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增长规模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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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数字经济增长规模范文

在经济增长的同时，目前确实还存在着与“十一五”规划要求相悖的倾向：

连续多年，我国投资增长速度高于消费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使得投资率不断上升，增大了调整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关系的难度。“十一五”规划要求，“要进一步扩大国内需求，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合理控制投资规模，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但今年上半年投资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消费，不仅使得经济增长过多依赖于投资，而且目前投资还有进一步加快的趋势。如果这种投资波动的态势演变成长期趋势，将不利于“十一五”规划关于调整投资与消费比例关系任务的完成。

产业结构升级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标志，产业结构升级一方面要使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下降，另一方面要不断提升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而要实现后一条，则要求服务业的增长速度高于第二产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从2005年的统计数字看，服务业增长低于第二产业增长；今年上半年的统计数字仍然显示，服务业增长低于第二产业增长。“十一五”规划要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业、产品、企业组织结构更趋合理，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和就业人员占全社会就业人员比重分别提高3个和4个百分点。”而目前的状况是，服务业增长低于第二产业增长的趋势仍将继续下去。

第2篇：数字经济增长规模范文

奥运会不会成为中国经济拐点

从历届奥运会看，希腊、西班牙和韩国在奥运会举办后。或多或少都出现了低谷效应引发的经济增长放缓。但是这种现象并不必然，美国洛杉矶和亚特兰大两届奥运会后。美国经济增长分别出现了放缓和加速两种走势，而澳大利亚在悉尼奥运会后。经济也出现较大幅度增长。

分析发现。在奥运会后经济增长放缓的希腊，西班牙和韩国等国。经济规模不大。而举办城市的经济规模占该国的比重却相对较大。作为拉动举办城市经济增长的外部因素。奥运经济刺激效应一旦消失。通常会造成举办国的整体经济增长放缓。

但中国的经济规模比上述国家要大得多，从人口、GDP、固定资产投资看，北京的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重并不高。因此。奥运会在奥运建设期对国内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只有0.07％的提升作用。在2008年预计最多也只有0.23％。即使奥运会过后，北京市经济受到低谷效应的影响开始趋缓。全国其他地区受到的波及也会很小。因此可判断。2008年奥运会不会成为中国经济的分水岭。

奥运景气板块值得关注

虽然不必把2008年奥运会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看得过重，但仍具备通常意义上的“奥林匹克景气”特征。从而带来结构性的经济增长和投资机会。

旅游酒店行业

历届奥运会都会不同程度地带来举办国游客人境人数的提升，使旅游酒店板块成为奥运经济效益的最大来源。如汉城奥运会结束前后。韩国旅游入境人口达到阶段性高点。旅游收入也相应大幅提升。北京奥运会期间。预计将吸引大约68万人次的外国旅游者以及200多万人次的国内游客。2008年全年将大约会有640万次境外游客，1.6亿次境内游客到京游玩。带来48亿美元和1634亿元人民币的旅游收入。

北京星级饭店房价和入住率在奥运景气作用下将持续走高。除了酒店业。旅行社和景区将同样受益。大量的游客，使国内旅行社行业面临巨大商机-虽然旅行社行业毛利率偏低。但充足的业务量使它们有了更大的经营空间，行业景气度有望在奥运期间得以巨幅提升。

部分受惠个股

首旅股份　集团下属的民族饭店和京伦饭店为北京组委会指定酒店，两家酒店奥运期间70％客房已经为奥组委预定。而剩余30％的客房中，70％左右已经被海外客户预订。

中青旅　在公司旅游业务收入中，北京地区收入占50％。2008年北京奥运会将对公司的业绩带来极大的推动作用。

中国国贸　受益于北京奥运期间的大量游客。

零售批发行业

在举办悉尼奥运会期间，澳大利亚全国和举办城市所在地新南威尔士州的零售额增长都达到阶段最高点。其中，家居用品、百货商店，服装以及其他商品(包括药品及化妆品零售、花园用品零售、鲜花零售、手表及珠宝零售等)表现得更为突出。

和悉尼奥运会相比。2008年奥运会期间。北京将接待更多的游客。由此给零售板块带来的奥运效应，也将比悉尼奥运会大得多，而给百货商店、手表、珠宝等零售业带来的惊喜会更多。

部分受惠个股

孚日股份　2008年北京奥运会唯一一家家纺类特许经营商。

王府井　北京市场百货份额最大的零售商，受益于奥运期间北京核心商圈的人气和客流量。

北京城乡　公司的房地产项目与北京2008年奥运有关比赛场馆毗邻；公司是2008年北京奥运商品特许经营10家零售店之一；主营仓储连锁超市业务也将受益于奥运带来的大量游客。

广告传媒行业

自从洛杉矶奥运会引入商业化运作以来。广告商加入全球合作伙伴计划(TOP)等赞助活动。增强有力地带动媒体产业走强。为大幅提升公众对奥运会的关注。举办国在奥运会当年广告支出都会出现突增，从而使媒体板块在奥运当年表现突出。其中与奥运相关度大的媒体上市公司受益尤其明显。

部分受惠个股

歌华有线　2002～2008年奥运会规划投资在2800亿元左右。

中信国安　受益于北京奥运带来的数字电视的普及。

中视传媒　许多大的国际性公司将在央视或者各场地投巨资做广告，作为央视唯一的上市公司，公司的广告收入将飞速增长，北京奥运会将采用高清数字电视技术向全世界进行转播，而公司是央视高清频道的内容提供和编排者。

建筑工程行业

建筑业是奥运会首当其冲受益的行业。如在奥运会建设期间。韩国和澳大利亚的建筑指数在奥运前1～2年即开始启动。但奥运会结束、失去奥运项目需求后，基建板块的走势将取决于是否有新项目来维持业务量。日本在东京奥运会期间的建筑投资过度集中。造成奥运会结束后缺乏新的投资热点项目。就直接影响了其建筑行业的可持续发展。而韩国则把与奥运相关的建筑投资分散到7年中完成。且奥运会结束后还有西海岸开发这一重要的利润增长点，从而并未出现建筑行业业绩大幅下滑的局面。

和前几届举办过奥运会的国家相比。中国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还远未完成。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化建设仍将持续，奥运投资占我国投资总额的比例很小。而且，北京的奥运投资也是分布在7年中完成的。除非出现大的调控。后奥运时期我国基建行业将不会缺乏业务增长点。

部分受惠个股

承德钒钛　其新川级钢筋为北京奥运重点工程的国家体育场(鸟巢工程)使用，其他产品在北京基础建设市场也具有较高认可。

第3篇：数字经济增长规模范文

一、经济增长与失业问题

经济增长与失业问题之间关系密切。失业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受到阻碍，处于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的状态，一般用失业率来反映一定时期内在全部就业人口中有工作意愿而仍未有工作的劳动力数量。通过失业率指标可以判断就业情况。失业率被视为是反映整体经济状况的指标，是所有经济指标的“皇冠上的明珠”。

奥肯定理是揭示经济增长与就业率之间关系的理论：失业率每降低1%，产出将增加2.5%。该定理表明一个稳定发展的社会要促进就业，就业率增长会促进经济增长。关于中国的失业率，官方公布的数字值得推敲。目前中国惟一的失业率指标――城镇登记失业率――仅仅把那些到就业服务机构求职登记的城镇无工作者视为失业人员，其数据受到学界以及国际社会的广泛质疑。中国社科院劳动就业专家冯兰瑞教授指出，“没有任何材料证明中国‘第三次失业高峰’过去了。当前中国的失业率缺少一个公正的、客观的和科学的评价。现在我还不能得到这方面的准确数字。城市的隐性失业率，大量农民的失业率都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一方面中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一直上升，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又持续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增长对就业带动的作用虽有所加强，但就业压力却不减，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比。当然失业率不断上升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中国失业率的上升使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显得很尴尬。

