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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自然垄断 政府管制 激励性管制 非对称性管制
一、自然垄断与自然垄断行业
1.1自然垄断的定义
传统经济学意义上的自然垄断是指由于生产技术具有规模经济的特征,平均成本随产量的增加而递减,从而最优规模要求一家企业即可满足市场需求的状况。20世纪80年代,经济学家对自然垄断进行重新定义。在单一产品生产的条件下,弱可加性意味着由单个企业生产既定产量的成本小于多个企业生产相同产量的总成本;在多产品情况下,弱可加性意味着单一厂商生产多产品组合的成本小于由多个企业分别生产该产量的总成本。这两种结论都具有一致性,即都认为垄断的市场结构更有经济合理性。但是,垄断的市场结构又存在诸多弊端,所以需要政府出面对自然垄断行业进行管制。
1.2自然垄断行业的基本特征
1.2.1巨大的沉没成本。
自然垄断产业生产技术的固定成本很高,具有很强的长期使用性质,折旧耗费时间,一旦投入生产经营过程就很难收回。如果多个企业之间进行自由竞争,其破坏性和杀伤力将是巨大的,结果要么是两败俱伤,要么是兼并合作。
1.2.2普遍服务性。
大多数自然垄断行业的产品或服务是公众的基本生活必需品,因此需要管制机构保证所提品质量的可靠性、服务的稳定性等。普遍服务是让自然垄断企业以大多数人承担得起的价格标准提供基本的产品或服务,是自然垄断行业的最基本要求。
1.2.3交易的不可逆性。
由于自然垄断行业是以固定网络为载体的产业,它提供给客户的产品或服务是通过网络到达终端用户,因此该产品或服务是一个单向的传递过程,一旦提供出去便无法收回和退换,并且由于这类商品是人们基本生活所必须的,所以需要对产品或服务实行有效的管制。
1.2.4特许经营。
国家无论是通过招标制度还是区域间标尺竞争或者其他种类的特许经营选择,必须赋予特定企业以垄断经营权才能保证产品或服务充足供给。实际生活中的自然垄断行业,以公用事业为主,其他特殊产业为辅。
1.3自然垄断的国外研究发展进程
自然垄断理论的演进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萌芽期、早期的自然垄断理论、比较成熟的现代自然垄断理论以及当代自然垄断理论最新发展四个阶段。
1.3.1自然垄断理论的萌芽。
自然垄断理论的萌芽最早出现在十九世纪,由英国学者约翰?穆勒提出。他认为:“地租是自然垄断的结果”。但穆勒没有对自然垄断做任何阐述,仅仅从土地这一要素层面上定义自然垄断,与我们今天所说的自然垄断含义相差甚远。
1.3.2自然垄断理论的发展阶段——早期的自然垄断理论。
法罗是率先从经济特征的角度来研究自然垄断的学者之一。他认为,自然垄断产业是指那些从来没有发生过竞争和即使发生过竞争但最终失败的产业。他具体总结出自然垄断的几个特征:一是该产业提供某种必须产品或服务;二是该产业的厂址有天然的优势;三是产品不可储存;四是存在规模收益;五是需要协调的供给安排,而这种供给制度只能在垄断条件下才能实现。从这以后,很多经济学家开始把规模经济作为自然垄断的基本特征。
但是埃利提出了一种与法罗完全不同的定义。他把自然垄断划分为三类: (1)依靠独一无二的资源(矿藏)而形成的垄断;(2)依靠信息独占和特权(专利)而形成的自然垄断;(3)依靠该产业的特殊性(业务特性)而形成的垄断。
亚当斯根据不变的规模效益、下降的规模效益和上升的规模效益这三种状况,把产业分成三类。他认为,对第一、二种产业类型可以采用市场竞争机制,而对于规模效益递增的产业应实行政府管制。他是最先提出对自然垄断产业实施政府管制,以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学者之一。
由此可见,早期的经济学者虽然也从经济特征的角度提到了规模经济,但依然是从自然因素或自然条件的角度和制度垄断的角度来论述自然垄断的,或把它们并在一起,共同构成自然垄断的成因。
1.3.3比较成熟的自然垄断理论——现代自然垄断理论。
随着经济实践和经济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很多经济学家以经济性为出发点,尤其是从规模经济的角度来看待和论述自然垄断理论。
1923 年克拉克最早提出从规模经济角度来理解自然垄断,认为自然垄断不过是一种具有长期显著规模经济的行为。米勒从规模经济的角度说明了自然垄断行业的最基本经济特征是生产函数一般呈现规模报酬递增状态,即生产规模越大,单位产品的成本越小。
1.3.4自然垄断理论的最新研究成果。
当代经济学家非常质疑将规模经济看作自然垄断成因的观点。这种质疑开始于对范围经济和成本劣加性的认识。美国经济学家鲍莫尔等用成本劣加性和范围经济这两个范畴重新审视自然垄断。范围经济是指单一企业内生产不同的产品较之几个特定的企业分别生产这些商品是廉价的。成本劣加性是指如果一个企业生产该产业内的所有产品的成本低于由若干企业分别生产这些产品的成本之和,那么该产业的成本就是劣加的。从这两个范畴中,人们发现规模经济只是自然垄断的充分条件,并不是必要条件。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夏基等经济学者对自然垄断重新进行定义,认为自然垄断的显著特征是成本函数的劣加性。
二、自然垄断行业的政府管制
2.1政府管制的定义
关 键 词:规模经济;结构经济;最优经济规模
中图分类号:F0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7)02-0010-06
规模经济的概念,在中国经济界普及开后其实践热潮一直就未曾消退。从中央到地方,从学校到公司,从连锁店到企业集团,甚至政府机关单位,举国上下,各行各业言必称走规模经济的道路,规模经济似乎成为经济发展的理所当然的有效模式。[1]毫无疑问,在一定的经济条件下,规模生产确实引起了降低单位成本、收益递增的经济作用,从而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许多发达国家的工业经济发展历程即是规模经济的明证。然而,与国内轰轰烈烈的规模经济实践相比较,对规模经济的理论深入探讨就显得过于冷清。国内大量的关于规模经济的论文也往往停留在对西方所谓成熟理论的介绍上,似乎对西方已经成熟适用的东西我们也必定适用,似乎已成熟的理论再也不可能发展了。事实上人们在得到这些理论启发的同时,也往往会产生许多误解。在新的历史时期,面对网络知识经济、全球经济一体化等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我们究竟该如何认识规模经济,把规模生产作为发展经济的模式是否仍然合理?本文将在已有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对规模经济的本质进行理论上的深入探讨。
一、规模经济与分工和专业化
“规模经济”的概念,在微观经济学生产理论中是从规模报酬的角度来分析、展开的。生产理论中,通常是以全部的生产要素都以相同的比例发生变化来定义企业的生产规模变化。规模报酬变化是指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企业内部各种生产要素按相同比例变化时所带来的产量变化。企业的规模报酬变化可以分为规模报酬递增、规模报酬不变和规模报酬递减三种情况。规模报酬的三种情况可以用齐次函数来定义,如果生产函数Q=f(λL,λK)满足f(λL,λK)=λnf(L,K),其中,λ是任何大于0的常数,则生产函数Q=f(L,K)为n次齐次生产函数。对于n次齐次生产函数Q=f(L,K)来说,如果两种生产要素劳动和资本投入量随λ增加,则当n>1时,Q=f(L,K)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性质;当n=1时,Q=f(L,K)具有规模报酬不变的性质;当n
一般说来,企业的规模报酬的变化呈现如下规律:当企业从最初很小的生产规模开始逐步扩大的时候,企业面临的是规模经济阶段,如图1的长期平均成本曲线向右下方AB部分即表示规模经济。在企业得到了由生产规模扩大所带来的产量递增的全部好处以后,一般会继续扩大生产规模,将生产保持在规模报酬不变的阶段,此阶段成本最低,也就是规模最经济,如图1的BC段,[3]这个阶段有可能比较长。在此以后,企业继续扩大生产规模,就会规模报酬递减,单位成本随规模的扩大而上升,规模不经济,如图1CD段规模经济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张,企业内部的生产分工能更合理和专业化。也就是说,规模经济很大程度上根源于分工、专业化所带来的经济节约。规模经济和分工、专业化是相互紧密联系的一对概念,许多学者对两者间的相互关系作出过深入的探讨,但未曾得出过一致性的结论。譬如盛洪认为:分工和专业化的经济性表现为生产费用的节约,严格地说,是单位生产费用的节约,实现这种节约的途径,可以简单地归结为分工所带来的规模经济性。在生产技术水平一定的前提下,从较长的时间角度看,分工所引起的劳动熟练程度的提高、间歇时间的减少和物质资料的节约等都可以概括为规模经济性。[4]很显然,盛洪认为是“规模经济性”带来了分工专业化的经济性,而不是相反。杨小凯则认为[5]:“分工经济概念与个人间的组织程度及相互依存度概念相关联,它与个人产出范围的内生化有内在联系,而规模经济概念则与个人专业化水平或企业内部专业化水平无关。一个企业的规模可能很大,而同时其专业化水平可能很低。”规模经济与分工专业化经济在杨小凯看来有着明显的区别,但杨并未探究两者产生的根源。规模经济和分工专业化经济都被当成公理在运用着。盛洪将规模经济性当作公理推导出分工专业化带来的经济性。亚当・斯密曾指出:“带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之后,绝大部分的经济学家就将分工和专业化带来的经济性作为推论的起点,于是萨缪尔森集他人之大成得出规模经济性很大程度上来自合理的分工和专业化。
图1规模成本曲线
分工和专业化的议题,盛洪和杨小凯都有专著论述,规模经济和分工专业化经济无论两者的关系如何,都有共性的东西值得我们关注,那就是经济性。全面准确地理解分工专业化带来的经济性无疑对我们理解规模经济大有裨益。前辈经济学家已对分工和专业化的好处作了许多论述,归纳如下:分工和专业化的经济性大致可分为直接经济性和间接经济性两种。直接经济性就是指采用一定程度的分工和专业化的生产方式,较采用这种方式以前带来的生产效率的提高或生产资源的节约。而间接经济性是指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为生产方式的其他创新提供了条件,而对这些生产方式创新的采用会带来生产效率的提高或生产资源的节约。分工和专业化的直接经济性大致有以下五个方面:(1)分工和专业化使得劳动生产者越来越将其生产活动集中于较少的操作上,能够较快地提高其生产的熟练程度;(2)分工和专业化会使劳动生产者节约或减少因经常变换工作或变换生产活动中的不同操作而损失的时间,节约了生产的人力资源;(3)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使得劳动生产者可以节约生产时所使用的物质生产资料;(4)分工和专业化还可使人们的工作在既定的技术水平条件下变得简单;(5)企业的专业化发展还可以降低企业管理工作的复杂程度,从而提高企业的管理效率。分工和专业化的间接经济性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1)技术进步;(2)促进了迂回生产方式的发展;(3)促进了投资方式的出现和发展。
全面地评价分工专业化所带来的经济性还必须看到分工专业化所带来的坏处即不经济性。随着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劳动者越来越失去人的本性,即丰富性和创造性,越来越受到他所创造的产品――物质生产资料的支配,马克思称之为劳动的异化。从这一角度看,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带来了人类福利的损失,此即分工和专业化的不经济性。汪丁丁也有类似看法。不过他是从规模经济的角度来谈的。他认为:规模意味着只有标准化了的生产、交换、消费才谈得上“规模经营”;规模经济之下的生产、交换、消费往往要求以统一方式的调配资源,即要求权力集中;专业化,人类必须为规模经济支付两项代价,即允许“霸权”存在,允许人的异化。[6]
应该说西方传统主流经济学家对规模经济的描述是全面的,但他们却都只停留在现象的层面,其研究方法基本上只是实证,他们只是发现描述规模变动和报酬变动间的三种关系,规模变动既可能导致报酬递增(经济性),也可能导致报酬递减(不经济),也可能对报酬变动毫无影响,他们的理论最多只能算说明文。事实上对规模经济理论的研究如果仅停留在这种层面,将会阻碍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根据已有的这些理论,人们根本就不了解规模和经济的内在本质联系,因而也不能得出企业最经济的规模究竟在哪。当然已有的这些理论对那些只知道规模经济的人还是会大有启发;它明白地告诉我们,规模既可能经济也可能不经济,并不是一上规模就能经济的。但是,仅告诉我们这些并不够,我们还确切地想知道究竟规模和经济之间有什么内在联系,什么样的规模才最经济?可以说,西方传统主流经济学家关于规模经济的理论只是提出了这个问题,他们并没解决它,甚至也不想解决这个问题。后来的经济学家们对这个问题似乎也不大关心,对于大部分人而言,已有的关于规模经济的结论已经够用了。
