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的理解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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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三农问题的理解范文
问题之一：教师、学生谁是课堂的主人
叶圣陶先生说过，老师讲课时有怎样的最高艺术他并不称赞，最要紧的是看学生，而不是光看老师讲课。一句话，老师和学生究竟谁是课堂的主人？传统教学中教师是课堂的主宰，教师领着学生去学。而在我们农村初中，由于专业老师的缺失，代课的老师甚至只能照本宣科而已，但他们却是课堂上的国王。久而久之，学生不仅习惯了被动地去学习，成为思维上的惰者，更会厌倦这种课堂，失去学习的兴趣和动力。新课标强调教师是平等中的首席，但习惯了传统教学的农村教师显然无法把课堂真正还给学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具体做法是：认真学习新课程标准，从理念上改变自己，把课堂心甘情愿地还给学生，建立各种条规，从制度上约束自己，使学生真正成为课堂的主人。我们根据县局的相关要求，结合我校实际，硬性规定了教师连续讲授时间不得超过五分钟，总计讲授时间不得超过二十分钟。这虽然不近人情，不完全科学，但在一定时期对改变教学理念，打造高效课堂还是有积极的作用的。然而最现实的问题是，孩子们习惯了传统教学，习惯了被灌输，他们不愿做主人，也不会做主人。笔者作为县历史学科基地组成员听了大量的各种类型的教研课、示范课，课堂上孩子们的不作为让人揪心，任凭上课老师上蹿下跳，就是搅和不动他们思维的半点涟漪，整个课堂除了听到上课老师渐渐嘶哑的嗓音，听不到孩子们半点个性的表达。农村孩子的不思维，不表达，不主动成为他们成长的最大瓶颈。我们尝试着在营造和谐的课堂氛围，教师课堂积极评价，指导学生掌握表达的策略等诸多方面给予学生成为课堂主人的动力与方法，效果明显。可以自豪地说，我们孩子的自主学习能力和表达能力在农村中学是一流的，他们是课堂的主人。
问题之二：新课堂必须留给学生足够的思维时空
学生的心灵是什么？有人说，它不是一只需要填饱的鸭子，而是一颗需要点燃的火种。这是很有道理的。新课标不仅要求学生掌握知识，更要培养能力，尤其是思维的能力，要把思维的空间留给学生，鼓励学校标新立异，最大限度地保证每个学生的主体参与。但我们的传统教学无疑重知识，轻能力，甚而至于我们有些非专业老师的历史课连基本的知识也重视得不够，只会照本宣科。这种传统教学以老师的讲解和指导为主，学生只是被动接受知识，被动理解教科书所传递的历史信息，学生不会也不能形成独立的观点，更不可能去应用所传授的观念。我们的课堂必须解决这个问题：给学生足够的思维时空。我们通过研读新课标，向专家请教，向同行学习等方法摸索出一些心得：如鼓励学生自己收集历史史料培养他们自己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根据教材安排，创造一些特定的场景让孩子们进行史料探究；课后布置一些有思考要求的作业；课堂上的教学重过程和体验等。有老师曾怀疑这种做法会不会影响中考成绩，于是我们做了实验，事实证明：实验班孩子的中考成绩远远高于普通班。
问题三：把表达的权利还给学生
农村孩子普遍缺失表达能力，尤其是初三的学生更是羞于表达，不少老师便顺理成章地剥夺了孩子在课堂上表达的权利。其实这种做法是弊远大于利的。“一言堂”“满堂灌”只会让孩子们失去兴趣，失去动力，产生思维的惰性。正确的做法是把表达的权利还给孩子。笔者在这方面做了不少的尝试，也做了一些总结，拙作《表达让历史复习课更高效》在省级刊物发表。基本做法有三点：营造表达的氛围，让学生敢于表达；教会表述方法，让学生智于表达；给予孩子思考，讨论的时间，让学生从容表达。第一点是基础，让孩子们的表达有了可能，第二点是方法，让孩子们知道怎么去表达，第三点则有了思维的深度，而且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自主探究，这应当是高效课堂最鲜明的特征。
第2篇：三农问题的理解范文
总所周知，在21世纪里，农业，农村，农民三农问题同样存在，并将在中华名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新的历史征程中处于极其重要的位置，发挥不可或缺的基础和保障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功与否取决于农业、农村、农村问题的解决与否，解决“三农”问题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工作任务。党的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中央新的领导集体对“三农”问题。只有解决好“三农”问题，才能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继续深化下去，才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对于这个问题，我走访了家乡的一些村落，同一些村民、村干进行了交谈，真真实实的了解到了，三农问题不仅是国家当前的一大核心问题，而且也对我县有着很大的影响，对每一个农民有着密切的联系。我县是一个农业大县，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开资均来自农业上的收入，而我们却在农业生产上有着极多的缺陷，从而导致了农民的生活水平得不到改善，并且还引发了一系列的共存问题。以下，我就我家乡的一些实际问题，来谈谈我对三农问题的认识。
首先，三农问题是三个共存性的问题，它们互相牵连，互相制约；其次，三农问题会引发其它的问题，这就更加阻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再者，三农问题是一个普遍性的，历史性的问题，对于解决三农问题，就有着历史的艰巨性。
三农问题是有着很大的关联的，它们是并存的。农业得不到发展，就使农民的生活水平得不到提升，农民的生活水平总是处于低迷状态，那么农村也无法得到发展。这样一来，城乡之间的经济发展、文化水平的差距就会进一步拉大。农村的种植方式，民房，都还处于十分低下的状态，基础设施非常缺乏，受天气的影响极大，尤其是今年，我目睹了家乡水稻无法正常收割的情况，令人堪忧。三农问题，就是一个如同恶性循环一样的并存问题，所以必须要有所改善才能改变农民生活水平低下的状态。家乡的三农问题尤为显着，家乡的生产发展都是靠农业农业，所以有的地方栽种花生，有的种西瓜，有的种柑橘，虽然说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性，但是却是采用的小户自家种植，，这样的种植方式是有着很大的局限性的。首先，小户种植，没有采用现代化的科技种植方法，产量就会得不到提升，其次，小户种植太过随意，对于作物的出售渠道就会有所限制。这样，农民的所收获的产物就没有得到很好的收入，农民的经济水平也就得不到很好的改善，农村的道路就依旧还是不通畅。基础设施差，农产品无法得到及时的运输，影响了农民的收入，这样周而复始的循环，三农问题就依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三农问题的存在，会引发一系列的并存问题。第一，农业一直得不到发展，家乡年轻一代的群众就选择了外出谋生。很多人都觉得在家务农不如出去闯荡，我小时候的朋友，有好几个都是留守儿童，这样一来，在农业生产上就只能靠所谓的老弱残兵了，农业发展的前景就更加堪忧了。并且，留守儿童的问题也就跟着同时产生了。据调查显示，家乡的留守儿童占了儿童的57%。儿童是国家的希望，但是却没有得到父母应有的关心和怀抱，那么就在学校形成了许多的不良习惯，最终父母是失去的远比得到的多。在我下乡走访的过程中，还发现了一个问题，那么这其次就是，房屋荒废，田地荒芜。一个村，就有三四家的房屋无人居住，甚至是杂草重生，这并不是家道中落，而是全部都选择了外出谋生，那么这些田地也无人看管，落得个荒凉。其实，人们选择外出打工并不是一个错误，三农问题严重，人们在家入不敷出，这个选择或许也是出于无奈，这是一个并存性问题，关键还是在于三农问题。如果农民有了足够的收入，那也就没有人想外出了。
三农问题是一个历史性问题，从古至今，农民都是一个核心问题。长久以来，农民的生产生活对经济的发展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县的经济发展离不开农业，所以要必须解决这个问题，虽然不能靠一朝一夕来完成，但是要从基础做起，一步一步，扎实稳固，历史性的问题就要通过长期的检验来完成。只有慢慢的让农民富裕起来，才能让整个国家更加强壮起来。
