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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汉语在国际文化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也在不断增强,汉语国际教学工作也得到了有效的拓展。在汉语国际教学工作中,不但要实施优质的教学工作,还要提升公共外交观念,以此拓展其国际文化发展中的地位和影响能力,培育出更为优质的人才。本文分析汉语国际教学中公共外交观念的影响,明确其中存在的难题,提出优质的解决方案,以此为其实际工作提供依据。
一、汉语国际教学中公共外交观念的重要性
公共外交理念是由美国埃德蒙・格里恩提出的,其并不是传统意义上提出的外交,而是国家依据影响国际民众行为的外交活动提出来的。因此,汉语国际教学工作中的公共外交观念具有一定的重要性,其中主要分为以下几点:第一,汉语国际教学工作中的公共外交有利于提升国际的综合能力。二十一世的竞争和发展主要是依据文化实施的,一个国家文化的发展展现了这个国家的整体综合能力。汉语国际教学工作增加了我国在国际文化舞台中的展现和传播,以此提升了我国的文化能力和综合水平。第二,汉语国际教学工作中的公共外交是我国外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多国家对中国了解的并不多,随着我国综合能力的不断提升,很多国家对于我国的看法和观点各不相同,甚至对我国还存在一定的偏见,而汉语国家教学有助于其他国家的人民依据语言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认识到中国的发展方向,以此认同和肯定中国的发展方向。第三,发展公共外交已经成为提升外交能力的主要形式。现阶段,多数国家都将公共外交放在发展的重要位置,而重点工作就是推广本国的语言[1]。
二、汉语国际教育中公共外交观念存在的问题
虽然人们已经明确汉语国际教学工作中公共外交观念的影响力,但是受到制度、传播系统等因素的影响,现阶段外交公共观念在实际发展的过程中依旧存在很多问题,其中主要展现为以下几点:第一,教学系统不全面。我国在高等教学系统中设定了对外汉语教学工作的专业培育人才,但是这一方面的人才数量并没有达到预期的需求,响应的综合素养和外语能力还要不断的提升,从而为对外汉语教学工作的实施提供有效的依据。第二,传播系统不完善。汉语的发展和传播工作需要依据有效传播系统,构建优质的传播系统,但是相关工作在实际发展的过程中还存在一定的问题。随着网络技术和平台的不断推广和创新,现代传媒技术在汉语教学工作中得到突显。然而,因为现阶段汉语传播系统不完善,无法依据网络系统和技术等实施教学工作。第三,教学内容和形式较为单一。汉语国际教学工作的知识需要不断的完善,形式需要不断的丰富。现阶段的教学知识主要集中在我国文化理念中,学习其发展的历史、宣传的观念以及现代社会发展情况等,虽然具有一定的规范性,但是这些知识需要不断的拓展,从而满足实际教学工作的需求,促使汉语国际教学工作在公共外交中更好的发展。第四,不关注教材的构建。汉语国际教学工作的有效实施,有助于展现其具备的公共外交作用,构建优质的素材更是重要的教学工作。但是现阶段素材的构建和应用明显不足。没有满足时代的需求,教材知识也不全面,影响教学工作的实施。
三、构建全面的汉语国际教学发展系统
其主要分为以下几点:第一,国家各个部门自上而下,全面管理,一起努力,构成专业性、完善性、系统性的汉语国际教育发展系统。语言的拓展需要长时间的坚持,不间断的宣传和学习。在长时间中,全国上下要统一发展的步伐,实施有效的汉语国际教学工作。政府要提升资金的投资,为教学工作提供有效的人力、物力以及财力等,将汉语国际教学工作设为政府工作实施。第二,孔子学院的构建已经成为我国汉语国际教学工作实施的重要形式,更为其他国家了解中国提供了有效的平台;随着汉语教学工作的实施,全世界已经拥有六百多家孔子学院和课堂的构建,并且受到了各个国家人民的欢迎和支持。同时国家应该支持那些非政府机构孔子学堂的构建,从而降低政府的主导能力。第三,多样化实施汉语国际教学工作。在实际教学的过程中,需要结合中国政治、社会以及文化等影响因素,促使其他国家的人民可以多方面地了解中国,熟知中国的文化,从而与中国和谐发展[2]。
结束语
因此,汉语国际教学中的公共外交观念具备的现实意义是显而易见的,这就需要对其增加关注和认识。在实际教学的过程中,需要明确教学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结合实际发展需求,设定优质的解决方案,从而促使汉语国家教学工作更好的实施,以此提升教学工作的质量和效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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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对外汉语;汉语成语;韩国留学生
[中图分类号] H195.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639(2013)02-0080-05
目前,国别化已经成为对外汉语教学发展的一大趋势。“国别化”(Country-specific)即“针对不同的国家而实行不同/差别的汉语的教学与研究”[1]。学习汉语的留学生是多母语文化背景的学习群体,因而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在考虑到汉语自身的系统特征之外,不仅要关注教学对象在汉语学习上的共同特点,而且还要更多地关注不同母语背景学习者的认知规律和学习特点。这样,才能提高对外汉语教学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中韩两国互为邻邦,在文化上有着一衣带水的紧密联系,这也突出地表现在现代韩语中仍然留存着大量 “汉字源词”①上。“韩国语(朝鲜语)的汉字源词,是指因语言历史造成的并与汉语词语有着明确对应关系的词语,也就是那些在韩文历史上曾以汉字形式存在过或现今虽然不用汉字而实际上以汉字作字源的词语”[2]。在为数众多的汉字源词中,一部分韩语成语与汉语成语在形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有的韩语成语是将汉语成语原封不动地照搬沿用,如“刻舟求剑”、“同病相怜”等;有的韩语成语是在汉语成语原意不变的前提下,对其进行结构形式上的改造,如“独一无二(汉语)——惟一无二(韩语)”、“杞人忧天(汉语)——杞忧(韩语)”等。
汉韩成语的这种相似性,使得韩国留学生在学习汉语成语的时候,较之“非汉字文化圈”的学生来说,具有相当的优势,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形成习得汉语成语的“正迁移” (Positive transfer),但伴随而来的“负迁移”(Negative transfer)也可能会带来一定的消极影响。因此,应该借鉴汉韩成语的对比研究,归纳韩国留学生的汉语成语习得规律,探讨如何在其母语背景下结合相应的国别化教材和词典,找到适合于韩国留学生汉语成语教学的策略。
一、韩国留学生汉语成语的习得情况
(一)韩国留学生使用汉语成语的偏误类型
学习外语的人在使用目的语时,会在语音、语义、语法、篇章及语用等各方面出现一定的错误,这种错误往往是多发的、有规律的,即所谓的“偏误” (Error)。以第二语言习得(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和中介语(Interlanguage)理论为基础的“偏误分析(Error Analysis)方法”是研究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习得规律的突破口。鲁健骥认为:“偏误分析更关注学生所使用的目的语形式与目的语规范之间的差距及其形成的原因。”[3]因此,偏误研究的目标是提出作为第二语言的汉语学习和教学所需要优化的因素和优化的办法。
目前,国内的汉语偏误研究主要是进行语言偏误事实的分析。这其中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教学方面的偏误实例分析,主要是把留学生的实际偏误搜集起来,进行整理,通过对比来分类、解释,寻找教学策略;二是有目的性、针对性地对某种偏误进行调查分析,主要是借助语料库、考卷库或数学方法等,调查分析某一语言项目的偏误情况,然后把调查统计和偏误语料搜集结合起来,从而把定性研究建立在定量分析基础上,使结论更具有科学性和可信度。
