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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经济体系;加尔布雷思;经济学研究方法
一、《经济学和公共目标》的研究方法总结
(一)研究主体
加尔布雷思立足美国经济运行中实际存在的问题,在寻找问题根源的分析过程中注重结合美国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实际,定位于本国资本的所有者阶级。虽然加尔布雷思所关注的研究主体与其他资本主义经济学家无异,但是他却因袭了美国制度经济学的传统,即从制度入手研究经济问题,以公司结构、社会结构两个角度分析,把对公共目标的关切作为主导思想,理论焦点落脚于权力分配,二元体系作为理论框架,尽而其所提出的改革措施是以结构改革、权力均等化和收入均等化为主。由此可知,加尔布雷思所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是西方资产阶级的一种改良主义。其中,最能体现加尔布雷思其思想特点就在于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中,所运用的分析方法较为深刻地揭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学内部运行存在的矛盾,因此,这对于我们理解现代资本主义有所帮助。
(二)研究重点
加尔布雷思的研究重点在于结构改革。所谓结构主要侧重于制度设置层面,他认为,制度的合理与否以及公众目标的实现和被破坏程度远比经济增长幅度更为重要,为此,就必须全面分析构成结构的制度形式,从小到家庭大到工会、垄断组织、国家等都属于制度所研究的范畴。加尔布雷思认为经济社会的不平衡发展、社会中的诸多不平等现象、无意义和无价值的革新、对政府的控制权、通货膨胀、市场行业间缺乏协调性等都属于经济体系的一部分,也正是现实问题的一部分。而这些现实问题的根源则是由权力的分配不平衡所致。于是,他指出,资本主义国家所发生的现实问题不能再用宏观经济学或微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来说明,而要注重研究权力如何分配才能使得整个经济社会平衡发展。
二、加尔布雷思的经济思想体系核心
加尔布雷思认为一种思想体系最终的检验标准,是看它是否阐明了当代所焦虑的那些问题,是否有利于治愈经济的病态。他不仅秉承并且发展了凡勃伦关于制度的观念,进而提出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存在的权力转移论、生产者论、二元体系论和新社会主义论。
(一)权力转移论
加尔布雷思认为,人类社会在经济中“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其重要性会不断发生变化,并且历史证明谁掌握了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谁就掌握了权力。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随着时代进步、企业逐步成长,生产过程愈发复杂,生产技术愈发精妙,个人层面已难以应付工程技术、原料采购、质量控制、劳工关系以及市场营销,因此,必须由相应的技术专家组成一个团队组织,共同管理现代企业。由此,科学技术促使主宰社会的权力从工业化时期的资本家手中转移到后工业化时期包括科技人员和管理阶层在内的技术型组织成员或技术专家手中。
(二)生产者论
加尔布雷思认为对现代经济而言,计划显得尤其重要。他意识到生产什么并非取决于消费者,消费者似乎通过货币投票来决定生产;事实却是,生产者预先控制市场,决定消费者需求,从而决定生产什么。于是,加尔布雷思从现代公司以实现稳定为首要目标提出了生产者论。他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者主导产品的设计、生产,而且控制着产品的销售价格,并通过广告、通讯网络和推销等方式对消费者进行“劝说”;现代大公司还会对政府进行游说,以左右政府的采购决策。
(三)二元体系论
加尔布雷思以美国为例剖析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他认为,像美国这样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是一个由计划体系和市场体系构成的二元体系。正是二元体系的存在才让现代资本主义这样的“丰裕社会”中贫困、资源配置失调等各种矛盾和社会冲突持续不断。为此,加尔布雷思指出,政府首先要摆脱计划体系的权力影响,并且在基于公共目标与计划体系目标不一致时,采取干涉性的管理使二者趋于一致,M而减弱计划体系的权力,扩大市场体系的权力或者对计划体系实行价格管制,限制大公司通过哄抬物价的方式来损害小企业、消费者的利益。因此,加尔布雷思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应该把权力均等化和收入均等化作为公共目标。
(四)新社会主义论
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改良者,加尔布雷思认为现代经济、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就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最终将会趋同,只要进行社会的结构改革,即计划要取代市场;技术阶层取代资本家掌管计划体系的权力;国家行使调节总需求、物价和工资的职能,并且致力于兴办教育和发展科技。此外,要限制资本主义社会计划体系的权力,从而提高市场体系的地位就会实现权力、收入的均等化,从而实现加尔布雷思所描绘的“新社会主义”。
三、结论
总而言之,虽然从方法论角度来看,加尔布雷思的研究方法实际上属于现象描述法中的一种形式,即从结构上描述、说明和预测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但不得不承认,加尔布雷思的观察和研究能够紧扣时展,反映的现象都是从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以来的社会、经济整体情况。他强调有效的政府管理、教育和社会正义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意义,不遗余力推行政府改良。此外,他的研究并不看重纯粹的理论,而是结合社会历史的分析,注重政策在现实中的作用。因此,他的研究方法富有现代主流经济学整体上所缺乏的人文关怀和伦理含义。
参考文献:
[1]郑英.《一位经济学家的传奇人生》――加尔布雷斯述评[J].开放时代,2006(5)
(一)高度认识科技与金融结合的重大意义
我国《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指出,“许多国家都把强化科技创新作为国家战略,把科技投资作为战略性投资,大幅度增加科技投入,并超前部署和发展前沿技术及战略产业,实施重大科技计划,着力增强国家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纲要》确定的发展目标之一是到2020年,全社会研究开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到2.5%以上,力争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0%以上。
为此,探索以政府财政资金为引导,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资金投入为主,促进更多资本进入创业风险投资市场,不断推动科技与金融的合作。
(二)着重关注科技与金融结合构架的系统性
首先,要从金融体系的本质含义出发,揭示科技和金融结合的相互联系系统以及构成这一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的内涵和外延。着重对于科技金融机构、科技金融市场和科技金融监督与管理等问题的深入探讨。
其次,要以金融机制的内涵作为研究起点,搜寻科技金融的内部组织和运行变化规律。重点从机制运作的三种形式――行政一计划式的运行机制、指导一服务式的运行机制和监督一服务式的运行机制的比较出发,设计出有利于促进科技与金融有效结合的科技金融体制。
再次,要从金融模式的内涵出发,寻求实现科技与金融有效结合的最优方法。力图突破现有框架,找到创新创业风险投资、科技贷款、科技资本市场和科技保险的途径。
