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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急性心肌梗死(AMI);经皮冠脉介入术(PCI);B型钠利尿肽(BNP);心室重塑
[中图分类号] R542.2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3-9701(2013)21-0029-02
近年来,急性心肌梗死(AMI)的发病率呈现出逐年上升的发展趋势,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我国心肌梗死患者数达2200万。临床研究证实,B型钠利尿肽(BNP)对AMI患者左室功能、左室重塑、病死率以及患者的预后的评价等已经越来越多地受到临床的高度重视与认可[1]。临床治疗AMI的方式主要包括两种,一种是药物保守治疗,二是手术治疗,在众多术式中,经皮冠脉介入术(PCI)是一种有效的方法,其疗效已经得到证实。本文主要对药物保守治疗与PCI手术治疗AMI对BNP浓度以及对心室重塑的影响进行比较、分析,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收集2007年9月~2012年9月入住我院的100例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的临床资料,均符合世界卫生组织AMI的临床诊断标准,并排除肝肾功能不全以及慢性阻塞性疾病(COPD)患者。将本组患者按照抽签法随机地均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各50例,两组的基本情况如下表1所示。
1.2 方法
1.2.1 生化指标检查 本研究中的患者于发病后24 h、48 h、72 h以及7 d分别抽取其肘静脉血2~3 mL,并于当天检测。采用ARCHITECTI-2000全自动免疫分析仪对BNP水平进行测定,根据试剂盒上的说明进行[2]。
1.2.2 心脏超声检查 两组患者均于发病后7~10 d之内进行心脏超声检查,对其左心室内径、左心室收缩末期容积(ESV)、左室射血分数(LVEF)以及左心室舒张末期容积(EDV)等指标进行测定、分析[3]。
1.3 血瘀证积分判定标准
(1)心绞痛:未发作,为0分;轻度:出现典型的心绞痛,但是可以耐受,稍作休息便可恢复;中度:每天出现比较典型的心绞痛发作,每次持续的时间约为10 min,需要口服硝酸甘油便可缓解,记6分;重度:每日出现多次心绞痛,疼痛难以耐受,需要多次服用硝酸甘油,记为10分;极重度:出现明显的心绞痛症状,程度较为严重,持续时间超过半个小时,记分为15分。(2)舌质紫暗或者出现瘀斑:无任何症状,记为0分;轻度:舌质暗红,记为3分;中度:舌质呈暗红色,并出现散在的瘀斑,记为6分;重度:舌质紫暗,记为9分;(3)口唇或者齿龈暗:无任何症状:记为0分;轻度:口唇及齿龈呈暗红色,记为3分;中度:口唇及齿龈颜色呈暗紫色,记为5分;重度:口唇及齿龈颜色紫暗且有瘀斑,记6分。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16.0软件进行分析,计量数据采用t检验,以“x±s”的形式进行表示,P < 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治疗前后血瘀证积分值对比
见表2。由下表可知,对照组与观察组两组治疗前后差异有高度统计学意义(P < 0.01),且观察组治疗后较对照组治疗后差异有高度统计学意义(P < 0.01),两组治疗前后差值比较,差异有高度统计学意义(P < 0.01)。
2.2 两组BNP、CPK、CK-MB与心功能指标变化情况对比
见表3。由表3 可知,两组治疗后BNP、CPK、CK-MB与心功能指标值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或P < 0.01)。
3 讨论
近年来,AMI患者的发病率呈现出逐年上升的发展趋势。临床研究证实,AMI患者血中BNP水平与正常人群血中的差异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因此可以将BNP作为AMI一个重要的临床诊断指标。BNP最先是由日本学者Sudoh从猪脑中首先分离出来的。多项研究结果表明,左室功能不全患者体内激素激活首先表现为BNP的升高,而不是循环血液中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的激活。血浆BNP有较好的诊断心力衰竭的价值,而且心力衰竭症状越严重,血浆中的BNP浓度就越高[4]。BNP是独立于左室射血分数(LVEF)的、对AMI后危险分层具有重要价值的预测因子,BNP提供的预测信息甚至已超过了LVEF。AMI对患者造成了极大的不利影响,严重者甚至会出现死亡。因此,应该注重加强对AMI患者的临床治疗。目前,主要包括两种治疗AMI的方法,即药物保守治疗与PCI手术治疗。本文主要将上述两种治疗方法治疗AMI的疗效进行比较。
本研究主要的观察指标包括:比较两组治疗前后血瘀证积分值、两组BNP、CPK、CK-MB与心功能指标变化情况。本研究结果显示:对照组与观察组两组治疗前后差异均有高度统计学意义(P < 0.01),且观察组治疗后较对照组治疗后差异有高度统计学意义(P < 0.01),两组治疗前后差值相比,差异有高度统计学意义(P < 0.01);两组治疗后BNP、CPK、CK-MB与心功能指标值比较,差异有高度统计学意义(P < 0.05,P < 0.01)。
综上所述,PCIAMI患者血中BNP含量,从而改善患者的左室功能以及左室重塑,其疗效比药物保守治疗疗效更为显著,值得在临床推广并应用。
[参考文献]
[1] 吕海燕. 对比急性心肌梗死患者采取急诊介入治疗与药物保守治疗血中BNP变化及对心室重塑的影响[J].医学理论与实践,2010,23(5):497-499.
