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政治经济学的现实意义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关键词:重商主义;自由主义经济;
中图分类号:D5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11-0020-02
国际政治经济学是20世纪70年展起来的一门国际关系分支学科,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探讨的是财富和贫困问题,以及谁能从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体系中得到什么的问题。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集大成者罗伯特・吉尔平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一种“对国际政治学和经济学进行综合研究的方法”,与此同时又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性质解释为“研究全球经济及技术之间相互依赖的发展同国家所构成的国际政治体系的持续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总之,国际政治经济学就是将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联系起来,以一个全新的视角来研究国际关系的学科。
一、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流派
在国际政治经济化和世界经济政治化的发展趋势下,对国际问题的研究将经济学与政治学相互联系起来已经成为一大潮流,其主要目标就是研究国家、跨国公司和国际组织在国际领域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国家和市场在国际领域的相互影响。但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三大理论流派即重商主义、经济自由主义和在将经济学和政治学联系起来分析国际问题时,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
(一)重商主义
1.重商主义者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主要主张
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重商主义认为经济从属于政治。强调单一民族国家的利益,国际利益决定经济活动。由于深受政治现实主义传统的影响,重商主义者将国际经济看作是一种零和游戏。冲突是必然的即争夺经济资源是国际体系的内在性质,认为国家是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主要行为者和分析对象。
2.重商主义的发展经历了早期重商主义和晚期重商主义两个阶段
早期重商主义产生于15~16世纪,被称为古典重商主义。他们吸收了马基雅维利、霍布斯等人的思想,认为“正式的权威如果不能节制自我利益的追求其结果必然是残酷的‘自然状态’。因此,必须借用公共权威将个人利益转换为普遍的社会利益”。古典重商主义主张政府应该控制国家的经济,以便损害和削弱对手的实力,增强本国的实力。
晚期重商主义盛行于19世纪,这一时期的重商主义强调从国家安全角度来论述贸易保护的必要性。将政治经济力量看作是一种保护国家生存的方式,外国竞争会对国内市场构成威胁。在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方面更加注重国家安全。
早晚期重商主义的差别反映了商业资本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要求。重商主义促进了商品货币关系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成长与确立创造了必要的条件。重商主义的政策、理论在历史上曾促进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推动了资本主义产生方式的建立与发展。
总之,正如罗伯特・吉尔平在《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一书中所概括的:重商主义的优点首先在于它将国家视为国际关系中的主要行为体和经济发展的工具;其次,它深切关注国家安全和政治利益在组织与处理国际经济关系中的重要性;最后,认识到市场必须运行到一个充满社会和国家竞争的世界体系中。其弱点在于把国际经济活动看作是一种不变的零和游戏,缺乏一种令人满意的关于国内社会、国家和外交政策的理论、强调保护主义。
(二)自由主义经济
1.自由主义经济的概述
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主要是从经济学的角度解释国家间合作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它的理论主要来源于亚当・斯密开创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凯恩斯的政治经济思想。自由主义经济认为在经济事务中的中心角色应当是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个人;人类的繁荣有赖于自由市场经济的自由扩张,而且这种扩张不会仅仅局限于一个国家之内,它会超越国界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扩张。经济自由主义之父―亚当・斯密相信,即使政府不施加干预,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市场也会自然而然的扩张。经济自由主义认为个人在追求其经济利益时是理性的,当其把这种理性运用到市场之中时,所有的参与者都会获益,因此通过市场运行的“经济交换是一种正和游戏。市场将使个人、家庭和公司的利益最大化。国家间以及个人之间的经济交往是一个互利性的合作领域”。
2.自由主义经济发展的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亚当・斯密为主要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他的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集中阐述了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从自然秩序的思想出发,反对任何形式对市场经济的干预,保护私人产权,要求实行放任的自由经济。同样是从自然秩序的思想出发,亚当・斯密认为市场规律是一只“看不见的手”,能有效地调节经济运行。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内涵可以看出其国际政治经济观:经济自由主义相信贸易与经济合作是实现和平的两大基础,因为在分工贸易之下,国家与国家之间是互惠共赢的,是一种正和的游戏;是相互依赖的,共存的关系。
第二阶段是以凯恩斯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又可以称为凯恩斯主义。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反对古典经济学把生产放在第一位的传统思想,认为消费是第一位的,一切生产最后的目的都是为了消费。凯恩斯认为靠市场自发调节很难恢复经济,于是他一反传统的自由放任的思想,主张政府要积极地干预经济。他认为“市场经济能够给人们带来巨大的好处,但同时也具有潜在的风险、不确定性和无知”。在此情况下,国家可以通过宏观调控手段来规范市场经济,实现市场经济的有序性和稳定性。
3.自由主义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影响
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在思想上与国际关系中的理性主义思想是一致的。他们都承认国际无政府状态,但国际政治经济学更重视有序的国际交往;“强调国际关系中各国的共同利益、共同价值观和共同规范对国际社会存在所具有的聚合作用和由此带来的和谐性”。自由主义理论是从经济上阐述人是理性的这一思想,其核心是比较优势法则。因此认为国家间通过加深经济交往,会形成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能促使各国在经济竞争中寻求政策的协调,良化竞争。这种协调可以通过一定的制度来加以促进,如当今世界世贸组织等。因此,自由主义者认为在改造传统的权力政治特性或者解决特定的国际冲突时,市场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国际经济交往可以形成相互依存的国家间的新型关系,因此发展国家间的经济交往是实现世界和平的重要途径。这种经济决定政治或改造政治的观点是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最重要的本质。
(三)政治经济学
1.政治经济学概述
以政治经济学对国际关系进行研究一直是国际政治研究的基本方法,其理论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尽管马克思没有对国际层面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关系进行过系统的表述,但他的思想中也具有一定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成分。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是对剩余价值的无限制追求。同时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一个不断向外扩张的过程,随着商品和资本的输出,世界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会形成一种不平等的依赖关系,长期会形成世界范围阶级的联系和发展了世界性阶级对抗的政治结构。因此他们主张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社会经济内容所决定的。
2.代表主张
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他的起点是“世界体系”概念。世界体系以彼此相互依赖的某种政治结构和某种经济结构为特征。他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划分为一个具有核心区、区和半区的等级结构之上。核心区拥有先进且复杂的经济活动,具有成规模的市场工业和复杂精细的农业,而且这里的经济活动都掌控在资产阶级手中;区处于等级结构的最底层,这里主要是原材料的生产场地,工业基础薄弱,并且一切经济活动都掌控在来自核心区的资本家手中;半区在经济上混合,拥有相对比较先进的工业技术,处于核心区和区的中间地带。可见,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是一种基本运作不平等的交换过程。经济剩余从区转移到核心区;利润从区低工资、低利润的生产者手中转移到核心区高收入、高利润的生产者手中。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强国有能力要求弱国继续这种不平等的交换关系。在世界范围内就表现为资本主义国家核心区对整个世界经济体系剩余价值的占有。沃勒斯坦在分析16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时,将经济置于首要地位,政治次之。沃勒斯坦的论述给分析增添了色彩。
总之,的基本观点是经济是社会阶级之间,尤其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剥削和不平等的根源。政治在很大程度上由社会经济环境决定。经济居于主导地位,政治处于支配地位。国际政治经济学关注资本主义的扩张史以及这一过程所引发的阶级之间与国家之间的斗争。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必然会导致国家之间和社会阶级之间的新危机与新冲突。在者看来,国际政治经济的历史可以被看成是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史。
二、结语
国际政治经济学是近年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最重要内容之一,对于解决当今第三世界和发达国家之间的政治冲突,实现全球和平发展具有现实性的指导意义。通过对重商主义、经济自由主义、进行的简要论述,笔者认为三大理论的分野在于:在政治与经济关系上谁是决定性的,分析的对象是国家、个人还是阶级,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本质特征是什么。用下图可以明确表示。
参考文献:
[1]苏珊・斯特兰奇.国家与市场[M].杨宇光,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2]倪世军.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3]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M].杨宇光,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4]罗伯特・杰克逊,乔格・索伦森.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M].吴勇,宋德星,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
【关键词】经济学;研究对象;职业发展前景
【前言】随着经济建设的全面发展,要求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人才具备极强的综合人文素养。经济学是社会人文科学的重要学科,在市场经济体制不断深化的新经济时代无论在经济建设方面、生产生活方面都将发挥极大的作用。若想在祖国的建设大业中贡献力量,作为社会主义接班人必须对经济学具有一定的了解和把握。因此,笔者针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及其职业发展前景”一题的研究具有现实意义。
一、经济学概述
(一)经济学概念
经济学(economics)是社会人文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针对人类文明发展历程中人类为谋求进步所从事种种生产经营活动的特殊本质,以及经济活动中与之相对应的生产关系和经济发展客观规律做出的学术研究。经济活动是人类改造自然使得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实践,如:生产、交换、配置、消费等。经济活动必须在一定的经济规律和经济关系中进行,经济关系是指人们在长时间的经济活动实践中产生的交错复杂的关系的总和,在各类经济关系中最为重要的,发挥最大功能的是生产关系[1]。
(二)经济学发展历程
经济学是与人类从事经济活动相生相伴的一门科学。人类文明发展到奴隶社会阶段,经济活动开始产生,这一时期古希腊开始出现经济学萌芽,以色诺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主要代表,针对经济学开始进行系统分析,如色诺芬的《经济论》、亚里士多德的商品交换理论、柏拉图的社会分工理论等。伴随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封建社会生产关系产生,这一时期经济学出现了进一步的发展,主要针对农业生产进行经济讨论,政治经济学理论成熟;历史的车轮继续前行,19世纪末期开始,资本主义经济学开始发展,这一时期,经济学更加注重对经济现象的讨论和分析,经济学逐渐脱离政治成为独立的知识理论体系,20世纪钟声敲响之际,经济学完全取代了政治经济学,成为了独立学科。一路走来,经济学可谓凝结了无数智慧和汗水,为人类文明的进步贡献了杰出力量。
二、经济学研究对象
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广泛、涉及领域多元化的学科,伴随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研究对象呈现动态趋势,若想了解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必须以不同的角度分析,以下笔者针对经济学产生根源和经济学形式划分两个方面阐述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一)基于经济学根源
经济学是在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基础上产生的一门科学,人类在从事任何经济活动的实践过程中必然应用相应的资源,经济资源并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但是人的欲望却是无限的,所以经济资源的稀缺性和人类的欲望之间出现了矛盾,如果没有行之有效的指导,这种矛盾将是不可调和的。经济学的产生可谓为上述矛盾开出一剂良方。针对经济资源的稀缺性经济学将生产可能性边界、生产效率、生产成本和生产机会作为研究核心。同时,资源稀缺性为经济学带来了四大研究课题:第一,在经济活动中需要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第二,利用多少劳动力、多少成本、什么样的技术进行生产?第三,生产出的产品将会去向何处?第四,在该项生产中将会产生什么样的经济价值?根据经济学产生的根源,以上四大问题是其主要研究对象[2]。
(二)基于经济学标准
经济学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可以划分为不用的部分,如:按照时间标准可以将经济学划分为古典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按照应用的标准会出现政治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但是最为权威的划分方式是按照经济学的研究内容进行区分,按照这一标准经济学可分为宏观经济学(Macroeconomics)和微观经济学(Microeconomics)两部分。宏观经济学将国民经济总体作为研究对象,主要研究社会总体经济问题以及经济变量的总量是怎么决定与变动的经济学分支学科,在形式上可以总结为“观林而不观木”,即学科术语中的“bird's eye”。微观经济学是以单个经济单位作为研究对象,是针对个体经济单位行为及经济变量的个量是怎么决定和变化的经济学分支学科,在形式上可以归纳为“观木而不观林”,即学科术语中的“worm's eye”[3]。
三、经济学职业发展前景
伴随社会的全面进步,经济建设如火如荼的发展,经济学已经成为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学科。因此,经济学的职业发展前景广阔。首先,研究经济学能够掌握金融相关知识,未来可以在具有商业性质的银行系统进行发展,如工商银行、建设银行、招商银行、农业发展银行等,亦可将职业生涯规划方向着眼于金融机构如保险公司、证券公司等。第二,经济学研究国民经济总体发展状况,所以就业范畴可以拓展为各类具有经济性质的行政单位,如财政、审计、海关等部门。第三,伴随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研究经济学之后可以从事国际经济与贸易相关方面工作。总而言之,伴随人类文明的发展,经济学在未来的职业发展前景相当可观。
综上所述,文章首先对经济学的定义和发展历程进行了阐述,然后针对论点系统分析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最后根据全新的时代背景和经济发展形势,分析了经济学专业学生的职业发展前景。希望通过本文的讨论,能够引发莘莘学子对经济学的重视,在日常生活中了解经济学原理和知识,能够应用经济学理论解释我们日常生活实践中遇到的经济问题,全面提高自身综合人文素养,做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接班人。
【经济学硕士论文参考文献】:
[1]邱海平,张宇,郑吉伟,等.中国政治经济学年度发展报告(2011年)[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2,12(01):3-65.