最后,要从风险控制方法入手,寻求科技金融结合的收益与风险平衡。在科技与金融结合的过程中,由于新科技的研发往往伴随着较大的失败风险,因此针对不同的科技资金来源,要采取不同的风险规避方式。对外部风险可以采取风险转移的方式规避;内部风险主要是信用风险,可以建立风险预警体系,引入履约保证金等机制。
(三)充分发挥政府在促进科技与金融结合中的作用
第一,由于科技创新具有外部性,因此需要政府矫正科技与金融结合过程中的外部性问题。政府在市场体系建设方面要做的工作主要是放松对建立多层次且功能完善的资本市场体系的管制。
第二,完善法律法规。(1)可以借鉴美国经验制定一系列促进科技企业发展的法律;(2)建立公平经营环境的专项法规;(3)制定有关科技创新知识产权保护、科技企业产权转让、管理层持股等方面的法律;(4)针对科技企业的特点,制定适用于科技企业的一些例外规定。
第三,建立健全服务体系。如建设技术孵化器、举办各种技术交流会、建立面向科技企业提供资料的实验室、建立面向科技企业的情报网络和建立服务于科技企业的数据库等。
股票市场再次恐慌时,2016年全国证券期货监管工作会议在1月16日召开。投资者密切关注证监会主席肖钢说了什么,背后的含义是什么。
肖钢直白地表示,中国的股市是不成熟的,从任何方面来看都不成熟。股市的异常波动就充分反映了这种不成熟:不成熟的交易者、不完备的交易制度、不完善的市场体系、不适应的监管制度。对于如此不成熟的市场,如果使用成熟市场的理论进行指导,只会离市场化越来越远。
这是一份直白的检讨,肖刚公开宣布:股市的异常波动充分暴露了证监会监管有漏洞、监管不适应、监管不得力等问题。未来,监管政策会更加务实、更加严厉,不会没有漏洞,但漏洞的缝隙会更小一些,在监管上将着重处理好4个关系。
第一,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实体是本,虚拟经济过度投机、脱实向虚、自娱自乐,都是在给自己挖坑,一时的兴奋过后必然伴随难以控制的不安和恐惧。中国侧重于发展金融市场是不合适的。目前的中国相当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美国,实体经济、制造业与围绕着制造业升级制度变迁是最重要的,其他的改革必须为这个目标服务。
第二,发展与监管的关系。监管部门必须强化监管本位,在我国特定的市场环境下,必须格外关注资产价格虚高的风险。监管部门强化监管本位是核心,监管不是介入交易,不能异化为对交易机构的管理权之争、资金控制权之争,如果监管变成对某些市场偏好的纵容与溺爱,将会成为某些机构、某些人的独食。
第三,创新与规范的关系。经历大起大落后,创新与风险管理的匹配度被提到很高的位置。中国的交易土壤、法律和制度与美国、英国等不具可比性,中国的创新体现为在控制风险、准确定价、严肃法律的前提下提高市场效率。
第四,借鉴国际经验与立足国情的关系。发展我国股市需要学习和借鉴境外市场的有益经验,但必须从实际出发,准确把握我国市场的特点与规律。不仅要借鉴国外产品创新的经验,也要借鉴其有效监管的经验。这段话似乎是为熔断机制量身打造,而高频交易等手段何尝不是如此。目前所看到的熔断的后果,有几个明确的关联,如果美国的金融能力不是全球第一,如果美国的金融风险不是由全世界承担,如果美元没有世界第一的铸币税,那么,美国不会以华尔街之狼为自己挖坑。
证监会总结的成绩,一言蔽之,融资、融资,再融资。这是股票市场的成绩。但市场下行时,公司也要疯狂上市,而成本与风险体现在什么地方?
关键词:货币政策;市场结构;政策效果;传导机制
作者简介:王剑,苏州大学东吴商学院金融学博士研究生,从事金融理论问题研究;万解秋,苏州大学东吴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金融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F01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3)01-0068-05
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有关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调控的问题受到了空前的重视,有关货币政策的重要性及其有效性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但问题真的那么简单吗?在我国应对金融危机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手段中,货币政策究竟处在什么样的地位?为何行政手段和直接干预往往在货币政策实施过程中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我国货币政策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究竟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这些问题在今天是值得我们去研究探讨的。因此,认识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及其有效性对于提高货币政策效果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金融危机以来货币政策效果面临考验
长期以来,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一直是一个理论上极具争议的问题,在政策实践上也有不同的分析评价方法的问题,有关货币政策的实施方法和手段的争论可以说是由来已久。[1]
今天我们从金融危机爆发后的政策实践来看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 则讨论更具有现实意义。在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出现了少见的动荡危机,银行体系出现了战后最为严重的危机冲击,大量证券化金融资产价格暴跌,一瞬间大量资产就化为乌有,大量金融机构由此陷入危机,银行机构几乎都跌入了深渊,收缩信用以求自保导致金融市场进入了更为严重的通货紧缩,金融危机出现了全面扩散。美国和其他的发达经济体先后进入了全面的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引发了市场资产价格泡沫的破裂,银行信贷机构出于危机应对实施信贷收缩,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危机的形成。
在金融市场陷入危机的情况下,政府和货币当局也开始采取积极的行动,形成了积极的介入市场的政策调节和货币政策的反危机措施。这些行政性的政策工具和一些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的应用,都成为了危机时期的反危机宏观调控。然而,要对这些行政介入和货币政策作用效率进行即时的评估是十分困难的。大量的分析推论是一些自我肯定和逻辑的推导,并没有实践的证明意义。
从货币政策的形成及其作用方式看,它的作用及其有效性也是充满着矛盾和对立的评价。在凯恩斯主义和货币政策出现之前,货币的作用存在着中性和非中性的争论,对立的观点主要集中在货币对于经济增长有无实质性的作用,中性论者认为货币量变化只能对价格、商品和资产的价值衡量产生影响,但不会对经济增长起到实质性的推动作用;那么,货币中性的话,货币政策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们看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伴随着凯恩斯主义兴起的货币政策,被赋予了可以影响货币利率,进而影响投资和消费的工具变量,货币政策也就成为了影响投资和消费支出的重要宏观政策变量。今天,继续实施货币政策刺激投资和就业,其政策面临着传导机制和投资刺激方面的种种考验。
