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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李嘉图恶习经济学方法论论战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
一、“李嘉图恶习”及其评价
李嘉图独创性地运用了一般分析体系,这种分析体系基于相对少的原理而获得广泛的结论,是演绎推理过程的一个纪念碑。熊彼特把李嘉图这种将高度抽象的经济模型直接应用于错综复杂的现实世界的倾向称为“李嘉图恶习”。
李嘉图的经济学研究方法具有独创性,它指出了通向现代经济分析的道路,并产生了最终转化为数学形式的定理,对后来的经济学发展影响巨大。李嘉图抽象研究方法本身并没有问题,李嘉图出现问题的地方在于把这种抽象直接应用于现实。
二、回顾经济学方法论史上的“三次论战”
经济学方法论是有关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理论,是开启经济学大门的钥匙。经济学方法论发展过程中有过多次哲学上的论战,其中最主要的有三次:归纳主义与演绎主义之争、实证主义与规范主义之争、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之争。通过论战,经济学方法论不断发展和成熟。
1.归纳主义与演绎主义之争。经济学方法论中的归纳主义可追溯至17世纪弗朗西斯・培根的著作,它把归纳法作为发现规律、建立公理的最基本的方法,也是20世纪出现的实证经济学方法的思想来源。运用归纳主义分析最早的代表人物是亚当・斯密。马尔萨斯也强调归纳法,他根据其掌握的某些史实,运用绝对稀缺等概念,归纳出了“人口论”。经济学中的演绎主义来源于17世纪法国数学家和哲学家笛卡尔,它认为思维的理性至关重要。李嘉图最早抛弃历史描述法,强调抽象演绎法,他把抽象化的理论推理和演绎看做是分解和简化复杂的经济活动的有力工具,力求把复杂的经济活动简化为若干经济变量之间的模型。西尼尔认为经济学是一门演绎的科学,是一个从一些“不证自明的公理”出发演绎出的一个体系。
2.实证主义与规范主义之争。经济学方法论史上关于实证经济分析和规范经济分析的论战由来已久。西尼尔和约翰・穆勒主张将实证和规范经济学区别为“科学”和“艺术”形式。“科学”是一系列现实经济的真理命题,指实证经济学;“艺术”则是一组规范性的经济准则,指规范经济学。凯恩斯则提出经济学的“三分法”,即实证经济学,规范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艺术,他创造性的将“政治经济学艺术”作为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之间的一个缓冲器,应用政策经济学即归入此类。
3.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之争。个体主义在经济学中表现为个量分析,而整体主义则对应经济学中的总量分析。个量分析主张从个体的经济行为出发理解整体的市场行为,总量分析则认为社会经济生活是一个整体,整体的各部分是相互联系的,只能从历史的演化中来把握这种特定的联系。
三、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这里所说的现代经济学主要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是指当代西方国家的经济学数学和研究中居于主导地位的,以均衡分析为主要内容和方法的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逻辑实证主义已逐渐成为了现代经济学的主导思维。在数学媒介即逻辑实证主义思维的支配下,经济学实现了数理逻辑与经验主义、演绎主义与归纳主义、计量经济学与数理经济学的结合。一般认为,逻辑实证主义强化了经济学理论的形式逻辑一致性,并导向了经济学的二元化发展(数理建模和计量实证)。
1.提出研究的问题。针对特定的经济环境,提出研究的问题及研究这一问题所要达到的目标。
2.提供研究平台,建立参考系。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现代微观经济学,而现代微观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是个人选择理论――消费者理论和厂商理论,这就是研究现代经济学的平台。经济人假设是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假设,在研究个人选择理论的基础模型中,经济人被假定处于完全竞争的市场中,消费者的决策就是在给定的价格参数和收入的条件下最大化自己的效用。
3.运用分析工具进行定性或定量分析。数学模型是现代经济学研究的强有力的分析工具。运用数学模型这个分析工具把各主要变量及相互作用机制、方向和作用数量化的基础上,做出其明确的数学表达式。
4.进行数学推导证明并得出结论。进行数学推导也许是现代经济学家最擅长做的一项工作,在一系列假设的前提下(他们力求使这些假设与现实接近或相符),进行繁杂的数学工式方程推导证明并得出结论。
5.实证检验。计量检验是经济学中实证检验的一个主要方法。理论模型为了简化起见,通常把给定的条件尽量简化,在做计量检验时,应该将其他可能影响的因素尽可能地考虑进来,以便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分离出理论模型中所重点考察的因素的影响。
四、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极端化
然而,正是在逻辑实证主义思维的支配下,现代主流经济学热衷于实证检验和模型构建从而形成了两种主流研究路向。一方面,主流的数理经济学偏重于数理模型方面,形式逻辑似乎越来越严密和一致了,但却因缺乏经验材料的实证而使得理论模型离经验事实越来越远。另一方面,主流的计量经济学偏重于数据统计方面,理论与事实之间的一致性似乎得到维护,但却因缺乏理论的指导而往往停留在个案或局部材料的经验层面。