新制度经济学家似乎忽略了这个“问题”,我们在他们那里也很难找到答案,但却为我们对此问题作更深入的思考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科斯教授被视作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山大师,在他著名论文《企业的性质》中,创造性地提出了交易费用的概念,并用此概念第一个提出并解决了企业为什么存在的问题。这个问题换个提法就是企业为什么会有一定规模?既然互为专业化的个体生产者可以通过市场买他们生产的专业化产品(零部件或工序加工),为什么还要聚集在一个企业内?对科斯来说,市场和企业是资源配置的两种可互相替代的手段;它们之间的不同表现在于:在市场上,资源的配置由非人格化的价格来调节,而在企业内,相同的工作则通过权威关系来完成,二者之间的选择依赖于市场定价的成本(交易成本)与企业内组织的成本( 也是交易成本)之间的平衡关系。[7]可以这么说,科斯是当代经济学家中对成本费用概念理解最深的人,他认识到市场交易是有成本的。同样企业内部的组织也是有成本的。之所以企业会出现,形成一定规模,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市场,只是企业内部组织成本低于市场交易成本罢了。这一结论对我们研究规模经济有两点启示:其一,最初规模经济体现在交易费用的节约上;其二,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我们一直这么理解规模和经济的关系,即规模是因,经济是果,而根据科斯的理论,似乎经济是因,规模才是果。即企业的出现或生产规模的增长是因为节约交易费用的需要。值得注意的是,科斯的结论是在分工和专业化一定的条件下得出的。在科斯提出交易费用之前,传统经济学是不可能这样认识规模经济的。他们只能从现象到现象,描述性地介绍规模和经济关系的实证结果,再加上用分工和专业化经济来说明。综合新制度学派和传统学派的看法,我们可以把对规模经济的认识归纳如下:(1)在分工和专业化一定的条件,规模经济就是对交易费用的节约;(2)考虑分工和专业化发展的情形,规模经济其实就是分工和专业化经济,就是对生产费用的节约。考虑到企业的成本=生产性成本+非生产组织性成本=生产费用+交易费用,规模经济也就是对企业成本的节约。仅认识到这一层是不够的。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规模和经济两个概念其实是互动关系,因为节约交易费用的经济需要,出现了企业对市场的替代,企业是非个体的,即意味着规模生产,规模生产又促进了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提高了生产效率,节约了生产费用,实现了经济。
二、规模经济与结构经济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经济学在讨论规模经济问题时,始终未明确指出什么是规模。他们明确指出规模变动是各种生产要素同比例的变动,却不明确规模的内涵让人十分困惑。他们似乎并没有考虑过此问题,便用跳跃性的思维把规模与产量一一对应起来,如图1的横轴Q本意是产出。“年产出多大的规模”已成行话,然而规模与产量是否存在一一对应,是否可以相互替代,令人十分怀疑。
事实上用产出Q来表示企业的规模,把企业规模和产出一一对应起来,是古典经济学把企业看作黑箱的延续,也正是因为把企业视作黑箱,不愿分析企业的内部构造,对规模经济的理论探讨就无法深入下去。对于企业规模的认识,绝大部分人都停留在似是而非的境地,西方经济学教材都找不到企业规模的定义。企业规模的内涵不是“企业的大小”这样简单的认识就能概括的。譬如说:工厂甲和工厂乙,工厂甲有4台A机器,4个工人,1个管理人员;而工厂乙有3台A机器,5个工人,2个管理人员。对工厂甲和工厂乙进行规模大小比较,我们就会陷入尴尬的境地。为了后面讨论的方便,这里对企业规模作如下定义:所谓企业规模是指企业内生产要素的集合,用S( F1 F2…Fn)表示,其中S表示企业规模,Fn表示第n种生产要素。显然企业规模是一个多元向量。在传统经济学的生产理论中,是以全部的生产要素以相同的比例发生变化来定义规模变动,毫无疑问,这只是规模变动的一种特例。在解释规模经济时,却又要认为生产规模扩大会使企业能利用更先进的技术和机器设备等生产要素,企业内部的生产分工能够合理和专业化。这种解释与规模变动是各种生产要素同比例变动的假设相矛盾。生产要素的内涵已发生变化,同比例变动还有何意义?生产分工合理和专业化反映了企业内生产要素组合方式的改变,企业内部结构都不相同,何来规模大小的比较呢?再回到企业规模是否会和产出一一对应的问题上,根据生产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当Fx≠n生产要素一定,Fn生产要素变化时产量Q曲线如图2。
图2产出规模曲线
我们不难发现,不同的Fna、Fnb在Fx≠n一定的条件下,产量Qn 完全相同,也就是说不同的生产S完全有可能导致相同的产出,规模S与产量Q之间根本不是一一对应关系。但是当Fn≤Fno时,Fn与产量Q还是呈一一对应关系的,也只有在此条件下用产量Q来表示企业规模才有意义。
事实上传统经济学关于规模经济的解释还是给了我们深入认识规模经济的机会。规模变动是生产要素的同比例变动,规模的扩大带来新技术的使用和更合理的分工和专业化,这些都让我们思考到:规模经济的原因肯定与企业内部结构变化有关。所谓结构是指事物各个部分的配合、组织,反映了各部分间的相同关系。值得注意的是结构既有量的规定性,如生产要素间的比例关系,也有其质的规定性。把结构理解为各部分的质态组合更为重要,如分工和专业化就是对生产结构质的规定性,生产要素的同比例变动并不能保证生产结构质的不变。对于只有一种可变生产要素导致的规模变动的情形,即Fx≠n一定,Fn变化导致的规模报酬的变化正是企业内生产结构变化的结果。而在同比例变动各种生产要素导致的规模变动的情形下,若企业内生产结构并无质的改变,分工和专业化水平保持不变,如前面所提到的规模报酬不变的例子,规模变动对报酬将毫无影响;若企业内生产结构发生了改变,如重新进行了分工或专业化,则规模变动会导致报酬变动。产生经济或不经济的两种结果取决于分工或专业化是否合理或生产结构是否得到了优化,在全社会分工和专业化水平恒定的情况下,规模经济的出现则是用企业结构组织生产对用市场结构组织生产的替代。
通过以上的讨论,我们不难得出规模经济的本质其实是结构经济即结构优化而导致的经济。规模变动和经济节约之间并没有直接联系,随着规模变动而带来的经济性或不经济仅是现象,规模变动必须通过结构变动才能产生经济作用。正是规模量的变化引起结构质的变化,结构质的变化产生了经济效应,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我们说规模经济是不准确的,结构经济才是其应有之义。但由于约定俗成的原因,我们在后面关于确定经济规模的讨论中仍将使用“规模”这个词,不过我们的讨论其实是在探索最佳的生产规模结构。细心的读者至此可能反问:只要生产规模结构一定,生产规模的大小对经济报酬并无影响。可是现实中,机器大生产的企业规模是大的经济效益好而小的差。事实上假如生产要素都是连续可分的话,生产规模结构一定,企业规模结构对经济报酬确实毫无影响,可是生产要素并不是可以任意取值的。比如厂房、机器,无论如何是不能让半个厂房、半台机器运作的,对于人力资源也一样,你不能只计算半个人。正是由于这些因素的存在,制约了企业总规模的最小取值,即存在一个下限,达到结构最优的规模。一定程度上,正是因为生产要素的非连续可分性,导致人们在规模和经济之间建立了牵强的联系。观察西方发达国家的机器大生产过程,表象上似乎是规模在起经济作用,其实不然,真正起作用的仍是结构,大机器生产在扩大生产规模的同时改善了生产结构,为节约资源、提高效率创造了条件。在现存的一些手工业中,生产要素的可分割性强,我们就可以明显地看到结构的作用,而很难看到规模效应了。
三、确定经济规模与结构
首先我们来看仅单个可变生产要素Fn变动时的规模变动效应。前面已经介绍存在Fn,当Fn≤Fno时,Fn可与产量Q意义对应,亦即S可以用产量Q来替代表示。根据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我们可得出如下图的成本-规模曲线:
图3不同结构的成本规模曲线
图3中选用的是具有典型意义U型成本曲线,其中MC为边际成本曲线,AC为平均成本曲线,P代表市场价格曲线,我们假定市场需求无限,或认为企业的产量在满足市场需求的份额中是微乎其微的,即市场价格几乎不受某个企业产量的影响。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当Q≤Q1时,Fn≤Fn1,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即单个生产Fn投入的增加,企业的平均成本逐步降低,收益递增;Q1点时,即平均成本最低点,企业的收益费用比=P-AC/AC时达到最大;超过Q1点后又呈下降趋势。
于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产生了:公司的最优规模究竟应定在哪一点呢?一般认为,公司为实现其利润最大化,公司规模会扩大到Q2点,此时边际成本等于市场价格,利润达到最大。然而Q2点是规模不经济的。从上面的分析已得知只有Q1点才是真正的规模经济点,此时才体现出经济一词的本质涵义,即“最少投入,最大产出”,从而实现资源节约。于是,这个问题又转化为公司究竟应追求利润最大化,还是应遵循利润率最大原则呢?我们坚持认为,后者会比前者更为优越。实现利润率最大才能真正地实现利润最大。理由是很明显的:在理想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可以自由转移(在此条件下,西方经济学认为完全经济利润为零,Q1 Q2两点重合)。一个公司其规模在达到规模经济点后,已实现利润率最大,如果还存在多余资本,完全可以将此资本投入到同行业中尚未达到规模经济的企业,或别的行业里去。这样,资本总量一定,而利润率最大,所获利润无疑最大。对规模经济的这点认识,不仅有助于微观的公司、企业实现利润最大,而且对我国目前经济发展速度虽快,而资源浪费严重、经济效益低下的客观现状更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当企业的生产规模结构保持不变,即分工和专业化水平一定时,规模收益不变,即规模扩大n倍,单位成本不变,产出也扩大n倍,此时规模与产出是一一对应关系。如图4中点A与B,直线AB、CD同特定结构下的成本规模曲线可表征规模收益不变。图中U形曲线是指只有一种可变生产要素Fn,Fx≠n一定时平均成本曲线。规模经济的本质是确立了最佳的生产规模的结构,图中AB线单位成本费用最低,也就是最合理的生产结构,无论企业规模多大,产出的单位成本一定。CD线上的生产结构显然要次于AB线,但只要保持结构恒定,规模收益仍然不变。
图4相同结构的成本规模曲线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的结构下的成本规模曲线完全有可能相同,企业追求规模经济的过程其实是结构优化的过程,即寻求最低的成本规模曲线。结构优化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结构优化是一种质变,其手段只能是创新,如技术创新、重构业务流程改善分工专业化水平、使用新型能源等,结构优化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是否降低了单位成本。
在企业结构一定的条件下,企业规模除受生产要素的不连续可分性限制外是否就没有约束呢?并非如此,企业的实际规模将受到来自市场的两个约束:
1. 市场交易费用约束
前面已经分析过,在分工和专业化水平一定时,企业之所以替代市场,是因为企业的组织成本低于市场交易费用的缘故。如果企业的组织成本高于市场交易费用,则企业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市场交易费用约束在这个意义上也可称为企业存在性约束。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市场交易费用(用市场组织生产的费用)会比企业组织成本增长缓慢[8],如下图:
图5组织成本规模曲线
当SCM,企业就会被市场替代。所以企业的实际规模将受SO限制。
2. 市场需求约束
前面的讨论都没有涉及市场需求对规模经济的影响。现实生活中,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产品量的丰富与质的提高,社会需求的品位也完成了由量到质的转变。传统的大规模生产同日益挑剔的社会需求产生了矛盾,商品生产者必须冷静地面对这一事实,因为在致命的飞跃中摔坏的不是商品,而是商品生产者本身。商品生产逐渐向产品多样化、小批量化方向发展,我们在考虑规模经济的时候不得不正视需求问题。
图6反映了市场需求对规模经济的影响,曲线PC表示市场价格受产量的影响,AB则表示最优结构的成本规模曲线,而AC1、AC2则表示产品成本单受规模中的某个Fn的影响。
从图6中我们看到,A点的收益费用比率是高于B点的,对于厂方来说,生产规模应确定A还是B是很分明的。这就是说,我们得出了一个更不寻常的结论:在考虑市场需求的影响时,厂方应尽量选取最优结构下的最小规模。这样不仅可保持最高的利润率,而且受市场需求影响的风险大为减少。如果我们还因习惯认可规模经济这个概念(准确地说应是结构经济),那么,厂方在考虑实现规模经济的同时务必考虑需求对其影响。
图6需求约束下,最优规模的确定
图7知识经济条件下规模成本曲线
最后我们来简要探讨一下新经济条件下的规模经济问题。新经济对社会生活的冲击将是全方位的,许多概念、规律的内涵、外延都发生了变化。为了讨论的延续性,我们认定企业规模、结构及经济的含义都没有发生改变,但旧经济中起主导作用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在新经济中失效。新经济区别于旧经济的一个最重要特征是边际报酬递减规律,讨论新经济条件下的规模经济问题就转化为探讨边际报酬递减规律下的成本-规模曲线,如图7。
AC是平均成本规模曲线,即对于企业规模S(F1…Fn…),Fx≠n一定,Fn扩大变化时呈边际收益递增,边际成本下降,AC、MC始终向右下方倾斜。图中清晰地告诉我们,规模越大越经济,即当Fn趋于∞ 时平均成本最低,但是企业的投资收益率受市场价格曲线影响较大。企业最适度的规模即投资收益率最大的规模为投资收益率=P-AC/AC。由于新经济条件企业本身的性质可能发生改变,如虚拟企业的出现,企业与市场的界限日益模糊。关于企业规模的市场交易费用约束还值得另辟专题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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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聂剑芳. 论当前国企改革的障碍与突破[J].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6,(6).