[2] 何劲松,刘婧,白法文,等. 中医药防治冠心病PCI 术后再狭窄的研究进展[J].中西医结合心脑血管病杂志,2011,9(5):599-600.
[3] 王师菡,王阶,何庆勇,等. 冠心病介入术后证候分析要素分布规律及相关因素分析[J].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思路与方法,2008,10(6):11-15.
这12个城市场馆间的总距离超过5000公里,预计将有超过300万巴西人和60万外国人在这些城市间来来往往,请猜猜汽车、船只、飞机会排放多少二氧化碳。国际足联估计巴西世界杯的碳排放会高达270万吨,远超上届南非世界杯的170万吨。但巴西政府随后预计碳排放大约是140万吨,比南非还少。
他们还想出一个主意:邀请商业公司免费提供“碳抵消”――例如在中国等地区进行联合国认可的减碳项目,抵消世界杯的碳排放,巴西会在赛事中为这些公司卖广告回报。
此招一出,连香港的减碳企业也一片谩骂:这些碳抵消大约会价值1500万美金,只是这次赛事成本的千分之一!截至今年5月,巴西政府收到的碳抵消捐赠不足12万吨。而140万吨总排放量这个数字已经减去了这些碳消。
可是,举办这样一场盛事又会为巴西带来多少利益?政府要在热带雨林里盖一座球场,就是希望带进游客。“顾着环境,那人类就得饿死?”有些人会不以为然:“发展就是硬道理!”
这“硬道理”2006年开始被质疑。科学家在之前已经发表无数研究报告,在这一年,英国发表《斯特恩报告》(Stern Review)。斯特恩并不是环境学者,而是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他想知道气候变化对经济的影响。他在调查后发现,温室气体比想象中有更大影响,风险比预期更高,大家一旦“照常营业”,气候变化带来的损失估计可以高达每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0%,然而减少排放二氧化碳的成本,只是GDP 的2%。
方法有四:
一、减少对排放密集型商品和服务的需要。二、增加效率,这既可以省钱又减少排放。三、采取行动减少非能源排放,例如避免砍伐森林。四、电力、供暖和交通向低碳技术转化。
不同的行业,不同的组合方式,减少排放的成本会有很大差异。据斯特恩计算:每排放一吨二氧化碳,会造成至少85美元的破坏,而付出25至30美元就可以减少一吨。完成报告后他非常惊讶:“气候变化对全球人类生活带来的重大危险及潜在的极大破坏的后果──我们在拿地球作赌注。”
如果这真是一场豪赌,你会如何下注?
