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经济学就业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劳动经济学就业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劳动经济学就业范文

摘要：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作为一个新开设专业，在科学定位和课程设计上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在所难免。本文在对江西师范大学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历届毕业生就业情况调查基础上，从总量、结构的角度，分析了课程开设与学生就业去向不匹配问题，提出课程设计模块化建设思路，就经济学课程模块建设提出具体设想，并就如何进行科学合理的学科定位提出思路。

关键词 ：劳动与社会保障；经济学；就业；课程体系

一、研究背景

1998年教育部在调整本科专业目录时减少了近一半专业，却增设了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作为一个新兴边缘学科诞生后，很多高校尤其是重点高校凭借自身原有相关学科，比如，劳动经济学、劳动关系学、社会保障学等的师资优势，办出一些特色，走在了前面。江西师范大学校2005 年设立该专业，并于次年开始招生，至今已有多届学生毕业。

二、就业总量分析为了解毕业生实际就业去向，笔者对江西师范大学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2010届、2011届、2012届和2013届毕业生进行了调查。调查形式包括电话、短信、委托本班同学对未能联络上的同学补充联系。其中2013届和2012届有效信息获得率分别为100%和56%，而2011届和2010届毕业生获得的有效信息不足50%。表1给出的是2013届我校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去向与就业岗位的情况。(表1）

总的来看，2013届毕业生中就业单位为企业的占比为60%，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占比为40%，即便把其中的大学生村官部分删掉（按协议他们极有可能将来需要面临二次就业，大约占其中的17%），即真正属于公务员及机关事业单位的部分为23%。虽然相比一些重点大学，比如，中国人民大学比率仍属较高水平（后者2013届毕业生该项比率仅为6%）。而去往企业的比率高达60%，中国人民大学为86.5%。

在岗位方面，去往企业就业的21 人中有15人前往私营企业，其中10人从事经营类工作；3人前往国有企业，其中1人从事经营类工作；2人前往地方银行，均为经营类工作。按此计算，从事经营类相关工作的比例占32%，高于预期。意味着将近三分之一的学生从事的是经营类岗位，在所有类别岗位中比率最高（在所有类别中占比最高的是行政类岗位，但如果除去大学生村官部分，则占比和经营类岗位占比相等），远高于我们对从事经营类岗位的学生数量的预期，偏离了我们最初认为大部分毕业生应该去机关事业单位工作或企业人事、工资与福利部门工作的判断。这种误判体现在就业比例与和服务于相应就业类别的课程或学分比例之间的对比关系上。2013届毕业生培养计划共开设了25门课程（专业必修课程，不含公共必修课），其中经济学类课程7门（不包括相关课程，如高等数学等），占28%，略低于经营类岗位就业同学的占比，考虑到大学生村官二次就业问题，则两者差距可能会更大，经营类岗位就业比例将显著高于经济类课程的比例。

三、就业结构分析

学生培养计划中经济类课程的开设和学生就业选择情况并不匹配，即经济类课程安排落后于学生就业需求，不仅体现在总量上，在结构上也很明显。

根据就业反映情况，经营类就业全部集中在企业，没有人在政府相关部门从事经营类工作，但为这些部门就业而开设的经济学课程却占全部经济学类课程的43%，主要有公共财政学、公共经济学概论和政府经济学，它们没有给学生就业带来直接的促进作用。其他几门经济学类的课程情况稍好，除西方经济学原理作为基础性课程外，其他课程如货币银行学、劳动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原理等都有服务对象，即可以在毕业生就业岗位中找到其影子，如有学生从银行业务工作，有同学从事劳动保障工作以及企业人事管理工作。

在2013 届毕业生就业中，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升学比例非常低。在41个同学中仅有2个同学选择升学或升学成功，比例为5%，远低于中国人民大学的37.1%，南京农业大学的17%。从升学方向看（2012届类似），这个专业主要有两个去向，一是经济学，可以选择劳动经济学、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国民经济学和产业经济学等；一是社会保障。对升学选择经济学方向的同学而言，现有经济学课程安排对他们并不利，主要表现为课程杂、方向不明确、缺少核心课程，导致学生在向经济学专业升学过程中遇到障碍。如果升学方向是社会保障，其相应课程则开设较为齐全，一共开设了7门核心课程。但在这种“完美”的课程设置下，选择社会保障作为升学方向的同学仅有1人（2012届为2人），和选择经济学作为升学方向的人数相当，令人质疑其价值。

四、学科建设科学定位

根据以上对毕业生就业状况分析可发现，经营类岗位和行政管理类岗位总的占全部就业的比重高达78%，而社会保障类以及人力资源管理类等其他岗位占全部就业的比重不到22%，这种反差显示出当前学科建设定位不够理想等问题。首先体现在办学单位设置不合理。据了解，中国人民大学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设立了专门学院外，其他高校，比如，福建师范大学和湖南师范大学均则将其设置在公共管理学院，依托管理学平台办出了特色，对学生培养和就业有利。省内某高校将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设置在经济管理学院（前身为经贸学院），定位为培养学生向劳动与人事、社会保障与商业保险及相关领域扩展渗透的能力，为此开设了共计10门经济类课程，也办出了特色。江西师范大学则把它放置在了政法学院，目前状况难以显示该平台为专业特色建设带来帮助。当然，新办学科问题在所难免，关键是要面对问题提出解决办法。

基于目前收集到的毕业生就业信息可得出一些有价值的结论。首先是培养计划中应该对核心课程进行模块化管理，通过模块引导学生明确对未来的定位。根据历届毕业生就业呈现出在某些岗位类别上的集中趋势，可考虑设置若干模块，比如，经济类模块、行政管理类模块、社会保障类模块等。这里仅关注经济类模块建设。

五、经济类模块建设

对就业信息的纵向比较，有助于产生更加清晰的认识。如果不苛求严谨，可以把历届学生培养计划中，经济学课程的变化与历届学生中经营类岗位就业和升学情况作个对比。这里仅以信息收集情况稍好的2012 届和2013 届毕业生为例。2013届毕业生从事经营类有关工作占就业学生中的比例高于2012届毕业生。相应，2013届毕业生的培养计划中经济类课程的门数为7 门，比2012 届毕业生多1门。同时，部分课程的学分也有所增加，如果算上一些外围课程，则相差更多。经济学课程的变化和学生在经营类岗位的就业存在正向相关性，建设好经济类模块有助于学生就业。

经济类模块建设可从两方面考虑，一是服务和致力于经营类岗位的同学，一是服务于在其他岗位的同学。两类同学就业目的不同，对经济学课程体系的需求不同，因此可分别设立两类经济学模块课程供选择：经济类模块I和经济类模块II。

经济类模块I。主要面向将来准备在就业或升学时向经营类岗位或经济类专业发展的同学。该模块在原来经济学课程中进行整合，主要对原来一些就业贡献小且内容非常相似的课程，比如，公共财政学、公共经济学概论和政府经济学进行精简，同时增加一些核心课程和有利于拓宽学生就业面的课程，例如，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等。该模块具体包括以下课程：西方经济学，计量经济学，货币银行学，证券投资学，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劳动经济学，福利经济学。从课程数量上看，该模块所包含的课程数量与原来的经济学课程数量相比并无变化，但从就业的现实角度看，则显然设置更加优化，且更贴近当前学生就业的实际情况，具有明显的针对性。学生在这些课程的基础上再根据自己的兴趣，选修或旁听其他课程，再如，消费者行为学等。

经济类模块II。该模块旨在为往其他方向发展的同学提供经济学基础知识，传递经济学思想，为其他课程的学习提供工具。具体开设的课程包括：西方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原理、公共财政学、劳动经济学。从课程数量看，该模块包含的课程比原来培养计划中的经济学课程减少3门，学分数量减少9分。这些课程主要是经济学思想、经济学相关知识的普及，它们或者有利于学生学习其他知识，或者有助于学生形成科学决策的思维。这个模块课程尽管精简了，但传递经济学基本知识与经济学思想的目的更突出，反而有助于学生未来发展。

六、结论

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是新设置专业，各高校兴办该专业的时间差距不大，关键在如何结合高校自身资源办出自身特色。作为文科院校，江西师范大学在资源上具备一定优势。但要把这一优势发挥出来，需要做好以下两个方面工作。

第一，学校应该重视新专业的建设。

平台对一个学科的发展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政法学院这个平台对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发展的贡献并未显现出来，对学生就业非常不利。另一种选择是设立公共管理学院。江西师范大学管理学科实力并不弱，但却分散分布在商学院、教育学院、文旅学院和政法学院中，无法发挥规模办学优势。

第二，以服务学生就业为导向，重新明确学科建设定位。就业不能仅依靠学生毕业时学校搭建的各种平台，关键还在学生自身素质、知识和能力。因此，学生在培养过程中必须明确未来方向。要实现这一点，学科建设定位必须科学合理，并建立在以就业为导向基础上，只有全面综合分析学生就业情况，才能实现科学合理的学科定位。这种科学合理的学科定位必须最终体现在学生培养计划和课程设计上。而模块化的课程体系建设有益于学生定向培养。在当前学生课时不断被压缩背景下，模块化课程体系有助于缓解课时紧张现象，避免教学质量和培养质量下降，达到培养有用人才的目标。

参考文献

[1]白凤峥.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建设探索[D].山西财经大学学报(高等教育版),2008(03).

[2]谢勇,李放,周蕾.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毕业生就业状况调查—以南京农业大学为例[J].中国农业教育,2013(04).

[3]宗惠.提高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本科生就业能力的对策研究[D].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01).

[4]朱梅.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本科生如何提升就业能力[J].职业时空,2011(04).

第2篇：劳动经济学就业范文

其次，作为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劳动者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就将不再是单纯的劳动力的支付者，它具有肩负双重职能的重任。一方面，作为劳动力，它使用着生产资料，从而生产出物质财富；另一方面，作为占有者，它支配着生产资料，使社会生产按照它自己的意志来进行。因此，对它来说，保证每一个有劳动能力的劳动者都能同一定数量的生产资料结合起来，就将是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

可见，实现充分就业，是劳动者占有生产资料的具体表现，也是公有制社会形态的本质要求。

一旦社会上出现了一部分劳动者无法同生产资料相结合，从而使他们成了失业者，那么这一部分失业者就将不再是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因为他们的占有权没有得到兑现。如果说，这些失业者仍然是生产资料的占有者的话,那么对于这些失业者来说，这种占有将是徒有虚名的。因为此时生产资料已经不再属于它自己支配的物，而是转化为与它自己毫不相干的物，即同它的劳动力相对立的物。

这一点，对于那些头脑清醒的经济学家来说，是不说自明的。因为这些经济学家曾经明确地指出：

“失业者的存在是同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不相适应的，因为这相当数量的失业者失去了运用社会生产资料劳动并取得劳动收入的权利。”(2)

在这些经济学家看来，“劳动就业问题，从理论上讲，就是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问题。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公有，劳动者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从整体来讲，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是结合的，全体社会成员都应得到劳动就业。”(3)

可见，实现充分就业，这是由劳动者占有生产资料的社会形态的本质决定的。它构成了公有制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之一。

如果劳动者在公有制的社会形态内不能使自身同一定的生产资料结合起来，那么，对它来说，这种占有就将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占有，或者说，它将以名义上的占有者实际上的非占有者的形式存在着。在这样的条件下，劳动者就将不能成为生产资料的真正占有者。这就是说，失业者的存在是同劳动者占有生产资料的社会形态不相容的。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是生产资料的主人，个人消费品的分配实行“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动者不得食”的按劳分配原则，因此，社会不仅必须而且能够保证一切有劳动能力的人充分就业。(4)

