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量经济学的定义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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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计量经济学的定义范文

关键词：计量经济学；教学问题；对策分析

计量经济学作为经济管理类本科生必修的核心理论课程，在大多数高等院校中，已经成为经济学课表中最有权威的一部分，其教学和实践也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和教育工作者的关注。然而，在本科计量经济学的教学过程当中，大多数高等院校仍然存在不少问题。这些问题影响到甚至严重影响到计量经济学的教学效果，如若不能及时有效的解决这些问题，则会使得计量经济学的教学效果事倍功半。本文旨在分析本科计量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计量经济学的学课特点

计量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课，旨在揭示经济活动中客观存在的数量关系。挪威经济学家Frish将计量经济学定义为经济理论、统计学与数学三者的结合。整体而言，计量经济学具有学科多样性、理论与应用结合性以及数据依赖性的学课特点[1]。首先，计量经济学把经济理论、数学和统计学作为工具，用来分析经济现象。这种学科多样性对于学生的前期知识储备具有较为严格的要求，不仅要求掌握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等数学和统计学基础，还需要掌握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等经济理论，甚至还有掌握相应的计算机软件及其操作。其次，计量经济学具有理论与应用紧密结合的显著特点，其中，计量经济学模型的建立需要扎实的经济学和数理理论，模型的回归和假设检验等需要统计学理论，而最终目的是分析经济现象中客观存在的数量关系，即实现从理论到应用的实践。最后，计量经济学具有数据依赖性强的特点，对于数据质量的要求性非常高。计量经济模型能否科学、合理的分析经济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数据质量，这就要求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一定要掌握数据完整性、准确性、可比性、一致性和随机性的数据要求，科学、合理、系统、全面的搜集和整理数据。因此，计量经济学的这些学课特点使得这门课的讲授和学习都具有一定的难度。

二、本科计量经济学教学问题分析

大多数本科院校在计量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存在不少问题，现总结如下：

1.先修课程设置不合理。计量经济学课程的学科多样性使得这门课对于先修课程的设置要求较高。通常情况下，大一、大二期间必须完整修完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和计算机理论基础。然而，部分高校在大二期间就开设计量经济学，或者与其它先修课程同时开设。此时，学生对于部分数学理论和经济学理论还未涉及，或者并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此时学习计量经济学课程难度很大。此外，由于计量经济学实验课程较多涉及到Stata、Eviews、Matlab等计算机软件，而学生在学习这门课之前这些软件往往涉及较少，这也导致学习难度加大。

2.教学目标定位不准，教学内容设置不合理。大多数高等院校对于计量经济学的教学目标定位不够具体，也不够准确，大都是培养学生运用理论知识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2]。在授课过程中都采用传统灌输式课堂教学模式和多媒体教学，学生往往学不到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此外，部分高校在教学内容设置方面也不合理。有些老师授课过程中只给学生讲经典计量经济学的内容，对于非经典计量经济学的内容从未涉及。还有些老师在授课过程中，并没有完整系统的讲授教学内容，讲到哪算到哪，没有按照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授课。甚至还有些老师在授课过程中花很多的课时在给学生讲理论推导，而忽视了学生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教学课时量与实验课时量不匹配。利用计量经济学解决经济问题通常包括以下四个步骤：模型建立、数据收集和整理、参数估计和假设检验。但在教学过程中，大多数教师往往将较多课时用于计量经济学理论讲解上，关于计量经济学应用的内容非常欠缺。而且在计量经济学的课时设置当中，关于学生实践能力的实验课时比重较低。以金融工程专业为例，其计量经济学总课时是48个，而实验课时是8个，这难以较好的锻炼学生的实践和应用能力。此外，部分教师对于计量经济学软件及其操作不熟悉，或者仅熟悉一些过时的软件，而不能及时掌握最新的更先进的软件及其操作，这些也不利于学生应用和动手能力的提升。

4.课程考核方式不完善。完善的课程考核方式不仅是检验教学效果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激发学生进一步深化对所学内容理解和掌握的重要手段。大多数高校计量经济学的课程考核主要包括两部分：期末考试成绩占70%-80%，平时成绩占20%-30%。期末考试采用闭卷考试，着重考查学生对所学课程内容的理解和掌握；平时成绩主要从学生出勤、课堂表现、课下作业以及实验报告等方面考核。这种考核方式注重“纸上谈兵”，难以体现学生的应用能力和实践能力，也不能激发学生从事科研写作的积极性。

三、改进本科计量经济学课程教学的对策与建议

上述本科计量经济学在教学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我们提出如下相应的政策建议：

1.优化培养方案和课程设置。本科高等院校在经济管理类培养方案的设置中，必须充分考虑并优化课程设置。一方面，明确计量经济学的课程定位，经济管理类专业必须设置为必修课程，数理统计等相关专业可以作为选修课程；另一方面，必须将计量经济学课程设置在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之后，让学生在学习经济经济学课程时更游刃有余。

2.合理设置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一方面，对于大多数本科高校来说，应该设立以应用为导向的教学目标，使学生在掌握基本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能够熟练运用所学知识和软件解决现实问题，注重学生应用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另一方面，在教学内容上，避免过多讲授数理推导，着重讲解问题产生的来源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法，并能够运用计量软件去解决实际问题。可以适当讲授一些比较前沿的非经典计量经济学的内容。

3.合理设置教学课时和实验课时。一方面，依据学生培养要求和学生水平优化配置教学和实验课时，培养要求偏重理论的可以设置为2：1，加强学生对于理论的熟悉和掌握；而培养要求注重应用的可以设置为1：1，注重学生应用计量经济学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加强教学与实验的交叉与融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适当讲授应用以加强学生对于应用的理解，而在实验课时中也可以适当讲授一些计量理论以加强学生对于理论的理解。

4.完善考核方式和考核手段。对于本科计量经济学课程的考核方式，可以采用闭卷、平时成绩以及实操的综合考核方式。其中，闭卷考试着重考查学生对于基本理论的理解和掌握，平时成绩主要保障学习效果的课堂考勤和课下作业，实操既能考察学生应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又能体现学生的软件应用和操作能力。培养要求偏重理论的可以设置为5：3：2，重点考查学生对于理论的理解和掌握；而培养要求注重应用的可以设置为4：4：2，着重考查学生应用计量经济学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參考文献： 

[1]刘亚清，吴福锁.浅析本科计量经济学课程教学中的问题与对策[J].教育现代化，2017，（15）：106-108. 

第2篇：计量经济学的定义范文

关键词：空间计量经济；发展；模型设定和估计检验；综述

中图分类号：F22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9)02-0007-06

空间计量经济学是计量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是以空间经济理论和地理空间数据为基础，以建立、检验和运用经济计量模型为核心，对经济活动的空间相互作用（空间自相关）和空间结构（空间不均匀性）问题进行定量分析，研究空间经济活动或经济关系数量规律的一门经济学学科。空间计量经济学与地学统计和空间统计学相似。从某种程度上而言，空间计量经济学与空间统计学之间的不同和计量经济学与统计学之间的不同一样。由于对其理论上的关心以及将计量经济模型应用到新兴大型编码数据库中的要求，近年来这个领域获得了快速发展。

1.空间计量经济学的发展

由于在区域计量经济模型中处理次级地区数据的需要，早在20世纪70年代欧洲就展开了空间计量经济学研究，并将它作为一个确定的领域。Paelinck 和 Klaassen定义了这个领域，包括：空间相互依赖在空间模型中的任务；空间关系不对称性；位于其他空间的解释因素的重要性；过去的和将来的相互作用之间的区别；明确的空间模拟。Anselin在1988年完成了《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和模型》这本经典著作，对空间经济计量学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并将空间计量经济学定义为：“在区域科学模型的统计分析中，研究由空间引起的各种特性的一系列方法。”

从发展的驱动因素看，空间计量经济学的发展受模型和数据驱动。(1)从模型驱动看，理论经济学的兴趣越来越从彼此独立的决策主体模型转向明确解释系统中不同主体（参数或效用）相互作用的模型。这些新的理论框架在设定和研究主体间直接的相互作用（用社会学术语说，就是邻近效应、模仿效应或其他看齐效应）时，引发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即个体的相互作用如何导致集体行为和总体模式。在新宏观经济学、社会交互作用的理论模型、相互依赖的参数选择、贸易结构演化模型、邻近溢出效应、标尺竞争等领域中，这些理论模型都有发展，并支撑了研究主体间重要相互作用的实证模型。(2)对区位和空间相互作用问题的研究还受到实证应用中空间数据及其处理技术的驱动。地理信息技术的推广和相关的地理编码社会经济数据（如包含被观察单元位置信息的数据）推动了处理地理数据独特特征（主要是空间自相关特征）的专门技术的发展。这种专门技术是由于认识到地理（横截面）数据的空间自相关性以及标准计量经济学难以处理空间自相关，而得以快速发展。

与计量经济学包括理论计量经济学和应用计量经济学一样，空间计量经济学也包括理论空间计量经济学和应用空间计量经济学。这主要体现在，近年来不仅在应用计量经济学中，而且在理论计量经济学中对位置和空间相互作用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在区域科学、城市和房地产经济学、经济地理等专门化的领域中出现了一些明确结合了空间因素的模型以及相应的空间计量经济学应用［1-2］。

在应用计量经济学和理论计量经济学的主流中，最近对存在的空间相互作用的确定、估计和检验的关注可以归结于两个主要因素：(1)在理论经济学框架内考虑原子论式因素（Atomistic Agent）的决策模型的不断增加。这些新的理论框架以邻近影响和其他同等组影响的形式确定并研究这些因子之间的“直接”相互作用以及单个因子的相互作用是如何导致集体特性和聚集模式的。如贸易结构发展模型［3］、邻近溢出效应［4］等。(2)空间数据处理技术的不断发展。标准的计量经济技术通常不能用于存在空间自相关的情形中。但是在地理数据集中普遍存在空间自相关，除了需要处理空间模型的方法之外，还需要能够从实践、适用的角度来处理空间数据的技术。模型的性质、GIS技术的迅速普及以及地学编码的社会经济数据集的有效性都对这些处理地理数据的特殊专业化方法产生了需要。

目前，空间计量经济学研究包括以下四个感兴趣的领域：计量经济模型中空间影响的确定；合并了空间影响的模型的估计；空间影响存在的说明检验和诊断；空间预测。

2.空间回归分析基础

2.1 空间影响

在空间回归分析中，空间影响与空间相关有关，即与空间自相关或空间不均匀性有关。空间相关概念源于时间相关，但比后者复杂。主要是因为时间是一维函数，而空间是多维函数。因此，为获得模型参数的可识别性，必须同时考虑空间自相关或空间不均匀性。根据矩条件，可以将空间自相关表示为属性值相似性与位置相似性的一致程度。

式中：i、j分别指单个观测位置，yi、yj表示相应位置上某一随机变量的值。根据观测位置的空间结构、空间相互作用或空间排列，当非零位置对i、j的特殊布局具有一个解释时，从空间角度看这个协方差将变得有意义。

空间不均匀性以非常量误差方差（不同空间离中趋势）或模型系数（空间状况）的形式表示结构不稳定性。借助标准的计量经济工具，可以处理这种结构不稳定性。然而，对于在回归分析中为何必须明确考虑空间不均匀性，主要出于以下三个原因：一是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不均匀性背后的结构是空间的，在决定不均匀性的形式时，观测点的位置是极其重要的；其次，由于结构是空间的，不均匀性通常与空间自相关一起出现，这时标准的计量经济技术不再适用［5］；第三，在一个单一横截面上，空间自相关和空间不均匀性在观测上可能是相同的。2.2 空间权重和空间滞后

在具有n个观测点的横截面环境中，不能直接从数据中估计协方差矩阵（式1），甚至渐进性也不再有效（协方差的数量随n2而增加，而样本大小仅随n的增加而增加）。相反，当能够获得横截面环境上的重复观测时，有可能使用其他维，并且获得一致的非参数的横截面协方差矩阵估计［6］。总的来说，必须为协方差赋予一个结构。针对这个问题存在三种主要的方法：一是基于一个空间随机过程的说明；二是基于协方差结构的直接参数表达；三是不指定协方差，而是在一个非参数框架中处理协方差。

与时间序列分析一样，空间随机过程分为两种类型：空间自回归（SAR）过程和空间移动平均（SMA）过程。尽管横截面环境和时间序列的前后关系之间存在重要的差别，但更重要的是，与一个沿时间轴变化的明确概念相反，在横截面环境中不存在相应的概念，特别是当所有观测在空间上是不规则分布时。因此需要引入一个空间滞后算子。可以将空间滞后解释为邻近观测单元上某一随机变量的加权平均，或作为一个空间平滑滤波器。为此，空间经济计量学引入了空间权重矩阵，这是与传统计量经济学的重要区别之一，也是进行空间计量分析的前提和基础。如何合适地选择空间权重矩阵一直以来是空间计量分析的重点和难点问题。

