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治理和生态修复区别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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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生态治理和生态修复区别范文

关键词生态环境 可持续发展 环境修复

文章编号1008-5807（2011）02-153-01

随着地球上人口的剧增和工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对自然资源需求水平不断提高，生产强度日益加大，有毒、有害废气物质不断的输入环境，远远超过了环境的自净能力而导致环境污染日益严重。为了解决人类面临的这个重大问题，对于大气污染和地表水污染之力的研究已十分广泛，许多技术已相当成熟并被广泛应用。

对于污染土壤及地下水的之力来说，由于其具有隐蔽性、滞后性、累积性以及难治理和修复周期长等区别与大气和地表水体污染的特点，其修复问题已成为环境科学研究日益活跃的领域，同时也是世界性难题。虽然人们已在污染土壤及地下水物理修复和化学修复领域进行了有益探索，形成了一些实用技术，但这些修复方法往往会破坏场地结构、造成二次污染，对于污染面积巨大且污染程度较轻的土壤甚至难以应用。为此，近年来，人们在污染环境的物理修复、化学修复甚至生物修复取得一定成功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生态修复的理念，并对其概念、内涵、原理、产业化途径等进行了理论上的探索和实践上应用的探索，试图以生态学的原理和方法，在污染环境的修复和治理过程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从而达到可持续发展。

一、生物修复―生态修复的基础

生物修复是对污染环境实施修复、之力的最为重要的技术之一，是正在发展中的技术，是生态修复的基础。

目前被广泛认同的生物修复定义，是指微生物催化降解有机污染物，从而修复被污染环境或消除环境中的污染物的一个受控或自发进行的过程，这是狭义的定义。

除了微生物修复外，植物修复、动物修复乃至酶学修复等方式的出现，赋予了生物修复更广泛的内涵，即生物修复是指利用细菌和真菌等微生物、蚯蚓等动物以及水生藻类、陆生植物，甚至酶及分泌物等的代谢活性降解、减轻有机污染物的毒性，改变重金属的活性或在环境中结合态，通过改变污染物的化学或物理特性二影响其在环境中的迁移、转化和降解速率。

目前使用最广、最有效的生物修复技术仍是微生物修复。

二、物理与化学修复―生态修复的构成要素

从修复原理来看，物理修复与化学修复是指充分利用光、温、水、土、气、热等环境要素，根据污染物的理性性质，通过机械分离、蒸发、点解、磁化、冰冻、加热、凝固、氧化―还原、吸附―解吸、沉淀―溶解等物理怪和化学反应，使环境中污染物被清除或转化为无害物质。通常，为了节省环境治理的成本，物理修复或化学修复往作为生物修复的前处理阶段，近年来根式作为生态修复的构成要素。无论是环境要素或生态因子，还是工程措施，对于修复生物的生命活动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影响要素。若将它们有机的结合起来，使环境条件和生态因子在有利于生物生活的同时，也有利于污染物的去除或转化，将极大地提高生物修复或植物修复的效率，这一点对于生态修复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物理与化学修复措施与生物修复的结合，是生态修复必不可少的构成要素，其利用的是否直接关系到生态修复的有效性和成败。在实际的修复过程中，把物理修复、化学修复措施更好地与生物修复结合起来，才能形成有效的生态修复技术。

三、植物修复―生态修复的基本形式

植物修复这一概念大约是1980年代前期提出来的，其最初的思想是利用超累积植物的的超量富集作用来去除污染环境中多余的重金属。

目前，植物修复这一技术已经涵盖了污染环境治理的各个方面，如城市树木、草坪乃至花卉植物对大气或室内空气的净化；池塘中水生植物通过对氮、磷等营养物质的利用而对富营养化水体的净化；污染土壤及水体中无机污染物的去除及有机污染物的讲解等。

在污染环境治理中，从形式上来看，似乎主要是植物在起作用，但实际上植物修复过程中，往往是植物、根系分泌物、根际圈微生物、根际圈土壤物理和化学因素（这些因素可以部分人为调控）等在共同起作用。因而，总的来说，植物修复几乎包括了生态修复的所有机制，是生态修复的基本形式。

利用植物对重金属如Ni、Zn、Cd、Hg、Cu、Se,放射性核素如Cs、Sr、Ur，多环芳径，石油，化学农药，有机氯溶剂如TCE，废弃炸药如TNT等的修复研究均有报道。

四、污染环境修复标准―生态修复评判基础

污染环境修复标准是指呗技术和法规所确定、确立的环境清洁水平，通过生态修复或利用各种清洁技术手段，使环境中污染物的浓度降低到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系统不构成威胁的、技术和法规可接受的水平。

近年来，污染环境的修复一直是热点领域。然而，污染环境修复标准的制定远远落后于修复方法的研究，这就很难说清楚环境修复到什么程度才可以认为是清洁的。

在世界范围内，污染土壤修复标准是一个较新的领域，一些发达国家也是刚刚制定玩土壤修复标准。从总体上来看，各国土壤环境质量标准的建立工作，均大大滞后于其大气、水环境质量标准的建立工作；各国污染土壤修复标准的建立工作，又大大滞后于去土壤环境质量标准的监理工作。

我国在土壤修复效果的评价中，一直以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为依据，但是依据背景值建立的土壤质量标准并没有给出土壤的去染污允许值，这样对于有一定吸纳污染物能力的土壤资源是一种浪费。

目前，理论和技术上可行的修复技术主要有植物修复、微生物修复、酶学修复、动物修复、化学修复、物理修复和各种联合修复等几大类。有些修复技术已经进入现场应用阶段并取得了较好的治理效果。然而，无论是化学修复、物理修复还是植物修复、微生物修复，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去点，都不能对环境污染进行根治。只有对污染环境实施生态修复，才能彻底阻断污染物进入食物链，才能最大限度地防止对人体健康的损害，从而最为有效地阻止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修复是在生态学原理的指导下，以生物修复为基础，结合各种物理修复、化学修复以及工程技术措施，通过优化组合，使之达到最佳效果和最低耗费的一种综合的修复污染环境的方法。

五、生态修复―实施与研究展望

在眼前的格局下,可持续发展不失为当代人的一种既明智又沉重的选择。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们已开始正视目前所处的困境。显而易见,倒退回去,甘于守贫,不仅于环境问题的解决丝毫无补,反而加剧生态失衡;安于现状,得过且过,只能在麻木中葬送自己。唯有通过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寓环境治理于发展之中,才是修复生态环境,实现人类社会持续发展长治久安的最终出路。

参考文献：

第2篇：生态治理和生态修复区别范文

关键词：北运河治理生态修复 污染防治研究

The treatment technology research about ecological restoration and pollution control on North Canal in Tongzhou urban district

Su Ying1Li Changsheng2

1.Beijing Tongzhou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ittee101100;2.Beijing Zhifeng Huayuan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Co.Ltd101107

Abstract：Synthetically analyze the trunk and branch of North Canal in Tongzhou urban district, topographic feature, landform, river, water quality, benthonic organism, and the pollution discharge factor. Use the terrestrial and aquatic plant organism habits, biology and ecology purification function to research fencing and nurturing in overflow land, structuring biological chain, ecological retaining water,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control. Lead into the idea of ecological restoration and pollution control technology, transit the river treatment of manual work to ecological restoration mode gradually. This is very important for pushing forwar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of North Canal in Tongzhou urban district, and promoting the water environment virtuous cycle development.

Key Words: North Canal treatment, ecological restoration, pollution control, research

中图分类号：TV85文献标识码： A

1 引言

北运河是京杭大运河的上游段，是海河流域的主要水系之一，干流全长 90公里，位于北京市东南，其中，干流界面北关闸上游为温榆河，北关闸下游为北运河。北运河主要支流有通惠河、凉水河、凤港减河等，承担北京市城区、西郊地区及东郊部分地区的排水任务。通州区境内的北运河长41.9km，其生态建设和水环境安全直接影响城区社会发展和经济环境。本文在分析通州区段北运河生态区位、水环境质量、生物组成特点、水环境保护目标、生态保护压力的基础上，以水环境生态保护重点、污染面源控制、污染消减与生态建设并重为依托，结合河滩地封育、生物链构建、生态蓄水形式、污染控制，引入生态修复与污染控制技术理念，使河道由人工治理逐步过渡到生态修复的模式。

2 北运河水质现状与生态状况

2.1河流水污染现状

2012年4月，北京市水务局监测数据表明，北运河水系48个河段中，除5个无水河段外，有35个河道的水质都属于劣Ⅴ类。流域河水呈黄绿色，其中，岸摊发臭垃圾堆和水中白色漂浮物随处可见，说明北运河自净能力较差， 水质状况不容乐观。近些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北运河流域人口数量不断增加，工业企业、畜牧养殖业等的规模不断扩大，污水排放量日益增加，水质恶化现象仍在加剧；另外，近几年自然干旱现象严重，河流雨水汇入水量不断锐减，更加剧了河道水质恶化趋势。

2.2河流底栖生物监测情况

采集北运河上新华大街桥、六环辅路桥和宋郎路桥的三个代表性生物样品进行底栖生物分析。分析数据表明，北运河通州城区段底栖大型无脊椎动物主要由两类组成，分寡毛类和摇蚊科类。其中寡毛类 5 种，摇蚊科类3 种，共 8 种。这 8 种底栖动物在各断面分布有所区别，其中六环辅路桥寡毛类2 种，摇蚊幼虫 2 种，新华大街桥寡毛类 3 种，摇蚊幼虫 1 种，种类最多的是宋郎桥，寡毛类3 种，摇蚊幼虫类3 种。从底栖动物种类组成上看，其特点是生物种类较少，以寡毛类最多为5 种，摇蚊幼虫只有 3 种；同时，这些种类多为耐污染种，说明该段河流所受污染较为严重。根据监测得到的底栖动物种类和数量，对各个取样点的生物多样性指数进行计算，评价结果见表1。

通州区北运河城市段生物多样性指数评价结果

取样点 新华大街桥 六环路辅路桥 宋郎路桥

D 值 1.36 1.43 1.71

污染等级 中污染 中污染 中污染

结果表明：D值越大，说明水体受污染程度越小，相应地其生态系统结构及其运营状况越健康。北运河底栖生物种类和数量少、且主要为耐污种类；多样性指数较低，表明其水质状况较差，生态系统退化严重。北运河底栖生物多样性指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北运河污染程度及生态退化情况。

2.3北运河生态状况

通州区属北温带半湿润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区，春秋干旱少雨，夏季炎热多雨，冬季寒冷多西北风。多年平均降水量约为600毫米，降水特点是年际变化大，年内集中；多年平均水面蒸发量为1815.5毫米，蒸发强烈。全区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约为2.16亿立方米，人均水资源占有量约410立方米。根据通州区水资源评价资料，全区可利用水资源量为30032万立方米，其中地表水可利用总量平均为10360万立方米。地下水资源比较丰富，多年平均降雨入渗补给量为14452万立方米，地表水入渗补给量为2780万立方米，农业灌溉水入渗补给量为3610万立方米，年可开采量约为2亿立方米。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每年的需水量以9.3%左右递增。因此，通州区水资源的供需矛盾日益突出，缺口逐年加大。随着人口规模的发展，人均水资源量逐渐减少，污水排放量却日趋增大，城市河流水生态系统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出现河流断流，湿地萎缩，地下水位下降及生态退化等严重问题。天然降雨量减少形成的河道断流，河漫滩植被砍伐，河道人工化、渠道化，挖沙造成的河道沙化，都加剧了河道生态环境的恶化，降低水体的自净能力并使河流生态系统退化。城市河流承担着城市正常运行的水供给与受纳功能、生态功能、景观美化功能，健康的水环境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1]城市水环境的污染，水生态系统的破坏，对人民健康和城市生态安全构成了威胁。治理水环境，恢复水生态系统，正常发挥河流的社会功能，才能使城市良性、可持续发展。

3.主要问题

3.1地表水污染，制约了生态品质

北运河上游，随着人口的大量涌入，人口密度的增加，生活污水排放量也随之增大。中国环境状况公报的数据显示，全国生活污水排放量逐年增加，其中的COD与氨氮等主要污染物的排放量远大于工业废水。[2]来自上游的生活污水成分复杂，主要来自餐厨废水、洗衣废水、冲厕水、淋浴水等，其中含有脂肪、米糠菜屑、洗涤用剂、化学品成分、大肠杆菌、汗液等。生活污水排放量大，有机物和化学品含量高，难于降解等是北运河水体污染的重要因素。

除上游生活污水外，北运河还承载了区内大量生活、工业、农业、畜牧业、餐饮业、娱乐业等废水。根据通州水务局的统计资料，目前北运河通州城市段 11. 2km河段内，每年共有入河污水 6149 万方，这还是近几年对近 70个排污口进行截流后的情况。由此可见，北运河水体水质恶化受区内入河污水的影响很大。

3.2天然径流补给量减少，生态环境脆弱

《北京市“十二五”时期水资源保护及利用规划》的数据显示，与多年平均降水量相比，近12年来北京市降水量减少19%，水资源总量减少43%，入境水量减少77%，两库来水减少79%。可用水资源急剧减少，导致没有适当的径流补给河道，河道自净能力减弱，承载力降低，加重了河流的污染。河流污染程度的加深直接造成水中及河道周边动植物死亡，生物种类及数量降低，生物物种退化，生态多样性减少等一系列生态问题。加之为争取水资源而进行的地下水超采，水源地保护等工程设施的建设，都会对河道水生态系统产生影响。

3.3水体功能区承载污染负荷大与治理技术不相适宜

通州区位于北京市东南，处于北京市水系的下方，区内河道多为排水河道，承担着上游区县和北京市区的排洪、排污任务，长期接纳的是上游的雨水和污水。因近些年降雨量明显减少，而入河污水量显著增多，所以上游排入河道的水大部分为污水，水体污染更加严重。近些年，随着地表水体污染日益严重，对于河流、湖泊等污染水体的水质改善技术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但还存在很多不足，尤其对于北运河这样的城区河流，因为河道周边空间有限，所以很多处理技术难以应用；此外，北运河水体水量巨大，处理量太小对于改善整个河道水环境不能起到根本作用。

综上所述，作为北京市水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北运河的水环境质量直接关系到北京市整体的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和发展进程，改善北运河水体质量，提高流域水资源利用程度，是北京市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迫切需要，对于实现北京市环境、社会和经济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作为通州区内的主要河流，北运河的水环境问题已经严重阻碍了通州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引起了政府有关部门和当地人民群众的广泛关注。因此，改善北运河水环境，提高其水体质量，对于通州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北京市的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是十分必要的，具有重要意义。

4.控制水污染实施生态修复技术的思路

生态修复(ecological restoration)是指通过人为的调控，使受损害的生态系统恢复到受干扰前的自然状况，恢复其合理的内部结构、高效的系统功能和协调的内在关系。

4.1探究机理，寻找对策

自然河流净化作用主要通过河流中的生物链发生作用，生物链主要由水生植物、水生及两栖类动物、浮游生物、原生动物、微生物等构成。水生植物能够吸收水里的氮、磷等无机物作为生长的营养物质，并产生氧气提供给水生及两栖动物，同时其庞大的根系又为微生物及水生动物、两栖类动物提供栖息地。微生物依靠水生植物的根系形成生物膜，能够将动植物的尸体及其他有机物进行降解和利用。原生动物以细菌、真菌为食，浮游生物以原生动物为食，水生动物摄食浮游生物，鸟类和两栖类以水生动物为食。水生态系统形成的生物链，发挥了水体的自净作用，一旦某一环节产生了问题，如水中有机物超出了微生物降解能力，就会破坏生物链，进而破坏水体的自净作用。

河流生态系统也是一个复合系统, 由河岸生态系统、水生态系统、湿地及沼泽生态系统等子系统组成, 其生态健康受水文、地形、动力等诸多因素影响[3] 。向河道内排放污废水、过量用水、挤占河滩地、砍伐森林、引入外来物种以及大规模筑坝、修建水库、河道渠道化等水利工程措施, 都会破坏河流生态系统健康【4】。河道内水生生态系统和河岸生态系统遭到破坏, 必然造成生物多样性降低，生物量锐减，河流水质恶化。

4.2找准方法，注重创新

开发生态水体修复技术，是当前水环境技术的研究和开发热点。实际上，大自然在发展变化的长期过程中，本身已经具备了自我净化、自我完善的强大能力，这使得自然界得以持续而有序地运行，其中水体的自然生物净化能力，在人类出现之前的远古时期，就保证了自然界江河湖泊水体的洁净。目前开发的水体生态修复技术，实质上是按照仿生学的理论，对自然界恢复能力与自净能力的强化，可以说，按照自然界自身规律去恢复其本来面貌，强化自然界自身的自净能力去治理被污染水体，这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合乎逻辑的治污思路，也是一条创新的技术路线。

