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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诗书画印 文人画 美学特征
长期以来,我国的文人画就一直处于不只是单纯的追求对表面地形似,而是对那些重点传达了作者自己的主观情感和印象的表现加以深化,以此抒发作者的情感世界和个性情趣。陈师曾论文人画的特质云:“文人画之要素,第一人品,第二学问,第三才情,第四思想,具此四者,乃能完善。”[1]随着文化的深入发展,文人把绘画变成了文化的载体,并随之发展,最后追求诗、书、画、印四者相结合而产生的形式美。几种艺术样式融为一体,相互补充辉映,不仅增加了画面形式的美感,而且使有限的画面所传达的内容拓展成了无限的情境,具有补充和阐述画面内容的作用。
一、以书写画
书法与绘画的结合,是诗、书、画、印相结合过程中最早的,这主要是由于中国的书画工具是一样的,在使用起来也有很多的共同之处。我国古代画论中,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认为,“书画同体”“同体而未分”意思即指二者起源相同。只是在发展的过程中,二者又分别朝向不同的方向发展了。赵希鹄在《洞天清录古画辩》中说:“善书必能画,善画必能书,书画其实一是尔。”
书画的结合包含有两层意思,一是画家本人就擅长书法,随着书法艺术的全面繁荣,画家在作画时亦追求于以书入画。这不仅彰显了画家的文人品性,亦能展现书法家的豪迈与飘逸。二是以书写款或题字在画面上,与画面形象协调搭配。这样书入了画。就成为了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构成中国画的另一种形式美。
笔墨是书画的最重要的灵魂,没有笔墨就没有书法与绘画。有如“画以笔取气,以墨取韵”,便是指笔墨情趣。笔墨有的流畅、洒脱、豪迈、刚劲形成了文人画中的意象美、动态美、含蓄美,这种表现形态将文人画家的内心、气质、文化修养烘托出来,使得作品的意境和气韵达到一种笔墨以外的境界。因而文人画家都特别追求对笔墨的运用,以表现自身淡泊、清雅、洒脱、轻逸的情冶,在笔墨中追求神韵的表现,同时致力于把人生境界与艺术境界融为一体。董其昌曾说:“以境之奇怪论,则画不如山水;以笔墨之精妙论,则山水不如画。”可见,笔墨的精妙是来源于画家书法功底的。文人画家在做完画之后,题款作诗是必不可少的,而这又与书法是相衬的。题款亦需考虑作品内容,以使题字的内容与画面有内在的联系,能够让看画者通过题字见景生情、抒发胸怀。或者引导观画者以画为桥梁,生发开去,感念历史的浩荡或人生的哲理。同时,题字还要考虑到字体的形式、画的内容和风格等。总之,要求字与画面统一、和谐,增加画面的形式美。
二、画境诗化
诗是用来表达文人性情的,文人画主张诗画相通,通过书法的方式展现出来,将诗意融于绘画之中,以拓展作品的传达空间。坡评王维画:“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这句话奠定了文人画的理论基础。[1]
画中之诗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一诗画中有诗的意与境;二是与画合为一体,配合画的需要而题的题画诗。诗画相配,相得益彰,使有限的画面幻化出无限的寓意,所以,“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
虽然诗与画的艺术形式表现不同,但从文人画家的创造过程来讲,从选择题材、艺术构思、表现方法各方面都有相通之处,也便如苏轼所说:“诗画本一律。”以此凸显诗画之间的内在紧密联系,说诗是有声画,画是无形诗。中国画创作追求诗意的表达,要求画家不但要有深刻的创作思想,还应有高超的绘画能力,通过思想与技法的融会来酿成特定的诗意,并通过诗意启示人们的想象和联想,从而把人们带到一个理想的境界中去。诗与画的结合,即是能取长补短。绘画表现的事物直观、具体、真实、便于领略,但它要受时间和空间限制,只能选取某一瞬间的静止状态;而诗则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可以写事物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发展变化,天上地下,古往今来,东西南北,自由驰骋,丰富与拓展了绘画的表现空间和意境。把诗与画结合起来,可以使静止的画面活跃起来,画面的容量膨胀起来。而诗也有了形象的凭借,想象的依托,因此,诗与画的结合使二者交相生辉。
画中有诗,也是指诗与画融为一体的画中题诗,也是文人绘画发展的产物,其内在意蕴和抒彩极大的丰富并提高绘画的意境。王冕所绘《墨梅图》中梅枝遒劲盘郁,冷傲孤高而生机盎然,其题诗云:“吾家洗砚池头树,个个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经此诗一点,作者傲兀脱俗的气质以及生活理想和高尚情操跃然纸上,极大地拓展了作品的美学境界。[2]
文人画将诗画融合,拓展延伸了绘画中的诗意的意境,题诗于画在巧妙照顾到布局形式美的同时又拓展、深化了画意,此可谓文人画之一绝。
三、以印衬画
由于文人画的发展,“三绝诗书画”已经不能满足于表现人的主观精神和思想感情的要求。因此在绘画中印章的加入,成为了文人画中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印章不仅使画面的形式内容更加丰富精彩,同时弥补了画面构图的不足,平衡画面,为画面增添了文人气质,起着活跃画面气氛的作用。我们常可以注意到,文人画家在山水画上常用“锦绣江山”,在花卉画上常用“万紫千红”等章,仿古之作常用“心追手摩”,写生之作常用“我师造化”等章,皆自然切题、饶添情趣。另外还有“闲章”,更有拓展题意、抒发见解之功效,以体现创作者的理想、情怀,其作用可以胜过千言万语,它也是文人画各种元素“一体化”之显著特征。[4]
印章的出现大约始于周朝,盛行于汉魏,到了元代以后文人画有了较大的发展,印章入画的普遍,同时也促使文人制印成风。印章的兴起、盛行正是传统文人画发展成熟以至艺术巅峰时期,刻章成风加速了文人画的成熟。印在画上,便成为了画面不可分割的部分。因此,盖印的时候也要非常考究,要考虑整幅画的构图、色彩,要起到呼应、对比、配合的作用。以水墨大写意为主的花鸟画家,讲究布局,相得益彰,经营位置,题款和印章在绘画构图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它不仅弥补了构图的不足,平衡画面,增加布局的内容,而且使画面的色彩感加强了,红黑白对比,给画面增光添色。图章的大小、浓重和稀疏,都是与构图分不开的。中国画的题款,是诗、书、画、印四位一体的“完美”,是自然的而不是生硬的。[3]
“诗画一体”使中国画朝着日益融会贯通的集大成方向发展。“书画相通”使文人画借助书法来提升画的品味。书法这种中国特有的艺术形式,能超脱物象的实存形态,以联想性的方式与自然物联系,直接、自由地抒发心意。文人画借助笔端流露出的意趣,来很好地表现人心的意趣。[5]
总之,文人画通过诗书画印的完美融合,以及与其他各门艺术的融汇,不仅给中国画增添了丰富多彩的艺术美和文化含量,同时使中国画的思想感情和寓意更加豁达,丰富了画面内容,扩大了画面境界,使艺术趣味、艺术境界更加深远。诗、书、画、印融会一体,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民族绘画的象征,在中国画历史的发展中形成了积淀着民族心理、民族性格的完美艺术形式。我们今天谈论文人画,就是为了更好的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顿悟其中深刻的美学涵养,从而创造出更富有内涵的艺术作品。(作者单位: 湖南工业大学)
参考文献
[1]苏轼.东坡题跋(卷五)丛书集成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8,01
一、川藏茶马古道饮食文化的特征
(一)平民化特征
茶马古道文化本身就是一种商旅文化和平民文化。因此,平民性也就成为川藏茶马古道饮食文化的典型特征。在茶马古道的沿线和村镇,上至官员富豪,下至平民百姓,都离不开吃。由于沿线交通不便,民风淳朴,使当地的饮食具有便宜和大众的特征,真真正正融入和当地人的生活。
(二)味道的独特性
川藏茶马古道沿线的饮食小吃不仅种类繁多,而且味道独特,这显然与茶马古道兴盛时期商品与人员流动带来的文化融合有关,全国各地的商旅行人在此汇集,带来了不同口味的食材与烹调方式。当前,茶马古道沿线的饮食口味就有香甜、怪味、麻辣、红油、咸鲜等十余种不同口味,而每一种口味针对不同的季节和菜品又有不同的使用方法。
(三)饮食的休闲特征
休闲性是川藏茶马古道饮食文化的又一重要特征,这与茶马古道沿线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有密切联系。首先,茶马古道的兴盛促进了当地饮食文化的发展,而饮食消遣是当时马帮商人的重要娱乐活动,这从一开始就为当地的饮食文化打上了休闲的烙印。其次茶马古道沿线交通不便,人们至今还存有追求恬静自然的思想意识,这种文化氛围使得饮食文化的休闲特征得到了长期存留。
二、川藏茶马古道饮食文化旅游开发现状
(一)开发的起点较低且与旅游规划的融合度小
在川藏茶马古道饮食文化旅游开发过程中,当地往往将目光投向本地市场,从而使饮食文化开发处于无序与零散状态,使外地游客感到无所适从。这种开发方式对市场的开拓极为不利,直接导致沿线的饮食市场在吸引外地游客方面能力不足。川藏茶马古道沿线的饮食文化开发的起点也很低,大多数餐饮企业仅将饮食作为旅游的一个附属结构,仅以保障游客不饿肚子为目标。旅游开发者并不能全面深入挖掘当地的饮食文化资源,将其作为主打旅游产品进行推介,当然也就谈不上饮食特色旅游的研究和开发。
(二)餐饮企业分散且服务水平不高
近年来,随着川藏茶马古道旅游的火爆,沿线的游客人数激增,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当地餐饮业的发展。但是,当地的餐饮企业多以中小型为主,各类餐饮店虽然遍布旅游目的地的大街小巷,但是分布分散,很难形成规模化和产业化经营。外地游客很难集中品尝到当地所有的特色饮食,也难以感受当地的饮食文化氛围。此外,由于餐饮企业的规模一般较小,其管理和服务水平也差强人意,严重影响了川藏茶马古道饮食文化的整体形象。
(三)缺乏宣传和创新意识
尽管川藏茶马古道饮食文化具有丰富的内涵,但是在宣传语推广方面还比较内敛,宣传目的也并不清晰。目前来看,对川藏茶马古道饮食文化的发掘与宣传不足,不仅对饮食文化旅游产品的开发与销售造成了直接影响,长远来看还会进一步危及到整个茶马古道的旅游效益。
三、川藏茶马古道饮食文化旅游开发的对策
(一)科学规划饮食文化资源
就现状来看,川藏茶马古道旅游餐饮业的发展水平有限,政府与社会对此的支持力度也不大。要想促进川藏茶马古道饮食文化旅游开发力度,需要相关部门的重视和支持,并予以相关的政策供给。首先,要组织力量对川藏茶马古道饮食文化进行全面整理研究,对沿线的特色菜、风味小吃乃至茶馆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过程进行全面调查和分析。对其中独特的饮食材料、烹制方法口味特点和饮食传说进行归纳和整理,形成书面化和系统化的成果,防止意外丢失。其次,在系统整理的基础上对饮食文化资源进行整体规划,为相关的旅游开发提供依据,避免投机性开发、盲目开发和不合理开发。例如,餐饮业的装修设计要与当地的饮食文化和其他历史文化相结合,形成独特的文化主题,形成自身的鲜明特征,避免陷入同质化竞争的不利局面。最后,川藏茶马古道沿线多为经济欠发达地区,而对饮食资源进行旅游开发又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为解决上述矛盾,就需要政府出台合理的政策,塑造出良好的投资环境,特别是对该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企业或个人予以税收减免或奖励,提高个人和企业参与茶马古道饮食文化旅游开发的热情。
(二)发掘饮食文化内涵、提高餐饮文化品位
