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模效应理论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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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规模效应理论范文

关键词：企业并购　并购动因　综述

企业并购动因理论一般涉及到四种经济学理论：新古典综合派理论、协同效应假说、委托―理论以及新制度经济学中关于并购的理论，下面将分别加以综述。

一、新古典综合派有关并购动因的理论

新古典综合派有关并购动因的理论主要有规模效益理论，市场力假说及税赋效应理论。

规模效益理论是指在一特定时期内，企业产品绝对量增加时，其单位成本下降，即扩大经营规模可以降低平均成本，从而提高利润水平。并购可以在两个层次上实现企业的现模效益，即产量的提高和单位成本的降低。并购给企业带来的内在规模经济在于：通过并购可以对资产进行补充和周整：横向并购可实现产品单一化生产，降低多种经营带来的不适应；纵向并购，将各生产流程纳入同一企业，节省交易成本。并购的外在规模经济在于：并购增强了企业整体实力，巩固了市场占有率，能提供全面的专业化生产服务，更好的满足不同市场的需要。

市场力假说将企业并购的动因归结于井购能够提高市场占有率。由于市场竞争对手的减少，优势企业可以增加对市场的控制能力。但市场占有率的提高并不意味着规模效益的达成，只有在横向或纵向并购中，优势企业既增加了市场占有率，又达成了规模经济，这一假说才能够成立。

税赋效应理论认为并购是由于一个企业有过多的账面盈余，因而必须承担高额税收，为减轻税收负担而采取的行为。被兼并企业往往由于税收负担过重无法持续经营而出售。由于亏损可以在若干年内税前弥补，一个有高额盈余的企业并购一个亏损企业，无疑会带来税收的好处。

二、协同效应假说

由Weston提出的协同效应理论认为公司并购对整个社会而言是有益的，这主要通过协同效应体现在效率的改进上。所谓协同效应，是指两个公司实施并购后的产出比并购前两个公司产出之和要大，即2+2>4。对于并购公司而言，2+2>4的效应主要体现在经营协同效应、财务协同效应、管理协同效应等方面，该假说主要为企业间的横向并购提供了理论基础。

(一)经营协同效应主要来源于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

通过并购方式可以扩大企业生产规模，达到规模经济的生产范围，从而降低生产成本。该理论的假设前提是，在行业中存在着规模经济，并且在企业并购活动之前，公司的经营水平和经营规模都达不到时实现规模经济的潜在要求。范围经济指企业能够利用现有产品的生产销售经验以较低的成本生产相关的附加产品。

(二)财务协同效应的来源主要是可以取得较低成本的内部融资和外部融资

例如，合并公司的举债能力可能大于合并前各个公司之和，从而可带求税收上的节约，或者举债成本更低，从而可带来财务费用上的节约。该理论隐含的假设前提是，企业并购活动产生的税收减免大于并购成本，但是这种情况只有在特定的条件下才会出现。

(三)管理协同效应主要来源于管理能力层次不同的企业合并所带来效率的改善

假设两个公司的管理效率不同，在高管理效率公司并购另一个公司之后，通过资产重组、业务整合，可以改善低效率公司的管理技术以创造价值。

三、委托－理论

问题的产生是由于公司管理层与股东两者的利益是不一致的，其根本原因在于管理者(决策或控制人)和所有者(风险承担者)之间的合约不可能无代价地签订和执行，由此而产生了成本。该理论对企业并购动因的解释可归纳为以下三点：

(一)并购可以降低成本

公司的问题可经也适当的组织设计解决，当公司的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时，决策的拟定和执行与决策的评估和控制应加以分离，前者是人的职权，后者归所有者管理，这是通过内部机制设计来控制问题。而Maline(1965)认为收购事实上可以提供一种控制问题的外部机制，当目标公司人有问题产生时，收购或权的竞争可以降低成本。另一方面，Fama和Jensen(1986)提出的自由现金流假说认为与管理者和股东之间在自由现金流支出方面的冲突联系在一起的成本是并购活动的一个主要原因。

(二)管理主义

Mueffer(1969)提出的假说认为人的报酬决定于公司的规模，因此人有动机通过收购使公司规模扩大，而忽视公司的实际投资收益率。但LeweHen和IIuntsltlan(1970)的实证分析表明，人的报酬与企业利润率相关而与销售水平无关，此结果与Muller的假设相反。持反对意见者则认为收购本身实际就足问题的表现形式，因为公司管理层可能会为了其自身利益而做出损害股东利益的并购决策。

(三)自大假说

Roll(1986)提出的自大假说认为，并购企业决策者过多地关注目标企业的未来价值，从而忽视或有意回避两家公司合并后可能产生的负面协同作用，而并购企业的过高估价来自于自大――他们的过度自信。这一理论的提出，从一个侧面增加了人们对企业并购动机的认识。这意味着企业管理者的意图是增加企业的资产，但其决策违背了股东的利益，并购价格过高。

四、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并购的理论

第2篇：规模效应理论范文

[关健词]金融服务业产业内贸易 市场开放度 规模经济

一、引言

近年来,产业内贸易一直是贸易界的热门话题，它在两国经济交往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产业内贸易是指一个国家在出口的某种产品的同时又进口同类产品，它与产业间贸易有着显著的不同。产业间贸易是指一个国家专门从事某种商品或服务的生产并进行出口，用以交换它不具备比较优势的其他商品或服务。

产业内贸易理论基于新贸易理论，换而言之，它的诞生基于规模报酬递增条件下的垄断竞争市场，而非传统的赫克歇尔俄林模型中的规模报酬不变条件下的完全竞争市场。产业内贸易理论的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对统计现象的直观推断。20世纪年代中期以前，Vordoom对“比荷卢经济同盟”的集团内贸易格局变化的研究，Michaely对三十六个国家5大类商品的进出口差异指数的计算，Balassa对欧共体制成品贸易增长和Kojima对发达国家之间贸易格局的一系列的实证研究，构成了产业内贸易理论发展的第一阶段。与此同时，对二战后贸易新格局所进行的大量的理论研究推进了实证性研究的进展，并为产业内贸易步入第二阶段对统计现象的理论解释，提供了基础。70年代中期，Grubel和Lloyd 《产业内贸易》一书所作的开创性、系统性的研究使产业内贸易理论的发展上升到第二阶段。随后，许多西方学者对产业内贸易现象做了大量的理论性研究，使这一理论日渐丰富。Krugman (1981) 提出的理论基于垄断竞争的情况，认为“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是将现代贸易理论和传统贸易理论区分开的评判标准，他认为这两个因素是影响各国产业内贸易的重要因素。Falvey(1981)、Falvey和Kierzkowski (1985)的研究基于赫克歇尔俄林贸易理论中的假想，分析了贸易伙伴国家的要素禀赋在产业内贸易中发挥的作用。Leamer (1988)提出市场开放度在产业内贸易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新近的关于产业内贸易的研究中，Davis (1995)的研究基于不同国家的技术发展差异，以强调要素禀赋作为比较优势的传统贸易理论作为理论基础。Harrigan(1994， 1996) 也同样强调了市场开放对贸易的贡献，以及市场开放对特定国家的产业内贸易增长做出的贡献。

基于新贸易理论和前人对产业内贸易的研究，本文将以下三个因素作为解释变量来检验这些因素对中国金融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所造成的影响：（1）要素禀赋；（2）规模经济效应； （3）市场开放度。 下面的章节将对这三个要素建立模型并进行分析。

二、建立计量模型

1.因素的选择

（1）产业内贸易。Grubel和Lloyd(1975)创造了产业内贸易指数以衡量产业内贸易。Aquino (1978)、Tharakan (1983) 都通过Grubel和Lloyd(1975)的方法对产业内贸易进行了实证分析和数理分析。近年来，Vona (1991) 和Cooper等人(1993) 同样印证了Grubel和Lloyd指数的正确性。因此本文同样使用Grubel和Lloyd指数进行分析金融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在文中以IIT表示。

（2）要素禀赋。Falvey (1981) 、Falvey和Kierzkowski (1985)，在其产业内贸易模型中都将贸易伙伴国家的要素禀赋作为影响产业内贸易的因素。Moshirian (1994b) 的实证研究显示人力资源和物理资源是一些国家在金融服务业取得比较优势的两大决定因素。Davis (1995)在对产业内贸易进行理论研究时折中了传统的赫克歇尔―俄林贸易理论中的要素禀赋理论。在银行服务业这一领域，对各国比较优势和金融服务业产业内贸易影响最大的要素禀赋是人力资源，它反映为接受过高等教育培训的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本文根据要素禀赋理论，将中国的教育发展程度用于评估人力资源对中国金融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在文中以EDU表示。假设教育发展程度越高，中国金融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就越高。

（3）规模经济效应。Krugman (1981)认为在特定的某些国家中，垄断竞争条件下的规模经济效应无论对于贸易总量还是产业内贸易而言都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Greenaway和Milner 也认为规模经济是影响产业内贸易的重要因素。Lee (1989)， Hughes (1993) 和Somma(1991) 发现规模经济的存在对制造业的产业内贸易有重大影响。在银行业领域，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有许多文献试图证明在美国的银行业中是否存在规模经济。Berger等人(1999) 的文章综述了那些试图评估银行效率，量化银行业规模经济的研究文献。他们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那些总资产高于100亿美元的银行中才存在规模经济。然而，在90年代，资产超过250亿美元的银行才体现出规模经济。本文选取中国所有银行的总资产来衡量规模经济效应对中国金融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在文中以SCA表示。假设规模经济的存在对金融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增长有促进作用。