[2]萨缪尔森,等. 经济学[M]. 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85.
[3]高鸿业. 西方经济学[M].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6.
[4]盛洪. 分工与交易[M]. 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1994.
[5]杨小凯. 专业化与经济组织[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6]汪丁丁. 自由人的自由联合[M]. 厦门:鹭江出版社,2000.
[7]张维迎. 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M]. 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1995.
[8]迪屈奇. 交易成本经济学[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关键词:电子商务;创新;信息;交易费用;规模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电子商务专题报告的定义,电子商务是指通过电信网络进行的生产、营销和流通等活动,它不仅指以因特网为基础进行的交易,而且指所有利用电子信息技术来解决问题、降低成本、增加价值和创造商机的商务活动。随着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信息处理与信息传递已经突破了时空和地域的界限。伴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网络化而发展起来的电子商务已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对企业的发展、区域经济的增长、乃至全球经济的扩张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有专家宣称,21世纪是电子商务的时代,电子商务将成为全球经济的第一增长点。本文拟从经济学的角度对电子商务进行经济学意义上的追本溯源。
一、熊彼特的创新理论
经济学意义上的创新概念,目前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同意和接受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的定义。他定义的创新就是生产要素的新组合,认为“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一种从未有过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企业家的职能就是进行创新,引进新组合。经济生活的创新主要发生在以下5个方面:新产品的生产;新生产方式的引进;开发一个新的市场;发现新的生产资料来源;实现新的产业或企业组织形式。熊彼特在他早年的著作《经济发展理论》(1912)中,把创新更多地归结为企业家活动的结果。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熊彼特的创新概念也在变化。在他后来的著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1942)中,他引进了“变动”和“发展”的观点,认为创新是一个“内在的因素”,“经济发展”也是来自其内部自身创造性的关于经济生活的一种变动。他把创新看成是由企业行为内生决定的,创新主要是企业自觉投入研究与发展活动的结果,而不仅仅是企业家的随机行为。
创新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以技术变革和技术推广为主要内容的技术创新;二是以制度变革和制度建设为主要内容的制度创新。美国经济学家P・戴维从技术创新的角度,提出了技术创新与企业规模的“起点”理论,认为一个企业要采用一种新技术至少需要达到一定的规模。M・卡曼、N・施瓦茨等人从垄断与竞争的角度对技术创新过程进行分析,探讨了技术创新与市场结构的关系,提出了最有利于技术创新的市场结构类型。诺斯从制度创新的角度出发,认为促进制度创新的主要因素是规模经济性、技术经济性、预期收益刚性,制度创新需要有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过程,存在着一定的时滞。电子商务的形成和发展是企业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创新理论在流通实践中的应用和证实。企业由于内在的利润动力与外在的市场竞争压力,不断进行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又推动制度创新。从EDI电子商务到Internet电子商务的发展过程包含了商务活动模式、市场范围与结构等内容的制度创新。可见,没有电子信息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就没有电子商务的形成和发展。
二、不完全信息理论
信息包含两层涵义,一方面,它是对生产经营活动的记录与反映,是可以数据化的东西。另一方面,信息是可以被加工的东西。信息具有有用性、稀缺性,因而是一种有价值的社会资源,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是市场机制运行机理的重要内容。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描述“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时是以完全信息市场为前提的。在完全信息市场中,每个参与者都了解他所需要的全部信息,从而能够进行最优的市场决策。但是,现实生活中这个完全信息市场是不存在的,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不完全的市场环境中。拥有信息资源的多寡直接影响到微观主体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也直接影响到商务活动的效率和经济资源配置优化状况。信息可以用于处理经济活动中的不确定性,从而给企业带来利润。对信息的把握可以节约资源、提高效率、产生物质替代作用,这就形成信息作为资源的社会价值。
电子商务作为一种新的市场运作方式,是市场信息化、网络化和信息市场化引导下的经济活动方式,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扩大资源配置的地域空间范围,促进不同国家、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进程,使稀缺资源流动更为迅速、配置成本更低。市场信息的分散性以及人们对大量信息判断力的局限性,决定了市场经济活动主体对有效市场信息的需求性和急迫性,由此导致信息市场需求的客观性和无限性。这样,在市场信息需求的刺激和引导下,相应的信息市场供给机制便会形成。电子商务便是在信息市场供需互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即电子商务是市场信息化与信息市场化引导下的经济活动方式。另一方面,电子商务的形成和发展有利于市场信息化、网络化与信息市场化。电子商务是信息技术在商务活动中的应用。电子商务通过人们对信息占有的扩大和对信息处理能力的提高,对宏观与微观经济环境具有一定改进作用,减少了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保证了信息应用的及时性,减少信息收息成本,提高经济活动效率,使市场资源配置机制效率更高,有利于市场信息化推进。
由此可见,电子商务的形成和发展是市场信息化、网络化与信息市场化发展的结果,而电子商务形成和发展又反过来影响到市场信息化、网络化与信息市场化进程。电子商务形成与发展,市场信息供应更加充分而全面,也刺激着市场信息需求,强化了信息在资源地域空间配置与产业配置中的引导与调整作用。目前,信息、知识、技术越来越成为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调的关键性要素,电子商务的发展将会进一步加深这一趋势,促进全球经济、国民经济与区域经济运行的市场化、网络化与信息化。
三、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
交易费用是由科斯首次提出的一个概念,被以后的经济学家们认可并有所推广。阿罗对交易费用的定义,就是使一个经济系统运行所付出的费用。它可以分为事前费用和事后费用。所谓事前费用就是起草、谈判、担保协议的费用。事后费用包括几种形式:由于交易偏离原来的规定而产生不适应的费用;双方力图修正事后偏差而出现纠纷的费用;管理结构和营运的费用;实现承诺的费用。交易费用的复杂性在于,事前费用和事后费用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相互依存的,因而只能同时处理。可采用比较制度的方法对交易费用进行评估。交易费用经济学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部分,认为经济组织具有节省的目的,经济组织问题就是契约问题,而经济制度具有追求交易费用节省的目的和效果,把经济组织视为管理结构,注意交易关系的连续性。
电子商务的一个最大特点是生产者与消费者直接面对,大大减少了交易的中间环节,供需双方在起草、谈判、担保、协议签订过程中能够获得更充分的信息,减少不确定性风险,较大地降低交易过程中的事前费用。另一方面,通过电子商务途径,交易主体能更快、更方便、更节省地发现交易偏离契约,减少纠纷发生的概率,由此而产生的事后交易费用降低。同时,电子商务使管理机构轻型化网络化、管理组织柔性化,使达成交易承诺所需的制度与非制度成本降低,从而进一步降低了事后交易费用。
四、规模经济理论
规模经济是指生产规模扩大而导致单位产品成本降低。规模经济可以从企业自身和行业规模扩大两个方面分析,前者为内在经济,后者为外在经济。内在经济又称“内在规模经济”,即一个生产单位的规模扩大时从自身内部所引起的平均成本的降低与收益的增加。外在经济又称“外在规模经济”,指整个行业、规模扩大而使厂商平均成本下降或收益增加。
电子商务作为一种新兴商务活动方式,有利于以企业为核心的微观经济活动规模的低成本规模扩张,形成内在规模经济效应。电子商务发展有利于企业在更为广阔的市场范围获得生产要素,经济资源地域空间配置效率提高。同时,电子商务发展有利于扩大企业产品与劳务的市场销售范围,为企业生产规模扩大提供市场需求条件,使企业单位产出的固定成本降低,获得内在规模经济效益。另一方面,电子商务的兴起有利于企业内部分工与合作的深化,提高企业内部经济活动的专业化水平与效率,使企业内部与外部经济活动的信息成本降低,不确定性减少,提高企业经济活动效率。可见,电子商务的形成和发展,有利于企业内部与外部经济活动分工的深化与合理,降低企业经济活动交易成本,提高决策的准确性,使单位产出的平均固定成本降低,进而形成内在规模经济。
电子商务的形成和发展,也能在更广阔的地域空间与市场体系中传递同类微观主体经济活动信息并深化它们彼此间的经济联系,促使新型产业扩大其产业经济活动规模,形成外在规模经济。由于电子商务的深入发展,使产业经济活动的外部市场条件与信息供给得到改进,从而降低经济活动的外部交易成本。另外,电子商务有利于促使某一产业内部各微观主体之间的分工与合作,获得专业化分工带来的经济收益,使产业内部企业间的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降低,进而影响到单位产出的成本与收益关系。一方面,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构成某一产业的单个企业可以得到生产要素、输入、信息供给等方面的非货币因素的便利条件,形成技术性外在规模经济。另一方面,电子商务的引入,使规模不断扩大的产业的各微观主体获得货币方面的便利条件,形成金融性外在规模经济。
简而言之,电子商务的形成和发展,有利于形成内在规模经济效应与外在规模经济效应。同时,规模经济效应的存在又进一步刺激电子商务活动在微观主体、政府及其他非经济组织之间的应用,并在技术与制度方面促进
电子商务创新。因此,可以这样认为,电子商务的形成是人类经济活动规模化扩张的重要表现。
五、结束语
以电子商务和互联网领衔的新经济格局已经成为现实,经济学界也展开了众多讨论。本文从创新理论、不完全信息理论、交易费用理论、规模经济理论4个经济学角度出发,探索电子商务发展的经济学根源。从分析中,我们能得出从经济学视角来看电子商务有其发展的必然性,经济学公认的几个原理都呼唤着电子商务的产生,同时电子商务本身又对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范里安.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2、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M].商务印书馆,1990.