随着经济的发展,各地之间的交流日益紧密,餐饮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在这一背景下,本地的饮食如何保持竞争优势,就成为业内普遍关注的问题。人们对物质的需求是有限的,而对文化的需求是无穷尽的。因此,挖掘饮食文化内涵,提高餐饮业的文化品位就成为解决上述问题的重要途径。川藏茶马古道饮食文化历史悠久,许多特色菜肴。风味小吃的背后都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典故或传说。通过对上述饮食文化的充分发掘,并与旅游业紧密结合,可以使游客在吃的过程中,了解这些饮食背后的文化,可以使游客在吃的尽兴的同时也得到精神上的享受。也只有如此,才能逐步提高川藏茶马古道饮食文化的知名度,提高当地餐饮业的核心竞争力。
(三)树立饮食文化品牌,加强多样化宣传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食品工艺技术的进步,当前饮食产品之间的质量差距正在逐步缩小。面对激烈的饮食市场竞争,只有构建属于自己的饮食文化品牌,才能有效保护川藏茶马古道饮食文化。因此,川藏茶马古道沿线的地方政府和餐饮企业要强化品牌意识,加大旅游饮食文化品牌企业的培育,利用当地优厚的饮食文化资源建立一批有重大影响力的龙头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酒香不怕巷子深的营销理念已经过时了。要想吸引游客的注意力,提高其品牌忠诚度,必须要注重产品营销。“酒香也怕巷子深”,要将川藏茶马古道饮食文化展示给广大游客,提高知名度,不仅需要加大饮食文化资源挖掘,提高文化品位,还需要外在的营销方式为依托。这就需要当地政府和餐饮企业加大营销宣传,拓展营销渠道。不仅要利用好广播、电视、报刊等传统媒体,还需要加大在网络等新媒体上的推介力度。
(四)加大人才培养和新产品开发力度
企业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人才是川藏茶马古道饮食文化旅游开发的重要条件。这不仅需要加大川藏茶马古道饮食文化资源整体规划与营销方面的人才培养,还需要提高餐饮业管理与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为顾客提供超越期望的优质服务。面对域外餐饮企业的强势竞争,川藏茶马古道饮食文化旅游开发要在保留传统文化特色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产品,通过与时俱进达到对饮食文化内涵的深层挖掘,从而将川藏茶马古道饮食文化品牌推向市场,走向全国乃至世界。
四、结语
一、日本的国家文化
文化通常有高等和大众之分,高等文化往往建立在大众文化的基础上,而大众文化则往往更加被人们重视。日本的大众文化只要可以分为精神文化、行为文化、物质文化三种,其中精神文化指的是日本这个国家人民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等;行为文化则是以精神文化作为基础,日本这个国家人民在日常生活中所表现的的语言行为和动作行为等;而物质文化则往往就是所谓日本这个国家人民的穿衣、饮食、居住还有出行等各方面的文化。文章将要探讨的饮食文化就是日本这个国家的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日本这个国家在发展的历程中所形成的独特民族文化有着非常典型的历史特征,而日本的饮食文化也可以说是从饮食的角度来体现日本人民的审美价值观,而人们对于审美的追求则对日本的饮食文化有着意义深刻的影响。
二、日本饮食文化的特征阐述
日本料理所具备的多样化饮食文化特征中,其清淡自然的口味、雅致唯美的餐具与就餐的环境以及严谨的用餐礼仪是最具代表性的三大方面,下面将对这些特征进行具体阐述。
1.口味清淡自然
日本料理不管是其烹饪之前的选材还是烹饪的过程都非常的讲究一个“淡”字。可以说,纯甄淡雅是日本料理的本质精神和核心原则,这种坚持在日本料理的选材环节和制作过程中都清晰可见。饮食往往是一个地区甚至一个国家内在人文精神的高度浓缩。日本料理的纯然雅致,也从侧面展现了大和民族对自然风物细致入微地观察和发自内心地崇敬。正因如此,日本料理往往坚持展现及升华食材的原本滋味,这也是日本料理口味清淡为主的原因所在。这一点与中国菜系中本帮菜的浓油赤酱以及川菜的鲜香麻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日本料理虽然也会对食材进行调味处理,但普遍仅是对食材“略加提点”。换言之,在食材的烹饪过程中虽然也会运用调味料,但却不会逾越食材的主角身份。以日本酱油为例,其本身的味道并不突兀,为了恰如其分的发挥出酱油本身的鲜甜醇厚,并使料理整体实现调和与提升,日本人甚至针对不同的具体用途酿造了风味各有千秋的数百种酱油。
2.食器环境雅致
自18世纪起,日本料理出现了较大的发展及提升,这一阶段的主要变化集中体现为料理的高级化发展。无论是日益讲究的食材挑选,还是日益精致的食器制作,都促成了日本料理视觉丰化、美化的发展趋势。日本料理的精致淡雅,与恰如其分的食器使用是密不可分的。食器的形状、颜色、尺寸、造型,甚至是表面的图案线条,都是日本料理得以形成“雅致”视觉享受中不容忽视的部分。此外,日本料理对具体的进食环境也有着独特的美学坚持,这一点从日本的茶酒文化审美意趣的具体发展中就可以看出。从处处追求“奢华”到内心渴望“闲寂”,日本的茶酒文化出现了极大的审美追求转变,人们全新的美学要求自然也影响到了当时料理店的布置装饰。自江户末期起,日料店的就餐环境已经基本形成了雅致为主的基本格调。毫无疑问,整洁雅致的就餐环境会令人心情愉悦,也会使料理看起来更加可口诱人。由此可见,就餐环境也是日本饮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之一。
3.就餐礼仪严谨
关键词:日本;饮食文化;思想观念
日本是由四个大型岛屿与分散化的不到四千个小岛所构成的,其国土四面环海,气候温润,海鲜类产品丰富。正所谓风土催生菜系,源自于日本列岛的日式饮食在各类外来饮食文化尤其是中华饮食文化的影响之下,伴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逐步发展成一种具备鲜明日本特色的饮食文化。在此,笔者将通过分析日本饮食文化的特色,探讨其中所体现出来的日本民众的思想观念。
一、日本饮食文化介绍
(一)日本传统饮食的类别
一是本膳料理。这是由十五世纪日本室町时代的由足利义满将军创造出来的料理,是依据室町时代武士门第的传统,以接待待客为主要内容的一种料理,是宫廷料理的一个组成部分。如今主要被用在婚、丧、祭等场合,是别的传统日本料理的做法基础。二是怀石料理。这是是由十六世纪安土和桃山时代结合茶道而开发的料理,也是茶道之中尚无奉出茶以前的一种简单料理。怀石是指怀抱着温暖的石头可以耐空腹之意。三是会席料理。这是由十七世纪江户时代的武士们在聚会时常见的一种料理,其后经过了不断发展。与本膳料理比较起来,会席料理并不拘泥于某种形式,属于没有什么拘束的料理形式,甚至可以说是日本聚会料理的主体。如今日本各餐饮店所供应的宴席料理主要就是这一类料理。四是精进料理。这类料理源自于佛教文化,是一种素食料理,其主要特点是不使用鱼类和贝类,只使用大豆、蔬菜或者海草等植物性食品作为主料。这种料理可视为是长寿饮食之前身,但随着当前时代的不断发展,日本人也不再完全用全素食,而是可以依据自身情况加以调整,偶而可以食用肉类以及鱼类。五是御节料理。这类料理是为了庆祝新年而使用的料理,通常是在正月初一时食用的,是将各类料理装入五层木制涂漆食盒之中的一种料理。
(二)日本外来饮食的类别
谈到日本饮食文化, 就必须提及其中所包含的各类外来要素。如同日本文化那样,日本的饮食受到外来饮食文化影响之处也非常多。从古至今,日本从未间断过对外来饮食文化的充分吸收。而在对日本饮食产生各种影响的全球各地饮食之中,受到中国饮食文化的影响最大,比如,茶、豆腐、拉面等常见的日本饮食品种均是从中国传入的。当然,日本饮食受到其他国家的影响也很大,比如,咖喱饭、蛋包饭、炸鸡块等。
二、日本饮食文化的主要特点
日本饮食所得到的最普遍评价是清淡、量少和精细等。就总体来说,日本饮食可以被称之为植物型饮食。日本岩宿时代起人们一直在食用动物肉。随着佛教在日本的深入传播,因为其主张吃素,所以造成日本人食肉的频度大为下降,且大多为家中又客人或者祭祀活动时才会用肉食。这样一来,除山民以外的大部分日本人口味变得清淡起来。清淡少油也是一种典型的日本饮食特点。中国烹饪中大量用油,但日本饮食几乎不会用油。日式料理即使用油也是使用植物油,比如,菜籽油和大豆油等。我国饮食方法五花八门、种类繁多,油是必不可缺的,但在日本料理之中,煮是最常见的烹调方式,这也就意味着其饮食肯定会有少油、清淡等特点。
一直以来,日本饮食都有五味、五色、五法之称。五味包括酸、甜、苦、辣及咸,五色包括白、黄、红、绿及黑,五法包括生、煮、烤、炸及蒸。日本饮食在烹调时注重保持食材自身的味道的基础上,还十分重视色、香和味,而且盛放食物的器具也会由于食材类别和季节的差异而有所不同,从而展现出日本饮细化的特征。如今的日本料理制作工艺与品位在全球都是相当先进的,在口味上十分讲究,材料大多是以海产品以及新鲜蔬菜为主体,清淡而且不油腻,保持了食材所固有的味道与特点,而且会随着季节的不断变化而在选料、口味等多个方面出现变化。当然,日本料理在拼摆与器皿上也相当注意。用餐使用的器皿大多是瓷制c木制的,而且制作成各类高雅的形状,不仅实用而且还具又观赏性,让用餐者能够耳目一新,所以让日本菜能够成为为人所称道的杰作。
三、日本饮食文化反映出来的日本民众思想观念
一是和自然和谐相处的自然观。很多国家都觉得火是人类文明之起源,而吃生食则是一种野蛮人的习惯。但日本人的观点是,有的文明并不一定都是好事,比如火会烧毁山林,毁掉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因而要谨慎用火,与大自然和谐共处。二是和为贵的思想观。在日本人的观念中,牲畜与人类同样都是有血、有肉的生命,任意地屠宰与食用牲畜的行为是不仁的。三是万物有灵的神灵观。无论是人,还是山川树木、鸟兽虫鱼,世间万物均应成为人类所尊崇的对象。日本人不管做什么事均会优先考虑保护自然、尊重自然。他们对于四季抱有深厚的感情,因而提倡顺应季节的变得来品尝鲜味。四是含蓄而内敛的审美观。日本人对于食物的形和色十分讲究,将起摆在十分重要的地位上,并且推道极致,因而集中展现出日本人强烈的完全主义意识。日本人不仅遵守规则,追求一种精致化的生活,而且又相当地低调,在饮食中强调含蓄与内敛。五是注重健康积极的养生观。长寿饮食观倡导食用天然食物,采用健康饪方式,可见日本人十分注重于养生。天然食物接近于大自然,加工链非常少,这也就意味着对人体健康的侵害十分少,相当有利于人类身体健康。保持尽可能合理的饮食结构,不但能够确保人体的需要,而且还能够抑制许多慢性病的产生,而且还可抵御部分癌症的侵袭。六是平和而自然的心态。日本人将禅宗精神渗透到日常的生活与饮食之中,注重于饮食时体会到心灵上的超脱,在食用过程中细细品味食物,并且以平和与自然之心态来对待身边纷繁复杂的人与事,用超凡脱俗之心来应对各类困难,如此才能够健康、长寿。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从上述日本饮食文化特征和日本人民的观念Y西中,可以深刻地意识到,保护自然以及和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观已全面融入到日本人民的心中,而且影响到其生活之中的各个方面。日本民族十分善于引进与吸收各类新事物并且实施再创造或者创新。日本饮食十分注重于保持食材的原汁原味,在外观上致力于追求一种细致之美,并且在食器以及就餐情境上十分讲究,让世人充分了解到日本文化对于色彩、造型与味道等的表现能力。日本饮食文化能够很好地体现出日本民众的思想风貌。在日本饮食文化之中,人们能更好地感受到日本民众的强烈审美情趣,值得我们加以学习与借鉴。
参考文献:
[1]徐静波. 日本饮食文化历史与现实[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2]王 娟,张 敏. 解析日本人的饮食习惯与日本人长寿的关系[J]. 经济研究导刊,2010(14).