近几十年，通过大量研究与实践，已明确水环境污染实际上是典型的生态问题， 因此， 在对污染水域进行治理时，应用生态学方法能使生态问题得到最终解决。近年，强调治理与生态修复相结合，甚至更加强调生态修复的作用。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起，尤其是近十余年来，日本、美国、德国、瑞士等发达国家纷纷对以往的水环境治理思路进行反思，提出了生态治水的新理念，尊重河湖系统的自然规律，注重对其自然生态和自然环境的恢复和保护，使河湖的综合服务功能得以展现。

4.3综合比对，优势显著

目前，国际上处理河湖水库水体污染的方法主要是三种，一是物理方法，即是通过水利工程措施，如综合调水，底泥疏浚，曝气复氧，机械除藻等达到加速污染物移除与转化的作用；二是化学方法，利用化学药剂的投放，主要起到絮凝沉淀污染水体中内源性负荷磷，释放氮以及化学除藻；三是生态修复方法，通过人工湿地的构建，水生植物栽种，微生物菌群培养,模仿自然生态体系的建立，营造和复原自然生态形态，充分发挥生态净化作用。目前这三种水处理技术的比较发现，物理处理法往往治标不治本,只能作为对付突发性水体污染的应急措施。化学方法花费较高，且易造成二次污染。[5] 生态处理方法兼具安全性、经济性、美观性。这种处理技术不向水体投放药剂，不会形成二次污染；工程造价相对较低，不需耗能或低耗能，运行成本低廉；用生态方法治污，还可以与绿化环境及景观改善相结合， 在治理区可以建设休闲和体育设施， 创造人与自然相融合的优美环境。所以，这种廉价实用技术十分适用我国江河湖库大范围的污水治理工作。

4.4类别划分，总结归纳

水生态修复技术主要包括植物净化技术、动物净化技术、微生物净化技术、仿生植物净化技术、土地净化技术，多自然型河道构建等。

水生植物净化技术，是利用水生植物及其共生的微环境去除水体中的污染物。水生植物能够吸收水中的氮、磷等营养物质，抑制浮游藻类的生长，同时依附生长于水生植物庞大根系的微生物群能够对有机物进行降解，从而实现水中污染物的转移和分解。

水生动物净化技术，是通过水生动物的食物链效应，维持水体中食鱼性鱼类、食浮游性鱼类、浮游生物之间的食物链平衡，达到水质改善的目的。【6】水生动物主要包括浮游动物、游泳动物和底栖动物，他们以水体中的细菌、藻类、有机碎屑等为食物，可有效地减少水体中的悬浮物、提高其透明度。投放数量适当、物种配比合理的水生动物，可以延长生态系统的食物链、提高生物净化效果。

微生物净化技术，是通过微生物对有机物的降解作用，去除水中污染物。水中微生物主要由藻类、细菌、原生动物等组成，以生物膜的形式存在。依靠微生物技术的主要工艺方法有生物廊道、氧化塘、生物滤池、生物接触氧化池等。

仿生植物净化技术，仿照河流生态系统中的沉水植物轮藻，以河道中原有的天然生物菌群作为种源, 在填料丝表面经过生物的自然富集形成生物膜, 通过微生物的生命活动去除水中的污染物质。【7】土地净化技术，以土地为主要处理设施，污水中的污染物质经过土壤－植物系统的吸附、过滤、转移等作用被去除，污水达到一定程度的净化。由于污水中含有大量的氮、磷等营养元素，通过灌溉等方式，土壤、农作物、植物对污染物进行拦截、吸收，既满足了农作物等对营养元素的需要，对污水也达到了净化的目的。

多自然型河道构建技术即多种生物可以生存、繁殖的治理技术，它以保护、创造生物良好的生存环境与自然景观为建设前提,它不是单纯的环境生态保护,而是在再生生物群落的同时, 建设具有设定抗洪强度的河流水利工程。【6】目前治理污染河流趋向于多种技术的综合应用，同时还要考虑河流的污染特点，水利条件，生态环境特征，气候，治理目标等。

5.几点建议

河流的自然环境由水、河道、堤岸、河畔植被以及在此空间生存的生物群落构成。生物、生态技术治理北运河应主要从三方面入手，

一是河道形式的构建，护坡护岸生态材料的开发，生物链的构造与培育。河道形式的构建主要是改造河道流路及河床的物理特性, 即是创造出接近自然的流路, 水流要有不同的流速带。［8］要通过对岸堤生态槽（沟）、河岸边坡湿地、坡脚碎石床、河道碎石床等不同的河道断面构建形式进行研究，构造出适合生物多样性的河道形式。新型生态护槽/岸材料的开发主要考虑对氮磷的吸收，提供有利于植物生长的空间结构，同时保证其抗压、抗冻性达到规范要求。生物链的构造与培育主要从鱼类种群和植物种群的构建进行研究，鱼类种群的构建包括鱼类种类、放养密度，植物种群的构建主要考虑植物种类的选取，通过实验比对研究可得出相关结论。

二是生态净化技术的研究与应用。首先在北运河选取实验区，局部展开生态净化技术的应用。通过对研究区水体净化的适宜性和应用的工艺流程、工艺参数和处理效果进行研究评价，取得污染负荷、水力条件、植物种群和处理单元设置、生物填料等方面数据，从而研究出适合北运河治理的生态净化技术。

三是建立有效的生态修复技术模式。生态形河流治理，就是在河流空间内，将河道治理、护岸治理、河岸提防治理都融入生态概念，在不影响河道泄洪排涝功能的前提下，更多地运用天然生态因素进行水体的净化，同时营造景观水体满足人们亲水近水的需要。河流的生态治理和修复需要关注水体质量、河道形式、生物链构造、生态系统多样性等多方面因素，需要根据流域的具体情况，从关键影响因素入手，逐一解决问题，逐步建立一套适合本地区及流域特点的水污染控制与生态修复并重的技术模式。

参考文献：

[1]何苗,林岩清,胡洪营.城市污染河流治理的技术思路[C].中国水环境污染控制与生态修复技术高级研讨会论文集,2004,115-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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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倪晋仁, 刘元元. 论河流生态修复[J] . 水利学报, 2006, 37(9) : 1029-1037.

[4]李洪远, 鞠美庭. 生态恢复的原理与实践[M]. 北京: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4.

[5]王文广.应用生物生态修复技术治理天津市水环境[J[.水利水电工程设计,2013,32(2):23-26

[6]朴栋海,戴术霞,朴粉善.浅议生物-生态修复技术在水环境治理中的应用[J].中国西部科技.2011,8:18-19.

第3篇：生态治理和生态修复区别范文

关键词：耐逆植物；稀土矿区；生态修复

中图分类号：Q94 文献标识码：A DOI编码：10.3969/j.issn.1006-6500.2013.07.023

Application of Ten Stress-tolerance Plants in Ecological Restoration of Rare Earth Mine of Heping County

LIU Sheng-hong， ZHOU Ling-yan， YANG Miao-xian， LIU Wen， LIANG Hong

（ College of Life Science， Zhongkai University of Agriculture and Engineering， Guangzhou，Guangdong 510225，China）

Abstract： The vegetation was damaged and soil was destroyed in the mining process of rare earth mine of the Heping county in Guangzhou， which resulted in soil desertification， low bacterial content， acidic and high salt content， and difficulty in plant growth and formation of a relatively stable community. In this study， the plants such as vetiver， alfalfa， stylosanthes， crabgrass， nit grass， tephrosia， pigeon pea， Cassia alata L and Tung tree were preliminarily confirmed to be a strong stress-resistance （tolerance） ability and be good species of vegetation recovery of the rare earth mining by site construction methods. In addition， a good soil ecological restoration effect was achieved by different configurations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plants.

Key words： stress-tolerance plants；rare earth mine；ecological restoration

近年来对稀土矿的过度滥采，使矿区环境问题日益突出，造成山地荒芜、水土流失、水源污染和下游耕地受毁损等严重恶化的生态环境[1-2]。植物修复是利用不同植物吸收、富集、固定和降解土壤和水中的污染物，并通过植被减少或避免水土流失和增加系统中的生物量，从而达到生态恢复或生态改良的技术体系。植物修复因其效用时期较长、相对成本较低和生态效益明显而日益受到重视[3]。在稀土矿区治理和生态修复措施中，植物修复将是改善受毁损区域生态功能、恢复矿区景观和农林生产潜力的最有效手段[4-5]。本研究在粤东（和平县下车镇）的稀土矿废弃矿场，以现场施工修复的方式，以柱花草（Stylosanthes scabra）、苜蓿（Medicago sativa）、香根草（Vetiveria zizanioides）、百喜草（Paspalum notatum）、玉米（Zea mays）、山毛豆（Tephrosia candida）、木豆（Cajanus cajan）和翅荚决明（Cassia atala）、望江南（Cassia occidentalis）等草本和灌木，以及本地的马唐草（Digitaria sanguinalis）、虮子草（Leptochloa panacea）、芒草（Miscanthus）、芒箕（Dicranopteris pedata）、野苋（Amaranthus viridis）、马尾松（Pinus massoniana）和油桐（Vernicia fordii Hemsl.）等为试验材料，研究了稀土矿场生态修复过程中植物群落重建及特点、地被植物动态变化及植物群落演替机理，并根据不同植物的特点，采取不同的配置方式，取得了很好的土壤生态修复效果。

1 广州市和平县下车镇稀土矿场的状况

广州市和平县下车镇废弃稀土矿区有133.3 hm2，由于采矿过程使植被受毁损，土体受破坏而使功能受损，表土和肥力长期被大风刮走和雨水冲走，有机质含量极低，土壤质地劣化，最终导致沙化，含菌量极低，且不同程度地存在偏酸和含盐量高的现象，植物难以生长[6]。采矿过程的尾矿和废水堆填所导致的矿场土壤酸化、高盐和不同程度重金属毒害，也使人工植被难以长期生长和形成相对稳定的群落[7]。因此，20多年来植物一直无法生长，造成了极大的水土流失，已经成为当地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

2 稀土矿区生态修复植物的选择

和平县稀土矿区只有选择抗性强、耐干旱、贫瘠、高温且生长量大和快的植物才能生存，其次，应选择适合当地生态环境的乡土植物。乡土植物经过长期的生长、驯化，已具备了抵御极端气候因子变化的功能，可增加绿化植物的成活率。本研究通过现场施工的方式，发现和初步证实香根草、紫花苜蓿、柱花草、山毛豆、木豆、翅荚决明、油桐等多种植物，及乡土植物马唐草和虮子草具有较强的抗（耐）胁迫能力，且具有适应性强、生长快速、增加土壤有机质、抵抗力和固土力强的特点，综合运用能有效提高土壤生态修复的效果，是稀土矿场良好的植被恢复物种。尤其是在高温多雨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表现更佳，这为植物材料的选择提供了经验和便利条件。

2.1 马唐草（Digitaria sanguinalis）和虮子草（Leptochloa panacea）

本研究在和平县经过近3年的试验，意外发现乡土植物马唐草和虮子草可以在稀土矿区生长，而且抗（耐）胁迫能力强，长势良好，生物量大，是本研究找到的第一种最适稀土矿区种植的良好植物，但该马唐草已经变种，与传统马唐草品种有一定的区别，但非常适合稀土矿区种植，这为以后其他植物种植提供了可能性。

马唐草为早熟禾科（Poaceae）马唐属（Digitaria）植物。尤指血红色马唐（D. sanguinalis， 即马唐）或略矮的止血马唐（D. ischaemum）。马唐属约300种，多为杂草，分布北美和欧洲，见于草坪、田野和荒地。茎直立或斜生，下部茎节著地生根，蔓延成片，难以拔出。叶被长毛。加利福尼亚马唐（D. californica）在北美西南部作为饲草。马唐草多生于山坡草地和荒野路旁。其分布几乎遍及全国。

虮子草是一种一年生草本植物。国内分布于陕西、河南、江苏、安徽、浙江、台湾、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四川、云南、广西、广东等省区，多生于田野路边和园圃内。国外分布于全球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

乡土植物马唐草和虮子草具有非常强的适应性，经过几年的生长、驯化，已具备了抵御极端气候因子变化的功能，是治理稀土矿区的先锋优良植物，只要在适当的季节和一定的肥力条件下，就能够很好地成长。

2.2 香根草（Vetiveria zizanioides）和芒草（Miscanthus）

香根草，又名岩兰草，因其根部很香，故名香根草，是一种禾本科多年丛生的草本植物。原产于印度等国，现主要分布于东南亚、印度和非洲等（亚）热带地区，具有适应能力强、生长繁殖快、根系发达、耐旱耐瘠等特性；有“世界上具有最长根系的草本植物”、“神奇牧草”之称；被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列为理想的保持水土植物[8]。80年代以后，在华南、华东、西南等地香根草被广泛用于治理水土流失。由于香根草生长快，抗性强，具有很好的穿透性、抗拉强度等优良力学性质，可在气温为-10～50 ℃和年降雨量300～6 000 mm的地区生长，陆续被用于保护公路、河堤、梯田等。

芒草（Miscanthus）是各种芒属植物的统称，含有约15～20个物种，属禾本科。原生于非洲亚洲的亚热带与热带地区。其中一个物种——中国芒（M. sinensis）的生长范围延伸到了温带亚洲，包括日本与韩国。

本研究中使用的巨芒草是一个原产于日本的天然杂交三倍体种，它的父母本是二倍体的芒和四倍体的荻。在人们对能源植物的探索中，芒草很快脱颖而出，因为相比其他能源作物，芒草生物产量高，矿物质含量低，燃烧充分，CO2净效应为零，无有害气体释放，有利于缓解温室效应，并有助于保持水土；且芒草耐寒抗旱，对水、肥依赖小，收割处理容易，在本研究中也成为首选的植物先锋，和马唐草一样成为最适合稀土矿区治理的先锋植物。

2.3 苜蓿（Medicago sativa）和柱花草（Stylosanthes scabra）

苜蓿和柱花草属于牧草，具有增加土壤中氮元素的收集、增加土壤有机质、改善土壤微生物的环境及促进土壤的良性循环等作用。

苜蓿是苜蓿属（Medicago）植物的通称，是一种多年生开花植物。其中最著名的是作为牧草的紫花苜蓿（Medicago sativa），是牲畜饲料。主要成分为大豆黄酮和皂甙类。紫花苜蓿为多年生草本植物，似三叶草，耐干旱，耐冷热，产量高而质优，又能改良土壤，因而为人所知，广泛栽培，主要用于制干草、青贮饲料或用作牧草。

柱花草（Stylosanthes scabra）为上等优质牧草，适宜放牧或晒制干草。营养期长，在不同的物候时期都含较高的营养成分，对家畜的发育，育肥和过冬保膘都有很好的作用。柱花草是一种豆科植物。这种植物原产于南美洲巴西、委内瑞拉、巴拿马和加勒比海岸等地。柱花草分枝性强，茎叶稠密，易覆盖地表，对杂草有很强的抑制能力。但在幼苗期，如果杂草太多，则易受到抑制。柱花草种子带荚壳，种皮坚硬，种子出土极缓慢。种子不耐贮藏。柱花草结实力强，极易落粒，耐短时间水渍。

2.4 山毛豆（Tephrosia candida）、木豆（Cajanus cajan）、翅荚决明（Cassia atala）和望江南（Cassia occidentalis）

山毛豆，株高1～3 m，枝有棱，密生褐色或灰色绒毛。栽培于云南、广西、广东、福建等地。适应性强，耐酸、耐瘠、耐旱，喜阳，稍耐轻霜，适于丘陵红壤坡地种植。以种子繁殖为主。多采用底泥微生物原位生态修复、河岸生态护坡等进行立体生态修复技术，收到固土护坡，恢复生态的作用。也可以用作绿肥和饲料。

由于木豆速生性强、适应性广、能保持水土、改良土壤，所以木豆在营造乔、灌、草混合林时能发挥重要作用。木豆为多年生木本植物，耐干旱、耐瘠，对土壤要求不严，各类土壤均可种植，适宜的土壤pH值为5.0～7.5。

