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市场体系的构成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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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简述市场体系的构成范文

关键词：标准化；联盟标准；推广与制定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由于互联网、计算机、通讯等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信息技术领域的技术与产品的生命周期愈来愈短，技术创新与变化的速度大幅度超过了传统的组织、制定标准的速度。处于这类技术快速发展的领域中的企业逐渐认识到尽早制定新技术规范，快速打开市场的重要性。然而，若完全通过正式标准制定程序与途径，形成标准的过程与时间明显过长。单个企业由于企业规模等方面的局限性，难以完全左右市场，无法独自控制标准。因而，具有共同市场利益的企业需要相互妥协，最终形成企业联盟，以便共同制定联盟标准。

一、联盟标准产生的时代背景

企业联盟指的是与某项新技术相关的单位、企业以及研究机构在特定时间段，为了促进、强化基于新技术的产品或服务取得更大的商业成功而组成的联盟。企业联盟的根本目的并不是制定正式的标准，而是针对某项技术标准取得协商性的一致或促进某项技术标准的应用与推广。联盟中的企业、研究机构在制定标准上具有相互合作的工作性质，但是在产品市场与研发方面又是相互竞争的关系。

作为正式标准的补充内容，联盟标准可以利用其对市场需求响应及时、制定速度快、标准推广高效、知识产权政策灵活等种种优势，在国家经济与市场体系中发挥愈发重要的作用。信息通信等技术告诉发展的领域中，以企业联盟形式制定标准的现象也随时间的发展愈发普遍。常见的例子有闪联、DVB联盟等等。这些以企业为主体构成的标准联盟正逐渐成为市场上标准制定的中流砥柱。

二、企业联盟的标准化

1　联盟标准的制定

企业联盟一般是由多家企业或者科研机构组成的、结构较松散的、非公司性质的团体。在组织结构上，企业联盟基本上是由一个成员代表组成的成员大会，是该联盟的最高权力机构。联盟的内部常常又设有知识产权委员会、技术委员会、公共关系委员会、和审计委员会等。在技术委员会下又设有众多的专题工作组、分技术委员会等负责该联盟标准的制定与起草工作。联盟一般还会设有秘书处，作为企业联盟的协调机构与行政机构。

企业联盟的重要任务就是制定联盟标准。联盟的成员所提出的标准项目的建议，通过联盟技术委员会审核后组建标准工作组。标准初稿通过技术委员会同意后，再向联盟成员征求建议。在处理和考虑所有的意见后，再让联盟成员投票。如果投票通过，在经过联盟理事会批准，就形成了联盟标准。有些联盟会将最终形成的联盟标准交给正式的标准组织通过正式标准的审核程序从而形成正式标准。在这一标准的制定过程中，联盟的知识产权委员就会负责解决标准中所涉及到的专利等知识产权方面的问题。

2　联盟标准的推广

对于企业联盟来说，联盟标准的实施与推广是实现该联盟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

联盟标准转变为正式标准，更容易获得生产厂商和消费者的信赖，同时也有利于联盟标准的实施与推广。但是标准推广的成功与否，并不是指将该标准交给权威的标准组织使其成为正式标准，而是要在行业领域内拥有足够的使用者从而使该标准转变成为业界里面事实性的标准。从而成为正式标准只是联盟标准推广的一个主要策略。

企业联盟主要通过宣传、公关、广告以及认证和许可活动来实施联盟标准。例如：注册一个与联盟标准有关的标识和商标、对符合联盟标准的产品进行产品认证和合格评定、要求符合标准的产品加注标识等。利用商标许可和标准认证，不仅可以提高联盟标准品牌的知名度，还可以推进联盟标准的发展，并且达到保护知识产权、抵抗竞争对手等目的。许多联盟还通过优惠的或免费的知识产权的许可策略来推广联盟标准，更有甚者，以提供免费的培训和资源来促进标准的应用实施。

三、企业联盟标准的发展建议

为了让企业联盟标准更加富有生命力，根本方法是管理与创新上做文章。重点要解决标准脱离企业实际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也是企业标准化进程推进过程中的一个共性的问题。目前，大多数企业的管理者对标准的态度还是被动地接受，标准工作在企业管理工作中不不受重视、没有地位、难有作为。如果企业联盟标准的组织者希望实现管理角度的突破，就要在主观上解决被动到主动的问题，尽可能将企业标准工作的作用前移，让企业经营者能够认识到标准不仅仅是用于产品检验之用，同时还要贯穿到产品设计、质量管理、品牌建设等等环节中，从而体现行业标准在各个生产环节的增值作用。

