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创新概念界定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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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科技创新概念界定范文

【关键词】 科技创新能力； 评价指标； 模糊综合评价法

中图分类号：F27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937（2014）16-0072-05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国际经济环境正发生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在为我国企业提供更多机遇的同时，风险与挑战也接踵而至。全球化以及信息时代的到来为依靠资源优势竞争的传统模式划上了句号，企业之间的竞争已不仅是规模和效益上的较量，更是科技创新能力的角逐。在同质化的社会生产中，企业只有不断进行科技创新、增强科技创新能力，才能在激烈的全球竞争浪潮中脱颖而出。科技创新能力要提升，衡量指标要先行，企业科技创新能力的评价和度量已成为当前研究的重点和难点。

一、企业科技创新能力相关概念界定

（一）企业科技创新的概念

科技创新源于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研究，是技术创新深化与发展的必然。科技创新内涵的外延较广，其概念在目前尚未有一个公认的明确界定，常常被误认为与技术创新和自主创新等同。常东坡等（2005）认为，要从本质上界定科技创新的概念，首先要认清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他指出，科技创新是科学创新与技术创新的总称，两者相辅相成，科学创新为技术创新奠定理论依据，技术创新则为科学创新提供了更高水平的研究工具和手段。基于复杂巨系统理论视角，宋刚（2009）认为科技创新是科学研究、技术进步与应用创新这个“三螺旋结构”协同演进的产物，其内涵由知识创新、技术创新以及信息技术引领的管理创新三大子体系共同构成。

综合各学者的研究，本文认为，科技创新是原创性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的有机综合，是一个通过学习新知识、采用新的生产技术和组织管理模式、开发新产品或提供新服务，从而实现对资源进行新的优化整合的过程。企业的科技创新具体内涵包括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是一个以基础性科学研究的知识创新为先导、应用性技术变革的技术创新为核心和组织制度变革的管理创新为支撑的体系结构。

（二）企业科技创新能力的内涵

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涉及多要素和多层级，对其内涵的理解可从以下两个维度进行考量。

一是科技创新要素维。企业科技创新需要多种创新要素的综合参与，包括主体行为要素和客体整合要素。在企业层面，科技创新主体行为要素包括管理层、研发部门、协作部门等。其中，研发部门是核心主体，管理层是发起源，协作部门是支撑保障。科技创新客体整合要素是所有参与科技创新配置的资源总和，它包括科学理论知识、创新工具和创新生产要素。其中，科学理论知识是基础，创新工具是载体，创新生产要素是客观要求。科技创新主体只有通过积极的创新行为，对创新客体进行有效整合，才能保证科技创新活动的顺利进行与完成。R.Burgelman等（2004）指出，企业的创新能力主要由资源配置能力、行业适应能力、技术能力和管理能力四大要素构成；吴贵生（2000）将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分为投入能力、研发能力、生产能力、营销能力、管理能力和综合性能力六个要素，并以此构建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二是科技创新过程维。科技创新是一个涉及到科学研究、技术开发、成果转化与扩散的过程，这一过程同时还涵盖了管理、商业等因素。随着对创新理论的不断深入研究，发现科技创新的过程主要遵循两种模式。一种是“长链创新”模式，这一创新模式始于基础研究阶段，而后向应用研究发展，最后终于市场实现；另一种模式是“短链创新”，该模式在借鉴已有理论和技术的基础上，越过基础研究阶段，而直接始于开发阶段研究，进行深度开发。Chiesa等（1995）基于企业的创新过程，指出企业的创新能力包括意识生成、产品开发、技术支持、创新管理等，并以此构建了企业创新能力审计体系；吕一博等（2011）以创新发起能力、创新实现能力和创新推广能力构建了中小企业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基于以上两维度的综合考量，本文认为，企业科技创新能力是指企业在某一科学技术领域具备发明创新的综合实力，具体内涵包括潜在创新能力、创新投入能力、创新管理能力和创新产出能力，如图1所示。

二、企业科技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一）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

企业科技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既要遵循评价指标体系的一般要求，又要充分考虑到企业科技创新能力的实际情况。由于企业科技创新能力的内涵丰富，为了进行全面科学的评价，在构建企业科技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时，应遵循科学性与实用性相结合、系统性与主导性相结合、导向性与可操作性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原则。

（二）指标体系的主要内容

通过对影响企业科技创新能力的各因素进行系统分析，以评价目标为基础，结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构建企业科技创新评价指标体系，主要包含了潜在创新能力、创新投入能力、创新管理能力和创新产出能力四大类一级指标，并依据企业科技创新能力的特殊性，于一级指标下设置二级分指标。

1.潜在创新能力指标

潜在创新能力是一项基于企业当前所拥有的资源状况，反映企业未来科技创新能力水平的指标，是企业科技创新能力的构成基础。具体包括以下三个因素：

（1）工业总产值

工业总产值=本期生产成品价值+对外加工费收入+自制半成品及在制品期末期初差额

工业总产值是以货币表现的企业在报告期内（一年）生产的工业产品总量，反映了企业的经济表现。该指标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一个企业当前的经济实力，是企业进行科技创新的经济基础。科技创新活动是有风险的，企业的经济基础越深厚，其进行科技创新的可能性就越大，获得成功的几率也就越高。

（2）净利润增长率

净利润增长率=(当期净利润-上期净利润)/上期净利润×100%

净利润增长率代表企业当期净利润比上期净利润的增长幅度，反映了企业盈利能力的大小。该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业未来进行科技创新活动的续航能力。净利润增长率越高，代表企业经营状况越好，后期的科技创新活动就越趋于稳定。

（3）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

科学家和工程师是科技创新活动的具体实施者，是企业科技创新活动的人才基础。科学家人数的多少反映了企业所掌握的科技创新理论的扎实与否，工程师人数规模的大小则反映了企业科技创新实践能力的高低。该指标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企业未来可能的科技创新成果。

2.创新投入能力指标

创新投入能力考核的是企业创新资源要素的直接投入水平。科技创新投入是企业科技创新的核心，也是企业科技创新过程中最为关键的一步。创新投入能力是企业科技创新的源泉，是企业科技创新能力的技术前提和基础。具体包括以下四个因素：

（1）科技活动投入

科技活动投入=研究与开发活动投入+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应用活动投入+科技服务活动服务

科技活动投入是企业开展科技创新活动的支撑力量，是推动科技创新运行的客观源泉，贯穿了科技创新从研发到应用的整个过程。

（2）研发经费投入强度

研发经费投入强度=研发经费/销售收入×100%

研发经费投入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的投入。研发经费投入强度是一个相对指标，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企业进行自主研发的意愿强度和投入水平，反映出企业对研发的重视程度。按照国际公认标准，企业在该比例达到3%时只能维持生存，达到6%才具有国际竞争力。

（3）技术改造经费支出

技术改造经费支出指企业进行技术改造而发生的费用支出。技术改造指企业在原有技术（工艺、产品）的基础上结合新的科技成果进行深度开发，用先进技术改造落后技术，提高产品质量、促进产品更新换代，从而实现新的经济增长。

（4）研发人员投入强度

研发人员投入强度=研发人员总数/企业职工总数×100%

研发人员是企业科技创新活动最直接的主体，是推动科技创新运行的主观源泉，是创新投入能力的人力基础。

3.创新管理能力指标

创新管理能力是指企业从整体上、战略上和机制上组织实施科技创新的能力，是企业科技创新能力的支撑和保障力量。创新资源要素投入到科技创新活动后，还需要对其进行有效的配置管理，创新管理运行效率的高低关系到企业科技创新活动能否得以维持。该指标具体包括以下四个因素：

（1）企业家创业创新精神

企业的科技创新过程要经历决策实施实现三个阶段。决策一般是由企业家作出，企业家越是具有创业创新精神，其对科技创新的倾向程度就越强，决策投入的创新资源的规模和水平就越高。

（2）创新战略规划的完善程度

创新战略规划是指对企业科技创新活动进行战略管理。企业是否针对科技创新活动制定了战略规划，以及该战略规划期的长短体现了企业对科技创新活动的重视程度。一份完善的创新战略规划，能有效地指导企业科技创新活动的展开。

（3）创新项目管理的完善程度

项目管理是指企业运用各种相关知识、技能、方法和工具等管理方法进行的管理活动，其目标是为了满足项目有关各方对项目的期望。一项科技创新活动需要企业多个部门的参与，如果没有一个专门的部门对其进行协调和管理，往往会形成多头领导，以致创新效率低下。

（4）创新机制的健全程度

创新机制是企业科技创新活动有序化运行的体制框架，是企业科技创新的体制保障。创新机制可分为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分别对企业的科技创新活动起着正强化和负强化的作用。

4.创新产出能力指标

创新产出能力是衡量企业科技创新能力高低最为直接、重要的指标，是企业科技创新活动效果的集中体现。该指标具体包括以下四个因素：

（1）论文著述发表数

该指标反映的是企业的科技创新理论成果，是衡量企业知识创新水平的重要指标。员工著述的多少是企业对原创性科学研究重视程度的直接体现。

（2）专利拥有数

专利拥有数指企业所拥有的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的总数，是企业的研发成果。该指标反映了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水平，是衡量企业研究与开发能力的重要指标。

（3）专利技术转让收入

专利技术转让收入指企业将自有的专利、专有技术通过合同的形式授权其他企业使用所获得的收入。该指标反映了企业研究与开发的直接获利能力。

（4）新产品销售收入占产品销售收入的比重

新产品销售收入占全部产品销售收入的比重=新产品销售收入/全部产品销售收入

该指标衡量的是产品创新对整个销售收入的贡献程度，反映了企业科技创新的投入效果。

（三）指标体系的确立

遵循企业科技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依据上述指标体系结构框架，可以系统地确立企业科技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三、企业科技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评价模型

在企业科技创新能力的综合评价中，往往会涉及到大量的复杂现象和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且存在定性指标不易量化和定量指标边界不清的问题，使得评价过程中出现模糊现象和模糊概念。因此，本文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企业科技创新能力进行综合评价。基于模糊综合评价法（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FCE）的企业科技创新能力评价，其思路是利用模糊数学的基本理论将模糊信息定量化，通过构造等级模糊子集把反映企业科技创新能力的模糊指标进行量化，然后利用模糊变换原理对各指标进行综合评价，具体步骤如下。

（一）确定评价对象集

U=企业科技创新能力

（二）建立因素集U

即把能反映企业科技创新能力情况的主要指标构成一个集合，这里使用上面提出的四个指标：U={U1，U2，U3，U4}。其中U1=潜在创新能力，U2=创新投入能力，U3=创新管理能力，U4=创新产出能力。

（三）确定模糊评判等级评语集V

V={强，较强，一般，较弱，弱}，即对企业科技创新能力评价可能出现的各种结果所构成的集合。目的是在综合考虑所有影响因素的基础上，从评语级中选出一个最佳评价结果。

（四）权重赋值

一般来说，各个指标的重要程度是不同的，为了反映各因素的重要程度，对每个指标Ui应赋予一定的权重。因为企业科技创新能力评价是一个多属性评价决策问题，本文结合层次分析法（AHP）和专家意见法，运用AHP专业软件Expert Choice 11.0进行自动运算，最终确定指标权重。主因素层指标权重：?琢=｛0.096，0.277，0.160，0.467｝；子因素层指标权重：?茁1=｛0.540， 0.163， 0.297｝、 ?茁2 =｛0.236，0.461，0.168，0.135｝、?茁3 =｛ 0.174， 0.137， 0.266，

0.423｝、 ?茁4 =｛0.093， 0.254，

0.177，0.476｝。

（五）一级模糊综合评价

从子因素集中单独取出一个指标通过专家评判法进行评价，以确定评价对象对评价集Ri的隶属程度（例如，对于某企业科技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子因素层指标U11，有30%的专家认为强，20%的专家认为较强，25%的专家认为一般，20%的专家认为较弱，5%的专家认为弱，则对U11的评价可得到一个评价集r11= {0.30，0.20，0.25，0.20，0.05}）。由此可得子因素层指标模糊关系矩阵Ri。

Ri=ri11 ri12 ri13 ri14 ri15ri21 ri22 ri23 ri24 ri25ri31 ri32 ri33 ri34 ri35ri41 ri42 ri43 ri44 ri45

根据模糊关系矩阵Ri和子因素层指标权重向量?茁i，可以得到一个模糊综合评价的数学模型，表示为Wi=?茁i・Ri={wi1，wi2，wi3，wi4，wi5}（i=1，2，3，4），其中Wi为模糊评价向量，・为模糊算子。

（六）二级模糊综合评价

构造主因素层指标评价矩阵R。

R=W1W2W3W4=W11 W12 W13 W14 W15W21 W22 W23 W24 W25W31 W32 W33 W34 W35W41 W42 W43 W44 W45

根据模糊关系矩阵R和主因素层指标权重向量?琢，可以得到一个模糊综合评价的数学模型，表示为W=?琢・R={w1，w2，w3，w4，w5}，其中W为最终评价隶属向量。为了便于分析，可对模糊评价向量Wi进行归一化处理，最终，W'={w1'，w2'，w3'，w4'，w5'}。一般来说，可以根据最大隶属原则，选取数值最大的wi'对应的模糊评判等级评语集V中的等级即为某企业科技创新能力评价等级。

考虑到最大隶属度原则可能使信息丢失较多，可将评价集数量化表示，对其进行赋值V=（强，较强，一般，较弱，弱）=（90，80，70，60，40），进而计算企业科技创新能力评价的总体加权评分为Z=90×w1'+80×w2'+70×w3' + 60×w4' + 40× w5'。最终，如果评价结果w' = { 0.108， 0.344，

0.241，0.227，0.080 }，则Z = 90×0.108+80×0.344+70×0.241+60×0.227+40×0.080=70.93，其总体加权评分大体上接近70分，因此，从加权平均角度来看，该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评价水平为“一般”。

四、实例应用

本文以大连市金州新区30家不同行业和规模的企业为例，对所构建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进行验证，评价结果如表2所示。

五、结论

根据该评价结果，从总体上看，大连市金州新区企业科技创新能力总体处于“较强”水平，这与该区区域创新的战略布局密切相关。从评价总分上看，最高分为85.65分，最低为42.70分。由此可见，各企业的科技创新发展很不平衡，有待于进一步加强。总之，该指标体系及其评价模型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评价结果基本上全面反映了大连市金州新区企业科技创新能力的状况，具有较强的可靠性。

【参考文献】

［1］ 常东坡，赵国杰，王树恩.当代科技创新的特点与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5（4）：67-69.

［2］ 宋刚.钱学森开放复杂巨系统理论视角下的科技创新体系［J］.科学管理研究，2009（6）：1-6.

［3］ 黄保强.创新概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4］ 吕一博，苏敬勤.“创新过程”视角的中小企业创新能力结构化评价研究［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1（8）：58-64.

［5］ 孙国蕊，方德英.领先企业科技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及应用［J］.价值工程，2008（9）：44-48.

