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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教学改革
政治经济学作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曾经起过重要的作用,但是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政治经济学出现被不断边缘化和被架空的困境,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政治经济学已经过时,而把西方某些学派、某些理论奉为教条,从而西方经济学大有取代政治经济学的趋势。比如我们学院的所有经济、管理类专业,只有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开设政治经济学课程,其他专业只开西方经济学,由此可以管窥全貌。鉴于我院政治经济学教学不断弱化,师资力量萎缩,课程建设不足的现状,在我院政治经济学的教学改革中,重点进行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保证政治经济学的教学效果。
1 明确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是对某一学科研究内容、范围或方向的高度概括,它是学科研究的起点,学科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研究对象、内容与方法的区别。明确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对学生把握政治经济学的学科体系,理顺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人在物资资料的生产过程中,首先要与自然界发生关系,其次人们彼此之间也要发生关系。前者表现为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机制的问题,也即经济行为的生产力方面,后者表现为经济行为的经济制度或生产关系方面。当今的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均脱胎于古典经济学,古典经济学的科学性之一是其研究对象体现在上述两方面内容的统一,即在一定的经济制度背景下研究资源配置问题。随着经济学的发展,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内容上把古典经济学中包括的制度分析即生产关系的内容剔除,在研究方法上大量运用数学模型,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被定义为研究稀缺资源的配置或经济运行机制问题。但是资源配置总是在一定的经济制度下完成的,不同的经济制度其资源配置效率是不同的,西方经济学把制度因素排除在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之外,将古典经济学庸俗化,是其局限与片面的地方。只有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在它强烈阶级性的基础上,揭示了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现象的本质,以及社会历史发展过程和规律,揭示资本主义运动的特殊规律,并以此为理论依据,科学地阐明了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趋势,为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论证,从而对20世纪社会发展产生了的深刻影响,这是马克思伟大的地方。
2 深化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提高政治经济学教学效果
2.1 教学内容方面
首先,在基本理论知识传授的基础上,注重知识的深化与拓展,同时注意与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实践相结合,可以借鉴西南财经大学刘灿教授在讲授剩余价值理论时对教学内容的处理。刘教授在教授这部分内容时,进行了纵向和横向的拓宽。在纵向上从资本生产方式的建立过程说明劳动力成为商品的客观必然性,使学生更深、全面理解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论;在横向上,结合当前经济现实对剩余价值概念进行拓宽,提出了剩余价值范畴的界定问题,提供了特殊范畴、一般范畴、统一范畴三个问题供学生思考,深化了学生对相关概念的理解,也为学生的经济学思维、科学思维的建立提供了方向。其次,在整个教学体系的把握上,不再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部分而主要还原为资本主义的教学内容;围绕揭示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替代的历史必然性而展开,至于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方式,则不一定是马克思的暴力革命的唯一途径。
2.2 教学方法方面
在传统的课堂理论教学的基础上,采用多种实践性教学模式,比如可以采用案例教学法,将政治经济学与我国的经济改革与实践相结合;还可以采用比较教学法和讨论教学法。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两种不同的理论体系,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理论观点、思想主张方面存在差异,导致经济学教学中的“自我否定”现象。通过比较分析,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为什么同一经济现象运用不同经济理论得出不同的甚至相反的解释,从而解决学生的学习困惑问题。讨论教学法在促使学生运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与研究方法去观察与分析现实经济现象,锻炼学生的沟通能力与应变能力方面很有帮助,讨论教学的目标、内容、过程控制等有待于我们在今后的教学研究和实践中不断完善。
1.1经济学被边缘化,研究成果和研究团队萎缩
在中国经济学被边缘化,甚至已无立身之地。目前,高校马思主义经济理论课程已被严重压缩,中国经济学界研究成果,主要是有关西方经济学的内容,有关经济学内容的不到十分之一;有的虽然打着经济学的招牌如《劳动价值论》,却在宣扬资产阶级要素价值论的观点。
其次,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对经济学的学习不感兴趣,更谈不上研究。在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十七年招收的330名博士生中,他们在学期间发表的经济学论文一千多篇,其中真正研究经济学的不到10篇。经济学专业的教学队伍中从事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者也日益缩小。
1.2中国经济学传统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严重滞后于国际化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改革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仍严重滞后于国际上经济学专业的新发展。首先,教学内容重复。以经济学专业学生为例,大学本科阶段学习的政治经济学内容在高中就曾经完整的学习过,研究生阶段则开设专题性课程,但在体系性、知识抽象性程度上基本没有差异。其次,理论体系被人为割裂。一是将政治经济学从体系中分割出来。二是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在范畴与原理上没有科学衔接,尚未建立整体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再就是,教学方式的“封闭性”。当前中国经济学教学缺少足够的教学参观或社会调查等课外活动。
1.3经济理论脱离经济现实,教学方式扼杀学生的创新精神
首先,理论脱离经济现实,难以满足本土化的要求。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理论来源于实践,目前,中国经济学的教学方法基本上都是教师选定一本教材,以教材为中心开展教学活动。国内经济学教材出版周期一般较长,教材内容与现实经济问题极易产生距离与脱节;再者,由于国内教材大多直接照搬西方理论,西方理论与中国经济现实本身也有距离。其次,“满堂灌式”教学,忽视教学过程,扼杀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在课堂教学中,老师不可能讲清楚全部的经济学理论,这就要求老师主要传授学生科学合理的学习方法,提高学生自学能力和解决分析问题的能力;而偏重于死记硬背和机械化训练,则缺乏课堂交流和学习能力的培养。
1.4理论研究缺乏规范性,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存在偏差
在过去几十年间经济学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相当数量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还认识模糊。这一点在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以什么作为切入点开始经济学分析?用什么作为主线将这种理论体系贯穿起来?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究竟有哪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市场经济怎样才能真正与社会主义、与公有制有机结合起来?对这些根本问题的认识尚缺乏基本规范,认识相当混乱。
在研究过程中,明显地存在着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的偏差问题。学术界存在两种片面倾向:一是排斥和轻视西方经济学理论,对于现代西方的经济学理论采取一种简单否定的态度;一是把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主流经济学当作唯一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忽视它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的成分,否定经济学的科学意义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作用。总起来看,后一种倾向在当前呼声甚高。此外,中国经济学研究中也存在诸如选题过于宽泛、研究结论草率等其它问题。
2中国经济学的目标
中国虽然已经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还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部分尚未彻底触动,深层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另一方面,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是框架性的,尚不稳固,在具体实施中还有不少漏洞。因此,建设一门能反映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特点和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特色的中国经济学是有必要的。这也是中国经济学的根本目标所在,而中国经济学的具体目标可分为体制结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三个部分。
