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心理学的含义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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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普通心理学的含义范文

一、中国民族心理学研究现状

后，尤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族学界在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内容方面，逐渐摆脱了前苏联有关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影响，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心理学的一个层次进行研究，同时构建中国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方向、原则、内容，逐渐将中国民族心理学纳入心理学的范畴。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受到了普遍关注。建国以来，民族学界受前苏联民族学研究的影响，把主要目标投向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斯大林在《和民族问题》一文中指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在这个定义中，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四个特征之一，受到了异乎寻常的关注，许多学者著书立学，（注：参见熊锡元：《略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研究》1983年第4期；吴团英：《试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吴团英：《民族心理素质是民族最具普遍性的特征》，《求是学刊》1982年第2期；顾学津：《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在民族识别中的作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徐杰舜：《也谈民族共同文化心理素质》，《民族研究》1990年第3期；贺国安：《刘克甫谈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自我意识》，《民族研究》1989年第4期；修世华：《关于“共同心理素质”的思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内涵、外延进行了概括。其中以熊锡元和吴团英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进行的概括最具代表性。熊锡元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一个民族的社会经济、历史传统、生活方式以及地理环境的特点在该民族精神面貌上的反映。其特征为通过本民族的语言、文学艺术、社会风尚、生活风俗、以及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乡土的眷恋，表现出自己的爱好、兴趣、能力、气质、性格、情操和民族自豪感。”吴团英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民族的共同心理特点，它由民族情感、意志、性格、气质及民族自我意识等诸种要素构成。”（注：吴团英：《试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在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特点理解方面，学者们大多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具有稳定性、持久性和渐变性；但在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名称方面，分歧很大。民族性格、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意识以及民族自我意识均成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代名词。甚至《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在对民族性格、民族意识、民族感情等词条的解释中，均写着参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

第二，民族心理研究方兴未艾。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发展，一些学者逐渐注意到对民族心理的研究受到了斯大林关于民族定义四个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限制，于是开始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纳入心理学分支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畴。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些作者从不同角度对民族心理作了研究。（注：参见周星：《民族心理论》，《宁夏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童列春：《中国民族心理形成的四个历史时期》，《理论月刊》1991年第4期；李尚凯：《民族心理研究概论》，《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90年第3期；熊锡元：《民族心理与民族意识理论问题补遗》，《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6期；戴庆渲：《民族心理及其结构层次刍议》，《学术论坛》1990年第2期。）戴桂斌认为民族心理由民族心理素质（包括民族的性格与能力）和民族心态（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及民族情趣等）两个部分组成。（注：参见戴桂斌：《略论民族心理》，《青海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秦殿才认为民族心理分为民族的心理素质、价值体系、思维方式三个要素。（注：参见秦殿才：《改革开放与民族心理结构的调整》，《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荣·苏赫认为，民族心理划分为四个层次八个要素：(1)民族群体价值观念及其指导下的民族群体规范，包括价值观念和规范意识以及同时产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三个因素；(2)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即民族气质、民族能力（后天的熟练技能）、民族性格；(3)民族思维方式；(4)民族自我意识。（注：参见荣·苏赫：《简论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的辩证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戴庆渲认为民族心理结构应该由四个层次八个要素组成：第一层次，民族自识性及同时产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第二层次，民族思维方式；第三层次，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包括民族性格、民族能力、民族气质三个要素；第四层次，在价值观念指导下包括价值观在内的民族群体规范意识，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道德观念、民族审美情趣等。（注：参见戴庆渲：《民族心理及其结构层次刍议》，《学术论坛》1990年第2期。）李尚凯认为：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民族心理，它是各民族在一系列共同历史条件影响下形成的共同性格、情感、爱好、习俗、成见、信念、心理状态等等精神素质的总和。民族心理的内部结构是多侧面、多层次的。可将民族心理分为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三大组成部分。民族心理素质是该民族在人类种系发展过程中所达到的心理水平，是民族心理中较为稳定的部分，包括民族认知特点、民族思维方式、民族气质、民族性格、民族能力等等；民族心理状态是该民族对社会面貌、社会变化的反映程度，是民族心理中较为不稳定的部分，包括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民族情绪和情感、民族兴趣和爱好等等；民族自我意识是对本民族所处社会地位、所具身心特点的自我认识和评价以及对本民族利益的理解和维护，表现着认识自己和对待自己的统一，包括民族认同感、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民族气节、民族中心主义等等。民族心理是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的统一整体，其中以民族心理素质为基础。（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韩忠太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是两个本质不同的概念。在内涵和外延方面：民族心理的内涵是一个民族的成员以先天的神经系统为基础，在后天的环境作用、教育影响、文化熏陶下，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各种心理现象的总和；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除了具有民族心理内涵的一般属性外，还具有“共同”和“素质”两个根本属性。从外延看，民族心理可以包含一个民族成员发生的各种心理现象，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外延只能包含一个民族全体成员普遍具有的共同的、稳定的心理特征。在学科归属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归属于民族理论学，民族心理则归属于心理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民族心理学的范畴。在研究课题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学研究工作者的理论问题之一，他们的研究具有宏观性；民族心理研究者则通常以心理现象为单位，具有微观性。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理论研究的一部分，没有专门的研究方法；民族心理的研究方法则是运用心理学方法，如观察法、访谈法、问卷法、测验法、实验法、跨文化分析法等。在研究目的方面：民族理论工作者研究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为了解释斯大林有关民族定义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而民族心理研究者一开始就把自己的研究目的与整个心理学的研究目的联系起来，即研究民族心理的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因此，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和民族心理是分属两个不同学科的概念。（注：参见韩忠太：《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的区别》，《云南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从以上作者对民族心理的理解来看，分歧很大，有些作者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归纳为民族心理的一个层面，有的作者则认为两个概念在含义上大相径庭。另外，作者们对民族心理包含的内容持不同意见。

第三，个体民族心理研究逐渐兴起。如熊锡元对回族、傣族、汉族的共同心理素质进行研究，（注：参见熊锡元：《试论回回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思想战线》1986年第6期；熊锡元：《傣族共同心理素质探微》，《思想战线》1990年第4期；熊锡元：《汉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特征论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其中在分析回族共同心理素质时，他认为由于回族的其他三个民族特征并不明显，故共同心理素质在其形成过程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从强烈的民族意识、开拓与进取精神、心理状态和与风俗习惯的交织、保族与卫国——在逆境中求生存等四个方面来分析回族的优秀心理素质，同时也指出回族应该防止和克服民族狭隘性、排它性等有害的心理素质。”（注：徐黎丽：《试论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兰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荣丽贞则以蒙古人特有的祭神为例，认为祭祀风俗属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故祭祀风俗与民族心理的关系也是民族文化与民族心理的关系。（注：参见荣丽贞：《蒙古族祭祀风俗与民族心理浅述》，《内蒙古社会科学》1987年第6期。）苏世同认为苗族主体心理深受以农耕为基础的苗族文化的影响，表现出许多优良的心理素质，也保留了一些不良的心理素质，这在文化风俗上有所反映。（注：参见苏世同：《论苗文化与苗族主体心理结构》，《吉首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伊力合木·克力木则认为敢于冒险、敢于出家门、不怕吃苦、具有流通观念和坚韧不拔的性格、不轻商等是维吾尔人经商心理的特征，而造成这种特征的历史根源为城市生活方式、地理环境及宗教。（注：参见伊力合木·克力木：《维吾尔族的经商心理及其历史根源》，《社会学研究》1989年第4期。）还有其他一些学者也对一些民族的心理素质进行了研究。如周兴茂论述了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注：参见周兴茂：《论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那顺呼吁重视对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注：参见那顺：《重视对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2000年第1期。）闫丽娟、钟福国论述了裕固族心理素质，（注：参见闫丽娟、钟福国：《裕固族心理素质透视》，《西北史地》1998年第1期。）南文渊则综述了几个世纪以来对回族民族心理的研究概况，（注：参见南文渊：《几个世纪以来对回族民族心理的评说综述》，《青海民族研究》1997第3期。）石国义论述了水族传统文化心理，（注：参见石国义：《水族传统文化心理思辨》，《贵州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崔英锦论证了朝鲜族文化心理特点，（注：参见崔英锦：《略论朝鲜族文化心理特点》，《黑龙江民族丛刊》1996年第4期。）马丽华论述了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发展的心理素质，（注：参见马丽华：《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发展的心理素质》，《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云公保太探讨了欧拉藏族尚武心理，（注：参见云公保太：《欧拉藏族尚武心理初探》，《青海民族研究》1993年第2期。）银军和杨顺清论述侗族民族心理素质，（注：参见银军：《试论侗族共同心理素质》，《贵州民族研究》1992年第1期；杨顺清：《侗族共同心理素质初探》，《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施建业论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注：参见施建业：《论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戴小明则对如何改善民族心理素质进行了对策性研究。（注：参见戴小明：《关于改善民族心理素质的思考》，《新疆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以上文章均从民族发展和繁荣的角度探讨某一特定民族心理对民族本身发展的影响，旨在帮助少数民族建立健康的心理特点，消除与民族发展有害的心理特点。但由于受民族学界有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讨论的影响，许多作者对民族心理及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概念理解不同，因此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总是冠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其实，从研究的特定民族心理的内容来看，均属于民族心理特点的范畴。

