出”两个关键性的环节，在招生时，严格挑选，择优纳良，将优秀的生源吸引过来，甚至可以目光向外，进行跨国招生。另外，在学生就业时，要密切关注音乐人才市场的动向，让优秀的学生学以致用，能够有一展雄风的机会，为他们提供施展才能的舞台。

在教育和教学的过程中，要特别注重因材施教。因人施教，注重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一个民族音乐专业出来的学生，如果不精通专业技能，不具备很强的音乐实践能力，那么毕业之后，是不可能受到用人单位欢迎的。久而久之，便会导致民族音乐人才市场的萎缩。只有培养优质的人才，才能创造出专业的品牌，从而能够使民族音乐的人才市场得以不断扩大，在教育市场中实现良性循环。

在当今的国际化大背景下，任何一门学科都必须培养出复合型人才，民族音乐的教育更应如此。我们在制定培养目标时，应当全盘考虑，统筹规划，不仅要把学生培养成精通民族音乐知识的行家并具有研究能力的学者，更要鼓励学生进行民族音乐的创作。还要提供机会，让学生在国内和国外有上台表演的机会。如果一所音乐院校的民族音乐专业能够培养出一批这样的优秀复合型人才，那么这些人走出校门之后，就能够通过他们的创作和演出，在国内和国际扩大学校的知名度。而一所音乐院校的知名度扩大了，声名远扬了，那么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自然也就会长期地、持续地显现出来。 更进一步地说，如果我们将上述的一系列工作联系起来，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那么我们就可以在此基础上，根据教育市场的发展规律，构建出中国民族音乐教育的产业体系。这种产业体系一经形成，虽然不能像美国的好莱坞那样成为国家的一个重要经济实体，起码也能够利用民族音乐产业形成新的经济优势，来促进民族音乐教育自身的发展。这种良性循环，才是民族音乐教育的宏观发展道路，才是具有战略意义的、能够真正融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道路。一旦走上这条正确的道路，中国民族音乐教育方可摆脱目前的困境，走向光明而又美好的未来。

第4篇：全球经济市场范文

欧洲麦芽公司是世界最大的麦芽制造商之一，该公司的采购主管阿兰・谢卡尔特说：“因为金融危机，市场的状况正在改变。现在最大的问号不是指向供应，而是指向需求。”

在2005年至2008年之间，为了满足全球特别是新兴市场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全世界的啤酒产量上升了14%，达到1800亿升（约395.9英国加仑）。

在2007年增长了5.3%之后，人们曾预测全世界的啤酒消费需求在2008年将增长2%到2.5%，然而以上预期已经按比例缩减。

欧洲麦芽交易中介商国际啤酒公司的常务董事吉恩・克劳德・吉拉德说：“因为金融危机，一些人认为全世界的啤酒消费量大约将会接近零增长。”他还说，舆论一致认为2009年全世界的啤酒消费量不会增长。

为了应对2009年停滞不前的啤酒消费需求，啤酒的制造商也许会更多地转向制造低麦芽含量的啤酒，这种麦芽含量的啤酒对于制造商和消费者来说都比较便宜。

欧洲麦芽公司的常务董事阿兰・勒・弗什说：“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可能会导致多种消费形态的改变。”

以中国的情况为例，用于制造1百升啤酒的麦芽总量已经减少至7.75千克（即17.09磅）。相比之下，在欧洲各国，制造1百升啤酒的麦芽总量平均起来为13千克（即28.66磅）。

将麦芽供应给啤酒制造商的麦芽制造商已经从全世界不断衰减的啤酒消费需求中感到了沉重的压力。

吉恩・克劳德・吉拉德说，在俄罗斯，啤酒是一种相对奢侈的消费饮品。众多俄罗斯麦芽企业已经减少了25%的生产量。

“在接下来的几周之内，这样的情况也将会在欧洲发生。我们可能会从过去95%的生产量减少到90%的生产量。”吉恩・克劳德・吉拉德站在会议室的一旁说了以上这番话。

制麦芽用大麦这种农作物是用于生产啤酒的主要成分。在2008年的制麦芽用大麦大丰收之后，麦芽需求量的急剧下降可能会更进一步增加制麦芽用大麦的库存量。

在欧盟各国，制麦芽用大麦的库存量在今年春季结束之前可能会达到130万吨，可足够六周的麦芽生产。

相关链接：

近年来，高度啤酒的增长速度令人瞩目，亚太和西欧市场许多生产商都推出了这类产品。

在印度，酒精含量为7％至8％的啤酒十分受欢迎，高度啤酒占据了印度市场一半的份额。啤酒国际巨头也盯上了印度市场这块诱人的蛋糕，纷纷推出了高度啤酒。

不只是印度场，其他地区也如此。在菲律宾，生力啤酒公司生产的酒精含量为6.5％的“红马啤酒”，已经成为该市场的第二大啤酒品牌。

高度啤酒在东欧市场也深受欢迎。不过，该市场的情况比较复杂，虽然有一些高度啤酒品牌，但目前这些品牌没有一个占到绝对的市场份额。就该市场的消费习惯来看，高度啤酒在东欧市场的发展前景乐观。

第5篇：全球经济市场范文

关键词:国际政治经济学;经验实证主义;历史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方法论

政治经济学(PoliticalEconomy)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其研究的对象是经济与政治的互动关系,即政治社会关系对经济的影响,以及经济运行与发展对社会政治的影响。

经济活动不仅在国内具有政治意义,经济活动一旦跨越国界也就有了国际政治甚至是全球政治的意义。跨国的经济活动要受到其他主权国家的政治结构以及由这种政治结构产生的经济体制的影响,因为它影响到其他主权国家内社会力量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国际经济的运行和利益分配还影响国家间的实力对比和权力关系,这种实力对比对主权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权力位势产生重大影响,因为经济联系产生的权力关系限制了国家的自由性;反过来,国家间的权力关系也影响着世界经济运行体制和国际经济成果在国家间的分配(甚至包括国家内部的分配关系)。对这种国际间的政治经济现象的系统研究构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IPE)研究的主要内容。如果更进一步的分析,世界经济对各国的影响,不仅局限于国家关系层面,它对各民族内部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都会产生重大影响;同时,民族国家原有的经济政治结构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会产生强烈的抵触、融化作用,或排斥其影响,或对其进行“扬长避短”。这实质是一种世界政治经济现象。因此,近来人们把国际政治经济学又称为“全球政治经济学”(GlobalPoliticalEconomy,GPE)①。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兴起产生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上世纪60年代末起,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出现严重危机,国际货币危机频繁发生,世界经济出现停滞,保护主义再次在西方发达国家抬头;许多学者开始担忧,世界是否会再次出现类似20世纪30年代所发生的由于世界经济秩序混乱,各国为争夺市场,解决国内经济危机而出现的国际政治冲突。国际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再次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一些西方学者希望通过研究国际政治和经济的互动关系,研究国际经济的新变化,研究世界经济史中由于经济危机导致的政治冲突等诸方面问题,为国际制度建设与国际秩序的变革寻求政治上的答案。这些研究符合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原则,而且把研究的焦点放在了国际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上,是一种真正意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对于这些20世纪后期兴起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如果从认识论的角度来划分,它们大体可以分两类:经验实证主义/还原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历史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②

一、经验实证主义方法论下的理论

经验实证主义在哲学中是指应用历史经验来证明假定与理论的正确性和精确性。在社会科学的任何领域内,假定与理论都需要从历史的经验中得到证明,都需要实证性的研究方法。然而,经验实证主义把历史的经验绝对化与教条化,并以此来推导和预测未来,把社会与历史的发展还原为一种旧的历史经验与经历。这种方法论下的理论往往带有一定宿命论和历史还原论的色彩。这种研究范式主要存在于西方主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当中,但一些具有倾向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运用这种方法。