第2篇：科技创新概念界定范文

关键词：技术创新 动力机制 研究方法

一、引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一体化进程，让世界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调整，我国企业面临的市场环境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改变。一方面，国外企业在我国市场的活动频率日益增加；另一方面，我国企业在研发、生产、销售和贸易等领域获得的国际化空间更加广阔。由于我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相对欠缺，参与国际化竞争对我国企业来说，机会与挑战并存。

加入WTO使得我国企业在技术创新上的短板更加明显，依靠廉价劳动力和消耗生产资源为主导的粗放式发展模式逐渐行不通，我国企业要想实现向高附加值产业转变，企业自主技术创新是一条必经之路。梳理国内外关于技术创新动力的研究，一方面可以为我国学者进行相关研究提供借鉴；另一方面也能为推动我国企业技术创新提供理论指导。

二、技术创新理论的初步研究

“创新”这一概念最早出自经济学家熊彼特的理论，熊彼特最初给出的创新的概念外延很大，他认为：创新就是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以期获取更大的利润价值，这种“新组合”包括引进新产品、引用新技术、开辟新市场、控制原材料新的来源和实现一种工业新的组织。他多次对技术创新动力进行了分析，但没有提出完善的技术创新动力模型。

英国萨塞克斯大学科学政策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在推进SAPPHO项目时，以熊彼特关于企业技术创新与企业发展的相关理论为基础，提出了相对系统化的企业家创新模型――熊彼特创新模型I。然而，这个模型的显著缺陷在于把技术创新看作一个外生变量，从而导致其研究结论的说服力降低。1942年熊彼特进一步发展了其技术创新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核心作用的观点，认为大企业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和创新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一观点被经济学家菲利普斯概括为熊彼特创新模型Ⅱ。

近代关于创新思想的研究，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及的自然科学在技术进步中的作用，马克思认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来源于三个方面：“源于发挥着作用的劳动的社会性质，来源于社会内部的分工，来源于智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随着对创新研究的不断深入，20世纪50年代以来，理论界对创新的研究逐步集聚于技术创新，技术创新作为一个研究分支从熊彼特的广义创新概念中分化出来。

三、技术创新动力机制的研究

（一）技术创新概念界定

20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发起并组织对技术创新的研究，1969年的研究报告《成功的技术创新》指出：“技术创新是一个复杂的活动过程，是从新思想和新概念开始，通过不断解决各种问题，最终使一个有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新项目得到实际的成功应用”。我国学者对技术创新的概念内涵研究有不同看法。清华大学傅家骥教授等（1992）认为，技术创新是企业家在追求商业利润的过程中产生的，是一个涵盖了科技、组织、商业和金融等一系列活动的综合过程。国家经贸委对技术创新的定义是：技术创新是与新技术（含新产品、新工艺）的研究开发、生产及商业化有关的技术经济活动。

（二）技术创新能力评价

美国曾经采用专利记分卡的形式对参与其技术产权市场竞争的世界各国企业进行创能能力评价，评价指标包括技术实力、专利数量、技术生命周期、科学联系和当前影响指数等。我国学者陈劲（2002）的研究认为，小公司往往能够实现突破性创新，而大公司一般习惯于渐进性创新，并从价值体系和资源分配两个维度出发，提出了基于模糊综合评价分析法的突破性技术创新识别方法。我国学者毛维青等（2012）认为技术创新能力结构要素包括R&D能力、组织能力、资金投入能力、制造能力和市场营销能力五个方面。

（三）技术创新能力影响因素

Walton通过分析信息专家在技术创新团队中的重要性分析，认为信息专家通过其提供的专业知识，能有效帮助团队推进技术创新。这与King & Anderson（2002）的研究成果是一致的。徐维祥（2002）指出企业技术创新的外在拉力主要是市场需求，企业技术创新的前提是其主体性，企业技术创新的内在动力是创新的持续性，企业技术创新的外在诱导是政府政策环境。李浩（2012）研究认为，知识价值的实现是技术创新成功的前提条件，学习型文化、组织距离、群体激励、知识差距和信任水平等影响知识价值转化的条件，间接对技术创新形成间接影响。

（四）技术创新与企业绩效的关系

国内外研究普遍认可技术创新能够提升企业绩效。Bosworth & Rogers（2001）基于托宾的Q理论，研究了澳洲企业的科研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科技创新能有效提高企业绩效，企业的科研投入与企业绩效正向相关。薛红志（2006）指出，企业推进突破性创新的主要措施包括鼓励员工自发创新，并将其制度化；结构分离和重点对待承担创新任务的组织部门；开展部门之间的合理化竞争。王同律（2011）认为技术创新能够使企业得到三种方式的增长：常规增长、超长增长和持续增长，持续不断地技术创新能给企业带来“隐性”的持续增长。

四、技术创新方法的研究

关于技术创新方法的研究，国外主要形成了以欧美、俄罗斯和日本为主的三大流派。欧美派系以美国为首，在研究上讲究思维的自由性，把创新视为想象、直觉、灵感等思维活动的综合，如美国创造学奠基人亚历克斯？奥斯本提出的头脑风暴法；俄罗斯在技术创新上十分注重严谨和科学，他们认为创新是建立在客观规律和组织有序的思维活动基础上的，这一点受前苏联创新方法研究第一人――阿奇舒勒的影响较大；日本的技术创新是在对信息的收集和处理的基础上进行的，因而其实用性较强，理论性和系统性显得相对薄弱。

我国技术创新方法的研究起步较晚，研究方法也从借鉴国外研究方法向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创新方法转变，随着国家对技术创新的重视，成立了一批科研机构，高校开设技术创新课程，新的科研成果不断涌现，技术创新热潮正在逐步覆盖全国。梳理当前的研究，发现采用系统动力模型的技术创新研究颇多，这主要是由于技术创新的许多影响因素难以直接量化，须借助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五、述评

技术创新是近些年国内外的研究热点之一，国外研究起步较早，研究理论和实践较为丰富；我国的研究和实践水平相对偏低，还处在丰富和完善阶段。但是，纵观目前的国内外研究，整体呈现出研究内容趋于同质化、研究方法较为缺乏、研究方法欠缺严谨、学科研究之间缺乏融汇贯通等不足之处。

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基本原理显示，发展中国家如果不能塑造出资本的产出和形成机制，不能促进低端制造业的成功升级，就很容易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而不能自拔。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经济发展的后发优势正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丧失，依靠模仿制造的发展模式逐渐受阻，日后的经济增长将会越来越强调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性。

参考文献：

[1]计军恒.2007.基于技术创新的企业价值增长及其评估研究[D].杨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傅家骥.2000.技术创新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3]李浩，韩维.2012.大型企业集团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第3篇：科技创新概念界定范文

本文首先分析了知识经济的内涵和特点，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从六个方面应对知识经济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即加大科技投入，实行科技兴贸；加快适应网络贸易，大力拓展国际市场；发展服务贸易，拓展服务贸易的人力资本要素；营造环境，培育本土跨国企业；加快贸易法律建设，协调国际经贸关系；加大教育力度，重视人才培养。以期对有关方面进行决策提供依据。

知识经济的内涵及特点

（一）知识经济的内涵

1962年，美国经济学家费里茨·马克卢普根据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社会发展和产业机构调整的背景，提出了“知识产业”的概念。1996年，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国际组织文件中第一次正式使用了“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knowledge-BasedEconomy）这个新概念。如今，知识经济与国际贸易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它们之间关系主要体现在：一方面知识经济体现了一个国家科技进步的水平，决定了所在国的国际贸易发展水平；另一方面则体现在国际贸易对科技进步的促进与推动作用上。知识经济已对国际贸易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并对这一概念的内涵作了界定；知识经济就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资源近乎耗竭、环境危机日益加剧的时代，它发展的指导思想是科学、合理、综合、高效地利用现有资源，同时开发尚未利用的自然资源来取代已近耗竭的稀缺自然资源。

（二）知识经济时代我国国际贸易的新特点

随着全球化经济的不断融合与发展，国际贸易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和发展趋势。这种新特点与发展趋势无不与知识经济的特征有着内在的互动关系。作为全球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我国国际贸易发展也呈现出自身的特点。纵观我国2005年以来的贸易额不难看出，我国已经成为一个具有一定全球影响力的贸易大国，是继美国、德国后的第三大贸易国。但是，要真正从贸易大国转变为贸易强国，还需要很大一段路要走。产品附加值低、抵抗危机能力差、出口商品竞争力弱等问题无不显露出我国国际贸易缺乏竞争力的弊端。

贸易摩擦升级成为过去几年国际贸易出现的新特点。我国在过去几年里很好的履行了加入世贸的各项约定条款，按约定逐步开放各行业。但自我国加入WTO以来，贸易摩擦不但没有减低或减少，反而还有所增加或升级的态势。贸易结构单一化，主要出口多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品，成本低，产品附加值低，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产品的技术门槛低，技术含量少，进而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许多进口国对我国的反倾销诉讼。反倾销诉讼实际上是目前我国面临的贸易摩擦的最主要形式。同样，对于我国出口那些附加值高的电器类来说，由于缺乏必要的自主知识产权的保护，导致无法从中获得预期的高收益，这又从一方面暴露出我国在知识产权领域的弱点。

知识产权的保护又成为知识时代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当然，这与我国实际国情息息相关。我国的知识产权制度起步较晚，真正意义上开始建立并实行是在改革开放政策以后。当前，国内知名商标在国外被抢注屡见报端。因此，我国必须加强知识产权执法体系，强化我国知识产权的行政审批、宣传培训及学术研究，完善我国知识产权工作体系。除此之外，强化自主创新能力将成为我国提高国家竞争力和国际贸易竞争力的决定因素。事实上，科技创新的长足进步将会促进国家创新能力的全面提高与提升。

国际贸易应对知识经济的影响应采取的对策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除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之外，也带来了无限的机遇。如何迎接挑战，抓住机遇，以促进国际贸易、国内经济快速、健康发展是当前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峻课题。我们必须立足本国实际，认清我国国际贸易在知识经济发展中呈现出的新特点和新趋势，并采取相应措施，努力发展本国的国际贸易，进而推动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促进国民经济的快速、持续、健康的发展，提高中国的综合国力及国际地位。

（一）加大科技投入，实行科技兴贸

知识经济是以知识和技术为基础的经济活动，核心是知识的生产与创新。同时，知识的生产与创新又与科学技术的进步息息相关。在科技投入方面，我国目前的现状集中表现在科技投资严重不足，缺乏科技投入的长效机制，缺乏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政策导向力，这些都极大地阻碍了我国知识经济的发展。当务之急是要营造良好的科研环境，树立广大科技工作的创新意识，建立发掘、培养、保护高级人才的长效机制，促进产学研的结合，推动科研院校进入企业或实行企业合作经营。因此，在知识经济时代，科技进步成为决定竞争能力高低的根本性因素，也是我国外贸能否制胜的关键。我们必须牢牢树立起创新意识、积极创造条件培养高技术人才，加强校企合作框架下的“产、学、研”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实践，培养和激发高技术人才的创新能力，进而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与推广，加快传统产业的更新换代，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产业结构的升级与优化，从而提高国际竞争力。

（二）加快适应网络贸易，大力拓展国际市场

网络贸易必将成为未来国际贸易发展的趋势。加强对电子商务及网络贸易的宣传，提高人们对网络贸易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将是未来几年政府部门的工作重点，同时也应加强对网络贸易的规划和管理，科学、合理、有序的引导网络贸易的转型。这需要各级政府采取如下措施：首先，应加大投资，改善电信及网络设施等硬件环境，加速信息产业的建设力度，有序引导“产、学、研”向进出口企业的倾斜，促使基于网络贸易的信息产品的研制与开发。其次，应加快我国国际电子商务网络的建设步伐及适应为网络时代的高技能人才的力度，加快我国对外贸易的信息技术与国际间的企业贸易接轨。最后，还应制定适合未来网络时展的相关法律、法规，从制度层面促使网络贸易科学、合理、有序的发展。

（三）发展服务贸易，拓展服务贸易的人力资本要素

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对于国家的未来繁荣具有战略性的地位，我们应认识到加快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决定着国民经济现代化能否实现全面、健康的发展，具有提高经济国际竞争力及维护国际经济安全的重要战略地位。另外，发展服务贸易的同时，也应注重拓展服务贸易的人力资本。这要求我们应从教育投入和人力资源的开发两个方面入手。从本质上来说，决定一国服务贸易优势的根本性因素在于该国的人力资本状况。现代服务业属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服务业不仅能够吸纳大量闲散的剩余劳动力，创造经济效益，而且能够促使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从以上可以明显看出，人力资本和服务业之间存在着内在的有机的联系。我们只有抓住服务业国际化所提供的历史机遇，进一步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创造必要的环境来推进人力基础设施的完善。

（四）营造环境，培育本土跨国企业

我国目前的现状是跨国企业数量少，规模小，国际地位偏低。我们要改变这种现状必须营造良好的经营环境，推动企业的重组和优化，培育和组建一批中国式的跨国公司，实施“走出去”的战略，进而实现分享国际分工利益，带动和实现我国经济健康、快速的发展。知识经济时代国际贸易主要是以跨国公司为主体，并且随着国际市场分工与协作趋势的加剧，国际竞争也主要在跨国公司之间展开。因而，一国参与国际竞争能力的高低，实际主要体现在该国跨国公司的竞争力的强弱上。通过营造环境，实施“走出去”的战略节能型跨国公司经营，组建中国式的跨国公司，不仅是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及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也是参与国际竞争的大环境。通过营造环境，鼓励和支持一批有实力、有竞争力的企业实行跨国经营直至成立跨国公司，也可通过采取合资、兼并等多种形式开展资源开发、即时经济合作及贸易加工等跨国经营。

（五）加快贸易法律建设，协调国际经贸关系

知识经济时代的国际贸易竞争将日益激烈，由此而来的纠纷与矛盾也将随之增多。近年来，我国虽然已出台了一些涉及国际贸易领域的重要法律和法规，但面对国际环境的日益复杂化，有些法律和法规也越来越凸显出落后、缺乏时效性、可操作性差甚至欠缺等弊端。加快外贸法律的建设速度，加大涉及国际贸易领域的立法，强化现有贸易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度应是当前当务之急。这些措施将会为我国对外贸易营造良好的环境，促使对外贸易健康稳定的发展。当然，在解决与纠纷过程中也要积极参与国际经贸关系的协调。如经济参与和推动地区、区域经济合作，参与和推进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建设，进而促进国际经济协调机制的完善。

（六）加大教育力度，重视人才培养

科技是知识的内化，高素质人力资本是贸易发展的重要要素。知识经济时代的竞争实际上是知识的竞争，而知识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世界各国都在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力度，以求得在国际竞争中占据领先地位。根据资料显示，知识的扩展速度和影响领域已明显影响到国际贸易的速度和成败。发展中国家对教育的重视度及资金投入力度方面都不如发达国家，这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如何在未来的发展中，加大教育力度，重视人才培养应该成为我国各级政府深思熟虑的关键性问题。

第4篇：科技创新概念界定范文

关键词：国学 创造潜能 培养路数

同志在纪念共青团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殷切期望广大青年，“希望坚持开拓创新。”因为“创新是时代的主旋律。我们面对的是日新月异的世界，我们从事的是前无古人的事业，创新是掌握民族发展命运的关键之举，是战胜各种风险挑战的致胜之道。青年最具创新热情和创造潜力”。广大青年“一定要大力发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有那么一种勇立潮头的浩气，有那么一种超越前人的勇气，有那么一种与时俱进的朝气，立足岗位、立足实际，讲求科学、讲求方法，把创新潜能充分发挥出来……为推动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贡献聪明才智”。

作为一名普通的大学生党员，我注意到总书记在讲话中多次提到一个关键词——“创新潜能”。何谓创新潜能？又如何才能在国学学习中更好地发挥我们青年的“创新潜能”呢？

一.国学经典中的相关思想与实践

国学经典中关于“创新潜能”的论述甚多，诸如：

《论语》创造性地提出“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教育思想，强调教育必须在学生思考的状态下进行，必须能“举一隅”而以“三隅反”。

《孟子》鲜明地提出“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的主张，强调有思想地学习，主张学生思维的创新。

