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定义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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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政治经济学定义范文

关键词：财政理论 心理学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

现在研究心理学在交叉学科的应用的学者提出“凯恩斯的财政理论建立在心理学基础之上”的观点。如果只从凯恩斯的财政理论分析，会发现这个说法确实有道理。除凯恩斯的理论外，我们也可以从萨缪尔森西方经济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论证其财政理论与心理学的联系。

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对财政政策的定义为：政府运用国家预算和税收等财政手段，通过对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来实现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平衡的一种经济政策 。主要包括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两部分；财政收入的基本手段是税收，财政支出的基本手段是政府预算拨款。

虽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是运用财政手段（国家预算，税收，国债，财政补贴，财政投资等）调节供求平衡，但其主要通过收入分配发挥作用，所以，接下来要从收入分配方面来分析。

政治经济学在考虑收入分配方面主要关注效率与公平的抉择问题。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对这一矛盾的阐述是：发展社会生产，就必须打破平均主义，引入竞争机制，合理拉开收入差距。联系我国国情即为：坚决取缔非法收入，对侵吞公有财产和用偷税逃税、权钱交易等非法手段谋取利益的要坚决依法惩处。要整顿不合理收入，对凭借行业垄断和某些特殊条件获得个人额外收入的必须纠正。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要通过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开征遗产税等新税种，调节过高收入。要规范收入分配，使收入差距趋向合理，防止两极分化；同时，要通过建立和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为社会成员提供最基本的社会保障，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由以上在收入分配方面的理论至少可以得到两点心理学上的解释。1.激励效应，允许或鼓励一些人先富起来会通过激励效应让并不富裕的人产生强烈的愿望及动力，有利于带动微观经济主体发展，从而使宏观经济有所增长。这种激励效应在很多企业都有应用，以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这种激励效应在生活中也很常见，很典型的一个例子：每个普通的中学生都经历过体育跑步考试，在考试的时候，教师往往会找个跑的相对较快的同学在前面领跑，以激励后面的学生。2.公平效应，控制在心理学上可以认为是对激励应用的控制或规范。我想从跑步的例子入手理解。跑步的时候教师会找个跑得相对较快的同学带跑，但是好的教师还会做的一件事就是控制差距，使我们和我们前面一个同学的差距在一定范围内。这样，我们会产生可以追上的认知，才会达到激励的目的；反之，如果差距过大，我们会更加没有力气甚至放弃。这体现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中合理拉开收入差距中的“合理”二字，结合中国国情所指定的具体措施上更是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二、萨缪尔森西方经济学

财政政策在萨缪尔森西方经济学中的定义为：对税收和公共支出进行规划，以帮助抑制商业周期的波动，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和高就业率，避免过高的或剧烈的通货膨胀。

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学派认为政府应该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加强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他们主张政府的公共投资必须根据经济的实际情况进行较长时期的规划，并推行赤字运算；他们同意庇古关于税收的观点，将税收原则归纳为利益原则和牺牲原则，他们认为，税收的宏观调节作用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自动稳定器功能，二是有意识的调节税率，实行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其中跟我们生活联系最紧密的税收问题，也涉及到与心理学的联系。利益原则，即人们认为应当根据他们从政府活动中期望得到的收益的大小来纳税。牺牲原则，即腹水的安排应是社会收入的再分配是公平合理的。这两条原则都注意到税收给人们带来的效用减少所造成的心理影响，并有助于尽量减轻这种影响。牺牲原则注重我们可支配收入分配中的公平，利益原则注重我们对所付出的代价 （税收）得到回报的程度。只有我们的付出得到了相应的回报，且我们的所得在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公平（在我们愿意接受范围内的相对不公平下的公平），我们才更愿意将我们所得的一部分交给政府，并更希望取得更多的收入，进而影响经济的发展。

萨缪尔森西方经济学、凯恩斯古典学派以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关于政府对经济的影响在各方面都有所异同，尤其表现在微观经济主体――对个人收入分配（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影响和宏观经济――对社会总供需平衡的影响。具体的异同可以从财政政策大体划分的税收、支出和预算三个方面分析，除此之外，这三种理论在财政方面区别联系细究起来甚至可从这三种学派最初对市场及参与者的假设开始分析。

总的来说，由于经济和我们生活的密切相关性，经济影响着我们生活的进行，我们从中得到的效用对生活至关重要，也对我们的心理状态有着决定性的作用。所以，任何经济政策，只要影响我们的得到效用，就会引起心理的反应，从而得到心理学上的解释。

参考文献：

[1]段海英，邓菊秋.《财政学》第三版，四川大学出版社

[2]萨缪尔森.《西方经济学》第十八版

[3]李杨.《西方经济学》第二版，四川大学出版社

[4]朱方明.《政治经济学》第三版，四川大学出版社

[5]宋涛.《政治经济学教程》第八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第2篇：政治经济学定义范文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剥削；经济剥削；超经济剥削；狭义剥削；广义剥削

中图分类号：F01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9)06－0009－06

一、引言

剥削是理论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无论是政治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都在解析它。当然，在历史与现实的社会经济活动中，芸芸众生也依据自身的体验与感悟，用最素朴、最贴近生活的语言，直观地阐释评论着剥削(这种表述、评论以及相应的反抗行为每天都在上演着)。这一切都值得我们经济理论工作者为之深思。这里，首先需要辨析的一个问题是：应当如何科学地界定剥削?

二、对现有剥削定义的评析

(一)对正统政治经济学剥削定义的评析

我们知道，马克思穷40年心血撰写的鸿篇巨制《资本论》就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发展及灭亡规律的，《资本论》的核心理论就是建筑在劳动价值理论基石之上的剩余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就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剥削的理论。然而，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对剥削作出明确定义。他们比较接近剥削定义的重要论述的有：

马克思说：“凡是社会上一部分人享有生产资料垄断权的地方，劳动者，无论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须在维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以外，追加超额的劳动时间来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生活资料，不论这些所有者是雅典的贵族，伊特鲁里亚的神权政治首领，罗马的市民，诺曼的男爵，美国的奴隶主，瓦拉几亚的领主，现代的地主，还是资本家。”

马克思还说：“使各种经济的社会形态例如奴隶社会和雇佣劳动的社会区别开来的，只是从直接生产者身上，劳动者身上，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形式。”

恩格斯说：“剩余劳动和这种剩余劳动的产品的被别人占有，即超出工人维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时间以外的劳动和对劳动的剥削，是到目前为止的一切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社会形态的共同点。”

目前我们所见到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以及政治经济学辞典给出的明确的剥削定义，都是后人根据创始人的剥削观概括出来的，各种版本的表述大同小异，其比较规范的表述是：剥削“是社会上一部分人或集团凭借他们对生产资料的垄断，无偿地占有另一部分人或集团的剩余劳动，甚至一部分必要劳动。”

仔细审视正统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及政治经济学辞典关于剥削的定义，可以发现其中有三点不足：

1.这一定义只是概括了经济剥削，而没有反映超经济剥削。比如，依仗军事武力、行政权力、体制、政策等非经济因素，对社会个体或集团等的经济利益进行无偿占有。

2.即使将分析问题的范围严格限定在纯经济剥削领域内，定义将剥削限定为“凭借生产资料的垄断权而占有他人的剩余劳动甚至必要劳动”也是十分狭隘不全面的。因为，历史与现实的纯经济剥削方式绝不仅有一种，而是多种多样的。具体来说，既有上述的凭借生产资料所有权对他人劳动的剥削(这是一种历史最久远、最普遍的剥削形式)，也有不同于此类形式的剥削。比如，生产资料所有者对生产资料所有者的剥削表现为厂家对厂家的剥削，如拖欠货款、拒付欠款等；消费者对业主的剥削表现为欠费不交、损坏设施不赔偿等；劳动特别是高级劳动、复杂劳动对资本的剥削，如职业经理的“内部人控制”现象，并因此侵占资本所有者利益的行为；再有，国家对国家的剥削，如发达国家对落后国家的剥削等；当然，还有凭借流通资料所有权、垄断权对他人或社会集团剩余劳动，甚至必要劳动及其产品的剥削。如商业领域广泛存在的对非商业领域的剥削以及商业领域内部的剥削等。此外，还有凭借金融资本所有权、垄断权对他人或社会集团剩余劳动，甚至必要劳动及其产品的剥削。如金融领域广泛存在的对非金融领域的剥削以及金融领域内部的剥削等。

由上可知，正统政治经济学关于剥削的定义只能视为特定狭隘的剥削定义，它缺乏对这一范畴的抽象力和全面概括性。

3.这一定义明显与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所提出的“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相悖。党的十五大提出：个人收入分配要“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党的十六大提出：要“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党的十七大又强调指出：要“健全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并提出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毋庸置疑，生产资料是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按照公平原则，这一生产要素在经济活动中作出了贡献，就应当获取相应的报酬。这一相应报酬虽然不是劳动所得，但绝不能认定100％都是剥削所得。这是正统政治经济学存在的明显不足。

当然，正统政治经济学上述定义之所以认定凭借生产资料所有权、垄断权获取的收益都是剥削收入，主要理由是：生产资料固然是生产要素，但不与劳动相结合的生产资料不过是死物一堆、毫无价值。

对此，可以这样反诘：“不与劳动相结合的生产资料不过是死物一堆、毫无价值”，但纯粹的不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空洞劳动”，难道就能创造财富和价值吗?答案无疑是否定的。实际上，财富和价值是由诸多要素的合力作用形成的。既然如此，将凭借生产资料所有权获得的收入定义为“剥削所得”，岂不是显得非常缺乏说服力吗?可见，合理的凭借生产资料所有权获得的收入，就是按要素贡献所获得的收入。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一问题，不妨先退一步，姑且认定凭借生产资料所有权获取的收入100％都是“剥削所得”。那么，按照这一逻辑推理，这些生产资料所有者要是不剥削，他们又应当如何呢?显然，唯一的选择只能是将自己的机器、设备、原材料、厂房等统统拿出来让劳动者白白使用，而不能向其索要1分钱(索要1分钱就是剥削)。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纯粹的劳动者白白使用别人的生产资料而不付1分钱的代价，这岂不是“无偿占有”吗?无偿占有不就是剥削吗?!

分析至此，可以清晰地看出：凭借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所获取的收益固然不能称为劳动收入，但绝不能将其完全视为剥削所得。

对于上述正统政治经济学剥削定义的缺失，还可以采取归谬论证的方法分析。按照以上单纯凭借生产资料所有权获取的收入都是剥削收入的观点推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划出大片国土兴办特区对外招商，由此收取的土地使用费就是剥削收入了?进而，我们

的社会主义国家就是剥削他国国民的剥削国家了?再有，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将大批经营不善的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转给民营企业或私人经营并收取承包、租赁费，那也是对这些承包、租赁者的剥削了?还有，我国绝大多数的城乡居民在银行都有存款，以及还有数量极为可观的投资人在股票市场投资，他们因此而获取的利息及红利收入(财产性收入)也是剥削收入了?也就是说，我国几乎全体国民都是剥削者了?……显然，正统政治经济学的剥削定义是经不起实践的严格检验的。

但是，我们又必须正视，自从人类私有制产生以来，绝大部分的剥削现象，又确是建立在对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占有以及垄断基础之上的。这似乎是一个悖论。因此，我们需要在前人理论贡献的基础上，对剥削范畴作出客观、全面、科学的概括。

(二)对《辞海》关于剥削定义的评析

僻海》对剥削的定义有二：“一是压榨、侵夺；二是凭借私有财产无偿地攫取他人劳动成果的行为。”

这一定义可称道之处在于，揭示了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势能差”特征：剥削者总是强势者，而被剥削者总是处于弱势地位。因为，“剥削”表现为“压榨、侵夺”，而“压榨、侵夺者”总处于强势地位。这一揭示与人类的剥削史完全吻合。

然而，这一定义存在两点缺憾：

1.定义过于宽泛。须知，剥削乃经济学范畴，而“压榨、侵夺”除了可以表示经济行为外，还可以表示非经济行为。比如，政治压榨、军事侵夺以及对社会成员的政治、宗教、文化等权利的侵夺等。这就是说，上述定义没有明确的特指性。

2.上述定义又将剥削表述为“凭借私有财产无偿地攫取他人劳动成果的行为”。显然，这一表述比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定义――剥削“是社会上一部分人或集团凭借他们对生产资料的垄断，无偿地占有另一部分人或集团的剩余劳动，甚至一部分必要劳动”更为偏颇。因为，按照《辞海》的表述推论，不仅笔者以上指出的传统政治经济学所忽略的剥削不能认定为剥削，而且公有制经济内也断然没有剥削，进而凭借公有财产支配权为个人捞取不当得益的行为就不叫剥削，混吃“大锅饭”、少劳不劳者对多劳者的财富占有也就不叫剥削，这显然是与事实不符的。

(三)对“通过抢夺、盗窃、欺骗和贪污来侵犯公、私利益而获得价值的行为是剥削”定义的评析。

这一定义也存在两点漏洞：

1.它只表述了超经济剥削的部分外延现象，而没有明确界定它的内涵。同时，它完全没有涉及经济剥削的内涵和外延。

2.将剥削所得仅仅界定为“获得价值”也是明显片面的，因为它排除了对活劳动、物化劳动、自然物的剥削占有，从而排除了非商品经济社会的剥削和商品经济条件下的诸多剥削。

总之，如上定义是一个粗陋的、完全经不起推敲的剥削定义。

(四)对“非法收入就是剥削”观点的评析

学者石康认为：“区分是否属于剥削的标准不应是收入所得的主体是什么人、是否拥有资产、是否雇用了工人，而应是通过什么手段取得收入，应通过对收入主体获得收入的行为进行分析来判断是否属于剥削。而对行为合理性的判断只能依据法律。获得收入的行为是合法行为，就不是剥削，非法收入就是剥削。”