第3篇：三农问题的理解范文
关键词:民工荒;三农;劳动力;返乡
中图分类号:C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15-0157-01
1 历史沿革
农民在历史上一直扮演者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早期农民战争旧王朝建立新王朝,社会在不断的王朝更替中进步。后来破产的农民进入城市,成为最早的“产业工人”,20世纪50年代,“盲流”用来形容那些给社会带来安全隐患的流浪农民,带有明显的歧视意味。而改革开放初期,“打工妹”、“打工仔”是形容那些为了生存而背井离乡加入南下打工行列的农民,称呼中有了理解的同情意味。而“农民工”则带有政策的意味,显然有保护弱势全体的趋势。称谓的变化也反映了社会对农民的尊重程度和关注程度。
2 从“民工潮”到“民工荒”体现出的“三农”问题
我国拥有9亿农民和1.5亿农村剩余劳动力,而“民工潮”的出现正是农村转移富裕劳动力的表现。在二十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开始加入打工的行列,这部分劳动力大都是农村的青壮年,这种状况的出现一方面有利于沿海开放城市劳动密集产业的发展,另一方便却使本就发展缓慢的农村因为失去主要劳动力而土地大量荒置,从而发展的更加缓慢。
这一时期主要是两方面因素在促使着民工潮的出现:
(1)农民税负重,农产品价格低,农业增收而农民不增收――即种地不挣钱了。仅靠种地难以过上更好的日子,农民会觉得种地没奔头。再加上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意识增强,而农村大多数家庭子女的个数都比较多,从而学费负担就加重。那些早期出去闯荡而取得一定收入的人返乡后通常会拿城市完善的生活设施以及较好的工作条件与农村高强度但不赚钱的体力活相互比较,在同村产生比较大的宣传作用。那些为了迫切改变自身贫困局面的农民便加入了打工行列。
(2)改革开放以来,国外大量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开始转移到我国沿海开放城市,所以对劳动力的需求比较大。而城市的发展日新月异,无论是在生活条件还是交通设施方面都大大优越于农村。这就更加吸引了那些需要在城市找到工作养家糊口的农民。
从2004年初开始至今,珠三角和长三角等地民工劳动力市场纷纷告急,普遍缺工,尤其是普工难招的现象在今年初更加严重。这种从“民工潮”到“民工荒”的大转折折射出的“三农”措施与成效:
(1)国家加大了对农业的支持力度,投入大量资金到“三农”中。进行农村税费改革,取消了农业税,农民种地自收自用,不用上交政府,还有额外的种地补贴,收入显著地提高。此时农产品的价格回升,政府实行了一系列利农惠农的措施,农民的积极性提高了,许多闲置的土地又得到了更好的利用。大量背井离乡的农民工感到种地的好处,权衡当前工资低,工作待遇差的现状,从而选择回乡种地,造成“民工荒”现象。从这种角度上来讲,“民工潮”体现的是三农政策的积极方面,表现出政府工作成效显著。
(2)新一代农民工年龄,学历,价值观的改变。新一代农民工的自我意识在提高,他们大多是80、90后,文化水平一般都在初中和高中水平以上,比父辈接受更多的教育,思想认识也提高了,他们追求健康和自由的生活,并且有自己的独特的价值观和人生规划。而大多数企业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仍然是按照以往的方式用人,显然二者之间的利益冲突无法调和。这也反映出我国农村义务教育的普及程度,也可视为三农政策的积极方面。
(3)农民工的社会地位不高,社会上普遍存在对农民工的歧视,他们的工资与待遇长期没有得到改善。尽管珠三角等地的最低工资保障相应有了不同程度地的提高,但近年来由于物价的不断上升,生活成本增加,农民工的生活水平仍然没有得到提高。而企业仍然延续以往的招工用工方式,与返乡种地不交税外加政府补贴相比,农民工自然会把心中的天平偏向返乡。而在企业订单大量增加时,“民工荒”的问题就更加突出,这是三农政策不足的地方也是需要改进的地方。
3 对策
从本质上来看,“民工潮”和“民工荒”都是一种利益导向在起作用,为了减轻或缓和这种状况就需要积极协调好“返乡归农”――“离乡打工”之间的利益关系。这也是为更好的解决三农问题提供线索与对策。
政府要积极加强宏观调控,运用各种手段促进农村的快速发展。一方面要继续实行利农惠农政策,完善农村生活设施,加快城镇化建设。同时要加强农民工的技能培训,从而更好的解决当前技术性人才不足的现象。尽可能的缩小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实现和谐社会。
另一方面,加快工业反哺农业的步伐,利用完善的立法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提高农民工的社会地位,提高工资待遇,改善生活环境,注重员工的职业生涯规划,从这一角度实现对农业的反哺。
参考文献
第4篇：三农问题的理解范文
[关键词]农村；法律服务；缺失；贫困；危害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6.22.120
[中图分类号]D9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94（2016）22-0-02
1 关注农民权利贫困的现实意义
三农问题未解决，法律服务贫困现象已出现。三农问题提出来已经16年了，但离根本解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从古至今，土地问题解决不好，必然成为农村贫穷的根源。农业除了自然灾害、技术、经营管理外，最大的风险来自于政府的法律政策。这既有历史的原因，制度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物质贫困还未完全解决，法律服务贫困却已经来到农民面前。法律服务主体投入的服务资源与农村农民的需要不相匹配。
国家为了改变农村面貌，提高农民收入，提供了大量相关的法律服务，这些服务促进了农村、农民面貌发生巨变。过去，农民长期以来属于弱势群体，改革开放后，大量农民工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而城市并没有给他们太多的温暖。因此法律服务，首先需要在立法上为农民赋权，这是最重要最根本的服务。有了这个前提，才可以探讨第二层面即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如何为农民提供法律服务。归根结底，三农问题的最终解决，只能靠制度变革，制度变革则需要法律保障，提供真正惠农的法律政策产品，并有强烈的愿望和完善的机制，为农民、农村提供优良的法律服务，最大限度发挥国家为解决三农问题而制定出来的法律的作用。由此看来，法律服务伴随着农村发展、农民生活改善的全过程，是农村健康发展、农民生存状态改善的必要手段。法律服务在农村的缺失，短期看，会销蚀农民脱贫取得的成果，长远看，是比农民物质贫困危害更大的新的贫困。
2 农村法律服务缺失的主要表现
随着对三农问题的重视，国家针对农村的制度建设不断推出新内容，与此匹配制定了大量的涉农法律法规，用以支持农村建设，改善农民民生，力度非常大。农民的各种权利在法律上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农民的殷殷关怀。正因为权利的不断增加和覆盖面越来越大，权力和权利的冲撞冲突比无权少权时代表现得更为激烈，利益格局调整将之进一步放大，伴随的是农民对法律服务十分迫切的需求。可是相应的法律服务却严重滞后。权利意识觉醒的农民和不熟悉法律操作的农民同体，缺乏法律服务的指引和助力，衍生出一系列新的问题，让业已呈现蓬勃生机的农村、逐步走上富裕之路的农民出现震荡和迷惘，主要表现在以几个方面。
2.1 民主参与困难重重
村民自治制度是国家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举措，是农村基层治理的革命性改变，是农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起点，被寄予厚望。可根据笔者的调查，多数地区农村的农民对此认识不足，了解不多，参与程度较低，反应非常冷淡，直接导致了日后维权的失位错位。也有的地方面对宗族家族势力、政府部门不当的强势介入，采取默默忍受的态度，还有的由于对法律的理解不够全面深刻，在原则问题上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和理性选择而被利用，给自己带来损失。