体制结构目标主要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来分析,所有制结构和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及其保障体系较为完善。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经济运行目标和宏观经济运行目标。微观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企业和企业制度的完善及国企改革的推进、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市场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秩序和规则较为完善。宏观经济运行目标是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及其相互关系的平衡、宏观经济调控目标顺利实现、政府职能得到完善等。经济发展的目标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目标(包括经济增长的目标和经济增长方式等)和经济发展目标(包括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与经济结构、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关系、科学发展观及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等)。
3中国经济学的构建
在这种背景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将西方经济学中意识形态理论与市场经济理论相分离,将市场经济理论的科学成份嵌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中,实现两种经济学说的整合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3.1整合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西方经济学均衡分析理论
劳动价值论更多关注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本源性问题,为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提供了理论依据。均衡分析理论更多描述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外在表现,为揭示价格与供求的内在关系及其资源优化配置规律提供了分析工具。中国经济学研究对象和任务已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优化配置,将均衡分析工具嵌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可以克服马克思经济学说价格变动分析的不足,赋予劳动价值论以新的时代内涵。
3.2整合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和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
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注重全社会成员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并认为劳动仅仅是谋生手段,这种分析框架揭示了社会主义劳动者之间生产关系及其行为动机的本质特征,但难免带有计划经济的局限。西方经济学中关于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反映了市场经济主体行为动机的某些重要特征,但却“往往具有非社会性和非历史性的倾向”。将两种行为动机理论整合为在全社会各阶级各阶层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
3.3整合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和西方发展经济学
马克思晚年时期未能构建起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广义政治经济学。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兴起发展经济学,先后经历了从结构主义到新古典学派,再到以人为本的发展经济理论;从宏观模式的经济增长理论到微观分析的人类发展理论。这些理论均从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经济落后国家摆脱贫穷落后、实现工业化、经济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的发展规律。将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科学因素嵌入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建立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理论,是中国选择适合国情的科学发展战略的需要。
3.4整合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
在马克思的分析模型中,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然而他未能深入分析未来生产方式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动力源及各劳动者阶级之间以及阶级成员内部潜在的利益矛盾对其的影响。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制度经济学则从供求关系、均衡价格的技术分析转向了产权关系、交易费用的制度分析,从而揭示了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在私人成本和收益与社会成本和收益不一致条件下,产权界定、国家干预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对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重要作用。尽管新制度经济学自身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不妨碍我们将该学说中的科学因素嵌入经济学阶级分析理论框架中。
4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4.1走向规范和实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不断开阔,方法不断创新,比较成功地实现了传统经济学研究范式向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型,越来越走向规范化。但是,中国经济学从总体上看还是不成熟的。基础理论还比较薄弱,研究方法还比较落后,学科规范还不够严格,中国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体系还在形成,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规范。建立学术规范,发展学术评价,是中国经济学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的重要条件和必由之路。
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中国经济学理论仍然落后于实践,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仍受着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为此,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实际。对于中国经济学来说,当务之急是要从实际出发,搞清楚中国所面临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经济问题,仔细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和途径并且揭示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
4.2走向开放和世界
经济学的开放是不可避免的。既勇于肯定,又勇于否定,一切取决于是否经得住实践的检验,而不论源于何时,出于何人,来自何方。经济学走向开放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坚持引进来,将外来的理论综合到中国经济学理论和中国实践中去;二是坚持走出去,要加强交流和不同学科间的联系,进行多学科理论、多元研究方法与手段的综合运用。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学也正在逐步走向世界。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必须首先立足本土,其次必须立足经济,关注技术,立足当代,面向未来,使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始终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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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飞速增长的同时,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1978―2009年间中国GDP年均增长9.8%,尤其是2002年后年均增长率达到10.7%,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3.3%左右的增长速度,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然而,反映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却从改革开放初的0.28猛增至2013年的0.473,且自2000年起,中国的基尼系数就一直高于贫富差距警戒线0.4。因此,对于收入分配不公原因的探讨在中国从来没有平息过。
金融部门――这一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领域,对于居民收入分配影响的研究却是近年才出现的。金融作为连接储蓄和投资的纽带,对于居民财富的使用、收入的分配都起到重要的影响作用。关于金融发展是如何影响收入分配的,理论界大致给出了三种观点:一是金融的发展缩小了居民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盖勒和泽拉(Galor和Zeira)在1993年的分析;二是金融的发展与收入分配差距之间满足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对这一关系最为著名的阐述是格林伍德和约万诺维奇(Greenwood和Jovanovic)在1990年建立的动态模型;三是金融发展扩大了居民间收入分配差距,这种观点主要是中国学者基于中国的实证分析给出,但缺乏相应的理论支撑。上述三种观点在分析金融发展对收入分配差距影响的路径时主要沿袭从西方经典理论出发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两种路径,其中间接效应大都是基于金融发展加速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影响收入分配来分析的,但是如果从政治经济学的货币金融理论出发,会发现上述分析忽略了金融膨胀的后果以及连接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中的关键一环――政府的作用。
二、对金融发展本质的分析――基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作为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学离不开经济学的土壤。然而事实上,西方经济学界在论证金融发展、自由化时具有一定的伪善性,并不能真正分析其本质。为此,在分析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的关系时,运用政治经济学中的金融理论正确认识金融发展的本质是极其重要的。