《荀子》的作者荀况则是中国古代创新思想的践行者。他不仅继承了孔孟思想的精华，而且创造性地提出“性恶论”，与他的祖宗们信守的“性善论”截然相反，在先秦百家关于人性的论断中独树一帜。他认为凡是善的、有价值的东西都是人努力的产物。其影响及价值不亚于数百年后伽利略从比萨斜塔上抛下的那个铁球。

战国末期秦国思想家吕不韦则旗帜鲜明地提出创新变革的主张：“故治国无法则乱，守法而弗变则悖，悖乱不可以持国。世易时移，变法宜矣。……变法者因时而化。是故有天下七十一圣，其法皆不同；非务相反也，时势异也。故曰：良剑期乎断，不期乎镆铘；良马期乎千里，不期乎骥骜。夫成功名者，此先王之千里也。”其言掷地有声，让人警耸。如此等等。

二.“创新潜能”的三个要义

创新潜能或创造潜力，就其本质来说，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曰归纳思维力。在《辞海》中“创造力”（creativity）被解释为：“对已积累的知识和经验进行科学的加工和创造，产生新概念、新知识、新思想的能力。”这里的加工和创造主要依赖于演绎和归纳这两个思维的最基本的方法。演绎是“由一般到特殊”，而归纳则相反——“从特殊到一般”，即从种种事实实验的分析中，归纳出一个新的东西（规律、结论）。目前存在着过分强调演绎思维而忽视归纳分析的倾向。学理科者会花很多时间引导人推公式学公式运用公式进行演算，过分强调思维的系统性、完整性和严密性，其后果是人的思维越来越受到束缚，最后虽然考了好分数，却只能在常规理论指导下演算解题而不敢有大胆的创新。事实上我们今天用的注释的“理论”如“定理”或“定律”恰恰大多由归纳得出的，如物理学上的基础定律“万有引力”定律，化学上的元素周期律的发现等，因此我们应在教育中有意识地强化对人归纳思维能力的培养。

二曰直觉力。任何创造发明都需要“苦干”，“嚼得菜根，做得大事”。但仅凭苦干又不够，还需要有“巧干”。什么是“巧干”？没有统一模式，有时也可以说是“灵感”或“直觉”吧。丁肇中先生认为“直觉是非常重要的”。美国药理学家穆拉德教授也认为：“构成创造力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做完全与众不同的事情。”而这“与众不同”即是创造，它是我们在直觉之后巧干获得的认知与才华，其过程一般为“质疑——直觉——创造”。因此，我们应该有意识地培养这种“直觉力”，有意识地鼓励人勇于思考大胆质疑，有意识地培养人的辩证思维求异思维，让他们敢想敢说敢为，敢为天下先，敢为前人之所不为和不能为，敢于否定前人否定书本，只有这样，他们当中才会不断地迸出灵感之火才会涌现创造之才。

三曰个性张力。当今世界教育有三大发展趋势，一是科学技术教育与人文素质教育的结合，二是基础性教育、发展性教育与创造性教育的结合，三是统一合格教育与个性特长教育的结合。这说明，当今教育强调多样与个性的和谐统一。个性是创造的基础，创新的教育理念更突出强调人的主动性。在承认各人都是特殊的独一无二的基础上尊重各人的自由发展，它要求我们摒弃过去那种长时间内过分强调统一规格以致束缚思想扼杀个性的做法。杨振宁教授在比较中国人与美国人时说，中国人普遍讲来有一个特点，就是兴趣比较窄，还有一个就是胆子比较小。这与我们的教育过分强调统一有关。现在的教育过分强调依纲靠本，材统一目标统一要求统一进度统一考试甚或统一练习，人自我发展的空间时间太小太少，根本谈不上兴趣的培养和个性的发挥。杨教授在他的《20世纪两位物理大家的风格》一文中曾引用唐朝诗人高适的“性灵出万象，风骨超常伦”来概括他所盛赞的奠定了今天原子分子结构基础的英国物理学家狄拉克，认为“不只是他的物理学”“他的为人也有独特的风格”，并认为“每一个画家、音乐家都有他自己独特的风格。也许有人认为科学是研究事实的，与文艺不同，其实二者是一样的。”创新性教育理论认为每一个人都有其独特个性，每一个人的学习方式都是其独特个性的体现，每一个人都应有自己的独特的学习方式。因此我们的课程应遵循每一个人的学习方式的独特性，积极探索个性化的教育方法和教育模式，为人构建开放的学习环境，鼓励他们形成自己的个性与风格，培养创新精神和创新力。

三.“创新潜能”的国学培养路数

一方面，要建立“创新潜能”培养模式。

近代中国的社会发展和文化发展历史表明，全盘西化是不可能的，全盘苏化是失败的，全盘儒化是不现实的。当今的国学教育，应当充分结合时代精神，决不能仅限于书本。

由此，需要转变教育观念。在进行国学教育“以人为本”思想的积极改造和内涵提炼的同时，构建当代学生在本质上具有可塑性的态度、理念和立场。尤其是在当代学生的道德修养上，要加强古代德育知识的传授，发挥传统人文精神楷模的示范作用，并且赋予时代意义，弘扬民族精神，充实学生人文素质的主旋律，构建学生正确的世界观。

美国前教育部长泰洛尔·贝尔（TERRELL BELL）曾说：“关于教育，有三件事要牢记：一是动机，二是动机，三还是动机。”我们应充分落实人的主体地位，激发人积极思维，鼓励人大胆地提出问题并发表见解，甚至质疑传统文化中的问题。努力运用研究性学习的理念，掌握以下列学习模式：求知的欲望——自我感悟的空间——总结的能力——创新的思维

另一方面，要增强人的自主创新意识。

创新才华决定于创新的能力，创新能力决定于我们在教育的过程中对人创新意识的培养。人的自主感或自我决定感的需求对他们学习的内在动机有很大影响，这种影响决定着他们创造潜能的发挥，是发展与创新的前提。

充分调动、引导、发挥和提高人文素质构建的主体性和自觉性，尤其要使学生做到外在道德规范与内在心理欲求的统一，掌握立志、内省、笃行、迁善等自我道德修养的方法，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道德诉求和价值取向，激励学生努力践履和实现人生目标，使自我道德修养在日常道德行为中不断升华。

为此，一要给人以自主选择的空间。当有几项不同的学习活动达成同一目标时，允许人自己从中做出选择。当课堂教育过程不是关键环节时，让人选择决定如何实施此过程。只要有可能，给人提供机会，让他们决定完成任务的时间、地点以及顺序。

二要给人以自主发展的环境。营造安全的心理环境，在这种环境中人愿意冒险做出决定。保护人不受他人的嘲弄和批评，提醒他们错误是学习过程中必须而自然的一部分。当人的行为必须受到限制时，多花些时间对受限制的原因做出解释。当行为受限制时，承认有冲突的情感。承认有冲突的情感会让人知道，他们的思想和感情会被理解。当必须要求或限制行为时，有效的控制要限定在最小的范围内。

三给人以胜任感。只要有可能，鼓励人使用个人目标设定的方法，来界定、管理、实现自我认定的目标。寻找和战胜挑战的欲望是学习内在动机的核心（美JAMESP·RAFFINI语）。尽量避免因人的行为而给予“对错好坏”的评价，而是让他们对自己选择的结果负责。

先秦至明清的大多数思想家都推崇“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创新潜能”的发挥不能一味依赖于外在的给力，我们自身的努力也很重要。传统文化是历史遗留在每个国人灵魂深处的精神遗产，我们既不能选择也不能摆脱。面对现实，在继承传统文化精髓的基础上，要大胆吸收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弘扬科学理性和科学精神，用科学社会主义文化整合我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的科学创造精神，使其优势嫁接和共融互补，这是提高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创新能力的一种合理而有效的选择。

第5篇：科技创新概念界定范文

新经济的到来必将全面影响企业统计的各个领域，要求人们以全新的理念，重新诠释企业统计，深刻领悟新经济给企业统计带来的冲击与挑战。统计以提供有用的信息为目标，在新经济时代统计信息与企业更是紧密相连的。统计对于企业发展战略的研究和制定，为各项职能管理提供必要的信息，为防范和化解风险，发挥其预警作用，新经济时代统计信息是影响企业管理层决策成败的关键。新经济是人类经济发展史中前所未有的改革型经济。作为新经济时代核心的改革体系是一个从国际到国内、从市场到企业、从科技到产品、从管理到营销等全方位的整体概念。新经济对统计提出了新的要求，与创新经济相适应，统计的成功将取决于统计的改革，要求企业统计确立新的思路，提出新的对策。企业统计改革主要体现为：一是统计观念的改革，着重体现统计对象、统计内容、统计方法和统计手段的改革。充分反映出在新经济环境下企业统计“为谁统计、统计什么和如何统计”等问题。二是统计制度的和统计管理体制的改革，新经济环境下，企业统计机制应摆脱政府统计部门的行政管理，建立独立的企业综合信息型统计系统，以企业为核心，以市场为依托，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企业经营管理的信息需求为目标，推进企业统计信息化的高效运行。三是统计理论的改革，统计理论改革是在结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基础上逐步实现与国际主流经济统计理论的融合和接轨，与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理论相结合，使统计理论更加科学。建立符合中国实际、满足新经济发展需要的企业统计理论，加强统计理论的改革性、市场性和量化分析等。

扑面而来的新经济浪潮使企业统计内涵有了新的扩展与诠释，使企业统计改革成为必然。在新经济时代，我们充分体会到新经济给企业统计带来时代的变革，以创新的精神完善和发展企业统计，新经济是高科技为核心的创新经济，它迫切需要具有改革意识、现代化知识、高素质的统计人员从事企业统计工作。使企业统计充分满足企业管理的需要，为企业可持续、和谐的发展发挥巨大的作用。?

正文

新经济（new economy）一词最初起源于美国，进入21世纪,新经济一词被广泛使用。尽管在界定其定义时出现了多种解释,但在新的世界经济格局和高科技背景下，新经济的本质性内涵主要体现为“信息化、网络化、知识经济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特征。新经济的实质就是：以高科技创新并由此带动信息技术革命，促成知识经济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到来。新经济是人类经济发展史中前所未有的以高科技为基础的改革型的经济。

一、新经济对企业统计的挑战

新经济作为一种全新的基于最新科技和人类知识精华的经济形态，已经成为一个新时代的全新概念，引起全世界的重视。新经济的到来，对我们现有的工作与生活方式、生产与经营方式、学习与思维方式等都将产生重大的影响。新经济是一个信息化、网络化、全球化、改革化的新的经济模式，新经济的到来必将全面影响企业统计的各个领域，要求人们以改革的理念，重新诠释企业统计，深刻领悟新经济给企业统计带来的冲击与挑战。

统计以提供有用的信息为目标，在新经济时代统计信息与企业更是紧密相连的。统计对于企业发展战略的研究和制定，为各项职能管理提供必要的信息，为防范和化解风险，发挥其预警作用，新经济时代统计信息是影响企业管理层决策成败的关键。新经济是人类经济发展史中前所未有的改革型经济。作为新经济时代核心的改革体系是一个从国际到国内、从市场到企业、从科技到产品、从管理到营销等全方位的整体概念。新经济对统计提出了新的要求，与创新经济相适应，统计的成功将取决于统计的改革，要求企业统计确立新的思路，提出新的对策，要在统计观念、统计制度、统计管理体制、统计理论上实现改革。

二、新经济环境下企业统计的改革

（一）统计观念的改革

新经济首先给我们带来的是观念变革，它要求我们打破传统统计观念的束缚，以新的理念形成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符合新经济发展需要的现代统计观。我们需要在观念上有哪些改革呢？笔者认为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

1、统计服务对象的改革

企业统计是为谁统计呢？我国的企业统计起源于五十年代，是以苏联的统计理论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在计划经济时期，企业统计作为计划经济的附带部分始终是官方统计的基层报表单位，其服务对象是政府。计划经济时期官方统计和企业统计服务的对象是一致的，都是以政府为主体。官方统计把企业统计作为自身的基础，以一套表的制度形成自上而下布置、自下而上的层层上报的统计模式，服务的主体都是政府。服务的目标都是为国民经济提供不同层次的统计资料，为政府提供经济调控中所需要的经济运行总量与结构变动、以及经济运行状态的统计信息。尽管在计划经济时期企业统计也有过多次变革，但统计服务对象始终是政府，也就是说企业统计一直是为政府统计的。

进入市场经济，随着政企的进一步分开，企业已逐渐地成为独立的经济实体，经济行为已不再是听命于政府的指令，已经具备了独立性和主体利益追逐性。因此，企业统计目标也适应其变化，逐步形成全方位为企业生产经营管理提供内外部信息的独立的统计目标,其目标服务的对象则是企业本身。企业统计不应再隶属于政府，从而使企业统计和官方统计形成相互独立的两个统计体系。由于在企业内官方统计与企业统计尚未截然分离为两种独立统计，其主体未能彻底分开，因此在很大的程度上官方统计依然依靠企业统计报表作为主要的资料来源，从而形成了在企业内部两种统计行为的并存。这种并存在有计划商品经济以及市场经济初期为整个国民经济的统计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新经济下，这种并存则表现出统计体制改革滞后于企业机制的转换，其表现为统计主体行为方式不确定性，并导致部分统计信息的失真，从而影响了统计工作的质量。

在新经济下，由于官方统计和企业统计的统计主体不同和统计目标的不同，从而导致行为方式不同。作为官方统计行为，在搜集企业信息时，应尽快摆脱对企业报表的依赖，更多地依靠自身的统计力量以及依靠民间的统计机构力量，采用适当的调查方式和科学的估算方法，以获取客观真实的统计信息，其统计行为直接对政府负责。并能从根本上抑制虚假统计行为，能够有效地提高统计质量。作为企业统计行为，应摆脱官方统计的束缚，尽快建立适合本企业的统计行为方式，其统计行为只对本企业负责，其目标服务的对象就是企业，具体包括企业的决策者、管理者、投资者、债权人、合作者、供应商和客户等。

2、企业统计内容的改革

企业统计什么呢？企业统计工作过去以企业内部信息为主，其统计内容主要是对劳动成果的核算、劳动要素投入的核算、资金存量与流量核算以及投入产出的分析等内容。其作用只是对企业内部活动的描述，对外部环境缺少必要的认识。在新经济环境下，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到来，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后，世界经济格局和国内经济环境的变化都将和企业息息相关，使企业竞争日起全球化、白热化。高科技带来的信息化和网络化以及知识经济的到来，也给企业发展带来了不可多得的机遇和更为严峻的挑战。这就要求企业统计内容适应新经济的时代要求，满足新经济下企业经营管理的全面需要。

市场经济要求企业放眼于整个市场，积极拓展企业统计的空间范围，增加企业外部环境统计。而新经济要求将企业将外部环境扩展到世界经济领域，对企业所面临的国内外资源环境、社会环境、市场环境、人文环境、法律环境以及体制环境等信息加以分析和考核，不仅对环境的现状进行了解，还要针对环境未来的变化趋势进行研究和判断。企业外部环境因素是复杂多变不可抗拒的因素，这些要素有的是确定的，带有规律性；有的是偶然的，带有随机性；有的是显性的，有的是隐性的；有的是硬环境，可以定量分析，有的是软环境，不可定量分析。新经济使世界范围内各国、各地区的经济相互交织、相互影响，融合成统一的整体，形成全球统一市场。高科技下的信息化、网络化及知识经济又使全球性市场格局日新月异、竞争激烈。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则要求企业统计以新的理念扩大视野、放宽口径，以大统计、大信息量为宗旨，积极拓展企业统计的空间范围，增加外部环境统计,形成全面有效的企业统计信息系统。