二、经济增长与政府成本问题

经济增长离不开政府的作用，政府在协调经济发展的同时，政府成本也不断攀升。中国的政府成本呈现出直线型上升趋势：过去一般的机关用房被现代化的政府大楼取代、办公条件与用品档次不断提高、政府内公职人员工资及福利待遇不断提高；政府机构越来越臃肿，人头开支不断增加；政府投资项目金额巨大，但运作效率低下；政府决策失误也造成巨大成本损失……这都表明政府成本在提升。中国是世界上高政府成本运行的国家之一。

政府成本随经济增长而有一定幅度增长是正常的事情，但中国政府的成本在以超常规的速度增长就需要注意了。政府在一定程度上讲也是“经济人”，有其自身的利益并且也很关注自身的利益。对于政府而言，它更应该是“政治人”，主要考虑的不应是自身的经济利益而应该是社会的福利，其主要职能是为社会提供服务。政府存在有其必然性，但政府是“不可避免的祸害”，这要求政府要努力降低自身的成本，降低其“祸害”的程度。降低政府成本已经成为世界行政改革的重要主题之一。无论从经济的角度还是政治的角度，政府不应该是先富裕起来的群体。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所带来的社会财富增量首先被政府吃掉了一大块。政府成本不断攀升使中国经济增长在作用上大打折扣。

三、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问题

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直接相联。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带来了社会财富增加，而社会财富在分配上差异较大。有趣的是，中国政府在面对因经济增长过热而采取措施降温的同时，新数据显示中国最贫困的人群正在变得更加贫困。世界银行的新发现显示中国家庭中最贫困的10%(约1.3亿人）2003年的平均收入比2001年降低了2.5%;中国社科院研究收入分配的专家顾严指出，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警戒线0.4，2005年将迅速逼近0.47，收入差距已经处于形势严峻。

经济增长是消除贫困的好方法，这一点似乎显而易见。经济规模持续扩大，这应该是意味着每个家庭从中获得属于自己的那份合理收益会变得更加容易。但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似乎没有带来中国人民普遍收入水平的提高。这说明中国没有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问题，“效率优先”已基本上实现，现在要把“兼顾公平”问题再提升到一定的高度加以重视和解决。经济增长为什么反而使最贫困的人的收入还下降？有人认为，在社会总财富增长的前提下，富裕人群变得更加富裕是以最贫困的人群利益的损失为代价的。这种经济增长并不是人们所希望的经济增长。在社会主义中国，最贫困人口收入的下降应该使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感到羞愧。

第4篇：数字经济增长规模范文

现在美国等发达国家正在进入新经济阶段。与此同时出现了概括这种现象的新概念，如知识经济、数字经济、网络经济等。对新经济作经济学分析有助于我们认识新经济的发展趋势，理解新经济条件下经济发展的规律及由新经济推动的经济学的新发展。

一、 旧经济转向新经济是生产方式的革命

20世纪末，美国等发达国家依靠其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科技的发展，进入了新经济时代，这个时代的特点和影响就如格林斯潘1999年所说：“我们称之为信息技术的新技术革命，已经开始改变我们处理事务和创造价值的方式，即使五年前我们也不易预见到这些。”

新经济是对信息经济、网络经济、数字化经济的概括。美国商务部1999年报告将数字经济概括为两个方面：电子商务和使电子商务成为可能的信息技术产业。这种经济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变化。其效应已经和正在显示出来。就如美国商务部报告所说，在这场“数字革命”中，因特网是基础设施，信息技术是先导技术，信息产业是带头和支柱产业，电子商务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在每个经济时代都有当时的新经济。由旧经济进入新经济总是以生产方式产生重大革命为基础的。生产工具是区别经济时代的标志。经济史显示，工业革命是由1712年发明的蒸汽机和1831年第一次开发的电力驱动的。其中蒸汽机使用使人力被自然力所代替，由此产生工厂制生产方式。产生电力后，发动机由于由电力推动使人力被电力所代替，传动装置由于由电网组成而将广大范围的生产纳入当时先进的生产体系和流程，创造更高的效率。

现代的新经济是由电脑和互联网驱动的。1946年世界上出现第1台可编程计算机，80年代计算速度更快，体积更小的个人电脑进入家庭和办公室，接下来出现的互联网通过高速通讯设施，在工厂、办公室将桌面计算能力联系在一起。人们通过互联网获得信息、发邮件、开展电子商务。这种现象就如美国经济事务商业部副部长ROBERT SHAPIRO所描述的：以数字为基础的新型的经济正在以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式改变着我们周围的一切，改变着我们合作、单独工作、交流和联系、娱乐和消费的各个方面。

随着因特网在全球的快速发展，以数字为基础的新型经济正在对人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方式产生全新的革命，它不仅丰富了人们获取信息的途径，而且为企业内或企业间的信息交流提供了快捷而价廉的通信工具，还给工商企业和消费者之间的信息沟通提供新的渠道。网上教育、网上通信、网上新闻、网上交易、网上娱乐、等等正在成为人们经济活动的主要场所。

新经济反映生产方式的重大革命主要在以下方面：第一，如果说，以机器大工业为主要标志的生产方式是以自然力代替人力的话，新经济则是以电脑代替人脑。第二，互联网较电网有更高的传输速度更广的传输范围，尽管不能离开电网。第三，机器大工业以技术为基础，新经济则是以知识为基础，由此产生知识经济即以知识创新为基础的经济。较技术创新为基础的经济，新经济时代的知识、技术以及以此为基础的设备、产品更新速度大大加快。第四，旧经济的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是机器制造业，其他行业均是适应这种制造业的生产方式，新经济时代的主导和支柱产业则是以信息技术产业为代表的新兴的高科技产业，即以电子信息技术为领头的集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光电子技术、人工智能技术机电控制技术的高科技群。新经济并没有完全摒弃传统产业，新经济的生命力在于对传统经济的整合和改造，通过信息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渗透，很多传统产业部门一跃进入新经济阶段。 

现在大家都在谈经济全球化。全球化有多种表现。但我们根据新经济发展的趋势可以断言，只有进入建立在信息技术和网络基础上的数字经济时代，才能真正实现经济全球化。就是说，网络经济是经济全球化的技术基础。企业不用漂洋过海就可以进行国际交易。信息的发展可能使得商务模式发生变革，使得一些中小企业能够参与全球竞争，使得一些跨国公司能够扩展它们的全球业务。过去只有大企业才可能跨国经营，现在中小企业借助网络同样可以进行跨国经营。 

二、新经济时代的资本

在旧经济时代，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的要素是有形要素，起初是劳动，后来是资本，因而有劳动经济和资本经济之说。进入新经济时代后，经济增长的决定性要素转向知识和技术及人力资本，于是出现知识经济之说。

在新经济条件下，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的资本由有形的物质资本转向无形的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本，这个结论将直接影响分配的方式。具体地说，在劳动经济条件下，劳动者对增长起支配作用，因此分配向劳动者倾斜，由于劳动者之间差别较小，因而在全社会收入差距较小。在资本经济条件下，资本（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起支配作用，因此分配向资本家倾斜，由于资本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全社会的收入差距拉大。而在知识经济条件下，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起支配作用，这样，作为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本人格化的“知本家”将替代资本家成为财富创造的中心。在旧经济中是资本雇佣劳动，知识和技术成为资本的生产力。而在新经济中这种雇佣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物质资本被知识资本所雇佣。现实中便是以知识和技术招资本，而不象旧经济中是以资本招技术。与此相应，收入分配明显向“知本家”倾斜，由于知识价值明显增大，因此收入差距扩大更为迅速。在信息产业就业的科技人员的收入可能明显高于其他行业。 