金融发展在狭义上主要是指金融结构的变化,包括各种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的形式、性质及其相对规模的变化。在广义上包括金融深化、金融市场化、经济金融化等一系列与金融有关的变化。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金融发展的本质特征主要表现为公开市场金融的发展以及金融自由化,包括大量金融衍生品的产生及货币金融的自由化、虚拟化,可以说金融发展正在逐渐地远离实体经济。伴随着金融发展的是大量金融产品的创新和金融市场的膨胀,它们会促进货币资本化和虚拟资本化的发展,从而推动社会范围内货币资本的积累和虚拟资本的积累。
货币金融理论认为在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有规律地创造贮藏货币(停滞货币)为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提供了客观基础,而信用体系及金融的发展使得停滞货币流动起来。当这些货币流入产业经济领域时,无疑会促进经济的增长,但是如果货币资本化和资本虚拟化推动起来的闲置资本被再次投入金融领域并继续虚拟化而不是投入实体经济增加社会投资时,金融领域的不稳定性会使得整个经济社会出现泡沫。当这种泡沫足够大时,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金融危机也将随之到来。
因此,根据货币金融理论,由于商业信用及银行信用发展而来的金融领域可以使闲置资金流动起来,所以金融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的确促进了经济增长。但是这种经济增长,特别是金融资本急剧的虚拟化导致的表面上的经济繁荣会催化泡沫的产生,而西方经济学界、政界似乎没有注意到,或者刻意助长这种泡沫的产生,最终导致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
三、金融发展影响收入分配的路径――西方理论与理论的差异
(一)直接效应影响路径
1. 西方理论界认为金融发展通过直接效应缩小收入差距。金融发展影响收入分配的直接效应主要是指金融发展,尤其是非正式金融机构中小额信贷的发展可以帮助穷人融资,从而缩小了贫富差距。他们认为,金融领域的门槛效应使得富人能进入,穷人无法进入该领域,导致富人愈富穷人愈穷。而金融体系的发展,特别是小额信贷机构的发展会使得金融系统能够承受小额信贷的高成本,从而增加了低收入者的收入,缩小了收入差距,使得收入分配状况得到改善。因此,西方理论界认为金融发展对收入分配的直接效应是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2. 政治经济学认为金融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收入差距。首先,金融资本的积累扩大了收入分配差距。资本积累会导致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收入的两极分化,事实上,资本积累的实质就是两极化: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积累方式不断地进行调整,主要表现为职能资本逐渐向银行资本和各种生息资本转移,造成货币/金融资本的不断累积。金融资本的积累使得普通劳动者处于贫困的一极,无形中造成了进入金融领域的壁垒即门槛效应。因此,金融资本是在资本积累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的,作为资本积累的新形式,同资本积累扩大收入分配差距一样,也使得收入差距在一定程度上拉大。其次,股份资本的发展造成收入差距拉大。股份资本通过发行股票、债券等形式把分散在社会中的资本积累起来,且随着股份资本的发展,竞争被垄断所代替。一方面,垄断必然会形成垄断价格,资本家通过垄断价格获取高额垄断利润。另一方面,股份资本的进一步虚拟化使得其在金融市场上的买卖具有很大的投机性,在股票的暴涨暴跌中,普通居民由于不具备相关知识及信息,很容易造成投机失败,而投机失败者的财产,以及社会资本会转移到投机成功者即大资本家手中。结果,社会收入分配越来越有利于资本家阶级,而工人阶级在收入分配中则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导致收入分配差距拉大。
(二)间接效应影响路径
1. 西方金融理论认为金融发展先是促进经济增长,然后间接缩小收入差距。西方金融理论中,金融发展影响收入分配的间接效应是指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会减缓贫困,使得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缩小。因此间接效应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第二阶段,经济增长缩小收入差距。
首先,金融发展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自从熊彼特分析了金融在经济中的重要作用以来,多位经济学家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希克斯曾经分析认为,金融发展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一般的西方经济学经典理论认为,技术进步即全要素增长率是长期中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但是却忽视了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可能一蹴而就这一事实。因为技术进步需要大量的非流通的长期资本,如果没有金融发展,金融市场不完善,是很难做到积累大量非流通资本并使之运转的。因此,金融发展成为经济发展的先决性条件之一。
其次,经济增长能够改善分配状况,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西方理论界认为,随着经济增长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居民收入差距会伴随着经济机制的自动调节而逐渐趋于缩小,因此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服从一种倒U形曲线的关系。
2. 政治经济学理论认为金融发展先是扩大收入差距爆发金融危机,之后在政府干预市场下才会缩小收入差距。政治经济学的货币金融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再生产有规律地创造贮藏货币(停滞货币)为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提供了客观基础,而信用体系及金融的发展使得停滞货币流动起来,其投入实体经济后客观地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但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里,随着货币资本化、资本虚拟化的发展趋势,从产业资本中游离出来的货币资本经常不能回流到产业资本经济,即实体经济中,而是以一种相对独立的形式存在于产业资本之外,造成金融领域的泡沫化,从而导致整个经济的泡沫化。因此,金融发展推动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泡沫经济,从而西方经济学界所分析的间接效应路径的第一阶段在质量上(经济发展质量)会大打折扣。
西方经济学界所认为的间接效应第二阶段,即经济增长会内生地缩小收入差距更是捕风捉影,经济增长后收入差距只会内生地扩大。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分析,金融发展使得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收入和之前自身收入水平相比都会上升,但是其上升的速度不同,富人收入增加的速度远远超过穷人,因此二者的收入差距与之前相比也并没有减少。另外,随着金融泡沫的产生,整个经济体也将处于泡沫之中,泡沫化积累到一定程度必将破灭,从而导致整个经济体的金融危机。由于金融的过度放任、自由化、放松监管甚至没有监管以及信息不对称等原因,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工人阶级和小型企业陷入破产的境地,而大型企业凭借其强大的信息资源,迅速撤离金融领域,减少亏损,从而不同企业间收入差距扩大,这又会影响投资于不同企业的居民收入,从而居民收入差距拉大。
但是在金融危机爆发后,收入差距却缩小了,这不是高收入者自发地向低收入者进行的救助,而是政府干预市场,强制施行救助措施的功劳。危机爆发后,各产业濒临瘫痪,失业率增大,通货膨胀上升,严重降低了政府的信誉,使政府遭到全社会的谴责。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基于民众舆论的压力、社会动荡的潜在压力以及面临下台的压力,会采取一系列措施去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使社会趋向于稳定。
因此,在这种分析框架下,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的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关系也是存在的,不过这种存在性的逻辑推导完全不同于上述西方理论中的逻辑推导。政治经济学中倒U形曲线的形成机制是,在金融出现危机、收入差距扩大之后,政府迫于社会压力而进行的外在的行政性干预使得收入差距缩小,这种情况下的收入差距先扩大再缩小并非由经济内生。
3. 两种理论间结论的差异。上述分析表明西方理论认为金融发展先促进经济发展,后间接内生地缩小收入差距;政治经济学认为金融在放任条件下无约束发展会爆发金融危机,扩大收入差距,之后在政府干预收入分配的条件下才会外生地缩小收入差距。虽然最终结果都是缩小了收入差距,但是其性质是不一样的。从西方理论的阐述中可以看出,收入差距的缩小伴随着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从而贫富双方都可以获得金融发展而带来的好处。从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只有政府干预市场、调节收入分配的前提下,收入差距才会缩小。然而资本主义社会的政府几乎只是在爆发经济危机的情况下才会干预市场。在危机爆发前,金融发展不但没有缩小收入差距反而使其进一步扩大,富人在享受了金融发展带来的福利增长的同时却剥夺了穷人应得的福利。
因此,相似的结果却有着极其不同的意义,西方理论很自然地隐藏了富人对穷人的这种福利剥夺,而政治经济学理论则揭示出了这种隐含着的剥削关系。
四、结束语――政策性结论与启示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认为不论是直接效应还是间接效应,西方理论认为金融发展最终会内生性地缩小收入差距,而政治经济学理论认为金融发展只会内生性地扩大收入差距,而只有在金融危机爆发后,政府干预市场的情况下收入差距才会缩小。
因此,尽管现实中的确存在收入差距先上升后逐渐缩小的情形,但是我们认为,金融发展与居民收入分配的这种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关系并非单靠经济内部机制自发调节的结果,而是一种基于经济和政治的社会规律。在传统的西方经济理论分析框架下,两者关系的分析模式如图1所示:
[缩小收入差距][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
图1:传统西方分析模式
而在政治经济学的货币金融理论分析框架下,两者关系的分析模式如图2所示:
[爆发金融危机][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出现金融泡沫化][缩小收入差距][政府干预经济][?][?][?][?][?]
图2:政治经济学分析模式