新经济环境下，企业统计内部信息内容也面临着变革。除了传统的成果统计、条件统计、存量与流量统计以及投入产出统计等内容外，应进一步体现出新经济信息特征。如反映高科技含量的设备科技水准统计、产品升级换代周期统计等；反映知识经济的人才创造力统计、无形资产统计等；反映信息化、网络化的企业虚拟运作统计、电子商务统计等；反映人本主义的企业凝聚力统计、企业文化统计以及反映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资金筹措力统计、资金增值力统计、企业对资源与环境影响统计、环境成本统计、企业创新能力统计等等。

3、企业统计方法和统计手段的改革

如何进行企业统计呢？传统的企业统计分析方法以描述统计为主，调查方法基本采用全面调查，极少采用推断统计方法。新经济环境下统计方法和统计手段应体现统计信息化和现代化的改革意识，实现统计方法和统计手段的改革，以增强企业统计的时效性和准确性。统计的过程是统计调查、统计整理和统计分析三大环节连接的过程，是与广泛的经济信息打交道的过程，因此，企业统计信息的采集、处理以及分析方法和手段面临着改革。

（1） 统计调查方法和手段的改革

新经济环境下，由于企业内部要素和外部环境因素的多变性，企业要想及时捕捉各种有效信息，仅仅依靠全面调查是远远不够的，特别是对外部环境信息的采集应该更多地采用非全面调查。因此，企业应建立以抽样调查为主的统计调查体系，在采集企业内部信息时，凡是没必要采用全面调查或者根本无法进行全面调查的，均宜采用抽样调查，在采集企业外部初级信息时必须完全采用抽样调查。

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网络应用的普及，对信息的记录、保存和交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是信息的记录和保存方式已由传统的纸载逐步转变为磁载和光载，使企业能够建立大容量的数据库。二是网上信息交流拉近了人们之间的空间距离，增加了信息交流渠道。企业统计调查作为经济信息的收集过程，必将受到这种高科技所带来的影响。调查手段开始使用信息技术收集数据，如开发功能性强的互联网调查方案，资料的取得越来越多地通过电子网络来进行。建立统计调查网络平台，在系统内进行高效的统计数据信息传输，在系统外能与社会网络有效对接。

（2）统计整理方法和手段的改革

传统的企业统计加工整理是将采集的信息分门别类地设置统计台帐并加以汇总，其工作过程是以手工操作为主。新经济环境下，现代信息技术给统计整理手段带来巨大的变革，数据库系统的存储、检索、统计功能取代手工统计加工整理工作，实现统计信息加工整理的现代化、科学化、规范化。在高频率、快节奏、瞬息万变的信息社会，统计要想很好地满足社会对其信息的需求，除了进行及时、准确、完整的统计调查外，还必须进行快速、科学、有效的统计加工和因此，我们要把现代信息技术与统计加工整理相结合，建立企业数据库系统，以数据库系统的存储、检索、基本统计功能取代手工统计加工整理工作。

（3）企业统计分析方法和手段的改革

新经济环境下统计分析方法应能够适应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传统的以描述统计和静态分析方法为主的统计模式无法满足时代的需要了，应该增加现代统计预测方法、决策方法和综合评价方法，加强企业统计的推断能力和动态分析能力。

发达的信息技术和健全的电脑网络系统以及强大的运算能力和存储能力使统计分析工作与数据的采集和整理三大环节同步进行，从而大大缩短统计工作链，极大提高统计效率。新经济环境下，现代企业统计借助于统计分析软件（如spps、sas、eview、statica等）可以充分进行深层次的数据挖掘，为企业全方位、多层次地提供优质服务。

4、统计信息源的改革

由于我国部门、行业和社会组织统计间还没有形成相互合作、相互服务的良好机制，企业统计单兵作战，造成了很多丰富的统计信息资源未能得到有效的开发利用。传统的企业信息来源主要依靠自身的统计机构来获得，企业内部统计机构主要完成内部信息的采集。在新经济环境下，企业外部信息采集成为企业统计工作的重要内容，面对庞大而又复杂的外部环境信息的采集，企业内部统计机构就显得力不从心了，特别是中小企业更是无能为力了。因此，在加强企业内部统计工作建设的同时，还要充分开辟其它的信息源，充分利用统计市场的资源，比如利用民间的调查公司、利用高校的统计力量、利用政府的调查机构，同时还要积极收集各种渠道的二手数据，充分扩展信息渠道，使企业统计在信息化的社会环境里发挥巨大的作用。利用现代网络技术建立有自己特色的统计网络平台，实现统计调查手段的现代化，建立信息调查网页，使统计在线调查日常化，便于企业能够随时掌握一些常用的信息。

统计观念改革实质就是企业统计“为谁统计、统计什么、如何统计”这三个基本观念的改革，随着新经济的不断发展，统计观念也必将随之不断的改革，逐步适应新经济的发展和要求。

（二）统计制度、统计管理体制的改革

统计制度、统计管理体制改革是提高统计生产力、改进统计生产方式的关键。新经济不仅促使人们的统计观念变革，同时也对统计制度、统计体制改革提出了时代的要求。新经济要求统计制度与统计体制以解放统计生产力、适应现代化管理为宗旨，建立健全现代化统计制度与统计体制，全面满足现代化企业统计的需要。

1、企业统计制度的改革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我国企业管理体制、经营方式、组织形式、运行机制等均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从我国企业统计制度改革历程来看，明显地滞后于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多数企业统计依然沿用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统计制度，把企业统计只理解为统计报表制度下的企业统计，对现代企业统计的职能缺少充分的认识。即使有的企业管理者意识到了这一点，但由于现实统计制度的束缚，未能使企业统计发挥出应有的作用。由于现实的统计制度是两种统计行为并存，即企业统计和官方统计并行于企业中，形成相互独立的两个统计体系。现行的企业统计制度使企业统计对企业经营管理者决策的参考作用就有所减弱，或者说就没有发挥过太大的作用。其主要表现为企业统计模式属于报告式统计，以满足官方统计报表为主，对企业自身管理的需求不足。因此，企业管理者容易产生两种倾向：一是漠视企业统计，企业管理者认为企业统计只是为了完成上级布置的报表上报任务，将其视作工作中的负担。因此，以应付的心态对待企业统计，造成统计数据的偏差。二是过分“重视”企业统计，由于企业统计是上报数据，企业领导特别是国企领导将统计数据视作政绩，以权定数、虚报瞒报，造成统计数据的偏差。

新经济环境下，企业内部的两种统计行为并存的统计制度已经严重制约了统计职能的发挥，一方面使官方统计数据真实程度受到影响；另一方面又使企业自身统计工作受到干扰。因此，现代企业统计应该是相对独立的自我需要的信息型统计。而政府在搜集微观统计信息时，对待大型企业宜采用垂直在地统计方式，对待中小企业则利用民间独立统计机构，以抽样调查的方式获取企业的统计信息。这样，既能较为有效地保证官方统计数据的真实性，同时也使企业统计从统计报表制度中解脱出来，能够更好地为企业服务。

2、企业统计管理体制的改革

现行企业统计体制在较大的程度上还依然延续着计划经济时期的体制，政府与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统计部门作为政府的组成部门，对企业实行统计工作方面的领导职能。

市场经济下企业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法人实体，企业的统计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完全是企业自己的行为，政府无权干预。新经济环境下，企业统计机制应摆脱政府统计部门的行政管理，建立独立的企业综合信息型统计系统，以企业为核心，以市场为依托，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企业经营管理的信息需求为目标，推进企业统计信息化的高效运行。

（三）统计理论改革

传统的统计理论以统计指标为主，忽略定性研究与定量分析的结合，统计分析理论停留在统计指标的结论性的总结和简单的描述性的分析。缺乏定量分析和推断分析，量化分析停留在较低处理层次。新经济环境下，统计改革应该以统计理论改革为先行，为统计实践活动提供理论上的指导。统计理论改革是在结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基础上逐步实现与国际主流经济统计理论的融合和接轨，与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理论相结合，使统计理论更加科学。建立符合中国实际、满足新经济发展需要的企业统计理论，加强统计理论的改革性、市场性和量化分析等。

（四）培养具有创新精神、改革意识的高素质统计队伍

新经济是高科技为核心的经济，它迫切需要具有改革意识、现代化知识、高素质的统计人员从事企业统计工作。现代化企业统计人员应具备基本素质是：

1、具有现代统计专业知识和理论基础知识。

2、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和应用能力。

3、具备熟练的计算机操作能力、信息处理能力和网络运用能力。

4、具有较高的外语水平并熟悉国际统计惯例。

5、具有现代统计改革意识。

6、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分析能力。

扑面而来的新经济浪潮使企业统计内涵有了新的扩展与诠释，使企业统计变革与改革成为必然。在新经济时代，我们充分体会到新经济给企业统计带来时代的变革，以改革的精神完善和发展企业统计，使企业统计充分满足企业管理的需要，为企业可持续、和谐的发展发挥巨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董逢谷，陈惠琴，胡清友. 企业统计学[m].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6月.

2、柳杰民等. 市场经济下企业统计改革的探讨[j]. 南京经济学院院报2003年3期.

第6篇：科技创新概念界定范文

关键词：知识经济　国际贸易　影响对策

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基础上的经济形态。随着知识经济特征的逐渐显现，全球国际贸易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和特征。从知识经济的内涵和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来看，现代经济增长更多的取决于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的水平。为适应知识经济的要求，我国必须加快创新外贸体制和对外贸易战略，强化技术创新力度，加速产业技术进步与产业机构升级，促进国际贸易健康、快速的发展。

本文首先分析了知识经济的内涵和特点，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从六个方面应对知识经济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即加大科技投人，实行科技兴贸；加快适应网络贸易，大力拓展国际市场；发展服务贸易，拓展服务贸易的人力资本要素；营造环境，培育本土跨国企业；加快贸易法律建设，协调国际经贸关系；加大教育力度，重视人才培养。以期对有关方面进行决策提供依据。

知识经济的内涵及特点

(一)知识经济的自涵

1962年，美国经济学家费里茨・马克卢普根据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社会发展和产业机构调整的背景，提出了“知识产业”的概念。1996年，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国际组织文件中第一次正式使用了“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这个新概念。如今，知识经济与国际贸易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它们之间关系主要体现在：一方面知识经济体现了一个国家科技进步的水平，决定了所在国的国际贸易发展水平；另一方面则体现在国际贸易对科技进步的促进与推动作用上。知识经济已对国际贸易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并对这一概念的内涵作了界定；知识经济就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资源近乎耗竭、环境危机日益加剧的时代，它发展的指导思想是科学、合理、综合、高效地利用现有资源，同时开发尚未利用的自然资源来取代已近耗竭的稀缺自然资源。

(二)知识经济时代我国国际贸易的新特点

随着全球化经济的不断融合与发展，国际贸易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和发展趋势。这种新特点与发展趋势无不与知识经济的特征有着内在的互动关系。作为全球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我国国际贸易发展也呈现出自身的特点。纵观我国2005年以来的贸易额不难看出，我国已经成为一个具有一定全球影响力的贸易大国，是继美国、德国后的第三大贸易国。但是，要真正从贸易大国转变为贸易强国，还需要很大段路要走。产品附加值低、抵抗危机能力差、出口商品竞争力弱等问题无不显露出我国国际贸易缺乏竞争力的弊端。

贸易摩擦升级成为过去几年国际贸易出现的新特点。我国在过去几年里很好的履行了加入世贸的各项约定条款，按约定逐步开放各行业。但自我国加入WTO以来，贸易摩擦不但没有减低或减少，反而还有所增加或升级的态势。贸易结构单一化，主要出口多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品，成本低，产品附加值低，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产品的技术门槛低，技术含量少，进而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许多进口国对我国的反倾销诉讼。反倾销诉讼实际上是目前我国面临的贸易摩擦的最主要形式。同样，对于我国出口那些附加值高的电器类来说，由于缺乏必要的自主知识产权的保护，导致无法从中获得预期的高收益，这又从一方面暴露出我国在知识产权领域的弱点。

知识产权的保护又成为知识时代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当然，这与我国实际国情息息相关。我国的知识产权制度起步较晚，真正意义上开始建立并实行是在改革开放政策以后。当前，国内知名商标在国外被抢注屡见报端。因此，我国必须加强知识产权执法体系，强化我国知识产权的行政审批、宣传培训及学术研究，完善我国知识产权工作体系。除此之外。强化自主创新能力将成为我国提高国家竞争力和国际贸易竞争力的决定因素。事实上，科技创新的长足进步将会促进国家创新能力的全面提高与提升。

国际贸易应对知识经济的影响应采取的对策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除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之外，也带来了无限的机遇。如何迎接挑战，抓住机遇，以促进国际贸易、国内经济快速、健康发展是当前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峻课题。我们必须立足本国实际，认清我国国际贸易在知识经济发展中呈现出的新特点和新趋势，并采取相应措施，努力发展本国的国际贸易，进而推动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促进国民经济的快速、持续、健康的发展，提高中国的综合国力及国际地位。

(一)加大科技投入，实行科技兴贸

知识经济是以知识和技术为基础的经济活动，核心是知识的生产与创新。同时，知识的生产与创新又与科学技术的进步息息相关。在科技投入方面，我国目前的现状集中表现在科技投资严重不足，缺乏科技投八的长效机制，缺乏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政策导向力，这些都极大地阻碍了我国知识经济的发展。当务之急是要营造良好的科研环境，树立广大科技工作的创新意识，建立发掘、培养、保护高级人才的长效机制，促进产学研的结合，推动科研院校进入企业或实行企业合作经营。因此，在知识经济时代，科技进步成为决定竞争能力高低的根本性因素，也是我国外贸能否制胜的关键。我们必须牢牢树立起创新意识、积极创造条件培养高技术人才，加强校企合作框架下的“产、学、研”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实践，培养和激发高技术人才的创新能力，进而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与推广，加快传统产业的更新换代，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产业结构的升级与优化，从而提高国际竞争力。

(二)加快适应网络贸易，大力拓展国际市场

网络贸易必将成为未来国际贸易发展的趋势。加强对电子商务及网络贸易的宣传，提高人们对网络贸易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将是未来几年政府部门的工作重点，同时也应加强对网络贸易的规划和管理，科学、合理、有序的引导网络贸易的转型。这需要各级政府采取如下措施：首先，应加大投资，改善电信及网络设施等硬件环境，加速信息产业的建设力度，有序引导“产、学、研”向进出口企业的倾斜，促使基于网络贸易的信息产品的研制与开发。其次，应加快我国国际电子商务网络的建设步伐及适应为网络时代的高技能人才的力度。加快我国对外贸易的信息技术与国际间的企业贸易接轨。最后，还应制定适合未来网络时展的相关法律、法规，从制度层面促使网络贸易科学、合理、有序的发展。

(三)发展服务贸易，拓展服务贸易的

人力资本要素

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对于国家的未来繁荣具有战略性的地位，我们应认识到加快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决定着国民经济现代化能否实现全面、健康的发展，具有提高经济国际竞争力及维护国际经济安全的重要战略地位。另外，发展服务贸易的同时，也应注重拓展服务贸易的人力资本。这要求我们应从教育投入和人力资源的开发两个方面入手。从本质上来说，决定国服务贸易优势的根本性因素在于该国的人力资本状况。现代服务业属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服务业不仅能够吸纳大量闲散的剩余劳动力，创造经济效益，而且能够促使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从以上可以明显看出，人力资本和服务业之间存在着内在的有机的联系。我们只有抓住服务业国际化所提供的历史机遇，进一步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创造必要的环境来推进人力基础设施的完善。