3、王道平.网络经济[M].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4、姚立新等.电子商务下的新中间商经济模式研究[J].厦门大学学报,2000(3).
5、陈爱平,李永峰.中国网络经济和电子商务问题探析[J].商场现代化,2007(2).
【关键词】我国和东盟 产业内贸易 制造业
2004年11月,在老挝举行的第十次东盟首脑会议,我国与东盟国家的经济部长们签署的《中国―东盟全可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货物贸易协议》,货物贸易协议的签署表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真正启动。这将大大促进区域产业内分工的发展和深化,从而进一步推动双边贸易从产业间贸易向产业内贸易的转化。
一、产业内贸易的定义
在理论界中产业内贸易的定义从不同角度阐述有多种定义的方法,本文主要介绍以SITC为基础的定义。该定义突出了在过去经验分析中所采用的现实统计方法,即以SITC第三层为区分产业的标准。很显然,这种定义在人们进行历史资料分析和经验研究中,可以起简化程序和统一标准的效果,但也容易引起争议。因为SITC与SIC毕竟不是同一概念。SITC(联合国国际贸易标准分类)只是为了简化统计方法和统一口径而专门设计的指标体系,其功能是能够较好的把世界贸易商品准确的区分为初级产品和制成品,但却不能在任何分解层次上构成一个完整的产业含义;SIC(联合国产业分类标准)是一种界定和区分产业类别的专门设计。所以在SITC第三层次内所包括的产品往往是在生产替代和消费替代上存在很大差异。
二、我国与东盟制造业产业内贸易的实证研究
本文数据来源于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 Database),具体分类方法以联合国第三次修订的《国际贸易标准分类》(Rev.#3 SITC)为基础。在十大类商品中,SITC0-4大多为初级产品,SITC5和SITC7大多为资本或技术密集型的制成品,SITC6和SITC8大多为劳动密集型的制成品。本文分析的制造业生产的制成品包括了SITC5-8类商品。
1、产业内贸易测定指数
对产业内贸易的经验性和统计性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其代表人物有沃顿恩(Verdoorn,1960),米歇里(Michacly,1962),巴拉萨(1966),格鲁贝尔和劳尔(Crubel和Lloyd, l 975)等,他们都建立了各自的测量指标。其中,格鲁贝尔―劳艾尔指标是迄今为止最具权威的产业内贸易测量指标,简称GL,其表达式为:
2、我国与东盟制成品产业内贸易实证分析
(1)机械与运输设备SITC7(见表1)
机械与运输设备(SITC7)的大多数产品是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品。我国和东盟都属于发展中国家,但经过这些年的发展,资本要素和技术要素的积累迅速增加,外资的大量进入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使双方资本和技术含量较高的产品国际竞争力大幅提高。目前,双方在这个产业的贸易额己达543.2亿美元,占双方制成品贸易额的比重高达67.4%,成为双方贸易中最重要的产品。而且这个产业的产业内贸易也比较发达,远高于其他产业,产业内贸易指数1994年达到顶峰0.6380,后来虽有所下降,但除了2005年外仍然维持在0.50以上,贸易模式已经以产业内贸易为主。
(2)化学制品及相关制品SITC5(见表2)
这个产业大多数产品也属于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但其贸易额和产业内贸易发展水平与SITC7大相径庭。在2005年我国和东盟在该产业的贸易额为109亿美元,占双方制成品贸易额的比重仅为10.8%,而且产业内贸易指数相当低,1994年达到0.3321后基本处于下降趋势,虽然后来有小幅上升,但2005年也仅为0.2445。双方在该产业的产业内贸易不发达主要是因为我国在与东盟贸易中处于比较劣势,多年来一直保持逆差。
(3)按原材料划分的制成品SITC6(见表3)
该产业的大多数产品属于劳动密集型的。我国和东盟各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主动或被动接受了国际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与本国丰富的劳动力相结合,迅速培养了许多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但随着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等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其竞争优势逐渐衰弱,而我国竞争优势依然很强,导致了在自由贸易区建立过程中,东盟各国担心我国会对其国内产业造成重大冲击。
(4)杂项制品SITC8
这一产业大多数产品也属于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在双方贸易中的重要性要低于按原材料划分的制成品SITC6。2005年双方贸易额仅有79亿美元,是四个产业中最低的。与SITC6产业相似,该产业的产业内贸易指数一直处于小幅上升,2004年达0.3826。该产业的产业内贸易指数与SITC6产业基本相当。
三、我国与东盟制造业产业内贸易的动因
1、制造业的规模经济是产业内贸易发展的重要基础
从微观经济的角度来讲,产品的平均成本会受到生产规模的影响。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当把一种生产要素连续的投入到生产中时,这种生产要素的增加会使产量增加,产品的平均成本会下降,我们称之为“规模报酬递增”,也就是“规模经济”。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和东盟各国经济的发展,我国和东盟国家中的新、马、泰、菲、印尼等国家出现了以产业集聚、企业并购为特征的内外规模经济现象。
2、我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
一般而言,经济一体化对促进产业内贸易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一体化水平越高,产业内贸易规模越大。因为随着经济一体化水平的提高,企业生产可以更充分地在最小有效规模(MES)上进行。另一方面,一体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不仅使人们的需求模式和消费行为在日益密切的文化和经济交往中发生变化,为差别化产业提供了需求条件;同时,也加速了生产要素在各成员国间的流动,从而扩大了产业内投资规模,使产业内分工与交换得到发展。
3、我国与东盟的地缘优势
金哲松利用“重力模型”回归检验表明:我国出口流向及其规模与对方国家的经济规模和收入水平呈正相关,与地理上的距离呈负相关。地理距离的远近会影响双边的贸易规模,对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尤为深远,因为产业内贸易,特别是差别产品内贸易,主要是消费者在相似价格水平下对同一产品不同变体的偏好所拉动的,这种对产品变体偏好的程度往往取决于价格交叉弹性的强弱,而远距离运输所导致的价格大幅度上涨,会使这些变体产品间交叉弹性系数下降,从而抑制产业内贸易发展。我国与东盟地缘相邻,文化相同,经济交往密切,为产业内贸易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
【参考文献】
[1] 强永昌:产业内贸易论――国际贸易最新理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2] 金哲松:国际贸易结构与流向[M].中国计划出版社,2000.
[3] 王娟:中国-东盟产业内贸易的趋势、动因和对策[J].世界经济研究,2005(7).
[4] 罗启发:我国产业内贸易的理论分析[J].经济理论研究,2007(4).
【关键词】资产重组/整合/计算机集成/流程再造
【正文】
一、整合、集成和流程再造的异同
“整合”和“集成”的英文术语同为“integration”,它来自于integer这一词根,integer来自于拉丁语的词根“in”(内部)和tangere(联系),所以,整合和集成都具有内部相互联系、融合为一个整体或一体化的含义。
我国的“资产重组”这一概念与国外文献并没有严格对应的术语,由于兼并和收购(mergers&acquisitions)是我国企业资产重组的主要形式,所以,可以把兼并和收购看成是资产重组的相近似的术语,简称并购。并购活动的主要目的是实现企业的一体化或是多元化战略,例如可以通过对同行业企业的并购(横向一体化)来实现企业规模经济和建立一种竞争优势,也可以通过对原材料供应企业或者是产品经销企业的并购(纵向一体化)来使交易内部化和降低交易费用。并购活动也可以实现企业多元化的战略选择,多元化包括相关多元化(在与主业相关的领域内进行多元化经营)和无关多元化(进行跨行业的多元化经营)。从国际经验看,跨行业经营成功的例子不多。正因为如此,美国本世纪90年代的并购活动不再重蹈60年代跨行业并购的覆辙,而是围绕回归主业和专业化经营来进行。
资产重组和重组整合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如果说我国企业的资产重组不仅是资产、产权、债务、业务和人员的重组过程,而且也是经营思想、管理制度、组织经验和企业文化的重新组合,那么,重组整合就是不同质的资产、不同的权利主体、差别性的业务,以及不同的观念、行为准则和行为方式有机地融合为一体,形成某种企业能力的过程。企业能力包括了两个重要的方面,一是预见能力,即企业高层领导对潜在机会的把握能力,涉及战略选择和业务整合;二是一线执行能力,涉及决策结构、员工激励和协调等问题。制度整合就是要形成这方面的能力。所以重组整合的两个关键方面是业务整合和制度整合。
“集成”的技术基础是以计算机技术和网络化为标志的信息技术,信息技术(it)和信息系统(is)的发展促进了企业的变革。文卡特拉曼(n·venkatraman)认为,这种变革的程度及其所获得的潜在利益(效率)的大小,可通过五个应用层次来描述,即局部利用、内部集成,业务流程再设计、企业网络再设计和业务范围再定义。第一和第二个层次对企业的变革是渐进性的或改良性的,因而获得的潜在利益也相对较少,后三个层次对企业的变革产生剧烈的、革命性的影响,因而获得潜在利益较大。这就是说,如果信息技术只是叠加在现存的组织状况(特别是策略、结构、流程和文化)上,那么它获得的利益是边际性的。可以看出,文卡特拉曼把内部集成视为改良性的企业变革,同时认为,内部集成包含了两类集成:技术的相互连接和业务流程的相互依赖。前者是指不同系统通过一个共同的信息技术平台相互连接和共同操作;后者是指组织作用和责任在经营的不同职能部门的相互依赖(文卡特拉曼,1994)。