五、结语
李嘉图作为古典经济学的杰出代表和完成者,基独创的抽象演绎法在经济学方法论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现代经济学的逻辑实证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历史上诸多方法的大融合,它具有任何单一的研究方法无可比拟的优点,但由于基内在逻辑上的矛盾性,现代经济学家在运用这种方法时将基极端化了,因而这种当前最流行的方法仍饱受诟病。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新的经济学研究方法必定层出不穷,对经济学的探讨也永远不会停止。
参考文献:
财政学作为经济学学科的一个分支历来受到各国理论工作者和社会实践部门的关注及重视。尤其是在18世纪中期,自亚当・斯密为其搭建了专属的基本框架以后,财政学更是在不断的理论及实践中一步步发展壮大起来。但从上世纪末开始,由于其他经济科学的研究对财政学的渗透以及财政学自身的学科名模糊等问题的出现,使得财政学的发展方向逐渐变得模糊不清,财政学的去处以及出路成为了当代财政学所面临的重要问题。
一、财政学的历史发展脉络
在18世纪中期,由英国苏格兰人亚当・斯密所写的《国富论》的出版标志着当代财政学和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正式诞生。随着社会的发展,财政学和经济学的发展紧密连接着,财政学的理论更是在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不断推动下而推陈出新[1]。对于西方的财政学发展史而言,其学者在研究的过程中经常将财政学归为两大传统,即“盎格鲁-撒克逊”传统以及“大陆传统”。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经过经济学家对两种传统理论的不断融合和创新,逐渐使得传统财政学向现代财政学进行转变。
“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盎格鲁-撒克逊”传统是由英国古典学派经济学家所开创的。亚当・斯密对财政学持有的思想特点在于自由放任,其认为政府在国家财政上应充当“守夜人”的角色。在《富国论》中,亚当・斯密提到政府应该履行在提供国防、司法及公共工程建设三个方面的职能,因为其认为在国家的财政运行中,政府的支出是非生产性的。在这个观点提出后,亚当・斯密《富国论》理论的追随者李嘉图、萨伊和马歇尔等持有经济自由主义观点的古典以及新古典经济学家将其逐渐深入,继而发展形成了西方财政学的“盎格鲁-撒克逊”传统[2]。“盎格鲁-撒克逊”传统主张“最好的政府是管理最少的政府”这一理论,其推崇在资源配置中市场机制所具有的神奇作用,认为“看不见的手”会将私人利益引向公共利益。这一理论传统自18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三十年代一直处于财政学以及经济学的主导地位。由于这一理论传统所持有的观点对政府的影响,使得政府过于注重对税收的研究而忽视甚至根本没有涉足对公共支出的研究,这也成为了该时期财政学的主要特征。该特征主要表现为在财政理论体系中税收原理处于无与伦比的最高地位,而财政的公共支出主要用于维持国家政府部门的自身运转。
“大陆传统”。与英国古典学派提出的“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相对的是由奥义学派和瑞典学派所开创的“大路传统”。尽管在18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三十年代由亚当・斯密所开创的经济学体系长期占据着欧洲主流的经济学地位,但还是有一些当时的“非主流”经济学家对其持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相对于“盎格鲁-撒克逊”传统而言,这些“非主流”的经济学家在国家的经济职能方面更加注重其对于公共支出的积极作用,并对其进行了一系列的详细分析,逐渐形成了国家公共财政理论的另一传统,被人们称为“大陆传统”。“大陆传统”这一理论的代表人物分布在欧洲的各个国家,并且形成了不同派系。其中包括德国历史学派,代表人物有罗雪尔、瓦格拉;瑞典学派,代表人物有经济学家维克赛尔、利达尔;奥意学派,其中包括奥地利和意大利的财政学家。值得一提的是,在“大陆传统”这一理论中,作出最大贡献的就是瑞典学派的维克赛尔[3]。其不仅对普通的经济理论发展作出了贡献,同时也将国家的公共支出和税收相结合并进行研究,得出国家公共部门的决策实际上是国家政治和集体选择的过程这一理论。其后布坎南正是由于吸收了这一理论的重要思想并加以发展,从而创立了对世界财政学影响广泛的公共选择理论,同时该理论也成为了现代财政学的基础理论。
当代财政学的诞生。“盎格鲁-撒克逊”传统与“大陆传统”这两种学派理论体系分别侧重了政府功能的两个方面,但由于国家社会经济问题以及俩派学者思想交流上的阻碍,使得对于理论需求方面相对匮乏,故两派理论体系是在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的催生以及众多经济学家不懈努力之下,经过了漫长的社会变革继而慢慢融合到一起并归入财政理论学之下[4]。在此之后,财政学才拥有了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同时也打破了从18世纪中期所建立起的传统主流经济学只关注国家税收的理论传统。在全球经济危机后,由凯恩斯提出的宏观经济理论逐渐渗入到各国的经济理论体系当中,该理论强调了在稳定宏观经济的过程中政府应该起主要作用,倡导应由政府的财政支出来带动国民的经济增长,突出了公共部门的重要性。这一理论的提出使得传统经济理论学对于财政学的解释完全不能满足国家进行对公共部门活动的分析。在此前提下,经过布莱克、鲍文和布坎南等经济学家的不断努力,使得财政学理论终于在20世纪中期发生了由传统财政学向当代财政学的转变。充分重视公共支出是当代财政学理论的基本特点,其不但分析了公共部门的决策过程及决策效率,还强调了在国家财政控制中政府对经济干预的必要性,继而使得财政学的研究领域及研究方法得到了极大的扩展。1980年《公共经济学讲义》的出版代表着财政学公共经济学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5]。