[3]赵 爽. 探究日本饮食文化特点[J]. 经营管理者,2014(34).
[4]刘征宇. 现代日本饮食文化研究[J]. 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15(11).
关键词:饮食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策略;蕉城区
中图分类号:F590.7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6年3月28日
一、引言
国民休闲时代的来临,休闲旅游大发展,体验化是其基本取向。饮食文化旅游资源作为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以食物为物质载体,以地方文化为灵魂,同时配合各种相关活动,充分调动游客视、听、味等感官,在满足旅游者基本生理需求的同时实现其精神诉求,使旅游者在体验过程中有所感悟。目前,关于饮食文化旅游资源的研究尚在初级阶段,对于宁德市蕉城区的饮食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尚属空白。本文以宁德市蕉城区为研究案例,结合调研剖析其饮食文化资源发展现状,并提出相关的旅游开发原则和策略,具有一定的理论性和实用性。
二、相关理论基础
(一)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唐留雄在《中华饮食文化的发展与现代旅游业发展》(2001)中提到旅游者的品味需求可以通过开发传统饮食文化资源来满足。杨春华《发展旅游业以饮食为依托》(2004)一文强调了饮食这一要素在旅游业中的重要性,而饮食文化旅游资源深入挖掘是旅游业发展的一大良策。毛震在《四川佛教饮食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2007)中提议将佛教文化和饮食资源相结合,能够突出当地的独特性,借助饮食文化旅游资源的吸引力促进宗教的发展。周书云《旅游视角下地方饮食文化开发措施探析》(2010)一文对于饮食文化旅游的开发提出了认证饮食资源、开发饮食文化旅游资源的品牌以及各界联合开发等措施。
关于饮食文化及资源对旅游影响的研究,英国学者Hobsbawn和Ranger在《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1983)一书中提到旅游目的地的特色饮食文化衍生出的旅游产品对当地的发展能起到促进作用。Boyne和William(2002)通过数据说明旅游饮食在旅游者的花费中占比较大,近40%,旅游地对于旅游饮食应着重发展,旅游饮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如果与游客的体验需求产生了矛盾,就很容易产生负面影响。在饮食文化资源开发方面,Getz和Brown(2006)认为美食形象的塑造可以提高游客对旅游地的兴趣,提高其出游率。目前,国内外的相关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国外相关研究多着眼于旅游者的旅游需求,结论更具实用性;而国内研究的理论性更强,在开发方式等实践方面则比较薄弱。
(二)概念界定。饮食文化旅游资源在旅游资源分类(国家标准)中属于人文景观资源这一范畴,涵盖了遗址遗迹类、旅游商品类、人文活动类等五类旅游类型。从目前学界的研究来看,对于饮食文化旅游资源这一概念尚未普及。黄继文在《挖掘民族饮食文化,丰富云南旅游资源》一文中将饮食文化旅游资源定义为在自然或人类社会中能对旅游者产生吸引力并能在某种程度上开发为旅游消费对象的饮食程序、饮食方式、饮食规矩等相关文化事物的总和。笔者认为,从饮食文化内容和层次上看,饮食文化旅游资源包括了饮食材料、饮食器具、制作工艺、饮食习俗、饮食礼仪等。因此可以结合饮食文化旅游,将饮食文化旅游资源定义为:在旅游过程中能对旅游者产生吸引力并能带动旅游经济发展的饮食文化、饮食习俗和旅游商品等与饮食相关的其他因素的综合。
三、宁德市蕉城区饮食文化旅游资源现状
(一)宁德市蕉城区饮食文化旅游资源概况与分类。宁德市蕉城区地处福建省东北部的鹫峰山南麓、三都澳之滨,是福建省宁德市政府所在地。蕉城区历史悠久,素有“海国斯文地”之美誉,区内留有闽东唯一的历史文化街区。当地饮食资源也比较丰富,为福建省茶叶、枇杷、商品牛生产基地之一,还是中国大黄鱼之乡,晚熟龙眼之乡。虽然蕉城区拥有悠久的历史沉淀和丰富的饮食资源,但当地的饮食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缺乏系统性和全面性。根据《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GB/T18972-2003)中对旅游资源分类的方法,结合笔者对宁德市蕉城区的实地调研考察和当地旅游局的相关资料,对蕉城区饮食文化旅游资源情况进行统计。(表1)
(二)问卷设计与调查。为了解宁德市蕉城区的饮食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现状, 笔者设计了本次调查问卷。问卷主要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被受访游客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包括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职业、月收入、常住地六项;第二部分调查游客对蕉城区饮食文化的认知情况、偏好情况和相关单测评量,分为单选、多选和满意度勾选。性别构成上,男性占45.4%,女性占54.6%,比例较均衡;年龄以18~38岁为主;学历方面以大专及大学本科为主,占比47.4%;职业构成上各行各业的比例较均衡;游客客源则主要集中在本地及省内其他城市。
(三)调查结果分析
1、关于蕉城区的饮食特产认知程度。在受访者中,熟知度最高的是黄瓜鱼,其次是肉丸(芋头包),八仙糕位列第三。在喜爱程度上,肉丸(芋头包)的人数最多,有35人,米糖和八仙糕分列第二、第三位。同时,人们虽然品尝过这些特色饮食,但对其典故却了解不多。45.4%的人对此完全不了解,36.7%的人表示知道光饼的典故,知道肉丸(芋头包)的人最少,仅占1.5%。
2、关于美食圈的认知情况(多选)。南门兜知名度最高,67.3%的受访者都表示知道这里;其次是小东门,占44.4%;霍童古街位列第三;都不知道的有19.4%。表示蕉城区饮食“还不错,但具有当地特色的菜馆不多”这一评价的人数最多,有89人。“没什么特色”的有51人,“一般”的为40人,认为“具有当地特色”的仅有16人。
3、对于就餐环境的考量。受访者在几个选择上更为注重服务质量和价格水平,可知人们的消费观更加注重实惠、舒适。当然,不能因此忽略其他因素。
4、通过对价格的选项调查,发现人们的消费观仍以实惠为主。从而针对不同的消费群体可以制作不同档次的饮食套餐,满足不同的消费需求,另外应主打实惠的特色餐饮产品。
5、关于购买旅游商品的类型,78.6%的受访者选择购买便于携带的特色美食产品。由此,在开发此类旅游商品时,应推广具有蕉城特色的美食产品。而对于饮食文化旅游项目的选择,前三名分别是:品尝的同时观看或制作美食、参观美食节或传统节庆和参与饮食体验性劳动。吃、玩同步能让游客更感兴趣。
6、单测评量感知评价结果中,“蕉城区饮食”所包含的“地方风味和口感”这一内容的满意度比“相关历史文化”高。可以看出,蕉城区的相关历史文化虽然较浓厚,但还无法对群众造成深层次的影响。在“饮食环境”中,“环境卫生”和“周围街区氛围”这两项的满意度比其他选项高,而人们最注重的“服务质量”满意度略低。在“相关活动”中,满意度较高的为“表演性活动”。(表2)
(四)小结。此调查反映了游客对蕉城区饮食文化旅游资源的认知情况和偏好。调查问卷的数据分析显示出:游客对当地特色饮食的认知度较高,但对其所蕴含的典故认知情况较低;对于蕉城区的美食节及特色美食等内容大部分受访者表示地方特色不足;在喜欢的饮食类型方面,更青睐于风味小吃;在选择就餐地点时会更多地考虑一般菜馆和美食街,同时更注重其价格和服务,但蕉城区在这些方面仍有待提升;在选择旅游开发内容时,更多受访者选择了美食街和参与性强的活动;在旅游产品的选择上,当地特色美食产品更受欢迎。
四、宁德市蕉城区饮食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策略
第一,科学规划,协调发展。目前,宁德市蕉城区餐饮业的发展水平尚浅,对于本地区的饮食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缺乏深入研究。同时,政府对此的扶持力度较小,社会的关注度也较低。因此,首先应该对饮食文化旅游资源进行全面系统的整理,根据实际情况成立专项小组,将蕉城区的烹饪方法、口味特点及饮食传说等进行归纳,使之系统化;其次,对饮食文化旅游资源进行整体规划,为饮食景观的开发设计奠定理论基础。这一工作可以结合蕉城区的历史街区进行规划,体现特色化和差异性,凸显蕉城区独特的民俗风情和历史文化;再次,政府需要出台合理的政策,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这样能促进餐饮行业的发展;最后,对当地特色小吃进行认证,建立“名小吃”标志,塑造品牌效应。
第二,挖掘饮食文化内涵。随着经济发展,餐饮市场的竞争也变得更加激烈。要保持本地饮食的优势,不能只求让游客“吃饱饭”,而应让“吃饭”也变成一次特别的旅游体验,故而挖掘饮食文化旅游资源尤为重要。首先,要坚持本地饮食的特色,以闽东菜为基础,结合蕉城区的山海优势,将蔬果和海产品加以融合;其次,提升饮食的环境,从菜肴制作、服务质量到就餐环境等都要结合旅游体验进行打造;最后,结合当地饮食习俗,在任何时候都能给游客一个“我是当地人”的旅游体验。
第三,塑造饮食文化旅游品牌形象。品牌是一种无形资产,能给其拥有者带来经济效益。由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餐饮市场的竞争已经不再局限于价格战和服务战,品牌和形象也越来越重要。随着宁德市旅游市场的发展,餐饮竞争也逐渐走向了国际化,因此要想赢得市场空间,要树立蕉城区饮食品牌的优势,做好营销工作。目前,蕉城区已经注册的品牌类别包括茶、大黄鱼和晚熟龙眼。这三个类别目前所树立的品牌形象已经遍及省内外,需要做的就是让这些品牌的影响力更大,质量更优。除了已有的品牌,对现有的特色饮食文化资源要进一步开发打造,以文化为名片,塑造更多的品牌形象,赢得更大的市场空间。
第四,提高行业标准。消费者的保护意识和餐饮业的激烈竞争使餐饮业的服务和管理成为消费者选择的重要条件之一。因此,餐饮业的管理水平及其服务质量是否能在业内有所建树也成为了其能否持续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这方面的发展,需要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包括相关部门、餐饮业和从业者等。
五、结语
蕉城区饮食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应关注受众的喜好,结合实际,加大对当地饮食文化旅游资源的挖掘,积极开发相关的旅游特色产品和特色路线。在宁德市旅游快速发展之际,提升蕉城区的辐射力和影响力,巩固并扩大其客源市场。本文对宁德市蕉城区的饮食文化旅游资源开发进行了一些讨论和分析,对有效整合蕉城区资源,优化配置,进一步促进蕉城区饮食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有一定借鉴作用。但是,由于笔者的学术水平尚浅、参考文献有限,本文仍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希望在以后的研究中可以更系统地推进蕉城区饮食与旅游的有序上升和发展,并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做出更为详尽的发展计划。
主要参考文献:
[1]唐留雄.中华饮食文化与我国旅游业的发展[J].财贸研究,2001.2.