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及其有效性看,货币政策工具及其作用过程一般被设定为货币流量变动影响市场利率,市场利率的变化会直接影响到投资和消费者的决策,最后影响市场的支出水平,这种传导机制也就是一种货币传导机制,银行、企业和消费者都是受市场利率影响而作出及时反应的主体,它们的行为变化直接体现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这种假设的合理有效性是建立在一个完美的市场体系上的,利率信息的传导没有任何的阻碍因素,经济主体的反应是及时而且理性的,那么,实际的运行状况如何呢?我们知道,货币政策当局改变的只是基础货币供应量,通过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率和公开市场债券买卖来改变货币流通量,通过货币流通量的改变来影响市场的利率水平,因为货币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已经发生了改变,而市场利率水平的变化会影响到投资和消费的机会成本,这就可能改变当期的实际支出水平。这个完美的传导作用过程及其影响能力在理论上有效,但始终没有得到实际的检验。[2]早期的货币主义者和后来的理性预期学派从传导机制和预期变化方面证实了这种假设的不合理性,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也无法得到证明。
从金融危机后的政策调控实际过程看,货币政策调控效果面临的挑战主要源自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货币当局改变基础货币流量,并不等于知道了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即M2的变化量;二是即使已知实际货币供应量的变化,也无法获得市场利率变化的信息,难以控制利率水平,这是一个多变量影响因素;三是即使获知了利率水平的变化幅度,也难以测算出投资和消费的可能变化幅度,因为投资消费主体调整支出受多重因素决定,利率是其中之一,而且可能是次要变量;因此,假定利率调整就会调整支出的结论并不能成立。可以说,即使是在一个完美的市场体系中,货币当局操控基础货币量的供给机制,也无法获知最终实际投资消费支出的变化量,这是很显然的。在今天这样一个不完善的市场体系中,这一政策调控的结果更是有限的而且效率不明。
这种政策无效性的假设也得到了实践的证实。从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效果看,投资和消费的变动在市场体系中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而货币政策的调整因素在多大程度上产生了作用,是一个难以分离和证明的问题。在实际的刺激过程中,激进的货币政策并不能形成投资支出的扩张,不管中间关节是否出现问题,基础型货币量扩张松动无法实现投资和消费支出的推动,即使像美联储实施连续的货币量化宽松政策QE1、QE2、QE3,对于投资的增长和就业的增长效果十分有限,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持续的货币扩张反而带来了通货膨胀的隐患,并导致政府的扩张性宏观政策陷入了停滞和通货膨胀的两难境地。滞胀的出现将是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必然结果,欧美日各国目前都面临着严峻的滞胀挑战。[3]
如果从货币政策的中间环节看,其传导效率也存在着严重的障碍。我们已经发现,在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基础型货币的可控性不能解决市场实际流通中货币量(M2)的可控性,在实际货币流通量的形成过程中,各种市场经济主体的行为反应产生了不同的预期和作用力,银行和企业公众作为交易者具有独立决策的能力,它们的预期与行为最终可以改变货币实际的形成量,这已是为实际市场运行所证实了的。大量货币投放后并未形成货币实际供应量的增加,信贷流量和投资变动也不清晰,出现了所谓的“货币失踪”,货币供应从源头到实际流通市场的数量变化难以控制和测算。而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对于实际利率的冲击影响也存在着难以测算的问题,这其中涉及货币流通速度、货币超额储存、货币溢出量等多重因素影响,导致市场利率的变化难以预测。那么,利率变化的实际程度有无把握的机制和方法呢?新凯恩斯主义者提出了一种新的认知方法,那就是根据市场利率的短期变化来判断货币市场供求关系的实际状态,再进一步参考市场就业率水平和通胀水平,来决定货币供应量的政策走向。[4]这种方法已经放弃了寻求利率与货币流通量变量关系的做法,确认利率的变化是由货币市场和商品流通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转而通过认识利率的变动来确认货币市场的实际供求关系变化水平,这就是货币政策调控中著名的“泰勒规则”。从金融危机爆发后的今天看,主要市场经济国家的货币当局先后推出的货币数量宽松政策,都有着“泰勒规则”的影子,它们都盯着市场利率和就业率的实际变化,而并没有在意一国当时流通中有多少货币。这一政策操作方式的转变,改变了传统货币政策作用的传导要求,也摆脱了对流通货币量测算的困扰,直接面对利率、就业率、通胀率等市场要素,这对于货币政策传导的有效性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当然,货币政策变化对于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实际作用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实际经济增长水平和货币流通量之间的复杂关系给货币政策操作提出了难以解决的难题,形成了一段时间货币政策的盲目操控和效率黑箱。
二、货币政策操作的难题:有效性确认困难
今天,对于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体系仍然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对于实际的政策操作效果也有着不同的理解。这必然形成一种对于什么是货币政策有效性的不同解释,也就是说,可以把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解释为实际经济的增长和就业率的上升等指标;也可以把它解释为通货紧缩或通货膨胀率的调整和货币信贷市场的稳定,当然,也有人认为可以将二者连在一起,形成一种多元的目标,但实际情况是稳定的结果可以理解为有利于就业和经济的回升增长。
如果我们将二元目标结合在一起看,那么今天各国货币当局都是一个失败的政策操作者,它们的货币政策也是难以收效的。美联储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在经过了两轮扩张调节后,实际的货币流通量是不得而知的,其信贷投放量自2008年以来一直在收缩,基础货币投放量宽松后信贷量没有积极反应,金融机构的信贷顺周期行为十分明显;利率的变化也不明显,短期内几乎没有反应;市场的投资和消费量反应也十分冷淡,失业率一直维持在9%左右的高位上,而实际经济增长率也处在1%的低位水平上,这究竟是传导问题,还是政策本身的效能问题呢?货币政策难以解释。[5]
其实,所谓的宽货币不等于宽信贷,低利率不等于高投资,说明的就是就业和经济增长回升是一个独立的市场调整过程,与货币政策刺激无关。今天,当我们回顾一下日本央行(日本银行)的货币政策操作效果,就会发现这种货币刺激的无效性。为了应对日本国内长期的投资和经济低迷,日本银行采取了低利率直至零利率的货币宽松政策,但投资增长不明显,通货紧缩的局面一直在持续,也就是信贷收缩和投资消费的低迷一直无法改变,这已经不是货币政策效率的问题了,根本就是投资和就业的变化不受利率和货币政策调控的影响,因此,这说明投资消费和就业增长其实是货币流通量以外的独立变量,不可从货币政策的效率角度来解释市场变化。当然,合理的、独立的货币信贷政策是重要的市场保证条件,混乱的、主观随意的政策操控必将破坏市场体系的稳定运行。
在金融危机影响市场实际需求的情况下,各国的货币当局都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应对措施,政策的效果不一样。一种情况是量化宽松政策导致流动性增加,但信贷和实际投资量并未增加,实际支出和就业量也就不会有影响,如果要评价它的效果,对于流动性增加和通货紧缩的遏制或许是有效的,它促进了金融危机状态下经济和投资的低水平均衡,它的本来面目就应该是这样的。而如果对于货币政策认定了促增长、拉就业的目标,那么,货币政策的无效性就是一目了然的。当前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变化是,当货币当局极力扩张基础型货币供应量和增加流动性投入量时,在很长的时间里,一年或一年以上,实际的信贷投放量不能有效增加,我们在2008年至2009年的美国和日本,都看到了这种情况。美联储或日本的货币当局实施货币供应扩张的量化宽松政策,市场的流动性增加了,但信贷流量并未增加,投资和消费也没有增加,经济增长率和就业率也难以上升;而物价和通货膨胀也没有出现。这是货币政策目标无效,还是传导机制出了问题?我们经过分析可以知道,这些目标本身就不在可能的政策效果之内,因而就难以收到效果。如果实际市场运行也没有出现明显的通货紧缩趋势,那么,低水平的均衡实际上已经实现了,经济的复苏和增长率的上升是另一个目标了。[6]