研究空间权重，首先要对空间单元的位置进行量化。对位置的量化一般依据“距离”而定。距离的设定必须满足有意义、有限性和非负性。最常用的距离的有经济距离［7］和空间距离。空间距离的设定方式主要有相邻距离、有限距离和负指数距离权数等。（1）相邻距离。相邻距离是一种最常用的空间距离。通过空间中的相对位置定义相邻时，需要根据地图上所研究区域的相对位置，决定哪些区域是相邻的，并用“0-1”表示，即“1”表示空间单元相邻、“0”表示空间单元不相邻。对于一个具有n个空间单元的系统，相邻矩阵W1是一个n×n稀疏的0-1矩阵，对角线元素为0(习惯上，空间单元不与自身相邻)，相邻元素为1。按照rook相邻规则，相邻矩阵C具有对称性。（2）有限距离和负指数距离。由于空间距离的设定一直极富争议。Pace提出了有限距离的设定。令dij表示两个区域(不一定相邻)之间的欧氏距离，dmaxi表示最大空间相关距离，对于第i个区域若：dij≤dmaxi，则Wij=1；否则Wij=0。同样W的对角线元素Wij=0。Anselin(1988)提出了负指数距离，具体设定为Wij=e-βdij，dij表示两个区域(不一定相邻)之间的欧氏距离，β为预先设定的参数。

此外，基于经验流量矩阵［8］(如贸易额、往来人员数等)、相邻边界长度占总边界长度的比重①、交通便利程度、k个最邻近［9］、距离衰减函数［1］、社会网络结构［10］等也可以设定空间权重矩阵，还可以基于选择上述几个矩阵的乘积设定空间权重矩阵。这些选择间接地表明空间权重的确定是外生的，且相当任意的。

在设定空间权重后，可将变量y在i单元的空间滞后表示为：

［Wy］i=∑j=1,…,nWij•yj或Wy（2）

式中：W表示空间权重矩阵（n×n），y表示随机变量的观测值（n×1）。

3.空间线性回归模型的设定

经典的计量经济学模型总是假定Gauss-Markov等条件，但是在区域经济分析的过程中，空间依赖的存在打破了大多数古典统计和计量经济学分析中样本相互独立的基本假设，因此直接将古典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应用于与地理位置相关的数据时，通常不能获取这些数据的空间依赖性，会引起各种问题。因此，在处理空间数据时，要引入一些合适的空间统计和空间经济计量分析方法。当然空间计量经济学也不是抛弃所有的古典经济计量学技术，而是对这些技术加以修改以使它们能够适用于空间数据分析。从这个角度看，横截面数据和面板数据空间回归模型（主要是线性模型）构成了空间计量经济学中组织各种模拟方法的框架。通过对通用模型参数的不同限制，可以导出特定的模型，从而以不同的方式合并空间相关。

3.1 空间线性模型通用形式

Anselin给出了空间计量经济分析中空间线性模型通用形式。通过对通用模型的参数的不同限制，可以导出特定的模型。空间线性模型通用形式可表示为：

y=ρW1y+Xβ+ε,ε=λW2ε+u（3）

且满足：u~N(0,Ω)，误差协方差矩阵Ω的对角线元素为：Ωij=hi（za），hi＞0。

式中：β是与外生（解释）变量X（n×k)相关的参数向量（k×1)，ρ是空间滞后W1y的系数，λ是干扰项ε的空间自回归结构W2ε的系数，W1(n×n)、W2（n×n）分别与因变量的空间自回归过程和干扰项ε的空间自回归过程相关，可以是行标准化的矩阵，也可以是二元矩阵或其他非标准化矩阵。

由于误差项u呈正态分布且具有误差协方差矩阵Ω，其对角线元素考虑到不同离中趋势为P+1个外生变量z的函数（包括一个常数项）。P个参数a与非常数项相关，且有：a=0，h=σ2（经典的同离中趋势的情形）。

式（3）考虑了具有不同空间结构的空间过程，这个模型有3+k+p个未知参数［11］，其矩阵形式为：

θ=［ρ，β′，λ，σ2，a′］′

当将上式中参数向量的不同子向量设为0时，可以产生几个常见的空间模型结构。在各种文献中，讨论了四种传统的空间自回归模型，分别与下列情形相对应［12-13］：

（1）若ρ=0，λ=0，a=0（ρ+2个约束），产生经典线性回归模型；

（2）若λ=0，a=0（ρ+1个约束），产生混合的回归―空间自回归模型：

y=ρW1y+Xβ+ε（4）

（3）若ρ=0，a=0(p+1个约束），产生具有空间自回归干扰项的线性回归模型：

y=Xβ+λW2ε+u（5）

（4）若a=0（P个约束），产生具有空间自回归干扰项的混合的回归―空间自回归模型：

y=ρW1y+Xβ+λW2ε+u

从空间线性模型的通用形式（3）可以看出，空间计量经济的基本思想是将地区间的相互关系引入模型，对基本线性回归模型通过空间权重矩阵W进行修正。根据模型设定时对“空间”的体现方法不同，空间计量模型主要分成两种：一种是空间滞后模型，主要是用于研究相邻机构或地区的行为，对整个系统内其他机构或地区的行为存在影响的情况。式（4）相当于一个空间滞后模型，适合估计是否存在空间相互作用以及空间相互作用的强度，以反映可能存在的实质性的空间影响。另一种是空间误差模型。在这种模型中机构或地区间的相互关系通过误差项来体现，具体又包括空间误差自相关模型和空间误差移动平均模型。式（5）相当于一个空间误差（构成）模型，回归干扰项的空间相关相当于多余（干扰）相关。

3.2 空间回归模型的估计和检验

3.2.1 空间回归模型的估计。空间依存性的估计比时间序列要复杂得多。空间自回归模型由于自变量的内生性，OLS估计是有偏的(biased)和不一致(inconsistent)的。因此，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经济计量学对空间计量经济学研究的焦点是模型估计，Besag(1974)［14］、Ord(1975)［15］和Mardia(1984)［16］分别讨论不同空间自回归模型的估计问题。80年代以后，最大似然估计(ML)成为文献中主流估计方法。最近几年其他估计方法如：Anselin(1990)［17］、Kelejian和Prucha(1999)［18］等提出工具变量法(IV)、广义矩估计(GMM)引起了理论界的重视。

3.2.2 空间回归模型的检验。判断地区间的空间相关存在与否，一般通过包括Moran's I检验、最大似然LM-Error检验及最大似然LM-Lag检验等一系列空间效应检验进行。

（1） 检验回归模型空间自相关的Moran I检验由Moran(1950)［19］最早提出，该检验到目前为止依然是使用最广泛的检验，它的最大优点是计算简单，只需要OLS估计或非线形优化即可。根据空间计量经济学的原理方法，首先对被解释变量进行Moran I检验，检验其是否存在空间自相关，如果存在则可以建立空间计量经济模型进行估计和检验，自相关指数Moran I检验的定义为：

It=ε′tWεtε′tεt

其中，W是空间权重矩阵，εit表示回归方程yit =yt+εit 的残差估计值，εit=yit-yt，并满足均值为0，方差为σ2t的正态分布，i=1,2...,N; t=1,2,...,T。

（2） LM-Error 检验及LM-Lag检验的表达式分别为：

LM-Error＝ ［e′We/(e′e/N)］2/trace(W2+W′W)

LM-Lag＝［e′WY/(e′e/N)］2/{［(WXb)′M(WXb)/(e′e/N)］+trace(W2+W′W)}，

其中b是回归方程的系数估计值。

LM-Error与LM-Lag检验都渐进服从自由度为1的卡方分布2(1)。这两个检验是针对不同形式的空间计量模型方程做出的，并不存在互相矛盾性，实际检验时需要同时进行这两种检验。同时，这些统计检验方法也可以用于诊断所估计的空间计量模型结果。

对于空间计量模型的估计如果仍采用最小二乘法，系数估计值会有偏或者无效，需要通过工具变量法、最大似然法或广义最小二乘估计等其他方法进行。

（3） 选择SAR或SEC模型的判别准则是：如果Moran I检验显著的情况下，最大似然LM-Lag检验较LM-Error检验更加显著，并且稳健估计R-LMLAG显著而R-LMERR不显著则选择空间滞后模型(SAR)；反之，则选用空间误差构成(SEC)模型。其次，在诊断模型总体显著性方面，除了拟合优度R2检验以外，一般使用自然对数似然函数值(Log Likelihood)进行判断(Anselin,1998)，自然对数似然函数值越大则拟合的效果越好。

另外，还有Wald、LR和RS(Rao Score)等检验。这些检验基于ML估计，最大的缺点是计算复杂，需要计算包括n阶雅克比(Jacobian)行列式的非线形对数似然函数优化。对于上述SAR和SEC两种模型的估计如果仍采用最小二乘法估计，系数估计值会有偏或者无效，需要通过工具变量法、极大似然法或广义最小二乘估计等其他方法来进行估计。鉴于空间计量经济估计中一系列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目前一般空间计量模型都局限于一阶滞后模型、一阶自回归或一阶移动平均模型。

4.应用空间计量经济学研究的主要进展

从最新发展看，最近二三十年随着Anselin、Bruecckner、Kelejian、Haining、Case等人［20-22］的不懈努力，以及计算技术、计算机模拟技术的发展，特别是随着地理信息系统(GIS)和空间数据分析软件的发展，应用经济计量研究的重心正逐步从时间序列转向空间特性分析，空间计量经济学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并主要应用于截面数据和面板数据回归模型中复杂的空间相互作用与空间依存性结构分析。

4.1 应用领域日趋广泛

在一些专门化的领域中出现了一些明确结合了空间因素的模型以及相应的空间计量经济学应用，如区域科学、城市和房地产经济学、经济地理；而且在更多的经济学传统领域的各种经验调查研究中，也越来越多地采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如需求分析研究、国际经济学、劳动经济学、公共经济学和地方财政、农业和环境经济学。此外，在一些涉及计量经济学方法的文献中，对如何处理与结合数据的“地理”属性的模型相适合的备择模型、估计量和检验统计进行了越来越多的讨论。

4.2 理论验证不断增加

随着空间经济学应用领域的日趋广泛，阿瑟［23］、克鲁格曼［24-25］等重新对与经济地理学有关的马歇尔外部性、聚集经济及其他溢出效应的空间特征进行了评论。基于应用空间计量经济学进行验证的理论不断增加。

4.3 与GIS等空间数据分析和模拟技术渐趋融合

近年来，不断增多的地理数据推动了从实践、适用的角度来处理空间数据的技术的发展。在应用经济学和政策分析中，特别是在房地产和住宅经济学［26-27］、环境和资源经济学［28-29］、发展经济学等领域中，应用空间计量经济学与GIS技术逐渐趋于融合。

5.空间计量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和展望

随着国际上有关空间计量经济和新经济地理的研究不断地导入，空间计量经济学已广泛应用于基于中国问题的区域科学、城市和房地产经济学、经济地理等领域中，研究的重点有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相关性以及趋同和空间聚集模式［30-35］、区域经济溢出［36-37］和差异［38］等问题。同时，目前国内制约空间计量经济学发展的主要障碍仍然较多，如缺乏成熟的中文版的相关教材；缺乏如同SPSS、SAS、Eviews等可以直接做非空间计量经济分析的，现成的可以直接应用在实证研究中去的空间计量经济软件；缺乏可用于空间计量的数据基础。

目前，国内空间计量经济学需要研究的问题极多。如以我国在开放条件下的新的空间数据为基础，进一步实证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相关性（包括空间集聚和空间依赖性），分析区域经济增长在空间上的分布模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区域经济的空间溢出（包括知识溢出）、增长趋同等问题，对传统理论、尤其是对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大范围地进行证实或证伪，以实现理论上的重大突破，从而更好地指导政策和战略的制定，更好地指导区域经济的发展实践。随着国际空间计量经济学的发展以及我国按地区进行统计的基础资料不断积累，尤其是遥感技术应用到统计调查中来，使得按时间和空间排列的数据资料极为丰富，对数据进行空间甚至时空分析成为可能，我国空间计量经济学必将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注 释：

①对于第i个区域，根据区域(i,j)间的相邻边界长度Lij占总边界长度Li的比重来定义相邻权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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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杨开忠（1962―），男，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北京大学中国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区域科学协会会长。主要从事区域经济学、城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环境经济学及战略管理的教学与研究。

冯等田（1966―）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后。

第3篇：计量经济学的定义范文

关键词:凯恩斯经济学;后凯恩斯学派;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F0913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9)08000309

一、后凯恩斯学派以往研究方法的基本特征

后凯恩斯学派是在20世纪50年代一些凯恩斯主义者力图通过复兴古典经济学传统来推进“凯恩斯革命”,进而掀起反对新古典经济思想回潮的“反边际主义革命”(AntiMarginalist Revolution)理论运动中形成的。这一学派从一开始就在研究方法上具有一系列不同于新古典主流派的鲜明特征。