新经济时代的重要特征是知识资本的价值已经和正在得到越来越高的评价。其主要制度安排在两个方面：一是技术商品化。在技术转让时科技成果应该得到科学的评估，以充分实现其价值。二是技术资本化。在企业的股权结构中在充分估价技术投入价值的基础上安排技术股，收入分配中充分实现投入的技术的价值。 

人力资本即人的知识和技术的存量。人力资本投资也是知识创新的重要方面，也是技术进步的源头。美国商务部1999年报告也显示：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和迅速发展，信息技术人员的需求增加，而人才的培养又是一项长期的工程，短期内信息技术人才供给不能满足需求，特别是受过很好的信息技术教育的高水平的信息技术人才更为短缺。于是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信息技术人才开始进入全球市场，各国、各公司之间人才的争夺将更加激烈。信息技术人员的工资一再攀升，其工资额与其它行业的工作人员的差距在逐渐拉得更大。人力资本投资有三个方面：一是加大教育投入。在OECD国家，教育经费要占政府支出的12%，培训投入占GDP的2.5%.这应该成为加大教育投入的参照系。二是积极引进和留住人才。美国的硅谷就是依靠吸引全世界优秀的高素质人才。其中不仅包括高科技人才，也包括创业人才。如果说教育是长期投资的话，引进则是一种能在短期见效的短期投资。三是推进企业家知识化。这是发展高科技的主观条件。

与知识资本替代物质资本成为决定性的资本相适应，产权制度安排的内容也发生了变化。旧经济中的产权制度以物质财产的产权为主导。而在新经济中知识产权成为产权制度结构中的主导。其基本要求是保障知识和技术创新者的私人收益，使其发现新技术的成本得到补偿并能得到更高的收益。其目标是鼓励科技人员研究和开发高新技术的积极性。

三、经济持续增长的可能性

过去美国经济的周期性较为明显，过几年就会有一次大的波动。而且在一段时间中人们还作出经济周期时间越来越短的断言。而在现实中，美国自克林顿当政以来已连续9年左右的时间保持高增长低通胀低失业率的态势。经济学家在探究其中的奥秘时发现了新经济的某些特征。

最早提出新经济概念的美国《商业周刊》列举的新经济六大特征就对美国经济长期持续增长作了说明：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大幅度增长，公司经营利润大幅度增加，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双双降低，进出口额占GDP的比例上升，GDP增长中高科技的贡献率上升。

美国商务部的报告特别指出了互联网对经济持续增长的作用：“由互联网增长驱动的信息技术进步，也对创造这个比预期更健康的经济作出了贡献。”[1]其机制是由于互联网被广泛用于通信、教育、娱乐和媒体，并作为电子商务的工具，由此拉动互联网的迅速增长。互联网的增长又拉动信息产业部门的迅速增长，从而使信息产业部门成为拉动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其表现是：

由于互联网驱动的通信活动的发展，信息技术和信息服务产业在经济中的份额迅猛增长。信息技术产业一直以超过整个经济增长率1倍的速度增长，对信息技术的投资现在已占所有商务设备投资的45%。

在美国经济中信息技术产业份额1998年达到8%。其对全部经济的实际产值贡献达1/3之多。

从1998年到1999年全球网络用户增长55%，因特网主机增长46%，WEB服务器增长128%，新登记的WEB地址增长137%。

美国经济连续多年出现高增长，低失业率，同时通货膨胀率全面下降，根本原因在于信息技术产品价格下降及信息服务价格的下降。据美国商务部报告，在1993年和1997年信息技术产业价格逐年下降(分别是-2.4%,-2.6%,-4.9%,-7.0%,-7.5%，在其他产业价格逐年上升的同时，使总通货膨胀率由1993年的2.6%降到1.9。[2]

就持续保持高就业来说，主要说明因素是高科技可能和劳动密集型企业结合。过去的理论将技术进步与节约劳动相等同。就是说技术含量越高，使用的劳动越少。而在新经济中我们发现，恰恰是在网络部门、在信息部门劳动就业量是最高的。当然这里就业的劳动者具有较高知识含量。就像美国商务部报告所统计和预测的：1996-2006年信息技术应用业就业量占全国企业劳动人数的41%-44%，再加上信息技术产业就业数会达到50%。

过去对竞争力的主要说明因素是规模。一方面有规模边际收益递减的理论。新经济中网络使用规模的扩大却没有出现边际收益递减的效应，相反可能出现边际收益递增的效应。另一方面企业规模不再是企业竞争力的主要决定因素，依赖信息和网络的优势中小企业也可能有更强的竞争力。

以上分析表明，新经济提供了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可能：由于有信息产业的支持，经济周期可能会延长。进一步说，由于新经济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基础上，对有形资源的需求相对减少，因此经济可以在相当长的时期保持高速增长而不至于出现过热，出现高通胀的状况。

四、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交汇 

新经济的另一个表述是知识经济。对知识经济一般的提法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这种表述没有准确界定新经济的特征，作为知识经济的特征性的表述应该是以知识创新为基础的经济。依靠知识创新，新知识新技术不断涌现，新知识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速度大大加快。

在新经济时代，建立在知识创新基础上的企业的成长期可能缩短，就象微软公司那样不过几年就一跃超过具有百年发展历史的福特和通用等制造业公司而成为世界首富，但是，由于科技进步的速度加快，这些高科技公司企业的衰退期也可能加快。[3]因此高科技部门和企业的创新要求特别紧迫。

就创新来说，有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两个概念。在这里区别知识创新与技术创新很有必要。科技进步的全过程包括三个环节：上游环节即知识创新环节；中游环节，即创新的知识孵化为新技术的环节；下游环节，即采用新技术的环节。技术创新主要是在中下游环节的创新；知识创新主要是在上游环节即知识创造领域的创新是技术创新的源。

在新经济条件下技术创新和知识创新有相互交汇的趋势。过去，技术创新的最终环节是将新技术应用于生产过程。在现代，技术创新的先导环节进一步延伸到科学向技术的转化过程。知识创新的环节过去主要限于科研机构和大学这样的知识创造和传播领域，现在之所以出现知识经济的概念，就是因为知识创新延伸到了科学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的领域。这样高科技的孵化领域成为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交汇点。

在新经济时代，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速度成为竞争力的重要指标，与此相应，人们对发展高科技的创新机制的关注点，由关注技术的采用转向关注技术进步的源泉（知识的创造领域）及其转化。这就提出了加强大学、科研机构与产业部门的联合与合作、建立产学研紧密结合的机制的要求。就象美国的硅谷紧靠斯坦福大学一样。这里的关键是建立知识的创造和知识向生产力转化的上下游联系。一方面解决好大学和科学院研究课题的商业化价值问题，另一方面解决好企业敢于对高科技的研究进行风险投资问题。

在新经济条件下，知识和技术的创新与知识和技术的创业是相联系的。在许多场合，知识和技术转化为生产力是通过知识和技术的创业实现的。创业即将知识创新的成果通过创办科技企业途径孵化高新技术。创办科技企业普遍面临的问题，是进入该领域创业的往往是有技术缺资金，缺乏经营企业和市场运作的经验。这就提出了创业机制的创新问题， 

在旧经济时代，创业主要靠资本(资金)，而在新经济时代，创业主要靠知识和技术。前者是以资金招技术，后者则是以知识和技术招资本(资金)。该领域的投资属于风险投资，当然高风险也可能有高收益。这就提出了对风险(创业)投资的需求。孵化高新技术要有足够的资金投入。在这方面政府投入必不可少，但是更为重要的是为之提供顺畅的风险投资（创业投资）渠道，也就是为有技术而缺资金的项目提供风险投资。在新经济中风险投资的供给也较为充分。在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条件下，一般利润率具有下降的趋势，由此使资本的最低限量提高，就使达不到限量的资本无力转向实体资本的领域，而进入信用和股票等风险领域。各种类型的基金如养老基金、保险基金等将这些小额的投资集中起来并进而成为风险基金的来源。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风险投资作为创业投资与其他投资，它所追求的不是在企业中获取股权收益，而是在股权交易中获利，因此为风险投资提供顺畅的退出机制，使投入高科技项目的资金在孵化出高新技术和企业后能退出来进入新的项目，保证风险投资的可持续。美国的纳斯达克股票市场（Nasdag）最为活跃就是新经济的重要反映。[4]