但是,正如萨维奇(charesm.savege)所说,集成不能仅仅看作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如果仅是这样,组织就与原来没有多大的区别。集成改变了组织的工作方式。在原来的企业中,各个部门以“部分集合”的方式工作,即它们仅看到自己部门内的活动,不会去考虑其他部门的问题,而高层领导对基层发生的事情也只有片面的理解。集成的真正任务是将它们组合在一起,将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创造性的思想彼此联系,以迎接整体的挑战和机遇。集成与网络化相互补充,它们表示正在进行的过程。集成的过程就是人力资源网络化的过程,它把我们的想象和知识连接成网络,以使我们可以对具体的机会采取决定性的行动(萨维奇,1996)。
流程再造(processreengineering)按文卡特拉曼的划分属于信息技术促成企业变革的第三层次,这是一种剧烈的、革命性的变革。企业流程再造论(bpr)的先驱迈克尔·哈默(michaelharmmer)在其与詹姆斯·钱皮(jameschampy)合著的《再造企业》(reengineeringthecorporation)一书中也认为,流程再造是为了显著地改善经营而对业务流程进行彻底的重新设计,并认为定义中最重要的关键词是“彻底的”,强调从根本上重新思考,全部推倒重来的变革风格(哈默和钱皮,1993)。后来哈默在其另外一本关于流程再造的著作《超越改革》(beyondreengineering)中承认,改革的彻底性,不管如何重要和令人振奋,并不是它的最重要的方面。流程再造定义中最为重要的关键词是“流程”(process),即一套完整的贯彻始终的共同为顾客创造价值的活动。为什么要进行流程再造,哈默认为,工业革命违背了流程,将它们分解成一个个专门的任务,然后集中注意力改进这些任务的绩效,任务以及建立在任务上的组织形成了工业社会的基石。这样就产生了两种重要后果:其一,依据劳动分工和管理分工进行任务划分,为简单的人创造了简单的工作职位而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复杂的、结果执行得很糟的流程。其二,当人们专注于任务时,就不会关心整个流程,不会关心流程产生的结果及这种结果为顾客带来的价值。员工们的注意力就会集中在“上司、活动、任务”上面,而不是“顾客、结果、流程”上面。这样两种后果是导致许多企业表现不佳的主要原因。
从上述关于整合、集成和流程再造的分析可以看出,它们都是与一体化有关的概念。它们的差别在于,重组整合贯穿于整个工业社会,它体现出人和资源的调整和再调整以及一体化的连续过程。整合并没有对建立在劳动分工和管理分工基础上的严格等级组织结构、顺序工作和严格定义的任务、以及指挥和控制的管理原则提出挑战。一体化主要围绕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交易内部化这样一些经济原理来进行的,这些经济原理的基础是分工和专业化。集成是产生于晚期工业时代的一个边缘性的概念,说它是一个边缘性的概念是因为,如果把集成仅仅看作是技术相互连接和业务流程相互依赖,而不触动工业社会企业的基本管理原则和组织形态,那么,正如文卡特拉曼的划分,集成属于工业社会中企业的一种改良。如果像萨维奇那样把集成看成是人力和知识的网络化过程,目的是在组织内和组织之间建立多个功能交叉的团队,那么,集成已经涉及到网络组织,属于后工业时代的组织形态。流程再造可以看成是对工业时代形成的劳动分工和管理分工的整合和一体化过程,因而它必然是对传统等级制企业和管理原则的一种反叛和革命,从本质上说是属于后工业社会的。
二、我国企业重组整合的基本方向
根据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和企业当前的状况,我认为,我国企业战略性重组应该解决三个问题:一是要解决重复建设和重复生产所导致的企业规模不经济、产业集中度较低、产品竞争力不强和企业间恶性竞争的问题;二是要解决国有经济退出竞争性行业,把资源集中于控制某些重要领域和关键行业,以及改善企业的经营机制;三是要解决结构调整和结构优化的问题,促进产业高度化和科技创新。所以,优化结构、改善企业经营机制和增强企业竞争力是我国企业资产重组要达到的三项主要目标。实现上述目标的关键在于重组整合;业务整合和制度整合是重组整合的两个重要方面。
我国经济在1996年以前是数量扩张时期,为弥补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的短缺空间,一些竞争性的行业,如家电、棉纺织、轻型汽车等出现大、中、小型企业并行发展的格局。虽然各行业产量排名前几位的企业规模明显扩大,竞争力增强,但其扩张速度不能跟上行业总规模的超常规高速扩张。同时,这些行业存在数量众多的中小型企业,由于达不到规模经济,产品缺乏竞争力,处在难以维持生计,处境日益恶化的状态。在国有企业战略性重组中,业务整合的重点是形成规模经济和培植企业核心能力。
规模经济是指倍增生产能力而不会倍增其生产成本,因而成为“成本领先“(costleadership)战略的基石,而成本领先是波特认为能够产生竞争优势的三个基点之一。围绕规模经济进行业务整合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围绕生产设备的规模经济进行整合。生产设备的规模经济产生于固定资产的不可分性(indivisibility),即一些基本的生产条件(如厂房、专用设备等)不随产量的变化而改变。第二个层次是围绕工厂规模经济来进行业务整合。工厂规模经济包含生产设备规模经济和操作成本的规模经济,后者指操作者的专业化有助于提高操作熟练程度并且积累生产经验,有利于降低生产成本。第三层次是围绕企业经济规模进行业务整合。企业经济规模指多个工厂组成的一个企业可以共享销售渠道、售后服务系统、研究开发机构等,从而降低成本。通过资产重组整合多个工厂的业务,可以迅速达到企业规模经济。
近年来我国彩电行业发生了频繁的资产重组,其业务整合大多围绕规模经济来进行,并且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其别值得一提的是康佳电子。康佳于1993年开始采用对目标企业进行资产剥离,合资组建公司的重组方式,先后组建了“牡康”、“陕康”、“安康”、“重康”等合资公司。在这些资产重组的过程中,包含了三个层次的规模经济整合:剥离出目标企业的有效资产,再投入一部分设备和仪器,实际上是围绕生产设备规模经济层次进行的业务整合;利用目标企业原有的部分熟练工人,输入康佳品牌和管理经验,很快使彩电产品达到一定规模,完成了工厂规模经济层次的业务整合;四个合资工厂再加上康佳原有生产基地,实现了包含多个工厂的企业规模经济层次的业务整合。从康佳的成功经验我们可以总结出,围绕规模经济进行业务整合要获得成功的条件是,优势企业必须具有同行业或相关行业的组织经验、品牌和组织资本,后者被定义为企业所专属的信息性资产。
围绕核心能力来进行业务整合是保证资产重组成功和增强企业竞争优势的另一重要方面。所谓核心能力是指企业内一系列互补性的技能和知识的结合,从而形成在一项或多项业务中达到一流水平的能力。中国有许多企业缺少的不是资金而是核心能力,往往是哪个领域赚钱就往哪个领域投资。由于缺乏核心能力,因而很难做得深入和精进,一旦市场发生变化,这类企业就陷入困境。企业的核心能力可以通过企业内部的孕育和演化来培植,也可以通过资产重组来获得或者是增强。
青岛海尔通过兼并的方式,把其名牌运作和市场销售这一核心能力延展到家电生产的大部份领域,整合出包括洗衣机、电冰箱、空调等“白色家电”和电视机等“黑色家电”,以及小家电产品等20个门类、5000多个品种的业务组合。但是,名牌运作和市场销售能力并不是像有的企业所理解的简单地依靠广告宣传就能形成。密集的广告宣传可能造成一时的轰动效应,但如果没有核心能力支撑,最终会是昙花一现。海尔的名牌运作和市场销售这一核心能力实际上是协调各种技术、生产技能、管理和销售的综合性知识,它包括整套被消费者“认可的家电销售程序化服务模式,依托于市场的国际化高科技开发网络,“日清日高”管理法(overalleverycontrolandclear),零缺陷质量管理等等。
许多企业资产重组的效果不佳,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业务整合不好,新的业务组合或者是不仅不能促进原有主业达到规模经济,反而分散力量;或者是不注重培植核心能力和核心业务。
制度整合是重组整合的第二个重要方面。什么是制度?其内涵和外延是什么?张宇燕认为,习惯和规则构成了制度的内涵。对于经济体制而言,制度的外延有三项:所有权关系。经济决策结构和经济协调方式。制度就是体现在上述三个领域内的习惯和规则(张宇燕,1993)。这样一种对制度的看法,很符合我们所讨论的制度整合问题。对于企业制度而言,其外延包括了四项:产权关系、治理结构或决策控制方式、协调方式和激励机制。其中,产权关系是最基本的,它决定着治理结构并且影响激励机制,而协调方式不仅与其他制度交织在一起,更为重要的是它依赖于人们选择什么样的技术。通过制度整合来增强重组企业的一线执行能力,就是以产权整合为基点,对激励机制和协调方式进行一体化的过程。
在产权关系的整合过程中,困难的不是国有资产退出企业的资产评估和作价或债权的处理(如债转股)等问题,而是不同企业制度下的产权主体。经营者和职工所具有的不同习惯和规则有机融合或一体化问题。在这里,习惯是指人们在熟悉的环境中处理问题时所遵循的有效行为方式,而规则是指某一群体成员必须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对国有企业职工来说,制度整合的重点是按公司法确定职工应有的地位和权利,通过建立新的规则来整合“端铁饭碗”、“吃大锅饭”的“所有者”的观念和行为方式。这一整合过程中应辅以对国企职工转变身份的经济性补偿和建立能够产生较强激励的晋升、工资制度和较稳定的雇佣关系。对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来说,通过股权出让降低国有股权的比重,或是通过债转股引入银行或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这一外部监督者,都可以对所有者代表行使监督和控制权产生有效的激励。对经营者来说,制度整合主要围绕企业家遴选机制和转变国企传统的激励方式,如控制权回报、在职消费等,把隐性的报酬制度变为显性的形式,如年薪、奖金、分红以及能产生较长激励的股票期权等。
协调方式或信息体制的整合标准是信息效率性,这是哈维茨(huriwicz,1960)提出的评价一般协调机制的标准,即以预期费用最小化为原则来选择企业内部的信息体制。信息体制的效率性取决于系统振荡、个别振荡、技术互补性还是竞争性等因素。系统振荡是指一种不确定因素会影响到所有业务部门,而个别振荡指仅影响本业务部门。如果一个企业个别振荡占的比重相当大,有效率的信息体制就应当是分散化的信息体制,并在企业内实施分权。如果一个企业系统振荡占的比重极大,则须考虑各部门之间在技术上是互补关系还是竞争关系,互补性高的技术,部门间的协调更重要,共同信息体制和信息共享是一种较好选择。相反,竞争性高的技术则选择分散化信息体制(青木昌彦,1999)。诚然,一个企业现存的管理体制会对信息体制的选用产生限制,但是,制度整合最终只能服从市场需求和为顾客创造价值这一企业目标。
三、我国企业是否需要集成和流程再造
1973年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把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划入前工业社会。中国经过20多年的发展以后应该说已经处于工业化中期。如果这一判断无误的话,那么,那些属于后工业社会或者至少是产生于晚期工业社会的概念适不适合中国?或者提出这样的问题:中国企业是否需要集成和流程再造?我想用一个类似的问题来间接回答,这就是,处于后工业社会的发达国家还需不需要规模经济?