第四，与民族心理相关的问题也成为一些学者的研究课题。如钟元俊对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与民族教育的关系进行了论证；（注：参见钟元俊：《试论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与民族教育》，《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2期。）郭建荣、郭广瑛探讨了我国民族的心理和传统对科技文化发展的影响；（注：参见郭建荣、郭广瑛：《论我国民族的心理和传统对科技文化发展影响》，《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张践认为改造经济心理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环节；（注：参见张践：《改造经济心理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环节》，《民族研究》1985年第4期。）郭大烈论述了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与民族心理的社会化的关系；（注：参见郭大烈：《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与民族心理的社会化》，《民族研究》1987年第3期。）秦殿才认为民族地区要改革开放，必须对民族心理结构方面的不良因素进行调整；（注：参见秦殿才：《改革开放与民族心理结构的调整》，《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荣·苏赫则认为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的相互作用，经过民族和阶级交织在一起的微观环境中介，经过民族心理构成因素和阶级心理构成因素叠加渗透在一起的个人心理素质和自我观念的中介，必然形成阶级心理对民族心理的决定性制约和民族心理对阶级心理的反作用，必然表现在既属于民族又属于阶级的主体行为中；（注：参见荣·苏赫：《简论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的辩证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李景春讨论了民族心理素质与国民素质教育的关系；（注：参见李景春：《论民族心理素质与国民素质教育》，《沈阳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李尚武则比较了中西两大民族精神心理结构的异同点；（注：参见李尚武：《中西两大民族精神心理结构比较》，《中国国情国力》2000年第4期。）卜鼎焕论述了民族心理素质与现代化的关系。（注：参见卜鼎焕：《民族心理素质与现代化》，《哲学动态》1994年第12期。）另外，还有学者对“拓展中华民族精神的中介环节，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质，适应现代化的需要”进行了探讨。（注：参见施国光：《拓展中华民族精神的中介环节，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质，适应现代化的需要》，《浙江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以上文章虽然重点不同，但讨论的均是与民族心理有关的问题，其最终目标还是希望通过学术探讨，改善不良的民族心理素质对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

心理学界也从改革开放以来开始注意到不同民族的心理发展变化规律，但从20世纪80-90年表的有关来看，以研究个体民族心理和个体民族成员的心理为主。如汉族和裕固族儿童心理发展比较研究、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克木人和基诺族德育心理调查、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拉祜族和哈尼族的青少年品德形成的调查研究、北方少数民族罪犯心理初探等等。李尚凯将其总结为六类：各民族儿童认知发展的比较研究，各民族个性和品德形成发展的比较研究，民族社会心理行为的比较研究，民族心理卫生和精神病研究，民族心理基本理论研究，跨国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较研究。（注：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由于李尚凯对20世纪以来的民族心理学研究已经进行了详细的概述，本文不再重复。

二、民族心理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民族心理学研究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这并不是说我国在民族心理学研究方面无懈可击。笔者认为，民族心理学研究在定位、概念、内容和方法等方面仍然存在着缺陷。

第一，在学科定位方面，目前民族心理学的定位不正确，即民族心理学应该属于哪个学科没有解决。多少年来，心理学研究者总认为民族心理学虽然是以民族为研究对象，但它在心理学方面的内容便决定了它属于心理学科范畴；民族学研究者则一直认为民族心理学虽然偏重心理学研究内容，但其研究对象又是以民族为基础，因此民族心理学应该属于民族学研究范畴。其实，这两种看法均存在缺陷。理由是，从心理学方面来说，心理学是一门独特的学科，但心理学的基础是个体心理学或普通心理学，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许多心理学分支均属交叉性的学科，如政治心理学、伦理心理学、管理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均涉及到政治学、伦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的内容。民族心理学虽然偏重对民族心理的研究，但它是以民族作为研究对象，因此民族心理学应该是一门集民族学和心理学为一身的交叉性的学科。再从民族学角度来说，民族学虽然是以民族作为研究对象，但它研究内容涉及民族历史、文化、政治、经济、风俗习惯、等方面，它本身就是一门综合性、交叉性的学科。如果民族学研究民族心理，必须具备心理学和民族学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因此，在民族学基础上产生的民族心理学无疑属于综合性和交叉性的学科，即民族心理学与民族学和心理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同时又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的任务就是研究民族心理发展的轨迹，总结民族心理发展规律。民族心理研究是民族心理学的根本使命。

第二，在概念方面，关于“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认识分歧很大。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有关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辩论来看，有关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概念多达数十种。这些概念均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无论从外延和内涵来看，均缺乏普遍意义上的规定性和概括性。首先在“民族心理”概念研究方面，有的学者将民族心理概括为四个层次和八个要素。这样虽然能够全面表达作者对民族心理这一概念的理解，但内涵过于膨胀，外延势必缩小，而且作为概念，在文字表述方面缺乏精炼性。有的学者则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包含在民族心理之中，但对民族心理的本质理解方面缺乏概括性和普遍性。笔者认为，民族心理属于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畴，因此必须采用普通心理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和遵循普通心理学研究的基本原则。普通心理学是研究心理现象的科学，它包括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即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其中心理过程是一个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它包括认识过程、情感过程和意志过程等三种过程。人们通过感觉、知觉、记忆、注意、想像和思维实现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过程；并在认识客观事物的同时，会对客观事物表示自己的态度，如满意、喜欢、爱慕、厌恶、憎恨、妒忌、惧怕、愤怒、悲伤等，这就是情感过程。由于人们在进行心理活动时经常会遇到环境的影响，而人不肯屈服于环境，就要立志，拟定计划和步骤，坚持不懈地执行，这就是意志过程。个性心理特征又称个性差异，它表现在能力、气质和性格等方面。能力包括人的智能、知识和技能等；气质则是高级神经活动在人的行动上的表现，是人的相当稳定的个性特点之一，如直爽、活泼、沉静、浮躁等；性格是人对别人和事物的态度和方式上所表现出来的心理特点，如刚直不阿与弄虚作假等。也就是说，人们的心理现象就是能力、气质、性格之间的差异性和认识、情感、意志之间统一性的结合。民族心理学作为普通心理学的分支，是研究民族心理现象的科学，它也包括民族心理过程和民族个性心理特征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民族心理过程则是指特定民族认识、情感和意志过程，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则是指特定民族能力、气质和性格上的差异。由于民族是由不同年龄、性别、经历的人结合起来的共同体，因此民族的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上存在着差异。民族心理就是特定的民族认识、情感、意志等心理过程和能力、气质、性格等个性心理特征的结合体。（注：参见徐黎丽：《论“民族心理”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其次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概念研究方面，有的作者将其与民族心理概念等同使用，有的作者则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民族自我意识或民族意识，还有一些作者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指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等等。笔者认为，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中，素质特指民族心理素质，即与民族心理有关的素质，而素质这一词汇在心理学上则指人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注：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096页。）由此可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则是指特定民族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共同特点。所谓神经系统，是由中枢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和自动神经系统组成。中枢神经系统包括脑和脊髓两部分，脑有头盖骨保护，避免外界的损害；脊髓是脑的延长，深藏在脊髓骨的管内。神经由中枢系统分支遍布全身，对行为具有整体统一的效能。感觉神经趋向脊髓，而运动神经则远离脊髓，两者构成外周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则包括周身、躯干、内脏等器官的神经系统。（注：参见陈孝禅：《普通心理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3页。）自动神经系统则专管营养生长过程，如胃的消化、血的循环、肺的呼吸之类，它的机能自动进行，不受意志的指使，故称自动神经系统，又称植物性神经系统。以上所说的神经系统，则是心理产生的条件，一般来说，神经系统越简单，则心理活动越简单；神经系统越复杂，心理活动则越复杂。另外，除了这些神经系统以外，感觉器官也是心理产生的条件，如身体外部的眼、耳、鼻、舌、皮肤，身体内部的动觉、静觉、触摸觉及机体觉（如消化器官的饱、饿、渴，呼吸器官的顺畅、喘逆等）。（注：参见陈孝禅：《普通心理学》，第115页。）有了以上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心理现象也能够表现出来。因此可以说，民族心理素质实际上是指民族心理产生的生理条件，即民族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则是指特定民族共同拥有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注：参见徐黎丽：《论“民族心理”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由此可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心理产生的物质性条件，两者不能同等看待。

第三，在内容方面，民族学界重视民族心理的宏观研究，心理学界则重视民族心理的微观研究。多年来民族学研究者一直投身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近年许多学者开始将其纳入民族心理的研究范畴内，并且构建中国民族心理研究的理论框架，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仍是许多研究者热衷探讨的问题，即使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也要贯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名称。关于此点，本文第一部分已有详细论述，这里不再重复。但由此可见，斯大林关于民族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在民族学界仍有巨大的影响。心理学研究者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绝大多数成果仍属于个体民族心理或个体民族成员的心理领域，如民族儿童心理特征研究、民族心理卫生和精神病研究、跨国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较研究。（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有关民族心理基本理论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可以说，民族学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视对民族心理理论的研究，而对一些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也遵循民族心理理论的指导；心理学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视对个体民族心理现象和个体民族成员心理现象的探讨。这种状况的存在，虽然表明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在宏观和微观方面均取得一定成就，同时也说明民族学和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研究内容方面存在着差异。如果双方不及时沟通，差异会逐渐扩大，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得不到有机地结合，民族心理学的发展将受到极大的限制。