本研究采用的是上述第二种方法,即采用北京语言大学崔希亮教授主持的“HSK动态作文语料库”(也称HSK中介语语料库){1}作为本文的语料,并从目标语料中找到包括373个成语,共计718例成语偏误。其中韩国留学生的成语偏误涉及106个成语,共计265例,该部分体现了其使用汉语成语的偏误规律,属于可靠的分析数据。经过考察,这些成语偏误可以分为六种类型,其构成情况见下表:
表1 HSK中介语语料库中韩国留学生成语偏误的分布状况
根据上表对韩国留学生使用汉语成语产生的六种偏误类型的数据统计,按各自所占比重排列如下:形式偏误>语义偏误>缺位偏误>语法意义和句法功能偏误>搭配不当偏误 >语用偏误。以下将对这六种类型的偏误作例解:
1.形式偏误
(1)它(他)们每天对处理剩下的视频费心思(费尽心思){2}。
(2)想起来一个成语:爱能莫助(爱莫能助)。
(3)说要诫(戒)烟,但是一再二连(一而再再而三或接二连三)找烟的朋友是屡见不鲜的,而且吸烟会引起心脏病,高血压等严重疾病。
(4)如果没有你们的爱情(恩情),现在不会有我这个人,希望你们长寿百岁(长命百岁)。
(5)当父母的,应该注意自己的一一动作(一言一行),孩子们都看着模仿。
一般来说,汉语成语的各个构成成分及其结构关系都是凝固的,不能随意改变、增减或拆分,但是,由于成语多由四音节构成,超出了现代汉语双音节构词的常规形式,容易造成认知和记忆负担,因此会出现少字(如例1)、易序(如例2)、杂糅(如例3)、错字(如例4)甚至是根据原义另外生造 “成语” (如例5)的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韩国留学生的成语偏误形式会受到其母语语音系统的影响。比如,有的韩国留学生会把“东奔西走”写成“东分西走”,这是因为韩语里没有唇齿音“f”,只有双唇音[ph](与汉语拼音p相似)和[p](与汉语拼音b相似)。于是他们在汉语学习中便用“b”、“p”来对应“f”,误以为“f”和“b”、“p”音值相等,而在遇到“b”、“p”时,也以为可以读作“f”。又如,有的韩国学生会把“乐于助人”写成“热于助人”,这是因为韩语的辅音里没有舌尖后擦音“r”,故用舌尖中边音[l]来替代,从而造成两个声母混淆。
2.语义偏误
(6)最后,现在的情势变化越大越快,简直是千变万化(日新月异)。
(7)在世界上已经有数一数二(数不胜数)的菜,我们生活过程当中遇到很多菜,其中有“绿色食品”。
(8)一个国家虽然在现今比较落后,但是老百姓协助合作努力工作的话,国家一定会一步登天(蒸蒸日上)。
(9)听您说的时候,我不知不觉很对不起您,因为只是我给你几千的花,还有那花不是那么好看的。
例(6)属于以偏概全,“千变万化”使用了“千X万X”的格式,形容变化极多,而留学生根据“千、万”的字面义,将表示呈现多种表象的“千变万化”理解为变化大而快,应该将句中的“千变万化”换为反映实质变化的“日新月异”。例(7)属于语义偏离,“数一数二”指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多表示地位,而句中要表达的意思是数量众多,应该改换为“数不胜数”,“数不胜数”指数也数不过来,其语义正与例句的表达相吻合。例(8)属于不明引申义和比喻义,“一步登天”比喻一下子达到极高的境界或程度,也比喻人突然得志,但句中将其误解为迅速发展。例(9)属于语义不明,“不知不觉”本来指没有意识到,而句中的用法让人很难判断其使用意图,到底是表示“我不由自主地觉得很对不起您”,还是“我丝毫没有察觉很对不起您”。
正确使用汉语成语的前提是准确掌握语义,韩国留学生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成语语义的理解还不够精准,没有区别好近义成语之间的差别;二是成语的整体意思不完全等于字面义相加,留学生对成语含有深层语义的特点还没有足够的认识。
3.搭配不当偏误
(10)人类本来是很自私的,可我们在五花八门(形态各异)的集团里生活。
(11)如今,自己的儿女爱游泳、爱踢足球、爱体操,我都是全心全意(一心一意)地支持他们。
例(10)属于定中结构搭配不当,“五花八门”形容事物花样繁多、变幻多样,而句中的“集团”与“五花八门”的这一语义特征是不匹配的。此外,“丰富多彩、多姿多彩、形形”等都用于描述事物种类繁多,但各自又有细微的差异,也需要加以区分。例(11)属于状中结构搭配不当,“一心一意”和“全心全意”是韩国留学生较容易混淆的两个成语,它们虽然都含有“专心”义,但前者偏重于表示“意念专一,没有其他的想法”,后者偏重于表示“用上全部精力”,前者可以修饰各种表示具体动作的动词,而后者不能,一般只修饰“服务”、“工作”等少数词语。因此,例句中的“支持”应该和表示专心致志的“一心一意”相匹配。
对于成语的固定搭配方式,韩国留学生缺乏必要的分析和比较,笼统地记忆后就随心所欲地进行组合是这类偏误出现的主要原因。
4.语法意义和句法功能偏误
(12)发达国家帮助几亿挨饿人是人之常情的一个道理。
(13)这些年来,社会发展的速度很快,简直日新月异地变化起来。
例(12)属于语法性质不明,汉语成语分为体词性成语和谓词性成语两种,句中的“人之常情”指人通常有的感情,是体词性的成语,却被误用为谓词性成语。例(13)属于语法成分误代,“日新月异”指天天更新,月月不同,形容发展很快,常在句中充当定语或谓语成分,而在例句中被误代为状语成分。
不清楚成语的语法性质和句法功能是出现这类偏误的主要因素,不能简单地从成语的字面入手,将其划归到某一语法类别中,因为成语作为固定格式具有一定的封闭性和自足性,构成句子时和一般的词的作用是不完全等同的。
5.语用偏误
(14)父母节快乐,我爱你们,天长地久(永远)!
(15)我知道,我有生以来(从小到大),您一直为我不要了一切。
例(14)的“天长地久”主要用于婚庆祝福或友人祝福,表示爱情和友谊长久,一般用在爱人或朋友之间,而句中却将其使用在儿女对父母的尊敬和爱戴方面。例(15)的“有生以来”指从出生到现在,一般用于表示“从出生到现在,从未(第一次)……”或“从出生到现在,最……”,句中出现了语用偏误。
汉语成语具有鲜明的褒贬色彩和使用语境的区别,其语用条件主要是指在一定语境下成语的运用要得体,符合交际习惯。语用偏误虽为数不多,但韩国留学生在学习汉语时存在跨文化语境,故对其语用条件可能会产生误解。
6.缺位偏误
(16)如果有一件事,人们认为个人的事情的话可以自己愿意地(心甘情愿)干,可是认为团体事情的话,一般人们做撒手不管的态度。
(17)譬如,虽然“非典”已过去,但我们不能放心(掉以轻心),这可以说是自然界的报应。
韩国留学生常常出现这样的问题,只知道某个成语大概的意思,不能准确表述,但他们会通过拐弯抹角的形式来表述,如例(16)中的“自己愿意地”是对成语“心甘情愿”的描述,这是缺位偏误中的一种情况,即以描述、说明代替成语;第二种情况指的是留学生根本不知道该用哪个恰当的成语,因而会用某个简单的语义相近的词语代替成语,造成语义模糊,如例(17)用“放心”代替了成语“掉以轻心”。
(二)韩国留学生学习汉语成语的状况调查
为进一步了解韩国留学生学习汉语成语的情况以及他们对现阶段汉语成语教学的意见和建议,笔者也对一些中高级阶段的留学生进行了调查。
1.调查对象:2010年3月到2012年1月在西南财经大学海外教育学院学习的韩国留学生20名,他们学习汉语的时间都在两年以上。
2.调查结果:根据上文关于成语偏误的类型和触发因素的研究,有针对性地设计了一些关于成语教学的问题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以下表说明。
表2 对部分汉语水平为中高级的韩国留学生进行的汉语成语学习情况调查
3.调查结果分析:根据上表,对韩国留学生学习成语的情况做出如下总结:
(1)从掌握的数量来看,掌握50-100个成语的人数最多,且数量集中在70-100个这个区间,而掌握成语数量在30个以下、100个以上的学生不占多数。
(2)从使用的情况看, 60%的学生愿意使用成语,这其中的三分之二的学生认为自己在使用过程中会经常出错;40%的学生不太愿意或者不愿意使用成语。
(3)从主要学习方式看,接受课堂教学和参阅课本介绍仍是他们学习汉语成语的主要途径;其次,查阅词典也是他们学习的一个方式;此外,通过课外阅读和自学的方式来学习汉语成语的情况较少。
(4)从在课堂学习的内容来看,成语意义是在课堂上学到的最多的内容;其次是语法规则和搭配情况;成语的语用条件和书写形式是他们较少学到的内容。