[2]周靖祥.改造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深度探析研究与评价之研究[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1(03):90-107.
关键词:科学性;中国经济学;经邦济世
经济学被誉为社会科学门类中的皇冠,其在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上更接近于自然科学,尤其接近于作为科学典范的牛顿物理学的研究范式。在20世纪初,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同其他社会科学学科并没有太大差异。但是,凯恩斯的《通论》和后续宏观经济学的发展以及阿罗、德布鲁、萨缪尔森等人的综合性工作开创了利用数学工具来进行经济研究的新境界,主流经济学在数理建模、计量经济等迅速完善的工具的辅助下突飞猛进。经济学成为社会科学研究中发展最快的一门学科,灿若明珠,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开设更使经济学成为一门接近于自然科学的学科。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经济学与西方在理论经济学、实证方法等方面的研究相差甚远,经过30年来的学术交流、学术引进等活动逐渐逼近现代经济学研究的前沿。
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上,需要注意两方面问题。一是关于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所应当具有的作用和地位的认识问题;二是中国的经济学的发展和定位问题。
经济学在萌芽之初的作用十分狭隘,在古希腊时期的根本意义主要集中于贵族和平民家庭的经营问题上,后来发展为城邦经济的研究,直到国家成型才开始将政治作为基本出发点来研究“政治经济”。真正的政治经济学实际是从18世纪中期的法国重农学派兴起才开始的。从“政治经济学”的字面表述可以看出,经济学的主要目标是为了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政治意义上的智慧和知识,而政府在进行决策的时候采取的策略更接近于艺术,而非科学。1932年,罗宾斯对经济学的定义使得科学性在经济学研究中的要求以数学表述的形式确定下来,数理建模逐渐成为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关于学科的科学性曾经产生过许多经济学哲学、方面的探讨和争论,经济学是否应当向自然科学的科学标准靠拢的问题到今天依然没有明确的答案。牛顿物理学作为研究程序和范式方面的科学典范作为一个极端,其他学科在科学性方面并没有呈现出一致性,相反却表现出对牛顿物理学的不同程度的偏离。如果牛顿物理学作为最“硬”(solid)的科学学科,那么其他学科认为具有一定程度的“软”(soft)科学的性质,如生物学、经济学,而人文与艺术作为另一个极端则表现出最“软”的性质。这种学科体系是由于各学科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的不同造成的,生物学由于其研究的不可逆转性和在种群范围内的不可试验性而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软科学性,而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个人以及由个人组成的各种规模、范围的团体以至社会的经济活动,更加上现实中经济活动与其他社会活动、政治活动的联系又造成了巨大的不确定性,经济学相对于生物学也表现出软科学的性质。这些特点决定了经济学研究不可能照搬牛顿物理学的机械论观点,将个人作为社会机器中的齿轮来研究。如果强行采用纯科学(pure science)的标准来要求经济学研究,那么经济学在精确性和现实性之间的天平将过度偏向前者以至于失掉了对现实经济的解释力。
我们对经济学及其他学科的研究,根本目的是为了理解现实世界,发现世界运行的基本规律,进而扩展人类的活动范围、增加有效率的活动手段,最终减少人类生活面临的不确定性、提高生活质量。因此,无论哪个学科的知识创造和积累都必须立足于现实经验,即使学科本身具有非常高的演绎性,在对人类生活的意义上也必须与现实经验相合,否则在学科发展历史上便不可能具有立足之地。
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必须满足这个要求,即将经济理论和各种实证的经济研究与中国经济、世界经济的现实相结合。中国正处于转轨时期,对这样一个庞大且相对欠发达的经济体而言,“经济”二字所涵指的“经邦济世”的意义正是合适的。
现阶段,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主要集中于两方面,一是传统的客观价值论的政治经济学,二是以西方主流经济学为主的主观价值论经济学,其中后者的迅速引进和人才的大规模培养、引进逐渐成为国内经济学研究的主流。然而,比较主流经济学研究在中西之间的差异可以看出,中国的主流经济学研究相对单调,更多偏向于技术和文献导向,而西方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微观机制方面,以机制设计、评价和问题的发现、分析为主,技术和文献的研究为辅。此外,西方经济学界除了主流经济学之外还有几种重要的经济学流派,如奥地利学派等注重思辨的政治经济学派,演化经济学派等注重学科融合的新经济学流派等,这为主流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大量新思想和新的研究方法。
现阶段中国经济转型和发展过程中出现许多问题,将中国经济学发展方向从技术和文献导向转为问题导向是对中国经济学界的必然要求。仅仅从技术应用和文献总结方面进行的经济学研究无法对中国经济改革的现实提供支持和指导,只有从中国经济现实经验出发,考虑中国的特定经济、政治制度环境来进行研究才能得出有意义的成果。
从经济理论的一般性而言,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经济学理论大部分建立在一般均衡框架内,以价格体系的均衡作为核心来分析资源的效率配置,并对相应福利水平进行测度。近年来动态分析方法的盛行虽然将时间和不确定性的因素加入进来,但并没有对原有经济学理论体系进行拓展,只能看作是在原有分析框架内进行的数理模型的创新。现在的主流经济学理论核心依然是市场经济的价格机制,这对在中国经济研究中的应用造成了很大的限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价格的“双轨制”改革,努力进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但从总体上来看,经济活动中有许多关键价格依然处于管制之下,且缺乏明确、透明的价格管制规则。对基础价格的扰乱导致整个价格体系的大范围不确定性,是主流经济理论应用上面临的最大阻碍。因此,中国经济问题必须在转型经济特定环境中进行研究,对微观问题以及以微观分析为基础的宏观问题分析必须要将特定的制度约束作为理论分析的假设条件。这对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提出了挑战,同时也是中国经济学发展的一个契机。
西方主流经济学虽然在二战之后发展很快,在技术工具和分析方法上也进行了大范围的创新,但从整体上来说仍不成熟。经济学研究可以采用的方法是多元的,数理模型、计量实证等不过是其中的一种。国内对数据的搜集、整理和分析能力相对于西方发达经济体而言存在大量的不足,完全依靠精确性标准来进行研究不仅得不出建设性的结论,而且有可能得出与现实相悖的认识导致错误决策。现实中数据来源的准确性、可信性等存在问题,而现代经济过程中政府、企业等经济相关主体对数据又存在很大的需求。在此压力下,国内经验统计数据方面的建设必定会有所发展。换个角度来看,如何在数据不足或不可获得的情况下进行经济学研究又为中国经济问题研究方法的创新提供了压力和动力。国外文献对中国经济的研究上已经出现了许多尝试性的方法创新,而国内在这方面的发展则相对落后。
21世纪初的10年,世界经济增长极发生转变,新兴经济体国家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全球经济将进入“双速增长”时期。相对于其他转型经济体而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绩效尤为突出,这也使得中国经济成为全世界经济体中十分特别的研究对象。中央政府发起的改革开放以及地方政府自主进行的大规模经济试验是转型过程中最突出的特点;中国广阔的疆域、久远的历史和庞大的人口也使得中国不同地域的经济活动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经济体曾经表现出如此的复杂性,也从来没有一个经济体经历过如此大范围的有意识的经济试验。对于经济学整个学科的发展而言,这也是少有的实验机会。
作为西方经济学历史主义流派奠基者的李斯特经济学具有鲜明的“国别利益属性”。这一属性尤其表现在李斯特所主张的“国家贸易保护政策”当中。那么,李斯特为什么要提出这一区别于经济自由主义的主张?这一主张今天还有没有意义?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这是一个尤其需要加以辨析的重要问题。
一、李斯特“保护贸易”思想的起源
首先,李斯特的“保护贸易”思想的形成,与他多年旅居美国有关。李斯特在美期间,正值美国保护贸易推行的,他目睹了保护贸易不但没有妨碍美国经济发展,反而促成了它的财富增进的事实。当时,美、德境况颇为类似,两国经济发展阶段相同,同受英国“谷物法”限制,农工产品无法向英国自由输出。美国既然为建立和扶植工业而实行“保护政策”卓有成效,德国也应加以仿效,这样才能最终赶上工业先进国。因此,我们可以说,李斯特“保护贸易”的主张,首先得自于他对美国经济经验的观察。
其次,李斯特的“保护贸易”思想奠基于他的“一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理论”。 他曾两次提出贸易制度要和一国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论断。一次是他在总结欧洲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时提出,对于一个在各方面条件都具备的国家来说,可以而且必须按照自己的发展程度来改进它们的制度。改良的第一阶段,是对比较先进的国家实行自由贸易,以此为手段使自己摆脱未开化状态,在农业上求得发展;第二阶段,是用商业限制政策(即贸易保护政策)促进工业、渔业、海运事业和国外贸易的发展;最后阶段,是当财富和力量已达到最高程度以后,再恢复自由贸易制度,在国内外市场上进行无限制的竞争。他还说,当时西班牙、葡萄牙等在第一阶段,德国、美国在第二阶段,英国在第三阶段。
另一次论述经济发展阶段问题时,他更明确地说:“从经济方面看来,国家必须经过如下发展阶段:原始未开化时期、畜牧时期、农业时期、农工业时期和农工商时期。”并认为,只有处于第五时期的先进国家可以实行自由贸易,因为它不害怕和别人竞争;而处在未开化时期、畜牧时期和农业时期的国家,也需要自由贸易,以便用自己的剩余农产品换取别国工业品,以促进本国经济繁荣,加速向高一级的发展阶段转化。只有处于农工时期的国家,如德国和美国才需要保护关税,以免受先进国家竞争。
再次,从不保护贸易的反例论证保护贸易的必要。李斯特曾向人们分析了后发展国家在与发达国家的国际交往中没有保护的尴尬境地。当时英国经济最发达,因而自由贸易是最适合英国的,英国人会把他的剩余资本用来在他认为法规制度、资源状况都比较合适的国家和地区去发展自由贸易,以至整个英国最后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工业帝国。在这样的形势下,那些落后国家的命运如何呢?“在这样的形势下,法国以及西班牙、葡萄牙将遭到同样的命运,最上品的酒要供应英国世界,只有最下等的劣酒才能留给自己,法国最多只能干些小型女帽业那类营生。德国到那时看来对英国世界没有什么别的可以贡献,只有一些儿童玩具、木制的钟、哲学书籍等类,或者还可以有一支补充队伍,他们为了替英国人服务,扩大英国的工商业优势,传播英国的文学和语言,牺牲自己,长途跋涉到亚洲或非洲沙漠地带,就在那里沦落一生。到那个时候,属于这个英国世界的人民想到或谈到德国人或法国人时,就像我们想到或谈到亚洲各国人的那副神气—样,这个转变是不需要多少世纪的。”尽管后来的情况并不像李斯特所预测的那样(可能正是实行了保护政策的结果),但李斯特的理论完全是符合逻辑的,是有理论震撼力的,看一看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就国际贸易展开的激烈争论,我们就能感受到它的现实震撼力。