第一,他们拒绝抽象的、原子式的经济人假设,代之以具有特定社会内涵的组合行为主体。经济学如何刻画和设定“人”这一行为主体,始终是一个争议未决的问题。新古典经济学将人视为脱离外部社会、历史环境的简单、抽象、均质的行为人,这遭到后凯恩斯学派的坚决反对。他们认为,人并非是一种抽象物,现实中的人总是处于特定的社会结构背景之下,这种社会结构包含了制度、惯例、阶级和国家等等因素,而处于不同社会结构背景下的人们的行为方式将是不同的。如果抽象掉这些因素,将难以揭示人的行为方式的本质特征。不仅如此,人还是一种社会动物,社会经济活动总是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只有在这种相互关联的行为当中,才能准确地把握个体的行为规律与特征。所以,对于行为主体不能采用个人主义方法论,也不能采用简单的集体主义方法论,而应当坚持“整体大于局部之和”的思想原则。

第二,他们摈弃理假设,代之以“惯例”、“经验”等行为规则。理是主流派经济学的另一个重要假设,其分析体系往往从理性假设出发,推导出人们在各种经济环境下的基本行为规则,诸如效用最大化、利润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等等,进而运用数学优化方法论证实现这种最大化或最小化的均衡条件。可以说,理性假设是贯穿主流派经济思想体系中的一条“红线”。然而,后凯恩斯学派对此却持强烈的批判态度。他们认为这一假说高估或理想化了人的行为能力,人们不可能总是经过谨慎的分析、明智的判断、准确的预期和精确的计算,做出最佳的经济决策。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就在于社会经济是一种处于历史时间中的过程,其未来是不确定的,这种不确定性无法为人们所完全认识和把握。所以理性规则没有用,现实中人们往往依据经验规则(rules of thumb)、惯例(convention)、常规习俗(habits or routines)、甚至血气冲动(animal spirits)等等来行事。这些程序看似与新古典的理格格不入,实际上恰是人们在不确定条件下的明智选择,它反映了一种“程序理性”(procedural rationality)。因此,要想恢复经济学的现实性品格,就必须用“惯例”、“经验”的行为规则或者程序理性假说来取代完全理假说。

第三,他们坚持以生产、供给为重心,反对市场供求均衡分析方法。所谓以生产和供给为重心,就是不再把经济学视为以研究市场交换和资源配置为中心的科学,不再采用供求分析的均衡方法和边际分析的优化方法来确定价格决定、收入分配等问题,不再把供求分析方法简单地推广到宏观层面,而是着重从生产和供给方面来研究这些问题。正是基于这种不同的分析视角,使凯恩斯经济学家对于现代经济的运行描绘出了与新古典模式不同的另一番景象。例如:资本主义不是单纯的交换经济,而是一种以货币为媒介的生产经济(monetary production),这一经济不可能有静态的资源最优配置,它总是动态、单向地向前发展的,并且这种特点乃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一切不确定性的根源。再如:经济主体的角色主要表现为生产当事人,或者是工资劳动者,或者是资产所有者和投资者,他们之间在生产领域的关系决定了收入分配。这种分配关系既通过加成机制决定了微观相对价格,也通过工资谈判机制影响一般价格水平,而生产的部门结构关系会同时决定实际总产出及其分配格局。这样,无论是传统的马歇尔剪刀式的定价模型,还是流行的总供求模型,就都无立足之地了。

第四,他们坚持从现实出发的方法论原则。尽管没有哪一派学者公开否认经济研究应该紧密联系现实这一原则,但是在实际的经济研究工作中并不是每一个经济学家都能够始终一贯地坚持现实主义的方法论。罗宾逊夫人曾指出,主流经济学传统中产生了“一些坏习惯”,“总是习惯于建立模拟的代表现实的模型”,而不考虑这些模型在多大程度上同现实相符合,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便是完全竞争模型。与此不同,后凯恩斯学派坚持从现实出发,不回避现实中的矛盾和难题,不屑于为了追求理论模型的完美性、对称性而牺牲其现实性。当然,他们并不反对理论抽象。“经济研究需要抽象分析和建立模型,而建模就意味着简化”,1∶1的地图对于旅客是没用的。问题在于抽象要有科学限度,即必须保留现实的本质特征,像经济制度以及与之相关联的社会关系,就不能被抽象掉。而新古典理论之所以缺乏现实性,恰恰就在于它完全回避了这些特征,为了追求理论模型的完美性而牺牲了太多的现实因素,从而犯了抽象过度的毛病。

第五,他们反对将数学式的演绎建模(mathematicaldeductive modeling)方法普遍地应用于经济分析。应该说,后凯恩斯学派一般地并不反对在经济研究中使用数学方法,他们在自己的理论建构中也常常采用他们认为是适当的数学方法,无论是早期的卡莱斯基、罗宾逊、卡尔多、斯拉法,还是后来的许多学者,都是如此。他们这样运用数学方法实际上是把它作为对复杂现实进行适当抽象分析的一种工具。所以,只要肯定科学的抽象分析的必要性,就不会否认适当运用数学工具的必要性。那么,他们所反对的是什么呢?他们反对的是滥用数学,即把数学作为研究社会经济现象的普遍化的、甚至是惟一的工具。他们认为,在这方面最典型的案例便是主流派无历史、无时间、无货币的所谓一般竞争均衡模型,它实际上不过是一种数学游戏,没有包含任何有价值的思想。

上述共同特征是后凯恩斯学派在反边际主义的旗帜下所形成的基本倾向,它们构成了这一学派研究方法的重要基础。当然,其内部不同学者由于思想背景与研究视角不尽相同,也存在着具体研究方法上的若干差异。这些差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短期分析与长期分析的区别。虽然后凯恩斯学派的理论分析中一般都包含有短期分析与长期分析两方面的内容,但是他们在时间视角方面的着重点却不一样。美国的后凯恩斯学派,即所谓凯恩斯学派中的原教旨主义者(Fundamentalist Keynesians),以及由卡莱斯基罗宾逊等人发展起来的理论体系,基本上属于短期分析,而斯拉法等人为复兴古典传统所从事的理论建构则主要属于长期分析。前者更注重对于经济运行的波动性、不稳定性、非均衡性等等状态的分析,后者主要是沿袭古典学派的“引力中心”(centre of gravitation)分析传统,注重探讨经济在恒常的稳定状态下所可能有的各种性质与特征。其二,关于货币的经济作用评价不同。注重短期分析的学者十分强调货币的重要性,认为货币是现代社会中应对不确定性的重要制度工具,在经济运行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注重长期分析的学者则不大重视货币的作用与职能分析。在他们看来,在引力中心的状态下,货币对于商品自然价格的决定是不起作用的。其三,对于预期因素的关注程度不同。注重短期分析的学者必然要重视预期因素的作用,因为在这里经济主体的决策离不开预期。这就需要研究预期的形成机制、经验、惯例、未来不确定性与预期的相互影响,血气冲动与创造性等等因素对预期的影响。而在长期分析的体系中,经济具有自动趋向“引力中心”位置的特性,故而预期因素的作用空间基本上消失了。

二、近年来方法论思想的主要发展与演进

总体来说,直到最近一二十年以前,后凯恩斯学者尚缺乏对于方法论的系统探讨。由此使得他们尽管已形成若干不同于主流派的鲜明特征,却难以将其提升至方法论的高度,而其内部在研究方法上的差异也难以实现统一。这就导致后凯恩斯学派始终难以形成统一完备的理论体系来与主流经济学相抗衡。

近年来,第二三代后凯恩斯学者开始重视关于统一的方法论的探讨。他们认为,新古典主流派学者拥有统一的方法论,即实证主义的均衡研究方法,而后凯恩斯学派还缺乏自己的一套统一明确的方法论原则。所以,要真正实现经济学变革,后凯恩斯学派就必须要阐明自己独特的方法论原则是什么,它与新古典的方法论原则有何不同,它又对观察经济世界提供了哪些更新、更好的视角。在这种认识的推动下,后凯恩斯学派的方法论研究在近年来便有了长足的进步。

(一)提出了非遍历的经济世界观

这是后凯恩斯学派在统一方法论探讨方面的一个重要成果,由PDavidson系统阐述。Davidson认为,如果将后凯恩斯学派不同学者关于现实的观点加以概括提炼,形成一种基本的经济世界观,那么就应当引入“非遍历”(nonergodicity)的概念,把经济世界视为一种非遍历体系,以此作为后凯恩斯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原则。所谓非遍历是与遍历(ergodicity)相对而言的。遍历的概念本身源自统计力学,而遍历理论则是随着随机过程理论而发展起来的。遍历指的是这样一种性质:对于一个无限次的观测系列而言,得自任何数据收集过程的时空平均数都是同一的。这意味着,由过去的结果得出的平均数所反映出来的客观概率分布支配着当前和未来的结果。在这种条件下,过去显示了未来,时间的流动并未影响支配现实过程的联合概率法则,历史绝对是无关紧要的。换言之,在这里历史时间被等同于逻辑时间。而非遍历概念的含义正好与上述相反,它指的是过去不能准确显示未来,从而过去的平均数不能准确显示未来的概率分布这样一种场景。这时,现实过程将是不可逆的,历史时间也就变得至关重要了,它将导致结构的变化。

Davidson借鉴自然科学中关于遍历过程与非遍历过程的技术区分的思想,提出非遍历的经济系统的重要观点,旨在与主流派的经济世界观相抗衡。他指出,主流派的均衡分析方法及其整个理论体系,实际上隐含着遍历的世界观,不论是凯恩斯主义主流派,还是推行理性预期革命的新古典主流派,都是如此。而后凯恩斯学派的各种经济理念如果归结到一点,则都属于非遍历的经济世界观,他们都是以此为基点来展开理论演绎的。虽然现实中的某些经济关系也许是遍历的,但是经济社会的基本运行过程肯定是非遍历的。至于导致非遍历的基本原因,Davidson将其归于创造性的关键决策制定(creative, crucial decision making)。这一概念源自奥地利学者Shackle,指的是在历史时间中发生的非常规决策,它通常包括大规模交易和沉淀成本,具有不可逆性。这实质是表明经济世界的非遍历性质乃来源于人类创造性活动本身。后来,围绕着有关复杂性理论和混沌理论的发展,Davidson又重新阐述了非遍历经济观。他将经济过程区分为永恒不变的(immutable)过程与可以嬗变的(transmutable)过程两类。前者包含了遍历和排序的公理,在这里历史是前定的,并无真正意义上的选择。后者则涉及到历史的创造性和突发性,在这种环境中选择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选择。他强调,关于经济过程可嬗变性的概念从基本方法论的角度凸显了后凯恩斯学派在有关经济过程的理论与模型建构方面与其他经济学流派之间的根本区别。

在Davidson看来,这种非遍历的经济观可以在方法论层面对主流经济学提出挑战,它提出了一种关于人类行为的与众不同的新观点。在非遍历的环境中,以均衡分析为特征的新古典的三个传统重要命题都被否定了:一是理性及理性预期;二是中性货币;三是总替代定理。因为这时,从过去抽样将毫无意义,即使行为人有能力组合与占有关于先前结果的所有相关信息,未来的事件也不会自动地显示出来。而货币作为人们应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工具,不但会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而且其影响之大简直不可估量。此外,这时不仅跨时的替代或理性选择不可能,而且现时的替代也大大受限。取而代之的将是非理性、货币非中性、总互补定理三个新命题。

(二)系统阐述了批判实在论的方法论原则

如果说非遍历观主要是针对主流派盛行的均衡分析方法论而进行的一种新的方法论建构,那么明确地将批判实在论作为其方法论原则将意味着要根本颠覆主流派所奉行的传统的实证主义方法论,故而其挑战意义更为重大。

批判实在论(critical realism)是指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而在最近一二十年发展成熟起来的一种新的社会科学哲学理论。实在论(realism)是一种本体论哲学学说,本体论(ontology)哲学是探讨世界的本源或存在(being)的本质这样一种思想体系,它与认识论、实践论分属于哲学研究的不同层面。作为本体论学说的一个分支,实在论强调存在的本质乃在于其客观真实性。实在论又有经验实在论(empirical realism)与超验实在论(transcendental realism)之分:前者属于传统的实在论,强调经验层面的存在的意义,认为现实世界是由原子式的事件以及人们对于事件的感觉经验所组成;后者则是由英国哲学家RBhskar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新提出的理论,它试图超越经验主义的浅层次,去探讨潜藏于事物表象之下的深层实在。根据超验实在论,实在不只是由原子式的事件以及对事件的经验感觉所构成,而是有结构、分层次(stratified)的复杂实体。从本体论的视角看,可将实在分为三个不同的层次:一是经验域,包括经验与印象;二是实际域,包括经验、事件及事态;三是真实域,它除了经验、事件以外还要包括结构、机制、趋势等。经验域属于最浅层次,它是凭感官可以觉察到的。实际域是较深的层次,这里的事件不一定能被感觉到。真实域则是最深层次,这里的机制是完全感觉不到的。传统的经验实在论完全以经验来界定实在,仅仅承认前两个层次,而忽略了最深层的真实域中的机制,这是错误的。因为认识的真正意义就在于揭示这种隐藏于深层结构之内的机制的作用,仅仅拘泥于表象或依赖经验主义的评价,将使科学丧失其存在的价值。