翅荚决明现广泛分布于全世界热带地区。在我国，分布于广东和云南南部地区 ，生于疏林或较干旱的山坡上。我国热带地区常见栽培。其苞叶和花芽与花瓣具有同样鲜明的黄色，因而整个花序有较高的观赏价值。园林绿化可丛植、片植于庭院、林缘、路旁、湖缘，其金黄之花，给人以愉悦、亮丽、壮观之美，恰好营造出金秋收获季节那种喜洋洋的氛围。而且多花香艳，沁人心脾，令人振奋。翅荚决明可通过种子与扦行繁殖，它原产于美洲热带地区，耐干旱，耐贫瘠，适应性强，喜光耐半阴，喜高温湿润气候，不耐寒，不耐强风，宜栽植于通风良好之地。

望江南又名羊角豆、扁决明、山绿豆或波布草，属豆科决明属，是一种一年生草本植物，耐干旱和贫瘠，适应性强。原产于美国南部及美洲的热带地区。望江南分布于中国东南部、南部及西南部各省区。常生于河边滩地、旷野或丘陵的灌木林或疏林中，也是村边荒地习见植物。原产美洲热带地区，现广布于全世界热带和亚热带地区。树形优美，具有极强的观赏性。

2.5 马尾松（Pinus massoniana）和油桐（Vernicia fordii Hemsl.）

马尾松是阳性树种，不耐庇荫，喜光、喜温。适生于年均温13～22 ℃，年降水量800～1 800 mm，绝对最低温度不到-10 ℃的地方。根系发达，主根明显，有根菌。对土壤要求不严格，喜微酸性土壤，但怕水涝，不耐盐碱，在石砾土、沙质土、粘土、山脊和阳坡的冲刷薄地上，以及陡峭的石山岩缝里都能生长。为中国长江流域各省重要的荒山造林树种，也是江南及华南自然风景区和普遍绿化及造林的重要树种。

油桐，大戟科，落叶乔木，高3～8 m，可提炼桐油。桐油是重要工业用油，制造油漆和涂料，经济价值很高。油桐也是我国特有的经济林木，它与油茶、核桃、乌桕并称我国四大木本油料植物。桐油又是重要的出口物资之一，历史上与丝、茶并列为中国三大传统出口商品，无论产量和质量上都雄居世界第一，在国际市场上享有很高的声誉。由于油桐生长快，木材洁白，纹理通直、加工容易，是果材兼用的好树种。因而，大力发展油桐生产是富国富民的重要项目。

3 配置方式

3.1 不同美化植物品种的配置

在稀土矿区生态修复中，修复的美观也是一个重点，特别是在邻近公路或村庄的地方，这样可以增加复绿后稀土矿区的美化效果，提高观赏性，为新农村建设增加美景。在稀土矿区治理中发现，马唐草和虮子草具有生长量大、生长速度快，且其下部茎节著地生根，蔓延成片，特别适合稀土矿区的种植，因此，集中成片种植可成为优美的草坪。因此，在稀土矿区治理中，地面首先考虑的是种植成片的马唐草和虮子草，并间隔种植树形优美的江南和木豆，在山脚位置则种植香根草，具有特别的美感。

种植翅荚决明更有特别的美观效果，翅荚决明在我国主要分布于广东和云南南部地区 ，生于疏林或较干旱的山坡上。其苞叶和花芽与花瓣具有同样鲜明的黄色，因而整个花序有较高的观赏价值。

不同美化品种的配置，能确保修复出来的稀土矿区本身就是一处美丽的景区，可以成为人民生活休闲的地方，或是公路边上美丽的风景，起到废地新用的作用。

3.2 不同矿山高度植物的配置

根据稀土矿区残留矿山的高度，可粗分为坡底（稀土矿山边地）、低坡（20 m）及坡顶平面部位。对于坡底地，通常考虑到水土流失的问题，可种上香根草和芒草，特别是坡底水沟或低洼的位置，由于这两种草根系特别强大，对土壤具有极强的吸附力，特别是芒草本身生长量大，植物本身也有极强的抵抗力，因此，是低坡种植的首选；在低坡和中坡（15～30 m）位置一般种植马唐草和虮子草，保证能覆盖地面，减少雨水的冲刷，在种植这两种草的同时，也种植一定量的望江南、木豆和翅荚决明，这样在增加土壤吸附力的同时，也能起到特别的美观效果；在高坡位置，种植马唐草和虮子草，减少雨水的冲刷，同时种植马尾桦和油桐；坡顶平面部位，考虑到发展果树等经济作物的需要，因此，采取的治理方法也不同，首先是种植马唐草和虮子草进行土壤覆盖，再种植固氮植物如苜蓿和柱花草，增加土壤有机质，改善土壤微生物环境，经过2～3年的修复后，就可以考虑种植经济作物了。种植时采取挖点的方式，在下面填埋稻草等有机质后在上面种植经济作物，如油茶、西番莲等，从而达到最终的修复目的——果园用地。

3.3 不同生境的配置

不同植物对环境条件的要求不同，因此在进行修复时应考虑地形条件。北面山坡应选择耐荫植物，如香根草等；西面山坡应该选择喜光、耐旱的植物如马尾松、油桐等；在低洼且潮湿的位置宜选择保持水土能力强的芒草等植物。

3.4 草—草灌—草灌乔—乔灌草的配置

本研究对和平县稀土矿区土壤进行了诊断，选点进行水保工程、土壤有机质增补、微生物群落重建、抗（耐）逆性植物筛选及适应性驯化研究，以重建植物群落并达到可持续地植被覆盖，施工中注意草—草灌—草灌乔—乔灌草的配置，充分发挥不同植物的优点，极大提高了修复的效果。通过比较生态修复过程中不同阶段人工植被中植物种类及其相对生长量的增减变化，观察到 草—草灌—草灌乔—乔灌草 的变化趋势，而且在草本植物和灌木中，当地植物逐渐取代外来植物，其重建群落的植物组成也有其自身的特点。因此，草—草灌—草灌乔—乔灌草的配置，为制订以低生理代价和低成本投入获得高效率生态修复的技术提供了科学依据。

3.5 土壤—微生物—植物协同修复原则

近年来，生态修复过程中土壤微生物与地表植物的相互作用受到较多的关注。生态修复措施对土壤微生物与土壤肥力因子的作用，关系到植物的生长发育和植物群落的结构，从而直接关系到生态修复效果[9-11]。而植被恢复过程中植物群落的演替可能供给土壤微生物在质和量上与原来不一致的碳源和其他营养元素，影响着微生物群落结构。生态修复过程中应该研究土壤—微生物—植物的相互作用和协同演化，进行植物协同修复。

本研究中，在和平县稀土矿区治理2～3年后，随着土壤有机质的增加和土壤微生物的改善，治理后的土壤基本上具备耕作条件，才开始考虑种植经济作物，从而成功转化为果园用地。种植时采取点植方式种植油茶、西番莲、玉米等经济作物。

4 结 论

稀土矿区生态修复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工程，它不仅包括植物，还包括动物与微生物，系统内部之间以及系统与相邻系统之间均发生着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具有极强的动态性[12-13]。真正意义上的修复，应该在保证植物种植的基础上，保持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以修复的生物多样性为目标，在土壤—植物—微生物之间，形成物质、信息和能量遁环体系，通过良性循环，进行自我组织和自我修复，使生态修复不仅有景观效果，还能修复整个系统的自净能力，从而为整体生态系统的良性发展提供保障。

本项目在对和平县下车镇、平远县仁基镇稀土矿场土壤诊断的基础上，选点进行土壤有机质增补、微生物群落重建、抗（耐）逆性植物筛选及适应性驯化等试验。并根据以上研究的结果，采取相应植物修复措施，重建地表植物群落并达到长期有效的植被覆盖，从而实现了稀土矿场土壤的良性生态修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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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生态治理和生态修复区别范文

关键词:绿色GDP;自然资源耗减成本;环境恶化成本;环保收益

中图分类号:F2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1-0105-03

一、绿色GDP的含义

绿色GDP是指从传统GDP中扣除资源环境成本,加上环保收益后的GDP。资源环境成本包括:(1)自然资源耗减成本。该成本是指各种自然资源在经济活动中被利用消耗的价值,可称之为自然资源的折耗成本,它不同于资源的市场价格。目前中国自然资源的价格构成不完整,主要由开发成本、税收和利润构成,而完整的自然资源定价还应考虑其环境成本和资源耗减成本。由于自然资源的开采和使用必然会导致其储量和原有社会财富积累的减少,其减少的价值即为自然资源耗减成本;(2)环境保护成本。该成本是在人类为减少和防止环境污染过程中发生的现实成本,它不同于虚拟治理成本,是在已发生的环境保护活动中实际发生的各种成本费用;(3)环境恶化成本。该成本是由环境质量下降和生态恶化引起的各种损失,包括环境污染损失和生态破坏损失。环境污染损失是指人类生产和消费活动对环境系统的干预超过环境系统的承载能力而造成的环境价值损失,表现为人类活动对周围自然环境的不利影响所造成的各种损失,包括直接经济损失和虚拟污染治理成本;生态破坏成本是指由于人类不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和兴建工程项目引起水土流失、土地沙化、生物种类减少等生态环境退化、生态破坏现象而造成的损失。

在考虑环境成本代价的同时,还应考虑保护环境产生的环境改善和生态效益,即绿色GDP的核算既有减法也应该有加法。环保收益是指人们采取措施保护生态环境、防止和治理污染而产生的直接和间接收益,如企业有效处理“三废”取得的收益、开展循环生产和清洁生产增加的收入、治理水污染和空气污染后农业、渔业增产的收入、城市环境改善后增加旅游收入、吸引更多外商投资并促进就业和当地经济发展带来的收益。

二、绿色GDP的核算方法

核算绿色GDP的基本思路是首先计算确定各项资源和环境成本及环保收益,在此基础对传统GDP进行修正和调整。用公式表示如下:

绿色GDP=传统GDP-资源环境成本+环保收益 (1)

其中:资源环境成本=自然资源耗减成本+环境保护成本+环境恶化成本 (2)

其中:环境恶化成本=环境污染损失+生态破坏损失 (3)

(一)自然资源耗减成本的核算

1.可再生资源耗减成本的核算。可再生资源耗减成本分两种情况处理:第一种情况是经济活动中合理使用资源,未超出资源自我修复和繁殖的能力,此情况下无须计算耗减成本,因为资源总量和质量并不会受到影响,是可持续的使用;第二种情况是不合理使用资源,如滥伐林木、过度捕捞等,超出自然资源自我修复和繁殖的能力,但尚未造成土地沙化、水土流失等生态退化和破坏的严重后果。如滥伐林木的范围较小、程度较轻、时间较短,可能引起的生态后果还没有体现出来,这时资源耗减成本的核算可采用重置成本法。在此可以将重置成本理解为将自然资源恢复到原有状态、原有功能所需要的费用,重置成本包括初始恢复成本和后续管护费用两部分。初始恢复成本是指补栽树木、补种草地和补充鱼苗等花费的材料费和人工费用等,后续管护费用是将这些自然资源管护到可使用状态所需的必要费用。

2.非再生资源耗减成本的核算。非再生资源是不可复制的,具有一次消耗性质,随着经济活动对资源的开发使用,其储量会越来越少,直至耗竭,因此非再生资源的耗减成本比可再生资源的耗减成本要大,且计量难度也相对较大。要对非再生资源的耗减成本进行计量,必须取得其耗减实物量和单位价值量指标数据,但目前我们只能获得非再生资源的市场价格,而对资源本身真正的价值我们却无从选择,笔者认为,可以采用机会成本法或替代成本法进行核算。

为了保护非再生资源,不使其尽快耗竭,可采用替代资源或能源,并用这些替代资源或能源的生产成本作为非再生资源的耗减成本。例如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对石油需求的急剧增加,中国提出了“氢化石油”、“煤变油”、“生物质液化”等替代方案,为解决能源危机,国家大力发展地热能、太阳能、风能和海洋能等新能源技术,这都为解决非再生资源的枯竭危机提供了可能。因此,在机会成本法或替代成本法下,要想不消耗非再生资源,就必须使用替代资源,并用替代资源或能源的开发生产成本作为非再生资源耗减成本。

(二)环境保护成本的核算

按照投资主体不同,环境保护成本可分为国家政府投入、企业自筹资金投入、环保民间组织和个人投入。无论是从资金量、投资范围和效果来看,三者直接都存在明显的区别,应当分别核算。

1.国家政府环保成本的核算。2006年财政部正式把环境保护纳入政府预算支出科目,建立起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环保投融资体制。政府要求在“十一五”期间完成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十五”期末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森林覆盖率由18.2%提高到20%的三项约束性指标。要实现“十一五”期间环境保护的目标,各级政府进一步增加了环保投入。“十一五”期间,中央财政正在以每年18%的增长速度投入到环境保护中,预计环保总投入将达到14000亿元。为正确核算国内生产总值,反映经济发展的环境投入和环境代价,必须将各级政府治理环境污染的实际投资总额纳入GDP的核算范围。

2.企业环保成本的核算。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环保成本主要包括以下五个部分:1)降低污染物排放的成本;2)废弃物回收、再利用及处置成本;3)绿色采购成本;4)环境管理成本;5)环境保护的社会活动成本。按照会计核算原则的基本要求,对企业发生的环保成本应当分别采用资本化和费用化两种核算方法。假如环境成本的发生达到了以下效果,应当将其资本化:1)提高企业拥有的其他资产的能力,或改进其安全状况或提高其效率;2)减少或防止可能由今后的经营活动产生的环境污染;3)保护环境。例如企业因为环境原因购置的厂房和设备,能使企业在一年或一个营业周期以上获得经济利益,就应该将其资本化,并在利益实现时通过折旧等方式计入当期损益。而许多环境成本并不会在未来带来经济利益,只能使发生的当期受益,如环保设备的日常运营费用、与当期经营活动有关的废物清理成本等,对这些环境成本应进行费用化处理直接计入当期损益。由此可见,无论是资本化还是费用化的环保成本都纳入了日常会计核算,并在GDP核算中得以反映,所以就企业投入和发生的环保成本而言,无须再对GDP作进一步调整和修正。

3.民间组织和个人环保成本的核算。随着环境形势的日益严峻,各界民间环保组织蓬勃兴起、快速发展,已成为政府与企业之外的第三方力量,并不断推动中国和全球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与进步。根据中华环保联合会《2008中国环保民间组织发展状况报告》,截至2008年10月,全国共有环保民间组织3 539家,74.7%的环保民间组织有年度工作报告,其中,向主管单位提交报告的占47.6%,向组织内部工作人员提交报告的占45.5%,向社会公众公开报告的占47.6%。

对于民间组织和个人环保成本的核算,可以采用问卷调查、统计估计和专家咨询等方法。如上所述,74.7%的环保民间组织有年度工作报告,我们可以从年度报告中获得环保支出情况,对于其他未提供报告的,可以采用统计估计等方法,例如将公布报告的组织的平均环保成本,作为计算其他未提供报告的组织的环保成本的依据。

(三)环境恶化成本的核算

1.环境污染损失的核算。人类生产活动和生活中排放的废烟、废气、废水、废渣和噪音,如果超过环境系统的承载能力,将造成多种不利影响和损失,导致各种直接经济损失,并需要当代人乃至后代为治理污染付出沉重代价。

(1)环境污染直接经济损失的核算。环境污染直接经济损失的核算可采用以下方法:1)生产率变动法(changes in productivity approach)是利用生产率的变动来评价环境状况变动的影响的方法。这种方法把环境质量看做一个生产要素。环境质量的变化会导致生产率和生产成本的变化,从而导致产品价格和产量的变化,而后两者是可以观察到的并可以测量的。例如,化工厂的污水排放对厂周围的农业生产率有不利影响,将导致农作物减产,农业收入降低的损失。不排放污水情况下,由于科技进步农业产量会逐年提高,而在排污情况下,随着污染累计效应的增加,产量会逐年下降,这种生产率的变化是可以测量的。农业生产减产的损失可以用农产品的减产量乘以农产品的市场价格来计算。2)疾病成本法和人力资本法。环境污染和环境质量恶化对人类健康有着多方面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表现为因劳动者发病率与死亡率增加而给生产直接造成的损失(可采用市场价值法进行测算),而且还表现为因环境质量恶化而导致的医疗费开支的增加,以及因为人们过早得病或死亡而造成的收入损失等。

疾病成本法计算由疾病引起的医疗成本,例如门诊费、住院费、药费、看护费等医疗费用,相当于因环境质量变化而增加的病人人数与每个病人的平均治疗费的乘积,具体计算时可按不同病症分别计算,如尘肺病、放射性疾病、皮肤病、眼病等。