二、李斯特关于“保护贸易”的方法
首先,李斯特并不主张无条件的贸易保护制度。他的保护关税政策也并非一般地反对自由贸易,实行闭关自守,而只是把它当作一种保护本国工业发展的手段。因此,他对保护关税作了多方面限制:对那些与国计民生有头等意义的工业部门和新兴工业部门,要给予重点保护,如纺织业;对一般工业进口,可规定不同税率对输入加以限制;对奢侈品工业,只给予最低限度的保护,而对于一切复杂机器的输入应予免税或征收很轻的税。对于保护时期,也要作适当规定。如被保护的工业经过保护以后能与外国竞争,甚至价格低于进口品,就不用保护了;如果保护了几十年仍扶植不起来的工业,就不必再保护;对于那些没有强大竞争者的工业,即使本国工业基础比较薄弱,也不要保护。他还认为,随着本国经济的发展,应逐步降低进口税率。如仍实行高关税,就会对国家有害,因为它限制了本国工厂主与外国的竞争,会助长他们的惰性。应当认为,这些观点和主张是很有见地的,是对外贸易理论和政策史上的光辉篇章。
其次,在对外主张保护关税的同时,李斯特在国内商业政策方面主张必须废除关卡,统一税则,实行自由贸易。因为不在国内各邦之间实行自由交往,便没有统一的德国。但是,他认为在对内实行自由贸易时,也有必要由国家作适当的政策干预,并认为经济越发展,国家在立法和执政方面对经济干预越不可少。这表明,李斯特对国家在建立健康的市场经济秩序方面必须发挥作用这一问题,已有较深刻的认识。
在李斯特看来,不仅要建立统一市场,促进国内商品流通,让优胜劣汰机制发挥作用,而且要建立法制社会,创造吸引外资的条件。他说:“历史告诉我们,技术和商业是会从一个城市转移到另一个国家的。他们在本土受到了迫害、压制,就会逃避到别的城市,别的国家,在那里寻求自由、安全和支持。……无论何处,驱逐它们的总是理性的缺乏和专制虐政,吸引它们的总是自由精神。假使不是由于欧洲大陆各国政府的愚昧无知,英国就很难达到掌握工业优势的地位。就我们德国所处的地位来说,与其抱着守株待兔的态度,静候着别国由于政策失当,把他们的工业驱逐出境,使这些工业不得不流亡到我们这里来寻找避难所,不如不要等待这样可遇而不可求的机会,而主动提供对工业有利的条件,邀请他们到我们这里安家落户,这样作不是要聪明得多吗?”
三、对李斯特“保护主义”经济学的基本评价
综合看来,李斯特的经济学说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现代意义上的发展经济学,他的著作是经济发展思想史上的重要文献。对此,历史学派经济学家和一些经济学说史研究者均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自然体系》英文版编者序中指出,“此书所论及的问题在李斯特逝世以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仍然是有现实意义的。直到20世纪下半叶,那些关心促进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发展的人仍然可以从李斯特的学说中寻求到启示。李斯特真正无愧于自己名望的是,他是一个预言家,他预见到了‘所有不发达国家的抱负’,而不是一个贸易保护主义的辩护士。”
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英译者序的作者劳埃德在19世纪末指出,“把叙述四十年以前情况特别有关的一本书放在今天读者面前,这似乎是一个时代错误。但是李斯特所阐述的一些原理,它的主要特征固然与某一个时期相适应,然而也同样与另一个时期相适应;……”
[关键词]经济学说史 课程特点 教学效果
《经济学说史》是经济学专业的专业基础课,它研究经济学说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学习本课程,能明了西方经济学说的发展和演变过程,了解今天流行的西方经济理论和政策的来龙去脉,从而加深对它们的理解;可以帮助我们总结过去经济学说的发展,吸收以往经济研究中的科学成果和经验教训,创立适应现代要求的新的经济学说,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可见,该课程的开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但从我国各高校该课程的教学实际来看,大多数学生反映该课程学习存在困难,学习缺乏兴趣,教学效果并不理想。因此,本文拟从《经济学说史》课程本身的特点出发,提出提高教学效果的建议。
一、《经济学说史》课程的特点
1.历史跨度大,涉及人物多
《经济学说史》课程内容涵盖了自古希腊古罗马时期起至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经济学说止的西方经济学发展的历史。年代跨过几十个世纪,涉及众多的经济学派和经济学家。
2.经济理论繁杂
《经济学说史》课程以各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学派的主要经济思想和理论为主要学习内容。其中包括重商主义学派、重农主义学派、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空想社会主义学派、经济学派、边际效用学派、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等多个不同的经济学派,经济理论繁杂。
3.历史性强、阶级性突出
经济学说是随着社会发展而产生和演变的,各个时期的经济学说,无一不是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现实的某种反映,都带有时代的烙印和特征。所以,经济学说是具有历史性的。
自从奴隶社会以来的人类社会都是阶级社会,在阶级社会里,社会分裂为经济利益对立的不同阶级。由于经济学说研究的对象直接涉及到各个阶级的经济利益,所以,在阶级社会中,各种经济学说和经济理论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二、提高《经济学说史》课程教学效果的建议
1.精心组织教学内容
第一,编制“经济学分段表”,梳理教学内容。目前我国的《经济学说史》教材不少,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篇幅大,内容庞杂。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往往陷入大量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中,搞不清先后,分不清主次,辨不明重点,严重影响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因此,在课堂教学中,为了提高教学效果,必须对教学内容进行梳理,通过编制“经济学分段表”, 把重要人物、重要观点、重要事件纳入其中,使学生对经济学说的发展脉络有清晰的认识。
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笔者把经济学说的演变过程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前古典经济学阶段,包括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经济思想,中世纪封建社会的经济思想,以及原始积累时期的重商主义。第二阶段是古典经济学阶段,包括从18世纪下半期亚当斯密经济学,经过19世纪初期李嘉图和萨伊等人的经济学,直到19世纪中期的约翰.穆勒的经济学,他们是产业革命前夕到第一次产业革命完成和初期发展阶段,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经济学说。第三阶段是新古典经济学阶段,包括始于19世纪70年代初期的边际革命,到该世纪90年代出现的马歇尔经济学,这种经济学的支配地位一直延续到20世纪30年代末期。第四阶段是当代经济学阶段,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出现,标志着这个阶段的开始。
第二,遵循“以一为主,联系背景,平行兼顾”原则,介绍经济学派。在西方经济学发展历史中,经济学派层出不穷,这些经济学派存续时间长短不一,影响力大小不同,代表人物众寡悬殊。但事实证明,无论哪个学派,其各个成员的观点虽基本一致,但不可能完全相同。因此,必须遵循“以一为主,联系背景,平行兼顾”的原则,才能使学生对这一学派全面了解并且印象深刻,记忆持久。所谓“以一为主”就是找出这一学派的主要代表,对他的经济学说作重点介绍;“联系背景”就是在认识这一经济学派的时候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平行兼顾”就是在了解主要代表人物的经济学说的基础上兼顾介绍其他经济学家的学说,并把它们与主要代表人物的经济学说比较着讲,对他们的理论的继承和批判关系进行分析。
第三,综合运用“历史分析法、经济分析法、阶级分析法”,对经济学说和经济学家作出客观评价。经济学说的产生和发展总是跟经济学家们所处的历史条件紧密相关,一定的历史条件赋予当时的经济学家进行理论研究的任务,也为他们的经济学说打上历史的烙印。因此,我们在评价经济学说时,要运用历史分析法,把当时的历史条件联系起来考察,才能对其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而运用经济分析法则要求我们在评价每一个历史人物或他的经济思想时要跟他的社会经济根源联系起来。另外,由于经济学说具有强烈的阶级性,因此,在评价经济学说时,还要运用阶级分析法,要看他是代表什么阶级说话的,在这个阶级的立场上,他的理论有没有合理的地方。综合地运用这三种方法,才能对经济学说和经济学家作出客观的评价。
2.采用多种教学方法
第一,课前学习法。布置学生在课前将各个经济学派产生的历史背景及重大相关历史事件进行查阅、分析、提出问题,然后在课堂上进行提问和概括。课前学习法在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的同时,也拓展了学生的知识面。
1 城市形态相关理论回顾
1.1 城市历史研究
西方著名城市研究学者培根(Baken, 1976)、吉尔德恩(Giedion, 1971)、科斯托夫(Kostof, 1991)、芒福德(Mumford, 1961)、拉姆森(Ramussen, 1969)和斯乔伯格(Sjoberg, 1960)等对传统城市研究作出了主要贡献。他们的著作除了详尽的描述了西方城市历史形态演变过程之外,亦讨论了引起其变化的原因。如斯乔伯格在《工业化之前的城市》(1960)中叙述到:“城市和文明不可分离,随着城市的出现与发展,人类最终出离了原初的状态。城市的发展同时又使人可以建造更加复杂的能满足不同生活方式需求的物质环境,人们从而相信,可以有更多的生存方式。正如许多学者所认为,城市是人类历史上继农业生产之后的第二个意义重大的创造。”传统中国城市同样吸引了广泛的研究(董鉴泓, 1982; 贺业锯, 1985; Sit, 1995;Wu; 1993; Xu, 2000)。两种城市形态思想影响了传统中国的城市格局,第一是《周礼》(西周)的最后一章“考工记”,其中所强调的“围合城墙”、“南北轴线”、“宫城居中”和“对称布局”反映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中国传统的伦理与哲学思想。第二是《管子》(周和西汉),这部古典地理著作倡导自然的哲学,人类的居住环境应和自然环境相协调,在城市建设中,人们可以利用环境条件达到理想的居住目的。“理性”和“自然”的原则反映在《周礼》和《管子》中,互相补充构成了独特的中国传统城市形态理论,并且影响了古代城市的主要特征。这些思想在世界城市发展史中占有显著的位置。尽管上述城市历史理论著作较少直接提及传统经验对现代城市建设的意义,但是它们已经并将会继续对现代学术及实践领域产生深远影响。
1.2 市镇规划分析(town plan analysis)