2.2 社会经济权利的正常实现受到阻碍
由于不能及时方便地获得法律服务，农民在生产经营、子女受教育、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权利的实现遇到很多困难和问题。如生产经营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等均作了明确规定，赋予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个人广泛的生产经营权利。但在具体运作实现的过程中，不懂如何有效行使，被侵犯时不知如何寻求救助等现象仍然频繁发生。例如：某村村民将自己的水田通过村民小组组长转租，每亩（每亩≈666.9平方米）租金100元。事后得知邻村村民同样情况每亩租金是200元。问他有没有签合同或订协议，有没有问过承租人出的价格是多少，回答说都没有问，而且本人并没参与，由村民小组长一手代办。再问打算怎么办，答复是不知道，只能算了。就这一项该农户就损失将近3 000元。这位农民在附近工厂打工一月才1 400元。此外，在社会保障方面，教训也是十分深刻的。早两年有兰考的袁厉害，最近的有杨改兰，惨剧的背后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她们身后，有社会保障的缺失，还有农村教育资源匮乏、农民工子女就学、高考问题等。
2.3 土地征收房屋拆w维权难度大、成本高
土地是农民的第二生命，失地农民面临着很大的风险，给予他们的相关补偿应当合法合理，不容侵占与削减。现实情况是法律上农民个体不是土地的所有权人，在涉及土地征收转让时，都是由村组作为协商主体，所得收益也必须首先经过村组集体。当农民个体觉得有失公平，需要维权时，往往找不到愿意提供法律服务的人和组织，只能靠自己想到怎么干就怎么干，结果于家于国，都是效率低下的抗争，房屋拆迁亦是如此。
第5篇：三农问题的理解范文
半个世纪过去，中国大陆农村经历巨大波澜。如今，西化浪潮远比过去任何一个时代来得激烈，工业化、城市化对农村的挤压日剧。国家统计局今年年初数据表明，中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了农村人口。据中国科学院《2012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中国内地城市化已达51.3%。晏、梁当年留下的乡村建设理念，又重新被世人发掘并关注。
中央政府也一直高度重视三农问题，频频推出许多惠农利农政策。可是对于复杂的中国农村问题而言，乡村的改造与建设是一个长期的综合工程，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需要几代人的持续努力，需要不断吸纳高素质的农村农业人才。然而，基层精英人才匮乏是当下农村地区发展面临的普遍问题。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壮年外出打工，农村人口大多数只留老弱病残、妇女儿童，“空心村”话题也一度成为近年媒体热烈关注的焦点。一些来自农村的年轻人通过大学“鲤鱼跃龙门”后，便从此远离农门，甚至中专和技校的毕业生也大多不愿返乡。农村人才流失，难留人等问题日渐凸显。
与此同时，随着大学教育市场化、产业化指向下的大规模扩招，以大学生为代表青年群体，从人人仰慕天之骄子，日渐成为普通劳动者的一员。这种落差使一部分人迷失自我、日渐迷茫；但也有一部分人坚持理想，并走向农村，从刚开始的零散下乡调研，到有组织的下乡支农支教，再到成规模的乡村建设运动，大学生与农村，就在两者都处于困境之时，联系在一起了。
追随着梁漱溟先生乡村建设思想，“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带着对大学教育的反思，以及“三农问题”视野下农村社区发展的需要，在香港社区伙伴的支持下，发起了“农村发展人才培养计划项目”（简称：人才计划），旨在构建一个青年人学习与实践的平台，推动青年人走入农村，关注农村发展；同时也尝试促使青年人将个人成长与农村发展结合在一起，在与农村的互动中重新认识自身与土地、农村乃至社会的关系。
他们的招募台词是一首诗，充满着浪漫、激情、自由和理想的色彩，大有开拓新世界的勇敢味道：“你是否已经腻味了朝九晚五一眼可以看到头的工作，你是否站在就业的十字路口不知往左走还是往右走，你是否已经困倦于城市有距离的、冗杂、快节奏的生活，你是否对乡土充满热情却苦于没有机会深入了解，你是否在青春理想的路上独行却没有找到同伴，你是否对农村发展工作有兴趣却没有专业背景和实践经验，那么，农村可持续发展人才培养计划就是你最好的选择。让我们有理想，接地气，会生活。农村实践、土地滋养、放空自己，在一个春夏秋冬中，与一个村庄交朋友；在镰刀锄头犁铲子、柴米油盐酱醋茶中，认识农民、农村、农业的现状；弯下腰脊，向农民学习，在身体力行的劳动中，体会劳动的价值与智慧；脚踏实地，让理想落地，为所关注的人做一些小小的努力和改变，乡建从即刻开始；做有人情味的人，在乡村和新青年公社的集体生活中，学习相互理解和协同合作，关心社会、关心他人，做有温度的人；敢做开拓者，敢想敢做，在乡村中乐趣无处不在，过有意思的生活，开拓者、多元文化、有意思的生活。”
人才计划项目从2005年8月开始，一年一期，每年在全国各地选拔学员，并将他们派往全国各地的农村社区，通过为期一年的学习与实践，培养了一批具有农村发展领域理论视野，同时具备行动能力的有志青年。截至目前完成十期，共有186位青年参与了该项目，结业后仍在农村领域工作的学员超过一半。
“为农民服务，为理想奋斗！走理想之路，过有意思生活。”这是写在乡建中心青年公社院墙上的两句话，这两句话激励了一批又一批的青年志愿者走入乡村、走向田间地头，在乡村驻足停留，甚至扎根。
有人把这个人才计划称之为再一次的“上山下乡运动”，把它和建国初期的学生下乡放在一起比较。然而，这个项目不同于任何体制内或者历史上的被动参与，完全源于内心对乡土社会和中国社会命运的自觉责任承担，以及对乡民和乡村割不断血脉的情感回报。同时在项目的人才招募和筛选过程中，有一套越来越严谨的程序。首先强调的就是有没有“理想”，有理想就是基本合格，再往下谈。人才选取秉持“两高两低”原则，“两高”就是要么理论水平高，要么实践能力高，两低就是这两个能力不能低于平均水平。
所招募学员会根据实际情况分别推荐在农民合作组织和地方性农夫市集等NGO组织进行实践学习，学员通过推动在地农村合作组织规范建设和城市农夫市集平台搭建来促进城乡可持续互动。在农村主要是参与农民合作组织的经济、文化、制度等建设，深入农村社区生产生活，开发社区农产品故事及文化项目；在城市主要是参与农夫市集的平台搭建，进行生态理念传播，组织消费者活动，促进消费者与农村小农生产者的交流，实现城乡互助。
培训过程大致有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理论培训，将近20天的基本理论培训，主要梳理三农问题。培训内容包含“三农”问题和解决思路，主要是一些比较贴近操作的基本理论，比如从养老问题、社保问题、农村教育问题，谈及国际经济、农村经济和合作组织、土地问题、村民自治等相关知识，之后再讲“三农”问题历史、“三农”问题背后的整个发展观和发展体系等，系统性地对“三农”问题进行梳理和解剖。在理论培训之后，就是一个星期的专业技能培训，包括到农村如何做合作社，如何做绿色农业等内容；除此之外，还有一半培训内容就是生活技能，包括做饭、用常用电器，还有摄影、照相、做视频等技能。
第二阶段就是派驻村里工作。在村里待三个月，这三个月就完全独立工作，一般是把学员编到一个团队里面去，成为团队一分子，让学员配合整个团队的一些工作。这样是锻炼团队精神，协作能力。这个团队里面有主导的，也有策应的，叫做“坦克部队”，学员是其中一个分子，一定要保证每个学员在工作期间是可以调动并且配合别人做事的，不能让任何一个学员孤零零地在那里。
第三个阶段是春节之后回到北京的第二次理论培训，内容涉及些文化问题、观念问题，在原来的基础上有所加深。除此之外还安排一些具体工作内容的培训，时间点上10天到15天。同时，会对学员整体上三、四个月的工作情况和学习情况做一个内部考评，和学员做单独访谈，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中期筛选工作。
第四个阶段是第二次驻村，第二次理论培训结束后，学员回到村里再待大约两个月左右，工作方式跟以前是一样的。其间还要安排一次到其他项目点考察的机会。考察主要是学习别人的经验，与此同时也会有一次他们区域性的小团队交流，活动性的交流。