笔者认为，以上立论是完全不能成立的。因为，在阶级社会中，“法”作为上层建筑，具有再明显不过的阶级性。换言之，“法”都是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利益服务的。比如，奴隶社会“法”的本质就是维护奴隶主剥削压迫奴隶的种种利益。在这一原则取向下，剥削本身就是合法的，我们怎能将其因“合法”而界定为“不是剥削”呢?同理，封建社会“法”的本质就是维护封建主剥削压迫农民的利益。在这一原则取向下，剥削本身得到立法的保护，我们怎能将其因“合法”而界定为“不是剥削”呢?如此等等。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一切合法收入都是非剥削收入、一切非法收入都是剥削收入呢?诚然，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因而其立法与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国家立法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我们也不能基于此就认同如上的观点。理由如下：

1.社会主义有不同的模式，即便是同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也有其不同的发展时期。我们不能笼统地说所有不同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所有不同发展时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立法”都能够科学正确地阐释剥削，并作出相应的法律规定，进而通过执法正确地裁定和处置剥削问题。比如，就我国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合作化化时期、时期以及改革开放后的今天，我们对剥削的认识和相关法律规定就有很大区别。在这种情况下，怎能笼统地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一切合法收入都是非剥削收入、一切非法收入都是剥削收入”呢?须知，不同模式、不同时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立法是会“打架”的1

2.从实证的角度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有许多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不惜以地方法规为依据，允许以象征性的超低地价甚至“零地价”向外商转让土地使用权。试问，外商由此“合法”获取的土地收益应不应当界定为剥削所得?再比如，在我国周边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认定“开赌场”是“合法”的。试问，赌场的“合法”收益是不是剥削所得?!

总之，认定“合法收入不是剥削、非法收入才是剥削”的观点是难以成立的。

(五)对“垄断即剥削”观点的评析

英国经济学家乔安・罗宾逊提出的剥削概念是基于垄断理论的剥削概念。与马克思所揭示的剥削只发生在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通行的是等价交换原则，劳资双方“是作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缔结契约的”观点根本不同。她认为，剥削恰恰发生在“自由和平等”的劳动市场上，即在劳动市场买方垄断的情况下，资本家完全可以借助不完全竞争的优势，压低劳动报酬，使之低于劳动对生产的贡献――劳动边际产量。罗宾逊夫人说： “如果一群工人的工资水平小于他们生产的边际物质产品按出售价格所估计的价值，我们就说，他们遭受了剥削。”

罗宾逊夫人的观点可以概括为“垄断即剥削”。依照她的观点，在商品经济的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上，除了完全竞争状态外，其余各种市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剥削现象。笔者认为，罗宾逊夫人的剥削观是不完善的。理南是：

1.罗宾逊夫人将剥削仅仅界定在商品经济社会，仅仅表现为“价值剥削”，这是非常偏颇的。按照罗宾逊夫人的定义推理，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纯粹计划经济社会岂不是不存在“剥削”现象了?这显然是难以成立的。

2.对于垄断高额利润绝不可一概视为剥削所得。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实中，凭借垄断的强势地位，垄断者可以获得超出平均利润以上的高额利润，甚至获得惊人利润，而与他们高额和惊人收益相对应的“劳动”支出却不是“超额”的，“管理”也不是出类拔萃“优化”的。对于这类垄断利润，我们将其

归为剥削所得无可厚非。事实上，许多国家出台饭垄断法》的主旨之一，就是要剥夺这些剥夺者的剥削收入。然而，对于技术专利发明者凭借独一无二的专利所获得的垄断利润，我们就不宜将其归为剥削收入。因为，与这种垄断利润相对应的是技术专利发明者创造性的复杂劳动支出，以及谁也无法估算的风险成本和时间成本等。而技术专利发明带给人类的则是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人类经济生活不断升级的质变。比照这种“投入一产出”，技术专利发明者理应获得高额回报、得到高额利润，我们怎能不分青红皂白将其斥为剥削收入呢?!更何况，任何国家的《专利法》都规定有专利的保护期，过了保护期，专利技术就成了公知公用技术，专利发明人也就没有了基于垄断技术因素的超额利润。这就是说，专利发明人的成本支出是有限度的，由此获取的产出回报也是有限度而不是无限度的。

(六)对“无偿占有就是剥削”观点的评析

上述五种关于剥削的定义各有缺陷，要么是从剥削产生的原因方面解读剥削(剥削源于生产资料的占有，源于私有财产，源于垄断)，要么是从剥削的具体形态方面解读剥削(剥削通过“压榨、侵夺”的方式进行，通过“抢夺、盗窃、欺骗和贪污”的方式进行，通过不合法行为进行)。而历史和现实中，剥削的产生原因和形式多种多样且在不断变化，当如上的剥削定义不能彻底包罗剥削的所有原因和形式时，其定义以偏概全的弊端便出现了。这种现象提示我们，必须另辟蹊径，从新的视角阐释剥削定义。

那么，是否可以从剥削的本质属性出发，将剥削一般定义为“无偿占有”呢?即剥削就是无偿占有。

笔者认为，这样的定义有一定的进步。因为，将所有剥削的外延都悉数囊括在内，从而消除了以E五种定义外延不周的弊端，但也由此产生了新的缺陷，即外延失之过宽。试想，在现实中，那些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如遭灾的灾民、没有劳动能力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幼病残者等，他们得到政府、民间团体以及慈善人士的爱心捐助，这是毋庸置疑的“无偿占有”。对此，我们怎能将他们界定为剥削者呢?! 须知，剥削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以强凌弱”，另一个特征是“无道德”。这两者在以上的社会弱势群体中都不存在。因为，他们是“弱者”；因为，他们的“无偿占有”完全不取决于他们自己，而取决于“他人”的意志，取决于“他人”的仁慈心。而且，即便某些社会弱者在遭难时主动向“他人”索要，也不能将其行为界定为“无道德”。比如，海洋上的遇难者向其他船只发出“SOS”求救信号的行为就不能界定为“无道德”。因为，生存权是人的最基本权利，维护人们的底线权利且在救助者“乐意”的前提下得到他人的施舍，其行为性质不能归为“无道德”。如果某些人非要将其行为斥为“无道德”，那么，试问：面对别人的苦难无动于衷、冷面相对，甚至见死不救的人就有“道德”吗?!

由此可得出结论：“剥削就是无偿占有”也不是准确到位的剥削定义。当然，这个定义有漏洞，并不是我们选错了分析问题的视角。从本质属性上阐释剥削并没有错，错就错在没有准确把握剥削的本质属性。

三、狭义剥削定义和广义剥削定义

为了科学地定义剥削，需要将剥削划分为狭义剥削和广义剥削两大类。其中，经济剥削、超经济剥削(或称超经济强制)构成狭义剥削的两个子概念；而经济剥削+超经济剥削构成广义剥削范畴。

下面先来探讨狭义剥削。本文认为，狭义剥削中的子概念经济剥削应当这样定义：经济剥削就是社会上的强势者出自无道德的损人利己的目的，依仗利用经济条件或经济手段对弱势者经济利益的无偿占有。

这个定义有以下四个特征：

1.指出经济剥削是对被剥削者“经济利益”的“无偿占有”，因而可以涵盖对“劳动”、“劳动产品”以及“自然物”、“价值”等一切经济财富形式的“无偿占有”，由此可以适用于一切社会，从而避免传统政治经济学将“无偿占有”的对象仅仅归为“剩余劳动甚至一部分必要劳动”以及第三种定义和罗宾逊夫人仅将剥削界定为“价值剥削”的偏颇。

2.这个定义指出剥削表现为“以强凌弱”，而且是出自“无道德的损人利己的目的”。这就将社会弱势群体出自维持生存的底线目的而“无偿占有”的行为排除在剥削之外。

3.这个定义指出了剥削途径是“依仗利用经济条件或经济手段”，这就将依仗利用政治权利、军事武力以及通过盗窃、敲诈勒索和贪污等触犯刑法行径的“无偿占有”排除在经济剥削之外。

4.这个定义还指出了剥削者的“身份”是“强势者”，而强势者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集团”或“国家”等。这就避免了传统政治经济学仅将“剥削者”归为“一部分人或集团”，从而否定“国家剥削”等的偏颇现象。

下面再分析狭义剥削的另一子概念――超经济剥削。正统政治经济学的超经济剥削概念是与超经济强制相联系的概念。如许涤新主编的《政治经济学辞典》(上)认为，超经济强制“指在封建制度下地主阶级施于农民的一种以人身依附关系为特征的经济之外的强制形式。它是封建地主阶级借以维持和加强对农民进行封建剥削的经济外的条件。”

由此看来，超经济强制是产生超经济剥削的条件或原因。本文认为，超经济剥削不必局限于封建社会的人身关系，它的局域应当扩大。本文将超经济剥削作如下定义：超经济剥削是指社会上的一部分人或集团及其他社会组织出自无道德的损人利己的目的，依仗利用非经济条件或手段，借助政治权利、军事武力、宗教或家族势力，以及通过抢劫、盗窃、敲诈勒索、贪污、受贿等手段，对他方经济利益的无偿占有。

这个定义有如下两个特征：

1.强调对他方经济利益的“无偿占有”是“依仗利用非经济条件或手段”进行的。这一点是区别超经济剥削和经济剥削的“分水岭”。

2.强调超经济剥削者也是出于“无道德的损人利己的目的”，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如果不强调这一点，那么，所有制度下的国家财政收支活动就都成为超经济剥削行为了。

在上述定义中，还有一个重要问题需要研讨，即应当如何界定“通过抢劫、盗窃、敲诈勒索、贪污、受贿等手段对他方经济利益的无偿占有”行为的性质?这些行为是属于超经济剥削还是经济剥削?

本文认为，“抢劫”依仗的是“暴力”，其性质当然属于超经济剥削。“盗窃”虽与“抢劫”不同，在其行为过程中不存在“暴力”行为(如若存在，性质就演化为“抢劫”了)，但性质也绝不是依仗利用“经济条件或手段”(如利用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优势等)，而是窃贼依仗利用自身的观察力、敏捷性和“技巧”得逞的。从这点来说，将“盗窃”归为超经济剥削较为妥当。再来看“敲诈勒索”。在“敲诈勒索”中，含有依靠“暴力威胁”或“精神威胁”(如以泄露对方隐私相威胁，向对方勒索钱财等)的成分，因而属于超经济剥削。而在“敲诈勒索”中，如果是单纯的“诈骗”，其性质也宜界定为超经济剥削。因为，“诈骗”

依仗的是编织谎言、制造假相来蒙骗占有被骗者财富的，而“编织谎言、制造假相”绝不能称之为规范意义上的“经济条件或手段”。而且，在历史与现实中，经济剥削可以法律认可的方式出现，但“诈骗”在任何时代、任何制度下的国家都是“非法”行为。同时，经济剥削可以在多种社会制度的框架下长期进行下去，而“诈骗”通常只是“一锤子买卖”。以上分析说明，“诈骗”与经济剥削有着明显差异，因而将“诈骗”归为超经济剥削是妥当的。最后，再分析“贪污、受贿”。虽然“贪污、受贿”在表象上也以一定的“经济条件和手段”为前提，如贪污、受贿者掌管有生产经营权或资源的分配调度权以及投资决策权等，但这绝对是异化的、见不得光的对“经济条件和手段”的“运用”。再者，“经济剥削”可以法律认可的方式出现，而“贪污、受贿”在任何制度下的国家里都是非法的。总之，抢劫、盗窃、敲诈勒索、贪污、受贿与规范意义上的“经济剥削”有着明显差异。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也是将它们与约定俗成的剥削概念相区分的。特别是，在各国的法律上，均有对“抢劫、盗窃、敲诈勒索、贪污、受贿”的定义及惩治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将以上五种现象界定为超经济剥削为好。

下面，再对广义剥削的概念进行研讨。如上所述，广义剥削=经济剥削+超经济剥削。在这个基本框架下，学者许成安对广义剥削的概念作了更为具体的定义。他撰文指出：“广义的剥削概念是指经济领域中一切以损人利己为目的的侵占他人利益的行为。具体来说，就是指一部分人或集团运用经济上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和行政上的特殊权利，采用暴力或非暴力的、强制的或非强制的、公开的或隐蔽的等方式来侵占另一部分人或集团的利益的行为。”

本文认为，许成安同志的定义有可取之处，但也有如下两点弊端：

1.将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仅仅界定为“一部分人或集团”，而排除了国家以及国家组织等也可能成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也就是说，其定义存在着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外延不周的缺憾。

2.将剥削的原因仅仅归结为“运用经济上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和行政上的特殊权利”，也存在外延不周的缺憾。

有鉴于此，本文将广义剥削的定义作如下表述：广义剥削是指社会上的一部分人或集团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出自无道德的损人利己的目的，依仗利用经济的或者非经济的条件、手段，对其他一部分人或集团及社会组织经济利益的无偿占有。广义剥削是经济剥削和超经济剥削的集合。