古典市镇规划分析起源于欧洲中部,以德国的斯卢特(Schlter, 1899)为代表的“形态基因”研究(Morphogenesis)是其最早的理论基础。“形态基因”在康泽恩(M.R.G.Conzen, 1960)的著作中被进一步发展,通过分析欧洲中世纪城镇,规划设计元素被划分为街道和由他们构成的交通网络;用地单元(plots)和由它们集合成的街区;以及建筑物及其平面安排。依靠创立并运用以下概念方法:“规划单元”(plan unit)、“形态周期”(environmental period)、“形态区域”(environmental regions)、“形态框架”(morphological frame)、“地块循环”(plot redevelopment cycles)和“城镇边缘带”(fringe belts),康泽恩的研究在英国形成了康泽恩学派。在上述的概念方法中,“城镇边缘带”的影响最为广泛,这一概念指城镇边缘由混合用地构成的动态带型区域,其存在是城镇历史发展的普遍现象,对这一“不稳定”区域的研究有助于对城镇发展演变的理解,并进一步为规划管理提供建议。康泽恩对城市形态研究的贡献可概括为五点:(1)建立了基本的市镇规划分析体系;(2)第一次在英文地理文献中使用完全的过程演变的方法;(3)确立以独立的基本地块为研究单位;(4)使用详细的地图配合实地调研和文献分析的研究方法;(5)发展了城镇景观的概念(Whitehand, 1987)。1980年代初成立于英国伯明翰大学地理系的城市形态研究组(Urban Morphololgy Research Group),继承和发展了康泽恩的思想,是目前这一领域最为活跃的学术组织之一(详见:bham.ac.uk/geography/umrg/umrg.html)。近年来,他们的影响已逐渐由欧谷凯 城市形态的理论洲扩展到了整个西方的城市研究学术领域。尽管市镇规划分析研究发展出许多分支,例如对建立城市“规划控制”和“发展管理”原则的应用,但它对旧城保护实践的意义依然最为重要。
1.3 城市功能结构理论(theories of urban functional structure)
形成于美国的形态理论有两个主要分支:第一是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被称作文化形态研究的伯克利学派,它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民居聚落而非城市;第二是形成于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芝加哥学派,这一学派运用折衷社会经济学理论强调城市用地分析。在社会学家伯吉斯(Burgess, 1925)创立了同心圆理论的基础上,霍伊特(Hoyt, 1939)发展出扇形区理论,哈里斯(Harris, 1925)和尤曼(Ullman, 1945)发展出多核心城市理论。20世纪50、60年代以后,他们及其追随者的研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影响。城市功能结构理论作为城市形态研究的一部分是因为它关注城市用地,而规划和建筑设计仅被视为城市用地的载体。另外,相对于解释城市内部不同功能分布的城市功能结构理论,克里斯托尔(Christall)的“中心地理论”(central place theory)分析了城市之间的空间及规模关系。城市功能结构理论反映了从社会经济学角度研究城市用地发展关系的城市形态方法。
1.4 政治经济学的方法(political economy analysis)
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在这里广义的包括宏观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方法。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在建筑环境(built environment)与商品生产过程之间建立了联系。这一领域的代表学者哈维(Harvey, 1985)分析了城市景观形成与变化和资本主义发展动力之间的矛盾关系,再此基础之上建立了“资本循环”(capital circuits)理论,他指出城市景观变化过程中蕴涵了资本置换的事方法实。鲍尔(Ball, 1986)推进了这一思想,发展出“建筑供给结构”(structure of building provision)模型,他讨论了建筑生产过程中的相关社会元素,其中包括发展商、规划管理和服务对象的动力作用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更进一步,诺克斯(Knox, 1991)在研究中指出“建筑供给结构”包括更为广泛的范围,通过对美国城市景观的分析,诺克斯证明了社会文化因素与经济因素同等重要并影响着城市环境的形成过程。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强调建筑环境产生和变化与社会生产与再生产过程密切相关,在这一过程中资本是主要作用因素,同时城市发展的组织形式及相关社会机构所起的作用亦是研究的焦点(Wu, 1998)。
1.5 环境行为研究(environmental behavior studies)
乔尔(Gehl, 2000),林奇(Lynch, 1958),拉波波特(Rapoport, 1990)和赖特(Whyte, 1980)等的研究建立了人类行为与物质环境关系的理论,他们的探索包括人类如何感知特定的环境并且产生行为反应,进而如何在设计实践中利用这些规律。在这些研究中客观科学的方法代替了旧的个人直观的行为研究传统,他们的理论著作改变了现代规划与设计的教育和工作方法。在林奇的一系列研究中,“心智地图”(mental maps)的方法被用来反映个人对环境的感知,通过使用“节点”、“路径”、“地标”和“区域”作为基本元素来分析环境心理趋向。他同时使用“可识别性”来描述环境特质,好的建筑环境使居民感觉舒适,亲切。林奇强调好的城市形态还应包括:活力与多样性(包括生物与生态)、交通易达性(开放空间、社会服务及工作)、控制(接近人体的空间体量)、感觉(可识别性)、灵活性和社会平等一系列要素。拉波波特(Rapoport, 1990)、洛赞诺(Lozano, 1990)和特兰塞克(Trancik, 1986) 讨论了人对特定建筑环境的行为反应,分析了现代城市问题多出于“逆城市”和“逆人”的作用力。基于这个观点,他们建议城市发展演变应与当地生活方式及文化需求相适应,强调设计应与环境相协调,即“环境行为”的方法。
1.6 建筑学的方法(architectural approaches)
在大量的形态理论研究中,由建筑师与城市设计师发展出的一系列方法对理解城市形态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其中最为突出的包括类型学(typological studies)与文脉研究(contextual studies)。类型学起源于意大利与法国,意大利建筑师玛拉托利(Mara tori)、坎尼吉亚(Canniggia)和罗赛(Rossi)奠定了类型学的基础。根据罗赛(Rossi, 1982)的解释,类型是普遍的,它存在于所有的建筑学领域,类型同样是一个文化因素,从而使它可以在建筑与城市分析中被广泛使用。由于类型学关注于建筑和开敞空间的类型分类,解释城市形态并建议未来发展方向。类型学的方法在欧洲建筑设计及城市景观管理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文脉研究着重于对物质环境的自然和人文特色的分析,其目的是在不同的地域条件下创造有意义的环境空间。文脉研究在艾普亚德(Appleyard, 1981)、卡勒恩(Cullen, 1961)、克雷尔(Krier, 1984)、罗(Rowe, 1978)和赛尼特(Sennett, 1990)著作中被广泛讨论。其中最有影响的概念是卡勒恩的“市镇景观”(townscape),这一概念的建立基于两点假设,一是人对客观事物的感觉规律可以被认知,二是这些规律可以被应用于组织市镇景观元素,从而反过来影响人的感受。通过分析“系列视线”(serialvision)、“场所”(place)和“内容”(content)。卡勒恩指出,英国1950、1960年代的“创造崭新、现代和完美”的大规模城市更新建设和富有多样性特质的城市肌理(包括颜色、质感、规模和个性)相比较,后一种更有价值和值得倡导。这一思想对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快速发展的现实同样有深刻的启发作用。
1.7 空间形态研究(space morphology studies)
这一理论认为城市由基本空间元素组成,它们构成了不同的开放与围合空间和各种交通走廊等,空间形态研究从不同规模层次分析城市的基础几何元素,其目的是试图描述和定量化这些基本元素和它们之间的关系。空间形态研究起源于1950年代由马奇和马丁(March,Martin, 1972)在英国剑桥大学创立的“城市形态与用地研究中心”。随后各种不同概念被发展用以定义和描述建筑和居住聚落(Steadman, 1983:Mitchell, 1990),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空间语法”(space syntax,详见:spacesyntax.com),这一概念可以被定义为描述、解释和定量建筑或聚落空间结构的技术方法。这一方法不仅强调分析空间集合的几何特性,更重要的是蕴涵其间的社会与人类学意义(Hillier, 1983)。以上讨论的城市形态理论提供了广泛的方法来剖析城市物质环境,尽管它们有重合之处,但根据所侧重的研究对象和方法的不同,相关的理论概括起来可以被分为三类:一是“形态分析”(environmental analysis),包括城市历史研究、市镇规划分析,建筑学的方法和空间形态研究。“形态分析”依靠从二维到三维的城市地图、规划与建筑设计和城市实体研究,其目的是解释城市现象和剖析其中隐含的规划管理、建筑师、业主和各种相关专业人员在城市形态变化中的作用及责任。二是环境行为研究(environmental behavior studies),它关注于人的主观意愿和人的行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过程包括实地观察、问卷调查及相关人员的访问;三是“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它关注政治与经济因素和相关的社会组织在“城市过程”(urban process)中的作用,定量的方法在这里是主要的分析工具。
2 城市形态与城市规划及城市设计
西方现代城市规划起源于建筑师与社会学家寻找理想的城市形态以医治“城市病”的乌托邦和物质形象的思想。在过去的20多年中,西方城市发展的实践要求规划师更多的关注于“政策规划”、“发展影响评估”、“发展管理”、“社会规划”和“经济发展”。规划师的职责似乎完全脱离了物质环境。然而,物质环境在规划学科中,无论过去与现在都依然占有重要的位置。正如霍治(Hodge, 1998)指出:“大量的规划工作依然围绕着两个中心,一是计划新建项目对现状环境影响的评估,二是组成物质环境的不同功能和活动部分的空间协调。”城市形态研究的价值在于它在城市动态变化的过程中适当安排新的结构元素的能力,如“形态分析”已成为提高城市“发展管理”和“设计控制”等规划实践的重要工具,评价规划工作的优劣在某种意义上是指得到规划许可的城市发展的结果。基于这一观点,城市形态的方法对辅助与充实规划实践有重要意义。“可持续发展”和“城市交通”研究是当前西方规划学科的热点课题,环境、经济和社会效益与城市形态的关系日益得到重视。具体的规划概念如密集式城市发展(compactcity或neo traditional development)和交通需求管理(Transportation Demand Management)要求创造较高建筑密度,混合用地,发展步行和公交系统和一系列新的设计原则。作为物质参照的城市形态是“可持续发展”及“城市交通”等规划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加完善和理性的城市形态研究应得到充分的重视。城市形态研究的意义同时存在于它与城市设计的关系,尽管城市设计概念自出现到现在的30多年来,还未形成一个全面共识的定义,但是,城市设计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在实践层面上的认识,可以描述为是由建筑学、城市规划和景观建筑学参与的,给予环境以特定形式的活动。其中的活动指利用现有条件,创造新的结构元素,用于提高缺乏统一与整体性的城市环境(Schurch, 1999)。城市形态的目标是理解城市结构形成过程与文化、社会经济及政治的作用力的关系,城市形态与城市设计的同构关系,不仅表现在文字描述上,同时反映在设计实践中,所以系统的城市形态研究可用于加强和整合城市设计的理论基础。