这种分析模式给我们带来了一种政策性的结论,即过度的金融市场化与自由化会给整个经济带来灾难,政府应该考虑对金融领域进行监管与调节,防止金融过度泡沫化,从而缩小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当今中国房地产行业的泡沫化就与金融的泡沫化有关,需要政府进行管控。另外,这种分析模式对于社会主义性质的中国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我们不能一味崇信西方所宣扬的自由化、市场化,而是要坚信自身制度的优越性,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国家的优势,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人们的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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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加拿大)文森特・莫斯科、胡正荣等译:《传播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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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经济学论文范文一:发展经济学与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探析
【内容摘要】发展经济学是诠释发展中国家如何由贫穷落后走向繁荣发达的经济学,经济的发展和进步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主题,发展经济学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指导意义,对我国后发展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更是具有普适性。
【关键词】发展经济学;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
一、发展经济学的产生
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谈到一个国家如何由穷变富的问题,实质上已涉及到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主题。亚当斯密关于经济发展的构想是: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是一个宏观经济问题,是国民财富和社会财富的集聚与增长。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和劳动力人数的多少决定了国民财富的增长。这是发展经济学的雏形。但是,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则产生于二战后。当时一些国家为摆脱殖民压迫,纷纷独立,迫切需要发展经济。当时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遇到的问题主要是:在实践上,一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二是当时战败国的经济复苏问题;要么对原有理论加以改造,这比较容易,要么建立新的理论,这相对困难。一些学者深入研究各发展中国家之后发现,其环境与发达国家最初完全不一样,传统理论无法复制和拷贝到发展中国家。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理论由于条件不同、问题很多、相去甚远,也无法照搬到发展中国家。所以当时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迫切需要一门新理论,由此发展经济学诞生了。早在1939年,克拉克(Clark,C.G.,1939)就出版了《经济进步的状况》一书,对后来经济发展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落后地区的工业化》和《东欧与东南欧工业化问题》是发展经济学的开山之作,在发展经济学的发展中具有引领性和开创性的历史地位,是发展经济学的标志性文献。
二、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历程
发展经济学在其发展的过程中,根据其政策演化和发展思路的差异性,发展经济学家将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40年代末到20世纪60年代末的结构主义发展阶段;第二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末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新古典主义发展阶段;第三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后的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阶段。
(一)第一阶段。发展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第一阶段是20世纪40年代末到20世纪60年代末的结构主义发展阶段,其结构主义思想,是这一时期的主导思想,后来也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主流学派。二战结束后,很多发展中国家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地位,经济发展成为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着诸多阻碍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如:经济发展水平低、发展滞后、经济变量弹性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表现为明显的刚性结构。因此,结构主义认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现实完全不同,市场不完善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现象,价格刚性,有时还会出现市场机制的失灵,经济在没有外部因素的影响下难以达到均衡状态。因此,结构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不是静态资源的重组和优化配置,而应建立在动态调整可投资资源和保证供给增长的前提下,使社会经济结构作出相应的调整。
(二)第二阶段。发展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第二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末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新古典主义发展阶段。结构主义发展思路使许多发展中国家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经济社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但是,结构主义还存在理论上的缺陷和实用上的局限性,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新古典主义复活而成为发展经济的新的主流思想。概括起来,新古典主义的主要观点是:一是社会的发展应是综合的发展,满足人的基本需要是经济发展的目标;二是重视人力资本,纠正唯物质资本的缺陷;三是强调对外贸易在发展中国家对经济发展的显著拉动作用;四是新古典主义突出了市场机制、资源优化配置、微观经济基础等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
(三)第三阶段。发展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第三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后的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阶段。同样,由于新古典主义在实践中和理论上也存在诸多缺陷,于是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开始盛行,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思想表现在如下:一是可持续经济发展观念的产生;二是新增长理论的快速发展;三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
三、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不平衡性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普遍存在着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即都存在着发达地区和和相对落后的后发展地区。发展经济学主要讨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我国是发展中大国,发展中大国又具有不同于一般发展中小国的特征。现有的研究已经表明发展中的大国发展经济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发展中大国人口数量众多,消费需求旺盛,市场容量的绝对数相比较发展中小国要大。第二,发展中大国人口基数大,幅员辽阔,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和实现产业的集聚、调整、优化,必须建设与之相适应的庞大的基础设施,同时满足不断增长的庞大的国内需求,需要资金数量大,依靠外援或外资几乎不可能解决问题。第三,由于发展中大国在工业化起步阶段缺乏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动因,实现的是内向型发展的政策,工业化起步阶段建立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也就是必然选择。第四,自然资源丰富、劳动力资源丰腴是发展中大国良好的资源禀赋,国内市场规模大,但是,发展中大国在经济发展中也存在如下难题:一是遗产和文明传统的重大影响;二是沉重的人口压力、严峻的就业问题和低下的经济效率;三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四是落后农业与工农业协调发展问题;五是内部发展与对外开放的适度选择。发展中大国与发展中小国相比较,其工业化过程亦不同:一是资本积累。发展中小国既可以自身积累,也可以依靠国际资本。而发展中大国则不行,尽管利用外资绝对量不少,但所占比例有限。二是产业结构。发展中大国的产业结构要求门类相对齐全,这是由发展中大国的资源状态和国内需求状况共同决定的。三是国内市场与国际贸易。发展中小国幅员小,国内统一市场较易形成;发展中大国幅员辽阔,建立交通和通讯网络需要巨额投资,且耗用时间长。所以,发展中大国不同于发展中小国,发展中大国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更为严重,更为棘手。比如中国,存在三大经济地带,经济发展水平东部、中部、西部依次递减,处于末端的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差距大。发展中大国的发展存在不平衡性、层级性。
四、发展经济学适用于我国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与其他国家的后发地区相比较,我国西部地区在自然环境、经济发展、历史条件等方面都具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第一,我国西部地区自然环境相对恶劣,自然资源丰富。第二,区域经济基础薄弱,二元结构典型。第三,教育科技落后,基础设施差,社会发育度低,资本形成能力弱。第四,西部民族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集中分布的地区。发展经济学致力于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为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产业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如今,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中国内部,亦存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先进地区和落后地区,即存在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和经济相对落后的西部后发展民族地区。发展经济学为解决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问题探索了良好的范例,提供了成功的借鉴,那么用它来解决一国内部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也是可行的。这是因为一国内部后发展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的诸多条件和现实情况与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情况类似,所以,发展经济学完全可以用来解决中国后发展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发展经济学在中国的后发展地区具有普适性。