英国政府宣布要发展“低碳经济”,精于计算的商界,也开始多了一个思考角度。2006年的德国世界杯就在这样的气氛下,成为全球首个顾及对环境影响的体育盛事。柏林的场馆建设了全欧洲最大的雨水收集系统、铺设太阳能板、严格进行垃圾分类回收,并且从源头减废,使用可洗的胶杯,广泛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四分之三的观众最后是使用铁路、自行车、公共汽车到球场。
国际足联随后宣布要推动“绿色进球”(Green Goal)。2010年南非主办世界杯,首次进行碳审计,在筹备阶段,已被要求有减碳研究。南非于是大力推行拼车、停车换乘等方式缓解交通压力,在场馆使用节能照明、节约用水、回收垃圾等。最终,这届世界杯的碳排放为170万吨,低于预期的264万吨――其中也有外国旅客没有预期的多这个原因。
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则是第一届进行碳审计的奥运会。奥林匹克公园之前是工业区,当局首先兴建两座土壤修复厂,挖掘工业区内250万吨被污染的土壤,将沙子、碎石、土壤和有毒物质分开,再把安全的物料用回到新建筑,九成九的建筑物料都可以再次使用。主场馆“伦敦碗”设计成锁网形式,省下300吨钢材。接驳尽量用铆钉而非钢筋水泥,方便日后拆卸,按需重新利用。虽然最终用风力为会场发电的计划被放弃,但有4000辆电动车和油电混合车。结果项目众多的伦敦奥运会碳排放控制在了330万吨。
巴西不但要主办这一届世界杯,同时是2016年奥运会主办国,这次的减碳表现也正好为低碳奥运做热身。
关键词:低碳;税收;优化税制
中图分类号:F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12-0192-02
2010年我国“两会”如期而至,政协一号提案“低碳经济”将国人的眼球全部吸引过去。“低碳世博”成为了上海世博会一大口号。于是,尚不为国人熟知的低碳理念,借世博之契机,悄然融入城市生活。
1 低碳经济的概念
低碳经济,是指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下,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转型、新能源开发等多种手段,尽可能地减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一种经济发展形态。
“低碳经济”的理想形态是充分发展“阳光经济”、“风能经济”、“氢能经济”、“生物质能经济”。其本质是可持续发展经济,核心是低碳产业、低碳能源、低碳技术、低碳消费。
低碳经济几乎涵盖了所有产业领域,有学者称之为“第四次全球产业浪潮”。
2 税收在低碳经济中的角色
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这一模式需要一系列的制度和政策加以保障,其中税收政策是极为重要的手段之一。
2.1 税收的财政职能
税收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组织财政收入是税收的基本职能。税收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固定性的特点,筹集财政收入稳定可靠。由此确保保护环境和治理污染有可靠的资金来源,从而有利于发展低碳经济。
2.2 税收的调节职能
税收作为政府直接掌握的经济工具,在弥补市场缺陷、体现政府政策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政府可以通过对具有负外部性的活动征税,使私人活动对他人所产生的全部成本内部化。高碳化生产与消费具有明显的负外部性,使全球气候恶化、造成能源高耗浪费等。税收能够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和不同经济主体之间区别对待,通过一征一免,多征少征,充分发挥其物质利益激励作用,给低碳化企业和消费者一定的税收优惠,优化产业结构调整,落实有关低碳经济的政策。而且,由于税收具有一种强制无偿征收的刚性,从而也使得税收的调节力度更加强大。
3 优化税制,引导低碳生产与消费
低碳税制指在税制的构建中,应当出于低碳经济的考虑,设立相应的税种或者做出相关的规定,以达节能减排、鼓励新能源研发和使用之功效。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优化税制,使之趋于低碳税制的构想,来引导低碳生产与消费。
3.1 完善与制定相关的税收优惠
在当前的税收体制中,存在着多种与环境保护有关的税收优惠。如企业所得税关于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的税收优惠,企业购置用于环保、节能节水、安全生产等专业设备的投资额的税收优惠。但缺乏专门针对企业开发、使用新能源的税收优惠政策。例如,汽车企业,虽然国家给予生产新能源汽车的企业以财政补贴,但关于专门鼓励和扶持新能源车的税收优惠政策基本没有建立。税收优惠和鼓励政策至少应该给予各种节能减排企业,以及开发、使用低碳能源的企业以所得税的税收优惠,增值税的抵扣优惠,消费税的减免优惠等。通过对低能耗、无污染的生产和消费行为给予税收减免,以及对不同污染危险等级的企业实行差别税率,促使纳税人自觉的保护和改善环境。这样不仅把污染的可能性遏制在萌芽状态,鼓励企业积极开发先进的环保技术,还增强社会公众参与环保的意识,促进低碳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两型”社会的构建。
