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伦理的核心问题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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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环境伦理的核心问题范文

2010年我在墨尔本访学时受邀到老朋友贝安德教授和劳若诗博士家中做客，其间受赠他们二位的新作《理解环境哲学》（Andrew Brennan and Y.S. Lo. Understanding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Durham， UK： Acumen Publishing， 2010）。 这本书是英国Acumen出版社策划的“理解现代思想运动”丛书中的一本。由于该丛书旨在为读者提供关于启蒙运动以来各种哲学和历史领域内重要的学派、运动和传统的导论，其目标读者主要是相关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和首次接触这些学科的读者，因而《理解环境哲学》一书的体例并不庞大，且框架清晰，逻辑紧密，语言及写作风格颇为生动，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理解环境哲学》共有九章，可分为三个部分。在第一章中，两位作者从讨论气候变化这样具有极端复杂性的环境问题入手，将读者导向对环境问题的哲学思考。从第二章起到第五章，作者循着伦理拓展主义的基本方法，分别讨论了环境哲学中的各种代表性理论，包括代际伦理、动物伦理、以非人类生命为对象的个体主义环境伦理和整体主义的环境伦理。在第六章到第九章中，作者分别就自然性的寓意、环境哲学的世俗基础、环境问题的根源、个人责任与社会管制等环境哲学中的核心问题和热点论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探索。通过对基本概念、代表性理论和核心论争的全面展现，该书为我们勾勒出一个清晰的环境哲学的框架，为没有接触过环境哲学的读者提供了一个精彩的有关环境哲学的导论性读本。同时如两位作者在序言中所说，由于该书介绍了很多基本的哲学概念、逻辑术语，并且在整本书中对休谟、康德等经典哲学家的相关思想进行了持续的讨论和评述，因而在一定意义上也可当作一般哲学的入门读物。此外，对环境哲学领域内诸多论争的深入讨论也对从事环境哲学研究的专业学者提出了挑战。

第一章首先讨论了全球气候变化可能引发的各种影响，并由此引出现代环境哲学诞生的背景和一些基本概念。作者重点讨论了他们所认为的环境哲学的核心难题（key puzzle），即如何将我们的道德关怀拓展到人类之外，同时又不损害表达和保护人类尊严的各种人权。由于人类展现出强烈的认为自己比其他任何物种具有更高的“道德重要性”的倾向，即便在生物学意义上亦是如此，因而作者指出，这种强烈的倾向给非人类中心主义者带来了困境，也构成了环境哲学的核心难题。

第二章的主题是代际伦理，我们对后代人的义务。作者首先介绍了功利主义，包括整体效用和平均效用的区别。在仔细分析了根据功利主义原则可能推出的著名的帕菲特的“矛盾的结论”（repugnant conclusion）之后，作者讨论了 “消失的受益人”（disappearing beneficiaries）的论证。这一论证主张，由于环境政策会影响到未来哪些人会实际存在，因此，对于那些最终无法来到这个世上的人而言，他们的境遇无所谓更糟，而对于那些实际存在的人而言，尽管他们会因为曾经缺乏必要的环境政策而受到消极的影响，但仍然比那些根本来不到这个世界上的人要强，因而当代人对后代人没有义务。事实上，很多国外的著作在涉及代际伦理时都会讨论“消失的受益人”的论证，而每次在西方学者的著作中看到这种似乎是根据理性和逻辑进行的严丝合缝的推论时，我都会产生一种无法抑制的反感。令人沮丧的是，国内很多论文在介绍西方代际伦理的理论时也往往会花大量笔墨在这种貌似技术上十分复杂、逻辑上非常严密的论证上。我很高兴看到两位作者对这一论证进行了批驳。作者首先指出，诸如全球性气候变化造成的实际危害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由于当代人和以前的人们未能对气候变化采取预防性措施，对于那些未来人而言，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可能还不如没有来过。第二种批驳在我看来更加有力，作者指出，“消失的受益人”论证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无论是否采取或采取了何种环境政策，未来总会有大量人口来到这个世界。很明显，这些人会因为我们这些当代人没有采取会对他们有益的环境政策而过得更糟，因而我们负有关怀他们的义务，至少负有这样的最低义务，即不能把他们将要生活的环境搞得连基本的生存都无法满足。

第三章介绍了动物伦理。作者分别介绍了彼得·辛格的功利主义动物福利伦理与汤姆·雷根的道义论动物权利伦理，并比较了二者的异同。尽管有关动物伦理的理论几乎在所有环境伦理、环境哲学、甚至应用伦理学的著作中都有相关介绍，但这本书对动物伦理的两种代表性理论的清晰的总结和深入的比较仍然非常值得称道。但有一点值得注意，作者认为比起辛格的动物解放论，雷根的动物权利论为动物提供了更多的保护，而实际上，由于动物权利论所涉及的动物主要是哺乳动物等高级动物，因而我们很难断言这两种动物伦理哪种能够给予动物更多的保护。而且，在现实世界中，辛格的动物伦理为在西方世界里根本性地改变了人们对动物的认知和态度做出了巨大贡献，对实际保护和改善动物的处境产生了巨大影响。

第2篇：环境伦理的核心问题范文

全面社会责任管理作为一种新的企业管理模式,在管理实践上已经初步看到了一些革命性的变化,在管理理论上也完全有可能引发一场新的管理革命,并且真正推动企业管理实践发生前所未有的变革。

全面社会责任管理是一场新的管理革命

相比较于目前教科书倡导的企业管理理论,也就是从根本上支撑股东利润目标管理模式的管理理论,本文所提出的全面社会责任管理在企业管理的基本假设、解决的核心问题以及解决核心问题的基本范式等本质层面上都作出了完全不同的理解与探索。这些创新与探索如果能在实践中进一步得到检验,将会推动世界管理理论的根本性变革。

提出了新的“理性人”假设

全面社会责任管理对企业管理的基本假设进行了变革。任何企业管理理论都必须对人性和企业本质作出假设。在对人性的假设上,传统企业管理理论或者将人理解为具有完全理性的“经济人”,或者具有有限理性的“社会人”,或者现代管理的“复杂人”……这些假设背后无一不是将人视为经济动物,或者是成本费用,或者是收入来源,而不是将其视为具有不同能力、信息、资源和追求多元价值的现实的人。全面社会责任管理理论则是从现实中的人出发,提出了新的“理性人”假设。这一假设意思是指每一个人,其都有多元的价值追求,包括追求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多重价值;每一个人由于成长经历、社会建构和社会位置的不同,都具有不同的能力、信息和资源;每一个人都具有决策理性,也就是说其在做决策时,总是会在决策的时点在他所知的可能选择方案中,作出他所认为的最佳选择。

全面社会责任管理理论认为人的“理性”是一种个体理性,它是指决策当事人的理性,是指决策当事人在决策时点的理性,是指决策当事人追求在决策时点认定的最大化效用的理性。正因为如此,决策当事人理性具有两大显著特点:一是在不同的决策时点,决策人的决策选择标准具有可变性;二是在不同的决策时点,由于决策人和决策环境的变化,决策人的决策选择能力可以发生变化。

按照新“理性人”假设,首先,由于人的追求是具体的、丰富的和多元的,因此企业运营中发生的人与人的交往关系,并不是唯一的市场交易关系或经济关系,而是实现多元价值的丰富的社会交往关系。其次,由于人在交往过程中存在着相互学习的过程,它的能力、信息、资源都会发生变化,也就是每一个社会交往主体的决策标准、决策能力和决策信息都会发生变化,而不是仅有市场价格机制决定的成本费用或收入。在对企业本质的假设上,传统企业管理理论都明确地或隐含地假设企业是股东获取利润的生产组织,企业存在的目的是为股东创造最大化利润。全面社会责任管理理论则认为企业作为社会功能的载体,是不同社会主体实现其多元价值追求的社会平台。因此,企业有责任发挥和凝聚不同利益主体的社会价值创造潜能与合力,最大限度地创造企业发展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的综合价值,增进社会福利。

强调创造经济、社会和环境综合价值

全面社会责任管理是企业管理的核心问题的重新认识。传统企业管理理论认为,企业管理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在市场竞争中实现“赢”或者说充分实现企业的市场价值。因此,企业管理模式本质上都是在企业竞争优势理论指导下的追求财务价值最大化的具体方式和方法。而全面社会责任管理理论认为,企业管理的核心问题是促进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或者说充分实现企业的社会价值,因此企业管理模式强调通过创建有效的利益相关方合作机制,激发和凝聚利益相关方创造社会价值的潜能与合力,最大限度地创造企业发展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的综合价值。