(四)营造环境，培育本土跨国企业

我国目前的现状是跨国企业数量少，规模小，国际地位偏低。我们要改变这种现状必须营造良好的经营环境，推动企业的重组和优化，培育和组建一批中国式的跨国公司，实施“走出去”的战略，进而实现分享国际分工利益，带动和实现我国经济健康、快速的发展。知识经济时代国际贸易主要是以跨国公司为主体，并且随着国际市场分工与协作趋势的加剧，国际竞争也主要在跨国公司之间展开。因而，一国参与国际竞争能力的高低，实际主要体现在该国跨国公司的竞争力的强弱上。通过营造环境，实施“走出去”的战略节能型跨国公司经营，组建中国式的跨国公司，不仅是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及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也是参与国际竞争的大环境。通过营造环境，鼓励和支持一批有实力、有竞争力的企业实行跨国经营直至成立跨国公司，也可通过采取合资、兼并等多种形式开展资源开发、即时经济合作及贸易加工等跨国经营。

(五)加快贸易法律建设，协调国际经贸关系

知识经济时代的国际贸易竞争将日益激烈，由此而来的纠纷与矛盾也将随之增多。近年来，我国虽然已出台了一些涉及国际贸易领域的重要法律和法规，但面对国际环境的日益复杂化，有些法律和法规也越来越凸显出落后、缺乏时效性、可操作性差甚至欠缺等弊端。加快外贸法律的建设速度，加大涉及国际贸易领域的立法，强化现有贸易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度应是当前当务之急。这些措施将会为我国对外贸易营造良好的环境，促使对外贸易健康稳定的发展。当然，在解决与纠纷过程中也要积极参与国际经贸关系的协调。如经济参与和推动地区、区域经济合作，参与和推进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建设，进而促进国际经济协调机制的完善。

(六)加大教育力度，重视人才培养

科技是知识的内化。高素质人力资本是贸易发展的重要要素。知识经济时代的竞争实际上是知识的竞争，而知识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世界各国都在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力度，以求得在国际竞争中占据领先地位。根据资料显示，知识的扩展速度和影响领域已明显影响到国际贸易的速度和成败。发展中国家对教育的重视度及资金投入力度方面都不如发达国家，这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如何在未来的发展中，加大教育力度，重视人才培养应该成为我国各级政府深思熟虑的关键性问题。

结论

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基础上的经济形态。在知识经济的背景下，国际贸易交易方式呈现多元化趋势，交易对象趋于高技术化等新的发展趋势和特征。为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带来的巨大挑战与无限机遇，我国必须调整对外贸易战略，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加快贸易法律建设与国际经贸关系协调力度，大力发展知识型服务贸易，推行网络贸易，营造良好环境，促进对外经济良性循环，进而推动国内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高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

参考文献：

1.南天文知识经济与国际贸易[J]商业经济，2009(1)

2.粟珍知识经济与我国国际贸易对策[J]广西社会科学，2003(12)

3.崔士民知识经济与我国国际贸易发展新变化研究[J]理论探讨，2008(4)

第7篇：科技创新概念界定范文

西方传统的主流经济学在考察经济发展或经济增长时，从不涉及生产方法的变革，它们所说的“经济发展”主要甚至完全是指人口、资本、工资、利润、地租等在数量上的变化，主要通过各种物质生产要素和技术的变化去说明生产率的变化和经济增长。保罗·萨缪尔森就说：“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必定安装在四个相同的轮子上，无论穷国还是富国。”这四个轮子或者说增长的要素就是：“人力资源”、“自然资源”、“资本”和“技术”。因而“总生产函数”的“数学表达式是：

Q＝AF（K，L，R）

其中Q＝产出，K＝资本对产出的贡献，L＝投入的劳动力，R＝投入的自然资源，A代表经济中的技术水平，F是生产函数”（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1999）。

在西方传统主流经济学的上述经济增长模型中，制度是被视为已知的、既定的外生变量而排除在外的，它并不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演进过程。也就是说，新古典经济学家在建立经济模型时，一般把明确界定的产权、完全且对称的信息和零交易费用当作暗含的假设。然而即使在最先进的经济中，这种过于苛刻的假设条件也是难以成立的。由此导致了新古典经济学在解释经济发展时，特别是在解释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或陷入停滞的原因时显得力不从心。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C·诺斯对此评价道：“新古典经济学在分析经济发展或经济史时，只有当它针对某一个时期或运用比较统计学，才能很好地说明某种经济的实绩，一旦用它来说明某种经济在整个时期的实绩时，它就不大济事了”（道格拉斯·C·诺斯，1991）。因此，正像约翰·M·凯恩斯曾预言的那样：“如果正统经济学有错误的话，其病不会在上层建筑，而在其前提之不够明白、不够普遍——上层建筑在逻辑上总是很少可非议的”（J·M·凯恩斯，1988）。

正是在批评并修改新古典经济学基本假定的基础上，罗纳德·科斯建立了制度分析理论，这一理论经过后来者的不断丰富、发展，形成了以新古典方法研究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新制度经济学。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诺斯在其一系列论著中系统地分析了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他在与罗伯特·托马斯合著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论述了“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道格拉斯·C·诺斯、罗伯特·托马斯，1989）。他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指出：“一种经济长期变化的主要来源是结构变迁，……结构变迁的参数包括技术、人口、产权和政府对资源的控制。政治—经济组织的变迁及其相应的激励效应是将结构变迁的所有来源理论化的基础，而且还有包含着有目的的人类活动的制度改变”（道格拉斯·C·诺斯，1991）。至此，以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建立了一个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该理论由于把产权结构、交易费用、有限理性的经济人、信息不对称以及国家（政府）、意识形态等因素作为内生变量纳入了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并且认为制度是影响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因而显示出与现实经济发展的更好契合。

事实上，早在19世纪，马克思所创立的经济学体系就是一个完整的制度分析框架。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派也承认，马克思是第一个研究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关系的经济学家。诺斯曾确认：“这里的一个例外是卡尔·马克思的著作，他企图将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结合起来。马克思最早阐述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是将技术限制与制约同人类组织的局限性结合起来所作的先驱性努力。”“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道格拉斯·C·诺斯，1991）。

当然，尽管都关注制度因素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但马克思的分析与新制度经济学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马克思依据唯物史观对生产力（经济发展）与社会制度变迁的辩证关系所作的表述是：“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马克思，1859）。可见，马克思研究的制度是包括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社会经济关系，其目的主要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揭示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客观历史规律，从而为无产阶级革命和解放事业提供理论和思想武器。但同时，马克思也并不否认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矛盾的自我调节，并认为这种自我调节虽然不能改变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但却能暂时缓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马克思与新制度经济学者所研究的制度范畴也有所不同。新制度经济学把制度区分为制度结构（或称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把支配具体交易的规则称为制度安排，而把社会基础性的规则称为制度结构，认为制度结构是制度安排的总和。新制度经济学家所说的制度基本是指制度安排。戴维斯和诺斯就认为：“制度安排可能最接近于‘制度’一词最通常使用的含义了”（L·E·戴维斯、D·C·诺斯，1991）。而马克思研究的侧重点则近似于新制度经济学所谓的“制度结构”及其根本变革。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家更关注制度安排，从根本上说，是由新制度经济学家的世界观所决定的，他们把资本主义制度看作是永恒的、合理的制度。同时，与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也有很大关系。他们生活在比较成熟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而且认为这种制度基本上是合理的、有效的，没有体验过、也不认为会发生社会制度层次或资源基本配置方式方面的根本变革，因而对他们来说，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动机去研究基本制度结构的变革。

可见，新制度经济学家把制度范畴作为决定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变量来加以研究，这无疑是一个进步，但从本质上他们还是把资本主义制度作为永恒的、合理的制度来看待的。这是我们在借鉴和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时必须要有的清醒认识。另外，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其不发达和不完善不仅体现在生产力方面，还体现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因此，研究制度的发展和演变的意义更为明显，而且这种研究必然不能仅仅局限于制度安排层面，而必然涉及资源的基本配置方式乃至社会制度方面的变革。

综上，本文认为，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社会经济制度，同时，制度是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制度既能促进经济发展，也能阻碍经济发展，使经济陷于停滞，甚至遭到破坏。因此，把制度因素排除在经济增长函数之外，是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对于正处于制度转型期，不仅各种制度安排不健全、不成熟、不协调，而且整个制度结构也在发展完善之中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就更是如此。

二、经济发展与创新

20世纪初期，约瑟夫·熊彼特提出的经济发展理论在西方经济学中也是独树一帜的。熊彼特把“创新”作为其“经济发展理论”的核心，认为“经济发展的根本现象”是创新。而“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生产手段的新组合”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现象”（熊彼特，1990）。熊彼特所说的“创新”、“新组合”或“经济发展”，包括以下五种情况：（1）开发生产一种新产品，或开发一种产品的新的特性；（2）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或经营方法，而这种新方法并不必须建立在新的科学发现基础上；（3）开辟新市场；（4）获得原材料的新供应来源；（5）实现生产或经营的新的组织形式。熊彼特认为，“创新”是一个“内在的因素”，“经济发展”是“来自内部自身创造性的关于经济生活的一种变动”。这样，熊彼特就把资本主义制度的演进纳入了经济发展的研究视野。

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或者说“创新理论”的特点是：（1）强调生产技术的革新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创新——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至高无上的作用。这与重视生产技术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是相似的。（2）强调“变动”和“发展”的观点，并采用了历史的方法；同时认为“创新”是一个“内在的因素”，“经济发展”是“来自内部自身创造性”的一种变动，从而又强调了社会经济制度作为“内在因素”的作用。（3）强调“企业家”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独特作用，把“企业家”看作是资本主义的“灵魂”，是“创新”、生产要素“新组合”以及“经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和推动者。这些观点在传统西方经济学中并不多见。

传统西方经济学从不涉及生产方法的变更，它们所说的“经济发展”主要甚至完全是指人口、资本、工资、利润、地租等在数量上的变化。而熊彼特则认为，“发展主要在于用不同的方式去使用现有的资源，利用这些资源去作新的事情，而不问这些资源的增加与否。”“不同的使用方法，而不是储蓄和可用劳动数量的增加……改变了经济世界的面貌”（熊彼特，1990）。熊彼特的“创新理论”用生产技术、生产方法和经济中制度因素的变革来解释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和经济发展过程，从而把历史的发展和理论的分析结合起来，揭示了经济发展的真谛：资源使用方式的进步——创新。而资源使用方式的进步归根结底是由制度决定的，是制度的函数。

探索经济发展的方式和原因是经济学的一个古老命题。有学者根据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和主要形式，把人类所经历的经济增长范式划分为“亚当·斯密方式”、“福特方式”、“索洛方式”和“熊彼特方式”（Mokyr,Joel,1990）。其中，斯密增长方式是指社会分工和新技术的采用可以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导致经济增长和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福特增长方式是指生产和经济活动中的一种广义的规模效应。大规模生产和制度建设能够降低生产和社会成本，它既包括企业的固定资产投入等直接生产成本的降低，也包括基础设施建设、教育体系的投入和改进、产权制度的确立等社会成本的降低，及由此提高的生产效率。索洛增长方式是指由资本深化引致的经济增长。由于在给定的产业技术水平条件下，产出的增长取决于资本和劳动的比率，如果净资本的形成速度超过人口增长速度，则人均产出将增加，经济将出现增长。熊彼特增长方式是指由于人类知识的积累和增加而导致的经济增长。这种知识包括技术知识和制度知识，前者表示一种新的信息可以使人类以较低的投入生产给定的产品，或者生产出新产品。制度知识包括对新的组织形式和生产方式的认识、应用。熊彼特的增长方式实际上就是一种依靠技术和组织创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

综合上述几种增长方式，本文把经济增长的原因归结为以下几类：（1）技术进步。（2）规模经济。（3）社会分工与专业化（广义的社会分工甚至可以包括政府、社会、市场三者之间的分工和专业化，一个经济体的理想状态应该是政府、社会、市场三者分工明确、各司其职、互不越位、配合协调的经济体，只有这样的经济体才充满活力、具有内在的不断创新的能力）。（4）制度建设（资本深化应该是经济增长的表象和结果，所以本文未把它列入经济增长的原因之中）。其中，规模经济是微观企业的生产组织制度适应技术要求而变动的结果，社会分工涉及整个经济体内的生产组合和协作方式，它们都可纳入经济制度的范畴进行分析。因此，本文认为，经济发展的原因是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或者说是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也就是说，本文认为经济发展的原因是创新。

有关亚当·斯密的经济发展观点在这里有必要再多谈几句。亚当·斯密除了提出“看不见的手”理论以外，还提出劳动分工是资本主义的起源，但劳动分工受市场规模的限制。这就是著名的“斯密定理”。在斯密生活的时代，资本主义是等同于经济发展的，因此，“斯密定理”无疑是说，经济发展根源于劳动分工，但其制约因素是市场规模。回顾一下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不难看出，不断发展的社会分工促成了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而疯狂进行海外扩张，开辟海外市场，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因此，斯密的观点是符合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实际的。又根据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实现新的劳动分工和开辟新的市场都属于创新，所以，这又证实了经济发展的本质是创新。

陈平（2001）进一步认为，资本主义起源于劳动分工，但劳动分工不只受市场规模的限制，并提出了一个“广义的斯密定理”，即劳动分工受三种因素的限制，第一种因素是市场规模，这是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作用的结果，因为在市场规模一定的情况下，任何技术的边际收益最后都会递减。第二种因素是资源的种类。由于边际收益递减，在有限的市场利用一种资源的收益是迟早要下降的，这时就需要进行技术创新。新的技术革命就意味着开辟新的资源，如发现新的矿产、培育和发现新的脑力资源、开发新的信息。资源种类越多，创造财富的机会越多，不能开发利用新的资源就没有发展前途。第三种因素是环境的涨落。系统的复杂性与稳定性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就是说如果一个社会稳定性大，那么它的代价就是复杂性或者说发展的机会；如果要发展得快一点，那么牺牲的就是稳定性。比如，传统中国社会的优越性就是稳定，因为它是个简单系统，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要比西欧社会稳定。但其代价就是牺牲了工业革命的机会。如果环境的涨落非常大，大起大落，那么这个系统的复杂性就会瓦解，它就会从复杂系统简化为简单系统，因为简单系统的稳定性比较高。只有一个系统的涨落相对比较小，这个系统才有可能从简单系统演化成复杂系统。因此，陈平不同意农民战争是社会发展的创造力的观点（当然农民战争不是自觉战争，是统治阶级逼出来的），因为如果环境涨落非常大，就会使社会发展经常被打断重来。所以中国好多发明都会失传，好多发明重复发生，因为中国古代社会不是一个能够连续积累知识的系统。这样，就会得出一个一般的结论，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只有鼓励创新和发明，不断创造新的资源，而且相对来说比较稳定，这个社会系统才能从简单向复杂演化，才能产生劳动分工，产生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社会形态。否则，这个社会就会往另外的方向演化。

从另一个角度看，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工业化的过程，是通过大规模的工业化，实现现代化的过程。那么，什么是工业化？徐长生（2001）比较了对工业化含义的两种不同理解，一种是《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对工业化的定义：“工业化是一种过程……首先，一般来说，国民收入（或地区收入）中制造业活动和第二产业所占比例提高了……其次，在制造业和第二产业就业的劳动人口的比例一般也有增加的趋势。在这两种比率增加的同时，除了暂时的中断以外，整个人口的人均收入也增加了……”。他认为，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W.A.Lewis）、钱纳里（H.Chenery）、库兹涅茨（S.Kuznets）等人也持有相同或类似的观点。另一种是张培刚运用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提出的工业化定义：工业化是“国民经济中一系列基要的生产函数（或生产要素组合方式）连续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化（或变革）的过程”。这里所说的基要生产函数的变化就是熊彼特所说的创新。张培刚解释说：“这种变化可能最先发生于某一个生产单位的生产函数，然后再以一种支配的形态形成一种社会的生产函数而遍及于整个社会。基要的生产函数的变化能引起并决定其他生产函数的变化，对于后者我们可以称为‘被诱导’（Induced）的生产函数。从已知工业化的各国的经验来看，这种基要生产函数的变化，最好用交通运输、动力工业、机械工业、钢铁工业等部门来说明”。“这些基要的创新或基要的生产函数的变化，更进一步地加强了伴随现代工厂制度、市场结构及银行制度之兴起而来的‘组织上’的变化”。