二、财政学的近期成就
目前财政学的发展已近深入到经济学的各项领域,并且成为了经济学中微观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逐渐吸收了计量经济学和理论经济学中最前沿的理论思想和实践工具,使得当代财政理论学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
税收理论发展。帕累托有效税收的结构研究。所有财政扭曲都是由政府税收导致的,但是财政扭曲数量的减少不会使税收制度总体的超额负担随之减少。基于这样的前提下,帕累托有效税收的结构是根据在给定技术的和其他方面进行约束时,在他人的近况变差下,没有任何一个人的境况会发生好转。具体的社会福利数据可能在帕累托有效税收结构中选择一个对社会能产生最大福利待遇的税收结构。在政府知道每一个国民所有信息的前提下,就可以根据每个国民的不同特征进行收税,因为一次性的总赋税可以体现出帕累托的税收效率。但是对于某些对信息约束其关键作用的方式,这样的结构所产生的结果并不如拉姆齐所描述的那样,比如闲暇和消费之间一旦分离就不会产生商品税[6]。
税收的激励理论。税收对劳动力供给、风险承担、企业融资、个体储蓄以及企业红利发放等方面的影响是税收的激励理论主要研究的方向。其中分析个人所得税对劳动者供给决策的影响以及对比累进税对劳动力供给的激励效应是国家税收对劳动力供给的主要研究方向。而税收对个人储蓄的影响主要是依靠分析利息税对个人储蓄行为的影响,并使用代数的推算方式表达出利率的变动,进而判断个人所得税的实际收益下降会对个人储蓄行为造成不良的影响。风险承担在税收过程中受到的影响则是通过分析税率的波动对投资者造成影响来进行判断的,其中如果税率的变化与风险投资资产的数量呈同比变化时,就会增加风险的几率。企业投资过程中如果受到税收的影响,则集中表现在税收抵免政策对企业投资的激励所产生的效应上。
2.最优化的税收理论
最优税收理论的研究热潮最初是由米尔里斯关于最优税收的研究取得显著成果所引发的,米尔里斯也凭借此项研究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在此之后就出现了大量有关于最有税收理论的相关文献。其中最著名的最优税收理论是拉姆齐法则,它指出在政府无法不能征收归总税的前提下,可以针对不同需求的商品使用不同的税收政策,以确保税收效率利益损失的最小化。当然有关于最优税收的理伦还有其他相关的法则出现,例如科利特-黑哥法则。其主张针对不同的商品进行不同程度的课税收缴,以实现最优化的商品税和所得税之间的联系。
公共选择的理论发展。公共选择理论是由布坎南与塔洛克发表的《同意的计算》一书所开创的,同时公共选择理论也是财政学的基础理论。其取得成就主要表现在对于投票规则的研究、对官僚制经济学发展的分析、探讨公共选择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以及关于讨论寻租理论的发展等方面[7]。
政府预算的理论发展。在经济学家芬劳和瓦尔达沃斯基的不断努力下,公共预算理论构建在20世纪中期取得了迅猛的发展,使得渐进主义学派在国际社会中风靡一时,一度占据着公共预算理论中具有支配地位的主流理论。渐渐地各国的公共预算专家不再满意于公共选择理论和渐进主义对公共预算的解释,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宏观预算模型(政策过程模型)这条新的用于研究公共预算的路径。
三、财政学面临的未来挑战
尽管目前财政学已经取得了丰富的理论成果和实践应用,但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经济水平的逐渐提高,财政学方面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对理论上的需求已经大大超出了固有的财政学理论。当前许多新进的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并没有相应的财政学理论来提供解决办法,故这也就为财政学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方向,同时也是财政学所面临的挑战。从当今社会发展来看,我国的经济生产力在国际中所占的地位在某种程度上取得了一定的提高,这种提高正是源于财政学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所起到的促进和推动作用。尽管我国已经进行了市场化改革,但由于社会性质的原因,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与西方国家还存在着很大差别,西方国家的财政学往往无法适用于我国在现实中所出现的问题[8]。而我国的财政学理论是随着社会发展由西方财政学慢慢引入的,所以在财政制度方面我国本土的可以借鉴的文献及著作并不是很多,故深入研究适合我国本土化的财政学理论是我国财政学领域所面临的首要问题。
[关键词]联立方程宏观经济IS—LM曲线
一、引言