3 城市形态的方法与理论研究框架
根据诺克斯(Knox, 1994)的“城市化过程”(urbanization as a process)理论,城市化由一系列相互作用的社会、经济、人口、政治、文化、生产技术和环境变化过程所推动。城市化的直接结果是越来越多的人口居住于日益扩大的城镇区域内,同时,城市化还导致了其它的一些结谷凯 城市形态的理论果,如城市体系、城市用地、社会结构、建筑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变化。特定的社会系统,如政府政策、法律体系、城市规划和城市管理关注到变化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作出一系列的反应继而影响初始的动力因素,这一过程最终形成了一个动态变化的循环体系。诺克斯的分析利用广义的政治经济学作为“城市化过程”理论的基础。作为城市化的一个结果,城市形态的变化明确的反映了城市化过程。基于以上讨论,“城市形态作为城市化的结果”(urban form as an outcome of urbanization)这一模型,使物质的城市形态,抽象的政治经济因素和城市规划有机的联系在一起,从而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并可以被广泛应用的方法来分析城市形态变化的动力及过程机制。在这一模型中“形态分析”与“环境行为研究”的概念与方法被强调作为主要的物质环境分析工具。形态分析关注于和城市相关的客观物质、图形及文字资料,环境行为研究强调城市居民和专业及行政管理人员的主观意愿的调查分析,方法它们互相补充,从不同的视角检视研究对象,从而使城市形态的研究更为理性与客观。复杂性(complexity)与不确定性(uncertainty)理论在这一研究框架中被同时强调。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是西方社会科学中新兴的边缘学科,其主要思想是分析和探索各种系统表现出的混乱、非连续性和难于控制的主要原因,其中的复杂性是主要因素。事物所具有的复杂特性挑战了研究分析与规划决策过程。充分认识到复杂性这一因素并不能使工作过程变得容易,但它可以使决策者有充分的准备,从而应对由复杂性产生的不确定性。对于不确定性的清晰认识可以帮助寻找适合的分析方法。克里斯坦森(Christensen, 1985)在研究中指出,解决问题的过程取决于目标与方法的不确定程度,当人们对目标和如何达到这一目标的方法形成共识,确定性较高,分析与决策过程可以依赖科学与理性的步骤去完成;当人们同意目标的方向,但不知如何达到它,分析与决策是一个学习过程;当人们不确定要达到的目的,但有许多可选择的方法,分析与决策成为一个讨论过程;最后,如果人们同时不能对目标与方法达成共识,分析与决策成为在混乱中寻找秩序的过程。认识到不同类型的不确定性,可以对问题的特性作出判断,从而找出更有效的解决问题的途径。概括而言,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渗透于整个城市发展过程中,它们应成为形态研究框架的一部分。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由传统的单一计划经济为主体转型为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存在。其中的转型性经济因素(transitionale conomy)、缺乏稳定性的发展政策和领导主观意愿构成了分析决策过程的复杂性因素。在相对有限的可借鉴经验的条件下,缺乏明确的目标与工作方法往往同时成为城市发展规划中的问题,对不确定性的充分认识对提高中国城市研究有特别的现实意义。
4 结语
在城市化过程理论的体系内,形态分析与环境行为研究被强调作为主要城市形态分析工具。其中的形态分析,虽然包括广泛的方法与技术,但对城市总体规划和城市设计方案的分析是其基本要求。不可否认,规划设计方案只是整个规划过程的一部分,完整有效的规划依赖于管理、控制和实施等各个环节,但规划设计方案记录了社会价值观念、人们的主观意愿和环境管理方法。没有作为形态基础的规划设计方案,大规模的规划是无法实现的。好的城市形态决不是仅仅基于美学原则的标准,它更依赖于活动其间的人的感受与评价。得到人们欣赏并积极评估的城市环境是真正有价值并应得到广泛的倡导与维护。基于环境行为研究发展出的一系列方法包括问卷调查、相关人员的访问和实地观察,这些工作过程不仅重视专业和行政管理人员的意见,其中更关注普通居民及流动人口的意向,通过数据记录与分析,最终将其反馈到规划设计、政策制定及具体管理行为中。1970年代末以来的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快速城市化过程,这一过程包括了一系列巨大的经济与社会结构的重构。同世界其它国家相比,中国城市形态的变化,从动力机制到实体环境都显示出不同的特点,其复杂性与多样性对城市形态的理论研究具有特殊的价值。虽然国内阶段性的城市形态研究已不断出现,然而系统与全面的分析,尤其是方法论的研究还有待提高。本文关于这一课题的思考,目的在于希望从大量的相关文献中理出一个简单与明晰的脉络,并适用于实际案例的分析研究。
参考文献
[1] 孙良辉,鄢泽兵。解读城市形态的三个分支理论——读《Good City Form》有感[J].山西建筑,2004,(18)。
[2] 欧阳勇锋,张延龙,蒋颖。关于城市形态模式的探讨[J].安徽农业科学,2004,(5)。
在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和实践中,反思既是一个基本的理论概念和范畴,也是一个有效的实用技艺和武器。它不仅使之与以前的社会学区别开来,而且形成了自己独到的分析框架和理论特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反思性是布迪厄社会理论的“出类拔萃的单一特征”。
在中国的古藉中,反思一词与反省、反躬的含义相近,系指自我省察,反身自省,反求诸已,如反躬自问。在《礼记 乐记》中就有这样的记述,“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这样的反思主要用于个人的修身养性。
在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中,反思的概念使用很广。洛克曾经使用过反思概念,把对意识的内在活动的观察称作内省经验。在黑格尔那里,反思更占据了其哲学的特殊地位,反思就是自我意识,专指思想本身进行的反复思索,即思想的自我运动。到了近代,倡导反思性观念,提出“反思社会学”的学者也不是布迪厄一人,有现象学和阐释学的,有民族方法学或常人方法学的,还有其他“后现代”形式的。但在反思的主体、反思的对象、反思的目的、反思的作用、反思的方法等方面,都与布迪厄有着明显的差别。
从反思的主体来看,与仅仅把个人(“私人”或“主我”)作为反思主体的其他学者不同,布迪厄的“反思性回归自身”,既把个人作为反思的主体,又认为反思社会学是一项集体事业(第44页),反思性概念所要求的“返回”超出了经验主体的范围,而要延申到科学的组织结构和认知结构,因而,“反思的主体最终必然是要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科学场域”(第48页)。
从反思的对象来看,与反思的主体相对应,“反思社会学的基本对象不是个别分析者,而是植根于分析工具和分析操作中的社会无意识和学术无意识”(第44页)。因为,每一个社会科学家不仅受到他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即社会出身和社会标志)的影响,而且为其在学术场域中的位置所左右,同时,每个人都带有天生的唯智主义偏见,这种偏见一方面会使学者在构建自己的研究对象时,不自觉地将其与对象的关系投射到对象之中,另一方面又使其陷入“学究式的谬误”之中,对深深嵌入我们对世界的思考的事实中的、内化于概念、分析工具和经验研究的实际操作中的预设缺乏警醒,以至用理论的逻辑代替和否定实践的逻辑。因此,布迪厄的反思要求和引导社会科学家去认识那些“支配了他们的深入骨髓的特定的决定因素”(第54页),对作为文化生产者的社会科学家进行分析,对社会学工作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特定形式进行反思。
从反思的目的来看,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不是要破坏社会学的认识论保障,而是要巩固它,不是要削弱它的客观性,而是要扩大社会科学知识的范围,增强它的可靠性。这充分表现在布迪厄的反思在社会科学进步中所起的作用上。
首先,反思能够增强科学的自主性。社会科学实践要使自己不受任何粗暴无礼的干预和潜移默化的左右,避免成为社会力量的玩偶,就要增强和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如果存在着一批共享的反思性手段,能被集体性地掌握和运用,这本身就是争取自主性的一种强大武器”(第198页)。当然,要保持自主性,不仅要有自主性的社会条件,而且要有自主性的科学资本(包括各种防御、建构、论辩的手段,以及得到认可的科学权威)。不过,社会学的特殊性质总是使其受到外来需求压力的支配,在社会场域内,总有很多人自以为拥有对社会世界与生俱来的知识,拥有天赋的科学;在科学场域内,总是存在着一些受异治性支配的兜售常识的人,所有这些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也起着劣币驱逐良币的作用。反思虽然不能完全消除这些人,但却可以减少他们的危害。
其次,反思能够推动科学的进步和知识的增长。社会学进步的重要障碍是,错误地认为自己有能力探究人类的所有实践,包括象科学、哲学、法学、艺术等实践,因而具有“元”科学的性质;社会学家这门职业,其无意识的动机之一就在于它是一门力图成为“元”科学的职业。布迪厄认为,社会学的“元”科学性质,“始终应当是针对它自身来说的”,它必须利用它自身的手段,对自己进行反思,确定自己是什么,自己正在干什么,努力改善对自己立场的了解。这样就能消除由于无反思所引发的各种偏见,努力探寻各种机制的知识,一方面推动科学的进步,另一方面进一步改善反思的条件。
再次,反思能够祛除幻象,使知识份子获得更大的自由。知识份子往往自以为有知识而自视高明,认为自己全无幻觉,尤其是对自己全无幻觉。其实,由于社会决定机制无所不在,由于符号性的支配和对社会世界的信念式理解,知识份子同样存在着偏见和幻觉,不仅有对社会世界的幻觉,而且有对自己的幻觉。与此密切相关,知识份子喜欢独立思考,喜欢从个性解放中寻求自由,却忘记了“知识份子自由”背后存在的一种政治学。布迪厄认为,对于个人来说,无意识与决定论是彼此契合的,同样,知识份子的集体无意识是其与支配性的社会政治力量间契合关系的特殊表现(第208页)。将反思社会学用于自身,可以产生更多的知识,发展自觉意识,扩大自由空间,从而把各种历史可能性都包容在理性所及的范围之内,有助于知识份子走出他们的幻觉;同时可以使知识份子确定和识别自由的真正所在,即明白在哪些场所自己切实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在哪些场所并没有什么自由,从而减少在自由问题上的盲目性。
从以上概述和分析可以看出,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有两个非常鲜明的特点:第一,它是反自恋症式的,既不是诉诸内心,谈论自身,自我欣尝、自我陶醉,也不是寻求知识份子的时代精神,它把自身作为研究对象,是要对社会学家和塑造社会学家的世界进行反思;它对社会学的反思,是要对人们面对的诱惑和自己陷入的诱惑进行剖析。第二,它不是“认识中心论”或“科学家群体的自我中心主义”,而是实践中心。在反思的引导下,社会学家不仅会关注任何“实践性”的事物,而且会重视理论实践的技艺和方法,学会把高度抽象的问题转化为实践上完全可行的科学操作。因此,布迪厄的反思理论不仅是一种有关理论实践的理论,而且将其纳入实践理论的核心,在发现理论逻辑的同时,也发现了实践的逻辑。