[2]杨春华.发展旅游业以饮食为依托[J].经济视角,2004.2.
[3]毛震.四川佛教饮食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7.3.
关键词:休闲体育;旅游;饮食;饮食文化
休闲体育既是对传统体育文化、传统休闲文化的一个新的概括,也是对当今社会需求做出的新的承载方式。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传统的生活方式已不能再满足人们逐渐扩大的需要了。虽然说小康社会是人们摆脱以往的贫苦生活所向往的生活方式,然而也不尽能全功效的满足,加之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身体健康的关注更为在意。休闲体育的提出可谓是迎合了大众的胃口。它把传统的体育锻炼方式加上休闲娱乐的内容进行创新改变,提出更多的娱乐方式,让人们尽享健康的快乐。俗话说健身“气疗不如食疗”,饮食对人们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然而,现在的休闲娱乐方式以旅游最为普遍,说到旅游又离不开饮食,这就更加坚固了饮食在旅游方面的作用。
一、休闲体育重要性的时代背景
党的十六大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这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顺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标。国家计划委员会与国家统计局还修订了全国小康基本指标体系。指标体系中的第13项和第14项与现代人们的休闲生活、休闲体育生活、休闲体育文化生活和休闲体育文化生态系统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休闲体育经济的关系极为密切。
二、现代生活方式下的休闲体育
休闲体育是以年轻人为中心,挑战大自然为主导,寻求冒险刺激为目的,逐步发展起来以后被纳入体育范畴的一种新型的体育活动,人们生活方式的一种新的活动形态。休闲体育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一种现代生活方式,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一方面是由于人们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人们对精神生活的追求更加重视,另一方面是由于现代社会的生存条件对人类自身造成极大的威胁,生活方式的优劣直接关系到人类的体质与健康、生存与繁衍。休闲体育就成了现代人情有独钟的选择,利用休闲体育的本质特征与现代生活快节奏之间的一种互惠互补作用,以增进健康、缓解压力、调节情绪、陶冶情操、发展个性、完善自我。
国内调查都表明:人们在休闲时间里,仍然是以读报刊书籍、看电视、听广播,不以购物为目的的逛街、逛商店、逛夜市等活动为主,这对体育从业人员来说也确实不是一个好消息。但是,据另外一项调查显示,珠三角市民对于休闲生活满足、幸福的理解和追求是“健康长寿”排在第二位,“心情愉快”排在第四位,而“物质富裕”则排在第五位。这说明市民已经觉悟到真正丰富的人生不是只靠收入而获得的,于是“花钱买健康”“请人吃饭不如请人出汗”的意识逐渐流行起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和健康意识的提高,要进行休闲体育的条件(有钱、有闲、有意识)也逐渐成熟,休闲体育必定会越来越受青睐,人们的生活方式也会随着生产方式的转变而改变。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人们进行休闲体育会改变一些生活习惯。例如,看电视、看书刊报、上网的时间会减少,取而代之的是户外的体育活动。
三、休闲体育与旅游饮食文化
饮食文化作为一种综合性的文化现象,有其特定含义,它是关于一个国家或民族饮食活动的内容及表现形式的总称,主要包括饮食种类、原料生产、加工技艺,以及以饮食为基础的民俗风情、宗教礼仪、伦理教化、人际交往等。饮食文化是社会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互融合和共同发展的结晶,其水平的高低,与一个国家和民族两个文明发达程度密切相关。中国饮食文化(包括酒、茶文化)体系庞大,是世界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之丰富及形式之绚丽多彩,加上我国的民族旅游,逐渐就形成了旅游饮食文化。旅游饮食文化不只是体现出了休闲体育快乐、健康的内在要求,还体现出了深厚的文化内涵。对人们广泛的发展起到了一个不可缺少的实现作用。
游客出门,总希望能多游览些景观,多领略些风情,不想让虚弱的健康影响兴趣。如果在游览途中的用餐、歇息,仅仅是填饱肚子,恢复体力,这个过程就是空白;反之,如果引入休闲体育形态下的旅游饮食文化,就既能饱口福,又能饱眼福,既补充了身体需求,又满足了游客心理愿望,还达到了锻炼的效果,可谓一举三得,从而使游客的旅途生活大大丰富。
旅游是一种较高层次的文化活动,没有文化的旅游是没有生命力的。与其他文化相比,饮食文化更能普遍提起人们兴趣并易为人们理解和接受。游客在轻松愉快的餐饮过程中,下仅可以了解和领略到民族的特色文化和当地的风土人情,从而提高旅游欣赏的水平,增长见识,陶冶情操,升华美感。
四、休闲体育形态下的旅游饮食文化的效果引申
1.真正把旅游饮食文化作为休闲体育重要表达方式来开发
旅游饮食文化这种表达方式的开发与其他表达方式开发相比,投入是较少的,但是主动的,可不断利用,所以应把旅游饮食文化摆在一个较为重要的地位来进行推广发展。而且需要通过提高认识,尽快把旅游饮食文化开发利用工作摆上议事日程,在休闲体育发展中大力推进。
2.加强旅游饮食文化与休闲体育的结合
在各种旅游饮食文化活动中,最大限度的去支持休闲体育,以饮食引导活动。让旅游饮食文化在休闲体育中占有不可缺少的地位。而且还多层次的大力培养旅游饮食文化人才,让休闲体育与饮食联系更紧密。让游客在旅游过程中享受美食之余,不忘体验休闲娱乐,真正体现出饮食文化与休闲娱乐体育的紧密联系,也凸显旅游饮食文化在休闲体育中的重要性。④①
参考文献:
[1] 卢锋.休闲体育学[m].人民体育出版社.北京,2005.
[2] 金银日,卫志强.多学科视角下休闲体育概念的解析[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09,(5).
[3] 温公达.论小康社会与休闲体育[j].长春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8.
[4] 李夏萍.浅谈民族饮食文化与旅游[j].南宁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
[5] 赵静,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休闲体育文化生态系统的建设[j].体育与科技,2006.
[6] 石振国,田雨普.闲、休闲、休闲体育[j].体育文化导刊,2004.
【关键词】文化跨文化 饮食文化 传播文化 翻译
一、中华饮食文化与翻译
饮食是一种文化现象,它具有文化的共性。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翻译是文化的传通。对于翻译,传统观念认为,就是两种语言间的转换,而忽视了翻译的文化问题。事实上,在跨文化交际中,交际者遇到的最大困难不是语言,而恰恰是文化。翻译本身就是不同文化间交流的产物,是跨文化传通。20世纪下半叶,翻译的研究出现文化转向,目前,在翻译研究界,人们把对翻译的意义和作用推向了另一个新的研究方向――文化交流与传播。人们把目光投向了翻译承载的使命,把翻译置于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因此,饮食文化的翻译研究也应置于中国与世界接轨的大背景下进行。
经历了五千多年历史的中华饮食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国人民的光荣与自豪。目前,文化与翻译的研究大多着眼于宏观,而专门讨论文化某一领域翻译比较少。据悉,北京为了迎接2008奥运,针对菜单翻译问题,向社会各界征集对《中文菜单英文译法》的意见,,收录了2700多条菜单及酒水的英文,另外,还专门组织了专家研究讨论有关菜名的翻译,旨在让国外旅客更方便地了解中国饮食文化。菜名实际上是一国文化的体现,老外对中华饮食文化的了解很大一部份就是从中国菜中体现出来的,如果外国人能明白我们的一些菜名的寓意,或是把这些菜名弄明白,实在是在学习一门艺术,他们定会因此而更了解和喜欢中国。
二、饮食翻译中的文化身份问题
基于文化研究的广阔视野来探讨华夏饮食文化的翻译,就不能不涉及到其文化身份问题。文化身份通常被看作是某一特定文化的特有,同时也是某一具体的民族与生俱来的一系列特征(蒋红红,2007)。无论对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还是某一特殊领域里的文化,在翻译中识别文化身份可以强化本民族的文化特点和文化特性。不同的国家和民族的饮食文化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就是文化个性或民族特性,构成着独特的民族特色文化,形成了世界文化的多元性。中华饮食文化形成其固有的文化身份,是文化中最珍贵的部分,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予以最大限度的保留并有效传播的部分。
具有五千多年悠久历史的中华饮食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国特有的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在文化饮食翻译中,要求译者必须对中西文化都有充分把握,用西方人最喜欢的方式去翻译中国的文化内容。笔者认为,汉英翻译的目的之一在于让世界了解中国,促进中华走向世界。但不断交流与融合的世界文化使人类共性的认识逐渐扩大,随着经济政治的全球化,各民族间的差异不断在缩少,而中华自身的文化身份却变得模糊。正如A.L克鲁伯所说“每一种文化都会接纳新的东西,不论是外来的,还是产自本土的,都要依照自己的文化模式,将这些新的东西加以重新塑造。”当我们自豪地看到伟大的中华文化被广泛传到世界各地时,我们要注意中国也在不断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出和影响。笔者认为,在世界全球化和文化的趋同过程中保持中华饮食文化固有的个性和特征,保证中华饮食文化身份的清晰度,显得尤为迫切与重要。
要保持中华文化身份,使之有效地得以传播,首要的是保护文化的核心价值不受到损坏(李庆本,2004)。不同文化的相互了解,互为尊重,互为补充,以达到人类心灵的沟通,应该是多元文化语境下的一种理想追求。美国著名汉学家约翰.J.迪尼教授指出:“每一种语言都从文化中获得生命和营养,所以我们不能只注意如何将一种语言的内容译成另一种语言,还必须力求表达两种文化在思维方式与表达情感方面的习惯。”那么,翻译作为跨文化传通,如何才能发挥其本质价值,让世界人民都认识中华饮食文化,是值得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
三、中华饮食文化翻译中的“痛处”――可译性与不译性
在翻译研究中出现了可译与不可译的争论。我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先生提出了“文化意味”不可译这一问题,是指文化中的意义,即这种文化意义对本文化群体而言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对不同文化群体的成员来说,则是陌生的。我们知道,由于世界各国人民所生长环境的地理、气候及风俗习惯等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差异,相互而言有许多新鲜事物。如中国有许多像“狗不理”“麻花”“糯米鸡”“双皮奶”等这些有名的民间食品,要把它们翻译出来介绍给外国朋友认识确实不容易。因为这些传统的食品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不能从英语语言的文化中找到相应的词来表示,而且它们当中还隐含了不少历史典故,并非能用三言两语道清楚。
关于如何更好地解决饮食文化翻译中的“文化”问题,金惠康教授认为,对于这种存在的语言不可译和文化不可译,“从翻译技巧的角度看,译者若紧扣原语的含义,不死抠字眼,至少能对作者的意思进行诠译或引申,这样可实现和提高跨文化的可译性”。笔者认为,根据翻译中的对等原则,这种对等是没有绝对的对等,在文化翻译这方面尤为明显。因此,翻译时只能通过寻找相通点而不是相同点,使原语者和目的语者能达到一个共识,这是从实践中已经证明可行的,因为文化是可以理解的。那么,作为译者就要充分了解两种语言的文化背景。
我国的外交政策提出要做到“”。在翻译研究中,有学者也提到,翻译是个的行为过程。由于文化翻译具有跨文化性,翻译必须做到尊重原文化与目的语文化,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手段,努力使译文保持原文化的意义与内涵,达到宣传和发扬原文化的目的。
四、存在问题
2006年,北京市旅游局从北京各大涉外饭店搜集了3大箱菜谱,共30000多个菜名的翻译。有关翻译小组人员研究后,发现其英语翻译五花八门,有的让外国客人不知所云。笔者认为,以上所举虽是小事,造成的却是国家间的误解。可见,翻译的跨文化性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笔者从网络以及相关一些书籍上收集了几百个中餐菜名的英文翻译,并对此进行研究,发现存在着三大翻译上的问题:
1.翻译得不知所云
“水煮鳝片”翻译成‘the water boils the shan slice’,如此按字面来翻译成的英文实在令人啼笑皆非。还有把“麻婆豆腐”翻译成“满脸雀斑的女人制作的豆腐”,“红烧狮子头”翻译成“烧红了的狮子头”,“四喜丸子”翻译成“四个高兴的肉团”,看了会叫人跑掉。因此,对于菜名的翻译,译者切忌没理解清楚其真正的含义而直接用字对字的方法来译。这些翻译或是有明显的语法错误,或是严重歪曲原名的意思,使外国人读后感到一头雾水,不知所云,这不能达到通过翻译进行交流的目的。
2.表达不一,让人糊涂
在中国饮食文化翻译中,往往会看到一些用词不一致的现象。由于不同的英语单词,它所指代的事物,表达的意思都是有所差别的。这个问题主要出现在对点心类的翻译上。如:
把“馒头”译成:steamed bread; steamed bun
把“汤圆”译成:pudding, dumpling, ball
把“粥”译成:gruel, soft rice, porridge
一个食品竟然派生出好几样不同的东西来,确实让人费解。因此,翻译此类食品时,译者一定要理解清楚各种食品的性质特点,找准相关的词来翻译,不能张冠李戴,更不能顺手牵羊,东拉西扯一个词来凑合,此做法是对文化极大的不尊重。对此,尽管译者可以采用多种方法进行翻译,因为翻译方法是灵活的,但应尽可能地保持原文化的意义与内涵。如“宫保鸡丁”这道菜有常见的3种译法:
Gong Bao Chicken;
Sauteed Chicken Cube with Peanuts;
Diced Chicken with Peanuts in Chili Sauce(2007-12-13).