西方主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体现在这两种理论上:霸权稳定理论和自由制度主义理论。这两种理论首先各自把国际政治的一些假定运用于国际经济所依赖的政治关系的研究,然后运用西方现代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如公共选择理论、公共商品理论、博弈论来说明国际经济运行规律,以及国际经济对国际政治的影响。自由制度主义和霸权稳定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强调通过制度的设计和维护,国家仍可以维持经济合作以及政治合作;霸权稳定理论强调国际权力结构是决定国际经济合作是否导致政治冲突的关键。但这两种理论共同特点是都带有强烈的经验实证主义。

1 现实主义的霸权稳定理论

霸权稳定论最初是由美国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首先提出的,后来经过吉尔平、斯蒂芬·克拉斯纳等人的扩充与修改。③其理论的核心内容是:一个开放和自由世界经济需要有一个居霸主或主宰地位的强国,霸权的衰落必然导致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的削弱与瓦解。这种理论把国际政治的假定作为国际经济的政治背景的研究基础,认为国际经济处于一种冲突的国际政治的环境之中,在这种环境下,要建立和维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制,必须有一个信奉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霸权国存在。

霸权稳定论的作者的依据是现代经济学中的“公共/集体商品”理论。所谓“公共/集体商品”就是一种人人都可以消费的商品,而且一个消费时不影响其他潜在的消费者消费。但由于人人都可以消费这种商品而无需付费,这种商品往往供应不足,除非经济利益促使某个经济主体愿意为这种商品承担较大份额的费用,或者某个机构(如政府部门)迫使消费者为这种商品付费。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这个机构就是霸权国家。

霸权稳定论认为,开放自由的国际经济体制(开放的国际贸易体制和稳定的国际货币体制)就是一种公共商品。用克拉斯纳的话来说,它是在“特定的问题领域内,经济行为体的期望所共同关注的那些原则、规章条例和决策程序”④。霸权国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和影响力建立这种国际经济体制,以确定各国的行为规范,防止欺诈和损人利己,分摊成本,抑制经济民族主义,从而达到限制冲突,维持秩序的目的。霸权国建立维持这种体制的力量在于具有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和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感召力。但是,霸权稳定论者相信市场经济本身具有的扩散财富的功能,或者说是经济发展的后来者利用后发优势以更快的速度发展的功能,加之利用“公共商品”免费搭车的特点获得更快发展,从而改变了原来的国际权力分配的格局。霸权国的实力衰落使得霸权国不再愿意维护这种“公共商品”,出于国际政治的现实考虑(运用了现实主义的假定)而采用经济民族主义的保护政策以保护自己的权力地位。因此,国际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制受到削弱,直至最终瓦解。国际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制的瓦解又导致各国间争夺财富的政治冲突,甚至战争。

霸权稳定论者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就是这种必然的霸权稳定与衰落的循环往复,不论技术水平的发展如何、核武器是否存在以及相互依存关系的强弱都不会改变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这种特点。因此,这种理论具有一种宿命论的成分。这种理论是建立在对19世纪以来英国霸权兴衰的经验基础上的,并且结合美国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历加以实证。不论是政治现实主义的各种假定,还是“公共商品”中的各种假定都充斥着经验实证主义的色彩。

2 自由制度主义理论

罗伯特·基欧汉是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首创者也是这一理论最有影响的学者。在1984年出版的《霸权之后》一书中,基欧汉首次较系统地阐述了自由制度主义的思想。基欧汉认为,国际制度是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体制是一个处于国际权力关系与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中间变量或干预变量,它可以由霸权国建立,但是一旦建立它便可以形成自己独立的功能,即可以促进世界经济的有效运作,减少动荡,降低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防止市场失灵和欺诈,因为国际体制中的规范、规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家的行为施加影响,另外,国际体制的存在可以使国家从中预见到自己的利益实现的可能性和其他国家行为的可能性。基欧汉强调,即使国家是一个自私的自我利益的追求者,在一个无政府的世界中,即使没有霸权的存在,由于国际体制的存在,它们也能进行合作。因为相比较一个没有国际体制的秩序而言,尽管国际体制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与缺陷,却仍能相对促进国家利益。⑤

基欧汉在他的理论中没有排斥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的假定,如无政府的国际结构、国家是国际主要行为体、理性行为体。但是,基欧汉同时对其中的国家利益与理性的假定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强调国家利益应是具体的,如财富的绝对增加,淡化了国家生存欲望的重要性,而更加强调相互依存对国家利益实现的作用;认为理性不应该是现实主义对利益的绝对追求,而是一种既定条件下的相对满足。他认为,如果一个国际体制下具有促进各国福利的功能(增加绝对收益),国家可以通过理性的比较选择合作。因为没有体制的世界经济可能充斥着更大的不确定、动荡和欺诈,建立新的体制可能成本过大等等不利因素。

基欧汉的这种理论后来又得到其他一些学者的支持与补充,如阿瑟·斯坦、查尔斯·利普森、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海伦·米尔纳、当肯·斯奈德等人。⑥

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研究方法基本也是与现实主义的霸权理论的方法一致的,坚持了现实主义的主要假定基础上,强调的是固定不变的人性、不变的思维理性,所选取的历史资料也是历史时期的某个片段,如战后世界经济的一个领域或阶段,如货币领域和能源领域;并且把这种经验绝对化,作为预测未来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准绳,认为国际体制在人们的这种工具理性的学习与选择下仍然会继续延续与发展下去。因此,它同霸权稳定理论一样,在方法论仍是一种经验实证主义的。但在历史观上它却有某种进化主义色彩。但这种进化主义依以理性人的假设为基础,认为理性的人通过利弊比较(或者说工具性学习)可以创造和维持一种促进合作的国际体制,只要这种体制可以促进各国的福利(或安全),对所有人/国家都有利。这种进化主义带有一种功能主义的色彩,以结果来解释原因,仍然带有强烈的“后此谬误”(theposthocfallacy)的特征。⑦但这种进化主义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还原论,因为它的进化动因仍可以归结为一种不变的固定人性上。

3 世界体系论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是世界体系论最系统、最有影响的阐述者。他于1974年出版的《现代世界体系》和《世界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未来的灭亡》是其世界体系理论经典的代表作品。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认为,作为一种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16、17世纪自西北欧出现以来,逐步扩展到全球范围,在这一过程中一直呈现出一种周期性的发展模式,尽管出现过霸权国家兴衰(如荷兰、英国、美国)和经济中心地理变化(从原来只限西北欧转向了包括北美、日本在内的北半球),但其内在的本质没有发生变化,即这种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形成的生产分工体系(中心与外围)、均势的国家体系和意识形态是维持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

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就是一种整体上(世界性的)有效的分工方式。核心生产者提供工业品,它的优势在生产中以比较优势体现出来的低成本,外围生产者提供原材料,它的优势是强迫劳动的低成本。在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中,多边的国际政治均势体系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上并构成支持资本主义世界生产关系的基本政治结构。在世界经济的中心地区国家和准边缘国家以及准外围国家都在从世界经济中谋求积累。这就形成了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竞争。各类国家在世界经济中获取经济剩余取决于:国家的政治军事实力和在世界竞争市场有效竞争的能力。通过这种市场交换与政治强制,核心国家比边缘国家从世界经济中获取了更大的经济积累,并决定了各类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地位,即中心与依附的关系。另外,多边的均势体系使得无一核心国家能以一个世界帝国形式独占世界经济的剩余利润。因为中心国家之间(也包括各类国家之间)存在着为积累的争夺,它们力图通过各种政治经济的战略使自己成为利润最大化的地区,促进资本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流动,这既为技术的全球扩散提供了新的机会,也防止了某一国家在政治上控制世界经济,并从中获取垄断性的积累。这样,中心国家间的均势努力阻止了单一国家利用压倒优势的政治权威(世界帝国)来改变世界资本主义原有的生产和交换方式,这又维持和发展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沃勒斯坦看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还产生了一种文化,这种文化不仅为不公正的资本主义辩护,而且塑造了这一体系内所有人的思维,维护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因此,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由于经济分工、政治统治和文化影响功能不断得到了维护与发展。⑧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尽管运用了历史唯物论来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但他的方法论中仍然存在着经验实证主义的成分。因为他把16、17世纪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绝对化了,并且通过对历史的研究来否定资本主义内在变化的可能性。这使人在其理论中看到这样一种逻辑:16、17世纪建立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尽管其中存在着巨大的矛盾,但一直在自我维护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一体系内的社会主义运动无法撼动这一体系,反而客观上起加强这一体系的作用;资本主义体系最终的灭亡只有等到它发展到最成熟时,其内在矛盾积累到最大时,由于突然的危机被一种“历史的社会主义”取代。沃勒斯坦也谈历史的发展,但他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认识却是一种经验主义永恒论,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自16、17世纪以后的变化、发展都是一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最初形态的还原,因而过分地关注维护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因素。另外,沃勒斯坦对资本主义最终被社会主义取代的分析具有宿命的色彩,缺乏对人在创造世界中的主体性的分析。