要进行反思,首先就要消除对反思的抵触情绪。布迪厄认为,对反思产生抵触的真正根源更多是社会性的,而非认识论的,因为,反思是对个(人)性神圣性的正面抨击,是对知识份子的自我观念(即把自己看作是不受社会因素限定的、“自由漂移的”、被赋予某种符号尊严的人物)的直接批判,是对知识份子所陷入的种种幻觉的无情揭示。其次要提倡理解和容忍。在学术的讨论和思想的交流中,人们关心的往往不是彼此理解,而是超过和压倒对方,反思社会学是一种领会和理解自身和他人的手段,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和容忍以往不能容忍的事情。最近,在讨论学术反思时,也强调了这一文化自觉的思想,并将其概括为四句话:“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跨文化的“席明纳”—文化价值再思考之二”,载《读书》1997年第10期)。再次要使反思性在培训、对话和批评性评价机制中制度化,真正培养和树立起反思性的科学惯习。
二
从布迪厄反思社会学的启迪中,我们需要而且可以对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进行反思。这对于推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和现代化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与其他近代科学一样,经济学也是“西学”。但是,在中华古代文化中,也不乏经济学的传统和精神。到了近代,西学东渐以后,中国的一些知识份子开始学习西学,会通中西,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和分析中国的社会经济问题。本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农村经济学派,南开经济研究所等,就是其中有名的代表。到了本世纪50-70年代,随着政治的变迁,中国的经济学脱离和抛弃了西学的主流,而确立了政治经济学的正统地位。随着对西方经济学的全盘否定和彻底抛弃,经济学的中国传统也逐渐丢失。改革开放以后,现代经济学又回到了中国。由于经济实践的巨大需求,经济学在中国成为显学,经济学家也成为时代的宠儿。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同时出现在中国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身上,使得中国经济学陷入危机之中。然而,对此有清醒认识和足够自觉者不多,笔者也是糊里糊涂,渐有所悟。
从理论的反思来看,我们面临的任务是多方面的。我们既需要对经济学以及立足于此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反思,也需要对现代经济学进行反思,还需要对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进行梳理和阐释。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要解决经济学的本土化,建立中国的经济学,以便对中国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作出自己的解释,不对所有这些作出认真的反思,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就会受到很大的限制。
经济学是一个博大的体系,从其把生产力(即人与物的关系)和生产关系(即人与人的关系)都纳入自己的理论框架,并注重于生产关系的分析来看,就体现着古典经济学的传统和精神,而与注重于研究人与物关系的新古典经济学有别。但是,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劳动价值论,是一种典型的客观价值论,强调的是成本和供给,而对分配和需求在其中的作用有所忽视。其对主观价值论的批判不仅加剧了主观和客观、精神和物质的二元对立,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走到了自己的对立面,即否定了价值是人与人的关系。马克思经济学的成就和失误都与此有关。另一个重要问题是,马克思关于哲学不只是解释世界,而更重要的在于改造世界,经济学是无产阶级解放的锐利武器,就使哲学和经济学面临着巨大需求压力的支配,为其发展设置了巨大的障碍。其实,社会科学改造世界的作用都是间接的,正如布迪厄所说,“符号权力通过陈述某个被给予之物来构成它,通过影响世界的表象来影响世界”(第158页)。马克思经济学既然是科学而不是信仰,就要用科学的态度来对待,一是要学习,二是要反思,三是要质疑,四是要超越。
立足于马克思经济学之上的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自成一体。虽然其理论逻辑在主要方面能够贯彻到底,但其假设前提却是与现实相背离的。传统经济学的最大失误在于它并没有继承马克思经济学的思想精华,而是发展了它的某些片面之处。然而,它终究影响了我们一代人的生活和思想,至今仍然是很多学者安身立命之本,也是官方指导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也有某些合理的成分。因此,简单地将其抛在一边是不行的,必须对其作出一番认真的批判和清理,才能进一步明确中国经济学的前进方向。
现代经济学是在西方文化背景和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和演进的,我们对它不曾作过认真的、科学的反思,而是采取了全盘吸收和全盘否定的错误态度和作法,不得不自食其果。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先于我们进入现代化进程,其经济理论也处于一种强势地位。这就使得人们易于采取一种急功近利的作法来对待。很多人并不了解它的文化背景和历史发展,因而把握不了它的真髓精义,不是拾起了它的皮毛,就是拣到了它的糟粕,更无法用其解释和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现代经济学派别林立,每一学派都有自己的特殊角度和独到的贡献,也有自己的片面性,就是目前处于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其完全信息、完全竞争的假定与现实经济生活相去甚远,其片面性也更加明显。但是,各个学派之间争论、批评和交流,也促进了它的不断发展。因此,对现代经济学的反思要从尊重和理解出发,在了解它的文化背景和历史发展的基础上,博采各家之长,破除门户之见,作好创造性解读和批判性吸收工作。
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济学传统和精神的反思也是一个重要的任务,这就需要对中华传统文化有一个全面而又深刻的把握和理解。目前经济学界的同仁,国学基础普遍很差,通古博今者了了,有的抱着民族虚无主义态度,也有的取民族优越主义作法,使得中国经济学的探索和发展脱离了自己的土壤。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需要的是科学的重新阐释,作好创造性地转化工作,使之成为中国经济学的宝贵资源和前进的基础。
总之,要做好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的反思,需要一代会通中西、会通古今、会通文理的专家学者,需要对我们的教育来一番根本的改造。
经济学理论的反思本身就是经济学学术实践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与经济学实践的反思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在经济学理论上出现的种种问题,都可以在经济学家的学术实践中找到它的根源。
对经济学家学术实践的反思,首先需要对中国经济学家的生存条件和社会状况有一个恰当而清醒的认识。随着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成为中国社会生活的中心,中国经济学家的社会地位似乎有了很大的提高,行动的自由度似乎很大,有的成为某个政府部门的顾问,有的成为某家公司的高参,今天这里请去开会,明天那里邀去座谈,经济学家的自我感觉也不错。其实非也,这只是经济学家的一种错觉。经济学家的社会地位与其他科学工作者的状况无实质差异。从历史上来看,学问特别是社会科学学问,主要是有闲阶级酒足饭饱之后用以消遣的事情,其繁荣发展必须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物质条件。今天,如果仅靠工资生活,经济学家也许离贫困线并不太远,很多人在思考学问的同时,不得不为生计筹谋。很多人其所以不得不去从事那么多的社会应酬,也与此有关。如果不能过上一种体面安定的生活,对于大多数学者来说,学问之事也许有些太奢侈了。另一方面,社会又对经济学家提出了巨大的需求(包括政治宣传、政策咨询、经营策划等),似乎经济学家都可以提供现成的答案;经济学家意咨气使,高谈阔论,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似乎思想可以自由骋驰,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被人牵着鼻子走。这一切就造成了经济学家个人的无意识和学术的无意识。无论研究对象的构建,还是理论结论的提出,上述的一切都会渗入其中,发挥作用,因此,经济学家的真正自由是非常有限的,这也许还不是一个造就大学问家的时代。经济学家需要对自己生活的社会条件作出认真的反思,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和行动自由。
其次,要对经济学的科学场域进行反思。目前,中国社会科学的科学场域是一个比较混杂的场域,只要是在报刊上发表了某种讨论经济问题的文章的人,似乎都成了经济学家,而官方和业界的一些人士也纷纷谋求一个学者的头衔。因而,在经济学的科学场域内,同样也是假冒伪劣充斥。随着改革的推进,民间研究机构的出现,中国经济学界打破了原来的一统天下,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科学场域和子场域,开始形成一种竞争的态势。这对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无疑是件好事。但是,由于学术批评和学术评价的制度和规则尚未完全建立,没有有效的评价、激励、筛选、淘汰机制,学者们的学术实践和行为不仅会有很多失范之处,而且也缺乏必要的制衡和自觉。各个子场域之间的竞争,学者们在学术场域内的相互争斗,不仅与在社会场域中的地位有关,而且也为其在学术场域中的地位所决定,因为很多事情都与经济学家的利害相关,使其难以自拔。再加上经济学帝国主义和中国经济学的显学地位,不仅影响到经济学家的内部交流和沟通,而且造成了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之间的紧张关系。特别是近半个世纪以来教育上的失误,很多经济学家知识领域狭小,专业训练和功力很差,很难出现会通中西、会通古今、会通文理的权威和大家。
关键词:城市经济学;公共政策;应用经济学;城市化;经济发展
一、城市经济学的诞生
就历史而言,城市经济学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是与经济理论从微观经济学到宏观经济学再到中观经济学这一发展历程一脉相承的。1965年美国汤姆逊的《城市经济学导言》问世,标志着城市经济学在美国首先诞生。虽然城市经济学作为中观经济学的重要学科之一只是经济学体系中的后来者,但它一经产生就体现出蓬勃发展的生机和对城市发展的重要指导意义。此后,城市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西方得到较快发展。20世纪80年代,城市经济学在我国兴起和传播,经过20多个年头的风雨历程,城市经济学在我国已经得到长足发展,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二、城市经济学的性质