（4）市场开放度。在某些国家，由于国家对金融市场的开放，到20世纪80年代许多金融服务业的贸易壁垒已经消失了。乌拉圭回合贸易谈判更促进了金融服务业的扩展，加速了金融服务业的产品多样化。尽管Leamer (1988) 和Harrigan(1994，1996)强调市场开放度是促进贸易量增加的重要因素，Hughes (1993)， Greenaway 等人(1994) 和Bernhofen (1999) 对制造业产业内贸易的研究都没把市场开放度作为影响产业内贸易的因素进行考虑。虽然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度相对不高，但本文仍把市场开放度纳入考虑。本文以中国金融服务业的FDI来衡量中国金融服务业的市场开放度。在文中以FDI表示。假设市场开放度越大，中国金融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量就越大。

2.模型的建立

本文运用Eviews3.1软件将要素禀赋、规模经济效应以及市场开放度三个影响因素与中国金融服务产业内贸易的关系进行计量分析,从而得出结论。

本文的数据样本区间选择1997到2004年。计算产业内贸易指数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网。计算要素禀赋、规模经济效应和市场开放度的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1）计量分析。首先，我们对要素禀赋、规模经济效应以及市场开放度三个因素与金融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的关系进行计量分析，建立模型：

IIT=eC1×EDUC2×SCAC3×FDIC4×eu

因为经济时间序列经常存在异方差，为了消除所选数据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对所有变量取对数得：

LnIIT=C1+C2×LnEDU+C3×LnSCA +C4×LnFDI +u

其中IIT表示产业内贸易指数，EDU表示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SCA表示金融服务业的规模经济效应，FDI表示金融服务业的外商直接投资；C1代表常数项，C2是回归系数，代表要素禀赋对我国金融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力度，C3是回归系数，代表规模经济效应对我国金融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力度，C4是回归系数，代表市场开放度对我国金融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力度；u表示干扰因素的影响。回归结果见表1：

表1：中国金融服务业IIT影响因素计量分析结果

该回归方程的各变量均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拟合优度达到了88%，调整后的拟合优度系数也达到了79%，且不存在相关状况。

(2)实证结果分析。对要素禀赋的统计结果如预期的具备正显著性，表明要素禀赋与中国金融服务业的IIT指数存在着正相关，而且要素禀赋对产业内贸易的增长有促进作用。这一结果是符合Falvey、Falvey、Kierzkowski以及Walter等人的研究结果的。这是因为一些金融工程或者风险投资管理都需要大量的高素质金融人才。例如为兼并、收购行为提供顾问， 房地产业顾问，公司财务管理等。风险资本融资、项目融资、房地产融资也都需要高素质的人力资本来产出多样化的金融产品。而金融产品的高度多样化则能促进金融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增长。

对中国金融业规模经济效应的统计结果显示，中国金融服务业的行业内贸易的确是与规模经济相关联的。实证结果显示那些规模较大、更便于向国内外客户提供服务的大型金融机构确实获益于规模经济，与小型的金融机构相比，这些大型的金融机构在国外提供金融产品的边际成本是很低的。同时这些金融机构也提供了更多品种的金融产品，有利于金融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的增长。研究结果与Hughes 等人(2001) 的结论相一致：规模经济在金融服务业中存在，尤其是对大型金融机构而言。

对市场开放度的统计如假设的一样，具备正显著性。金融服务业市场的市场开放度越大，金融服务业的行业内贸易就越为发达。国外的研究成果均显示一个国家对国外贸易与投资的开放度越大，在金融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量就越大。贸易壁垒和国家限制政策都将影响金融服务业的贸易量。这与Harrigan (1994， 1996) 的研究结果一致：市场开放度将增加贸易量，因此也会增加产业内贸易量。

三、总结

本文基于Helpman (1981) 、Markusen和Venables(1998，2000)及其他众人发展的现代贸易理论，对影响金融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的重要影响因素进行了一系列的假设，并建立了模型对中国金融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进行分析。实证结果显示要素禀赋、金融服务业的规模经济效应以及金融服务业的市场开放度都促进了中国金融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增长。

由此可以看出，为了促进中国金融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增长，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1)提高金融服务市场的开放度，积极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以此促进产业内贸易的发展。我国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东盟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往来都大大提升了中国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充分利用我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的日益兴旺的经济贸易，加快金融服务市场的开放与相互交流，有助于提高我国金融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2)提高产业集中度，实现规模化经营，由此发挥金融行业的规模经济效应。严格规范市场准入条件，对外资向我国金融行业的进入做出相应的规定；制定相应的产业政策，对国内的金融服务业进行合理保护；规范扰乱金融服务业市场秩序的行为，培育有利于规模经济发展的市场结构。(3)重视教育事业对金融服务业的影响，重视对金融专业人才的教育培养。为金融服务业提供急需的高素质金融人才。

参考文献：

[1]Fariborz Moshirian，Donghui Li，Ah-Boon Sim．Intra-industry trade in financial service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2005，（24）.

[2]大卫・格林纳韦．国际前沿问题[M].中国税务出版社，2000.

[3]Dominick Salvatore.国际经济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2.

[4]强永昌.产业内贸易论――国际贸易最新理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第3篇：规模效应理论范文

关键词：规模报酬递增；新贸易理论；贸易利益

从亚当·斯密到马克思，乃至斯密理论的继承者阿林·杨格，都从分工角度对市场与经济规模的关系进行了研究。马歇尔是第一个重视并较为系统地研究规模经济问题的经济学家。自他之后，对规模经济的研究转而采用边际分析的方法。新贸易理论的规模报酬递增的假设·既贴近现实又很好地解释了传统贸易理论无法解释的贸易现象。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PaulKrugman)在与艾瀚南(Help-mallElhanan)合著的《市场结构与对外贸易》(1985)一书中提出了规模经济贸易学说。但从某种意义上讲，是Romer(1986)的开创性研究复兴了主流经济学对对规模报酬递增现象的分析。从此，经济学家开始从不同的角度去论证是否存在显著的规模经济效应，去探求规模报酬递增的源泉·去分析规模报酬递增的影响。

1规模报酬递增理论的论证

数十年来主流经济学家运用大量的实证研究证实了规模报酬递增现象的存在，他们利用各层面的相关数据说明了一些发达国家的经济活动中的规模报酬递增现象。

Davis和Weinstein(1998)通过估计13个OECD国家的支出变化与产出变化之间的关系来检验是否存在规模报酬递增现象。他们估计出来的产出需求弹性为l_6，因此推断出存在明显的规模报酬递增现象。Head和Rise(2001)利用美国和加拿大的总量数据对Krugman(1980)的规模收益递增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的结果也表明，从整体看，这两个国家的生产活动具有较为明显的规模报酬递增特征。

至于企业内部是否存在规模报酬递增现象。由于企业层次上的微观数据很难获得，所以这方面的文献非常少见。但最令人瞩目的就是Lucas(1993)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军工产品生产中的规模经济效应研究。根据Lucas(1993)提供的分析结果。自由舰的累计总产量每翻一番，生产一艘自由舰所需的时间就会下降12％～24％。同时，在生产胜利舰、护航舰和坦克的过程中，也存在类似的规模报酬递增现象。

2规模报酬递增的源泉

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济活动中，规模报酬递增现象还是比较明显的。在分析哪些因素导致规模报酬递增时，现有的文献通常会将规模报酬递增区分为两类；一类是企业间的规模报酬递增；另一类是企业内部的规模报酬递增。一般认为，外部性是规模报酬递增的主要源泉。从外部性是否出现在市场交易活动中的角度将外部性分为技术外部性和货币外部性。

在现在的文献中，技术外部性主要包括知识的外部性、研究与开发的外部性、干中学的外部性以及学校教育的外部性等四种。第一，源于知识的外部性的规模报酬递增。Easterly(2001)指出，知识外部性会从三方面导致规模报酬递增现象的出现。并且由于存在知识溢出的现象，所以新知识实际上会提高整个社会中现有知识和机器设备的生产率。第二，源于研发的外部性的规模报酬递增。知识生产的主要投人要素就是研究与开发投资，根据Griliches(1992)的分类，可以将分析研发活动溢出效应的文献区分为两类。一类是计算某项(或某一系列)具体创新活动的社会收益的文献。在这方面。代表性的研究是Mansfield、Rapoport和Romeo(1977)以及Knutson和Tweeten(1979)等人的实证分析。另外一类文献则采用回归分析方法去估计研发部门对产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影响。这方面的代表性研究是Bernstein和Nadiri(1991)的分析。他们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研发活动的外部性是非常明显的，研发投资的规模报酬递增特征也会非常明显。第三，源于干中学的外部性的规模报酬递增。Lucas(1993)指出，通过“干中学”而积累起来的人力资本是规模报酬递增的主要源泉。Nelson和Pack(1999)指出，发展中国家在吸引国外的先进技术时，干中学对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本积累产生了重要的积极作用。第四，源于学校教育的外部性的规模报酬递增，Foster和Rosenzweig(1996)指出，学校教育会使一个社会在采用新的生产率更高的技术时获得递增的规模收益。

从现有的文献看，货币外部性。有时候又被称为“密集市场”效应，基本上都出现在垄断竞争市场环境之中。较早从理论上分析货币外部性的文献是Murphy、Shleifer和Vishny(1989)的研究。在他们的模型中，一旦企业的利润不能完全反应其所创造的社会净收益，那么就会出现货币外部性。此时，对基础设施建设进行投资并改善各投入要素间的协调问题，或者进行“大推进”式改革，都能获得递增规模收益。这种外部性的大小是与市场中参与此活动的企业数目相关，而与企业从事的活动无关。