人力资本法计算由疾病引起的收入损失,包括过早死亡的损失、劳动能力降低和丧失的损失等几种情况。根据边际劳动生产力理论,人失去寿命或工作时间的价值等于这段时间中个人劳动的价值。一个人的劳动价值是考虑年龄、性别、教育程度等因素情况下,每个人的未来收入经贴现折算成的现值。根据国外研究者Mishan的研究,一个在正常情况下可以活动t年、由于污染而于T年过早死亡的人所损失的劳动力的价值可以描述为:

Lr= ■∑ YtPtT(1+r)-(t-T) (4)

式中:Yt为预期个人在t年内所得到的总收入扣除他所拥有的非人力资本收入;PtT为个人在第T年活到第t年的概率,r为预计到第t年的社会贴现率。

如果不是过早死亡,而是劳动能力丧失或部分丧失,则需要对公式(4)进行调整,主要是按照丧失劳动能力的程度对第t年的总收入Yt 进行适当的调整。

(2)环境污染虚拟治理成本的核算。虚拟治理成本是指目前排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按照现行的治理技术和水平全部治理所需要的支出。虚拟治理成本是相对于实际治理成本而言的,实际治理成本即前面提到的由政府、企业或环保组织投入的环保成本。如果实际环保成本的发生未能彻底解决环境问题,那么剩余污染物仍会对环境产生危害,而要完全治理和清除污染,需要进一步发生治理成本,在未实际投入之前,称之为虚拟治理成本,一旦各环保主体实际投资,就成为实际治理成本。虚拟治理成本可采用治理成本法计算获得,公式如下:

虚拟治理成本=污染物排放量*污染物的单位治理成本治理成本法主要难点是测算单位污染物治理成本,可用一段时期内的实际环保总支出除以实际处理量测算得出,例如用“三废”的环保支出分别除以“三废”处理量,得到废水、废气和固体废弃物的单位处理成本,具体计算时可以考虑将五年作为计算周期(也可根据实际投资情况确定),因为每年治理污染的投资力度和效果不一定是均衡的,当年发生的投资效果可能在第二年及以后年度才得以体现,如为了净化空气而种植树木。

2.生态破坏损失的核算。生态破坏的经济损失可分直接经济损失、间接经济损失和生态资源恢复费用。直接经济损失是指生态资源作为生产要素价值的损失。生态资源大多是生产所需的材料、原料或燃料,根据这些要素的市场价值,可以计算出生态破坏造成的生产要素的价值损失。间接经济损失是指生态资源的非要素价值丧失所隐含的经济损失,这一损失不能或暂时不能由市场决定。如森林资源的水土保持功能丧失导致的损失,生态资源的破坏给后代人利用资源所造成的损失等。生态资源恢复费用是指治理被破坏的生态系统的投入。生态资源遭破坏后所引发的一些间接经济损失会年复一年地累加下去,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就必须对被破坏生态资源进行治理,由此发生的费用也是生态破坏造成的间接经济损失的一部分。生态破坏损失的核算可采用以下方法:(1)收益还原法。该法主要适用于直接经济损失的核算,是将丧失的自然资源可创造的收益按市场价格进行计算。如生态破坏造成森林、草地、耕地、湿地面积减少,从而降低其创造的收益,用减少的面积和数量乘以当期该项资源的单位平均收益,即可计算出损失的直接收益。(2)恢复费用法。将受到损害的生态环境质量恢复到受损害以前状况所需要的费用就是恢复费用。如生态破坏导致水土流失、土地沙化的恢复,需要种植草皮或树木等方法来恢复。恢复过程中发生的费用包括材料费、人工费补偿费等。恢复费用一般采用重置成本进行计算,以准确反映现实价格水平下的恢复成本。这和我们前面提到的再生资源耗减成本的重置成本法原理相同,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生态破坏都能得以恢复,或者是符合成本效益原则。能恢复的采用恢复费用法,不能恢复的,采用影子工程法。(3)影子项目法(工程成本法)。影子项目法是恢复费用法的一种特殊形式。当某一项目的建设会使生态环境质量遭到破坏,而且在技术上无法恢复或恢复费用太高时,人工建造一个工程来代替原来的生态环境功能,用建造该工程的费用来估计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例如,某个旅游海湾被污染了,则另建造一个海湾公园代替它,以满足人们的旅游要求;某片森林被破坏了,要达到与原来同样的涵养水土的目的,就需要兴建水土保持工程,工程的投资成本就可以作为生态破坏损失的一个最低标准。

(四)环保收益的核算

人们投入大量的人财物力积极参与环境污染治理和保护生态环境,必定会从中获得相应的收益。尽管这些收益可能是间接的而非直接的,可能是未来的而非现在的,可能是隐含的而非显性的。例如,企业利用“三废”生产产品减免税款的收益以及为履行环保责任取得低息或无息贷款而节约的利息支出都属于的隐含收益。而城市环境质量改善后外商投资增加,促进当地就业和经济发展带来的收益就属于间接收益。

对于各种环保收益,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都可以按照传统方法纳入GDP核算,无须单独计算调整。如处理废弃物取得的收入、企业环境形象改善后增加的销售收入都将直接增加企业利润;土壤污染减少后农产品产量增加使农业收入增加;外商投资增加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无论是GDP总量还是人均GDP都将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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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生态治理和生态修复区别范文

论文关键词：价格机制,循环经济,资源开采,绿色生产

建立循环经济的长效机制，需要政府规制与市场的结合。规制性措施能够保证结果确定性，常为政策制订者所偏爱，是促进循环经济最常用的政策，其缺点在于需采取高成本的监督和执法措施，否则确定性难以实现。基于市场的循环经济促进办法同那些目标更为直接的手段相比，看起来比较慢，但他们通常更易实施和管理，而且对政府具有重要的财政效果。当前，我国正处于建立和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键时期，需要在继续加强环境监管基础上，充分发挥市场配置环境资源的重要作用。本文拟从节能减排的利益激励与约束出发，分析构建资源环境价格制度的必要性、实现途径与政策安排。

一．建立资源环境价格是循环经济长效发展的关键

（一）循环经济的涵义。循环经济是以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为原则，以资源（能源）高效运用、节约利用和减少排放为目标，促进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相统一的发展模式。在循环经济体系中，既包括自然资源、产品、消费、废弃物的正向流动过程，也包括废弃物、资源化、回收、生产的逆向流动过程（如图1所示）。

图1：循环经济示意图，

上图中，循环经济发生在两个层面，第一层面表现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交换，即人类从自然生态系统中获取资源，排放废物，又采取各种措施对资源环境系统进行修复，维持生态系统的基本功能；第二层面表现经济系统内部的物质能源交换，即通过企业的清洁生产、废物交换、垃圾回收利用减少废弃物外溢。第一层面以减量化为原则，第二层面以再利用与再循环为原则，如果第一层面实现零开采，就意味着经济增长所需资源完全来自于资源循环，第二层面实现零排放。反之，第二层面大量废弃物排放到环境中去，势必增加开采行为，影响生态环境。用M表示一定时期内整个生态系统的资源量，V代表从环境系统进入经济系统的原生资源，用W表示经过生产和消费所产生的整个废物流量，D代表漏损而成为污染物（如石油燃烧后成为二氧化碳，塑料袋包装导致白色污染），R代表废物回收所形成的回收资源（如包装物回收，废水再处理后成为再生水），则有W=D+R，M=V+R，经济的循环程度与开采率V/M成反比，与循环率R/W成正比，当开采率V/M=0而循环率RA=100%时，表示循环经济的零排放原则得到实现。

（二）政府调控与资源环境价格。在上图中，经济系统内部交换形成价格，而经济与生态系统交换不能形成充分价格，这是生态破坏不能补偿，排放到环境中的废弃物得不到治理的根本原因。建立资源环境价格体系，就是要以政府为主导，通过标准、禁令、税收、排污权交易等各种规制性或市场性措施，促进环境资源的使用代价能够在各种要素投入或产出价格中反映出来，以利益诱导促进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统一，实现循环经济长效发展。建立资源环境价格制度，有基于总量控制或者基于税收两种办法，总量控制是设计严厉规则监测资源获取者及其获取量，环境排放者以及排放量，通过配额交易形成价格，环境税是根据边际治理成本与边际收益设定开采与排放行为税额，促进外部效应内部化。无论是哪一种形式的资源环境价格，除了有关经济主体的参与外，必须要有政府的主动干预，尤其是为应对全球气候危机，必须采取跨国际的集体行动，这正是循环经济价格支持必要性所在。

（三）资源环境价格的作用。（1）优化资源配置，推动清洁生产。在资源自由流动条件下，各部门产品价格标杆是成本，后者又由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平均利润构成，传统价格体系中资源环境价值未得到体现，非循环型企业环境成本偏低，获得超额利润，资源过度流入传统部门，清洁生产得不到推行。通过价格支持，把资源环境价值反映到要素价格中，可以优化资源在循环型与非循环型部门间配置；（2）激励技术创新。减量消耗自然资源、充分利用废旧物、控制污染物排放需要增加环保投资，但是循环利用资源能不能带来相应的经济效益，带来多少经济效益，不仅取决于资源消耗量的减少，还取决于资源与替代要素的价格对比。提高资源消耗代价，可以增加节约资源的边际效益，企业增加环保研发、技术投资、绿色设计和清洁生产的动机将会加强。（3）对宣传教育构成有力配合。在资源高价、环境有价和污染受罚的氛围下，将会促进企业形成清洁生产方式，消费者形成节约资源的消费方式，不仅推动发展循环经济的技术创新，而且通过人们习惯改变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

二.资源环境价格的实现

根据资源流动的路径，根据一般均衡模型，可测定开采、回收、制造、消费、废弃物排放等循环经济各环节上的资源环境价格，促进整体社会福利最优。

（一）污染物排放

污染物包括工业污染物和生活垃圾，有固体、气体、液体等多种形式，不同形式的污染物代表着资源从循环系统中的漏损和环境质量的降低。在传统市场经济中，环境使用是近于免费的，制造商不考虑污染排放加诸自身的修复和治理成本。污染物定价核心在于，综合考虑污染物毒性、自然生态系统循环净化能力、外部治理和生态修复成本等因素，通过对污染与垃圾排放加征适当“价格”（如税收），或者设计总量控制与交易制度，形成排放与治污的利益约束激励机制，消除市场均衡排放量与社会最优均衡排放量差别。

具体支持工具可选择排污税、排污费或排污权交易。通过简单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可计算出工业污染的理论定价为：t=-mu/u，垃圾外部性的理论定价为：t=-mu/u；m为常数，u与u分别表示污染物边际负外部性，u为无污染的三产边际效用。发展中国工业化尚未形成，三产边际效用大，其污染物排放定价相对发达国可较低，这也正是“共同而有区别”责任原则依据所在。

（二）产品消费和回收

在某些条件下，度量生活废弃物排放成本较高，打击违法丢弃垃圾的技术难度较大，难以直接定价，必须考虑变通方法。基于垃圾由产品消费而产生，由分类回收而减少，为减少垃圾产生与排放，一个可行路径是征收消费处置税t，对回收行为进行补贴t，分别反映增加单位产品消费所导致的外部处置成本和增加单位回收资源所免去的外部处置成本。其计算公式为t=-mu/uq；t=-tq，给定q和q的符号为正，mu的符号为负，t>0表示以税收抑制污染品消费，t表示以补贴鼓励废弃物的分类回收。其价格支持工具有消费者回收押金返还、消费税等。在回收押金返还体系中，对工业产品预收的押金代表着消费处置税，对提供回收返还的押金代表回收补贴，当废物函数采用最简单的形式q=r+g时，返还押金将代表着回收资源数量。当q＜1时，返还的押金小于回收资源量，在极端情况下，q=0，说明只有污染排放而无回收资源，此时须对污染品消费征收生态税。

（三）资源消耗

在技术固定的条件下，工业污染间接地由资源投入尤其是能源消耗量决定，避免某些工业污染物直接定价的可行路径是对原生资源投入价格进行调整，比如以能源含碳量为基数对能源征收碳税，代替碳排放的定价。理论计算公式为，t=-mue/u，e为污染函数，表示资源开采消费行为与生态环境破坏间的关系，可选择的政策工具如资源生态税、能源消费税，力度能反映资源消耗对环境污染的大小、生态修复成本以及不同发展阶段社会对环境污染所能承受的力度。对于某些稀缺的战略性资源，可采取开采总量控制与配额交易。

（四）绿色制造

产出是垃圾的源头，也是回收资源的源头，大多数产品都是循环程度不等的产品。资源回收成本太高，会增加所需处置生活垃圾与工业污染，为鼓励产品绿色设计和清洁生产，应根据产品使用导致环境损害大小确定测算其清洁程度和绿色性能。污染型产品应该征税，税额大小视增加单位回收资源对外部性的边际净贡献确定，绿色性能良好，回收性较强的产品应该补贴。政策工具既可采取基于税收方式，如根据工业生产污染程度不同征税（或补贴），也可采用基于投入的方式，如对清洁生产项目投资总额的一定比例给予财政资助，或采取基于交易的方式，如应对气候变化的CDM机制、碳减排自愿交易，或者采取可贸易的固体废物回收配额，如对某一特定产业设置最低回收水平或回收率（如产品总重量的50%必须收回），厂商可自行回收或付费委托专门机构回收，也可以从回收率比自身应尽义务更多的厂商购买配额，通过各方交易形成固体废物价格，减少达到最低回收标准的成本。

资源环境价格在上述各环节的配置是相互联系的，支持政策可以是源头导向或末端导向。末端导向循环经济政策重点在于对废弃物发出价格信号，由物质流动从下至上，依次向消费、制造、流通、开采环节延伸，刺激绿色消费，引导绿色设计和清洁生产，减少资源开采，促进减量化和再利用；源头导向的循环经济政策是在根据从上至下的物质流动路径，在物质（能源）流动的源头发出价格信号，依次向开采、制造、流通、消费环节延伸，如开征资源税，依次将税负分散于各经济主体，抑制原生资源投入，节约能源；末端导向的循环经济支持其核心是减少污染物排放，源头导向循环经济其核心是节约能源（资源），在发展循环经济过程中，两者相互呼应与配合，构成节能减排政策体系。

三．构建资源环境价格制度，促进循环经济长效发展

由于各国资源储量和环境禀赋不同，工业化所处阶段不同，消费者对经济福利和生态福利的偏好不同，面临的资源环境问题有差异，循环经济的主要支持路径和政策重心就有所不同。总体来说，发达国循环经济由垃圾问题而起，重点是“垃圾经济”（3R）和最终安全处置，并向生产体系中的资源循环利用延伸。我国处于工业化加速发展阶段，人口增加，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不仅面临消费环节大量废物问题，更面临粗放发展所带来的资源能源利用效率低、污染排放严重所引发的环境挑战。（1）“富煤、少气、缺油”的资源条件，决定了资源开采和能源消费以煤为主，电力中，水电占比只有20%左右，火电占比达77%以上。据计算，每燃烧一吨煤炭会产生4.12吨的二氧化碳气体，比石油和天然气每吨多30%和70%。（2）钢铁、有色金属、煤炭、电力、石油、化工、建材、建筑、造纸、纺织、食品等主要工业行业能源消费高，污染排放量大。工业约占能源消费总量70%，其中大企业又在40%以上。（3）人均资源缺少，除煤炭外，主要资源人均占有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工业企业资源消耗粗放，综合利用效率低，加剧了发展面临的资源约束。

根据上述约束，中国发展循环经济要以资源（能源）消耗减量化为重心，采取源头导向的循环经济政策，合理分配资源（能源）开采利用、绿色制造和工业污染治理等环节治污责任，构建资源环境的价格激励机制，以达到鼓励绿色设计、减量消耗资源、发展生态产业、防控工业污染之目的。

（一）以建立生态修复和补偿为核心推进开采环节的环境定价

我国长期实行资源低价政策，资源价格未充分反映其生态价值。如我国矿产资源补偿费平均为1.18%，国际可比费率一般为2—8%，石油、天然气、黄金等矿种补偿费率更低，油气为1%，黄金为2%，远低于美国12.5%，澳大利亚10%的水平。在矿业权取得环节，目前实行行政审批与市场招标“双轨”并存体制，全国15万个矿山企业中仅2万个通过市场机制取得，企业付费水平低。由于无偿取得，企业并不珍惜到手的资源，造成采大弃小、采富弃贫、采主弃副的掠夺性开采（李国平，2006）。在现行资源产品的比价关系下，一方面资源开发的增值部分过多地流向产业链下游，为工业化提供积累，另一方面，在现行资源价格体制下，生态补偿机制缺失，矿区生态环境恶劣。全国因采矿引起的塌陷180多处，塌陷坑1600多个，塌陷面积1150多平方公里；采矿企业排放的废水占工业废水的10%，采矿产生的固体废弃物占工业固体废弃物的80%，因露天采矿、开挖和各类废渣、废石、尾矿堆置等直接破坏和侵占土地面积约26.3万公倾（郝瑞彬等，2007）。采矿破坏地下水均衡系统，某省因采煤造成了18个县26万人吃水困难，30万亩水田变成旱地，全省井泉减少达3000多处。