第四，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学界和心理学界各行其是，互不借鉴。我国民族学经过一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方法论体系和具体的研究方法，这就是实地调查法，它是民族学研究最基本和最主要的方法。所谓实地调查，是经过专门训练的民族学工作者亲自进入民族地区，通过直接观察、具体访问、居住体验等方式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过程。（注：参见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页。）它包括许多具体的调查方法，如观察与参与观察、个别访问、调查会、问卷法、谱系调查法、自传调查法、定点跟踪调查法、文物文献搜集法等等。除此之外，跨文化比较研究法、历史文献研究法、跨学科综合研究法、数理统计方法也成为民族学研究的方法。（注：参见宋蜀华、白振声主编：《民族学理论与方法》，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342页。）但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民族学进行的心理研究问题来看，由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一直束缚着研究者们的头脑，因此有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一直停留在理论探讨阶段。一些研究个体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学者也并非全部遵循民族学的实地调查法（亲自到民族地区体验和考察），即使有一些研究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者为本民族成员，但要研究本民族心理发展中的共同规律，不深入到本民族中间去，也很难得出客观和公正的结论，因为民族个体的心理现象千差万别。一般的学者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总是依靠文字资料，因此熊锡元先生倡导的使用实地调查法进行民族心理研究（注：参见熊锡元：《要加强民族心理的调查与研究——〈民族心理调查与研究：基诺族〉序》，《民族理论研究》1992年第3期。）是非常必要的。心理学的民族心理研究方法和其他心理学研究方法相同，即从选题开始，经过文献综述，形成假设；选择研究类型，对变量进行分类；选择被试，制订研究方案；收集和整理资料，得出结论；最后撰写科研报告。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一般采用非实验法，而非实验法又有五种具体方法，它们分别是调查法、测验法、实地考查法、历史研究法、地域比较法。（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心理学者使用这些比较规范的研究方法，在个体民族成员心理和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并且对一些不良的民族心理进行了对策研究。但由于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理论方面内容很分散，很难从这些分散的研究成果中总结某一民族或整个中华民族的心理发展规律。另外，民族学和心理学在具体研究方法上有许多雷同之处，但由于双方很少交流和合作，致使许多重复的研究项目出现，改变这种状况已迫在眉睫。

三、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发展前景

民族心理学是一门新兴的、多学科的、交叉性的学科，尽管在定位、概念、内容及方法方面存在一些不足，但随着各民族物质文化生活的日益提高，各民族的心理研究将受到普遍关注，民族心理学研究前景光明。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学和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进行交流与合作已势在必行。属于民族心理研究范畴的内容很多，我们目前所接受的民族理论和民族问题无一不与民族心理有关。例如，在处理两个民族关系问题时，如果不了解这两个特定民族的心理现象和心理特点，从而对他们的行为做出预测，就无法制定出解决民族关系问题的对策。笔者在甘宁青地区研究民族关系问题时经常看到民族干部不了解少数民族群众的心理过程和心理特征而采取了不合时宜的方法，致使民族成员之间的纠纷上升为民族关系问题。（注：参见徐黎丽：《甘宁青地区民族关系发展趋势》，兰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0页。）又如在制定民族政策时，如果不考虑各个民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个性心理特征，即使这些政策能够帮助各个民族发展经济和文化，他们也不会接受。在西北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尽管从长远角度来看，符合各民族人民的利益，但由于各民族人民长期以来形成的多子多福的心理特征，使他们无法在短时间内接受这一政策，因此执行难度较大。（注：参见郭正礼主编：《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疆民族关系的对策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238页。）另外，诸如民族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等均与民族的心理活动有关。因此民族学界要深入地进行民族研究，必须与心理学界建立广泛和长期的联系。从心理学界来说，尽管心理学在理论和方法上日趋成熟，但民族心理学作为它的一个分支，还是一个新鲜事物。民族学界长期以来积累的各种实地调查材料和理论研究成果，均可以成为心理学工作者进行民族心理研究的素材，因此民族学和心理学携手研究民族心理问题势在必行。如果合作得当，中国民族心理学研究将结出累累硕果。

第二，个体民族心理研究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是民族心理研究的主流。目前，我国正在实施的西部大开发在某种程度上是西部民族地区的大开发。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深入进行，国家、地方政府、社会团体和开发商希望对西部各个民族有个全面的了解。西部各个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积淀下来的心理特征，必定在民族区域自治法和自治条例实施过程中以及在民族经济和文化发展过程中产生影响，这些影响，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其中，民族心理的积极影响将促进西部大开发各项战略决策的实行和促进西部民族地区的发展，如维吾尔族和回族善于经商的心理特点则有助于这两个民族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消极影响则会阻碍西部大开发的顺利进行和民族地区发展，如一些民族闭关自守的心理特点则不利于该民族的发展和进步。许多从事民族心理研究的学者，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并深入西部民族地区，调查西部各个民族的心理特征，在此基础上，写出了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并积极倡导各个民族发扬优秀的民族心理特征，抛弃与民族经济文化发展不相适应的心理特征，使西部各个民族早目走上兴旺发达之路。随着西部大开发的进一步实施，个体民族心理研究会进一步深入发展。因为西部大开发的各项政策和法规的实施需要西部各个民族的配合，各个民族要配合国家的战略决策，首先要在心理方面充分地认识和理解西部大开发对西部各个民族带来的好处，然后才能在行为上支持和拥护国家的决策。

第2篇：普通心理学的含义范文

一、中学音乐欣赏课上理性认识与感性认识的取舍

“音乐欣赏课”中“音乐欣赏”一词有两层含义：它的第一层含意是指区别于唱歌、奏乐、律动、和读写乐谱等活动来讲的另一种特指倾听的音乐活动；第二层含意则是指一种能使人自觉地、长时间地沉迷于音乐之中的心理和行为状态［2］。在实际教学中我们发现很难同时达到音乐欣赏的这两层境界，即当我们在教学中将“音乐欣赏”作为一种类似于唱歌、奏乐、律动、和读写乐谱等的理性的音乐活动来进行教学时，会破坏使人沉迷陶醉于音乐中的境界；反过来，当我们在“音乐欣赏课”上追求使学生沉迷陶醉于音乐中的境界时，若加入太多理性的音乐活动又会破坏这种好不容易营造起来的欣赏氛围。既然鱼和熊掌很难兼得，那么在课堂教学中应该更侧重于那一面呢？柯达伊曾指出：“不要从智能和理性的方面去接触音乐，也不要把音乐当作一种代数符号的体系或一种同孩子无关的密写语言来传授。应铺设通向直观的道路。”20世纪初，美国著名的儿童音乐教育心理学家詹姆斯•默塞尔在其音乐教育心理学名著《学校音乐教学心理学》一书中也强调指出：在普通学校中，音乐教育就是欣赏教育，是为欣赏而进行的教育。这里的“欣赏可以理解为：怀着由衷的欣喜热爱之情自动追求从音乐中获得自我满足的实践过程。很显然柯达伊和詹姆斯•默塞尔都是赞成在普通学校音乐教育中感性欣赏应该唱主角的。在中学的音乐欣赏课上应该更侧重于引导学生进行感性的欣赏活动，因为中学的音乐教育并非是培养专业音乐人才的教育，它的目的并不是让学生去深入的学习和了解音乐的曲式结构或音乐史等专业的音乐知识，中学音乐欣赏课的主要目的是美育，即审美教育，所以中学教师没有必要在音乐理论教学方面耗费太多精力，而应该将教学的重点放在培养学生对音乐的兴趣和通过音乐来让学生欣赏美、感受美、陶冶情操上，正如柯达伊所说，要让学生觉得“欣赏音乐不是一种折磨，而是一种乐趣；向学生逐步灌输一种优美音乐的渴望，一种持续终身的渴望”。这恰恰也正是广大中学生所最需要的。目前，中学音乐欣赏课很少能够达到上文中所说的理想境界，这关键是因为教师在音乐欣赏课上所采用的是“以音乐知识、价值体系为教学内容；以听老师讲解音乐、展示音乐（播放音乐、录音或现场表演）法；以先完整听、后分段听、再完整听为唯一学习顺序的”传统教学模式［2］。这种教学模式虽然方便老师教学，却并不符合学生的心理需求与期待，与我们目前所倡导的“生本”观念是相背离的。

二、心理学的研究

如果想让学生对音乐欣赏充满热情，应在教学中设置一些较易让学生产生满足感的期待。这样学生会较易产生成就感，从而激发他们参与欣赏的欲望。让学生从音乐中获得某种体验的期待，是欣赏热情产生的最原始的动力。近代学习心理学还认为：熟悉程度过低的刺激，不易激发起人的美感和主动的探究行为。心理学家柏莱茵曾经做过一个实验，他首先根据数学公式对一些旋律片段进行不确定性和复杂程度的认定，然后在此前提下，他要求被试者对所听到的音乐作出评价。实验的结果是：对于非常简单的旋律，美感对之起的反应较为迟钝；随着复杂性的增强，美感对之起的反应就越来越高；但当复杂性到达峰值，若复杂性继续增强，美感对之的反应会越来越低；当到了极复杂时，美感与旋律简单时相差无几。以上的理论和试验告诉我们，有时教师觉得引人入胜的、有价值的音乐，在学生听来有可能是晦涩难懂的。因为音乐教师是具有一定音乐修养水平的成人，对很多音乐信息具有较高熟悉程度，所以他们能够长时间地主动将自己沉浸在对音乐的探究之中，而对于音乐修养相对较为缺乏的中学生来说，很多音乐信息的熟悉程度是很低的，当他们被要求安静倾听他们不熟悉的音乐时，其中的一部分人往往会很到迷茫、厌倦，希望早一点结束，早一点退出。所以教师在选择音乐时，一定要寻找对学生来说熟悉度和难易度适宜的音乐作品来进行欣赏教学。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如果教师在课堂上选择的音乐对于学生来说熟悉程度过低或过高，那么无论其音乐价值有多高，无论其知识结构有多完善，都是无法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的。这就要求中学音乐教师要根据学生原有音乐经验来选择欣赏作品、安排教学内容，要以学生的音乐经验为基本出发点。在设计教学程序时，也要依据学生对该作品中各种因素的熟悉情况来进行设计。在音乐欣赏课上，教师甚至可以打破原有的单元顺序，将任何一个可以让学生轻松愉快地接受的、有完整意义的结构单元作为“开始”，然后再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逐步深入、扩展，而不是采取生搬硬套的“整、分、整”的教学模式。对于一些结构较为长大、学生熟悉度较低但却又很优秀的作品应该做一些改编工作，将选中的特定部分裁剪出来，或将几个裁剪出来的特定部分重新按需要拼接起来，这样在欣赏时更容易激发学生的热情。普通心理学研究早就指出：人在感知一个特定的事物时开放的感知通道越多，对特定对象的把握就越全面、越精确、越丰富、越深刻。根据这一理论，在教师组织学生进行音乐欣赏的教学时应该努力帮助学生利用各种可以利用的感知通道来对音乐进行全方位、多层面的探究，而不是单一的“整、分、整”的倾听教学。比如教师可以利用“运动”，特别是大肌肉的运动来帮助学生感受音乐。根据瑞士的音乐教育家达尔克罗兹的“体态律动”学说：在音乐训练中，人们最容易接受的是音乐和动作，任何音乐都可以通过身体动作表演出来，反之任何身体动作都可以转化为相应的音乐。教师在引导学生欣赏音乐的同时，若能启发学生用肢体动作将欣赏到的音乐表现出来，相信一定能更大程度的激发出学生欣赏的的兴趣。综上所述，根据教育学和心理学的启示，我认为中学音乐欣赏课的教学应该以学生发展的需要为出发点，侧重于培养学生对音乐的感受力和体验力，而不要特别注重技能和理论的教学；教学要结合心理学一般规律进行教学法的改进，传统的“整分整”的倾听教学模式是很难满足现在学生的心理需求的。