为了积极应对企业联盟标准化的新趋势、新需求，我国政府应当充分利用联盟标准的作用和特点，支持、鼓励企业联盟的发展，积极培养具有自主创新成果的优秀联盟标准。引导国内企业在自主研发领域形成创新成果的基础上利用标准和知识产权的有机结合来组建企业联盟，制定联盟标准，最终通过联盟标准，开拓市场，促进创新成果的产业化、市场化。

第2篇：简述市场体系的构成范文

关键词：三元悖论；金融安全；资本流动；人民币区域化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志码： 文章编号：1007—5194（2012）04—0093—04

作为经典的金融理论之一，“三元悖论”反映了开放经济条件下汇率稳定性、资本自由流动性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三者不可得兼的矛盾。在当前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下，中国经济中的“三元”的现状及变化趋势是决定中国金融稳定的核心因素。从“三元”角度对影响中国金融安全的主要因素进行剖析，研究如何在不断开放的背景下防范金融风险，预防金融危机，确保国家金融、经济安全，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三元悖论”理论简述

1999年，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其著作《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中提出，宏观经济通常有三个目标——以灵活的货币政策来应付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的威胁；以稳定的汇率使商业活动不至于面对太多的不确定性；让国际商业活动自由进行，特别是让人们自由地买卖外汇，以维持私有经济的精髓。但各国最多只能达到两个目标：要么放弃汇率的稳定性，像美国和澳大利亚那样实行浮动汇率制；要么放弃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像阿根廷那样实行固定汇率制，甚至像欧盟国家那样取消本国货币；要么放弃完全的自由市场原则，实行资本管制。保罗·克鲁格曼明确提出了“三元悖论”的原则：固定汇率制、资本自由流动和独立的货币政策这三个目标不可调和，同时最多只能实现两者。

二、中国经济中的“三元”分析

（一）发展过程与现状考察

1.资本流动

（1）资本和金融账户逐步开放。我国于1996年12月正式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的第八条款的第2、3、4条义务，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下可兑换。与此同时，我国资本账户的开放也在积极有序地推进。从2001年加入WTO开始，我国逐步加快了资本账户的开放步伐，初步形成了跨境资本双向流动的格局，主要表现在：一是资本流入已达到相当规模；二是对外资本输出逐渐增多；三是利用外资渠道多元化，交易规模迅速扩大，并从最初的较为单一的融资渠道，如外商直接投资设立企业，扩大到境外发行债券和股票、境内发行外资股、兼并收购等多种形式。

（2）大量隐性资本流动。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就出现了严重的资本隐性出入现象。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每年公布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从1996年到2008年间，我国净误差与遗漏账户余额4次为正、9次为负，2001年以前都保持负值，存在隐性资本的流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由于存在人民币贬值的预期，我国的资本外逃规模进一步扩大，其数额在1997年和1998年分别为364.74亿美元和386，37亿美元。2005年和2006年，在我国面临资本流入压力加大、人民币升值预期强烈的情况下，该数值依然连续两年为负。

2.人民币汇率制度

1994年-2005年，我国实质上是以钉住美元为主的固定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长时期保持在1美元兑8.27-8.30人民币左右的水平，波动幅度和弹性区间极小，处于一种超稳定的状态。2005年7月21日起，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2006年3月1日，央行宣布实行“主动性、可控性、渐进性”的汇率原则。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而是根据我国经济、特别是对外经济发展，选择若干种主要货币，赋予相应的权重，组成一个货币篮子。同时，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以市场供给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计算出人民币多边汇率指数的变化，使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更具灵活性。

3.货币政策

我国1994年后的货币政策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94—1997年。货币政策主要目标是对付通货膨胀。第二阶段，1998—2002年。我国经济出口量开始大幅下降，总需求严重不足，出现了通货紧缩的趋势。货币当局转而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采用了一系列扩张性货币政策工具。第三阶段，2003年至今。货币政策转为紧缩性政策，主要措施包括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防范房地产信贷风险、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制度等。