上个世纪,宏观经济学随着凯恩斯理论的提出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在此之后,很多的学者致力于完善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学说,其中希克斯(Hicks,1937)和汉森(Hansen,1949)以IS-LM模型来解释宏观经济的运作方式,大大加强了凯恩斯理论的解释力。虽然IS-LM模型也受到了很多经济学家的批评,但是直至今日其依然是一个有着较为完善逻辑体系的宏观经济模型,并得到广泛应用。随着我国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型。宏观经济理论在我国所产生的影响也愈来愈大。本文试图以凯恩斯理论以及IS-LM模型为理论基础,并吸取其他相关理论的理念,尝试构建能够描述我国宏观经济运作情况的简易模型,并利用我国历年相关实证数据,通过联立方程模型的估计,来获得一个能够描述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实证模型。
二、文献综述
通过建立联立方程模型来描述一国的宏观经济情况,在这方面已有很多的学者做出了相关的研究。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克莱因联立方程系统。克莱因(LawrenceRobertKlein1950)以美国1920年~1941年的年度数据为样本建立了旨在分析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经济发展的小型宏观计量经济模型。该模型所采用的变量数相对不多,但在宏观计量经济模型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我国学者刘玉红、高铁梅、陶艺(2006)在《中国转轨时期宏观经济政策传导机制及政策效应的模拟分析》一文中借鉴了新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和其他经济理论,并结合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特点,建立了适应中国经济特点的宏观经济联立方程模型,从宏观经济的角度分析我国经济政策的传导机制和效应大小。认为我国的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有效性较弱。宁晓青、谢静在《我国宏观经济政策与经济波动的实证研究》一文中选取l985—2003年的年度统计数据,采用Granger因果检验和联立方程模型的分析方法,建立了我国宏观经济的模型。并认为影响我国经济波动的关键政策并不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而是消费政策、投资政策和外贸政策。
三、宏观经济理论基础
1.消费理论
一个国家的居民消费由什么来决定?凯恩斯提出了绝对收入假说(AbsoluteIncomeHypothesis),其观点有别于古典经济学对于消费的认识,认为影响居民消费的主要因素不是利率,而是收入。之后杜森贝里(Duesenberry1951)提出了相对收入假说(RelativeIncomeHypothesis),认为居民消费存在“示范作用”和“棘轮作用”。“示范作用”使得人们收入提高时,平均消费倾向并不一定会下降,而“棘轮作用”使得消费的变动相对于收入的变动要稳定。在此之后莫迪利安尼和弗里德曼分别提出了生命周期假说和永久收入假说。这两个理论强调人们会从整个人生的角度来衡量自己的收入,从而来决定当期的消费。不过无论何种理论,都认为居民对于未来收入状况的预期很大程度上受到其本期的收入状况的影响。
2.投资理论和货币需求理论
长期以来,克拉克(Clark,1917)的加速原理和凯恩斯的投资函数一直是分析投资的核心理论。古典经济理论认为,作为资本需求的投资和作为资本供给的储蓄在资本市场上通过利率的调节达到平衡,因此投资被认为是利率的函数。凯恩斯基本接受了这一思想,认为是否要对新的实物资本进行投资,取决于这些新投资的预期利润率与为购买这些资产而必须借进的款项所要求的利率的比较。因此,在决定投资的因素中,利率是首要因素。这里利率是指是实际利率。由克拉克提出并经萨缪尔森(Samuelson,1939)等人发展的加速原理(AccelerationPrinciple)率先对古典投资理论发起了挑战。加速原理认为投资不是利率的函数,而主要是由产出的变化所决定。其函数表达式如下:
式3.1中δ,θ为常数,δ代表资本折旧率,It代表投资,Yt和Yt-1分别代表当其和前期产出。
在货币需求理论上凯恩斯认为对于货币的总需求是人们对货币的交易需求,预防需求和投机需求的总和。其中货币的交易需求和预防需求决定于收入,而货币的投机需求决定于利率。因此对于货币的总需求函数可描述为:
式3.2中,等式左边代表了真实货币供应量,k,h为常数,Y代表收入,R代表利率。
四、计量模型假设与数据收集
本文所采用的宏观计量模型是以IS-LM模型为基础,并对其中的投资函数作了一些改进,吸收了克拉克的加速原理的思想。假设模型具体如下:
方程中的α,β,d,λ,k,h为系数项,Y,C,I,R,M,P,G,NX,为变量。其中各个变量的定义如下表:
在投资函数4.1.2式中,加入了收入变动的因素。凯恩斯与克拉克分别强调利率和收入因素是决定投资的唯一主要因素。而本文将利率和收入因素同时放入投资函数。笔者认为在我国,投资同时受到利率和收入状况的影响,其中一部分的投资来自于一些专门的金融机构以及一些私人的投资机构,这些资金对于利率较为敏感,利率降低将会释放出较多的投资。另一部分的投资来自于一般的企业,企业投资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增加商品生产的能力,这样的投资往往受到该企业收入(利润)状况的影响,收入越多,企业对于未来的预期会更高,同时也更有能力进行投资。同时由于企业当年的投资计划往往在前一年就已制定计划,所以在投资策划时前一期的收入变动情况(θ·Yt-1-λ·Yt-2)会更多的影响到本期的企业投资。
根据IS-LM模型中的相关变量,本文收集了中国1992年到2005年的相关数据。所选变量为:国内生产总值(Y),消费支出(C),政府支出(G),投资(I),进出口(NX)的相关数据来自于按支出法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构成,货币供应量为年底余额,包括货币和准货币。本文所采用的利率为历年一年期贷款利率,各年的利率以年底利率计算。