四、简要的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首先对学界关于剥削的种种定义进行对比分析，指出其特点和不足。然后，从剥削的本质入手，依照外延的不同，对剥削作了狭义分类并提炼出作为狭义剥削集合的广义剥削的定义。

第3篇：政治经济学定义范文

关键词:国际政治经济学;经验实证主义;历史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方法论

政治经济学(PoliticalEconomy)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其研究的对象是经济与政治的互动关系,即政治社会关系对经济的影响,以及经济运行与发展对社会政治的影响。

经济活动不仅在国内具有政治意义,经济活动一旦跨越国界也就有了国际政治甚至是全球政治的意义。跨国的经济活动要受到其他主权国家的政治结构以及由这种政治结构产生的经济体制的影响,因为它影响到其他主权国家内社会力量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国际经济的运行和利益分配还影响国家间的实力对比和权力关系,这种实力对比对主权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权力位势产生重大影响,因为经济联系产生的权力关系限制了国家的自由性;反过来,国家间的权力关系也影响着世界经济运行体制和国际经济成果在国家间的分配(甚至包括国家内部的分配关系)。对这种国际间的政治经济现象的系统研究构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IPE)研究的主要内容。如果更进一步的分析,世界经济对各国的影响,不仅局限于国家关系层面,它对各民族内部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都会产生重大影响;同时,民族国家原有的经济政治结构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会产生强烈的抵触、融化作用,或排斥其影响,或对其进行“扬长避短”。这实质是一种世界政治经济现象。因此,近来人们把国际政治经济学又称为“全球政治经济学”(GlobalPoliticalEconomy,GPE)①。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兴起产生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上世纪60年代末起,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出现严重危机,国际货币危机频繁发生,世界经济出现停滞,保护主义再次在西方发达国家抬头;许多学者开始担忧,世界是否会再次出现类似20世纪30年代所发生的由于世界经济秩序混乱,各国为争夺市场,解决国内经济危机而出现的国际政治冲突。国际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再次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一些西方学者希望通过研究国际政治和经济的互动关系,研究国际经济的新变化,研究世界经济史中由于经济危机导致的政治冲突等诸方面问题,为国际制度建设与国际秩序的变革寻求政治上的答案。这些研究符合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原则,而且把研究的焦点放在了国际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上,是一种真正意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对于这些20世纪后期兴起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如果从认识论的角度来划分,它们大体可以分两类:经验实证主义/还原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历史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②

一、经验实证主义方法论下的理论

经验实证主义在哲学中是指应用历史经验来证明假定与理论的正确性和精确性。在社会科学的任何领域内,假定与理论都需要从历史的经验中得到证明,都需要实证性的研究方法。然而,经验实证主义把历史的经验绝对化与教条化,并以此来推导和预测未来,把社会与历史的发展还原为一种旧的历史经验与经历。这种方法论下的理论往往带有一定宿命论和历史还原论的色彩。这种研究范式主要存在于西方主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当中,但一些具有倾向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运用这种方法。

西方主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体现在这两种理论上:霸权稳定理论和自由制度主义理论。这两种理论首先各自把国际政治的一些假定运用于国际经济所依赖的政治关系的研究,然后运用西方现代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如公共选择理论、公共商品理论、博弈论来说明国际经济运行规律,以及国际经济对国际政治的影响。自由制度主义和霸权稳定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强调通过制度的设计和维护,国家仍可以维持经济合作以及政治合作;霸权稳定理论强调国际权力结构是决定国际经济合作是否导致政治冲突的关键。但这两种理论共同特点是都带有强烈的经验实证主义。

1 现实主义的霸权稳定理论

霸权稳定论最初是由美国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首先提出的,后来经过吉尔平、斯蒂芬·克拉斯纳等人的扩充与修改。③其理论的核心内容是:一个开放和自由世界经济需要有一个居霸主或主宰地位的强国,霸权的衰落必然导致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的削弱与瓦解。这种理论把国际政治的假定作为国际经济的政治背景的研究基础,认为国际经济处于一种冲突的国际政治的环境之中,在这种环境下,要建立和维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制,必须有一个信奉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霸权国存在。

霸权稳定论的作者的依据是现代经济学中的“公共/集体商品”理论。所谓“公共/集体商品”就是一种人人都可以消费的商品,而且一个消费时不影响其他潜在的消费者消费。但由于人人都可以消费这种商品而无需付费,这种商品往往供应不足,除非经济利益促使某个经济主体愿意为这种商品承担较大份额的费用,或者某个机构(如政府部门)迫使消费者为这种商品付费。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这个机构就是霸权国家。

霸权稳定论认为,开放自由的国际经济体制(开放的国际贸易体制和稳定的国际货币体制)就是一种公共商品。用克拉斯纳的话来说,它是在“特定的问题领域内,经济行为体的期望所共同关注的那些原则、规章条例和决策程序”④。霸权国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和影响力建立这种国际经济体制,以确定各国的行为规范,防止欺诈和损人利己,分摊成本,抑制经济民族主义,从而达到限制冲突,维持秩序的目的。霸权国建立维持这种体制的力量在于具有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和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感召力。但是,霸权稳定论者相信市场经济本身具有的扩散财富的功能,或者说是经济发展的后来者利用后发优势以更快的速度发展的功能,加之利用“公共商品”免费搭车的特点获得更快发展,从而改变了原来的国际权力分配的格局。霸权国的实力衰落使得霸权国不再愿意维护这种“公共商品”,出于国际政治的现实考虑(运用了现实主义的假定)而采用经济民族主义的保护政策以保护自己的权力地位。因此,国际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制受到削弱,直至最终瓦解。国际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制的瓦解又导致各国间争夺财富的政治冲突,甚至战争。

霸权稳定论者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就是这种必然的霸权稳定与衰落的循环往复,不论技术水平的发展如何、核武器是否存在以及相互依存关系的强弱都不会改变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这种特点。因此,这种理论具有一种宿命论的成分。这种理论是建立在对19世纪以来英国霸权兴衰的经验基础上的,并且结合美国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历加以实证。不论是政治现实主义的各种假定,还是“公共商品”中的各种假定都充斥着经验实证主义的色彩。

2 自由制度主义理论

罗伯特·基欧汉是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首创者也是这一理论最有影响的学者。在1984年出版的《霸权之后》一书中,基欧汉首次较系统地阐述了自由制度主义的思想。基欧汉认为,国际制度是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体制是一个处于国际权力关系与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中间变量或干预变量,它可以由霸权国建立,但是一旦建立它便可以形成自己独立的功能,即可以促进世界经济的有效运作,减少动荡,降低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防止市场失灵和欺诈,因为国际体制中的规范、规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家的行为施加影响,另外,国际体制的存在可以使国家从中预见到自己的利益实现的可能性和其他国家行为的可能性。基欧汉强调,即使国家是一个自私的自我利益的追求者,在一个无政府的世界中,即使没有霸权的存在,由于国际体制的存在,它们也能进行合作。因为相比较一个没有国际体制的秩序而言,尽管国际体制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与缺陷,却仍能相对促进国家利益。⑤

基欧汉在他的理论中没有排斥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的假定,如无政府的国际结构、国家是国际主要行为体、理性行为体。但是,基欧汉同时对其中的国家利益与理性的假定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强调国家利益应是具体的,如财富的绝对增加,淡化了国家生存欲望的重要性,而更加强调相互依存对国家利益实现的作用;认为理性不应该是现实主义对利益的绝对追求,而是一种既定条件下的相对满足。他认为,如果一个国际体制下具有促进各国福利的功能(增加绝对收益),国家可以通过理性的比较选择合作。因为没有体制的世界经济可能充斥着更大的不确定、动荡和欺诈,建立新的体制可能成本过大等等不利因素。

基欧汉的这种理论后来又得到其他一些学者的支持与补充,如阿瑟·斯坦、查尔斯·利普森、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海伦·米尔纳、当肯·斯奈德等人。⑥

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研究方法基本也是与现实主义的霸权理论的方法一致的,坚持了现实主义的主要假定基础上,强调的是固定不变的人性、不变的思维理性,所选取的历史资料也是历史时期的某个片段,如战后世界经济的一个领域或阶段,如货币领域和能源领域;并且把这种经验绝对化,作为预测未来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准绳,认为国际体制在人们的这种工具理性的学习与选择下仍然会继续延续与发展下去。因此,它同霸权稳定理论一样,在方法论仍是一种经验实证主义的。但在历史观上它却有某种进化主义色彩。但这种进化主义依以理性人的假设为基础,认为理性的人通过利弊比较(或者说工具性学习)可以创造和维持一种促进合作的国际体制,只要这种体制可以促进各国的福利(或安全),对所有人/国家都有利。这种进化主义带有一种功能主义的色彩,以结果来解释原因,仍然带有强烈的“后此谬误”(theposthocfallacy)的特征。⑦但这种进化主义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还原论,因为它的进化动因仍可以归结为一种不变的固定人性上。

3 世界体系论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是世界体系论最系统、最有影响的阐述者。他于1974年出版的《现代世界体系》和《世界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未来的灭亡》是其世界体系理论经典的代表作品。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认为,作为一种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16、17世纪自西北欧出现以来,逐步扩展到全球范围,在这一过程中一直呈现出一种周期性的发展模式,尽管出现过霸权国家兴衰(如荷兰、英国、美国)和经济中心地理变化(从原来只限西北欧转向了包括北美、日本在内的北半球),但其内在的本质没有发生变化,即这种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形成的生产分工体系(中心与外围)、均势的国家体系和意识形态是维持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

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就是一种整体上(世界性的)有效的分工方式。核心生产者提供工业品,它的优势在生产中以比较优势体现出来的低成本,外围生产者提供原材料,它的优势是强迫劳动的低成本。在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中,多边的国际政治均势体系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上并构成支持资本主义世界生产关系的基本政治结构。在世界经济的中心地区国家和准边缘国家以及准外围国家都在从世界经济中谋求积累。这就形成了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竞争。各类国家在世界经济中获取经济剩余取决于:国家的政治军事实力和在世界竞争市场有效竞争的能力。通过这种市场交换与政治强制,核心国家比边缘国家从世界经济中获取了更大的经济积累,并决定了各类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地位,即中心与依附的关系。另外,多边的均势体系使得无一核心国家能以一个世界帝国形式独占世界经济的剩余利润。因为中心国家之间(也包括各类国家之间)存在着为积累的争夺,它们力图通过各种政治经济的战略使自己成为利润最大化的地区,促进资本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流动,这既为技术的全球扩散提供了新的机会,也防止了某一国家在政治上控制世界经济,并从中获取垄断性的积累。这样,中心国家间的均势努力阻止了单一国家利用压倒优势的政治权威(世界帝国)来改变世界资本主义原有的生产和交换方式,这又维持和发展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沃勒斯坦看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还产生了一种文化,这种文化不仅为不公正的资本主义辩护,而且塑造了这一体系内所有人的思维,维护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因此,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由于经济分工、政治统治和文化影响功能不断得到了维护与发展。⑧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尽管运用了历史唯物论来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但他的方法论中仍然存在着经验实证主义的成分。因为他把16、17世纪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绝对化了,并且通过对历史的研究来否定资本主义内在变化的可能性。这使人在其理论中看到这样一种逻辑:16、17世纪建立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尽管其中存在着巨大的矛盾,但一直在自我维护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一体系内的社会主义运动无法撼动这一体系,反而客观上起加强这一体系的作用;资本主义体系最终的灭亡只有等到它发展到最成熟时,其内在矛盾积累到最大时,由于突然的危机被一种“历史的社会主义”取代。沃勒斯坦也谈历史的发展,但他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认识却是一种经验主义永恒论,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自16、17世纪以后的变化、发展都是一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最初形态的还原,因而过分地关注维护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因素。另外,沃勒斯坦对资本主义最终被社会主义取代的分析具有宿命的色彩,缺乏对人在创造世界中的主体性的分析。

二、历史主义方法论下的理论

历史主义方法论强调对事物、事件、现象的研究应根据其产生的历史条件,从其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进行辩证地考查,历史的变化与发展不是一种还原式的历史循环,而是一种发展的进化论。历史主义研究方法反对用抽象死板的公式或者固定不变的因素(如不变的人性和固定的社会结构)来研究社会事物与现象,强调历史发展的不可逆转性和继承性。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在分析社会时更多的是注重历时性的(di achronic)因素,而不是像经验实证主义那样专注于共时性(synchronic)的因素。这种方法论在本体论上强调人是社会本体的塑造者,人对社会本体的塑造是历史的具体的。这种理论一般对历史的发展怀有某种不可知论的成分。认为,历史是人的实践的具体产物,历史发展有趋势性,但历史发展的具体结果需要由后人的具体实践来创造,前人无法事先预见。在西方国际经济学中,罗伯特·考克斯(RobertW Cox)的理论就是这样一种典型的历史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他的《生产、权力与世界秩序》是这一方法论下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作。与考克斯同一流派的还有斯蒂芬·基尔(StephenGill)和戴维·劳(DavidLaw),基尔与劳所写的《全球政治经济学》(JohnHopkinsUniversityPress1988)也是这一方法论的着作。另外,英国学者苏珊·斯特兰奇(SusanStrange)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具有一定程度的这种方法论特征。

1 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主要建立在这样的论述上:不同的国际生产组织形式塑造了不同的社会生产关系,这种社会生产关系体现着一定的社会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不仅塑造了不同的国家形态、国家利益,也塑造了不同的世界秩序;但同时,也产生着经济、政治与社会矛盾,人通过反思这些矛盾,创造着新社会生产组织方式、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