五、发展经济学视角下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发展中国家要发展经济,就必然要走工业化道路。但是,对工业化的理解不同,就会导致不同的结果。结构主义和激进主义所采取的工业化,既忽视农业的发展,又只采取单向的工业品导向,虽然使工业获得较大的发展,但也导致了经济社会的二元结构。不但农业发展严重滞后,而且工业发展亦后劲乏力。张培刚教授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曾指出,完整的工业化是包括农业发展在内的工业化。后来发展经济学之所以陷入危机,是因为发展经济学没有完成使命,广大农村依然贫困,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二元结构依然存在。如今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始重视农业的发展和农业与工业的协调。我国后发展的民族地区与东南沿海地区的差距,和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类似,作为一个整体我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而民族地区又更为落后,暂时还不具有全面进行工业化的现实条件,发展中国家在由传统的农业化国家向工业化国家转化时,应具备较强的物质资源的储备,包括:数量庞大的、可使用的资本储备,劳动技能较高的、符合现代工业发展需要的劳动力资源储备;先进的科技发展水平、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良好的基础设施等。显然,西部民族地区在整体上还不具备这些条件。从资本资源来说,西部民族地区资本形成能力弱,资本使用效率差;从适合现代工业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资源来说,西部民族地区科技教育水平低下,具有一定人力资本存量的劳动力资源稀缺、素质差;就现代化的科学技术与先进的现代管理制度的适应性来看,就连东部沿海地区目前都还不够成熟,何况西部民族地区;从基础设施建设来看,西部民族地区由于地势地貌和气候和水资源等特征,其基础设施相当落后,其基础设施建设也相当困难。因此,西部民族地区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应该是这样的路径选择:一是继续做好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工作。因为一个民族、一个区域如果还没解决温饱问题,怎么奢谈现代化。二是在国家扶持下完成经济社会发展的先行关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是现代化工业建立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三是调整产业结构,形成一批有竞争力的优势产业,西部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不能搞重复建设,要从自身特点和优势出发,依靠现代科学技术,发展有潜力的特色经济和优势产业。四是发展科学技术,注重人才培养。实现西部民族地区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化,毫无疑问应是后发展的西部民族地区的发展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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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经济学论文范文二:新时期发展经济学论文
摘要:新时期发展经济学论文经济发展问题不仅对我国,而且对世界各国来说都是一个古老而永恒的研究主题。经济的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思想随着时代的发展只会研究的愈来愈深。
关键词:新时期;发展经济学
一、新时期发展经济学理论的新突破
(一)新时期发展经济学论文发展经济学研究的观念发生变化
随着经济的发展,各国经济水平都有了明显的增长,从全球来看,各国之间的经济往来也越来越频繁,国家与国家间的各项贸易数量和金额相比之前都有了大幅的增加。因此,顺应时代的发展需要,发展经济学理论也开始从全球的角度考虑各国经济发展的问题。尤其是随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联合国有关机构等国际性组织作用的逐渐凸显,发展中国家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也日益增强。经济发展的问题成为全球而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斯特里顿((Streeten,P)就曾经说过,我们应该及早地从全球的视角去考虑各国之间政策的相互影响力,从而分析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利害同盟关系。从他的主张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当今时代,从全球范围去考虑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问题是发展经济学理论研究所必需的新视角。
(二)新时期发展经济学论文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方法出现新发展
随着科学研究方法的不断创新,发展经济学理论在借鉴科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开始从过去同类型的研究转向不同类型的对比研究。从哲学的角度上来分析,这就意味着发展经济学家放弃了对普遍理论的研究而关注个别理论研究,具体来说,就是开始对不同类型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际情况进行分组分析或个别分析,从而改进了研究的范围和力度,加深了研究的深度。一般来说,对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分类研究大致有三种:第一种是以地区的差异来分类,主要是依据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第二类是以地区的发展业绩来分类,参考因素主要包括人均收入水平、经济增长点等;最后一类是以地区的发展条件,这一种分类主要是考虑了地区居民的整体素质、当地外部资源等。根据这种分组研究,不但对研究的范围有了明确的规定,而且在同一组内,也方便对各个国家进行对比分析,促进了发展经济理论研究方法的更新。
二、结语
新时期发展经济学论文经济发展问题不仅对我国,而且对世界各国来说都是一个古老而永恒的研究主题。经济的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思想随着时代的发展只会研究的愈来愈深。因此,通过对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危机及新发展趋势的分析,对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理论的进一步深化都有重要的意义。而又是通过这些分析,尤其是未来发展趋势的分析,能更好地为发展经济理论的丰富发展奠定一定的方向依据。
参考文献
关键词:非经管类专业;经济学;教学改革;经济学通识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8-0096-02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市场经济已经为社会接受,越来越多的大学都尝试对人文社科类其他专业开设经济学课程,这些课程大致主要有政治经济学和称之为西方经济学、经济学原理、经济学基础、经济学概论等的西方经济学。对于政治经济学,学生在高中政治课基础上完全可以理解并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对于西方经济学这门课程而言,非经管类专业学生由于基础课程安排、专业适应,对西方经济学相关内容和经济学思维方式还未形成,对西方经济学课程很难适应。所以,探讨和分析非经管类专业西方经济学的教学改革很有必要。
一、非经管类专业开设经济学课程重要性
西方经济学作为以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运行为背景,全面阐释市场经济一般理论体系的课程,在经济管理类专业的课程体系中的重要位置毋庸置疑,在提高学生市场经济意识,参与市场行为能力提升上起到了重要作用。伴随着中国高等教育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推广,越来越多的学校和专业也在尝试在非经济管理类专业中开设介绍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西方经济学课程。这在一定程度上是高校毕业生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要求,因为西方经济学理论主要由企业经营管理方法和经验、某一个经济部门或领域中的问题的集中研究成果和经济理论的研究和考察等构成的,其理论与市场经济运行的实践紧密结合,无论是什么样的人才都需要参与到市场经济中,都需要具备一定的市场经济知识,在非经济管理类专业学生中开设西方经济学课程十分有必要。
二、非经管类专业经济学课程教学存在的困难与问题
(一)相关基础课程开设不足
西方经济学的开课时间一般为本科的低年级,以大一下学期和大二上学期居多。而对于多数人文社科类专业来讲还没有来得及甚至根本就没有计划开设高等数学等相关基础课程。因而非经管类专业学生对于西方经济学中的实证分析与定量分析,微观分析、宏观分析和结构分析,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等根本就是一头雾水,无从下手。对于经济学的学习有很大的难度。
(二)西方经济学课程本身特征决定了经济学学习的困难
众所周知经济学流派众多,观点不一甚至经常对立,并时常出现理论与经济生活现象不一致的状况。西方经济学教科书所讲授的许多内容抽象、难懂,主要从概念、特征、作用、性质方面理解问题。它的每一个理论都是在一定假设前提下形成的,假设条件放宽,理论有可能不成立。对于非经济管理类专业学生而言通常无法辨别其内容的是非。
(三)非经管类专业经济学教学通常遇到课时少、内容多的问题,教学质量和教学任务常常打架
例如《西方经济学》作为经济管理类专业的专业基础课,一般分为微观和宏观两门课程来讲,安排至少有120学时以上。而对非经济管理类专业来讲教学计划一般要求一学期54学时讲完微观、宏观内容。教师如果要实现学生理解并保证教学质量,教学任务就难以完成,学生学到的东西就少;教师如果赶时间完成教学任务,教学质量就很难保证,学生学的东西多了,但往往似是而非。这样就出现鱼和熊掌不能兼而得之的尴尬局面。
(四)教材的适用性与针对性较差
由于西方经济学主要是从西方引进,西方经济学教材理论多按照西方社会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编写,课程的内容主要侧重于西方经济学的理论知识体系的介绍,与中国市场经济运行并不完全吻合。这样的教材本身对中国学生学习经济学就有难度,而目前不少高校的非经济类专业也采用了几乎与经济类专业一样的标准教材,这类经济学教材中有一部分内容是非经济类专业的大学生不需要熟悉和掌握的,当这些内容也被放在针对非经济类专业学生的经济学教学内容里边,这就增加了非经济类专业学生学习西方经济学的难度,容易使学生觉得西方经济学是一门枯燥乏味的课程,进而失去学习的兴趣,在这种情况下,教学的效果难免不佳。