然而，正像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本身是历史的产物一样，有劳动能力的劳动者，其数量的多少本身也将作为一个既定的历史前提而存在。因此，在社会主义建立的初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同资本主义社会相比，还是比较低下的。这一生产力水平制约着社会物质财富生产的总量，它使这一总量相对来说要比较少一些，此时，随着劳动者数量的多少不同，每个劳动者从中所分得的个人消费品的数量也会不同。也就是说，在个人消费品总量一定的情况下，劳动者在量上的规定性将直接影响到每个劳动者实际占有的个人消费品的数量。劳动者人数愈多，每个劳动者能够分得的个人消费品数量也就愈少。对此，经济学家曾有过明确的断言：

低收入，高就业，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虽然可以实现充分就业，但生活质量不会有多大提高。(5)

反之，当劳动者人数较少时，那么，每一个劳动者能够分得的个人消费品的数量也就会愈多。可见，在个人消费品数量一定的情况下，劳动者的数量多少同它所能够得到的个人消费品的数量成反比。

在劳动者就业的问题上，不同经济学家之间也曾展开过激烈地争论。其中一些经济学家站在同劳动者相对立的立场上，即站在管理者的立场上，为了加快经济发展的速度，提高劳动生产率，因而主张：应该允许有一部分劳动者失业，以保证生产效率的不断提高。

在现实的社会形态中，这种理论实施的典型,我们可以从南斯拉夫的经济制度中寻找到。自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建立之后，它所实行的经济政策就是不保障每一个劳动者都能就业，从而使经济发展能够有一个较高的增长速度。

除南斯拉夫之外，其它的社会主义国家基本上都实行了保障劳动者充分就业的政策。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我国在就业问题上所采取的措施。这一点，曾有经济学家评论道：“如果按照就业人数占有劳动能力人数的比例计算就业率，我国就业率之高是世界之冠。而高就业率却带来了低效率。我国劳动生产率之低也是世界罕见的。”(6)

从经济学家的这一论断中我们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很明显，这一结论就是，在就业问题上，无论实行什么样的具体政策，是实行允许一部分劳动者失业的政策也好，还是实行劳动者充分就业的政策也好。对于经济学家的理论观点来说，是没有丝毫影响的。在经济学家看来，充分就业必然会带来劳动生产率的下降，高就业率与低效率之间具有必然的联系。我国当前的现状就是最好的实例。

看到这种振振有词的理论，使我们不禁想起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鼓吹的一种论调：没有失业就没有高效率。请看,这二种论调是何其相似啊！难道真的如经济学家所断言的那样，要想提高生产效率，就必须有一定的失业人口存在。否则，要实现充分就业，就一定会造成生产效率的下降。换句话说，只有用一部分劳动者同生产资料的分离，才能换来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

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同劳动者就业程度之间有没有必然地联系呢？对于这一问题，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就是说，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同劳动者就业程度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这一结论向人们揭示出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并不随着就业率的高低发生变化这一本质联系。

从表面上看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机械化，现代化生产条件的广泛应用，可以减少劳动力的使用数量，从而使劳动者的需求超过了劳动者的供给，因此产生了劳动者的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矛盾。如果不很好地解决这一矛盾，就会影响到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而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就是减少劳动力的使用数量，从而使一部分劳动者退出生产过程，使它们同生产资料分离开来，成为失业者。随着生产领域的不断扩大，又为失业者提供了新的就业岗位，因此使得一部分劳动者又重新得到就业。在这一发展变化过程中，假若劳动力的需求仍然小于供给，那么，就会使失业者继续存在下去。整个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过程恰恰就是这样一种运动过程。

在这一运动过程中，作为劳动的后备军，相对过剩的劳动力即失业工人始终是存在的。即使在当今那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也仍然存在着相当数量的失业工人，可见，这一事实足以显示出经济学家的上述论断是有历史事实为根据的，它不是凭空捏造出来的，是由资本主义发展的全部历史来证明的。因此，这种论调比起那些无根据的抽象的空洞议论来说，要高明得多。

遗憾的是，这些经济学家忘记了马克思的教诲，相对过剩的劳动力之所以存在，并不是由社会化生产过程本身造成的。恰恰相反，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只要生产的社会性质隶属于资本，那么，相对过剩人口的存在就将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只有消灭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才能从根本上铲除造成相对过剩人口存在的社会根源。

由此可见，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这一矛盾的出现，并不是由社会生产过程本身的发展变化带来的,而是由社会生产方式的性质造成的。在这里生产的社会形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既可以使劳动力的供求矛盾始终存在，又可以使这一矛盾在现实中根本就不能够成立。当社会生产沿着资本主义道路指引的方向发展下去的时候，就必然会使相对过剩人口存在下去并不断地有所发展，只有社会生产在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时候，才会从根本上铲除掉相对过剩人口这一社会问题，使这一社会现象从此不复存在。

经济学家之所以将劳动生产率同劳动者就业程度直接联系在一起，将它们二者之间的关系看作是相互对立的。就是说，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就不能实现高就业率（即指充分就业）,反之，实行了充分就业，必然会带来生产的低效率。这里，关键的问题就在于，这些经济学家的思维中只有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联系。他们把握的只是一些表面的现象，而对于所论及的问题的本质并不清楚。因此，在他们的理论中，这种表面现象中的矛盾就构成了他们的理论观点，就变成了一种本质的联系。

其实呢？事物都是在发展变化的。各种事物之间的联系也是分为二个层次的。既有本质上的联系也有现象上的反映形式。它们二者之间并不是一致的。当我们停留在现象联系中去进行抽象、概括的时候，就会将这些矛盾的现象当作一种本质的联系，必然的联系去把握。

当经济学家把握住这种表面的联系之后，就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向人们大声宣布：真理被我们抓住了，它就在我们的思维中。其实呢？他所抓住的不过是一些表面的、肤浅的联系，至于那隐藏在现象后面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他却一无所知。

劳动力的供求矛盾是由生产的社会形式方面所引起的，它不是社会化生产过程本身的必然产物。

在一定的社会形式下，当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出现了不相适应的时候，这种不相适应的情况通常表现为二种，其一，劳动力的供给小于需求；其二，劳动力的供给大于需求。在前一种情况下，由于劳动力的供给满足不了对它的需求，因此，也就不会产生劳动者的失业问题。在后一种情况下，由于劳动力的供给大于对它的需求，于是就会使一部分劳动者成了多余的、相对过剩的劳动力。

相对过剩的劳动力的存在，一方面加剧了劳动者内部的竞争,使得劳动者内部产生分裂，从而使劳动报酬水平的增长受到了限制；另一方面，它使资本的力量变得更加强大，以至于不资本主义制度就不可能使劳动者实现充分就业。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由于劳动者成了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因此它就为充分就业的实现提供了最基本的社会条件。实行充分就业的结果，是否会带来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呢？对于这个问题，只要我们站在劳动者的角度上去分析，就会得出与经济学家截然不同的答案：充分就业不仅不会带来劳动生产率的下降，相反，它还是使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有效措施。

首先一点，充分就业的实现，是使劳动者从生产资料的奴役下解放出来的前提条件。当劳动者真正成为生产资料的支配者与占有者，当他们实现了同自己占有的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之后，以往资本主义社会加在劳动者身上的绞索——失业的危机，从此就一去不复返了。它将不再屈从于资本的威力，面临着失业的威胁，而被迫地从事非人的劳动。劳动的目的将是为了满足劳动者自身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这一变革的结果将焕发出劳动者从事生产劳动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体现在生产过程中，就会使它以主人翁的姿态去从事生产劳动，从而使劳动生产率得到极大地提高。

其次，劳动日的长度本身是一个可变量。当劳动力的再生产中，出现了使劳动力的需求小于它的供给时，劳动者从它的整体利益出发，就可以通过缩短劳动日的办法，做到既保证每一个劳动者都能够就业又不使劳动生产率下降。因为很明显的一个事实是，在同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基础上，只要将劳动日减少一半，就可以使就业人数增长一倍。在这种情况下，它是不会使劳动生产率下降的。不仅如此，它还会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一可喜的后果。这一点，在劳动日时间较长，劳动的紧张程度又不够的情况下表现得尤其突出。

正如列宁指出的：“在工作日很长的情况下工人每小时生产出来的成品要比工作日较短时所生产的少些，而且还坏得多……这已为工业发展的全部进程所证实。”(7)

在现实生活中，6－1＞6的奥秘，(8)纺织行业实行“四班三运转”的实例，(9)都说明了缩短劳动时间会提高劳动生产率。当劳动的紧张程度已经达到了极限的情况下，缩短劳动时间，扩大就业人数，同样可以做到既保持劳动生产率不下降，又可以使充分就业得以实现的目的。这就是说，无论劳动的紧张程度如何，缩短劳动时间都可以做到既使劳动生产率得到提高，又可以使充分就业得以实现的结果。可见，充分就业与低效率二者之间是没有必然联系的。

经济学家之所以将事物在表面上的联系看作了本质的联系，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割裂了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采取了一种就事论事的态度。当经济学家把劳动日的长度凝固起来之后，就会得出：“充分就业必然会降低生产效率”的结论。因为“三个人的活儿五个人干”在劳动时间、生产力水平不变的情况下，自然会出现生产效率不高的必然结果。

在生产力水平低下时，高就业率固然与低生产效率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它却直接关系到每一个劳动者所获得的劳动报酬水平的高低。这一点，经济学家曾将它形象地比喻成“三人活儿五人干，三人饭五个人吃”。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静止的观点上去考察，那么“三人饭五个人吃”，必然会使每一个人吃的饭量减少。但是，在考察复杂的社会问题时，这种静止的观点是万万要不得的。

“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从发展的观点上看，在一定的条件下固然会使每一个人都吃不好，但是，在另一种条件下，它又会使每一个人都吃得相当不错。在这里，决定的因素是一定的条件。条件不同，就会使个人消费品的总量也会不同。“三人活儿五人干，三人饭五个人吃”，在劳动时间较长，劳动的紧张程度又不够的情况下，自然会使劳动生产率不高，劳动产品总量增长不快，因而使个人消费品数量相对减少的后果。在这种情况下，不用说五个人吃，就是三个人吃也未必吃得好。反之，在劳动时间缩短，劳动的紧张程度提高的情况下，劳动生产率就会大大提高，从而使劳动产品总量也大大增加，个人消费品的数量也就会随之增多。在这种情况下，三人饭五个人吃，难道会比前一种情况下的三人吃要坏得多吗？

可见，“三人活儿五人干，三人饭五个人吃”，这种论调完全忽视了生产的社会形式方面对生产发展所起到的制约作用，它是站在静止的角度上，从单纯的物质生产过程方面考虑问题时所得出来的一种悲观论调。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实现充分就业是由劳动者占有生产资料这一客观条件决定的。能否保障劳动者同一定数量的生产资料相结合，将反映出该社会生产方式的性质。只要劳动者在社会生产与分配中所占据的支配地位不变，那么，充分就业也就一定能够实现。尽管充分就业的实施会对劳动者所获得的劳动报酬水平以及劳动时间的长度的确定有着直接的影响，但是，它的实现却不会造成劳动生产率的下降。这一点，无论从理论分析上还是在现实的实践中，都证实了这一结论具有真理性。

总之，劳动生产率同劳动者就业程度二者之间没有本质的联系，必然的联系。所谓高就业率与低效率的矛盾在客观上是不存在的，它只存在于经济学家的理论中，存在于他们的抽象的思维之中。

──────────

(1)王永江、杜一《试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就业问题》见《经济科学》1982年第2期

(2)张仁德《南斯拉夫经济学家关于社会所有制和市场理论的探索与争论》见《经济学动态》1984年第7期)

(3)刘同德《切实解决劳动就业中的新问题》见《经济问题探索》1984年第7期

(4)李震中主编《计划经济学》1985年修订版第384页

(5)刘国兴《试论经济发展战略和充分就业目标》见《学习与探索》1984年第2期

(6)徐节文《我国的就业问题》见《财经理论与实践》1985年第2期

(7)【苏】《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日的社会经济问题》第118页)