最后是答辩考评，第二次驻村培训结束后，再回到北京就是六、七月份的时候，进行最后总结式的培训和考评了。一般最后考评答辩都是两个星期左右，学员要通过成长答辩，才能结业获得结业证书。答辩是一个综合考评，要求整个一年成长经历进行陈述，学习到什么宝贵的东西，或者有哪些需要反省的地方等。被邀请的几位答辩老师，都是有理论和实践经验的人，对学员的成长经历提问题，其中包括实践的内容，也包括理论的内容，进行综合的考评。答辩通过以后，学员就可以到各个农村发展或其他公益机构找工作了。
学员们经过一年的培训后，理论和实践水平都得到了显著提高，但最大的改变是价值观念上的：踏踏实实地做事，而且要为理想踏踏实实地做事。新学员谈起理想很激动，而老学员则表现平静，他们早已经把理想放到实践中去了。
在这场通过文化启蒙入手、运用文娱盘活农村精神，以组织训练民众团结、发展合作经济、动员市民和知识分子广泛参与的新乡村建设运动中，“人才计划”与其同步，并为这场运动输送了一百多名超越一年长期投身其中的青年人才。
然而大学生的力量有限，大多数人不能长期扎根于乡村山野大地中，一年的培训结束后，仍然需要回城继续求学或工作。因此从实际来看，人才计划并没有产生明显的、甚至轰动的效应。现实中依然存在一些人才计划项目的问题，理想丰满现实骨感，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途径，还在于鼓励大学生“当农”而非仅仅“支农”上，只有让大学生真正融入农村社区，成为其中的一份子，在农村社区发挥自身价值的同时获得相应的回报，才能完全构建其大学生支农的长效机制，使这项人才回流试验的目的真正实现。
第6篇：三农问题的理解范文
【关键词】新闻报道农民话语权权益保障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解决农民问题涉及多方面措施，除了要解决好政策、资金、科技等方面的问题以外，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农民权利保障
大众传播媒介作为一种“点对面”的社会化传播手段，在传承社会文化遗产、充当社会“守门人”、使社会各部分为适应环境而建立和不断调整相互关系，承担教育、告知等社会责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进程中也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具体到农业信息传播，农民形象建构，农民社会地位改善等多方面，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但现实是，大众媒介往往忽略了如何让农民说话和怎样为农民说话这个课题，使农民未能真正拥有媒介话语权。
所谓话语权，简言之就是说话的权利。它反映了一种信息传播主体的潜在的社会影响力。而媒介话语权则进一步指该信息传播主体借助于大众媒介将自身的价值观和意见传达给受众，并以此掌握控制社会舆论走向的主动权。话语权既是公民重要的权利同时也是其他权利得以保障的基础之一。它不仅潜在地影响社会意识形态，更直接影响到传播主体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现代意义的媒介话语权所强调的不仅仅是说话和发言的资格,它还指通过话语传播影响舆论,塑造形象和主导公共事务的能力。媒介话语权的强弱是决定社会地位的重要力量。要解决媒体农民报道与农民话语权保障的问题，需要评析现有研究成果中各种观点与争议，澄清误会与失误，为未来的研究厘清思路。
关于农民新闻报道研究现状
目前我国对于农民问题的讨论大部分被社会学领域所囊括，包括农民的教育与管理问题，农民的社会心理的分析、农民的群体角色的分析。当然也有部分论及农民的权益保障问题，但把农民置于大众传媒中进行考察的文献相较于农民问题的其他方面则显得过于单薄。
从关于农民问题和媒介的相关文献资料来看，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农民形象建构的研究，尤其是针对农民群体中的农民工媒介形象的研究。如《电视媒介对农民形象再现的偏差》、《女性农民工媒介形象的偏差塑造现象研究》、《大众传媒与农民工的关系研究――以人民日报对农民工的报道为例》、《重塑农民形象的思考》等。从这些研究中可以发现，媒介对农民形象的再现大都是一种误现或低度再现。农民形象再现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农民群体选取方面。媒介报道多选取中年、男性农民群体或农村干部。二是对农民生活现状再现片面。农民报道中的这些问题使得农民形象有明显模式化趋向和刻板印象且不准确，不完整。
农民报道实务分析。如《谁为谁设置议程――从农民工问题的报道看议程设置》、《从失地农民看媒体作为》、《农民工报道中属性议程设置的变化》、《农民工和市民作为受传者的信息传播内容之分析――北京市民与农民工之间信息传播内容的实证研究》等，主要是对农民报道的传播技巧、主题、思路、立意、创新等具体实务操作的研究。
大众媒介与农村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关系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是由南京师范大学方晓红教授主持完成的“苏南农村大众媒介与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互动关系”课题。其成果《大众传播与农村》以苏南农村受众调查数据为依据，用数据说话，详细论述了大众媒介与苏南农村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关系，提出了“农村的变革是媒介发展的动力”，以及“大众媒介构建了农村与城市文明对话的平台”等观点。大众媒介有力地推动了农村信息交流，这不仅仅体现在媒介所提供的信息本身，更为重要的是它对农村受众观念的影响。
对农民受众的研究。如《论农民工的媒介素养教育》、《从受众与媒体关系考察农民的媒介素养――以中部地区调查为依据》等一批研究农民受众媒介素养和媒介接触情况进行实证研究的成果。
农民话语权研究现状
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中以“农民”为篇名进行检索，得到数据显示，2000年至2009年共有相关论文3208篇，再以话语权为关键词进行二度检索得到数据显示有相关论文仅95篇。
如《试论传媒中的农民工话语――以报纸为例》、《当代和谐社会视阈下的“农民话语权”研究》，《如何为农民分发“扩音器”――略论农民话语权的实现途径》、《关于报纸中农民工报道的调查――兼析农民工话语权》等，这些研究成果从社会学、政治经济学角度来探讨媒介农民话语权，描述了农民话语权在大众媒介中的的缺失状态以及农民话语所承受的媒介话语歧视，初步探讨了农民话语权实现的途径。
在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资源中以“农民”为题名搜索到2330种书目，但以“权力”为关键词进行二度检索有11种。
从以上书目的题名中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些学者主要从宪法学、行政法学、社会学、历史学的角度来研究农民平等权的保护问题，涵盖农民的平等权、农民的生命权、农民的人身权、农民的迁徙自由权、农民的结社权、农民的参政权、受教育权、发展权、环境权等，其中也包括农民的表达自由权，但没有一种专门论述农民话语权的专著。
农民报道中的农民话语权保障研究存在的问题
无论是从研究的数量上还是研究的质量上来看，中国农民报道与农民话语权保障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各项研究都有待深化。反映在问题上，主要有以下几个层面：
研究语料和数据选取范围有限。以上研究主要以中央级党报或专业性报纸，尤其是《人民日报》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反映出的农民话语权问题，而相对于中央级党报和专业性报纸，以地方省级党报农民报道为研究对象探讨农民话语权保障的研究并不多。
研究理论单一。语言并不是一种客观透明的中立传播媒介，而是一种社会实践，是社会秩序的介入力量，语言不单纯反映社会，它通过再现意识形态直接参与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的构成。以往的大众媒体和农民话语权研究理论雷同，大多数采用福柯的话语理论或是戈夫曼的框架理论，而运用批评话语分析理论，采用文本分析、内容分析，同时避免材料加观点加结论问题的研究还很少，也不够深入。
第7篇：三农问题的理解范文
统筹城乡发展的实质就是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变为现代结构。