(五)西方经济学教学方式与考核方式不够合理
大多数学校经济学授课方式还是按照“老师讲授―学生背诵―做例题―考试―遗忘”的授课方式进行,这样的授课方式容易让学生对经济学课程失去学习兴趣,会在学生中形成经济学学好学坏无关紧要,只要应付考试就行,经济学与自己专业相关性不大,使得非经管类专业学生西方经济学教学效果不尽理想,也就无法实现在非经管类专业开设经济学课程的目的。
三、非经管类专业开设经济学的改进方向
非经济管理类专业开设经济学课程主要目的是让学生了解西方经济学的整体构架和基础知识,并在此基础上锻炼学生的思维模式,促使学生能够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考虑现实问题,使学生能够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更好地参与市场经济活动。所以对非经济管理类专业经济学课程讲授应注重以下几个方面的改进。
(一)合理安排教学计划,选择本土化课程教材
结合非经济管理类专业学生实际情况,尽量安排将非经济管理类专业的经济学课程安排在大学二年级以后。在教学计划中一定要先安排开设高等数学或经济数学等课程,只要这样才可以让学生在学习弹性系数、边际分析等知识时能更好的接受。中国现在普遍接受的经济学教材的结论以及案例大多都是来源于西方国家的经济实例。对于国内学生来讲对理论知识的解读缺乏感性的认识。为解决这样的问题,就需要在在教材选择上尽量选择那些本土化教材。在讲授过程上应该更多地结合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以及大学生的实践水平。
(二)创新教学方法,倡导互动式教学
在经济领域,本来就没有固定不变的联系,所以对经济学的研究不存在固定不变的范式。如果把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作为一种范式去讲解,就会使学生对经济学形成一个固定化模式,这必然会限制学生的思维,不利于学生主动学习和主动思维的培养。创新教学方法和手段是构建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不可缺少的。除传统的讲授方法外,要引入案例教学,在案例教学中与学生互动。提倡学生参与课堂讨论。案例教学具有传统讲授不具备的优势,案例教学可以使学生比较容易地理解抽象的经济学概念和逻辑关系,使学生明白经济学原理的实际应用之处,激发学生关注社会经济问题的热情。特别是结合中国市场经济运行中的实际案例展开讨论,可以更全面地向学生讲授经济学的实际用途,并引起学生学习经济学的兴趣。例如在讲需求定理时,对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商品本身的价格和需求数量呈反方向变动的关系,很多同学都能用日常生活经验总结出来,教师就可以通过提问让学生总结出需求定理的内容。对于需求定理的例外,学生在日常生活中也有所闻,教师可以先把问题提出来,让学生讨论,进而总结出需求定理例外的几种情况。让学生多参与教学过程,既可以增强学生学习的兴趣,也可以加深学生学习印象,巩固所学内容。在案例教学时重点关注分析的过程,因为西方经济学很多的案例分析的结果并不唯一,从不同的视角分析会得出不同的结果,相应的解决方案也不尽相同,教学不是纠正学生的分析结果,而是教会学生使用什么分析方法,从哪里切入进行分析。
(三)减少理论考核,应用性考核方式为主
中国经济类专业教学,一般通过围绕教材而设立的题库来监督与考核教师是否按要求授课、学生是否按要求掌握了基本知识。评价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效果的唯一标准就是学生的考试成绩。这样容易形成学生为应付考试死记硬背知识,而不是从经济学理论分析入手,不能达到对经济学理论知识融会贯通。通过考核方式改革,建立学生成绩的以作业、课堂提问、案例讨论、小论文及期末考试等多方面加以确定。在平时的教学过程中应结合各章节的经济理论给学生布置思考题或作业题,开展案例教学,围绕经济现象让学生参与讨论,就某一经济理论开展教学,并把课堂讨论计入相应成绩,没有参与讨论或者没有自己简介的不给成绩评定,结合经济理论让学生写出专题论文,依据学生论文评定论文成绩。这样做可以形成学生重视课堂学习,会调动学生查阅资料和思考问题的积极性,加深了学生对经济理论的认识和应用,可以顺利实现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教学目的。
(四)构建经济学通识教育
通识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等学校专业性教育的有益补充。通识教育的目标不在于教授专业知识,而在于促进学生全面素养的提高。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一般社会生活事务的学科,对于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和实践能力帮助很大。因此对于在高校非经济管理类专业中开设经济学通识课程,很有必要和意义。结合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为提高大学生参与市场经济能力,应适时在非经管类专业学生中开设经济学通识教育。在通识教育课程设置中可以将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管理学部分相关基础知识进行整合,培养学生市场经济基础知识,熟悉市场经济运行规律,通过通识教育能够让学生胜任企事业单位相关工作。经济学通识教育理论内容应更具有概括性、基本性,在课堂中只讲授经济学最基本原理,只用保留经济学和管理学完整体系,相关深层次理论可以不用讲授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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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学科对话,冲突
引言
我们正处于一个非常需要学科对话的时代,然而人为因素导致学科之间彼此分隔甚至于冲突乃至歧视,这种学科间的互动关系往往造成两败俱伤而非双赢。立于经济学此岸,因而对与其关系极为密切的社会学彼岸充满好奇,期望到达彼岸而不是隔岸观花。本文主要探讨经济学与社会学三次重要对话。
第一次对话:从“学科一统、不分你我”到“我中有你、你中有我”
经济学与社会学尚未独立之前并不存在沟通问题,当时呈“学科一统、不分你我”之势,此后分别从统一体中分化出来并开始了长达近200多年的冲突—对话—冲突—新一轮对话。实际上,从两者的源头就开始了学科冲突。现代经济学开山祖师亚当•斯密,其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1776年)成为现代经济学源头,社会学开山祖师奥古斯特•孔德的代表著作《实证哲学教程》(第四卷,1839年)要晚63年,尽管这一段时间也曾有过一些沟通,但更多的是冲突。
当第一次工业革命席卷西方世界时,人们看到的现代工业具有六个特点:
(1)工业建筑在科学的劳动组织上并以获得最大效益为目的,而不是按照习俗进行组织;(2)由于科学组织劳动人类得以大量开发资源;(3)工业生产要求在工厂和城镇集结大量工人;(4)职工与雇主、无产者与企业主或资本家之间潜在或公开的对立开始显现;(5)财富由于劳动的科学性而不断增加,生产过剩危机日益增多,物质丰富的同时伴随着贫困;(6)与劳动组织工业化和科学化相联系的经济制度表现为自由贸易和商人追逐利润。1
奥古斯特•孔德紧紧抓住第一、二、三个特点,认为工业是科学的劳动组织,然后才是财富不断增加和工人在工厂集结。他指责自由经济学派过高估计贸易或竞争机制在财富增加中的效力,同时还指责自由经济学家为形而上学者。自由经济学派则紧紧抓住第六个特点,认为自由贸易和经济调节的竞争手段是经济进步的决定性原因;斯密从经济人的假定出发导出放任的自由市场制度,指出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自由地调节着,使得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神奇般达到了统一。马克思则以第四、五两个特点为基础创建资本主义理论并对其作出历史性阐释。这些分歧导致社会学家对经济学家持敌视态度,尤其在法国的大学里。
在熊彼特和韦伯时代出现了一次大转机,经济学与社会学有了一次对话,他们分别使用“经济社会学”和“社会经济学”之名,熊彼特使用“经济社会学”旨在说明经济分析的“基础学科”,他认为有四门:经济史、统计学与统计方法、经济理论和经济社会学,他所认为的“经济社会学”与后来的新制度经济学类似;韦伯使用“社会经济学”,并非从经济学角度研究社会问题,而是与当时德国的历史背景有关。19世纪末,英美等国“政治经济学”被“经济学”取代,而德国更多的使用“社会经济学”一词,韦伯是大力推广者,因此才有这一门分支。同为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的韦伯不仅在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研究方面取得成就,而且成为从社会学角度研究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典范。概而言之,熊彼特和韦伯完成了经济学与社会学的第一次对话。在此阶段,形成了“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格局,用熊彼特的话说,“无论经济学家或社会学家,他们走不多远就会互相踩着脚跟”。
第二次对话:从“你在里头、我在外头”到“你在这头、我在那头”
在帕森斯时代,社会学由于帕森斯的贡献而如日中天,他本人及其学生斯梅尔瑟实现了经济学与社会学的第二次对话。然而此前经济学在当时的主流经济学家们看来已然尽善尽美。在19世纪50年代,经济学者开始了其“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扩张行动,既有“社会经济学”的研究,又有“经济学的社会学化”,大大拓展了经济学疆土;社会学的研究空间却非常狭小,原因在于世纪之交两门学科对大学位置的竞争,结果社会学惨遭失败,并被迫与经济学家达成协议:社会学者必须满足于经济研究以外的剩余领域,如婚姻、家庭、犯罪等,故社会学有“剩余科学”之称2。帕森斯不满于当时社会学学科地位之现状,开始涉足所谓的,于1932年著有《经济学与社会学:马歇尔同时代思想的关系》,1956年与及其学生斯梅尔瑟合著了《经济与社会》一书,试图用其结构功能理论框架分析经济问题,后斯梅尔瑟又于1964年发表了《经济生活社会学》一书,详细分析了社会学对经济问题研究的各方面贡献。第二次对话并没有引起主流经济学的认可,其原因主要在于帕森斯等构建的社会大系统仅把经济作为一个子系统,令主流经济学家们大为光火,并认为帕森斯及其社会学是在进行“社会学帝国主义”扩张。相互之间的学科扩张行为导致都企图包容对方,形成“你在里头、我在外头”之格局,但结果却是渐行渐远,冲突日甚,形成“你在这头、我在那头”的态势。
第三次对话:经济学的“社会学化”和社会学的“经济学化”
后帕森斯时代,现代西方经济学有两大发展趋势:其一为经济学的数量化趋势,其二为经济学的“社会学化”趋势。1969年首届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经济计量学奠基人拉格纳•弗里希,是学术界肯定经济学数量化趋势的标志;1974年瑞典人冈纳•缪尔达尔荣获第六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则是学术界肯定经济学“社会学化”趋势的重要标志,后者是“新制度学派”创始人,提出经济学者分析一国的经济发展过程时不宜将该国的历史源流、政治文化与意识形态、经济结构与活动水平、社会阶层与社会组织等各项非经济因素视为孤立变数,而应将彼此相互依存的关系列入考虑之后再行研究才有意义;他还提出“社会过程理论”,认为经济关系变化与发展过程是社会关系变化与发展过程的一部分,是科技进步及其诱发的文化、社会与经济等因素所共同孕育而成的。另一位199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贝克尔则突破传统经济学的局限性,将经济分析从物质产品延伸到非物质产品,并发表了家庭经济与人类行为分析的研究成果。此后社会学者不再沉默,开始将触角伸入经济学领域,如1970年代中期,美国哈里森•怀特首先尝试用社会学观点解释市场,认为市场是社会网且首先是社会关系,“社会网是经济交易的基础”;他关于角色结构的市场分析是一种开拓性的社会学研究。3诸如此类的经济学与社会学的交叉融合不胜枚举,可见两门学科的新一轮对话已然开始并将深入持续。我们有理由相信,经济学与社会学可以也必须对话,因为“不同学科的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自由竞争,能够形成有效的矫正机制,完全有助于学科的进步。”4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塔•森曾指出,经济学未来的发展方向要“融合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甚至是文学和文化研究,更不用说哲学方面显现出来的经验是非常重要的。这不是为跨学科研究辩护,那是(注:指非跨学科研究)是一种机械的研究。我非常喜欢在每个学科内部进行的学科训练。”5如有可能,相关领域的研究者理应作这方面的努力。主要参考文献