由于原始数据没有排除通货膨胀的因素,因此本文以历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国内生产总值指数换算出历年的通过膨胀率。并以此计算出排除通胀因素的各变量的数值。处理后的数据是以1978年的人民币价值为基数计算的。
五、模型检验和联立方程模型的估计
本文首先对联立方程模型进行识别,认为方程为过度识别。之后对排除通胀后的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采用扩充迪基-富勒(AugmentedDickey-Fuller)检验来判断数据的平稳性。采用的分析工具为Eviews5.0。经过ADF检验。各变量在1%5%和10%的显著水平下,都接受原假设,即认为各个变量数据存在单位根,是不平稳的。然后采用扩充恩格尔-葛兰杰检验来判断各方程的变量是否存在协整关系。结果显示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模型中的四个方程式都通过了扩充恩格尔-葛兰杰检验,即各方程内的变量具有协整关系。
本文采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3SlS)来估计联立模型结构参数。得到如下参数估计结果:
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到,系数а,β,d,θ,λ,k,h都通过了假设检验。消费,投资和货币需求函数的R2分别达到了0.97,0.98和0.99。可见方程的拟合结果是比较理想的。由此可以得到如下的我国宏观经济简易联立方程模型。
通过对模型中内生变量进行模拟从而获得的模拟值,并与各内生变量真实值进行对比也可以看到,模型的拟合度较好。篇幅关系下文仅列出收入变量的拟合值与真实值的比较。值得注意的是模拟值依然是以1978年的人民币价值计算的。
六、结论
本文以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为基础,以IS-LM模型为基本框架,采用联立方程的方法计算了一个能简要反映我国宏观经济运作状况的模型。
其中式5.1.1代表我国的消费函数,经过分析,可以看到收入确实对消费有影响。我国的边际消费倾向为0.45。式5.1.2为我国的投资函数,模型假设我国的投资不仅受到利率的影响,也受到收入的影响。经过分析,发现利率和收入对投资都有影响。利率与投资负相关,收入增长与投资正相关。从投资方程中可以看到收入的变动对投资有放大的效应。即收入每增加一单位,投资将增加2.15个单位,反之亦然。式5.1.3为我国的货币需求函数。函数表明我国的货币需求既受到收入的影响,同时也受到利率的影响,收入与货币需求正相关,与利率负相关。将估算的宏观经济模型进行转化,可求得财政政策乘数和货币政策乘数分别为1.43和0.12。
由此可见,从对我国1992年~2005年的数据分析,可以认为对于我国的宏观经济调控,财政政策较之于货币政策更为有效,政府支出每增加一单位,国内生产总值将增加1.43个单位。而货币供给增加一个单位,国内生产总值将增加0.12个单位。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在我国利率对于货币需求的影响要远大于其对于投资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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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疆兵团;农业机械化;回归模型;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S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6)14-3782-05
DOI:10.14088/ki.issn0439-8114.2016.14.061
Abstract: In the strong support of national agricultural machinery purchase subsidy and other preferential policies, Xinjiang corps’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level was enhanced rapidly. Th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of the gross GDP value and agricultural machinery total power showed that,R2 was up to 0.980 76,with higher model fitting degree. The fit diagram through the OriginPro8.0 data statistics software showed that, the corps’ gross GDP value fluctuated up and down around the line, which indicated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total power of agricultural machinery,the gross GDP value of the total corps was increased also year by year.