3.2 适度地征收碳税
大量使用化石燃料使得向大气中排放的温室气体增加,导致全球性气候变化和环境恶化,这已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由于二氧化碳是最主要的温室气体之一,能源系统又是最主要的二氧化碳排放源。因此目前温室气体的排放控制的重点集中在能源系统二氧化碳排放的削减上。在各种减缓气候变化的政策工具中,碳税被认为是减少碳排放的一种重要经济手段。
征收碳税有利于企业改进生产技术并进行节能减排,有利于经济结构质量的提高,但对一定时期的经济发展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从动态分析来看,随着时间的流逝,开征碳税的影响后果对经济的影响程度会不断增强,碳税税率越大,增强的幅度越大。虽然二氧化碳排放量会持续下降,但对GDP、投资、可支配收入的负面影响随时间而增强,碳税税率越大,负面影响增强的幅度越大。
针对各种负面影响,首先,应合理地设计碳税制度。笔者认为可以根据城乡的差异将全国分成几个不同的地区,不同地区适用不同的排放标准,防止一刀切现象。并选择以碳含量作为碳税的计税依据进行从量定额税率形式,合理设计碳税的税率水平,以便征管和降低征纳成本。然后,应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先开征税率水平低的碳税,再根据我国具体实际情况逐步提高税率。最后,应考虑纳税人税负过重的问题。在开始征收碳税时,通过减少企业所得税等其他税种的税负,以及通过合理使用税收收入来保持税收中性,避免造成税负增加过多。
3.3 对现行的排污收费制度,进行费改税
我国现行的排污收费制度虽然是一种行政收费,但却在实质上符合税收的定义,是具有行政收费外壳的一种“准税收”。虽然排污费与税收一样具有强制性的特点,但是其法律地位和强制性远低于税收,导致其强制执行力上的刚性不足。环保部门是对环境资源进行保护、管理、监测的机构,不是国家专职税务机关,加上机构设置和人力配置的有限,由环保部门负责排污费的征收,既容易分散其管理环境的精力,又因为征收成本高,征收效率低,往往不能依法足额征收排污费。
基于各种不足,排污费改税具有的优越性有利于低碳经济和环保社会的发展。一是在立法和执法的过程中,税收比行政收费具有更高的透明度,并且税收实行普遍课征,覆盖的范围更广泛,因此排污税比费更规范、更透明、指引调节功能更强;二是排污税以法律形式确定,具有比排污费更强的法律强制性,有利于确保排污资金的入库;三是行政收费通常由行政部门自定程序进行收取,而税收的征收程序和方式是国家以立法的形式明确规定,因此排污税比费的执法程序更严格、更规范。
3.4 修订现行的消费税
现行的消费税中,仅有对木制一次性筷子征收消费税考虑了环保的因素,以及汽车消费税考虑了低碳的因素,即依据乘用车不同的排放量征收不同的汽车消费税,同时对汽油、柴油、汽车轮胎征收消费税。
针对征税对象过窄的问题,可考虑扩大消费税的征收范围,将塑料、电池等纳入征收范围,减少环境污染,迈向低碳生活。
3.5 继续推进燃油税和资源税的改革
燃油税的核心是以经济杠杆方式来推动汽车产业与消费的节能低碳环保,改变汽车消费观念。燃油税的开征将促进市场对节能低碳环保小型车的购买,与油耗的直接挂钩将抑制高排量的汽车需求。将燃油税和消耗的原油直接挂钩,在客观上可以起到推进资源节约的作用,也体现了我国发展低碳经济、公平和规范税负、鼓励节约能源和保护环境的重要意图。
资源税改革是中国实现低碳转型的重要措施。资源税的要义在于提高资源开采和利用的效率。随着资源日益稀缺和环境恶化,开征资源税的目的逐渐转为保护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开征资源税对节能减排、发展低碳经济的作用不可小觑。比如水价涨了、电价涨了,人们在生活中就会自觉节约水和电,有利于节约能源。另外,通过征收资源税筹集部分资金,实行专款专用,用于生态环境的预防、修复和治理。
在近年来资源价格不断攀升的情况下,现有从量计征方式已经脱离实际,资源税的税收收入不能随着资源产品价格和资源企业收益的变化而变化,导致税负水平过低,从而难以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造成资源浪费。因此,要不断推进资源税的改革,使其更贴近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目标。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R].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
关键词 碳税;经济增长;能源消费;要素收入分配
中图分类号 F810.4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2-2104(2011)09-0099-06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1.09.017