二、历史主义方法论下的理论

历史主义方法论强调对事物、事件、现象的研究应根据其产生的历史条件,从其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进行辩证地考查,历史的变化与发展不是一种还原式的历史循环,而是一种发展的进化论。历史主义研究方法反对用抽象死板的公式或者固定不变的因素(如不变的人性和固定的社会结构)来研究社会事物与现象,强调历史发展的不可逆转性和继承性。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在分析社会时更多的是注重历时性的(di achronic)因素,而不是像经验实证主义那样专注于共时性(synchronic)的因素。这种方法论在本体论上强调人是社会本体的塑造者,人对社会本体的塑造是历史的具体的。这种理论一般对历史的发展怀有某种不可知论的成分。认为,历史是人的实践的具体产物,历史发展有趋势性,但历史发展的具体结果需要由后人的具体实践来创造,前人无法事先预见。在西方国际经济学中,罗伯特·考克斯(RobertW Cox)的理论就是这样一种典型的历史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他的《生产、权力与世界秩序》是这一方法论下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作。与考克斯同一流派的还有斯蒂芬·基尔(StephenGill)和戴维·劳(DavidLaw),基尔与劳所写的《全球政治经济学》(JohnHopkinsUniversityPress1988)也是这一方法论的着作。另外,英国学者苏珊·斯特兰奇(SusanStrange)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具有一定程度的这种方法论特征。

1 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主要建立在这样的论述上:不同的国际生产组织形式塑造了不同的社会生产关系,这种社会生产关系体现着一定的社会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不仅塑造了不同的国家形态、国家利益,也塑造了不同的世界秩序;但同时,也产生着经济、政治与社会矛盾,人通过反思这些矛盾,创造着新社会生产组织方式、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

具体地说,考克斯提出影响人的行为三种力量是:物质能力、意识和制度;这三种力量构成的历史结构决定着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在某种历史结构下,“生产组织的变化产生了新的社会力量,它们反过来影响国家结构的变化;国家结构的整体性变化改变了世界秩序的矛盾;”特定的霸权世界秩序又可以影响国家的形态,国家形态的变化影响国内的生产组织的变化。⑨考克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法,认为生产组织形式是社会力量(阶级)产生的基础,也是其他一些人类活动的基础;生产产生的社会生产关系决定着国家的社会基础;国家形式是由社会生产关系有机决定的,是社会生产关系形成的特定“历史集团”的产物;但国家的形态还受制于世界秩序。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后,国家的生产是与世界生产联系在一起的,国家的社会生产关系处于世界性的等级式社会生产关系之中,国家的形态也受世界秩序的影响。这样,国家的形态处于国内外社会生产关系的双重历史的、具体的建构之下。这样,国家的利益和对外行为就被历史具体地塑造了。这种塑造的基础仍是特定的生产组织方式。世界秩序根据考克斯的界定是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体系。霸权的世界秩序是霸权国(如历史上的英国与美国)把本国的生产组织形式推广到世界,得到世界的认同的产物,也是其他国家的生产组织形式(通过国家这个中介)效法与服从这种生产组织形式的状态。非霸权世界秩序是各大国为使自己的生产组织形式成为世界主要形式进行竞争的秩序(两战期间的世界秩序)。因此,世界秩序从根本上说,也是生产组织形式的产物,是生产组织形式产生的权力的产物。⑩

这种世界政治经济的分析是实践本体论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研究中的具体体现。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都是人实践的产物,不存在外在的给定性。物质力量、意识与制度是决定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的历史框架,这三种因素都是在人实践过程中变化的。变化的动力来自于生产过程产生的矛盾。这种矛盾最终会导致生产、国家和世界秩序的变化。在考克斯看来,霸权秩序只是这种社会永恒发展下的暂时的社会平衡,它的社会交往模式和人类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不能被固定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原来的平衡会逐步打破。各阶级会从矛盾与冲突中进行反思,创造出新制度(社会运行规则)。这又会导致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的新变化。这种反思不是工具理性的思维,而是一种建立在批判基础上的创造性心智活动。有机知识分子的主观创造是一切社会变革的前提。通过有机知识分子的主观创造(思想)来教育大众形成一种普遍主观共识是建构新的历史结构的基础。这里,考克斯继承了葛兰西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强调社会的变革不仅仅是经济矛盾下的产物,物质关系的变化并不能导致社会秩序的变化,只有对人的主观进行教化,改变人的主观,形成一种集体的共同意识,才可能促进社会的变革。但这种变革不是宿命性,存在着多种可能性。

这样,考克斯没有用一种抽象不变的人性和结构来解释世界政治经济关系,更重要的是他关注世界的变化以及变化的动因,关注历史在过去是如何变化,并通过分析历史是如何变化的来观察未来的变化。并且他对这种变化的分析不带宿命论和目的论的成份,而是强调历史变化的多种可能性,强调世界政治经济的变化方向在于人的主观努力。

2 斯特兰奇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英国学者斯特兰奇建立了一种结构性权力框架的模式对市场与国家互动关系进行分析。她指出:结构性权力决定着世界经济(生产、交换与分配)如何运行,而且在这种结构性权力下的世界经济内在地体现着某种政治———“财富、秩序、自由和正义”四种价值的分配和“风险与收益”的分配,从而在世界经济运行中“谁得到什么、如何得到”之类的政治问题有了结果。即权力结构决定着世界经济,经济体制中体现出政治。

斯特兰奇认为,决定经济体制的是权力,权力决定了各种国内和国际的经济体制中四大价值观的不同分配比例;权力决定市场运行和环境。但她强调,决定经济体制的价值分配与成本、收益、机会和风险的分配的权力是一种结构性权力。这种结构性权力构成和决定全球各种政治经济结构的权力,是决定办事方法的权力,建构国家与国家、国家与人民、国家与企业关系框架的权力。结构性权力是通过对安全控制,对生产的控制,对信念的控制和对知识、信仰与思想的控制而获得。斯特兰奇把这四个文献产生出来的权力综合成决定国际经济的结构性权力。 从对结构性权力构成的四个基础的分析看,斯特兰奇强调这四种结构是相互依赖的,彼此互为基础(彼此并列,没有一个处于优先的地位),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才构成了结构性权力。

斯特兰奇的这种结构性权力分析框架充满着实践本体论的色彩。在斯特兰奇的理论中,正是掌握结构性权力的主体(人、阶级、或国家),把自己的利益诉求转化为一种制度安排,形成了一种经济体制,从而决定市场的成本、风险的分配,决定市场运作过程中各种价值的分配。因为结构性权力的主体可以通过强制的力量来维持稳定,可以通过控制生产的权力来决定生产的组织与分配,可以通过控制着信贷的创造与发放来抵制或促进经济的发展,可以通过思想与知识控制和传播加强强制力量,决定如何生产、生产什么,加强金融权力,诱导人们去认同现存的制度安排。因此,她眼中的国际政治经济安排是人实践的产物。