第3篇：劳动经济学就业范文

其次，作为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劳动者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就将不再是单纯的劳动力的支付者，它具有肩负双重职能的重任。一方面，作为劳动力，它使用着生产资料，从而生产出物质财富；另一方面，作为占有者，它支配着生产资料，使社会生产按照它自己的意志来进行。因此，对它来说，保证每一个有劳动能力的劳动者都能同一定数量的生产资料结合起来，就将是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

可见，实现充分就业，是劳动者占有生产资料的具体表现，也是公有制社会形态的本质要求。

一旦社会上出现了一部分劳动者无法同生产资料相结合，从而使他们成了失业者，那么这一部分失业者就将不再是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因为他们的占有权没有得到兑现。如果说，这些失业者仍然是生产资料的占有者的话,那么对于这些失业者来说，这种占有将是徒有虚名的。因为此时生产资料已经不再属于它自己支配的物，而是转化为与它自己毫不相干的物，即同它的劳动力相对立的物。

这一点，对于那些头脑清醒的经济学家来说，是不说自明的。因为这些经济学家曾经明确地指出：

“失业者的存在是同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不相适应的，因为这相当数量的失业者失去了运用社会生产资料劳动并取得劳动收入的权利。”(2)

在这些经济学家看来，“劳动就业问题，从理论上讲，就是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问题。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公有，劳动者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从整体来讲，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是结合的，全体社会成员都应得到劳动就业。”(3)

可见，实现充分就业，这是由劳动者占有生产资料的社会形态的本质决定的。它构成了公有制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之一。

如果劳动者在公有制的社会形态内不能使自身同一定的生产资料结合起来，那么，对它来说，这种占有就将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占有，或者说，它将以名义上的占有者实际上的非占有者的形式存在着。在这样的条件下，劳动者就将不能成为生产资料的真正占有者。这就是说，失业者的存在是同劳动者占有生产资料的社会形态不相容的。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是生产资料的主人，个人消费品的分配实行“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动者不得食”的按劳分配原则，因此，社会不仅必须而且能够保证一切有劳动能力的人充分就业。(4)

然而，正像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本身是历史的产物一样，有劳动能力的劳动者，其数量的多少本身也将作为一个既定的历史前提而存在。因此，在社会主义建立的初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同资本主义社会相比，还是比较低下的。这一生产力水平制约着社会物质财富生产的总量，它使这一总量相对来说要比较少一些，此时，随着劳动者数量的多少不同，每个劳动者从中所分得的个人消费品的数量也会不同。也就是说，在个人消费品总量一定的情况下，劳动者在量上的规定性将直接影响到每个劳动者实际占有的个人消费品的数量。劳动者人数愈多，每个劳动者能够分得的个人消费品数量也就愈少。对此，经济学家曾有过明确的断言：

低收入，高就业，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虽然可以实现充分就业，但生活质量不会有多大提高。(5)

反之，当劳动者人数较少时，那么，每一个劳动者能够分得的个人消费品的数量也就会愈多。可见，在个人消费品数量一定的情况下，劳动者的数量多少同它所能够得到的个人消费品的数量成反比。

在劳动者就业的问题上，不同经济学家之间也曾展开过激烈地争论。其中一些经济学家站在同劳动者相对立的立场上，即站在管理者的立场上，为了加快经济发展的速度，提高劳动生产率，因而主张：应该允许有一部分劳动者失业，以保证生产效率的不断提高。

在现实的社会形态中，这种理论实施的典型,我们可以从南斯拉夫的经济制度中寻找到。自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建立之后，它所实行的经济政策就是不保障每一个劳动者都能就业，从而使经济发展能够有一个较高的增长速度。

除南斯拉夫之外，其它的社会主义国家基本上都实行了保障劳动者充分就业的政策。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我国在就业问题上所采取的措施。这一点，曾有经济学家评论道：“如果按照就业人数占有劳动能力人数的比例计算就业率，我国就业率之高是世界之冠。而高就业率却带来了低效率。我国劳动生产率之低也是世界罕见的。”(6)

从经济学家的这一论断中我们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很明显，这一结论就是，在就业问题上，无论实行什么样的具体政策，是实行允许一部分劳动者失业的政策也好，还是实行劳动者充分就业的政策也好。对于经济学家的理论观点来说，是没有丝毫影响的。在经济学家看来，充分就业必然会带来劳动生产率的下降，高就业率与低效率之间具有必然的联系。我国当前的现状就是最好的实例。

看到这种振振有词的理论，使我们不禁想起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鼓吹的一种论调：没有失业就没有高效率。请看,这二种论调是何其相似啊！难道真的如经济学家所断言的那样，要想提高生产效率，就必须有一定的失业人口存在。否则，要实现充分就业，就一定会造成生产效率的下降。换句话说，只有用一部分劳动者同生产资料的分离，才能换来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

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同劳动者就业程度之间有没有必然地联系呢？对于这一问题，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就是说，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同劳动者就业程度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这一结论向人们揭示出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并不随着就业率的高低发生变化这一本质联系。

从表面上看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机械化，现代化生产条件的广泛应用，可以减少劳动力的使用数量，从而使劳动者的需求超过了劳动者的供给，因此产生了劳动者的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矛盾。如果不很好地解决这一矛盾，就会影响到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而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就是减少劳动力的使用数量，从而使一部分劳动者退出生产过程，使它们同生产资料分离开来，成为失业者。随着生产领域的不断扩大，又为失业者提供了新的就业岗位，因此使得一部分劳动者又重新得到就业。在这一发展变化过程中，假若劳动力的需求仍然小于供给，那么，就会使失业者继续存在下去。整个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过程恰恰就是这样一种运动过程。

在这一运动过程中，作为劳动的后备军，相对过剩的劳动力即失业工人始终是存在的。即使在当今那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也仍然存在着相当数量的失业工人，可见，这一事实足以显示出经济学家的上述论断是有历史事实为根据的，它不是凭空捏造出来的，是由资本主义发展的全部历史来证明的。因此，这种论调比起那些无根据的抽象的空洞议论来说，要高明得多。

遗憾的是，这些经济学家忘记了马克思的教诲，相对过剩的劳动力之所以存在，并不是由社会化生产过程本身造成的。恰恰相反，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只要生产的社会性质隶属于资本，那么，相对过剩人口的存在就将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只有消灭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才能从根本上铲除造成相对过剩人口存在的社会根源。

由此可见，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这一矛盾的出现，并不是由社会生产过程本身的发展变化带来的,而是由社会生产方式的性质造成的。在这里生产的社会形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既可以使劳动力的供求矛盾始终存在，又可以使这一矛盾在现实中根本就不能够成立。当社会生产沿着资本主义道路指引的方向发展下去的时候，就必然会使相对过剩人口存在下去并不断地有所发展，只有社会生产在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时候，才会从根本上铲除掉相对过剩人口这一社会问题，使这一社会现象从此不复存在。

经济学家之所以将劳动生产率同劳动者就业程度直接联系在一起，将它们二者之间的关系看作是相互对立的。就是说，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就不能实现高就业率（即指充分就业）,反之，实行了充分就业，必然会带来生产的低效率。这里，关键的问题就在于，这些经济学家的思维中只有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联系。他们把握的只是一些表面的现象，而对于所论及的问题的本质并不清楚。因此，在他们的理论中，这种表面现象中的矛盾就构成了他们的理论观点，就变成了一种本质的联系。

其实呢？事物都是在发展变化的。各种事物之间的联系也是分为二个层次的。既有本质上的联系也有现象上的反映形式。它们二者之间并不是一致的。当我们停留在现象联系中去进行抽象、概括的时候，就会将这些矛盾的现象当作一种本质的联系，必然的联系去把握。

当经济学家把握住这种表面的联系之后，就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向人们大声宣布：真理被我们抓住了，它就在我们的思维中。其实呢？他所抓住的不过是一些表面的、肤浅的联系，至于那隐藏在现象后面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他却一无所知。

劳动力的供求矛盾是由生产的社会形式方面所引起的，它不是社会化生产过程本身的必然产物。

在一定的社会形式下，当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出现了不相适应的时候，这种不相适应的情况通常表现为二种，其一，劳动力的供给小于需求；其二，劳动力的供给大于需求。在前一种情况下，由于劳动力的供给满足不了对它的需求，因此，也就不会产生劳动者的失业问题。在后一种情况下，由于劳动力的供给大于对它的需求，于是就会使一部分劳动者成了多余的、相对过剩的劳动力。

相对过剩的劳动力的存在，一方面加剧了劳动者内部的竞争,使得劳动者内部产生分裂，从而使劳动报酬水平的增长受到了限制；另一方面，它使资本的力量变得更加强大，以至于不资本主义制度就不可能使劳动者实现充分就业。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由于劳动者成了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因此它就为充分就业的实现提供了最基本的社会条件。实行充分就业的结果，是否会带来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呢？对于这个问题，只要我们站在劳动者的角度上去分析，就会得出与经济学家截然不同的答案：充分就业不仅不会带来劳动生产率的下降，相反，它还是使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有效措施。

首先一点，充分就业的实现，是使劳动者从生产资料的奴役下解放出来的前提条件。当劳动者真正成为生产资料的支配者与占有者，当他们实现了同自己占有的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之后，以往资本主义社会加在劳动者身上的绞索——失业的危机，从此就一去不复返了。它将不再屈从于资本的威力，面临着失业的威胁，而被迫地从事非人的劳动。劳动的目的将是为了满足劳动者自身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这一变革的结果将焕发出劳动者从事生产劳动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体现在生产过程中，就会使它以主人翁的姿态去从事生产劳动，从而使劳动生产率得到极大地提高。

其次，劳动日的长度本身是一个可变量。当劳动力的再生产中，出现了使劳动力的需求小于它的供给时，劳动者从它的整体利益出发，就可以通过缩短劳动日的办法，做到既保证每一个劳动者都能够就业又不使劳动生产率下降。因为很明显的一个事实是，在同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基础上，只要将劳动日减少一半，就可以使就业人数增长一倍。在这种情况下，它是不会使劳动生产率下降的。不仅如此，它还会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一可喜的后果。这一点，在劳动日时间较长，劳动的紧张程度又不够的情况下表现得尤其突出。

正如列宁指出的：“在工作日很长的情况下工人每小时生产出来的成品要比工作日较短时所生产的少些，而且还坏得多……这已为工业发展的全部进程所证实。”(7)

在现实生活中，6－1＞6的奥秘，(8)纺织行业实行“四班三运转”的实例，(9)都说明了缩短劳动时间会提高劳动生产率。当劳动的紧张程度已经达到了极限的情况下，缩短劳动时间，扩大就业人数，同样可以做到既保持劳动生产率不下降，又可以使充分就业得以实现的目的。这就是说，无论劳动的紧张程度如何，缩短劳动时间都可以做到既使劳动生产率得到提高，又可以使充分就业得以实现的结果。可见，充分就业与低效率二者之间是没有必然联系的。

经济学家之所以将事物在表面上的联系看作了本质的联系，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割裂了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采取了一种就事论事的态度。当经济学家把劳动日的长度凝固起来之后，就会得出：“充分就业必然会降低生产效率”的结论。因为“三个人的活儿五个人干”在劳动时间、生产力水平不变的情况下，自然会出现生产效率不高的必然结果。

在生产力水平低下时，高就业率固然与低生产效率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它却直接关系到每一个劳动者所获得的劳动报酬水平的高低。这一点，经济学家曾将它形象地比喻成“三人活儿五人干，三人饭五个人吃”。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静止的观点上去考察，那么“三人饭五个人吃”，必然会使每一个人吃的饭量减少。但是，在考察复杂的社会问题时，这种静止的观点是万万要不得的。