资源价格改革第一步要打破矿产资源开发垄断和市场分割局面，建立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和矿业权市场竞争机制，由第三方评估，根据资源储量、开采难易程度给出一个基准价格，通过“招、拍、挂”形成矿业开采权的市场交易价格（王春秀，2007）。对于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资源，可探索采取总量控制开采量，分配各矿山企业配额，通过各企业对开采配额交易方式促进可持续价格的实现。资源价格改革的第二步要以财税制度的完善，实现外部补偿价值的内在化。我国多数资源分布在中西部地区，而利用资源的工业主体分布于东部的三资企业，在低价政策下，资源开发带来的污染治理、生态修复、土地复垦、水土保持、灾害防治由资源所在地承担，资源开采带来的收益由东部下游工业企业获得。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策在于开征资源生态税，建立“生态补偿与可持续发展基金”和相应的转移支付机制，分项用于重大的生态治理、社会救助、扶持生态产业。

（二）以能源税制改革为核心，促进节能减排

能源价格与能源效率以及应对气候变化，能源相对廉价诱导产业间的能源配置从高效部门向低效部门转移，形成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结构。目前我国主要能源品种实行上游市场定价和终端政府管制的价格政策，如煤炭价格完全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原油实行与国际接轨，海上天然气价格由市场决定，但是政府对终端消费的电力、成品油等主要能源品种的定价仍保持决定权。

基于能源行业垄断为主的结构，在不具备完全放开能源市场的条件下，发展循环经济最为可行的路径在于开征能源税与实施节能补贴，既满足工业发展对能源使用的需求，又充分考虑能源消费外部性，节能鼓励。具体支持可从管制价格校正、环境补偿与节能补助等三方面着手。针对价格管制，要完善权益性能源税收政策，如开征能源补偿基金税，对境内开采和使用能源的生产者、消费者从量定额计征，形成基金，对后代资源持续利用的权益损失进行补偿。针对能源环境补偿，要健全限制性税收政策，调整消费税，开征碳税。以含碳污染物的排放量为税基，依据预定的碳减排水平估计最优排放水平下的碳税税率，提高现行汽油、柴油、燃料油等能源的适用税率，把不符合节能技术标准的高耗能产品纳入计征范围。同时，配合以节能指标交易，将规划所要求节能总量分配于各区域各用能企业，通过节能指标交易外化能源使用的外部生态成本。针对节能鼓励，要完善激励性能源税收政策，对关键性、节能效果显著的节能设备和产品的生产、销售与进口，在一定期限内实行减免优惠或即征即退；耗能突出的行业增值税税率按能源消耗量从量累进定率,产品出口不免税也不退税。反之，投资购置节能设备允许采用加速折旧，在一定额度内抵免企业所得税，以利推进高新技术企业的节能进程（樊丽明郭琪，2007）。

（三）多管齐下，建立清洁生产的价格激励

在工业领域推行产品绿色设计和清洁生产，逐步淘汰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实现新增产值由低消耗第三产业为主，对于减量化意义极为重大。采用清洁生产方式，由于在企业内部增置了相应设备，设施及人员整洁三废，其环保成本相对于传统生产更大，但是社会治理成本小，传统生产方式内部环保成本低，但是社会治理成本大，价格政策的基本原则是通过外部成本内部化和内部成本外部化，使清洁生产成本低于传统生产成本（伍世安，2009）。

其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对于传统生产方式的排污行为征收环境税，使调整后传统方式边际环保成本大于清洁方式的边际环保成本，推动企业转型；或推行排污权交易，形成排污权价格。根据区域污染减排要求，企业生产状况和排放标准，确定一个地区污染物排放总量，将之分解配额给企业，实现限额排放，超量重罚。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或者要推行清洁生产，减少排放，或者向清洁企业购买排放差额。第二种是对清洁生产方式的内部减排给予激励，实现企业环境成本外部化，其措施有：（1）对环保研发给予财政资助，环保设备贴息支持，按照能源审计单位的产品能耗诊断结果，对节能效果显著的节能设备和产品实行增值税减免或即征即退，加大税前抵扣节能产品及设备研发费用的比例；（2）设立清洁生产专项资金，采取补助或者事后奖励方式，对应用和推广示范项目，按照总投资一定比例给予资金补助或奖励。（3）推行绿色产品认证，把各类产品中在生态保护领域的佼佼者选出，予以肯定和鼓励。如欧盟于1992年出台了生态标签制度，对于每一产品规定了自然资源与能源节省情况、废气(液、固体)及噪声的排放情况等标准，厂商必须向指定的管理机构提出申请。根据调查，有75%的欧盟消费者愿意购买“贴花产品”，即使“贴花产品”的价格稍高于常规产品，消费者仍倾向于绿色产品。如“贴花纺织品”的价格比普通纺织品要高出20%~30%，但绝大部分欧盟消费者仍愿意购买前者。

参考文献

1 李国平:《我国能矿资源价格改革的构想》,《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7期。

2 郝瑞彬等:《矿产资源价格扭曲:成因、影响及改革建议》,《中国物价》2007年第11期。

3 王春秀:《矿业权市场效果分析》,《中国矿业》2007年第12期

第6篇：生态治理和生态修复区别范文

关键词:限制开发区;禁止开发区;环境产业;SWOT分析

中图分类号:F06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1007702

1 限制开发区与禁止开发区产业政策

主体功能区产业政策主要针对区域产业选择和区域资源禀赋不协调、产业区际转移以及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存在障碍等问题,重在加强对产业转移的引导,确保不同区域的产业选择、产业发展规模、产业布局符合区域主体功能定位。

国家对于限制开发区以及禁止开发区的产业政策导向为引导发展特色产业,限制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产业扩张。通过对限制开发区以及禁止开发区的资源黄精状况进行研究认为以上两类区域应着重解决现存的环境问题并着力发展环境产业。

产生环境问题的根源在于人类的需求无限性、资源利用不合理和环境容量有限性的矛盾。一方面,随着人口迅速增长和生产力提高,对资源产生更大的需求和索取,排放更多的废弃物,造成更大的破坏;另一方面,人类拥有的资源和环境容量是有限的,一旦资源耗竭,环境受到严重污染,就会危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解决环境问题尤其是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的出路在于合理利用资源,大力发展环境产业,化害为利,变废为宝。

2 环境产业的分类与运行机制

2.1 环境产业的分类

环境产业可以分为资源再利用业和环境维护业两大类。环境再利用业根据对象不同可以分为物质、能量以及信息再利用业;环境维护业也可以分为三类,分别是环境污染治理业、环境保护、恢复和改善业以及环境服务业。

资源再利用业是以减少或避免对环境的污染为目的,将生产和生活产生的“废物”重新利用的生产及服务活动的总称。该产业的特点是将“废物”当做资源。

环境维护业是以治理污染物和修复与改善环境为目的,从事生产环境友好产品和修复与改善环境的生产以及服务活动的总称。该产业的特点表现在其功能上:一是使以破坏或污染的环境得到治理和修复;二是使环境不受或少受污染和破坏;三是使环境的功能和质量得到进一步完善提高。

2.2 环境产业的运行机制

社会生产活动是政府、企业、公众三种行为主体综合作用的结果。在不同经济体制下以及不同类型的产业生产活动中,三种行为主体的作用不完全相同,对应产业的运行机制也就有差别。环境产业生产主体和直接服务对象不一致,分别是“人”和“环境”。而传统产业生产主体和直接服务对象一致,都是“人”,这是环境产业与产同产业的主要区别,也是两类产业运行机制不同的原因所在。

传统产业运行机制中环境仅仅起供应物质能量和接受废弃物的作用。资源被转变为传统产品后进入市场进行交易,废弃物被直接排入环境。在传统产业的运行中并没有综合考虑三类主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忽视了环境的承载能力及其对社会生产活动的制约作用,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环境产业的运行机制中考虑了环境的影响,增加了新的制约。公众作为需求主体同时监管各自的行为,政府作为保障主体制定出台有关法规并强制执行,企业作为执行主体将废弃物通过市场交易回收利用或处理成环境友好物后回归自然环境,从而取代了传统产业运行机制中三类主体各自的丢弃或排放行为。

3 甘肃省环境产业发展的SWOT分析

SWOT分析法是哈佛大学商学院的企业战略决策教授安德鲁斯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来的。SWOT分析即内外部环境分析,是strengths(优势)、 weakness(劣势)、 opportunities(机会)及 threats(威胁)的统称,其中SW代表内部因素,OT代表外部因素。

3.1 甘肃省环境产业发展的优势(S)

3.1.1 发展基础良好

甘肃省环境产业已经初步形成了包括环保产品生产、资源综合利用、环境保护服务、结晶产品生产、自然生态保护等门类较齐全的产业体系。

根据《2000年甘肃省环境保护相关产业基本情况调查》,2000年甘肃省共有249家企事业单位专业或兼业从事环境保护相关的产品生产和技术服务等活动。其中,兰州市的环保产业企事业单位占了全部企事业单位总数的390%(97家),经济发展水平比较落后的临夏、定西、甘南和庆阳的环保产业企事业单位共32家。2000年环境保护相关的固定资产投资为2.08亿元人民币(2000年价),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0.57%,此外,全省本年度生态环境建设支出为15.55亿元,占财政支出的10.52%。2000年环境保护产品(2.73亿元)、洁净产品(0.56亿元)和资源综合利用(8.20亿元)三项环保工业总产值为11.49亿元,占全省国有和限额以上非国有企业工业总产值的1.37%。

3.1.2 体制改革增强了企业竞争力

在抓大放小、有进有退、扶优扶强的国家政策导向下,甘肃省环保企业的经营机制正在转换,环保企业逐渐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和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

具体来说,对于国有环保企业,按照规范股份制的要求进行改组,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建立以资本为纽带的企业集团,坚持把改革和培育大企业、大集团结合起来,培育主导企业、改造传统工艺、淘汰落后生产能力,鼓励资金向高新技术环保企业和优势环保企业集中;对于个体和私营企业,采取股份合作制等多种形式进行改组改造,积极发展多元投资主体的混合所有制经济。通过产权制度改革进一步理顺产权关系,提高其市场竞争力。

3.2 甘肃省环境产业发展的劣势(W)

3.2.1 发展推动力不足

(1)需求不足,市场容量小。

目前,甘肃省乃至整个西部地区的环境市场中,对环境污染防治、生态环境改善、自然资源保护和提高生存环境质量等方面的产品和服务的需求量严重不足,形成与实际需求很不对称的局面。主要原因在于:大众环境保护意识的形成和提高需要有一个过程;现有环保法律、法规和各种政策投入对环境市场的发育还未形成足够影响;整体发展相对滞后,人均收入较低,使之对环境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大多处于没有支付能力保证的潜在需求层次上。

(2)技术力量薄弱,创新能力不足。

目前,世界上普遍将环境产业视为高科技产业之一,而甘肃胡僧的环境产业技术总体水平不高,与东部地区相比还有不小差距,环境技术研发还停留在学习、消化先进工艺技术阶段,重复、模仿是主要的研发方式,缺乏原创性开发。例如电除尘、袋式除尘、各类污水处理工艺技术、垃圾焚烧、机动车污染控制等环保产业的主导技术领域就少有原创性。

甘肃省绝大多数环境企业的科研、设计力量薄弱,技术开发力量主要分布在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尚未形成以企业为主体的环境技术开发创新体系,同时,技术开发投入不足,建设进展缓慢,环保科技成果转化机制不健全,科技成果转化率不高。

3.2.2 溶质渠道单一,投资不足

由于环境产业的公共性特征,个体投资于环保的积极性不高。研究表明,绝大部分的环境保护投资是政府和公共部门投入的,但是由于政府财政资金有限,导致政府现行的投融资供给能力不足,从而环境投资总体规模也明显不足。“十五”期间甘肃省环保总投入为91.98亿元,约占全省国内生产总值的1.31%。2005年全省环保投资28.17亿元,比2000年的8.06亿元增加20.11亿元,是2000年投资额的3.49倍,环境保护投资指数达到1.61%,比2000年增加0.79个百分点。按照国际经验,当环保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1.5%时,可以控制环境恶化的趋势,当该比例达到2%-3%时,环境质量才有所改善。但是对于甘肃这样一个环境总体情况正在急剧恶化、投资效率不高的省份来说,这一比例在现有体制下可能要求更高。“十一五”期间,甘肃省计划实施环境保护重点工程项目177项,总投资144.08亿元,除去政府财政资金投入还存在很大的资金缺口。

3.3 甘肃省环境产业发展的机遇(O)

3.3.1 国家对环境问题的重视

“十一五”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被放在非常突出的位置上,政府必须完成的主要约束性指标中,资源环境方面的指标近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指出:“十一五”期间,国家将进一步加大污染治理和生态环境建设的投资规模,计划环境保护投资总额约达14000亿元,约占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1.23%,比“十五”期间提高0.1个百分点。甘肃省地处我国西部,是决定国家整体生态安全的关键地带之一,在加大环境保护投资的大环境下国家必定会对甘肃省环境产业的发展给予侧重。

3.3.2 公众环保意识的提高

公众环保意识的提高,使人们对提高环境质量的支付意愿增强,对环保产业产品的需求就会增大;同时,各种环保组织通过各种方式对政府形成压力,迫使政府加大对环保产业的投资力度,使环保市场由潜在市场转化为现实市场;再加上环保意识的提高会使企业生产受到公众的监督,从而企业环境保护的意识和购买环保产品的意识就会增强,加大对环保产业产品的需求力度。

3.4 甘肃省环境产业发展的威胁(T)

3.4.1 政府行为缺失或不到位

(1)政府对环境法律制度目的的认识仍然停留在环境问题“末端控制”的事后救济定位上。这种事后救济式的被动性制度局限于对现有环境问题的被动应对立场,预防优先的思想并未完全确立,未从根本上体现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2)政府制定政策法规的出发点主要是改进企业和公众的行为,而对其自身行为的改进重视不够,出现执法监管不利和环境产业的现实市场向潜在市场转变的现象。

3.4.2 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

环境产业的发展必须依托现代化的社会服务体系。甘肃省社会化服务体系社会化、专业化程度低,全方位的社会服务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对科学技术成果转化的支持作用很低。

3.4.3 产业地区转移

随着国家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视和民众环境意识的增强,我国很多地区对企业生产的环保要求日益严格,特别是在经济发达地区,这就造成很多高污染、高盈利产业向其他地区转移。包括甘肃省在内的广大西部地区环保标准相对较低,从而对这些产业形成吸引力,另一方面这些产业的高盈利对经济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同样具有很大的诱惑力,这样很容易造成高污染高盈利产业对环境产业的挤出效应,影响环境产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马凯.“十一五”规划战略研究(上、下)[M].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1015.

[2] 杨庆育,黄朝勇.省域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型经济研究[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7:3647.

[3] 周宏春.变废为宝:中国资源再生产业与政策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2830.