CO2作为主要的温室气体,其排放量的不断增加已成为世界各国关注气候问题的焦点。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能源消耗量更是逐年显著增加。仅2000-2005年中国碳排放的增长速度较十年前增加了四倍[1]。近年来,我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CO2排放国,随着人口增长、重工业、交通运输业发展,CO2问题会越来越严重[2]。结合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中国政府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CO2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45%的承诺,并考虑到中国目前经济的规模及增长速度,中国碳减排的压力在不断增加。
以CO2为主的温室气体排放造成了环境的负外部性。新古典经济家庇古(A.C. Pigou)提出了通过税收的办法将外部成本内部化,按照污染物的排放量或经济活动的危害来确定纳税义务,这就是著名的“庇古税”[3]。碳税就是一种庇古税,征收碳税实质上是对人类行为产生的CO2所造成的环境外部成本内部化的过程,是减少CO2排放量最具有市场效率的经济措施之一[4-5]。
目前,瑞典、丹麦、荷兰、芬兰、挪威等国已征收CO2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法国等不少国家也将建立针对减少碳排放的税收制度提上日程[6]。对CO2征税,应该包括商品制造过程的各个环节所排放的CO2,从原材料的开采过程、生产过程、分配过程到提供最终产品给消费者[7]。但是,在实践和具体操作中,主要是针对化石能源(化石能源在此不仅包括天然化石能源如煤炭、石油、天然气等,也包括有其直接加工转换而成的二次能源如煤气、汽油、柴油、焦炭、洁净煤等)使用所产生的CO2,这部分CO2的排放量占到人类活动产生CO2排放量的70%以上。考虑到化石能源产品的不同性质及化石能源的不完全燃烧,大部分国家在核算化石能源的CO2排放量时多采用含碳量来确定。这也是本文在核算中国各省份的CO2排放量时的重要依据之一。此外,从欧盟国家征收碳税的经验来看,在引入碳税时应坚持税收中性原则,初始碳税税率设置较低。欧盟国家碳税的开征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CO2的排放,且对本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大。
目前,国内外学者针对开征碳税对经济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碳税对GDP的影响,及碳税的节能减排效果方面。大部分学者认为开征碳税会对一国经济造成负面影响,而对能源消耗,部分学者的研究结论存在差异。高鹏飞等[8]通过建立MARLAL-MACRO模型得出碳税的减排效果明显,但同时也给经济造成相当大的损失的结论。魏涛远、格罗姆斯洛德[9]采用中国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NAGE)研究了碳税对中国经济及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表明征收碳税虽然使CO2排放量有所下降,但会使中国经济状况恶化,且长远看,征收碳税,实施温室气体减排,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代价将十分高昂。王灿等[10]认为实施CO2减排政策有利于能源效率的提高,但同时也会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就业带来困难。金艳鸣等[11]根据2002年全国、广东和贵州的三区域绿色社会核算矩阵构建了区域资源-经济-环境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得出征收环境税如碳税比征收能源税减排效果更明显,环境税对发达地区的经济影响为正,对落后地区的影响为负。苏明等[12]利用一般可计算模型(CGE)分析了碳税对经济的影响,开征碳税会带来GDP和通货膨胀率的双下降,碳税税率越高碳排放下降幅度越大。张明文等[13]通过面板数据的计量模型得出征收碳税能提高我国大部分地区的经济规模,对东部地区的能源消费具有抑制作用。姜克隽[14]提出征收碳税对我国未来CO2排放具有明显抑制作用,碳税会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到较低的碳排放经济体系,这种经济结构的调整有利于经济发展,进而GDP的损失就不明显,最高在0.45%左右。Matsuo 和 Naoki[15]研究认为CO2减排5%将带来约1%的GDP损失。Floros和Vlachou[16]通过研究碳税对希腊制造业及能源行业的影响,认为碳税能有效抑制CO2的排放。Karp和Liu[17]通过联立方程模型发现美国减排30%的温室气体将引起3%的GDP下降。瑞典环境保护部门研究显示1974-1994年间GDP增幅为47%,同期相比总耗能几乎不变,碳税还促进了区域制热由化石能源向生物燃料的转变[18]。