徐长生认为前一种定义是对工业化的“狭义”的理解，而后一种则是“广义”的理解。其实，不仅如此，本文认为，《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对工业化的定义，是对工业化的表象和结果的描述；而张培刚基于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把工业化定义为“基要的生产函数的变化”，则更侧重于工业化的实质、动力、起因、发生机制的分析。前一种定义描述了由工业化带来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人民生活水平的变化；而张培刚的定义则承袭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把工业化定义为不断创新的过程，也就是认为工业化的原因是出现了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创新。

什么是发展？本文认为，发展就是创新。经济是发展还是停滞的关键或者说根本在于能否实现创新。经济发展的实质是创新，是经济资源得到了更为有效的配置，是生产要素实现了新组合，是资源利用方式取得了进步，而不是经济资源或生产要素——如储蓄（资本）、劳动力等——数量的增减。没有创新就根本谈不上发展。创新是指人们在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全部领域中进行的创造性活动，既包括技术创新，也包括制度创新。从广义上讲，创新是对传统观念、理论、体制、技术进行革命性扬弃的过程。创新有相对性，并非只有全人类的最新成果才是创新，只要在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体内引入一种新的成果，并能够增进该经济体的经济福利，就是创新。熊彼特的创新概念包含了一切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创新活动，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基本上限于技术与企业组织创新，至于社会制度的变革，他只看作是创新的社会效应，并不是他研究的创新本身。而本文讨论的创新既包括微观层面的技术与组织创新，也包括宏观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变革，认为它们都是影响经济发展的最为重要的因素。同时，要实现经济发展和创新还需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

这里强调了四个观念，一是资源组合观念，为了实现发展，经济资源必须组织在一起，分散的、处于自然状态的资源，只是提供了一种发展的可能。如乡村存在大量过剩劳动力，同时，银行中也有大量居民储蓄，这时，应该说经济发展的主要条件是具备的，但这却不一定必然带来发展，如果银行的储蓄找不到有利可图的投资渠道，闲置劳动力找不到合适的就业岗位，这些闲置的资本和劳动力仍然存在于生产体系之外，经济仍然可能停滞。只有当生产要素被有机地组织起来，潜在的生产力才可能变成现实的生产力。

二是变革观念，如果前述闲置资本（储蓄）和劳动力虽然实现了结合，但是却没有实现新的结合，继续已有的或原有水平的生产组合，进行低水平的重复建设、重复生产，那么带来的不是经济增长，而很可能是（结构性的）生产过剩。只有实现了生产条件和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建立了新的生产函数，新生产要素的投入才可能带来经济发展。

三是效益观念，就是只有有效益的增长才是真正的增长。如果组合在一个经济体中的生产要素不能被有效使用，实现的是没有经济效益的组合，虽然会生产出产品（服务），但也不会实现经济发展。如很多人都奇怪，经济规模曾居世界第二位的苏联，其经济总量为什么会突然大幅度萎缩至不足原来的一半？其根源就在于它的很多生产是没有效益的，很多工厂生产出来的东西还没有投入的各种生产要素值钱。

四是创新的层次观念，生产函数的创新可以分为“基要的”生产函数的创新和“被诱导”的生产函数的创新，基要的生产函数的突破性变化或变革能够引起并决定其他生产函数的变化，被诱导的生产函数随着基要生产函数的变革而变化。而基要的生产函数的内涵也是变化的，在不同生产力发展水平上，基要的生产函数是不同的，在熊彼特—张培刚建立其理论的时代是交通运输、动力工业、机械工业、钢铁工业等部门。而目前，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部门的生产函数显然更为“基要”。制度创新可分为制度结构的创新和制度安排的创新，制度结构的创新是指一个社会基本的资源配置方式的变革，制度安排的创新是指某一具体的交易方式的变革。制度结构的创新是带有全局性的创新，是制度安排的创新的总和，能从根本上决定制度安排创新的方向和进程；制度安排创新的不断积累也能引起制度结构的创新。当一个社会基本制度比较成熟，能增进社会福利时，其创新基本是制度安排的创新；当一个社会处于变革之中，基本制度不稳定时，就会发生制度结构的创新。

如果一个经济体能够实现经济资源的有效的新组合，能够建立新的生产函数，特别是在基要的生产函数方面有新的突破；或者处于变动中的经济体，其制度变革的方向是资源利用方式实现了进步，那么，它就会实现发展。而且，它不仅能够利用其本身的经济资源来发展，还会成为一个发展的磁体，能够吸引经济体以外的资源参与它的发展。

所以，创新包括科技的新发展、新突破，新资源的发现和利用，新市场的开拓，新的资源组合的出现，新的生产方式的采用，新的生产函数的建立，包括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等。概括地讲，创新包括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是生产力的重要变革，制度创新是生产关系的重要变革。科技创新能够开发利用新的资源、市场，提高原有的经济组合的效益，甚至可能带来新的经济组合；制度创新既可能是把闲置的经济资源组合起来，进行有效益的经济活动，也可能是重组没有被有效益地利用的经济资源，进行有效益的经济活动，还可能是对原本有经济效益但效益较低的资源进行重组，进行更有效益的经济活动，或者是从根本制度上实现资源配置方式的变革。重大的科技创新能够带来经济组合方式的变革，或带来以前从未有过的经济组合；制度创新不仅能够使科技创新的潜力尽可能充分地发挥出来，甚至可能诱导出新的科技创新。

本文的经济发展概念的内涵就是指包括以上几层意义的创新。经济发展的实质就是创新，包括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因此，经济发展函数的表达式为：

G＝f（I，T）

其中：G＝经济发展，I＝制度，T＝科技。

制度（I）与科技（T）的关系是：以科技为核心的生产力决定制度，制度对科技具有反作用，制度既能促进科技创新，又能阻碍科技创新。

从经济发展史来看，经济发展迅速的时代就是创新活动密集的时代。人类的经济发展史就是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相互交织、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历史。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人类社会正迎来一个前所未有的创新密集期，创新的重要性愈益明显，这对各国的经济社会制度提出了巨大挑战。

三、制度与创新

现在，应该给制度下一个定义了。

研究制度问题的学者从不同角度给制度下了不同的定义。舒尔茨（1991）认为制度是管束人们行为的一系列规则，这些规则涉及社会、政治及经济行为。诺斯（1991）认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他还说，制度通过提供一系列规则来界定人们的选择空间，约束人们的相互关系，从而减少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和交易费用，进而保护产权，增进生产性活动。制度提供的一系列规则由社会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国家规定的正式约束及其实施机制组成。斯考特（Schotter,1981）认为，当行为当事人处于一种重复博弈状态时，一个群体的所有成员的行为就具有一种规律性，当且仅当这种规律性是真实的并且是共享性的知识的时候，它就是制度。汪丁丁提出，制度可以被理解为关于如何协调分工的人们的知识的载体。

汪丁丁的定义侧重于制度形成过程：制度是在世代相传过程中，经由人类理性不断积累和筛选的协调分工的知识。舒尔茨和诺斯的定义概括了制度的表现形式和功用：制度表现为人们合作、竞争及其他在社会生活中所必需的正式的规则、守法程序及非正式的道德伦理规范；其功用在于约束人们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使人们能对他人的行为做出预期，减少不确定性，以降低交易费用。

新制度经济学所讲的制度，分为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正式规则又可以分为：（1）基础性规则（属于制度环境或制度结构范畴），如宪法秩序等国家基本制度，它是界定国家的产权和控制方式的基本规则，是决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秩序的基础，具有普遍约束力，是制定规则的规则。（2）制度安排，它是在基础性规则框架内约束特定行为和交易的具体操作规则，包括成文法、习惯法和自愿性契约等。非正式规则包括：（1）文化进化所形成的规则或叫“文明”，它是一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形成的文化积淀，包括最基本的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宗教、思维方式、人际交往方式、风俗习惯等，它对各种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的形成、发展以及外部规则的引进等都具有深刻的基础性影响，是人们必须接受而难以改变的，以至于布坎南（1989）认为，应该把这种由文化进化所形成的规则与制度严格区别开来，因为前者是我们不能选择、不能重新构造的，并始终对我们的行为具有约束力；而后者则是可以通过人类有意识的行为来推动其不断演化的。（2）意识形态，它“由相互关联的、包罗万象的世界观构成，它必须解释现存的产权结构和交换条件是如何成为更大的体制的组成部分的”（诺斯，1991）。意识形态是一种社会信念体系，人们通过它来判断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社会制度结构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是决定制度效率或节约交易费用、降低制度变迁成本的最重要的非正式规则。

新制度经济学所讨论的制度主要是指正式规则中的制度安排和非正式规则中的意识形态。在新制度经济学家的论述中，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制度结构（制度环境）—制度安排的分类是交叉的，也就是说制度结构有正式的，也有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可能是正式的，也可能是非正式的。但他们所强调的制度安排“必须至少用于下列一些目标：提供一种结构使其成员的合作获得一些在结构外不可能获得的追加收入，或提供一种能影响法律或产权变迁的机制，以改变个人（或团体）可以合法竞争的方式。”

总之，理性有限的经济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面临着不确定性，既有侵犯别人利益的动机和可能，也面临着自己的利益被别人侵犯的风险；同时，个人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还需要与他人合作，而且随着生产力和分工的发展，经济行为主体的合作日益复杂和广泛。在社会进化的过程中，那些能够减少不确定性，有助于人们对未来建立长期预期，保护经济行为主体的利益不受不合理的侵害，有利于经济行为主体合作，能够保证个人利益，从而保证社会整体利益实现的行为规范，就被筛选并固化下来，成为了制度。

认为，制度是包括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在内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总和，在阶级社会，它代表统治阶级利益，为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实现统治阶级利益的最大化服务。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是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的，反过来，制度又是影响经济科技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那些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趋势，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制度，不断扬弃和代替已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制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制度是有生命力的制度。

由于经济发展的实质是创新，而制度则是影响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经济发展是制度的函数，所以，从研究经济发展的角度，本文给出如下的制度定义：从宏观的角度看，制度是由一定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同时又对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反作用，包括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总和。制度是约束机制，它维护一定的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经济运行方式，降低社会经济运行成本。制度也是激励机制，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制度能促进和刺激经济发展，不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制度则是经济发展的桎梏。从具体经济行为主体（包括法人和自然人）的微观角度来看，制度可以被界定为行为规范，它是约束机制，规定人们的行为界限，约束经济行为主体的行为，并使经济行为主体能够判断他人的行为，从而减少不确定性、形成长期预期、降低交易成本、增加个人效用；制度还是激励机制，较优的制度就是较能激发经济主体的潜能和创造力的制度，较劣的制度则会压抑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因而从本质上说，制度是一定约束下的激励机制的组合。

由前面的讨论我们知道，经济发展过程实质上就是创新的过程。那么，从宏观的角度看，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质是技术或基要生产函数的不断创新，制度促进经济发展或阻碍经济发展的实质，也就是制度能否使社会的创造力充分释放出来，从而不断推动技术及基要生产函数的创新。从经济行为主体的微观角度看，制度能否最大限度地实现经济主体的利益，也体现在它能否使所有经济主体都能通过自己的能力和创造力的充分发挥最大限度地实现其利益，也就是体现在对经济主体的创造性的激励或抑制。一句话，制度促进经济发展或阻碍经济发展的实质就是制度是刺激创新还是阻碍创新。能够激励创新的制度就能充分释放经济发展潜力，就是好制度。那么，好制度的理想状态是什么呢？如果我们承认整个社会经济是各经济主体及其相互关系的有机结合，那么，要使制度把促进社会技术和基要生产函数创新，与充分调动和发挥各个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力统一起来，那么，这个制度就必须是激励相容或称自选择的。也就是说，各个经济主体按照这个制度所提供的信息，在自利的内在激励下所做出的决策对于他们每一方来说都是最有利的，从而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是最有利的，即实现了纳什均衡。如果一种制度能够使经济人在自利的内在激励下所做出的决策与该制度所要达到的目标相符，或者说，如果一种制度所发出的激励信息恰好是对经济主体的自利行为的激励，那么，经济主体就会自愿选择这种制度，这种制度就会自动实现，而这种状态就是纳什均衡。所以，理想的制度是实现了纳什均衡的制度，是能充分激励创新的制度，是当事人作为自己的一个最优选择而自觉遵守的制度，因而是最节约交易费用的行为规范。显然，至少在现阶段，这样的制度并不存在，制度只可能逐渐并无限趋近于纳什均衡。

在强调制度激励创新的功能的同时，还应指出其中暗含的几点：首先，制度不仅是激励机制，它还是一种约束机制。它决定了行为人的行为规范，其中最基本的是不能通过损害他人的利益来实现自己的利益，如果必须损害，那么必须通过谈判相应地付费。说理想的制度是纳什均衡就包含了这一点。其次，制度要能鼓励创新、促进发展，使人们自觉地遵守它，它就必须能够使人们形成一种稳定的、长期的预期。也就是说，它要使人确信，如果干了坏事，一定会受到坏事后果的惩罚；如果做了贡献，一定能够得到回报（这就是产权制度的精义）。否则，如果无法确定一个人的行为后果由谁承担，行为人就有积极性追求短期利益，而不会进行长期的投资和创新。第三，能有效激励创新的制度必然是开放的制度（陈平，2001）。

人类社会的制度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于不断发展演变之中，理想的制度形态是纳什均衡，是各经济主体及整个经济体系的创新潜能被充分释放的制度。因此，制度变迁就是制度为了更好地促进创新而不断调整的过程，是一个不断逼近纳什均衡的过程。无论以效益更高的制度代替原有制度，还是降低交易成本，抑或提高经济效率，都是通过创新来实现的。也就是说，高效制度对低效制度的替代、交易成本的下降、经济效率的提高等，都是制度变迁的目的和结果，而制度变迁过程的实质则是创新。没有创新，就不能实现制度变迁，制度必然陷于僵化、停滞。

总之，制度是影响经济发展的根本因素，制度促进或阻碍经济发展是通过激励或压抑创新实现的，因为经济发展的实质就是创新。因而，好的制度是能持续激励创新的制度，同时，这种制度本身也应是充满生命力的、开放的、不断调整和创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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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科技创新概念界定范文