加入WTO后，随着我国资本和金融账户自由化的推进，为维护汇率稳定，货币政策独立性受到强烈冲击，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发生了几次明显冲突：1994—1996年抑制通货膨胀与人民币缓慢升值之间的冲突，1998年外汇储备增幅迅速下降和抑制通货紧缩的货币政策之间的冲突，2003年以来人民币升值压力和国内投资过热的冲突（2005）。

（二）发展趋势考察

1.资本自由流动趋势不可逆转

当今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和一体化势不可挡，资本在国际间自由流动的趋势越来越显著，而目前我国资本项目还存在着一定管制，这与经济、金融自由化深化的趋势相悖，也产生了严重弊端：妨碍国际贸易的发展，扭曲资源的合理配置，制约金融服务的专业化。我国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管制将会逐步放开，而不断增强的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可能会在未来中吸引更多的资本流入，资本自由流动加强的趋势不可逆转。

2.深化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势在必行

尽管自2005年7月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人民币开始升值，但是这一过程相对缓慢。在资本自由流动日益加快的客观条件下，人民币汇率制度对货币政策存在制约。一是货币政策独立性受到制约。二是货币政策的部均衡目标难以实现。特别是在这几年宏观经济过热时，货币政策难以兼顾内外均衡两个目标的弊病表露无遗。三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受到限制。外汇储备的增减是影响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之一。外汇储备的波动将造成人民币升值或贬值的压力，央行执行货币政策的空间和有效性将减低。因外汇占款而投放基础货币，央行一般会进行“对冲”操作。在控制汇率波动幅度的情况下，基础货币投放渠道与货币供给结构的改变，影响货币政策的传导。

2010年6月，央行在其官方网站上新闻，决定“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被认为是中国重启汇率制度改革的信号。尽管人民币汇率不会进行一次性重估调整，但根据“三元悖论”原理和对我国经济中的“三元”分析，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必将继续深化。

3.人民币区域化势头明显

2009年7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商务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银监会共同制定、公布实施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随着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增长较快，企业和银行对用人民币进行跨境贸易结算的需求不断增长。2010年6月22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告，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地区由上海市和广东省的4个城市扩大到北京、天津、、新疆等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另外，广东省的试点范围由4个城市扩大到全省，增加上海市和广东省的出口货物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企业数量；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境外地域则由港澳、东盟地区扩展到所有国家和地区。

全球金融危机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已成“不可逆转”之势，新兴经济体货币国际化会明显加快，特别是人民币国际化将有序推进。央行积极推进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同时扩大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范围，旨在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三、从“三元”看后金融危机时期中国金融安全的影响因素

（一）资本流动与中国金融安全

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形成的国际过剩货币供应量时刻在寻找出路是国际金融市场动荡的诱因。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早已成熟，这些资金在那里很难找到获利的机会；金融体系不健全，金融市场不成熟，金融监管不到位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特别是刚刚放开资本市场的国家将成为这些游资追逐的目标。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很好的例证。

随着我国金融开放的不断深化，资本项目的开放势在必行，开放便利了短期国际游资的流入，如果经济难以在短时间内迅速吸纳骤然流入的巨额资金，大量投机性很强的套利资金流入股市、汇市等短期资本市场以牟暴利会引发市场动荡，给国际收支平衡和金融稳定带来严重威胁。特别是在我国尚未解决经济中的结构性问题的情况下，资源和流动性的迅速增加不仅得不到有效的配置和利用，反而很可能会刺激金融资产价格过度上涨，进而促使经济泡沫化，最终导致整个金融体系的脆弱化。

（二）货币政策独立性与中国金融安全

资本市场的开放使宏观经济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更加困难。尽管目前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划分的资本交易项目中，我国有一半左右的交易项目受较多限制甚至严格管制，但目前我国国际资本流动的规模已经不可低估，而且我国逐步放松资本流动管制的趋势不会逆转。在资本账户管制逐渐放松、人民币汇率升值波动趋稳的条件下，根据“三元悖论”原理，货币政策独立性会受到重大影响。如果货币政策这个主要的经济金融政策工具丧失了独立性，那么我国经济发展中遇到失衡问题就少了一个有效的解决手段。特别会对银行的脆弱性产生影响。因为，银行业开放对银行存款和贷款的影响将直接影响到银行的清偿能力，如果东道国的当地银行相对缺乏效率和资本，会引起货币大幅度贬值，大批金融机构倒闭，金融崩溃，经济倒退，社会动荡。