管理范式有所革新

全面社会责任管理是对企业管理的管理范式的重新认识。传统企业管理理论采用以维护股东价值为目标,以最大限度地创造财务价值为主线,以取得市场竞争优势为保障的管理范式,资源配置主要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必要时被动接受政府的宏观调控,资源配置的对象只关注广义的财务资源。

而全面社会责任管理理论采用的管理范式则是以实现社会价值为目标,以最大限度地创造综合价值为主线,以创建利益相关方合作创造综合价值机制为根本的管理范式。资源配置方式除尊重市场机制、政府调控机制的作用以外,还高度强调发挥利益相关各方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主动弥补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社会失灵,推动市场机制、政府机制和社会机制更好地发挥作用,促进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资源配置对象包括利益相关方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多元价值追求以及与此相对应的能力、资源和信息。

实践探索领先于理论突破

实践探索领先于理论突破是世界企业社会责任发展的普遍现象。世界企业社会责任管理实践的发展大致经历了“社会压力回应”、“社会风险管理”、“基于财务价值创造的社会责任管理”和“基于综合价值创造的全面社会责任管理”模式四个阶段。

在早期,面对消费者权益运动、环境保护运动、人权运动以及形形“特殊利益团体”所掀起的特定社会议题运动,企业为了增强其“合法性”和获得生存所必需的资源,开始被动地采取措施对强大的社会压力作出反应,因此这时的企业社会责任实践主要是对社会压力进行回应管理,并主要集中在慈善、环保、人权保护等特定议题上。

之后,随着一系列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影响到许多企业的生存,特别是一些企业因产品质量不合格、运营造成大量环境污染等社会责任缺失而轰然倒塌时,社会问题、环境问题开始被企业看作运营过程中的重要风险,因此这时的企业社会责任实践主要是对这些风险进行有效管理,确保企业免受社会和环境问题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影响,社会风险管理强调预防和融入企业发展战略。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竞争优势成为企业管理的核心关注点以及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关系研究的不断深入,世界一流公司的社会责任管理实践进入了所谓的战略性社会责任管理阶段,把企业社会责任融入核心业务流程和企业战略部署,以获取市场竞争优势,持续创造更多的财务价值。由于此种管理模式具有明显的“工具性”特征,所以称之为“基于财务价值创造的社会责任管理”。

近些年来,世界一流公司的社会责任管理实践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管理动力已经日益由纯粹的社会议题驱动或狭隘的财务价值追求驱动转向基于经济、社会、环境的综合价值创造来驱动。它们立足促进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的高度审视企业与社会、环境的关系,着眼于发挥自身的优势或其他社会组织的优势,形成可持续发展共识,凝聚可持续发展合力,最大限度地创造企业发展的社会价值,发挥不同社会主体的社会价值创造潜能,最大限度地增进社会福利,为增进地区和国家的整体竞争力,建设一个更美好、更和谐、可持续的社会积极探索管理模式,主动贡献力量。这些难能可贵的实践值得理论界人士的高度关注、及时总结和广泛传播,同时也需要理论界加快管理理论的突破,以进一步提高企业界推进全面社会责任管理的有效性。

根本突破需要深刻的观念变革

已故的管理学教授苏曼德拉・戈沙尔(Sumantra Ghoshal)曾经指出,同物理学不同,管理学理论能够“自我实现”,坏的管理理论正在毁坏优秀的商业实践。最大化股东价值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管理信条在公司治理实践中大行其道。它对伦理道德的视而不见在相当程度上否定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实际上,我们已经把管理学简化成一种‘物理学’,人在其中即使有作用,也被认为是完全受经济、社会和心理的定律来控制。”我们要从“现实中的人”和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追求出发,正视每一个人作为独特的“社会建构”所追求的多元价值和所拥有的独特优势,创建利益相关方合作创造综合价值的有效机制,推动管理理论和实践的伟大变革。

这需要我们进行深刻的观念变革。一要坚持判断负责任的企业行为的科学标准。判断企业行为是否对社会负责任,要以企业行为能否促进社会资源的更优配置,最大限度地创造社会福利为标准,而不是单纯考虑道德动机和履责意愿。在目前的管理实践中,由于将企业社会责任简单等同于环境保护和支持公益,确实在相当程度上误导了企业的资源配置行为,使得企业或者从事其并不具有优势的社会决策,或者未能将弥足珍贵的爱心资源投向最具社会福利创造潜力的组织和项目。二要深刻理解全面社会责任管理的核心,是企业基于内在的道德动力,有效管理自身运营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以及内生于运营过程中的利益相关方关系,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综合价值最大化的行为。全面社会责任管理,并不是企业管理的新领域或新议题,而是内生于为社会提供商品和服务的企业运营过程中的企业管理新模式。三要坚持全面社会责任管理对象的科学边界,也就是科学确定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边界。企业社会责任,究其本质是增进社会福利的企业行为。

第3篇：环境伦理的核心问题范文

在某种意义上，伦理学描述了世界“应该”如何运行，而经济学则解释了世界“实际”上如何运行。这一对比虽然有片面之嫌，然而的确有深刻的洞见。当然，伦理学与经济学的关系并非如此简单对立，立足于“理性经济人（rational－economicman）”假设的现代主流经济学，实际上是起源于伦理学的。“理性经济人”作为对人之本性的假设本身就具有伦理学意味：看起来是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立场，但承认人们有权最大化自己的切身利益（私利）也是一种现实（诚实）、宽容与善意的道德态度。另一方面，经济学对伦理学也具有重要价值，“正是由于借助了经济学所使用的各种方法和应用程序，才使得一些伦理学问题得到了进一步的说明和解释”［2］73。因此，如果需要解释社会规模的宏观行为及其背后隐藏的微观动机，伦理学不能无视经济学的理论视野与分析方法。因此，无论是人类中心论基于人类长远与整体利益的环境道德（功利主义的明智规划与合理利用），还是非人类中心论建立在对自然存在物的权利与价值基础上的道德理想（动物权利／解放论，生物／生态中心论等），都只是提出了作为道德理想的“应该（oughtto）”，这些道德理想与生活世界中环境问题的基本事实与内在机制处于某种程度的对立之中。实事求是地说，任何以较大社会规模出现的涉及道德争议的人类行为，想依靠对人们的道德教育来解决，结果都是很难如人所愿的。例如，澳大利亚哲学家帕斯莫尔就认为，个体的环境伦理选择对环境问题的解决并没有太大的作用，“它也许能够满足我们的良心或给我们一种道德上的优越感。但是，它对污染问题之解决的有用性是如此之小，以至于可以被视为毫无意义”［3］250。这一评价虽有偏颇之嫌，却不失深刻地指出一个基本事实：离开了对经济生活的客观事实与运行机制的博弈分析，环境伦理很难介入并影响生活世界中的真实环境问题。

生活世界的客观事实与运行机制对环境问题的产生与解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即使对环境的负面影响确实存在（基于生活世界的客观事实与内在机制），也是环境道德教育与宣传所难以改变的，甚至某种程度的法律与制度亦难差强人意。人们是通过生产生活方式来影响自然的。“人类活动对自然界的影响取决于社会劳动的组织方式、它的目的或目标，取决于社会产品的分配和使用方式，取决于人类对自然的态度与知识水准。”［4］8因此，任何局外人看起来很愚蠢的似乎是“集体自杀”或“慢性自杀”的行为，都有真实内在的利益驱动，行为者也是在成本－收益的决策机制下活动的。对于行为者来说，行动的成本或风险由群体共同分担（分摊到自己的成本微乎其微），行动的收益却归于自己，是一个正确而有效的决策。不加分析地以“集体”与“自杀”等措辞对此进行批评，“尽管听起来如此戏剧性，实际上以此轻描淡写”，因为“成为杀害的牺牲品的自我不必与杀害的自我同一”［5］250。因此，这些充满道德义愤的批评难以触及环境问题的内在症结。作为生活世界之基本事实的生产生活方式不仅是客观存在的，而且还具有路径依赖的重要特征，只有改变生产生活方式及其经济－技术架构，才能够改变人们对环境的影响。以笔者家乡的山林为例，二三十年前为了保护山林水土，政府的教育宣传与处罚惩戒很有力度，更聘有护林员专职保护。但是，村民们盖房建屋需要木材，做饭取暖依赖柴火，采伐树木的行为经常发生。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迁往镇上居住的村民日益增加，留守村民大多用上了煤气等替代燃料，根本不再需要挥汗如雨地上山捡拾柴火甚至砍伐树木。如今山林旺盛生长，野兔山鸡狐狸等重新出现，水土流失情况也大有好转。这一改善的根本原因，在于生活世界的根本性变迁：修建房屋主要依赖于钢筋水泥等建材，日常生活依赖于电力与煤气（天然气）。事实上，绝大多数的人们并未接受过环境伦理教育，现在依然对之非常陌生。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非洲的原始热带森林如今面临相同困境。由于医疗水平的提高与粮食供应（援助）的增长，导致人口数量日益增长；当地人民主要依赖木炭作为燃料，因而砍伐原始森林就地制造木炭。如果不能改变日常生活的燃料来源，无论外部世界如何呼吁对热带森林的保护，都很难改变本地生活世界的基本事实与内在机制：对每一个本地家庭来说，生火做饭比保护森林更为重要。就个人必须做出的现实选择而言，只有安然度过今天才能计划明天，森林将来是否存在是一个相当遥远的问题，并不比眼前这一顿饭更为重要。因此，如果没有替代能源选择，单纯地加强对原始森林的行政保护，只不过是推高了木炭的风险成本与销售价格，让铤而走险的人通过偷伐原木制造木炭赚取更多的利润。