第一，城乡关系上最现实的问题是“三农”，这个问题相当突出而且根子很深；第二，我们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难点和重点在农村，也就是说，必须解决统筹城乡发展、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才能实现现代化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这样一个实质，也可以说是我们解决三农问题所要达到的目标是统筹城乡发展、改变二元结构，换句话说，统筹城乡发展最后要落脚到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我们统筹城乡发展、解决三农问题的难度加大？就是因为我们的城乡二元结构具有世界上其他国家所没有的深刻背景和深刻程度。
这有三个理由：第一，历史的原因。各国普遍存在的历史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各国的具体情况虽有所不同，但二元结构是普遍的。第二，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有其特殊之处，这就是中国上世纪50年代形成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这个背景特别重要。当时我们提出优先发展重工业，在当时的国际国内条件下，这是一个唯一正确的选择。但这个选择带来两大问题。第一，钱从哪里来，重工业是资金密集型产业，发展重工业需要的投资从哪里来，在当时的条件下只能靠内部积累，这有两个来源，一个是让农民做贡献，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通过压低农产品价格为工业化积累资金；二是让工人做贡献，实行低工资政策。第二，人到哪里去，优先发展重工业投资大，提供的就业岗位少，大量的劳动力没地方去，这就是限制农民进城就业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下乡的背景。在资金和就业难题的面前，走向了一套城乡分割的体制，形成了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生活福利制度，从供给制度到社会事业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第三个原因，在近几年进入城市化加速过程以后，继续存在“城市倾向”。在指导思想上，在政策的设计上，忽视了统筹城乡发展，在有些方面扩大了城乡差距，甚至有损农民利益。
由这三个原因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使我国三农问题相当突出，统筹城乡发展任重道远。
第二点：统筹城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的关系
推进城乡一体化是浙江党政领导的一项重要决策。正因为这是一个重要的战略部署，所以有必要讨论城乡一体化和统筹城乡发展是什么关系。现在，有许多市、县编制了城乡一体化规划，在这些规划当中，对城乡一体化的含义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表述。已经看到的一个比较好的表述是“城乡一体化是在工业化、城市化的条件下，城乡经济社会融合、协调的现代社会结构”。这样一个表述，它的基本含义是什么，我认为至少要讲清三句话：第一，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的“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第二，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逐步转变为现代结构；第三，目的是使城乡居民共享现代文明，或者说城乡居民有相同的共享现代文明的基本权利。
按照这样的理解，在统筹城乡发展与城乡一体化关系的理解上，有以下三点值得关注。第一，在二者的基本关系上，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是手段，统筹城乡发展是一个过程，实现城乡一体化是目标，其核心是解决城乡居民多方面存在的“两种身份”，解决城乡居民的国民待遇问题。第二，公平和效率的权衡。在统筹城乡发展最后达到城乡一体化的过程当中，应该说是充满着公平的理念。但这个公平的理念不能离开效率，不能过度地损失效率来达到公平。第三，要研究和防止可能出现的一些倾向。可能会产生两种倾向。第一种倾向是简单化，例如编制城乡一体化规划，就把产业、生态等等都戴一个一体化的帽子。这个一体化到底是什么含义，如何来实现，并不是十分清晰。就产业来说，在一个县的城乡一体化中，一个县的产业能否一体化，如果一个县的产业是一体化的话，那区域的产业分工会怎么样？生态一体化，一个县是否是一个生态系统，还是一个大的生态系统里的一个部分？第二种可能产生的倾向是理想化。比如社会保障体系的城乡一体化，要有一个过程，从城乡不同水平、不同方式的社会保障做起，要考虑到国情，考虑到过程，考虑到条件。要有一个推进的时序。如果没有一个时序，在实践中，可能会带来一定的困难，或者是要求过急，或者是做不到，或者是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
第三点：统筹城乡发展的切入点
当前统筹城乡发展的切入点是增加农民收入。陈锡文主任讲的钱、粮、地、人、权五个字，钱是放在第一位的，也就是增加农民收入是第一位的。虽然统筹城乡发展的基础在于“发展”，发展的一个集中表现，就是增加农民的收入。从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看，从公平的角度看，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非常不容易的。我大致算了一下，目前浙江省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大致是2.4:1，按的基数，到20__年，假如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每年增加8％，农民收入年均增幅提高到9％，比城镇居民收入增幅高1个百分点，到20__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2.3:1。如果农民收入增长速度达到12％，比城镇居民收入增幅高4个百分点，到20__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1.9:1，接近1990年差距的水平。要达到全面小康和现代化的水平，比如全面小康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1.5:1，现代化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1:1,距离尚远，谈何容易。因此，这是一个可供选择的切入点。抓住了这个切入点,就抓住了重点和难点，抓住了统筹城乡发展的中心环节。
增加农民收入，至少要解决四个问题，具备四个方面的条件。第一，减少农民，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第二，调整农村经济结构，包括农业结构的调整、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第三，提高农民的素质，农民各方面的素质——文化、科技、劳动技能等素质的提高，使得农民具有生存和发展最重要的资本；第四，改善农村的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既要改善农业的生产条件，农村的基础设施、公用设施，更要重视为提高农民素质服务的教育、文化、科技设施。
第四点：统筹城乡发展的关键在于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
统筹城乡发展的内容大致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个是统筹城乡经济发展，包括产业的分工、产业相互之间的联系、
第8篇：三农问题的理解范文