建立在实践本体论基础下的斯特兰奇理论有历史主义色彩。因为结构性权力主体历史、具体地塑造的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或者说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是由社会历史地、具体地建构,而不是可以还原的。但由于斯特兰奇没有深入探究四种结构之间内在的相互关系,尽管她也强调国际关系理论应该关注国际体系的变化,这导致她的理论没有对国际体系变化的动因进行深入的解释。虽然在后来斯特兰奇把国家、市场和技术视为结构性权力变化以及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变化的三个决定因素, 但同样也没有深入分析国家形态、市场和技术是怎样变化与发展的,以及什么是动因促使它们的变化与发展,而只是说明了这三个因素如何共同影响与决定安全结构、生产结构、金融结构与知识结构的变化。这一点使得斯特兰奇理论中的历史主义方法论带有瑕疵。有人甚至把斯特兰奇的理论说成是“似乎假设了一种社会永恒运动,但没有找到向前推动的驱动力”的理论。 这一点上斯特兰奇的理论不如考克斯的理论具有彻底的历史主义性和实践本体的特点。

三、结　语

以上以方法论标准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理论进行了概述,但这里必须强调,经验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方法论在上述西方现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的着作中并不是完全排他的,有些学者如吉尔平和斯特兰奇强调他/她的理论是用一种折中的方法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或其中的一些问题。这说明,他们都认识到用某一种方法论来研究国际/全球政治经济关系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它们只能适用于各自不同的目的,都希望用两种方法论彼此互补与折中,来更深入地研究国际/全球政治经济关系。斯特兰奇就说,“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规范性、描述性的研究方法与思考性、分析性的研究方法之间,无所谓正确与谬误之分”。“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如同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研究一样,可以兼容这两种方法”。 的确,在吉尔平这样的现实主义霸权稳定理论中也能发现一些历史主义的影子,在考克斯和斯特兰奇的理论中也能找到经验实证的成分,只是他们的理论在整体上更典型地体现出经验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而已。

注　释:

①这可以从美国学者罗伯特·吉尔平(RobertGilpin)把他近来研究国际范围的政治经济学着作(2001年)取名为“全球政治经济学”中体现出来,1987年吉尔平将其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着作命名为“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吉尔平的这两本着作:ThePoliticalEconom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7,GlobalPoliticalEconomy,PrincetonUniversi tyPress,2001

②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还有另一种分类,即以意识形态来分类,分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与,从这一角度来概述国际政治经济学可参见李滨、姚鸿《民族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流派、学术渊源与当代代表》,《欧洲》1999年第5期。

③我在叙述霸权稳定论时主要依据的是Gilpin,ThePoliticalEconom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Chapter3和GlobalPoliticalE conomy,chapter4中的相关内容。

④这一定义来自克拉斯纳,见StephenKrasner,InternationalRegimes,CornellUniversityPress,1983,p 2

⑤RobertKeohane,AfterHegemon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4

⑥这些人物的有关着述详见大卫·鲍德温《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肖欢容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⑦关于基欧汉的新制度自由主义的这种进化主义及其特征的分析详见AndresHasencleveretal ,TheoriesofInternationalRegimes,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7,pp 39-41

⑧这里作者所用的沃勒斯坦的着作是:现代世界体系(一至三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历史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ImmanuelWallerstein,“TheRiseandFutureDemiseoftheWorldCapitalistSystem”,inImmanuel Wallersteined ,TheCapitalistWorldEconomy,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9

⑨RobertCox,“SocialForces,StatesandWorldOrders”,inRobertKeohaneed ,NeorealismandItsCritics,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6;p 220

⑩以上考克斯理论阐述主要依据下列考克斯的论着:“SocialForces,StatesandWorldOrders”,op cit;andProduction,PowerandWorldOrder,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7

11. SusanStrange:StateandMarket,London:PrinterPublishers,1994(2nded ),pp 23-42

12.StateandMarket,pp 23-32

13. S Strange,“AnEclecticApproach”,inThe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ed byC MurphyandR Tooze,Boulder:Col ,LynneRiennerPublishers,1991,pp 39-40

第6篇：全球经济市场范文

关键词:国际政治经济学;经验实证主义;历史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方法论

政治经济学(PoliticalEconomy)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其研究的对象是经济与政治的互动关系，即政治社会关系对经济的影响，以及经济运行与发展对社会政治的影响。

经济活动不仅在国内具有政治意义，经济活动一旦跨越国界也就有了国际政治甚至是全球政治的意义。跨国的经济活动要受到其他主权国家的政治结构以及由这种政治结构产生的经济体制的影响，因为它影响到其他主权国家内社会力量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国际经济的运行和利益分配还影响国家间的实力对比和权力关系，这种实力对比对主权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权力位势产生重大影响，因为经济联系产生的权力关系限制了国家的自由性;反过来，国家间的权力关系也影响着世界经济运行体制和国际经济成果在国家间的分配(甚至包括国家内部的分配关系)。对这种国际间的政治经济现象的系统研究构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IPE)研究的主要内容。如果更进一步的分析，世界经济对各国的影响，不仅局限于国家关系层面，它对各民族内部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都会产生重大影响;同时，民族国家原有的经济政治结构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会产生强烈的抵触、融化作用，或排斥其影响，或对其进行“扬长避短”。这实质是一种世界政治经济现象。因此，近来人们把国际政治经济学又称为“全球政治经济学”(GlobalPoliticalEconomy，GPE)①。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兴起产生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上世纪60年代末起，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出现严重危机，国际货币危机频繁发生，世界经济出现停滞，保护主义再次在西方发达国家抬头;许多学者开始担忧，世界是否会再次出现类似20世纪30年代所发生的由于世界经济秩序混乱，各国为争夺市场，解决国内经济危机而出现的国际政治冲突。国际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再次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一些西方学者希望通过研究国际政治和经济的互动关系，研究国际经济的新变化，研究世界经济史中由于经济危机导致的政治冲突等诸方面问题，为国际制度建设与国际秩序的变革寻求政治上的答案。这些研究符合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原则，而且把研究的焦点放在了国际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上，是一种真正意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对于这些20世纪后期兴起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如果从认识论的角度来划分，它们大体可以分两类:经验实证主义/还原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历史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②

一、经验实证主义方法论下的理论

经验实证主义在哲学中是指应用历史经验来证明假定与理论的正确性和精确性。在社会科学的任何领域内，假定与理论都需要从历史的经验中得到证明，都需要实证性的研究方法。然而，经验实证主义把历史的经验绝对化与教条化，并以此来推导和预测未来，把社会与历史的发展还原为一种旧的历史经验与经历。这种方法论下的理论往往带有一定宿命论和历史还原论的色彩。这种研究范式主要存在于西方主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当中，但一些具有倾向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运用这种方法。

西方主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体现在这两种理论上:霸权稳定理论和自由制度主义理论。这两种理论首先各自把国际政治的一些假定运用于国际经济所依赖的政治关系的研究，然后运用西方现代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如公共选择理论、公共商品理论、博弈论来说明国际经济运行规律，以及国际经济对国际政治的影响。自由制度主义和霸权稳定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强调通过制度的设计和维护，国家仍可以维持经济合作以及政治合作;霸权稳定理论强调国际权力结构是决定国际经济合作是否导致政治冲突的关键。但这两种理论共同特点是都带有强烈的经验实证主义。

1 现实主义的霸权稳定理论

霸权稳定论最初是由美国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首先提出的，后来经过吉尔平、斯蒂芬·克拉斯纳等人的扩充与修改。③其理论的核心内容是:一个开放和自由世界经济需要有一个居霸主或主宰地位的强国，霸权的衰落必然导致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的削弱与瓦解。这种理论把国际政治的假定作为国际经济的政治背景的研究基础，认为国际经济处于一种冲突的国际政治的环境之中，在这种环境下，要建立和维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制，必须有一个信奉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霸权国存在。