二、环境价值－利益相关者的博弈关系

以问题与应用导向的环境伦理学必须进入生活世界，因为“应用伦理学的问题，不经任何抽象，就是活生生地摆在我们每个人面前的最紧迫的问题。它不是最一般、最根本的，而是最现实、最紧迫的问题”［6］。这些最现实、最紧迫的问题几乎都是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价值选择、利益冲突与权益保障问题。环境伦理学要体现实践价值、突破应用困境，就需要切入具体环境问题中的生活世界语境，对环境问题中价值－利益相关者（valuesandinterestsstakeholderrelations）之间的内在关系与动态博弈进行分析与阐明，努力超越环境伦理传统20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4卷话语的“抽象问题意识、宏大叙事的话语模式与最终奠基的价值理想”［7］，对环境问题中的价值选择与利益冲突进行实证分析，澄清环境问题中价值－利益相关者的博弈关系。环境问题的生产机制与现代社会的经济运行结构是一体两面的，其结构性要素主要有：科学技术与资本的结合、价值的全面重估、消费社会的意识形态与生活实践。在全球化进程的推动之下，以资本与工业作为现代性的维度，围绕着产品与服务的生产与消费，现代社会已经形成了世界规模的“生产－消费－废弃”经济运行机制，生产与消费的经济生活链条无远弗届。在这一运行机制中，企业―市场－消费者关系是最为核心的关系，企业是整个运行机制的发动机，企业不仅生产消费品，而且消费者也大多是企业的雇员。在人们所熟知的环境问题与环境事件中，被批评与抗议、最后被追究道德与法律责任的也主要是企业。这样，就形成了以企业－市场－消费者关系为核心的相关价值－利益主体及其相互关系，即不仅股权人、经营者与消费者，社区、政府、环境保护主义者等也是价值－利益相关者（value－intereststakeholders）。在环境相关事件的博弈过程中，可以区分出如下三种基本的价值－利益相关者关系。

（一）从环境伦理的道德话语现象与价值对立格局来看，环境道德价值的主张者与环境利益依赖者（被认为是环境恶化的责任者）之间存在简单的抽象对立这一简单明了的对立关系，是人们在日常舆论中所知晓的主要环保运动形态。在这种简单的对立关系中，体现了将“责任的论战构成为法庭”［5］256的泛道德化思维方式，激起了相当多的争论、义愤与谴责，塑造了普通公众心中的环保印象。事实上，在具体环境事件中只有极少情况属于这种简单对立，如国际绿色和平组织对滥捕珍稀海洋动物的抗议与阻止，环保人士对某些珍稀动物与原始生态的保护行动等等。这样的事件实际上距离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世界比较遥远，并未触及真正整体生态环境的恶化机制，仅仅作为象征性的环境保护宣传与规范意义。同时，这种典型的善恶对立的环境伦理话语方式与思维方式，使得人们以极其简单的思维方式看待环境事件中的善恶关系（goodguya－gainstbadguy），不利于构成对话与交流。这种简单的善恶对立的思维方式掩盖了复杂环境问题中的利益－价值关系。

（二）在上述明确的善恶对立的道德话语现象之下，潜藏着一种更加深刻的利益－价值冲突，即经济价值（生产与生活方式）与非经济价值（自然的生态与美学价值）的对立与冲突就目前来看，以采伐、猎取与捕杀某些珍稀或者濒危动植物资源，确实是某些群体的生产生活方式（经济生活与传统文化的价值），而其他群体立足于自然的生态或美学价值来阻止这种行为，也对这些生产生活方式与文化价值传统的持续存在构成了威胁，如美国对太平洋西北海岸原生林与花斑猫头鹰等濒危生态与动物的保护，对伐木工人的就业与生活构成了严峻挑战：“为什么生物多样性有‘好处’，好到足以牺牲就业？”［8］135这一冲突问题是不容忽视的，即生态价值与审美价值的主张者（valueadvocators）能否干涉相关环境问题的经济价值（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依赖者，换言之，哪种价值具有较高效力？裁决的标准是什么？如前文所举之非洲热带原始林的问题。对于全世界来说具有重要生态与美学价值的热带原始森林，对本地居民来说是燃料的来源（生存资料）。如果保护某种生态资源，意味着对依赖这种资源为生的群体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的中止，那么谁的要求更为合理呢？事实上，在对具有生态与审美价值的自然事物进行保护的过程中，大多存在着上述对立与冲突，除非能够妥善协调自然事物的生态和美学价值与依赖这种自然事物为生的人群的经济文化价值之间的关系，否则多么正义与强烈的价值主张也无力改变另一群体的生产生活与文化传统。“从环保主义者的角度来看，问题的核心是原生林；从伐木工人的角度来看，问题的核心是就业。……我们不需要寻找恶人……保护森林将需要废止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在我们不久前的过去是值得尊敬和有价值的。它会引发一系列不可避免的问题。”［8］146－147这也是绿色和平组织艰难对抗日本捕鲸活动的根本原因。

（三）在环境问题中最为广泛地存在的价值－利益相关者关系是经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对立与冲突，即生产者、消费者与环境风险承担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核心问题是现代生产过程不应忽略的环境成本（外部成本）并未进入企业成本核算体系，事实上，产品生产的环境成本被完全外在化了，这样就形成了一种“私人收益，公共成本”的私人利益－大众风险的支付矩阵。这一支付矩阵是工业革命以来（甚至人类文明以来）未被明言的对待自然的基本态度：“自然界对经济来说既是一水龙头，又是一个污水池”［4］296。在研发、生产与消费者的利益博弈中，消费者希望物美价廉，但不希望接受环境恶化的后果；生产者希望将环境成本外在化以压缩产品成本，以获得竞争优势。虽然双方都不愿意接受环境恶化的后果，但在这一支付格局中，生产者从环境恶化中获得更大的收益。以当前人类社会的经济制度与法律约束情况来看，将环境成本内在化的法律与制度约束还不够成熟有效，监督难度与处罚成本都很高，必然造成严重的经济负担（环境成本进入核算，必然影响产品销售）。因此，“水龙头成了私人财产；污水池则成了公共之物”［4］296，这种不利于生态环境的局面还将持续一段时期。这种广泛地存在于日常经济生活运行机制中的价值－利益关系，隐藏着解决环境问题的内在困难与重要契机。现代世界的环境问题奠基于现代化的生活方式，没有人能够摆脱，因此出现了责任归因困难的现代困境，“对于它个人的决策几乎是不可能存在的，这仅仅是因为一个简单的原因：毒物和污染与工业世界的自然基础和基本生活过程纠缠在一起”［9］45。在此过程中，责任归因的因果链条漫长而复杂，贯穿于整个开发－生产－消费的全过程，“在这个责任链中，没有哪个环节承担单独责任，每个环节都是责任的一部分，而这部分的责任又不得不与这个环节对整个行为所承担的责任相联系”［5］73。责任链中的责任分配问题与环境问题的复杂因果链条相联系，意味着环境问题的责任归因成为难以把握的难题，从而形成了所谓“有组织地不负责任”的现代困境。

三、环境问题中的激进主义与现实选择

以上分析的环境问题的价值－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当前环境困境的社会经济根源。从上述三种主要的价值－利益相关者关系及其存在的客观基础与路径依赖，可以看出生产生活方式（制度约束与技术架构）如果不发生重大变化，人们的经济利益关系没有重大改变，现行生产生活方式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不会有实质改变，环境保护的前景不容乐观。以非人类中心论的环境道德理想为旗帜的环境伦理，实际上是属于德性伦理的思维方式，将环境保护的希望寄托在价值观念与道德情感的革命性变化之上，高估了道德对人类行为方式的影响，忽视了社会现实与经济结构的强大制约。