作者：夏露 单位：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教育系

第3篇：普通心理学的含义范文

[关键词]　异常心理；病因，发病机制；相对性

对异常心理的研究就学科而言，变态心理学(异常心理学)属于心理学的分支，精神病学属于医学的分支，而其它哲学、人文社会科学也对异常心理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广泛意义上的研究。从总体上讲，异常心理现象属于心理现象的一部分特殊内容，而心理现象最大的特点是它的主观性、非确定性、非量化性和社会文化性，但从发生机制上看又有生物学属性。由此，导致了心理现象和异常心理现象的复杂性以及非科学性问题。所以。给我们的研究也带来了巨大的困难。不管是心理学背景的学者还是医学背景的学者，在异常心理的基础理论研究上还是临床治疗上，往往又用躯体异常作为参照系(毫无疑问，这种研究或分析模式，也给我们对异常心理的研究带来了一些方便和取得了一些成果，本文从这个视角进行探索来发现问题)来进行对比分析和研究，这样就使我们在不知不觉中使两个(躯体与心理)具有不同学科属性。理论体系差异甚大，现象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个对象(事物)进行类比，从而带来了一系列理论的紊乱、概念的模糊和操作的困难等非科学性问题。

1　异常心理理论体系的多学科属性和部分内容的矛盾

由于心理学理论体系与框架的多学科性和彼此矛盾，使得关于异常心理的理论体系与框架也出现了许多问题。就异常心理的各种理论对异常心理的病因和病机进行解释的情况来看，普通心理学框架基本上很难或者说不能对异常心理的病因和发病机制进行解释。比如说，从普通心理学框架看，精神分裂症为什么会发生或者说是怎样发生的呢?我们只能认为精神分裂症患者是整个心理现象全部解体，但最主要的是思维过程的障碍，尤其是思维形式与思维内容障碍，其它恐怕就很难有所“作为”了；精神分析理论认为异常心理的形成是由于心理结构的3个部分(意识、前意识和潜意识)和人格的3个部分(本我、自我和超我)长期矛盾冲突的结果，行为主义理论认为异常心理(包括异常行为)的形成是由于在客观环境因素刺激下错误的强化形成的；人本主义理论认为异常心理是由于个体的需要得不到满足而又长期得不到缓解以及自我实现受阻的结果；认知心理学认为异常心理的形成是由于个体在信息的输入、编码、储存和输出的过程中认知结构的错误或歪曲所致；生物社会学理论认为异常心理的形成是由于遗传与环境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等等。可见，由于理论体系和所持的观点不同。异常心理的病因和病机尤其是病理机制出现了完全不同甚至是自相矛盾的解释。同时，目前医学理论包括神经科学理论也不能很好地解释异常心理的病因与发病机制问题。可见，如果把心理学包括异常心理学放到自然科学模式(实际上心理学从独立以来就走的这个模式)下来进行考证，关于各种异常心理的理论体系(尤其是以精神分析理论和人本主义理论更为突出)基本上经不起自然科学模式的检验，其实践操作过程(治疗过程)和一些成果也就经不起科学甚至是逻辑的检验。

如果我们按照临床医学模式的疾病单元(病因、病机、分类、临床表现、诊断与治疗)来考察人格障碍的话，从临床上看关于人格障碍的许多要素都不能成立。从病因病机的角度看，形成人格障碍最主要的原因是早期的培养教育环境不良。从医学或自然科学的模式看，对这些原因很难分离和量化；形成人格障碍的病理机制基本上不清楚。不管是哪一个学科都很难进行一般情况的说明。变态心理学一般把人格障碍分为11～12个类型，实际上从临床医学的角度看，关于人格障碍的分类主要是根据人格障碍的行为模式在社会生活中的表现形式而进行分类的。与其它的一些要素(病因或病机)基本上无关，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分类完全没有医学上的“临床意义”I所以，人格障碍的临床表现实际上就是他的“社会生活表现”，不仅没有躯体疾病临床表现的本质特征“疼痛”或“功能受限”，而且也没有心理疾病临床表现“痛苦”的真正含义。由于人格障碍患者很少主动就医，所谓的根据某某诊断标准的临床诊断实际上只是一个理论形式而已，所谓的“18岁以前不诊断，25岁以后不形成”也存在许多相对性问题(以后作者将专文论述)。关于人格障碍的治疗，大家已经基本上形成共识“预防为主，治疗为辅，心理治疗很困难，药物治疗基本上无效”。通过以上我们对人格障碍的医学模式考察，我们认为，很显然人格障碍与同类的心理疾病(如神经症)比较没有多少“疾病”的特征，与躯体疾病比较其“疾病单元”基本上不成立。

2　异常心理分类的多样性和概念的紊乱

首先，就异常心理学的理论体系和精神病学的实践角度看，目前就存在着ICD、DSM、CCMD、现象学的分类和医学心理学(或健康心理学)的分类5大体系，而且这些分类体系彼此交叉重复甚至矛盾，从而导致了理论上的紊乱和实践操作的困难。比如就“心理问题”这一普通而常用的重要概念，一些科普杂志和专业杂志常常提到中学生或大学生的心理问题的发生率是百分之多少多少等之类的描述，不仅普通民众不能明白其真正的意义，恐怕连专业学者也很难理解其真正的涵义。就作者理解而言，如果是根据医学心理学(或健康心理学)的界定。心理问题主要指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一些轻微的刺激而出现短暂的情绪波动，不影响其社会功能，经过自身调节很快可以恢复的一种心理生理状况。所以(正常人)的心理问题的发生率都应该是100％。如果这些杂志这里的“心理问题”是指“心理障碍”或“心理疾病”的话，那么这些数据全部是错误的(真正的心理障碍或心理疾病在人群中没有那么高的发生率)；如果按照国家心理咨询师考试统编教材的要求(把心理咨询的对象严格界定在心理问题和严重心理问题两大类)，上述有关杂志中关于“心理问题”这一概念的涵义就更加含混不清。

其次。就现在的分类体系而言也不能完全囊括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异常心理。就2002年清华大学学生的“烧熊事件”和2004年的“马加爵事件”。也许学者们还可以把它们“挂靠”在人格障碍的分类中。但最近的“杨丽娟事件”和“痴迷者”等现象恐怕很难用现在的异常心理分类体系进行解释。然而，从异常心理学的角度看，我们完全不能说这两个事件中当事人的心理不是“异常”，而是“正常”。如果是异常的话，同行们更清楚，按现在的异常心理分类体系。我们找不到一个恰当

的类型把它们包括进去，如果是这样的话，又怎样去进行治疗呢?大家知道，我们对事物现象的分类的目的，完全是为了更好地研究和处理它。也许有一部分“爱好者”确实要去处理这类“异常心理”现象的话，那就只能是“盲人摸象”了。

很显然，由于医学学科的成熟性和理论体系的完整性，医学上对躯体疾病的分类是根据躯体系统和器官进行的，它具有科学性和客观性，从而也就具有了可操作性。由此可见，异常心理分类的相对性问题(多种分类体系的并存和矛盾，从而导致部分概念的紊乱)其根本原因还是由于学科的不成熟性和理论体系的不完整性导致的。

3　异常心理判断标准的相对性直接导致了我们对其本质规律的认识和实践操作的困难

从理论上讲，异常心理的判断标准有“经验的标准、医学的标准、统计学标准和社会文化标准”等等。如果我们还是按照习惯的思维方式与躯体疾病相比较的话，大家都清楚，躯体疾病的判断是因为它有绝对的生物学指标，所以它具有客观性、可量化性和确定性，换句话说，我们在判断躯体异常时，最根本的参照系还是躯体的正常系统、器官和组织(甚至是更加微观的分子水平上的)。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判断异常心理最根本的参照系应该是各种正常心理。换句话说，我们完全应该知道各种正常心理是什么样子，否则，我们就不能判断各种异常心理。由于心理现象的非量化性、不确定性和主观性，至今再权威的专家也不能很概括地告诉人们正常心理是什么样子，所以，才导致了我们上述各种异常心理判断标准的出现。