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relationships between agricultural machinery and gross GDP value in Xinjiang corps showed that,the realization of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stimulated the development of corps’ relative industrial chains,with good social and economic benefits. Based o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the corps’ economy and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have interdependence and mutual development. Under the overall strategy of western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conomy,the corps’ agricultural machinery industry should grasp the opportunity and integrate into the global agricultural machinery market,to develop and strengthen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the market competition.
Key words: Xinjiang corps;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regression model; economic development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性产业[1]。在任何意识形态与经济体制下,农业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国家的基础产业、战略产业、民生产业和安全产业。因此,中国始终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随之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农业发展的优惠政策,为农业与农机产业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加之近年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农业加速实现机械化,农机需求量也随之大幅增加,中国农业机械制造业进入到了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
1 农业机械化
农业机械化对促进农业生产[2]、增加农民收入有着重要意义,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及最具活力的因素。许多提高农业生产力、节能增效、保护环境等先进技术[3]离开了农业机械化就无法实现。要实现团场城镇化,改变农业人口占大比例的传统生产方式,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实现由传统手工农业向现代化农业的转变,就必须依靠农业机械化。
新疆地处祖国西北边陲,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自然资源,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8个国家接壤,战略位置极为重要。同时,新疆又是多民族聚集地区,农业是新疆的基础性产业,农业机械化是新疆农业经济的显著性标志[4],是兵团经济持续发展、社会稳定的有力保障。
2 新疆兵团农业机械化与社会发展
2.1 新疆兵团农业机械化发展现状
新疆地域辽阔,可耕作土地表面平整且面积较大,非常适合实施机械化作业,有着广阔的农机市场,农业机械需求量较大,发展潜力很大。但由于各地农业机械化发展的自然条件、经济技术条件差异很大,区域发展不平衡性较为突出,北疆农业机械化程度较高,而南疆发展则较为滞后。
近年来,在国家农机购置补贴等优惠政策的大力扶持下,新疆兵团农机产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兵团农业机械总动力从2007年的303.53×104 kW增加到2013年的458.72×104 kW[5](图1),2013年兵团主要农牧团场农业机械配备情况见表1。农业机械化发展进入到高级阶段,机械化生产方式已占农业生产的主导地位,农业机械化在团场经济基础中的物质支持作用越来越突出[6],农业实现机械化作业已成为兵团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途径。
2.2 农业机械化增强了兵团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了农业生产能力
在农业生产的基础设施建设中,除了农田水利建设之外,农业机械化同样是一个重要的方面[7]。农作物生产能力的提高一靠优良品种,二靠先进的作业机械。农业机械化水平的大幅提高,可以把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获得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同时,农业机械在抗旱排涝、除草灭虫、抵御自然灾害方面也发挥了积极高效的作用,在受灾时期保障了农业不减产、稳产。
2.3 农业机械化加快了农机科学技术进步的速度