对现实生活中环境保护运动的驱动机制进行分析，可以清楚地勾勒出环境伦理与生活世界中价值－利益相关者关系的内在关联。学者萧新煌教授将环境保护运动区分为两种驱动模式：世界观模式与污染驱动型。绝大部分环保运动都是污染驱动型，在发展中国家是如此，发达国家早期的环保运动也主要是由污染引起的环保抗议活动；即使现在发达国家经常出现的抗议第三世界工业生产的环境污染，看起来好像是属于世界观模式，但其中也有经济利益的原因（环保标准较低意味着产品的内部成本较小，价格竞争力就相对较强）。环保史上对全世界人民的环保意识具有震撼性启发作用的环境事件，也基本属于环境污染方面的案例：三里岛、博帕尔、切尔诺贝利等等。在这些案例中，根本问题还是环境正义问题：环境利益与环境负担在不同群体中的不平等分配。在世界观模式的环境保护运动中，情况有所不同。价值观模式的驱动动机主要是追求实现环境道德，大多是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理想，认为“价值冲突是环境政治的核心”［10］1。这种模式主要致力于保护濒危物种（如鲸鱼）与有重大生态与审美价值的生态区域（如冰川）。但是，价值观模式的道德立场与实践目标对发展中国家复杂的环境－社会问题相对隔膜，所倡导的环境道德理想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与环境问题的纠结关系缺乏历史眼光与现实考量，未能深入把握发展中国家农业生产生活与自然世界更为内在的紧密联系。在两种模式之中，我们可以看出第一种模式主要是（与环境恶物与环境善物有关的）利益冲突，第二种模式主要是生态价值与经济利益的冲突。在宽容地理解上述诸种价值－利益相关者关系之下，应该放弃环境伦理的泛道德化思维方式与环境激进主义的生态乌托邦，努力在不同的价值－利益相关者之间构成有效的协商与对话，而非建构道德法庭以审判他人。激进的生态乌托邦方案看似具有彻底解决环境问题的宏大抱负，但经济社会自身的内在规律却被忽视了。经济发达国家拒绝有约束力的减排方案，基本顾虑就是担心牺牲了经济，环境也是无法获得拯救的。经济发达国家尚且如此，发展中国家就更加应该对生态乌托邦与环境激进主义保持谨慎的态度，因为生态乌托邦“把所有生态－社会问题归因于‘大’的这些简单化解释，……因为它们遗忘了重要的一点：忽略了导致地球环境风险的复杂的社会经济过程”［11］。激进的环境保护与生态乌托邦对所有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生活都将是沉重的负担（不少学者提出了全面的生态经济制度设计，忽略了经济生活的内在规律）。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当务之急的现实选择是控制危害性极大的污染排放，确保基本的环境安全与环境正义。

第4篇：环境伦理的核心问题范文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生态伦理

人类进入21世纪，这不仅仅是世纪转折点，更是一个对人类自身命运如何发展的重要时期。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人们对大自然的开发和利用也愈向纵深方向发展。人的欲望膨胀，人们向自然界的索取，也愈来愈无止境：无限制地运用现代科学技术，追求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财富的增加，过于重视在最短的时期内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这种通过对生态平衡的破坏和对环境的污染所取得的“经济效益”，远远比不上被破坏的环境和资源的代价。环境的问题，已经从资源的破坏、水和空气的污染，发展到整个人类生存环境的危机。

环境只有一个，资源极其有限，人类在为了生存发展而对大自然进行开发和利用的同时，必须考虑到大自然也能够更好地发展。《老子》中有句话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当前的环境污染所造成的危害，应当成为我们重视生态环境的一个契机和动力。因为只有这样，才更有利于人类及其子孙后代的长期生存和发展，使人和自然能共生共荣。因此，除了从法律、政策和规章制度上来保护环境、维持生态平衡外，还必须从伦理道德上关心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问题，强调整个社会对保护环境所应担负的道德义务，形成强大的道德舆论，从而有助于环境保护这一基本要求的贯彻执行，有助于人类生存环境的改善。

生态伦理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它不仅帮助人们在价值观上确立了新的自然观，使生态伦理思想在社会经济、政治、法律等方面都得到了一定的体现，而且以实现生态伦理思想为直接宗旨的各类民间环境保护组织也如雨后春笋般迅猛发展，这些组织对推进环境保护起到了非常明显的作用。生态伦理学有效激发了人类感性思维的作用，尤其是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学，具有浓厚的感性色彩。它通过塑造自然人格，要求人们对自然尊重和关爱，采用了具象思维，带有一定的童话甚至神性的色彩。并且，并非所有的人都习惯或者能够用理性的方式去认识世界，感性的东西对实践也有积极的指导意义，生态伦理学的现状也充分说明了这点，充分利用感性直观来培育人们良善的行为也是非常有效的。

与传统的以人类为中心、认为只有人类才具有内在价值、才有资格获得伦理关怀伦理观念不同，生态伦理观是建立在对工业文明反思的基础上，是对长期统治人类主导价值观的反叛，它主张人应该善待环境，人对自然环境负有道德责任，第一次把伦理道德的范围扩大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以崭新的视角来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拓宽了人类行为的道德评价范围，把人类行为的道德评价置于社会大系统的发展中。它提醒我们，只有从社会伦理的视角以人为唯一目的和尺度，将人的利益作为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必须认识到人以自然环境的存在作为自己生存的资源和环境前提，确立自然界的道德价值的概念，明确当一个事物对保护生命共同体和生态系统的和谐、稳定有利的时候，它就是正确的、善的，具有价值的；而当它破坏生命共同体和生态系统的和谐运行的时候，就是恶的、负价值的，应当否定和谴责的。生态伦理不仅承认人的价值和权利，而且承认自然的价值和权利，人类只有在承认并尊重自然的价值和权利的前提下才能实现自己的目的。

生态伦理学体现了人类与自然界和生态系统的责任、义务的关系。我们之所以要保护自然，并非是因为自然物有存在的权力，也非人对自然物有义务，而是由于保护自然生态的稳定和平衡对于人类的可持续生存和发展具有价值。因此，为了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为了给子孙后代保留一个好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权力，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去保护自然环境。这是人类根据自身的利益所做的明智选择。

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发展思想和发展战略，它的目标是保证社会具有持续发展的能力，其核心与本质是充分认识和妥善处理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之间的关系，使其能够协调一致，求得一种互动平衡，强调在追求发展的同时有效地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保证以可持续的方式使用自然资源和环境成本，使整个人类发展控制在确保生态平衡的范围之内。这样在发展上，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的生存与发展构成危害。

历史和现实进一步告诉我们：生态系统遭到愈来愈严重的破坏，环境危机的日益加深，只有以伦理信念为基础，以伦理机制为保障，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才能从幼稚走向成熟，从肤浅走向深沉。那么如何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呢？人们在不断探索，但有一点是坚信的：除了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其他各种社会力量的协调配合之外，还需要精神文明的支持和推动，尤其需要有新的道德观即生态伦理道德观来支持。

可持续发展伦理思想是一个富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新学科，在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整体价值观方面与生态伦理思想是一致的，不同之处在于可持续发展伦理观在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基础上，更承认人类对自然的保护作用和道德人的责任以及对一定社会中人类行为的环境道德规范的研究。而且，可持续发展伦理观对传统伦理思想和生态伦理学说采取了科学的整合态度。一方面，它汲取了生态伦理思想中关于自然具有“内在价值”的思想；另一方面，在人与自然和谐统一整体价值观的基础上，承认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关于人类所特有的“能动作用”，承认隐藏在人与自然关系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以及人与人关系的改善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大意义。可持续发展伦理观既纠正了传统伦理思想对自然价值和权利的忽视，又避免了生态伦理思想在实践中所带来的困难，使之更具有适用性、实践性和可操作性。可持续发展伦理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协调和处理好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包括“人与人”和“人与自然”两个方面。可持续发展伦理观要求人们在发展中兼顾自然、后代和不同域际主体的利益，自觉树立人类意识和全球意识，每个群体在追求自身利益和发展的同时，都应自觉维护人类整体的利益，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从而在整体意义上实现“人-自然-社会”系统的高度整合与协调。

可持续发展呼唤着生态伦理，而生态伦理又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因此，加强生态伦理的建设成了人类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首先是实现思想观念的转变。破除“人类中心主义”，摒弃传统的人统治自然、征服自然的价值观，重新构建一种尊重他人、关照后人、公平对待自然，与自然和谐共进、统一发展的全新的文明观和价值观，以此来调整传统的生态观念、发展观念和消费观念。其次是增强对科学技术的生态伦理调控。强调“绿色科技观”，在发展科学技术的同时，务必增强对科学技术的生态伦理调控，把科学技术置于可持续发展的大方向下，减轻科技对环境和生态的消极影响，使科学技术更好地造福于人类。再次就是要提高生态伦理素质。生态伦理是人对自然关系的伦理学认识，是当下人类素质及人类高层次能力的一种发展，是人类科学素养、精神价值和道德水平提高的体现。实行可持续发展不仅要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还有赖于道德和法律的作用。道德的“自律”和法律的“他律”是相辅相成的，在可持续发展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道德观念决定着人们的价值目标、价值取向、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道德水平的提高会增强人们的守法意识，会使法律的实施有更广泛的社会力量支持，会使法律的作用更强大、更有效。

一个道德行为高尚的人，在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时都应具有崇高的德行。可持续发展观要求我们把当前的利益和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统一起来，正确处理好人与资源环境的关系。生态伦理是人类对待自然所特有的道德观念、道德规范和道德评价的价值体系，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力支持和内在驱动力。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生态伦理，而生态伦理又推动人类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1、罗国杰.伦理责任与生态环境[J].道德与文明,2000(1).