具体地说,考克斯提出影响人的行为三种力量是:物质能力、意识和制度;这三种力量构成的历史结构决定着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在某种历史结构下,“生产组织的变化产生了新的社会力量,它们反过来影响国家结构的变化;国家结构的整体性变化改变了世界秩序的矛盾;”特定的霸权世界秩序又可以影响国家的形态,国家形态的变化影响国内的生产组织的变化。⑨考克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法,认为生产组织形式是社会力量(阶级)产生的基础,也是其他一些人类活动的基础;生产产生的社会生产关系决定着国家的社会基础;国家形式是由社会生产关系有机决定的,是社会生产关系形成的特定“历史集团”的产物;但国家的形态还受制于世界秩序。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后,国家的生产是与世界生产联系在一起的,国家的社会生产关系处于世界性的等级式社会生产关系之中,国家的形态也受世界秩序的影响。这样,国家的形态处于国内外社会生产关系的双重历史的、具体的建构之下。这样,国家的利益和对外行为就被历史具体地塑造了。这种塑造的基础仍是特定的生产组织方式。世界秩序根据考克斯的界定是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体系。霸权的世界秩序是霸权国(如历史上的英国与美国)把本国的生产组织形式推广到世界,得到世界的认同的产物,也是其他国家的生产组织形式(通过国家这个中介)效法与服从这种生产组织形式的状态。非霸权世界秩序是各大国为使自己的生产组织形式成为世界主要形式进行竞争的秩序(两战期间的世界秩序)。因此,世界秩序从根本上说,也是生产组织形式的产物,是生产组织形式产生的权力的产物。⑩

这种世界政治经济的分析是实践本体论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研究中的具体体现。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都是人实践的产物,不存在外在的给定性。物质力量、意识与制度是决定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的历史框架,这三种因素都是在人实践过程中变化的。变化的动力来自于生产过程产生的矛盾。这种矛盾最终会导致生产、国家和世界秩序的变化。在考克斯看来,霸权秩序只是这种社会永恒发展下的暂时的社会平衡,它的社会交往模式和人类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不能被固定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原来的平衡会逐步打破。各阶级会从矛盾与冲突中进行反思,创造出新制度(社会运行规则)。这又会导致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的新变化。这种反思不是工具理性的思维,而是一种建立在批判基础上的创造性心智活动。有机知识分子的主观创造是一切社会变革的前提。通过有机知识分子的主观创造(思想)来教育大众形成一种普遍主观共识是建构新的历史结构的基础。这里,考克斯继承了葛兰西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强调社会的变革不仅仅是经济矛盾下的产物,物质关系的变化并不能导致社会秩序的变化,只有对人的主观进行教化,改变人的主观,形成一种集体的共同意识,才可能促进社会的变革。但这种变革不是宿命性,存在着多种可能性。

这样,考克斯没有用一种抽象不变的人性和结构来解释世界政治经济关系,更重要的是他关注世界的变化以及变化的动因,关注历史在过去是如何变化,并通过分析历史是如何变化的来观察未来的变化。并且他对这种变化的分析不带宿命论和目的论的成份,而是强调历史变化的多种可能性,强调世界政治经济的变化方向在于人的主观努力。

2 斯特兰奇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英国学者斯特兰奇建立了一种结构性权力框架的模式对市场与国家互动关系进行分析。她指出:结构性权力决定着世界经济(生产、交换与分配)如何运行,而且在这种结构性权力下的世界经济内在地体现着某种政治———“财富、秩序、自由和正义”四种价值的分配和“风险与收益”的分配,从而在世界经济运行中“谁得到什么、如何得到”之类的政治问题有了结果。即权力结构决定着世界经济,经济体制中体现出政治。

斯特兰奇认为,决定经济体制的是权力,权力决定了各种国内和国际的经济体制中四大价值观的不同分配比例;权力决定市场运行和环境。但她强调,决定经济体制的价值分配与成本、收益、机会和风险的分配的权力是一种结构性权力。这种结构性权力构成和决定全球各种政治经济结构的权力,是决定办事方法的权力,建构国家与国家、国家与人民、国家与企业关系框架的权力。结构性权力是通过对安全控制,对生产的控制,对信念的控制和对知识、信仰与思想的控制而获得。斯特兰奇把这四个文献产生出来的权力综合成决定国际经济的结构性权力。 从对结构性权力构成的四个基础的分析看,斯特兰奇强调这四种结构是相互依赖的,彼此互为基础(彼此并列,没有一个处于优先的地位),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才构成了结构性权力。

斯特兰奇的这种结构性权力分析框架充满着实践本体论的色彩。在斯特兰奇的理论中,正是掌握结构性权力的主体(人、阶级、或国家),把自己的利益诉求转化为一种制度安排,形成了一种经济体制,从而决定市场的成本、风险的分配,决定市场运作过程中各种价值的分配。因为结构性权力的主体可以通过强制的力量来维持稳定,可以通过控制生产的权力来决定生产的组织与分配,可以通过控制着信贷的创造与发放来抵制或促进经济的发展,可以通过思想与知识控制和传播加强强制力量,决定如何生产、生产什么,加强金融权力,诱导人们去认同现存的制度安排。因此,她眼中的国际政治经济安排是人实践的产物。

建立在实践本体论基础下的斯特兰奇理论有历史主义色彩。因为结构性权力主体历史、具体地塑造的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或者说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是由社会历史地、具体地建构,而不是可以还原的。但由于斯特兰奇没有深入探究四种结构之间内在的相互关系,尽管她也强调国际关系理论应该关注国际体系的变化,这导致她的理论没有对国际体系变化的动因进行深入的解释。虽然在后来斯特兰奇把国家、市场和技术视为结构性权力变化以及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变化的三个决定因素, 但同样也没有深入分析国家形态、市场和技术是怎样变化与发展的,以及什么是动因促使它们的变化与发展,而只是说明了这三个因素如何共同影响与决定安全结构、生产结构、金融结构与知识结构的变化。这一点使得斯特兰奇理论中的历史主义方法论带有瑕疵。有人甚至把斯特兰奇的理论说成是“似乎假设了一种社会永恒运动,但没有找到向前推动的驱动力”的理论。 这一点上斯特兰奇的理论不如考克斯的理论具有彻底的历史主义性和实践本体的特点。

三、结　语

以上以方法论标准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理论进行了概述,但这里必须强调,经验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方法论在上述西方现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的着作中并不是完全排他的,有些学者如吉尔平和斯特兰奇强调他/她的理论是用一种折中的方法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或其中的一些问题。这说明,他们都认识到用某一种方法论来研究国际/全球政治经济关系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它们只能适用于各自不同的目的,都希望用两种方法论彼此互补与折中,来更深入地研究国际/全球政治经济关系。斯特兰奇就说,“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规范性、描述性的研究方法与思考性、分析性的研究方法之间,无所谓正确与谬误之分”。“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如同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研究一样,可以兼容这两种方法”。 的确,在吉尔平这样的现实主义霸权稳定理论中也能发现一些历史主义的影子,在考克斯和斯特兰奇的理论中也能找到经验实证的成分,只是他们的理论在整体上更典型地体现出经验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而已。

注　释:

①这可以从美国学者罗伯特·吉尔平(RobertGilpin)把他近来研究国际范围的政治经济学着作(2001年)取名为“全球政治经济学”中体现出来,1987年吉尔平将其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着作命名为“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吉尔平的这两本着作:ThePoliticalEconom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7,GlobalPoliticalEconomy,PrincetonUniversi tyPress,2001

②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还有另一种分类,即以意识形态来分类,分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与,从这一角度来概述国际政治经济学可参见李滨、姚鸿《民族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流派、学术渊源与当代代表》,《欧洲》1999年第5期。

③我在叙述霸权稳定论时主要依据的是Gilpin,ThePoliticalEconom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Chapter3和GlobalPoliticalE conomy,chapter4中的相关内容。

④这一定义来自克拉斯纳,见StephenKrasner,InternationalRegimes,CornellUniversityPress,1983,p 2

⑤RobertKeohane,AfterHegemon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4

⑥这些人物的有关着述详见大卫·鲍德温《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肖欢容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⑦关于基欧汉的新制度自由主义的这种进化主义及其特征的分析详见AndresHasencleveretal ,TheoriesofInternationalRegimes,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7,pp 39-41

⑧这里作者所用的沃勒斯坦的着作是:现代世界体系(一至三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历史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ImmanuelWallerstein,“TheRiseandFutureDemiseoftheWorldCapitalistSystem”,inImmanuel Wallersteined ,TheCapitalistWorldEconomy,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9

⑨RobertCox,“SocialForces,StatesandWorldOrders”,inRobertKeohaneed ,NeorealismandItsCritics,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6;p 220

⑩以上考克斯理论阐述主要依据下列考克斯的论着:“SocialForces,StatesandWorldOrders”,op cit;andProduction,PowerandWorldOrder,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7

11. SusanStrange:StateandMarket,London:PrinterPublishers,1994(2nded ),pp 23-42

12.StateandMarket,pp 23-32

13. S Strange,“AnEclecticApproach”,inThe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ed byC MurphyandR Tooze,Boulder:Col ,LynneRiennerPublishers,1991,pp 39-40

第4篇：政治经济学定义范文

关键词：范式；范式转换；经济哲学；经济思想

“范式”是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最早提出来的，是库恩历史主义科学哲学的一个关键、核心的

概念。“范式”理论在影响自然科学史研究的同时，也在社会科学界尤其是经济学界引起了积极的回应。文章将利用库恩的“范式转换”理论将西方经济思想的转换，从范式上作初步梳理并加以简要的分析。

一、库恩“范式”理论概述

在《科学革命的结构》著作中，库恩定义“范式”是指“特定的科学共同体从事某一类科学活动所必须遵循的公认的‘模式’，它包括共有的世界观、基本理论、范例、方法、手段、标准等等与科学研究有关的所有东西。”这一定义得到其他学者们的认同，并且在归纳了库恩在不同场合关于“范式”的多元解释的基础上，重新将“范式”定义进行了整合，给出了更为完整的表述：“范式是某一科学共同体在某一专业或学科中所具有的共同信念，这种信念规定了他们的共同的基本观点、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为他们提供了共同的理论模式和解决问题的框架，从而成为该科学的一种共同的传统，并为该学科的发展规定了共同的方向。

库恩认为：在前科学时期，一门科学尚未形成范式，即研究者对该学科的基本理论、观点、方法没有达成一致，各种学说争论不休。经过一个长时期的激烈论争，在该科学领域逐渐有一种学说得到公认，这时便形成了该学科的范式。范式的形成标志着该学科已形成了系统的学说体系，标志着该学科进入了常规、稳定、持续的发展时期。在学科的发展时期，学者们对该学科的基本理论一般不存在怀疑和争论，而只是争论和修正自己对范式的理解。在学科发展的后期，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实践的发展、研究对象和问题的变化，原有范式未被利用的逻辑空间越来越小，可供研究者调整自己观点的余地变得越来越狭窄，原有范式已很难解释实践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人们开始对原有范式丧失信心，这时便出现了范式危机。在经济学领域，随着常规经济学过程的持续和经济生活的不断变化，经济生活中的新问题、新情况层出不穷，而在原有范式的逻辑空间和理论空间中又很难获得合理解释，使原有范式理论的解释力下降，从而出现了经济学的范式危机。

范式危机的出现蕴涵着科学革命的到来。在危机到来之时，人们在怀疑原有范式的同时，也在开始寻求新的理论和方法，寻求建立新的科学逻辑系统。也就是说科学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有一个动态的模式：前科学常规科学反常和危机科学革命新的常规科学。库恩认为：整个科学发展史就是遵循这样一个动态模式的周期运动规律而不断向前推进的，科学从一个阶段发展到另一个阶段，必然有其自身产生、积累、发展、消亡的过程，即科学革命。简言之，科学革命的实质是“范式转换”，即新范式代替旧范式的过程。库恩的范式理论，尤其是“范式转换”理论，揭示了事物发展的历史状态和内在发展规律，对人们理清所从事领域的发展路径以及把握其领域的未来走向都有启发作用。

二、从范式转换看西方经济学发展史

西方经济思想的历史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然而现代意义的经济学却只是在最近的二三百年里才真正形成。从这个角度考察，经济学被认为是一门年轻学科是有根据的。在西方经济学发展史上，曾经发生过五次经济理论革命，分别由亚当斯密（1776年）、大卫李嘉图（1817年）、约翰穆勒（1848年）、艾尔弗雷德・马歇尔（1890年）和凯恩斯（1936年）发起。这些不同历史时期主导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无一不体现了库恩的范式转换思想，从而将西方经济学发展史分为了三个经济学范式：前古典经济学范式、古典经济学范式、现代经济学范式。

（一）前古典经济学范式

前古典经济学范式首先起始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经济思想，古希腊是西方经济思想的源头，在公元前6世纪就开始探讨商品、货币、贸易和生息资本等问题。而古罗马则将希腊人的经济思想发展成为一些制度，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个时期的思想家们对于财富或有价值的东西有一些直觉的观点和经验的论述，但并不真正涉及经济学含义的价值形成问题。形成于这个时期末的重商主义学派把货币看作是唯一的财富，但这种定性的规范是以黄金和白银的自然属性为根据的。他们认为经济体系中只有农业生产才会创造和产生财富，而其他部门都不会创造或形成价值，因此重农学派主张土地是财富的真正源泉。此种经济范式在欧洲历史上最典型的封建统治时代非常兴盛。这个时代经济思想的核心是维护封建土地私有制度，并力求对逐渐出现的商品货币关系加以规范。

