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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理论经济学,很多理论来源于一百多年前的《资本论》,知识比较抽象,对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要求较高。然而当今学生的思维模式普遍受到传统教学的影响,再加上目前学生学习的实用主义,以及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学生自己能够从互联网上获得大量的知识,如果政治经济学仍旧只采用传统的教学方式已经远远满足不了学生的需求,只会加深学生对政治经济学的枯燥感,引不起学生学习的兴趣,教学效果也难以提高。不完全统计显示一半以上学生认为听不懂、没意思,还有近三分之一的学生认为学习政治经济学无用,因此普遍存在政治经济学课堂学生出勤率较低的事实已不足为奇。同时,我们也发现采用案例教学的政治经济学课堂学生的出勤率明显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也上去了,在和很多同学课下交流的时候发现,很多的同学都要求老师上课多些案例分析,并且提出期末考试也多出些案例分析的题,这样才能显示出他们的真实能力。可见,案例教学法在政治经济学教学中的大胆尝试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教学效果,但其中也存在种种问题,本文从案例教学的内涵特征着手分析政治经济学开展案例教学应注意的一些问题,但愿能引起每一个政治经济学教师的足够重视,从而充分发挥案例教学的作用。
一、案例教学的内涵及特征
案例教学法,是以案例为基础、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和训练学生从而达到一定教学目的的教学方法。它20世纪20年代起源于美国哈佛商学院,20世纪80年代成为美国大学教育的主流方法,并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我国对案例教学法的关注和研究较晚,政治经济学引入案例教学仍然处于试验阶段。
案例教学则不同于传统教学,它是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为主要理念,通过真实情境或事件案例的演示,让学生透过这些真实案例培养和发展学生主动参与课堂讨论进而理解和掌握相关理论知识的一种方法。案例教学能够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让学生主动学习,学生运用已学的知识和经验分析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并解决问题。当前,案例教学之所以备受重视是因为案例教学有传统教学所不具备的优点。首先,案例教学有助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传统教学的课堂更多的是教师的课堂,学生参与的很少。而案例教学又称情境教学,教学过程是通过精心设计的实践案例带学生进入到理论的情境之中,引导学生自主分析、思考。案例教学活化教学内容的同时也充分体现了学生的主体地位,激发学生积极主动参与课堂、独立思考和分析问题,在理解掌握理论知识的同时提高了学生独立思考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其次,案例教学更有利于教学相长。案例教学中,学生对案例的自主分析和教师对案例的点评,加深学生对知识理解与把握的同时也会促进教师更加深入的思考。传统教学则更加注重教师对学生单方面的知识传授,很难做到较好的教学相长。
二、政治经济学应用案例教学应注意的问题
(一)基本理论知识的讲授不能忽视
案例教学是建立在学生具备一定的理论知识基础之上,并且已经形成正确的思维方式,从而培养学生灵活运用所学知识分析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案例教学是一种辅助教学方法,辅助学生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案例教学法虽然有很多优点,但案例教学的有效性明显是有一定前提的,那就是,案例教学前学生必须具备了一定的理论知识,已经形成正确的思维方式。如果忽视理论知识的传授而过多或一味的追求案例教学,这样做表面上课堂生动形象,但由于学生没有系统的理论知识作为案例分析的理论基础,最终只能得到一些零散经验,达不到预期的教学效果,这就是不少学生反映的“上课时觉得挺有意思,但下课后就不知道自己学了什么,感觉很失落。一学期下来,回顾时想不起都学了些什么”。因此,要正确处理案例教学与讲授教学之间的关系,开展案例教学的同时一定不能忽视基本理论知识的讲授,不然案例教学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二)案例要精选
首先,围绕基本理论精选案例。案例的选取一定要建立在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之上,不能让学生学习了案例却忽视了基本理论的学习,否则就会舍本逐末。毕竟基本理论知识的学习理解才是案例教学的关键。
其次,贴近经济生活精选案例。政治经济学的课堂教学一定要注重理论与现实经济的结合,因此,案例的选取要紧贴经济生活,精选热点案例或与现实生活紧密联系的经济现象进行分析。从地域上讲案例的选取最好是本地或国内的、身边的。比如讲到价值规律时就可以选取学生接触最多的市场水果的价格变化作为案例素材,对这些经济现象,学生一般都有一定的切身体会,有一定的直观感性认识,更能感受到政治经济学的现实性,不会只觉得政治经济学的枯燥无味,从而提高学生学习政治经济学的兴趣,提高教学效果。
(三)教师应做好充分的准备
1.课余多收集素材
政治经济学案例教学所选案例应时时更新,不能一劳永逸。因此,就要在课余多收集与政治经济学教学内容相关的身边实例、热点话题、新闻报道等,并围绕教学要求与学生情况把这些素材整理成所需的案例。这样的案例贴近实际、贴近学生才会引起学生的兴趣,学生乐意听,教学目的才能达到,教学效果才能好。
2.课前多阅读案例
作为教师,要能保证给学生一杯水,自己就得有一桶水;要想引导学生进行案例分析,那么自己就必须首先做好案例分析,否则就无法引导、启发学生。虽然很多的问题并没有统一的答案,但教师应尽可能对所有可能的分析方向深思熟虑,以便于解答学生在案例分析、讨论过程中的各种疑问。
3.课堂多鼓励引导
在实施课堂案例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应有意地创造一种良好的讨论氛围,同时借助于提问、反问、引起争论等多种方式使学生各抒己见,将讨论引向深入。要对积极发言的学生给予充分的肯定与鼓励,积极引导他们畅所欲言,对学生的一些片面或错误的见解不要急于给予否定,致使学生紧张难以激发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同时对于一些发言紧张的学生也要尽力消除他们的紧张状态,为他们营造良好的讨论氛围,这样更有利于学生积极地分析与思考案例,进而更有利于培养学生自主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4.案例点评要客观
案例分析的最后,教师要对学生们的见解进行点评,问题解决的方案可能有多种,各种方案各有利弊,答案并非只有一个,教师不能仅凭个人爱好来评价,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学生,对他们的正确的或错误的见解都要给予一个正确的客观的评价意见,使他们通过对案例的分析既锻炼了分析、思考问题的能力,又掌握了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方法。
(四)借助多种教学手段提高教学效果
案例教学需要查阅相关的阅读材料,了解案例的背景知识,而体验式案例教学则需要创设一个情景,让学生身临其境,亲身体会到实际发生过程,借助于多媒体及电子设备可以缩短有限的时间,更可以生动地展示给学生,对于学生理解基本概念原理非常重要。因此,充分利用多种教学手段和方法,将经济现实中的精编案例引入课堂,使案例教学的知识性和趣味性紧密结合,使学生能够在快乐学习原本枯燥的基本理论知识的同时,潜移默化中训练了他们的思维,不知不觉地提升了他们的创新意识以及分析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最终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提高教学效果。
三、总结
案例教学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情景或案例展示的过程,它在课堂教学中常常呈现出一种生动、直观的情境,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方面,有着特定的功效。整个案例教学过程中会涉及到很多的疑难问题,这些问题会激发学生的分析思考的积极性,学生也会及时的提出讨论问题,同时教师要组织引导好课堂,如果班级人数过多就会加大分析讨论组织的难度,也会降低教学的效果。因此,政治经济学教师采取案例教学注意以上问题的同时还要更加注重小班教学。
总之,案例教学的顺利开展首先是要我们一线教师认识到案例教学对于政治经济学教学的作用;其次才是我们要怎样才能够很好地开展案例教学,注意到案例教学应用于政治经济学应该注意到的问题,做足准备;同时还要得到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比如给予提供较好的多媒体教学设施、小班上课等。相信,具备这些条件,案例教学在政治经济学中的应用将会给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带来前所未有的教学效果。
【关键词】国家干预主义 经济自由主义 启示