因此,我们不能把低增长率和低就业率的均衡维持归结为货币政策的无效,这本身已经超出了货币政策本身的作用范围了。
三、我国货币政策的低效性与机制重塑
面对今天的金融危机影响,我国也实施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试图形成对于市场支出的积极干预。从货币政策的运作机制看,我国目前一方面在利用货币支出工具调控基础货币供应量,但被认为效果较差;另一方面不得不使用传统的行政操控手段,如信贷指标、信贷配额等直接调节决定货币流通量(M2),甚至直接干预决定市场的投资和消费支出,形成了一种复合的货币政策调控方式。那么,如何看待它的政策效果和传导效率呢?总体上说,货币政策扩张的效果具有低效性和行政操控的高成本特征。
我国的货币政策操作运用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在市场体系和企业制度市场化初步形成之后,宏观经济调控包括对货币信贷量的调节也就具有必要性了。90年代中期,投资消费的支出决定受市场体系的影响越来越大,经济增长及其波动也形成日益明显的周期性。货币当局也就面临着调节经济增长周期和维持货币物价稳定的问题,积极的货币政策正式走到前台。反周期的积极的货币政策体现的原则就是直接控制或干预货币流通量和支出水平,其目标当然是经济的增长率和就业率等指标,而在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条件下,货币政策的调节趋向于紧缩货币信贷,实现调控支出水平的目的。从以往的政策效果看,紧缩性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比较明显,复合性的紧缩政策对于货币流通量、信贷量和投资支出规模都有快速的影响,没有货币支持的投资支出是难以维持的,紧缩性货币政策的行政性越强,货币政策的传导效果就越好。[7]但对于扩张性的刺激政策而言,其政策效果就很不明显了,因为市场机制的作用,企业和消费者的独立决策地位上升,对于市场周期变动的预期强烈,货币当局要改变这种预期是不可能的,要劝告或诱导企业、消费者改变行为也是不可能的,这必然导致反周期的扩张政策失效,政策的传导效果也就不明显,这是必然的结果。要改变企业和消费者的市场行为,在现实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是难以奏效的,这就产生了一种可能性,就是应用行政性的政策工具直接干预市场的支出,从而能快速收到扩张的效果。这种假设在近年来金融危机爆发后的宏观经济调控过程中获得了实践验证,它的政策效果值得我们分析研究。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利率货币的松动和基础货币量的扩张对于市场流动性有积极的反应,出现了货币在金融体系内部高速流动,短期资金泛滥,但同期的实际信贷投放量并未见到有效增长,货币政策的支出效应不明显。[8]在欧美国家出现的货币堆积于央行的现象,也出现于我国的货币供给体系。
进入2009年以后,货币信贷投放的松动扩张实施了更多的行政指令手段,行政系统甚至直接规划实施投资项目,财政也积极地配合,出台了4万亿的投资项目计划,银行信贷系统在行政指令下于当年增发了8.5万亿人民币信贷流量,支出的扩张在行政性投资立项规划下得到了实现。我们看到,货币扩张的有效性是财政支出扩张的影子而已,货币政策的传导效率也是行政命令的效率而已。因此,货币政策在现实的情况下充其量只是财政政策和行政性支出计划的从属措施罢了,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也具有行政强制的特色,因此,在非市场预期条件下,企业和消费者的预期作用也就不那么重要了,行政性投资拉动市场的结果是经济增长率快速回升,甚至出现了过热和投资过度的问题。这个显然不是货币政策在当前过度有效了,利率、准备率、汇率等工具的作用效率也需要考虑在特殊结构条件下的形成的问题。我们近年来大量的实证分析和检验也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行政性的投资支出扩张并非货币政策调节的效果。[9]
机制重塑,我们今天面临着市场经济体系的不断完善和企业预期影响日益强化,这一行为反应与货币政策的行政性调控的冲突日益明显,会严重削弱宏观货币政策的效率。我们面临的选择就是要么强化政府的直接投融资和行政性的投资体制,弱化市场体系和企业的自主投资决策影响;要么调整货币政策的操作方式和目标,重新构造一个新的货币政策传导作用机制,形成一种市场体系之上的经济性杠杆体系,提升货币政策的操作有效性[10]。
依托于现实的经济结构与市场基础之上的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需要利用利率、准备率和公开市场操作等经济手段进行操作,在操作目标方向上引入物价和通货膨胀率、就业指数等中间变量作为参数,这样的传导机制依存于金融市场体系,操作上可以放弃直接安排投资项目和信贷配额等可能引发严重弊端的手段,形成一种适应于我国市场经济体系和金融市场作用条件的货币政策操作模式,真正地提升我国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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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马克思 虚拟资本 资本市场
一、马克思的虚拟资本的含义
马克思认为,虚拟资本是信用制度和货币资本化的产物,是生息资本的派生形式。我们从马克思有关的论述中对虚拟资本的内涵作如下理解:狭义的虚拟资本,是指能够定期带来收入的、以有价证券形式存在的资本。在这里,虚拟资本由两个要素构成――虚拟资本是“生息”的,即能给持有人带来收益;虚拟资本是“证券”,即以债券和股票等形式存在。广义的虚拟资本,除了包含有价证券外,它还包括没有黄金作保证的银行券和不动产抵押单等。马克思指出,银行资本的大部分属于虚拟资本,包括国债、股票、银行存款等。
二、虚拟资本发展与资本市场
(一)虚拟资本与资本市场的形成
虚拟资本的运动必须有一个相应的平台或载体,这个平台或载体就是资本市场。它是指证券融资和经营一年以上中长期资金的金融市场,包括股票市场、证券市场、基金市场和银行的中长期信贷市场等,其交易对象主要是中长期信用工具,如股票、证券等。
股份制和股票制度发展到一定程度,便出现了股票集中交易市场――证券交易所。交易所出现以前,资本市场只是以局部的、临时的、分散的的形式出现,并且它的功能仅限制在资本筹措上。交易所的产生使得现代资本市场的功能得以全面发挥,包括产权流动、价格发现、资源配置、信息传播和经济调控等。交易所服务于不同货币种类和票据的交易,它成为虚拟资本的市场。
(二)资本虚拟化与资本市场发展
1、资本市场创新需求。资本市场上对创新的虚拟资本需求的主体主要有实体产业部门、金融机构和政府部门。资本市场创新需求具有如下特点:其一,金融创新需求多样化。其二,金融创新需求具有与经济、金融发展总水平的同步性。
2、资本市场创新供给。资本市场的供给是虚拟资本的创新主体愿意并且能够提供给市场的新的虚拟资本产品,它是金融创新供求双方意愿统一的产物。资本市场创新供给受创新的预期收益与成本、创新的人才和技术条件以及法律制度、政策、市场条件等的制约。
3、资本市场创新均衡。金融创新的供求达到均衡是资本市场正常、稳定地发展的基本条件。金融创新的均衡是在影响创新供给和创新需求的因素一定时,供给和需求相互适应、彼此协调平衡的一种状态。这种均衡是一种动态均衡,即在“均衡――不均衡――新的均衡”这样一种循环往复中,使金融创新和金融发展都上了一个新层次、新台阶,促进资本市场发展的同时改善了社会的资源配置。
三、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
(一)我国资本市场存在的问题
首先,金融市场结构以及资本市场结构都不甚合理。在金融市场融资方式中,仍以间接金融为主,直接融资为辅,换言之就是银行太大而资本市场太小。在这种不合理的融资结构下,由于企业发展所需资本几乎都靠银行贷款获得,不仅增大金融机构的压力和风险,而且降低融资效率,不利于整个社会资金的有序流动,也不利于企业治理结构的改善和激励机制作用的发挥。