霸权稳定论的作者的依据是现代经济学中的“公共/集体商品”理论。所谓“公共/集体商品”就是一种人人都可以消费的商品，而且一个消费时不影响其他潜在的消费者消费。但由于人人都可以消费这种商品而无需付费，这种商品往往供应不足，除非经济利益促使某个经济主体愿意为这种商品承担较大份额的费用，或者某个机构(如政府部门)迫使消费者为这种商品付费。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这个机构就是霸权国家。

霸权稳定论认为，开放自由的国际经济体制(开放的国际贸易体制和稳定的国际货币体制)就是一种公共商品。用克拉斯纳的话来说，它是在“特定的问题领域内，经济行为体的期望所共同关注的那些原则、规章条例和决策程序”④。霸权国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和影响力建立这种国际经济体制，以确定各国的行为规范，防止欺诈和损人利己，分摊成本，抑制经济民族主义，从而达到限制冲突，维持秩序的目的。霸权国建立维持这种体制的力量在于具有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和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感召力。但是，霸权稳定论者相信市场经济本身具有的扩散财富的功能，或者说是经济发展的后来者利用后发优势以更快的速度发展的功能，加之利用“公共商品”免费搭车的特点获得更快发展，从而改变了原来的国际权力分配的格局。霸权国的实力衰落使得霸权国不再愿意维护这种“公共商品”，出于国际政治的现实考虑(运用了现实主义的假定)而采用经济民族主义的保护政策以保护自己的权力地位。因此，国际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制受到削弱，直至最终瓦解。国际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制的瓦解又导致各国间争夺财富的政治冲突，甚至战争。

霸权稳定论者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就是这种必然的霸权稳定与衰落的循环往复，不论技术水平的发展如何、核武器是否存在以及相互依存关系的强弱都不会改变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这种特点。因此，这种理论具有一种宿命论的成分。这种理论是建立在对19世纪以来英国霸权兴衰的经验基础上的，并且结合美国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历加以实证。不论是政治现实主义的各种假定，还是“公共商品”中的各种假定都充斥着经验实证主义的色彩。

2 自由制度主义理论

罗伯特·基欧汉是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首创者也是这一理论最有影响的学者。在1984年出版的《霸权之后》一书中，基欧汉首次较系统地阐述了自由制度主义的思想。基欧汉认为，国际制度是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体制是一个处于国际权力关系与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中间变量或干预变量，它可以由霸权国建立，但是一旦建立它便可以形成自己独立的功能，即可以促进世界经济的有效运作，减少动荡，降低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防止市场失灵和欺诈，因为国际体制中的规范、规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家的行为施加影响，另外，国际体制的存在可以使国家从中预见到自己的利益实现的可能性和其他国家行为的可能性。基欧汉强调，即使国家是一个自私的自我利益的追求者，在一个无政府的世界中，即使没有霸权的存在，由于国际体制的存在，它们也能进行合作。因为相比较一个没有国际体制的秩序而言，尽管国际体制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与缺陷，却仍能相对促进国家利益。⑤

基欧汉在他的理论中没有排斥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的假定，如无政府的国际结构、国家是国际主要行为体、理性行为体。但是，基欧汉同时对其中的国家利益与理性的假定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强调国家利益应是具体的，如财富的绝对增加，淡化了国家生存欲望的重要性，而更加强调相互依存对国家利益实现的作用;认为理性不应该是现实主义对利益的绝对追求，而是一种既定条件下的相对满足。他认为，如果一个国际体制下具有促进各国福利的功能(增加绝对收益)，国家可以通过理性的比较选择合作。因为没有体制的世界经济可能充斥着更大的不确定、动荡和欺诈，建立新的体制可能成本过大等等不利因素。

基欧汉的这种理论后来又得到其他一些学者的支持与补充，如阿瑟·斯坦、查尔斯·利普森、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海伦·米尔纳、当肯·斯奈德等人。⑥

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研究方法基本也是与现实主义的霸权理论的方法一致的，坚持了现实主义的主要假定基础上，强调的是固定不变的人性、不变的思维理性，所选取的历史资料也是历史时期的某个片段，如战后世界经济的一个领域或阶段，如货币领域和能源领域;并且把这种经验绝对化，作为预测未来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准绳，认为国际体制在人们的这种工具理性的学习与选择下仍然会继续延续与发展下去。因此，它同霸权稳定理论一样，在方法论仍是一种经验实证主义的。但在历史观上它却有某种进化主义色彩。但这种进化主义依以理性人的假设为基础，认为理性的人通过利弊比较(或者说工具性学习)可以创造和维持一种促进合作的国际体制，只要这种体制可以促进各国的福利(或安全)，对所有人/国家都有利。这种进化主义带有一种功能主义的色彩，以结果来解释原因，仍然带有强烈的“后此谬误”(theposthocfallacy)的特征。⑦但这种进化主义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还原论，因为它的进化动因仍可以归结为一种不变的固定人性上。

3 世界体系论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是世界体系论最系统、最有影响的阐述者。他于1974年出版的《现代世界体系》和《世界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未来的灭亡》是其世界体系理论经典的代表作品。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认为，作为一种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16、17世纪自西北欧出现以来，逐步扩展到全球范围，在这一过程中一直呈现出一种周期性的发展模式，尽管出现过霸权国家兴衰(如荷兰、英国、美国)和经济中心地理变化(从原来只限西北欧转向了包括北美、日本在内的北半球)，但其内在的本质没有发生变化，即这种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形成的生产分工体系(中心与外围)、均势的国家体系和意识形态是维持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

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就是一种整体上(世界性的)有效的分工方式。核心生产者提供工业品，它的优势在生产中以比较优势体现出来的低成本，外围生产者提供原材料，它的优势是强迫劳动的低成本。在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中，多边的国际政治均势体系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上并构成支持资本主义世界生产关系的基本政治结构。在世界经济的中心地区国家和准边缘国家以及准外围国家都在从世界经济中谋求积累。这就形成了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竞争。各类国家在世界经济中获取经济剩余取决于:国家的政治军事实力和在世界竞争市场有效竞争的能力。通过这种市场交换与政治强制，核心国家比边缘国家从世界经济中获取了更大的经济积累，并决定了各类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地位，即中心与依附的关系。另外，多边的均势体系使得无一核心国家能以一个世界帝国形式独占世界经济的剩余利润。因为中心国家之间(也包括各类国家之间)存在着为积累的争夺，它们力图通过各种政治经济的战略使自己成为利润最大化的地区，促进资本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流动，这既为技术的全球扩散提供了新的机会，也防止了某一国家在政治上控制世界经济，并从中获取垄断性的积累。这样，中心国家间的均势努力阻止了单一国家利用压倒优势的政治权威(世界帝国)来改变世界资本主义原有的生产和交换方式，这又维持和发展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沃勒斯坦看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还产生了一种文化，这种文化不仅为不公正的资本主义辩护，而且塑造了这一体系内所有人的思维，维护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因此，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由于经济分工、政治统治和文化影响功能不断得到了维护与发展。⑧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尽管运用了历史唯物论来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但他的方法论中仍然存在着经验实证主义的成分。因为他把16、17世纪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绝对化了，并且通过对历史的研究来否定资本主义内在变化的可能性。这使人在其理论中看到这样一种逻辑:16、17世纪建立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尽管其中存在着巨大的矛盾，但一直在自我维护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一体系内的社会主义运动无法撼动这一体系，反而客观上起加强这一体系的作用;资本主义体系最终的灭亡只有等到它发展到最成熟时，其内在矛盾积累到最大时，由于突然的危机被一种“历史的社会主义”取代。沃勒斯坦也谈历史的发展，但他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认识却是一种经验主义永恒论，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自16、17世纪以后的变化、发展都是一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最初形态的还原，因而过分地关注维护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因素。另外，沃勒斯坦对资本主义最终被社会主义取代的分析具有宿命的色彩，缺乏对人在创造世界中的主体性的分析。