(5)从自我评定的成语偏误情况来看,书写错误最多,而关于成语的语义理解、语法规则和搭配情况的错误依次减少,语用错误最少。
(6)从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来看,他们普遍希望课本和词典能够增加关于成语的说明;同时,也希望能够在课堂上得到更多的讲解和练习;也有一些学生希望得到有母语注释的成语词典和有关成语的文化知识介绍。
二、对韩国留学生进行汉语成语教学的意见和建议
(一)教材的编写和词典的编纂
1. 发展“国别化”的对韩汉语教材和词典
来自“汉字文化圈”的韩国留学生,其独特的母语和文化背景决定了他们与“非汉字文化圈”的留学生在汉语习得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如何最大程度地利用母语的正迁移,尽可能地减少负迁移,是汉语教材和词典编写者必须要考虑到的。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学习汉语的韩国留学生的数量不断增加,设计专门的对韩汉语教材和词典的需求就显得更为迫切了。
国内目前的对韩汉语教材种类不是很多,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国别化汉语教材系列中有针对韩国留学生的汉语口语教程,即由李明晶主编的《对韩汉语口语教程》,分为初级(I、II)和中级(I、II)。其中,中级(I、II)的编写方式是:每一课由生词、课文、注释和练习四个基本部分组成,成语作为新出词汇出现时,语义和语法均用韩文注释,并注意从中韩语言对比的角度帮助学习者理解用法。练习部分主要采用选字填空、填写注音、替换词语、听录音回答问题等方式来强化。但是,类似的国别化教材数量还太少,包含的汉语成语的数量也不能满足需要,编排也还需要进一步改进。
2. 破除简单的一一对应的成语释义模式
现有对外汉语教材和词典在处理成语释义时存在趋简的倾向。笔者建议应该建立从结构、语义和语用三方面来注释成语的模式,改变原有对语言结构的静态分析,注重语言的动态解释,结合语境解释语义。
王若江就成语释义应该具备的内容提供了一个参考框架[4]:
[成语]注音
[语义解释]①字面义 ②深层义 ③语义轻重、褒贬色彩
[语法解释]①成语语法性质 ②语法结构方式 ③语法功能
[语用解释]①适用范围 ②限制条件 ③句型选择 ④相应的否定意义表示方法
在上述模式中,针对一些用法相近的成语,可增设[汉语成语辨析]一栏,这样可以帮助学生区分在书写、语音、语义、语法、搭配及语用等方面容易混淆的成语。另外,针对汉韩成语可能存在的共性和差异性,可增设[汉韩成语对比]一栏,这样可从多方面对汉韩成语进行比照,加深学生的认知。
(二)教学策略和教学方法
1.提高对汉语成语教学的重视度
汉语成语复杂的结构特征和语义特征是留学生学习汉语到达一定阶段后所面临的一大挑战,也是中高级阶段词汇教学中的难点。不少教师和留学生存在畏难的情绪,认为成语的学习只是“锦上添花”罢了。但是应该认识到,成语是汉语词汇家族中的一员,它不仅数量庞大,而且还包含着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价值。留学生正确地掌握成语用法不仅可以扩充他们的词汇量,提高汉语表达的准确性和生动性,还可以加深他们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了解,促发他们对汉语学习的兴趣。
基于汉韩成语密切的历史渊源关系,教师应该充分地认识到它在对韩汉语词汇教学中的重要地位,利用韩国留学生母语背景的优势,培养他们对汉语成语正确的认知、记忆和应用的能力。
2. 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
针对韩国留学生出现的汉语成语偏误及引发偏误的原因,需要对成语形式、语义、语法和语用等方面进行教学设计,并结合在中高级阶段汉语成语教学的经验,采取灵活多样的成语教学方法,达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
比如,“文化溯源法”可以用来讲解具有深层文化含义的汉语成语,追溯语源,了解文化内涵;“逐字推敲法”可以帮助学生了解汉语成语字面义与深层义之间的推演关系,加深对成语结构和语义的理解;“分类整理法”是对语义、语法功能和具有特殊格式的成语进行分类教学,减轻记忆负担,提高学习效率;“语境示例法”是给出典型用例,通过一定量有代表性的语境,让留学生真切地感受到实际交际中成语的具体用法,提高使用的准确度;“成语替换法”是把几个易混淆的成语放到一些相同的短语或句子中,看哪些句子能够成立,哪些句子不能成立,从而分析各个成语使用时的语义限制,找出它们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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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4156/j.cnki.rbwtyj.2015.04.006
一、日本与韩国电影产业发展的基本情况
日本与韩国的电影产业都发端于19世纪末,20世纪前半叶历经了二战摧残后又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美国文化渗入。在20世纪里,日本电影产业经历了电视的冲击、经济衰退的影响,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在1960年的国产电影发行量最大为547部,1991年的国产电影发行量最低为230部。进入21世纪后,日本国产电影的年产量、发行量逐渐回升,从2000年的282部上升到2014年的615部;年观影人次从2001年的1.163亿人次震荡升降,维持在2014年的1.61亿人次;国内票房从2001年的13.8亿美元增长到2014年的20亿美元。
20世纪后期,韩国金大中政府为复苏经济提出了“文化立国”的战略,以电影分级制度代替电影审查制度,颁布的《文化产业振兴基本法》,从而将民间资本大力引入电影产业。进入21世纪韩国电影产业迎来了黄金发展时期,电影年产量从2001年的五十多部,增长到2014年262部;观影人次从2001年的近1亿人次增长为2014年的2.15亿人次;电影票房则从2001年的近5亿美元增长到2014年的15.2亿美元 。
表1的数据列示了2007年―2014年日本、韩国两国电影的年产量、国内票房、观影人次和银幕数量情况,总体而言,韩国电影产业基本指标的发展速度高于日本。
表1 部分发达国家电影产业近年来的基本情况
基本情况 国家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电影产量(部) 日本 407 418 448 408 441 554 591 615
韩国 124 113 138 152 216 216 217 262
国内票房(亿$) 日本 16.85 19.48 22.00 24.30 20.55 24.81 24.00 20.00
韩国 9.40 9.20 10.30 11.0 11.60 13.70 14.60 15.20
观影人次(百万) 日本 163.20 160.50 169.30 174.40 144.70 155.20 155.80 161.20
韩国 158.77 150.83 156.96 149.18 159.79 194.89 213.32 215.06
银幕数量(块) 日本 3 221 3 359 3 396 3 412 3 339 3 290 3 318 3 364
韩国 1 975 2 004 2 055 2 003 1 974 2 081 2 184 -
日本的年人均观影人次近年来有所下降,从2004年的1.33次下降到2013年的1.29次,韩国的年人均观影人次则出现了明显的升势,从2004年的2.78次上升到2013年的4.25次。我们用每百万人拥有的银幕数量考察电影产业对受众需求的满足情况,可以发现,韩国每百万人口拥有的银幕数量不仅增长明显,而且远高于日本,2014年时日本每百万人口拥有27块银幕,韩国每百万人口拥有44块银幕(表2)。
表2 2004-2013年日本和韩国人均观影次数和百万人口银幕数
年份 人均观影次数 百万人口银幕数
日本 韩国 日本 韩国
2004 1.33 2.78 22 31
2005 1.26 2.98 23 35
2006 1.29 3.13 24 40