城市经济学是发展中的经济学。在城市快速发展过程中曾经出现了一系列实际问题,但传统经济理论面对这些城市问题却束手无策。随着世界范围内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在各国经济发展中越来越发挥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城市不仅是国民经济的支点、区域发展的中心,更是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纽带。与此同时,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经济问题也日趋复杂和深化,使得城市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展到城市化、城市空间结构、城市区域、城市管理、城市经营、城市文化以及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等诸多方面。
城市经济学是综合性边缘学科。城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为城市系统,重点是城市经济系统,而城市经济系统是多层次的,它包括微观城市经济系统、宏观城市经济系统和城市经济管理系统,研究对象的多层次性决定了城市经济学是一门内容丰富的学科,是一门边界宽广的学科。它是把许多的部门经济学应用到城市经济系统之内,并对其内涵和外延加以丰富和发展所形成的综合性学科。
城市经济学是公共经济学。世界范围的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使城市公共经济关系显得更为复杂和重要,公共经济对企业经济的促进和制约作用已经日益明显。城市经济学以其独特的视角,“不仅从企业角度出发,而且,更多的是从城市和区域经济整体运行盛壅塑 皇出发研究经济问题。因此,公共部门的投入产出及其政策的研究构成了城市经济学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城市经济学重点研究城市公共经济的地位、作用、内容体系,提出调控的方法和公共经济政策,如通过对城市土地的开发与利用、城市基础设施、城市文化设施、公共福利设施、公共卫生设施和住宅建设等问题的研究,为政府配置公共经济资源,提高公共经济效益提供理论和决策依据。因此,城市经济学是完全不同于企业经济学的治市经济学,是市长经济学。
城市经济学是新型管理经济学。城市经济管理是城市经济学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城市经济管理既不等同于以企业为核心的微观经济管理,也不等同于以国民经济管理为内容的宏观经济管理。城市经济管理将微观经济管理和宏观经济管理有机地结合起来。城市管理职能也大大地丰富了传统管理学职能的内涵,所以,城市经济学是新型管理经济学。
城市经济学也是应用经济学。城市经济学是应用经济学而不是理论经济学。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是为了把握城市系统经济运行、经济关系及其规律,并以此来指导城市经济和城市管理的实践。
三、对城市经济学的认识
笔者认为,城市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渗透日趋活跃。我国城市经济学发展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在中观层次和空间范畴上对城市经济问题进行了跨学科、跨部门的综合性研究。研究方式的多样化和研究手段的现代化。近年来,我国的城市经济学研究方式越来越多样化,出现了“个性化研究”的方式。与“个性化研究”方式相对应的是“群体化的跨空间协作研究”也正在兴起,出现了跨地域乃至跨国界的全球同步合作研究,这与网络化数字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等先进技术手段的应用密不可分。城市经济学研究方式的个性化、多样化,有力地促进了学科发的创新与突破。城市经济研究的对外交流与国际合作日趋活跃。
我国城市经济学发展存在一些问题。城市经济学理论体系建设存在不足,城市经济理论基本观点的表述存在不规范,城市经济理论研究与实践部分分离。城市经济学研究存在薄弱环节。对城市化问题、城市经营与管理问题的研究存在不足,对城市竞争力问题研究不足。
城市经济学基础研究。一是在重视对特定城市进行实证研究的同时,关注统领全局的城市经济基础理论研究,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快速发展的新背景下,对城市化和城市经济运行的规律性研究及城市经济学理论、方法、工具、经济模型的研究。其趋势是完善城市经济学基础理论体系,明确城市经济学的性质、研究对象、范畴、结构等问题,创建相关经济模型,提高研究的规范性和增强其实践的可操作性,规范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规范相关概念的使用。
在完善城市经济学学科体系与内容上,我们应融会多个学科的理论方法来丰富和发展自己的内涵和外延。如可探讨建立科学的城市政治经济学,包括城市及城市区域的生产系上层建筑、社会福利和行政区划等在内的问题,将制度性和社会性因素视为经济分析的内生变量,将所有权的分配、经济组织结构乃至社会政治制度结构都理解为城市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包括城市发展政策、城市产业政策、城市人口政策、城市户籍政策、城市土地政策以及城市社会治理的方针政策等。要加强以生产力为转移的城市化规律的研究、以经济发展水平为依据的发展阶段性的研究和国情与地区差异的研究。二是研究城市化进程中的具体措施,特别是政府定位及其作用的发挥。
我们要研究城市化与区域经济发展。如何抓住城市化加速发展的契机,加快落后地区经济发展,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问题。以往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较少关注落后地区的城市化问题,应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用城市发展的成本效益进行分析。从宏观的角度看,应加强对不同地区城市规模结构的发展规律、不同地区城市规模效益的发展规律、不同地区区域差别扩大与缩小的发展规律、不同地区大城市化与城镇化的研究和不同地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规律等问题的研究。五是城市化的比较研究。如发达国家许多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可资借鉴;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做法和经验也极具参考价值。
城市化不单单是一个经济过程,也是一个国民生活方式转变、文化素质不断提高的过程。因此,有必要加强城市化对国民生活观念的影响及应对措施的研究。七是城市建设的规划研究。应加强城市建设创新性与国际性关系的研究;加强民间建筑与公共建筑协调性的研究;加强城市建设方法论的研究以及城市规划法制性与指导性的关系等问题的研究。
笔者认为,城市规划建设与城市管理问题研究可罗列以下三点:
一是,城市规划建设与管理中政府的职能与定位。这是城市建设与管理的首要和基本问题,相关的研究已有很多,但还不够清晰明确,指导实践的能力也不足,研究工作仍需加强。
二是,城市经营与管理过程中“三个效益”的统一问题。下一步的相关研究将集中在确立实现“三个效益”统一的原则和相应机制的形成与完善上。
三是,城市发展中的文化传承与保护。在追求所谓“现代化”的过程中,需要从经济学角度确立保护城市历史文化的机制,平衡城市发展与历史文化保护的矛盾。
四是,城市文化与城市文明的建设。研究精神文明与城市发展的关系;探索政治文明的推进措施;建树“伦理经济”和“道德经济”的产业文化观念;剖析城市环境的人文价值和经济价值;科学制定城市文化发展战略,积极探索发展城市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新途径。
关键词:应用型本科教育;供给;需求;投资;就业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7)22-0240-03
近年来,我国应用型本科教育顺势呈“井喷”式发展,以安徽省应用型本科教育发展为例,2008年成立的“安徽省行知联盟”14所应用本科高校中就有13所为新建本科院校。其实,应用型本科教育应该是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并具有自身的发展规律。从外部环境或内部条件来分析,目前,我国应用型本科教育的快速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一些现象与问题:诸如教育经费来源单一,办学基本条件急需改进;人才培养类同化,不能满足多样化的人才需求,教育供求结构性失衡现象严重;校企合作不真,产教研结合不实,学校服务地方经济社会的能力不足;等等。应对教育发展过程的诸多挑战,是学界的责任与义务。近几十年来,如何科学地发展教育?如何更好地推到应用型本科教育发展?自然受到了教育学界的重视,也引起了经济学界的关注,相关研究成果不少。
一、国外有关研究
关于教育与经济的关系研究,相比而言,国外的研究起步较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早在六十多年前,西方学界就已经对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与经济关联性进行学术争论:一是以巴洛夫为代表的人力资源学派,认为可以通过政府的人力预测,主动培养人才以促进经济发展;二是以福斯特为代表的学者,认为职业教育不能主动供应人才引领经济发展,只能被动地反映经济发展的需求。20世纪6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促使新的产业部门不断产生,而新兴产业部门对劳动者的知识、技能等职业素质提出更高的资格要求,因此,更高层次教育的经济意义越来越凸显。在此期间,以舒尔茨(1990)[1]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在对个人收入和国民经济分析后,得出了“教育不单是一种消费,更是一种投资活动,具有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生产的经济效益”的结论。随后,在人力资本理论的基础上,西方产生了教育经济学,于是,不少学者从经济的角度、运用经济学理论与方法来研究诸如教育成本与收益、教育资源投入与产出等教育问题,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近年来,有学者们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理性而系统地分析了韩国高等教育的扩张历程,总结出高度依赖私人资本、政府高度管制、高等教育的等级结构等是韩国高等教育快速扩张的成功经验。研究后指出:政府支持未必是高等教育扩张的主要动力,开放的办学模式、多元的高等教育投资(主要是个人教育投资)及其良好的教育回报才是韩国高等教育扩张的动力[2]。这些理论成果或典型经验,对于我国“十三五”期间乃至未来更长时期科学地发展高等教育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国内有关研究