（三）人民币汇率制度与中国金融安全

1.人民币汇率变动与实体经济

2005年汇率制度改革，对我国的金融安全状况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汇改后我国宏观经济保持平稳运行，经济增长率连续3年保持在双位数以上；随着人民币汇率的逐步趋于灵活，货币政策也取得显著效果；国有银行改革也加速进行，不良贷款率逐年下降。但是，由于中国经济的高度国际化，特别是具有外贸依存度高达70%-80%特征，因此当世界经济形势发生变化时，实体经济波动会相当明显。2008年起，受人民币升值和经济危机影响，实体经济出现下滑，实体经济出口额下降。据海关统计，2008年前11个月我国对外贸易增速达20.9%，其中出口增长19.3%，11月起我国外贸进出口形势急转直下，进、出口双双逆转为下降，2009年1月我国进出口总值为1418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29%。出口额回落导致大量企业减产甚至倒闭。国家发改委中小企业司的报告显示，仅2008年上半年就有6.7万家规模以上的中小企业倒闭。在出口大户纺织业中，倒闭的中小企业更是超过1万家，2/3的纺织企业面临重整，超过2000万工人被解聘。实体经济的下滑影响了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并造成金融资产价格的波动，进而对金融安全构成威胁。

2.深化人民币汇率改革的制约因素

进一步深化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目前仍存在一些制约因素。一是缺少汇率风险规避机制。新的汇率体制下汇率将具有更大幅度的弹性，市场主体将不可避免遭遇到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我国现有外汇市场体系在交易品种和规模上都远达不到避险要求。二是巨额外汇储备无法有效运转。2011年末，我国外汇储备达31811.48亿美元，其中很大比例是美元及美元面值的债券，随着人民币不断升值，外汇储备不断缩水，外汇储备管理体系改革问题也浮出水面。在目前外汇管理体制下，中国人民银行依靠发放央行票据来勉强维持外汇供给平衡，而吸纳外汇储备却造成了金融系统的流动性过剩，不仅增加了流通中的人民币数量，也造成了人民币单向升值的压力。三是出口企业如何应对汇率变动带来的风险。如果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幅度超出预期，出口企业能把以美元计的成本提高转嫁到更高的产品价格上，那么出口需求将会降低；如果出口企业无法转嫁成本，那么其利润率将会受到挤压。这两种情况都将抑制出口部门产能的扩张，也将对宏观经济增长造成制约。这些制约因素如不得到有效解决，必将对金融体系稳定构成一定风险。

（四）人民币区域化与金融安全

1.人民币区域化微观经济基础薄弱

推进人民币区域化进程，需要牢固的微观基础。人民币区域化要求中国的银行和企业走向世界，需要扩大商业银行的海外分支机构或者行网络覆盖范围，将人民币的跨境流通纳入商业银行体系，提高人民币国际清算服务的便捷程度。目前中国银行业的国际化刚起步。人民币区域化在降低金融交易成本、提高金融市场效率的同时，也使国内金融体系在国际市场范围内面临更多的风险暴露。人民币一旦实现可自由兑换，国际游资可自由出入，在企业和国民缺乏风险意识和规避风险能力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和金融安全将面临严峻挑战。

2.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对金融安全的影响

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即将全面展开，是人民币区域化进程的重要一步。一是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解决的是贸易便利化问题，资本及金融账户交易的人民币结算解决的是投资便利化问题，将有助于推动我国资本及金融市场的开放。跨境资本流动数量增加，频率升高，跨境资本流动影响越来越大，对金融安全的影响也就越大。二是人民币用于国际结算后会形成境外人民币债权。当这种债权达到一定的规模后会产生如下问题：一是海外持有的规模多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我国央行在海外的信誉、宏观调控能力以及金融监管的信心。二是货币供应量能否再作为货币政策的调控目标需要考虑。因为人民币跨境结算加大了人民币的跨境流通，这部分资金将更多地随着境内外、本外币的两个市场的收益率变化而流动，使得我国货币政策的影响渠道发生变化。三是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与扩大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范围，这两项措施实际是相互关联的：从短期看，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业务规模扩大有助于减轻人民币升值压力，相对增加了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性，降低了汇率风险。从中长期看，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将为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业务带来契机，人民币汇率弹性的增加有助于人民币趋于市场化及企业对汇率风险的测算，有利于推动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业务的全面展开；而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规模的增加又会使人民币实际需求量及供求关系更加显现，从而有利于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