2007 1.29 3.22 25 42
2008 1.26 3.04 26 42
2009 1.33 3.15 26 43
2010 1.41 2.95 27 41
2011 1.13 3.15 26 41
2012 1.23 3.83 26 42
2013 1.29 4.25 27 44
二、日本与韩国电影产业国际竞争力比较
(一)电影票房比较
美国长期以来保持着票房全球第一的翘楚地位,日本和韩国均是票房收入在全球排名前10位的国家。日本的电影年产量曾创造过世界的记录,其票房收入长期位列美国之后,从2012年起中国取代日本变成了票房收入排名第2的国家,日本退居第3。韩国在2011年时票房收入排名第8,自2012年起排名提升至第7位。
表3 日本与韩国电影票房的地区及全球市场占比情况
%
项目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亚太票房合计(亿美元) 99 104 108 107 109 106
日本电影票房亚太地区占比(%) 30.6 28.6 22.8 23.9 21.6 16.1
韩国电影票房亚太地区占比% 14.3 12.9 12.9 13.2 13.2 12.3
全球票房合计(亿美元) 294 316 326 347 359 364
日本电影票房全球市场占比% 7.5 7.7 6.3 7.1 6.7 5.5
韩国电影票房全球市场占比% 3.5 3.5 3.6 3.9 4.1 4.2
从亚太地区的票房占比看,近年来日本电影票房亚太地区占比显著减少(从2009年的30.6%下降为2014年的16.1%);尽管韩国电影票房亚太地区占比也在减少,但减少幅度并不大(2009-2014年减少了2%)。从全球市场的票房占比看,日本电影票房全球市场占比从2009年的7.5%下降到2014年的5.5%,降幅达两个百分点;而韩国电影票房全球市场占比则从2009年的3.5%上升到2014年的4.2%(表3)。
(二)电影产品出口占国际市场份额比较
根据联合国数据库中的贸易数据,2004年日本电影产品出口额占国际市场份额为15.14%;韩国电影产品出口额占国际市场份额为0.27%;日本的电影贸易情况远远好于韩国。但此后,日本电影产品出口国际市场份额一 路下跌,到2013年时下降到0.52%;而韩国电影产品出口国际市场份额则呈上升势头,到2013年时已增长到0.53%(表4)。
表4 日本和韩国电影产品出口国际市场份额
年份 电影产品出口国际市场份额 服务贸易占比/%
日本 韩国 日本 韩国
2004 15.14 0.27 5.10 12.10
2005 11.68 0.31 5.30 12.30
2006 15.37 0.25 5.80 12.60
2007 9.15 0.15 6.40 13.90
2008 5.57 0.25 6.60 18.90
2009 3.16 0.18 5.50 17.20
2010 0.96 0.36 5.40 16.50
2011 0.72 0.58 5.30 16.10
2012 0.77 0.49 5.40 17.40
2013 0.52 0.53 6.20 16.20
韩国服务贸易占比近10年来保持在16%左右,远高于日本的服务贸易占比,这说明韩国电影产业出口的大产业环境优于日本。从出口地区结构看,日本电影的主要出口地为香港、美国、中国、韩国和德国;韩国电影出口地主要为中国、美国、香港、日本和台湾;日韩两国电影出口地区市场相似性高,竞争强烈。
(三)电影贸易竞争力指数比较
为了进一步比较日本和韩国电影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我们引入贸易竞争力指数(TC指数)进行分析,该指数通过反映特定国家的某种产品在国际贸易中的相对比较优势,来揭示该国家在该产品上的国际竞争力情况。
TC = ( Xjj - Mjj ) ( Xjj + Mjj )
其中,Xjj表示j国i产品的出口额;Mjj表示j国i产品的进口额。我们利用联合国贸发会(UNCTAD)相关数据对日、韩、美、德、英、法、中7个国家电影国际贸易相关数据计算出各国电影产品贸易竞争力指数(表5)。
表5 电影产品贸易竞争力指数比较
国家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日本 0.667 0.680 0.628 0.403 0.216 -0.259 -0.429 -0.514 -0.482 -0.343
韩国 -0.790 -0.818 -0.895 -0.778 -0.750 -0.429 -0.333 -0.586 -0.482 -0.475
美国 0.047 0.018 0.067 0.194 0.222 0.328 0.326 0.264 0.306 0.482
德国 0.531 0.440 0.441 0.469 0.508 0.511 0.430 0.362 0.331 0.313
英国 -0.312 -0.235 -0.340 -0.290 0.092 0.093 0.279 0.248 0.206 0.217
法国 0.200 0.290 0.186 0.235 -0.014 -0.067 -0.205 -0.171 -0.287 -0.489
中国 -0.100 -0.077 0.391 0.657 0.406 0.413 0.250 0.053 0.033 0.002
表5反映了七个国家电影产品的TC指数,比较而言,日本电影产品的TC指数由正变负,表明其电影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在近年来不断弱化,在国际市场上从竞争优势地位逐步下滑至竞争劣势地位;韩国电影产品的TC指数一直都是负数,表明其电影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存在较大的竞争劣势,但纵向比较有向好的趋势;近年来英国与中国电影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在不断提升;美国与德国的电影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一直保持着绝对的竞争优势。
(四)促进电影出口的扶持政策比较
1. 日本
早在1996年,日本文化厅就正式提出了《21世纪文化立国方案》,标志着日本“文化立国”战略的正式确立;日本政府于2003年6月颁布了《内容产业促进法》,以法律形式推进内容产业的国家战略;2007年5月通过的《日本文化产业战略》成为日本文化产业的纲领性文件,同时出台的《内容产业振兴政策》则大力推行“文化外交新构想”;2010年更确定了《文化产业大国战略》,确立了向全球全面推销日本文化的目标。
从财政支持与金融扶持政策看,日本政府逐年增加对文化产业预算支出,并通过政府出资与民间捐款相结合的方式设立了“艺术文化振兴基金”,从2000年开始即由政府和个人投资家、银行、证券公司及其他民间企业共同成立投资基金,投资于电影、电视和广告公司。2004年12月全面修改“信托业法(2004年法律第154号)”,允许向包括著作权在内的知识产权提供贷款,并以此为契机成立了政策性投资银行,设置了向创意产业提供融资和债务保证制度[1]。从日本电影出口扶持政策看,日本利用“政府开发援助”中的“文化无偿援助”资金对动画电影进行版权购买,然后在海外实施免费播放,培养海外观众的消费偏好,为动画电影及衍生产品的出口打下基础。日本经产省与文部省联手促成建立民间的“内容产品海外流通促进机构”,拨专款支持该机构的“酷日本”计划为日本时装、设计、漫画、电影等文化商品向海外输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隶属于日本文化厅的日本映画国际振兴协会每年举办一次“东京国际电影节”,为国际上优秀电影人士提供交流平台。日本影像产业振兴机构(VIPO)与美国电影协会、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以及其他海外内容产业相关机构保持密切联系,共同举办电影研讨会,进行产业调研的同时搜集海内外电影产业数据,为日本电影产业相关企业的海外拓展提供数据支持。除了高校培养电影专业人才外,日本文化厅为了扶持年轻有为的导演,针对这些导演专门设立电影工作室。同时,鼓励专业实习生到剧组实践,以培养出在电影每个制作环节的高度专业人才。此外,日本影像产业振兴机构(VIPO)也通过举行研讨会,针对优秀制片人以及致力于日本内容产业海外拓展的人才进行培养交流活动,活动范围从大学生到独立企业家以及商业人士。
2. 韩国