以上学者或部门的研究或基于定性分析或基于未来预测的定量分析,较少涉及以客观数据为研究样本的定量分析。此外,为数不多的基于客观数据的实证分析也较少涉及到全国范围,多是局限于某一地区。本文以1999-2007年各省市的相关数据为样本,对中国各省市在样本期所消费的化石能源的CO2排放量进行了核算,并依据国际经验制定不同碳税情景税率,然后利用1999-2007年间的省级面板数据,通过建立相关的数据模型定量分析了在不同的情景税率下征收碳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特别是对经济增长、能源消耗的影响。
1 中国能源碳排放量的估算及碳税情景模式设置1.1 中国能源碳排放量的估算
征收碳税的最直接目的是降低最主要的温室气体CO2的排放量,碳税税额的多少是根据化石能源的碳排放量直接决定的,单位能源产品产生的CO2越多,对其征收的碳税税额越大。因此对各种化石能源碳排放量的核算成为碳税征收的关键。在计算碳排放量时需首先获得能源CO2排放系数。能源CO2排放系数指消费单位能源所产生的CO2排放量。不同能源产品如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引起气候变化的碳排放量不同,故其CO2排放系数也各不相同。
本文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于2006年的《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指南》中相关数据和计算公式,及《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05》公布的各种能源的平均低位发热量,《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00-2008)中历年各地区的能源消费量数据,经过相关计算和转化可推算出中国各个年份、各个省(市、自治区)各种化石能源的碳排放量。历年中国各化石能源CO2排放量计算结果如下:
由表1可以看出,CO2排放量的增长速度逐年增加,2007年的碳排放量已达到1999的2.4倍。在各种化石燃料中,煤炭的碳排放量占到总燃料排放量的80%以上。由于中国地域广阔,各省(市、自治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地理位置、能源分布及产业结构和人口密度等因素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能源的生产、使用量进而影响本地区CO2排放量。为了更详细地描述中国各省市自治区的碳排放量指标,将2007年各省(市、自治区)的能源消耗产生的CO2排放量描述如图1所示。通过图1可以看出,中国各省(市、自治区)的碳排放量差异很大,2007年度CO2排放量最多的省份山东省可以达到最低的七个省份CO2排放量的总和。
1.2 碳税情景模型设置
从中国实际情况考虑,我国在确定碳税税负水平时应考虑以下问题:首先,碳税的提出和实施是以减排温室气体、保护环境为主要目的,不同于筹集财政资金为目的
2.上海市、自治区能源数据缺失严重排除在样本之外。
的大部分税种,税率设置越高,越容易达到该税种设置的目的;其次,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之中,一定时期内将继续依赖能源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与扩张拉动经济增长,征收碳税会提高化石能源的使用价格,减少能源消费,从而降低社会总产出,对经济规模扩张产生消极影响;最后,我国现行税收负担较重,在征收碳税时初始税率设置应较低,避免企业生产活动产生较大的波动,打击企业生产积极性,同时相应降低其他税种的税率。如瑞典在征收CO2税的同时削减了个人所得税、农业方面的能源税及继续教育方面的税收,丹麦、荷兰、英国等在征收碳税的同时也相应削减了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证缴款。总之,我国在碳税征收的初期,应从低征收碳税,减少对经济、社会的消极影响。
从减排成本角度考虑,CO2减排的技术研究表明,通过植物吸收CO2时每减排一吨碳的实际成本约为5美金,通过常规能源技术手段的减排成本约为每吨碳10美金[9] 。从碳交易机制角度看,实现清洁发展机制(CDM)交易产生CERs时获得CO2减排价值约为8-12欧元/吨,以配额为基础的欧盟排放许可权EUAs,其2006-2008年间的CO2减排参考价格约为25欧元/t[19]。
根据上述分析,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本文在此选取三种碳税水平依次为每吨CO25美元、10美元、20美元的定额税率,作为拟征碳税的三种不同碳税情景,并分别建立相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通过比较进一步分析在不同碳税情景下,碳税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2 计量模型的设计及数据说明
2.1 模型设定
为考察碳税与经济增长及能源消费之间的关系,本文在建模时借鉴李绍荣等[20]提出的受税收结构影响的CobbDouglas 生产函数,并在此基础上将能源因素引入其中,提出其扩展模型如下:
Y=K∑ni=1αixiL∑ni=1βixiE∑ni=1δixie∑ni=1γixi+ε
(1)
对其两侧求导:
lnY=∑ni=1αixilnK+∑ni=1βixilnL+∑ni=1δixilnE+∑ni=1γixi+ε
(2)
其中Y表示总产出,K表示资本使用量,L表示劳动投入量,E表示能源消耗, xi (, i=1,2,… n)表示第i种税在总税收收入中所占的比重。xi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为得到理想的研究结果,本文将引入碳税后的整体税收收入分为碳税收入和非碳税收入两类,即式(1)中n取值为2,x1表示碳税收入占总体税收收入的比重,x2 为非碳税收入占总体税收收入的比重,同时也表示中国现行的税收体系。令式(2)中的i 取值为2,可得进一步模型如下:
lnY=(∑2i=1αixi)lnK+(∑2i=1βixi)lnLE+(∑2i=1δixi)lnE+∑2i=1γixi+ε
(3)
从式(2)中可以看出,参数αi 、βi、δi分别表示第i种税种的结构份额对资本、劳动、能源要素产出弹性的影响,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示征收碳税后税收结构份额对资本、劳动、能源的产出效率影响。γi 表示剔除资本、劳动、能源要素的影响后,第i种税种的税收结构份额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若γ1 为正,则说明在资本、劳动、能源要素不变的情况下,摒除其对经济产出弹性的影响之后,碳税征收对经济增长具有拉动作用,且此时的资本、劳动、资源组合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生产规模的扩大。相反,若γ1 为负值则说明在其他要素不变的情况下,总产出随着碳税结构份额的增加而降低,征收碳税将对经济增长产生负效应,且此时的资本、劳动、能源组合是不利于经济增长的。
2.2 数据来源说明
上述各变量的观察数据取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样本时间跨度为1999-2007年,截面个体为除上海、外的29个省(市、自治区)。其中Y、K、L观察值分别取自《中国统计年鉴》的各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固定资产形成总额、从业人员,E的观察值取自《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各地区的能源消费数据。x1由各地区碳税收入与总税收收入(加入碳税收入调整之后)的比值决定,碳税收入等于地区碳排放量与单位碳税的乘积,x2 为非碳税收入占总税收收入的比重,在数值上等于1- x1。
3 模型估计结果及分析
本文选取了我国1999-2007年29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上海、因数据不完整剔除)。利用Stata10.0软件对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模型的筛选及检验过程如下:首先,考察自变量系数所反映的样本整体性效应,选择合适的面板数据回归方式,来确定面板数据适用的回归方式是混合估计模型、随机效应模型还是固定效应模型。其次,根据选定的模型进行相应的异方差及自相关检验。最后,根据检验结果选择相应的模型修正模型。通过以上过程,得到最终估计结果见表2。
从回归结果看,各模型调整后的R平方均在0.96以上,表明整个模型的拟合度较高,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解释力度很强。大部分参数的估计值的t统计量通过了t检验,变量显著。
在上述三种碳税情景下,x1的系数γ1均显著为负,表明在资本、劳动、能源要素不变的情况下,碳税结构税率的增加会降低社会总产出,对经济增长起负面影响。碳税收入在总税收收入中份额x1的增加,都会带来经济的总体规模不同程度的下降。具体来看,在情景一,征收5美元/t的碳税体制下,碳税收入占总税收收入比重每增加1%,会使经济的总体规模下降到原来的e-21.79%=0.804倍。在情景二与情景三下经济规模分别下降到原来的e-13.39%=0.875倍、e-6.69%=0.935倍。即征收碳税会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会降低经济的总体规模。而三种碳税情景由一到三,碳税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是不断减弱的。一方面开征碳税会降低私人及企业的投资积极性,影响经济规模的扩张,抑制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征收碳税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来源,政府支出增加,政府投资拉动了GDP;此外,碳税税率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新技术、新能源的开发使用,提高能源要素的使用效率,部分抵消了税率提高所带来的经济消极增长。从长期来看,假设中国开征碳税,税率依次从较低税率5美元/吨提高至10,20美元/t,碳税对经济的抑制作用呈现弱化的趋势。