3.不够准确
由于文化上的差异,在饮食翻译上,我们不难发现,有不少中国特有的东西是不能在英语字典里找到相关的词来表示的。另外,有些食品,我们可以用英语表达出其基本意思――一个笼统的意思,而不能道出其细节。如:中国菜当中,有很多是以“肉丸”为主材料而做成的。可是一个“丸”字,都用‘meat ball’来译的话,笔者认为十分不准确。难道外国人天生来就会知道中国制作‘meat ball’里头究竟是猪肉,牛肉,鸡肉还是鱼肉?在此,译者要注意一点,某些教徒是不能吃某类肉的,如伊斯兰教徒不吃猪肉。因此,笔者认为翻译的准确性不仅是翻译的一个行为标准,也是一个道德标准,是尊重各国人民文化的表现。而且,这种笼统的翻译,往往会失掉地方饮食文化的特殊性――文化身份。
再如,中国人除了三餐主食之外,还喜欢吃糕点,糕的品种可谓不胜其数。广东人喜欢吃的早点有“萝卜糕”和“芋头糕”,有人翻译成:‘Fried white radish patty’和‘Taro cake’。笔者查阅了《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和《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两大权威词典,比较了patty,cake,pudding,pastry,dumpling,和bun的词意,认为在翻译两种食品时,根据它们的选料(萝卜,芋头,粘米粉,水),做法(蒸),及特点(软块状),最佳的选词是‘pudding’。
五、饮食文化翻译的方法
为了能更好地翻译出中式菜名,笔者认为,了解中国菜名的命名方式尤为重要。根据王秉钦教授在《文化翻译学》一书中所提,可归纳出六种方式:以写实物法命名,以写意手法命名,以人物、地名、数字以及颜色命名。从这些命名方式中可以看出,除了以写意手法命名的一些菜名之外,大部分的菜名都显示出菜肴的主材料,作料,烹调方法,口感,口味等信息,有些就以菜肴的发源地和发明者来命名,也有些菜名本身是个历史典故。有了这些信息,译者就可根据菜肴的特点来确定翻译的方法。
另外,从翻译的内容和本质来看,笔者认为与文艺性的翻译相比,饮食文化的翻译更多的属于科学翻译,因为它是以传达实用信息为主的翻译活动,以求信息量相似的思维活动和语际活动(黄忠廉,李亚舒《科学翻译学》,2004)。而且,饮食文化翻译有很明显的“准确性,有效性,程式化”(黄忠廉,李亚舒《科学翻译学》,2004)等科学翻译的特征。至于怎样译,就“要由译者面对文本,综合各种因素做出最后决定”,是“讨价还价”的结果。(贺微,2006)基于此特征与目的,笔者对饮食文化翻译的方法归纳如下:
1.直译法
对于中外两国都有的食物或食品,就用现有相应的词或表达来翻译。如各种蔬菜、水果、肉类等名称可从字典中找到相应的词来翻译。如果是一些外国有而本国没有的食物,我们也可以找出相应的英语单词来翻译。可是对于一些本国有而外国没有的食物,如果外国人有现成的说法,翻译时就可直接采用,如广东有一种瓜,当地人称作“丝瓜”,外国朋友称为‘Chinese cucumber’;如果没有相应的词来翻译的话,就得改用别的方法,避免前面所述的那些不该发生的笑话。
2.音译法――创中国特色
音译法可以用来翻译一些本国或本地特有的食品。事实上,国内许多食品的名称如“香槟”(champagen)“芝士”(cheese)“吐司”(toast)“汉堡包”(hamburger)等都是从地道的英语所翻译过来的,久而久之中国人都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了。那么,我们也可以直接用我们的读音来翻译本国特有的食品,让外国人都熟悉中国的说法及认识它们,据了解,在美国和欧洲的中餐馆中,中文菜单翻译英文最直接的方法就是“音译”,这种方法简洁而直接也很有特色,如豆腐,更多的用‘TOFU’来翻译,美国人点菜时已经会正解地说“TOFU”,还知道它是有益健康的。这才真正做到了传播本国饮食文化精髓的目的。诸如此类的,又如“驴打滚”(Ludagur),“狗不理”(Goubuli,后来据此读音定为:Gobelive);再如“馒头”,“饺子”,“汤圆”不如直接音译为:Mantou, Jiaozi, Tangyuan,这样一来,外国朋友也就知道这是地道的中国风味小吃了。
3.混合法
虽然音译法直接而且很能体现中国的特色,但是,对于一些初次接触中国饮食文化的外国朋友来说,确实有点为难了他们。为了更好地解决跨文化理解上的问题,译者还最好在音译之后稍加注解或补充说明。如,对“狗不理”可加注‘steamed meat bun’的解释;在翻译“河粉”时,可加注‘cantonese style’使之更准确。
另外,对于一些以人名,地名等来命名的菜名,翻译时可采用音译与直译混合的方法来处理。如“宫保鸡丁”可翻译为:‘Gong Bao Diced Chicken’(笔者译),“麻婆豆腐”译为Ma Po Beancurd 或Ma Po Tofu (注beancurd)(笔者译),“东坡肉”译为‘Dong Po Stewed Pork’。
4.意译法
以写实手法命名的菜名,往往其体现了菜肴的很多基本信息,因此比较多地采用意译,主要把菜肴的主料,口味,口感,烹法等基本信息翻译出来,或者再加用‘with+辅作料’。如:braised beef with brown sauce红烧牛肉
Sliced chicken with seasonal vegetables时菜鸡片
Tender stweed fish水煮嫩鱼
Sliced fish with tomato sauce茄汁鱼片
Satuteed Slice Mutton with Scallion葱爆羊肉片
Roasted Lamb Leg烤羊腿
Fried Eggs with Ham火腿煎蛋
Traditional Assorted Sweets Beijing Style京味什锦甜食
5.图文声并用
用意译法来翻译菜名,使翻译有更高的准确性和更强的有效性,但有时候会显得过长,不简洁。为此,笔者认为可以用简洁的翻译加附上相应的图片,这样的效果会更佳。而对于一些含有历史典故的菜名,更好的是通过服务人员现场解说,或者让外国朋友翻译出有关背景资料供阅读。
六、结论
随着经济政治的全球化,文化也不断全球化。事实上,中国早在秦汉时期,就有对外的交流。如西汉的张骞出使西域,唐朝高僧鉴真东渡日本等,这些跨文化交流,使中国有机会吸收外来的先进文化,同时也把华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饮食文化,发扬并传播到世界各地。那么,在跨文化的环境中,各国人民是通过什么样的方法途径,才得以如愿有效地相互交流呢?本文就是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来探索文化翻译的另一新意义――文化的传播。为此笔者想对中国饮食文化的翻译展开讨论,通过讨论,探讨目前中国饮食翻译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归纳出一些相应的翻译策略用以处理翻译中的问题,使翻译真正实现交流,传承,沟通,创造与发展的本质价值。
参考文献:
[1]金惠康.跨文化交际翻译续编.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
[2]吕俊.跨越文化障碍――巴比塔的重建.江苏:东南大学出版社,2001.
[3]王秉钦.文化翻译学.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
[4]许钧.尊重、交流与沟通――多元文化语境下的翻译.中国翻译研究论文精选.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5]龚光明.翻译思维学.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
[6]拉里A.萨默瓦,理查德E.波特.文化模式与传播方式――跨文化交流文集.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
[7]单波,石义彬.跨文化传播新论.湖北: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8]外语教学与研究.2007,(3).
[9]贺微.译学研究的视角与选择[J].中国外语,2006,(5).
[10]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外语教学与究,2002.