“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从发展的观点上看，在一定的条件下固然会使每一个人都吃不好，但是，在另一种条件下，它又会使每一个人都吃得相当不错。在这里，决定的因素是一定的条件。条件不同，就会使个人消费品的总量也会不同。“三人活儿五人干，三人饭五个人吃”，在劳动时间较长，劳动的紧张程度又不够的情况下，自然会使劳动生产率不高，劳动产品总量增长不快，因而使个人消费品数量相对减少的后果。在这种情况下，不用说五个人吃，就是三个人吃也未必吃得好。反之，在劳动时间缩短，劳动的紧张程度提高的情况下，劳动生产率就会大大提高，从而使劳动产品总量也大大增加，个人消费品的数量也就会随之增多。在这种情况下，三人饭五个人吃，难道会比前一种情况下的三人吃要坏得多吗？

可见，“三人活儿五人干，三人饭五个人吃”，这种论调完全忽视了生产的社会形式方面对生产发展所起到的制约作用，它是站在静止的角度上，从单纯的物质生产过程方面考虑问题时所得出来的一种悲观论调。

第4篇：劳动经济学就业范文

关键词：西方宏观经济学；劳动力市场；西方古典学派；凯恩斯学派

引言

自从1936年以来,西方的经济学就被划分为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这连个大的体系，而长期以来，凯恩斯学派的经济思想都贯穿于宏观经济学领域，并且围绕着劳动力市场这个重大的问题与传统的西方古典学派展开激烈的争论，有时候二者之间分明的鸿沟甚至都相互冲突。

1.西方宏观经济学内部劳动力市场的理论评述

关于劳动经济学的研究，主要涉及到的是企业之间雇主与员工之间的雇佣合同，而由于劳动力市场是不同于商品和其他要素市场，这是由于其特殊性存在而造成的结果。而往往内部劳动力市场理论对企业内部组织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1.1 内部劳动力市场的概念与发展

内部劳动力市场概念阐述的问题可以追溯到1971年的派尔雷，其被阐释为一个企业中，它劳动力的定价通过管理规则以及程序来决定的。并且它的特殊性在于高度的雇佣稳定性，简而言之，就是高水平职位往往由内部晋升的员工大批量占有，并且分配程序都是根据所制定的程序来支配的。并且在其发展的历程中，有三个关键性的因素出现：在职培训、技术的特殊性以及习惯法则等。而这些特殊的技能对一些发展中的企业而言，往往非常重要。

1.2 内部劳动力市场的最新动态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西方宏观经济学上的内部劳动力市场解释了工资条上的刚性，把企业对惯例的调整视为工资决定的关键因素，并且认为市场的供求关系因素只能对工资的决定存在阻碍。

近年来，关于对内部劳动力市场的研究就没有停止过，特别是美国与日本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力市场都出现了相应的一些新情况时候，比如美国自80年代中期的公司缩减规模，导致了失业的增加；而日本也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大裁员，在这种经济大萧条的形势下，如何能够从理论上看待内部劳动力市场的走向与变化规律也成为一个热点问题，而比较有前瞻性的观点认为，企业裁员有较大规模的增长确实标志着内部劳动力市场的衰减与劳动力市场外部的倾向的增强，并且预测可能未来的时间厘米那，直接由市场媒介的雇佣关系将会逐步取代内部拉动力市场，导致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可能部分源于“后福特时代”技术的进步使得产品的周期大大缩短。

2.关于劳动力市场两派的不同论述

2.1 西方古典学派对劳动力市场的阐述

关于对劳动力市场的阐述，通常会涉及到对工资效率即所谓的工资决定论的阐述。而西方古典学派认为，在工资决定论方面，工资为劳动力价格的体现，它必须等于维持这种劳动力所需生活资料的价值，而对劳动力市场最早的阐述来源于英国经济学家威廉，尔后亚当斯密在这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阐述。而且认为劳动力也是一种商品，而不同于其它的商品市场，劳动力的价格是由生产这种劳动力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力时间来决定的，与此同时，作为劳动力商品价格的工资，其形成与决定也同样受到供求规律与竞争规律的制约，而且这种竞争因素的作用也使得价格在劳动力价值上下波动。

其次对于西方宏观经济学中的劳动力市场，往往会涉及到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西方古典学派在“古典”的宏观经济学模型中已经对劳动力的需求与供给给予了深刻的阐述，分别是当劳动力市场处于均衡就业水平时候，就已经不存在失业这样的概念了，而且在这样的古典模型中，由于工资条的刚性已消失，并且其完全的伸缩性，当失业这种不良的经济现象出现时候，往往能够通过降低货币工资来降低实际工资，从而达到充分就业。因此西方古典学派认为仅仅依靠市场，货币就能实现最大限度的弹性空间，从而经济也能处于充分就业的状态。从经济学模型的角度来看，就是劳动力供给与需求饿曲线交点，不仅决定了充分就业的总产量同时也决定了均衡的就业量。

2.2 凯恩斯学派有关劳动力市场的阐述

在承认了古典学派的部分经济学观点的基础上，凯恩斯学派也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地，比如其认为在货币工资不变的情况下，如果价格稍微有提高会导致劳动力供给量的减少，这样的观点往往是不符合事实的。另外更重要的一点是，凯恩斯学派认为在进行工资协议的时候，对于工会与资本家双方所规定的只能是货币工资，至于实际工资出现的波动还要由另外的一些因素来决定比如很关键的价格水平，因此凯恩斯学派阐述了自己的劳动供给函数的观点，即劳动者具有“货币幻觉”因此劳动的供给量是货币工资的函数，而并不是古典学派认为的实际工资的函数。

2.3 二者的共融点与分歧所在

关于二者的共融点，首先两个学派都认为“劳动需求为实际工资的函数”这样是一个真命题，而且关于就业量增加，国民收入也会增加，实际工资相应却减少，关于这样的观点双方也达成了一致。

但是双方存在的分歧也是不容忽视的，首先对于“货币幻觉”这样的概念，古典学派认为其未曾有之，而凯恩斯学派坚信这样概念的存在，即信息的不完全。并且对于货币工资与价格水平关系而言，古典学派认为价格水平与货币工资涨落幅度十分具有弹性，而凯恩斯学派认为要降低实际工资，只能通过提高价格水平（P）这样的途径才能实现。

3.西方宏观经济政策对失业率造成的影响

西方宏观经济政策强调了价格稳定、充分就业以及国际收支平衡等问题，而往往现今西欧大部分国家所出现的失业率恐慌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失调不无关系。

3.1 宏观经济政策对结构性失业率的影响

关于欧洲目前存在的较高的失业率并不能完全归咎于劳动力市场的僵化，因为目前存在的风险在于如果劳动力市场出现问题后，失业率周期性的增长就会演变会很严重的结构性问题。比如，某些国家实施的严格保障就业的法规只会使那些失去工作的工人更难找到新的工作。同时，他们失业时间愈长会导致有兴趣雇佣他们的雇主更少，一些雇主甚至会放弃从失业工人中进行挑选。此外，由于这些失业工人无法有效地抑制工资弹性，从而使就业环境问题进一步恶化，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最终成了“结构性”失业者。所以从这一角度来看待这问题，欧洲央行完全有理由坚持，宏观经济政策会导致更高的结构性失业率的产生。

4.结语

对于当前的全球经济形势而言，如何能够更好的将国家宏观调控与市场的经济规律结合并合理的运用成为一个热议的话题，而且需要在充分发挥市场配置的基础作用同时，防止市场出现过度通胀或萧条状态出现。（作者单位：湖北省武汉市华中科技大学）

参考文献

［1］ 斯诺登等. 与经济学大师对话［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2］ 高鸿业.西方经济学［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

［3］ 斯蒂格利茨.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4］ 杨俊青,刘姗姗.劳动经济理论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

第5篇：劳动经济学就业范文

人类是伴随劳动而产生的。恩格斯曾经说过:“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08页)。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也是随着劳动能力的不断提高和劳动过程的日益丰富,逐步深化而实现的。正由于劳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因此,人类十分重视对劳动问题的研究。来目社会的,自然的;主观的,客观的;以及物质的,精神的等各类问题始终伴随着劳动活动的全过程。尤其是社会化的机器大生产产生以后,劳动过程和劳动关系日趋复杂,对劳动问题的研究也迅速发展起来。对劳动问题的研究,最初是从经济学角度加以研究的,以后又扩展到从管理学、法学、社会学、心理学等角度研究劳动间题,并从各自的学科中分离出来,综合而形成劳动科学体系。

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劳动科学是以劳动问题为研究对象,以揭示劳动活动规律为任务,以提高劳动者地位、改善劳动条件、激发劳动积极性、提高劳动效率为目的的学科。劳动科学涉及到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心理学、管理学、伦理学,以及自然科学和一些边缘科学的有关知识,是一门综合性的劳动应用科学。

劳动科学体系中的各个学科,从不同侧面研究劳动间题。从经济学角度研究劳动问题,就形成了劳动经济学。劳动经济学以劳动力和劳动关系为研究对象。由于劳动过程是经济活动的基础,因此,在劳动科学体系中,劳动经济学居于基础性的地位。劳动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是劳动科学体系中其他学科的理论基础,劳动科学是首先从劳动经济学的产生而形成的。早在18世纪,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就对劳动问题作了专门的研究,提出了劳动组织理论、维持生存的工资理论;”世纪又提出了市场法则的就业理论、福利国家理论、劳动管理理论,到本世纪初又提出了福利经济学理论、需求不足的就业理论等。经典学者也对劳动问题极为重视,马克思甚至提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以劳动为研究的主体,应称为“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也可看到对劳动间题所作的一系列精辟论述。如关于劳动过程、工作日、分工与协作、劳动强度、就业、工资、社会保险等问题的论述。这些论述对劳动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劳动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本世纪20年代由美国一些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首先建立起来的。制度学派用工会和雇主组织之间的关系来分析美国的劳动问题,他们把自己的理论体系称为‘’劳动经济学”。40年代,美国芝加哥学派发动了一次“劳动经济学革命”。把劳动力市场充实到劳动经济学中,从而丰富了劳动经济学对劳动问题的研究。60年代后,由于高新技术产业大规模兴起,高质量劳动力供给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人力资本学说也由此应运而生。人力资本理论被说成是“第二次劳动经济革命”。概而论之,以劳动活动中劳动力资源配置、运行及劳动关系发展规律为基础的劳动经济学,主要研究劳动的基本理论;劳动力的需求;劳动力的供给;劳动力市场;劳动就业和失业;人力资本理论;劳动力流动;劳动报酬;社会保险等劳动问题。因此劳动经济学理论是劳动体制改革,制订劳动政策的理论依据。当然,从经济学角度研究劳动问题的,还有劳动报酬学、劳动保障学、就业经济学、工资学、劳动力市场经济中、劳动经济史学等劳动经济学科。

劳动科学研究劳动间题,是以有劳动能力的人为中心展开的。对人自身的研究可一以有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如从人的生理方面研究劳动问题,就形成了劳动生理学。劳动生理学是研究人体在劳动过程中机能活动变化规律的学科。它是生理学的一个分支。劳动一方面是体力的支出,一方面是智力的消耗.这一切都是以劳动者的生理状况为基础的.劳动生理学是劳动保护的理一沦依据。劳动生理学研究人的生理在劳动中的功能反映;劳动的消耗和劳动能力的恢复;劳动力的生理分析;劳动生理现象的技术测定等。劳动生理学的研究目的在于更好地掌握生理活动规律•发挥劳动者的劳动潜能.完善劳动组织,改进生产工具和操纵方法,减少劳动消耗、劳动疲劳和劳动事故,为提高劳动效率提供理论依据,并科学地制订劳动保护措施。劳动作为一种社会生产活动.其本身就包含(反映)了劳动者的心理活动过程。劳动者的心理活动过劳动过程有很大的影响.因此,需要从心理学角度研究劳动者和劳动过程.这就形成了劳动心理学。人是一种社会性生物.在共同劳动中表现出明显的个性差异。