过去的理论特别青睐大企业。而在孵化高新技术方面最为有效而且成功的是小企业。其原因就是钱颖一所总结的两条：一是对创业者的激励能力，小企业更强；二是创新失败的风险约束，小企业更强。因此新经济条件下的创业机制以民营科技型小企业为基础，对科技人员办民营科技企业提供更为有效的鼓励政策和更为宽松的创业环境。例如：企业登记不以资金规模为门槛，科技园、创业中心都要为其提供必要的金融支持和经营企业的辅导。 

五、电子商务和与产业创新

对信息产业和数字经济发展起主要推动作用的是电子商务。电子商务对经济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其本身的价值。在产业链中，正是由于电子商务的广泛应有，形成对信息技术产业的强大需求和拉动力。就是说电子商务成为信息产业和整个新经济的发动机。 

电子商务对经济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它本身活动的价值。企业利用电子商务，通过提供更有用的信息，增加商业机会，发展新型服务，简化销售过程，降低成本等活动，能够取得竞争优势。同时，因特网也强化了价格约束机制，因为消费者能通过多种途径得到商品价格和有关信息。

电子商务在总体上还处于方兴未艾阶段。电子商务的规模与上网的人数相关。据美国商务部1999年报告，虽然无论从上网人数上，还是从上网人口所占的比例上，美国都具有绝对的优势，但是到目前为止，与全部经济相比，电子商务所占的份额还很小，全球到1999年5月还只有1。7亿人访问过因特网。即使在因特网最为普及的美国，作为零售业一部分的电子商务占其总额的比例还不到1%。这意味着新经济发展还有很大的潜力。

从美国新经济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信息技术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而且可以看到美国各行业的信息技术投资给其生产率所带来的变化。从美国信息产业的发展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中，我们可以大致确定在新世纪所要进行的结构调整和产业创新的方向。哪个国家能够在因特网上给予更多的重视，在信息技术的开发和研究上投入更多物力、人力和财力，为电子商务的发展拓平道路，那个国家就可能在国际竞争中具有垄断优势。

第5篇：数字经济增长规模范文

其实，在这个话题的背后是朱晓明对第三次工业革命及其战略的思考。“这或许是一场颠覆我们从前习以为常的理论和概念的革命，全球经济都将面临新的挑战。机遇在哪里，需要我们所有人思考。对于商学院来说，在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大挑战、大机遇中，更要先行一步进行管理学、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与教学手段的探索，这样才能帮助中国企业家和创业者们寻找到正确的努力方向。”

第三次工业革命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经济社会？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将遭遇什么样的挑战？在我们的身边又将蕴含什么机遇？记者日前采访了朱晓明，聆听了他的独到见解。

在前两次工业革命中，消费者不太重要，没有太大的权利；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消费者变得非常重要，拥有更多的权利

3D打印技术揭示了什么？朱晓明认为，至少是一种添加型、个性化的生产模式已经开始。举例说明：使用3D打印机的创意产品社会化的电商Quirky的运营模式是这样的：吸纳各种想法，然后放到脸谱上测试受欢迎程度，选择受欢迎的产品在电脑上具体制作，再通过打印机打印出来，最后为产品定价销售。在这个过程中，所有人都成为了产品或者服务的制造者。现在这样的生产模式还不多，但假以时日一定会走向普遍。

3D打印技术只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一种表现形式。第三次工业革命实际上是一场关于数字技术与数字化的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作者杰米里·里夫金认为，互联网技术、可再生能源可结合起来，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创造强大的基础设施。《当我们变成一堆数字》作者斯蒂芬·贝克说，数字科学家已经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每个领域，他们正面临新的挑战，不仅要描述网络用户的品位和嗜好，而且要洞悉人类不断变化的心情。

这场数字化革命使更多的定制化产品、服务和促销信息得以实现：市场营销者可以建立和维持与顾客的关系；可以收集和分析日趋复杂的消费者购买方式和个性特征方面的数据；可以使得消费者更容易也更有效地寻求到更多关于产品、服务和价格的信息。

这其中有个很重要的改变，就是消费者地位的转变：在前两次工业革命中，消费者不太重要，没有太大的权利；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消费者变得非常重要，拥有更多的权利。

第三次工业革命正深刻地改变第一次、第二次和第三次产业。例如应用IBM的SmartCloudTM技术，意大利渔业（第一次产业）的生产者可以大幅提高收益。至于第二次产业方面，杰米里·里夫金介绍得很详细，他说，更聪明的计算机软件、新材料、更灵巧的机器人、网络制造业服务商和新的制造方法会推动制造业数字化的发展。第三次产业从第三次工业革命中也受益良多。以阿里巴巴金融为例，它是一家主要为小微企业提供贷款的企业。大家都知道，小微企业融资难，因为外人很难了解其真实情况，贷钱给它们有一定风险。可阿里金融做到了。阿里金融的不良贷款率仅为0.9%。阿里金融靠的是数字技术。由于任何个人和企业在使用网络后都分别留下经营行为、消费行为的数据，阿里金融可以运用大数据这种数字技术的手段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从而准确地掌握了这些小微企业的情况，也就有把握、有底气把钱贷给它们。

第三次工业革命颠覆了很多从前习以为常的理论和概念、也让已经选择好的经济发展路径开始面临瓶颈

朱晓明认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到来为经济学、管理学提出了一些新的课题。我们过去习以为常的理论和概念正在被颠覆，很多我们已经选择好的发展路径开始面临瓶颈。

第一，从规模经济到范围经济。产品经济时代讲求规模经济，即生产规模越大、单位成本就越低；而服务经济年代，企业制造出来的可能不仅有有形的产品，还会有无形的服务。这时的经济规律不仅有规模经济，而且有范围经济，即品种多、规模不大但效益不见得不好。

前几年有本很流行的书叫《长尾理论》，研究服务经济年代的生产规律：用流行度和产品种类标识企业盈利的能力。过往的理念是这样的“二八现象”：由于20%的大客户会带来80%的利润，另外80%的小客户只能带来20%的利润，企业必然牢牢抓住那20%的重点客户。但数字化时代，网络让资源可以共享，它提供了我们另一种思路，即服务类的产品，短头和长尾都应充分得到重视。此外，苹果9万种软件满足用户的繁多需求却带来丰厚的利润，是范围经济的极佳案例。

第二，从收费到免费。以前会计学教授都是讲授收费经济学，教大家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回收投资。企业家也都觉得越早开始赚钱越好。但现在不同了，免费的现象在一些行业，尤其是平台类行业相当普遍。依靠部分免费的营销策略，企业将争取到更多的客户群体从而赚到更多的钱。

实行免费策略的平台可以分为四类：交易平台、媒体平台、支付平台和软件平台等。免费交易平台的典型有亚马逊中国等电商网站，它们提供购物满额多少就免费配送的服务；免费媒体平台的典型有中移动的飞信业务，它依靠免费吸引了大量用户；免费支付平台的典型有招商银行等，信用卡刷卡达一定金额就可以免年费，还有第三方互联网支付企业目前对个人免费服务；免费软件平台的典型有盛大推出免费的网络游戏《征途》、奇虎360为用户提供免费的杀毒软件。