【关键词】文化跨文化饮食文化传播文化翻译
一、中华饮食文化与翻译
饮食是一种文化现象,它具有文化的共性。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翻译是文化的传通。对于翻译,传统观念认为,就是两种语言间的转换,而忽视了翻译的文化问题。事实上,在跨文化交际中,交际者遇到的最大困难不是语言,而恰恰是文化。翻译本身就是不同文化间交流的产物,是跨文化传通。20世纪下半叶,翻译的研究出现文化转向,目前,在翻译研究界,人们把对翻译的意义和作用推向了另一个新的研究方向——文化交流与传播。人们把目光投向了翻译承载的使命,把翻译置于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因此,饮食文化的翻译研究也应置于中国与世界接轨的大背景下进行。
经历了五千多年历史的中华饮食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国人民的光荣与自豪。目前,文化与翻译的研究大多着眼于宏观,而专门讨论文化某一领域翻译比较少。据悉,北京为了迎接2008奥运,针对菜单翻译问题,向社会各界征集对《中文菜单英文译法》的意见,,收录了2700多条菜单及酒水的英文,另外,还专门组织了专家研究讨论有关菜名的翻译,旨在让国外旅客更方便地了解中国饮食文化。菜名实际上是一国文化的体现,老外对中华饮食文化的了解很大一部份就是从中国菜中体现出来的,如果外国人能明白我们的一些菜名的寓意,或是把这些菜名弄明白,实在是在学习一门艺术,他们定会因此而更了解和喜欢中国。
二、饮食翻译中的文化身份问题
基于文化研究的广阔视野来探讨华夏饮食文化的翻译,就不能不涉及到其文化身份问题。文化身份通常被看作是某一特定文化的特有,同时也是某一具体的民族与生俱来的一系列特征(蒋红红,2007)。无论对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还是某一特殊领域里的文化,在翻译中识别文化身份可以强化本民族的文化特点和文化特性。不同的国家和民族的饮食文化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就是文化个性或民族特性,构成着独特的民族特色文化,形成了世界文化的多元性。中华饮食文化形成其固有的文化身份,是文化中最珍贵的部分,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予以最大限度的保留并有效传播的部分。
具有五千多年悠久历史的中华饮食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国特有的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在文化饮食翻译中,要求译者必须对中西文化都有充分把握,用西方人最喜欢的方式去翻译中国的文化内容。笔者认为,汉英翻译的目的之一在于让世界了解中国,促进中华走向世界。但不断交流与融合的世界文化使人类共性的认识逐渐扩大,随着经济政治的全球化,各民族间的差异不断在缩少,而中华自身的文化身份却变得模糊。正如A.L克鲁伯所说“每一种文化都会接纳新的东西,不论是外来的,还是产自本土的,都要依照自己的文化模式,将这些新的东西加以重新塑造。”当我们自豪地看到伟大的中华文化被广泛传到世界各地时,我们要注意中国也在不断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出和影响。笔者认为,在世界全球化和文化的趋同过程中保持中华饮食文化固有的个性和特征,保证中华饮食文化身份的清晰度,显得尤为迫切与重要。
要保持中华文化身份,使之有效地得以传播,首要的是保护文化的核心价值不受到损坏(李庆本,2004)。不同文化的相互了解,互为尊重,互为补充,以达到人类心灵的沟通,应该是多元文化语境下的一种理想追求。美国著名汉学家约翰.J.迪尼教授指出:“每一种语言都从文化中获得生命和营养,所以我们不能只注意如何将一种语言的内容译成另一种语言,还必须力求表达两种文化在思维方式与表达情感方面的习惯。”那么,翻译作为跨文化传通,如何才能发挥其本质价值,让世界人民都认识中华饮食文化,是值得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
三、中华饮食文化翻译中的“痛处”——可译性与不译性
在翻译研究中出现了可译与不可译的争论。我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先生提出了“文化意味”不可译这一问题,是指文化中的意义,即这种文化意义对本文化群体而言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对不同文化群体的成员来说,则是陌生的。我们知道,由于世界各国人民所生长环境的地理、气候及风俗习惯等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差异,相互而言有许多新鲜事物。如中国有许多像“狗不理”“麻花”“糯米鸡”“双皮奶”等这些有名的民间食品,要把它们翻译出来介绍给外国朋友认识确实不容易。因为这些传统的食品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不能从英语语言的文化中找到相应的词来表示,而且它们当中还隐含了不少历史典故,并非能用三言两语道清楚。
关于如何更好地解决饮食文化翻译中的“文化”问题,金惠康教授认为,对于这种存在的语言不可译和文化不可译,“从翻译技巧的角度看,译者若紧扣原语的含义,不死抠字眼,至少能对作者的意思进行诠译或引申,这样可实现和提高跨文化的可译性”。笔者认为,根据翻译中的对等原则,这种对等是没有绝对的对等,在文化翻译这方面尤为明显。因此,翻译时只能通过寻找相通点而不是相同点,使原语者和目的语者能达到一个共识,这是从实践中已经证明可行的,因为文化是可以理解的。那么,作为译者就要充分了解两种语言的文化背景。
我国的外交政策提出要做到“”。在翻译研究中,有学者也提到,翻译是个的行为过程。由于文化翻译具有跨文化性,翻译必须做到尊重原文化与目的语文化,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手段,努力使译文保持原文化的意义与内涵,达到宣传和发扬原文化的目的。
四、存在问题
2006年,北京市旅游局从北京各大涉外饭店搜集了3大箱菜谱,共30000多个菜名的翻译。有关翻译小组人员研究后,发现其英语翻译五花八门,有的让外国客人不知所云。笔者认为,以上所举虽是小事,造成的却是国家间的误解。可见,翻译的跨文化性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笔者从网络以及相关一些书籍上收集了几百个中餐菜名的英文翻译,并对此进行研究,发现存在着三大翻译上的问题:
1.翻译得不知所云
“水煮鳝片”翻译成‘thewaterboilstheshanslice’,如此按字面来翻译成的英文实在令人啼笑皆非。还有把“麻婆豆腐”翻译成“满脸雀斑的女人制作的豆腐”,“红烧狮子头”翻译成“烧红了的狮子头”,“四喜丸子”翻译成“四个高兴的肉团”,看了会叫人跑掉。因此,对于菜名的翻译,译者切忌没理解清楚其真正的含义而直接用字对字的方法来译。这些翻译或是有明显的语法错误,或是严重歪曲原名的意思,使外国人读后感到一头雾水,不知所云,这不能达到通过翻译进行交流的目的。
2.表达不一,让人糊涂
在中国饮食文化翻译中,往往会看到一些用词不一致的现象。由于不同的英语单词,它所指代的事物,表达的意思都是有所差别的。这个问题主要出现在对点心类的翻译上。如:
把“馒头”译成:steamedbread;steamedbun
把“汤圆”译成:pudding,dumpling,ball
把“粥”译成:gruel,softrice,porridge
一个食品竟然派生出好几样不同的东西来,确实让人费解。因此,翻译此类食品时,译者一定要理解清楚各种食品的性质特点,找准相关的词来翻译,不能张冠李戴,更不能顺手牵羊,东拉西扯一个词来凑合,此做法是对文化极大的不尊重。对此,尽管译者可以采用多种方法进行翻译,因为翻译方法是灵活的,但应尽可能地保持原文化的意义与内涵。如“宫保鸡丁”这道菜有常见的3种译法:
GongBaoChicken;
SauteedChickenCubewithPeanuts;
DicedChickenwithPeanutsinChiliSauce(2007-12-13).
3.不够准确
由于文化上的差异,在饮食翻译上,我们不难发现,有不少中国特有的东西是不能在英语字典里找到相关的词来表示的。另外,有些食品,我们可以用英语表达出其基本意思——一个笼统的意思,而不能道出其细节。如:中国菜当中,有很多是以“肉丸”为主材料而做成的。可是一个“丸”字,都用‘meatball’来译的话,笔者认为十分不准确。难道外国人天生来就会知道中国制作‘meatball’里头究竟是猪肉,牛肉,鸡肉还是鱼肉?在此,译者要注意一点,某些教徒是不能吃某类肉的,如伊斯兰教徒不吃猪肉。因此,笔者认为翻译的准确性不仅是翻译的一个行为标准,也是一个道德标准,是尊重各国人民文化的表现。而且,这种笼统的翻译,往往会失掉地方饮食文化的特殊性——文化身份。
再如,中国人除了三餐主食之外,还喜欢吃糕点,糕的品种可谓不胜其数。广东人喜欢吃的早点有“萝卜糕”和“芋头糕”,有人翻译成:‘Friedwhiteradishpatty’和‘Tarocake’。笔者查阅了《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和《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两大权威词典,比较了patty,cake,pudding,pastry,dumpling,和bun的词意,认为在翻译两种食品时,根据它们的选料(萝卜,芋头,粘米粉,水),做法(蒸),及特点(软块状),最佳的选词是‘pudding’。
五、饮食文化翻译的方法
为了能更好地翻译出中式菜名,笔者认为,了解中国菜名的命名方式尤为重要。根据王秉钦教授在《文化翻译学》一书中所提,可归纳出六种方式:以写实物法命名,以写意手法命名,以人物、地名、数字以及颜色命名。从这些命名方式中可以看出,除了以写意手法命名的一些菜名之外,大部分的菜名都显示出菜肴的主材料,作料,烹调方法,口感,口味等信息,有些就以菜肴的发源地和发明者来命名,也有些菜名本身是个历史典故。有了这些信息,译者就可根据菜肴的特点来确定翻译的方法。
另外,从翻译的内容和本质来看,笔者认为与文艺性的翻译相比,饮食文化的翻译更多的属于科学翻译,因为它是以传达实用信息为主的翻译活动,以求信息量相似的思维活动和语际活动(黄忠廉,李亚舒《科学翻译学》,2004)。而且,饮食文化翻译有很明显的“准确性,有效性,程式化”(黄忠廉,李亚舒《科学翻译学》,2004)等科学翻译的特征。至于怎样译,就“要由译者面对文本,综合各种因素做出最后决定”,是“讨价还价”的结果。(贺微,2006)基于此特征与目的,笔者对饮食文化翻译的方法归纳如下:
1.直译法
对于中外两国都有的食物或食品,就用现有相应的词或表达来翻译。如各种蔬菜、水果、肉类等名称可从字典中找到相应的词来翻译。如果是一些外国有而本国没有的食物,我们也可以找出相应的英语单词来翻译。可是对于一些本国有而外国没有的食物,如果外国人有现成的说法,翻译时就可直接采用,如广东有一种瓜,当地人称作“丝瓜”,外国朋友称为‘Chinesecucumber’;如果没有相应的词来翻译的话,就得改用别的方法,避免前面所述的那些不该发生的笑话。
2.音译法——创中国特色
音译法可以用来翻译一些本国或本地特有的食品。事实上,国内许多食品的名称如“香槟”(champagen)“芝士”(cheese)“吐司”(toast)“汉堡包”(hamburger)等都是从地道的英语所翻译过来的,久而久之中国人都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了。那么,我们也可以直接用我们的读音来翻译本国特有的食品,让外国人都熟悉中国的说法及认识它们,据了解,在美国和欧洲的中餐馆中,中文菜单翻译英文最直接的方法就是“音译”,这种方法简洁而直接也很有特色,如豆腐,更多的用‘TOFU’来翻译,美国人点菜时已经会正解地说“TOFU”,还知道它是有益健康的。这才真正做到了传播本国饮食文化精髓的目的。诸如此类的,又如“驴打滚”(Ludagur),“狗不理”(Goubuli,后来据此读音定为:Gobelive);再如“馒头”,“饺子”,“汤圆”不如直接音译为:Mantou,Jiaozi,Tangyuan,这样一来,外国朋友也就知道这是地道的中国风味小吃了。
3.混合法
虽然音译法直接而且很能体现中国的特色,但是,对于一些初次接触中国饮食文化的外国朋友来说,确实有点为难了他们。为了更好地解决跨文化理解上的问题,译者还最好在音译之后稍加注解或补充说明。如,对“狗不理”可加注‘steamedmeatbun’的解释;在翻译“河粉”时,可加注‘cantonesestyle’使之更准确。
另外,对于一些以人名,地名等来命名的菜名,翻译时可采用音译与直译混合的方法来处理。如“宫保鸡丁”可翻译为:‘GongBaoDicedChicken’(笔者译),“麻婆豆腐”译为MaPoBeancurd或MaPoTofu(注beancurd)(笔者译),“东坡肉”译为‘DongPoStewedPork’。
4.意译法
以写实手法命名的菜名,往往其体现了菜肴的很多基本信息,因此比较多地采用意译,主要把菜肴的主料,口味,口感,烹法等基本信息翻译出来,或者再加用‘with+辅作料’。如:braisedbeefwithbrownsauce红烧牛肉
Slicedchickenwithseasonalvegebrs时菜鸡片
Tenderstweedfish水煮嫩鱼
Slicedfishwithtomatosauce茄汁鱼片
SatuteedSliceMuttonwithScallion葱爆羊肉片
RoastedLambLeg烤羊腿
FriedEggswithHam火腿煎蛋
TraditionalAssortedSweetsBeijingStyle京味什锦甜食
5.图文声并用
用意译法来翻译菜名,使翻译有更高的准确性和更强的有效性,但有时候会显得过长,不简洁。为此,笔者认为可以用简洁的翻译加附上相应的图片,这样的效果会更佳。而对于一些含有历史典故的菜名,更好的是通过服务人员现场解说,或者让外国朋友翻译出有关背景资料供阅读。
六、结论
随着经济政治的全球化,文化也不断全球化。事实上,中国早在秦汉时期,就有对外的交流。如西汉的张骞出使西域,唐朝高僧鉴真东渡日本等,这些跨文化交流,使中国有机会吸收外来的先进文化,同时也把华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饮食文化,发扬并传播到世界各地。那么,在跨文化的环境中,各国人民是通过什么样的方法途径,才得以如愿有效地相互交流呢?本文就是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来探索文化翻译的另一新意义——文化的传播。为此笔者想对中国饮食文化的翻译展开讨论,通过讨论,探讨目前中国饮食翻译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归纳出一些相应的翻译策略用以处理翻译中的问题,使翻译真正实现交流,传承,沟通,创造与发展的本质价值。
参考文献:
[1]金惠康.跨文化交际翻译续编.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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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贺微.译学研究的视角与选择[J].中国外语,2006,(5).