Rodrik(1996)分析了不可贸易的中间投入品之间的互补性会使小型开放经济体中出现规模报酬递增现象的情形。

从理论研究的文献看，企业内部的规模报酬递增主要是由以下两个因素导致的：第一，固定成本。Romer(1990)Aghion和Howitt(1992)以及Grossman和Helpman(1991)都指出，只要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存在固定成本，那么就一定会在企业内部出现规模报酬递增的现象。第二，生产投人品之间的互补性。Fasterly(2001)认为，除了固定成本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因素会导致企业内部的规模报酬递增现象的出现，即不同类型熟练工人之间的互补性。在团队生产中，某个成员的错误会使得其他团队成员的努力付之东流，所以将团队中的高技能工人身上投资的报酬会随着投资规模的扩大出现递增的特征。

3规模报酬递增的对经济的影响

规模报酬递增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的影响上。规模报酬递增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长期效应。在短期内，规模经济效应是否会对经济波动产生作用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这是因为，短期内的经济波动会对社会的经济福利水平产生重要影响。如果不能理解经济波动产生的原因，就很难运用恰当的宏观经济政策去熨平经济波动。我们分别概述供给边和需求边的规模经济效应对经济波动的影响。

3.1供给边规模报酬递增对经济波动的影响

在分析供给边的规模报酬递增对规模经济的影响时，代表性的研究主要有Diamond(1982)、Weitzman(1982)、Shleifer(1986)、Diamond和Fudenberg(1998)、Howitt和McAfee(1988)等人的分析，他们都假设生产技术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特性，并以此为基础从理论上阐述规模经济效应对经济变动的影响。他们指出，规模报酬递增会导致多重均衡的出现。由于不存在唯一的稳定均衡，所以经济在各个均衡之间的转换会导致大幅度的波动。近年来对经济波动的研究发现，经济波动通常都呈现出非线性的特征，而且这种非线性波动都是内生的。Ryzhenkov(2006)利用1948～2004年间美国的总量数据对一个含有规模经济递增现象的内生增长模型进行校准后得到的研究结果表明，规模报酬递增对经济的直接影响并不显著，但是其累计循环效应却非常明显。Aloi、Dixon和Lloyd—Braga(2000)以及Lloyd－Braga(2007)等人则在世代交叠模型中利用Hopf分叉法分析了规模报酬递增对非线性内生经济波动的影响。他们的研究表明，规模经济效应使得那些能导致非线性内生经济波动的条件更加容易出现。

3.2需求边规模报酬递增对经济波动的影响

由于需求因素的变动都能通过价格机制反映到供给上去，所以在研究经济波动现象的文献中，很少有人从需求角度展开分析。Young(2007)分析了需求边的规模经济报酬递增对经济波动的影响。他的研究表明，当带有明显网络特征的高新技术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大时，为了获得消费外部性所带来的需求边的规模经济，高新企业会在需求发生很小的变动时做出重大的价格和产量调整。这会使经济变动得更加剧烈。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当需求边的规模收益递增现象比较显著时，即便投资和产出不发生变动，价格水平也会发生大幅度的变化。其原因在于，所有需求边的规模经济都源自于网络效应。由于存在网络效应的产业，基本上都是生产的固定成本较高，而边际成本趋近于零的产业，所以对于这些产业中的企业而言，价格竞争是最常用的竞争手段。

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来看。如果经济体中所有投入的规模报酬都不变(或递减)，那么就无法从理论上系统地解释为什么人均收人会持续地增长。为了克服这个缺点，相关的理论研究又把技术进步内生为状态变量。但是，不管内生增长模型如何精致复杂，其基本思想都强调。外部性都会带来递增的规模收益。所以有很多内生增长模型系统地分析了外部性(或递增的规模收益)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这方面的代表性研究有Romer(1986，1990)Barro(1990)、Aghion和Howitt(1992)、Young(1991，1993，1998)、List和Zhou(2007)等人对物质资本的外部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以及Lucas(1988，1993)、Becker、Murphy和Tamura(1990)、Tamura(1991)、Goodfriend和McDerott(1995)等人对人力资本外部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研究。内生增长理论中这些最具有代表性的模型从不同角度指出：没有递增的规模收益，就不会有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

第4篇：规模效应理论范文

[关键词] 组织结构自组织企业集群

一、问题的提出

企业集群（cluster）是指在某一特定领域内大量产业联系密切的企业及相关支撑机构在空间上的集聚(agglomeration)，并形成强劲、持续竞争优势的现象，是介于市场与企业的中间组织。基于企业集群对区域经济发展所表现出的强大竞争优势包括生产成本优势、基于质量的产品差异化优势、区域营销和品牌优势、创新优势、市场竞争优势等等，发展企业集群已成为各国地方政府的热点。我国传统的地方企业集群基本上都是依靠企业在市场力量的驱动下自发形成的，企业之间的关系比较散乱，协作性差，缺乏发展愿景和使命感，企业集群自调节、自组织和自适应能力明显不足，从而造成企业集群动力机制缺失或不成熟，集群内企业资源配置效率不高和竞争力不强等问题。集群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迫切需要理论来指导分析。

自组织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未发展起来的一种系统理论，其主要研究复杂自组织系统（社会系统、生命系统）的形成和发展机制问题。企业集群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系统，运用自组织理论对集群的运行规律及演化规律进行研究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目前，运用自组织理论研究企业集群，主要集中在解释集群的自组织特性，从集群宏观表象研究集群运行演化规律。如，井然哲等从自组织理论角度发现，企业集群的形成、演化过程与自组织机制密切相关；别春静等认为企业集群是一种特殊的组织形式，它的静态结构特征和形成条件、以及动态形成过程和演化机制都表现显著的自组织特性，阐述了企业集群形成和演化的自组织性，并以浙江企业集群为例，进行实证。然而对于从企业集群系统自组织微观表象着手，即系统内部如何相互作用的过程，缺乏研究。本文构建企业集群自组织自适应反馈模型，从系统上认识企业集群演进的自组织自适应机理。进一步搭建集群效应的匹配模型，分析企业集群组织演进中效应的提升是在一定的集群组织环境中及集群战略的指导下，集群组织结构优化量和运行机制优化量动态匹配作用的过程。

二、企业集群的自组织自适应成因分析

企业集群从极为简单的集群结构（少数企业在地理上的集中，集群规模小，企业联系度不强，专业化程度等等）演化到具有复杂的集群结构－企业网络结构（集群规模大，企业联系强，专业化程度高），其演进的过程本身就蕴含着集群内部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的调整和优化，这种调整和优化的基本动因是为了与集群所处的经济环境、技术条件和水平相适应。企业集群的这种演进过程带来了其自身组织结构对环境适应力的增强与集群效应（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外部经济，创新优势，专业化分工，资源共享，交易费用降低等等）增强，其过程表现出强烈的正反馈自我强化效应，促使集群组织结构、运行机制优化，促进集群升级。企业集群一旦形成，便进入内部自我强化的良性循环过程。一旦企业集群的组织结构、运行机制不能适应外部环境条件的变化，则企业集群的演进提升将会遇到障碍。

企业集群的自组织自适应系统强调获取集群效应。所谓集群效应，是指企业集群一旦形成，其较低的交易成本和较高的制度收益（外部经济），会带来巨大的竞争优势。诸如规模经济效应，范围经济效应，外部经济效应，创新优势效应，专业化分工效应，资源共享效应，知识溢出效应，生产成本优势，基于质量基础的产品差异化优势，区域营销优势效应等等。同一产业内或相关产业的企业在地理上的集中，在产业价值链上的各环节进行专业化分工生产，进而获取集聚经济。聚集经济本质上是一种外部经济，既是一种外部规模经济又是一种外部范围经济，是由聚集规模经济（外部规模经济）与聚集范围经济（外部范围经济）共同作用形成的一种复合经济。波特认为，产业群内众多的企业在产业上具有关联性，能共享诸多产业要素，包括专业人才、市场、技术和信息等，一些互补产业则可以产生共生效应，群内的企业不仅获得规模经济和外部经济，而且降低交易费用、生产成本，共享资源。企业在地理上集中，可以通过共同使用公共设施，减少分散布局所需的额外投资并利用地理接近性节省相互间物质和信息流的运移费用而降低生产成本。同行业企业利用地理接近性，通过合作、合资或建立联盟等方式进行生产、销售等价值活动，可以降低企业交易费用。企业群内企通过建立“区位品牌”，通过区域整体营销营造市场优势。集群企业在地理上的临近性，促进了信息和知识的流动性，从而有利于企业创新。

三、企业集群的自组织自适应模型

1.企业集群自组织自适应系统模型

图1产业集群自组织自适应系统模型

以企业集群的自组织自适应特性及其成因的分析为基础，构建企业集群的自组织自适应系统模型（如图1所示）。企业集群的自组织自适应系统模型是一个反馈系统。该系统在一定的集群外部环境下，以一定的集群战略为指导，以集群效应最大化为目标，以原始企业集群为组织系统输入量，以自组织自适应效应型集群为输出量。模型表明企业集群是在集群组织外部环境和集群战略的动态演化下，以是否实现集群效应的最大化为目标，对集群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进行匹配、优化的自组织自适应调整反馈。若没有达到集群组织效应最大化，则二者继续自组织自适应调整。企业集群的组织结构包括集群规模、产业组织、管理体制等。集群的运行机制是促进企业集群运转的动力机制，包括专业化分工与互补机制，交易费用机制，知识外溢与共享机制，信任机制，创新机制，合作竞争机制等。