所谓国家干预主义是强调市场失灵,认为市场机制的缺陷必须通过国家干预来弥补市场不足的经济理论和政策。而经济自由主义是强调市场机制的有效作用,反对国家干预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分析和研究这两种经济主义的演进以及每个阶段所采取的政策主张,对我国建立健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重商主义与古典政治经济学
重商主义起源于中世纪高度的国家主义思想的产生,其历史背景是始于15世纪西欧地区新型民族国家的兴起,即用专制的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取代中世纪封建地方割据的诸侯小国。重商主义强调国家的作用,把中央集权的国家干预经济看作是经济发展、国家富强的有力保障。早期重商主义者要求禁止金银的出口,增加金银的进口,以积累本国的金银货币。而到了晚期,重商主义者则要求国家鼓励出口,让金银货币投入贸易,保持贸易顺差,吸引更多的金银货币流入本国。
重商主义的学说和政策后来阻碍了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因而受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
古典政治经济学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他们反对封建贵族的特权,要求取消一切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限制措施和政策。他们提出了“自由放任”的口号,推崇“自然秩序”的思想,反对国家对经济的干预。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是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他对重商主义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他于1776年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的第四篇《论政治经济学体系》之中。亚当·斯密提出的自由放任的思想,主张让“看不见得手”调节经济,被视为现代经济学的真正开端。
二、凯恩斯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金融危机爆发前,新古典经济学在理论和政策方面都是支配着统治阶级和学术界的经济思想。
然而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猛烈的冲击了新古典经济学否认危机和失业的理论。严重的经济危机和大量的失业现实,使古典经济学家处于很尴尬的境地。凯恩斯经济学就是在批判新古典经济学中建立起来的。凯恩斯在1936年出版《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此来批判古典经济学的学说。
与古典经济学的观点相反,凯恩斯提出的新观点的核心在于反对自由放任主义,强调国家干预。凯恩斯认为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取决于有效需求是否充分,而有效需求不足的最终原因在于人们的心理预期,经济机制对此无能为力。因此,调节有效需求需要通过国家的干预。他强调,实行国家干预既是使现代经济避免全盘毁灭的唯一可行方法,也是使个人才能得以成功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
新古典经济学的统治地位被凯恩斯经济学所取代,主张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成为西方经济学中的主流经济学,并成为西方国家的政府经济学。国家干预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论战中,以国家干预主义的胜利和经济自由主义的失败而告终。此后,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主张国家干预主义的凯恩斯主义在西方经济学中独领,经济自由主义退居非主流的次要地位。
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之争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各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滞涨”,即增长率消失、失业率高涨和通货膨胀加剧,凯恩斯主义束手无策。因为以往的现象通常是:失业率高的时候,通货膨胀率一般比较低;反之,通货膨胀率较高的时候,失业率比较低。凯恩斯主义对付高失业率的措施是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付高通货膨胀率的措施是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是,滞涨却是高失业率和高通货膨胀率同时出现。面对凯恩斯主义的无策,经济自由主义的浪潮又一次掀起。
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西方经济学发生巨大的变化。凯恩斯主义独领的历史结束,代替它的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对峙和论战的新局面。
20世纪60———80年代,在思想领域以及政策层面上,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此消彼长。一方面,随着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兴起,以其为指导的经济政策日益被采用;另一方面,以国家干预为特点的凯恩斯主义有了新的发展,虽然其发挥受到很大限制,但并没有沉沦。
四、国家干预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的融合
进入90年代以来,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此消彼长,从而出现融合的趋势。倡导国家干预主义的新凯恩斯主义逐渐吸收了货币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的一些观点,使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体系发展到一个新的层面。另一方面也吸收了理性预期、自然失业率等观点,在运用大量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为了消除市场失灵,政府应该对经济进行适度的干预。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实践表明,在经济思想领域和经济政策层面上,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的融合不断深化。单一的干预政策或自由放任的政策都无法保证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国家干预和经济自由的冲突日益淡化,融合是大势所趋。
五、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演进的启示
1.不应该单纯的评价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的是非功过,不能脱离特定的历史阶段去评断它们的成败得失。只有把特定的学说和主张放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上来考察,才能准确的评定它们特定的历史地位。
2.无论采取哪种方式的经济政策,都应该从历史的视角出发,应该根据一国自身的发展情况和国情出发。
参考文献:
[1]吴易风.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论争的历史考察[J].当代思潮,2002(2).
[2]刘灿.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基于经济思想史的理论回顾[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12).
如对经济学缺乏了解,通常会想到一个比较简单的定义,即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经济活动的一门学问。当然不错,但过于初级,似乎比“经济学就是经济学家研究之学问”强不到哪去。如对经济学有所了解,通常会提到美国第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的定义:“经济学研究的是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以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将它们分配给不同的个人。”这个定义比较明确,包含了商品、生产、分配、价值和稀缺诸要素。
随着上世纪70年代博弈论的流行尤其是“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兴起,经济学的边界大大拓展,越来越像最广义的社会学问。看一看以詹姆斯・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对“政治市场”的“经济人”分析,读一读曼瑟尔・奥尔森对国家兴衰和集体行动的经济学解读,再了解了解加里・贝克尔等人对习俗与传统乃至时髦现象的经济学分析……毫无疑问,经济学已大大超越人类的经济活动层面,越来越切近于人与人的关系。