在临床上“经验的标准”是不能作为客观的判断依据的；而“医学的标准”在心理门诊中很难有实际操作的意义(在临床心理门诊中，大多数情况下找不到医学上的依据。)；“统计学标准”本身就是一个相对性的。只有参考意义；“社会文化标准”带来了一系列理论和实际操作上的困难。大家很清楚躯体疾病具有跨文化、跨时空和跨地域性，比如说在一个很遥远的地方发生的“骨折”，在另一个完全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度里或地区还是诊断为“骨折”，没有任何争议。而异常心理就完全不同了，比如说一个同性恋在一些地区或文化里(某些西方文化)有可能是一种文化价值观导致的一种年轻人的行为模式或生活方式，而在另一些地方或文化里就有可能完全是一种异常心理(如一些东方文化的国家或地区)。在异常心理领域内类似的现象很多，从科学的角度讲，完全同一类性质的事物或现象，却给以不同的理解和界定，从表面上看是我们的判断标准出了问题，从更深层次上讲肯定包含着不科学因素或者说就是不科学的。但在异常心理的领域内这种情况的出现似乎又是合理的而且是得到大家认可的。由此，我们发现在研究异常心理时与正常心理比较，我们找不到客观的或者是科学的依据或判断标准，当与躯体疾病作为参照系时。我们又陷入了不知不觉的困难或麻烦当中。但不管怎样，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由于心理学学科的不成熟性和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导致了其一系列分之学科(包括异常心理学)的不成熟性和特殊的困难，从而也就导致异常心理判断标准的相对性问题。

另外，从古希腊以及中国古代，人们对异常心理的治疗经历了“放血治疗”、“火烧”和“镣铐”等多种非科学的治疗手段，到17世纪，许多脑科学家和医学家开始认识到各种异常心理都是大脑功能(结构)异常的结果，所以，对异常心理的药物治疗已经持续了几个世纪。但是，直至今日对异常心理的治疗原则的争论仍在进行中，一部分临床医学家始终认为对异常心理的治疗应该是“药物治疗为主，心理治疗为辅”，而一部分具有心理学背景的临床治疗家则认为应该是“心理治疗为主，药物治疗为辅”。比如就现在临床上对抑郁症的治疗而言，一部分长期从事精神病学的临床工作者坚持认为，对抑郁症患者是药物治疗为主，有些甚至认为是终生服药；而一些心理学背景的学者认为，心理治疗也可以把抑郁症彻底治好。作者以为，从医学的角度讲，对任何疾病的治疗只有是针对其病因和发病机制的治疗才是最根本的治疗。对异常心理的药物治疗从医学的角度看，只能是改变了患者大脑内神经递质的浓度。而心理治疗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是改变患者的认知结构，但从神经科学的角度看仍然是改变了大脑的微观结构(神经细胞的暂时联系)，否则，心理治疗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尽管目前医学和医学心理学对异常心理的发病机制研究还不是很清楚，但通过药物的临床实践效果至少可以证明大脑神经递质的浓度变化是异常心理的重要发病机制之一。尽管药物治疗已经开展了这么长的时间。但大脑神经递质的浓度变化是异常心理的发病机制之一仍然是一种假说。而且，是异常心理导致大脑内神经递质的浓度变化。还是大脑内神经递质的浓度变化导致异常心理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就心理治疗而言，从早期的精神分析治疗到现在流行的认知治疗和行为治疗，全世界在该领域应用的治疗方法不下200种，每一种治疗方法都是在自己的理论体系指导下进行的。从科学的角度讲，这些理论体系就存在着非科学性和非逻辑性以及规范性问题(这里不在一一详细叙述)，换句话说，这些治疗方法的理论基础就存在着不科学性，因此，其治疗方法的科学性和规范性就肯定存在着许多问题，加之异常心理的非疾病属性以及从业者的知识水平和素养等因素，现实社会对心理疾病的治疗效果就可想而知了。

4　异常心理临床表现的社会文化干扰和非疾病特征

第4篇：普通心理学的含义范文

1.1 “能力”的内涵及外延

能力是个性心理学范畴的重要概念,其本质是一种个性心理特征。它能够直接影响人们的活动效率,并保证人们顺利完成某种活动。以适用范围为标准,传统心理学将能力分为一般能力和特殊能力。一般能力是指进行各种活动普遍需要具备的能力。其核心是智力,智力是各种认识能力的综合表现,是人认识客观事物的能力,是人学习、认识客观事物、解决实际问题等活动都必须运用的能力。比如:观察能力、逻辑思维能力。特殊能力是指完成某种特定的活动特别需要具备的能力,例如乐感之于舞蹈,辨色能力之于绘画。当代心理学的研究进一步指出:人除了具有认识客观事物的能力,还同时具有认识“人”本身的能力,即情绪智能（或称情绪智慧、情感智商,简称情商EQ）。情绪智能（emotional intelligence）的概念是由美国耶鲁大学的萨洛维(Salove)和新罕布什尔大学的玛依尔(Mayer)提出的,是指“个体监控自己及他人的情绪和情感,并识别、利用这些信息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为的能力”。换句话说,情绪智力也就是识别和理解自己和他人的情绪状态,并利用这些信息来解决问题和调节行为的能力。在某种意义上,情绪智能是与理解、控制和利用情绪的能力相关的。[1]在某些“对人”的岗位,如服务业岗位中,情绪智能至关重要。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一般能力、特殊能力和情绪智能具有先天遗传性,其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总是遗传和一定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无论是一般能力、特殊能力还是情绪智能都具有个体差异性,因此每个人的能力倾向存在着差异。

1.2 心理学意义上“职业能力”的内涵及外延

具体到职业活动这一特定活动,从心理学意义上可以把职业能力定义为“职业能力是直接影响职业活动效率、使职业活动得以顺利完成的个性心理特征。”职业活动当然需要各种活动普遍需要具备的一般能力,同时职业活动是社会性活动,同样普遍需要情绪智能。一般能力和情绪智能是任何职业活动都需要的普适性通用能力,不同的职业岗位还需要相应的特定岗位能力。我们把不同职业岗位所需要的相应的特定岗位能力称之为专业能力。

在心理学意义上,职业能力的内涵可以概括为:一般能力（智力）、情绪智能和专业能力,仍然表现为一种综合的能力。一般能力（智力）和情绪智能可以统称为普适性能力或通用能力,对应“一般”意义上的一般素质,是个体职业能力形成的基础,是可广泛迁移的能力。专业能力是个体在后天受多种因素影响而形成的一种特殊能力。虽然理论上我们把职业能力划分为了这三种,实际上,它们是互相渗透、互相影响,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鉴于智力在能力中的核心地位,在此特选取了众多智力理论中的经典――斯滕伯格的智力三元理论来对智力和能力进一步剖析。

2、斯滕伯格的智力三元理论

美国耶鲁大学的心理学家斯滕伯格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智力的三元理论。该理论包括了三个亚理论,分别为成分亚理论、情境亚理论和经验亚理论,分别、智力与个体外部世界的关系、智力与个体经验的关系。

成分亚理论认为,智力包括三种成分:元成分、操作成分和知识获得成分。元成分的功能是计划、监控执行、评价结果等;操作成分的功能是执行元成分的指令并反馈信息等;知识获得成分的功能是接受新刺激、作出判断与反应、贮存新信息以及习得问题解决的方法等。元成分在三种智力成分中处于核心地位。简单的来说,元成分是自我感知、自我控制及自我评价的能力;操作成分即执行力;知识获得成分即学习能力。成分亚理论从个体内部世界的角度说明了智力的内涵。

情境亚理论认为,当人处于某种环境和情形下,智力的作用就体现在在生活中习得相关知识经验并运用这些经验作用于外部环境。具体表现就是有目的地适应环境、改造环境或选择新的环境,使个体与环境达到一种和谐的状态。在与外部环境的交互中,智力就表现在环境感知能力、评估个体与环境切适度的能力、选择新环境的能力及快速调整自己适应环境的能力。

经验亚理论认为,在经验水平上考察智力,可以知道智力包括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处理新异环境的能力,另一部分是信息加工自动化的能力。当个体遭遇新情境时,处理新异环境的能力便发挥作用,帮助个体解决问题;当不断重复地处理相同问题时,信息加工自动化的能力便发挥作用,帮助个体最后娴熟自如地解决问题。在解决复杂的任务时,需要这两种能力紧密联系,发挥作用;否则,任务便无法完成。换种方式来说,经验亚理论其实是在告诉我们智力在应用经验时表现为对经验的恰当和适度迁移。

3、对职业能力培养的启示

3.1 “职业能力”的心理学内涵对职业教育的启示

3.1.1 职业能力培养过程中要注重学生能力的个体差异性

由于每个人的能力倾向都具有个体差异性,因此,职业院校在对学生进行培养的时候要对学生的能力特征有较为清楚的了解,然后可以根据其能力结构的特点来有针对性地加以训练和培养或者予以调整专业。这一点实施起来可能对目前的职业院校来说有些困难,具体的操作要靠学校支持及任课教师具体把握。但是,随着心理测验的发展和普及,学生对自己的能力结构认识会更加清楚,引导学生进行“自助式学习”、开发其自我学习发展的潜能将会是一个有效的方法

3.1.2 要清楚区分“职业能力”与“技能”这两个概念

职业院校的教育工作者要对“职业能力”和“技能”这两个概念有个清晰的认识。熟练地掌握一套动作系统可以说是掌握了一项技能,但要形成较强的职业能力则需要掌握多项技能并能综合运用这些技能解决实际问题。所以,学生在学校学习到的多是知识和技能,职业能力的真正提高只能在实习岗位才能获得。因此,顶岗实习时的专业指导对学生的职业能力的形成和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建立健全顶岗实习管理机制迫在眉睫。

3.1.3 要更加注重职业院校学生一般能力及情绪智能的发展

职业能力的内涵可以概括为:一般能力（智力）、情绪智能和专业能力。一般能力和情绪智能对专业能力的形成有支撑作用,知识和技能如不以一般能力和情绪智能为载体,就不能生成职业能力。