井以不同的性格、能力、兴趣、爱好及独特的思维、想象、情绪、情感等反映其需要、动机和行为。劳动心理学研究人的劳动活动的心理特点,研究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与生产资料、劳动环境以及劳动者相互之间发生联系的过程中出现的心理现象、心理机制和心理活动规律。通过研究,可根据人的心理活动规律,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因人而异、审时度势,进行实效管理。使劳动管理带有明确的目标性和社会价值意义。狭义的劳动心理学包括人机工程学、工效学、工程心理学;广义的劳动心理学还包括职业心理学、人事心理学、管理心理学、组织心理学等。

劳动行为是一种社会行为,劳动过程是社会化的过程。因此,还需要从社会的角度,用社会学的理论研究劳动问题,这就形成了劳动社会学。劳动是人与自然的结合过程。劳动社会学认为一方面只有在劳动群体中与他人合作、互助,才能满足自己的社会需要;另一方面人并不天生具备劳动所需的技能。因此劳动管理十分注重知识和实践,关心劳动者的社会化过程.充分体现不同角色的作用和集体智慧对劳动的意义。劳动社会学从劳动社会领域中社会条件及社会因素作用的一般规律及其机制中系统研究劳动者、劳动者行为、劳动关系、劳动组织、劳动制度、劳动的社会变迁等问题。使劳动管理更具有价值观念、系统观念及可控性和有效性,并使劳动管理不仅仅作用于生产领域,而成为社会系统工程的一个重要部分。

任何社会进步都是以道德伦理为基础的。因此劳动者从事劳动活动,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相互发生关系,都需要有一定的道德的规范。这就需要从伦理学角度研究劳动者和劳动间题,由此从伦理学中分离出劳动伦理学。劳动伦理学系统地研究劳动活动中的道德现象,揭示劳动道德的本质、作用和发展的规律。劳动伦理学主要研究劳动过程中的道德理想、道德观念、道德规范、道德行为、道德品质、道德教育、道德评价和道德控制等一系列劳动伦理问题。通过研究和操作,努力提高劳动者的伦理道德水平,使其树立崇高的理想、高尚的道德、情操和责任感、荣誉感、自豪感及事业心,协调人们与劳动环境的结合,协调劳动组织内的各种道德关系和各种劳动职能对劳动者道德建立、完善的作用和影响,使劳动效率稳步提高。

劳动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不仅要用伦理道德加以规范和调节,而且需要法律加以规范和调节。用法学研究劳动间题和劳动关系,这就是劳动法学。劳动法学是研究调整劳动关系以及与劳动关系有密切联系的其他关系的法律规范的学科。劳动法学要研究劳动法的起源和发展、劳动法的地位和作用、劳动法的本质、劳动法的基本原则,以及就业法、劳动合同法、劳动保护法、工资法、职业培训法、劳动保险法、劳动争议法等各种法律规范。

劳动者在一生中会有生、老、病、死、伤、残等暂时或永久丧失劳动能力的风险,以及失业、丧失工作岗位的风险.这就需要建立社会保险,因此也就产生了社会保障学。社会保障学研究社会保障的性质、地位和作用,及其产生、发展和基本原则。对劳动科学来讲,社会保障学更侧重研究劳动者的医疗保险、养老保险、住房保险、伤残保险、生育保险、失业保险,及社会保险管理体制等间题。从而通过具体操作,解决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有碍工作和生活的问题,切实解除劳动者的后顾之忧,有效地促进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

劳动过程和劳动关系需要组织和管理,这就形成了劳动管理学及相关的劳动组织学、劳动人事管理学、劳动统计学及人力资源开发和管理等。劳动管理学主要研究劳动力的合理配置和使用、劳动者和劳动资料的有机结合、人员的培训考核和选拔奖惩、劳动定员定额、劳动报酬的确定和发放、劳动者素质和劳动力消耗的测定、劳动管理的科学方法和技术手段的应用等问题。以便采用现代的科学管理方法,提高管理水平,激发劳动者的劳动潜力和工作积极性,提高劳动效率和企业的经济效益。

美是人类生活所追求的境界之一劳动作为一种社会活动同样有美的要求,于是,劳动科学体系中出现了一门新兴学科,即劳动美学。劳动美学是研究劳动生产过程中人们审美规律的学科。劳动美学从形式上看,它包括劳动者一方和消费者一方;从内容上看,它涉及劳动过程、劳动工具、劳动环境和劳动产品;从研究方法上看,它采用主观审视法、客观标准法和时空推移法。因此,劳动美学的研究能使劳动管理更具有科学性、合理性和艺术性。并且直接指导劳动主体与劳动客体的愉快结合.使劳动过程更适合人的需要,使劳动产品扩大其使用价值的内涵与增加社会价值的意义。从而很好地树立企业形象,推进自我发展和社会评价,最终使劳动管理在劳动艺术和协调性基础上提高劳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通过劳动美学的研究和实践,劳动的物质属性与意识倾向性趋于和谐统一,劳动的主客体保持动态平衡和有序发展。从而达到劳动行为情感化,劳动环境审美化,劳动产品丰富化,劳动管理艺术化。

第6篇：劳动经济学就业范文

关键词：经济学；社会保障； 和谐社会

利益和谐是保证社会和谐的基础，社会保障体系又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制度支撑。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编织一张给软弱者以救助、国民以安全感的社会保障网，对促进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十分重要。

一、和谐的理论

社会保障的产生始终受到经济学理论影响和渗透。历史上很多经济学大师都对社会保障进行过深刻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启示。

1.庇古――收入均等化

1920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阿瑟・赛西尔・庇古（Arthur Cecil Pigou，1877―1959）在其边际效用价值学说基础上，出版了最著名代表作《福利经济学》，第一次建立起福利经济学理论体系。根据边际效用递减的作用，如果一个人的欲望不变，他所持有的某种商品越多，那么他对增加单位所获得的效用就越少，因而他对增加的单位愿意支付的货币量（单位价格）也就越少。给穷人增加一单位货币收入和给富人增加一单位货币收入相比，前者的满足程度一般大于后者。国家可以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的调节，给低收入阶层进行各种补助和救济，向穷人提供免费教育、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公共交通、降低房价及房租等社会服务，让社会上一切人的收入的边际效用都趋于相当，实现社会成员“收入均等化”，使社会满足总量增加，社会福利随之增大。

2.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是英国经济学家，1936年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凯恩斯认为，就业量决定于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决定于消费倾向和投资引诱。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存在的资本相对过剩和严重的失业问题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单单依靠私营经济的市场自动调节，不可能保证社会资源的使用达到充分就业的水平，而必须依靠国家干预经济来提高社会的消费倾向和加强投资引诱，以扩大社会有效需求，注重财政政策的作用，采取“普遍福利”政策，增加国家投资和国家消费，甚至通过赤字财政政策，达到抑制经济危机和充分就业的目的。

3.艾哈德――《大众的福利》

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1897―1977）在德国实施经济改革时，提出了适应“社会市场经济理论”的社会保障观。在其所著《大众的福利》一书中，比较完整的阐述了其社会保障思想：社会保障必须以经济效率、经济激励为前提；社会保障必须依靠劳动者自己的力量，只有当个人负责还嫌不足或者必须停止时，国家和社会的义务才能发挥作用；现代社会保障不能涵盖所有的群众，必须要有限度，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公民由于地位和职业的因素完全可以自立；福利国家的路走不通，主张全体公民的自主选择及自担责任和风险。

4.奥肯――把“馅饼做大些”

亚瑟・奥肯（Arthur Okum，1928―1980）在分析了美国社会存在的贫富悬殊现象后，认为以机会均等促进经济，在有效率的经济中增进平等，当经济“平等”与“效率”双方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无论哪一方牺牲都必须以公平为前提。主张依靠国家对大企业的支持，提高效率，加速经济增长，扩大收入；通过累进所得税、转移支付等措施，由国家对收入再分配过程加以调节，以缓和贫富之间的对立。在这整个经济战略中，提高效率以促进经济增长，乃是全局关键。否则，即使把经济馅饼切得再均等，社会各阶层到时也会为分割这一块小“馅饼”而激化矛盾。

5.贝弗里奇――《社会保险与相关服务报告》

1942年12月，英国社会保险和联合事业部际委员会主席、著名经济学家W・H・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1879―1963）勋爵，从英国获得长久的安全考虑，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向英国政府提交了一份名为《社会保险与相关服务报告》（又称《贝弗里奇报告》）。报告提出了社会保障有三种主要途径， 1945年8月，英国工党执政，贝弗里奇的设计报告得以实施，不仅为英国福利国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也对世界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和谐的功能

一个和谐的社会，应当是人的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提高，公民权利不断得到保障，综合素质不断得到提升，社会公平不断得到改善的社会。

1.调节收入分配

社会保障作为一种收入分配机制，既是国家提供再分配的一种形式，又是对初次分配留下来的贫富差距进行修正。社会保障对收入再分配的效应主要表现在：一是调节代际收入再分配和代内收入再分配。二是调节同代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再分配。三是调节国民收入再分配。社会保障作为社会自我调节的手段，其作用在于干预社会再生产过程，在一定限度内减弱社会产品分配不均等的现象，给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权利予以保障。

2.促进社会公平

社会保障作为实现社会公平的一种必须手段和重要方面，是通过下列方式达到其目标的：一是为社会成员提供参与机会公平的保障。二是维持社会成员发展起点公平与过程公平。三努力缩小社会成员发展结果的不公平。当前，看病难，就业难、缴费难、维权难的问题还很突出，要下决心从根本上解决制度性建设问题。

3.调整社会心理

人从需要到满足的过程，是一个心理变化十分复杂的过程，极易引起心理与环境的失调，这时就需要对这种失调进行调适。社会保障制度正是能够满足人们生存需要而应运而生的社会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扮演了调适人们心理与环境的角色：给人以满足感，保证了每一个公民有基本的生活条件，力图从根本上消除人与人不平等的现象。给人以安全感、尊重感和价值感。

4.保护生存延续

社会保障作为社会系统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主要功能之一是保护种的繁衍和社会劳动力再生产的正常进行。人对经济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主要是通过人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统一而实现的。数千年的人类发展文明史，都是现役劳动者必然要供养后备的劳动者和退伍的劳动者的循环反复。为了使劳动力和物质资料再生产有计划地协调发展，必须使劳动者在退出劳动年龄的基本生活需要方面得到社会保障，实现生存延续。

5.稳定社会秩序

按照美国著名的功能主义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社会系统划分的观点，社会保障是社会稳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社会范围内筹集社会保险基金，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再分配方式，使社会成员在横向上彼此互助互济，在纵向上实现不同年龄劳动者的代际赡养、抚育，力求实现收入的“均等化”。这样可以有效地缓和社会矛盾，消除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促进社会秩序的稳定，有利于新型道德观念的建立和延续。

三、和谐的举措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的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公共服务体系能力不强。因此，必须解决好人们在年老、患病、失业、工伤、生育以及生活遇到暂时困难时能够获得物质帮助等问题。

1.扩大就业

各级政府应当积极实施发展经济与促进就业并举的战略，不断提升经济增长的就业容量，缓解劳动力总供给和总需求的矛盾。加大对就业困难群体的帮助扶持力度，特别是高度重视“零就业家庭”的就业问题。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培训，加快提高劳动者的技能和素质，培养能够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多技能、高技能的劳动者。

2.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

社会保险覆盖面是反映社会保障制度实施程度的重要指标。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就是扩大了社会公平。