2、.刘湘溶.生态伦理学[M].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3、周兰珍.生态伦理学三究[J].与现实,2007(2).

4、赵玲.论生态伦理学的伦理基础[J].东北师大学报,2000(4).

第5篇：环境伦理的核心问题范文

医学科学技术作为科学技术事业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推动医学发展,提高人民群众健康素质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发展医学科学技术是同志非常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对此有过许多精辟论述,他特别强调在发展医学科学技术过程中,要严格遵守伦理道德规范。

当前,认真学习和研究同志医学科技伦理思想,对于促进我国医学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充分发挥医学科学技术在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本论文由整理提供提高人民群众身体素质中的作用,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同志医学科技伦理思想内容十分丰富,我们认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客观、公正地评价医学科学技术的作用,重视医学科学技术伦理问题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科学技术不断运用于各个领域。在医疗卫生行业,科学技术越来越显现出重要作用。一些高新技术不断应用于疾病的诊断、治疗和康复之中,为人类的健康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带来了福音。在新的历史时期,医学科学技术更深入、更快速地向前发展,对人类社会和人自身的发展产生更加深刻的影响。正如同志于2000年8月21日在第十六届世界计算机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所指出:“20世纪,人类取得了辉煌的科技成就。从量子理论、相对论的创立,脱氧核糖核酸双螺旋结构的发现,信息科学的诞生,到人类基因组序列‘工作框架图’的绘就,世界科技发生的深刻的革命,社会生产力极大提高。可以预计,21世纪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信息技术和生命科学的不断突破,将对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产生更加深刻的影响。”[1]220“以分子生物学为核心的生物工程技术酝酿着新的重大突破,为农业、医药和人类健康开辟了全新的前景。”[2]同时,我们还应看到,高新医学技术的运用也带来了许多伦理问题,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高新医学技术的负面影响,充分发挥高新医学技术在医疗工作中本论文由整理提供的重要作用,为人类的健康服务。2000年8月5日,同志在北戴河会见诺贝尔奖获得者时的讲话中强调:“信息科学和生命科学的发展,提出了涉及人自身尊严、健康、遗传以及生态安全和环境保护等伦理问题。”“在21世纪,科技伦理的问题将越来越突出。”[3]这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二、医学科学技术的发展必须为人类造福历史经验证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动力,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会引起生产力的深刻变革,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特别是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因此,同志曾多次指出:促进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是科技工作的重要任务,“以知识造福于人民,是科技工作者的光荣责任。”[1]601995年5月26日,他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科技工作要始终把经济建设作为主战场,把攻克国民经济发展中迫切本论文由整理提供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作为主要任务。”[4]“要十分重视解决环境保护、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减灾防灾、人口控制、人民健康等社会发展领域的科技问题,为改善生态环境、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作出贡献,促进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协调发展。”[1]54防病治病,促进人们的健康是医学的根本目的。高新医学技术的运用是实现医学目的的重要手段,要使高新医学技术发挥积极作用,必须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操作、运用高新医学技术的医务人员必须具备为病人服务的崇高品德。因此,应对医务人员加强医学道德教育,提高其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平,真正树立为病人服务的思想,做到以病人为中心,从而有利于医务人员从病人的利益出发,克服医学技术主义至上的观念,更加注重人文关怀,贯彻和落实生物-社会-心理医学模式。

因此,在发展、运用医学科学技术过程中,必须始终强调医学科学技术为人类服务的思想,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比如,基因工程可能导致基因歧视,网络技术涉及国家安全、企业经营秘密以及个人隐私权的危险,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和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基因治疗、克隆技术的适用范围等问题,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有的国家利用高技术成果提高自己的军事实力,在世界或地区范围内谋取霸权,干涉他国内政……科学技术本身难以做到这一点。

在21世纪,科技伦理的问题将越来越突出。核心问题是“科学技术进步应服务于全人类,服务于世界和平、发展与进步的崇高事业,而不能危害人类自身。”[5]2000年5月17日,同志在接受美国《科学》杂志主编埃利斯•鲁宾斯坦专访时的谈话中又强调:“生物技术,尤其是对基因的研究,必将给人类带来福音。”“防止基因歧视、保护个人隐私、贯彻知情选择和实现公正原则,都是我们十分关注的问题。科学自由的原则一定要坚持,但科学的发展要为人类服务,不能危害人类自身。”[1]1862000年6月28日,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同志再次强调:“人类基因组计划是人类科学史上的伟大科学工程,它对于人类认识自身,推动生命科学、医学以及制药产业等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经过全球科学界的共同努力,人类基因组序列的‘工作框架图’已经绘就,这是该计划实施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人类基因组序列是全人类的共同本论文由整理提供财富,应该用来为全人类造福。”[1]

三、尊重医学科技工作者的劳动成果,保护知识产权医学科技工作者是发展医学科技的主导力量,他们为医学科学技术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其劳动必须得到社会的承认,其人格必须受到人们的尊重,其成果应受到保护。

这也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具体体现。在这个问题上,同志为我们作出了榜样,他多次要求对那些在科技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给予精神上和物质上的鼓励。1991年10月8日,他在农业科学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一些科学家给予充分肯定。“实践证明,摩尔根对遗传学的贡献是不能否定的。”[1]2910月16日,在授予钱学森同志“国家杰出科学家”荣誉称号仪式上的讲话中,对钱学森在科学研究领域作出的杰出贡献表示热烈祝贺,并借此机会向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作出巨大贡献的广大科技工作者,表示亲切慰问和衷心感谢本论文由整理提供。1996年12月9日,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对建国以来在医学科技和卫生服务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代表人物给予高度赞扬。2000年6月28日,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对为人类基因组序列作出贡献的科学家给予高度评价。

做好知识产权保护是尊重科技工作者劳动成果的重要举措,也是科技伦理的一项内容。“技术转让和保护知识产权,已成为当今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关系中的重要问题……科学技术,总是要同世界各国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才能取得更快更大的进步。”[1]55“建立和完善高尚的科学伦理,尊重并合理保护知识产权,对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利用实行符合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的政策引导,是21世纪人们应该注重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1]217加强国际合作是促进科技进步的重要途径之一。近年来,我国在环境保护、生物工程、基因技术、信息科学等领域加强了国际合作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取得了巨大成就。在与国外科学技术的交流中,同志多次强调要坚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伦理原则。由于各国基础、自然环境、人口特征、文化教育状况等的不同,科技发展的程度差距很大,各有特点,各有优势,各国应互相学习,共同发展,共同进步。所以,在科技交往过程中,“我们应当充分尊重他人的知识产权,同时又要善于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原则基础上开展国际合作。

至于遗传资源问题,中国在1998年6月了《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暂行办法》,其出发点是在该原则下促进国际合作和交流。中国政府鼓励中国科学家与国外同行在这一领域进行合作,所限制的只是少数个人和公司以科研名义采集标本从事商业活动。”

[1]186-1872000年10月11日,同志国际工程科技大会上的讲话中又重申,在坚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原则下,搞好科技领域国际合作问题。指出全球气候变化、大气和水体污染、土地荒漠化、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因特网上虚假有害信息的防范等问题,都需要通过加强工程科技的国际合作来促进解决。我国将坚定不移地实施可持续发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展战略,加强与世界各国的合作,更好地保护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生存环境,使我们的子孙后代拥有一个更为美好的发展空间[1]227-228。

四、诚信、求实创新、拼搏奉献、团结协作,是医学科学技术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医学科学研究中必须遵循的道德规范诚信,是科学研究中必须遵循的一个基本道德规范,是科技发展进步的内在保证。诚信,在科技领域,也就是要具备科学精神。而“科学精神的精髓是实事求是。科技工作者应该率先垂范,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加强科学道德建设,克服急于事功的浮躁心态,反对一切弄虚作假行为,努力成为先进文化的实践者。”超级秘书网

[6]同样,一个人要想在科学研究中取得一定的成绩,必须“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求实新精神、拼搏奉献精神、团结协作精神。这四种精神,是我国数代科技工作者崇高品质的结晶,也是科技事业繁荣的重要保证,要作为科技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发扬光大。”

具体来讲,“求实是科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学之本,创新是科技发展的生命力所在。科学研究来不得半点虚假,必须以求实的态度,尊重客观规律,探索真理,开拓创新……团结协作是社会化生产条件下科学技术研究活动的内在要求。在科学技术工作中,既要倡导学术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又要提倡相互尊重,团结合作,取长补短,发挥集体优势,协同公关。”[1]60-61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消除科技行业中可能出现的弄虚作等不正之风,科技才能取得更大进步。

参考文献:

[1].论科学技术[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2].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36.