而这早有人讲过,列宁在论的理论来源时曾表示:“凡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到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商品交换商品)的地方,马克思都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是非常究其根本的,经济学原本就是不能够脱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政治经济学。按马克思的看法,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学的真正始祖是威廉・配第。配第提出要建立一门称之为“政治算术”的新学问,他解释,“所谓政治算术意指运用数字,对于政府有关的事务进行推理的技巧”。约瑟夫・熊彼特也指出,“政治算术”是近代经济学的最初命名和起源。
如追溯到被誉为“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经济学就不只是政治经济学了,更原始也更基本,而属于伦理学的分支。事实上,斯密的身份原本就是伦理学教授,作为《国富论》之前奏的《道德情操论》更是一部鲜明的伦理学著作。人类经济活动的背后是什么?《道德情操论》曾昭然揭示:“遍及所有地位不同的人的那个竞争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按照我们所说的人生的伟大目标,即改善我们的条件而谋求的利益又是什么呢?引人注目、被人关心、得到同情、自满自得和博得赞许,都是我们根据这个目的所能谋求的利益。吸引我们的,是虚荣而不是舒适或快乐。”
【关键词】高中政治课;价值;冲突;探讨
【中图分类号】 G63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1-1270(2012)03-0097-02
联系当前高中政治教学中的价值问题,不能不注意一个思想理论基础方面的特殊的情况:有关价值问题的理论概念多是来自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即与“商品价值”概念有关的价值观念,而对其哲学意义上的价值范畴相对比较陌生。同时,当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实践活动把人们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追求和实现“经济价值”的上面,这起到了强化“商品价值”的作用。这两种情况结合在一起,就有可能造成对“价值”这一哲学范畴所固有的主体人文精神的否定,同时也使得学生在接受这两者概念时变得模糊不清。为了在理论上防止这种片面性,需要建立一种完整全面的价值观念及思考方式,并用于指导实践。
一、两种“价值”的区别
经济生活中的价值概念指的是凝结在商品中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即劳动创造价值,它必须依赖商品的使用价值而存在,并且是商品的本质属性,只有将劳动产品用于交换成为商品才能体现这个价值。政治教学中的这个“价值”,其理论的来源就在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劳动价值论”一说。劳动价值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叙述的:“如果把商品体的使用价值撇开,商品体就只剩下一个属性,即劳动产品这个属性。”可是劳动产品在我们手里已经起了变化。如果我们把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抽去,也就是把那些使劳动产品成为使用价值的物质组成部分和形式抽去,它们就不再是桌子、房屋、纱或别的有用物,它们的一切可以感觉到的属性都消失了,它们也不再是木匠劳动、瓦匠劳动、纺纱劳动,或其他某种一定的生产劳动的产品了。随着劳动产品的有用性质的消失,体现在劳动产品中的各种劳动的有用性质也消失了,因而这些劳动的各种具体形式也消失了。各种劳动不再有什么差别,全都化为相同的人类劳动,抽象人类劳动。它们剩下的只是同一的幽灵般的对象性,只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即不管以哪种形式进行的人类劳动力耗费的单纯凝结。这些物现在只是表示,在它们的生产上耗费了人类劳动力,积累了人类劳动。这些物,作为它们共有的这个社会实体的结晶,就是价值——商品价值,也就是劳动价值。
在哲学中,价值作为哲学范畴,它是指客体以自身的属性对主体需要的满足。价值表示的是主体和客体之间满足需要和被满足需要之间的一种效益关系。一种事物有没有价值,以及价值的大小,一是取决于客观事物本身的性质和状况,它以这种性质和状况来满足主体的需要,它构成了价值的客观基础。二是取决于主体的需要。一种事物,无论它的性质和状况如何,如果它不满足主体的需要,对这一主体来说,就没有价值。所以,价值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客体的性质、状况,这是价值的客观性;二是主体的需要,它体现了价值的主观性。价值不仅具有有用性和效用的客观性,而且具有满足主体需要的主观性。这样一来价值范畴就被上升到了哲学高度。
归结起来,哲学上的“价值”与经济学中的“价值”其区别主要表现为两点:(1)表示的关系不同。哲学中的“价值”表示的是一种主客体关系,是对价值的最一般本质的抽象。而经济学中的“价值”是撇开了劳动的对象,使用的工具,以及生产的方式、方法等具体的东西,所剩下的唯一的一个共同的东西——人的体力和脑力的耗费,即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它表示商品生产者相互交换劳动的关系,即商品经济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2)大小的评判标准不同。哲学上的“价值”是主客体之间的效用关系,那么,判定一种事物是否有价值、价值大与小,当然就要考虑主体的需要和利益。由于主体的需要和利益是千差万别的,面对同一个客体,不同的主体从不同的需要和利益出发,会得出不同的甚至相反的价值评价。所以说哲学上的价值评价带有很明显的主观性。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生产这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商品的价值大小,以及由它决定的商品的价格而不是由任何个人的主观意愿决定的,所以商品的价值明显地带有确定不移(一定条件下)的客观性。
二、两种“价值”的联系
关于哲学上所说的“价值”与经济学的“价值”即“商品价值”之间是什么关系,究竟是一个还是两个概念等问题,有很多争议。有一种观点认为,的“价值”概念只能有一个,不能有两个;并且只能到《资本论》等论及“价值”范畴的经典著作中去寻找它的统一规定,因此政治经济学中作为根据的“劳动价值论”也应该是哲学价值论的根据,具体说来就是必须从商品价值定义抽象出哲学价值定义,把价值规定为诸如人类劳动的凝结等,才是保持的理论一致性。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不能成立的。
应该注意区别和分析两种不同的“价值”,但区分并不意味着要使它们彼此对立、互相排斥。相反,正确地区分是正确地联系的基础。区别的意义正是要找到使它们合理地统一和结合的方式。事实上经济价值是哲学“价值”概念的子概念,
在经济学上,“劳动创造价值”这一结论本身就是有严格限定的,而不是普遍适用的。在这里,“劳动”是个狭义概念,它始终只是指为了制造产品而支付体力和智力的活动,并不包括人们与商品生产无关的其他劳动;而它所创造的“价值”,也主要是指“商品价值”,即成为交换价值基础和尺度的“价值实体”。可见,它所回答的只是产品的交换价值与制造产品的社会劳动之间的关系问题,并不是任何价值的起源和本质问题。这里首先不包括普遍的“使用价值”。使用价值也是价值,它在内容、特征和起源等方面都与交换价值根本不同。按照劳动价值论,一切不成为商品的东西,都没有“价值”。阳光、空气等之所以“没有价值”,无非是指它对人的使用价值中并没有吸收一定的直接劳动,并非指它们对人没有意义。因此马克思明确指出,作为使用价值的价值,不属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不属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不等于不属于哲学和科学的研究范围。
至于在哲学上,也就是在更广泛、全面的现实生活中,劳动价值论的局限性就更加明显了。因为这里需要思考的不仅有使用价值,而且有诸如道德价值、审美价值等现象。覆盖这些现象的共同“价值”概念,已经与“劳动价值论”中所说的价值概念完全不同。在这里需要回答的不是什么产品之间的交换尺度问题,而是人们通常所关心的“有用无用”、“善恶美丑”等的本质和规律问题。我们把经济学中几个与价值相关的概念结合起来,也就可以更好地理解两者概念之间的相同性。经济学中物的使用价值其实就代表了哲学价值中物的有用性,而经济学中的价值其实就代表了哲学价值中主体需要的程度,价值大一般就意味着满足的需要程度高。当然这里的主体实际上指的就是人,而且不是个人,而是社会人,如果说是个别人的话,那么价值就无法衡量,就像商品价值一样不是由个别劳动时间决定的,而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另外,商品价值必须在用于交换的时候才能体现出来,这实际上就代表着哲学价值在于强调满足人的需要,不交换不能称其为商品价值,那么不能满足主体的需要也就没有了哲学上的价值,交换其实就是为了满足主体的需要而进行的。
讲到这里,回到教科书来看看哲学的概念,哲学是对具体科学的概括和总结,那么其实哲学“价值”的含义也就是对各种具体价值概念的概括和总结,除了经济学中的价值外还有如审美价值等,所以论述到这里,两者价值概念的关系也就一目了然了。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50.