[摘要]基于学界饮食文化意义本身研究的丰硕成果,以宗教人类学的视角对物质文化进程中的食物信仰性进行探究。专就族群赖以生存的基本食物的文化属性详加分析,窥探其在体制性与民族民间文化观念的建构过程中,表现路径之不同和所承载的重要作用。无论是体制性宗教的特殊标志,还是民族民间中以祭品加以改造的方式,都相当程度阐释出信仰食物在与神灵互通实践中的精神营养内涵,以及于此两种文化信仰氛围之下的饮食男女的意义关系。
[关键词]信仰食物;祭品;神性;饮食文化;饮食人类学
中图分类号:C912.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7)03-0037-08
作者简介: 吴秋林(1955-),
吉首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特聘教授,研究方向:民族学、宗教人类学。湖南 吉首416000
信仰食物是祭品,以及包含了信仰精神和观念的食物。这样的食物在日常状态下就是食物,但在经历了某些仪式过程之后,就可以成为信仰食物,并且反过来表达信仰的精神和观念,此时,它们与日常食物有着明显的界线。在体制性宗教中,这样的食物已经被深刻地表现在经典的教义中,对于这些食物的宗教定义非常明确而直接,它们直接参与了宗教精神和观念呈现的意义过程。在某种食物被选中作为祭品,以及以神灵的名义给予食品的时候,这种选择就一定包含了生存者的地域情景和文化情景,食物在经过祭祀,以及上帝之名给予之后,就会包含某种神性“营养”,赐福于人;或者说祭品已经作为一种礼物献给了神灵,在神灵“享受”了这些事物之后,又会回到事物的本来面目,成为一种食品。这种通过仪式的转换,以及以上帝之名给予的食品,我们称其为“信仰食物”。这是一个人类饮食文化比较有意思的角度,它会给予我们一些非常有趣的启示,比如信仰食物对于人的食物欲望的控制,以及信仰食物中“双重营养”意义。
一、饮食文化研究回顾
食物就是人们的一种赖以生存的物品,但人们从来都没有像动物一样把食物仅仅看成是一种纯粹的获取能量的食物,而是把食物与自己的文化存在Y合起来,形成自己文化构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食物就参与了文化的构建,并且成为饮食文化。食物与信仰文化关联也是其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范畴,故我们理解信仰食物的文化意义还应该从饮食文化的一般研究中开始。
对于中国的饮食文化研究,谭志国在《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中国饮食文化研究》一文中说:“与灿烂辉煌的中国饮食文化相比,中国饮食文化研究明显落后。有着各种学术背景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饮食文化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但中国饮食文化研究还远未形成完整的学科体系。”[1]这意思很明显,我有极为丰富的“吃”,但很少“研究”为什么。但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的饮食文化研究还是开展了起来。研究内容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饮食文化的基本概念;二是对于国外饮食文化的研究;三是对于中国饮食文化特色的研究;四是地方和民族饮食文化的研究。
(一)饮食文化的基本概念
饮食文化的基本概念在《中华膳海》[2]中表述为:饮食文化指饮食、烹饪及食品加工技艺、饮食营养保健以及以饮食为基础的文化艺术、思想观念与哲学体系之总和。并且根据历史地理、经济结构、食物资源、宗教意识、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将世界饮食文化主要分成三个自成体系的风味类群,即东方饮食文化、西方饮食文化和清真饮食文化。在《饮食文化概论》[3]中,其概念表述为:饮食文化是指食物原料的开发利用、食品制作和饮食消费过程中的科技、艺术,以及以饮食为基础的习俗、传统、思想和哲学,即由人们食生产和食生活方式、过程、功能等结构组合而成的全部食事的总和。
在这些认知中,饮食文化中有艺术、科技、习俗、思想、哲学、传统、营养等一系列的要素,以及在这一系列要素之下的饮食文化分类。从中不难看出,饮食不仅仅是“果腹”的问题,而是一个在人类文化中关联性极强的问题。“民以食为天”在物质生存上是至关重要的,但是,人类食物的文化也有“割不正不食”的问题。
对于饮食文化的概念性质,国内知名学者的见解多方:比如季鸿昆认为,饮食文化具有时代特征和民族特征[4]。金炳镐认为,中国饮食文化的特点在于:继承性和发展性、层次性、地域性、民族宗教性[5]等等。涉及概念和其他,还有徐新建、王铭珂的《饮食文化与族群边界――关于饮食人类学的对话》[6]等。
(二)中国饮食文化研究
对于中国饮食文化的研究,在近现代最早始于张亮采的《中国风俗史》[7],该书以风俗表述为主,但每章都有一节来“说”饮食,时间从远古至于明代。之后其他的零星研究有董文田的《中国食物进化史》[8]、郎擎霄的《中国民食史》[9]等数种。真正的中国饮食文化研究起于20世纪80年代,1986年后,赵荣光的《中国饮食文化研究概论》等5篇论文陆续发表,1994年他的《中国食文化研究述析》[10]最有影响力。金涛声的《华夏饮食心态与饮食文化》认为:“华夏人具有求美品味、重养尚补、助兴寄情等饮食心态,构成了独具一格的饮食观,它对华夏饮食文化的发达及其特色的形成,都起着重要作用。”[11]这样的研究还有姚伟钧的《二十世纪中国的饮食文化史研究》[12]、季鸿的《中国烹饪文化研究工作中的十大关系》[13]《建国60年来我国饮食文化的历史回顾和反思(上)》[14]《建国60年来我国饮食文化的历史回顾和反思(下)》[15]等亦很重要。
(三)国外饮食文化的研究
蔡晓梅、刘晨的《人文地理学视角下的国外饮食文化研究进展》认为:“人文地理学视角下国外饮食文化研究主要集中在饮食的象征意义、饮食的文化经济、饮食的文化政治以及饮食与认同的相关研究四个方面。”[16]陈光新的《世界饮食文化评述》[17]对3大鲜明地域、8个独特国家、5个古朴民族和5种奇异宗教的饮食文化进行一些概略的评述。这样的研究还有孙太群的《中美饮食文化的对比研究》[18]、姜毓锋的《美国饮食文化综述》[19]等。
(四)地方和民族饮食文化的研究
关于地方性的饮食文化研究有方铁的《论云南饮食文化》[20]、谢菊莲的《西域饮食文化初探》[21]、曾国军、刘梅、刘博、蔡晓梅的《跨地方饮食文化生产的过程研究──基于符号化的原真性视角》[22]、刘慧的《黎平县肇兴侗族饮食文化述论》[23]、胡亚丽的《贵州饮食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研究》[24]等。
民族饮食文化研究有刘亚朝的《德宏傣族民间的饮食文化》,他认为:“傣族的饮食文化是傣族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傣族地区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都对傣族的饮食文化产生了各种影响。综合而言,傣族以稻米为主食,菜肴则喜好酸味,喜好凉食,少食肉类。其传统的饮食文化与现代科学的养生之道有许多相合之处。”[25]王希辉的《土家族饮食文化变迁的历史考察》认为:“饮食文化是土家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饮食文化史是土家族日常生活史的重要内容。”[26]
在以上的这些研究中,就饮食文化本身意义的研究比较多,涉及食物与信仰的极少,如果宽泛而言,在饮食文化中论述认同和族群边界的可以认为涉及食物与信仰文化,但这与食物与信仰文化的之间的极为广泛的存在和联系是不相符的。
二、观念和精神:体制性宗教的信仰食物
体制性宗教主要指在世界上扩张和不断传播,有着“三宝”(信仰主神、法度、传教组织)的宗教,比如基督教、伊斯兰、佛教等。在这些宗教中,食物也是它们信仰观念和精神表达的一种载体。
基督教的《旧约・出埃及记》第16章中:“以色列全会众从以琳起行、在出埃及后第二个月十五日、到了以琳和西乃中间、汛的旷野。”因为没有吃的,向上帝发怨言。于是“ 我已经听见以色列人的怨言。你告诉他们说、到黄昏的时候、你们要吃肉、早晨必有食物得饱、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之后,在此地“到了晚上、有鹌鹑飞来、遮满了营。早晨在营四围的地上有露水、露水上升之后、不料、野地面上有如白霜的小圆物。”“这食物、以色列家叫吗哪、样子像芫荽子、颜色是白的、滋味如同搀蜜的薄饼。”“以色列人吃吗哪共四十年、直到进了有人居住之地、就是迦南的境界。”①这样的食物就是典型的信仰食物。“有鹌鹑飞来、遮满了营。”这是耶和华向以色列人说的肉,吗哪是耶和华所说的吃的,而且一吃就是四十年。在沙漠里这样的食物非常神奇,不说是神赐予的食物都很难。我在一次人类学田野中吃过沙漠中的一种蘑菇,就非常类似于以色列人的吗哪。以色列人吃了这样的食物,在基督教的信众的食物中,神赐就是既定的观念,以后的日常的进食行为、祷告和感激等的仪式行为就是其信仰观念的“基本设计”了。在《圣经・创世纪》的基督教始祖吃果子(智慧果)的经典中,这果子也是典型的信仰食物。在基督耶稣死后,基督教出现了圣餐[Eucharist Holy Communion],信众去领圣餐是一种接受基督耶稣献身为圣之后的身体和血的仪式。圣餐中的面饼和红色的葡萄汁(酒)就是信仰食物,它代表着基督的圣体和血液。这是基督教各主要派别共有的重要圣事。圣餐的设立源于耶稣与门徒共进最后晚餐,掰饼分酒给门徒时所说“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血”。基督教认为饼和酒是耶稣为救赎人类被钉于十字架的象征,基督教的一些派别认为耶稣以某种特殊的方式存在于圣餐中,但对于这种存在的方式各派说法不一。一种食物就这样进入了基督教信仰的精神和观念中。