不同的职业或岗位对情绪智商的要求不同。就工作对象来说,可以粗略地把工作分为“对人”的工作和“对物”的工作。“对人”的职业或岗位尤其是服务岗位对情绪智商的要求较高;“对物”的职业或岗位对情绪智商的要求则相对较低。但是一般能力对任何岗位都是十分重要的,并且多数学校对于一般能力的培养都感觉无处下手。

3.2 智力三元理论对一般能力培养的启示

3.2.1 任务引领式教学模式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一般能力

成分亚理论告诉我们,智力的三种成分中,元成分在三种智力成分中处于核心地位。在实际教学中,简单的“老师说学生做”是不能使学生一般能力中的元成分得以增长的。要想使学生智力中的元成分得以增长,就需要让学生在一种任务情境之下,自己计划、决策、执行、监督、评估结果,最终较好地完成任务,即任务引领式教学模式或称项目教学。相比传统教学法,学习同样的内容,项目教学法需要花费的时间更多。因此,教师应合理安排课时及内容,把两种教学方法有机结合,有创造性得设置项目,让学生们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体会知识的重要性,此时再用教授法传授知识,事半功倍。

3.2.2 尽可能给学生创造一个刺激丰富的环境

情境亚理论告诉我们,智力表现为一个人适应、改变、选择环境的能力。与环境的各种关系需要个体与环境的互动来实现,在一种环境待的世界长了,个体就会逐渐对环境产生一种适切性,就会逐渐丧失改变和选择环境的动力。适应、改变、选择环境的能力必须在多次与新环境的互动与磨合中才能生成。因此,给学生创造一个刺激丰富的环境是十分重要的。职业学校可以通过安排学生轮岗实习来让学生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多种环境,以培养学生对环境变换的快速反应和适应能力。

3.2.3 明确学校技能学习及校外实习的目标,合理安排两者时间

经验亚理论认为,在经验水平上考察智力,可以知道智力包括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处理新异环境的能力,另一部分是信息加工自动化的能力。对职业院校的学生,这两部分能力的形成需要不同的环境,处理新异环境的能力需要在校外实习中通过接触各种实际问题来逐步形成,信息加工自动化的能力形成则是技能非常之熟练的结果,需要学校提供一个稳定的可提供反复练习机会的环境。因此学生在学校中的技能学习应该设立的主要目标是熟练度;而校外实习时,则应重点培养学生处理新异环境的能力。

注释

[1]情绪智能_百度百科baike.省略/view/1662587.htm.

第5篇：普通心理学的含义范文

译者主体认知的跨学科视角研究，必须首先考虑到译者作为一个社会人的总体性。无论是作为个体还是群体存在的译者，其身份(包括社会身份、职业身份和个体身份)根本上是在社会中生成的，在很大程度上必须借助社会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为此，本文首先从认知途径下的体验哲学角度分析了译者主体的社会体验性，然后，在此基础上依据现代主体性哲学中的价值主体和认知主体关系，论证了主体中“实践”与“认知”、“价值”的关系，旨在说明译者主体的认知研究，必须充分关注包含了社会性的译者总体性。因为译者的“价值”和“实践”都依赖于一定的社会历史在场，服务并取决于特定的社会空间。此外，就学科框架而言，翻译研究本体同样包含了更广阔的社会学或社会心理学范畴。这些都决定了走向认知中的译者无法回避其社会性。

1．体验哲学下译者语言认知的社会性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逐步发展的体验哲学认为，客观世界是人们体验和认知的基础，认知是人们对客观世界感知与体验的过程，是人与外部世界、人与人之间互动和协调的产物，是人对外在现实和自身经验的理性看法。人的认知包含了推理、概括、演绎、监控、理解、记忆等一系列心智活动［3］。体验哲学与传统认识论哲学的区别，就在它强调客观实际对认识的优先地位，认为主体的认识活动必须依据客观规律，从现实中来，回到现实中去，把握其本质，在此基础上坚持身体体验的核心作用。在体验哲学那里，人的主观作用和想象力十分重要。当然，体验哲学的体验不是天马行空的纯个性化身体演绎，而主要依赖于个体基于社会现实或潜在经历，在特定空间关系和力量运动的感知中形成。换句话说，体验基础上的认知形成是个体在不同的身体体验基础上与社会环境互动形成的。我们周围存在的客观现实只有一个，但不同主体对现实的身体体验是不同的，存在一定的距离，由此形成了差异化的心理认知和范畴隐喻系统。体验哲学基础上衍生出的认知语言学，其核心观点就是承认语言的体验性。王寅认为，语言符号必然遵循“现实－认知－语言”的发展进程。语言是人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统一和辩证关系。体验具有社会性，语言也具有社会性;体验有人文性，语言也具有人文性。语言体验性的应有之义就是“语言人文性，强调了以人为本的主体认识作用，认知语言学就是要研究语言背后的人文特点和人文精神，分析语言表达背后的认知机制，透析出人们认知世界的基本方法”［4］。语言的形成与发展总是在真实的社会环境中实现的，脱离了社会，语言就不复存在了。这是因为“语言能力不是一个独立的系统，是人类一般认知能力的一部分。人类对于世界的经验，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认知系统是语言形成的根本理据之所在，人类的体验感知和一般认知能力对于语言的形成起着决定的作用”［5］。不管是结构主义语言学、后结构主义的系统功能语言学还是今天的认知语言学，都无法绕开语言的社会性单独进行。体验哲学观照下的认知语言学，对译者主体研究具有较好的解释力。根据道格拉斯•鲁滨逊的翻译身体学观点，译者的身体体验中存在着普遍性体验即翻译的观念身体学(Theideosomaticsoftran-saltion)和个体性体验级翻译的个体身体学(Theid-iosomaticsoftranslation)。前者是指译者在与他人共有的、普遍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所形成的、固有的、被内化了的个人感受，属于社会心理学范畴。后者是指译者的个人感受，不同的审美表现倾向和语言使用倾向等，同译者的知识积累、个人修养密切相关［6］，属于普通心理学范畴。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决策实际上是两种认知心理对话协商的结果。(1)从共时的观点来看，同一时代同一原作之所以有不同的译本，呈现出丰富多元的表现形式和别样的文化风采，是因为译者个体具有千差万别的个体体验和审美倾向。(2)从历时的观点来看，译者为社会成员共有的那部分观念体验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某一时期译作的整体风貌，透露出鲜明的时代特色，成为该时代的文化符号。正因为如此，同样的原作在不同时代允许产生适应不同读者需求的译作，使重译或复译成为可能。基于体验哲学上的译者主体研究，本身就包含了认知的社会性、人文性或文化性。文化范式下从宏观社会文化角度引发了对译者普遍性的关注。在认知范式下译者主体研究不仅不应受到排斥或弱化，相反更应将社会文化和心理学结合起来，从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的维度出发，以宏观社会文化和主体的群体性为基点，探究译者群体与社会文化客体，译者群体与其他群体间的交互作用及其在个体心理上的投射，进而系统解释译者的翻译行为。实际上，国内已经有学者尝试从社会学、人类文化学的角度对译者认知进行研究。如陈吉荣从人类学角度讨论了典籍翻译的策略研究［7］，唐文生也注意到了翻译认知研究中的社会性因素［8］，刘宓庆在《文化翻译论纲》一书中系统论述了文化心理的范畴，文化心理与语义生成和文本组织形态间的相互关系［9］;王宏印认为文学翻译批判必须考虑到不同层面的文化含义，因为文化是国家、民族和社会的结合，是历史传统的民族的社会生活方式的总和［10］。尽管上述研究本身聚焦于文学研究的框架内，但无疑为后来人从文化人类学或社会心理学等更广阔的维度去研究译者认知心理开启了一扇新的窗口。

2．总体性哲学下译者主体的社会性自翻译文化转向以来，传统研究中的隐形译者逐渐现身，成为翻译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历史主场。译者主体研究从“发现主体”走向了“主体性的黄昏”，迎来了主体间性的出场。然而，无论是主体性还是主体间性哲学下的译者研究，都存在天然的严重不足:忽视了对翻译主体或主体性受动层面的探讨，无视主体与主体间的相互制约关系，仅强调个体译者的差异性，忽略了译者群体的存在和作用，且多采用单一的共时研究［11］。传统哲学对主体及“主体性”的理解，往往从认识论出发，主体的存在是相对于客体而言，由此构成“主体－客体”关系。与之相对应的，肇始于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主体性，总是从自我意识中的“我”出发，体现对一切存在的认知与理解。这一以认识论为中心的主体性哲学体系，强调了人作为主体的“认知主体”属性，却自觉不自觉地掩盖了主体在社会实践中的价值实现，遮蔽了主体范畴中“价值主体”这一属性。现代主体性哲学重新发现了这一点，认为主体是认知主体与价值主体的结合，在认知主体与价值主体的关系上，前者隶属于后者，后者拥有对前者无条件的优先权。之所以说价值主体优先于认知主体，是因为“知识最终必须服从于道德价值，知识的繁荣最终服务于道德实践的福祉，一切关系都是实践的，只有在实践的应用中知识才是完整的，有意义的”［12］。对主体性哲学的反思，突破了传统哲学下主体规定的一切存在，确认了“主体并不如它所设定的那样是一个独立、自因、透明的实体:它并非本源性建构者，相反，它由某种更深层的力量所建构;它并非知识的根据，相反，它是知识活动的产物;它并非人与社会的规范性源泉，相反，它是社会规范规训的结果”［13］。也就是说，任何主体的认知都根源于一定社会生活及衍生于其中的伦理道德、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而且本质上也是为之服务的。对此，俞吾金先生说道，“就认识主体而言，他在认识任何对象之前，已有认识前结构和先入之见的参与。这种认识的前结构和先入之见正是意识形态通过教化的方式植入认识主体的。认识主体受教化的过程也就是社会化的过程，他与社会的认同乃是通过意识形态的媒介实现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人称之为‘意识形态中之存在者’，把认识者称之为‘在意识形态中之认识者’”［14］。主体的认知、实践与价值三重特性与现当代哲学主体批判的三种形式即主体性及其理性的心理学批判，对制度化同一性逻辑理性及其主体的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批判，对自明理性及其意义构成的主体的语言哲学批判彼此照应。同时，它也和马克思哲学中关于人的本质属性(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社会本质(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和单个人的本质(自我独特性)［15］相重合。这就是说，主体的人是自然性和社会性的统一，是实践主体，认知主体和价值主体的统一，是总体性的主体。整体先于部分，部分存在于整体之中。从共时的角度看，在某一特定时刻，无论政治、经济、思想、法律等局部都必须同整体联系起来，让整体赋予局部以意义;从历时的角度说，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每一历史片断都必须同历史整体联系起来，让整体赋予片断以意义。人这个主体不是一种纯粹观念的现实产品，而是在特定社会形态中生成的具有某种价值理性的价值主体，体现出全面的“存在意义”。译者主体研究，单一的文化途径和认知途径，揭示的都只是译者主体或主体性的某一方面。完整的译者认知研究，应建立在主体总体性哲学的基础上，建构起完整群体主体和个体主体，结合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或文化人类学及语言学加以研究。只有这样，才能把译者片面的“语言认知者”身份还原为完整的以语言为介质的“社会活动者”身份。