其次,资本市场基础制度不够完善。信息披露制度有待健全,企业公布的信息质量不高;我国尚未建立社会信用体系,对金融机构进行信用评级的机构缺乏,对企业的信用记录分散,对居民个人的资信状况更是缺乏记录和查询,致使金融市场存在大量缺乏诚信现象,如造假账、虚假重组、联手操纵、恶意挪用资金、随意更改资金投向等;同时,许多上市公司的结构不合理,实体经济质量较差,很多公司为了上市“圈钱”而虚报公司信息;资本市场的创新活动也不够活跃,金融产品特别是金融衍生产品种类有限,市场竞争力有待加强。
最后,我国资本市场的监管机制也存在缺陷,政策和法规滞后,行政管制色彩浓重。我国资本市场正加速向市场化发展模式转变,目前证券市场已进入后股权分置时期,各种变化对法律法规的前瞻性和及时性,以及相应监管措施的创新和变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对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建议
第一,要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完善金融市场结构。大力发展票据市场、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以及投资基金市场、金融期货市场,进一步提高直接融资比例,使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协调发展。在资本市场内,也不能仅注重股票市场,还要积极拓展债券市场;不能仅有中央政府债券市场,还要有公司债券市场、地方政府债券市场和其他债券市场,使资本市场结构保持平衡。
第二,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完善资本市场结构。根据马克思的虚拟资本理论,虚拟资本能够脱离现实资本,有自己独立的价格决定和运动方式,这就要求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满足不同的市场主体对资本的需求与供给。多层次的资本市场通过改善上市公司质量、满足多元化的投资需求,吸引资金进入资本市场,扩大直接融资额度,从而降低金融风险。
第三,完善资本市场基本制度。一是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增强透明度。二是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马克思指出,信用是虚拟资本的基础,信用促进了资本市场的发展,因此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有良好的信用制度。可以构建适应市场经济机制的社会信用体系,建立专门对金融机构、企业以及个人信用进行评级的机构。三是继续完善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机制和市场约束机制,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促进上市公司做大做强,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四是鼓励创新,推动以政府为主导的创新机制向以市场为主导的创新机制转变。
关键词:货币市场; 资本市场; 协调发展; 创新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完善、健全与否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高低的标准之一,是经济稳定发展的保障。而金融市场为金融的发展提供了赖以生存的环境,作为金融市场重要组成部分的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是否能够协调发展将直接影响当前金融改革的成败,甚至影响到整个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关系问题是当前我国经济、金融体制改革关注的焦点。我国一直实行的是“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金融体制,在法律上和制度上也人为制造了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之间有效沟通的种种藩篱,导致我国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之间存在着结构性失衡现象,协调发展程度较低,由此造成的不良影响,因此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协调发展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资本市场是和货币市场相对应的一组概念,他们之间的划分标准只是时间期限的不同,资本市场是指期限在1年以上的中长期资金借贷市场,相应地,融资期限在1年以下的称作货币市场。由于资本市场的融资期限远远长于货币市场,在较长的时间内资金使用的不确定性明显增强,因而资本市场的风险也远远大于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都是资金供求双方进行交易的场所,是经济体系中聚集、分配资金的”水库”和”分流站”。但两者有明确的分工。资金需求者通过资本市场筹集长期资金,通过货币市场筹集短期资金,国家经济部门则通过这两个市场来阔控金融和经济活动。从历史上看,货币市场先于资本市场出现,货币市场是资本市场的基础。国内学者强调,货币市场应与资本市场协调发展,认为两市场的发展对经济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应同时给予相应的关注。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协调发展包括两层含义:一是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本身发展完善;二是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二者之间有效连通、良性互动。由于历史等种种原因造成我国货币市场发展滞后、资本市场发展不规范、两市场之间沟通不畅,主要表现为:没有形成真正的基准利率,货币市场流动性过剩;资本市场融资结构不合理、层次结构单一;股票市场股权分置,债券市场发展滞后、人为分割等。然而金融市场是一个整体,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之间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一个市场发展的不完善将直接影响到另一个市场的发展壮大,造成两市场之间的不协调,进而阻碍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必须采取切实措施改变现状,促进我国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协调发展。从制约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着手,应建立符合中国实际的基准利率,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大力发展货币市场工具,发展我国的货币市场,从而为资本市场的发展、为两市场之间的协调提供市场基础和政策保障。从当前实际来看,资本市场的问题已成为制约两市场协调发展的瓶颈,因此能否从根本上解决资本市场的问题将直接影响到金融改革的全局。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市场的发育是否完善,不仅依赖于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各自的发展状况,而且依赖于二者的协调关系。金融市场是一个整体,作为其组成部分的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又具有各自的服务对象和市场工具,发挥着不同的职能作用。货币政策一个国家重要的宏观调控手段,完善地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能够灵敏地反映市场信息,货币当局能够根据其反映的经济和金融运行状况,结合其他宏观经济指标,才能制定出特定时期内的货币政策实施方案。发挥调控经济和金融运行的作用,才能保证货币政策的传导过程顺利进行。