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要齐心协力，使社会保险覆盖面迅速扩大。当前，要下大力气把养老、医疗、工伤这三个险种全面覆盖到各种所有制企业和全体职工，不仅做到政策制度全覆盖，而且做到实际参保全覆盖，真正实现全员参保、应保尽保。要针对全社会普遍存在的看病贵、就医难的问题，加快医疗保险的制度改革与完善，使城乡有别的医疗保险的覆盖面更加合理。并应特别注意保障进城务工人员的各项社会保险权益的落实。

3.发展和谐劳动关系

劳动关系是现代社会经济生活中最基本、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劳动关系的稳定和谐直接关乎和谐社会的建设。近年来我国劳资冲突不断上升，集体争议以每年30%的速度递增，劳动者的权益受到侵犯。为此，要通过加强制度机制建设，保证劳动关系协调和谐。首先，加强劳动关系法律法规体系建设，积极推动《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其次，政府有关部门要探讨建立整套应对劳资冲突的化解系统，加快劳动关系协调制度机制建设。再次，加强劳动争议调解体系和劳动争议仲裁制度建设，使和谐劳资关系的建设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第四，加强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建立健全权责法定、制度配套、监察高效、保障有力、行为规范、廉洁为民的劳动保障监察体制。

4.完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保障居民基本生活的最后的安全网。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按照当地维持城市居民基本生活所必需的衣、食、住费用，并适当考虑水、电、燃煤（燃气）费用以及未成年人的义务教育费用，并适时进行调整确定。政府民政、劳动保障部门应创造条件，不断探索完善覆盖城乡居民的国家救济、社会帮扶、劳动自救相结合的低保制度与社会保险制度相互补充的有效途径。

5.提高财政社会保障能力

社会保障属于最基本的公共产品。在构建和谐社会中，要加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步伐，充分发挥公共财政的作用，科学安排和使用社会保障资金，完善就业和再就业的财政支撑体系和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使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的保障有重要的物质基础和财力保证。尤其要把全民低保作为社会保障的第一支柱，保证全体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权利，以解决市场经济下初次分配造成的社会不公，使全体社会成员能够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作者单位：南京市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管理中心

参考文献：

[1]邓春玲.经济学说史[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471-488.

第7篇：劳动经济学就业范文

【关键词】大学生就业制度安排人力资本筛选理论劳动力市场分割

【中图分类号】G【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3）03C-0008-03

一、新制度经济学派相关理论与大学生就业

（一）制度的存在：大学生就业得以顺利进行的根本保障

制度是新制度经济学派最根本的研究对象。诺思把制度看做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秩序和行为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主体福利或效应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舒尔茨在1968年对制度的功能进行了概括，认为制度具有五大功能：提供便利、降低交易费用、提供信息、共担风险和提供公共物品。袁庆明在其《新制度经济学》中概括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制度最核心的功能是“给市场经济活动中的主体提供激励与约束”。以上学者都在强调制度的功能在于约束人们的行为，显然在他们看来，制度的存在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制度，人们在制度面前，更多的是一种消极应对和防备的心理或行为。但对于制度所具有的功能，他们却持积极态度，一致认为其具有降低交易费用和激励的功能。

制度的存在是社会关系得以进行的前提，没有相应的制度，社会将处于一种无序的状态，没有约束，更没有激励。同样，合理的制度能够对高校就业相关部门或大学生本人产生激励和约束。在大学生就业形势日益严峻的前提下，必须建立相应的能够促进和激励大学生就业的制度，才能有力推动国家培养大学生人才目标的实现。更甚者，当前大学生就业问题的存在，根本在于制度上的缺陷。在根本制度环境之下，必须建立一系列相应的制度安排，才能规范和激励人们的行为，保证大学生就业的正常秩序。

（二）制度变迁理论：大学生就业制度安排的依据

制度分为根本制度、具体制度和规则以及非正式制度等几大类。根本制度在一段长时期内是不变的，如宪法等；而具体制度，是在根本制度环境下会根据实际的需求与供给的矛盾而发生改变，这一层面就是本文所要讨论的制度安排。制度安排是可以发生变迁的，其前提就是制度的供给与需求发生非均衡，从而引发新的制度安排的变迁。在新制度经济学领域里，最先研究制度变迁的是舒尔茨，他指出，“制度是某些服务的供给者……对每一种这类服务都有需求……当这些制度所提供的服务与其它服务所显示的报酬率相等时，既实现制度的均衡”。而现实的情况往往是报酬率并不相等，于是引发了制度变迁，以适应新的制度需求。此后，戴维斯、诺思、拉坦、戴维-菲尼、林毅夫等人都对制度变迁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推动了制度变迁理论的发展。其中，戴维・菲尼建立了关于制度安排的需求和供给的分析框架，把制度安排看做制度的内生变量，也就是说，引起制度变迁的主要变量在于制度安排。这正符合本文所阐述的有关建立新的关于大学生就业制度安排的理念。

制度安排的建立是必要的，是解决原有制度非均衡矛盾的根本切入点。但是要建立新的制度安排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制度变迁理论阐述了制度供给与需求能够发生变动的条件。在特定的环境下，制度供给和制度需求会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制约，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制度安排的难度。我国大学生就业的制度安排也是如此，建立新的制度安排必将考虑到其实行的成本与收益，尤其要考虑对原有制度的相关利益者的伤害程度，才能减少制度安排的阻力。

（三）交易费用理论：信息不对称是大学生就业难的重要原因

交易费用理论可以说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理论。交易存在的前提在于资源的“转移”，这里说的资源可以是有形资源，也包括无形资源，人力资源即包括其中。交易之所以会产生费用，达尔曼认为，交易费用包括了解和信息成本、讨价还价和决策成本以及执行和控制成本。张五常则从一般意义上定义了交易费用，他认为：“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交易成本包括所有那些不可能存在于没有产权、没有交易、没有任何一种经济组织的鲁滨逊-克鲁索经济中的成本。交易成本的定义这么宽广很有必要，因为各种类型的成本经常无法区分”。从根本上来说，新制度经济学派在交易费用产生共同的认识，认为是由于人的有限理性、资产的专用性和信息不对称等因素造成的。

大学生就业，寻找工作，也必然会产生交易费用。当其欲把自身的人力资本做交易，换取职业的报酬时，交易费用必将发生。这些交易费用在没有交易之前和交易之后都认为是其费用组成部分。由于自身的有限理性和信息搜集的困难，增加了寻找工作的费用。而在交易费用中很大比例在于信息搜寻所产生的费用。信息不对称根源在于制度的不透明和不完善。这也为我们提出了要建立新的就业信息透明的制度安排。

二、人力资本理论与大学生就业

（一）人力资本理论

关于人力资本的概念与界定始于20世纪60年代。舒尔茨于1968年认为，人力资本（huinan capital）是“人民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能力”，“人力资本是一种严格的经济学概念……它之所以是一种资本是因为它是未来收入或满足、或未来收入与满足的来源”。总的说来，人力资本是一种依附在劳动者身上的资本，这种依附在人身上的包括劳动者的知识、技能以及体力等。

一般来说人力资本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人力资本的载体是人。二是人力资本是后天产生的，是需要经过投资才能够形成的，投资的主要方式是教育和培训。三是人力资本能够带来收益。而一般说来，人力资本收益率要大于物资资本收益率，因此，在同等条件下，人们更热衷于人力资本的投资。四是人力资本分为一般人力资本和专用人力资本两种类别。一般人力资本是指人力资本在各行业各部门都能够适用并创造财富的资本。而专用人力资本是在某一特定行业适用的资本，具有很强的排他性质。专用人力资本是使得人力资本具有差异性的根本所在，一般说来，产生专用人力资本是通过教育实现的，尤其是通过高等教育。

（二）人力资本理论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

1 对人力资本投资的盲目性，导致结构性失业。人们投资人力资本往往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跟风性质。以就业为例，哪个专业当前就业形势好就选该专业，这就使得某些专业过于热门，培养的人力资源过多，从而增加就业难度，而部分冷门专业无人问津，使得这些专业就业岗位供给大于需求。教育部门也是根据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来进行专业设置，尤其在扩招形势下，某些专业增加的人数与社会需求量不匹配，出现过剩现象。这些因素的影响导致结构性失业的出现。

2 人力资本的专用性过强，影响其就业范围。大学生所具有的人力资本可以说是专用性的人力资本。专用性的人力资本虽然说在就业上有很大的优势，可以排斥其他没有此专用性的人才的竞争。但是，也正由于人力资本的专用性，使他们择业的范围相当狭小。一般大学生选择的领域为中大城市的单位，而这些单位所能提供的就业岗位是有限的，从而影响大学生的就业机会。此外，大学生所拥有的人力资本带有很大的局限性，我国乡村就业市场所需要的大学生这类人力资源比较少，提供的福利和环境条件也比较恶劣，限制了大学生往乡村一级就业的机会。

三、筛选理论与大学生就业

（一）筛选理论

筛选理论是教育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之一，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旨在抨击人力资本理论强调教育具有提高劳动增长率的理论。筛选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信息是不完全，雇主需要通过一定的信号来甄别劳动者能力的高低。而教育能够提供求职者的学历和工作能力等信号，雇主通过这些信号对求职者进行甄别和筛选，最后决定是否录用。在此，文凭和学历变成了提供筛选的主要信号。并且，筛选理论认为教育不一定能提高个人的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是个人的内在能力。教育只是把个人内在的劳动生产率外在标识，以便雇主识别劳动生产率较高者。同时，筛选理论认为教育成本与个人能力呈负相关。也就意味着，一个人的能力越高，支付的教育成本越低。在同等条件下，能力高的人在支付较低的教育成本下可以获得更高的教育，而能力低的人需支付较高的成本才能获得更高的教育。在考虑成本与收益之比例的情况下，很多能力低的人会因为较高的教育成本可能带来较低的收益而放弃接受更高教育的机会。因此，筛选理论认为，最后进入较高的教育等级者具有较高的能力。

（二）筛选理论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

1 教育过度现象出现。在以教育为信号的前提下，人们热衷于追求更高层次的教育，以获得比其他劳动更有优势的教育信号，从而为求职积累资本。国内近年来出现的考研热现象足以证明人们在就业压力下，选择一种认为对就业更强有力的教育信号。研究生的数量猛增，而在一定的经济社会结构里，其就业岗位的提供有限，势必影响到研究生的就业环境。

2 能力低者混入其中，导致雇主在筛选信号上不予认可。大学的扩招，使得许多没有达到相应水平的人进入大学的门槛。不仅在理论专业知识和研究能力较薄弱，在实践操作层面也不如职校学生，让人们不得不重新认识大学生的能力水平。在劳动力市场上，由于入职前是一个弱筛选，入职后的工作能力表现是强筛选，而许多大学生入职后在强筛选下只传递了低能力的信号，从而影响其人职后的发展。随着社会对大学生能力的认可程度降低，其求职信号也逐渐失去优势。筛选信号一旦失真，势必影响有能力的大学生的就业状况。

3 考证热。教育信号里不仅包括学历，也包括各类资格证书等。在筛选理论前提下，大学生也逐渐意识到光靠学历一个信号是不够的。因此，在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下，更多的人把目光投向考证。于是在各高校，大学生考证热也不是新鲜事，有的甚至整个专业的人一窝蜂去考证。考证所花的时间和精力以及金钱，必然影响到大学生在专业领域的投入程度，很可能得不偿失。很多证的考试都是流于形式，并未能真正掌握专业技术，而专业知识又不过硬，找专业对口的工作岗位比较困难。