3．本体论哲学中翻译及译者的社会性翻译文化研究把翻译置身于宏大的社会历史语境中加以描述，认为翻译不是在假想的真空中发生的，而是译者在真实存在的社会环境中与各种主体和客体互动的结果。较之以往的译者研究来看，文化途径下的译者更为真实客观，更具有立体的人物性格。然而，随着译界对文化范式的批判性反思，学界就翻译本体研究和翻译研究本体展开了一场争论。批判者总结说，该范式脱离了语言学这一翻译研究本体，认为“文化转向的研究取向走错了方向，其切入点为文化，重点放在文化及文化制约翻译的因素……引发了翻译研究多元性、混乱性和弥散性，淡化了翻译学建构的本体论范畴，没有找到和明确确立普遍的翻译原理”。有人甚至作出结论，文化范式“从外部因素切入所作的关于翻译本体的一切见解和结论几乎都是偏颇的、错误的”“其消极面远大于积极面———其不全面、不客观的研究导致了偏颇乃至错误的结论，对翻译理论和实践都有很大的误导作用”［17］。与此同时，肯定者则认为文化反对派之所以作出这样的结论，是混淆了翻译研究本体与翻译本体研究。谢天振明确指出，翻译研究本体与翻译本体研究所囊括的范畴是不同的。如果说翻译本体研究回答了“翻译是什么”这一翻译学上的本体论问题，承认翻译是语言文字的转换过程，那么翻译研究本体就旨在探究“翻译是如何运作的”这一认识论问题。翻译研究本体决定了翻译学不可能是一门单纯的语言学科，而是一门综合性的、边缘性的独立学科。针对文化范式批判反思上引发的“语言学回归”转向，国外学者霍恩比持否定态度。她指出，这种回归是一种重复和倒退，导致重复和倒退的原因有两个:(1)这些学者局限于自己传统的语言学学术框架中;(2)这些重谈语言学的学者们仍然将翻译学科的本体看作是语言的转换。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是翻译学者对文化研究的一种有益的输出，跨学科领域(神经心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在翻译学科中令人瞩目，翻译学科的内部建设，应拓宽学术视野。此外，英国学者贝克(MonaBaker)也表达了相同观念，认为所谓的范式转向不过是“兴趣点的变化，新的研究视角，对研究者作用的新认识……都可以从语言学、社会学、哲学等的新发展中找到渊源”，“翻译研究的发展动态同人文科学中其他学科的发展动态是互相联系的”。实际上，无论是翻译的语言学转向、文化转向抑或是认知转向，都只是研究的不同视角，都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完善了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各种转向间的关系，不是对立的、非此即彼的，也不是相互取代、独树一帜的，而是继承延展、相互补充的，这正是翻译学科的动态性体现。目前翻译学的认知转向，无需重回语言学的老路，而是要继承文化研究成果，把原本拓展的文化疆界同认知语言学结合起来，借助社会语言学、社会心理学、跨文化交流学等研究成果，来研究翻译过程的方方面面。具有明显社会性的翻译主体———译者研究尤其如此。译者主体认知研究的社会学途径，早在1972年Holmes提出描述翻译学时就已初露端倪。1977年，美国文学研究者韦勒克和沃伦也认为，一部遗作的成功、生存和再度流传的变化情况，或有关一个译者的声望和声誉的变化情况，主要是一种社会现象。文化转向后，国外译界相继发表出版了翻译社会学的相关论文和著作，标志着翻译研究的“社会学转向”。伍尔夫(MichaelWolf)在《构建翻译社会学》中划分了翻译社会学的三个层次:行动者的社会学、翻译过程的社会学以及文化产品的社会学［22］。在国内译界，也有不少学者注意到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在翻译中的应用。胡牧认为翻译社会学有三个方面的内容:(1)从翻译史中反思翻译的社会作用;(2)从翻译批判中更好地剖析翻译主体、翻译过程与翻译成品的社会性;(3)从翻译的目的、行为、结果中依据可行的社会理论，剖析译本的生产、传播、消费。其中，第二个方面主要涉及了翻译过程中的译者主体或主体间性研究，包含了译者主体认知的社会性。上述关于语言学翻译本体研究和翻译研究本体跨学科的论战以及新近出现的社会学研究视角，都证明了一个关键性问题，那就是语言学研究。无论是结构主义语言学、后结构主义语言学还是其它语言学，都只是翻译学跨学科中的一部分，不能过分倚重认知语言学，更不能取代、摒弃甚至颠覆已有的文化研究成果，而应在此基础上开启更深入、更广泛的社会文化认知之旅。

二、结语

第6篇：普通心理学的含义范文

【关键词】 情绪障碍；标准化评定；汉语情绪词

中图分类号：R7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729(2008)010-0770-05

情绪和情感一直被心理学家认为是影响人类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情绪对人际交往、工作学习以及记忆效果都有重要影响［1］。而研究情绪与认知之间的关系也成为认知神经心理学的热点研究领域。目前关于情绪研究中,较多采用的是自然实验法，此方法是通过人为引起人们的某种情绪，观察这种情绪对人们的认知及行为的影响及其引起的生理反应。经常使用的唤起情绪的方法有：回忆过去具有情绪色彩的生活事件；观看图片或电影；让被试做出面部表情；以实验任务激起某种情绪等［2］。Kleinke等人［3］让被试在观看不同表情的人像图片时同时做出相应的表情，结果发现被试在模仿高兴的面部表情时体验到更积极的情绪，在模仿消极的面部表情时体验到较少的积极情绪。60年代初，Schachter和Singer［4］的一项实验中，给被试不同的指导语，然后观察被试对生理反应的认知及他们的认知对情绪产生的影响，实验证明，人对生理反应的认知和了解决定了最后的情绪经验。这些实验法的应用使情绪研究更为深入。研究使用的材料也在不断发展，如Lang等［5］的情绪图片、Gross［6］的系列电影片断、Bradley等人［7］的字词材料，Gerrards-Hesse等人［8］的故事、想象或社会交互作用等实验材料。

目前在国际情绪研究领域被广泛使用的词语刺激材料是英语情绪词系统 (Affective Norms for English Words, ANEW)［7］。该系统是由美国佛罗里达大学心理生理研究中心、美国国家心理健康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 NIMH)的Bradley等人建立并多次修订而成的，是一套依据愉悦度(pleasure或称valence)、唤醒度(arousal)和优势度(dominance)进行评定的英语文字材料。相应在中国也需要这样一套标准化的汉语情绪词材料，本研究前期曾对汉语情绪词的认知神经机制做了相关研究［9-15］，罗跃嘉等人［16］ 也编制了汉语情绪词系统（Chinese Affective Words System, CAWS），并被广泛使用，但是CAWS只是把情绪词按照名词、形容词、动词分类，没有按照情绪体验的正性、中性、负性分类。目前国内病理情绪研究中缺少一套专门应用于情绪障碍被试的标准化汉语词语材料。本研究就是想建立一个针对情绪障碍被试的汉语情绪词分类系统，为中国人群异常情绪的研究提供帮助和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在长沙市某大学学生及某医院职工及实习学生中进行随机取样，共选取被试65人。完成此次词语评定的有效被试54人，男女各27人；年龄17~22岁，平均19±1岁；受教育程度，大学39人，高中9人，中专5人，初中1人，平均受教育年限13±1年。

1.2 工具

汉语情绪词分类系统 英语情绪词系统(Affective Norms for English Words, ANEW)［7］是按照Osgood等的情绪理论，从愉悦度、唤醒度、优势度三个方面进行等级评定的。本研究在预实验中发现，受教育程度较低的被试对优势度的理解不准确，影响整体的评分。因此在本研究中去除优势度维度，增加熟悉度作为参考维度，并将熟悉度作为筛查词语的指标。

该情绪词语系统的建立过程主要基于前期研究结果［9-15］，同时参考了罗跃嘉等人情绪刺激系统编制方法［16-20］。 首先本实验组成员尽量广泛收集双字词语(包括形容词和名词)，从形容词中挑选带有明显情绪色彩或者能激发人正性和负性情绪的词语，从名词中挑选了与日常生活相关且不带有情绪色彩的词语。把能激发正性和负性情绪的形容词定义为正性词和负性词，把不带情绪色彩的名词定义为中性词。在挑选中尽量保持中性、正性、负性三类词语的平衡。最后筛选正性词115个、负性词114个、中性词115个，并从中随机挑选正性词、负性词、中性词各11个，混入词语中以测定被试评定的稳定性。最后形成包含377个词语的评定表，从词语的愉悦度、唤醒度和熟悉度打分，打分时进行等级评定。量表中每个维度的等级都是从1到9。1表示该维度是最低值（低愉悦度、低唤醒度、低熟悉度），9表示该维度是最高值（高愉悦度、高唤醒度、高熟悉度）。