第7篇：生态治理和生态修复区别范文

摘要 目前，我国环保投资明显不足，尤其是中低利润和无利润的环保项目严重缺乏投资，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环境保护各项行动的执行力度。PPP环保产业基金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有效途径，本文阐述了PPP环保产业基金的特点及运行机制，并结合天津生态城建设和云蒙湖水环境保护项目，实证研究了PPP模式环保产业基金设计的相关问题，以期为PPP以及绿色金融创新提供借鉴与参考。

关键词 环保资金：PPP环保产业基金：绿色金融；社会资本：项目融资：公共利益

环保资金缺乏的主要原因：中低利润和无利润项目严重缺乏投资

目前，我国环保投资明显不足，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环境保护各项行动的执行力度。长期以来，我国环保资金的来源渠道主要是政府财政投资。据统计，我国70%以上的环保资金来源于政府或公共部门。为了解决环保投资渠道单一的问题，引导社会资本投入环境保护领域，环保部联手各金融监管部门推出了绿色金融系列政策，包括绿色银行、绿色证券、绿色保险、绿色债券等，但金融机构追逐利润的本性，导致在实施这些绿色金融政策的过程中，仅仅是将环境保护中利润较高的项目挑选出来，而中低利润的项目并不能通过绿色金融手段获得关注和更多的投资。比如在实施绿色信贷政策中，商业银行出于生存和市场竞争的需要，更青睐那些收益较高较稳定的环保项目。

环保企业的特征是产业更新和技术更新都很快。为了使无抵押无担保高风险的环保技术和企业也可以获得社会资金的支持，2011年《国务院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指出，鼓励多渠道建立环保产业发展基金，拓宽环保产业发展融资渠道，建立环保产业基金。按照国家发改委《产业投资基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基金资产总值的60%投资于环保产业就符合环保产业基金的要求。因此，根据该规定，环保产业基金可以任意在各类环保产业项目中选择投资对象。同样，因为金融机构的逐利本性，环保产业基金挑选投资的环保项目也必然是环保项目中利润最高和较高的项目。

PPP模式在环境领域的引入，解决了众多环保基础设施建设融资量大、抵押担保缺乏的困境。但目前的PPP模式在环保中的运用主要是项目层面，比如污水处理厂、垃圾焚烧发电厂等。由于私营部门对利润的追求，往往是那些利润稳定和较高的环保项目私营部门愿意加入PPP模式的建设和运营，而中低利润的环保项目还是缺乏资金。

因此，目前环保融资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使中低利润甚至无利润的环保项目获得社会资本的支持。很长一段时间，财政补贴和贴息是支持中低利润甚至无利润环保项目的重要手段，但中国环保领域中低利润和无利润项目众多，如果全部依赖财政补贴或者贴息来解决，财政会因为负担太重而无法支付。目前中国的环境已经日益恶化，严重影响民众的生活，因此，必须在现有环境财政规模下，思考运用怎样的绿色金融手段加大财政撬动社会资本的力度，引导社会资本投向中低利润甚至无利润的环保项目。PPP环保产业基金的最大特色是可以解决中

低利润环保项目的融资困境

环保产业基金可分为区域性环保产业基金和单一产业环保产业基金。区域性环保产业基金，例如建银城投环保基金，主要投资方向为上海市的可替代能源与清洁技术、高边际收益的生产型企业、环保新材料及新材料技术、环保运输、节能减排等服务、咨询、环保物流等。单一产业环保产业投资基金则是主要投资于某一环保产业的投资基金，例如土壤修复产业投资基金。这两种环保产业投资基金，都可以自由选择项目，出于金融机构追逐利润的本性，他们挑选的项目都会是高利润项目。PPP模式即Public-Private-Partnership，是指政府与私人组织之间，为了提供某种公共物品和服务，以特许权协议为基础，彼此之间形成一种伙伴式的合作关系，并通过签署合同来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以确保合作的顺利完成，最终使合作各方达到比预期单独行动更为有利的结果。PPP环保产业基金既具有典型PPP模式特征，又具有区域环保产业基金特征。

PPP环保产业基金，主要适合于在流域水环境保护领域、城市环境保护基础设施领域运用。与一般PPP项目不同，PPP环保产业基金对应的不是单一项目，而是一个项目包，项目包内包含的项目来自多个产业，这些产业链可以互相衔接互相呼应，从而使中低利润的环保项目可以通过产业链互相呼应的设计来降低风险，提高项目包整体收益。项目包内分为高、中、低利润项目群，将中低利润项目与高利润环保项目捆绑在一起，通过各产业链的互相呼应来降低风险、提高整个项目包的整体收益。另外，PPP模式环保产业基金与一般产业基金不同，它具有贯穿PPP模式的以项目为基础、以合同为核心、以特许经营权的让渡为手段，集项目融资、建设与运营为一体的特征。该基金的项目包是已经在合同中规定了的，通过特许经营权让渡和合同管理，为该项目包专门组建的项目公司不能只挑拣高利润项目，必须接受环境目标，以及为达到该环境目标所必须实施的所有项目，含中低利润项目和无利润项目。

目前，我国财政状况面临着阶段性的困难，受经济增长放缓、地价下行的影响，我国国家财政增速放缓。在环境领域，中低利润项目对财政资金支持的严重需求和目前国家由于宏观调控政策的转型而出现的暂时性财政困难之间将会产生资金需求与供给之间的严重矛盾，特别是在地方政府这一层级。2014年国务院下发了《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该文件的首要目标是治理地方债务，锁定存量，纳入预算管理，拟定偿债顺序，分类管理，不兜底。对于公益性、商业性做了比较彻底的划分，城投债一分为二，商业性的必需要引入BOT、PPP等方式处理——这也意味着如果没有私营企业参与就必须压缩相关投入，这样才更能接近市场定价。但是，对很多中低利润环保项目来说，它不像纯公益那样没有任何收入，但也未达到市场平均利润。在地方财政压力较大的情况下，在公益的归公益、市场的归市场的清理归类中，这种中低利润的环保项目面临着极大的挑战，融资难度进一步加大，但这些环保项目往往又是环境保护极为需要的。

PPP环保产业基金最大的特色就是可以解决中低利润环保项目的融资困境，而且这种创新的PPP环保产业基金可以实现政府资本、社会资本和环保企业三方的利益共赢。

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大部分关键环境问题的解决还无法转化为高利润的市场项目，更多的处于低利润无利润的状态。以前，这部分的项目主要靠财政投入来保障，但是，随着环境问题的深入和复杂化，要处理的环境问题越来越广泛，数量越来越大，低利润项目也越来越多，需要资金支持的力度更大，要财政全部承担十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引入社会资本。但社会资本是必须要有赢利的，所以在财政支撑力度不足的情况下，必须进行绿色金融手段创新，通过商业模式、金融手段的整合，延伸产业链，降低融资成本，利用PPP模式集融资、建设与运营为一体的利润整合优势，提高中低利润环保项目的收益率，提高国家财政撬动社会资本的力度。

PPP环保产业基金对环保企业具有显著的吸引优势

PPP环保产业基金不仅可以解决政府在中低利润环保项目中的融资困境，还可以有益于环保企业的利润增加，因此，对环保企业也是具有较强吸引力的。这种创新的PPP环保产业基金模式对环保企业的吸引力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将融资、建设与运营结合在一起

一般来说，产业基金只是做融资，不涉及项目的建设与运营，只是获得融资利润。而PPP模式则是将项目融资、建设与运营结合在一起。例如，当一个环保企业获得一个污水处理厂建设运营的特许许可，它需要专门为该特许经营的项目设立一个项目公司，然后，这个项目公司既作为融资平台，又作为建设与运营的机构。当然，项目公司可以以多种方式吸纳各种资金，但项目公司是融资主体，它本身就是一个融资平台。PPP环保产业基金，承接了PPP模式的所有核心特征，区别于一般产业基金，该产业基金存在的基础是来自于对一个流域、一个地区环境目标的实现，以及为实现环境目标所需要的各类项目所形成的项目包。PPP环保产业基金发挥着为该项目包的建设和运营进行融资的平台作用，同时，所建立的基金投资公司承担着融资和建设运营项目为一体的职责，打破了基金不参与项目建设运营的惯例，因此，是一种非典型的创新的产业基金模式。

对环保企业来说，这种打捆项目包并集项目包的融资、建设与运营为一体的模式符合了环保企业逐渐集融资、建设与运营为一体的经营模式趋势，例如中节能、东方园林等大型环保企业，都是既具有融资能力，又具有环保项目的建设和运营能力，而传统的项目融资与项目建设运营相分离的模式，无法发挥这些大型环保企业的全面配套运作优势。这种集融资、建设与运营为一体的PPP环保产业基金，即使整体项目包利润偏低，但由于大型环保公司在这种打包服务中可以同时获得融资利润、建设利润和运营利润，这种三层利润的叠加大大降低了环保公司运作低利润环保项目的风险，这些利润可以互相呼应互相互补，充分发挥大型环保企业在中低利润项目中因为融资、建设和运营三结合所带来的优势。

可实现环保产业从游牧狩猎时代向定居农耕时代转换

环保产业，特别是环境污染治理和环保设施建设、运营，与一般产业特点不同，就是必须到污染发生的当地去治理运营。比如钢铁行业，可以在唐山生产，然后把产品卖到全国。但环保产业，如果把污染治理作为它的产品，必须到污染的当地去生产供给。很多污染治理的项目，比如流域的污染治理、地下水的污染治理、土壤的污染治理，往往是环保企业在一个地方拿到项目后，花费几个月或者一年的时间治理好，就必须换一个地方去拿项目。一些环保企业家形象地称之为环保产业的“游牧时代”，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这种游牧经营的方式对环保企业的资源是一种较大的消耗，也影响环保企业的稳定长期的发展，很多环保企业家希望可以结束环保企业的“游牧时代”，转入“定居农耕时代”。

这种将一个区域的所有环保项目中高、中、低利润项目打捆打包的PPP环保产业基金，虽然整体项目包的利润可能不如挑拣的高利润环保项目，但因为可以集融资、建设与运营为一体，而且还可以在一个地区拿下整个项目包内的许多个项目，可以在一个地区长期做项目，避免了做一个项目换一个地方的资源损耗，实现从游牧狩猎向定居农耕的转换，对大型环保企业来说是一种利益增进方式。

环保企业不再是被动接受项目，而是主动参与设计产业链，可以通过产业链的延伸设计和引进现代商业模式提高项目包的整体收益率

在PPP环保产业基金中，政府以环境目标的考核指标为合同考核内容，要求环保企业无论采取何种手段，都必须达到考核的环境指标。在这种情况下，环保企业可以参与为达到该环境目标的项目群和产业链的设计。环保企业具有长期从事环保实战的经验，将这些经验运用于各种产业链的互补和延伸设计，可以大大减少为达到环境目标而需要耗费的成本，甚至还能实现盈利。而且与被动接受某种环境项目相比，环保企业还可以发挥更大的主观能动性，并选择达到环保考核目标的最低成本和最高赢利模式，政府只需要严格把关环境目标考核，这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环保企业可能赢利的空间。

PPP环保产业基金设计要点

责权明晰、风险分担、利益共享的PPP契约是PPP环保产业基金设计的基础

PPP的核心在于合同双方的契约精神。一般在运作PPP项目时，会需要一个特殊目的载体(Special Purpose Vehicle，SPV)，SPV中包含投资、管理、建设、运营到维护的完整体系，而且这个SPV会作为与政府签约的主体。在PPP环保产业基金中，出资的政府有时也参与SPV的构成，从而通过政府资本和社会资本在SPV中的融合，伴随其投资、管理、建设、运营和维护的全过程，实现全生命周期的风险分担和利益共享。

所以，第一层次的契约，就体现在政府与SPV之间签署的合约。首先，合约要明确SPV主体；其次，要明确SPV的环境责任和目标；第三，明确出让的特许经营权范围；第四，确定具体可操作的考核指标；第五，明确政府与SPV之间的责权利规定。

天津生态城的建设，是做得比较好的区域打捆式项目包并集融资、建设与运营于一体的区域环保PPP模式。

天津生态城以天津市政府令的方式确立了契约的法律定位。作为区域环保PPP模式，因为涉及地域范围较广，资金投入很大，参与组成SPV的机构也必然较多。所以整合各利益相关机构，形成SPV特殊载体是契约签订的基础。在天津生态城的修复和建设中，其SPV是由中方企业和新加坡方企业共同构成。中方联合体构成主体及股权结构为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35%)、国家开发银行( 20%)、天津市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 15%)、天津市汉宾投资有限公司(lO%)、天津市塘沽城市建设投资公司(10%)、津联集团（天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10%)；新方联合体构成主体及股权结构为吉宝集团(50%)、卡塔尔投资顾问公司(10%)、其他投资者(40%)。这些机构共同组成了天津生态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在《中新天津生态城管理规定》这个以天津市政府令颁布的法律文件中，规定天津生态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是生态城土地整理储备的主体，负责对生态城内的土地进行收购、整理和储备；天津生态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是生态城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的投资、建设、运营、维护主体，按照生态城管委会的计划要求，负责相关设施的建设、运营和维护，并享有相应的投资权、经营权和收益权。该规定还明确了市政公用设施的配套费和土地出让金政府净收益，应当用于前述设施的建设与维护。这就从法律上分担了天津生态城建设经营的风险，因为该规定明确了市政公用设施配套费和土地出让金政府净收益都属于SPV——天津生态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政府之所以出让特许经营权，并与社会资本分担风险，是为了获得公益利益。为了保证真正实现利益共享，为了实现政府的公共利益，政府需要对SPV执行环境责任和目标进行考核。只有执行可考核可监管可操作的考核指标体系，并在契约中规定清楚，才能保证政府公共利益的实现。在天津生态城案例中，就是按照科学性与操作性、前瞻性与可达性、定性与定量、共性与特性相结合的原则，学习国际经验和参考发达国家有关标准，根据我国实际，制定了一套指标体系，包括生态环境健康、区域协调融合等22条控制性指标和4条引导性指标，这些关键指标在国内外都处于领先水平。天津生态城的考核指标体系包括：中新天津生态城绿色建筑设计标准、绿色建筑评价细则、污染水体沉积物修复限值、指标体系分解及实施指南、促进南部片区生活性商业发展暂行办法、公屋管理暂行办法、绿色施工技术管理规程、水务管理导则、新城市居民绿色生活手册等。这些可考核可监控的指标体系，保证了政府公共利益的实现。

项目包内各产业链的设计是提升环保项目利润从而吸引社会资本的关键

区域或流域PPP环境保护基金，实际上是把整个区域或者流域的环境保护作为一个大项目，里面分布的各种产业链作为子项目，各个产业链互相呼应，使原来并不赢利的环保项目，通过财政的加入，复合产业链的设计，使整个项目包的总利润达到可以吸引社会资本的水平。

云蒙湖水环境保护PPP模式基金就是例证。云蒙湖位于山东省临沂市蒙阴县，是临沂市饮用水水源地，日供水能力达到38万立方米。其污染主要来自农业面源污染，总磷、总氮为主要污染物。为了净化水质，并获得收益，基于污染源特性，项目组设计了多条产业链，通过产业链的延伸、互相配合和现代商业模式的引入，在净化水质的同时实现商业利润的增加。

产业链1：建设大规模生态循环产业园区。

因为蒙阴县的长毛兔、水蜜桃、石榴等产物都具有地域优势，因此，设计了复合生态循环产业园区。一是在云蒙湖的二线地区运用现代化集合模式饲养长毛兔，集合收集长毛兔的粪便进行沼气化处理，沼气可做再生能源，沼肥作为有机肥用来种水蜜桃、石榴等水果，还可减少化肥农药的使用。二是沿云蒙湖建湿地，即使生态园区仍然有少量农业污染进入一线湿地，湿地中栽种的各种净水植物，如芦苇、芦竹、莲藕、杞柳、茭白、慈姑、眼子菜、凤眼莲、黑叶轮藻等，可以进一步净化水质。生态湿地系统可以促进废水中植物营养素的循环，使废水中所含的有用物质以作物形式再利用，能绿化土地，改善区域气候，促进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利用生态湿地，COD、氨氮和总磷的平均去除率可达60%以上。

引进现代商业模式建设大规模生态循环产业园区，不仅可以用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式减少和去除水污染，还可以提高商业利润。在生态循环产业园区可以开展生态养殖、生态果品培育、生态旅游、生态教育等项目。另外，生态湿地里可以养泥鳅和净水鱼类，生态湿地种植的植物，如莲藕、茭白、慈姑等都可以以云蒙湖生态产品系列来开拓市场，形成生态产品品牌。

这种大规模生态循环产业园区，不仅可以通过减少化肥、农药的使用来降低总磷、总氨，还因为大型现代生态循环产业园区的建设，将农民转变成了农业工人。为了获得更多的土地进行商业经营，也为了美化园区的景观以适应生态旅游和教育的需要，园区的经营者有很强的动力通过免费为农民提供园区内的现代楼房实现农民的集中居住，农民的集中居住为生活污水和其他各种废弃物的集中处理提供了条件，这样就减少了农村生活污水和废弃物任意排放对云蒙湖带来的污染。

大规模生态循环产业园区集生态园林、生态旅游、生态教育、生态养生于一体，这种产业链的衔接和延伸，在降低总磷、总氨的同时，还大大提高了项目群的收益，实现了环保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

产业链2：发展系列水产业。

水产业对水质有较高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从事水产业的企业会主动保护水源地水质，从而实现水源地保护和经济商业利益的统一。蒙阴县联城镇天然麦饭石矿泉水富含麦饭石矿溶出的众多微量元素和无机盐，是一种极其珍贵、稀缺的资源。该地交通便利、水（电）源充足、环境优美，可建设集生产、生活、生态保护为一体的天然矿泉水生产基地。亦可以建设一处集矿泉水、纯净水为一体的饮用水生产基地。结合生态复合园林区产品，可以开发出更加多样的系列水产品。