作为西方经济学历史主义流派奠基者的李斯特经济学具有鲜明的“国别利益属性”。这一属性尤其表现在李斯特所主张的“国家贸易保护政策”当中。那么,李斯特为什么要提出这一区别于经济自由主义的主张?这一主张今天还有没有意义?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这是一个尤其需要加以辨析的重要问题。
一、李斯特“保护贸易”思想的起源
首先,李斯特的“保护贸易”思想的形成,与他多年旅居美国有关。李斯特在美期间,正值美国保护贸易推行的,他目睹了保护贸易不但没有妨碍美国经济发展,反而促成了它的财富增进的事实。当时,美、德境况颇为类似,两国经济发展阶段相同,同受英国“谷物法”限制,农工产品无法向英国自由输出。美国既然为建立和扶植工业而实行“保护政策”卓有成效,德国也应加以仿效,这样才能最终赶上工业先进国。因此,我们可以说,李斯特“保护贸易”的主张,首先得自于他对美国经济经验的观察。
其次,李斯特的“保护贸易”思想奠基于他的“一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理论”。 他曾两次提出贸易制度要和一国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论断。一次是他在总结欧洲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时提出,对于一个在各方面条件都具备的国家来说,可以而且必须按照自己的发展程度来改进它们的制度。改良的第一阶段,是对比较先进的国家实行自由贸易,以此为手段使自己摆脱未开化状态,在农业上求得发展;第二阶段,是用商业限制政策(即贸易保护政策)促进工业、渔业、海运事业和国外贸易的发展;最后阶段,是当财富和力量已达到最高程度以后,再恢复自由贸易制度,在国内外市场上进行无限制的竞争。他还说,当时西班牙、葡萄牙等在第一阶段,德国、美国在第二阶段,英国在第三阶段。
另一次论述经济发展阶段问题时,他更明确地说:“从经济方面看来,国家必须经过如下发展阶段:原始未开化时期、畜牧时期、农业时期、农工业时期和农工商时期。”并认为,只有处于第五时期的先进国家可以实行自由贸易,因为它不害怕和别人竞争;而处在未开化时期、畜牧时期和农业时期的国家,也需要自由贸易,以便用自己的剩余农产品换取别国工业品,以促进本国经济繁荣,加速向高一级的发展阶段转化。只有处于农工时期的国家,如德国和美国才需要保护关税,以免受先进国家竞争。
再次,从不保护贸易的反例论证保护贸易的必要。李斯特曾向人们分析了后发展国家在与发达国家的国际交往中没有保护的尴尬境地。当时英国经济最发达,因而自由贸易是最适合英国的,英国人会把他的剩余资本用来在他认为法规制度、资源状况都比较合适的国家和地区去发展自由贸易,以至整个英国最后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工业帝国。在这样的形势下,那些落后国家的命运如何呢?“在这样的形势下,法国以及西班牙、葡萄牙将遭到同样的命运,最上品的酒要供应英国世界,只有最下等的劣酒才能留给自己,法国最多只能干些小型女帽业那类营生。德国到那时看来对英国世界没有什么别的可以贡献,只有一些儿童玩具、木制的钟、哲学书籍等类,或者还可以有一支补充队伍,他们为了替英国人服务,扩大英国的工商业优势,传播英国的文学和语言,牺牲自己,长途跋涉到亚洲或非洲沙漠地带,就在那里沦落一生。到那个时候,属于这个英国世界的人民想到或谈到德国人或法国人时,就像我们想到或谈到亚洲各国人的那副神气—样,这个转变是不需要多少世纪的。”尽管后来的情况并不像李斯特所预测的那样(可能正是实行了保护政策的结果),但李斯特的理论完全是符合逻辑的,是有理论震撼力的,看一看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就国际贸易展开的激烈争论,我们就能感受到它的现实震撼力。
二、李斯特关于“保护贸易”的方法
首先,李斯特并不主张无条件的贸易保护制度。他的保护关税政策也并非一般地反对自由贸易,实行闭关自守,而只是把它当作一种保护本国工业发展的手段。因此,他对保护关税作了多方面限制:对那些与国计民生有头等意义的工业部门和新兴工业部门,要给予重点保护,如纺织业;对一般工业进口,可规定不同税率对输入加以限制;对奢侈品工业,只给予最低限度的保护,而对于一切复杂机器的输入应予免税或征收很轻的税。对于保护时期,也要作适当规定。如被保护的工业经过保护以后能与外国竞争,甚至价格低于进口品,就不用保护了;如果保护了几十年仍扶植不起来的工业,就不必再保护;对于那些没有强大竞争者的工业,即使本国工业基础比较薄弱,也不要保护。他还认为,随着本国经济的发展,应逐步降低进口税率。如仍实行高关税,就会对国家有害,因为它限制了本国工厂主与外国的竞争,会助长他们的惰性。应当认为,这些观点和主张是很有见地的,是对外贸易理论和政策史上的光辉篇章。
其次,在对外主张保护关税的同时,李斯特在国内商业政策方面主张必须废除关卡,统一税则,实行自由贸易。因为不在国内各邦之间实行自由交往,便没有统一的德国。但是,他认为在对内实行自由贸易时,也有必要由国家作适当的政策干预,并认为经济越发展,国家在立法和执政方面对经济干预越不可少。这表明,李斯特对国家在建立健康的市场经济秩序方面必须发挥作用这一问题,已有较深刻的认识。
在李斯特看来,不仅要建立统一市场,促进国内商品流通,让优胜劣汰机制发挥作用,而且要建立法制社会,创造吸引外资的条件。他说:“历史告诉我们,技术和商业是会从一个城市转移到另一个国家的。他们在本土受到了迫害、压制,就会逃避到别的城市,别的国家,在那里寻求自由、安全和支持。……无论何处,驱逐它们的总是理性的缺乏和专制虐政,吸引它们的总是自由精神。假使不是由于欧洲大陆各国政府的愚昧无知,英国就很难达到掌握工业优势的地位。就我们德国所处的地位来说,与其抱着守株待兔的态度,静候着别国由于政策失当,把他们的工业驱逐出境,使这些工业不得不流亡到我们这里来寻找避难所,不如不要等待这样可遇而不可求的机会,而主动提供对工业有利的条件,邀请他们到我们这里安家落户,这样作不是要聪明得多吗?”