美国福特公司在本世纪20年代成功地推出了t型车,采用的是单一车型的大规模生产方式,从而大幅度降低成本而获得成功,福特主义(fordism)成为规模经济的象征。在本世纪80年代以后,世界进入了全球性生产能力过剩和消费者需求多样化的时代。西方很多学者认为,规模经济的条件是具有持久、稳定的巨大市场需求,在需求多样化和消费热点易于转移的时代,规模经济的概念已经过时(雪恩格伯尔,1996,丹羽哲夫,1992)。但是,我们看到西方企业创造了许多管理方法来解决规模经济和多品种、小批量及产品个性化的矛盾。例如,日本丰田汽车公司创造了恰及时(justintime)管理体制,通过看板制生产来解决顾客、经销商与制造商之间,以及制造商内部各部门之间的高度协调,用大规模生产来适应顾客的多样化需求。美国信息产业则从另外一个方向来解决这一矛盾,它们创造出大规模定制(masscustomization)管理体制,尽可能使零部件标准化,生产模数化,并根据顾客的需求进行组合,由顾客导向进行销售,用这种方式尽可能减少需要协调的地方。这样一些灵活的生产方式和管理体制就是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m的特征。可见,西方企业进行了“既此又彼”的实践,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仍然可以创造出规模经济效益,后工业社会的生产方式也可包容工业社会的生产方式。
1996年以后,中国经济出现了过剩的特征,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并朝着消费者需求多样化的方向发展。在这一背景下,我曾认为中国企业处于福特主义的尴尬和后福特主义的尴尬,即是说,中国企业大规模生产方式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又面临着适应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的灵活生产方式的挑战,因而陷入一种两难的尴尬局面。这种想法实际上是一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毫无疑问,中国企业需要发展大规模生产和实现规模经济,这是本文上一节的结论,但是,这并不排斥我们采用“集成”和“流程再造”这样一些管理思想。事实上,集成和流程再造的一些基本因素已在我国企业中萌芽。
在计算机和网络化迅猛发展的今天,中国许多企业已经实现了信息技术的局部利用。例如,采用计算机辅助设计和辅助制造(cad/cam)来缩短产品的生产周期,建立客户服务中心(800cal1center)增强与顾客的联系,建立局域网(intranet)来解决企业管理的各类问题,实现办公自动化(officeautomation),以及通过广域网(internet)建立电子商务系统(e—business)等。在这种基础上,一些企业开始有了集成的要求,并且开始建立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cims),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建立了cims研究中心帮助企业实施这一计划,四川大学就有一个这样的研究中心。
另一方面,信息技术(it)和信息系统(is)在企业重组整合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企业利用信息技术进行业务整合相当成功。四川金凤股份通过并购的方式参与国有企业改制和资产重组,在4年多的时间里成功地进行了9次并购活动,盘活了近3亿国有资产,安置了3000多国企职工,资产由3000万元扩展到2.5亿元,股本由306万元扩充到1.2亿元。但是,重组企业的业务结构为普通食品加工和小化肥,很显然,这样的业务结构是不能保证资产重组的最终成功并促进企业发展的。金凤股份依靠信息技术和信息系统把握了产业发展趋势,确立了“农业现代化产业”这样一个业务发展方向,最近与银广厦再次进行资产重组,建立广厦金凤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原有业务结构的基础上整合出高科技农业产业一体化的业务组合:引进美国jersey系列芦笋种子,建立5万亩芦笋种植基地,建立芦笋综合加工厂,包括速冻、罐装、枝叶萃取和健康食品四条生产线;引进国外先进的超临界co[,2]萃取装置和技术,生产绿色天然香精、动植物精油、食品添加剂和中药药品等。广厦金凤是我所见到的使用信息技术最早,并且从中获益匪浅的企业之一,虽然这个企业目前并没有进行计算机集成,但是他们利用信息技术对业务进行整合,可以说是信息技术促成业务范围再定义的先声。这样一些情况预示着中国企业对信息技术的应用必将进入更高的层次。
关键词:规模经济;规模报酬;面板数据;柯布道格拉斯函数
文章编号:1003―4625(2007)07-0041-03 中图分类号:F832.2 文献标识码:A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一体化和自由化为主旋律的金融改革,银行已从传统定义上的从事货币存贷款业务的货币机构向集中化、全方位方向发展,其自身规模也越来越大。这样的改革,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结果。一种是伴随银行规模的增大,使其获得了更大的市场份额,享受了规模经济带来的好处,增强了其在国内外银行界的竞争力。另一种结果是,银行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后,出现了规模不经济,导致垄断和整个银行体系效率的下降,给国民经济带来负效应,导致社会福利的净损失。因此,银行规模问题的研究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在研究银行规模这一问题上往往涉及两个概念,一个是规模报酬,一个是规模经济。规模报酬是指所有的投入要素以相同的比例变动时产出变动的比例。规模经济是指生产规模的扩大而导致长期平均成本下降的情况。在近几年的相关研究中,少有学者直接进行规模报酬研究的,更多的是直接从某个侧面来研究规模经济。典型的方法之一是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进行效率的度量,从中计算银行的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以规模效率反映规模经济,代表性的有赵旭(2000)、张健华(2003)等。这种方法在展示效率的多面性方面有其显著的意义,但是对于研究规模问题,却值得探讨。笔者认为最值得商榷的有两点,一是变量的引入,一是解释侧重的角度。在变量引入中,DEA方法选择的理论上的所有投入和产出量,其优点就是解决了多投入多产出的效率计算问题,但是这种变量的选择却并未直接反映平均生产成本,因此计算的规模经济与标准的定义有差距。在解释侧重的角度上,规模问题的研究应该侧重于同一主体的横向对比,比较的是目前与过去的关系,但是DEA方法却是以其所能达到的最大前沿面作为比较对象。这种比较违背了同一主体性,是一种纵向的对比,而不是横向上对比。其他的一些方法,大多是参数方法,其最明显的问题是变量的选择过多,造成自由度过低,可信度下降。针对上述不足,本文拟运用面板数据(1989-2003年国有银行),应用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四大国有银行的规模报酬进行计算,进而达到减少自由度的损耗和判定资源配置效率的目的。
一、模型的确立及变量选择
合理的定义银行业的投入与产出是银行效率测度的关键,同时也是计算规模报酬的关键。目前对于投入与产出的研究中,定义方法主要有两种:生产法和中介法。生产法将员工数和实物资本作为投入,将存款账户和贷款账户笔数作为产出,将银行看作生产不同存款账户的公司。中介法将劳动、固定资产和可贷资金作为投入,将存款、贷款的货币价值作为产出,将银行看做是金融中介。这两种方法在定义的过程中,重点考虑了银行业的特殊性,将其同一般的企业区分开来对待。同时,不管是生产法还是中介法其作为投入的部分,又都可以归为资本投入和劳动的投入两个方面。其中的资本投入我们可以用所有者权益指标来体现,这是因为银行业的资本循环实际就是从所有者权益中的实收资本开始到所有者权益增加的一个循环过程。对于产出,无论是依据那种方法,产出变量都不能脱离反映效益最大化这一目标。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将银行资产总额的作为银行的产出指标。当然,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在变量选择时,更多的是从微观角度考虑了企业的内部效应,将银行特殊性中宏观外部效应作为了次要的方面来对待,有其不合理的成分。综合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将银行业的生产函数定义为Q=f(L,K),Q代表资产规模,L代表员工数,K代表所有者权益。
综合各种研究方法,在利用生产函数对资源配置进行分析的模型中,其理论基础大多都建立于柯布一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或索洛(Solow)增长速度方程之上。前者的模型为Q=ALαKβ,Q代表总产出水平,L代表劳动力投入量,K代表资本投入量,α代表劳动产出弹性系数,β代表资本产生系数,A代表总产出率系数(生产规模)。当α+β>1时,代表企业处于规模报酬递增区间;当α+β=1时,代表企业处于规模报酬不变阶段;当α+β<1时,代表企业处于规模报酬递减区间。后者索洛(Solow)增长速度方程认为生产函数为Q=f(L,K,t),其中t代表时间变量,其他同上。通常为了分析的需要,采用中性技术进步生产函数,即Q=A1f(K,L),经过对数处理后可以得到模型Q’=A’+αL’+βK’,其中Q’代表产出增长率,A’技术进步对产出贡献率,L’代表劳动投入增长率,K’代表资本投入增长率,α、β代表的意义同前。从该模型可以看出,索洛(Solow)增长速度方程实际是C-D函数的微分表达式。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将微分表达式用差分表达式来替代,由于使用统计数据的时间是确定的,其时间间隔不可能非常小,因此两个表达式之间定会存在一定的差异。
比较这两种方法,Cobb-Douglas生产函数仅能描述某一恒定技术水平下投入量与产出量的关系,是一个静态的表达式,在分析技术进步方面十分勉强,但在分析劳动和资本对产出的贡献上却完全可以。与之不同的是,对于索洛(Solow)增长速度方程,由于其改进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更好的体现技术进步的贡献(索洛余值),所以更适合研究技术进步问题。然而本文研究的重点是规模报酬问题,假设技术进步对同一所有者(国家)所拥有的不同部门(四家银行)的贡献是相同的,因此在模型选择上更适合选用柯布一道格拉斯(Cobb-Douglas)函数。所以鉴于以上的认识,我们在研究中的测算公式选用C-D生产函数。
二、统计与计量分析
(一)样本的基本描述
我们依据四大国有商业银行1989-2003年的资产负债表和人员情况统计表,选择各银行的资产、所有者权益和年末员工数三项,形成观测值180个。图1、图2和图3分别给出了四大银行资产、所有者权益和员工数的变化走势图。1998-2003年间,四大银行的资产总规模平均增长约6.7倍,其中工商银行增长6.8倍,农业银行增长7.8倍,中国银行增长4.6倍,建设银行增长8.7倍,平均资产总额依次为工商银行29790亿元、农业银行16413亿元、中国银行16037亿元、建设银行17276亿元,具体数值展示在图1中。图2展示给我们的是15年间四大银行的所有者权益变化走势,四家银行的所有者权益平均增长约
4.7倍,其中工商银行增长3.4倍,农业银行增长4.9倍,中国银行增长5.1倍,建设银行增长6.2倍,平均所有者权益总额依次为工商银行1194亿元、农业银行757亿元、中国银行1119亿元、建设银行719亿元。图3展示了四大银行人力资本的变化情况,相比1989年,四家银行员工数平均增长了1.19倍,其中工商银行2003年减少为1989年的80%,农业银行增长1.1倍,中国银行增长2.8倍,建设银行增长1.8倍,15年内平均员工总数为工商银行50.7万人、农业银行51.3万人、中国银行16万人、建设银行31.8万人。
(二)柯布一道格拉斯(Cobb-Douglas)函数分析
应用Eviews3.1对面板数据(panel data)进行分析,采用面板数据的变系数模型(Yi=αi+βiXit+μit),同时为了考虑方程间的误差异方差性和同期相关性,本文选择似不相关回归法(SUR)来估计方程参数,输出结果见表1。