作为社会生产系统之一的企业集群，是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社会需求变化而出现的，是市场、产业活动和政府战略选择等综合因素的结果。因此，建立自组织自适应的企业集群应对集群组织环境的变化很重要。现代市场需求变化快，技术更新换代加快，信息技术高度发达，企业集群能否调整集群内部组织结构，运行机制，较好较快地适应这些变化对集群升级、集群持续的经济效应提出挑战。自组织自适应的企业集群强调其能适应集群组织内外部环境的动态变化，实现集群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效应。

2.企业集群自组织效应模型

以上述分析为基础，在此本文定义企业集群自组织自适应效应型组织的概念：以企业集群这一介于市场与企业间的中间组织为研究对象，该组织具有“自组织自适应”特性，在一定的集群组织环境和集群战略下，以是否达到集群效应最大化为目标进行反馈调整集群组织结构与运行机制，是研究企业集群组织结构、运行机制及效应实现的一种思维方法。因此，企业集群自组织自适应效应型组织是一种研究方法，此方法研究企业集群的自组织自适应特性，自组织自适应是一个以是否获取集群效应最大化为目标的反馈调整过程。自组织自适应的企业集群才能获取集群的可持续经济效应。在此构建自组织自适应企业集群组织效应模型（如图2所示）。企业集群作为一种生产力组织系统，用耗散理论来分析，其整体功能（集群的系统效应）是集群组织结构、运行机制有机组合产生的效应。集群组织效应、集群组织结构、运行机制是研究企业集群组织理论的三个重要因素。组织效应是在一定的组织结构优化量与运行机制优化量相匹配下的组织效应。用数学来描述见公式A、B、C、D。IG代表三维模型的空间，公式A代表三维模型的空间是由X、Y、Z三维变量构成的。其中Z轴集群组织效应是X轴集群组织结构优化量与Y轴集群运行机制优化量的函数，集群组织效应是组织结构优化与运行机制相互匹配优化的结果。X1，X2, X3 …Xm代表集群规模、产业组织、管理体制等。Y1，Y2, Y3…Yn代表专业化分工与互补机制，交易费用机制，知识外溢与共享机制，信任机制，创新机制，合作竞争机制等。Z1，Z2, Z3…Zk代表规模经济效应，范围经济效应，外部经济效应，创新优势效应，专业化分工效应，资源共享效应，交易费用降低效应等。

图2自组织自适应集群效应模型

由过去的集群研究表明，企业是否选择在某一区域聚集生产，最终考虑到交易成本降低（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交易费用下降、知识共享、创新优势等集聚优势导致交易成本降低）。地理上集中的企业，可以通过共同使用公共设施，不仅可以减少分散布局所需要的额外费用，还可以节省交易费用。集群中的企业，选择在产业价值链上具竞争优势的环节进行专业化生产，获得集群的规模经济。因此，若市场活动交易成本过大，企业不加入集聚区进行生产的成本又过大，那么存在市场失效，单个企业生产失效，从而企业考虑集聚。如广东省中山市古镇的灯具集群，1995年到2000年间大量温州的灯具企业搬迁到广东省中山市场古镇进行集聚生产。企业交易费用的存在，动荡市场环境以及现代柔性技术的发展导致的科层企业一体化生产的失效，促使企业倾向集群的非一体化专业化分工生产。因此，产生了企业集群这一介于市场与企业间的中间组织。从图2来看，组织效应曲线上的A、B、C三点在XY平面的投影分别为a、b、c三点，(a，c)区间为企业集群性质区间，（a，∞）为市场性质区间，（c，∞）区间为企业性质区间。ZA为X轴变量－集群组织结构优化量趋向无穷时组织效应值，理论上当组织结构优化量X趋向无穷时，这时表现为市场经济组织性质；ZC为Y轴变量－运行机制优化量趋向无穷时组织效应值，理论上当运行机制优化量趋向无穷时，即组织运行效率最高（科层企业在地理上进行的非专业化生产），这时表现出市场的经济组织性质；最后，在（a,c）区间才能实现集群组织效应最大化，此时集群组织就如威廉姆森所说的中间性组织－市场看的见的手与企业看不见的手的握手，具备市场生产与企业生产的优势，即专业化分工提高效率，市场机制降低成本等优势。从图中可以看出，沿着组织效应曲线，科层企业为了追求集聚经济效应，在地理上集聚进行专业化分工生产与协作，从而提高个体的经济效益。众多科层企业的这一行为，致使企业集群的规模不断扩大，集群的效应不断提升。同时，随着集群外部环境的变化及集群战略的变化，集群提升的同时，维持提高集群效应需要组织结构优化量与运行机制优化量的不断匹配，即集群效应从低到高的过程也是组织结构优化量运行机制优化量的不断匹配的过程。

四、结论

企业集群自组织自适应效应型组织是研究企业集群组织结构、运行机制及效应实现的一种思维方法。本文以现有集群理论研究为基础，特别是基于自组织角度研究集群组织，分析自组织自适应的成因，进一步构建企业集群的自组织自适应系统的反馈模型及其集群效应模型，从中可以看出集群组织是在集群组织环境和集群战略的动态演化下，以是否实现集群效应的最大化为目标，对集群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进行匹配、优化的自组织自适应调整反馈。集群效应从低到高的过程也是组织结构优化量运行机制优化量的不断匹配的过程。地方企业集群是在经济、技术、组织、社会等一系列结构变化的背景下的产物。如何使企业集群组织适应动荡的市场环境，避免短期效应造成的恶果及集群的衰退，实现集群的可持续发展，建立自组织自适应的企业集群尤为重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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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王辑慈:地方产业群战略[J].中国工业经济，2002,（3）:49～54

第5篇：规模效应理论范文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碳排放效率；影响机理

引言

伴随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通过扩大对外开放吸引了规模庞大的FDI，理论上，FDI对东道国经济增长、技术进步与对外贸易等具有促进作用。然而，随着康菲石油渤海漏油等环境事件的频发，人们担心外资流入对环境质量会带来负面效应。由于全球变暖问题日益严重，节能减碳已成为世人对环境问题关注的焦点。目前，大多学者讨论FDI对东道国碳排放总量的影响，其政策含义较为含糊，尤其对中国现发展阶段而言，过度减排必以牺牲增长为代价。而碳排放效率被认为是以较少碳排放取得较高的增长和较少的能耗，提升碳排放效率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那么，FDI对碳排放效率有何种影响？如何解释这种影响的机理？这种影响是否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剖析上述问题有积极意义：首先，尽管FDI的环境效应备受关注，但并未得出一致结论。在构建FDI影响东道国环境质量的理论框架基础上，收集中国数据进行检验，以期揭开这一困扰人们的问题的面纱。其次，在中国扩大对外开放与气候变暖背景下，本文为优化外资的空间布局、制定协同配合的政策提供有价值的建议。

有关FDI与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日益丰富，可归纳为三种观点，一种支持“污染避难所”假说，Markusen[1]等认为，发达国家通过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污染密集产业或生产环节来节约环境治理成本，从而引发当地环境的恶化。另一种支持“污染光环”假说：首先，跨国企业会实施全球统一的环境控制标准，其对外投资可通过示范效应提高东道国环境标准[2]；其次，FDI承载的先进环境技术与治理经验能提升内资企业的生产率，促进资源有效利用[3]；最后，根据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效应，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对环境的诉求日益增加，外资流入通过资本积累效应来促进经济发展，从而间接提高环境质量。第三种观点认为FDI对环境的影响不确定，与FDI来源国环境治理技术、内资企业吸收能力、制度环境等因素有关[4]，当这些因素尚未跃过门槛值时，东道国难以借助FDI实现环境的改善。

在基于中国数据的相关研究中，张彦博等发现FDI诱致的产出效应及经济结构的重污染化恶化了环境，而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可以改善环境[5]。李子豪等认为FDI通过培训效应、竞争效应等技术溢出渠道对工业减排具有积极的影响[6]，但牛海霞等则发现FDI与二氧化碳呈正相关关系[7]。邓玉萍等基于联立方程模型研究发现，财政分权体制下的地方政府引资竞争对环境存在双重影响[8]。上述研究结果的莫衷一是，意味着FDI的环境效应可能存在更复杂的机制。近年，盛斌等从规模、结构、技术等方面考察FDI对环境的综合影响，其认为FDI通过技术效应可以降低工业污染排放[9]。

纵观已有文献，深入分析FDI对中国碳排放效率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的文献偏少，本文的贡献在于：第一，在理论上，在Antweiler理论框架基础上，结合内资企业的技术进步路径，引入FDI技术溢出、技术创新及东道国对外资技术的吸收能力三种影响环境质量的技术因素，将FDI对碳排放效率的总效应分解为规模、结构、技术三种效应，以期全面揭示FDI对东道国环境质量的机理。第二，在实证上，构建了和理论模型紧密相关的结构型回归方程，减少因主观设定模型所引发的相关质疑。第三，测算与比较了FDI对碳排放效率的总效应与细分效应，为全面考察FDI的环境效应、权衡各方面因素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参考。

1 理论框架

Grossman和Kruege首次提出贸易对环境的影响可分解为规模、结构和技术三方面的效应[10]。受其影响，Antweiler等[11]创建了开放经济下分析经济与环境关系的一般均衡模型。本文理论模型拓展了他们的思想，以期分析FDI对东道国碳排放效率的影响，该模型特点为：一是从技术进步路径选择的角度，引入FDI技术溢出、技术创新及对外资技术的吸收能力这三类影响环保技术的因素；二是在现阶段碳排放交易市场尚不成熟的情况下，引入环境监管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首先构建如下模型：

式（1）中， 为碳排放效率。Scale、Str和A分别为产出规模、产业结构、技术水平。X是影响碳排放效率的其他因素，包括能源结构、环境监管、制度变迁等。为考察FDI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并对这种总效应进行分解，需对Scale、Str和A给予界定：