可持续发展力，是一种能力还是动力，或是能力和动力的有机复合体?一般来说，能力概念大于动力概念，动力是能力的一部分。可持续发展本质上是复合系统的持续性，是复合系统内部协同、持续的发展。因此，可持续发展能力是复合系统所具有的一种潜力或状态。潜力和能力既可以是自发的，也可以是自觉的。前者是自然形成的状态，后者是主观努力的结果，也就是说可持续发展能力是可以建设和创造的。因此，对于可持续发展能力既存在评估的必要性，又存在建设的必要性。评估需要指标，建设需要方向和指导，特别是要有系统性，也需要层次性。系统性强调全面性和关联性，层次性强调渐进性和可操作性。［9］所以，“可持续发展力”的概念就出现了两个可能的方向:一是内在于复合系统内部的功能状态;二是外在于复合系统的推动力。换句话说，可持续发展是内生的还是外驱的?如果只是内生的，那么能力概念更恰当，如果是外驱的，那么力的概念更恰当。如果是内生和外驱结合，并且把复合系统对外部环境的反映视为一种“力”，那么显然单一的能力或动力概念便不是最为恰当的。从可持续发展的本来含义来看，主要强调的还是系统自身的一种状态或潜力。而从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角度看，主观自觉的建设和创造活动可以产生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力量，也就是说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会产生一种可持续发展力，一种推动发展“发展”的力量。进一步推理，可持续发展能力能否产生推动可持续发展的一股力量呢?答案是肯定的。如此一来，能力和力之间就具有因果联系，能力是产生力的潜在状态，力则是能力指向的现实结果。这样看来，可持续发展能力并不能直接产生可持续发展的结果，而必须先把潜在的能力转化为一种现实的推动力，才能驱动复合系统沿持续发展方向演进。可持续发展力强调的是自觉性和主动性，更重视的是积极建设而不是中性评估。也就是说，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估只给出了“是什么”的现实、孤立的描述，而不能给出“怎么办”的系统调整措施。可持续发展力的概念强调的是主观能动性，其着力点在于协调各种能力之间的组成和搭配，并使之形成一种具有合理匹配关系的系统整体，从而发挥出最佳合力。切克兰德在《系统论的思想与实践》一书中认为，这种协调各种条件形成合力的中介，相对于看得见的硬件系统而言，是一种看不见的，能够协调硬件系统成为有机整体的软系统。［10］换句话说，可持续发展力是由各类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或条件相互联系组合而形成的一种关系态或关系质。因此，可持续发展力相对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孤立性和片面性而言，本质上是一种综合的“关系力”，是一种由各种能力或条件合理配比，相互之间恰当的支撑和制约而形成的一种促进复合系统持续发展的驱动力或推动力。乌杰认为，系统是由各种要素构成的，“要素之间存在着复杂的非线性关系，整体结构具有复杂性”，“认识整体不仅要认识要素，还要认识要素之间的关系”［11］，实现了这种关系的把握才能真正谈得上对系统和整体的把握，而着眼于系统论视角下的这种关系把握，才是对事物或规律认识的质的飞跃或跃升。可持续发展力是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现实、具体指向和依归，是推动复合系统朝向可持续发展的现实作用力。由于可持续发展的系统性、复杂性及关联性等特点，可持续发展力也必然不是一种单一力量，而是一种力的系统。“问题复杂化，解决方案必须综合化，它要求我们在涉及城市发展问题时，再也不能孤立地就事论事，必须重视跨领域的多因子交叉作用……持续发展力是一种综合的能力”［12］。可持续发展力是对可持续发展能力概念的正向推进，它是包含了能力评估、能力作用和能力建设及系统关系在内的一个新概念。

二、可持续发展力的定义、特点及其系统与现实意义

(一)可持续发展力的定义

可持续发展力就是一定时空范围内的组织(区域)通过组织协调、学习创新、资源占有等方式形成有效的统筹、控制及引导模式，从而有力推动发展稳定高效进行，最终达成可持续发展结果的一种能力及其作用过程。包括组织(区域)所具有的能力、组织对发展的持续推动力(作用力)、推动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形成的主体(组织)与客体(可持续发展系统)之间形成的相互关系。可持续发展力是以系统状态存在的，是可持续发展系统子系统的“柔性”组成，其本质上是可持续发展系统的子系统。图1中几根“柱子”(可持续发展系统的子系统)间起到连接维系作用的“腰带”(可持续发展力系统)。相对于可持续发展系统的其他子系统有形和外显的特点而言，可持续发展力系统属于无形不可见的软系统。可持续发展力是由可持续发展能力(潜在的)产生的一种作用于可持续发展系统，并促使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驱动力(现实的)。可持续发展力是可持续发展能力发挥实际作用的现实载体，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具体化，其作用对象为可持续发展系统。换言之，可持续发展力是承接可持续发展能力并连接可持续发展系统内各个“硬”子系统的纽带。可持续发展系统中，可持续发展力子系统与可持续发展其他子系统关系见图1(软系统与硬系统相连接交汇处便是可持续发展力系统的构成要素)。

(二)可持续发展力的特点

1.自觉性可持续发展力是一种驱动力或推动力，属于积极主动的力量，形成于主观自觉，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客观中立的状态描述不同，是积极意愿和主观预期指引和激发的结果。发展和发展的可持续不是自发，而是人类基于自身需求和社会实践之上的自觉选择。“在面对个人的欲求与共同的利益之间的矛盾时，要求人们自觉地选择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行为看起来是一件非常具有英雄气概的事情。”［13］对于个体而言，外在的是物质生活利益的需求、内在的是精神领域的追求，作为一定的组织机构或国家也存在外在的集团或国家利益和内在的组织愿景或政党的政治理想等都是触动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因此，可持续发展力具有自觉性和主动性的特点。

2.现实性可持续发展力是在可持续发展能力基础上产生的驱动力，是对可持续发展能力所表征的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潜能的现实化和力量化表现。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着眼点在于系统是否具有可持续发展的条件，具备的程度以及存在的形式等问题，也就是倾向于对系统的可持续性状态做理论和数量上的统计和描述，其结果仅仅是表明了复合系统具有的可持续发展潜能和优劣势，并不能产生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直接效果，也不能直接作用于复合系统本身。因此，可持续发展能力所表明的只是可持续发展的蓝图，而非可持续发展本身，只具有潜在性而不具有现实性。可持续发展力正是在可持续发展能力描绘的蓝图上，盘活了复合系统各类资本，把资本优势转变成推动系统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把可持续发展能力下的潜在力量转化为直接作用于复合系统，并推动其发展的现实力量。与可持续发展能力相较，可持续发展力具有现实性。

3.具体性无论是可持续发展还是可持续发展能力，从其概念的表述和理论界对其研究的现实情况来看，其核心内容是要阐明一种与传统发展模式迥然不同的新的发展方式，因此，其重点在于从性质上划分和论证可持续与非可持续性的根本差别。不同的是，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倾向于从内涵的角度做定性的论证，而可持续发展能力则是从定量的角度盘点复合系统所具有的各类存量资本。二者都没有跳出对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宏观分析，与复合系统发展的具体性相比，具有一定的抽象性，缺少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具体而系统的应对措施。可持续发展力的提出，正是要解决可持续发展研究和应用中理论难以落地的困扰，试图在可持续发展能力与复合系统之间建立一个由具体操作系统组成的连接环节，把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抽象性与复合系统内部的现实性和具体性对接起来，从而更好地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可持续发展力正是由主体、主观能力、协调机制以及各类子系统等具体载体组成的系统，与理论研究相比，可持续发展力具展开理论应用的具体性和工具性。

(三)可持续发展力系统

学术界普遍认为，对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评估要着重从发展度、协调度和持续度三个方面考察，发展是根本，协调是关键，持续是保障，因此可持续发展能力形成了发展度、协调度和持续度三个核心维度。“可持续发展具有三大特征，即发展度、协调度、持续度。从系统学的观点出发，可从社会、经济和环境子系统的系统发展度、持续度及各子系统之间的协调度来衡量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14］根据这一结论，可持续发展力需要形成对协调的促成力(协调力)和对持续的保障力(持续力)，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对发展的最终推动力(发展力)。由此三种力量直接作用于“经济－社会－自然”复合系统，从而实现其可持续发展。

1.可持续发展力系统要素(1)发展的主体:人或机构即组织形式，如团队、集团、政党、政府等;(2)可以持续发展的主观能力:人的综合素质在现实行动中表现出来的正确驾驭某种活动的实际本领、能量和实现自身价值的有效方式和积极力量;(3)组织机构的主观能力对实现发展对客体的作用及其过程，主要分为两类，即“人化”的人力资源、社会，“物化”的自然资源、环境、资金、技术等;(4)主观能力作用于客观物质基础的中介:观念、政策、制度、管理方式等;(5)可持续发展系统各子系统间及发展力与子系统间作用形成的关系。“可持续发展涉及三方面:经济、环境和社会或者公平。从可持续发展观点，我们不能将它们割裂开来，必须将它们结合起来考虑”［15］。以上具体要素及其关系正是可持续发展“三力”与复合系统中经济、社会和自然相互作用在实践中的具体表现，它融合了经济、社会和自然系统及其资本，也贯穿了协调力和持续力的根本要求，是一个既整合了各种理论维度，又容纳了各种现实载体的核心要素提炼，达到了既系统又具体的要求。这些系统要素的分类结合体现出可持续发展的三个重要特点:一是强调了科技力［16］，即对经济发展起推动作用的知识和技术能力;二是强调人和机构自身具有的和潜在的综合能力，包括人对自然和社会的认知、把握及迅速反应、解决问题的能力等，同时也强调体制对实施可持续发展的作用;三是强调系统所处的自然条件、资源储备等自然系统的供给力。

2.可持续发展力子系统及其功能一般的讲，可持续发展力系统是以协调力和持续力为基础形成的发展力系统，因此可持续发展力系统内，形成了协调力系统、持续力系统和发展力系统三个核心子系统。持续力系统由系统内部所具有的学习能力、创新能力等潜能和优势所组成的可持续发展力的主观层面要素总和，以及系统外部可持续发展力发挥作用所依赖的(有形的)环境资源和(无形的)市场、政治环境等客观条件的总和共同构成。协调力系统的主要作用在于，整合内部资源和外部资源，是协调可持续发展力系统与复合系统相互作用的协调机制，包括法规、制度、程序等。借助图1做个形象化的说明，如果沿“腰带”平面横切，我们会得到各个柱子的截面，这些截面便是软系统与硬系统相连接交汇之处，它们便是可持续发展力系统的构成要素。如果按照传统的分法，将可持续发展硬的子系统分为经济、人口、社会、资源与环境五个子系统，那么，“切面”处即连接点，按不同功能和作用可相对应命名为原动力、学习力、创新力、科技力和控制力等“五位一体”的微观系统。原动力是发展力系统的中枢神经系统，是方向控制系统，决定着发展的方向。党和国家、民族的意志，或组织、团队愿景等，包括发展观等，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就有什么样的发展方式;观念的可持续一定意义上决定着发展的可持续，促成需要与限制间的平衡;学习力是发展力系统的营养和能量补充系统，包括人才资源的培训和使用，不同领域知识的学习和对知识的运用，人力资本通过以学习力为核心的学习型组织建设的途径，建设效能型组织;创新力是发展力系统的升级优化系统，创新是发展的不竭动力，辐射或作用于发展力系统每个功能要素之中的是一条主线，是发展力系统推动可持续发展系统的核心，而且，创新力是核心中的核心，包括观念创新、组织创新、科技创新、制度创新、模式或方法创新等，决定发展力的强弱，决定着发展可持续的量;科技力是发展力系统中作用于“以物为中心”(资源、环境、生态)客体对象的外展功能系统，体现在后发优势、循环经济、现代新技术、信息化、高新技术产业诸方面，提升竞争力是其现实表现;控制力是发展力系统的自我维护修复系统，以控制学理论中的反馈机制为基础，体现在经济、政治体制的改革，执政环境的净化，社会民主的发展，监督渠道和机制的建立等。从可持续发展力系统中主体的意愿和主观能动性，外界环境和条件的基础性以及作为主体和外界条件相互作用的制度中介等内容可以发现，可持续发展力是由硬件系统(客观条件)和软件系统(主观条件)相互作用产生的一种合理的关系态。如果把汽车的驱动、方向、电路、油路等系统看做是“硬件”系统，那么驾驶员及其操作就是“软件”系统。如果没有软件系统，作为硬件系统的汽车是不能发动的(即便它具有发动的潜力和可能性);如果软件系统不发挥作用(即便它具有操作的能力或潜力)，汽车也是不能发动或前进的。假使两个系统结合了，但没有形成相互之间的合理作用和相互关系，发动的汽车也不可能平稳、安全、持续地前行。也就是说，缺少了“软”“硬”双方的任何一方或双方的合理关系，就不可能有可持续发展，而这个(包含能力系统在内的)合理关系就是可持续发展力的存在之所。(四)可持续发展力的现实意义———解决资源有限性的一个视角邦格M认为，“我们只能得到系统，而不能得到世界。世界上没有孤立存在的实物，每一实物都与别的实物相互作用。每一实物不是系统，就是系统的成分”［17］。可以说把握了系统及其相互关系就把握了整个世界。关注关系是复杂性思维方式的标志，而关注可持续发展力就是关注复合系统中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而关注关系则是思维和行动在现实中的跃迁。可持续发展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思维方式。因此，对可持续发展力系统的分析和构建，在把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与理念运用于现实世界中的意义和价值是不言而喻的。从当前制约可持续发展的要素来看，自然条件(包括非可再生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有限性必然要影响发展的可持续性。因此，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某种程度上就变成了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的可持续性问题，可持续发展力作为一种“关系态”或“关系力”的软系统，在解决自然资源与自然环境的可持续性问题上才具有操作的可能性和现实性。按照前文对可持续发展力的界定和理论描述，可持续发展力的概念包含对复合系统内部硬件条件的利用方式这一重要内容。换句话说，不同的可持续发展力就内含着对自然资源使用的不同方式，也就是具有不同的资源依赖和利用程度。这样看来，在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总量一定的情况下，不同的可持续发展力系统就会产生对自然资源的不同利用方式和不同消耗量，从而影响自然资源可使用的时间和空间尺度，不同类型和不同阶段的可持续发展力成为可持续发展的转折点。从发展力阶段1到发展力阶段3，是一个对自然资源消耗不断攀升的过程。在发展力阶段3中，发展总量的持续上升是以资源消耗为基础的，是一种资源依赖型发展模式。当资源消耗量达到某种极限时，发展总量开始大幅下降。而发展力阶段4到发展力阶段6，则是资源消耗下降的过程，但是发展总量却不减反增，这说明对资源的利用方式发生了重大改变，特别是发展力阶段5以后，资源消耗与发展总量呈现出负相关的态势，资源消耗不断减小但发展总量却在攀升，发展基本脱离了单纯的资源依赖，进入持续发展的良性运行状态。图2形象地说明了不同发展力对自然资源消耗的影响。因此，有什么样的发展力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状况。可持续发展力对于理解和分析发展中的具体问题，找出解决制约发展可持续性的思路和办法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对于落实科学发展观来说是一种重要的推进，可持续发展力是科学发展观理念和一般理论与各领域具体工作相结合的有力抓手。

三、结语

第9篇：科技创新概念界定范文

【关键词】中医药法;特点;问题;对策

【Abstract】TheChinesemedicinehasdevelopformorethan2,000years,havingabundantclinicalexperience,specialtheoriessystem,outstandingtreatmentresult,itisapreciouswealthintheprocessofstrugglingtimewithdiseaseoveralongperiod.anditistheimportantpartoftheexcellentcultureoftheChinesenation.Butbecauseofhistory,cultural,themoderndevelopmentofChinesemedicinewasstrongimpactandrigorouschallenge,howtotreattheChinesemedicine?HowtoresearchtheChinesemedicine?HowtodeveloptheChinesemedicine?ThisarticlesetsoutfromthebasiccharacteristicofChinesemedicinelaw,emphasizinganalysetheexistentlawmakingprobleminourChinesemedicinemoderndevelopmentandelicitcorrespondingcountermeasure.