3.人民币区域化需承担的国际责任可能过重

第3篇：简述市场体系的构成范文

在西方资本结构理论中的MM无关性理论（ModiglianniandMiller，1958）提出之后，人们就始终没有停止过对所谓“资本结构之谜”问题的争论和研究。尤其是近年来，资本结构理论作为公司财务理论中一个重要而复杂的问题，得到了广泛关注和发展。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已经逐渐运用到企业实际操作中的资本结构理论，带来的更多的必然是理论与实践的相互演进和考证。按照优序融资理论，企业经营者在进行融资选择时，会按照以下顺序进行选择：企业内源融资――>对外债务融资――>对外股票融资。但我国的企业融资情况，众所周知，带有中国特色，几乎所有的企业都会首选股票融资来获取资金。可以明确的指出，这种情况同我国企业（尤其是国有转制企业）独特的股权结构有着必然的相关性。因为我国大多数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并非市场规律的产物，而取决于政府有关部门做出的决策。需要考察的是，这种独特的股权结构是怎样影响着资本结构的选择，从而最终反映在融资方式上的？资本结构分析的基本目的在于为与企业资金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当事人提供一些尽可能量化的依据，而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形成和变动又有其特定的背景。本文试图以资本结构理论为基础，选取相关数据，通过SPSS统计软件做出一些实证的考察；针对我国上市公司特殊的治理制度安排和独特的股权结构特征，来探讨股权结构与资本结构之间的关系。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文献 （1）MM无关性定理的简要阐述。Modiglianni和Miller（1958）在论文《资本成本、公司财务与投资理论》中证明了著名的MM理论即“无关性定理”――无所得税情况下资本结构的无关性。MM理论使资本结构理论成为一种严格、科学的理论。MM定理1―无所得税情况下资本结构的无关性。在没有所得税的完善的市场条件下，假定企业存在一个确定的投资政策，企业的资本结构与企业的现金流量的市场总价值无关。按照MM理论的假定：没有企业所得税，无市场交易成本，债务是无风险的（对债权人而言），资本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还假定如果两个企业m和n被所有的投资者认为是相同的，即两个企业可产生相同的现金流Yn、Ym，也就是Yn=Ym。因此，两现金流量有相同的概率分布，并且相关系数为1。在这些假定下，MM理论可以简述如下：在完善的市场下，企业的均衡市场价值与它的债务权益比是无关的。MM理论是从严格的逻辑证明推导出的结论。在完善的市场条件下，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方法进一步证明了MM定理是成立的。MM定理2―考虑企业所得税的MM定理。如果考虑企业存在所得税的情况，前面所述的无企业所得税的MM定理结论已不再成立了。这种情况下，MM定理可以表述成这样：在完善的市场条件下，如果企业需要交纳所得税且借款的利息可在税前作为费用支付，则有举债企业的市场均衡价值为Vn，Vn=Vm+tBn。Vm是无任何借款和规模相同的企业均衡价值，t是企业所得税率，Bn是企业债务的市场均衡价值。这一结论表明，企业价值与企业举债量成线性关系，举债越多，企业价值就越高。显然MM理论的假定是严格的，也没有过多的考察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他最重要的作用在于它指出了建立更有效的资本市场的标准。我们研究股权结构对资本结构的影响，是在我国不完善的市场条件下进行的。不完善市场条件的存在，并不是对完善市场条件下MM理论的否定，而是以完善市场条件下的财务理论为基础的。这也是本文阐述MM理论的初衷。（2）资本结构的理论。Masulis，R.W，A.N Korwar （1986）在M-M理论的基础上，从成本的角度研究了资本结构问题。他们认为，公司可以通过发行新股或增加举债来实现融资。当公司通过发行新股来融资时，随着公司外部股东持股的增加，公司管理者对外部股东的权益成本会不断增加；而当公司通过举债方式来融资时，随着负债程度的增加，公司管理者就更有动力利用债权人的财富为自己或代表的股东牟利，从而造成股东对债权人的负债成本不断增加。由此，公司在进行资本结构的决策时有必要在这两种成本之间寻求一种均衡。而此均衡点也同时决定了公司合理的股权结构和资本结构。这种成本的选择过程，也正是我们所强调的资本结构本质的探求过程。应该承认，这种理论可以让我们更深刻的了解到资本结构的形成机制。但是詹森与麦克林的理论并未去探讨股权结构等宏观因素是如何影响资本结构选择的。可能的原因在于：他们所研究的企业股权结构特征没有我国企业这么独特。