[3].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271.

第6篇：环境伦理的核心问题范文

[论文摘要]在对生态伦理学进行界定的基础上，结合生态伦理学所涉及的主要流派对其内部自然观念的发展变化进行梳理，指出生态伦理学发展的基本理论趋向；进而厘清生态伦理学的基本发展路向，即个体主义路向和整体主义路向。

关于生态伦理学的界定问题，国内一些学者认为生态伦理学是环境伦理学内部以生态学为依托对传统伦理学进行改造的环境伦理学。…还有一些学者认为，生态这一概念的基本内涵是指自然界有机体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生态系统，所以生态伦理学强调人只是生态共同体中的一员，而非其中心。正由于生态伦理学以生命实体乃至整个自然为研究范围，关注生态系统中所有自然存在物，强调生态的整体利益，所以理论相对较为激进，因此在环境伦理学中具有独特的理论地位。

就生态伦理学的特点和关注的问题而言，可以把动物权利论／解放论、生物中心主义和生态整体主义涵盖在其研究范围之内。其中，生物中心主义立足传统伦理学理论，以生命个体的权益作为自己关注和研究的重点，而生态整体主义立足于生态学，以生态整体作为自己研究的重点，试图把伦理关怀的范围由生命个体拓展到整个自然系统。

在生态伦理学内部，针对自然的伦理观念从生物中心主义到生态整体主义经过了一个从关爱生命实体到关爱整个生态系统的过程，其目的都是要扩展人类道德关怀对象的范围。而这种自然伦理观念的转变恰恰体现出它的两条基本致思理路，即个体主义路向和整体主义路向。

一、生物中心主义视角：从个体生命角度出发的生态伦理学

生物中心主义包括施韦泽‘傲畏生命的伦理学”、泰勒“生物平等主义伦理学”以及辛格“动物解放的伦理学”、雷根“动物权利论的伦理学”，它们的基本观念是把人以及人之外的其他生命个体纳人道德关怀对象的范围之内。

1923年，施韦泽提出一种以生命为中心的敬畏生命的伦理学，冲破了传统伦理学只限于关注人与人之间行为和关系的观念束缚，力图把善赋予其他的生命。在他的哲学视域里，一个人能否成为真正有道德的人，不在于他是否是一个理性的存在物，不在于他是否具有内在的善，而在于他是否把一株植物、一个动物的生命看得与自己的同胞的生命同等重要，自然界中的一切生命没有所谓的高低贵贱之分。敬畏生命的基本原则就是：‘菩是保持生命、促进生命，使可发展的生命实现其最高价值。恶则是毁灭生命、伤害生命，压制生命的发展。这是必然的、普遍的、绝对的生命原理。”这一伦理观念的显著特点就是要求我们对生命采取一种敬畏的态度，其目的是通过直觉、体验等培养、提高我们的德性。本质上，这种伦理观对以往的传统伦理观提出了革命性的挑战，使人们发现伦理在本质上不是有限的，而是无限的。

泰勒尊重自然的伦理思想是对施韦泽敬畏生命伦理思想的延续和发展。生命在施韦泽的观念中不仅仅指的是人类的生命，还包括自然界的其他物种，像动物、植物等。泰勒继承和发展了施韦泽的生态伦理学思想，以善为基础概念提出，任何生物均是由自己的本性决定了它们都拥有自己的善，善是对其生命事实的描述，所以，人类与其他的生命形式一样都拥有绝对平等的天赋价值和道德价值。

从理论形态上看，这类生态伦理学关心的对象仅限于生命个体，只重视生命个体的权利和价值，而对生物共同体所具有的实体属性却视而不见，而且也没有看到人对生物种群及生态系统的道德责任。但是，无论是动物权利论还是动物解放论，乃至生物平等主义都是从关爱个体生命出发，试图重建人类对自然的伦理观念。

二、生态整体主义视角：从生态整体角度出发的生态伦理学

生态整体主义以生态学思想为理论范式，利用生态学的基本原理把自然界的有机体、有机体及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生态过程和生态系统整体都预设为道德主体。其目的是通过道德主体范围的拓宽，对生态环境问题做出伦理解答。生态整体主义主要有三个流派：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学、奈斯的深层生态学和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伦理学。

三个流派通过对问题的解答，力图转变人们对待自然的态度，建立一种生态的、整体的观念。例如，利奥波德大地伦理学的基本思想是要扩展道德共同体的边界，他说“土地伦理只是扩大了这个共同体的界限，它包括土壤、水、植物和动物，或者把它们概括起来：土地”0141193生物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美丽被大地伦理学视为最高的善。利奥波德同时认为现代生态学已经证明人类只是生物共同体中的一员，他曾这样表述道：“……土地伦理是要把人类在共同体中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的角色，变成这个共同体中的平等的一员和公民。它暗含着对每个成员的尊重，也包括对这个共同体本身的尊重。””我们人类要学会像山一样思考，大地伦理学的建构不能缺少人类对自然的情感体验，共同体的拓展过程不光要依托生态学所提供的知识，而且也需要我们的情感。

从理论形态上看，同前类生态伦理学相比，生态整体主义认为不仅生命个体具有道德主体的地位，而且生态系统作为一个整体也是一个道德主体，所以人类应把自己伦理关怀的范围从个体生命延伸到整体生态系统，应对整个生态系统负有道德义务和责任。为此，生态整体主义的哲学家们都从整体生视角出发，依托生态学的相关知识，力图对生态系统所具有的道德主体地位的合法性进行确证。他们认为，生态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是其他有机个体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在其中无论是有机物，还是无机物都处于相互依存、内在关联之中，生态系统本身固有的整体性、过程性、相关性使其具有不依人为判据的内在价值，所以自然本身就是一个价值主体、伦理主体。

正是基于上述两个理论视角，生态伦理学内部形成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两条基本进路。这一方面是源于生态伦理学内部自然伦理观念的变化；另一方面是生态伦理学作为一门应用伦理学，担负着一个责任，即为解决环境危机所表征的一系列问题提供指导人类行为的道德准则，但在理论实践上，它却无现成的伦理原则可以直接运用。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就在于，从起源上说，应用伦理学不是单独发展了传统伦理学中‘原理’之后的‘应用’这一部分，而是起源于现实生活中无法‘应用’传统伦理学的原则来加以理解和解决的问题领域，换言之，是起源于现有的原则在同一问题上的相互冲突、以至相悖而使现实实际上无原则的问题领域”。所以，生态伦理学采用了多元化的方法来探寻解决问题的途径，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是它的两条基本路向。

三、生态伦理学的基本进路：个体主义路向和整体主义路向

如何把道德身份拓展到人之外的其他自然存在物，既是个体主义路向，也是整体主义路向必须回答的首要问题。一般意义上，传统伦理学只承认人的道德身份，认为人对自然并无直接的道德责任和义务。所以，道德身份范围的拓展是否具有合法性以及如何拓展的问题，是生态伦理学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针对这一问题，作为个体主义路向主要流派的动物解放论、动物权利论和生物中心论是以人之外的生命个体作为道德的主体，从个体生命的权益、价值出发论述它们应具有何种道德地位、道德权力和责任等问题。在本质上，这些理论是建基于传统伦理学的情感范畴框架之内，用人的情感来感知动物，所以具有西方传统情感主义的理论特质。就具体而言，个体主义路向的生态伦理学是对边沁、密尔的功利主义思想和康德的道义论思想的借鉴和运用，其实质是对传统伦理学理论及概念的延伸和移植。例如，辛格对平等的基本准则进行重新诠释和扩充，试图使平等原则运用于其它物种，论证了所有动物拥有平等权益的正当性。他提出，各种动物之间感知能力、智力水平的差异并不能成为他们能否享有平等原则的依据。这一思想直接源于边沁功利主义伦理学，边沁认为感受痛苦和享受快乐的能力是获得权益所不可或缺的条件。