1962年韩国颁布了振兴韩国电影产业的纲领性文件《韩国电影法》,目的在于“促进培育发展电影公司,谋求韩国电影文化在质量上的提高,振兴民族文化”[2],1995年,韩国将《韩国电影法》更名为《电影振兴法》,将实现审议制度改为上演等级赋予制度,并由韩国公演艺术振兴协议会对电影进行评级。此外,金大中政府制定的《影像专门投资制度》,给予电影产业金融税制的优惠待遇[3]。
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Korean Film Council,简称KOFIC)是韩国政府文化体育观光部委任的支持电影相关事业的专门机构。它通过对电影振兴金库的统筹管理,积极推动有关电影的研究、教育和培训业务,同时还开展了多项活动,比如鼓励和支持电影创作工作、拓宽国产电影的海外市场、多方面听取观众的意见及时解决问题等。2007-2014年,电影振兴委员会设立的电影发展专项基金接近4.3亿美元,其中有1.72亿源自于政府财政,1.72亿美元源自于电影票房收入3%的税收。电影振兴委员会补贴专门播放独立电影和艺术片的影院,对独立电影、艺术片和纪录片给予一定的预算拨款[4]。
电影振兴委员会对本国电影打入国际市场起着导航的作用,增强海外推广、促进国际合作也是该委员会的宗旨之一。据电影振兴委员会数据显示,其平均每年将890万美元用于支持韩国电影产业的发展,近12年来已将4300万美元投资到602部电影制作中[4]。该委员会还下设电影艺术学院,为本国电影产业输送人才并对电影人提供资助。此外,韩国“首尔电影节”和“釜山电影节”在亚洲电影圈里也享誉盛名,为国内外电影人士提供交流平台,将韩国电影推向世界。
三、小 结
日本作为一个发达国家,也曾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交椅上座了42年之久,日本故事片年产量曾创下世界最高纪录,它的电影质量曾代表着亚洲的最高水平。韩国政府非常关注包括电影在内的文化产业发展,进入21世纪后其电影产业发展速度和品质成就有目共睹。
关键词:汉语教学 汉语教学评价 国外教育评价流派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既指的是在中国进行的对外国人的汉语教学,也指的是世界各地的汉语教学,还指对中国国内少数民族的汉语教学,我们把这种教学简单的称为“汉语教学”。[1]汉语教学评价虽然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但是已经成为评估和检测对汉语教学目标、教学过程、教学效果、教学大纲制定、教材选择等的有效手段。作为教育评价的一个分支,教育评价既要遵循教育评价的一般规律,也有自身的学科特点。分析国外教育评价的不同发展阶段的特点,对于丰富和深化我国汉语教学评价理论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对于提高汉语教学质量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一.国外教育评价的发展阶段
国外教育评价划分为四个理论阶段:第一阶段是“测量时期”,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英国的高尔顿通过对个体差异的长期研究,于1869年发表了《遗传的天才》一书,揭开了教育测量的序幕。1879年,德国的冯特在莱比锡逐步摸索出了一套实验心理学测量方法;1889年厄恩编制的测验,将能力分为知觉、记忆、联想和运动机能等四种;1892年波尔顿试行记数测验,测量儿童记忆力;1896年艾宾浩斯首先用填充法测量学生智力;1897年,美国的莱斯发表了他对20个学校的1600名学生所作的拼字测验的结果,引起了人们对测验方法的普遍关注;“1904年,美国的桑代克发表了《心理与社会测量导论》一书,提出了“凡存在的东西都有数量,凡有数量的东西都可以测量”的基本观点,为教育测量奠定了理论基础,对教育测量学的建设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2]这一时期,以测量作为标志,追求的是教育客观化渗透了教学工作的各个方面。
第二阶段是“描述时期”,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导致美国经济的大衰退,也引起人们重新评价中学的课程设置、教学大纲以及中学与大学之间的关系,从而对教育也提出了新的需求。社会各界纷纷要求改革现有的教育制度,以便适应社会发展和满足学生需求。于是,在“进步教育协会”的指导下开始了这项为期8年的实验研究。”[3]“八年研究”结束时,以泰勒(Ralph W Tyler)为首的学院追踪研究组,对“八年研究”的结果进行了评价。1949年,泰勒正式出版了被奉为课程论圣经的《课程与教学的基本原理》一书,总结了他在“八年研究”中的成果,正式提出教育评价的概念,使人们在思想上和行动上接受了采用教育评价方法来描述教育效果这一观点,其特征是对测验结果进行“描述”,并力求教育标准化。
第三阶段是“判断时期”,大约出现于一九五零年至一九七零年。1963年,克龙巴赫在其题为《通过评价改进课程》的论文中,把教育评价的内涵阐述为:“为作出关于教育方案的决策,收集和使用信息。”1967年斯克里芬发表了《评价方法论》提出了一个完整的、包含描述与判断两个方面的评价模式。他们认为评价的依据不是方案制定者的预定目标,而是参与活动者的实际成效。评价者的思考应该从教育方案想干什么变成教育方案实际干了些什么。评价者不仅要运用测量手段去收集各种信息,还要根据一定的价值取向评判教育,追求教育多元化。这样,判断就成了第三代教育评价的标志。
第四阶段是“同构时期”,出现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至今。第四代评价理论的创立者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育学院枯巴(Egong Guba)教授和维德比尔大学高等教育学院副教授林肯(Yvonna Session Lincoln)依据建构主义方法论,1989年他们出版了名为《第四代教育评价》的专著,针对前三代评价中存在的“浓厚的管理主义倾向”、“忽视价值多元性”和“过分强调科学实证主义的方法”等缺点和不足,对评价的本质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主要包括:心理构建论。教育评价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心理构建,评价所表述的是评价者对评价对象的一种认识。评价结果也是其双方交互作用的“产物”。
价值协调论。教育评价是协调价值观的过程,在评价过程中,评价者与评价对象之间,在教育价值观上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观点将纠正传统评价理论价值是一致的、单一的观点,表现为价值系统的多元化。
评价结果认同论。评价结果不依赖于评价对象的状况与客观现实符合的程度,而是参与评价活动的人关于评价对象状况的不同意见交换、认同的结果。
二.国外教育评价的流派
(一)行为目标模式。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最初三十年,课程和测验都是以教科书为中心加以编制,测验内容只是要求学生记诵教材的知识内容,不能反映出学生的实际需要。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教授泰勒(Tayler, R.W)主持了课程与评价的研究,正式提出了教育评价的概念。泰勒把评价理解为“评价过程在本质上,乃是一种测量课程和教学方案在多大程度上达到了教育目标的过程。”行为目标模式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包括:确定目标、选择经验、组织经验、评价结果。即以目标为中心,通过具体的行为变化来判断教育目标实现的程度是泰勒教育评价的主旨。
(二)CIPP模式。它是由背景(Context)评价、输入(Input)评价、过程(Process)评价和成果(Procluct)评价这四种评价组成的一种综合评价模式。它由美国的塔弗尔比姆(Stufflebeam)1966年提出的,它以决策为中心,为决策的不同方面提供信息。背景评价形成计划决策,输入评价为组织决策服务,过程评价指导实施决策,成果评价为再循环评价效力。CIPP模式将目标纳入了评价体系中,使得这种评价更完整更科学。它同时重视形成性评价,时刻考虑为决策者提供信息,使得评价活动更具备实用性和方向性。