四、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与大学生就业

（一）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是美国经济学家彼得・多林格尔（P.B.Doeringer）和迈克尔・皮奥里（M.J.Piore）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多林格尔和皮奥里（Doeringer&Piore）认为劳动力市场由分割的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两个部分组成，其一级市场具有工资高、工作条件好、就业稳定、安全性好、管理过程规范、升迁机会多等特征；二级市场工资低、工作条件较差、就业不稳定、管理粗暴、没有升迁机会。

（二）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

1 自愿性失业。由于存在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大学生在寻找工作时，会根据个，人的教育信号和社会公众认可的能力等级，一般只限定在一级劳动力市场，而不会到二级劳动力市场，从而存在自愿性失业的现象。

2 城乡分割，专业不对口。我国劳动力市场除了分一二级市场，还存在城市与农村两级市场。一般情况下。大学生只在城市劳动力市场寻找工作，而且是努力往经济发展较好的、较开放的大城市工作。这就使得农村劳动力市场吸收不到高素质人才，即使有合适大学生就业的岗位，他们也宁愿待在大城市选择暂时性失业。

3 过度教育。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表明一级劳动力市场的优越性，而一级劳动力市场最强的筛选信号就是学历和证书，从而使得人们为了获得一份好的、体面的、高报酬的工作而追加人力资本投资。当越来越多的人往高等教育门槛挤时，很可能在高等教育尤其是更高层次的大学生教育出现过度教育的现象。高等教育培养出的人才数量超过了社会经济结构需要的相应人才微量，从而引发剩余部门的失业现象。

第8篇：劳动经济学就业范文

关键词：失业；就业；理论

1西方传统就业理论

1.1就业自动均衡理论

“萨伊定律”是西方传统就业理论的基石。他提出一个根本命题：供给会自行创造需求。从中又引发另一个结论，通过利息率的自行调整一切储蓄必然全部转化为投资。在这两个前提下，就可推论出：通常情况下，依照价格机制的自发调节，商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会趋于供求均衡，趋于充分就业；供求关系对均衡的偏离是暂时的，进而暂时的失业也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它可以自动恢复到均衡状态；政府不应干预经济，即使政府要干预经济，也仅限于“鼓励生产”而已。

1.2均衡工资就业论

其核心内容是：工资由劳动力的需求和供给所决定，劳动力的使用量即就业量由均衡工资所决定。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劳动力的需求与真实工资成反方向变动，劳动力的总供给与真实工资率成正方向变化，在均衡就业量时，即充分就业量时，仍然存在摩擦性失业和自愿失业。

1.3就业周期波动理论

由于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同时也就是就业的周期性波动，因此关于经济周期的理论，实际上也就是就业周期的理论。传统经济学中关于经济周期的理论，有以下几种：

①消费不足理论。该理论认为，经济萧条，就业不足是由于社会对消费品的需求赶不上消费品供给的增长，也就是经济萧条、就业不足是消费不足引起的。而造成消费不足的根源，又在于国民收人分配上的不平均所造成的富人储蓄过度。所以解决萧条和失业的办法就是实行收人分配均等化政策。

②投资过度理论。该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是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他提出，经济运行中之所以发生周期性的萧条，是因为在投资过度的前提下，货币的供给满足不了现实经济生活对货币的需求。货币因素在促使生产结构失调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③技术创新理论。由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他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下出现的周期性繁荣与衰退，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是创新所引起的旧均衡被打破而向新均衡的过渡，社会正是在这种旧均衡被打破和新均衡形成的过程中前进的。

2近代就业理论（凯恩斯就业理论）

凯恩斯认为，心理上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心理上的流动偏好这三大基本心理规律导致有效需求不足。要解决失业问题，只有政府通过各种政策对市场进行干预，才能刺激需求，扩大就业，减少失业。

为此，凯恩斯提出了一套以国家干预，扩大需求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措施。

①赤字预算。凯恩斯极力主张政府扩大支出，增加投资，刺激投资欲。他呼吁财政政策从传统的预算平衡概念中解放出来，走向主动的、积极的赤字预算，以此刺激社会经济活动，增加国民收入。

②适度通货膨胀。他主张国家通过自己控制的中央银行系统地增发纸币，扩大信贷，压低利率。认为这样做一方面可以使企业家预期到纯利润将增长，从而产生扩大投资的欲望；另一方面，纸币流通量的增加造成物价上涨，这不仅压低了工人的实际工资，相对地提高资本边际效率，加强了投资诱惑。

③福利措施。凯恩斯认为向富人征税以救济穷人，有利于提高整个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因为富人的钱越多，储蓄的钱便越多；而向富人征税后储蓄会减少，以之救济穷人，用于消费，会扩大消费需求，刺激生产，从而促进就业增长。

3现代就业理论

3.1菲利普斯曲线

其基本走向为从左上方向右下方倾斜，表明失业率与通胀率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二者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菲利普斯曲线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凯恩斯就业理论的一种修正，揭示了通货膨胀和失业可能并存，并且还可能并存于较高的水平上。安全范围之内，在失业率、工资变动率和通胀率三者之间寻找平衡点，从而在一定范围内选择社会经济可以承受的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的组合。而当失业一旦成为经济的主要问题时，至少在短时期采取通胀政策有利于缓解失业，或增加就业。3.2供给学派就业观点

20世纪70年代，以阿瑟•拉弗为代表的供给学派从供给方面寻求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就业的途径。其主要观点是：

减税是刺激经济增长的和就业的扩大化的最重要手段；政府庞大的社会福利支出会使失业增加；具有提高劳动使用成本的做法都会阻碍就业的扩大。

供给学派为实现充分就业提出的政策措施为：

①大幅度、全面降低税率，通过减税刺激人们投资和工作的热情，从而扩大生产和增加就业；②实行相对有节制的货币政策，使货币的增长和长期的经济增长潜力相适应，必要时还需转向某种形式的金本位制；③减少财政和货币政策的调节作用，更多地依靠市场经济的内在动力。

3.3现代货币主义的就业理论

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否定了凯恩斯的“非自愿失业”，提出了“市场失业率”和自然失业率货币学派的政策设想主要是单一的货币政策规则，使货币供给量按固定的比例增长，从而使资本主义经济保持稳定，就业问题将在这个正常的经济环境中逐步得到解决，最终使实际失业率接近于自然失业率水平。货币学派提出了一些有针对性的具体措施：①完善劳动市场，消除各种人为障碍和限制，提高工人的流动性；②加强失业人员培训；③建立高效的职业介绍所，为失业者及时地获得就业信息创造条件等等。

4劳动经济学关于就业的前沿理论

4.1劳动力寻访理论

该理论认为，人们寻找工作的过程是一个不确定性动态过程，受到多期计量因素的影响。求职者在寻找工作时，首先是选取寻访样本，其次是样本企业数量的确定与寻访密度的安排。

4.2隐型合约理论

其基本命题有：在最优合约里工资具有刚性，不会随企业产品价格变动而变动；对于企业产品价格的任何值来说，隐性合约中的就业总量会高于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当雇主能支付失业救济金时，可得到结论：

雇主支付的工资不随企业产品价格的变动而变动，雇主支付的失业救济金的水平不随企业产品价格的变动而变动，工资和失业救济金如此规定是为了使雇员就业和失业时收入的边际效用相等。

4.3工资粘性理论

即工资不随需求的变动而迅速进行调整，工资上升比较容易而下降困难。此外，劳资双方通过雇用合约调整工资，经济中所有的工资合约不是同步的，它们的签订时间是错开的，因而工资不能同时调整，而是交替地进行调整。

5简评

第9篇：劳动经济学就业范文

[关键词] 劳动合同法 立法倾向 经济学分析

《劳动合同法》颁行后出现的“立法震荡”前所未有，有人因而发出了“几家欢乐几家愁”的感慨。笔者认为，法律是要求国民一体遵行的规范性文件，应是成熟的法治思想几经必要的专业论证，完成立法程序后的权威结果，其必顺应社会发展大势并经得起实验的检验。作为一部调整互享权利，互负义务，彼此双向选择的劳资双方权利义务的民商法律规范，却从立法高度宣称保护合同一方当事人――劳动者的权益，并运用了行政法的立法逻辑和表述方式，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因为一部新法的颁布就骤然制造了新的劳资关系的紧张，挑起了新的社会矛盾的产生，也必然引起人们关于良法、善法的思考。笔者试图在法律分析之外，通过权威经济学理论的观点对《劳动合同法》进行分析。

一、劳动价值理论分析

一切劳动都是人类的体力和智力的耗费，但不是所有的耗费都是劳动。作为有社会价值、经济意义的劳动，一方面是人们为了生产满足各种不同需要的商品所进行的各种特殊性质和具体形式的创造商品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具体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但从实现经济目的和社会发展要求而言，具体劳动并不能形成社会总体意义上的商品价值。只有撇开各种劳动的具体形式和特定性质，将一切劳动归结为社会总体在脑力和体力上的支出，这种一般人类劳动即抽象劳动的凝结，“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就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这个属性来说，它形成商品价值”。抽象劳动才能真正反映出商品经济条件下人和人之间的社会生产关系，此是劳动的社会属性。

抽象劳动作为创造价值的劳动，是劳动的社会属性，这才是作为调整劳资关系，规范劳动行为，保障劳动价值的劳动立法断不可忽视的关键。《劳动合同法》之所以在颁行之后引起了劳资关系紧张这一不可否认的客观后果，之所以误导劳动者员工对用人单位的对立态度和无中生有“赔偿诉求”的奢望倾向，乃是立法者偏重于对具体劳动自然行为的认识，而忽视了对抽象劳动的社会属性的认知，似乎忘记了是抽象劳动而不是具体劳动创造价值这个“劳动二重性”的基本经济学原理。作为规范劳动、劳动关系的法律规范，其应反映、调整、规范的是劳动的社会属性，即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生产关系，而绝不应限于劳动的自然属性。如此才能体现法律规范的法治价值、社会价值、人文价值以及它所想要体现的劳动价值。同时还要考虑到，无论哪个时代的劳动价值以什么标准要素为其核心体现，其差别都是存在的，这些差别存在于劳动者自身，不同的劳动者之间以及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即使在完善的劳动市场中也存在这些差别。因而就不同劳动者而言就必然存在差别劳动、差别薪酬、差别管理、差别待遇，当然还有劳动责任大小的差别。在现代，劳动的价值其实更多是以效率和效益来衡量的，在个别劳动关系中又存在着劳动态度和责任心的衡量标准。

劳动力市场的主要功能之一是，为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劳动者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雇主提供一种在双方之间达成良好匹配的信号和机制。然而，实现双方之间的这种匹配是一项非常艰难的任务，这是因为，不同的劳动者在技能和偏好方面的差异很大，而雇主所提供的工作岗位在任职要求和工作环境方面也存在很大差别。实现劳动者和雇主之间的最佳匹配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试错过程……既然劳动合同双方进行相互选择结合的实质是个“试错过程”，既然立法者意欲实现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长期“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就不应该采取强调保护某一方利益的法律倾斜立场，而应使双方的利益关系和权利交换平衡、协调，并一体平等地得到保护，使得双方本已通过“试错过程”的结合不要再出现“试错结果”。在人类生产过程中，没有社会生产关系的和谐规范、利益多元、互利双赢，就没有劳动生产关系的稳定建立和生产力的健康发展，因而也就谈不上劳动的有效使用并体现劳动价值。只有把准了社会属性，理顺了生产关系，才能在真正意义上促进各别具体劳动与自然关系的结合，达至劳动自然属性的实现。