产出规模（Scale）。若不存在规模经济效应，产出扩张会引发大量的能源消耗与严重的环境破坏。由于FDI可通过资本积累效应对产出规模造成影响，进而影响碳排放效率，FDI对碳排放效率的规模效应与产出扩张引致的环境效应存在重合，为分析方便，假设Scale已包含FDI对碳排放效率的规模效应。

产业结构（Str）。产业结构调整会影响碳排放效率，而外资进入通过对当地产业结构的补充性调整也能够影响碳排放效率，假设Str包含了FDI对环境的结构效应。

技术水平（A）。开放经济条件下，东道国低碳技术进步源于内、外部渠道：内部渠道指自主技术创新。尽管由于创新机会成本、能源偏向型技术的路径依赖及研发的逆向溢出等因素的限制，技术创新对节能减排的短期效应并不确定，但长期内加大创新投入有助于技术进步。外部渠道指国际技术扩散，其中FDI通过示范效应、竞争效应、培训效应扮演了重要角色。此外，东道国环保技术还取决于本地企业对引进技术的吸收消化能力。技术引进包括技术专利转让协议、贸易与跨国投资等途径，其中最为显著的途径是跨国投资，通过引入技术创新和外资参与度的交互项来反映本土企业对外资技术的吸收能力，这种做法既可说明外资技术溢出需要内资企业具备一定的学习能力，也可体现自主创新需在吸收外资技术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因此，技术水平方程为：

其中，fdi为外资参与度，以FDI流入占资本存量比例度量；Tc为自主技术创新；Tc×fdi为技术创新与外资参与度的交互项。为方便分析，由（1）、（2）式，将碳排放效率理论模型表述为线性形式：

由上述理论分析，提出待检验的命题：FDI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可以从规模、结构、技术三个方面给予解释，规模效应与结构效应的符号为正，技术效应的符号为负，FDI对碳排放效率的净效应由三个效应的方向及强弱确定。

2 模型、变量与数据

2.1 计量模型

依据（3）式，并鉴于许多宏观经济现象存在持续性，当期碳排放效率将影响未来的碳排放效率，静态模型会得出有偏的估计结果，引入滞后一期的碳排放效率能较好控制以上序列相关问题，故设定动态模型：

2.2 指标测度

2.2.1 被解释变量

尽管有学者认为碳排放效率是各生产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具有“全要素”特征，但碳强度不仅考虑了发展是中国第一要务的国情，还是各国制定减排政策的参考，因此，本文以该指标反映碳排放效率。碳强度定义为碳排放总量占GDP的比重。中国各省碳排放数据不能从统计资料中获得，借鉴李锴等[12]的方法，通过煤炭、石油和天然气消耗量来估算。

2.2.2 核心解释变量

（1）外资参与度（fdi）。为与前面理论模型一致，以FDI流入占资本存量的比例来度量。因没有存量资本统计数据，采用张军等[13]的方法进行估算。（2）fdi的工具变量。为控制fdi的内生性，构建两个工具变量：一是参考黄玖立等[14]的思路，以海外市场接近度作为工具变量，因为越靠近海岸线意味着越接近国际市场，越有利于降低贸易成本，地理因素可通过影响外资空间分布间接影响碳排放效率，而碳排放效率显然不会改变地区地理特征。二是以滞后一期的fdi作为工具变量。

2.2.3 控制变量

（1）产出规模（Scale）。采用实际GDP度量产出规模。（2）产业结构（Str）。以人均资本存量反映产业结构。（3）技术创新（Tc）。由于专利与技术创新联系密切，不仅能体现科技创新成果，且专利数据容易获得，本文从创新产出角度，借鉴Popp[15]的研究，采用体现高层次技术创新水平的发明专利授权数据，构建创新存量指标度量技术创新。（4）能源结构（Es）。以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测度能源结构。（5）环境监管（Sup）：借鉴Ben等[16]的研究，采用GDP占能源消费的比例（GDP/Energy）度量环境监管强度，该指标值越大，意味着节能减排效果越显著，也表明环境监管力度越大，但该值变化既会源于环境监管，也可能是技术创新的结果，故用自主创新对该指标进行修正，计算方法为：

本文样本为1995～2013年中国28个省面板数据 。为保证数据统计口径一致性，基础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及《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其中，GDP、固定资产投资、FDI、专利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能源数据来自《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3 实证检验与分析

3.1 内生性问题与处理策略

对式（5）进行最小二乘估计，将得出有偏非一致的结果，因为FDI可通过各种机制影响碳排放，而根据“污染避难所”假说，一个地区在环境容量上的比较优势也会影响FDI流入，即外资与碳排放效率可能互为因果关系。通过两个方法控制内生性：一是采用基于上述两个工具变量的IV-2SLS估计；二是采用一阶差分GMM与系统GMM估计法。

3.2 模型估计结果

表1报告了式（5）的估计结果，其中，模型1用固定效应（FE）估计，模型2用二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模型3和4分别采用差分GMM和系统GMM法。此外，为探究FDI的碳排放效应是否具有区域异质性，模型5和6从分区域层面对式（5）进行估计，区域划分标准为：计算样本期各省份碳排放量的均值，将高、低于全国均值的地区分别划归到高、低排放区域。最后，为剔除异常值对模型估计的影响，计算样本期各省外资参与度的均值及其10%和90%分位数，再删除均值低于10%分位数与高于90%分位数的地区，对余下样本用系统GMM法进行估计，见模型7。

表1显示，首先，产出规模对碳排放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这一方面反映中国依赖投资拉动的经济发展方式主要以资本与能源偏向型技术进步为支撑，决定了增长对能耗和污染排放的高度依赖；另一方面，FDI通过规模效应对碳排放效率产生了负面效应，这与张宏武等[17]的结论一致。其次，人均资本存量与碳排放效率呈正相关，表明在目前发展阶段下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的演变将降低碳排放效率，同时FDI会通过结构效应间接降低碳排放效率。再次，外资参与度与碳排放效率呈负相关，说明FDI通过示范效应、关联效应、竞争效应等途径对东道国环境技术具有溢出效应。最后，技术创新与外资参与度交互项的系数不显著，究其原因，中国技术创新基础薄弱和自主研发动力的缺乏，导致技术创新锁定在低端技术，进而对外资技术的吸收能力较低，故技术创新并未与外资参与度形成有利于环境保护的协同效应。

3.3 FDI对 排放效率影响效应的分解

根据式（4）、表1各模型相应的估计结果及变量的统计数据 ，进一步量化FDI对碳排放效率的细分效应和净效应，见表2，可见，FDI对碳排放效率三个效应的测算结果和理论预期相符。由于FDI对碳排放效率的规模、结构效应之和超过了技术效应，外资流入总体上降低了碳排放效率。以表2模型4为例，fdi每提高100%将导致碳强度增加0.706%，其中，规模效应、结构效应使碳强度增加0.101%、0.702%，技术效应使碳强度降低0.097%。表2模型6、7的结果表明，FDI总体上提升了低排放区域的碳排放效率，而降低了高排放区域的碳排放效率，这与不同区域对FDI技术的吸收能力存在差异有关，相对而言，低排放区域的省份拥有完善的基础设施、良好的制度环境和雄厚的人力资本，故在促进外资技术溢出上具有竞争优势。

在现有经济增长方式并未发生根本转变下，FDI对环境质量负面的规模和结构效应存在客观性，故要减缓FDI对环境的负面效应，关键是发挥其对环境的技术效应。下面，聚焦于外资对环境的核心效应：技术效应，根据式（4）和表1模型4～6的估计结果，通过对外资参与度在区间[0，1]上连续赋值，模拟FDI流入对全国及不同区域碳排放效率的技术效应。图1显示，无论从全国还是分区域看，FDI对碳排放效率的技术效应均呈U型趋势。在A区域，随着外资参与度的增加，其技术效应不断增强；在B区域，随着外资参与度的进一步增加，其技术效应开始减弱，这是由于当FDI规模过大时，外企对东道国本土企业具有明显的挤压效应。由于各地区外资参与度在样本期内均尚未跨过U型曲线的拐点，从利用外资技术效应实现环保的角度看，目前外资利用水平与最优水平间还存在一定距离。此外，外资参与度对低排放区域碳排放效率的技术效应强于高排放区域，原因在于，中西部对FDI技术的吸收能力较弱，从引进外资技术―消化吸收―改善碳排放效率，这些过程需要较长的时间。

4 结论与政策启示

在Antweiler分析框架基础上，引入外资技术溢出、技术创新及对外资技术的吸收能力三种影响环境质量的技术因素，构建理论模型分析FDI对发展中东道国 排放效率的影响，并将这种影响细分为规模、结构及技术效应，基于此，利用1995～2013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检验FDI对碳排放效率的作用机理及其效应，得出以下结论与启示：

第一，从全国来看，FDI总体上降低了 排放效率，本文经验证据支持跨国公司向中国转移污染产业的“污染避难所”假说，进一步分析发现这是由于FDI对碳排放效率的规模、结构效应之和超过了技术效应。因此，一方面，需加大对外资环境监管的力度，坚持贯彻对污染密集行业的引资限制与禁止。另一方面，需加大对FDI技术的吸收能力，同时加快自主创新与人才培养，以提升本土企业节能减排技术水平。