大力发展金融工具的创新,金融创新工具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模糊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界限,为整个金融市场的统一创造条件。它的形成使得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之间的资金流动更便捷。金融工具的创新提供了更多的交易手段,有利于建立一个活跃的市场体系,拓展市场的广东和深度。同时也为参与者提供了避险的选择。因此,市场避险工具的开发,也是保证市场顺利发展的重要手段。
总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金融市场,应是一个功能完善、层次分明、协调发展的市场体系。为此,应从政策、体制、法律等多方面,加大对金融创新的支持力度,促进各类金融市场的协调稳定发展。(作者单位:呼和浩特市第二中学)
参考文献:
[1]吴晓求.《资本市场评论》精粹―现代金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2]蒋振声,金戈.中国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的均衡关系.世界经济,2001
关键词:虚拟经济 实体经济 金融市场
十六大报告指出,要正确处理好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这说明虚拟经济在我国已经在发挥着巨大作用,并且在将来一段时期内会成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课题。
正确地界定虚拟经济,研究世界经济中虚拟经济的发展状况与趋势,探索虚拟经济的发展对经济的影响以及我国虚拟经济的发展方向对我国经济在加入wto后尽快融入世界经济的潮流非常有现实意义。
一、虚拟经济发展的深层次分析
虚拟经济是一个现实,是总体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和一个现象。马克思关于虚拟经济的产生和发展初级阶段的论述非常精辟。货币的功能主要是价值尺度、流通和支付手段;但在商品经济社会中,支付环节和实物环节发生了分离,货币经历了信用化、资本化的进程。从实质上讲,其属性利功能己发生了变化,它具有与实物或实体经济相互联系、又相互分离的两重性。实体经济突然成了货币信用的天然载体。
两者一旦分离,货币在经济生活中就逐步超越实体经济的限制形成了全新的状态和运作体系。虚拟经济的发展便突飞猛进。经济发展到规模化和产业化以后,资本积累和生产集中成了生产力的内在需求,资本市场便以资金集中的体系出现了,大量的社会闲散货币转换为股票、债券等各种有价证券。它是货币在更高层次、更大范围的信用化,使以资金利资本流动为代表的金融业对与实体经济超越又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航运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又为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化金融市场形成提供了发展的基本条件。二战以后,世界货币体系几经变动,使得金融资本市场的影响力日趋扩大。
该体系的发展源于实体经济,但己大大地超出了后者,并且,体系的运作规律也部分地脱离了实体经济的限制,反过来又在很大程度上操纵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如何认识这种背离,使之更好地为我所用,也许是我们对虚拟经济最本质和最具实践意义的理解。
二、虚拟经济发展的阶段
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在会后提出了虚拟经济发展的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闲置货币的资本化,即人们手中的闲置货币变成了可以产生利息的资本。第二个阶段则是生息资本的社会化,即由银行作为中介机构将人们手中闲置的货币借入,再转贷出去生息,人们还可用闲置货币购买各种有价证券来生息,这是人们手中的存款凭证有价证券也就是虚拟资本。第四个阶段是金融市场的国际化,即虚拟资本可以跨国进行交易。
以上的阶段论客观地描述了虚拟经济发展的过程,对人们把握虚拟经济的运行趋势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三、何为我国所提倡和追求的虚拟经济
当前,在西方“虚拟经济”一词往往是指电子商务等“网上经济”活动。
国内一些学者也赞同这一概念,以有形、无形来确定和划分实物和虚拟两种经济形态。电子商务的兴起作为一种新的重大的经济现象,其本质也是经济活动信用化的表现。
十六大以来,我国学界关于虚拟经济的争论很多,大多集中在虚拟经济的界定上。关于虚拟经济代表性的论述围绕着信用制度展开,认为虚拟经济的内涵是信用制度膨胀下金融活动与实体经济偏离的那一部分形态,不能将建立在信用化制度下的全部金融活动视为虚拟经济。有学者认为:虚拟经济是指信用膨胀形成的金融资产和金融市场中与实体经济没有直接联系的金融交易活动。上述界定本身并没有经济学理论上的含义,仅仅是为了便于对经济现象的描述,这种观点比较接近主流观点。国内还有一种观点是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来划分,把非物质生产活动统统视为虚拟经济。这一划分引出了关于价值和财富创造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问题。
笔者认为,以上观点在认识虚拟经济的本质上很有帮助,但是并未结合我国的经济发展需要论及虚拟经济的具体运用。关于虚拟经济,我国的资本市场运作体系不完善,社会闲散资金投资渠道缺乏,风险投资进入和退出架构尚未具雏形,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缺乏必要和充足的资金支持,中介服务组织极度不发达。只有以这些事实为基础出发点,才能论及虚拟经济的实质和其重要性。
四、关于我国发展虚拟经济,促进实体经济的良性运行的几点建议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要发展的虚拟经济内容和功能应该区别于世界上虚拟经济发展的现状,结合我国的国情和虚拟经济的一些发展经验,笔者认为完善的市场体系建设、有力的法律保证、适时的政策调整是成功的关键。
1.尽快建立健全风险投资体系,推动民间资本运营的良性扩展。我国产业的结构还未实现高级化,集中表现在产品的附加值特别是科技含量不高,体现在产业发展上就是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相对滞后。而制约其成长的主要因素是投资渠道的不畅。美国的硅谷产业群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先进版本,它的成功应该归功于风险投资体系的完善。我国的创业资本投资已经起步,但普遍面临资本金严重不足的困难(平均资本金不足100万元)。为此,我国应逐步建立和完善创业投资机制以拓展中小企业创业投资的资金渠道,特别是解决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创业投资问题。
实现这个目标,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尽快建立和完善二板市场,为风险投资提供退出渠道。二是要有效利用民间资本,使投资主体多元化。我国的居民储蓄已经突破10万亿,没有多样化的投资方式,既会造成社会范围内资金利用的低效率,也会对银行的经营形成巨大的压力。
2.大力发展中介服务组织,增强社会的风险意识,严格控制泡沫经济的过度膨胀。我国证券市场上的各类中介机构如投资银行、审计机构、证券分析机构、咨询机构等数量比较少,并且相比较国外相关机构水平也比较落后。
我认为发展我国中介组织,要明确三个方向:一是增强中介组织的独立性和权威性。这在美国有安达信事件的教训。建议采取审计评估轮换制,规定每个审计机构对同一公司审计的员工连续年限,并严格执行责任追究制。显然审计成本会微有增加,但其社会效益是巨大的。二是延伸中介机构的服务范围。将更多有潜力的个小企业、高新企业纳入中介机构的服务体系,为风险投资等行为创造更好的外在环境。三是培养一批高水平的经济分析和咨询机构,同时,将大学研究界学者和社会体机构有机地联系起来。学界的人力资源是宝贵的财富,内部的争鸣可以让人们更好地认清某经济现象的发展规律和趋势。我国在这一方面确实有待提高。