通过表1可以发现,四家银行的弹性系数在95%的置信限水平上只有工商银行的人力资本弹性不显著,若以90%的置信限来考虑,则所有弹性系数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对于工商银行,其劳动的产出弹性为0.9,其资本的产出弹性为1.11,所以其α+β>1,显示工商银行存在规模报酬递增。同理发现,农业银行和建设银行同样是规模报酬递增的,而中国银行却是规模报酬递减的,其人力资本弹性系数竟然为负数,这似乎与一般的经济理论相违背。但是笔者认为,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是由于中国银行在人力资本方面存在“相对过剩”,其在15年内人员总量几乎没有多大变动则证明了这一点。
对于上述结论,我们仅仅是通过各银行的α+β值作出的,其是否能经受住模型设定时规模报酬不变(α+β=1)的原假设检验呢?为了更好地分析各银行的规模报酬,我们对各银行的原假设进行Wold-Coefficient Tests检验,检验输出结果见表2。
通过表2发现,对于工行而言,在95%的置信限水平上不能拒绝α+β=1的原假设,因此不能判定其存在规模报酬递增,而结合表1似乎更多体现出一种规模报酬不变;对于农业银行和建设银行而言,其在95%的置信限水平上显著拒绝α+β=1的原假设,因此结合表1可以说明其处于规模报酬递增区间;对于中国银行而言,其在95%的置信限水平上明显拒绝α+β=1的原假设,因而结合表1可以说明其处于规模报酬递减区间。
上述分析是建立在单一银行角度来进行的,下面我们将四家银行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在分析方法和步骤上,依然同上,输出结果见表3。通过表3我们发现,作为一个整体的国有银行劳动的产出弹性为0.315,其资本的产出弹性为0.835,而且其显著性非常的高,调整后的R2值也接近1。而再结合Wold检验的结果,我们可以得出国有商业银行规模报酬不变的结论。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所得出的结论是:在近15年的国有商业银行发展中,四大银行的规模报酬存在显著不同:工商银行处于规模报酬不变阶段,农业银行和建设银行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中国银行处于规模报酬递减阶段。若是将四大银行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则说明我国的国有商业银行正处于规模报酬不变阶段。这个结论同其他人的一些研究成果有所差异,如张健华的《我国商业银行效率的DEA方法及1997-2001年效率的实证分析》一文中得出的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均处于规模报酬递减区间”等等。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应用方法的不同,同时也与笔者在进行数据处理过程中未考虑各银行的坏账有关。在此特别指明的是,在近几年的国有银行改革过程中,各银行的坏账不论是从相对量还是绝对量上都已经显著降低了,但中国农业银行的比率仍然居高。
对于规模报酬递增的原因,一般认为主要有三点:第一,生产专业化程度提高。对于这一点,笔者认为不是构成国有商业银行规模报酬变化的主要原因。因为对于银行业而言,其专业化水平往往对应着员工的服务水平和配套设施(网点和取款机等等)的完善。而上述的专业化水平在一个资金供给远小于需求的资本市场上,往往又是缺乏竞争的,从而也就无法使其得到很大的提升。第二,某些技术和投入的不可分性。如优良的电子设备、取款机等,只有在达到一定规模的条件下才可以使用,所以规模大就会有效率。对于这一点,笔者认为如果单从某个地区来看,或许不能发现各个银行间有什么差异。但如果从全国来考虑,正是由于国有银行的规模较大,才使其可以在一些经济不发达的地区设立网点、增设存取款机等。这也是构成商业银行规模报酬递增的一个原因。第三,管理更合理,节省管理费用。这一原因能否用于解释国有银行的规模报酬问题,可用其历史数据来考察。由于无法得到确切的各银行的管理费用数据,我们不妨以单位资产的营业费用来代替。1994年-2003年,工商银行和农业银行的单位费用大致不变,中国银行在1996-1998年间大幅度连续增加3年后又于2000年降低下来,建设银行除1996和1997年轻微增加外其他年份基本不变。笔者认为,此原因也不是构成国有商业银行规模报酬变化的原因。
通过上述的分析,似乎只能接受两家银行规模报酬递增的原因是因某些技术和投入不可分性造成的。笔者认为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那就是我国资本市场仍然处于“卖方市场”阶段。由于筹资的渠道相对狭窄,使大多数企业只能依靠银行来获取资金,这就使国有银行获得一种相对较高的“垄断”利润,从而形成了规模报酬递增。根据上述对于国有商业银行规模报酬的分析,本文针对目前资本市场的实际特点提出如下建议:
1.适度调整规模以寻求规模效益。撤除一些臃肿的分支机构,依此来适当调整规模,降低经营和管理费用,以更充分的发挥规模优势。但笔者不赞同财务效益为评价标准的调整策略,因为我国国情决定了国有商业银行必须承当相应的公共性责任,所以其不能单纯以追求效益为准绳。
2.规模调整需要与管理模式的改革相结合。国有银行目前实行的是法人授权分级管理机制,管理层次过多,容易造成信息在传输过程中的流失和扭曲,也不利于对基层的控制和监督,而且容易滋生基层银行的道德风险,不利于组织目标的实现。因此,国有银行的规模收缩过程应向扁平式的管理层次靠拢,从而更好地发挥规模优势。
[论文摘要]完全竞争市场的一项重要行为结果是厂商以及行业之间都获得均等的零利润,而现实中任何偏离完全竞争市场假设条件的情况都有可能导致利润的差异。现代产业组织理论认为,在评价利润差异时需要判断时完全竞争哪些假设的偏离是合理并有效率的,那么由这种原因所导致的利润差异也即是合理并可以接受的。而那些不合理的偏离原因所带来的利润差异则是我们应该尽量避免的。
传统的经济理论认为,在完全竞争的假设条件下,市场机制的自发运行能够使一个经济体获得良好的绩效,完全竞争市场的一项重要的行为结果就是,厂商以及行业之间都获得均等利润。完全竞争依赖于非常严格的假设前提,在现实中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是不存在的,现实中任何偏离完全竞争假设条件的情况都有可能导致利润的差异(行业间以及行业内部)。然而,是否只有完全竞争以及均等的利润才意味着经济运行的效率呢?现代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及众多竞争概念的提出给分析者提供了更多的评价效率的标准。
一、完全竞争与马歇尔困境
1.完全竞争的理论内容。完全竞争具有帕累托效率的结论依赖于非常严格的假设前提,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上,所有厂商生产同质的产品,没有进入或退出的壁垒,生产者和消费者拥有完全信息,不引起任何交易成本,并且他们都是价格的接受者,没有外部性。其中,厂商具有如下行为特征:(1)厂商可以实现有效生产规模(即在平均成本最低点生产,规模报酬不变);(2)实现边际成本定价;(3)厂商获得零利润。完全竞争的理论假设要求大量的(小)厂商的存在,当产业中由于规模经济而不存在大量厂商时,就无法实现完全竞争的效率。
2.马歇尔困境的提出。马歇尔(1890)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通过对规模经济的系统分析认识到,产量的增加会引起企业规模扩大,而扩大企业规模则会增加内部和外部经济,因而取得规模经济效益。同时,马歇尔也认识到,在追求规模经济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垄断,而垄断使价格受到人为因素的控制并扼杀了自由竞争,从而使经济运行缺乏原动力,企业缺乏竞争活力。这就是规模经济与自由竞争的矛盾,即著名的“马歇尔冲突”。概括来讲,“马歇尔冲突”实际上可以理解为:效率要求价格等于边际成本,但是当边际成本低于平均成本(即存在规模经济)时,按效率定价将给生产该商品的厂商带来损失。这是在规模报酬递增条件下实现效率的一个基本障碍。
二、有效竞争与可竞争性市场——两个现实参照点
1.有效竞争市场。“有效竞争”(workable com-petition)是由美国经济学家克拉克(J.M.Clark,1940)针对完全竞争概念的非现实性而提出来的。克拉克认为,虽然完全竞争被经济学家进行了准确的定义和精心阐述,但它在现实世界中不可能且从来没有存在过,由于现实环境的复杂性,决定了竞争的多样性。克拉克给出了两个大类的市场竞争类型:(1)纯粹或严格的竞争;(2)修改的、中性的或混合竞争,如垄断性竞争。克拉克提出的“有效竞争”的观点,启发人们对各个产业竞争有效性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评价。爱德华·梅森(Edward Mason)将有关有效竞争的定义和实现有效竞争的条件归纳为“市场结构基准”及“市场效果基准”。在梅森之后,史蒂芬·索斯尼克(Stephen Sosnick,1958)评论了20世纪50年代末之前的所有文献,并依据标准的结构一行为—绩效分析范式来概括有效竞争的标准。根据索斯尼克的概括,有效竞争的结构标准包括:(1)不存在进入和流动的资源限制;(2)存在对上市产品质量差异的价格敏感性;(3)交易者的数量符合规模经济的要求。行为标准包括:(1)厂商间不相互勾结;(2)厂商不使用排外的、掠夺性的或高压性的手段;(3)在推销时不搞欺诈行为;(4)不存在有害的价格歧视;(5)竞争者对于其对手是否会追随其价格调整没有完全的信息。绩效标准包括:(1)利润水平刚好足够酬报创新、效率和投资;(2)产品质量和产量随消费者需求的变化而变化;(3)厂商努力引入技术上更先进的产品和技术流程;(4)不存在“过度”的销售开支;(5)每个厂商的生产过程都是有效率的;(6)最好地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卖者得到最多的报酬;(7)价格变化不会加剧经济周期的不稳定。
2.可竞争性市场概述。在完全竞争理论中,大数目厂商假定造就了厂商的竞争行为。然而,由于潜在竞争的作用,产业中的厂商行为并不惟一地取决于现有厂商的多少。对此,Baumol Panzar andWilling(1982)提出了“可竞争市场理论”(the Theoryof Contestable Markets)。他们认为,决定市场进入壁垒与退出壁垒的因素仅是沉淀成本(sunk cost)的大小,只要沉淀成本为零,就能够实现竞争均衡。换言之,只要企业进退自由,即使市场上只有少数几家企业也能实现竞争均衡。可竞争市场即使在寡占甚至垄断条件下,也可以实现最佳福利目标。在这里,正是潜在进入者的潜在竞争,而不是现存企业之间的竞争,把完全可竞争市场均衡推向了福利最优化。可竞争性理论通过强调潜在竞争对现有厂商行为的约束,较好地解决了一直困扰微观经济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的“马歇尔冲突”。这一理论有效地将完全竞争的结论推广到了规模报酬递增的情况,修正了对“看不见的手”应用范围的传统看法。
三、偏离完全竞争产生利润差异的几种因素
对完全竞争市场的任何偏离都可能导致厂商之间的利润差异。从现实的层次来研究具体的市场及其绩效的话,可以将完全竞争作为评价的基准,其假设条件的非现实性就给出了决定市场竞争程度的主要因素。以贝恩为代表的产业组织理论的哈佛学派认为市场结构是决定市场绩效的主要因素,最主要的决定市场结构的因素是以企业数目和规模分布为特征的市场集中、产品差异和进入壁垒。笔者依据贝恩的这种划分,将偏离完全竞争的因素归纳如下三点。
1.市场集中。“市场由大量厂商构成,且厂商规模小,是价格的接受者”是完全竞争市场的一个重要假设,但是在现实中,往往市场上只存在少数的厂商,这样的市场结构自然导致了厂商行为偏离完全竞争。Chamberlain(1933)在《垄断竞争理论》中根据垄断程度的强弱,对完全竞争与完全垄断之间的市场结构作了分类,并构建了代表性消费者模型,说明不管产品是否存在差别,垄断竞争均衡的均衡价格和均衡数量一般来说不是社会最优的,厂商可以获得一定的超额利润;法国学者Cournot(1838)提出了第一个非合作寡占模型,最早建立了市场容量确定、产品同质及非合谋的双寡头垄断模型。古诺模型考虑的是厂商选择产出而不是价格,伯特兰提出,如果厂商不设定价格,就难以弄清在寡占市场上是谁制定了价格;Betrand模型(1883)依据强烈的假设条件,得出与社会最优均衡一致的均衡结果;Stakerberg模型(1934)描述了厂商设定产量,并且其中一个厂商先于其他厂商行动的情况。