Bhskar将这种超验实在论运用于社会科学领域,便产生了一种新的名为“批判自然主义”(critical naturalism)的社会科学哲学,也就是“批判实在论”。所谓自然主义是指按照自然科学的模式来研究社会这样一种传统的实证主义观念。批判自然主义虽然不否认自然主义的基本观点,但是强调由于社会对象与自然对象的不同,必须采取不同于传统自然主义的形式与方法。Bhskar指出,每种社会结构与当事者都是突现的分层(emergent strata),它们相互之间不能归约(irreducible)。社会结构的这种突现特性使它不同于自然世界的结构:一方面,社会结构与人类活动相互影响、互为依赖;另一方面,它又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对这一系统的研究不能采用传统认识论中要么个体论、要么整体论的单一视角,而应当采取个体与整体相融合的分析视角。特别地,由于在这里基本上不能够进行控制性实验,社会科学家就只能从社会实践以及社会结构中获取先入之见(preconception)来作为替补,再以这些先入之见为前提去对那些产生这些先入之见的“深层”社会结构进行理论假说的建构。这种从先入之见到深层社会结构的思维过程,被称为“溯因推理”(retroduction),它主要是借助于类比和隐喻,从表象回溯到深层结构并揭示其作用机制,因而不同于实证主义的演绎方法和归纳方法。

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以TLawson为首的一批剑桥大学经济学家,进一步系统阐述了批判实在论的基本思想及其对于经济学的意义。Lawson指出,批判实在论的根本要义就在于通过强调客观实在的结构性与纵深性,揭示出社会过程不同于自然过程的复杂性。社会经济结构是一个不可控实验的开放系统,在这里人类思想、社会活动与社会结构之间存在着互动,正是这种互动才使社会结构得以形成并存续,并呈现出动态、开放的特征。面对这样的过程,那种基于休谟的传统经验实在论的演绎主义方法,即按照“只要X(类型)事件发生,就会有Y(类型)事件发生”的方式进行推理的模式将不再有效[1]。而批判实在论则开辟了社会科学研究的新思路。批判实在论强调科学的使命不是局限于找出事件的恒常联系,而是去分辨与解析那些左右或促发经验事件的深层结构、机制、力量和趋势。为此必须采取不同于传统实证主义的思维方法,诸如溯因推理或者“外展推理”(abduction)一类的“仿佛是”推理的方法。具体来说,人们关于结构和机制的认识只能通过前述所谓“先入之见”的知识来获得,这些知识对象包括事实、观察、理论、假设、猜想、预感、直觉、沉思等等,它们促进了社会科学实践,同时通过社会科学实践也在不断地被改变。这种方法反映的是从表面现象到深层因果联系的认识运动。

Lawson进一步论述了批判实在论这种方法论思想对于经济学研究所具有的启示意义。首先,经济学研究的首要任务决不是预测事件,而是认识和理解支配并控制事件的结构与机制及其所产生的趋势。如果说承认预测存在的必要性,那也只是预测事件的趋势,而决不是事件的恒常联系。其次,为了认识这种隐藏在事件背后的结构与机制,需要发现某些粗略的经验事实或不完全的经验规律。广泛的事件恒常联系在社会领域中极少见,但这并不妨碍在某些有限的时空区域存在着局部或“半规则”(demiregs)式的事件联系,它们可以帮助经济学家将注意力指向基本的社会结构和机制所在。再次,考虑到经济系统的变化特性,相对稳定的社会经济结构必定是受到时空条件限制或具有时空依赖性的,这表明经济学不可避免地具有历史的、地理的特征,从而经济学的所有分析都将是不完整的,需要根据新出现的问题、研究兴趣以及其他因素不断地加以深究。最后,关于经济学的政策含义及其社会使命,如果说传统的实证主义经济分析将控制以及改善事件及事件状态作为重要目标的话,那么批判实在论的方法论则强调经济学研究的最终目标在于人类解放,其含义是要不断改变社会结构以拓宽人类潜力得以实现的范围和机会。

显然,这些启示的直接含义是,主流经济学所长期奉行的从自然科学研究中借用来的实证主义方法论,特别是它的演绎主义,以及热衷于确定性分析、均衡分析、静态分析等等的所谓科学主义原则,应当从经济学领域中被清除出去。取而代之的,将是非实证主义的、非演绎的、非均衡的溯因推理式的思维法则。据此,Lawson等人认为批判实在论开创了一种新的本体论研究思路,同时又从认识论的角度探讨并回答了社会科学研究的使命与方法论原则等重大问题。它从根本上动摇了正统派的方法论基础,因而可以被视为 20世纪末期社会科学哲学的重要变革。正因为如此,它也可以成为一直以来坚持同主流派相抗衡的后凯恩斯经济学统一的方法论基础。尽管后凯恩斯学派内部不同学者之间在分析视角等方面存在着较多差异,但是在本体论以及认识论层面上,他们是可以统一于批判实在论的。因此他倡导,应当将后凯恩斯经济学在实质上作为一种批判实在论的研究计划,以此来实现其内部的统一连贯性。

当然,也有后凯恩斯学者不同意这种观点,他们认为批判实在论尚不足以完全涵盖后凯恩斯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因为后凯恩斯学派内部也有侧重采取演绎主义方法的分支,比如新李嘉图主义。不仅如此,这样做还可能使后凯恩斯经济学与其他非主流学派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故而,他们对于将批判实在论作为后凯恩斯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仍持有异议或保留的态度。尽管存在着诸多争论,且批判实在论自身也包含着许多有待于深入细化的问题,但是这一新的社会科学哲学显然在近年来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对于修补后凯恩斯学派在方法论研究上的空缺,以及促进后凯恩斯经济学严谨一致的理论体系的形成,确实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关于巴比伦思想模式的探讨

所谓巴比伦思想模式,指的是这样一种知识建构原则:将复杂的现实整体分解为各个片断来分别加以研究,以便完成对于复杂现实给出完整解释的理论建构。“巴比伦式”这个术语曾经为凯恩斯所使用,他曾指出牛顿并非是理性时代的第一人,相反倒是最后一位巴比伦式的人物。物理学家Feynman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谈到了巴比伦思想方法,其含义是从多个出发点进行论证,形成对于物理规律的多重推导。他认为,与将所有论证都维系于一套公理的欧几里得式的方法相比,巴比伦式的方法对于物理学更合适。经济学家MStohs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将巴比伦思想方式引入经济学当中,他指出,根据巴比伦的研究方法,不存在单一的从公理到定理的逻辑链条,所有的只是若干个相互平行、相互纠缠又相互加强的逻辑链条的集合,从而没有哪一个具体的公理能够作为逻辑上的基本公理。后凯恩斯学者SDow 等人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进一步明确阐释了巴比伦思想方法的性质与含义,以便使人们加深理解后凯恩斯学派与主流派之间在方法论上的差异[2]。

Dow 等人在与笛卡尔/欧几里得思想(Cartesian/Euclidean)的对比分析中进一步论述了巴比伦思想方法的特点及其经济学意义。Dow指出,笛卡尔/欧几里得思想方法的基本特点是依据单一一套普遍公理建构封闭的逻辑体系,它为了获得普遍解而抽象掉了实际问题。巴比伦式的思想方法与此不同,它看到的是一种开放的现实体系。在封闭的经济体系中,所有的交易都是预先规定好的,未知的东西则被假定为随机变量。而开放的经济体系则不然,这里既有稳定性,也存在着发生创造性移动的空间。封闭型的体系具有二元论和原子论两个重要特征。二元论体现在,所有要素都被分解为具有固定的典型特征的两大范畴:变量分为内生与外生,价值分为完全确知与完全未知,关系分为因果性的与随机性的,经济当事人则分为理性和非理性,等等。原子论则是指,在最小的单位基础上建立理论体系,这些单位既彼此相互独立,又与包含它们的整体相独立,它们在经济学中便是所谓理性经济人[3]。而巴比伦思想方法则没有这些特征。在这里,变量与范畴的划分是不确定的。在一个拥有多种多样相互无法通约的论证线索的思想体系中,在一种线索上是内生变量的东西到了另一种线索上却会成为外生变量。而知识一般来说总是被人们以某种不确定的程度持有的,因而分析必须指向不确定程度。此外,某些论证线索是与个人相关,而另一些线索则涉及团体层面,因为因果关系的作用力可以沿着不同的方向起作用。这表明个人不是独立的,他们的行为也将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制度与惯例的功能则在于,为处于不确定环境中的人们的决策提供一种稳定性条件。简言之,按照巴比伦思想方法,社会将被理解为一种有机体系。

Dow认为,上面所描述的巴比伦思想方法的概念原则,显然是与后凯恩斯经济学的基本观点、研究方法以及理论风格相通的,因而也可以用这一方法论原则来概括后凯恩斯学派的经济学方法论,而所谓笛卡尔/欧几里得主义则可以用来概括作为后凯恩斯经济学派批判对象的主流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这样,后凯恩斯经济学便可以在基本方法论上获得一种与主流派相抗衡的新的理论支撑。因而,引入巴比伦的方法论思想模式补充并丰富了后凯恩斯经济学的体系。不仅如此,巴比伦思想模式也为后凯恩斯经济学内部方法论的多元化提供了合理的解释。无论是基本研究方法的多元化,还是具体研究方法的多元化,都有其合理性。因为,如果现实世界被理解为有机结构,不受统一规律的支配,那么就必然会存在着一个方法论的集合。巴比伦思想模式特别强调,应该针对不同的推理链条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或方法组合。当然,为了保持可操作意义,这种方法论的多元化必然是适度的,它将与特定的开放思想体系相呼应。也就是说,对现实世界的理解方式决定了特定的方法论选择,进而决定了具体采用的研究方法的范围。它并不是后现代主义意义上的纯粹多元论,而是一种根据后凯恩斯经济学派的特定原理加以修正和重构的多元论。

(四)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其他研究进展

除了上面所述关于基本方法论的研究以外,近年来后凯恩斯学者还在较为具体的层面上对以往的研究方法进行了反思,进一步探讨了经济学研究应当采取的一些具体操作方法、研究策略与实际步骤等问题。

第一,LPasinetti提出了“分离定理”(separation theorem)[4]。作为后凯恩斯学派第二代的最重要学者,Pasinetti曾经对后凯恩斯经济学未能取得预期的成功颇感遗憾。究其原因,他认为主要是由于以往方法论策略的失当。Pasinetti指出,后凯恩斯经济学的使命就是要用一种新的生产范式(production paradigm)的经济学体系取代流行的交换范式(exchange paradigm)的经济学体系,这是一项艰巨的理论任务。过去后凯恩斯学者关于生产范式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只是未能加以系统地整合。而要推进这种系统的理论整合就必须采取“两步走”的方法,即所谓“分离定理”。第一步是“纯理论”建构,即抽象层面分析,主要是以斯拉法理论为基础,提供一种基本的经济理论。它与阿罗―德布鲁体系属于同一层次,但实质却不相同,它是开放的体系,可以阐明基本的客观联系,但存在多个自由度,并不提供惟一解。第二步是具体层面分析,引入各种现实因素对经济运行的影响,最主要的是“制度分析”,个人或社会行为将被纳入分析。不过,与主流派范式不同,这里不仅不局限于“市场体制”一种制度,也不拘泥于“个人理性”一种行为,而是涉及到诸如货币、厂商、工会、工资安排等等多种制度安排。可以感觉到,Pasinetti提出的这种两阶段研究方法与马克思在其《资本论》的创作中所使用的从抽象到具体的研究方法,在形式上颇有相似之处。而著名后凯恩斯学者Harcourt则高度评价这种研究计划,认为它可以为从斯密、李嘉图、马克思到凯恩斯、斯拉法以及卡尔多等后凯恩斯学者的著述提供一个综合的新理论框架。

第二,ESLee 论述了所谓“根基理论”(the grounded theory)[5]。Lee是美国的新一代重要后凯恩斯学者,他认为无论是批判实在论还是巴比伦模式,都还缺乏可操作性,而根基理论可以成为更富有实际意义的具体原则。根基理论是与所谓“整体主义”(holism)、“典范模型”(pattern model)、“结构焦点比较法”(method of structuredfocused comparison)以及“参与观察方法”(participationobserver approach)等等相似的研究方法,它具体是指经济学家直接从资料中发展理论和建构体系这样一种过程。在这里,资料收集、理论分析与理论建构同时进行。其操作的流程是:首先, 拥有前定的观点与概念等思想背景的研究者不断地收集、理解、评估与比较其感兴趣的资料。其次,汇集可比的经济事件资料,从中提炼出特定的范畴、概念、相关特性,进而识别其相互关系。最后,从这些范畴、概念中识别出核心的东西来,并以核心的概念为基础发展出一种具有复杂的分析性解释的理论,这一理论应该能够解释资料中所代表的各种经济事件的序列为什么以及是怎样发生的。研究者不能为了使理论简化而拒绝特定的资料,而是应抓住资料的复杂性,根据经验建立起许多不同的次级概念与关系,将它们与核心概念环绕在一起,纳入结构与因果机制当中。这将保证所建构的理论具有因果的解释力。筛选中心概念和发展理论的过程会使人们发现次级概念与关系,而它们需要进一步的经验支撑,此外,纯粹分析性的概念与关系若要纳入理论之中,也需要经验支撑。这样,便完成了有关社会经济过程的一种独立的实质性(substantive)理论的建构。这样的理论并不是对于资料的一般化推广,而仅仅是来源于资料,即它并不妄称所谓的普遍性。一种独立性的实质理论只解释一种中心因果机制,各个实质理论的组合所形成的正规(formal)理论则可以解释经济过程的多个方面、多种因果机制。正像独立的实质性理论必须植根于经验资料一样,正规化的理论也是历史性地状态依赖型的,其分析性解释绝不是经验外推。并且,由于经济世界是非静态的,一种正规的理论永远也达不到完成状态,总要经历不断的修正。不仅如此,这种根基理论还承认研究者事前的知识背景会对资料收集与筛选识别过程进而理论结果产生影响,以及理论结果的不可证伪性。不过它也强调,通过不断地发现新资料,总会在各种相竞争的理论中区别出优劣来。