二、历史主义方法论下的理论

历史主义方法论强调对事物、事件、现象的研究应根据其产生的历史条件，从其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进行辩证地考查，历史的变化与发展不是一种还原式的历史循环，而是一种发展的进化论。历史主义研究方法反对用抽象死板的公式或者固定不变的因素(如不变的人性和固定的社会结构)来研究社会事物与现象，强调历史发展的不可逆转性和继承性。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在分析社会时更多的是注重历时性的(di achronic)因素，而不是像经验实证主义那样专注于共时性(synchronic)的因素。这种方法论在本体论上强调人是社会本体的塑造者，人对社会本体的塑造是历史的具体的。这种理论一般对历史的发展怀有某种不可知论的成分。认为，历史是人的实践的具体产物，历史发展有趋势性，但历史发展的具体结果需要由后人的具体实践来创造，前人无法事先预见。在西方国际经济学中，罗伯特·考克斯(RobertW Cox)的理论就是这样一种典型的历史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他的《生产、权力与世界秩序》是这一方法论下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作。与考克斯同一流派的还有斯蒂芬·基尔(StephenGill)和戴维·劳(DavidLaw)，基尔与劳所写的《全球政治经济学》(JohnHopkinsUniversityPress1988)也是这一方法论的著作。另外，英国学者苏珊·斯特兰奇(SusanStrange)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具有一定程度的这种方法论特征。

1 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主要建立在这样的论述上:不同的国际生产组织形式塑造了不同的社会生产关系，这种社会生产关系体现着一定的社会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不仅塑造了不同的国家形态、国家利益，也塑造了不同的世界秩序;但同时，也产生着经济、政治与社会矛盾，人通过反思这些矛盾，创造着新社会生产组织方式、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

具体地说，考克斯提出影响人的行为三种力量是:物质能力、意识和制度;这三种力量构成的历史结构决定着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在某种历史结构下，“生产组织的变化产生了新的社会力量，它们反过来影响国家结构的变化;国家结构的整体性变化改变了世界秩序的矛盾;”特定的霸权世界秩序又可以影响国家的形态，国家形态的变化影响国内的生产组织的变化。⑨考克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法，认为生产组织形式是社会力量(阶级)产生的基础，也是其他一些人类活动的基础;生产产生的社会生产关系决定着国家的社会基础;国家形式是由社会生产关系有机决定的，是社会生产关系形成的特定“历史集团”的产物;但国家的形态还受制于世界秩序。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后，国家的生产是与世界生产联系在一起的，国家的社会生产关系处于世界性的等级式社会生产关系之中，国家的形态也受世界秩序的影响。这样，国家的形态处于国内外社会生产关系的双重历史的、具体的建构之下。这样，国家的利益和对外行为就被历史具体地塑造了。这种塑造的基础仍是特定的生产组织方式。世界秩序根据考克斯的界定是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体系。霸权的世界秩序是霸权国(如历史上的英国与美国)把本国的生产组织形式推广到世界，得到世界的认同的产物，也是其他国家的生产组织形式(通过国家这个中介)效法与服从这种生产组织形式的状态。非霸权世界秩序是各大国为使自己的生产组织形式成为世界主要形式进行竞争的秩序(两战期间的世界秩序)。因此，世界秩序从根本上说，也是生产组织形式的产物，是生产组织形式产生的权力的产物。⑩

这种世界政治经济的分析是实践本体论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研究中的具体体现。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都是人实践的产物，不存在外在的给定性。物质力量、意识与制度是决定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的历史框架，这三种因素都是在人实践过程中变化的。变化的动力来自于生产过程产生的矛盾。这种矛盾最终会导致生产、国家和世界秩序的变化。在考克斯看来，霸权秩序只是这种社会永恒发展下的暂时的社会平衡，它的社会交往模式和人类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不能被固定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原来的平衡会逐步打破。各阶级会从矛盾与冲突中进行反思，创造出新制度(社会运行规则)。这又会导致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的新变化。这种反思不是工具理性的思维，而是一种建立在批判基础上的创造性心智活动。有机知识分子的主观创造是一切社会变革的前提。通过有机知识分子的主观创造(思想)来教育大众形成一种普遍主观共识是建构新的历史结构的基础。这里，考克斯继承了葛兰西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强调社会的变革不仅仅是经济矛盾下的产物，物质关系的变化并不能导致社会秩序的变化，只有对人的主观进行教化，改变人的主观，形成一种集体的共同意识，才可能促进社会的变革。但这种变革不是宿命性，存在着多种可能性。

这样，考克斯没有用一种抽象不变的人性和结构来解释世界政治经济关系，更重要的是他关注世界的变化以及变化的动因，关注历史在过去是如何变化，并通过分析历史是如何变化的来观察未来的变化。并且他对这种变化的分析不带宿命论和目的论的成份，而是强调历史变化的多种可能性，强调世界政治经济的变化方向在于人的主观努力。

2 斯特兰奇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英国学者斯特兰奇建立了一种结构性权力框架的模式对市场与国家互动关系进行分析。她指出:结构性权力决定着世界经济(生产、交换与分配)如何运行，而且在这种结构性权力下的世界经济内在地体现着某种政治———“财富、秩序、自由和正义”四种价值的分配和“风险与收益”的分配，从而在世界经济运行中“谁得到什么、如何得到”之类的政治问题有了结果。即权力结构决定着世界经济，经济体制中体现出政治。

斯特兰奇认为，决定经济体制的是权力，权力决定了各种国内和国际的经济体制中四大价值观的不同分配比例;权力决定市场运行和环境。但她强调，决定经济体制的价值分配与成本、收益、机会和风险的分配的权力是一种结构性权力。这种结构性权力构成和决定全球各种政治经济结构的权力，是决定办事方法的权力，建构国家与国家、国家与人民、国家与企业关系框架的权力。结构性权力是通过对安全控制，对生产的控制，对信念的控制和对知识、信仰与思想的控制而获得。斯特兰奇把这四个文献产生出来的权力综合成决定国际经济的结构性权力。 从对结构性权力构成的四个基础的分析看，斯特兰奇强调这四种结构是相互依赖的，彼此互为基础(彼此并列，没有一个处于优先的地位)，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才构成了结构性权力。

斯特兰奇的这种结构性权力分析框架充满着实践本体论的色彩。在斯特兰奇的理论中，正是掌握结构性权力的主体(人、阶级、或国家)，把自己的利益诉求转化为一种制度安排，形成了一种经济体制，从而决定市场的成本、风险的分配，决定市场运作过程中各种价值的分配。因为结构性权力的主体可以通过强制的力量来维持稳定，可以通过控制生产的权力来决定生产的组织与分配，可以通过控制着信贷的创造与发放来抵制或促进经济的发展，可以通过思想与知识控制和传播加强强制力量，决定如何生产、生产什么，加强金融权力，诱导人们去认同现存的制度安排。因此，她眼中的国际政治经济安排是人实践的产物。

建立在实践本体论基础下的斯特兰奇理论有历史主义色彩。因为结构性权力主体历史、具体地塑造的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或者说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是由社会历史地、具体地建构，而不是可以还原的。但由于斯特兰奇没有深入探究四种结构之间内在的相互关系，尽管她也强调国际关系理论应该关注国际体系的变化，这导致她的理论没有对国际体系变化的动因进行深入的解释。虽然在后来斯特兰奇把国家、市场和技术视为结构性权力变化以及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变化的三个决定因素， 但同样也没有深入分析国家形态、市场和技术是怎样变化与发展的，以及什么是动因促使它们的变化与发展，而只是说明了这三个因素如何共同影响与决定安全结构、生产结构、金融结构与知识结构的变化。这一点使得斯特兰奇理论中的历史主义方法论带有瑕疵。有人甚至把斯特兰奇的理论说成是“似乎假设了一种社会永恒运动，但没有找到向前推动的驱动力”的理论。 这一点上斯特兰奇的理论不如考克斯的理论具有彻底的历史主义性和实践本体的特点。