三、对李斯特“保护主义”经济学的基本评价
综合看来,李斯特的经济学说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现代意义上的发展经济学,他的著作是经济发展思想史上的重要文献。对此,历史学派经济学家和一些经济学说史研究者均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自然体系》英文版编者序中指出,“此书所论及的问题在李斯特逝世以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仍然是有现实意义的。直到20世纪下半叶,那些关心促进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发展的人仍然可以从李斯特的学说中寻求到启示。李斯特真正无愧于自己名望的是,他是一个预言家,他预见到了‘所有不发达国家的抱负’,而不是一个贸易保护主义的辩护士。”
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英译者序的作者劳埃德在19世纪末指出,“把叙述四十年以前情况特别有关的一本书放在今天读者面前,这似乎是一个时代错误。但是李斯特所阐述的一些原理,它的主要特征固然与某一个时期相适应,然而也同样与另一个时期相适应;……”
[关键词]高职院校 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学困境 应对措施
[作者简介]刘丽丽(1981- ),女,山东德州人,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张雅美(1986- ),女,河北廊坊人,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助教,研究方向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河北 秦皇岛 066100)
[中图分类号]G6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3)36-0121-01
当今,高职高专教育在我国教育系统中所占的比例是很大的,高职教育是现阶段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德育教育的重要基地,要求高职院校能够培养出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那么在完成这一任务过程中,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起着重要作用。由于现在高职院校思想政治课的教学效果不是很好,影响着思想政治课功能的发挥,所以就需要加强思想政治课的教学,不断完善教学体制,培养出高技能合格人才。
一、思想政治课程教学面临的困境
1.社会环境的影响。新时期是一个社会转型的时期,在这个阶段,各种思想文化相互碰撞。这些新的形势对学生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在不同程度上会有很大的影响。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使学生的价值观念出现了多元化特征。长期以来,传统的教育观念认为让学生掌握知识和传承文化就是学生能够学会书本上的东西,而没有注重对学生能力的培养。在现今市场经济环境下,很多学生可能会更加关注自己的前途和生活,对学习的关注态度并不是很高,甚至有的学生把获得更高的利益当作自己人生唯一的追求目标,而忽略了自身最根本的价值和意义,在精神上的追求和理想信念上出现意识淡薄的状况。这些负面影响给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带来了很多不便,同时也给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传统教育观念的禁锢。从教育教学的观念上看,部分教师只会按传统的认识论来教育培养人才,而对于培养对象的个体状况考虑得比较少,只是表面上的构造,即只重视教师教的主导作用,忽略学生需要指导以及教授知识。因此,在教学过程中重视的是培养学生是什么的问题,而比较少关注到学生思考为什么的问题。很多学生把思想政治课当作思想政治教育课,觉得对自己没有现实的指导意义,这样就不会用心地去学习;很多教师没有意识到这门课程是一个过程,是一个引导学生形成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过程。
3.培养目标的定位有偏差。高职院校和普通高等本科院校的思想政治课程是一样的,都是为了让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及价值观,培养学生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但在具体教学的过程中,培养的目标是不一样的,高职院校不能培养出像本科院校那样全面高素质的人才。现实中往往对于学生的要求太高,求全求多,这是一种脱离高职院校培养目标的做法,因为缺乏相应的针对性从而减弱了思想政治课的时效性。
4.专职教师素质偏低。思想政治课作为一项综合性极强的社会学科,教育者们自身没有丰富的知识是无法驾驭它的。随着高校扩招,学生的数量大幅度增加,教师授课的任务就会相应加重,面对这种情况,教师学习和进修的时间就会减少很多,不能及时更新自己的知识,从而会影响到学生素质的提升。
5.教学方法不到位。很多高职院校的教师在思想政治教育教学过程中虽然采用了很多现代化的教育手段,但大多停留在表面上,不能很好地与实际相联系,学生都是在被教育,缺乏积极性,很难与教师产生共鸣。长此以往,就会造成教师不愿教、学生厌恶学的状况。高职院校现阶段生源的复杂程度要比普通本科院校生源高得多,同时学生的素质也有很大的差异,这样必然会造成学生对思想政治课程的重要性认识上和内容领悟上有差距。如果单纯采用灌输理论知识的方法必然会引起负面影响,使得学生不愿接受对应的知识,并且产生反抗的情绪;而如果采用人性的关怀,并融入一定的心理学,在尊重学生的基础上循循善诱,给学生一个理解和领悟的过程,然后再进行相关的教导,就会产生与众不同的效果,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解决高职院校思想政治课程教学困境的措施
1.提高教师素质,加大监管力度。知识就是力量。一名思想政治课教师,需要拥有丰富的知识内涵和较高的素质。教师必须要不断地学习,努力更好地掌握基本原理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时俱进,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和提高个人的素养。在此同时,教师也必须要掌握渊博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不断更新自身的知识结构,凭借丰富的知识来赢得学生的尊重,从而进一步提高思想政治课教学效果。在提高教师素质的过程中,需要有人进行监管,把提高教师素质这件事落到实处,因为提高教师素质不仅仅是教师自己的责任,也是学校和政府等相关机构的责任。学校和政府部门需要加大培训监管的力度,落实责任并进行监督检查,对于不合格的教师给予一定的处罚。
2.加大宣传力度,改变传统的教育观念。加大对高职院校管理者和教育工作者的宣传力度,使得他们能够更进一步接受新的教育理念,从而将教育与生活结合,关注学生个体,以便更好地培养适应社会转型时期的创新型人才。因此,新形势下的高职院校思想政治课程除了要关注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问题外,还需要重视教师角色的转变,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同时兼顾学生的主体作用,这样才能更好地培养人才。
3.深入学生实际,开展具有针对性的教学。高职院校的学生充满活力,是一群处于传统与现代交锋的变革的群体,人生观和思想观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多元化。因此,面对这样一个群体,高职院校教师如果不能及时改变习惯性的思维,不从根本上了解学生的思想观念变化,就会在教学过程中出现代沟。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教师贴近社会,贴近学生思想实际,实事求是地剖析社会上出现的各种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强化教学效果。
4.创新教学内容,凸显高职特色。目前,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材都是使用全国统一编排的教材,这样有利于国家对教材的管理和对大学生培养目标的实现,但是存在教材单一化、针对性不强的问题。这就要求高职院校的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以教材为基础、以学生为本位对教学内容进行创新,突出重点。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课程教育应该有自己的特色,要以就业为导向,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创业观,并结合实践探索出一条新的教育思路和新的途径,这样就能够突出思想政治教育的导向价值和动力价值,更好地展现出理论学习的魅力。