(三)目标游离模式。1967年美国的斯克里芬(M.Scriven)提出他认为,实际进行的教育活动除了收到预期效应外,还会产生各种“非预期效应”,或者叫“副效应”或“第二效应”。布卢姆也说过:“人们无法预料教学所产生的成果的全部范围。没有预料不到的成果,教学也就不成为一种艺术了。”[4]斯克里芬认为泰勒将评价限于衡量达到教育目标的程度是不全面的,因为很容易让人忽视非预期的效果。这种非预期效应的影响有时是重要的,而在目标评价中却得不到反映。他不提倡让把评价的目标告诉被评价者,使得评价者搜集有关方案的全部成果信息。
(三)应答模式。这一模式由斯塔克(Stake.R.E)提出。他认为,要使评价结果能真正产生效用,评价人必须和这一活动所有参与者的不断对话,通过正式访谈、描述分析等自然主义方法获得信息反馈,使活动结果能满足各种人的需要,他认为解决问题只能依靠那些接触问题的人,这样的调查毫无疑问可信度比较高。斯塔克还强调“多元现实性”,反映了参评人员一定的需要,具备一定的民主性。
(四)反对者模式。反对者模式(adversary model)是由美国学者欧文斯(Owens,T.)等人在上世纪70年代中叶提出的。该模式为了揭示方案正、反两方面长短得失,采取准法律过程评委会审议形式的评价模式。它主张让持不同意见的评价者一起参与教育活动和教育方案的谈判。这一评价的基本特点是充分反映了各类人员“多元的”价值认识,依靠人们直觉与经验进行评价。
反对者模式的另一种形式是由美国学者沃尔夫于1973年提出的司法模式。沃尔夫的司法模式由下述四个阶段组成:争论的提出、争论的选择、辩论的准备、听证。反对者模式有助于决策者全面的获得信息,有助于事先使得各种潜在的冲突意见达到一致。
以上并没有把所有的教育评价流派列举出来,每一种流派都有其优势和劣势。关于教育评价流派的发展历史来看,我们可以看出一下趋势:1、评价过程,由封闭转为开放。泰勒模式以目标为出发点和最终归宿,组合成一个封闭的系统。重过程轻结果。CIPP模式及应答模式将评价看做本身的一部分,呈开放式的网络。2、评价内容,由单一转为全面。早先的教育评价只评价学生的学力,最后发展到教学准备、信息输入、教学过程、教学结果、评价参与人员等各个方面。3、价值观念,由客体转为主体。泰勒模式中,目标成为统一的评价尺度,一直到目标游离模式和应答模式中把人的需求也纳入到评价模式中来,逐渐强调人在评价中的作用。4、评价手段,由测试到多样化。从最早推崇各种客观的、标准化的测量,发展到提倡观察、交谈等自然主义方法,为评价提供了可靠地依据。
三.汉语教学和国外教育评价理论
汉语教学评价是汉语教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评价目标与教学目标是一致的,评价方法的使用要受到教学用途和教学阶段的制约,同时教学评价又总是要关注教学的改善,所以汉语教学与教学评价之间的非常紧密的相互依存的联系。[5]简单分析如下:
1、通过教学评价流派的演变,我们可以看到教学评价流派理论为汉语教学评价提供了评价的规则和途径,决定了评价的评价范围和权重比例。对教育评价流派的研究可以为我们提供理解汉语教学教和学的内涵和外延,同时,教育评价流派不仅研究了教学目标,还对评价的背景、信息输入、评价的结果、参与评价者本身、评价目标和实际目标的差距、评价的方法等进行了深入研究,这些理论对诊断汉语教学评价的重难点提供了一定的解释成因的理论依据。
众所周知,汉语教学特别是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中,不同的国家由于学生及语言环境等原因的不同,怎样制定一个比较全面能够在一个国家普遍运用的评价规则,就需要从教育评价流派中寻找到理论依据。
2、设置任何一种的汉语教学评价方式都或多或少会受到教育评价流派的影响。为了检验某种教学法的效果和学生学习的效果,新的语言测试评价法都会在新的教育评价流派的影响下出现。教育评价流派无论对汉语教学评价体系的总体设计、评价方案的制定、评价工具的编制、评价活动的展开都有宏观和微观的直接指导的意义。
在汉语教学的综合课中,我们可以充分运用泰勒模式,对学生进行生词学习的检测。课文教学就需要结合学生实际,紧扣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特点,把教学目标也纳入评价体系,考虑该目标是否符合本国的学生要求,同时在教学目标和实际目标的对比中,要注重实际目标,培养学生的华语交际能力。
3、教育评价流派理论对学习客体、学习目标、学习内容、信息反馈、限制和避免参与评价者的主观评价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对我们研究教材编写、课程设计、课堂教学等这些第二语言教学中极其重要的环节提供了一定的可行性操作方案。
在国内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理论研究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和国内火热场面形成强烈对比的是,由于国外的语言环境和教师素质不同,一些国家还在一些基本理论上争论不休,比如普通话和闽南话之争、繁体字和简体字之争、不同课型怎么来上等。教育评价流派为我们怎么去评价这些国家的汉语教学提供了具体可行的方案。比如作文教学目标的制定、听力课的信息反馈、评价学生的实际学习水平等。
如上所述,汉语教学评价是一门综合叉性学科,它的课程特点决定了教育评价流派是它的理论基础之一,深入具体的探讨教育评价流派会使汉语教学评价更加具有科学性和实用性,从而提高汉语教学质量。
参考书目:
[1][5]杨翼:《汉语教学评价》,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一版
[2]胡玲翠许有《浅析国外教育评价发展的主要阶段及特点》,《校外教育·理论》2007年第6期
[3]吴艳《美国‘八年研究’初探》2002年教育史硕士论文
【关键词】多义动词 教学方法
【中图分类号】H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3)28-0062-01
多义词是词汇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学生学习韩国语词汇的难点所在。在韩国语中,将具有两个以上相关意义的词称为多义词。多义词的意义分为基本意义和扩张意义两部分。基本意义指词汇所具有的中心意思,扩张意义指由基本意义引申出来的相关意思。本文只探讨中国学生对多义词当中的多义动词的学习情况及教学方法。
本文以本科韩国语专业三年级的100名学生为对象,进行了韩国语多义动词学习情况问卷调查,发现存在如下问题:首先,学生意识不到自己的词汇量欠缺,在学习过程中,只注重课本提示的单词的学习,不扩充了解相关的词汇,导致其对多义动词的掌握不够。其次,学生虽然知道韩国语多义动词的存在,但并没有认识到学习的必要性,也没有形成具体的、系统的学习方法。最后,学生不了解多义词的意义扩张原理,只是生硬地背词汇,导致很多时候错误地理解词汇的意思。
现有的多义词教学方法主要是以教师为中心的词汇意义传达法,忽视了学生的主体地位。笔者基于长期的教学实践,认为教师讲授了多义词的意义扩张原理之后,让学生能动的理解和掌握多义词的教学方法会更有效。具体实施方法可分为以下三种。
一 根据意义扩张原理进行讲授
首先,介绍多义词的基本意义和扩张意义。多义动词的扩张意义非常多,可以根据使用频率的高低结合学生的学习情况和接受情况,规定出多义词的扩张意义范围,传达给学生。例如:“??”,可以列举以下几项意思:对;符合;
适当;肯定;是那样等,使在学生头脑中形成一个清楚的意
义扩张表格。其次,可以引导学生根据上下文来推断多义词的意思,让学生在文章当中体会多义词的扩张意义之间的细小差异。例如:“??”,“?? ?? ??? ????”(世
民,你住在哪里?)“?? ???? ???.”(我住在北
京)“??? ??????”(你做什么生活?)“??? ???
?? ???.”(我在公司上班)。这里的“??”根据上下
文,分别翻译成“居住”和“生活”。
二 使用连语关系进行讲授
连语关系分为词汇连语关系①和统辞连语关系②。如多义动词“??”的词汇连语关系如下:??? ??
(看眼色)、?? ??(修理)、?? ??(相亲)、??? ??(考试)等。“??”的词汇连语关系如下:
??? ?? (上了年纪)、??? ??(称心、满意)、?? ??(睡着)等。统辞连语关系如下:-(?)? ??