摘要由于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城市的发展不仅没有带动农村的相应发展，还导致城乡差别越来越大。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有新的发展思路。即要把城市和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统一规划、通盘考虑，把城市和农村存在的问题及其相互因果关系，综合起来6L＿想办法解决。为此，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不断发展、壮大县城经济，促进小城镇的健康发展。
一、统筹城乡发展与市场取向改革
现阶段中国“三农”问题的实质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实质是收入问题；收入问题的实质是就业问题；就业问题的实质是劳动生产率问题和城镇化问题.20世纪40年代末，我国农业产值占GDP的比重达85%，目前已降至15%以下，但农村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仅从1949年的85%降至目前的61%。近年来，我国农民收入之所以无法得到较大幅度增长，其中的﹁个重要原因，就是农民的数量不能随着农业产值占GDP比重的下降而相应减少，从而严重地制约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加入世贸组织后，许多人都担心我国农业会受到很大的冲击，这种冲击固然是可怕的，但更可怕的是由此需要农民脱离农业的速度跟不上，使农民蒙受难以预料的损失。一段时间以来，由于我国农业结构的调整严重滞后于产业结构的调整，致使我国农业领域里沉淀了过量的劳动力，这是农民依靠农业增收困难的深层原因。与此相联系，由于我国农业的就业份额过高，导致农业与非农产业的相对劳动生产率的差距，从1990年的4倍，扩大到2002年的5.3倍。这表明这段时间农业相对劳动生产率，不仅没有提高反而下降了。
那么，应当如何提高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进而增加农民纯收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影响劳动生产率的因素时，几乎都谈到物化劳动所起的作用。马克思指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正是在于：活劳动的份额减少，过去劳动的份额增加，但结果是商品中包含的劳动总量减少，因而，所减少的活劳动要大于所增加的过去劳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90页)，在土地以及其他生产要素相对稳定的情况下，由于客观上存在着投资报酬递减趋势，农业劳动生产率往往因为劳动投入量的增加而趋于递减。假如多余的劳动力未能转移到农业以外的其他领域，则必然造成潜在的待业农业劳动力的增加。假如把所有的农业劳动力都投在数量固定甚至日趋减少的土地上，则必然造成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下降。这种因为农业活劳动投入量过多而造成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偏低，实际上是属于不充分就业。这就说明了，对我国这样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在农业部门中，仅仅节约劳动时间是不够的，还必须把富余的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领域，才有可能使农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对农业生产要素(诸如土地、劳力、资金)的配置起着调节作用。根据边际效益递减规律，假设土地的边际效益递减了，就会有资金(技术装备的货币形态)来替代它。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就在于优化要素配置，但就我国农村当前的实际情况看，相对于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劳动力价格甚为低廉，而其他相对稀缺的要素价格则是较为昂贵的，从而使得劳动力要素很难被替代出去。由于土地(包含耕地)是不可能增加的，而劳动力则随着人口的增加而不断增加，使得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近年来不仅没有提高，反而趋于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农业生产连社会平均利润率都产生不了，资金也就很难进入农业领域，在农业中物化劳动替代活劳动，资金替代劳动力的机制，也就很难形成。
本来，在难以改变我国土地资源短缺的条件下，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进而增加农民收入的另一条途径，就是通过转移剩余农业劳动力和土地使用权的流转，重新调整农业生产经营规模，让留在农业领域的劳动力拥有足够的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商品率的土地。但是，由于现阶段我国城乡非农业部门的扩张，还不可能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将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全部吸纳，这就很难在短时间内为实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创造必要的环境条件。与此同时，我国是个人多地少的国家，人地关系相当紧张，对于大多数地区的农民来说，除了土地，还没有其他稳定的生活保障手段。土地既是农民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又是农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进一步说，在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情况下，耕地所承担的农民福利保障功能，远远“超越”了耕地所承担的生产要素功能。在耕地福利化趋势下，公平原则必然高于效率原则。这就必然极大地限制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综上所述，当前制约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和农民收入增加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要素的流动不能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由于市场取向改革目标还汉有到位，市场体系发育还很不完善，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还没有完全消除，使得农村严重过剩的生产要素(主要指劳动力)流不出去，农村甚为稀缺的生产要素(如资金、技术和人才)流不进来，一句话，正常的生产要素流动严重受阻。这是近年来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难以提高、农民收入增长趋于缓慢以及农村经济发展不快的根本原因。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继续深化市场取向改革，彻底打破城乡分割的传统格局，真正地把自、平等权和发展权还给农民。回顾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的历程，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即中国农村必须经历三次深刻改革，才有可能引导农民最终走上富裕的道路，从根本上解决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三农”问题。第一次是从僵化的农村体制下解放出来，把生产经营启还给农民；第二次是从极其有限的土地中解放出来，在农村地区发展二、三产业。这两次变革已经基本上完成，现在正经历着第三次变革，即从传统的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实现城乡一体化，使农民同市民一样，享有平等的生存权和发展权。
二、统筹城乡发展与壮大县域经济