3.进一步规范证券市场,强化信息披露制度,完善市场监管体制。近期著名的“蓝田”事件竟然由一个业外的研究人员来引发,从某种程度上暴露出了我国证券市场上信息批露制度的不完备性,也对我国的行政性监管提出了一个重要课题。严禁违规资金入市场,防范新信贷风险的政策具有长期性。
参照国外先进经验,我国要大力推进以下措施:首先,要严格股票交易实名制,每个投资者对自己的交易行为负责,打击市场内的恶意勾结,防上机构投资者或其他人户联合炒作。其次,要加大对市场操纵者的处罚力度,切实保障中小股东的利益。要调动社会闲散资金进入资本市场,保障中小股东的权益是个关键,另一方面,越来越成熟的中小股东也会成为市场上有力的监督力量和影响力量。第三,要加强交易信息、重大决策信息的透明程度,监管部门应当定期及时公布上市公司的股东户数的相关资料,对公司的重大信息披露要实行负责制,严厉处罚散布虚假信息的公司和个人。第四,要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增强中小股东、特别是社会资金的投资积极性。
4.加快金融创新步伐,在有条件的地区进行试点。金融创新是虚拟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金融创新涵盖内容较广,包括货币和信用形式的创新、金融机构组织和经营管理上的创新、金融工具、交易方式和操作技术等技术上的创新、交易范围的扩大等。
严格地说,由于市场体系仍未完备,新经济尚不发达,国内金融创新大发展的条件还未完全具备。但是,我们可以依托上海、深圳等经济金融中心大力培育和发展在小范围内的金融衍生工具市场,如期货期权、外汇保值等。
5.积极与外资金融机构合作,引进先进的管理模式和金融工具,强化竞争意识。外资金融机构资金的进入已经迈出了第一步,并且已经对我国的金融业经营带来了巨大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合作与学习是明智的。
【关键词】煤炭经济 多元化发展 经营模式
中国的产煤量占世界的37%,是当今世界上产煤第一大国。我国煤炭资源的地理分布极不均衡,北多南少,西多东少。且伴随着国际形势、国际经济、国际政治日趋复杂,煤炭安全问题也面临了很大的挑战。但是我国以煤炭为主导的能源结构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不会改变的。危机与机遇并存,因此,我们一定要充分的认识到,面临的挑战的同时给我们创造了发展煤炭工业的新的机遇期。当下,我们正处在这种肩负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发展煤炭工业、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国家安全的重要历史责任的时期。
煤炭市场是一个充满着激烈竞争的市场,能够对煤炭的市场价格起到一定的影响作用的是国有重点煤矿,但其作用也仅仅是影响,对于价格的调控能力还是很弱的。最为明显的是当煤价出现波动的时候,它只能成为接受者;煤矿企业的成长壮大再到衰退都有其必经的过程。尤其在衰退期的时候,需要大量的资金去职工安置、产业续接等。而煤炭开采的利润是十分有限的,我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依靠能源的消耗,而煤炭是不可再生资源,煤炭的开采利用又往往与生态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综上所述,煤炭产业的多元化经营策略是目前势在必行的一种促进产业又好又快发展的经营模式。
一、多元化经营的含义
多元化经营战略属于开拓发展型战略,是企业发展多品种或多种经营的长期谋划。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的企业不仅仅局限于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是可持续增长。当整个产业趋于成熟或在竞争成本过高的情况下,企业就必须考虑在已有事业范围之外的成长,这就是多元化经营。多元化经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重要作用:(1)分散风险,提高经营安全性;(2)有利于企业获取高利润;(3)有利于促进企业原业务的发展。
二、我国煤炭产业发展现状
能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经济社会发展进步不可缺少的动力。煤炭、石油、天然气将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可相互代替的关系着国家经济命脉的重要能源。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和经济高速发展,煤炭产业的发展也进入新的阶段。我国煤炭产业发展主要呈现出以下几种特点:
(一)煤炭产业经济运行质量显著提高
近几年来,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刺激了煤炭需求的迅速增长。在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拉动下,煤炭行业逐渐回暖,经济运行质量明显提高,国内大型煤炭企业集团快速成长壮大,保持了速度较快、结构改善、效益较好、运行较稳的良好发展势头。
(二)煤炭市场体系逐步完善
最近几年,在一系列的改革过程中,煤炭订货制度的改革促进了政府的职能由贸易组织者转变为政策的制定者, 这样就为企业供需双方提供了更多更广阔的空间;全国性的煤炭交易平台的建立,可为交易各方搭建统一开放、文明竞争的交易平台,避免暗箱操作,创造透明的市场环境。其核心功能是合理地制定煤炭价格、降低交易费用、实现交易与引导煤炭供需平衡。煤炭市场价格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竞争有序、统一开放的煤炭市场体系,推动了电煤的价格与市场接轨,这些都推动了现代煤炭市场体系逐步完善。
(三)多元化经营模式稳步推进
近几年来,不少大型煤炭企业在加快改制重组进程的同时,努力延伸煤炭产业链条,稳步推进多元化经营战略。目前已有不少较大的煤炭企业除了发展煤炭采掘业以外,开始开辟以合资、收购、联合等模式的第二条战线——煤化工产业。还有一些煤炭企业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扬长避短发展煤炭的深加工。
三、制约煤炭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
(一)持续超能力生产,资源采出率低
根据调查,我国现在超能力生产的单位高达75%。超能力生产造成矿井接连紧张,产能萎缩,全国1/3左右的国有煤矿存在供给能力接续问题。超能力、无能力生产,对后期的影响十分严峻。据调查,有一些产煤区因为缺乏适当的管理,资源采出率不高,资源回收率很低。一部分企业还出现了“吃肥丢瘦”的情况,这就造成了煤炭资源的极度浪费,因此就更为加剧了煤炭资源的紧张状况。
(二)矿区环境治理问题突出
煤炭资源在持续不断的常年的大规模开发之后,造成矿区环境污染严重,治理任务十分艰巨。有不少的矿区由于不合理的开采,造成了植被破坏、地下水位下降、水土流失荒漠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日趋严重。各级煤炭管理机构、企业应做好统筹规划,坚持污染和保护生态环境并举,协调污染和保护环境的关系。
(三)粗放式资源利用方式、生态环境严重破坏
煤炭资源在长期的大规模的开采之后,对采空区的处理是土地直接塌陷,且由于煤矸石大量的堆积,使得许多大型矿区、煤炭资源城市的地表植被遭受破坏,水土流失严重以至于引发了连串的自然灾害,生态环境遭受了严重的破坏。这种破坏势必会造成经济的不良状况的凸显,进而引发煤炭产业区以及煤炭产业自身后续发展的动力不足,影响煤炭产业以及以此为主导的产业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四) 科技人才匮乏
科技兴煤,人才是关键。煤炭市场的不景气,一部分是由于各个煤炭企业对专业人才的缺乏;另外一部分是煤炭企业对人才的不重视、不重用,人为造成的大量人才的流失。因为人才的流失,必然导致了企业先进技术低下,阻碍整个煤炭产业的发展运营。因此,人才是科技兴煤的主体,没有人才做保障,科技兴煤就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一、微观经济学在经济学课程体系中的基础性地位
(一)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地位