第二，从分区域看，FDI总体上降低了高排放区域的 排放效率，而提高了低排放区域的 排放效率。FDI对低排放区域环境的技术效应强于对高排放区域环境的技术效应，是造成FDI环境效应区域差异的关键。不能否认，在以GDP为导向的政绩考核机制下，一些地区以放松环境监管为竞争手段吸引外资，导致FDI流入污染行业，另一方面，相对于高排放区域，低排放区域的省区更具备吸引拥有环保技术优势的外企进入的能力。因此，在针对不同地区实行差异化区域发展战略的同时，不仅需实施差别化地方政府政绩评价机制，鼓励地方政府间有序良性竞争，且需改善中西部综合配套措施，提升对外资技术的吸收能力。

第三，外资参与度与其对碳排放效率的技术效应呈U型关系，目前中国外资利用水平与以环保为目标的最佳水平之间尚有差距，意味着从利用外资技术溢出实现环保的视角看，中国不仅应继续扩大对外商投资的开放度，且必须调整外资与产业政策，通过提高FDI质量来弥补外资规模的不足。具体而言，可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设计互惠的激励机制鼓励来自欧美发达国家的外企在国内进行研发，支持外企进入节能环保产业，延伸产业链扩大外资的产业关联效应，根据外企在本地创造的附加值率给予差异化的税收优惠，以扩大外企生产的本地化程度，使FDI为促进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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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规模效应理论范文

关键词:中国股市;财富效应;对策

中图分类号:F038.1

文献标识码:A

当前对中国经济而言,促进消费进而拉动内需不仅是短期内摆脱经济危机的关键,也是长期内改变经济增长结构的需要。股市一般被认为是经济晴雨表,经济好坏决定了股市的红绿。而庇古提出。货币及金融资产的实际价值的变化会影响人们的消费,反映到股市即所谓的股市“财富效应。”该研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能使宏观经济模型更加精确,能更准确地预测央行货币政策的效果,还有利于股市本身的定位发展以及政府对股市的调控。

一、股市财富效应的理论基础

经济学中所谓的财富效应,最初是指庇古提出的“实际货币余额效应”,即“庇古效应”。后来诸多经济学家在此基础上对这一概念进行了发展和延伸。

(一)庇古及实际货币余额效应。庇古认为,如果人们手中所持有的货币及其它金融资产的实际价值增加(物价下降时),将导致财富增加,人们更加富裕,就会增加消费支出,因而将进一步增加消费品的生产和增加就业,促使经济体系重新恢复平衡。经济学中所谓的财富效应最初是指这种“实际余额效应”或“庇古效应”。

(二)凯恩斯的消费函数理论。凯恩斯的消费函数理论只考虑当期收入对消费支出的影响作用,认为居民的现期消费(c)主要取决于当期可支配收入(Yd)。其消费函数的形式:C=C0+cYd;其中,c为边际消费倾向(MPC),0

凯恩斯的消费函数理论存在着两个明显的缺陷:其一是没有考虑到财富积累对消费的影响;其二是未能将家庭的预期收入纳入消费函数。

(三)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理论。弗里德曼将收入分为暂时性收入与永久性收入。永久性收入是指一生财富的年金价值,是消费者预期可以获得的规律性收入,其变化是由于现期收入与永久性收入之间的差额形成的。对消费者而言,爆发性的股市短暂繁荣的收入属于暂时性收入,对消费或边际消费倾向不会有明显的影响,现期收入的变化只有在影响消费者对永久性收入估价时才会影响到现期消费。由于现期收入对永久性收入的影响是微弱的,因此无论暂时性收入如何变动,消费都是相对稳定的。

(四)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理论。莫迪利安尼等从个人消费行为的研究出发,依据微观经济中的消费行为理论进行分析,即每个人都根据自己一生的全部预期收入来安排它的消费支出。其消费函数的基本形式是:C=aWR+cYL　0

根据生命周期理论,居民的消费支出由居民的毕生财富决定,而人的毕生财富由人力资本、真实资本及金融财富组成。

(五)现代消费函数理论。霍尔和费莱文提出LC-PIH模型,其简化形式如下所示:C=aWR+bθYd+b(1-θ)Yd-1,其中0

其中c为消费,Yd和Yd-1分别是现期和前期的可支配收入。WR为消费者在某一时期拥有的资产存量,储蓄和股票是其主要组成部分

二、股市财富效应的传导机制

股票市场财富效应理论主要研究股市财富与消费支出之间的变动关系。其经济学原理是:消费不仅是收入的函数,而且还是财富(包括股市财富)的函数。财富和收入变量同时进入消费函数,使财富效应更具有可靠性和准确性。考虑到中国证券市场不仅有大量的个人投资者,还有大量来自于企业部门的机构投资者的特点,财富效应具有更广泛的定义,股市对消费需求主要通过以下三个方面的传导机制:1,通过影响居民收入预期,增强市场信心,进而扩大消费。2,通过影响投资者实际收入影响消费。3,通过改变供给方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来影响消费支出。

三、政策建议

由此看出,股市财富效应对中国扩大内需具有重要意义。我们为扩大股市财富效应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规范证券市场,加强市场制度建设。从上面香港股市和上海股市的对比可以看出,成熟的市场更有财富效应,因此我们要向香港市场学习经验,努力创建相对稳定的、繁荣的股票市场。股市的持续繁荣是股市财富效应发挥的基础。我国股票市场在制度框架、监管、信息披露、投资者保护方面存在很多缺陷,严重阻碍了股票市场财富效应的发挥。因此,期望以股市来刺激消费必须在扩大股市规模的同时,通过完善股市发展的制度基础,建立一个有市场声誉的、稳定的证券市场,让市场机制发挥调节作用,减少理性投资者投资因政策因素而导致的不确定性。

(二)利用证券市场推行“富民政策”。从市值规模分析,应逐步扩大上市公司的规模(供给)和投资者规模(需求)。因此,应该采取措施扩大股市规模,扩大居民股票持有量,为股市财富效应的发挥创造条件,这就需要改善股市发展的基础,保证上市公司的质量,努力提高上市公司的业绩,完善证券市场的退出机制,实现市场优胜劣汰,提高市场的整体效率,为股市发挥作用打下良好的基础。此外,要利用证券市场推行“富民政策”。总之,健全股票市场的发展,发挥其正财富效应,重视负财富效应,对于扩大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实际意义。

(三)培育股市信心,增强信托责任。目前,政府最应着手道德建设,要彻底废除超常规培育机构投资者的错误思路,建立以保护和培育散户股民为中心的股市发展新思路:充分认识只有散户股民的发展才能救中国股市,实现中国股市的生态平衡和生态繁荣;建立机构投资者与散户股民完全平等的股市政策;禁止机构投资者的研究机构和人员股市分析和推荐股票的行为,禁止任何形式的股票推荐。

(四)提高上市公司管理水平和运行质量。只有通过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提高上市公司管理水平和运行质量,才能更好的发挥股票市场财富效应的作用。为此,要明确产业政策导向,有重点的扶持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要改善股市发展的基础,保证上市公司的质量,完善证券市场的退出机制,实现市场优胜劣汰,提高市场的整体效率,为股市发挥作用打下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1　李振明,中国股市财富效应的实证分析,经济科学,2001,3

2　李学峰,徐辉,中国股票市场财富效应微弱研究,南开经济研究,2003,3

第7篇：规模效应理论范文

【 关键词 】创新；贸易利益；企业异质性

在新的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框架和实证研究中，重新认识和理解企业创新决策的贸易利益及影响机制，非常重要。

创新与贸易利益

进入新世纪以来，最新的贸易理论日益重视对微观企业层面的、行业内部不同企业之间的、企业内部的经济活动进行研究，这就大大改变了经济学家对贸易利益的看法。

Melitz（2012） 指出，当今的贸易理论重点研究三种不同源泉的贸易利益（ gains from trade）：一是源于产业内贸易引致的产品多样性带来的贸易利益，即出口产品种类扩大；二是源于行业内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贸易利益，即把劳动和资本从更小的、生产率更低的企业转移到更大、生产率更高的企业中；三是源于贸易引致创新（trade-induced innovation）带来的贸易利益，即企业内在生产率通过创新活动得以提高。

贸易利益的第二种源泉， 集中体现在Melitz（2003）和Bernard 等和BEJK，2003）所开创的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研究方面。这种贸易利益是指在企业异质性条件下，对外贸易引起的企业之间资源重新配置效应。企业异质性是指在细分行业中，有些企业比其他企业规模更大、利润更高、具有更高的生产率。经济全球化使优秀的企业发展壮大乃至进入更多国外市场，而糟糕的企业逐渐萎缩甚至破产倒闭，这样行业的总体生产效率得到提高。因此，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把国际贸易与行业平均生产率的变化联系起来。

Melitz（2012）提到的第三种贸易利益，源于贸易自由化后出口市场规模扩大对创新活动引致的正效应，即企业内部的资源配置效应。事实上，能够提升企业内在生产率的新产品和新工艺，都要求企业预先投入研发成本开展投资活动。而对外贸易通过扩大产品的市场规模，提高新产品、新技术的回报率，能够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进而提升企业的内部生产率。

需特别强调的是，第三种贸易利益关注的是提高企业自身（within-firm）的内部配置效率，第二种贸易利益关注的是提高行业内的各个企业之（between-firm）的配置效率。所以，当下热门的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或者说新新贸易理论）的研究视角也从企业之间的效率差异，拓展到关注企业的内生效率改变。

创新与企业异质性贸易的理论和经验研究

在企业异质性贸易的文献研究中， 正如Bernard、Jensen、Redding和Schott（ 2007） 指出的，大多数根据各国企业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较为一致地提出，出口能够提高企业的生产率。学者们普遍认为，这总体反映了生产率更高的企业自我选择出口的结果，即存在自我选择（self-selection）效应。然而，也有少数学者如VanBiesebroeck（2005）通过对非洲9个国家出口企业、DeLoecker（2007）通过对斯洛文尼亚的出口企业的研究提出，出口对企业未来生产率具有直接提高的作用，即存在出口学习（ learning-by-exporting）效应。