2.产品差异。产品的同质性是完全竞争市场的基本假设,但明显的是,现实生活中市场上销售的产品是有差异的。产品差异化是指同类产品在消费者的心目中存在着不完全替代性。由于产品的差异程度不同,生产同种产品的厂商也可能获得更高的利润水平。
贝恩(Bain,1956)认为,信息差异可以构成市场进入壁垒,因为消费者倾向于忠诚早先创立的品牌。Schmalensee(1978)在一个正式模型中肯定了贝恩的观点,认为一个已有的高质量品牌可以怎样获得超额利润,而又不会鼓励新的甚至是高质量的市场进入者。
3.进入壁垒。“进入壁垒”的概念首先是由贝恩所提出,其含义为“一个产业中原有企业相对于潜在进入企业的优势,这些优势体现在原有企业可以持续地使价格高于竞争水平之上而又不会吸引新的企业加入该产业”。根据贝恩的归纳,在位厂商的优势通常来自必要资本壁垒、绝对成本壁垒、产品差异以及规模经济性。后来,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斯蒂格勒从成本的角度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进入壁垒可定义为必须由一个寻求进入某产业的企业而不是由已经在该产业内的企业承担的(在一些或每个产量水平上的)生产成本”。这就将进入壁垒限定在影响潜在进入企业的需求和供给条件上,从而对企业规模产生影响。
[关键词] 项目竞争力研究现状 评价
项目竞争力分析是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内容中市场预测的一部分,它主要研究拟建(新建和改扩建)项目在国内外市场竞争中获胜的可能性和获胜能力。项目竞争力分析的实质就是确认拟建项目或改扩建项目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定位问题。竞争力分析的结果将促进项目不断优化技术经济方案,为投资者提供决策参考,进一步提高决策质量。
一、项目竞争力研究现状
在我国,由于实行长期的计划经济模式,投资主体或企业市场竞争意识不强,在进行项目投资评价时往往忽略了项目竞争力分析。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逐步完善,一些学者开始认识到项目竞争力分析的重要性,并发表多篇相关论文,指出项目评估必须考虑竞争力分析。目前学者关于项目竞争力讨论所涉及的内容概括起来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对项目竞争力的定义及属性的理解;项目竞争力的影响因素;项目竞争力的评价;提升竞争力的途径与措施。
1.项目竞争力的定义及属性。李云龙认为把竞争力理论引入、嫁接到项目评估上,是当时工程咨询评估理论上的重大创新,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对建设项目竞争力做出如下定义:建设项目的竞争力,是建设项目内部蕴涵的、在项目建成投用后体现出来的、相对于竞争对手的比较优势。这种比较优势将保证项目投用后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主动地位,有能力提供更多的产品和服务,创造更大的利润。并指出建设项目竞争力具有以下6个特性:(1)它是建设项目内部蕴涵的一种能力;(2)它是隐性的;(3)它只能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表现出来;(4)它是一种比较优势;(5)这种比较优势将给初期投资带来理想的回报;(6)对它的评估,是建立在预测基础上的。
2.项目竞争力的影响因素。佘兰兰从总量平衡与目标市场、产品完全成本、竞争策略、经济评价与竞争力分析等四个方面对项目的竞争力进行了探讨,提出项目竞争力分析是项目经济评价的重要补充,应重视对项目的竞争力分析。李钢、朱玉姗进一步讨论了项目投资地点选择对项目竞争力的影响。将项目竞争力的区位因素分为自然因素、社会因素、综合因素类,并分析了各种因素对项目竞争力的影响,为项目投资地点选择提供了参考依据。李钢、温徵伟讨论了规模经济对项目竞争力的影响指出项目规模经济来源于项目的建设过程和运营过程,不同项目的规模经济来源是不同的。由于项目的开工率、运输成本、技术限制、需求的多样化等原因,项目的规模不能无限扩大。
3.项目竞争力的评价及提升竞争力的途径。在评价方法方面,曹晓、廖志坚把竞争力分析与评价分为高级阶段和初级阶段。在初级阶段,投资者主要依靠主观经验对因素和竞争者进行判断;在高级阶段,随着竞争力分析方法的实际应用,投资者将进一步引入一些基本定量的分析工具,对历史数据进行统计,用数理经济学、模糊数学、系统工程等方法建立模型,测算出各因素对竞争力的相对影响力。测算结果用来修正专家判断法的打分值。李云龙指出风险分析和竞争力分析是互相补充,但不能互相替代的关系,并指出研究工作的技术路线是: 国内外信息检索和调研归集影响建设项目竞争力的因素影响因素定量化提出评价指标体系指标计算规定评价标准软件化。
二、项目竞争力理论研究存在的不足及展望
我国学者从不同角度及行业特征对项目竞争力的评价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但目前对项目竞争力评价的研究还存在如下不足之处:
1.研究文献多从项目自身角度出发对项目竞争力进行评价,把项目竞争力等同于企业竞争力,认为项目好企业就会好,本质上是忽略了项目与企业的内在关系。在现实中,我们往往见到一个所谓成功的项目拖垮了整个企业,而一些企业为培养整体竞争力而投资一个看上去似乎不赢利或赢利不多的项目。在建设初期,项目需要从整个企业或投资主体吸取一定的资源,当项目建成后又会对企业或投资主体整体产生反馈作用,带来正面或负面的影响。因此,投资者应站在整个企业或投资主体的角度,综合考虑项目与企业的关系,对项目竞争力进行客观正确的评价。
2.在项目竞争力评价中,目前关于项目对企业整体的内在驱动机制研究不足。企业或投资主体究竟是如何通过有竞争力的项目对企业的整体竞争力进行驱动,使企业不断成长发展。如果这个问题不清楚,企业就无法通过对项目的评价来指导企业有效地提升整体竞争力,那么项目的竞争力评价就缺少现实的指导意义。因此,关于项目对企业整体的内在驱动机制研究应是今后研究重点。
参考文献:
[1]李云龙:工程项目评估必须研究项目的竞争力.中国工程咨询,2002,(2)
[2]李云龙:建设项目竟争力的定量评价方法和评价指标.中国工程咨询,2003,(6)
[3]佘兰兰:关于项目竞争力分析的探讨.石油化工技术经济,1998,(6)
[4]李钢朱玉姗:项目投资地点选择对项目竞争力的影响.石油化工技术经济,2004,(5)
[5]李钢温微伟:规模经济对项目竞争力的影响.化工技术经济,2005,(2)
迪克西特为什么还没获得诺贝尔奖?最近接触长尾理论后,对这位印度经济学家产生了浓厚兴趣。
迪克西特最主要的贡献,是通过迪克西特―斯蒂格里茨模型(D-S模型),建立了一个通过“产品数量―产品品种”二维坐标分析经济问题的理论框架。迪克西特从没谈过长尾理论,但由于长尾理论的内核框架也是“数量―品种”关系。因此可以视迪克西特的理论为长尾理论的基础理论。
许多新经济理论,如罗默的新增长理论、克鲁格曼的空间经济学等,都是在迪克西特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增长理论是D-S模型的时间动态版本,新经济地理模型是D-S模型的空间动态版本。虽然由于斯蒂格里茨获得诺贝尔奖,迪克西特重复获奖的可能性降低了。但在我心目中,迪克西特具有不输于任何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实力。
迪克西特理论与新经济的内在联系
在互联网业,人们经常提到水泥加鼠标。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远没有水泥加鼠标外在结合这么简单。我认为,新经济是旧经济内部矛盾的产物,具体说是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矛盾运动的产物,强调多品种的范围经济是旧经济中产生新因素的萌芽。研究多品种的经济性,就成为研究新经济发生学的重要问题。
循着这个线索,应该特别注意传统理论中那些包含新经济思想因素的理论。像安德森长尾理论这种典型的新经济理论,背后是钱德勒“古老的”范围经济理论。但钱德勒是研究经济史的,只谈经验,没有建立数学模型。迪克西特正好提供了钱德勒背后的数学支撑,将品种这个维度,第一次数学化地引入经济学内核。钱德勒―迪克西特―安德森正在形成一个新经济理论轴心。
不懂经济学的人,只要了解托夫勒关于“单一品种大规模生产转向小批量多品种”这一说法,就会明白钱德勒―迪克西特―安德森这个理论轴心在说什么。托夫勒的说法,内在隐含的正是一个“数量―品种”框架:以数量为竖轴,品种为横轴,传统工业化特征,品种上是少,数量上是大(合起来就是短头);新经济的特征,品种上是多,数量上是少(合起来就是长尾)。D-S模型就是“产品数量―产品品种”二维坐标上的函数解析;长尾理论讲的则是“产品数量―产品品种”二维坐标上的统计分布(长尾理论名称来源于“长尾分布”这个统计学术语)。钱德勒讲的则是“产品数量―产品品种”二维坐标系中的利润选择。区别在于,安德森通过统计讲故事,听众是普罗大众;钱德勒通过历史讲管理,听众是管理学家;迪克西特通过数学讲经济,听众是经济学家。迪克西特可以算半个新经济学家。
迪克西特讲的是什么故事
迪克西特的思想可以概括为:一方面规模经济要求生产产品的种类越少、每种产品的产量越大,经济性越好;另一方面消费的多样化偏好又要求较多的产品种类数。市场会折衷这一两难冲突形成一种垄断竞争的均衡,内生地决定市场上的产品种类数。
代表过时的工业化的西方经济学主流中,基本框架是数量和价格关系,迟迟没有把品种这个维度作为内生变量,纳入体系内核。表面原因是一直没有找到表述品种的数学方法(这一点被迪克西特于1970年代中解决后,情况有所改变),深层原因是理论上的不兼容。
传统经济学理论中所有具有新经济萌芽因素的理论,如范围经济理论、新增长理论、罗默理论、区域经济学、产业集群思想、空间经济学、都与范围经济有关,不是偶然的。因为它们共同都涉及到多品种协调问题。杨格指出:“产业的不断分工和专业化是报酬递增得以实现过程中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必须把产业经营看作是相互联系的整体”。汪丁丁解释知识经济说,知识互补性的经济学含义是:知识甲和知识乙单独运用于经济活动时各自获得的收益的加总必定小于它们联合运用于经济活动时的收益。这是钱德勒范围经济定义的知识版。
深层的背景可以这样理解:互联网的特长在于协调,它的经济作用是降低多品种的协调成本。如果多品种的经济性得不到经济学论证,互联网的价值就始终进入不了经济学视野。由此引伸出来的差异化、个性化、定制等一系列新经济问题,就更找不到理论根据。而品种多样化、或者说多品种的经济性,是经济学家能听懂的新经济问题的表述方式。
迪克西特的局限
迪克西特本人并没有使用范围经济这个术语,它把范围经济表述为另一种规模经济。他沿着马歇尔的传统,用规模经济表述范围经济,区别只在外部规模经济与内部规模经济的不同。说迪克西特是半个新经济学家,是因为他的理论是一种准新经济理论。这点不同于钱德勒和安德森。
真正的新经济理论与传统经济中的包含新经济因素的理论(准新经济理论)之间的区别表现为:第一,准新经济理论把少品种与多品种的矛盾,理解为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即专业化生产与多样化消费矛盾;新经济理论进一步认为属于生产内部(如少品种生产与多品种生产)和消费内部的矛盾。在这点上,钱德勒与安德森虽然数学上不如迪克西特,但认识比他彻底。第二,同样强调产品多样化现象,准新经济理论认为证明的是专业化分工的作用,新经济理论认为证明的是关联化协调的作用。杨小凯大大发挥了迪克西特理论中传统的那一面,把新经济融合解释成了旧经济分工,这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第三,同样强调一加一大于二(Superadditivity)的报酬递增现象,准新经济理论把它归功于专业化,新经济理论把它归功于打破专业化。第四,准新经济理论依赖垄断竞争框架,新经济理论可以推广到完全竞争框架。第五,对生产可能性边界与无差异曲线的凹凸性的理解不同。
本来,分工离不开协调,协调离不开分工,争论分工创造财富与融合创造财富,似乎会陷入鸡生蛋、蛋生鸡式的诡辩。但我认为,有一个判据,可以把谁为主导的意义显示出来。这就是追问:品种越少,成本越低;还是品种越多,成本越低?这是钱德勒思考的问题,他比迪克西特与杨小凯站得更高。迪克西特的局限在于固化了“品种越少,成本越低”这个规模经济假设,而没有将互联网现实中越来越常见的“品种越多,成本越低”内生于模型之中。这点远不如不懂高级经济学的安德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