【Keyword】ChineseMedicinelaw;characteristic;problem;countermeasure

中医药法是伴随着中医药科学的发展而逐步兴起的一个新兴的法律部门。目前，已成功将中医药立法的国家和地区有新加坡、越南、泰国以及加拿大卑诗省、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等，中医在世界范围内的立法呈现出乐观景象。由于各国卫生保健发展的历史背景、社会经济状况及文化背景差异较大，因此中医药立法也有很大差异，但总体上看，世界各国对中医药的立法，都有相同之处。[1]

作为一个新兴的法律部门，中医药法具有许多不同于传统部门法的特点，这些特点使得其有别于其他部门立法而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在我国，中医药法就是指由国家制定和认可的，以调整中医药社会关系、保障人们的中医医疗权益为目的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与我国其他部门立法相比，我国中医药立法虽起步较晚，但其发展较为迅速，目前，我国中医药法的内容已经涉及到医疗机构、从业人员、中药品种、中医药教育等许多领域，但与此同时，也暴露出了很多的问题。因此，研究中医药法的特点及我国中医药立法现有的一些问题，并探讨完善我国中医药法的途径和对策，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中医药法的特点

作为一个法律部门，中医药法与其他法律部门一样，也具有法律的一般属性，但由于它所调整的是中医药医疗及其发展而引发的各类社会关系，从而决定了其必然具有某些自己的特征。具体说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综合性

与其他的部门立法相比，中医药法具有很强的综合性。这一点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得到说明：首先，就调整对象来看，中医药法的调整对象是中医药社会关系，具体的就是指因中医药教育、认证、医疗、管理、规范、发展而形成的各类社会关系。而这种社会关系是由许多种社会关系共同构成的，所以它是一种综合性的社会关系。其次，调整对象的综合性，决定了中医药法所采纳的调整方法和手段也是具有综合性特征的。再次，从体系上来看，中医药法律体系是一个较为庞杂的法律体系，该体系中不仅包括了其他法律部门中的许多调整中医药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以及大量的技术规范、标准和操作规程等等，可见，中医药法律体系也具有明显的综合性特征。

（二）伦理性

伦理道德是医疗活动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中医药法的调整对象是中医药社会关系，所以，其在对中医药临床医疗活动调节的过程中必然会涉及到伦理与道德问题。这就要求中医药法做到以下两点，即：它既要对某些传统的伦理道德规则做出评价，同时又要对某些新的伦理道德规则做出评价，以决定是否应予以认同和保护。这样一来，中医药法必须将某些基本的伦理道德原则纳入自身的调整体系，并上升为法律规范；同时对那些违反伦理道德的行为加以禁止。因此，中医药法具有浓厚的伦理性。

（三）科技性

中医药法的调整对象不仅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还包括人类与生物圈即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中医药法就必须要建立在中医药科学的基础之上，就必须要遵从基本的中医药科学规律，如中医学理论中有整体观念、辨证论治的两个特点，对人体的生理有藏象、精气血津液神、经络、体质学说四部分，以及对疾病、防治的病因、发病、病机学说。[2]中药的基本理论还有中药来源、产地、采集、炮制、性能、功效以及临床应用规律等等。[3]这就是中医药法的立法基础。而中医药科学的技术性决定了中医药法必然也具有科技性的特点。表现在：首先，中医药法必须将中医药科学的某些成果作为自身的内容之一，如我国《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认证管理办法（试行）》中关于中药等术语的解释就明显是中医药科学成果在中医药法中的反映和体现；其次，在中医药法律体系中，拥有大量的中医药技术标准、规范和操作规程，如我国的《中药材GAP认证检查评定标准（试行）》等。

（四）预见性

中医药法是以保护中医药科学技术的健康发展，维护人民生命健康为目的的，而中医药科学技术的创新和发展本身就具有不确定性。因此，中医药法必须正确预测中医药科学技术的效应，并在此基础上对有关的中医药科技活动作出恰当合理的引导和规制。一方面，中医药法要保障中医药科技工作者的中医药创新权，另一方面，它又要对中医药科技工作者的科技创新权予以必要的约束，对那些可能产生社会危害后果的行为加以严格规制。这就使得中医药法在立法过程中必须特别注重超前立法的原则从而在立法内容上具有极强的预见性。[4]

二．我国中医药立法存在的问题

我国中医药立法起步相对较晚

，其内容涉及到了医疗机构、从业人员、教育科研、药品监管、中医药标准等领域，虽然拥有了的相关法律法规及技术标准、规范，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标准制定程序规定》、《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药服务管理基本规范》、《乡镇卫生院中医药服务管理基本规范》、《中医药科学技术进步奖励管理办法（试行）》、《医疗废物管理条例》等等，然而，就总体来看，我国的中医药立法还存在许多问题。表现在：

（一）立法步伐滞后，缺乏预见性

立法滞缓是我国各部门立法的一大通弊，在中医药立法领域，这一弊病更加明显和突出。由于历史、文化等原因，我国中医药方面的立法不论从数量还是从广度都比起其他部门法去之甚远，直到1982年才由卫生部制定并颁布了《全国中医医院工作条例（试行）》。再如中医药人才培养方面，我国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但建国后相关的法规《人事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印发〈执业中药师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执业中药师资格考试实施办法〉及〈执业中药师资格认定办法〉的通知》却直到1995年初才姗姗而来。这充分暴露了我国中医药立法的滞后性。

（二）法律体系不健全

法律体系是指由一国现行的全部法律规范按照不同的法律部门分类组合而成的一个呈体系化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5]总体上来看我国中医药立法体系还远没有健全，甚至严格一点来说，这些立法还难以真正成为一个体系。其主要表现在：在我国中医药法律体系中，还没有一部能够承担起“领头羊”作用的基本法,这就使得我国中医药法群龙无首，难以真正成为一个相互支持、相互配合、内部协调一致的法律体系。

（三）内容不完善

当前，我国的中医药立法对中医药科技活动的规制基本上还只是采用行政法律规制一种形式。表现在具体法律制度上是我国尚未建立中医药科技活动的民商事制度和刑事制度；另一方面，某些有必要法律化的伦理道德原则或规则尚未被纳入我国中医药法之中。例如，知情同意原则等，都显然还没有明确成为我国中医药立法的规则，这也成为影响和制约我国中医药立法内容完善的一个重要方面。

三、完善我国中医药立法的对策及建议

法律并不总是消极地承认现状，它还是对未来社会发展秩序的一种勾画、设计和引导。为此，需要立法者在总结经验、认识现实的过程中，正确把握立法的基本要求和规律，分析事物未来发展的可能性，以便做出科学的预测。[6]

（一）国外的中医药立法

1．中医药立法在美国

1971年以后中医针灸在美国出现的“针灸热”，使加州的中医针灸展现了一片前所未有的景象，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适时出台了加利福尼亚州针灸条例和针灸执照法。后来加州在1980年通过了《中医行医规范法案》，该法案对中医的执业行为进行了规范，规定了中医师可以使用的行医方式。目前，在美国针灸是以州法律的形式被列为医疗手段，中医药总体上已逐渐为美国卫生行政部门所接受，并被批准为公众合法的医疗保健手段。[7]

2．中医药立法在澳大利亚

20__年5月3日，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通过了《ChineseMedicineBill》（中医注册法案），这是世界上的第一部中医注册法案。该法律执行后，维多亚利州的中医行业已经逐渐洗脱江湖郎中的习气，改变了人们心中根深蒂固的中医生形象，中医师的执业行为走上了规范化管理的轨道。并且，有多家保险公司承保中医治疗保险，包括诊费和针灸费，治疗者可按比例由保险公司偿付在中医药方面就诊、吃药的费用。中医师有资格使用医生(doctor)的头衔，并被赋予处方权。中医同西医一样，具有了平等的法律地位。[8]

3．中医药立法在新加坡

新加坡传统中医药管理局1995年发表了《传统中医药报告书》，对新加坡中医药状况进行了全面总结，并提出了不少可行的建议。20__年国会通过了《中医师法案》，从而确立了中医药在新加坡的法律地位。现在针灸师注册工作已经完成，一些综合性现代医院已设针灸科,新加坡的中医药事业在今后十到二十年内将大幅度发展.[9]

（二）我国《中医药法》的立法构想

1．中医药法的名称

关于中医药法的名称，学术界提出了两种主要的选择方案，一种方案是制定传统医药法，其中包括行中医药、民族医药与中西医结合等内容；另一种方案是制定中医药法，非中医药的部分不纳入立法范围。在科学上中医药学可以表述为：“以系统科学的理论、方法，研究整体层次上的机体反应状态所形成的防病治病的医学体系。”[10]而西医生物医学的定义是：“以还原性科学的理论、方法，研究人的器官、组织、细胞、分子层次上的结构与功能所形成的防病治病的科学体系。”[11]“中西医结合”不是相对独立、成熟的医学体系。它更不能与中医药学与民族医药学相提并列。而民族医药是中国少数民族的传统医药。其中包括藏医药、蒙医药、维吾尔医药、傣医药、壮医药、苗医药、瑶医药、彝医药、侗医药、土家族医药、回回医药、朝鲜族医药等等。[12]它与中医药也不是同一范畴的事物。所以在界定我国的中医药法的范围上,只包括中医、中药两个方面，不应该包括民族医药和中西医结合的部分，即采用第二种方案。

2．中医药法的宗旨及基本原则

1）我国中医药法的宗旨应该是：保护人体健康，继承和发展中医药学，保障和促进中医药现代化、国际化发展步伐，支撑中医药事业的全面、快速、协调发展。以往法律原则总是把人的本位置后，而中医药法则应该把保护人体健康放在首位 ，这不仅是由于本法的性质决定的，更是由于现代法学人文精神、以人为本理念的体现。只有保护好了就医者的健康，中医药事业才能在全社会更好的继承与发展，才能更好的进行现代化和国际化。

（2）中医药法的基本原则是贯穿中医药法之中,指导中医药法制定、执行、遵守以及解决医患纠纷的基本准则。笔者以为，我国中医药法的原则大致上有：继承与创新并重原则、中医中药协调发展原则、现代化与国际化相互促进原则、多学科结合原则。具体来说，继承是中医药发展的基础，创新是中医药发展的动力，两者并重，才能更好的发展新思路，探索新方法，开展新实践，争取新突破；中医是中药应用的指针和开发的源泉，中药是中医医疗保健的主要手段，中医中药协调发展，才能使中药研究成果为中医临床服务，促进中医药发展；国际化是现代化的重要目的之一，现代化是国际化的前提和基础，两者相辅相成，所以要互相促进；中医药理论融合了多学科的知识，多学科结合是中医药发展的必然途径，通过多学科、跨领域的发展才能博采众长，有所突破。[13]

3．政府在扶持、发展中医药方面的职责

（1）加大投入

集成国家相关计划支持中医药创新发展，形成项目联动机制。比如可以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中医药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使中医药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应当根据本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居民医疗需求，统筹安排中医医疗机构的设置和布局，完善城乡中医服务网络”。[14]

（2）政策扶持

制定若干鼓励中医药发展的政策法规，推动适合中医药特点的标准规范的建立与完善，加强中医药知识产权和资源的保护与利用；建立成果、信息管理和推广、共享机制；制定积极的人才政策。条款中可以规定“国家鼓励公民、法人、其他组织及名老中医设立多种形式的中医医疗机构，开展相关诊疗服务”；“国家鼓励中医药开发、研究的国际交流合作，鼓励中医药的医疗、教学、科研机构依法到境外开展医疗及学术交流活动”。[15]

（3）组织协调

加强中医药发展战略和机制研究，协调相关部门和各级政府推动本规划纲要的实施，充分发挥区域资源特色和优势条件，积极支持组建以中医药现代化为目标的区域科技协作共同体，引导企业和社会参与，拓展国际合作方式与渠道，通过政府、国际组织、学术团体、行业协会等推进中医药国际化进程。

4．医疗机构

开办中医医疗机构，应当符合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制定的中医医疗机构设置标准和当地区域卫生规划，并按照《中医医疗机构管理办法（试行）》、《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后，方可从事中医医疗活动。

5．从业人员以及执业规范

从业人员的规范包括考试和注册、执业规则、考核和培训等方面，我国目前的中医师准入基本上能够贯彻《执业医师法》考试和注册的要求。[16]执业规范应该包括诊疗、继续教育、保护患者、完成病历、紧急救治、知情同意、突发事件的灾害防治等方面。

6．中药的生产、经营、管理制度

由于中药成份的复杂多样性，因此，应该在中药的生产、经营、管理的法律规范上弥补质量控制的不足，充分体现“安全、有效和质量可控”的基本原则。可规定，申请已有国家标准的药品注册，一般不需要进行临床研究。需要进行临床研究的，化学药品可仅进行生物等效性试验；需要用工艺和标准控制药品质量的中成药和生物制品，应当进行临床试验。对一些可能导致品种质量差异的注册申请，应该规定进行临床研究从而保证申请注册的品种上市后的安全和有效。于中药的特殊的用药历史，以及其活性成份的复杂性，有时仅改变一些工艺条件又不足以改变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特征，故需规定，改变剂型或生产工艺时，如果生产工艺无质的改变，可减免药理、毒理和临床的申报资料。

7．教育与科研创新制度

按照我国中医药发展的具体情况，其教育体系可以大致分为三种模式：大学教育模式、继续教育模式、传统师传模式。前两种需要政府加大投入，而后一种有的专家认为已经过时或者不可信，实际上，我国中医药教育事业发展不平衡，这不仅体现在中医药教育投入资金的流向上，更反映在中医药人才培养上，我国中医药人才分布不均，水平层次不一，在农村很多地方主要是传统师传模式，即“乡村中医师”、“民间中医师”，所以政府加大对中医药的投入不是一句空话，而是要在这些方面下大工夫，例如立法中可以将“地方政府通过对乡村中医师、民间中医师进行培训，承认其执业资格，保护其执业行为，并创建相应的执业环境。”

关于科研创新制度，需要建立中医药创新发展平台，如立法可以规定，“国家建立中医药科技创新平台及其运行机制，通过重点研究室（实验室）、临床研究中心和产业化基地建设，以及中医药基础数据库和国际化信息库的建设，促进适应中医药现代化和国际化发展需求的创新体系的建立，提高科技支撑能力。”

8．保障制度

国家可以运用财政补贴、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来促进我国中医药的发展，在地方政府要严格把关，防止将中医药事业经费挪作他用。立法可以规定“国家运用财政补贴、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鼓励扶持中医药事业发展。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中医药事业经费挪作他用。”

9．奖励制度

我国中医药奖励制度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进行阐述：（1）奖励范围：学科领域新规律、新事实、新概念的研究成果；中医药的基础理论实质和客观规律研究成果；中医证候、诊法、治疗、针灸、经络、中药防治疾病的机制和原理研究成果；医史文献研究成果；软科学研究成果；标准、信息研究成果。（2）申请途径：其途径可以分为申报和推荐两种。申报是指由个人、集体申报。在推荐中应注意推荐人的范围，例如可以规定由以下单位和专家推荐：①、省级中医药学会及中华中医药学会各专科分会；②、中医药学会；③、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④、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有关部委局及直属单位；⑤、中国针灸学会、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等学会。（3）评审：评审工作实行初审、终审的二审终审制。初审实行差额推荐，终审对初审推荐授予一等奖的项目进行答辨，并实行差额评定奖励项目。申报奖励的项目按创新性、科学性、实践性、他人引用程度等四个条件进行综合评定。（4） 公众监督与争议处理：公示制度，对公布的获奖项目如有发现其有作弊行为的，应该规定其应该追究的法律责任。（5）奖金：可以成立国家中医药奖励基金会,采用基金的方式专门管理和发放中医药奖励资金。

10．法律责任

本法的法律责任对象的主要包括：中医药管理的部门的工作人员、中医医疗机构、中医药教育机构、非法行医的个人。可以规定给予相应的处罚。

（三）行业自治体系的建立——中医药行业协会的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