农业机械化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标志,从生产力的角度来看,农业机械是农业生产的重要工具,是农业生产力的重要因素之一。世界农业的发展史同时也是一部农业生产工具的演变史,从原始农业的简单手工劳动工具到工业革命之后机械化农业机具的大量使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使农业生产方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新世纪以来随着新疆兵团调整农业结构,发展优势农产品,畜牧业和特色林果加工业等项目的实施对农业实现机械化的要求更迫切,因此农业作业机具呈现了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农业科技与机械化相辅相成、共同发展,农业机械化是农业科技成果的物质转化,农业机械的推广应用本身就是科学技术进步的过程。同时,农业机械化是农业科技实施的载体,促进了科技成果的转化,提高了农业生产的科技含量,降低了作业成本,提高了工作效率,增强了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2.4 农业机械化促进了农业可持续发展
机械化秸秆粉碎还田是目前新疆兵团处理农作物秸秆的有效途径,既解决了焚烧所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又增加了农田土壤的有机含量。传统的使用铧式犁翻耕、耙土、镇压的旱地耕作技术[8],造成地表土壤细碎,农闲时期表层土壤,极易形成沙尘暴。实施保护性耕作,通过作物秸秆收割残茬覆盖地表,则减轻了风蚀、水蚀,增加了土壤水分含量,改善了团粒结构,增强了表层土壤之间的吸附力,是治理团场农田扬尘的有效举措。国外成功治理沙尘暴的经验表明,实施“保护性耕作”技术不仅能抑制农田扬尘,减少沙尘暴的发生次数,还可以增强旱区农业的抗旱节水保墒能力。根据美国农业部研究中心提供的数据,保护性耕作可以减少水土流失量的16%~19%。使用高效精准植保机械,可以减少农药的使用量,降低其对大气、土壤和水源的污染。使用新型节水灌溉机械进行喷灌、滴灌可以节约宝贵的水资源,提高工作效率。在兵团实施的秸秆粉碎还田、保护性耕作和节水灌溉等高新技术项目,不仅极大地推动了农业经济发展,还节约了水资源、减少了碳排放量,非常有利于环境保护,促进了兵团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2.5 农业机械化促进了农业产业化经营
农业专业化技术水平的提高离不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农业机械化是农业实现产业化经营的物质基础,其促进了农副产品生产、运输、加工、贮藏等各个生产环节的高效运行。根据新疆兵团农业产业的结构调整,农业生产正在从产前逐步扩展到产中、产后,从传统的种植业向畜牧业、农副产品加工业、特色林果业等领域拓展。推出新型的农业作业机具,适用于农业结构调整。推进农业标准化作业、专业化生产经营,有利于促进农业经济效益和农产品质量的提高。同时农业机械化的发展也带动了农机相关产业的发展,促进了如农机作业服务、油料供给、技术培训、维修和销售等行业的蓬勃发展,既促进了经济发展,又增加了兵团的就业机会。
2.6 农业机械化增加了团场职工收入,改善了生活条件
随着近年来人工成本的急剧上涨,农业实现机械化作业大幅降低了生产成本。目前团场职工采用机械作业与雇人工作业相比,可以节约一半的开支。而且机械作业减小了损失率,增加了作物产量。机械作业替代人工劳动,使更多的人从事第二、三产业,增加了他们的收入,减轻了劳动强度,改善了生存环境。
3 农业机械化与新疆兵团经济
3.1 农业机械化促进国民经济发展
从人类早期的原始手工农业到当今的机械化现代农业,劳动生产工具始终都是划分经济时代的重要依据。先进农业机具的大量推广应用,使得自然资源得到更广泛、更有效的利用,农产品的产量和农业附加值随之大幅增加,最终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可持续性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进步。且农业机械化程度越高,对社会经济的推动力就越大。
统计数据表明,美国与农业相关的人数占就业总人数的30%以上,产值也不低于30%,农业仍然是国民经济中最重要的部门。美国使用机械化、现代化的生产手段,生产出丰富的农产品支撑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如果农业没有实现机械化作业,美国至少有1/3以上的人从事农业生产,有30%左右的人力是农业劳动力,1/4以上的农产品将会在农业内部消耗,就没有现在发达的农业生产力,就形不成今天这种现代化的经济结构,也不会有美国农业在当今世界农业中的领先地位。
3.2 新疆兵团农业机械化与GDP关系
根据计量经济学的相关理论,GDP与代表农业机械化发展程度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同步协调的,从长期看是相关关系的,即它们的某个线性组合应当是平稳的。通过揭示GDP和农业机械化发展程度的各个参数之间存在的客观量化关系,而把这种关系具体化、数量化,使人们能更深刻地掌握其中的规律,更好地按事物的客观规律办事。
根据世界范围内经济发展的共同规律来看,农业机械化与国民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图2)。随着新疆兵团农业机械总动力的稳步上升,全兵团GDP值和农业生产总值也逐年升高。
2007-2013年新疆兵团GDP总值与农业机械总动力数据见表2[9]。
将表2数据代入OriginPro8.0数据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算,整理所得结果见表3。