第三,重新审视计量经济学的经济研究功能。

计量经济学自从诞生以来,就一直成为主流经济学验证理论假说的主要的、甚至是得心应手的工具。与此相反,后凯恩斯学派以往是基本上完全否定计量经济学的任何积极意义的。首先,是由于他们受到凯恩斯本人影响的缘故。凯恩斯当年曾经对丁伯根在宏观经济问题分析中使用统计计量分析技术提出怀疑,他指出计量经济学只能对已知的、已经定性的经济关系给出定量的描述,由于人类行为的变化无常性,它不可能对经济的未来走势提供精确预测。凯恩斯的基本思想是反对把经过良好定义的概率分布概念普遍地应用于社会科学领域。其次,后凯恩斯学者排斥计量经济学,当然也是与他们反对主流派形式主义的正规化方法论倾向一脉相承的。

然而近年来,一些后凯恩斯学者对计量经济学作用的认识也出现了新变化,他们开始有限度地承认计量经济学的积极意义。这里只简要提及三个方面:其一,SPressman强调了描述性统计分析技术的积极作用。他把统计分析区分为推理的统计学(inferential statistics)与描述的统计学(descriptive statistics)两大类,前者是主流派所惯常采用的那种,后者则不然,它不以揭示所谓经济内在机制或规律为目的,其功能只是描述,力图准确地提供世界在某一时点或几个时点的图景。采用描述性的统计学,首先要实际地收集数据,其次是需要描述数据的性质,进而来分析导致这些差别的可能原因。这种统计分析技术完全可以应用于经验研究之中,并且提供某种理论验证功能。

其二,PDownward等人从计量经济学方法论的角度进一步探讨了应该如何建设性地利用计量分析工具的问题[6]。Downward指出,主流派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根本目的是要提供对于阐释所谓事件规则的理论模型的证明,从而使它成为一种推理工具。但实际上,计量经济分析提供的证据往往起不到这种作用。以关于定价的经验分析为例,即使利用同样的数据,不同学者得出的有关价格决定影响因素的结论也不一致。这表明完全根据计量经济学结果来筛选和识别理论是行不通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计量经济学对于经济学理论就全无用处。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借鉴凯恩斯关于定性分析要先于形式化分析(即定量分析)的思想,在进行计量分析时应当将作为主观“先入之见”的理论与作为“客观因素”的事实证据结合起来,实现理论与证据的互动(interaction),通过对于计量经济学的结果不断地予以修正和精炼,达到对于深层机制的揭示[7]。Downward等人后来又指出,计量经济学将有助于“溯因推理”,能够提供“半规则”。这个见解与Pressman关于推理的统计学与描述的统计学划分的观点有所不同,他指出了计量分析技术在揭示深层经济机制方面的有限性,但并未完全否定它的推理作用,而是强调要将理论分析与计量分析以互动方式相互促进。

其三,BGerrard的论述[8],他与Downward观点有些相似,结合近年来计量经济学的若干新进展,主要是由伦敦经济学院所发展起来的LSE方法,论述了某些计量经济学方法可以成为后凯恩斯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一部分。所谓LSE方法是一种从一般到特殊的计量建模方法,它从形成一个极为一般的模型形式开始,然后通过同时施加理论方面与数据方面的限制条件,使一般模型逐步简化。LSE方法与主流派通常采用的平均经济回归方法(AER)具有很大差别:前者将建模过程视为设定问题的过程,后者则给定将要估计的问题使之保持不变;前者将诊断性质较差的情况归结为模型的规定可能有问题,后者则往往归之于不适当的估计程序。LSE方法的这种理念与传统的计量经济学思想不同,它超越了人们以往将计量经济学或者视为理论驱动型、或者视为数据驱动型的简单二分法,允许理论与经验之间的互动,故而可以成为经济学家利用计量经济学工具的有效方法。

三、应当怎样看待后凯恩斯学派的方法论思想

方法论研究是经济学的基础问题,不同学派在理论观点乃至政策主张方面的分歧往往源于其经济学方法论上的差异。方法论研究同时也是经济学的难点问题,它常常涉及到哲学世界观与认识论等等思辨领域。能否真正形成统一明确的方法论原则,是一种思想流派或研究范式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后凯恩斯学派既往的独特研究方法(尽管尚不统一)曾经在一段时期内有力地支撑了它与主流经济学的论战。而其近年来关于方法论研究的若干新成果,则代表了其经济思想体系的重要新发展。

后凯恩斯学派方法论思想的新进展具有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后凯恩斯经济学者已经普遍重视方法论研究问题,将方法论建构视为自己独立的经济理论体系建构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不再像以往那样,仅仅满足于对主流派经济理论体系及其方法论的批判,而是开始系统地思考可以替代主流派方法论体系的东西是什么,以及如何将它们系统地阐述出来的问题。这种转变既是后凯恩斯经济学者对自身理论发展状况深入反思的结果,也标志着后凯恩斯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大进步。

第二,后凯恩斯学者在方法论研究中,更加注重统一基础与方法论原则的建构,包括哲学与认识论基础的探讨。他们逐渐认识到,要想与近乎完美的主流派思想体系相抗衡,必须从方法论的哲学基础或基本层面入手,形成一种新的系统一致的方法论基础,去替代主流派的方法论基础,进而取代整个主流经济学体系。局部的、具体的、浅层次的方法论研究既缺乏震撼力,也无关宏旨。因此,不少第二代、第三代的后凯恩斯学者便潜心于这种深层次的方法论探讨。不论是非遍历的基本经济观,还是批判实在论以及巴比伦思想模式,都体现了这种方法论研究的主导思路。这些新的方法论原理,有的是后凯恩斯经济学的独创性研究成果,有的则是他们从其他学科领域的研究成果中借鉴过来,然后再加以系统阐述而形成的新的理论再造。它们虽然在提法上及论证细节上不尽相同,但是都试图从最基本的层面为后凯恩斯经济学提供一种根本不同于主流派的统一的方法论原则。应当说,这种努力是有成效的,尽管目前在后凯恩斯学派内部关于究竟何谓自己统一的方法论基础仍然存有争议,但是就实质而言,非遍历观、批判实在论以及巴比伦思想模式三者所体现的世界观、认识论及方法论原则乃是基本相通的。所以,它们实际上代表了近年来后凯恩斯经济学统一方法论研究的最重要成果。

第三,后凯恩斯经济学近年来的方法论思想明显地具有反实证主义的倾向。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原则基本上是实证主义,在这里价值判断因素被视为科学研究的障碍物。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实证主义也往往被看做是客观主义的同义语。所以,尽管老一代后凯恩斯学者,像罗宾逊、卡尔多等人,也反对主流派的静态均衡等分析方法,认为其脱离了经济现实基础,同时主张采取动态非均衡等更加具有现实性的方法,但是他们一般却坚持实证主义。这表明,在早期后凯恩斯学者那里,现实主义与实证主义是不矛盾的。但是,近年来后凯恩斯学者关于方法论思想特别是其哲学基础的研究,却显示出反实证主义的倾向,这最明显地体现在批判实在论的理论之中。这种对实证主义讨伐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对客观实在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实在不再被视为简单的经验感知的封闭体,而是具有不可感知的深层复杂结构和内在机制的开放系统。于是,实证主义,不论是逻辑实证主义还是经验实证主义,在这里都变得不可靠了。科学认识可能更多地仰赖于溯因推理一类的抽象、类比等方法。这样,新一代后凯恩斯学者就与老一代不同,他们从坚持现实主义出发,最后达到了基本否定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地步。这是他们对方法论的哲学基础进行深入探讨而得出来的一个必然结果。当然,这种反实证主义倾向主要是体现在基本的方法论层面上。就具体的研究方法而言,他们似乎也不反对采取实证主义的方法。,比如经验实证研究,再比如对于计量经济学方法的某种运用,乃至于对于数学模型的运用等等。这种情况并不意味着有什么矛盾,因为第一,具体的研究方法与基本方法论不属于一个层次,担负着不同的职能,纵然是以溯因推理为主线,也需要以某些具体的实证方法相辅助。第二,就其倡导的巴比伦思想模式而言,也为具体的实证研究方法的多样化提供了空间。

第4篇：计量经济学的定义范文

范晓男 鲍晓娜 孙晓程 大连工业大学管理学院

资助项目：2014 年辽宁省普通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改革研究立项项目（UPRP20140302）、大连工业大学2012 年校级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JGLX1240）、大连工业大学2013 年教学成果奖培育立项。

摘要：面对创新型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经管类专业课程教学必须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问题导向型学习（Problem-basedLearning，以下简称PBL）教学模式作为一种开放式的教学模式，能有效激起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基于此，本文以《计量经济学》课程为例，探讨了PBL教学模式在该课程中的应用及其对培养创新型人才的作用，为推动其他专业课程的教学改革、引入创新教学模式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关键词 ：创新型人才培养 PBL教学模式 计量经济学

创新型人才培养是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核心。面对创新型人才培养目标，经管类专业课程教学必须改变传统的以讲授为主的教学模式，寻找一种适应目前经济发展、学科发展环境的教学模式。在综合考虑学生在知识获取、能力培养、素质提高等方面需求的基础上，在经管类专业课程中构建并使用PBL教学模式，可以增强学生发现、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创新能力，为经管类专业课程的教学改革提供新的视角。

一、PBL教学模式简介

20世纪60年代，“问题导向型学习”或“基于问题式学习”（即Problem-based Learning，简称PBL）教学模式兴起于西方医学教学领域，近年来被经管类专业教学广泛采用。PBL教学模式是一种基于现实世界的、以问题为中心、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导向的教学模式，是指在已设定的、有现实意义的问题情境中，由教师或教师鼓励学生提出驱动问题（drivingquestion）或实际任务，学生在真实的情境中对驱动问题展开探究，通过小组同学分工协作，查阅资料、分析讨论，构建知识体系框架，最终解决问题，分享学习成果，获取新知识。可见，PBL教学模式强调引导学生参与实际问题的分析和解决，使学生在实践过程中学习到隐含于问题背后的知识。

可见，与传统教学模式不同，PBL教学模式以学生的主动学习、合作学习为主，使其在对具体实际问题进行分析探究中，自己想办法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并对学习过程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这对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创新思维及能力都是极其有益的。

二、PBL教学模式对经管类专业创新型人才培养的作用

1.创新型人才的内涵界定

创新型人才的内涵十分丰富。国外学者主要基于心理学的视角，研究创新型人才的知识结构、技能结构、个性品质，强调把当代社会对创新的需要融入到全面发展的培养理念之中；国内学者明确提出了创新型人才的概念，结合熊彼特对创新概念的阐述，提出所谓创新型人才是指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人才，具体是指在特定领域内，基于其所拥有的理论知识或实践经验，能够作出突破性创新，并以自己的创新性思维和创新性劳动对社会发展做出创造性贡献的人才。从创新型人才的定义可以看出，创新型人才必须具有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创新能力，且应具有如下内涵：（1）知识：在某一领域拥有广博而扎实、立体而开放的理论知识；（2）能力：有很强的自我学习、独立研究与创新探索的能力；（3）素质：有健康的体魄、良好的道德修养和过硬的心理素质，能够与他人沟通协作。

2.PBL教学模式对创新型人才培养的作用

创新型人才培养的目标决定了必须对课程教学模式进行改革。目前，在经管类专业课的教学中，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模式仍处于主导地位。尽管教师们已经意识到教学方法及手段的重要性，纷纷开发使用多媒体课件、引入网络课堂，但在实际教学中仍然习惯于单向地向学生灌输教材上的理论知识，经常出现教材理论与现实问题脱节的问题。同时，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学生们很少主动思考，他们被动地接受知识，按照教师的要求在考试前死记硬背、生搬硬套，这必然会抑制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不利于培养创新型人才。而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无论是学生自身还是用人单位，都在知识、能力、素质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创新能力被放在了首位。

PBL教学模式作为一种开放式的教学模式，以理论知识体系为依托，结合了实践教学、探究性教学、启发式教学，一方面，更多地为学生提供理论联系实际的机会，帮助学生了解学校的理论环境和社会的应用环境，提高学生的应用技能和创造力；另一方面，充分实现以学生为中心，激励学生发挥自主学习的积极性，使学生在团队合作探究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培养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创新能力，并最终取得创新成果。