5.注重实践环节,提高教学效果。社会实践是思想政治课程教学的重要环节,理论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够有生命,发挥出它的指导作用。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根据不同的教学任务,有计划、有目性地组织学生融入现实社会中,把课堂内学到的理论知识放到社会实践中让学生去消化和进一步理解。但需要注意的是,让学生去社会中实习不是单纯的一种活动形式,活动的内容也不是单一化的,教师需要有计划地实现多元化的教学实践环节,这样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积极性,扩大学生的参与面,同时也能够很好地提升教学效果。
6.创新教学方法,增强教学实效性。传统的教育主要是以教师为中心,采用教师灌输知识的方法让学生获得知识。新时期这种教学方法已经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需要进行教学方法的创新。在这个过程中,教师主要是起引导作用,大部分的时间应该让学生们自己去分配,学生与教师之间要进行交流和讨论,从中找到一条最佳途径来增强教学的时效性。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当丰富课堂的教学内容,让学生全方位地去学习思想政治课,激发出学生的学习兴趣。只有有了兴趣,学生才会更加认真地去学习这门课程,并能够在现实社会中加以应用。
总之,高职院校在思想政治课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一定要深入学生实际,创新教育教学方法,加强实践环节,从而提高教学效果,培养出高素质技能型人才。
[参考文献]
关键词:版权;市场逻辑;传播政治经济学;信息封建主义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在当今世界,版权(copyright)与专利、商标一起,早已成为拉动知识产权前行的“三驾马车”之一。自1992年中国加入《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以来,版权作为文化与传媒业的枢纽,更成为中国公共空间的重要议题,其“生产与交易更成为当代文化与传媒业的中心内容”。
在中国由政府推动的文化产业化中,版权成为“国家文化产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标志”,扮演着为文化产业发展壮大保驾护航的“守护神”角色。伴随着相关政府部门的设立和法律规章的制订,版权逐渐被赋予了几乎不言自明的合法性。公众对其消费的文化产品支付一定的费用,不仅被看作对文化产品的尊重,更成为公民守法意识的体现。与此相伴随的,是“市场逻辑下的版权话语”的大行其道一一版权制度有利于作品的创造与保护,有利于作品的传播与使用,有利于完善文化产业政策,有利于文化市场建设和管理,有利于推动有关文化产业发展,等等。与此相关联,在为数甚多的版权研究中,大多数学者潜意识地认同了西方新自由主义视角有关版权的主流预设和价值判断一一版权保护和捍卫了知识产品创造者的利益,版权的完善可以切实保护知识文化创造者的利益,版权的推广有助于文化市场的效率,等等。这样一种主流版权知识的建构在中国不可谓不根深蒂固,几乎已经推广为一种普适性的标准乃至常识。对版权本身进行反思和批判的声音依旧相对微弱。
作为传播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传播政治经济学“从的基本立场出发,研究社会权利关系与传播生产、流通、消费的相互构建”,在他们关于版权的著述中,出现了不少批判的声音,为版权研究者提供了观照历史、解释现实的理论视角和理论工具。
一、创造者未必是版权的主要受益者
版权作为一种无形商品,具有商业价值,到了近代才成为一种现实。版权的起源“与印刷出版的改进发展、民族国家的出现、占有性个人主义的胜利以及资本主义的崛起等因素息息相关”。在15世纪的欧洲,威尼斯政府将出版书籍的特权授予一些精心挑选的企业家,以换取他们的忠诚,这被看作是版权的源头。那时的版权就是为拥有资本的印刷商服务,而不是为创作者服务的。在英国,政府最早通过办法出版印刷许可证,限制印刷商、装订商和销售商的数量。正如艾森斯坦所言,当国家决定把印刷的优先权赋予某人的时候,“文字的公共领地”开始受到“圈地运动”的支配。这保证了出版业工会成员的经济权利,但却未能保护作者对于自己作品的权利。作者要出版自己作品,也不得通过获得许可的印刷商和书商进行“合法”的复制。这导致了少数版权所有者控制了英国的出版行业。出版许可证制度废除后,图书印刷商和销售商开始促使政府制订成文法,并频频引用洛克关于保护作品财产权的理论使版权合法化。虽然各种法律都肯定了作者对他们劳动的拥有权。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版权是可以转让的,作者为了出版自己的作品,常常不得不将作品投放到市场所需要的资本和技术持有者,从而转让了知识和文化产品的所有权。换句话说,一个作者仅仅能在作品未出版时保留普通法的版权。因此,版权制度成为一种工具,资产阶级逐渐夺取了从原先口述传统演变而来的艺术和智识创造的控制权。
资本主义的市场逻辑使得知识和艺术创造沦为商品。通过商品化,各种知识和艺术创造的具体形式被资本家利用,在追逐利润的过程中被赋予交换价值。在作者看来,当资本把作品推向公众的过程,就是一个出版商控制并从作者的版权中获得大部分利润的过程。通过版权,“信息和文化产业、知识产权和媒介再现、传播的所有权和控制权构成了增值资本有价值的一部分,而可增值的资本都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这就造成传媒所有权的日益集中。因此,版权从最初的起源和后来的发展都遵循着资本的逻辑,并最终发展成为一种用以建立并保持对文化表达的生产、分配和传播的垄断的途径。这一认识颠覆了“版权服务于知识产品创造者的利益”的说法。
二、版权未必有助于市场更有效地运作
许多版权的信仰者宣称,知识产权或版权保证了作者对其作品的著作权,从而刺激了对于社会整体有益的创造和发明。然而,既然版权更多是为所有者而非创造者服务的,版权究竟是否真的能有效地鼓励艺术和知识的创作?
效率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之一。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者对版权和效率问题有两类不同看法。肯定者认为,知识产权的拥有者通过排他性机制获取利润,从而刺激创造新知识产权的愿望和能力,从而利于整个社会的效率;反对者则认为,信息本质上是“非损耗”的“公共产品”(其内容不会因为使用者增多而有损耗),因此以信息为基础的商品和服务市场就会缺乏效率,无法达到经济学家所谓的帕累托最优(pareto-optimality)。社会一方面要求接触和享用知识和文化产品,并且假设通过提高创造率的输出会提高效率,另一方面则需要保护和控制接触与享用知识和文化产品,目的是为了保障版权拥有者的所得。因此,信息的公共产品本质同私人占有的性质构成了一个两难处境(paradox):如果一个人不能从他人的作品中得到启发,创造知识产权的过程会变得毫无效率。但是,如果对最早的创造者回报越来越少,创造的过程就会减慢。如何“平衡允许把基础建立在以前知识上的需要以及鼓励原创的需要”就成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关于版权效率的核心问题。
不过,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对此提出了疑义。首先,他们认为那些认为版权有利于创新效率者混淆了所有者和创造者。版权带来的对报酬的保障“为投资者的资本提供了最低程度的安全”,但是它未必为实际创造者提供动力。其次,他们质疑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在研究版权问题时的经济人假设(即把经济回报当作刺激创造的重要部分)。财富未必就是创造唯一的动力,创造的动力还可以是“人类自然的爱好或者来它自于贡献社会的渴望”。它可以建立在一些文化价值的基础上,如“热爱学习”“对他人有益”“工作道德”等文化价值的基础上。既然作为文化、信息排他性机制的版权并不一定能带来创造力的增长,那么版权有利于市场的效率这一说法本身就未必成立。
另外,在“效率”之外,传播政治经济学者还关注“公平”(社会生产的负担和效益在何种程度上被平等地分担和分享)和“民主”(公民在何种程度上享受机会影响主要的决策,从而影响社会、公民权利和个人自由)两个价值。因为信息传播产业被资产阶级所拥有和控制,结果是,资产阶级和相关强势阶级的观点得到传播和不断宣传,占据了主导地位。而缺乏传播渠道和资本支持的声音和意见则逐渐被边缘化,并被扭曲或埋没。“版权保护了对卖座大片、畅销书和文化明星的投资,却扭曲了文化市场,将大量文化产品挤出人们的视野。控制着版权的大型文化企业掌握着文化产品的生产、发行、推广和销售,从而垄断了文化市场,威胁了民主和公平竞争”。版权带来的,是对知识共享的违拗、对言论自由的限制、对社会公共领域的钳制,这一切维持了阶级的不平等性和社会关系的非民主性。值得一提的是,既然“信息和文化产品的特殊性使它们与有形的资产区分开来”,那么就“需要特殊的机制来保证对知识产权的私人占用和剥削”。这种特殊机制正是资本主义国家和法律,它们在“认定、延伸和保护知识产权过程中扮演着核心的角色”。
三、版权未必有利于建立公正、规范的国际传播体系
知识产权制度出现于资本主义的黎明时刻,19世纪知识产权所有者建立了管理全球知识和艺术作品贸易的组织。20世纪末知识产权贸易的深度和范围带来了对国际知识产权体系的全面渗透和覆盖。传播和文化的跨国化和国际化,使得版权成为国际的问题。但是,版权是否真的有利于建立公正的国际传播体系?