（二）古典经济学范式

1、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亚当斯密不认同重农学派的价值观。他认为重农学派的观点太过狭窄，不应该将当时已日益重要的工业生产排除在价值形成过程之外。因此，他修正了重农学派的观点，用比农业生产宽阔得多的逻辑外延来界定“劳动”概念并分析经济体系的价值形成。亚当斯密认为，凡人类劳动都会创造财富，从而都会形成价值，所以财富的产生不单单局限于农业生产，而且也不局限于工业生产，甚至不局限于经济体系的生产过程。他建立了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和理论体系，使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并提出了“经济人”假设，把人的本性视为利己的欲望和互利的道德理性。同时他的“看不见的手”理论，创建了经济学最初的分析框架。

2、大卫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亚当斯密以后，经济学围绕斯密自由主义范式继续发展。一方面，古典政治经济学不断成熟，大卫李嘉图把经济学抽象为一种工具，既发展了亚当斯密的体系，同时也走向了只注重逻辑推理的极端。另一方面，亚当斯密体系中的庸俗成分也获得了发展，并逐渐从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独立出来。与此同时，亚当斯密范式不断面临来自现实的诘难。早期的社会主义者、国家主义者、历史学派都先后对斯密的自由主义提出了质疑。大卫李嘉图最早采用了理性逻辑演绎法，就经济学方法论而言，逻辑演绎就是利用一个抽象的理论结构，揭示经济现象的因果关系。他吸收了亚当斯密劳动价值理论中的合理成份，抛弃了亚当斯密把消耗的劳动与购买的劳动混为一谈的二元劳动价值论。他认为，“商品的价值或其所能交换的任何另一种商品的量，取决于其生产所必需的相对劳动量，而不取决于付给这种劳动的报酬的多少。”他创造性地解决了商品的价值构成问题，从而破除了“斯密教条”，此外他还坚持劳动价值论，并以之为基础，探讨资本主义分配关系，又通过分配关系的研究深化了劳动价值理论，使之成为古典政治经济学最成熟的劳动价值理论。

（三）新古典经济学范式

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也称为现代经济学范式。其代表人物有约翰穆勒、艾尔弗雷德・马歇尔和凯恩斯。

约翰穆勒代表的经济学范式。从1820年到1830年间，英国的经济学界发生了一场拥护和反对大卫李嘉图理论的斗争，争论的焦点是他的价值论是否能够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特别是能否以它为基础解释资本利润的存在及其合法性。争论的结果导致了劳动价值论的破产及其学派的解体。大卫李嘉图学派解体后，西欧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呈现出若干新动向。以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提倡的经济自由主义虽然仍被推崇，但其理论的基础即劳动价值论已经遭到置疑，从中得出的劳动和资本相对立等一系列不利于资产阶级统治的结论，已经遭到批判和抛弃。形势的发展要求提出新的理论解释和对策，西尼尔、巴师夏和约翰穆勒经济学就是适应这种需要而产生的，并逐渐转向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约翰穆勒坚持，经济理论要成为科学，不但要有对经济世界中基本范畴的抽象，更要确定各范畴间相互作用的方式，而后者往往产生混乱。他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对亚当斯密提出的但却缺乏系统论证的观点，提供了更细致的分析，并用生产、交换、分配等范畴对经济活动进行划分，重新安排了政治经济学体系，使之形式更加完备，论理更加充分。

（四）艾尔弗雷德・马歇尔经济学范式

继约翰穆勒后，艾尔弗雷德・马歇尔以完全竞争的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背景，对边际革命以后的经济理论进行了一个最为全面的总结和综合，开创了当代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先河。他强调经济学或经济思想的发展是连续的。在此基础上，马歇尔综合了前人的范式，尤其是调和了古典经济学和边际主义，把经济学理论重新整合到“看不见的手”的旗帜下，完成了经济学向新古典主义的过渡，形成了一个空前庞大的理论体系――新古典经济学。他将“政治经济学”改为“经济学”，并在实际上从经济学中取消了价值论。此后，西方古典经济学就沿着马歇尔所指出的方向不断发展。直到美国制度学派开创制度研究的方向和方法。

（五）凯恩斯经济学范式

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经济危机，出现了经济大萧条。以“市场能够自动调节平衡”为理论支柱的传统经济学面对如此严重的“反常”一筹莫展，由于“反常”反复出现而又未能被消化，终于使旧范式穷于应付而陷入危机。在这一背景下，凯恩斯进行了经济学范式转换的又一次革命。他的经济理论范式可以概括为三点：第一，有效需求不足。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以及流动性偏好的存在，会造成有效需求不足。这在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中是不会出现的，因为按照曾经的范式，供给总是能创造需求。第二，工资刚性。由于存在工资刚性，价格的变动是很迟钝的，不能适应需求不足的变化。而在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中，工资和价格的变动都是迅速及时的。第三，市场无法自动出清。由于存在有效需求不足和工资刚性，市场就无法自动达到供需平衡，即无法自动出清，所以会出现大萧条。因此，凯恩斯主张国家干预市场。

从研究的思维方式和方法上，他的经济理论是从“总量”上来研究资源利用问题的，着重考察总体经济的运行和调节，注重总量分析、短期分析和非均衡分析。因而，他的理论被称为宏观经济学，它有效地解释了大萧条，从而取代了旧的经济范式。

三、经济学中新经济范式替代旧范式的条件

范式危机的出现预示着经济学的范式转换革命即将到来。考察经济学范式转换的历史发展，可以看到，在理论林立、观点纷争的经济学范式转换时期，能够脱颖而出最终上升为新范式的理论观点大都符合以下条件：

第一，新的经济范式取代旧的经济范式必须能够为经济学新的常规发展带来更广阔的逻辑空间和理论空间并更加优越，使经济学的发展能够进入一个新的常规发展时期。

第二，新的经济学范式必须对现实经济活动具有指导意义，只有能够有力地解释经济现实，并据以引申出更有效的经济政策，才有其存在的意义。

第三，新的经济学范式必须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决定着一个经济学范式是否能够更好地对经济实践进行总结，决定着一个经济学范式是否能够对现实经济活动发挥积极的指导作用。

第四，新的经济学范式必须同经济学知识系统之外的其他知识形态和思想形态的主流思想相吻合，特别要与一定历史时期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哲学观点及其方法论相适应，这是因为经济学范式的转换是发生在经济学思想的开放性逻辑层次上的。

从经济学发展演变历程看，经济学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伴随着经济学范式的革命性进展，通过对经济命题的完整阐述和科学推理，证明经济学发展的客观逻辑性，使之符合逻辑发展进程。可以预测，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经济学理论研究必将面临更大挑战，唯有通过加强以范式为主要研究内容的经济哲学的研究，才能应对经济发展的挑战，促进经济哲学的成熟。

参考文献：

1、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张九海.意识形态的内在结构探析[J].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05(2).

第5篇：政治经济学定义范文

[关键词]生产力；概念；内涵；嬗变；扩展

[作者简介]朱沁夫，湖南理工学院旅游系副教授，中国《资本论》研究会理事，湖南岳阳414006

[中图分类号]FO1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7)08―0044―03

从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到当今出版的几乎各种《政治经济学》，给生产力的定义基本上是：“生产力是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尽管有各种不同的表述，但其基本内容是相同的。应该说，这种说法是历史和现实的归纳和反映，似乎无可厚非。但是，现实正在发生着与原来的经济发展轨迹不同的变化，经济学应当敏锐地洞察这种变化；另一方面，政治经济学作为规范经济学，也应当对人们“应该是什么”进行正确的回答，生产力的概念自身应当包含“价值判断”。

一、现存生产力概念内涵的历史性、现实性与局限性

《政治经济学》的各种教科书从不同的角度给予了生产力不同的定义，如较早的王学文先生的定义为：“劳动生产力可以说是人们在特定的生产系统下在一定的劳动组织中由劳动所发动掌握以劳动手段为媒介，对自然发生作用，由劳动的自然条件，劳动的社会条件，劳动的技术条件等等方面所发挥出来力量之总和。”《政治经济学辞典(上)》的表述则为：生产力“表明某一社会的人们控制与征服自然的能力”。吴树青、卫兴华、洪文达的表述为：“生产力是人们生产物质资料的能力，它表示人们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的水平，反映了人和自然界的关系。”较近期的如钱伯海的表述为：“生产力，即社会生产力，是由生产三要素构成的，它体现着人们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的能力，……”又如程恩富先生的表述：“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就是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使其适合人们需要的过程。人们运用生产资料，创造社会财富的能力，叫做生产力。”早期的表述既符合当时的现实，又充满着对于生产力水平提高的渴望；而当今的表述则在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强大支撑下，具有极强的现实性，充满着人类在改造自然、征服自然过程中的冲天豪气。

现存各种定义无论是从那个角度进行的论述，无论是简捷还是全面，都包含着如下含义：生产力是物质产品的能力，表示人们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和水平，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社会生产的目的是生产物质产品以满足人们对物质产品的需要，所使用的对象是自然界提供的资源及其环境，所采用的手段是代表科学技术日益发达的生产工具和人们的经验。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生产力水平得到了空前的提高，但这种提高的后果是在给一部分人带来丰富的物质享受的同时，给全人类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人们制造出来的核弹头足以将人类所居住的地球毁灭；即便是和平利用，诸如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也给当地居民造成了极大的灾难，这样的生产力怎样使人们获得享受呢?人们往往把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物质产品不丰富归因于生产力不发达，即人们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不强，但是，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生产力发达的代价已经呈现在了人们面前：环境灾难、资源匮乏、社会问题日益增加。生产技术的发展方向受着生产力概念内涵的强烈影响。这些引发了人们的思考：科学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的意义何在?生产力水平提高的意义何在?经济发展的意义究竟何在?

在这样的问题考问下，生产力概念所包含的意义就不仅仅只具有实证的意义，而应当包含规范的内涵。也就是说，生产力的现存定义的经济浪漫主义色彩值得我们重新审视!

人类社会的生产发展到今天，现存生产力概念的历史局限性已经表露无遗了：把生产力定义为人们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表现出对待自然的不友好的粗暴态度，把自然当作人类役使的对象，把自然看着人类的对立物，“万物皆备于我”。而事实上，人们在获得更多物质利益的同时忍受了更多的痛苦；人们在征服自然过程中取得局部胜利后所得到的惩罚和报复往往是全球性的灾难。以局部的征服自然换来自然对于人类的全面报复，从全局来看是不经济的行为；这种生产力的发展已经不再适应于现时代的要求了，需要从人类社会发展的长远利益和全人类的共同利益的角度对生产力进行重新定义。

二、狭义生产力内涵的嬗变

现存的生产力的各种定义所包含的都是指物质产品的生产能力，我们不妨将现存的生产力称为狭义生产力。在狭义生产力的含义中，人们的劳动对象是自然界及其产出物。如前所述，现存狭义生产力的水平、规模和速度是人们从自然获得各种物质资料的水平、规模和速度，对于资源的有限性、环境容量的有限性没有足够的认识。石油价格的迅速上涨并没有让人们真正意识到石油的急速耗竭，因为人们并没有采用有效的方式来节制石油的开采，而只是更进一步加强了对于石油资源的争夺，这种激烈争夺的结果是加速石油的耗竭；这种激烈争夺推动着石油开采、运输等技术的不断进步，表现为现在意义上的狭义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又正如马克思曾经指出过的：“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

按照如此提高生产力水平的道路走下去，人们将面临或已经面临日益严重的问题是：人口膨胀、环境恶化、资源耗竭，酸雨、臭氧层耗损、厄尔尼诺现象、土地荒漠化、水体污染、空气污染、沙尘暴和水土流失等等，人们将遭受难以预期的灾难。改变生产发展的道路是人类的唯一出路，人们应当在保护环境、尊重自然、节约对自然资源的攫取、提高资源使用效率的前提下谈论生产力的提高。

社会生产应当遵循自然规律。恩格斯告诫人们：“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于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只不过是能够认识自然规律的一部分，正因为我们能够认识自然规律，人们往往把自己的能力放大到自认为可以彻底征服自然，这是人类应当彻底改正的一个错误。生产力的涵义应当包括人们和谐自然的能力。

十分明确，人类又必须从自然界获得自己所需

要的物质资料，生产力当然应当包含从自然界获取物资资料的能力；又由于人们只能从自然界获得有限的资源，而且人们对于物质资料的欲求不断增加，那么提高对资源的利用效率自然成为了生产力的应有之义。

因之，狭义生产力在新的前提下应当定义为：人们利用自然、和谐自然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能力。

三、广义生产力的内涵

随着社会物质产品的逐渐丰富，人们的需求不仅仅表现为物质产品，而且表现为对文化产品的巨大需求，人文资源已经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经济资源，这种重要性不仅表现为人文资源与方兴未艾、蓬勃发展的文化产业的紧密联系，而且表现为人文资源对人类自身的特殊意义上。显然，仅仅把生产力的内涵归结为物质产品生产的能力即狭义生产力是不够的；应当充分注意人类新的大量的需求的不断形成，这种新的生产力所利用的资源不同于狭义生产力所包含的资源。因此，客观上，人类社会生产所利用的资源已经超出了自然资源的范围，人们对于人文资源的利用能力同样构成生产力。如果将生产力仍然定义在原来的范围之内是远远不够了，生产力的内涵需要扩展，即将生产力扩展为利用自然资源、人文资源的能力。