三、PBL教学模式在《计量经济学》课程中的应用实践

《计量经济学》作为教育部确定的经管类专业本科生必修的一门核心课程，是经济学、统计学与数学的交叉学科，教学目的是使学生在熟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学习掌握研究经济问题的基本方法，使学生能够利用计量方法解决一些已知（用计量方法去验证）或未知（用计量方法去预测）的实际经济问题。我们从《计量经济学》的实际教学出发，基于创新型人才培养目标，运用PBL教学模式进行了教学改革，建立了一整套设计组织教学活动的体系。

1.细化教学目标

教学目标是教学模式的核心因素。基于创新型人才培养目标，以PBL教学模式为支撑，我们深入细化了《计量经济学》课程的教学目标。明确该课程的教学，不仅应使学生掌握计量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模型设定方法，学会建立和应用计量经济模型进行经济预测、结构分析和政策评价，而且应该将教学重点放在提高学生计量分析的能力和水平上，培养学生运用计量方法分析、解决经济社会相关问题的能力，熟悉计量经济分析工作的基本内容和工作程序，能运用计量经济学软件包进行实际操作，使学生在探究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创新思维和能力，提高专业素质、综合素质。

2.重新设计及实施教学环节

遵循PBL教学模式的指导思想，重新设计并安排实施《计量经济学》课程的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环节。

（1）设立问题的现实情境。在《计量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实践中，首先通过编制有专业特色的案例库、开发多媒体课件、丰富网络课堂等方式，为学生提供了与其生活、学习联系的现实情境，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鼓励学生主动发问、主动思考。在设立问题情境时，着重强调计量经济模型应用的场合和现实意义，让学生对计量经济模型的现实背景形成充分的了解，增加课程的应用价值。

（2）提出驱动问题。提出问题是PBL教学模式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在教学实践中，为了使PBL教学模式达到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及能力的预期效果，一方面，在课堂教学中增设“课题研究”环节，教师选择合适的教学案例或科研课题，根据教学大纲提出引导性问题，结合探究性的教学方法，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改变教学方法，转变课堂角色，鼓励学生自己提问题，通过编写新的探究式的、应用特色的教材，引导学生在具体的问题情境下，参与讨论、发表看法，主动提出问题。除了课堂教学外，还有针对性地选择并指导学生根据自己的研究偏好搜集文献资料，提出有新意的研究问题，参加创新比赛、写作毕业论文、撰写并等。这是学生们自主学习、主动研究甚至进行创新思考的动力。

（3）小组讨论并解决问题。讨论解决问题是PBL教学模式的关键。在这一过程中，同学之间的相互合作与沟通是非常必要的。因此，应开展小组讨论，引导每个小组基于经济学基本理论对现实的经济问题或教学案例及科研课题中的问题进行课堂讨论，指导学生在实践教学环节运用计量方法和分析软件去验证自己的想法，并将这些想法及验证结论形成具有一定创新性的研究报告或论文，进行成果展示，鼓励他们在对研究报告或论文进行严谨的讨论、研究及修改之后，将其发表或参加创新比赛。可以说这个过程对于提高学生的分析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能力是不可或缺的。

（4）讲解、总结与提高。在PBL教学模式中，教师的作用主要体现在讲解、总结与提高环节。首先，对于学生无法解决的问题或未接触的知识，教师要重点阐述，做到及时讲解和更新；其次，教师要结合整个学习过程进行客观的点评，并对涉及的所有的理论及方法进行归纳总结，梳理逻辑，帮助学生形成知识体系，搭建理论框架。

3.创新教学效果的评价

改变传统教学模式的评分方法，建立PBL教学模式的评价方法，评价主体包括教师和学生两方面。这种评价方法强调过程评价，建立一个体现学习过程的完整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设定知识获取、能力提高、素质培养三个一级指标，然后在每个一级指标下，再设置诸如信息收集能力、决策能力等二级指标。

四、结论

对于创新型人才培养的研究是我国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的课题。如何使经管类专业课程教学与创新型人才培养目标紧密结合，切实提高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进而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是需要我们思考并着力解决的问题。通过对《计量经济学》这样一门综合性较强的、交叉学科进行课程改革，我们构建了具有特色的、相对稳定的PBL教学模式。作为一种新型的教学模式，PBL真正体现了“以学生发展为本，以培养学生创新能力为核心”的教育理念，形成了经管学科专业课程教学模式改革的新思路。

参考文献

[1]薛松梅,朱丽丽.改良PBL教学法在儿科护理学教学中的应用与探索[J].卫生职业教育,2009(6):63-64

[2]王亚斌,罗瑾琏,李香梅.创新型人才特质与评价维度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 2009(11): 318-320

第5篇：计量经济学的定义范文

1．1铁路货物周转量的增长趋势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受到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的影响，中国1998年铁路货物周转量出现负增长。受始于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2009年铁路货物周转量也出现0．53％的微弱增长。在2012—2013年期间，中国铁路货物周转量则分别出现－0．95％、－0．05％的负增长。1998年、2009年、2012年、2013年这4年的经济增速均在6．8％以上，但这几年铁路货物周转量的增长却不尽人意，甚至在一些年份出现了负增长。铁路货物周转量是铁路运输业发展的显著标志，按常理，经济以较快的速度增长，铁路货物周转量也应该会增长，但为什么出现负增长？出现负增长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有可能与经济增速放缓有关，但也有可能在市场竞争中，面对公路货运、航空货运、水路货运的高度竞争，受挤出效应所造成的。由此可以认为，经济向前发展能为铁路货物周转量的增长带来机遇，但在市场竞争环境下，铁路运输业良好的经营也是至关重要的。

1．2铁路营业里程的发展趋势据

中国统计资料显示，自1952年开始，铁路营业里程总体上呈现小幅增长的态势。1952年中国铁路营业里程为2．29万km，1978年中国铁路营业里程已上升到了5．17万km，2013年这一数字达到了10．31万km。自1952年以来，虽然在个别年份（如1958年）铁路营业里程增长率达到了10％以上，但绝大部分年份的增长速度较慢。从最近5年来看，由于动车、高铁等快速发展，2009年之后的铁路营业里程增长速度总体上好于过去。

1．3铁路的提速效应

从1997年4月至2007年4月，中国前后共计有6次铁路全面大提速。对应的时间分别为1997年4月1日、1998年10月1日、2000年10月21日、2001年10月21日、2004年4月18日、2007年4月18日。其中，在2007年4月18日第6次大提速之后，铁路旧线改造和客货混运的线路最高时速将达到200～250km的国际铁路发展惯例。铁路的6次全面大提速，市场流通的商品将通过铁路运输更迅速地运送到目的地，从而加速了市场商品的周转速度。特别是自2000—2007年之间的提速，显著地带动了铁路货物周转量的快速增长。当然，2000—2007年也是中国经济发展最为快速的黄金岁月。在经济发展的促进下，中国铁路货物周转量从2000年的13770．5亿t•km，上升到2007年的23797亿t•km，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铁路货物周转量增长最为显著的时间段。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一方面可以看出铁路的提速有着重大的社会意义，另一方面也是与铁路营业里程的稳中增长和中国经济的高速向前发展分不开的。

2铁路运输与经济发展协整检验本研究

采用计量经济学中多种研究方法，探讨了中国铁路运输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为了建立协整模型，定义变量railTN、Line、realGDP，它们分别表示铁路货物周转量、铁路营业里程、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3结语

第6篇：计量经济学的定义范文

当弗里德曼获得197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时，媒体这样评价他：“弗里德曼实际上向每一个重要的既成学说进行了挑战，从而在现存经济学之外……其实也是在经济学之内……建立起他的事业。”弗里德曼的思想、论文和作品大约有245种出版物，其中包括26本著作，以及一些电视纪录片。他对经济学的杰出贡献尤其是有关通货膨胀的理论，富有预见性且影响至今。

弗里德曼最著名的代表作是他与安娜・施瓦茨合著的《美国货币史（1876～1960）》。《货币的祸害》（Money Mischief）可以当作《美国货币史》的浓缩精华版，该书是弗里德曼晚年对自己半个世纪货币研究的总结，也是对货币主义最明晰的表达，为大众了解弗里德曼的货币思想提供了可能。

弗里德曼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国际价格水平和货币的联系。从雅浦岛上的石币到今天广泛使用的纸币，从希腊、罗马的铸币经验到英国16世纪格雷欣时代的“劣币驱逐良币”，从18世纪法国约翰・劳一手炮制的“密西西比股灾”到20世纪早、中期美国的白银采购计划加速了中国政府的，弗里德曼用历史事实展现了一系列货币的“祸害”。

弗里德曼讲历史并非常见的叙述方式，实证经济学方法论有力地支撑了他的论点，并且对计量经济学和小型模型的建立带来了有益影响。比如，弗里德曼重新定义了一度被经济学界抛弃的货币数量论，他建立了一个真实的货币需求函数，着重研究货币需求和名义收入之间的关系，它包括债券收入、股票、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收益，以及预期通货膨胀率。这项非常专业的数学评估显示了弗里德曼一再强调的论点：货币存量的变化给予经济活动水平强有力的影响，尽管伴随一个很长而且可变的滞后期。这点被凯恩斯忽略了。

弗里德曼深刻意识到过度扩张的货币政策蕴藏的通胀风险，他强烈主张建立一个严格的、量化的货币政策，就黄金在货币基础上的价值制定严格的指导方针，通过这种方式避免通货膨胀。弗里德曼宏观经济学的一个不大被人认识、但是很根本的命题是，他认为过去的经验和对未来的预期对于现阶段的行为的影响是十分重要的。这一命题使他在分析货币需求和消费函数时着重使用了持久收入的概念，并在解释通货膨胀时强调价格预期的作用。弗里德曼一生都致力于通过实证方法深入研究通货膨胀率及其变性与政治经济后果的联系问题。

20世纪各国政府刺激经济的措施主要源于凯恩斯理论，轻微的通胀能够刺激经济发展，为企业、家庭创造更高的收入，也带来更多的花费，而消费反过来又会推动生产，如此类推，国民经济就会保持相当的活力。但是，对于货币发行者政府而言，货币政策就像美丽又危险的罂粟花，印钞票的成本低、速度快，短期效果明显，而恶果的累积相对滞后。通货膨胀的平衡点很难把握，金融秩序一旦失控，就会抵消一切经济成就，损害国家的经济根本，让每一个现金持有者失去信心。

第7篇：计量经济学的定义范文

(一)逻辑实证主义:经济学方法论发展的重要标志

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以经验主义为源头，与哲学思想的发展相同步，其核心是形而下学，认为不存在先验的真理，一切命题来自人类经验的归纳。然而经验是具有局限性的，科学以归纳得出的缺乏灵动性的少数公理为基础，不可能绝对可靠。进入20世纪30年代，由于经济学的复杂性，经验归纳法在具体的科学研究中明显力不从心，演绎法应运而生。假说－演绎法源于达尔文的科学研究方法，具体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推测”，即建立一个假说;第二步是进行实验或积累观察以便检验假说。其本质是发现新事物并在建立试探性假说之前必须先有观察并提出问题。作为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重要方法论基础，20世纪50年代以马歇尔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将先前的经验实证与演绎－推理相结合，并进一步继承和发展。其最具划时代意义的观点有三点:其一是认为理论和事实都是假设的根源，并承认理论和事实都可能与假设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其二是逻辑实证主义认为理论的概述有效应体现为理论或其命题可以被数量化表示，那么与此相对应的行为特征就是实证性的，这与针对自然物的观察和计量的实证性认识没有本质区别。其三是经济学研究中对客观性重要程度的强调。对于一个描述性经济结论的支持，重要的是提供一种可供检验的证据，证据的可靠性和价值判断成为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重点之一。因此，经济学吸收了一致检验、逻辑相关检验等逻辑实证主义的检验理论。

(二)证伪主义:基于传统经济学方法论的扬弃

1.基本观点逻辑实证主义关于理论或命题可以被数量化表示的前提条件在接下来的经济学发展中被认为是极其严苛的。同时，为了满足不断发展的理论需要，经济学急需一种动态上升的研究范式。30年代大萧条下得到极大发展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直接导致了经济学和波普尔哲学的结合。该方法论由波普尔提出，后经库恩和拉卡托斯的扬弃逐渐发展为完善的证伪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波普尔对逻辑实证主义观点进行了批判，他并不赞同知识完全来自外部经验并可以通过逻辑思维从少数业已存在的确实知识中推演出来，而是强调理性思维中的批判能力，认为知识是在对已有知识和理论的批判中实现自身的不断成长，人们通过对旧理论的否定建立起新的理论，其核心是证伪主义。他认为，科学发现总是在大胆地猜测，经受经验检验而得到暂时确认的各种新理论终被证伪，证伪过程是不断尝试和清除错误的过程。库恩“范式”则从科学史观的角度对波普尔证伪主义进行了扬弃，认为科学发展的模式就是陷入危机的旧范式终为新范式所取代的过程。提出了量变终究引起质变，新旧更迭是必然趋势的观点，对现代经济金融领域的变革具有指导性意义。根据波普尔的证伪思想，任何理论一旦被证伪，就将被淘汰，那么理论与事实不符应如何正确判断才不致将理论扼杀在“摇篮”里就成为接下来拉卡托斯的主要研究成果。他认为绝对的被证实或证伪是不存在的，用“保护带”来缓冲经验冲击可以对理论进行适当的保护和修正。当某种科学研究纲领通过对假设的调整能使得借助既有研究框架说明和理解更多的事实则为框架进步。