在伊斯兰教中,关于食物进入信仰精神和观念的结构中,成为一种信仰食物的主要有牛肉,以及作为禁忌的猪肉。在今天的中国,我们对于伊斯兰教在信仰食物上体会最深的就是中国回族人的牛肉。在回族信仰中,取得牛肉@种食物是要举行仪式的,即在杀牛时会有仪式,而只有经过仪式之后被杀的牛的肉,才是回族人可以食用的洁净食物。回族人,以及所有信仰伊斯兰教的人都不吃猪肉的禁令来自于《古兰经》:“他只禁止你们吃自死物、血液、猪肉,以及诵非真主之名而屠宰者。但为势所迫,非出自愿,且不过分者,那末,真主确是至赦的,确是至慈的。”②这里的“以及诵非真主之名而屠宰者”规定了伊斯兰人要使用自己的神职人员来为被杀的牲口举行仪式,而不能食用别人所杀的牲口肉食。而“死物、血液、猪肉”这三样东西是被禁止食用的,不食用死物和血液是可以被理解的,但是,不食用猪肉则与以农耕生计方式中多个族群文化相冲突,因为汉语的“家”字的基本意义就是屋子里有猪,所以这样的信仰食物禁忌,中国人非常关注。可见,伊斯兰教也把信仰食物应用到了自己的信仰精神和观念的本体建构中。
佛教的信仰食物可能给人们印象最深的是“吃素”,即佛教规定不要吃“荤腥”,这个“荤”指的是葱、蒜、韭菜、洋葱、蒜苔等气味浓烈、刺激性强的植物;“腥”指的是鱼、肉类食品。认为“荤”不利于修行,“腥”多为生命,食之有违“众生平等”的教义。实际上在世界各地的佛教信仰实践中,这只是信仰食物的要求,实践中多有差异。不过,它也与基督教、伊斯兰教一样,也在信仰食物中来象征和表达自己的信仰精神和观念。
三、祭品:民族民间宗教的信仰食物
在宗教学上,民族民间的宗教有多种概念,一是少数民族宗教;二是民族民间宗教。前者主要说属于民族族群中的,后者主要说的是民族民间中的宗教和信仰文化表现,有纯粹宗教的范畴,也有宗教人类学中信仰文化的范畴。在这些民族民间宗教和信仰文化表现中,信仰食物也是林林总总。我们不一定要从一系列关于宗教人类学著作中去寻找信仰食物的踪迹,仅仅在笔者对于民族民间宗教和信仰文化的田野调查中看到的信仰食物就不胜枚举。但是,民族民间宗教的信仰食物表现的路径与体制性宗教不同,它没有在自己的信仰中直接标定某一种食物为信仰食物,而是通过祭品的形式把这些食物改造为信仰食物。所以,民族民间宗教的信仰食物往往以某些动物和禽类的宰杀和仪式为中心来实现。
羊、牛、猪、鸡、鸭是中国东亚文明中最经常使用的民族民间中的祭品。把羊作为祭品似乎与中国的游牧民族有关。在游牧民族中,有马、牛、羊等牲畜,但主要选择了羊作为祭品,而选用牛和马的很少。在中国内蒙古的鄂尔多斯草原的祭祀(祭天)中,牧民杀羊作为祭品,因为这是牧民的主要食物,他们想象中的天神和祖先享用的也只能是羊。这样的选择在草原牧民中是一种信仰文化不言自明,而且是东亚所有游牧人的选择。彝族是一个原来具有游牧文化“底色”的民族,它在千余年发展中已经完全进入农耕社会了,但是,它的祭品选择仍然是羊。羊作为祭品被杀死,贡献于神灵之后,其羊肉自然会被作为食物,但这样的羊肉就具有了如回族人通过仪式宰杀牛之后的牛肉,是信仰食物。但区别在于,伊斯兰人的牛肉一定是经过神职人员举行仪式后宰杀的牛而得到的牛肉,意义主要是“洁净”的食物,而羊肉是经过一定的神性仪式作为神性食物之后才会成为一般意义上肉食的,不会具有洁净与否的观念,只是一种转换关系的表达。
牛在游牧人那里主要是奶牛,是供应游牧人牛奶的牲口,比如现今的新疆喀纳斯的图瓦人养的牛就是如此,这样的牛是不会进入游牧人的祭祀仪式,成为祭品,也不会成为信仰食物的。但是牛在其他地区作为祭品表现却丰富多样。首先牛在广大的农耕区域主要是畜力,是用于耕地的,北方旱地耕作主要是黄牛,南方水稻耕作主要是水牛,这两种牛都会被使用为祭品,主要为祭祀祖先和山川神灵。中国的苗族是最为注重宰杀水牛祭祀祖先的群体,在贵州省的黔东南苗族地区,苗族十三年一次的“吃咕脏”仪式中,就要宰杀大量的水牛。我在雷公山山区和月亮山山区见到的两次苗族“吃咕脏”仪式,都是宰杀了50头左右的巨大青色水牛,但据说,有一次月亮山某个区域的“吃咕脏”的宰杀记录是130多头。苗族人使用黑色(青)的水牛祭祀祖先,这在所有的支系中都是如此,但黔东南地区的苗族人是群体性的祭祀和宰杀,而其他地区则为分散的宰杀和祭祀。比如贵阳市花溪高坡的苗族使用水牛祭祖,称为“敲巴郎”,他们是一家一户举行的。
仡佬族祭祀山川神灵宰杀的主要是黄牛,并且是一N村落的群体行为,购买祭祀黄牛的钱是大家出资,最后的牛肉也是全村人分而食之。
马在游牧人的文化中很少被作为祭祀使用,也很少成为食品,但在一些族群中却一样会成为祭祀神灵的祭品被宰杀。中国贵州麻山地区的苗族人就有一个特定的砍马仪式,使用的祭祀品就是马。在中国贵州仡佬族中也有一个祭祀仪式是杀马的,而且一定要是白马。这些被宰杀的马肉最后也会成为食物被人们食用。
猪是农耕生计方式中最为常见的肉食来源。一般在农耕区域里,有野猪,但人们看重的往往是家养的猪,在汉字的家字“会意”中,养了猪的家才是一个家的基本表现。这样的家养的猪除了作为一个家庭基本的肉食来源,自然也会成为以祭祀祖先为主的信仰食品。猪作为农耕社会中主要的肉食来源,为了获得肉食的宰杀行为就是为了获得猪肉食品,与信仰食品无关。但是,如果这个宰杀猪的行为有一定的祭祀仪式进入,那这个猪的肉就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信仰食品。杀猪祭祀在农耕社会中是一个经常发生的事情,祭祀祖先的时候必然要杀猪,而且伴随的是民族民间先生主持的仪式过程。在汉族的葬礼仪式中,杀猪祭祀祖先是必须的,一般会使用纸钱蘸上猪血烧祭给某人,表明此宰杀是作为献牲给予某人的,并且在此后还要把宰杀的猪清洗干净,整猪献祭于祖先灵位前,叫“回熟”。有时候,这样的献祭会用一个猪头作为代表,表明有了猪头和一只猪尾巴就是一只整猪了。在祖先祭祀的仪式中也会使用猪这样的祭品,每年的年三十晚上献祭给祖先的祭品中,猪肉是必须的祭品。苗族人主要使用牛来作为祭品,但是一些苗族地区,比如黔东南苗族地区的雷山县就使用猪作为祭品,来过他们的“鼓脏节”,称为“白鼓脏”。在贵州省汉族的屯堡人中,每年的年三十,村落中的所有人户都会在下午的时候把一个猪头或者说一块猪肉(叫“刀头”)的祭品献祭给村中土地庙里的神灵。
在一般村落社会的集体祭祀中,也多会使用猪来作为祭品,祭祀山神,祭祀土地,抬猪祭祀被视为农耕社会重要的祭祀用牲。
鸡是农耕社会的另外一种肉食来源。鸡就是一种被人类作为食物利用得最多的家禽,但鸡在作为祭祀用品时,却不是如此简单的事情。在内蒙古草原,蒙古人一般认为比羊小的东西不能够吃,所以他们很少食用鸡肉,或者说不习惯吃鸡肉。但在农耕社会中,鸡的饲养和食用没有任何家禽能超过它。看看现代有多少养鸡场,以及每年鸡肉的食用量,就可见鸡肉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了。但鸡作为祭品,是在特定观念中所确立的,“此鸡不是非凡鸡……”这是几乎所有做仪式的先生都会念诵的一句关于神性鸡的巫祝之词,它说明用于祭祀的鸡区别于一般食用鸡,是具有神性来源的鸡。在把鸡作为祭品时,主要是公鸡,使用母鸡的有,但很少。一般认为鸡(主要是公鸡)是一种通灵的家禽,它作为祭品可以与被祭祀的灵者发生直接的关联,从而沟通人与灵魂的联系。使用鸡来作为祭品的时候,也是有使用纸钱蘸血的仪式过程,以此表明牺牲家禽献祭意义,也有“回熟”的过程。
猪和鸡都是农耕社会的主要肉食来源,所以,在许多时候,作为祭品它们常常是一起作为祭品被宰杀和使用的,但猪作为祭品往往比鸡作为祭品更为重视,即一般的“小事”可以使用鸡来作为祭品,但“大事”,尤其是乡村群体性祭祀中,猪作为祭品就是必然。
以上的这些作为祭品的食物,基本上都是肉食,但在农耕社会中,其他植物类的食物中,也有作为祭品的,比如各种粮食。在的农区,五谷神灵的信仰仪式中,各种谷物被放置在一个长方形的木盒子里作为献给神灵的祭祀品。在其他各族各地的节日神性表达中,植物类别的食品都会赋予特别的意义。仡佬族祭祀仪式中的九个米饭团,苗族、侗族节日神性表达中的五色糯米饭,在汉族祭祀祖先的时候,装有米饭的碗是放置在神龛的中心位置的,一般民间傩坛、道坛都会有米升、米斗出现,里面就是粮食。在彝族中,祖灵信仰是其信仰文化的核心。在祖灵筒的制作中,会在其中放进羊毛、草节、米、盐、茶等等。这米、盐、茶是彝族人的日常生活中的食物,但在这里就成为了彝族的信仰食物。他们认为祖先神灵在神灵之地也是需要这样的食物的。
四、神性“营养”与“饮食男女”
以上的这些与信仰关联的食物都是人类在物质文化的创造中出现的,并且在其文化的建构中发生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中,一些食物在信仰基本构建中就已经出现,并且成为这一的基本观念和精神之一。人在伊甸园中的命运改变,来源于偷食了所谓的禁果,其实这样的禁果也是一种食物,它为什么被基督教称为禁果是因为吃了它会具有智慧和知道羞耻,但知道羞耻和具有智慧这正是人类文化和文明发展所要追求的目的,但基督教的上帝却不喜欢……这与后来基督教追求的人类文明从文化原点上是背离的。这可能不是本文的主要论题,笔者关注的是人类第一次以不吃什么食物来参与了的观念构建。后来的鹧鸪和吗哪也是这样的信仰食物,是上帝给予的食物。以后基督教圣餐中的饼和红色的葡萄汁也是作为基督圣体的象征,是类似于鹧鸪和吗哪的救赎性质的食物。通过食用上帝给予的食物完成了信仰观念和精神的实践,这是基督教信仰食物运行的基本方式,吃进了这些食物,所包含的信仰观念和精神就完全地进入了你的身体,这是最为彻底的通过信仰食物实践信仰观念和精神的食物行为。在这一点上,基督教的做法无与伦比。
五、结语
以“信仰食物”为题来看待我们人类文化中的食俗时,主要有以下启示:
一是信仰文化中都有对于人的食物和餐饮的要求和控制,表明人类文明中“饮食男女”的“食欲”的根本性。从中不难看出,“食色”二字对于社会控制的负面力量,所以中都有对于“食欲”和“”的控制性要求,但是,在以往的研究中对于“食欲”的研究少,对于“”的研究多,实际上“食欲”的力量在人们的“饮食男女”过程中更强大。在这一方面,体制性宗教强调的是食物的选择和控制,而民族民间信仰文化中的信仰食物则主要强调共享和交流。
二是生活似乎需要这样的信仰食物的神性营养,这也是我们理解文化的一条路径。食物的世俗性和神圣性在这里发生关联,人实际上一直被某些食物中的神性所滋养,不是简单的物理和化学的实在营养所能完全包含的。
三是我们的生存在食物这个环节上与祖先和一系列的神灵有如此密切的往来,祭祀仪式中给予祖先和神灵一系列食物,并且在与之共享的过程中完成了彼此的交流。人们把得到的食物给予了神灵,神灵也会给予人们更多。
注释:
①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印发.上海:新旧约全书[M].1982:85-87.另外,其中的“、”号,而不是“,”号,为原文如此,是圣经的“习惯”。笔者特此说明。
②见《古兰经》第16章11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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