第6篇：政治经济学定义范文

 

在20世纪7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成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流派之一，斯特兰在这时提出了结构性权利，将政治和经济结合在一起来分析国际竞争经济学结构，其他包括金融结果、知识结构、生产结构及安全结构，这些结构在非政治单位与主权国家中起到了相互影响的作用，也充分反映了现代社会具有代表性的结构特征，其实，很多学术界的学者之所有对国家政治经济格局存在截然不同的看法，很大程度上因为他们对权利结构的不理解所导致。

 

一、结构性权利思想的形成

 

国际政治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不断发展，国际政治经济学就在发展的过程中相继的出现了。以汉斯*摩根索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权力论在战后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相继脱颖而出理想主义国际治理论的辩论，其核心地位在国际政治研究中得到了确立。现实主义权利论对军事实力和物质在国际政治中被过分强调，甚至把政治与经济都不同程度的割裂开来进行探讨。世界各国间经济来往越来越频繁，国际政治经济中不再将经济和政治分开来解决出现的许多重要问题。英国著名经济学家苏珊·斯特兰，她以经济学家的身份进入了国际政治研究领域，因为她十分不满国际政治中政治与经济相分离的现象，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新思想也是她不断提出的，为国际政治理论注入了新活力，尤其是她的结构性权利更是在国际政治经济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二、 结构性权利的内容和特点

 

四大结构

 

生产结构。自从在19世纪以来的200年来，生产结构发挥了两种不同变化，第一种是出现了世界市场，本国市场服务生产结构逐渐被国际市场服务的生产结构而取代，使生产慢慢出现国际化的特征。第二种变化是西欧国家以市场为导向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化。世界市场销售的全球战略一直是中小企业和跨国公司的主导发展目标，但民族经济不平衡的状态因全球生产结构的变化有了十分明显的突出表现，有些发展中国家十分不满跨国公司的经济权利和社会影响。

 

金融结构。金融体系和生产体系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双方是互利共生的关系。虽然金融体系效率不高，其结构也不稳定。如果没有金融体系，只会存在初级金融形式和次级金融形式，尤其是次级金融形式，其特点太过松散、单一及不稳定。国家也会成为只有商业关系，国家体系就不会存在了。国际社会的分工带来了不少的收益，国际金融体系的发展也因社会分工所带来的贸易有所促进。因此，国际金融体系可以使国际贸易变得更有效率，也是很重要的政治工具。所以，国际金融体系是十分有必要的。世界生产结构可以利用金融体系来重新分配成本和利益，风险和机会。

 

知识结构。人们最容易低估和忽视知识结构所衍生的力量。在国际关系和政治经济研究中，知识结构受到了严重忽视，虽然有些技术专家知道知识的重要性，但很少很专家能够监测、分析及理解知识结构。知识结构中包含政治、文化、社会和经济各方面因素，还能影响生产结构和牵涉国际政治体系，使权利更加集中。科技改变的论点没有出现到斯特兰所强调的政治和经济理论当中，技术(知识结构)在国际政治经济领域是处于很重要的地位，是不能够被忽视的。传统权利和加强其他权利支柱的保证也是来源于此。知识结构已经开始主导其他结构，权利结构也因技术变革而改变了。还改变了金融结构，而生产结构的改变是通过生产和贸易从政府转移至公司，后续由发展了全新的技术。

 

安全结构。在政治经济学中，某些人另一些人提高安全防务而形成的一种权利框架。提供安全的人可以获得某种权利，而在运用这种权利时，在财富的生产或消费方面提供安全的人也为自身谋取了福利，并在社会关系方面拥有了特权。虽然安全结构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不少很大，但它也不是随便可以忽视的。安全结构在现代国际政治经济中是围绕国家体制而建立的。

 

三、结构性权利对现实经济的影响

 

以大宗商品定价机制为例来分析结构性对权力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所谓商品定价机制，就是确定商品进出口贸易的交易价格模式。在大宗商品贸易中主要有两种定价方式：一是对于成熟的期货品种和发达的期货市场的初级产品(如原油、大豆和天然橡胶)来说，其价格基本上是由最著名的期货交易所标准期货合同的价格决定;二是对于尚未得到广泛认可的期货品种和期货市场的初级产品(如铁矿石)来说，其价格由市场上的主要买方和卖方每年达成交易。近几年来，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幅度已难以仅用商品供求关系的变化加以解释，而表现出明显的金融化特征。从结构性权力的角度来看，定价机制，不论是定价的规则协商还是基准价格的确定，都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软权力，是对在大宗商品市场上交易双方选择的一种限制。而这种限制又与诸多因素相联系，定价规则的选择与市场结构、生产结构和安全因素息息相关。市场基准价格的确定又牵涉金融和知识等诸多方面，受生产、金融和安全方面因素的限制，以下以铁矿石为例，对全球大宗商品定价机制中的结构性权力进行具体分析：

 

基于结构性权力的视角，中国大宗商品定价权缺失的解决办法亦可以从生产、金融、知识和安全四个维度予以分析：首先是金融角度，可以从期货市场的建立和人民币国际化两方面入手，积极参与全球定价机制。期货市场的发展和完善是一国拥有国际定价权的前提，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期货市场现已主导了大宗商品的定价权。中国要赢得国际市场的定价权，必须培育成熟有效的期货市场，保障定价权的获取。中国的期货市场自恢复以来虽然已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例如大连成为芝加哥之外重要的玉米期货市场，郑州的小麦和棉花期货交易在一定程度上建构了“中国价格”，上海的铜价为全球认可，但距离定价权目标还有很长的距离。就人民币国际化而言，美元霸权依然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国际格局产生深刻的影响，但是我们应该通过人民币国际化，在可行的市场逐步建立人民币结算机制，来规避美元波动给中国企业造成的损失，拒绝为美联储的宽松埋单。其次是知识;我们有必要建构中国在世界的话语体系，为中国的正常需求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不是放任外媒恶意炒作“中国需求”概念。同时，需要避免民族主义倾向，以积极的、建设性的客观分析和理性论证来赢得世界主流媒体的认可，发出我国在大宗贸易领域自己的“声音”，从而建立中国自身在大宗商品定价领域的话语权。第三安全;中国应该积极执行资源外交的战略，努力制定包括外交、财政方面的政策，支持我国企业“走出去”，在海外开矿设厂，降低对个别国家的资源依赖，保障铁矿石的国际航运安全，与航线周边国家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防范海盗、台风等各种自然和人为风险。最后是生产;中国的企业往往处于产业链低中端的加工生产环节，资源和原材料需要大宗进口，成为遭受国际企业和国际炒家两头夹击的对象。

 

四、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对斯特兰的结构性权利中的四大结构分析可得知，虽然作者对它们进行了划分类别，但最终目的让大家对复杂纵横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有清晰性的了解，虽然斯特兰的结构性权利思想和当今国际关系理论的要求并不相符，但她的结构性权利理论简单直观，对政治和经济的紧密结合起着促进作用，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研究思想，可以说，斯特兰的结构性权利理论在国家关系理论中仍占据特殊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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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政治经济学定义范文

【关键词】 投资；预付资本；生产起始动力

新古典经济学将注意力集中在了厂商“生产要素最小投入与最大产出”的问题之上，尽管存在诸多不足，甚至严重缺陷［1］，但不可否认其对社会生产和再生产具有重大指导作用。但社会再生产环节不仅限于单纯的生产阶段，生产的起始动力问题同样值得深入研究。2008年金融海啸席卷全球，时至今日阴影不去，世界各国尽管想尽办法，但成果甚微，英国伦敦街头的骚乱和美国占领华尔街的呼声都在为政策的无能为力进行着注脚。资本、劳动力和土地并没有消失，但经济却陷入了泥潭，这显然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生产要素投入产出范式所无法做出的解释，如何让厂商、让生产具备起始动力，似乎才应成为问题的关键，但这一问题恰恰是新古典经济学所忽略的。

一、问题的提出

日常生活中常用“投资”一词来表示市场经济下厂商生产的起始动力。《辞海》中关于投资的定义是“企业或个人以获得未来收益为目的，投放一定量的货币或实物，以经营某项事业的行为”［2］。

百度百科中的词典解释是：

1、把资金投入企业或基本建设。叶圣陶 《坝上一天》：“群众提出修建海流图水库的要求，不用国家投资，群众愿意集中人力物力来修建。”

2、投入企业或基本建设的资金，泛指为达一定目的而投入的钱财。 《论十大关系》二：“轻工业工厂的建设和积累一般都很快，全部投产以后，四年之内，除了收回本厂的投资以外，还可以赚回三个厂，两个厂，一个厂，至少半个厂。”［3］

不难看出，日常生活中“投资”一词被广泛的用作了厂商或某一主体开始生产或项目运作之前的一个经济行为，即资金投入。没有这个经济行为，生产或企业运行就无法开始。这与会计学或财务管理学中的“投资”概念基本一致。

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经济问题却被新古典经济学所忽略，经济学中的投资概念并不包括上述含义，比如萨缪尔森认为，投资总是实际的资本形成――增加存货的生产，或新工厂、房屋和工具的生产，即只有当物质资本形成生产时才有投资。这完全是本末倒置，其论断形成既具有偶然性，也具有必然性，运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或许可以解释其根由（社会意识由经济基础决定）。与新古典经济学不同，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就是厂商的生产起始动力，投资在这里表示为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过程，马克思用“预付资本”这一概念来表示生产的起始动力，“货币转化为资本”开启了政治经济学对生产研究的序幕，也给予了厂商生产最初的启动力。

今天面对全球经济挥之不去的金融危机，西方社会原本奉为经典的理论已很难解释。生产所面临的问题已不再是如何最小投入最大产出的问题，不是通过产权明晰如何发挥市场效率问题，问题的关键成为了如何让生产开始启动，让静止的生产要素开始运动。鉴于此，本文希望在此方面进行尝试性的探讨。

二、凯恩斯主义的投资是不是起始动力

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普遍使用了投资概念，但这一概念基于的是社会有效需求扩大对均衡收入的提高，与微观厂商生产的起始动力并无概念上的重合。在高鸿业《宏观经济学》一书中明确指出了这种差异，书中写道：“在西方国家，人们购买证券、土地和其他财产，都被说成投资，但在经济学中，这些都不能算是投资，而只是资产权的转移”。［4］那么，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投资又是何含义？书中继续写道：“经济学中所讲的投资，是指资本的形成，即社会实际资本的增加，包括厂房、设备和存货的增加，新住宅的建筑等。”［5］

梁小民在其《高级宏观经济学教程》中采用曼昆的定义，所做的叙述与前者一致，“资本存量是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厂房，机器设备和其他耐用品以及居民用房。投资是用于增加或维持资本存量的支出。资本存量是存量，即在某一时点时的资本量的总和。投资是流量，即在某一时期内用于增加或维持资本存量的支出”。［6］

不难发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投资与前文所讲的投资不论从含义和数量上都不是一回事。从含义上，两者角度截然不同，前者指的是目的在于形成社会资本而产生的社会需求，后者指的是厂商为了开始生产而投入的资金；从数量上，日常投资所指的资金投入既包括形成社会资本需求的部分，也包括不形成社会资本需求的部分，如为抵御风险的风险准备金或为增加自身信誉的闲置资金，并且形成社会资本需求的内容也并不全被日常投资所覆盖，原材料赊销和工资后付都不需要资金的投入，可见其在数量上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的投资既可能小也可能大。在宏观经济学当中，投资、消费和净出口共同组成了社会总需求，通过扩大投资可以实现社会总需求的提高。在这里，投资是指购买和因此生产资本货物――不会被消耗掉而反倒是被使用在未来生产的物品。

由此可见，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尽管关注了生产的起始动力问题，有效需求理论的根本目的就在于消除经济中抑制生产的因素，将经济领出衰退的泥潭，但其却是将重点放在了经济总量上，而对厂商的微观起始动力未加关注，这也正是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长期受到诟病的原因――缺乏微观基础。微观基础的缺乏使得宏观政策的适用性不易明确，简单的套用（衰退就积极政策，繁荣就消极政策）常常事与愿违，不论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都常常发挥不了预期效果，经济现实与政策的适用基础常常并不相同，发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已成为许许多多凯恩斯主义学者的努力方向。

三、政治经济学预付资本的内涵

政治经济学从一开始就关注厂商生产的起始动力问题，政治经济学当中，预付资本是指资本家用来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为了生产剩余价值而预先垫付的资本。资本家把资本预付出去时，是为了要重新得到它，并且，还要带来比原预付资本更多的货币额，即剩余价值。这里资本预付成为生产开启之前的首要环节，只有进行了资本预付，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才能按照生产的要求聚集在一起，预付为生产创造了条件，或者说是开启了生产。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它（货币资本）表现为发动整个过程（社会总资本流通过程）的第一推动力”。［7］

同时，马克思对于他之所以选择“预付”这一概念也进行了解释，他指出“在G―W―G’这个相反的形式中，买者支出货币，却是为了作为卖者收入货币。他购买商品，把货币投入流通，是为了通过出卖这同一商品，从流通中再取回货币。他拿出货币时，就蓄意要重新得到它。因此，货币只是被预付出去。”［8］