从理论上说，要解决三农问题，就必须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而如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呢?党的*报告有个突破性的提法，这就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这是很有针对性的。长期以来，我国政府一直是重视解决“三农”问题的，但为什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呢?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过去对“三农”问题的熟悉以及寻找解决“三农”问题的途径，仅仅把眼光局限在“三农”本身，即就“三农”论“三农”。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这个新的提法突破了传统的就农业论农业、就农村论农村、就农民论农民的旧框框，站在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来考虑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但是，最近又出现一种倾向，即有些同志把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简单理解为跳出“三农”抓“三农”：即解决农业问题靠工业化；解决农民问题靠市民化(把农民变市民)；解决农村问题靠城镇化。这种观点有对的一面，但还不够全面。正确的提法应当是：跳出“三农”抓“三农”与立足“三农”抓“三农”相结合。从我国国情出发，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和加快城镇化进程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关系，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假如农村经济繁荣不起来，城镇化进程就不可能加快，假如忽视了农业和农村自身的现代化，“三农”问题也不可QB得到解决。所以，党的*大报告在论及“三农”问题时，是用两句话来概括：即“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加快城镇化进程”。这就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集中表现。
对于处于发展中国家的我国来说，相对于城市，农村所蕴藏的潜在力量要大得多。只要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不管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如何，在农村这个辽阔的区域内，总是蕴藏着比城市丰富得多的可供利用的初级产品、劳动资源和自然资源。不仅如此，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由单一的农业经济向多部门、多层次、多功能的经济结构的转变，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和农村现代化的逐步推进，在农村区域内将会集中全国相当一部分工业、商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旅游业和其他服务业，农村经济的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农村经济的繁荣，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整个国民经济的繁荣。这是由中国的具体国情所决定的。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年末预告统计，2003年全国乡镇企业将实现增加值36600亿元，支付劳动者报酬9000亿元(农民人均910元)，吸纳就业人员13500万人(占农村劳动力比重超过28%)。从总体上说，我国县域经济还是以农业和农村经济为主体的经济，也可以说是农村经济的基本单元。这就决定了县委、县政府要把农村工作作为各项工作的中心，县域经济要以农村经济为中心。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三农”问题，其落脚点应放在县、市，这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最直接操作平台。还须指出，县域处于城乡结合部，是城乡汇合点，因而应该成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环节。与城乡协调发展相比，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是站在更高的层次上，强调的不仅仅是城乡共同发展，而且是城乡相互融合，以城带乡，以乡促城的互动式发展。从实际解决“三农”问题以及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考虑，县(市)这个层次具有不可代替的作用。首先，作为宏观和微观的结合部，在发展规划的制定、经济结构的调整、产业开发重点等一系列发展重大问题上，县(市)都具有相对的、较大的自；其次，作为承上启下的行政治理层次，具有比较完备的治理职能，Q8够有效地调整县域内各产业之间的关系，统一各部门的力量，兼顾县(市)、乡(镇)、村三个层次，履行统筹、协调、组织、服务功能，统揽县域经济发展全局。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始终坚持“强省先强县(市)”的原则，走出一条专业市场、块状产业和小城镇建设相互促进，发展县域经济的独特路子。2000年浙江省全省38个县、24个县级市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310亿元，占全省的71%；财政收入达283亿元，占全省的43%。2003年，浙江省农村有2／3劳动力从事二、三产业，农民纯收入增量中有80%来自非农产业。县域经济的发展和壮大，不仅迅速推动浙江省成为全国的经济大省、经济强省，其在全国的排位，从第十二位进入前四位，而且显著提高了全省劳动者的就业水平和收入水平。浙江省农民收入增长幅度连续18年居全国第一，这正是发展县域经济的结果。
三、统筹城乡发展与小城镇建设
长期以来，在城市化问题上存在着熟悉上的偏差，即认为城市化是为了解决现有城市建设发展速度问题。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改革开放25年来，我国一直把城市化的重心放在城市自身的建设上，虽然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规模都有很大发展，城市居民生活水平也有显著的提高，但城市化程度却明显滞后，究其原因就在于忽视了农村自身的发展以及在农村自身发展的基础上促进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这就涉及到党的*大报告所论及的“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实质是什么?我们认为，最根本的一点，就是指它是和解决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换句话说，城镇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实现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逐步优化城乡人口结构，为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创造所必需的环境条件。假如说，以往发展大中小城市，是在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下运行的，始终没有顾及“三农”问题的解决，甚至是以损害“三农”为代价；那么，当今的小城镇建设则是着眼于解决“三农”问题的。也就是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所指出的“发展小城镇是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大战略”。当前我国“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核心是收入问题；收入问题的核心是就业问题；就业问题的核心是城镇化滞后。从党的*大报告的体系看，关于加快城镇化进程的要求，都是结合着繁荣农村经济的内容提出来的。