2.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启发“评价科学研究纲领进化或退化的客观标准是纲领本身的预测力和解释力。”拉卡托斯在对波普尔及库恩证伪思想的扬弃中首次提出了理论对于未来事物客观发展预测能力的重要性问题。这一思想在20世纪50年代后著名的“弗里德曼－萨缪尔森争论”中得到了集中体现。这场争论的关键是两人对于证伪的主体存在争议。萨缪尔森认为，经济学方法论中的中心问题就是在经济学中导出在操作上有意义的原理，而所谓的“有意义”是在理想条件下做出关于经验资料的假说，并可以想象这个假说会遭到反驳。他所关注的是经济学的解释功能，即证伪的客观主体是假说。而弗里德曼代表了一种被冠之以工具主义的方法论倾向。他认为经济学的终极目的就是要发展出一种理论和假说，使之能够对尚未观察到的现象做出合理的、有意义的预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弗里德曼的方法论要比萨缪尔森的更灵活、更具有实用性。这正是将科学证伪哲学与经济学的艺术“气质”，以及解决、预测未来实际问题特性的完美融合。

二、经典金融学及其方法论:基于一般均衡框架的分析

新古典经济学一度被认为是以牛顿力学为核心思想的自然科学方法论于经济领域绽放的典型成果，脱胎于新古典经济学的新古典金融体系，因袭理性经济人和市场有效两大假设，其许多的理论内容是从理论前提经归纳推理导出结论，再以经验证实来构建理论范畴及选取适当的论证方法。大多数学者不会去质疑金融理论的正确性，而认为现实中理论结论的失当是由于金融理论受干扰因素而被错误运用，其实质是逻辑实证主义者。其中马歇尔的边际效用理论和一般均衡框架分析被视为经典，结合《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对金融学的定义:“金融学是以不同的中心点和方法论而形成的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其基本中心点是资本市场的营运、资本资产的供给和定价。其方法论是使用相近的替代物给金融契约和工具定价。”我们可以做如下解释:首先，在逻辑上可以承认金融学从属于经济学，经济学的科学性可以推论得到金融学也具有科学性，所以归纳、演绎、推理等科学研究方法同样适用于金融学领域。其次，词典中明确说明金融学的方法论是用近似替代物给金融契约和工具定价，在活跃的交易市场中，我们不必对资本资产定价，因为市场中存在供求关系决定的均衡价格。作为经济大环境下的子市场，金融市场围绕金融产品的定价展开，与商品市场的研究方法殊途同归，再加上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得大规模的数字化计算变得相对轻松，逻辑实证主义所要求的理论或命题可以被量化表示也得到了充分的满足。第三，动态经济学的发展使得人们在专注微观行为主体动态选择理论的同时对于动态均衡的研究产生了极大需求。

三、证伪主义哲学影响下的现代金融学方法论

在波普尔关于证伪主义哲学经典著作《猜想与反驳》问世后，特伦斯•哈奇森对逻辑实证主义的方法论进行了批判:“很多科学分支给出的最终命题往往不是纯粹的逻辑和数学命题的附属物……即便对于那些能够‘最终’断定一个命题‘绝对真伪’的‘终极’检验的谈论也是毫无意义的。”虽然该思想被后来的弗里德曼等人认为是极端经验主义，没有在“先验”和“经验”之间做这种考虑，但仍然为现代经济学思潮的思想方法奠定了基础。在证伪主义传统的影响下，金融学者开始关注金融理论的内在实证性、可证伪性和金融理论的评价标准等问题，对金融学概念、命题和理论体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再加上全球经济一体化引起的金融危机频发，学者们开始关注现代金融理论发展中对不确定性及其蕴涵的风险问题，将研究重心转向预测及对预测结果的处置策略而非单纯的解释和说明现实，特别注意金融理论预测的证伪性。在该理论发展方向下，行为金融、新制度经济学，以及演化金融理论对现代金融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1.行为金融:对个体理性假设的证伪金融学的核心问题是个人在不确定性的环境下如何实现最优化，组织怎样安排生产并进行投融资决策，以及在各主体的交易互动形成合理的市场价格均衡体系。从理性经济人和有效市场假设出发，利用一般均衡和无套利分析，借助现代数学工具，MM理论、EMH理论、CAPM模型、APT模型和B－S模型等经典的原创理论构造抽象的数学、计量模型来得到参与者最优的决策方式及均衡价格。金融学理论体系的演绎似乎完美，但金融市场异像或者说是“反常”经验导致现代金融“研究纲领”的保护带的进化，各种新理论对主流金融假设的修正既是增强对金融市场异像的解释，同时也着眼于从根本上消除金融市场异像冲击的努力，行为金融应运而生。行为金融理论认为个体有限理性，市场上非理非随机，系统性的群体非理性特征使得非理性的价格不能恢复理性，从而市场非有效。行为金融借鉴现代心理学和计量经济学的最新成果并在金融领域成功运用。心理学方法侧重探索个体决策中的心理因素，而金融计量学则从实证的角度检验心理因素的影响，对未来价格做出预测并提供可行的策略。

2.新制度金融学:新古典经济学假设的进一步修正随着经济体所在国家社会制度的不断完善，金融所处大环境的复杂性逐渐显现，各领域间的互动更加频繁。为进一步研究特定经济社会制度背景下金融趋向及其合理制度，新制度金融学将交易成本作为重点研究对象，支持个体有限理性，认为个体会同时追求财富和非财富最优化，而且个体行为存在机会主义倾向。可以视为对新古典经济学假设的进一步修正:以交易成本、产权和制度为理论范畴，深入研究个体间的相互关系，强调对生产关系的探索，主动对个体间关系进行约束、协调。这一新范式拓宽了金融学的研究视野，更加注重金融学在所处经济环境中发挥的作用，对现实问题具备更强的解释能力和前瞻性指导能力。

四、结论与启示

第8篇：计量经济学的定义范文

关键词：信息经济学；合作学习；问题导向学习；案例分析法

信息经济学是一门新兴的应用性学科，从上世纪80年代末，我国开始了对信息经济学的研究，90年代中期信息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单独列于应用经济学专业目录下。随着信息经济学理论与内容不断地丰富与完善，我国许多高校面向经济管理专业与信息管理专业本科与研究生开设信息经济学课程。近年来，我国信息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成果颇丰，但是对于信息经济学教学改革的研究却十分有限，为了明确课程的教学目标，提高课程教学的质量，使学生能切实有效地掌握课程的内容、并能学以致用，这就需要教师在教学中不断地探索与研究。

教学的定义在百度百科中为：是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所组成的一种人类特有的人才培养活动。通过这种活动，教师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引导学生积极自觉地学习和加速掌握文化科学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促进学生多方面素质全面提高，使他们成为社会所需要的人。因此教学工作包括“教”与“学”两方面，教师如何教，学生怎么学才能达到最好的掌握知识的效果，是我们急待解决的问题。而信息经济学学科本身，实际存在着体系松散、内容抽象的特点导致了信息经济学课程无论是教还是学都是一个难题，如何从宏观角度把握学科的总体框架，从微观角度掌握具体的应用，就需要我们结合课程设置与学生的实际情况，提出教学的新思路。

1 信息经济学“教”与“学”的难题

1.1 信息经济学研究内容丰富，教学体系松散

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包罗万象，现将国内主要研究代表人物的观点整理后概况如下：国内用博弈论来研究信息经济学的第一人张维迎在他的著作《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中提到的信息经济学内容有：非合作博弈理论、委托理论、逆向选择和信号传递。这些都是从博弈角度展开的研究。经济学家乌家培将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分为三个方面：信息的经济研究、信息经济的研究、信息与经济间关系的研究；从讨论不确定性、风险和信息三个最基本概念开始，逐步开展对委托与激励、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信号发送与信息甄别、搜寻与信息系统选择等四类信息经济学基本理论的讨论，最后，在些基础上对信息市场与信息经济理论进行讨论，形成从理论到实践的回归。陈禹教授认为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有五个方面：研究市场信息经济效用、研究信息系统经济、研究信息经济与信息产业的理论和测试方法、研究信息社会的经济理论、研究国际信息经济理论，特别认为市场不确定性理论、统计决策理论、技术不确定性理论及信息社会假设和信息竞争优势假设构成信息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和方法论基础之一。武汉大学的马费成教授将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归纳了四大方面：信息商品与信息市场、信息产业与信息经济研究、经济活动的信息因素研究、经济学与信息科学的理论方法相互交叉和融合的研究。这四个方面基本囊括了信息经济学的全部内容，强调了信息产业、信息经济结构与规模，信息经济与信息产业的发展战略与发展条件。

纵观以上信息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在学科体系上的相对松散，针对信息管理专业的本科生而言，由于缺乏经济学理论与实践基础，又要求具备相当的数学功底，如果侧重某一理论进行讲授会使学科体系缺乏完整性；如果面面俱到，那么每个部分就只能介绍最主要的理论和方法，缺乏连贯性。因此想要在有限的课时里全面掌握信息经济学的结构体系，是有很大的难度的。

1.2 信息经济学教学方法的落后

适用于经济学的教学方法多种多样，除了教师在课堂上灌输式的教学方式，很多教师都会结合学生与课程的特点采用案例分析法，课堂讨论法、启发式教学法、对比学习法等，而信息经济学课程在相对较少的学习时间里，采用何种教学方式是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将信息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让学生理解所学内容，掌握基本理论的最佳途径。信息经济学的传统教学方式互动性较少， 学生往往是被动的接受知识，通常是老师讲的多，学生学的少，从而导致师生在教与学的过程中都有挫败感。案例教学法尽管是经济学的主要教学方法之一，但就信息经济学而言，即使使用有时也难以找到切题的案例；同时，就有的教学内容本身来讲，例如博弈论等抽象的数学模型，本身就难以转化为生动的实例；再例如信息经济测度理论，就更难以用实践加以说明。同时学生也会迷茫于学习这门课程的目的和意义，教学可想而知会偏离预计的目标和效果。

2 信息经济学“教”与“学”的新思路

美国康奈尔大学管理学院的教授罗伯特·弗兰克在接受《商业周刊》采访时说：“你只需要掌握五六个基本的经济学概念，生活中的所有相关问题都会迎刃而解。这也会使你对这门学科产生更浓厚的兴趣。”结合信息经济学课程内容的特点，面对信息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从“教”与“学”两方面尽快找出切实有效的解决办法，一方面达到教学目标，普及信息经济学的知识，利用先进的教学方法，摆脱这门学科在高校学科建设中面临的困境。因此从应用性角度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灵活地掌握基本概念与知识，是提高学生学习热情，掌握学习方法的根本手段。以下从应用性角度介绍几种教学方法。

1）合作学习（CL）。当代主流教学理论与策略之一的合作学习被人们誉为近十几年来最重要和最成功的教学改革。合作学习（cooperative learning）主要是指学生为了完成共同的任务，有明确的责任分工的互学习。合作学习鼓励学生为集体的利益和个人的利益而一起工作，在完成共同任务的过程中实现自己的理想。 在信息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不仅要重视师生间的互动，也要提高学生间的互动性。教师布置的学习任务以小组的形式由学生合作完成，在此期间，遇到问题可与老师与同组成员进行时时交流。

2）问题导向学习（PBL）。问题导向学习（Problem-

based learning），简称PBL，是目前一种新的学习方式，透过简单的生活实例，藉由小组讨论的方式，来达到自主学习的目的，目前许多医学院校的医学教育教改都朝著这个方向来进行。在信息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利用PBL 教学法，教师与学生的角色都发生了变化。教师成为了引导者、指导者，引导学生们参与到实际问题的分析和解决中；学生们的态度也变得积极主动，学习意识不断的增强，遇到具体问题可以自主探究与分析，能够自己找出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和途径，而且在解决问题之后能够对自己的学习过程进行真实可靠地评价。PBL 教学方法集合了团队合作、小组讨论等方式，根据所学理论解决实际经济问题、分析实际经济现象，为学生们提供了自我学习、自我实现的平台。