[1][法]雷蒙•阿隆著,葛智强等译,社会学主要思潮,华夏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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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本主义;人本主义经济理论;物本主义
中图分类号:F06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7)01-0005-04
在西方,人本主义经济理论发轫于斯密,经过18~19世纪的西斯蒙第、布兰奎、卡莱尔、拉斯金、霍布森和20世纪的阿马蒂亚・森、马克・卢兹的不断发展,这种经济理论仍在延续。尽管这种独特的经济思维方式受到主流经济学的严厉批判,但是,直面主流经济学的巨大成就以及对经济效率盲目崇拜的压力,人本主义经济理论的观点正受到人们愈来愈多的关注。因为,面对不断扩大和恶化的失业环境,持续拉大的收入和财富差距,以及令人惊恐的自然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人们日益觉察到主流经济学对此开不出有效的治疗“药方”,而人本经济学却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法。
一、人本主义经济理论的概念
1.人本主义经济理论的内涵和假定前提
人本主义经济理论是从理论上探索、设计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不同层次的人类需要的生产、流通、消费过程的适当的制度安排,其主旨在于探讨满足人的需要与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把研究促进或阻止人与社会发展的条件和环境作为首要的任务。它采取有机的、历史的、社会的和制度的分析方法,而不是把人类的本性视为原子式的、个人的、主观的、永恒不变的范畴的唯心主义的方法;社会和经济制度不再被当成一个已知条件,而被看成是肯定会发生变化的变量;人也再不是一个独立于社会、只知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孤立的、原子式的理性经济人,而是有着明确社会需要的人。
针对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和给定的“结构前提”,人本主义经济理论也提出了四个假定前提:一是把人放在经济学研究的中心位置,设定“人类研究的对象就是人本身”,“衡量事物的标准就是人”,而人“在被看成生活在社会里的人”加以考察时才最有意义;二是设定人性是复杂的,既有向善性又有向恶性,而利他主义所给予的品质至少是人性中最根本的方面,人的本性就是由这些积极的与消极的、崇高的与卑劣的品质构成的;三是设定人的潜质是生长和发展的,潜质的生长是指人性中积极的、创造性的一面在人身上的凸现,它是人性中崇高方面的展示;四是设定任何社会或文化在任何时候都处于动态过程中,此乃人的潜质生长之关键,即时间及其变化对弄清人类行为与各种制度是至关重要的因素。所以,人本经济学的目标,就是要使经济学人性化。
2.经济研究和经济活动的“物本主义”倾向
经济活动是一种最普遍、最频繁的人类活动,是人类维持生存、追求发展的基本手段。由于经济活动的重要性在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中被无止境地放大,导致物质财富的生产和聚敛成为人们争相追逐的目标,人逐渐变成了经济活动的工具。在物质匮乏时代,物质动机是人类利己行为的出发点,因而经济学在当时被定义为“对稀缺资源的配置和利用的科学”有其合理性。
实际上,在经济学发展早期曾有两大传统,即注重形式化的英国传统和关注现实的德国传统。与之相对应,在研究中产生了两种方法,一种是所谓“工程学”方法,即数学、逻辑的方法,另一种是社会的、伦理的方法。这两种传统和方法,本来应是互补的。但是,受传统哲学“争第一”的本体论思维方式的影响,不同的经济学家关注的方面各有不同。在亚当・斯密那里,经济学还在朴素的形式下包含着全面发展的萌芽。他在《道德情操论》中剖析的“同情心”,以及在《国富论》中剖析的“利己心”,就是这一萌芽的写照。然而,随着边际革命的到来,经济学开始偏离古典学派重视人的价值的研究方向,新古典经济学逐渐成为解决稀缺资源配置与利用问题的学科。人在主流经济学研究中大多只被简化为生产要素、价格要素或经济人、理性人,追求财富增长、实现效用最大化成为近百年来经济学坚定不移的对象与目标,功利目标在西方经济学中表现得很充分。“同情心”范畴逐渐被“利己心”范畴泯灭,主流经济学也开始变得敌视人了。
3.在经济研究中引入人本主义概念的意义
人本主义经济思想的起源可追溯到古希腊哲学思想,尤其是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中所表达的思想。希腊语表示“经济”的词oekonomia,其意思是“家庭的管理”,用更广义的话来说就是“财产的管理”。这门科学的目标在当时不是积累财富或拥有最强大的军队,而只是使幸福的公民制和好生活成为可能。这就是政治经济的通常含义,甚至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也是这样认为的。但在随后的政治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经萨伊、李嘉图、马尔萨斯之手,政治经济学越来越明确地被看成一门试图发现自然规律的自然科学,而逐步失去了其原有的人文精神。19世纪末经济学研究的物本化倾向逐步占据主流地位,这是与经济学越来越局限于财富最大化研究的主旨相关,也是与实证主义的分析方法流行相关。
然而,在经济学的进一步研究中,人们发现了问题:人不仅仅是价格要素与生产要素,人类的生存目标也不只是功利的、物质的,人的价值观念、道德欲望和更高的存在境界与欲望等都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类行为的价值判断问题必须切实得到重视。所以,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经济学研究开始重新注重人的因素,“在绕了‘经济学地球’一圈之后,新经济学重新回到了古典经济学所强调的人本身”。
现代人本主义经济学以现代心理学为基础,认为人类的需要或价值观会发生变化,从注重低层次的生存、物欲的生理需要转变为更重视高层次的社会和精神需要,即归属感、自尊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因此,经济学应跳出物质财富最大化的狭隘视野,将人的需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社会之间的关系纳入分析框架,从更宽泛的角度研究人类的经济活动及其后果。
二、人本主义经济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过程,经历了一个从神本到人本、从人本到物本,再从物本到人本的演变过程。下面,从理性精神与人本关怀的角度来追溯人本主义经济理论的产生和发展。
1.神本到人本
(1)启蒙阶段:从“宗教人”到“经济人”
资产阶级文艺复兴时期,人道主义思想家从人是自然的产物,人的自然欲望就是从人的本性出发,推出人的本性是利己的,号召人们自由地去追求物质欲望的满足,摆脱宗教枷锁,并初步提出了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学说。
英国哲学家T・霍布斯(Thomas Hobbes)认为,自我
利益是人类行为的最强大的内驱力,而自我利益包括经济利益和非经济利益;英国唯物主义经验论者洛克和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爱尔维修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霍布斯的观点,洛克还进一步提出了合理的利己主义;休谟在对前人思想进行综合的基础上,提出人不仅是利己的,而且还具有普遍性的对别人的仁慈感情。“一个只爱自己,不关心友谊和美德的人,是应予以最严厉的谴责的。”他还指出,不同时期的不同人在追求自利方面是不同的,而这主要囿于对幸福与利益的理解不同;人性也不是先天生就的,而是后天赋予的、可变的。
所以,从霍布斯的极端利己主义到洛克合理的利己主义,再到休谟宣称人们具有普遍的对别人的仁慈情感,说明这一时期的思想家是在更一般的层次上解释一般的人或人性。这主要是由于当时社会正处在由封建君主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阶段,社会更需要从反封建、反神学的方面来高扬人性、贬斥神性。
(2)发展阶段:古典经济学时期
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等人,以浓厚的人本主义精神来展开他们对经济问题的理论阐述,字里行间浸润着对人性本质的洞观和理解,认为人的需求和自利本性是人类经济活动的基本动因。
斯密认为,个人利益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出发点,经济人是自利、自爱的,而自利并不意味着自私,只是说个人的利益是一个人最密切关心的事,但同样可能包含了家庭情爱、社会义务,甚至还包含在他看来具有重要意义的更为广泛的活动,将自利解释为一定是“物质的”,是一种曲解。经济人是有理性的,这种理性就在于他在各种利益比较中选择自我的最大利益,而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只有在与他人利益的协调中才能实现。由于人是一种不完善的动物,其自利追求行为依靠看不见的手来化解利益冲突,同时还有人的同情心和正义感来遏制经济人的自利行为。斯密从没有将利己主义看作是市场经济最基本的道德准则,而是认为互利才是市场经济最基本的道德准则和应有的伦理秩序。
穆勒认为,经济学不研究人性的全部,只研究经济行为中的人性,同时经济学并不否认其他的人性;经济人并不是现实人的全部,而是现实人的一部分,同时承认社会生活中非经济欲望或因素对人的行为的影响。穆勒还是功利主义的集大成者,在《功利主义》一书中的思想脉络是:社会产生于合作,合作产生共同利益,共同利益产生共同的追求目标,于是就有了利他主义。这样,经济人利己的天性和利他的行为终于统一了。
古典时期的经济学,滥觞于启蒙时期,它所关注的,也正是启蒙时期的主题,即关注人,关注人的生存及自身的困境,关注人的全面发展。这是一种与理性精神并驾齐驱的“人本精神”。这种人本关怀,使古典经济学至今还焕发着人性的光辉。所以,这一时期的经济理论既强调人的理性精神,又洋溢着浓郁的人本情怀。它是处于从神本到人本的发展阶段。
2.人本到物本:新古典经济学时期
随着18世纪末以来的经济自由化过程,经济学也逐步发展成为一门完全独立的学科,特别是在1870年以后,在新古典主义中形成了“纯粹的经济学”。这种经济学以17世纪的机械论形而上学和自然哲学为理论基础,作为一种纯粹描述和说明性地把握事实的经验科学,把经济当作一个自然过程,个人在其中构成基本要素,赢利追求是一种自然的合规律,短缺和竞争是其框架条件,经济问题由此被完全视作一个由效率系统控制的纯粹功能性、技术性、策略性问题,其结果就是形成一种在社会真空中运动的纯粹计算经济学,并导致社会科学中“经济学帝国主义”的产生。所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新古典经济学逐渐抛弃了古典经济学理性精神与人本关怀并重的传统,而走向只注重理性精神的道路。
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结构中,人完全被物化成“生产要素”,与其他生产要素如土地、资本的作用完全一样。亚当・斯密从人的需求、人的自利本性出发来研究人的经济活动,无论农民、手工艺人,还是工场主都始终是自身经济活动的主体,始终在追求着自身的福利与快乐。而新古典经济学则是从效用最大化或产出最大化的角度来设定人的经济行为,人成为经济这架轰轰运转的大机器身上的一部分构件。经济运行的刻板法则湮没了人的个性、情爱和偏好,湮没了人的道德、理想和创造力,人身上那些美好与崇高的东西在经济活动中都消失不见了,从而使经济学在偏离人本关怀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3.物本到人本――新时期下的人本主义