根据分析所得结果,建立新疆兵团GDP总值与农业机械总动力线性回归模型如下:Y=-1 643.541 27+0.382 63X。其中Y代表兵团GDP总值,X代表农业机械总动力。回归方程中的R2高达0.980 79,说明兵团GDP总值与农业机械总动力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线性相关关系,模型拟合优度较高[10]。回归方程揭示了兵团GDP总值与农业机械总动力的这种量化关系,即在现阶段农业机械总动力增加1千万kW,兵团GDP总值将增加0.382 63亿元。全兵团农业机械总动力的持续增加使得兵团GDP总值也相应大幅提高。
从OriginPro8.0数据统计软件所得拟合图(图3)看出,兵团GDP总值围绕着直线上下起伏波动,说明随着农业机械总动力的稳步上升,全兵团GDP总值也在逐年增加。
3.3 农业机械化带动新疆兵团相关产业链发展
农业机械化除了有提高农业生产劳动效率的直接经济效益之外,还有带动相关产业链发展的间接经济效益。随着兵团农业机械总动力的逐年提高,兵团农业总产值、农机经营总收入、农机利润总收入也随之上升(图4)。为了满足农机产业的需求[11],必将促使农机制造、销售、维修、电子、电力等部门扩大生产规模,从而促进城市制造业和乡镇企业的发展。发展农业机械化需要相应的基础配套设施,又加速了建筑、交通、能源等部门的扩大和生产的发展。农机产业是联系农业和工业的纽带,发展农业机械化能刺激工业对农机产业的投资和团场自身的消费,从而带动国民经济的发展,成为中国经济的一个新的增长点。
4 新疆兵团农业机械化发展方向
在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中[12],计算机网络、电子技术等高新科学技术的应用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同样要跟上社会发展,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由人工作业转变为无人自动化作业。
在农业生产中,日本的农作物在育苗、种植、收获等环节已全部实现机械化,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减轻了农民的劳动强度。农业强国美国也大力开发农业自动化作业机械,结合GPS卫星定位系统,实现了谷物大田作业的无人操作。新疆兵团的农业机械化发展由于受到经济、技术条件等因素的制约,短期内不可能快速实现发达国家农业生产的自动化与智能化,但应将其作为农业机械化未来的发展方向,加强该技术领域的研发力度。
当前各个行业的竞争发展促进了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农业现代化、机械化、自动化在推动农业发展的同时也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了社会经济的发展需求。农业机械化发展的核心是专业技术人员的培养,要将农业机械化纳入到高校教育体系当中,培养高端技术人员。同时,对现有的农业机械人员进行培训进修,使其在原有的基础上深化理论创新,更好地为农机事业服务。
国际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进程,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今天[13],国际化已经影响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国际化为新疆兵团农机带来了更多的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严峻挑战。兵团农机要融入到全球农机市场,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同时,新疆农机市场也要对外敞开大门,允许国外农机进入,完善市场机制,公平竞争,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引进来、走出去,让世界共享人类文明先进成果。兵团农机在国际交流和市场竞争中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在国际化进程中成长壮大。农机制造业在国际化中发展、受益、接受考验,新疆兵团农机产业将为全球农业机械化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5 结论
新疆是古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现在又成为“新欧亚大陆桥”的桥头堡、“丝绸之路新经济带”的核心区域[14],新疆在中国经济向西开发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这些都是新疆农业发展的有利因素,为新疆农业机械化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新疆兵团农业机械化装备尽管在国内处于领先水平,但与农业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仍然较大,尤其是在大型、精准、联合、环保作业等机械方面。在不遗余力地推进兵团农业机械化的同时,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农业机械化是一个客观发展的动态过程,不是在短期内一蹴而就就能实现的[15]。农业机械化不仅仅是技术发展应用过程,也和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息息相关,紧密联系,不可能脱离这些因素孤立地发展。经济与农业机械化相互依赖、共同发展,以农业生产为主导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应根据新疆兵团的实际情况,制定适合于兵团的农业机械化发展战略,分阶段、有步骤地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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