（二）国内文献 从国内来看，许多学者也从不同角度研究了各种因素对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中山大学的顾乃康和杨涛选择国家股、法人股、公司成长性、企业规模、资产担保价值、非负债税盾（如折旧）等变量作为影响资本结构的因素，采用横截面和时间序列混合检验的方法进行了回归分析。南开大学的刘冬和李雪莲则从现代资本结构理论角度对企业最优资本结构进行了界定，并就如何优化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提出了建议和实施途径。中国人民大学财金学院的李雯也在资本结构的基础上探讨了不同的股权结构对上市公司融资方式偏好的影响， 并提出中国的上市公司有着与现代资本结构理论相违背的融资结构：即上市公司普遍偏好于股权融资。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不同类型股份在投资形式、投资成本和股东权益等方面有着不同的内涵，从而增加了股权结构的复杂性。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复杂性必然给公司治理带来特殊的影响。鉴于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现状，有必要做进一步的分析，进而提出了本文的假设。国有股的存在表现出了我国上市公司的独特性。国有股的持股主体主要有：行业主管部门、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国有资产委员会、集团公司、地方政府。有些国有股甚至没有明确的持股主体。但是无论谁代表国有股，都无法承担其应有的责任，也没有直接的利益激励其提高国有资产的运营效率，使国有资产收益达到应有的水平，这就实际上造成了国有股产权虚置。由于国有股权没有形成人格化的产权主体，对公司的监控约束机制难以建立，这种缺陷的制度往往容易衍生经营性道德风险，因此国家股的存在将加剧公司的内部人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当国家股比例增加时，会进一步降低公司的价值。这种降低直接反映在股价和公司市值上。这种公司价值的降低是内部人不可接受的，因为这种直观的降低更容易被所有者觉察，不但损害自己的利益和形象，还会丧失许多消费和机会。因此经营者（内部人）偏好于更多的隐蔽性负债融资。所以国有股比例越大，就越有可能产生内部人控制问题，对内部人的监督控制就越弱化，内部人从自身利益出发选择融资方式的可能性就越大。鉴于内部人转嫁风险的便利性和自身利益的考虑，提出假设：

假设1：国家股的比例与负债的比率呈现出正相关关系

法人股既与追求短期资本利得的外部流通股不同，也与流动性很差且缺失产权主体的国家股不同。法人股相对具有控制和监督管理者行为的内在激励。法人股具有相对明晰的产权关系和明确的投资主体，因而具有积极参与公司治理的动力。反映在公司治理结构中，在选举的董事会和监事会中都有法人股东代表。法人股东基于其市场化程度更高和更规范的特性而偏好于债务融资。因为债权融资所具有的避税功能和会给经营者带来更大压力的衍生作用能更好的保证法人股东们的利益。在完善的市场条件和合理的治理结构安排下，考虑到法人股东在公司治理结构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法人持股比例越高，对管理者的监督作用就越大，反映在融资方式上就更趋向于债务融资。因此，提出假设2：

假设2：法人股比例与债务比率呈正相关

需要指出的是，如果上市公司非国有法人股所占的比重比较小，力量很弱，对公司治理结构形成的影响力较弱，那么也会出现法人股同债务比率负相关（甚至弱相关性）的可能性。如果考虑到我国不完善的市场体系和不合理的企业治理结构，那么就不能把合理状态下的正相关适用到我国企业。再加上我国消费者和生产者普遍存在着“避债”心理，所以本文认为出现负相关或弱相关的可能性更大。对于流通股，具体到我国，我国的公司治理结构既没有像美国、英国那样把重点放在保护小股东的利益上，也缺乏英美体制中具有竞争性的外部市场和法院制度的强大作用。我国还缺乏外部治理结构模式起作用的经济条件和法律制度。国有股不能流通，使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二级市场并购难以实现，“用脚投票”的市场淘汰机制失灵，弱化了上市公司加强管理的动机。流通股东（散户和公众股民）投资的目的是通过股票升值来获得投机收益，对公司股价波动的关心远胜过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关心。“搭便车”的心理与“用脚投票”的行为使流通股东监督经营管理行为的动机和能力都比较弱。因此流通股股东和管理者之间的关系是隐性模糊的。管理者在面对债务融资时往往从自身利益出发，而不会过多在意“监督缺失”的流通股民的意愿。当流通股比例大到能对经营者的行为发挥监督约束作用时，不考虑国有股和法人股东的情况下，流通股东风险厌恶者的特性会迫使经营者、管理层降低债务比例，以规避风险。考虑到我国上市公司流通股的实际情况，到2012年底还达不到65%，也就是说大约1/3的股份没有流 动性。流通股东并没有能力去影响和约束经营者债务融资的偏好和动机。因此，提出假设：