近代工业革命以来,随着人类对自然开采、利用甚至制服力量的日益强大,人类的有限理性又把人本主义逐渐发展成为人类中心主义,世界观偏向了另一个极端。由于人本主义被发展成唯人主义,过分突出了人在世界的中心地位,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平等、和谐关系。
到20世纪50年代后,由于社会实践问题突出,人们发现:人不仅仅是生产要素;市场、竞争、效率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也会产生不公,很容易蜕变为社会分裂和冲突,产生种种恶果;人的价值理念和更高的生存境界对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类行为的价值判断等问题必须得到重视,经济学研究又开始注重人的因素,即经济学重又回到了古典经济学所强调的人本身。
最近几十年来,欧洲国家的福利主义制度安排实际上是一种人本主义的制度实践。这一制度产生的深刻原因是,通过福利制度安排,鼓励人们对过度物质主义的放弃和人与自然和谐环境的期待。而当前我国大力提倡的“以人为本”思想,则更是争取“人”对“物”的自由和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全面和谐。这既是新世纪人本主义思想的根本特征,也是当今世界逐渐上升的思想主流。
经济学要走向现代化,就必须将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加以整合,重新回到人类自身,而不是仅仅将人作为物理生物来看待。从这个意义上说,回归古典,重新关注人,重新将启蒙时期的两大思想成就――“理性主义”和“人本精神”――加以发扬,是经济学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三、人本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趋势
现代经济学的一个根本缺陷在于其人文传统的丧失,这导致经济学尽管在数理分析技巧上取得重大进展,但最终仍不能回答古典经济学家提出的经济学命题,经济学既然是一门“使人幸福的科学”,那么它就应该贡献有价值的思想,应该重新把视角投向人,从而再次关注苏格拉底提出的“人应该怎样活着”的根本性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学不应只是理性的产物,还应是信仰的产物;它不单是逻辑推理和数理建模,还应是人类信仰和良知的载体;它不仅应在智力层面上拓展经济学的内涵,还应在人类终极关怀的意义上演绎经济学存在的真正价值,总之,经济学应该具有理性和信仰的双重维度,应该是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和谐统一。
随着物质财富的日益丰富,把人放在经济发展的中心位置,以人的需要而不是对物的需要应成为经济研究和经济政策实践的指导原则。所以,人本主义经济理论对经济学的个人主义观念提出挑战,对传统经济学的福利观念提出挑战,认为人是一切经济活动的主体,经济研究应从以物为中心转变为以人为中心,倡导具有社会价值导向的经济理论与政策。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应当通过认识并整合所有基本的人类价值观来促进人类的福利。
肖瑶(1987.10―),女,河北保定人,硕士,助教,研究方向:西方经济学。
摘要:西方经济学研究自学说创立之初就有两种根源,一种是对增加人类财富的关注,一种是更深层的精神价值的追求。因此,梳理古典经济学中的伦理思想脉络能够有效弥补高度数理化的经济学研究的偏颇之处,使经济学发展步入更为平衡与健康的轨道。本文将归纳和总结具有代表性的经济流派与经济学家的经济伦理思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经济伦理研究对我国现阶段研究的现实指导意义。
关键词:古典经济学派;理性经济人;公正旁观者;经济学伦理
一、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
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主要包括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及政策建议。近年来,西方经济学的研究逐渐出现高度数理化和“工程学”方法泛化的发展趋势。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为总结人类社会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往往采取高度抽象概括的数学模型,通过设定苛刻的假设条件来研究某些要素变动对总体经济规律产生的影响。从而,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把亚当・斯密提出的理性经济人假设进行了延伸,认为人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属于纯经济动物,因此在经济学研究中无需重视道德关怀和伦理价值,企图从工具主义的角度对经济现象进行解读。然而,如果对经济运行规律的研究需要运用逻辑推理等工程学原理,那么基于客观经济规律基础之上的政策建议往往要考虑更为复杂的伦理因素与道德因素,从而使经济政策能够促进更广大意义上人类的福祉,而不是沦为扩大贫富差距、引发社会动荡的推手与帮凶。
二、古典经济学派伦理基础
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中主要探讨了国民财富的基本性质及产生根源,并提出了西方经济学理论形成的基本假设:即理性经济人假设。亚当・斯密认为,人的本性是懒惰而利己的,每个人都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理性经济人在市场经济中是各经济主体人格化的体现,即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厂商追求利润最大化,要素所有者追求收益最大化,政府追求目标决策最优化等。亚当・斯密同时推断出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下,市场将通过‘看不见的手’推动社会改进,市场主体在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对社会福利的增加也做出了更大贡献,而这种社会贡献虽然不源自市场主体的初衷,但客观上往往比源于单纯的利他性动机能对社会发展产生更大的推动作用。然而,斯密的论述并没有从结论上或道德上肯定了功利主义乃至工具主义的观点,即人可以在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不加任何限制于道德约束,而任何一种自我利益最大化的追寻都在客观意义上导致了社会整体福祉的增长。斯密在道德上并没有对人类的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动机加以否定,而是一定意义上肯定了其正当性。但同时斯密也指出,这种正当性不是自发的,而是需要靠一整套伦理机制加以制约。而斯密将这种机制称为‘公正的旁观者’,而其内涵又是极为丰富的:包括理智、原则、良心,内心的仲裁者以及由此建立的一系列政治制度、法律制度、道德体系、伦理体系等,并同时强调这一整套机制对理性经济人自利行为的引导约束作用。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康德曾在他的《实践理性批判》中提到“有两样东西,我思索的回数愈多,时间愈久,它们充溢我以愈见刻刻常新、刻刻常增的惊异和严肃之感,那便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其中,我们也能体会到康德对源自人类内心深处并且与生俱来的道德律的敬畏与尊崇。这与亚当・斯密在其另一部伦理学经典名著《道德情操论》中也表述了与康德类似的观点,并在其经济学论述中强调了源自人类自身道德律、良心、理智乃至由此建立的政治、法律、道德、伦理等上层建筑对人类自利本性的约束与制约。
三、国富论中的经济伦理思想辨析
亚当・斯密提出“看不见的手”的原理,表示在市场经济运作中存在一种凌驾于其上的力量,推动人类在主观谋取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客观导致了社会整体效用的最大化。然而,斯密并未对何谓“看得见的手”做出明确解释,后世经济学家将其理解为源于市场经济运行规律本身的力量,即客观规律本身。但根据《国富论》中对这一规律的描述,不难发现斯密本人对“看不见的手”的概念内涵具有更宽泛的理解,其中包括源于市场经济运行规律中源自利己性的利他行为,例如鞋业生产者为了降低成本、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同时,必然要采取提高生产效率、改进工具、改善经营管理方式等行为,这一定意义上就促进了整个制鞋工业生产力的提升,从而给消费者乃至整个社会带来福利。其次,除了市场经济自身的运行机制外,“看不见的手”还包括源自人性深处的理智、原则、良心、道德等利他主义倾向,以及由此衍生的道德、伦理、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的制度约束机制。这些都有利于把理性经济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过程中对他人及社会的破坏性因素降到最低。关于此种机制的解释,斯密在其《国富论》中称之为“公正的旁观者”或者“理智、原则、良心、胸中的栖息者、内心的人、我的行为的大法官和仲裁者”。在此种意义上,斯密的经济学原则与伦理学原则出现了重合与统一。由此可见,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以及“理性经济人假设”并未给市场经济及资本主义制度歌功颂德,也没有从功利主义的角度过度提升自由竞争、市场经济的重要性。而是希望通过能够促进社会正义的一系列制度设计及诉诸人类内心深处的理性与道德对人类实现自我利益最大化的本性加以约束限制,从而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调节作用,促进社会整体利益的提升。
四、启示
西方经济学作为研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学科,为探索市场经济运行规律、推动市场经济深入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通过对古典经济学派经济伦理根源的探究,不难发现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源源主要建立在三大思想体系的基础上:其一、以性恶论为基础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其二、产权界定的基础为私有制,并进一步重申了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根基,是神圣不可撼动的。其三、强调以自由竞争为基础的市场运营机制,主张应将政府干预限制在最低水平。基于上述理论基础,西方经济学伦理思想确认了以追求个人权利、财富最大化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并得出结论:只有确保充分的市场竞争及降低政府干预才能导致社会福利的普遍增加。20世纪初,美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开始揭示古典经济学派的伦理学弊端,并指出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在社会财富急剧增加时,将无法达到福利经济学理论指出的社会福利普遍增加。相反,容易导致社会风气的普遍下降以及社会大众对财富占有欲的无限膨胀,从而把整个社会拖入经济危机的谷底。因此,西方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应重点强调古典经济学派的经济伦理缺陷,充分融合政治经济学中政府干预、道德约束等基本思想,最终引导社会风气更加趋向公平正义。(作者单位:河北金融学院国际教育学院)
参考文献:
[1] 《施蒂格勒论文精粹》,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386页
[2] 维克多・J・范伯格:《经济学中的规则和选择》,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