实际上，除了出口与企业生产率两者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以外，也可能存在出口与生产率之间的虚假相关情形，原因可能是企业进行研发技术投资，同时提高企业生产率和增加出口参与倾向。对企业而言，尽管出口与创新之间的相关度非常强，但是两者的关联并不直接表示因果关系。目前仍然缺乏关于异质性企业创新的成熟理论。

Lileeva 和Trefler（2010）通过对加拿大企业的研究，Bustos（2011）通过对阿根廷企业的研究，Verhoogen（2008）通过对墨西哥企业的研究，Aw，Robert和Xu（2011）通过对台湾企业的研究，都在实证方法上独立检验了出口能够影响企业生产率的因果关系。他们一致性地指出，随着贸易自由化的开展，企业扩大出口伴随而来的是新出口企业更多进行创新活动、更多使用新技术，出口企业总体上与非出口企业相比，更愿意进行创新和采用新技术。这些研究表明，对外贸易和创新活动两者共同影响着企业的内在生产率， 影响途径包括市场规模扩大、技术升级和研发活动等不同机制。

1.市场规模与企业创新。

以Lileeva和Trefler（2010）研究的出口市场规模机制，简要说明创新与出口的共同决策如何影响企业生产率。市场规模越大，企业在提高生产率的投资上获取的回报率就越高。身处大规模市场的企业能够以更高的销售收入，补偿研发创新所耗费的高投入固定成本。

笔者以一个简单的理论模型，解释更大的产品市场规模如何激发企业创新的动机，然后介绍加拿大企业的经验性证据。

（1）简单理论说明。

假设企业的某个创新过程需要预先投入固定研发成本fI，其带来的好处是边际生产成本下降ΔcI，即创新活动使得单位产品的边际成本从c下降到c-ΔcI 。如果企业生产q 单位产品，那么创新带来的总生产成本就是下降q ×ΔcI。因此，企业会权衡研发活动带来的成本下降好处与固定投入的创新成本支出fI之间的关系。企业进行创新必须满足研发收益大于研发成本的条件，即q ×ΔcI > fI 或q>（fI÷ΔcI）。换句话说，只有产量规模在q以上的大企业，也就是在异质性企业理论框架下具备较大生产规模、初始边际生产率高的企业，才会发现创新有利可图。那么在贸易自由化情形下，企业层面的创新决策会发生何种变化？对外开放后贸易成本降低会使出口规模进一步扩大。对原先的某些出口商而言， 这种市场规模扩大会激励它们扩大研发创新；而对原先的某些非出口企业而言，贸易自由化则会使它们能够同时考虑出口和创新的共同决策活动。

第8篇：规模效应理论范文

1.增长极理论的提出

经济增长极理论是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西方经济学家关于一国经济平衡增长抑或不平衡增长大论战的产物。佩鲁最早提出以“增长极”为标志的不平衡增长理论。在他看来，经济增长是在不同部门、行业或地区，按不同速度不平衡增长的，经济增长首先出现和集中在具有创新能力的行业，而不是同时出现在所有的部门，这些具有创新能力的行业常常在空间的某些点上集聚，于是形成了增长中心或增长极。它们会产生类似“磁极”作用的离心力和向心力，即极化作用和扩散作用。佩鲁的发展极理论虽然涉及产业和企业的不平衡发展，但最终归结为城市和区域的不平衡发展，并且强调聚集和吸引效应，扩散效应，以及地理、区位和中心优势。

2.增长极理论的补充和完善

总体上看，佩鲁的增长极理论还有两大缺陷：一是过分强调发展极的正面效应而对负面效应不置一词；二是将发展极建筑在抽象的经济空间基础上。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和赫希曼，法国经济学家布代维尔弥补了这二方面缺陷。

(1)缪尔达尔的“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缪尔达尔提出“循环的或积累的因果关系”原理，即“累积的地区增长和下降”理论，并使用“回波”和“扩散”的概念，说明经济发达地区(发展极)对其他落后地区的双重作用和影响，因此而形成的“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结构”论，以及相应的政策主张，丰富和发展了区域经济和增长极理论。

(2)赫希曼的“边际不平衡增长理论”。赫希曼认为，凡有关联效应的产业，不管是前向联系产业还是后向联系产业，都能通过该产业的扩张和优先增长，逐步扩大对其他相关产业的投资，带动后向联系部门、前向联系部门和整个产业部门的发展，从而在总体上实现经济增长。

(3)布代维尔的“地理性增长极”理论。布代维尔把增长极概念从抽象的经济空间发展成具有更广泛的区域范畴，将地理学中的“增长中心”这一地理空间概念引入佩鲁增长极，并正式提出“区域发展极”概念。认为创新主要集中在城市的主导产业中，而主导产业群所在的城市就是增长极，它通过扩散效应带动其腹地的发展。

3.增长极理论的发展

20世纪60年代至今，增长极理论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向新区域经济理论的渗透。在向新区域经济理论渗透的过程中，很多理论推动了增长极理论的发展，具代表性的有以下几种:①内生增长理论，该理论认为知识资本或人力资本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特征,不存在规模收益递减对经济增长的约束；②新经济空间(场)理论，该理论的主要观点是：大空间是自然空间和经济空间的总和，内含各种事物,具有广泛性、叠加性、波动性、联系性和相互包容性；③地域集群理论，该理论指出增长极定位的原则是竞争优势而不是比较优势；④核心-理论，该理论认为核心和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平等的发展关系，这种不平等的关系会阻碍核心区本身的发展，但随着市场的扩散和基础设施的完善，核心、之间的差距将逐渐缩小，空间经济将呈现一体化格局；⑤点轴理论，该理论更加强调非均衡发展、区位优势和区域效应，凸现凝聚力、协同力、聚集效应或规模效应，以及多种生产要素的互补，并力图打破僵化的行政区划的约束。

(2)向新产业空间理论的渗透。这里讲的新产业主要是指高科技产业，在向新产业空间理论的渗透的过程中，诞生的主要理论有孵化器(创新中心)理论和“粘胶效应”理论。孵化器(创新中心)理论强调：新企业尤其是小企业的崛起和繁衍是新兴区域发展的重要标志，政府应通过各种措施和优惠政策创造良好的孵化环境和生长机制，用以降低创新企业的创业风险和开发成本，提高新兴企业的成活率和成功率。为防止新兴增长极或增长中心资金、企业和人才外流的“空沿化”和“空壳化”，“粘胶效应”理论应运而生,同时衍生为四种类型的粘性区域：一是马歇尔或意大利式工业区；二是舵轮式工业区；三是国家拉动式工业区；四是卫星式工业平台区。

西方增长极理论经过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理论演衍和有力的经验验证，日臻成熟。它尽管有某些缺陷和局限性,但仍

不失之为发展区域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理论之一，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二、增长极理论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指导意义

1.合理选择增长极。增长极要能够完成区域技术的创新和扩散，资本的集中与输出，实现规模经济效益，产生聚集经济效果。通过极化和扩散作用，增长极不仅要促进自身发展，产生“城市化趋向”，并且以其吸引和扩散作用进一步推动其他地区的发展，从而形成经济区域和经济网络。

第9篇：规模效应理论范文

［关键词］区域经济主导产业选择基准

一、引言

主导产业的概念，最初是由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在其重要著作《经济成长阶段》一书中提出的。罗斯托把经济各部门分为三类：（1）主导增长部门；（2）辅助增长部门；（3）派生增长部门。主导增长部门是指，“在这些部门中，革新创造的可能或利用新的有利可图的或至今未开发的资源的可能，将造成很高的增长率并带动这一经济中其他方面的扩充力量。”①这些部门按罗斯托的定义就是“主导产业部门”。很明显，罗斯托在这里强调的是主导产业部门对经济的关联和带动作用以及创新与革新的力量。

区域主导产业选择，是指在区域工业化进程中，地方政府根据主导产业的特征，结合区域经济发展的约束因素，选择出主导产业从而带动其他产业发展的积极、主动、有效的战略行为。②

二、国外主导产业选择相关理论研究

① 罗斯托的主导产业选择理论

罗斯托是最早提出主导产业理论的学者之一，其经济增长阶段论和非总量的部门分析法在当代经济学中颇有影响。罗斯托根据技术标准把经济成长阶段划分为六个阶段：传统社会、为起飞创造前提、起飞、成熟、高额群众消费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而每个阶段的演进都是以主导产业部门的更替为特征的。罗斯托认为，无论在哪一个时期，甚至在一个己经成熟并继续成长的经济中，所以能够保持前进的冲击力，是因为为数有限的主要部门，即主导部门（leading sectors）迅速扩大的结果，而且这些部门的扩大，又对其他产业部门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他在研究经济起飞问题时提出，对经济成长起主导作用的产业，即主导产业部门，应具备以下特征：一是依靠科学技术进步，获得新的生产函数；二是有持续高速增长的增长率；三是具有较强的扩散效应，对其他上游产业乃至所有下游产业的增长起着巨大的影响。以上三个特征反映了主导产业必须具备的能力和作用，它们是有机的整体，缺一就不能称其为主导产业。尤其是扩散效应，是与其他产业区别的重要特征和标志。首先，主导产业部门自身的增长能对其他非主导产业部门产生回顾效应；其次，主导产业部门能对新兴工业、新技术、新质量、新能源的出现起诱导作用，发挥前瞻效应；再次，主导部门能对周边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发挥旁侧效应。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科技进步和社会分工日益深化，带动整个产业发展的己经不是单个主导产业，而是几个产业共同起作用，罗斯托称之为“主导部门综合体”。他认为，主导部门综合体是由主导部门和与主导部门有很强后向关联、旁侧关联的部门组成的。罗斯托还认为，主导部门序列不可任意改变，任何国家都要经历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过程，等等。