三、结　语

以上以方法论标准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理论进行了概述，但这里必须强调，经验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方法论在上述西方现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的著作中并不是完全排他的，有些学者如吉尔平和斯特兰奇强调他/她的理论是用一种折中的方法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或其中的一些问题。这说明，他们都认识到用某一种方法论来研究国际/全球政治经济关系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它们只能适用于各自不同的目的，都希望用两种方法论彼此互补与折中，来更深入地研究国际/全球政治经济关系。斯特兰奇就说，“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规范性、描述性的研究方法与思考性、分析性的研究方法之间，无所谓正确与谬误之分”。“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如同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研究一样，可以兼容这两种方法”。 的确，在吉尔平这样的现实主义霸权稳定理论中也能发现一些历史主义的影子，在考克斯和斯特兰奇的理论中也能找到经验实证的成分，只是他们的理论在整体上更典型地体现出经验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而已。

注　释:

①这可以从美国学者罗伯特·吉尔平(RobertGilpin)把他近来研究国际范围的政治经济学著作(2001年)取名为“全球政治经济学”中体现出来，1987年吉尔平将其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著作命名为“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吉尔平的这两本著作:ThePoliticalEconom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7，GlobalPoliticalEconomy，PrincetonUniversi tyPress，2001

②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还有另一种分类，即以意识形态来分类，分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与，从这一角度来概述国际政治经济学可参见李滨、姚鸿《民族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流派、学术渊源与当代代表》，《欧洲》1999年第5期。

③我在叙述霸权稳定论时主要依据的是Gilpin，ThePoliticalEconom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Chapter3和GlobalPoliticalE conomy，chapter4中的相关内容。

④这一定义来自克拉斯纳，见StephenKrasner，InternationalRegimes，CornellUniversityPress，1983，p 2

⑤RobertKeohane，AfterHegemon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4

⑥这些人物的有关著述详见大卫·鲍德温《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肖欢容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⑦关于基欧汉的新制度自由主义的这种进化主义及其特征的分析详见AndresHasencleveretal ，TheoriesofInternationalRegimes，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7，pp 39-41

⑧这里作者所用的沃勒斯坦的著作是:现代世界体系(一至三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历史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ImmanuelWallerstein，“TheRiseandFutureDemiseoftheWorldCapitalistSystem”，inImmanuel Wallersteined ，TheCapitalistWorldEconomy，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9

⑨RobertCox，“SocialForces，StatesandWorldOrders”，inRobertKeohaneed ，NeorealismandItsCritics，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6;p 220

⑩以上考克斯理论阐述主要依据下列考克斯的论著:“SocialForces，StatesandWorldOrders”，op cit;andProduction，PowerandWorldOrder，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7

11. SusanStrange:StateandMarket，London:PrinterPublishers，1994(2nded )，pp 23-42

12.StateandMarket，pp 23-32

13. S Strange，“AnEclecticApproach”，inThe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ed byC MurphyandR Tooze，Boulder:Col ，LynneRiennerPublishers，1991，pp 39-40

14.“StructuredStrangely”，Christopher May，“StructuredStrangely:SusanStrange，StructuralPowerand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inTheorizinginInternationalRelations:ContemporaryTheoristsandTheirCritics，ed ，byS ChanandJ Wiener，Lewis ton:N Y ，TheEdwinMellenPress，1999，p 51

第7篇：全球经济市场范文

此次Gary到访中国充分体现出中国市场对Avaya的重要性以及Avaya对中国团队及中国市场的重视。

中国团队地位凸显

跟全球其他国家的企业相比，中国企业比如金融企业的发展非常迅速，而且很多企业会使用领先的技术促进流程改进、业务成长。Gary向记者表示，在联络中心、协同这些领域，中国企业的应用非常迅速，而且有很多创新公司在使用Avaya的产品，它们的创新业务模式和Avaya的创新通信技术有很好的结合点。此次到访中国，Gary看到很多中国的合作伙伴和客户对创新超前技术的应用，尤其是在视频通信方面的应用，这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中国市场的这些创新应用，对我们在全球推广类似的应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可以把这些创新应用推广到全球市场。我认为这是需要强调的中国市场战略意义的一个方面。” Gary阐述中国市场的重要性。他此行的目的之一就是会见Avaya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客户，通过听取这些企业在创新和领先的通信应用方面的反馈和建议，帮助Avaya在未来为全球合作伙伴和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

在企业通信方面，各国企业的应用存在或多或少的区别，而中国企业与其它国家企业的最大区别在于中国企业喜欢迅速采用新技术帮助企业快速成长。这是Gary此行的一大感受。另外，中国的企业客户在使用Avaya的整个技术和方案时，往往希望能够把Avaya的解决方案融入到既有的、更大的IT整体解决方案之中。“这是中国比较明显的一个现象，跟其他国家不一样。这意味着，我们的解决方案必须是开放的、非常灵活的技术架构，同时在开放接口上考虑到用户的这些需求，才能够让产品跟中国跟客户需求做到无缝衔接。” Gary介绍了中国市场的第二大特点。

Gary此行的第二个目的是与中国的研发团队进行沟通。他介绍说，在Avaya全球的布局中，中国研发团队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个北京的研发团队不只做与中国市场相关的产品特别是视频通信产品的开发，还为丰富Avaya在全球的产品线做出重要贡献，它是Avaya针对全球服务非常重要的基地。

值得一提的是，与许多国际厂商近期削减中国市场员工的情况不同，2014财年，Avaya将大力加强在中国市场特别是二、三级城市的覆盖。

收购互补企业

谈及Avaya去年以2.3亿美元收购Radvision时，Gary 向记者表示，此次收购对Avaya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它加强了Avaya在多媒体通信和协作领域的领导地位。Avaya以前在视频通信方面并不是非常强。Radvision在视频方面的优势与Avaya在统一通信、呼叫中心、语音等方面的优势，进行相互补充和有效结合，产生了非常好的合力。如此，不仅是在统一通信、联络中心和企业通信的应用方面，同时在视频领域，Avaya也成为非常重要的企业。”

不同于过去基于物理空间的视频通信，现在人们无须进入会议室就能进行视频通信。Radvision在移动终端方面领先的技术将为Avaya 布局企业通信带来不可替代的优势。“我认为企业通信的移动化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趋势。不仅是移动视频通信，传统的企业通信如UC（统一通信）和CC（联络中心）也将在移动终端实现。”Avaya通过收购Radvision，大大增强了提供多媒体、跨渠道协作方案的能力，从而能够尽快地根据市场的需求和趋势，提供一整套的全线通信产品。

事实上，就目前而言，收购Radvision已经达到了1+1>2的效果。Gary介绍说：“Radvision丰富了我们的通信产品，带来了创新，例如在Web RTC技术的应用方面。有很多应用，实际上也是在融合Radvision的技术之后有了新突破。很多客户实际上对此非常认同。”

第8篇：全球经济市场范文

2014会不会仅仅是一个“改善版”的2013？

回望过去一年，全球经济继续处于缓慢的复苏过程中。但潜在的风险仍是经济增长的暗礁。美国通过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刺激，经济微弱复苏，而失业率仍然高企、政府饱受财政赤字问题困扰；欧洲经济体受债务危机拖累仍在泥淖中，欧元区经济增长微弱；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速放缓。