马克思同时指出了预付资本的本质功用，货币一旦被预付出去就具备了获取剩余价值的作用，他指出：“这个过程的完整形式是G―W―G’。其中的G’＝G＋G，即等于原预付货币额加上一个增殖额。我把这个增殖额或超过原价值的余额叫做剩余价值。可见，原预付价值不仅在流通中保存下来，而且在流通中改变了自己的价值量，加上了一个剩余价值，或者说增殖了。正是这种运动使价值转化为资本。”［9］

为什么预付资本会具有这样的功用，能够开启厂商生产，马克思同样给出了解释：“很清楚，假如G-W-G’这个流通过程只是兜个圈子，是同样大的货币价值相交换，比如说，100镑和100镑交换，那么这个流通过程就是荒唐的、毫无内容的了。货币贮藏者的办法倒是无比地简单，无比地牢靠，他把100镑贮藏起来，不让它去冒流通中的风险。”［10］马克思用短短几行字就道出了为什么市场经济社会会赋予预付资本获取剩余价值的权利，因为它承担了“风险”，并且这种承担风险的能力被社会、被生产要素所有者所认可，劳动力“愿意”被它雇佣、甚至为它“预付”自己的劳动，地主愿意给它出租土地，机器所有者愿意给它赁出机器。这正如农耕社会时，劳动力“愿意”给地主“预付”劳动一样，因为地主的土地给了农民以信心，他可以“放心”的给地主干活，因此在农耕社会有了可以保证产量的土地也就有了生产。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家对工人剥削的同时，也注意到了市场经济下厂商生产的这一基本过程，资本预付是厂商生产的起始动力，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前提条件。

四、宏观经济的关注要点：生产起始动力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中的科学分析为我们思考现实经济问题确立了基础。随着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银行和股市等大机器时代财富积累的产物在经济中影响日趋重要，特别是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人类已经完全的进入了信用经济时代，货币彻底实现了纸币化和信用化过程，预付资本也由预付货币转变为了预付信用，取代重商主义者对黄金的信赖，市场信用的存在与缺失已成为了当今左右经济兴衰的关键。

金融危机之后，欧美经济市场信心丧失殆尽，尽管各国政府多方弥合，但要素所有者不再相信谁能够承担风险。尽管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已实行两轮，国债上限一再放宽，但市场“预付”始终不能形成。机制上，一方面银行希望放贷，并且资金“充裕”，另一方面企业希望获取贷款，但银行并不认可其市场信用，货币市场表现为供需极度不平衡，因此导致的国际金融市场投机横行，并可能成为加速美国经济帝国倾倒的“游牧民族的铁骑”（谢国忠语）。谁能成为市场所认可的预付资本？中国以国家信用为依托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找到了这个市场认可的预付率先走出了金融危机，但以外需为保证的实体经济衰退趋势明显，而市场信用并不认可消费内需，经济走向存在非常大的不确定性。美国则将筹码放在了金融市场上，结果事与愿违：2011年二季度美国GDP环比增长年率仅1.3%，低于市场预期的1.8%；7月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大幅下滑，终值63.7，低于预期的64.0，也低于初值63.8；美国经济仍处于持续疲软状态［11］。

经济走向何去何从？2008年9月24日，在纽约华尔道夫饭店，总理面对美国经济金融界知名人士，用斩钉截铁的声音说：“在经济困难面前，信心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12］一语中的，宏观经济的关注要点应从生产要素转向生产起始动力，金融危机并没有消逝生产要素，社会匮乏的是信心，信用经济的今天黄金已经不能再给我们强有力的生产起始动力，我们凭借的又将是什么？马克思给了我们起始，未来则需要今天的理论经济学者特别深入的思索和研究。

【注 释】

［1］ 比如不断被诟病的“资本悖论”问题已成为新古典经济学无法摆脱的阴影，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考，帕西内蒂.资本理论：悖论［D］.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文版）.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397-339.

［2］ 辞海(1999年版).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P1694.

［3］ baike.省略/view/7581.htm.

［4］ 高鸿业.西方经济学（第二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P527.

［5］ 同上

［6］ 梁小民.高级宏观经济学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P263.

［7］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393.

［8］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70.

［9］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72.

［10］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69.

［11］ 广发证券.美国经济数据周报省略/commons/yjbgContent.jsp?docId=954191.2011年8月1日.

［12］ 信心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新华网news.省略/world/2008-09/30/content_10135445.htm.2008年9月30日.

【参考文献】

［1］ 姚宇.基于组织要素的新古典经济学资本悖论新解［C］.《资本论》研究（第七卷）.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西安.2011.

［2］ 姚宇.资本、资金和市场信用概念辨析［J］.新西部，2009（10）.

［3］ 姚宇.虚拟资本下价值分配机理研究［J］.人文杂志，2010（3）.

［4］ 姚宇.生产要素关系的时代差异研究［J］.价值工程，2010（7）.

［5］ 姚宇.从要素制衡谈美国金融危机的本质［J］.民办教育研究.2009（2）.

［6］ 姚宇.虚拟资本与美国金融危机关系研究［C］.《资本论》研究（第六卷）.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作者简介】

姚 宇（1977-）男，经济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收入分配和经济发展.

本文得到了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本科生苏桢雅和赵佳欣的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上接第57页）

4、积极引导教职工树立正确的公平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公平理论着眼于分配公平，即个人之间可见的报酬的数量和分配公平。在当前高校人事管理中，一方面要考虑程序公平。高校在制定分配政策时应尽可能地考虑决策过程公开化、民主化，遵循一致和无偏见的程序；另一方面，要积极引导教职工树立正确的公平观。

综上所述，激励，着眼于激发人的潜能，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高校人才资源开发与管理要想达到科学管理，必须合理运用激励机制，使教职工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得到充分的调动和发挥，达到人力资源的合理、充分的利用，从而促进学校管理绩效的提高。

【参考文献】

［1］ 王珊.论高校激励机制运行中的公平问题［J］.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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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王勇明.中国高校教师激励机制实证研究［D］.南京农业大学,2007.

第8篇：政治经济学定义范文

1.1、农村养老保险是社会保障的重要内容

综合上述各国对社会保障的界定，可以看出养老保险是其重要的内容。所谓社会保障制度，就是法律规定了的，按照某种确定的规则实施的社会保障措施或政策体系。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定义是：社会通过采取一系列的公共措施来为其成员提供保护，以便与由于疾病、生育、工伤、失业、残疾、年老和死亡等原因造成停薪或大幅度减少工资而起的经济和社会贫困进行斗争，并提供医疗和对有子女的家庭实行补贴的制度。

1.2农村养老保险是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内容

莫尼汉（Moynihan）曾指出：“一个民族的文明质量可以从这个民族照顾其老人的态度和方法中得到反映。”而社会保障作为近现代的社会文明和重要社会标志，自19世纪80年代在德国首先创立社会保障制度后，现今已风靡全世界并引发起多次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国家建立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如同建立完整的法律体系一样，缺乏法律体系的国家必然导致善恶不分，民不聊生；而缺乏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只能是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伴随着我国近年来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也提上了日程，在经历了20余年的高速经济发展之后，社会保障作为兼顾效益和公平并促进稳定发展的重要问题也逐渐得到了重视。这其中农村群体和老年群体也越来越受到重视，由此可见，农村养老保险是我国社会保障的重要内容[1]。

1.3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

社会保障的最基本目的是为了保证生产力的持续发展。改革开放特别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城市逐步建立了全面的医疗、养老、失业、工伤、生育保险，针对贫困人口建立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历史的原因和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使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严重滞后，农民作为一个整体基本上是在社会中处于弱势地位。党的十六大指出:“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是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洲各地要根据实际情况合理确定社会保降的标准和水平，发展城乡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事业。

2.国内外研究动态综述

2.1国内研究现状

中国农村的养老保障制度已有40多年的历史，随着当前人口老龄化的加快，怎样解决农村养老问题已显得比过去任何时代都更为重要。据国家统计局人口的抽样调查资料，1998年我国老年系数就达到了7.43%，正式步入老龄化国家阵营。而农村老年人口约占全国老年人口的75%左右，这个庞大的老年群体不能享受退休金待遇，生活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在人们的观念中，子女承担父母的养老是天经地义的，但随着计划生育的推行使“养儿防老”已不太可能。而这又关系到广大农村老年人的基本生活权益，关系到农村的繁荣和稳定，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对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全社会总人口10%以上或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全社会总人口的70%以上的社会即为老龄化社会。据有关部门科学预测到2030年前后，我国将进入人口老龄化的高峰期和高龄人口社会，全国老年人口占全社会总人口的比重将达到20%以上。根据世界各国发展养老保险的经验，老龄化高峰到来之前的二三十年，是建立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最佳时机，因为养老保险需要一定的时间进行基金积累，时间越短越被动。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是一种新生事物，它既不同于国外传统的，也不同于中国城市职工的社会养老模式。它是基于中国的具体国情自行摸索出的一条保障之路。农村养老保险的探索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己经开始了，然而这些探索仅限于局部地区，真正面向全国广大农村地区的社会养老保险探索是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的事。1991年6月，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民政部农村养老办公室制定推出了《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7]，并在部分省份组织了较大规模的试点。1992年1月，民政部总结试点经验，在讨论修改的基础上，正式下发了《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并部署在各省市逐步推开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实践证明基本方案的实施不仅为农民提供了一种新的养老制度安排，而且连带产生了一些积极的社会效应。截止2003年底，我国农村养老保险累计参保人数己接近6000万人，基金积累额260亿元，共有140多万农民开始领取养老金。但是，由于其尚处于初始阶段，实践中仍有许多方面函待改进和完善。如覆盖面小、保障水平低、管理不够规范与完善、基金保值增值压力大、政府支持力度不够及立法滞后等，还不能很好的满足广大农民养老保障的需求[8]。

2.2国外研究现状

西方国家社会养老保险理论的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流派:政治经济学派和新古典学派。政治经济学派着重研究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变迁，强调非经济的因素，尤其是政治因素在变迁过程中的作用:在方法上以经验描述为主。而新古典学派基本上是在新古典主义的理论框架内，运用严格的新古典主义方法，对各种养老金制度安排的经济绩效进行研究;把研究的着重点放在不同的养老金制度对于其他经济变量的影响上。20世纪S0年代以前是政治经济学派主导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研究的时代，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新古典学派开始占据主导地位。近几年来，新古典学派吸收了政治经济学派的某些观点;政治经济学派也大量吸收了新古典学派的理论精华，两派理论相互融合、互相补充的趋势已极为明显。目前，国外学者对谁应该为老年人提供照料服务—家庭责任还是公共责任—给予了特别的关注。研究表明，家庭成员仍然是老年人照料的主要提供者。而且，随着老年人寿命的延长，子女对父母的照料越来越普遍。另外，从女权主义的视角，对在照料提供者占比例最大的女性所承受的压力和负担问题进行研究的也很多。众多的研究都指出[15][17]，由于家庭规模的小型化、妇女劳动参与等原因导致了以妇女为主的照料提供者的负担加重、家庭支持系统弱化等问题。因此，有学者通过对欧盟国家的研究，提出了“国家和家庭共同负担长期照料”的对策性建议。也有学者认为，在家庭结构不再胜任老年照料任务时，社区应成为提供支持和保障的可靠去处[16]。

3.本文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3.1、研究内容

本文基于当前我国农村养老的实际情况，对农村养老保险这一重要的现实问题进行研究。在逻辑上，首先在绪论中对本文的研究意义进行分析，阐释了本文的研究价值并对国内相关研究现状做了陈述和梳理；在此基础上，基于当前国内农村养老保险的现状，将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结合起来，对苏州市农村养老保险工作做相关分析，并结合国外农村养老保险的经验和不足提出改进和完善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对策和建议。

3.2、研究方法

本文在研究方法上主要采用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的方法。全文的理论分析主要采用了社会学、行政学、管理学等学科的理论，且还借助网络进行了广泛查询和借鉴了相关研究成果。

4.主要创新

第一，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研究农民的养老保险制度的运行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现有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发展和改革的必要性。

第9篇：政治经济学定义范文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框架;比较教学;案例教学;数学;方法论

西方经济学课程(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门课程)是目前我国高校财经类、管理类专业必修的专业基础课,是理论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习其他应用经济学科的基础课程。该课程具有理论性强、学派林立、内容抽象、偏重数学推理等特点,学生学习起来遇到的困难相对较大,对老师的理论水平和教学能力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文章拟就笔者在这些年教学中的体验,对西方经济学教学中教学方法的运用和改进进行探讨。

一、让学生从整体上把握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框架与核心思想

在讲授每门课程的初期,应该从整体上将该课程的理论体系框架和核心思想展示给学生,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能够把握主线和方向,不至于迷失在一个个的具体原理和图表之中。本文将简要地对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框架与核心思想进行探讨。

微观经济学是通过对个体经济单位的研究来说明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作用的。如图1所示,微观经济学以需求、供给和均衡价格为出发点,通过效用论研究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行为,由此推导出单个消费者的需求曲线,进而推导出市场需求曲线。生产论、成本论和市场论主要研究生产者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由此推导出单个生产者的供给曲线,进而得到市场的供给曲线。结合市场的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就可以决定市场的均衡价格,并进一步理解在所有的个体经济单位追求各自经济利益的过程中,一个经济社会如何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实现经济资源的配置,进而结合具体的市场形式(完全竞争、垄断竞争、寡头垄断和垄断市场)分析每一类市场的价格、产量的决定及其资源配置的效果。至此,便完成了对图1上半部分所涉及的关于产品市场的研究。从图1的下半部分来看,市场论进而将考察的范围从产品市场扩展至生产要素市场。从生产者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出发,推导生产要素的需求曲线,从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角度出发,推导生产要素的供给曲线。据此,进一步说明生产要素市场均衡价格的决定及其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