第三，从企业内研发到研发的外包与众包。过去企业内的研发被看作企业核心竞争力，现在不一样了，将研发封闭在企业内部是缺乏创新力的表现，研发可以外包，甚至要众包。

举两个众包的例子：前几年的调研告诉我们宝洁每天都有新产品被开发出来，光凭企业内8000多名研究员显然是不够的，宝洁用众包的办法向全球征集设计方案，可以征集到14万个科学家和工程师为它开发产品，如此一来，宝洁的产品创新源源不断；维基百科全书如果光靠几十个人可能要写上数十年，但依赖全球网友的力量只用了4年就完成了。研发众包的案例越来越多，这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

第四，从供应链到需求链。在传统的生产模式中，供应链是企业赚钱的法宝之一。那时，企业虽然也重视产品开发，可是更专注于打造分销门店和团队。而在当今服务经济时代，需求链才是赚钱的关键之一。需求链是服务经济时代诞生的新产物。当所有企业都在追寻同样的顾客，并在相互合作的网络中进行顾客的需求信息分享时，就会导致需求链的产生。需求链能容纳的企业越多，产生的效益就越大，享受需求链服务的消费者也能从中受益、

第五，从传统产业到以互联网、平台、大数据和云服务为基础设施的产业。第一次产业、第二次产业、第三次产业都可以应用以互联网、平台、大数据和云服务为基础设施来提高生产效率。如多利农庄属于第一产业，以前它生产的产品是从田间到地头，现在实现了从农作直接到餐桌。农作物种植的温度、光线、施肥等都靠电脑和网络掌控，客户、品种与产量的需求也全部实现数字化。又如香港利丰行属于制造业，但它没有一家工厂、一个工人，却能一年出口价值80亿美元的服装，依靠的是“网络协调员”。利丰行有一条网络供应链：在巴基斯坦采购棉花、在中国内地采购纽扣、在日本采购拉链、在孟加拉国制衣、在中国香港实现销售和出口。一批网络协调员通过互联网等数字技术手段掌控着这条供应链。

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已经到了极限，经济增长当下可以依靠数字革命，因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劳动力结构对年轻者的需求量越来越大，拥有全球大学生人数最多的中国将拥有太多有利机遇

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改变，对中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都是一次挑战。经济全球化推动了全球经济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说，发展中国家翻版复制了发达国家第一次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经济增长模式。但这种经济增长模式已经到了极限，因为前两次工业革命最终将表现为：经济增长了，却耗费了大量的能源、原材料，并驱使全球均难以承受碳排放过量带来的环保危机与温室效应等气候危机。

不过人类是充满智慧的，大挑战也意味着大机遇。

如果说，30年前我们依靠引资建厂、从事劳动密集的加工业；20年前我们依靠扩大出口、从事国际货物贸易；10年前我们依靠承接服务业转移、从事国际服务外包的话，那么，今天我们可以依靠数字化革命。数字经济时代的劳动力结构对年轻者的需求量越来越大，拥有全球大学生人数最多的中国将拥有太多有利机遇。

第三次工业革命年代的互联网、平台、大数据与云服务等服务经济的基础设施，让我们见识了任何一个产业终将“无数而不生”、“无网而不胜”。这个年代，“数”与“网”等成为迅速崛起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家的基因。

对企业家来说，“数”与“网”将蕴含什么机会？

从全球著名科技预测曲线“Gartner”中可以窥探一二。“Gartner”曲线起始于1995年，精确预测了科技发展趋势。而在“Gartner”曲线2011年预测的42个事件都与数字技术有关，其中有6个事件将在未来两至五年内发生，它们是大型数据与极端信息的处理与管理、无线充电、私有云、网络平台、位置感知应用、语音识别技术等等将成为主流。对于中国企业来说，抓住其中的技术也就抓住了机会。

第6篇：数字经济增长规模范文

但2013年底的这一功课，似乎比以往任何一年都让人迷茫，难以定调。

11月以来，坊间集中释放出印企倒闭新闻；“印业过冬”的预判也在一轮轮的消息刺激下变得愈加肯定。

个别企业的倒闭消息，能否推导出全局俱冷的悲观结论？局部市场的萎靡症状，是否演化为整体产业的下滑态势？动荡的2013，行业发展的真实状况究竟如何？

还是让我们努力从一些数据中，触摸行业发展的真实脉动。

就像“全社会用电量”是经济增长的“晴雨表”，能基本匹配工业经济的总体表现一样，在印刷业，对成本大户纸张的跟踪观测，也能大体反映印业的经营走势。

根据中国造纸协会的产销分析，截至2013年9月底，国内“机制纸及纸板”的生产量，同比增幅只有0.83%。由此推及全年的国内市场消费量，中国纸协给出的预测很不乐观：新闻纸将下降4.5%，书刊用纸将下降4.4%，铜版纸持平或略高，白板纸将下降5%，而箱板纸和瓦楞原纸，将分别下降2.1%和1.3%。除了铜版纸，2013年国内市场消费量将出现全线下滑的态势。与之对比，2012年“机制纸及纸板”的国内消费量还有4.65%的增幅，与印刷业相关的各个纸种，增幅基本在5%左右。而2012年之前的更早时期，2位数的高速增长，曾是纸业多年的荣光。

再看印机业，似乎在2013年也经历着同样的走势。截至9月底，国内62家主要印机企业产品销售收入同比下降6.13%，市场活力不足、后续生产乏力，成为国内印机企业普遍面临的困境。

两组数字，相互印证着进入2013年的中国印业，支撑高速增长的动能已经极大减弱。但另一个数据观察窗口，却也在为我们提供着更为丰富的行业发展细节。国家统计局月度统计显示：截至9月底，GDP增速7.7%，全部工业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9.6%，印刷业的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为11.7%。此组数字中工业企业的统计范围为年销售收入2000万元以上的规模型企业，也就是说，印刷业中的相当部分中大型企业，其在2013年的发展依然保持了平稳的增长态势。

第7篇：数字经济增长规模范文

4月16日上午，国家统计局如期一季度宏观济数据：一季度GDP规模65745亿元，增长6.1％。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8.8％，消费增长15.0％，工业生产增长5.1％，CPI下降0.6％，PPI下降4.6％。这些数据瞬间成为行业内关注焦点，有很多机构判断中国经济已经见底，最坏时刻已经过去。

上投摩根认为，一季度宏观数据为市场带来信心，经济总体有明显的回暖趋势。去库存化和政策效果已经开始得到验证，房地产和汽车行业的销售近期出现了很多亮点，货币供应也非常宽松，政府不断出台各种产业振兴计划，财政支出为经济增长助力。一些早先较为悲观的机构分析师已经开始调高对中国经济的预期。从去年下半年以来预期下调，到最近的预期上调，从一个角度说明，以GDP同比增速测量的中国经济或许已经在一季度见底。

底部形成

国泰基金认为，最新的宏观数据显示，政府的一系列干预经济的政策基本取得了预期的效果，衰退最严重的时期可能已过去，中国本轮经济调整的底部已初步形成。而关于宏观数字对市场的影响，该基金认为有四个效果：对目前市场起到了有效支撑，部分打消了市场对经济见底的疑虑；支持了此前两季度策略报告的判断，震荡向上，但大幅度上涨可能性较小；对信贷数字能够维持的隐忧还在，目前关注焦点是投入之后的效果如何；由于季节性因素，4月份大多数数据―般不会太差，市场下跌空间有限，底部逐步提升。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杨瑞龙表示，最坏的时候是否过去还不能确定，但是经济确实已经出现回暖迹象。杨瑞龙认为，CPI、PPI双双负增长，这两个数字表明经济上已经完全终止下滑的势头，中国经济是否全面回暖，外贸是要重点考虑的因素。他强调，从国外的经济形势来看，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也出现回暖的迹象，内需的启动还有一个阶段，如果是外部经济开始全面趋暖的话，中国触底然后开始向上走是可以判断的。但是外部经济状况还是不理想，尽管中国出现了一些回暖迹象，未来如何走还有待于观望。