教育经济学经过20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近20年的逐步发展,已经成为了一门学科。相对于西方研究,我国学界对教育的经济学研究稍晚一些,到20世纪80年代,相关研究才结出成果。厉以宁(1984)[3]从经济学角度来研究教育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教育投资的经济效果等,认为教育不仅是一个社会学范畴,也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学范畴。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我国学界对教育与经济关系的研究全面展开,主要研究有:一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教育与经济关系研究;二是教育投资短缺问题及教育经费效益问题研究;三是教育资源合理配置问}研究,等等。进入21世纪以来,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中,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一部分,在自身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推动了我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关于高等教育经济学理论研究也越来越多,正趋向完善、走向成熟。如:王培根(2004)[4]运用了经济学理论、方法和计量模式较为全面地论述了高等教育与经济的关系,高等教育的需求、供给、成本、投资及其收益等问题是该学者主要研究对象,结合经济现象与教育问题,该学者力图寻求社会经济与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以便于解决我国高等教育资源如何有效配置等问题。至于如何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正如舒尔茨曾指出:“教育远不是一种消费活动。”更是一种投资活动。可见,我国关于教育的经济学研究,从萌芽期、初创期,现已经进入发展期,相关研究成果近年来层出不穷。
应用型本科教育的提出在我国仅有十多年的历史,关于应用型本科教育研究是当前一个新的热点课题。十多年来,相关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方面所取得一定进展,但总体还处于起步探索阶段,有关研究主要是发现问题、总结经验、提出对策。研究成果也集中在对应用型本科教育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研究、应用型本科教育的概念界定、应用型本科教育的定位、应用型本科教育的属性与特征研究、应用型本科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路径等教育教学问题研究,等等。其中应用型本科教育的现状及其问题和应用型本科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研究较多,如《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的问题与对策研究》[5]、《应用型本科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研究》[6],等等。这些研究大都是从教育学的视角,研究内容或方法大同小异。
三、经济学角度有关研究
从经济学的角度去研究高等教育(包括应用型本科教育)问题,研究涉及面较窄,相关文献资料也较少。有关成果主要体现在:
1.高等教育的供给与需求问题研究。高等教育的经济学研究自然离不开对高等教育供给与需求问题的研究,高等教育的供给与需求是高等教育经济学分析的两个要素,是经济学分析的微观基础。(1)有关教育供给研究。研究高等教育的供给问题有不少成果:有学者们首先从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界定高等教育供给这一概念,在此前提下,分析了影响高等教育供给的诸多因素,即教育资源、规模、师资、教育需求和外部政策等是影响高等教育供给的六大重要因素[7];也有学者对当前我国高等教育供给现状及其问题进行了研究,指出中国高等教育存在供给量相对不足、供给结构不合理、供给分布不平衡等问题,难能可贵的是,该学者在研究中提出了坚持市场需求和社会需求并重的应对原则[8];等等。(2)有关教育需求研究。有学者在对个人的高等教育服务需求结构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人们对高等教育需求的过程中存在很多盲目性现象,认为,我国个人的高等教育服务需求结构需要优化,并提出了个人对高等教育服务需要形成理性的有效需求的建议[9]。(3)有关教育供求关系及其矛盾运动研究。有学者结合我国高等教育的现状、问题及其特点,对教育需求和教育供给进行经济学分析,该学者探讨的高等教育有效需求和有效供给的如何形成问题,有很好的研究价值,提出的“加强宏观调整促使现代高等教育供需平衡”主张是一个现实针对性较强的建议[10]。实际上,高等教育的供给和需求一直是矛盾的统一体,人们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与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是现阶段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基本矛盾。化解矛盾、实现高等教育供求均衡发展,是当前学者们的心声,是学界的共识。在我国教育的供求关系中,教育结构性矛盾问题较为凸显,不同类别教育供求不均衡、不同层次的教育供求不均衡,可以预见,在今后一段时期,关于如何调节教育供求结构性矛盾、引导高等教育理性的需求与有效供给,是一个亟待学界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
2.关于投资与就业效应的研究。教育投资是教育发展的物质基础,高等教育发展需要大量资金支持,但实际上我国的教育投资长期不足,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更是如此。有学者采用比较静态方法和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有关教育投资的两个问题:一是当前中国产业转型时期人力资本投资现状;二是产业转型对人力资本教育投资的要求[11]。“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走产学研结合的发展道路。”是教育部明确了的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的方针。“引导部分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已是我国现政府的教育战略部署。研究高等教育特别是应用型本科教育的投资与就业效应问题对指导我国高等教育结构优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此,于2008年,就有学者研究了家庭高等教育投资与大学生就业回报问题[12]。还有学者基于匹配模型理论分析了引进政府的教育支出和公共投资支出对劳动就业效应的影响,得出的结论是政府的教育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例与就业之间呈倒“U”关系[13]。可见,投资促进就业,就业引致投资,可以成为了我国高等教育特别是高职教育的良性循环的互动模式,能影响高等教育的有效供给与有效需求,这是学者们长期研究得出的结论之一。
综上所述,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21世纪以来,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跨越式发展、突破性进步已经带动着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研究,其中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与经济发展研究,学界也在争论中开始了一般性探讨,如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生源市场和人才市场研究,等等。当前,伴随着应用型本科教育的长足发展,应用型本科教育研究逐步成为又一个研究热点,相比而言,应用型本科教育与经济的关系最为紧密,因此,应用型本科教育经济学分析的研究意义较大,更值得学界去研究。近年来,研究应用型本科教育的经济学意义已经有学者们猎及,正逐步形成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如《应用型本科教育社会需求导向论》、《基于需求导向的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模式研究》,等等。以上相关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的成果表明:其一,本科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和类型是否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多样化的需求?其二,如何处理好应用型本科学院教育教学与实际需要、市场就业的关系?它们是制约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的两个“瓶颈”问题。
总之,综述以上相关研究成果,旨在借鉴大家智慧,总结成功经验,发现不足,力图创新。不难发现,这些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如:现象描述多、本质揭示少,深度不够;单学科研究多、跨学科少,系统性不强;教育学的视角研究多、经济学的视角研究少,动态分析欠缺。研究成果大多从教育学的视角描述诸如教育需求、教育的投资等某一问题或某种现象,进而提出几点意见或建议,等等。目前,从经济学的角度、跨学科动态研究应用型本科教育确实相对滞后和贫乏,专门针对安徽省应用型本科教育的经济学研究极少。这正是《基于供求理论模型的安徽省应用型本科教育投资与就业研究》项目的价值所在,值得去研究。在下一步研究中,就是要借鉴学者们的智慧,试图弥补先期研究成果的某些不足,力求有所突破与创新,因此,本课题组计划以安徽省应用型本科教育为例,基于一个供求理论模型,把供给、需求、投资、就业等四个教育要素按照整体性、有序性和结构优化原则结合起来研究,从而为高等教育建立动态调整机制、不断优化结构等提供理论基础。这应该是一个亮点。
参考文献:
[1][美]舒尔茨.人力资本投资[M].商务印书馆,1990.
[2]Sunwoong Kim,韩梦洁.韩国高等教育扩张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现代大学教育,2013,(6).
[3]厉以宁.教育经济学[M].北京出版社,1984.
[4]王培根.高等教育济学[M].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
[5]胡少华.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的问题与对策研究[D].西南大学,2011.
[6]崔瑞丽.应用型本科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研究[D].硕士论文,天津工业大学,2012.
[7]申培轩,陈世俊.论高等教育供给及其影响因素[J].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1(2).
[8]张珑秀.当前我国高等教育供给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黑龙江教育:高教研究与评估版,2011,(2).
[9]申燕玲.我国普通高等教育个人需求结构优化[D].华中科技大学,2007.
[10]陈鑫.现代高等教育需求与供给的经济学分析[J].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07,27(3).
[11]周晓蒙.产业转型视角下人力资本高等教育投资研究[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13,(5).
[12]邱美凤.高等教育投资与大学生就业回报问题研究[D].武汉理工大学,2008.
[13]王文甫.公共教育支出对劳动就业效应的理论分析[J].统计与决策,2010,(5).
The Economic Analysis on the Applied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Research Status Review
YANG Zhu
(Anhui Professional College of Art,Hefei,Anhui 230002,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