3）案例分析法（CAM）。案例分析法（Case Analysis

Method），又称个案研究法是由哈佛大学于1880年开发完成，后被哈佛商学院用于培养高级经理和管理精英的教育实践，逐渐发展今天的“案例分析法”。哈佛大学的“案例分析法”，开始时只是作为一种教育技法用于高级经理人及商业政策的相关教育实践中，后来被许多公司借鉴过来成为用于培养公司企业得力员工的一种重要方法。通过使用这种方法对员工进行培训，能明显地增加员工对公司各项业务的了解，培养员工间良好的人际关系，提高员工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加公司的凝聚力。 这是经济学教学中最常用的方法之一，教师选择相关案例进行解释说明，学生通过实际案例扩展对理论知识的学习掌握。美国康奈尔大学管理学院的罗伯特·弗兰克教授通过康奈尔大学开办的“严谨写作”项目获得启发，在他教授的“博物经济学”课程中要求学生把自己想到的经济现象写下来，并用经济学方法进行分析，形成短为考核依据之一，这些短文也成为他日后课程中的案例。这样做的目的是从根本上让学生运用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来解释生活中的各种现象，并通过这些事例和解释来加深对经济学的理解，打破了经济学学习的枯燥，使学生能兴趣盎然地学下去，成为经济学的“粉丝”。

4）引路者（Pathfinder）。“引路者”是美国图书情报学教学单位在讲授“参考工具书”课程时设计的一种辅的综合练习。“引路者”就是为读者获得某一专题研究资料指明途径。具体地说, 这一练习是在课程开始后不久即由学生各自选定一个专题, 在随后的一个学期中, 要求学生跟随课程进度围绕其选题, 步步深入地检索各类工具书, 并在课程结束时整理成书面的专题检索报告, 这种报告可作为引导对此专题感兴趣的读者深入查检文献的指南。 信息经济学的教学过程可以借鉴“引路者”的思想，要求学生在学习之初就有一个目标，并在学习一段时间之后，自行拟定一个选题，通过丰富相关理论与知识的内容，灵活运用经济学方法来解释其中的经济学奥秘，最后形成一相关报告。在学习过程中可以与教师时时互动，并将阶段性任务在课堂或是以小结的形式定期总结汇报。

知识是无穷无尽的，教师在教授书本知识的同时，更是要教会学生学习方法，“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

3 结语

提高信息经济学的“教”与“学”的水平，还有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就是从“教”入手，提高教师的职业素质。一方面教师要加强自身经济学理论基础的学习，成为既掌握现代信息技术又具备深厚经济学功底的高水平专业教师，保证信息经济学知识教授过程中的完整性， 勇于改革与创新，完善教学方法。另一方面，学校应该给予教师更大的学习空间，积极组织教师进修深造，与兄弟院校加强合作与往来，加大专业知识以及教学方法的培训力度。让教师掌握各种教学方法的基本规律、基本方法与步骤进而引导学生学习。

信息经济学是一门崭新的学科，要提高教学质量，教师的“教”要有特点，有水平，在传统教学方法的基础上结合其他学科的教学方法，有效应用，在提升学生学习兴趣的前提下让学生能主动的探求其中知识的乐趣；学生的“学”要积极，有成果，在教师的指导下，将所学理论与知识，灵活高效地运用到日常的学习生活中，并能通过报告与短文的形式成为自己的作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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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华薇娜.在文献检索课程中贯穿“引路者”练习的实验及其意义分析[J].大学图书馆学报,1997,15（2）:59.

第9篇：计量经济学的定义范文

关键词：空间计量模型；增长极溢出效应；环首都经济圈

中图分类号：F40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3）08-0089-04

一、引言

区域问题主要是指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如何扭转区域发展不平衡，实现区域统筹发展成为理论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重点问题。在全球和区域视野中，京津冀区域同国内外同类地区相比，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更为突出。典型表现在：在北京周边的河北省，存在相对不发达的低谷地区与城市，与北京形成鲜明的对照。为什么会形成经济合作区之间的边缘地区？与周边发达城市的发展有无关系？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Murdal.Gunnar，1957）使用“回波”的概念，描述了区域经济增长极的溢出效应。北京作为环首都经济圈的增长极点城市对边缘城市是否产生溢出效应，产生何种溢出效应以及影响强度如何，目前多为理论探讨和宽泛的定性分析，缺乏系统的定量分析和实证研究，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结论。本文突破了传统增长极溢出效应的分析框架，以典型增长极城市——北京市与河北省周边经济合作区之间的互动影响为例，使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考察增长极点城市对边缘城市的影响方向和拉动作用，并结合实证测度与计量经济学检验给出了相应的佐证，最后针对北京市与河北省周边边缘城市如何加强区域合作得出基本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森都市圈模型假设

森（Tomoya Mori，1997）基于城市层级体系演化过程的都市圈模型假设：（1）一个经济体有制造业和农业两个部门，农产品是同质的，而工业品是异质的，因此用户对工业品价格差的敏感度小于对农产品价格差的敏感度；（2）工人数量既定，而且工人人均消费一定数量农产品以及工业品；（3）工业品生产仅使用劳动力作为唯一的投入要素，并按照规模报酬递增原理生产；农产品则需要使用劳动力以及土地作为其投入要素，按照规模报酬不变原理生产；（4）工业品运输成本较高，企业市场局限在企业周边；（5）企业有追求集聚经济的动机，聚集所产生的外部经济是一种向心力；（6）离城市越远，劳动力成本越低[1]。因此一些企业将搬迁到两个城市之间的区域，形成第三个城市，形成新的聚集，这样该地区就出现了以产业带为连接的城市连绵带。以上假设可得出都市圈演变过程，即城市化、郊区化、逆城市化和再城市化四个阶段。

该模型从城市演进的角度阐述都市圈的形成，实证量化有一定困难。但该模型通过经济活动空间模式的变化，揭示了区域经济是如何增长的问题，指出中心城市的溢出效应会对周边乃至更远的地区产生影响。后来的一些实证研究也验证了这一点。Adams对美国企业层面的数据进行了分析，发现溢出效应随地理距离增加而递减，溢出效应的最大距离约为200英里[2]。

三、确定实证研究对象与基本假设

如上所述，理论假设和一些实证研究认为，增长极对周围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受空间距离的制约，距增长极越远的地区，增长极空间溢出效应越不明显[3][4]。北京市作为环首都经济圈的增长极点城市对边缘城市是否产生溢出效应，产生何种溢出效应以及影响强度如何，目前还是一个需要证明的命题，并非所有学者都得出了肯定性结论[5][6]。基于这种研究现状，本文接下来将利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考察北京市作为增长极点城市对周边经济边缘区溢出效应，并给出具体量化指标。首先采用学术界通用的圈层式结构，以北京市为中心，以周边河北省市、县为基本单元来定义研究对象，将环首都经济圈分为层和辐射层两个圈层，同时将北京市作为这一区域发展的核心层，如表1。

研究对象中，各地区均在以北京为圆心、以150公里为半径的空间地理圈内。其中，隶属于环首都经济圈的14个县市构成层，为下文叙述的便利性，命名为区域甲；其他37个县市及保定市、廊坊市、承德市、张家口市，共同构成辐射层，命名为区域乙。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文使用的变量具体说明如下：

（1）人均生产总值（AVGDP）：作为该模型中的解释变量，衡量城市经济增长水平。

（2）人均收入（AVincome）：用来衡量该地区的收入水平。

（3）人均年耗电量（AVelectric）：本文中用来衡量该区域的消费水平。

（4）城市化率（urban）：用来衡量该地区的城市化度，用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

（5）邮电业务（post）：邮电通讯业的发展是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标志，畅通的邮电通讯业务对促进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本文使用邮电业务总量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表示。

（6）在校学生所占比例（student）：衡量该地区知识水平以及设立企业的水平，用该地区普通中学在校学生占年末总人口的比重表示。

数据取自2010年《河北省经济年鉴》，《北京市统计年鉴》。

以上仅从定性的角度和模型假设对北京与周边地区之间的溢出效应关系进行分析，并没有从实证角度严格证明北京作为增长极对周边经济边缘区发展的影响。因此，以下将通过空间计量经济分析方法对此进行分析。

四、空间计量模型的建立与模型检验

（一）模型的建立及空间自相关性检验

根据以上分析，建立以经济增长（AVGDP）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方程：

检验2009年各地区的经济增长在地理空间上的相关性即空间相互依赖性，结果显示：区域甲的经济增长（AVGDP）的 Moran I为0.086 2，北京及区域甲经济增长（AVGDP）的MoranI为0.209 6；区域乙的经济增长（AVGDP）的MoranI为0.202 6，北京及区域乙经济增长（AVGDP）的MoranI为0.276 1。

对各个I值进行显著性检验，在5%的显著水平下，均通过检验。结果表明，区域甲的经济增长、北京与区域甲之间的经济增长、区域乙的经济增长、北京与区域乙之间的经济增长，在空间分布上均具有正相关关系（空间依赖性）。所不同的是，北京在内与否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依赖性有着很大的影响，包括北京在内的经济增长在空间分布上具有更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因此，有必要使用纳入空间依赖性的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对北京与区域甲、北京与区域乙之间的经济增长进行估计。

（二）空间计量经济学的检验和估计

空间计量经济学经常使用的主要是纳入了空间效应的空间滞后模型（Spatial Lag Model，SLM）与空间误差模型（Spatial ErrorModel，SEM）两种。根据Anselin等（2004）提出的使用空间滞后模型或是空间误差模型的准则，需要检验空间依赖性，即空间滞后依赖或空间误差依赖。若LMLAG显著而LMERR不显著，则用空间滞后模型；若LMLAG不显著而LMERR显著，则用空间误差模型；若LMLAG和LMERR在统计上都显著，就由R-LMLAG和R-LMERR的显著性决定空间依赖模型。

对北京及区域甲的检验结果如表2显示，LMLAG和LMERROR都显著，但R-LMLAG显著，而R-LMERROR却不显著，因此选用空间滞后模型。

对北京及区域乙的检验结果如表3显示，LMLAG显著，而LMERROR不显著，因此选用空间滞后模型。

以上分析可知，在分别研究北京和区域甲、区域乙之间经济增长的关系时，均适合选用空间滞后模型。空间滞后模型主要是探讨因变量在相邻地区间是否存在扩散现象（溢出效应）。本文中，采用空间滞后模型，目的是探讨经济增长（人均GDP）在相邻地区间是否有溢出效应以及溢出效应的大小。

空间滞后模型的数学表达式为：

式中y为因变量，X为n×k的外生解释变量矩阵，？籽为空间回归关系数，W为n×n阶的空间权重矩阵，一般用邻接矩阵（Contiguity Matrix），为空间滞后因变量，？着为随机误差项向量。

首先采用空间滞后模型对北京及区域甲的经济增长进行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为观察北京对整个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采用空间滞后模型对区域甲的经济增长进行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采用空间滞后模型对包括北京及区域乙的经济增长进行回归，结果如表6。

采用空间滞后模型对除区域乙的经济增长进行回归，结果如表7。

（三）模型估计结果的分析

表4的ML估计结果表明，对于北京及区域甲而言，周围相邻地区的经济增长水平提高1%，使本地区的经济增长水平平均提高0.098%。表5的ML估计结果表明，对于区域甲而言，周围相邻地区的经济增长水平提高1%，使本地区的经济增长水平平均提高0.013%。通过两次回归结果对比表明，北京对整个区域的经济增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北京地区的加入，使得区域甲各地区之间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由原来的0.013上升到了0.098。

表6的ML估计结果表明，对于北京及区域乙而言，周围相邻地区的经济增长水平提高1%，使本地区的经济增长水平平均提高0.042%。表7的估计结果表明，对于区域乙而言，周围相邻地区的经济增长水平提高1%，使本地区的经济增长水平平均提高0.035%。两次估计结果对比显示，北京的加入，使得区域乙各地区之间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由原来的0.035上升到了0.042，虽有影响，但影响不大。

对比以上回归结果，可以清晰看出，北京的加入，对区域甲各地区之间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的影响程度要远高于对区域乙各地区间经济增长空间溢出效应的影响程度，即：北京的加入，使得区域甲各地区间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提高了653.85%；使得区域乙各地区间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提高了21.48%。以上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北京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对其在地理位置上较接近地区（层）比较明显，而对于较远地区（辐射层）则不太明显，即北京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具有显著区位差异性。

五、结论

本文从森（Tomoya Mori，1997）建立的都市圈模型着手，使用空间滞后模型对经济增长进行ML检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北京地区的加入，使得环首都经济圈层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由原来的0.013上升到了0.098，提高了653.85%；使得环首都经济圈辐射层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由原来的0.035上升到了0.042，提高了21.48%。这一结论非常有意义，对目前尚有争议的北京作为增长极点城市对周边经济边缘城市是否产生溢出效应，产生何种溢出效应以及强弱程度给出了具体的量化指标。

本结论的政策含义为：增长极的形成以及溢出效应的利用应该在跨区域的范围内统筹兼顾，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对于北京周边处于中心辐射层的河北省相对不发达的低谷城市与县市而言，这种溢出效应的共享性为这些地区提供了“搭便车”的机遇，立足实际、错位竞争、差异化发展，应该是这些地区用相对低廉的发展成本提升区域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同时，对于北京而言，要解决人口膨胀、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及生态恶化等“城市病”所带来的压力，必须分散其首都功能，把人才、技术、信息、高端服务业等大量显性和隐性高级要素主动溢出给周边经济边缘地区，特别是要加强与河北省的统筹协调联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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