假设3：流通股比例与债务比率呈负相关

对于管理者持股，通过考察我国上市公司实际情况，本文认为管理者持股对资本结构选择的影响是混合的。詹森与麦克林（2007）认为管理者相对外部股东而言更偏好低债务水平，其解释是管理者面临着的是更多不可分散的非系统风险。然而鉴于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特殊情况：管理层持股比例普遍比较低。可以认为管理者持股比例对资本结构的影响可能是微弱的。因此假设：

假设4：管理者持股比例与债务比率呈不显著关系

另外还有诸多的变量会对公司的资本结构产生内在的影响。本文把这些影响变量作为随机误差项纳入分析范畴。借鉴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资料，主要考虑以下变量：（1）盈利性。梅耶斯和马基卢夫（MyersandMajluf，1984）的优序融资理论（即啄食理论）指出盈利性高的企业倾向于低的负债率，因此在中国盈利性高的企业的负债率可能较低。（2）成长性。高成长性的企业比低成长性的企业对未来的发展有更多的选择。（3）公司规模。大公司由于其透明度较高、破产风险较低和融资成本较低而具有在资本市场上发行长期债券的优势，而小公司不易发行公司债券，因此倾向于采用短期债务。（4）道德风险。容易发生道德风险的公司很难博得债权人的“好感”，从而通过债务融资也就很难实现。（5）非债务税盾。一家有较多税盾（如折旧等可以抵税的量较多）的公司倾向于少举债。一般认为，债务发行与折旧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6）债务税盾。根据米勒和莫迪利安尼（MillerandModigliani，1966）的理论，一个公司的所得税越高，其公司越倾向于发行债务以便得到税收减免好处。

（二）变量定义 本文采用SPSS统计软件，应用多元回归分析，用最小二乘法（OLSE）来检验股权结构等因素对资本结构选择的影响以及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由于在资本结构中负债和所有者权益（股东权益）是最基本的分类，负债与所有者权益（这里用总资产来表示）的比率称为负债比率，用以表示资产对负债的最大承受能力。这个百分比最基本的经济学含义是当企业出现破产清算时，债权人利益的保障程度，其值越大保障程度越低。所以在本文的分析中，将使用债务比率这个指标来做为主要描述量。为了便于分析，定义如下变量：以负债比率为因变量，以国家股比例、管理者持股比例、法人股比例、流通股比例为自变量，公司成长性、赢利性等为随机误差项。具体见表（1）。

（三）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的数据均来源于国泰君安数据库，本研究的样本选取遵循以下原则：（1）A股是人民币普通股票，共境内机构、组织或个人以人民币认购和交易，经过几年的快速发展已经初具规模；B股是人民币特种股票，以外币认购和买卖，投资人限于外国以及香港、台湾、澳门地区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为了确保研究公司的行为成熟以及市场规模，因此本研究不考虑B股的上市公司；（2）为了确保公司行为的成熟，因此本研究剔除了被ST的公司，为避免异常值的影响；（3）为了保持研究的实时性，本研究数据研究的数据选取节点为2011年12月31日。在以上原则基础上，本研究选取了2012年1月1日之前在沪市A股上市的876家公司作为样本，以这876家公司的2011年年报数据为基础。

（四）模型建立 为了得到管理者持股比例、国家股比例、流通股比例和法人股比例对资本结构的影响以及变量之间各自的相互相关性的经验证据，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设Y=D/A为随机变量；取一般变量MSO、SS、LS、IS。从而有：