(通过……来 看)、-(?)?? ??(认为)、-?/? ? ??(会;以为)等。如果学生了解了这些固定搭配,更有利于其理解和学习多义词的意义。
三 采用课堂活动进行讲授
可以采用做游戏猜多义词的意思、收集单词的多个意思制作单词卡、用同一个单词的不同意思组织会话、选择对应关系连线等方式进行。
通过这些趣味课堂活动,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寓教于乐,提高学习效率。
韩国语词汇教育一直被认为是语法和听力学习的补充内容,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尤其是多义词的学习更是其中的难点和重点。本文认为有必要认真研究多义词的概念、形成原理,并针对中国学生学习的不足,灵活运用多种方法,加强多义词的教学,以提高学习和教学质量。
注 释
①词汇连语关系指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等词汇之间形成的密切的共存关系。
②统辞连语关系指只能和特定助词结合,表达固定意思的连用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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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高燕.对外汉语词汇教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关键词:汉语国际教育 国别化 基础理论
目前,伴随全球经济快速发展,全球语言文化呈现多样性需求,特别是随着我国在世界经济中处于最大消费品市场,以及近几年举办奥运会等大型赛事,综合国力逐渐上升,国民海外消费水平逐年增高,国外人民来中国旅游的需要、华侨等海外侨胞等各个方面需要,对汉语国际教育的需求正逐年上升。
汉语国际教育最重要的特性之一就是国别化,所谓国别化就是指汉语在各个国家的表达形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其授课时间、授课方式、授课内容、授课过程等根据国家不同,表现也会不同。解决汉语国际教育国别化问题,不仅要从语言学方面研究,还要分析当地的语言特色、文化特色、思维特色等多个方面。要将汉语融入国别化教育新理念中,将中华文化的精髓融入到授课过程中。
一、汉语国际教育与汉语国际教学的区别
在对汉语国际教育国别化进行分析之前,需要对“教育”的内涵与“教学”的内涵加以区别。两者相比较,教育的内涵更加丰富,主要是指从德智体美方面培养人的社会活动能力。汉语国际教育的推广要以国际教育的惯例依据,对德智体美进行全面发展的综合素质教育。也正是因为这样,汉语国际教育的任务不单单是传授一门语言,还包含教育原理、教育规律、教育文化本经、教育思维等多个方面。
二、汉语国际教育的现状
汉语国际教育在近十年得到长足的发展,学习汉语的人数也呈逐年递增的趋势,教学规模向科学化、规范化方向发展,但是,在大部分国家,汉语仍然属于“非普遍教授语言”。其语言覆盖面仍有一定的局限性。
汉语国际教育的重要推广机构是孔子学院,其截止至2015年底,在世界范围内数量近500所,遍布世界134个国家。其成功推广表明了汉语的“引进来、走出去”政策,是汉语国际教育的重要转折点。通过2004年至今十几年的发展,孔子学院的工作重点将想教学方式方法创新上专业,分析汉语国际教育的国别化问题,以服务汉语教学向更好更规范化发展。
汉语国际教育的重点由原来单纯的语言教学向中小学以及文化传播方向发展,是汉语国际教育的重要转型期。
三、汉语国际教育在国别化方面的表现
(一)教材影响教学效果
教材是学生学习的工具,是教师授课和学生自学的纽带,在进行汉语国际教育教材的编制时,要充分考虑国别化方面的问题。如在美国使用的教材,在对课程设置时如果忽视对平等、人权等方面的安排,会让学生产生文化差异,影响学生的学习兴趣,更影响汉语教学的学习成果。可见,教材对汉语国际教育在国别化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二)社会文化上的差异
我国现代汉语国际教育品类多样、内容繁杂,在进行汉语国际教育时,要充分考虑当地社会文化上的差异,区分进行课程设置,遵循汉语国际教育国别化的特点,设置具有当地特色的教学方式。
四、改善汉语国际教育国别化的思路
对于汉语国际教育国别化现象,我国汉语国际教育的主要内容包含:教材的编写、授课方式、信息化资源利用情况、融合当地文化情况等几个方面。
(一)国别化教材方面
当前使用的一些优秀教材还需要加以完善,比如注重“学简识繁”、会话的扩展与缩略、课文内容的配套补充与注释、多笔画难字的应对等。现在尤其缺少的是汉语阅读教材,也可编一些顺口溜等。阅读教材的编写应该体现现代生活的内容,可以是通俗的,还要分等级。
(二)课程安排方面
针对于不同的需求,汉语国际教育可以安排长短期等班次,其配套的,需要对使用的教材进行单独设计;另外,针对不同学习背景的同学,课程安排上也要更加机动灵活一些,如可以按照学生的兴趣开设书法、音乐、朗诵等多个班次。汉语国际教育在课程设置上要多多关注参与学习的国家特色、学习习惯、文化习惯等。
(三)授课方式方面
要区分与国内的授课方式,引用当地授课方式,用当地授课思维进行课程设置。通过拓展教学与延伸练习,将字组成词语,通过对词语的组合运用,可以衍生出无数的句子,积极调动学生的兴趣,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
(四)充分利用信息化资源
网络学习最大的特点就是学习的社会性。有效的网络语言学习应当包含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模式和基于项目的学习模式。在网络课程中,教师要掌握所有网络教学中互动工具的使用,并指导学生使用这些工具。在教学中要与学生进行良好交流,协助学生相互合作,共同进步。
提倡完善汉语语料库,字是常用的,要分级的,有注释,形式立体化的,字表和词表可以放进网络。字库可以包括字形、字音、字义;词库包括单双音节和骈语;句库包括不同的句型。
(五)融合当地社会文化开展汉语国际教育
以区域为视角,让汉语国际教育融合某一区域的语言与文化背景,汉语国际教育的发展不是剥夺学生本身的社会文化特色,而是介绍中国的社会文化特色,与各国人民进行社会文化上的对话,是积极的、健康的文化交流方式。
(六)改善国别化教师问题思路
教师是汉语国际教育的主要实施者,其专业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汉语推广学习的效果。“教什么”、“怎么教”、“如何学”密切连结,构成第二语言教学的三角体系,该体系的运作基础主要立基于课程规划与教材编制。教师应该平常严格要求自己,提升自己的教育心理学、历史、文化等各个方面水平,以最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相信这也是十分宝贵的财富。
参考文献:
汉语国际教育系是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下设的三个专业(中国语言文学、汉语国际教育和戏剧影视文学)之一。中国语言文学专业是学校最早设立的专业之一,1955年开始招生,1980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七五”期间被评为山东高校重点系;“八五”“九五”期间,中国古代文学学科被评为山东省重点学科;“十五”至“十二五”期间,古代文学被评为山东高校强化建设重点学科,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被评为山东省重点学科;2003年,古代文学学科获得了博士学位授予权,2004年被确定为山东省古代文学专业中唯一设立“泰山学者”岗位的学科。中国语言文学专业2005年获得国家硕士一级学科授予点,2007年荣列教育部八个国家级首批特色专业之一,2009年成功申报博士后流动站,同年,汉语国际教育学科获得了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2011年,汉语国际教育专业被评为山东省高校“十二五”重点学科,是山东省唯一的汉语国际教育专业重点学科。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的设置,与中国在世界各地设立“孔子学院”的举措相匹配,是中国文化与学术“走出去”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增强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加强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的重要途径。由于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是一个新事物,因而在“教什么”“如何教”和“什么人教”方面仍然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拥有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位授予权的高校应该采用划一的统编教材、课程设置和育人模式,还是应该从实际出发,突出地域特色,发挥传统文化优势,走出特色育人之路?
目前,多数高校的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尚未真正探索出人才培养的特色道路。国内各高校以华东师范大学和北京语言大学为代表,形成了南北两派,他们的共同点是:侧重于语言教学和案例分析,这也是他们的教学研究重点。但是,这样的育人模式以“应用语言学”教法为基底,没有形成特色,更没有以“中国优秀文化的传播者”这一使命自任。因而,现行的汉语国际教育育人目标和教学模式有本末倒置之嫌。
与中国的情况相反,国外的第二语言教育大都突出地域特色,这方面以美国最为著名。其中南伊利诺伊州卡本代尔大学、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纽约大学、南卡罗来纳大学哥伦比亚分校、普林斯顿美国大学等,其研究生第二语言教学TESFL课程设置与教学研究,及其以语言为载体进行文化传播的经验,可以为我们提供借鉴。我们的目的,就是借鉴美国语言/文化传播的经验,制定适合中国国情的、具有地方特色的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研究生的育人方案,力图为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做出自己的贡献。
失去传统,何来底气?没有特色,焉能出新!我们进行汉语国际教学,首先,要有文化自信: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的重要一支,无论是轴心时代、中世纪还是全球一体化的今天,都具有重要价值。其次,若想把汉语国际教育做好,就必须勇于创新,不能一味因袭传统的做法,更不能简单地将应用语言学的教法复制、移植到汉语国际教育中来。再次,应当侧重于文化教育,以期培养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专门人才。中国外文局《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2013》显示:多数国际民众认可中国“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形象,61%的海外民众乐于了解中国文化,约有三分之一的国际民众表示对学习汉语有兴趣;同时,越来越多的汉语学习者不仅渴望学习基本的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而且渴望能够深入了解中国文化。①但目前的汉语教学普遍存在重语言而轻文化的现象,而且汉语学习者在跨文化交际中,许多语言障碍的形成都与相关文化背景知识的不足有关。因此,在语言知识教学的同时加入传统文化成分,是势在必行的教材建设工作。因此,我们认为: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的培养,重点不应放在语言学知识的教育上,因为语言只是载体,而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才是本专业的重点,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人才应当承担起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丰富瑰丽,各地高校应从实际出发,将具有区位特色与传统优势的文化教育,落实到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培养当中,进而走出各自的特色道路。