从理论地位来看,微观经济学一直是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研究内容。从亚当·斯密(1776)在国富论中首次系统地阐明了看不见的手的原理,论证市场机制的运行效率成为经济学研究的基础。马歇尔(1890)奠定了经典微观经济学的基础,在完全竞争、产品同质、信息充分等前提条件下,将单个消费者和单个生产者的需求和供给相加分别形成单个局部市场的总需求和总供给,各种单个市场相互关联,形成了一般均衡的市场体系。萨缪尔森(1947)进一步夯实了市场均衡分析的微观基础。将消费者的需求看成是最大化效用均衡结果,将生产者的供给看成是利润最大化的均衡结果。微观经济学理论在20世纪30年代之后,一方面自我否定、持续更新,先后经历“垄断竞争”理论革命、“不确定性”理论革命、“信息、激励和不完全性”理论革命以及“异质性、搜寻、匹配与机制设计”理论革命,微观经济学不断放松纯理论的假设,理论愈发逼近现实世界。另一方面,相对于其他社会科学而言,突出的可证伪的学科特点使是微观经济学的比较优势。因而,微观经济学思维和理论逻辑被其他学科不断接纳,交叉融合后形成了许多新兴交叉学科,掀起了向其它学科渗透的“经济学帝国主义”浪潮。
(二)微观经济学的课程地位
从课程体系来看,微观经济学课程的教学质量对于其他专业课程的学习质量至关重要。微观经济学对于许多经济管理类学科提供了重要支撑,能够为学习其他专业课提供有效地经济学逻辑训练和基础理论。许多专业课程都是微观经济学理论内容的细化、延伸和应用。消费者剩余理论和消费行为理论对于市场营销课程形成了直接有效的基础理论支撑;产业经济学中的产业组织理论正是不完全竞争市场理论的深化和应用;而迪克希特——斯蒂格利茨创建的D-S框架正是对微观经济学垄断竞争理论的重大突破,也使之成为新经济地理学的“四大法宝”之一。
二、微观经济学教学效果的痛点梳理
基于前文所述,微观经济学的教学效果至关重要,其教学痛点无法回避,必须进行深入剖析,挖掘出“其症结所在”。经过对于微观经济学课程的充分调研,结合从事西方经济学教学科研的经历和经验,发现微观经济学的教学可以数理为两大痛点。
(一)学生对于微观经济理论普遍理解程度不深
学生对于关键概念的含义和经济理论的经济含义理解不足,尤其是理论假设条件的内容与合理性。诸如机会成本概念和帕累托效率等重要概念,这些充分体现经济学理性人思维和社会福利分析思维的重要概念对于经济学思维的形成至关重要,不少学生的掌握仅仅停留在应对考试的瞬时记忆。学生对于理论的理解深度往往仅停留在几个简单数学公式的演算中,如在消费者行为均衡求解中,学生能够由基数效应论和序数效应论分别求出最优消费数量,但并不能理解序数效应论对基数效应论的理论前提的改变和进步,更不能理解显示偏好弱公理和显示偏好强公理中消费者偏好和消费者行为相互推导的逻辑关系。另外,偏好和效用函数的关系理解不深刻,无法理解效用函数形式的正仿射变换除了简化计算优势之外的经济学本身的含义。
(二)学生对于微观经济学理论缺乏体系整体认知
在微观经济学教学的过程中,发现这样一个突出的现象:许多在本科阶段期末考试成绩优异的学生在研究生入学面试时仍然基本不具备经济学的思维,不能够有效利用所学经济学知识来分析具体问题。经过课题组反复研究发现,学生在学习西方经济学,特别是微观经济学的时候,一方面对于知识的记忆具有突出的碎片化特征,只是零碎地掌握微观经济学的知识点、考试的重点和难点,却考出高分。另一方面,学生根本就没有理解微观经济学的逻辑体系,对于概念定义机械记忆,对于微观经济学逻辑框架缺乏整体认识。大多数学生记住市场能够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的结论,知道微观经济学的内容包括消费者行为理论、生产者行为理论、市场结构理论、一般均衡理论与福利经济学、市场失灵理论等内容,却没有形成微观经济学是如何阐明市场是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逻辑论证,不清楚这些章节内容的逻辑关系。
三、微观经济学教学效果痛点的四大根源剖析
(一)理论抽象与现实世界有距离,学生无法理解纯理论对于现实世界的抽象
微观经济学具有突出的纯理论特征。鉴于社会经济现象的多变性和结构的复杂性,经济学家们从错综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中抽离出最本质的内涵和变量之间最基本的相互关系。运用相对独立于其他社会科学的范式,借助数学工具研究和分析基本经济变量相互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福利的变化。相对于其他经济管理类的课程,微观经济学更多体现出的是研究的理论平台和经济学的思维方式,表现出更突出的抽象性和理论性。因而,初学者接受起来需要清晰准确的理解其理论前提假设条件和理论内部的逻辑体系。从学生本身的情况来看,一方面,许多本科生刚刚经历了封闭式管理的高中阶段,缺乏对社会经济现象足够的观察和思考,社会认知和生活常识略显不足。另一方面,微观经济学理论的抽象特征要求学生具有一定的抽象思维能力,许多文科教育背景的学生在中学阶段的抽象思维训练相对不足,从问题层面的感性认识上升到理论分析的理性认识往往遇到困难。
(二)经典案例与中国实践有距离,学生缺乏直观理解教学经典案例的土壤
在西方经济学教学过程中有许多经典案例,为学生接受微观经济学理论知识提供了大量优质素材。但这些素材普遍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普遍采用美国经济社会的案例,有些国内知名的教材在案例选择也直接从曼昆、萨缪尔森等学者编写的《经济学原理》、《中级宏观经济学》等知名教材的案例材料中引用过来。西方经济学理论源于西方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选择的经典教材也无疑能够作为准确阐释西方经济原理含义的载体。但是,东西方社会经济制度的差异、社会文化的显著差异会增加对于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社会经济现实情况缺乏了解的本科生的理解。比如在消费者行为理论中的消费券常用于预算约束、预算集的解释,也经常用来作为习题对学生进行训练。在中国消费券发行时间晚、发行规模小,很多学生没有机会接触到。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发育程度提高,我国也有许多恰当准确的案例可以被选择,便于学生直观理解。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有助于坚持“四个自信”,强化微观经济学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发挥协同效应。
(三)理论背景与理解能力有距离,无法形成经济学思维
学生对于关键概念的含义和经济理论的经济含义理解不足,尤其是理论假设条件的内容与合理性。诸如机会成本概念和帕累托有效等重要概念,这些充分体现经济学理性人思维和社会福利分析思维的重要概念对于经济学思维的形成至关重要,不少学生的掌握仅仅停留在应对考试的瞬时记忆。学生对于理论的理解深度往往仅停留在几个简单数学公式的演算中,如在消费者行为均衡求解中,学生能够由基数效应论和序数效应论分别求出最优消费数量,但并不能理解序数效应论对基数效应论的理论前提的改变和进步,更不能理解显示偏好弱公理和显示偏好强公理中消费者偏好和消费者行为相互推导的逻辑关系。另外,偏好和效用函数的关系理解不深刻,就无法理解效用函数形式的正仿射变换并不重要,引入效用函数的目的在于利用严谨的数学推导和计算的优势。
(四)数学教学与学习需求有距离,容易挫伤学习积极性
本科微观经济学的学习要求具备一定的微积分、概率论以及线性代数基础。在微观经济学经典的蛛网模型案例中就需要学生具备一定差分方程的知识,否则学生不能求解出市场价格的表达式,难以深刻理解蛛网发散和收敛的条件、以及蛛网模型变动的经济学含义。在瓦尔拉斯证明市场体系的一般均衡时,缺乏必要的线性代数系数矩阵的知识,就不能理解瓦尔拉斯利用联立方程的个数等于所求市场价格个数的逻辑不能求出各个市场均衡时的价格向量。另外,在消费者行为理论和生产者行为理论中的效用最大化问题和利润最大化问题都是约束条件下的极值问题。课程开设时间的错配使得微观经济学的教学缺乏必备的数学支撑,如果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对此重视不足,易使得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产生挫败感和抵触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