整体主义路向在对个体主义路向进行批驳时，首先肯定了个体主义路向以生命本身作为判据对道德身份的拓展，是伦理思考的重要转折点。这一思想把道德关怀的对象由人推及到自然界的大多数生命存在物，从而赋予伦理学新的理论意义。但是这一思想过于强调生命个体的权益，而没有考虑非生命自然存在物和生态共同体的实在性以及整体性，使其理论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显得过于片面。而‘一个完整的伦理学必须给非生命的自然物体(比如河流和山川)和生态系统予以道德关注……生态伦理学应当体现‘整体性’，比如物种和生态系统以及存在于自然客体间的关系等生态‘总体’应当受到伦理上的关注”。整体主义路的这种观念的确立，完全得益于生态学思想蕴涵的整体性。现代生态学的深入发展，使人们逐渐认识到自然界中的物种是普遍联系的和相互依存的。受到现代生态学对生态系统的生物物种之间相互依存关系以及生物与非生物环境间紧密关系和相互作用的启发，整体主义路向的学者通过强调系统的整体『生使道德身份拓展到人类以外的其他非生命存在物。他们基于生态学的相关知识提出，这些非生命的自然存在物是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以系统整体的观点来看，它们本身就具有价值，这种价值是道德身份的判据。

第7篇：环境伦理的核心问题范文

引言

经济高速增长为航空运输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但与此同时，由内外贸易所带来的环境、消费者权益、能源可持续利用等问题逐渐凸显，这引起了学术界对航空运输业企业社会责任的关注。我国航空运输业的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才刚起步，还没有全面、深入地开展企业社会责任研究，因此研究航空运输业中航空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不仅充实了航空运输业企业社会责任理论，而且对航空运输业的企业社会责任工作的开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企业社会责任效率是企业社会责任的核心问题。国内航空公司是否应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不再是争论的重点，能否高效率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已成为航空公司的首要任务。企业社会责任效率的提升能够带动航空公司的运营效率、技术效率等多方面的协同增加，进而提高航空公司的经济效率。因此，对航空公司企业社会责任效率问题的研究至关重要。

从管理学角度讲，效率是指在特定时间内组织的各种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比率关系。效率与投入成反比，与产出成正比，是达到结果与使用资源之间的关系。张英奎等提出企业社会责任效率隶属于经济学的投入产出范畴，即企业社会责任投入的有效性[1]；亦可理解为在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必须考虑投入与产出的关系，即产出要大于投入，或以同样的投入获得更多的产出，或以较少的投入获得同样产出[2]。这里，企业社会责任效率可理解为企业使用有限资源履行社会责任所达到的程度，即投入或产出的有效性。

5.1结论

运用产出导向的SBM-DEA对国内外15家航空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效率进行测算，结果显示：

（1）国内的航空公司企业社会责任效率整体不及国外发达国家的航空公司企业社会责任效率。整体上，近一半的航空公司企业社会责任效率值达到1，说明这些航空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相对非有效单元不存在投入的冗余和产出的不足，可以继续维持现有水平。

（2）国内航空公司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参差不齐，其中企业规模大的中国国航、南方航空和东方航空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情况不及企业规模相对较小的厦门航空和海南航空。

（3）所有的无效决策单元都出现了员工总人数投入指标冗余现象，大部分的航空公司在二氧化碳减排量和正点率两个产出指标存在产出不足现象，需要改进最大的是中国航空公司。

5.2建议

为进一步提高国内航空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效率，提出以下建议：

（1）政府的积极参与。国内航空公司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参差不齐，西方国家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新趋势为越来越强调政府干预，通过将利益相关者中政府角色重要化，提高政府对航空公司企业社会责任的控制。

（2）建立完善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机制。建立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机制，对航空公司的经营财务信息、环境保护信息、社会活动信息等内容通过标准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进行披露，这样能够将承担社会责任情况通告给航空公司的各方利益相关者。

第8篇：环境伦理的核心问题范文

[关键词]史学史　后现代主义史学　历史真实　历史解释原理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8)03-0109-02

曲笔、直书、史才、史学、史识、史法、史德、史意、体裁、体例等关键词，都是中国史学史上具有理论性思维的总结；历史客体、历史文本、范式、重演、移情、道德律、长时段、主体性把握、历史效果等关键词，则是西方史学史上具有理论性思维的总结。中国传统史学以秉笔直书为记事原则，以撰写信史为编纂目标，以经世致用为撰述宗旨，侧重于总结和探索治乱兴衰的历史经验、彰往察来的历史智慧，十分注重发挥史学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西方史学则往往和哲学打通，长于引入理论思维，常有颠覆性的理念问世，引人反思。

由于时代背景、政治立场、认知水平等等原因，导致曲解和误解历史的严重后果，确如后现代主义史学所抨击和批判的那样普遍存在。由于缺乏具有深度、系统的专业理论，中国史学史研究在理论上往往处于被动状态和基础阶段。诸如历史学学科属性的科学说、艺术说、综合说等几十种不同说法，各异其趣，莫衷一是。研究者无所适从，不明所以。由于研究者们将太多的注意力集中在某些具体的历史理解和解释本身，没能就历史理解和解释的思维内涵和理论形成等进行深入研究，从而未能更好地运用理论武器的力量，造成历史学的研究更多地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停留在个别的、琐碎的、片面的、非科学的状态。所有这一切，结果导致了两种情况的发生，一是研究者被大海般的史料所淹没，无法从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中侦知历史发展的动向，无力从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中洞察历史演进的轨迹：二是研究者被强烈的思想偏见所影响，不能从扑朔迷离的历史现象中发现历史真理，无法在相互对抗的学术交锋中廓清真伪是非。这两者均与历史研究的终极目标相违背，即从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中获取精神资源，从丰富多彩的历史研究中获得真知灼见和智力支持。

上世纪末以来，后现代主义思潮冲击史学领域，一时间波澜叠起，争论纷然，后现代主义史学大张旗鼓，大行其道。中外史学史研究结论表明，历史研究者在历史叙述和历史研究中运用的基本元素均离不开历史事实，历史学最直接的研究目的是获得历史真实，最终极的研究指向是历史真理。问题是，到底以什么标准来检验研究者获得的历史真实?围绕这个根本问题，学者们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史学实践，各派理论观点争论激烈，辩难不息。后现代主义史学最为核心的问题亦为历史真实的获得与检验标准的问题，只是后现代主义史学强调和坚持以下与众不同的观点：

历史消逝之后，过去与现实相联的纽带和关键在于研究者，研究者或者历史学家的主观性与历史真实性不能划等号，两者只是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之间的关系，如果历史内容以及表现形式能够融为一体，就能够达到历史真实的境界。所谓表现形式，就是历史叙述。历史叙述之外，不存在什么客观历史。衡量历史研究是否真实的标准，来自历史叙述这一实践活动的效用，历史叙述的效用如何，取决于读者在他们实际生活中形成的对政治、社会、文化、伦理等等的要求、态度和选择。历史文本的真实与否，要由读者的理解结果说了算。后现代主义史学因此强调理解的多元性、多样性、差异性、创造性，由此发展出微观史学、生活史学、环境史学、文化史学，以及交叉学科、跨学科研究方法和全新的研究范式。

后现代主义史学质疑传统史学关于历史知识客观性和真实性的各种理论，挑战现代历史编纂学的基础，颠覆既有的历史观念，这一理论可谓来势强劲，难以阻挡，也使人们对历史真实给与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只有建立历史叙述和历史内容之间有效、科学、可靠的关系，才能达到历史真实，这是历史研究者尤其是史学理论研究者不可回避、亟需破解的难题。将这一难题称为史学领域的哥德巴赫猜想可能也不为过。要想接受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的挑战，走出困境，在后现代主义史学内部绕圈子可能无济于事，必须另辟蹊径，而历史解释学则可能为解决后现代主义史学核心问题找到对策，成为史学史研究突破藩篱的理论支持。

历史解释学就是一种旨在避免误解历史，达到正确理解历史、科学解释历史的学科门类，这是一个正在悄然兴起、有着光明学术前景的历史学理论研究新领域。史学史研究除了将自己推向理论高度，别无他路可以突破藩篱；除了积极进行理论综合和创新，无法从根本上面临各种挑战和解决自身问题。