曲阜师范大学设学于中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孔子的家乡;孔子思想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其“和为贵”“人为本”的人道主义和谐观,有利于促进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对于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意义和深远的人文价值。因而,曲阜师范大学自招收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以来,坚持“传统性与师范性”的特色,深入挖掘孔子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资源,以学生的从师素质养成为抓手,在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人才培养方面进行了一些积极探索,也取得了一些成效:汉语国际教育专业2011年获批山东省“十二五”重点学科,这是该专业在山东省高校中唯一的重点学科;2012年3月初,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举办的“孔子学院杯”国际汉语教学资源编写大赛评选揭晓,曲阜师范大学与北京大学等5所大学荣获“优秀组织奖”,我校李敏红老师荣获“优秀指导教师奖”,卞晴晴、于婧超、曹曦三位研究生的四件作品分获一二三等奖;张喜梅等同学在加拿大、泰国等国家任志愿者期间,将龙文化、春联、书法、剪纸等中国文化符号与中华才艺运用于教学中,深受当地学生的喜爱;在我们近年指导的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中,有些同学在教学实践的基础上选择了《HSK四级教学“孔子故事”特色课程设计》《儿歌教学法在初级汉语国际教学中的运用》等,都将语言教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地域特色文化运用于课程设计与教学实践,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这些成绩说明我们的特色育人之路是正确而有效的。
于是,我们将本专业完成的山东省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汉语国际教育:发挥传统文化优势,走出特色育人之路”的结题成果整理出版,一方面是总结和完善育人经验,努力形成具有可操作性的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育人模型;另一方面也旨在为国内同行提供借鉴,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从而为中国文化“走出去”工程做出更大贡献。
《汉语国际教育:中华文化精神的源流、继承与传播》②一书由我和同事共同完成,它包括四编。这四部分实际上也是本专业为学生设立的四门专业特色课程,旨在为解决“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教什么”和“如何教”等问题提供个案参考。
第一编《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生传统文化素质摭论》包括以下四个专题:
王国彪副教授的《“孔子文章四海宗”――朝鲜半岛古代汉诗中的〈论语〉元素》认为:朝鲜半岛古代汉诗蕴藏着诸多《论语》元素,主要包括对《论语》的不同称谓、引用和评述。朝鲜诗人将《论语》中的名言警句、经典情境视为典故来引用,提升了诗歌的表达效果,也充分见证了《论语》的魅力。古代汉诗对《论语》的大量援引,既是《论语》在古代朝鲜半岛广泛传播的重要证据和丰硕成果,也是一种重要的文化传播方式和诗歌生产方式。对这种文化现象的深入研究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民族文化意识。
曹春茹副教授的《“一山一水一圣人”,国际交流大文章――以韩国古代汉诗中的泰山文化研究与利用为例》认为:泰山风光雄奇壮美,泰山文化悠久灿烂,又与儒家文化联系密切,因此,受到韩国古代诗人的青睐。在现存韩国古代汉语诗歌中,保存着大量有关泰山的文化资源,其中既有“泰山岩岩”“泰山云雨”“秦松汉柏”等关于泰山自然景观的文化典故,也有孔子等文化名人与泰山、泰山封禅与刻石、泰山神灵与东岳庙等关于泰山人文景观的记载和传说。对韩国、朝鲜以及汉字文化圈中其他国家的游客和中华文化的爱好者来说,这些诗歌是泰山的最好代言,有利于拉近他们与泰山及泰山文化的距离。通过汉语国际教育、学术交流、与韩国合作开发旅游项目等途径,有效利用韩国汉诗中的泰山文化资源,将对泰山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传播和拓展发挥重要作用,还能为研究、开发和利用日本、东南亚国家汉诗中的泰山文化资源提供借鉴。此项研究也正是“一山一水一圣人”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内容之一。
刘富伟副教授的《“我的最大长处是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论林语堂重编〈中国传奇〉的策略》认为:《中国传奇》是面向西方读者的精神消费品,当林语堂进行选编和改写时,慎重考虑到西方文化语境的接受问题,他与陈季同一样在编选过程中“删节那些无用的详述部分和多余的次要部分,去掉那些本该存留的地方。因此,人们将要读到的与其说是一个地道的译本,还不如说是一个改编本”。林语堂更是把《中国传奇》放在西方文化的平台上进行观照,这就决定了他必然会采取顺应西方语境想像的运作策略,选编并重写《中国传奇》。林语堂的策略对于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教材编写和教案设计具有较大的启示价值。
王恩旭博士曾到俄罗斯任教一年,对汉语国际教师的跨文化沟通素质有自己的体认与看法,他的《做一个推动世界和谐发展的文化使者――论国际汉语教师的跨文化沟通素质》认为:沟通不畅是造成汉语教师难以适应海外生活的一个重要原因;增强沟通能力,最大程度地减少沟通问题,是当前国际汉语教师在培养、培训中亟待解决的问题。而解决沟通问题的关键,在于帮助汉语教师端正沟通态度、增强异域文化修养和进行实践历练,这三个方面缺一不可。文章结合具体案例,对这三个方面做了进一步的阐述和说明。
第二编《孔子・〈论语〉・儒墨哲学比较》共四讲,前三讲由王曰美教授承担,第四讲由王恩旭博士承担。王曰美教授长期担任校本课程《孔子与〈论语〉》的教学工作,曾于2012~2013年在韩国平泽大学担任汉语教师一年。《孔子与〈论语〉》也是她在韩国讲学时的部分内容,主要包括孔子生平、《论语》及其核心思想、孔子的主要弟子及成就等。关于孔子的研究成果已是汗牛充栋,如何化繁为简,既给人一个清晰的线索,又能深入浅出地介绍孔子及其弟子的思想,这需要有大思维、大手笔。王曰美教授驾轻就熟,做起来得心应手,让人受益匪浅。而王恩旭博士的《儒墨哲学比较》则将儒学与轴心期平民哲学家墨子的思想进行了比较,有利于人们了解儒墨的异同共殊。
第三编《齐鲁文化与山东当代乡土文学》四讲由李钧教授完成。李钧教授是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兼任汉语国际教育系主任,是山东省“十二五”重点学科“汉语国际教育”学科带头人。本书也是李钧主持的山东省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汉语国际教育:发挥传统文化优势,走出特色育人之路”的结题成果。第三编四讲旨在使研究生从地域文化与中国文学的角度理解齐鲁文化与山东精神,掌握山东“乡土文学”传统的流变线索;并通过对臧克家、郭澄清、莫言、闵凡利等几位山东籍作家的解读,使研究生了解当代山东作家群的创作状况。此外,莫言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山东文学最重要的代表,因而这个专题值得好好讲。
第四编《汉语国际教育教学法举例》四讲,由秦海燕副教授主讲。秦海燕老师是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教研室主任,国家级普通话水平测试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语用学、普通话教学和对外汉语教学。她曾于2011年9月至2012年8月赴韩国平泽大学中文系教授汉语,并分别于2009、2010、2013参加汉办举行的教学法、跨文化交际课程培训。秦老师先后主持省部级项目4项,公开出版专著1部,主编教材1部,发表核心论文若干。她对于汉语国际教育教学法既有理论探讨又有实践经验,所以她的汉语国际教育教学法举例具有较高的应用推广价值。第四编第一讲《功能教学法》,第二讲《任务型教学法》,第三讲《控制式语言教学法》,第四讲《体演文化教学法》。之所以选择这四种教学法,主要是因为“功能教学法”目前影响最大,“任务型教学法”争议最大,“控制式语言教学法”最具操作性,而“体演文化教学法”对语言与文化关系处理最有创造性。而且到目前为止,《控制式语言教学法》和《体演文化教学法》都是汉办培训班介绍来的新型教学法,国内公开介绍和研究的很少,所以,第三四讲更多一些原则性和纲领性的东西。
当然,我们的探索才刚刚开始,如果想构建一个较为系统且具有可操作性和推广价值的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研究生培养模式,还需要国内同仁的共同努力和逐步完善。希望我们这本小书能引起大家的思考,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我们要特别感谢北京语言大学原副校长崔永华教授,他长期担任世界汉语教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副会长,现担任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汉语教材总编审,是汉语国际教育教学与研究的奠基人和推动者。他不嫌本书简陋,拨冗赐序,鼓励我们在“汉语国际教育特色育人道路”上走下去,给了我们继续前行的莫大动力!
感谢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张健总编辑,他接纳了这本书并将其纳入出版计划。感谢责任编辑王宇明,是他的认真负责与真诚沟通使本书得以顺利出版。
注释:
①《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2013》,《京华时报》,2014年2
月23日。
②李钧、王曰美主编:《汉语国际教育:中华文化精神的源流、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