一些担心依然存在。国泰基金认为一些数字提醒我们中国经济还未完全走出经济危机。一方面，2009年1～2月份工业企业财务数据继续恶化，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下降37.3％。另一方面，出口依然不好，目前仅仅略有改善迹象。3月份出口下降17.1％，跌幅比1～2月份缩小4个百分点。由于经济环境的影响，寄希望于外需大幅改善看起来不太现实，对此方面不应过分乐观，刚刚开幕的广交会也提醒中国外需的萎缩短期不见好转。

“应该把改革作为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基调。刺激内需从投资转向消费就是要改革，而消费的启动又是一个改革，没有改革不可能这么转换的。中国目前出现的格局除了外部因素之外，和内部这种投资经济增长的模式有大的关系。”杨瑞龙认为，就算没有外部冲击，中国内部的经济增长肯定也存在瓶颈。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仅仅使得我们的内在矛盾提前和加大爆发，“这么一个过度储蓄、过度投资肯定不能长期维持经济发展。”

“供求矛盾在过去常年的外需拉动下被掩盖，从短期来看我们对外部经济有很大的依赖性。过去进出口总额占GDP60％多的份额，要短期内一下摸平是不大可能，长期来看是要通过改革转向，这是一个长期因素。”杨瑞龙表示，当前的中国的经济形式还比较好，趋暖的迹象比较显著，关键是要防止反复。

上投摩根基金也提示，城镇就业情况的改善和居民收入的持续增长，以及后续的内需增长和消费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目前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如果消费能够稳定的增长乃至超预期，将会为市场带来更加明确的信心。

曙光初现

在博鳌亚洲论坛2009年年会上，与会的多位财经官员对当前经济热点问题阐释了自己的观点。从这些主要财经官员表态的字里行间，明显可以感受到经济的春天已经悄然来临，中国经济有望就此复苏。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姚刚表示，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政府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实施总额4万亿元的投资计划，实行结构性减税政策和多次降息以及增加银行体系流动性、振兴十大产业等等，这些对稳定预期、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些措施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经济增长出现积极现象。”姚刚表示。

作为国民经济的晴雨表，资本市场对经济状况已经有所反映。到今年3月底，上证综合指数和深证综合指数分别比年初上涨了30.34％和41.71％，在全球主要股指当中涨幅居前，这是资本市场对于中国经济状况合理的反映。

国务院国资委主任李荣融表示，这次经济反弹可能比想像的来得快。中央企业的经济指标已出现明显回升，但是环比已经上升了26％，这表明央企过冬的措施已有成效。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则表示，对当前经济形势非常乐观。从目前经济数据来看，中国经济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特别是消费得到了很大激发。

他还表示，中国的银行业运行稳健并保持盈利。去年整个银行业的利润达到5834亿元，创下了全世界纪录。今年一季度整个银行业的拨备覆盖已经达到了123.9％，通过审慎的监管、经营，银行业一定可以给广大存款人交出一本放心的账。

第8篇：数字经济增长规模范文

在就业问题日益严峻并产生对经济学研究巨大需求的情况下，劳动经济学研究也日趋活跃，但大多数讨论却不能揭示就业、失业问题的宏观经济学含义，从而降低了这些研究成果的政策实用性。本文以回答为什么近年来的经济增长没有带来显性就业的增加为问题出发点，将更深入探讨就业弹性，分析城镇失业原因，并从促进就业的角度评价近年来的宏观经济政策，提出对症的政策建议。

一、就业结构和就业增长模式

由于关于中国劳动力市场状况的统计信息令人扑朔迷离，许多发表的统计数字又往往与实际观察到的情形不一致，所以，在对于中国劳动力市场状况的理解上面形成诸多误导。有三个代表性的观点值得关注。第一是质疑官方的城镇失业率数字。由于公布的数字是登记失业率，而不是具有可比性并且更接近实际情况的调查失业率，许多研究者进行了各种间接的估计，得出远比官方统计数字高的失业率。第二是认为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城镇就业没有增长，甚至可能绝对减少。例如，罗斯基（Rawski）就把“就业增长几乎为零”，作为质疑中国经济实际增长速度的依据之一。第三是通过计算就业弹性，得出经济增长带动就业越来越少的结论（李红松，2003）。

本文作者之一已经对实际失业率数字和就业是否增长的问题给予了回答（蔡?P，2004），指出由于口径的不同，城镇实际失业率的确大大高于登记失业率，2002年达到6.1%.由于劳动参与率的下降和就业不足造成的在统计上的影响，实际失业率并不像许多估计数字那样高（见表1）。同时，由于经济成分日益多样化，就业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的统计体系不再能够涵盖全部城镇就业，因而“单位就业”统计范围内的数字也不再能够充分反映就业的增长状况。劳动力市场发育的增量性质，使得大量新增就业（如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就业和失业、下岗职工的再就业）是通过一些传统统计不能涵盖的渠道实现的。例如，2003年城镇全部就业人数为2.56亿，而统计的单位就业人数只有1.1亿，两者之间的差额达1.47亿。而这种情况使得我们不能仅仅依据传统统计渠道的就业增长数字，妄下关于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减少的判断。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相应年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3》数字估算。

由于使用的就业数字不当，目前关于就业弹性的计算都得出了日益减小的结论。这里存在两个问题。第一，总体就业弹性的计算反映的是城乡全部就业和GDP 总量之间的增长关系。一方面，在统计上，农业起到的是就业蓄水池的作用，凡是非农产业未能吸纳的就业都被计入农业中了。所以，这个总量分析的意义是有限的。另一方面，分部门计算就业弹性，所使用的就业数字不包括单位就业渠道之外的就业，这样，大量的就业增长被排除在计算之外，就业弹性被大大低估。实际上，我们关心的是城镇的经济增长是否带来相应的城镇就业，以及弹性有多大。因此，依据全部城镇就业和GDP 数字，单独估算城镇的就业弹性更能够反映真实的情况。

如果我们仅仅考察城乡总体的就业弹性和分第一、二、三次产业的就业弹性的话，我们会得出与大多数其他研究相同的结论，即就业弹性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但是，一旦把全部城镇就业作为分析对象，观察其增长率与城镇GDP 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就看到不同的景象。我们首先从GDP 总量中减去农业增加值，再减去乡镇企业中非农产业的增加值，通过适当的价格调整，就可以得到实际的城镇GDP 年度增长率。用城镇就业年度增长率与城镇GDP 增长率相比，就得到了城镇就业弹性这个指数。我们按照三年移动平均的方式将其绘于图1.

与城乡整体的就业弹性下降趋势不同，城镇就业弹性从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并且于90年代后期向早期的水平接近，2000年达到0.31，只是在本世纪又有所降低，2002年为0.19.也就是说，城镇GDP 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业增长0.19个百分点。这个就业弹性比按照城乡整体和分三次产业的方式所计算的结果，都显示更大的经济增长就业弹性。由于这个计算与以往计算所使用的就业数字不同，所以，这个较大的就业弹性来自于单位外就业的作用。换句话说，以往的研究所得出的经济增长没有带来就业的结论并不准确，而只能说经济增长没有带来显性就业。

二、自然失业率与治理方向

尽管依据全部城镇就业数字估算的就业弹性表明，经济增长并非没有带来就业增长，但0.2左右的就业弹性，与发展中国家平均0.3—0.4的水平相比仍然较低。所以，经济增长没有带来相应的就业增长这个命题，从理论和政策的角度仍然有意义。为了回答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我们需要对目前的失业率进行分解，以便观察其对经济增长反应灵敏程度。