产业链3：保水型生态渔业。

保水型生态渔业建设，增殖放流“净水鱼类”，“以渔保水”，形成良性生物净化链，通过鱼类滤食水体浮游生物，降低水体富营养化程度，进而建立饮用水水源地水质保护长效机制和自然生态保护区。采取向大水体增殖放流鲢鱼、鳙鱼、匙吻鲟、细鳞斜颌鲴、大银鱼等滤食性鱼类，“以渔保水，以水养鱼”，把水中过多的浮游生物和营养因子转化为有机商品鱼，既能减轻水体的富营养化程度，净化水质，保持良性生态平衡，又能科学合理地利用水体资源，增加经济收入。

基金的融资方案设计是降低融资成本、获得广泛社会资本投入的重点

PPP模式的引入，首先就是要解决环保的资金瓶颈问题。项目包内延伸产业链和各产业链互相呼应的设计，是提升整个项目包商业利润的关键。但是，好的融资方案的设计可以降低融资成本、扩大融资范围、降低融资风险。

例如天津生态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目前融资渠道包括：短期保证贷款、长期信用贷款、长期保证贷款、长期抵押贷款、全球环境基金赠款、公司债、技术创新和新能源使用方面项目政府补贴以及跨境人民币贷款等。天津生态城公司债券的设计为：债券总额是12亿元；发行期限7年，自第3年开始每年返还20%本金；债券利率是采取固定利率，票面年利率6. 76%（基准利率4.45%+基本利差2. 31%），单利按年计息。该债券因为生态城的土地公司大股东也是泰达控股，所以它是无担保的，通过渤海管理证券发行。债券资金用途为，用于中新天津生态城污水库处理项目、营城河道综合整治项目、生态工程项目和管网工程项目。以上项目均经有关部门批准，项目总投资为80.5亿元，属于盈利和无盈利项目整体打包，对项目包进行公司债券融资。

污水库项目经济效益：按照中新双方签署的《商业协议》约定，中方须将汉沽污水库改建成有吸引力的水体景观，妥善处理处置积淀的污泥和沉淀物并改善水质。同时，生态城管委会在土地“招拍挂”环节已按照“不取不予、自我平衡”原则，将全部土地出让金政府收益部分返还投资公司，用于污水库治理和环境改善项目。因此，投资公司已将对污水库项目的投入纳入土地成本，污水库项目的收入通过投资公司将土地注入合资公司时获得的土地转让收入来实现。河道整治和生态工程项目经济效益：与财政局签署了《营城河道综合整治项目和生态工程项目回购协议》，协议约定财政局对2个项目进行回购，回购价款包括工程合同结算款、每年5%的财务费用、3%的代建管理费及以上合计金额的5.65%的税费（营业税金及附加）。管网工程项目经济效益：收入来源分为市政公用设施大配套费、供热工程费和小区工程费三部分。预计总收入64亿元。

可见，融资方案操作性强、融资成本低对获得广泛社会资本投入至关主要。推进PPP环保产业基金的建议

第一，认可PPP环保产业基金是一种特殊形态的PPP模式。目前国家为推广PPP模式有各种优惠政策和资金扶持，国家应该认可并大力推广这种特殊形态的环保PPP模式，以解决中低利润环保项目投融资问题。

第二，PPP环保产业基金中合同和特许许可是关键。PPP环保产业基金，往往涉及整个流域或者整个区域，地域面广，涉及的行业众多，这就使合同管理更为复杂，怎样签订有严格法律效力的合同，明确政府和SPV之间的责权利，是十分重要的。为规范和扶持这种特殊形态的PPP模式，建议环保部出台专门的政策和操作指南，以规范和理清责权利，减少纠纷。

第8篇：生态治理和生态修复区别范文

关键词：煤炭城市，转型，可持续发展

煤炭城市通常是指通过采掘煤炭资源而形成或发展起来，且煤炭工业尤其是煤炭采选业在城市经济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和相当比重的城市，煤炭产业的增加值占城市GDP的10以上，煤炭产业就业人口占全部就业人口的15以上，统称为煤炭城市。依此标准，全国现有煤炭城市69座。分布在全国19个省市、自治区，主要集中在河南（10座）、山西（9座）、山东（10座）、辽宁（5座）、（3座）等地。

煤炭城市是资源型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国的经济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单一产业结构、单一城市功能弊端日益凸现，困难重重，有些甚至由于资源日渐枯竭而面临衰亡，并导致整个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陷入危机状态。近年来，我国煤炭城市经济发展不仅滞后于一般性城市，在整体上也滞后于其他类型的资源型城市。如何通过城市经济社会的全面转型来实现可持续发展是每一个煤炭城市当前及未来始终要面临的严峻任务。

1我国煤炭城市的基本特点

1.1煤炭城市区位分布的不利性

其一，我国煤炭城市分布地区与自然环境比较脆弱的地区具有一定的重叠性，一旦遭到破坏就很难恢复。我国煤田主要分布在北方地区以及中西部地区,以干旱和半干旱气候为主，而且地势比较陡，多集中在山区，降水少，且集中，容易爆发洪水、泥石流等自然灾害，植被一旦遭到破坏很难恢复。比较脆弱的生态环境不仅是当前煤炭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障碍。

其二，我国煤炭城市分布地区与经济落后地区具有很大的重叠性，经济基础薄弱，财政负担重，加大了持续发展的难度。即使在东部发达省份也多位于省内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象江苏的徐州，福建的龙岩、邵武，山东的枣庄、兖州等。煤炭城市因煤而建，都远离经济发达的中心城市，诸多矿区分散在百里不毛的荒野和山村，交通、信息不畅，现代市场经济发展所需的专业人才缺乏。

1.2城市社会经济发展对煤炭资源高度依赖

第一，经济发展高度依赖煤炭产业。我国煤炭城市除少数几个在原有城市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之外，绝大多数都是依煤而建，依矿而兴，产业结构单一，煤炭采掘业和原材料工业比重大，加工工业比重小，且大多处于产业链的前端，产品的加工程度相对较低，产品结构中初级产品占绝对优势，高科技产业发展滞后，第三产业不发达。以铜川市为例，在全市工业中以煤炭及与其密切联系的相关产业，比如建材、陶瓷、铝冶炼、耐火材料所占比重很大，现有工业品中以资源为直接开采对象的就占近50，其中原煤开采和建材业比重达到35。正因为如此，煤炭城市政府财政收入主要靠煤炭资源开发来创造，城市建设靠煤炭企业发展来拉动。煤炭产业作为煤炭城市的主导产业，是支撑城市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其发展变化直接影响甚至控制着整个城市经济的运行，对城市的兴衰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第二，城企功能混同，社会发展高度依赖煤炭企业。由于我国煤炭城市多兴起于计划经济时期，煤炭城市一开始就依附于煤炭企业，所以城市功能与企业功能混同。产业结构的单一性必然造成城市功能的单一性，城市劳动力绝大部分就业在一个或几个煤炭企业里。久而久之，便在煤炭城市形成了两个对立的城市功能主体，即以市政地方社会经济为主体的功能圈和以矿区社会经济运行为主体的功能圈，大企业小市政，既加重了企业负担，又弱化了城市服务功能。城市对外联系以煤炭为运转轴心，功能也比较单一。随着煤炭产出量的减少，城市功能逐渐萎缩，生命力就会日趋弱化。城企功能混同的另一个表现是城市管理的城企混同。以企业的方式管理城市，以城市的管理方式管理企业相互冲突。这突出的表现在很多煤矿企业与城市政府之间领导的交流，很多企业领导调任城市部门领导，用管理企业的方式来管理城市，同时部分城市管理者管理企业，用管理城市社会的方式管理企业，不适应城市和企业发展的需要，与城市发展存在诸多的矛盾。

1.3经济发展具有鲜明的阶段性

煤炭城市发展的阶段性是受煤炭资源开发的阶段性决定的。煤炭产业的生命周期严格地受煤炭资源储量的限制，随着煤炭资源储量和开采量的日渐减少，开采成本的不断上升，煤炭产业必然经历一个由盛转衰的发展历程，一旦煤炭资源枯竭，煤矿就会因失去生长点而终止生命。其发展轨迹按煤炭资源的消耗程度大致分为开发建设达产期(从开发建设到达到设计生产能力，资源量尚多)成熟稳产期（在设计生产能力上处于稳定生产阶段）衰退期（产出处于设计生产能力，产量不断减少，资源量尚有，但少）关闭期（不产出，资源枯竭）等四个不同的阶段。根据煤炭产业发展的阶段可以把我国煤炭城市分为成长阶段（幼年）、稳步发展阶段（中年）和衰退阶段（老年）三个阶段（如图1A）。在我国成长型煤炭城市有6座，占8.7；成熟型煤炭城市有49座，占总数的71；枯竭型煤炭城市有14座，占总数的20.3。煤炭城市发展的阶段性不是固定不变的，这有别于煤炭产业。在煤炭产业由盛转衰的时候，如果能够适时进行结构调整，培育出新的经济增长点，那么煤炭城市的发展阶段就可能变成成长阶段、稳步发展阶段、过渡阶段和再生阶段等四个阶段，接着进入下一周期的发展（如图1B）。

1.4城市结构分散

煤矿的开发能够引起城镇的发生与发展，但由于各个煤矿的建设规模与总体布局、煤矿所在地的地理条件与经济基础以及距原有城市的远近等都有很大的区别，因而有的城市发展是围绕一个矿区兴起的，有的则是在几个相距比较远的矿区组成的，城市布局比较分散，而后一种类型在我国较为普遍[4、6]。这类城市城区之间相互联系不便，管理不便，基础设施投资分散，无法发挥规模效益。以石嘴山为例，是由三个相距达30公里以上的市区组成。由于市区分散，不仅给管理带来不便，各区公共设施和社会设施各自独立，而且造成重复建设，规模效益无法发挥，给市民的

生活带来很大的不便。近年来，由于大武口区和石炭井区煤炭资源的枯竭，财政困难，社会设施更新缓慢，严重影响矿工和市民的生活，而最大的区石嘴山区由于相距太远，为政府统筹规划发展接续产业带来很大的限制。人口规模是支撑城市第三产业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由于城区分散，人口不能集中，发展第三产业受到很大的限制，不利于城市的顺利转型。很多煤炭城市表面上人口已经达到大城市，甚至是特大城市规模，然而由于市区分散，互相之间联系少，仅仅是几个小城市的松散组合而已。1.5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大

长期以来煤炭工业发展所造成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十分严重，尤其是在一些煤炭城市，随着大规模开采，造成大面积地表塌陷。根据计算，每开采万吨原煤将塌陷土地6000m2，塌陷区面积约为开采面积的1.2倍，最大下沉值为煤层采出厚度的70—80，照此推算，我国的采煤沉陷区面积还将以每年4—5的速度递增。目前，我国采煤沉陷区面积已达1000km2，塌陷不仅对建筑、道路、植被、耕地及地下水系造成破坏，严重影响矿区的生态环境，并引发当地人口搬迁等诸多后患问题。另一方面形成众多的煤矸石山，还造成严重的水体污染和大气污染。我国煤矸石的历年堆存量达34×1011kg，形成矸石山1500余座，占地5×107公顷，目前仍以每年1.5—2×1011kg的速度递增，煤矸石的利用率仅为10。煤矸石长期堆存于地表不仅大量占用耕地，堵塞河道，破坏生态平衡，还排放大量粉尘、SO2、CO、H2S等有毒有害气体和热辐射，严重污染水源、大气和土壤。2我国煤炭城市转型发展的难点我国煤炭城市转型是从煤炭产业最先开始，随着煤炭资源储量和开采量的逐年减少，煤炭企业严重亏损，经济效益下滑，对转型开始有了初步认识。从1993年起，为调整煤炭产业结构，国家对煤炭企业采用了贴息贷款的扶持政策，每年拿出20—30亿元的贴息贷款，作为扶持煤炭产业发展多种经营的启动资金，用于煤炭企业发展第三产业和多种经营。经过几年的实践,有些城市政府开始意识到，城市和矿区必须联合起来实现全面的转型，才能使城市免遭“矿竭城亡”的厄运。此时，正值国家把煤炭企业逐步下放到地方，使矿区所在城市按照整个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要求规划城市转型成为可能，许多煤炭城市把矿区转型纳入城市产业结构调整的总体规划中，与城市的转型统筹来考虑。但是，到目前为止，成功实现转型的城市很少，究其原因，难点主要有以下几条。

2.1产业项目难选

无论什么样性质的城市其成功转型的必要前提是产业结构的转型，关键是能够找准适合该城市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并使其不断发展壮大，带动城市发展。目前，煤炭城市转型面临着全国买方市场形成、一般性产品全面过剩的局面，选择符合当地优势的项目比较困难。如果项目选择不符合当地优势，不仅产品市场销售不畅，企业亏损，而且还会浪费本来就比较稀缺的资金,为未来的发展埋下风险。例如，在1993—1997年间，辽宁省煤炭局争取到11.3亿元贴息贷款发展多种经营，先后上了177个项目，但运行至今，已有75个关停破产，33个亏损经营，余下的69个项目只能作到也在苦苦挣扎之中。2.2资金短缺煤炭城市转型需要大规模的资金投入。一要对煤炭产业进行技术改造；二要投资新项目，发展新的经济增长点；三要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救助下岗失业人员，培训职工；四要进行环境的治理和修复。煤炭城市所依赖的煤炭产业作为基础产业，投资大效益低，对城市经济带动力小，政府财政困难。20__年，阜新市人口占辽宁全省的4.6，国内生产总值只占1.6。多年来，阜新财政一直靠上级补助维持运转，全口径财政收入仅占全省财政收入的1.6。双鸭山市20__年地方财政收入仅2.6亿元，人均只有173元，仅为全省人均地方财政收入的26.5，这种财政保“吃饭”勉强度日，根本无力对城市转型和可持续发展进行大规模的投入。资金短缺是煤炭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根本性制约因素。2.3群众生活贫困，失业严重经济发展滞后，矿区减员增效的推行，下岗和失业职工急剧增加，煤炭城市群众生活水平下降。同其他城市比，煤炭城市职工收入偏低，贫困人口的比重越来越大。阜新目前全市处于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的特困人口占市区人口的比例高于20％。离岗职工平均生活费每月也很难达到低保的标准。黑龙江鸡西、鹤岗、双鸭山、七台河四大煤城目前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居民数量达到近30万人。另一个关系群众生活的主要问题是矿区职工转移和再就业，这是煤炭城市目前所面临的一个极特殊的问题。如抚顺矿区拥有占全市人口1/3的职工和家属，现有12.25万人需要重新安置；阜新市自1998年以来，累计下岗职工人数达24万人之多，稳定实现再就业的仅有3.5万人，尚有11.5万的下岗职工找不到稳定的工作。2.4环境破坏严重，治理任务繁重

尽管环境问题是所有资源型城市面临的共同话题，但是煤炭城市环境治理压力要远比其他城市大得多，尤其是采煤沉陷区的搬迁改造更是迫在眉睫。截止20__年末，鸡西矿区地下采空面积已达214km2，地面沉陷面积达156km2；淮北市现有塌陷面积128km2，造成无地农民16万人。辽宁全省采煤沉陷区总面积约335.8km2，沉陷区内共有受灾居民10.9万户，32.8万人，其中受灾较严重的居民住宅5.3万户，13万人。

3煤炭城市转型的战略思路煤炭城市的转型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又是一个长期性的历史任务，因此必须制订详细的规划,并进行适当的立法过程,使转型建立在法制的轨道上,并通过宣传在全社会达成共识。任何一个煤炭城市结构转型都不应脱离对所在地区自然条件、经济基础、地理位置及今后产业空间布局总体战略的综合分析。根据不同地区的比较优势，按照中央、地方的现有基础和可能制定战略规划，提出促进煤炭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思路。在总体战略规划的基础上提出问题的关键，拟订战略重点，根据战略重点的要求，实施各项战略措施。坚决避免就煤炭产业结构调整论煤炭城市转型，煤炭产业的发展仅是煤炭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方面。根据我国煤炭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难点，战略重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推进矿区和城区的一体化发展，重塑城市功能，这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保障；二是正确选择项目，发展接续产业，实现城市由单一的煤炭城市向综合化方向发展，并通过接续产业的发展解决劳动力问题，这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没有接续产业的发展煤炭城市的转型是一句空话；三是综合治理生态环境，这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立足点；四是筹措资金，以上三方面的无论那方面都需要一定的资金支持。