古今中外的历史学研究和著述，大多不出以下范围，即对于历史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历史遗存的考察和发掘、历史轨迹和历史真实的再现、历史场景和历史面貌的叙述、历史现象和历史奥秘的揭示、历史意义和历史价值的阐述等等，而所有这一切，均以历史的理解与解释为根本、核心和关键。如果历史研究者在探索、理解和叙述历史的同时不能对其作出有效的历史解释，那么，他们就未能真正完成使命。这一认识，越是到了当代，越显得突出和强烈。当代历史学研究越来越需要历史解释学提升研究境界、层次和理论含量。

作为历史学基础的历史理解是一个突破口，理解需要不断地重新返回历史现场和历史实际，是获取历史真理必然要完成的重要和持续的任务。通过历史文本、历史遗存等流传物，客观地理解成为可能，对于历史流传物所折射的人类历史实际的解释也成为可能。

历史解释学着重研究历史认识的特性和逻辑，剖析历史观念形成的过程和条件，探索并运用历史理解和历史解释的原理、方法、规律，提高历史理解的深度和广度，提升历史解释的有效性和科学性，围绕历史知识、历史真实、历史真理、历史精神、历史意义和历史智慧等领域，最终揭示历史的奥秘。

尽管以往对于历史的解释已经取得很大成绩，但是中外历史学界并没有发展出一门完整的、独立的历史解释学。西方关于历史学理论研究的结果显示，经历了从思辩的历史哲学到分析的历史哲学，迄今仍然未能真正打通历史客体和认识主体之间的通道，对于重大理论问题仍然未能达成一致的、有效的共识。随着西方史学、年鉴学派史学、新文化史学、后现代主义史学、微观史学的兴起。历史学理论研究表现出异军突起、各领的兴盛景象。但是，各派各持所见，纷乱扰攘的局面也促使历史研究者们开始注重历史知识特性、历史解释机制、历史思维形式等历史解释学基本理论问题的建构。

历史解释学的发展渊源有自。古往今来，中外大批历史研究者曾在这方面倾注心血，进行了富有创见的不断探索，提出种种历史理解与历史解释的思想、观点、理论和方法。其中，比较常见的就有：经验性解释，常识性解释，寓言式解释，假设性解释，因果解释，实用解释，多元解释，以某一观点为中心线索的解释，根据统一模式进行的解释，科学解释(从生物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的范式、逻辑、定律、规则等出发所作的解释)，文化解释(从哲学、宗教、文学、美术等思维定势、价值取向、审美情趣、行为规范、道德信仰等智力和艺术普遍水准出发的解释)，专业解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等社会科学领域和角度进行的解释)……关于历史理解与历史解释的学说，丰富多彩，琳琅满目，尽管这些学说和观点并非完全正确，但因其独到和新颖，富有学术价值，激发了新的研究兴趣。

第9篇：环境伦理的核心问题范文

摘要：现今社会对科学技术的索取已经达到一个疯狂的程度，小到食品大到航天工程，无不体现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紧密联系.但是否科学技术都能促进社会全面协调发展呢？本文前半部分给出了答案，并在后半部分分析提出了可行的解决方案。希望通过这篇文章能够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重新审视我们的思维和行动。

关键词：科学技术 社会发展 疯牛病 原则 制度化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疯牛病事件的爆发、转基因作物大面积的播种和转基因食品的大量上市以及基因组研究和基因治疗、干细胞研究和克隆技术等生物技术的飞速发展，社会与科学出现十分紧张的关系。疯牛病（BSE）事件的案例表明，被作为决策基础的科学证据的确实性是不令人信任的。自1985年疯牛病被发现以来，英国政府及其科学顾问一再宣称BSE不会传播给人，而科学界迟迟不能给出有关疯牛病传染的精确答案。直到1996年，英国政府才根据越来越多的证据承认人吃了受感染的牛也会患上同样的症状。转基因作物和食品则带来了不确定的风险性和伦理难题。不加标注地把转基因食品与天然食品混在一起上市的做法，激起了消费者的强烈抗议。而克隆技术、干细胞研究更是带来了严重的道德、伦理和的根本性问题。以上种种都表明，科学技术作为人类的创造物和人自身生存的一部分，已与人处于非常难堪的矛盾关系中。如何规范和控制科学技术的发明与应用，协调人与科技的矛盾，已经成为可持续发展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下面就几点谈下如何实现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的协调。

一、信息公开和预防原则

风险有一定的主观性和视具体情况而定。风险评估和管理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充分认识和理解不确定性。英国政府对疯牛病（BSE）问题处理的一个教训就是隐瞒信息。当疯牛病传染给人的事实通过英国医学杂志引起公众注意时，政府有关部门还是否认。结果，这大大丧失了政府和科学界的信誉。英国上议院科学技术特别委员会1999-2000年度科学技术第三报告《科学与社会》中指出，疯牛病给人的教训是“如果1996年前政府对疯牛病的立场更够准确地反映背后的科学的不确定性，那么公众和权威就能更好地为科学舆论的转向做准备了。而正是科学舆论的转向促使那次声名狼籍的政策的转变”。

疯牛病的危机促使英国政府的立场发生变化，1997年3月英国科技办公室发表题为《政策制定中的科学咨询》的指导性文件，中心议题是保持科学咨询的公开性，提出：“对于敏感议题的政策决定，政府部门应该公开支持这些决策的所有科学证据和分析，并说明是如何把这些分析纳入到政策形成过程中的。”

预防原则为防止对健康和环境的威胁提供了有效的的保证，并会带来更有理性和明智的解决方案。预防原则贯彻到底就是让可能会受影响的公共参与到决策过程中。

二、公众参与

公众参与科学技术决策并不是新鲜事，早在20世纪60、70年代就开始，但最初只限定于特殊的领域（例如核电站），但是现在具有普遍性和新的含义，被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纳，并发展出一系列新的方法，例如，社区为基础的研究（Community-based research， CBR）；共识会议（Consensus Conference）；情景研讨班（Scenario workshops）等。

公共参与的实践表明，欧洲公民获得科学技术知识单单靠信息从专家传播给公众是不够，必须形成真正的对话，形成公共参与。改进科学与社会的关系并不在于提高公众更好地理解科学，不能只是简单地谈教育。科学家必须学习听取公众意见，特别是与公民直接相关的地方和区域的议题（例如，环境、可持续发展、健康等），公共的意见是十分重要的。

三、建立科学与决策相互支持的机制

科学发展带来一系列新的议题，涉及更多的利益相关者，对现有治理机制提出挑战，呼唤建立新的价值观念，建立传统决策机制和公共机构、私有机构和公众协作的治理机制，使科学发展与决策相互支持。尽管每一个国家体制、经济状况、社会发展水平以及文化价值观不同，但是，各国的实践表明，科学与治理机制的共同价值观包括：更大的公开性和透明性；承认（识别）风险和不确定性；决策的社会-技术复杂性；承认伦理学和公共价值；超越“利益相关者”等。建立包括吸引公众参与等新因素在内的治理机制并不是代替已有决策，而是帮助决策。

四、制度化的咨询

合法化和制度化的科学咨询体系是科学决策的必要保证。现代科学发展带来的新的议题以及环境和公共健康领域决策中暴露的一些问题，对现有的咨询体系提出了改进和发展的要求，不仅要保证科学证据的充分、有效，使咨询的组织方式适应发展的新特点，而且要保证咨询体现出责任感和赢得信任。其中，有两个重要的变化：（1）对政府履行征求咨询的责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政府的决策应该主动寻求科学咨询，应该在科学相关领域设立类似地位和能力的科学顾问和科学咨询机构并积极征询咨询。（2）咨询人员不仅限于科学专家，咨询程序也多样、灵活的组织方式。例如，用胚胎干细胞进行研究这一崭新的政策议题，由于这个议题涉及的不仅仅是研究所带来的潜在的医学上的收益，还有一系列道德和伦理上的难题，因此，咨询就不能仅仅限于科学专家。例如，美国由国家生物伦理顾问委员会负责，英国和意大利还特别建立了专门的咨询组。

最后，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在规定新时期精神文明建设的总要求时强调，要大力发展教育科学文化，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这里所说的“科学”，决非仅指作为一种物质手段或一门技艺的科学物质形式，而是突出地强调了以科学精神为重要内容的一种现代意识。关于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的种种分析表明，科学发展本身并无止境，对科学的各种担忧和疑虑都可归结为一个共同的呼吁：“请善待科学”。

参考文献：

[1]刘晓玉，童继平；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之探讨[J]；安徽农业科学；2005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