在宏观经济学中，失业通常被分解为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和周期性失业三种形式，前两种形式的失业因其不可避免的性质而被称作自然失业。首先，当劳动者从一种生产活动转移到另一种生产活动时，通常会出现一个时间和空间的滞后，由此而产生摩擦性失业。这种失业形式并不意味着工作岗位的缺乏，只是需要时间和信息把劳动者和岗位连接起来。其次，当技术进步或产业结构变动造成一部分劳动者的技能无法适应新的岗位需要时，便产生结构性失业。这种失业并不意味着岗位总数少于劳动者总数，只是后者的技能不能适应新的就业岗位的要求。由于经济活动从而劳动者永远是处于动态中的，而且经济发展本来就包含了不断的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一个正常的经济不可能消除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所以，这两种失业合并起来被称为自然失业。第三，宏观经济处于周期波动中，当相对衰退发生时，就产生周期性失业。随着宏观经济相对高涨，总需求增加，这种失业现象得以缓解甚至消失。

因此，自然失业是一种持续存在的现象，但诸多可变因素都可以影响到自然失业的水平。例如，如果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变化的幅度和速度较快，就可能比较经常和较大幅度地引发自然失业。但是，如果信息传递、职业培训、政府规制状况等反映劳动力市场发育水平和运行效率的条件良好，就可以通过劳动者对变化的更快适应而降低自然失业率。此外，社会保障覆盖率和水平等一系列因素可能会通过影响劳动者寻找岗位的激励，而影响自然失业水平和持续时间。可见，自然失业实际上并不是“自然的”和不可变的（Ottosen 等，1996）。因此，除了我们熟知的可以通过宏观经济政策抑制或刺激需求的作用影响周期性失业之外，也可以通过一系列作为改变自然失业的水平。而一个经济中总体失业由自然失业和周期性失业构成的相对比例，决定着政策的主要方向和效果。

改革以来，特别是触动存量调整的改革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发动以来，国有企业违背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在竞争中失去了市场生存能力，一方面产生大量亏损和破产企业，另一方面谋求生存的企业也开始削减冗员，使得一部分城市职工的铁饭碗被打破，离开原来的工作岗位，处于下岗和失业状态。与此同时，虽然劳动力市场与改革前相比有了长足的发育，但工资水平适应供求变化进行及时调整的市场机制仍然不完善，市场信息、职业介绍和职业培训等劳动力市场服务也不完善，仍然不能适应重新配置劳动力的需要。由此产生自然失业，并在时间上得以延续。虽然在同一期间，宏观经济也处于相对紧缩状态，因而周期性失业也推动总体失业率的上升，但自然失业率高并且构成较大份额，应该是这一时期总体失业率的一个重要的特征。

自然失业率虽然无法直接在现实生活中观察，但可以通过观察失业与其他经济现象之间的联系进行估算。菲利普斯曲线描述的就是这种相互关系，即名义价格水平的变化和反映需求的实际指标（如失业率）之间的关系（Phillips，1958）。通过解释菲利普斯曲线，可以间接地估算自然失业率。

我们可以根据公式计算出不变的自然失业率为1.0%.然而，社会经济条件是处于不断变化中的，所以，自然失业率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例如，对美国经济的经验观察表明，至少从1984年开始到20世纪末，美国的自然失业率处于稳定下降的阶段。由于劳动力年龄构成变化，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的竞争性增强，以及工资预期与实际生产率增长更加协调等因素，美国的自然失业率较之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高峰值，下降了约1.5个百分点（Stiglitz，1997）。

就处于转轨过程中的中国经济来说，劳动力市场条件乃至整个经济体制都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特别是近年来产业结构变动速度加快，劳动力市场改革力度加大，都会导致自然失业率的提高。因此，我们应该按照变化的假设对自然失业率进行估计。用计算不变自然失业率类似的方法，我们可以计算出不同时段的自然失业率：1978—1984年为3.79%，1985—1988年为0.33%，1989—1995年为1.77%，1995年以后为4.43%.为了观察自然失业率与总体失业率的关系及其变化，我们将两者绘于图2.通过对总体失业率的分解和对自然失业率的量化，可以使我们更深入地分析中国失业率变动的构成及其性质的变化，因而对于治理失业具有重要的政策涵义。总体来说，中国经济具有较高的并且继续升高的自然失业率，表明单纯依靠宏观反周期政策不能完全消除或缓解失业现象，扩大就业和治理失业，要求综合一系列政策手段。

三、为什么宏观经济政策不促进就业？

从1998年开始，中央实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具有了明显的扩张性，旨在刺激消费和投资需求，推动经济增长。然而，无论是调控取向还是调控措施，都不具有显著的推动就业效果。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的显著特点是大规模发行国债，并将银行信贷与国债投资密切配合，重点投向基础设施领域。而货币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与积极财政政策相配合，在财政投资尤其是国债主要投向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予以贷款配套，加大对这些领域的信贷投入。在1998—2002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五年间，国债项目累计投资3.28万亿元，除财政增发国债6600亿元外，其余大部分为银行贷款。仅2000年一年，金融机构直接增加对国债项目的贷款就达2000亿元。在这种政策下，政府主导和引导的投资行业取向非常明显，主要是将农林水利、交通通信、环境保护、城乡电网改造、粮食仓库和城市公用事业等作为重点投资领域，而这些投资领域恰恰是吸纳就业能力较弱的行业，也就是说，扩张性政府投资具有逆就业倾向。

以2002年为例，当年国债投资实际完成额约933亿元，按照投资比重由高到低排列，分别为农林牧渔业（25.5%）、交通运输邮电业（18.8%）、电力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16.0%）、制造业（13.9%）、建筑业（8.7%），累计占全部国债投资的83%（刘如海等，2003）。为了更好地观察这些行业的就业吸纳特点，我们构造一个行业就业密集度指数。该指数系特定行业的劳动—资本比与平均劳动—资本比的比值。计算表明交通邮电、电力及水的生产供应业、制造业、建筑业和商贸餐饮业的就业密集度指数依次大幅度提高，但在国债投资中的优先顺序却恰好相反，即积极财政政策所引导的重点投资领域，却恰恰是就业密集程度低的行业（图3）。

除加大对国债项目的信贷投入之外，货币政策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持续下调利率，以刺激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利率不断降低，并不意味着中国的资本已经成为丰裕的生产要素。中国刚刚达到人均GDP1000美元，远远没有超越发展经济学认为存在资本和外汇双缺口的发展阶段。因此，调整利率所导致的资本相对价格下降只是一种周期性现象。

与此同时，由于城市形成了二元化的劳动力市场，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工资的形成机制仍然是制度性的，即使在失业现象已经十分严峻的情况下，传统体制内的工资水平仍然呈现较快的上升趋势。1997—2002年，国有单位职工平均实际工资年均增长分别达到4.2%、6.7%、12.9%、10.9%、16.2%和16.3%，明显高于其他单位。这样，对于那些容易得到贷款的大型国有企业来说，资本变得相对便宜，劳动相对昂贵，从而诱导出产业和技术选择中用资本替代劳动的倾向，产值增长不能带来相应的就业扩大。

生产要素被人为扭曲的判断，可以从资本在不同部门的边际报酬差异得到印证。如果资本价格没有扭曲，并且按照市场原则进行配置的话，资本的流动遵循边际报酬递减规律，最后会在各部门间形成趋于均等的边际报酬率。否则，在那些易于获得资本，并且使用成本较低的部门，资本边际报酬就相对低，而那些获得资本有困难，并且使用成本较高的部门，资本边际报酬就相对高。世界银行（2004）的一项研究表明，20世纪90年代中国农村非农产业的资本边际收益率远远高于城市工业，而且超出的幅度呈现越来越大的趋势。1990年农村非农产业的资本边际收益率是城市工业的2.1倍，1995年提高到3.7倍，2001年提高到5.2倍。这一期间农村非农产业资本边际收益率的增长速度是城市工业的4.3倍。这里，城市工业可以代表受到资本供给优惠，从而存在价格被低估倾向的部门，农村非农产业因企业规模小和民营性质，从银行贷款则因金融机构严格的贷款条件而往往被拒之门外，因而资金需求只能从其他渠道获得，成本高昂，接近于以真实市场价格获得资本。