重压之下，世界人民仍怀有美好期待，也不免担心：乐观的预测在2014年又会落空吗？

全球经济走向预测倾向乐观

来自各国际组织预测中，虽然对经济增长多少的预测有些许差别，但总的来看，他们对2014年好于2013年的预期是一致的。

2013年12月18日，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了最新的年度报告——《2014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预测，世界经济在2014年将增长3%，并在2015年进一步上升到3.3%。报告分析指出：美国经济有望加快增长，欧洲经济将重返增长轨道，新兴经济体经济呈现缓慢增长，中国经济将平稳增长。

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全球经济监测中心主任洪平凡表示，联合国的预测为最保守预测，“我们相信一些因素已经改善，将为2014年的增长提供动力，预计2014年世界经济将增长3个百分点，和2013年预计增长2.1%的数字相比，增势比较强劲。”

相比之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则相对乐观。2013年10月，IMF在 《2014世界经济展望》中预测，2014年，世界经济增速将达到3.6%，高于联合国的增长预期。其中，发达国家和成熟经济体2014年预期经济增速为1.7%，略高于2013年的1%；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国民生产总值整体预计为4.6%，微降0.1%。

IMF同时指出，2014年世界经济下行风险依然较为突出。IMF总裁拉加德称，2014年全球经济依旧悬在希望与不确定之间。尽管复苏势头增加，但世界经济的引擎尚未全部高速运行，2014年仍然可能动力不足。

但在IMF的中长期预测中，未来5年，世界经济增速将呈阶梯式缓步上升，2014—2018年的经济增速将分别为3.6%、4%、4.06%、4.11%、4.12%。

世界经合组织（OECD）曾在2013年11月19日公布《世界经济展望》，将2014年全球GDP增速预期下调至3.6%，低于此前5月份报告中的4.0%。总体而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总体经济增长速度将略高于2013年。

另据英国路透社报道，2014年1月6日，全球调研公司益普索（IPSOS）调查显示，76%的民众称对新的一年寄予厚望，比例略高于2013年。其中，53%的被调查者相信全球经济2014年会更强劲，来自印度、中国和印尼的信心最强，瑞典、法国和意大利的信心最弱。

复苏后的美国成全球经济新动力

许多机构报告及媒体报道分析指出，2014年，全球经济秩序正在逐渐转变，而与其密切相关的是世界经济增长动力的转变以及未来全球经济潜在风险所在。

根据IMF的报告，2014年，全球经济增长动力将由新兴经济体向发达国家倾斜，而重要风险源则可能继续向新兴经济体转移。

各国际组织均预计，2014年，美国和欧洲有望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在IMF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美国经济2014年将增长2.6%，较2013年高出1.6个百分点。IMF总裁拉加德通过媒体表示，由于美国失业率下降、美联储的政策决策以及两党最近达成的两年预算协议，使得美国经济前景强劲了许多。

2014年1月7日，《华盛顿邮报》报道指出，由于美国经常性贸易账户赤字状况正在萎缩，随着原油和其他石油制品价格的下降，以及美国潜在的贸易顺差项目——页岩气能源热潮的勃兴等原因，未来美国有望摆脱“世界上所有货品买家”的角色。该报认为，这种状况将可能意味着“更加可持续”的全球经济秩序的形成。

针对欧元区及日本在2014年的表现，多数分析认为其未来仍存变数。事实上，2013年欧洲经济仅实现微弱增长，在发达国家中表现最为乏力。IMF报告分析认为，欧元区银行持续去杠杆化，以及重债国疲弱的经济状况将抑制整体经济表现，欧洲经济疲软的风险仍然存在。

日本增长并不平稳。2014年1月2日，英国《金融时报》编辑克里斯·贾尔斯撰文指出：2013年，在“安倍经济学”以及“量化和质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刺激下，日本经济改善了通缩势头，经济增速已超出了自身潜力。未来想要持续这种动能，日本还需要推出更多诸如提高消费税这样的举措。

全球经济结构调整最艰巨的任务还在新兴市场。经历了过去强劲的增长，由于透支增长潜力及发展模式转型等原因，新兴市场开始持续放慢增速。

许多分析指出，2014年，中国经济仍将继续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而其他较大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则较难为增长乏力的全球经济增添动力。《市场观察》（Market Watch）专栏作家大卫·马什撰文称： 二十国集团中有5个主要国家将在2014年举行可能具有深远影响的全国选举，它们分别是巴西、印度、印尼、南非和土耳其。这些国家的汇市和债市在2013年夏季遭遇了大规模抛售。2014年，美联储逐渐推出量化宽松政策的外溢效应，或将再度影响新兴国家金融市场稳定。

2014年，新兴市场将面临来自结构性改革方面的挑战。政治因素和经济风险的双重作用使得新兴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坎坷。IMF副总裁朱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新兴市场的结构性改革包括重建财政空间、重新紧缩货币政策、加大结构调整，包括对市场和基础设施等一系列结构调整，才能把经济稳住。”

决策者的选择决定预测能否成真

针对公共部门的较为一致的乐观增长预期，媒体的态度却多了一些忧虑。英国《经济学人》在2014年首刊中刊文《为何说乐观可能是坏消息》。文章分析指出：自从金融危机结束以后，几乎每年都会以美国经济预测专家的乐观预期开始，而几乎每年的乐观预期最后都以失望告终。因此，最危险的问题恰恰就是乐观本身。

文章指出，乐观的经济预期往往会导致自满自足。比起实行艰难的改革，政客们永远更喜欢享受经济增长带来的嘉奖。文章认为，欧元区日前对成立银行业联盟的回避，就证明了乐观的经济讯息带来的负面作用。

然而，也许只有乐观审慎，才能赢得2014年的经济胜利。

2013年12月24日，花旗银行在上海全球经济展望报告，报告称2014年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在内的三大政策将有助于全球经济走向复苏。但决策者必须做出正确的政策选择。

第9篇：全球经济市场范文

西方经济学派长期存在凯恩斯经济学和市场经济基本教义派之争。据我的粗浅理解，争论的焦点是政府作用和市场自动调节作用是否存在根本对立。前者主张市场需要政府来发挥调节作用，当市场调节失灵时，就需要政府来加以调节，供求失衡时，需要政府投入来创造新的需求。尤其是经济危机因素累积时，需要政府调节。后者认为市场会自我调节，不需要政府干预，任何政府干预都是多余的。政府干预是问题的根源，市场自动调节才是解决问题之道。他们不承认市场会有失灵的时候。所以这一学派被称为市场经济基本教义派。

应该承认在一定程度上市场的自由竞争能合理调节资源配置，但条件是竞争是完全自由的。其实，自由资本主义已成为历史，完全的自由竞争早已不复存在。政府适当的调节和市场自动调节保持适度的平衡，才能保障全球经济的均衡和可持续的增长。近20年来，可以说是基本教义派占了上风，市场自我更正被捧上了神坛，政府参与被斥为“障碍”。华盛顿共识主张不分青红皂白地紧缩政府开支、不顾条件的私有化、不分经济发展阶段的贸易自由化和金融货币自由化。发展中国家想向国际金融机构借款，必须无条件遵守上述原则。凡接受这些条件的发展中国家或坠入危机，或增长停滞，凡接受这些条件的过渡经济国家，都不能如期顺利过渡到市场经济。最近10年连续爆发两场严重金融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亚洲发展中国家深受其害，2008年金融危机，不仅发展中国家，连美欧等发达国家也成为受害者。这引起世界各国的深思，改革国际金融货币制度和多边贸易制度的呼声日趋高涨。经济全球化和多极化需要全球民主共管已成为广泛的共识。这应该是保障全球经济长期持续，均衡增长，实现互利共赢的基本条件。

这对中国来说也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成功过渡到市场经济，并已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与世界各国相互依存，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不可避免要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为全球经济长期稳定增长作贡献。因此，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与全球经济体系改革同步进行。我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共管，理所当然，也符合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这不代表中国与美国争夺世界经济的主导权，美国也不必杞人忧天。

人们应该谨记，市场经济基本教义派的观点绝对不适时宜，必须找到政府监管和市场调节的适度平衡，才能保障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