在以上讨论了单个市场均衡价格决定及其作用后(局部均衡的研究),又从一般均衡的角度讨论了所有市场均衡价格的决定问题,证明了在完全竞争经济中,存在着一组价格(P1,P2,…,Pn),使得经济中所有的n个市场同时实现均衡。这样,微观经济学便完成了对其核心思想即“看不见的手”原理的证明,也就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能够实现有效率的资源配置。在以上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微观经济学又进入了规范研究部分,即福利经济学的内容,证明完全竞争的一般均衡就是帕累托最优状态,进一步肯定了完全竞争市场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在讨论了市场机制的作用后,微观经济学也承认市场在某种特定情形下(垄断、外部性、公共物品和不完全信息)也可能失效即存在市场失灵问题,并针对市场失灵探讨了相应的微观经济政策。

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框架如图2所示,它遵循理论基础-理论-理论应用的分析顺序,围绕着国民收入如何决定这条主线,包括一个总量(GDP),两大主题(短期经济波动和长期经济增长),三大模型(简单国民收入决定模型、IS-LM模型和AS-AD模型),四大问题(失业、通货膨胀、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其中又将四大市场(产品市场、货币市场、国际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和两大政策(货币与财政政策)的分析串联起来,构成一个较为清晰和严密的逻辑体系。

总供给和总需求是决定国民经济的两个主要力量,如图2所示,短期国民收入的决定取决于总需求曲线和总供给曲线,总需求曲线又取决于三个市场的变量,即产品市场、货币市场和国际市场。总供给曲线则是把总量生产函数与劳动力市场联系起来加以分析的。而需求冲击与供给冲击都可能导致短期的经济波动。在长期中,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一国真实GDP的增长取决于生产要素的积累和生产技术的进步,探讨储蓄、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这些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国民收入的长期决定则包含有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不同经济学家在不同的价格行为的假定前提下(价格是粘性的还是自由伸缩的),围绕需求与供给谁占主导地位就形成了不同的宏观经济学流派,也就形成主张自由经营还是国家干预以及如何干预等不同的政策取向。在宏观经济学教学中,要注重比较分析不同理论学派在基本假定、思想渊源、政策主张等方面的差异及其相互融合的趋向。

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要把两门课程的理论体系框架与核心思想反复给学生讲清楚,在教学中途还可以反复提示,让学生知道每一节课所讲的理论知识在学科体系中所占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加深对每一具体知识点的理解,将全局与局部的学习很好地结合起来。

二、通过学科之间及同一学科内不同理论部分之间的比较教学来增强教学效果

比较教学法是指在教学活动中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认识对象放在一起对照比较,从而确认认识对象属性的同异、地位的主次、作用的大小、性能的优劣、问题的难易或认识的正误深浅,以达到辨识、了解和把握认识对象之目的的一种方法。它可以引导学生把彼此相联系的知识加以对照,从相似中找差异,差异中找共性,从而找出其规律性和本质特征。

(一)通过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比较来增强经济学教学效果

一般高校在大学一年级第一学期就开设政治经济学,接着在第二学期和大学二年级第一学期分别开设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这就要求,教师在讲授西方经济学的时候,要适时与政治经济学对比,理顺两门课程的关系,分析两门课程在价值理论、收入分配理论、价格决定理论、资源配置的效率标准、经济危机理论等方面的差异,在比较中同时增强学生对两门课程理论体系与核心思想的理解深度。例如,要给学生指出,政治经济学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认为价值的唯一源泉是活劳动,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它反映的是商品生产者相互交换劳动的关系。而西方经济学是以要素价值论为基础的,从要素的边际生产力入手,分析了生产要素的需求,并根据消费者效用的最大化理论研究了要素供给,是用效用和稀缺性来说明商品的价值的。在此基础上,两大经济学体系都各自形成自己独特的基本范畴,如工资、利润、利息、地租等,这些范畴所反映的经济关系都各不相同。政治经济学将其看作是剩余价值的分割形式,而西方经济学则将它们看作是要素报酬的形式。又如,在价格决定理论上,政治经济学是以价值说明价格,将其界定为价值的货币表现,而西方经济学则是供求决定论,即商品的供求关系决定其价格。在政治经济学中,资源配置的效率标准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节约,而西方经济学则强调帕累托最优,即对于某种既定的资源配置状态,任何改变都不可能使至少一个人变好而又不使任何人的状况变坏。政治经济学将经济危机看作资本主义的特有产物,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无法解决经济危机问题,并必将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而西方经济学则从未将经济周期视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特有产物,认为经济周期是分工、专业化、市场化不断发展的结果。

当然,在对两门课程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我们要引导学生认识到,这两门课程都有鲜明的阶级性,代表了截然对立的两个阶级的利益。阶级属性使得两门课程在研究目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上存在根本的差异。因此,我们应该采取辩证的态度,对西方经济学进行科学分析,分清哪些是属于具有阶级性的意识形态成分,哪些是研究市场经济运行共性规律的合理成分,做到有批判地吸收。过去对西方经济学简单否定、批判的态度,现在对其盲目推崇、全盘接受的态度,二者都是不可取的。

(二)通过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之间及学科内部不同理论部分的比较来增强教学效果

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与区别,在学科内部不同理论部分之间也同样如此,许多外形相似实质相异的原理和模型极易混淆,不同经济学流派的理论思想与政策主张存在争论,需要在教学中适时分辨,在比较教学中帮助学生深化理解。

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在研究对象、讨论的主题、研究方法等方面的不同应该是在讲宏观经济学的第一堂课时就要给学生讲清楚的,上述关于两门课程的理论体系框架与核心思想已经讲的很清楚,不再赘述。例如,微观经济学的供求模型与宏观经济学的AS-AD模型在图形上很相似,都是在供求平衡时确定最佳的产量和价格水平,但在内涵上却有很大差别:微观部分所讲的需求与供给是从经济的微观层次针对某一商品而言的,宏观部分的总需求与总供给是从经济的宏观层次针对整个经济而言的;两个模型中坐标轴上的变量内涵不同,微观部分的供求模型中的价格与产量是指某一商品的价格与产量,宏观层次的AS-AD模型中的价格与产量是指整个经济的一般价格水平和总产量。在教学时,应给学生把这些区别交待清楚。

还有更多的是要经常进行同一课程内部不同理论部分的比较。例如,在学习简单国民收入决定理论与IS-LM模型的时候,要在比较教学中将两大模型的联系与区别讲清楚。告诉学生,这两大模型都是在短期价格既定(水平的总供给曲线)的前提下用总需求分析方法探讨国民收入的决定,都是凯恩斯总需求理论的核心内容,而且IS曲线还是用简单国民收入决定模型(收入-支出模型)推导出来的。不同之处在于,简单国民收入决定理论暂时不考虑货币市场和利率,投资是外生变量,只考虑产品市场均衡时国民收入的决定。而IS-LM模型将产品市场与货币市场联系起来分析两个市场的同时均衡,将利率引入而投资取决于利率,这时自主性支出的乘数效应比只考虑产品市场时下降,两个市场在相互作用中同时实现均衡。而且,IS-LM模型还是分析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作用机制与作用效果的基本分析工具。在讲完凯恩斯理论体系后,可以上一堂总结课,将凯恩斯理论的基本框架用图表和数学模型分别加以概括,并将其与古典宏观经济理论进行综合比较,指出古典理论假设价格是自由伸缩的,认为国民经济由供给决定及货币中性,主张自由经营,而凯恩斯理论假设价格是刚性(粘性)的,认为国民经济由需求决定及货币非中性,主张政府实施总需求管理政策以稳定经济。

三、大量运用案例教学法来活跃课堂气氛并增强学生的经济分析和应用能力

案例教学法是在学生掌握了有关基本知识和分析技术的基础上,根据教学目的和教学内容的要求,在教师的精心策划和指导下,将学生带入典型案例的特定事件中进行案例分析,通过学生的独立思考或集体协作,进一步提高其识别、分析和解决某一具体问题的能力,同时培养正确的管理理念、工作作风、沟通能力和协作精神的教学方式。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是在市场经济发展的长期实践中概括出来的,其内容本身具有极强的社会实践性和应用性,是学以致用之学。在教学中,通过大量的经济实例来与课本的原理相对应,既可以加深学生对基本原理的理解,又可以增强学生运用基本原理解释和分析现实经济问题的能力,还可以活跃课堂气氛,加强师生交流,是一种学习西方经济学的重要方法。

在西方经济学教学过程中,针对各种案例的不同特点可以实施不同的案例教学方式。有一些小型的经济学案例与某一具体的原理或知识点相对应,可以将其穿插在理论讲解中进行分析。例如,在讲授税收分担原理的时候,可以举我国对二手房交易征收5.5%营业税的例子进行分析;在介绍完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之后,马上可以给学生讲“吃包子”的故事;讲纳什均衡与囚徒困境的时候,可以举我国地方保护主义与地区封锁的例子;讲GDP核算时可以举男主人与女保姆的故事;讲费雪方程式时可以举我国近年出现的银行存款负利率的事实;讲扩张性财政政策可以以当前的4万亿政府投资计划为例;讲蒙代尔-弗莱明模型时可以分析我国近年来国际收支双顺差带来的人民币升值压力以及央行在2007、2008年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控制经济过热和“流动性泛滥”时的政策失效,等等。当然,在经济学的发展史上,有一些经典的经济学案例或故事是必须要讲给学生听的,讲科斯定理必然要讲“牛群到毗邻的谷地里吃谷”的故事,讲外部性原理时可以通过米德的“蜜蜂与果园”的例子以及庇古的“火车与飞鸟”的故事来阐述;讲公共物品时则可以通过“灯塔”的故事来阐述。

此外,还有一些比较大型的或综合性的案例,适合于在某一章或某几章讲完之后组织学生专门来分析讨论。例如,在讲完垄断理论后,可以给学生介绍微软垄断案的基本材料,让学生讨论垄断的社会成本及反垄断社会实践中的一些问题;在讲完财政政策与挤出效应后,可以介绍我国1998-2002年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的基本情况,分析和讨论财政政策的实施背景、具体措施和实施的效果评价等问题;在讲完宏观经济学国际部分后,可以介绍这次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的来龙去脉,分析和讨论此次金融危机与以往金融危机的不同,对我国宏观经济运行造成的影响,给我国的启示和教训,以及我国的应对之策,等等。

四、在教学中要重视和加强对学生数学分析能力的培养和经济学方法论的训练

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普遍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教师在教学中往往侧重定性的理论分析和思想陈述,而忽视对学生数学方法和数学推理的训练,学生也往往只对定性分析感兴趣,对经济学的思想逻辑、经典案例、理论联系实际的内容表现出浓厚兴趣,而一旦涉及数学推导、证明和数学的规范分析,则有畏难情绪,不习惯接受。诚然,对于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地位和作用,存在一定的争议。但不可否定的是,数学对于推动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学研究中非常重要的工具。如果经济学不使用数学方法,经济学就不可能成为现代经济学,而学好数学已经成为真正学好现代经济学的重要条件。田国强(2005)指出,数学在理论分析中具有如下作用:第一,使得所用语言更加精确和精练,假设前提条件的陈述更加清楚,这样可以减少许多由于定义不清所造成的争议;第二,分析的逻辑更加严谨,并且清楚地阐明了一个经济结论成立的边界和适用范围;第三,利用数学有利于得到不是那么直观就得到的结果;第四,数学可改进或推广已有的经济理论。我们在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中,要把数学工具与理论分析、思想阐述很好地结合,尽可能训练学生用数学来界定经济学的概念,用数学语言来表达关于经济环境和个人行为方式的假设,用数学表达式来表示每个经济变量和经济规则间的逻辑关系,通过建立数学模型来研究经济问题,并且按照数学的语言逻辑地推导结论。老师要向学生强调数学分析方法的重要作用,老师自己也要努力提高自身的数学涵养,以适应现代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发展趋势。当然,我们强调数学方法的应用和重要性,也要同时重视经济学思想方法和理论逻辑的训练,培养学生对于现实经济环境、经济问题良好的直觉和洞察力,尽可能弄懂数学形式下的经济学思想内涵,以避免学生迷失在各种数学公式和符号之中。

经济学教学中普遍存在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教师在教学中习惯于按部就班地向学生讲解传授各章节知识,而往往忽视对学生经济学方法论的训练。即老师在教学中一味地传授理论知识而忽视了对学生思维的训练,忽视了对学生建立逻辑能力的锻炼。凯恩斯说:“经济学不是一种教条,只是一种方法,一种心灵的容器,一种思维的技巧,帮助拥有它的人得出正确的结论。”也就是说,经济学的精髓在于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想方法、思维过程。我们在经济学的教学中,要让学生尽可能在经济思想史的历史语境和经济学流派的学术纷争中理解现有理论的内涵,要尽可能让学生掌握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帮助学生理解经济学中的基本假设及其重要意义,让学生懂得“给定假定,简化关系;放松假定,逼近现实”的研究方法在经济学中的运用和体现,让学生熟悉和掌握经济学中广泛应用的静态分析、比较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法,均衡与非均衡分析法、归纳与演绎法、短期与长期分析法、定性与定量分析法等丰富的方法体系,让学生不仅掌握理论知识本身,更知晓理论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增加学生经济学理论素养的深度与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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