劳动力市场的分割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资本替代劳动的倾向。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主要表现为农村劳动力难以进入城市正规部门就业，一般劳动力难以进入国有部门尤其是国有垄断部门就业。正如上文分析的那样，这些正规部门、国有垄断部门恰恰是具有充足廉价资本供应的部门，在资本的价格长期被压在均衡水平之下、就业存在体制的条件下，这些部门必然进一步使用资本替代劳动，导致高投资、低单位就业的经济增长模式。

四、政策结论

第9篇：数字经济增长规模范文

就业率高低是宏观经济的一个重要指标

就业和民生是宏观经济中应当关注的最重要的指标。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就是以研究失业问题为主要对象而创立的。不考虑就业的宏观调控，在现代国家中是不可想象的。

目前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格局是：快速度、平物价、高失业。GDP增长10．7％，消费物价增长1．4％，劳动力闲置率15．77％。在我国的经济增长中，高投资、高出口，但劳动力要素拉动经济增长不够。统计显示，投资对增长的贡献为48％左右；进出口对增长的贡献大约为22％；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30％左右。从这三个数字可以看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依然远远超过消费。

我国投资与消费比例严重失调。按国际惯例，处于发展中期阶段的经济转型国家，投资与消费比例的正常水平是30∶70，正常的下限是35∶65，但我国是45∶55。因为消费决定于收入，而收入决定于就业充分与否和劳动力工资的高低，国内消费偏冷的主要原因不是居民普遍有钱而因社会保障不健全不敢消费，而是劳动就业严重不足和工资水平增长相对缓慢，经济增长主要由投资及将国内消费不了的产品出口拉动的。

国内需求不足，消费偏冷，重要原因之一是居民收入水平低。投资率高，并不意味着可以给老百姓增加收入。一般来说，资本（指企业）和国家分配率高，规模会越来越大，劳动和人民群众的分配率相对就低。因为国民生产增加值从收入分配 讲，一年中是一定的，如果国家分配的多，资本所有者分配的多，劳动者和居民就分配的少，不可能存在既确保财政收入快速增长，又保证企业的利润大幅度提高，又要尽快提高人民群众收入的现象，这是一个经济学的常识。

这一点从数字上可以印证。财政部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2006年，全国国有企业实现利润1．1万亿元，同比增长19．7％。2006年1-11月工业企业利润16532亿元，同比增长30．7％；财政收入增长25％；而城镇劳动者平均报酬增长14％左右；农村居民纯收入平均增长估计超不过6％。为什么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在高速增长时期，居民的收入也增长很快，而我们高速增长也近30年了，居民收入增长滞后，原因在于他们收入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劳动推动的，失业率低，中小企业多，劳动参与经济的程度高，劳动的分配能力强，居民的收入增长就较快。我们的增长是由国家和资本推动的，国家和资本分配能力强，劳动的分配能力弱，政府财力充裕，居民收入增长却缓慢。

扩大消费和解决就业的关键是鼓励创业和发展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

消费的最大和最基础的潜力是增加就业。国内消费扩大，才能改变投资与消费的比例长期失调的格局。根据我的计算，2005年城镇劳动者年平均报酬18200元，2006年如果真实闲置率降低到5％，有3814万劳动力工作，按照年平均14000元计算，劳动报酬总收入为5339亿元；如果城乡鼓励创业，能多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就业，1亿剩余劳动力有50％务工，年平均收入达到10000元，劳动者总收入为5000亿，两项相加10339亿；由于是低收入者的收入，消费率较高，假定为80％，经济学上的消费乘数一般为2．5％，则国内消费增加20 678亿元。假定劳动者投入对投资和出口的拉动有替代作用，而20万左右的GDP总量不变，则投资与消费的比例会调整到65∶35。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消费不足是由于社会保障不健全而居民不敢花钱导致的。我认为，从主要因素讲，这是不对的，是一种误导。中国的问题是相当人口比例的居民钱少，甚至因失业而没有钱，而不是有钱不去花。扩大消费最主要的是解决钱少和没有钱的问题，其次需要解决的才是有钱不敢花的问题。

由于党政事业单位在精简，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也在总体上减少用工，特大和大型企业的资本有机构成较高，容纳不了多少就业劳动力，解决就业的最主要和最大的渠道，是大量的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其解决我国每年新增和再就业的90％以上。因此，只有通过创业和就业，大力发展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才能有大量的就业机会。

国际上的规律是：一国96％以上的企业是微型和中小企业；65％~80％的劳动力在非登记、登记的微型和中小企业中就业；每个企业的平均就业人数范围在9-15人；发达国家每千人口的非登记和登记企业数量为45-55个。

中国的情况是：中国就业越来越难的关键是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相对太少，增长缓慢。数字显示，2005年城镇总就业劳动力为27331。过去国家工商局一直公布中国企业数量在800万左右。2005年经济普查表明2004年法人企业只有325万家。后来国家工商局又公布中国2005年有350万法人企业。2005年中国如果按照350万个法人企业计算，每千人只有2．7个企业；党政社团事业单位就业的人数4000万左右，党政社团就业的非编制人员2000万左右，企业中就业的人数18 553万人，平均每个法人企业53人。如果按照国家工商局最近又调整的数据近800万个企业计算，则为每千人6个，远远低于发达国家45-55个的水平，也远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千人20-30个企业的水平。如果是800万个，中国平均每个企业就业规模为23人。实际上，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是劳动力的最大需求者，只有鼓励创业，大力发展它们，才能改变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的局面，变成像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结构转型期一样劳动力需求大于供给，这样失业率才能降低，而且劳动力的工资也会增长较快。

鼓励创业和扩大就业是实现收入公平分配的基础

有学者认为，只有政府的再分配才能使收入分配公平；还有学者认为，收入差距拉大是发展中国家发展中不可避免的趋势；另外还有人认为，收入差距是发展个体、私营经济造成的。

我认为，只有鼓励创业扩大就业，才能扩大中等收入人群规模，缩小因失业而贫困的人群规模，才能从基础上实现社会的收入分配公平，才能有望扭转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拉大的局面。

根据我的研究，社会保障、财政福利在拉美各国、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体制上相差不大。但是，在世界上收入差距最大的地方之一拉美各国是特大、大型企业多，而微型、中小企业少，失业率高；失业率最低和收入差距小的日韩国家和中国台湾地区是微型和中小企业多。日韩和中国台湾地区比中国大陆的人口密度都要大，它们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特别是它们的高增长过程中，并没有发生严重失业、收入分配差距很大的问题，其基尼系数并不呈倒U型变化，还发生了劳动力不够用的现象。台湾的基尼系数在结构转型中间比转型开始和结束时还要低，即呈正U型变动，关键是它们的微型和中小企业要比拉美和中国大陆多的多。

中国收入差距最小和基尼系数最低的地区是每千人个体户和中小企业多的浙江温州等地，收入差距最大和基尼系数最高的是每千人个体户和中小企业最少的贵州。关键在于，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多，中等收入的人口相对多，因失业而没有收入的贫困人口相对少，收入差距和基尼系数才能得到改观。否则，中等收入人口少，因失业而没有收入的贫困人口多，再想什么办法，收入差距大的局面根本不可能得到改变。

另外需要说的是，在经济增长中，只有充分利用闲置的劳动要素，相对降低资本和其他资源的使用，污染才能降低下来，第三产业才能发展起来，资源消耗也才能减少，增长方式才能得到调整。也只有鼓励农村、集镇和县城市创业和扩大就业，才能改变劳动力在全国东西大流动，特别是向特大和大城市流动的困局。

鼓励创业和扩大就业最关键的是通过立法和行政体制改革，从制度上消除政府各部门对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