小城镇是一个区域性概念，从狭义的小城镇概念出发，小城镇既有城市的特征，又有乡村的特征。小城镇具有城市的特征，指的是它是以一个中心点为依托，以中心至辐射点为半径所构成的区域网络。所不同的是小城镇的辐射点是四周的村。换句话说，小城镇最大的特点是建立在四周乡村的基础上，作为小城镇中心的镇，它的形成、发展与四周乡村发展的特点，乃至兴衰有着密切的关系。改革开放20多年来，蓬勃发展的小城镇已经成为区域性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担当起带动广大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任，在农村居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变革中发挥着越来
越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富裕起来的农民，要求既有丰富的物质生活，又得有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享受到城市的文明。而小城镇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小城镇建设，日益配套的文化、教育、卫生、娱乐等设施，极大地丰富了农民精神生活，提高了农民的素质。小城镇的发展是缩小城乡差别的重要因素。作为我国广义城市的重要构成部分的小城镇，不仅仅是大小城市功能的自然延伸，而且往往是当地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因而是联结大中城市和农村的桥梁。因此，小城镇不仅要发展成为吸纳和接收大城市功能辐射的地区，同时也要建设成为具有一定辐射和带动能力的农村区域经济文化中心。
对中国来说，发展小城镇是个大战略，也是逐步变农村为城镇、变农民为市民的动态过程。这个过程是与农村工业化、农民职工化、市民化相互交织、同步运行的过程，是城乡经济发展、农村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其基本动力则是农村工业化。反过来，小城镇建设又会大大推动农村工业化的发展和农村社会的进步。在过去的相当长时间，中国一直停留在农业社会，农民太多是其贫穷的根源，要让农民富裕起来，就要让农民减少下去。不把农民变非农民，中国就无法实现现代化。而小城镇分布于广大农村之中，既具有农村的某些优势，又能发挥城市的一定功能，只要建设得好，对四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引力是相当大的，可以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栖息地和向城市化过渡的前沿阵地。况且，随着小城镇的发展，还可以逐步提升为小城市、中等城市。最近几年，国家城建部门在重视大中城市建设的同时，已经开始把重点放在巩固、提高现有小城镇方面，并在这个基础上建设起一批起点较高、经济和社会效益俱佳的新型小城镇，逐步形成以中心城市为依托、县城为龙头、小城镇为网络的城镇化体系。这就是理想的中国特色的城镇化之路。
第9篇：三农问题的理解范文
土地作为不可再生的资源，其有限性是显而易见的。但就是这么仅有的土地，还没有被有效地利用，最大化地发挥其价值，每年造成的土地流失也不容小觑。更何况农村城市化后，土地更是寸土寸金。另外，现在的农村耕地的非规范性也是农村耕地的有效面积并不是最佳的。每家农地处于不同的分散状态，不利于综合的管理和整体的作业。甚至会因为一些非良田的土地浪费和沦为草地，甚至是流失等现象。这样更是会造成能耕地的利用率下降。因此，的提出是必然，殡葬改革也是中的一个部分，当需放上日程。殡葬的传统做法，其用地是主要的土地占用现象之一，因此改革势在必行。3.时代要求与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使然农村问题的解决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问题，三化协调下的制度改革和体制创新是新型农村农民农业的必经之路，所以为了加快城乡一体化的进程，在服务业尤其是殡葬业也要在体制和质量上赶超。
二、对殡葬改革的哲学反思
认识到殡葬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和改革的必要性以后，殡葬作为相关部门的一项管理工作，不仅是对当地全体村民的管理，也是对更好地提前实现三农问题的有效解决，缩小城乡二元结构的差距，使农村城镇化目标早日完成，更是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贯彻和执行。管理的低效率情况随处可见，管理者自身的水平和素质及其决策和执行力在新农村的建设中起到至关重要的地位，而且还要良好的和村民进行协调组织和控制，甚至在条件成熟后根据当地的区域特色和地域特点做出恰当的创新和改革。
（一）政策本身的完全理性化与人文习俗的感性之间的矛盾理性的政策制定严重违反了管理理论中的人本管理和人本理念，甚至各种殡葬改革措施中都忽略了人文因素的作用，才导致各个地区尤其是偏远农村地区，对那些“偷埋”后的丧户做出“掘坟挖墓”“起尸火化”，甚至到死者家中强制性巨额罚款和搬运农民自家值钱的物件等不合人性的行为。这二者之间的矛盾一方面是政策的硬性和实施的灵活性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也是执行者的目的与人民大众的想法之间的矛盾。政府作为管理者，其强制性的执行行为，既是像计划经济时期对上级政策策略的严格执行，这种严格说明其对上级指示的敬畏和贯彻执行的力度表现得非常到位和彻底。但是对于强制执行这种政策本身来说，先不说中国传统中对殡葬的重视，就这种完全和百姓对着干的政府，似乎完全有违政府的一贯宗旨：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同时其本身的政治目的也使服务性的行业核心发生了质的变化。不仅表现在对相关的管理理论的宗旨的违背，还利用批判的角度来分析说明理论在实践中的弊端，这样就使政府管理工作出现和人民意志相背离的现象。如：出现乱收费，没有固定的收费标准；以罚代葬的现象严重；服务完全不以服务对象的意志为中心，反而成了滥用权力和强制措施的“代言人”，对于相关的需要结合政策的实施的措施置之不理，主要表现在需要建立的农村公墓或者骨灰堂没有真正的实行和建立，甚至在建中还出现资金缺失而搁置的现象。同时，对于本地区文化的忽视，以及农民的信仰不闻不顾，执行者只一味的追求高火化率，但“二次棺埋”的现象屡禁不止。由此，首先，应该树立一个客观的态度，就是所有变革就像分娩一样痛苦，都会存在各种的问题和矛盾。其次，社会主义社会是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主要前提的，因此以人为本必须从对待人们的方法和态度，以及充分认识到这个群体进行沟通。这就关系到不仅是对相关文件和思想，进行耐心的讲解和启发使农民自己认识到问题和相关政策的合理性和真正惠民之处。而不是低沟通率，如：一些文件只是打印好贴在农家的院外墙上；即使在开村民大会的时候还总是一味地念文件，枯燥而让人生厌，有些地方百姓甚至不能明确地理解和领悟。第三，行政人员自身也要时刻进行反思和反馈。
（二）人的虚伪排场与实事求是之间的矛盾。中华传统的孝和“入土为安”的传统思想的关系存在严重的知行不一。从古至今，人总是虚伪的在意周围人的眼光和看法甚至一辈子都在满足别人而让自己虚伪的活着。古代传统思想对于孝的解释，总是觉得葬礼办的排场很大，坟墓修的很辉煌，就是对逝者的重视和孝。其实古代很多帝王更是畏死而修建更加宏大的建筑群，墓地或者祠堂越是修建的好就是对先人的尊重，对逝者的缅怀。现代人对于孝的做法，大多也是受制于传统的做法，即使意识到殡葬改革的必要性，可还是顾虑到邻里乡亲的看法和舆论而不愿意首先实行改革的政策，也害怕留下不孝的印象。其实作为一种现实的人存在，人们在辩证唯物的认识社会传统习俗的同时，还是从实际出发，结合着人类文明发展的脚步，在政策的人性化和灵活性的基础上，逐渐实现殡葬事业的改革。但是人们是生活在21世纪的，是要辩证唯物的客观认识问题，并实事求是的解决问题。因此，只有通过人们自己，从心理上真正意识到并在现实实践中灵活的变通，才能实现理性与感性的有效结合并合理的解决问题。
三、结论和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