一方面,新传播技术的发展,使得资本主义国家的版权拥有者发现,国内曾经遇到的版权问题在国际市场继续上演。于是,为了攫取更多的利润,这些版权拥有者便通过向本国政府向外国施加压力,强迫其认可在国内已经成熟的相关版权规定,从而使自己在国际市场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利润最大化。比如美国和加拿大对广播电视的有线转播的争议。加拿大的有线电视运营商源源不断的从美国转播节目,但是不向版权持有者支付酬金。承受了将近十年来自好莱坞和美国政府的压力,美加自由贸易协定签订,即使这一协定据称免除了“文化政策”的差异,但是加拿大的有线工作者最终则被纳入了美国主导的版权体制中。
跨国公司依靠强大的资本实力,不遗余力地推动着将版权文化在国际范围内的合法化。通过一系列国际条约的制定,有效地将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纳入主要由他们制订的规则之网中。然而,“新的国际知识产权体系在很大程度上被用来保护其跨国公司的垄断食利者的收入。然而它同时也将第三世界国家排斥在通往知识的通道之外,阻碍了其创造能力和技术变革,阻碍了其竞争力的真正进步”。彼得·达沃豪斯(PeterDrahos)认为,那些饱获知识产权之利的跨国公司就像海盗,他们不断争取政府的合作和庇护,当跨国公司给本国带来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远远超过“海盗行为”对本国造成的垄断威胁时,该国政府就会甘愿帮助跨国公司实现其知识产权全球化的愿景。在此基础上,一方面,发达国家相互间协作和不断妥协,不断掌握知识产权走向全球的知识话语权。另一方面,谈判过程中,代表的条件,完整信息的条件和非支配条件的缺乏,使得发展中国家越来越难以“发声”,关于知识产权全球化的民主协商越来越难以成为可能。知识产权规则经由少数人或公司操控以及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诱导”和“威胁”走向全球化。作者指出,版权或者知识产权规则的全球化是一种纵的全球化。因此,必须鼓励“民主力量起来反抗这种危险,阻止那些梦想家将所寻求的信息封建主义植根于我们的制度之中”。
经济学源于色诺芬的《经济论》一书,它是oikos(家庭)和nomos(法或原则)的结合,意思就是家庭管理的原则。因此,从起源学来看,经济学研究的根本对象是组织,而管理组织的目的就是提高组织运作的有效性和效率,而组织运作的有效性和效率则与合理的分工有关,体现为资源的有效配置。
为此,大凡将组织作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者都致力于分工的研究,这典型地体现在古典经济学者身上。事实上,古希腊学者关注的是家庭组织(它实际上是氏族组织),而当研究对象从家庭组织拓展到城邦和国家组织之后就形成了政治经济学,这集中体现在民族国家兴起之后,因而分工就成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关注的核心问题。因此,自斯密起,古典经济学家就特别关注如何通过分工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以此达到促进社会财富创造的目的;同时,由于不同时期的组织结构是不同的,相应的分工形态也不同,从而在学说史上形成了多彩的分工理论。然而,自边际革命以降尤其是新古典经济学支配地位的确立以来,主流经济学的研究取向就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它不再关注组织问题,而是转向了个体行为,集中关注个体交换而非组织运行,并且借助日益复杂的数学工具进行效用最大化研究,这种高度的抽象分析最终使得经济学蜕化为黑板经济学,企业等组织则被当成了一个自动转化成投入产出函数的暗箱。即使后来兴起的新制度主义试图重新研究组织和制度,但它仍然承袭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以静态和孤立的分析思维考察经济主体之间的外部联系(即交易),从而把研究的中心放在稀缺资源的配置上。
事实上,古典经济学认为,分工的深化促使了生产效率的提高,企业组织的出现则深化了劳动分工,因此,即使相对于以前的生产组织,企业生产方式可以节约交易费用,但相对于由此增进的分工收益而言,交易费用的节约依然只是从属和次要的。但是,新制度经济学却将交易费用作为制度和组织的分析核心,以致分析的重点依然是交换问题,而忽视了组织的生产和分工的功能,这是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特征。为此,杨小凯主张回到古典去,重新研究分工问题,并将由此产生的学说称为新兴古典经济学。因此,本文从思想史的角度对分工理论的演化作梳理,并结合时代背景以及社会演变探究分工理论演化的内在逻辑。
二、古代社会的外生绝对优势说
一般认为,经济学中分工理论往往可以追溯到斯密,分工理论构成了《国富论》的基础,并且是全书最精练的部分。不过,斯密并没有提出多少独到创见的东西,他的很多思想已经为他同时期的学者如配第、杜尔阁、卢梭以及弗格森等人所阐述了。例如,早在17世纪末,威廉配第就认识到专业化对生产力进步的意义,他说,当一个人梳毛、另一个人纺纱、再一个人织布时所生产出来的布料,一定比当以上所有的操作都由一个人笨拙地工作时所生产出来的布料要便宜。同时,威廉配第还指出,当时荷兰人的商业效率之所以较高,就在于他们用专用的商船运输不同的货物。
熊彼特甚至说,至于分工问题,亚当斯密要说的,这里全都有了,其中包括分工对市场大小的依存关系问题。再如,师承配第的坎铁隆进一步把社会经济设想为相互联系的市场有机系统,它以实现某种均衡的方式进行运作。坎铁隆之后的杜尔阁则推测,分工和货币的出现、商业扩展和资本积累之间一定存在一种内在联系。事实上,斯密在法国游历期间曾与杜尔阁见过面,从而对杜尔阁的著作非常熟悉。同时,分工思想还有更早的思想源源,斯密及其同侪们所强调的比较优势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已经为色诺芬、柏拉图以及亚里士多德等人所阐述了。例如,色诺芬的《经济论》就是一本论述奴隶主如何管理好自己的财产,如何更好地使用奴隶劳动以获得更多使用价值的书。
在色诺芬看来,管理需要技能、秩序和最基本的经济分工原理,并把产品数量的增加和质量的提高归功于分工。色诺芬所分析的分工涵盖了两大内容:第一,社会外部分工(即市场分工)。色诺芬分析了人口集中、专业技能以及产品开发之间的关系,洞察了社会分工水平对于市场大小的依存。例如,色诺芬指出,在大城市中,每一种职业都可以找到众多的购买者,因而大城市中往往有较为完善和发达的手艺,这与小市镇形成鲜明对比。显然,这是斯密的专业化理论以及分工受市场程度限制观点的滥觞。第二,手工作坊的内部分工和协作。色诺芬分析了制鞋业内部的分工,并指出,分工既会扩大物品的效用(数量),也会制造出更精美的物品(质量)。例如,波斯国王的餐桌上享用的食物之所以比一般菜肴可口,就在于国王的厨房里有广泛的分工,每位厨师只做一二道菜。如果说色诺芬开启了分工的探讨,那么,柏拉图就把分工进一步深化了,分工思想在其《理想国》中占有重要地位。不过,柏拉图更为重视社会分工,不仅把分工与交换相联系,而且把分工当作国家的组织原理来看待。例如,遵循色诺芬所开创的分析道路,柏拉图也将城市的起源归因于专业化和分工:正是劳务的相互交换使得大量的人聚集在一起,聚居在被称之为城市和国家的地方。同时,色诺芬又指出,分工引起的交换可通过市场进行,并以货币为媒介,从而揭示货币的起源。特别是柏拉图考察社会分工的起因:人需求的多样性;人生来不平等的天性,各有所能。正是基于各人的优势不同,分工就会增进每个人的利益。为此,柏拉图还揭示了分工的互惠本质:专业化创造了互惠的相互依存,互惠的相互依存进而确立了互惠的交换,从而产生了早期基于优势互补的分工理论。
三、斯密倡导的内生绝对优势说
关键词:基本原理;案例教学法;金融危机
《基本原理》作为高校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体现了“05新方案”的特点,在对原有课程的知识进行了整合、梳理、贯通的同时,也带来了教学过程中新的难点:一方面课程知识点的综合性大大提高,一方面“90后”的大学生的思想特点、价值观念又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如何在有限的课时内,将基本原理的理论精髓与其严密的逻辑体系体现出来?如何针对“90后”的大学生的思想特点,使他们发自内心地接受理论的科学真理?除了任课教师要具备扎实的理论功底,刻苦钻研,努力提高教学水平之外,教学方法的改革是非常重要的。其中,理论联系实际的案例教学法的灵活运用,将大大提高教学效果,增强学生自觉学习理论的兴趣,提高学生的理论素养。
一、案例教学法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运用的特点
案例教学法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由美国哈佛商学院首先倡导的一种教学方法,采用独特的案例形式的教学。选择的案例都是来自于商业管理的真实情境或事件,透过此种方式,有助于培养和发展学生主动参与课堂讨论,实施之后,收效良好。这种案例教学法到了20世纪80年代,才受到师资培育的重视。在20世纪90年代,国内教育界开始探究案例教学法。与传统的教学方法相比,教师于教学中扮演着设计者和激励者的角色,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讨论,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增强课程的吸引力和感召力,从而有助于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具体分析其特点如下:
(一)直观性
案例教学的最大特点是其真实性,由于教学内容是具体的实例,加之采用是形象、直观、生动的形式,易于学生学习和理解。《基本原理》课程逻辑体系严密,内容丰富,理论性强,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方法很难激发学生自觉学习的热情。教师在课堂上联系世界政治经济热点问题,如紧密结合课程相关知识点,对金融危机爆发背后深层次原因进行深入浅出的分析,可以增强学生对理论科学性的理解。
(二)生动性
传统的教学方法是老师讲、学生听,学生听没听、听懂多少,掌握没有,要到最后的考试时才能得到检验。在案例教学中,学生拿到案例后,先要进行思考,然后主动查阅各种相关资料。学生能够通过对这些过程的研究与发现来进行学习,这无形中加深了对知识的理解。积累了相关的理论知识后,他还要经过认真地思考和分析,运用所学理论分析问题背后深层次的原因,进一步提升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种双向的教学形式对教师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也促使教师深入思考,根据不同学生对问题的不同理解补充新的教学内容。在课堂上,通过热烈讨论的方式,既活跃了课堂气氛,又增强了学生们对课本知识的理解。
(三)严肃性
案例教学法源于商业课程的教学,但是在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的过程中,要充分注意思想政治理论课鲜明的政治色彩。在商业课程的案例教学的过程中,案例本质上是提出一种教育的两难情境,没有特定的解决之道,而教师于教学中扮演着设计者和激励者的角色,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讨论,案例的分析有多样化的特点,案例应该只有情况没有结果,有激烈的矛盾冲突,没有处理办法和结论。但是《基本原理》作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基础,是科学体系的基本理论、基本范畴,是其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理论表达。因此,作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的教师,必须准确把握理论的精神实质和理论深度,在课堂上对学生进行积极正面的引导。
金融危机在“蝴蝶效应”下在全球迅速蔓延,引起人们重新审视在经济学的视角下,对金融危机的本质应当如何进行分析和思考。政治经济学作为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逻辑体系严密,理论比较抽象,是教学内容中的重点,亦是难点。在有限的课时内结合对金融危机的分析,选取适当的案例组织学生讨论,既可以增强学生学习相关理论的兴趣,也可以帮助学生对课本知识的学习实现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
二、关于金融危机的分析在教学过程中运用的思考
(一)关于货币的起源和本质
马克思在分析货币的起源和本质时指出,货币是价值形式长期发展的结果,是商品交换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商品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货币是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它体现着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经济关系。马克思是这样论述的:“物的使用价值对于人来说没有交换就能得到实现,就是说,在物和人直接关系中就能得到实现,物的价值只能在交换中得到实现,就是说,只能在一种社会的过程中实现。”在《资本论》中,他详细地描述了货币的五种职能,其中关于“世界货币”的职能,只能由贵金属来担当,其主要职能在于平衡国际贸易差额。本次金融危机,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世界货币的职能问题。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确立了以黄金为基础,以美元作为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美元直接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则与美元挂钩。在战后相当一段时间内,确实带来了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和全球经济的紧密依存。但布雷顿森林体系存在着自己无法克服的缺陷,它以美元作为主要储备资产,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到了1971年,美国的黄金储备再也支撑不住日益泛滥的美元了,尼克松政府被迫放弃美元的“金本位制”,使得美元不断贬值。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当今世界的国际货币体系违反了马克思关于世界货币职能学说而带来的隐患积累所致。
(二)关于银行信用的分析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早期的信用发展,是对他的生产方式在一定范围内的扬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生产的繁荣。当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金融领域出现了畸形的发展模式。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十五章中对“信用和虚拟资本”进行了专题论述。马克思引用威・里瑟姆在《关于通货问题的通信》中说:“空头汇票,是指人们在一张流通的汇票到期以前又开出另一张代替它的汇票,这样,通过单纯流通手段的制造,就制造出虚拟资本。在货币过剩和便宜的时候,我知道,这个办法被人使用到惊人的程度。”马克思深入研究了资本主义货币信用制度,认为虚拟资本本身并不具有价值,但是它却可以通过循环运动产生利润(某种形式的剩余价值)。虚拟资本的不稳定性来自货币的虚拟化,即货币并不真正具有价值。自从货币与金本位及金汇兑本位脱钩之后,虽然还具有其作为支付手段的使用价值,但已不再具有真正能以某种实物来衡量的价值了。这时货币的价值只能用其购买力来衡量,而货币的购买力又要受到货币发行量、利率、汇率、人们的消费行为等因素的影响,因此货币的虚拟化就会增强虚拟经济的不稳定性。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其实已经告诫我们,脱离了实体经济的支撑,又没有相应的管制措施,虚拟经济就会逐渐演变成投机经济,这也就从根本上决定了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并迅速殃及全球实体经济。
(三)关于生产过剩的分析
马克思指出生产相对过剩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当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达到尖锐化程度时,社会生产结构严重失调,从而引发了经济危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这个规律总的没有改变,但是,它的具体表现变了。在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际分工中,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主要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把高耗能高污染、劳动密集型的工业生产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结果就是,生产过剩和生产不足同时存在,一方面是必须依赖于出口的发展中国家生产过剩;而另一方面发达的国家的又出现产业空心化。国际金融危机在在全球迅速蔓延,并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袭击着各国经济,这都是生动而现实的案例。
在以上内容理论结合实际分析后,相信同学们对深奥的课本知识有了更多的感悟。教师可以根据课堂情况,设计讨论问题,引导同学们用基本原理去分析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法与建议,从而让《基本原理》成为同学们真心喜爱,终生收益的课程。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M].人民出版社,1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