②赫希曼的主导产业选择理论

赫希曼在其名著《经济发展战略》一书中提出了不平衡发展战略。实现该战略的途径有两条，第一条是由生产短缺达到发展，即发展后向关联大的产业。第二条是由生产过剩达到发展，即发展前向关联大的产业。发展政策就在于努力谋求后向关联和前向关联效应。也就是说，主导部门通过扩大的关联效应，可带动经济的有效增长。赫希曼将后向关联描述为“投入供应、衍生需求”，即每一非初级经济活动将导致提供其所需投入的意图。后向关联被描述为“产品利用”，即利用其产品作为某种新生产活动的投入品。赫希曼的关联效应的测度比利用投入产出表的测度复杂得多。［1］

③筱原三代平的主导产业选择理论

筱原三代平首先在理论上突破了李嘉图的静态比较成本学说，同时借鉴了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的观点，提出了著名的“动态比较费用论”。以此为理论基础，提出著名的规划产业结构的“两基准”理论（收入弹性基准和生产率上升基准），开创了主导产业选择理论的指标化的先河。他认为，从发展的眼光和动态的角度来看，虽然在某一时点上，有些产品在国际贸易中处于劣势，但经过一定时期，特别是给以有利的扶持，有可能转化为优势产品，即产品的比较成本是可以转化的，这就是动态比较费用论的基本观点。以动态比较费用论为基础，提出了选择主导产业的两基准，认为，在工业化初期，所有产业的发展不仅资金有困难，而且必然在资本、技术市场问题上会发生摩擦。因此，必须选择符合筱原两基准，并且关联效应比较大的产业为主导产业来重点发展。动态比较费用论从理论上论证了后进国家的幼小产业可以通过国家政策的扶持而得到发展，以实现产业结构的高度化。然而，这一理论毕竟与国际贸易理论密切相关，只能成为日本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起点。在实践中，如何具体把以上设想付之实施?另一个日本学者赤松要对此提出了著名的“雁行形态论”。［2］

④赤松要的主导产业选择理论

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的主导产业选择理论是在他对以东亚为中心的亚洲经济发展与主导产业演替关系的历史研究基础上，提出了“雁行形态论”或称“产业的雁行形态发展论”。

20世纪30年代，赤松要研究了日本当时的主导产业棉纺工业史时，发现明治维新后日本的棉纺业的发展通常要经过三个阶段：国外进口、国内加工生产、向国外出口。赤松要把这种进口——生产、进口替代——出口的形式称之为“雁行形态”。“雁行形态论”最早是被用来描述后起国家某一特定产业产生、发展和趋向衰退的生命周期或过程。二战后，赤松要、小岛清等学者研究一国到另一国的产业转移问题时进一步研究拓展了“雁行形态论”。 这一理论的局限性在于，“雁行模式”本身具有不切实际的静态化缺陷。后起国(地区)后来居上是完全可能的。日本经济本身的发展历史就是佐证。同时，“雁行模式”的形成具有特定的条件限制。这一模式可以适用于东亚中小国家和地区，不一定完全适用于发展中大国；可以说明过去，不一定能说明将来。 “雁行模式”只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代表了日本对东亚经济发展和合作的认识与构想。

三、国内主导产业选择相关理论研究

①梯度推移模式

梯度推移模式认为，由于不平衡的区域经济技术发展水平所导致的经济梯度；高梯度地区的创新，在市场驱动下由于扩散效应向低梯度地区转移，转移方向依照梯度最小律原理向具有较高接受创新能力的地区转移；主导产业的发展状态决定区域经济的发展状态，较强的创新能力是主导产业的主要特征。梯度推移模式局限性在于，作为区域经济不均衡开发模式，由于扩散效应远低于极化效应及回波效应之和，反而会拉大地区间发展差距；对梯度划分以及对不同梯度或相同梯度间经济发展内涵的理论界定与纷繁复杂、情况各异的现实相去甚远，尤其是在像中国这样的大国，高梯度地区有低梯度特征的局部而低梯度地区也会有高梯度特征的局部，因而在实施中存在理论障碍。对该模式的发展提出了一些新的空间推移理论，如：反梯度推移模式、跳跃模式等。这些开发模式主要是对平行、常规推移发展的观点提出了“修正”，运用后发优势，实现超越发展。［3］

②增长极模式

增长极模式有别于其它模式的是强调“经济空间”。认为经济增长是在非均匀空间情况下，以不同强度的创新水平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上，围绕推动性主导工业部门而组织的、有活力的高度联合的一组工业，他不仅本身能快速增长，而且能通过乘数效应，推动其他部门增长。然后通过不同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空间产生不同的影响；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源自创新，而经济中的主导产业是创新的源头；具有高创新能力、高关联度和高增长性特征的主导产业与区域经济增长极相关联。与模式关联的增长极的数量、起始规模、内部产业结构等一系列技术性问题是增长极模式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增长极所处区域的生产要素供给结构的限制性条件尤其严苛，因而不易实施。点轴开发模式(强调“点”即增长极和“轴”即交通干线相关联的作用)、圈层结构开发模式(主张以城市在区域经济发展中起主导作用，逐步向外发展)是对增长极模式的延伸。

③产业集群模式

产业集群模式认为，大量相同产业或关联性很强的产业、社会组织和机构通过专业化的社会网络根据纵向专业化分工以及横向竞争和合作的关系在空间上集中，以创新、合作、竞争为基础形成互动机制与路径依赖，这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基础；在共同产业文化背景下，以互信为基础的经济网络关系，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创造了和谐的市场秩序；专业化分工以及横向竞争和合作的关系使知识与技术不断创新，同时扩散也有了基础，从而实现产品的持续创新。产业竞争力源自生产成本、基于质量基础的产品差异化、区域营销以及市场竞争优势等，主导产业是由市场依据产业市场竞争力进行判断、筛选，由主导产业集合的核心竞争力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产业集群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强大载体，是提高区域经济竞争力的有效途径，是增强区域经济竞争力的必然要求，也是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趋势。

四、区域主导产业选择的基准及指标体系的构建

政府对主导产业的选择必须依靠市场，因为主导产业有其自身的形成和转化机制，是市场作用的产物。而且，区域经济的发展又有自身的特点。因此，主导产业选择基准的确立应从市场作用方式、主导产业内在机制的作用机理以及区域经济发展特性等方面确立。概括来说，区域主导产业的选择基准应包含相互联系的五个方面。

① 比较优势基准及其指标

比较优势基准是以比较优势理论为基础的。比较优势理论导源于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的“比较成本说”，后经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说”得以发展，成为逻辑推理较严密的理论体系，并能够较好地用于解释国际贸易产生与发展的原因及其必要性与合理性。对于大的区域来说，以比较优势作为选择基准，注重发挥比较优势，突出重点产业，把培育特色经济与调整区域经济结构相结合，是发展壮大区域经济的主线。所以，比较优势是区域主导产业选择的一个重要基准。具体包括以下衡量指标：区位商、比较劳动生产率、比较资金利税率、区内增加比重等方面。［4］

②产业关联基准及其指标

“产业关联”最初是由美国经济学家赫希曼于50年代依据投入产出原理而提出的概念，后经罗斯托加以发展，将产业关联效应扩展为后向、前向和旁侧三种关联效应。一个产业部门仅仅符合市场需求标准、技术进步标准，还不足以确定为主导产业，主导产业还必须能够通过产业之间的关联性将支柱产业所蕴含的先进技术和生产力传导到其他产业中去，直接或间接地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进而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和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协调发展，因此，产业关联度应作为区域主导产业的选择的基准之一。具体包括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等方面。

③市场需求基准及其指标

市场需求是判定某产业是否具有市场发展前景的一个重要指标。日本产业经济学家筱原三代平在50年代中期为规划日本当时的产业结构提出了需求收入弹性指标。从社会需求来看，使产业结构与随着国民经济收入增长而增长的需求结构相适应的原则就是需求收入弹性准则。其反映了该产业的产品社会需求随着国民收入的增长而增长的趋势。需求收入弹性相对较高的产品，社会需求也相对较高。产品高需求收入弹性的产业部门，有着广阔的市场，应该成为为优先发展的产业，因此，需求收入弹性应作为市场需求准则中最重要的衡量指标。

④产业规模基准及其指标

主导产业选择的目的最核心的是希望通过本产业的发展带动和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主导产业对区域经济的带动作用依靠产业间关联效应发生作用，而产业间关联效应的大小取决于许多因素，技术上的因素即是产业间的联系程度，它是发挥关联效应的基础，技术上的联系越密切，联系效应就会越大；经济上的因素便是产业部门的经济规模，它虽不是基础，但对于技术因素起着制约作用。如果一个产业部门规模过小，即使技术上的联系密切，仍然不可能起到带动其他产业部门迅速发展的作用。所以经济规模是主导产业发挥作用及主导支柱产业发挥作用的基础和保证。因此，经济规模作为区域主导产业选择的一项基准，包括产值规模、固定资产规模、利税规模、销售规模、就业规模等评价指标。

注释：

①罗斯托：经济成长阶段［M］，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

②李飞：区域主导产业选择研究综述［J］，河南社会科学，2007，（3）。

参考文献

［1］赫希曼：经济发展战略［M］，经济科学出版社，1991.

［2］筱原三代平：产业结构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