1.3实验过程

首先给被试讲解指导语，让被试明白三个维度的含义，并能区分三者之间的差异。然后开始正式评定，让被试采用自我评价模式(Self-Assessment Manikin, SAM)［21］对愉悦度、唤醒度和熟悉度进行9点评分。愉悦度：看到这个词觉得愉快或者不愉快，愉快程度越高，评分越接近9；越不愉快，评分越接近1。唤醒度：看到这个词觉得兴奋或者提不起精神，兴奋程度越高，评分越接近9；越不兴奋，评分越接近1。熟悉度：看到这个词觉得它经常被使用或很少用到，使用频率越高，评分越接近9；越少用，评分越接近1。

1.4统计方法 进行描述统计分析、方差分析、相关分析等。

2 结果

2.1评分的稳定性

随机选出的33个重复词在愉悦度、唤醒度、熟悉度上前后两次的相关系数为0.905、0.786、0.854(P

2.2笔画分析

在词语的筛选中选取了中等笔画数的双字词词语344个，对344个词的笔画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见表1。并对344个词中正性、负性和中性三类词的笔画数进行ANOVA分析，结果显示三类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显著性（F=3.328，P>0.01）。

2.3 344个双字词词语在汉语情绪词分类系统中的得分情况

对筛选出来的344个词语在愉悦度、唤醒度和熟悉度上的得分分别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见表2。从表2可以看出唤醒度的标准差最小，说明在得分上，唤醒度的结果比愉悦度和熟悉度更统一。但是愉悦度和熟悉度比唤醒度的得分范围更广，全距较大。

2.4评分分布散点图

为了进一步分析三个维度之间的关系，两两维度之间作了评分分布散点图。从图1可以看出，当愉悦度得分大于4时，愉悦度与唤醒度呈正相关（r=0.94，P

2.5 三类词愉悦度、唤醒度、熟悉度评分比较

对344个词中正性、负性和中性三类词的愉悦度评分值进行方差分析，发现存在愉悦度主效应（F=2514.96，P

3 讨论

笔画是组成汉字的基本结构单位, 是对汉字特征的一种描述，简体字中笔画最多的字有36画，最少的字只有1画。笔画的简单与复杂都可能成为认知加工的干扰因素，彭聃龄等人［22］采用命名作业和真假字判断作业考察了笔画数和部件数对汉字加工的影响, 结果表明, 笔画越多, 汉字加工的速度越慢, 错误率越高, 而且和字频无交互作用。本文在词语筛选过程中首先排除了笔画多少对词语认知的影响，只选择中等笔画的常见字词，并且结果分析表明三类词语的笔画数无显著差异。

由散点图看出，在愉悦度评分处于比较低的水平时，唤醒度评分比较高，而熟悉度评分有高有低；愉悦度评分位于中间水平时，唤醒度和熟悉度的评分也处于中间水平；愉悦度评分比较高的图片，唤醒度和熟悉度的评分也比较高。虽然此次词语评定的数量较少，但是从散点图看出词语的评分结果符合人类的情绪规律，即强烈的愉快情绪和强烈的不愉快情绪都能引起人们的高情绪唤醒度，这与ANEW的研究结果相类似，也与最初按照正性、中性、负性来筛选词语相符合。

正性、中性、负性三类情绪词之间方差分析结果提示此次情绪词筛选结果可靠，具有代表性。在愉悦度上不仅能很好地区分三类词，并且无论正性、负性词都能激发强烈的情感体验，这对以情绪障碍病人作为被试的研究有非常重要的帮助，因为情绪障碍病人地对正性情感体验及反应相对于正常人比较迟缓,存在明显的负性情绪偏好 ［23-24］ 。

考虑到此次词语系统的建立主要是为应用于研究情绪异常的病人的实验，所以在对负性词的筛选中，大量采用了抑郁症病人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的消极情绪的词语，例如“失望”“郁闷”等。可是被试评价的结果却发现负性词唤醒度与正性词相比相对较低，这可能是因为被试是正常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很少有这些抑郁的消极情绪体验，因此负性词对他们的唤醒程度不高。该推论需要下一步采用病人被试为对照来加以验证。

熟悉度与愉悦度呈正性相关，随着熟悉度的增加，词语的唤醒度相应增加。研究发现［18］熟悉度在词语识别的所有过程中都有重要作用，眼动研究表明熟悉度越高对词语所需的所有注视时间就越短。熟悉度作为一个参考维度，可以在以后使用该词语系统的时候，作为选择所需词语的标准之一。

根据词语的评分结果，此次初步建立情绪障碍研究用汉语情绪词分类系统是比较成功的，为以后中国人群情绪障碍的研究提供了标准化的材料。德国的情绪词系统（Berlin Affective Word List，BAWL）［25］把反应时（reaction time, RT）也作为评定时的一个参考标准，结果表明被试对正性词的反应最快，而对中性词的反应时最长，负性词的反应时居中且和中性词差异显著。Ryan 等人［26］按照情绪的分类对ANEW进行再次评定，他们把情绪分为高兴、生气、悲伤、恐惧、厌恶，并采用回归的方法对情绪的三个维度（愉悦度、唤醒度、优势度）进行预测。这些研究也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在今后的研究中应从多角度对汉语情绪词进行评定。

参考文献

［1］Gerrig RJ, Zimbrado PG，著. 王垒,王，译. 心理学与生活［M］. 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3. 359-360.

［2］石林. 情绪研究中的若干问题［J］. 心理学动态，2000，(1)：63-68.

［3］Kteinke CL, Peterson TR, Rutledge TR. Effects of self-generated facial expressions on mood［J］. J Pers Soc Psychol, 1998, 74(1): 272-279.

［4］彭聃龄.主编. 普通心理学［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377-378.

［5］Lang PJ, Bradley MM, Cuthbert BN. International affective picture system (IAPS): Technical manual and affective ratings［M］. Gainesville: University of Florida, Center for Research in Psychophysiology. 1997.

［6］Gross JJ, Levenson RW. Emotion elicitation using films［J］. Cognit Emotion, 1995, (9): 87-108.

［7］Bradley MM, Lang PJ. Affective Norms for English Words (ANEW): Instruction manual and affective ratings. Technical Report C-1［M］. Gainesville: University of Florida, Center for Re-search in Psychophysiology. 1999.

［8］Gerrards-Hesse A, Spies K, Hesse FW. Experimental inductions of emotional states and their effectiveness: A review［J］. Br J Psychol, 1994, (85): 55-78.

［9］姚树桥，吴大兴，郭文斌，等.抑郁症患者识别情绪词的事件相关电位实验研究［J］.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2004,26(4):218-222.

［10］吴大兴，姚树桥，郭文斌.抑郁症患者识别情绪词时执行功能实验研究［J］.心理科学, 2005,28(3):576-579.

［11］Daxing W, Shuqiao Y, Wenbin G, et al. Opposite ERPs Effects of Recognition of Chinese Emotional Content Words Between Major Depressed patients and healthy subjects［J］.Clin EEG Neurosci, 2004,35(4):242-243.

［12］Daxing W, Shuqiao Y, Wenbin G. Difference ERPs Effects of the Difference Introduction on the Recognition of Chinese Emotional Content Words in Healthy Subjects［J］. IEEE Int Conference Neural Networks Brain, 2005,(10):1303-1306.

［13］Daxing W, Shuqiao Y, Ding L. Event-related potentials on major depression patients emotional words recognition: A longitudinal controlled study［J］. Natural Sci Progress, 2007, 17(Special issue): 211-212.

［14］吴大兴，姚树桥.正负性情绪平行神经模型的理论建构［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07,15(5):493-495.

［15］刘明矾，黄任之，图远亮，等. 抑郁症患者对情绪词抑制功能的实验研究［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7，15(2)：161-163.

［16］罗跃嘉，黄宇霞，李新影，等. 情绪对认知加工的影响：事件相关脑电位系列研究［J］. 心理科学进展2006，14（4）：505~510.

［17］黄宇霞，罗跃嘉. 国际情绪图片系统在中国的试用研究［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4，18（9）：631-634.

［18］白露，马慧，黄宇霞，等. 中国情绪图片系统的编制-在46名中国大学生中的试用［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5，19 (11)：719~722.

［19］王妍，罗跃嘉. 大学生面孔表情材料的标准化及其评定［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5，13 (4)：396~398.

［20］刘涛生，罗跃嘉，马慧，等. 本土化情绪声音库的编制和评定［J］. 心理科学，2006，29 (2)：406~408.

［21］Bradley MM, Lang PJ. Measuring emotion: The self-assessment manikin and the semantic differential［J］. J Behav Ther Exp Psychiatry, 1994, (25): 49-59.

［22］彭聃龄，王春茂. 汉字加工的基本单元：来自笔画数效应和部件数效应的证据［J］. 心理学报，1997，29(1)：8-l6.

［23］李雯. 抑郁症患者情绪词识别对照研究［J］. 临床精神医学杂志，2007，17 (4)：237-238.

［24］张仙峰，闫国利. 大学生词的获得年龄、熟悉度、具体性和词频效应的眼动研究［J］. 心理与行为研究，2005，3(3)：194-198.

［25］H V ML, Jacobs AM, Conrad M. Cross-validating the Berlin Affective Word List［J］. Behav Res Methods, 2006, 38 (4): 606-6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