3.1推进矿城一体化发展,重组城市空间结构

长期以来，矿城分割的局面在煤炭城市中比较普遍，转型必须要打破这种条块分割的局面，实行矿城联动的发展战略，只有这样才能使煤炭城市成功转型。为打破煤炭城市遗留下来的大小“两个政府”的关系壁垒，建议各地矿务局继续下放到市，以促进矿城一体化转型。逐步使企业经营市场化、社会化，并最终取消主管部门。地方政府要发挥政府功能的作用，为矿山企业的生产经营和发展提供周到而有效的服务，切实帮助企业解决一些实际困难。而矿山企业应从城市发展的大局出发，支持地方政府的工作。尽快调整长期以来形成的市、矿之间在城市公用设施、

教育、医疗等方面各自为政的对立格局，加快重组与融合的步伐，使城市与矿山企业之间形成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发共同繁荣的新型矿城关系。将生产区（矿区）和生活区（城区）分离，这既是改善当地居民生活和居住环境的迫切要求，又是提高规模效益和促进安全生产的内在要求。而随着城市交通、通讯的现代化，生产区（矿区）和生活区（城区）保持一定的通勤距离是可行的。（2）根据矿区矿点的自然分布特点，调整矿区城镇布局。将中心城市和矿山城镇群的发展相结合，可以采取条带状、组团式等空间布局形态

3.2按照区域比较优势原则选择项目和发展接续产业

煤炭城市转型实质是城市主导产业的转换和升级问题。煤炭城市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转型战略目标，必须选择和发展接续产业，这是转型的核心和关键。选择和培育接续产业应该跳出“煤城”的束缚，从区域的角度研究本市的比较优势，按照比较优势选择和引进项目。一是要坚持因地制宜、因企制宜原则。我国的煤炭城市较多，类型各异，不同的自然环境、社会条件、经济发展差别很大，各地发展接续产业既没有现成的模式可套，也没有具有普遍性的经验可照搬，需要的是因地制宜，走符合市情的发展之路。二是要坚持符合市场需求原则。市场需求是一切产业、企业和产品发展的外在动力，也是接续产业发展的内在要求。三是要坚持讲求综合效益原则。即在发展和培育接续产业的过程中，不仅要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还要注重维护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

项目的选择首先要比较该项目目前在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发展情况；其次，要比较本市发展该项目的优势是什么，赢利水平有多高；再次，该项目的社会效益（解决就业）和生态效益是否符合本地的需要；最后，该项目的投资有多大，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和技术，本市是否能够承受，通过何种途径可以解决，风险有多大。

3.3改善投资环境，吸引投资

吸引外部投资（包括国外投资和国内投资）是煤炭城市弥补资金不足的一条捷径，外部投资的进入不仅能直接带来资金，而且随之而来的还有先进的技术、管理、观念和各种各样的人才，这对煤炭城市而言至关重要。而吸引外部投资需要良好的投资环境，在硬环境建设方面，煤炭城市本身先天不足，交通通讯、信息服务等条件不完善，更重要的是煤炭城市软环境更需要完善：一方面要重视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服务质量，营造良好的商业氛围和文明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也是最关键的就是努力打造一个政策“洼地”，通过制定实施与众不同的更加透明、更加宽松的政策来吸引外部投资。

此外，国家要加大对煤炭城市资金的扶持力度，出台优惠政策。继续实施煤炭产业补助贴息，并建立国家专项资金，专项用于煤炭城市衰退产业和国有企业的退出、接续产业的培育、就业安置和职工培训等。该项基金可从处于高产期、稳产期矿山实现的利润和国家财政中按一定比例提取，同时省级财政和煤炭城市也应各自提供相应的配套资金。

3.4综合治理沉陷区，修复生态环境

第9篇：生态治理和生态修复区别范文

(1．广东省财政科学研究所，广州510000；2．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广州510000)

内容提要：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本文从研究财政体制机制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保障作用出发，总结广东生态文明建设财政体制机制成效，针对其存在问题，在合理明确事权与支出责任、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强化补偿资金激励约束等方面提出了相关对策，为推动形成科学合理的财政体制机制保障提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 ：生态文明财政体制机制 生态补偿

中图分类号：F81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544( 2015 )08-0082-05

[收稿日期]2015-07-02

[作者简介]刘华伟，所长，研究方向为财政理论与政策；吴广泽，党委副书记，工程师，研究方向为财务管理。

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的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建设，健全体制机制是关键。尤其在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下，加快建章立制．形成完备的财政制度体系，对于生态文明建设至关重要。 一、科学合理的财政体制机制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制度保障

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政府作为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的提供者，必须建立健全有关生态文明的各类制度，规范和引导生态文明建设活动，促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的制度体系。其中，建立完善科学合理的财政体制机制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制度保障。财政体制是确定政府间预算管理职责权限和预算收支范围的根本制度。完善的财政体制机制可以克服生态环境领域市场失灵问题，调整和补偿相关主体的利益关系，从而为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效制度支撑。

1．清晰的环境治理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有利于落实各级政府的职责。在各级政府间划分好环境事权与支出责任是有效开展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基础。按照公共产品理论，为确保生态公共产品更有效率的供给，可参照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或效用受益程度等因素，在各级政府间进行环境事权划分，并使财权和财力与之相适应，为各级政府履行其环境事权职责提供有效的财力保障。

2．科学的生态补偿机制有利于平衡相关利益方的生态利益分配关系。科学的生态补偿机制可以有效调整相关利益方生态及其经济利益的分配关系，彻底改变生态效益及相关的经济效益在保护者与受益者、破坏者与受害者之间的不公平分配，提升生态发展区和禁止开发区保护生态的积极性，保证主体功能区战略的有效实施。

3.刚性的绩效考核制度有利于提升财政支持生态文明建设投入的成效。将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成效纳入政府绩效考核评价体系，使其与地方实际经济利益相挂钩，形成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越好，地方受益越大的预期，有利于调动地方政府加强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积极性，增强财政投入效果。

一、广东完善生态文明建设财政体制机制的实践探索

近年来，为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广东在完善相关财政体制机制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取得了一些积极性进展。

1．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广东立足区域发展现状，积极探索生态补偿机制。一是率先建立完善生态激励型财政机制。为有效落实主体功能区规划，支持生态地区良性发展，广东立足原激励型财政机制，以促进生态发展为导向，探索建立了生态激励和补助相结合的生态激励型财政机制。2012年出台《广东省生态保护补偿办法》，对26个国家级、省级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市）实施生态补偿。省财政还配套出台了《广东省生态保护补偿机制考核办法》，引人生态发展激励机制，建立16项生态环境衡量指标体系，实施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的考核评价，将一般性转移支付与县域生态环境改善成果挂钩。二是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强化生态保护激励导向。自2013年起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比重，加大均衡性转移支付力度。将现行激励型财政机制、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生态保护补偿等列入基础性转移支付，加大均衡性转移支付补助规模。一般性转移支付政策向生态地区倾斜。2013年，按照“保基本”和“强激励”相结合原则，对综合增长率高于8%的扶贫开发重点县、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和少数民族地区县，以及综合增长率高于12%的其他县（市），按规定标准进行奖励。

2．率先建立生态公益林补偿机制。1998年广东在全国率先建立起生态公益林补偿机制，主要针对生态公益林经营者的经济损失给予补偿，并且逐年提高补偿标准（见图1），省级以上生态公益林补偿面积不断扩大。在森林碳汇建设方面，省财政通过竞争性机制分配碳汇林建设专项资金，充分调动市县政府加快碳汇林建设，帮助粤东西北山区欠发达地区消灭全省501.73万亩的宜林荒山荒地，并实施987.81万亩的树林改造，全面提升森林生物量和储碳能力。

3．试点推进环境权益市场化交易机制。2013年底广东率先启动了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由政府向控排企业发放碳排放权配额，对控排企业碳排放进行监督管理。控排企业按照所获配额履行控制碳排放责任，并可通过配额交易获得经济收益或排放权益。全省还开展了排污权交易试点工作，试点范围新增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的项目需通过市场购买、政府出售等方式有偿取得排污权，首批交易总成交额达2084万元。

此外，2010年起广东开始探索建立县以下政权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全省以“省保县、市保镇、县保村”的隔层保障形式，确保县（市）镇（乡）和村级实施公共管理、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及促进生态环境保护的基本财力需要。

三、广东完善生态文明建设财政体制机制探索成效及面临问题

（一）取得成效

1．激励与补偿并重财政机制基本形成。经过多年改革探索，广东已建立起激励补偿并重的财政机制（见表1），有效提升了生态保护区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积极性与能动性，使生态保护区达到了与其他地区基本相当的基本公共服务能力。从转移支付制度改革看，通过压减专项扩大一般，省级一般性转移支付占比将从2012年的35.7%提高到2014年的53%，有效增强了欠发达地区基层政府资金分配自主权，缓解了不同地区之间、不同级次政府之间财力分布不均衡问题，保障欠发达地区落实生态建设支出。

2．各类专项生态补偿机制逐步健全。一是森林生态补偿机制运行良好，生态公益林得到有效保护，生态效益显著。据测算，1999年至2013年，全省生态公益林吸收二氧化碳量累计达2.876亿吨，森林生态效益总量达3204亿元，生态效益年增74.82亿元。二是湿地生态效益补偿机制逐步完善，湿地保护管理体系基本形成。全省已建立湿地类型自然保护区94处，国际重要湿地3处，建成和筹建湿地公园5处，初步形成了以自然保护区为主体的多种保护管理形式并存的湿地保护管理体系。

3．环境权益交易机制初步建立。广东是全国首个设立有偿配额的试点省份，2013年全省配额总量约为3.88亿吨，累计碳配额成交量（额）领先于国内其他碳交易平台。在碳排放交易上，结合主体功能区规划，将新增碳配额向粤东西北地区倾斜。排污权交易中，珠三角地区作为国家大气污染联防联控重点区域，禁止作为受让方接受非重点区域的交易指标，供水通道和水质超标的河段禁止作为受让方接纳其他流域的排污指标。这从利益机制上激励和引导企业绿色生产，促进了企业提高技术水平，减少了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和污染。

（二）面临问题

广东促进生态文明财政体制机制建设方面仍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政府间环境事权与支出责任需要明确。目前，政府间生态环境保护权责划分不明确，生态功能区县市财力和事权不匹配现象较为突出，仅靠县域财力难以落实保护生态环境等各项要求。二是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现行生态补偿方式和来源渠道需要进一步拓宽，横向区域间生态补偿机制仍需完善。在实施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时，广东还面临着中央和省两套考核指标体系不一致、自身收集的生态环境数据权威性不足等问题。三是绩效管理机制有待强化。目前，生态文明建设的财政支持专项资金众多，但效果与实际要求相比存在一定差距，并且个别专项存在挪用和和资金闲置等现象，资金的绩效管理机制亟待强化。四是排污权、碳排放权交易制度仍待完善。完善的排污权市场交易机制尚未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刚开始起步，尚未有效发挥市场交易机制推动环境污染防控治理的作用。

四、广东完善生态文明建设财政体制机制的对策建议

（一）明确政府间生态建设事权与支出责任

合理界定政府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职责，通过建立清单式管理和动态调整机制，实现生态建设事权和支出责任在省、市、县各级政府及其部门间的科学、清晰、合理配置，形成完善的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制度，建立与之相配套的动态调整机制，以落实各级政府生态文明建设的职责。

1．合理界定政府生态文明建设事权范围。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要求，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清晰、合理界定政府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事权范围。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环境微观事务的管理职能，逐步退出竞争性领域，取消微观管理事务和市场机制能够自行调节的环境事项，发挥市场主体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投入和参与作用，政府需制定参与规则以维护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对于具有公共产品属性和较强外部性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事权，如环境保护监管、行政执法和污染的防护治理等，则需要强化职责。

2．科学合理划分省以下各级政府的环境事权和支出责任。坚持从财权到事权的改革思路，按照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已经明确的事权调整要求，清理省、市、县承担的环境事权，明确各项环境事权的支出责任。凡属于跨越区域、流域和领域的环境问题，以及危害较大和影响较深的环境问题，建议由省或中央政府来负责，而属于地域性的环境问题，由地方政府来执行，但省或中央政府负有监督和指导职责；灵活选择地方环境管理体制，在条件适宜地区推行省以下环境保护主管机构垂直管理。

3．建立各级政府生态文明建设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动态调整机制。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责任通过法律形式明确后，就具有相对稳定性，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或者人们对生态公共产品的需求产生变化，涉及政府间环境事权和支出责任就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这就需要建立政府间环境生态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动态调整机制，对既定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安排按照公平、公开、民主和法定原则进行调整，以确保政府间生态环境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

4．完善省以下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加强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按照建立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制度的要求，完善省以下转移支付制度，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比重，重点增加对困难地区的一般性转移支付，提高省内地区间的财力均衡度。由省负担的事权，省应足额安排资金；由省与市县共同负担的事权，省应足额安排市县转移支付资金，承担相应的支出责任。履行指导落实县级基本财力保障责任。建立和实施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统筹省、市、县财力，提高县级财力水平和均衡度，促进县级财力与保障责任相匹配。

（二）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健全区域利益补偿和分享机制

生态文明建设与主体功能区建设结合，以主体功能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导向，制定体现公平正义的生态补偿政策，全面体现生态环境损害成本和修复效益，调整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分配关系。一是完善生态环境指标考核机制。按照“谁保护、谁受益”，“谁改善、谁得益”，“谁贡献大、谁多得益”的原则，完善对生态功能保护区、省级以上自然保护区、饮用水源保护区、海洋自然保护区的财政专项补助政策，调动各方参与生态建设的积极性。在现行生态指标体系基础上分类设置权重，以水质和大气保护为重点，合理安排水质保护类指标、大气保护类指标、森林保护类指标、节能减排类指标等权重。提高激励性补偿权重，强化激励性补偿与生态考核结果的挂钩关系，进一步调动市县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性。二是积极争取中央的技术指导和支持，推进生态环境监测与考核工作，以便运用其考核结果，建立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三是健全区域利益补偿和分享机制。按照充分体现生态保护激励性原则，完善对生态功能保护区、省级以上自然保护区、饮用水源保护区、海洋自然保护区的转移支付机制。健全财政横向生态补偿机制，由生态环境受益地区采取资金补助、定向援助、对口支援、产业转移、人才培养等多种形式，对重点生态功能区进行补偿，以提高生态保护和建设的积极性。

（三）建立生态补偿资金激励和约束机制，提高资金使用绩效

1．完善生态补偿激励与约束评价机制。按照科学化、精细化管理的要求，设计科学、合理、客观的评价体系：一是完善生态保护考核指标。根据社会发展和生态治理变化情况，增加公众舆论普遍关注的指标，调整各指标权重，发挥政府引导功能。二是动态调整基础性补偿和激励性补偿的占比。根据不同功能区的划分标准，区别设置基础性补偿和激励性补偿两部分资金的比重，以充分调动各级政府和责任主体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性。

2．强化生态补偿资金使用绩效约束机制。享受生态补偿市县要编制生态补偿转移支付资金使用计划，并将资金使用情况报省财政部门备案，省财政部门联合有关职能部门定期对生态保护补偿资金使用绩效进行考核评估，其结果作为下一年度生态补偿资金分配的重要依据，促使其不断提升资金使用效果。

3．健全生态补偿公众参与监管机制。通过建立信息平台，使利益相关者及时地了解信息，保障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通过环境信息公开化、环境决策民主化、环境公益诉讼化，引导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生态补偿政策和法律的制定，借助公众舆论、公众监督和环境公益诉讼的力量，对环境污染者和生态破坏者施加压力，对生态建设者和保护者进行补偿和奖励。

（四）完善排污权、碳排放市场交易机制，促进产业生态化改造

坚持“谁使用资源谁付费”，“谁污染、破坏生态谁付费”的原则，建立健全排污权、碳排放权、水权交易制度，通过制度安排将环境使用权益嵌入市场交易机制，强化节能减排治污的正向激励，使政府调控和市场机制形成防控环境污染合力。加强排污权交易市场体系建设，明确排污权交易制度的法律地位。借鉴我国排污权交易试点经验，健全“总量控制+配额交易”的市场化碳减排机制，逐步构建与国际接轨的、统一的碳交易市场，抓好碳交易试点，同时做好碳排放量及排放基准核定核查等基础工作，循序渐进实行碳排放总量控制，合理分配排放额度，形成“增排有成本，减排有鼓励，减排投融资有回报”的正向激励。加快完善水权交易规则与定价机制，借鉴土地“招拍挂”模式，探索缴纳水资源使用权有偿出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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