对于能源要素而言,征收碳税时会提高能源的产出弹性,提高幅度会随着税率的增加而降低。当碳税税率分别为5美元、10美元、20美元每吨时,碳税比重每增加1个百分点能源要素的产出弹性分别提高1.75%,1.08%,0.549%。与非碳税税类相对应的比例分别为0.022%,0.021 8%,0.021 8%,远低于碳税对能源产出效率的影响。即征收碳税时对能源要素的作用明显高于现行的税收体制对能源的刺激。而随着碳税税率的提高,能源要素的产出效率逐渐降低,相应的资本、劳动要素产出效率提高,从而形成资本、劳动要素替代能源要素,降低了能源要素的使用。因此,碳税对能源的刺激作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针对资本、劳动要素而言,对CO2排放征收碳税时,劳动、资本要素的产出弹性均有所增加。且随着碳税税率的提高,资本和劳动要素的产出弹性提高比率均随着碳税税率的提高而增加。如表2所示,碳税所占比重每增加1%时,三种碳税情景下的资本要素产出弹性提高的比例依次为0.302%、 0.378%、0.428 4%,劳动要素提高比例为0.77%、0.89%、0.988 5%。即随着碳税税率的提高,税收份额的增加会提高劳动、资本要素的产出效率,而且对劳动要素的正效应要明显大于对资本要素的正效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若资本和劳动要素是完全通过市场获得收入,那么决定要素收入份额的就是其产出效率。而目前中国实际的资本要素的产出弹性远大于劳动的产出弹性。因此,当分别征收5美元、10美元、20美元的碳税时,劳动要素和资本要素的收入差距将随税率提高而不断缩小。
4 结 论
综合上述的分析可知,近年来中国CO2排放量显著增加,2007年的碳排放量与1999年相比,达到了后者的2.4倍。中国碳排放压力逐渐增加,碳税作为最有效地经济手段之一,似乎需要择机适时开征。通过实证检验可知:首先,在中国开征碳税将会对经济规模的增长产生消极的作用,造成GDP的明显下降,而下降程度与税率水平成反比。其次,随着碳税税率的提高,能源要素的产出效率逐渐降低,相应的资本、劳动要素产出效率逐渐提高,从而形成资本、劳动要素替代能源要素,最终降低了能源要素的使用。因此,碳税对能源的刺激作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从长期看,随着碳税制度完善,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碳税税率逐步提高至较高水平时,碳税对经济的冲击将逐渐减弱,同时资本要素、劳动要素对能源要素的替代效应增强,最终将降低能源要素的使用,减少CO2的排放。反之,从短期来看,仅通过碳税开征来有效地促进节能减排还是面临较大的困难。最后,随着碳税税率的提高,税收份额的增加会提高劳动、资本要素的产出效率,而且其对劳动要素的正效应要明显大于对资本要素的正效应,而目前中国实际的资本要素的产出弹性远大于劳动的产出弹性。因此,当碳税税率提高时,劳动要素和资本要素的收入差距将随税率提高而不断缩小,即碳税税率提高还会减小劳动和资本要素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
因此,虽然长期看来开征碳税具有明显的节能减排效果,且碳税能有效地调节要素间收入分配。但是就目前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而言,开征以节能减排、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为目标的碳税对中国经济影响较大,节能减排效果相对较弱,不建议在现阶段开征碳税。针对节能减排和气候变化问题,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①进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扶植新兴产业,特别是新能源产业,抑制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的过快增长。②鼓励发展并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通过技术创新促进绿色生产,提高能源的产出效率,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降低环境成本。③加强促进节能减排与新能源的财政政策。如增强重大节能减排工程的财政投资补助力度并扩大范围;对风能、太阳能等再能源及新能源技术、设备及产品实施明确的财政补贴,资金奖励或税收优惠等政策。④增强宣传和教育力度,增加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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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Introduction Carbon Tax on China’s Economy
LIU Jie LI Wen
(School of Economics,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100,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