我们还应注意到，在《资本论》问世一百多年后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劳动”之涵盖已经超越了马克思个别具体论断的历史局限，股东、雇主、企业家进行企业经营管理本身就是劳动，也参与了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创造。事实上，劳资关系双方都以所在用人单位兴盛发达，效益倍增为荣，社会人士也无不希望自己因所处区域成为投资福地、经济热土而受益，而不愿意出现“立法恐吓”而屏退投资者，影响用人单位存量，减少劳动就业机会，压缩对劳动者的招雇使用渠道。虽然根据我国《公司法》及现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经营模式并举的社会形势，劳动者也同时直接是用人单位的所有者和管理者之情形不乏其例，但毕竟不可能成为全部。难道劳动者如果没有成为用人单位的所有者和管理者，不能参加企业的有关决策和利润分成，就必然要形成劳资关系的对立，造成劳动关系的紧张吗？若其如此，则恰恰不能维护劳动者的利益，甚至连劳动者的劳动权利都受到影响。因为不符合马克思的劳动力商品理论。

二、劳动力商品理论分析

被奉为“劳工阶级的圣经”的《资本论》，对劳动力作了一个确当的经济学定性――商品，马克思指出，劳动力成为商品，是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前提。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在其“揭示市场经济奥妙”的鸿篇巨作《经济学原理》中指出：作为生产要素的工人在交易时出卖的只是劳动，并不是他本身。作为具有人格权的劳动者本身不是商品，而劳动者所拥有的劳动力（技能、智力、体力）是商品，所付出的劳动是商品，劳动具有价值和交换价值。虽然权威经济理论予劳动力以特殊商品之定性，但依然属于商品范畴，依然要服从商品经济规律，欲使商品实现其价值，必须是商品所有者与相对人发生关系以及商品互相发生关系，如果商品未能基于需和求而进行买卖交换，只停留在自己原来的形式上，其价值就不可能会实现，其价值量就永远不会改变。要实现劳动和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就必须要实现劳动力商品所有人劳动者与劳动力商品需求者用人单位之间的关系对接、达成合作、互利双赢。劳动者在用人单位通过自身劳动以及劳动能力的付出取得报酬，从而实现将劳动物化为商品，完成商品价值的创造。

任何商品都有价值，作为特殊商品的劳动力也有其价值，虽然与其他商品不同的是，劳动力的价值规定包含着一定的历史的和道德的因素，但应注重的一个前提是，保障劳动者的劳动权是最大的道德价值和历史现实，是实现劳动者生存权、经济权、社会权最大的价值。劳动力在任何社会都是生产的基本要素，如果我们不给劳动力与生产活动相结合的机会，以道德绑架的立意或者权利卫士的面目出现，在客观效果上却阻止了劳动力作为商品实现其价值的途径和可能，限制了商品所有者权利的行使，制造了劳动权利实现的障碍，那么，作为商品（劳动力）的所有人劳动者空怀商品而不能兑现其价值，空谈权利何用？事实上，劳动力的卖者，和任何别的商品的卖者一样，实现劳动力的交换价值而让渡劳动力的使用价值。他不交出后者，就不能取得前者。劳动力作为商品实现其价值的前提就是有机会付出劳动，劳动力作为商品被使用或被消费的结果也是要付诸劳动，虽然消费劳动力的同时会创造剩余价值，然而我们只有把劳动力的价值与使用劳动力所创造的价值区别开来，才是理解价值增值过程的关键，前者创造的自身价值是劳动者实现生存价值、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必要手段，甚至是基本要求；后者创造剩余价值，就是创造了人类财富，就是创造了历史发展、社会繁荣的资本。没有资本的积累和财富的创造，就没有时代的进步。

剩余价值的实现，社会财富的创造和积累，绝不仅仅依靠劳动和劳动力本身就可以实现的，只有劳动者与劳动对象原料相结合才能出成果。企业将各种生产要素――主要是资本和劳动力――加以组合，以生产出能够在某一特定产品市场上销售的产品和服务。就劳动过程所必需的一切要素即物的要素生产资料和人的要素劳动力结合而言，没有用人单位就业平台就没有劳动者的就业机会，也就没有劳动力商品价值实现的条件；没有资本拥有者和投入者提供生产资料、设备、土地、原料等劳动条件，劳动力就没有其劳动对象，甚至连劳动的自然属性都无法实现；没有资本运营者和商品市场平台，劳动产品甚至没有交换价值的实现基础，充其量只剩其使用价值而无价值，剩余价值也就无从谈起。而剩余价值创造所形成的资本积累，是社会经济发展进步的基本追求，同时也是人类财富不断增加的原因和结果。应该说，劳动力价值的实现和剩余价值的创造，乃是劳动价值体系和劳动者自身价值同时存在的两部分，二者是对立统一的关系。

无论是创造自身价值来实现和保障劳动者的基本权利，还是创造剩余价值实现社会财富的积累和增值，都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如若对劳动者是否创造应有的价值，遵守应有的劳动规范予以忽视，对用人单位利用劳动力商品实现应有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不予支持，认为增加用人单位的用工成本、管理成本、违法成本就是“劳动工的胜利”，那么，“雇主就会产生这样一种冲动，即通过采用一种更多依赖资本，而更少依赖劳动力的技术来降低成本。由于雇主向更为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模式转移，这就必然造成它们的劳动力需求数量下降，这种效应被称为替代效应”，甚至不排除采取关门大吉，自我消失的做法，此则绝不利于劳动力商品所有人劳动者基本利益的实现，当然也不是我国劳动立法应当追求的效果。所以，劳动立法只有在深刻认识到劳动者所拥有的商品是其自身内在具备的劳动力，而如果一个商品拥有者欲有偿付出自己的商品，却首先被设定与有偿利用其商品的人的对立，我相信，绝无“商品交易”的机会。请记住“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二百多年前的告诫：“人们的劳动所有权一切其他所有权的基础，应该是最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体力与技能是一个穷人所拥有的全部世袭财产，如果不允许他按照自认为正当的方式，在不伤害他人的条件下，运用他们的体力与技能，显然就侵犯了他最神圣的财产。这不但侵犯了劳动者的正当自由权，而且还侵犯了雇主们的正当自由权。……这显然是一种粗暴无理的行为”。

三、劳动就业理论分析

劳动是创造财富的源泉，而要增加社会财富积累，发展国民经济，一方面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就是要完善劳动力市场，增加劳动力需求，扩大就业机会。只要国民收入和资本没有增加，对劳动者的需求就不会增加。而收入和资本的增加，事实上，就是国民财富的增加。那么，劳动力需求的增加或减少取决于什么？从社会资本存量而言，取决于社会财富的多寡，取决于企业利润的多少；从劳资关系双方而言，取决于用人单位的总量存在，取决于用人单位的用人意愿及用工环境，绝不取决于劳资双方的对立和立法的威吓，更不可能取决于劳动者工人自己。除非如新马克思学派理论家认为，工人要想得到真正公正、合理的利益，必须直接成为企业的所有者和管理者。若如此，《劳动合同法》则失去了调整对象，失却了立法前提和立法意义，当然在客观现实上也不可能。就业状况归根到底寄希望于劳动力商品的“买方”――用人单位。而用人单位的就业结构、岗位设置、用人规模，以及对劳动力的客观需求与招用劳动者的主观意愿，则当然又受制于用人单位所处的社会环境、经济环境、法律环境和劳资关系状况。然若立法不慎，刻意偏颇，抛却法治思想，而以道德架绑理念主导立法思维和法意表达，误导劳动者无来由的“维权”和不切实际的诉求，则必然不可能促使和实现用人单位提供或增加就业机会，其结果只可能会出现“立法性失业”。

马克思之所以能够通过劳动创造剩余价值现象，发现了资本剩余价值理论，进而揭示剩余价值的本质，引导人们探究资本和财富的深层奥秘，其历史前提就是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出现。社会分工提高了劳动效率，开发了人力资源配置领域，大大推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得劳动力需求扩大，就业机会广泛，从而为剩余价值这一伟大理论的发现提供了经济条件和社会基础。而我国现实的根本任务依然是要大力发展生产力，以实现各地区、各民族、各阶层的共同富裕，而共同富裕是以财富积累、资本丰裕、国家强盛为基础的。我们还没有完成财富充分积累，尚未实现共同富裕的愿景，我国的现状依然是劳动力资源丰富与就业机会不充分之间的矛盾相当突出，用人单位的用人自无法在法律意义上得到落实和保障，从而导致人力资源配置不当、就业渠道不畅的问题相当严重。高失业率下的经济发展不是健康发展，不利于可持续发展，只有经济的健康发展，才能保证诞生更多的企业工厂、用人单位，从而产生更多的就业岗位。所以，若欲构建和发展和谐稳定的劳资关系，保持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其重要的措施之一就是从劳动者的根本利益出发，扶持和保护企业的健康发展，培育就业土壤，广开就业门路，尽可能地为劳动者造就实现其劳动力商品价值的机会。

从根本上讲，劳资双方尽管存在着利益上的局部冲突的个案，但绝不存在本质上的固有矛盾，更不存在广泛性地劳资争讼。而对于逃薪雇主、非法煤窑、黑心砖窑等严重侵害劳动者权利乃至生命健康的违法行为的惩处和遏制，若意欲用劳动合同的规范和处罚，通过增加其“用工成本、管理成本、违约成本、违法成本”惩戒行为者，警戒其他人，则只能是一厢情愿的臆想，其结果反而会“一竿子打翻一船人”，这种立法威慑则令正常用人单位产生难以消除的用人顾虑。我们应认识到，就业机会或就业岗位不仅已经成为各国国内的不同人群相互竞争的“稀缺资源”，而且也成为世界各国之间相互争夺的“稀缺资源”。这个“稀缺资源”存在于用人单位，如何利用和开发也取决于用人单位，为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最大化，用人单位会根据资源状况、社会现实、法律环境、劳动管理成本，合理地安排人、财、物等生产要素。而从生产要素市场中之劳动力市场来看，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较之土地、资本、技术和信息等更为用人单位难以把握和控制，作为人与人之间的双向活动的劳动关系，除了劳动力供求矛盾、岗位结构性矛盾、生产季节性用工矛盾、劳动者工作适应性矛盾、用人单位调工调薪矛盾等各种摩擦之外，更重要还在于立法导引下的用工环境性摩擦、纠纷群体性摩擦、裁判道德化摩擦，以及争讼接力性摩擦。这必将使用人单位在必要的生产成本之外，无端地扩大用工成本、管理成本、应诉成本，也必将使得用人单位根据价值规律调整生产要素配置，缩水生产规模，裁减用人岗位，甚至以“自杀式”方式自断“经脉”，关门大吉。这是商品经济规律在劳动力市场上应对方式的必然反映，但在客观上不利于《就业促进法》所表明的“国家把扩大就业放在经济发展的突出位置，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坚持劳动者自主择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的方针，多渠道扩大就业”这一基本经济政策的落实。

参考文献：

[1]（英)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经典通读）[M].朱攀峰编译.北京:北京出版社,2007年10月版，第17页

[2][3]（德)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8年2月版，第56页、第60页

[4](美)罗纳德・G・伊兰伯格 罗伯特・S・史密斯 刘昕译:现代劳动经济学――理论与公共政策(第八版）[M].董克用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6月版，第250页

[5](德)马克思 姜晶花 张梅编译:资本论（经典通读）[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7年10月版，《影响人类历史的巨著――〈资本论〉导读》第9页

[6](德)马克思 姜晶花 张梅编译:资本论（经典通读）[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7年10月版，第27页

[7](英)马歇尔 朱攀峰编译:经济学原理（经典通读）[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7年10月版，第143页

[8](德)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2月版，第226页

[9]（美)罗纳德・G・伊兰伯格 罗伯特・S・史密斯 刘昕译:现代劳动经济学――理论与公共政策（第八版）[M].董克用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6月版，第36页

[10](美)罗纳德・G・伊兰伯格 罗伯特・S・史密斯 刘昕译:现代劳动经济学――理论与公共政策（第八版）[M].董克用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6月版，第36页。

[11][12]（英)亚当・斯密 张 兴 田要武 龚双红编译:国富论（经典通读）[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7年10月版，第41页、第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