Y=D/A=β0+β1SS+β2MSO+β3LS+β4IS+ε

对于回归模型，可以这么解释：通过变量间相关性的分析，既可以知道自变量国家股比例、管理者持股比例、法人股比例、流通股比例是如何共同影响因变量债务比率的，也可以分析出这些自变量中的某一个在其他自变量不变的情况下是如何影响债务比率（资产负债率）的，以及这些自变量之间各自的相关性。通过这些分析，为本文的结论提供支持。

四、实证检验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从表（2）描述统计结果中可以看到，自变量的均值分别为：SS=0.3212、MSO=0.0354、LS=0.2957、IS=0.3827、 D/A

=0.5839，样本容量n=33。债务比率（D/A）的标准差S（D/A）=0.7890。

（二）相关性分析 从相关系数表（3）中看到，国家股、管理者持股、法人股、流通股同债务比率的相关系数分别为：r（ss）=0.221、r（mso）=0.016、r（ls）=-0.176、r（is）=-0.138。国家股、管理者持股同债务比率呈正相关关系，法人股和流通股则同债务比率呈负相关关系。单测检验显著性：Sig（ss）=0.108，Sig（mso）=0.464，Sig（ls）=0.163，Sig（is）=0.222.

这说明国家股同债务比率的线性关系最显著，其次是法人股和流通股，管理者持股同债务比率的相关性最不显著。这表明国家股、法人股对债务比率从而资本结构有着较为明显的影响，流通股的影响则稍显微弱。管理者持股同债务比率的相关性最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中国家股、法人股比重较大，而管理者持股比例较小，这也同前面的假设是一致的。另一方面，从表中还可以解读到，法人股和流通股与债务比率存在负相关关系。流通股同债务比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这符合本文的假设。但法人股同债务比率间的负相关关系却不符合假设。可以解释为，我国上市公司的法人股，无论是比重还是作用和前几年相比都有了明显加强，上市公司中法人股的监督和约束作用逐渐加大，“法人缺位”现象有所改变。这些变化同我国的资本市场发展是息息相关的。尽管如此，同（相对）完善的市场体系和合理的企业治理结构相比，我国上市公司法人股的这些变化并未使其监督约束作用达到足以改变经营管理者行为的程度。从另一层面上将，法人股东权位的逐渐“回归”和监督约束作用的逐渐加强，更多的只是量上的递增，而不是质上的嬗变；更多的只是反映了法人股东在收 益（主要是资本收益）上诉求的加强，而不是自身广义利益（包括收益权在内的索取权、控制权、管理权等）的更大意义上诉求的加强。因此法人股的这种积极变化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法人股的弱势地位，即还没有具备理性条件下正相关的条件。本文认为，这是法人股同债务比率存在负相关关系的最可能解释。

（三）回归分析 回归分析结果见表（4）。从Coefficients系数表中可以得到回归方程：

Y=（D/A）=0.7730+0.4553SS+0.3517MSO-0.2214LS-0.7379IS

回归系数β1检验的t值=0.2439，显著性Sig=0.8091；回归系数β2的检验t值=0.306，显著性Sig=0.7618；回归系数β3的检验t值=-0.118，显著性Sig=0.9069；回归系数β4的检验t值=-0.417，显著性Sig=0.6799。这些检验结果，同F检验的效果是一致的。检验的效果，从整体来看并不理想。可能的解释是：在本文所选择的样本中，国有转制企业较多，这些企业的融资行为、股权安排在一定程度上并不规范，有时甚至存在着股权安排同融资行为并不相关的情况。另一方面，我国的资本市场（这里主要指的是证券市场）现存的一些规章制度和法律规定，如跌停、涨停、ST、PT等制度，不但会给企业行为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而且会导致畸形的企业战略和行 为。同时，应该看到，在本文所选取的样本数据中，随机误差项：企业盈利性、成长性、公司规模等因素所带来的影响也不可忽视。考虑到随机误差项在样本中所占权重，尽管本文并未过多分析它们的权重，该检验结果可以接受。从表（5）和表（6）中看到，决定系数R2=0.0650，从相对水平上看，回归方程能减少因变量债务比率约6.86%的方差波动。回归标准差ó=0.8156，从绝对水平上看，债务比率的标准差从回归前的0.7890增加到回归后的0.8156。从方差分析表ANOVA中可以看到，F=0.4863，显著性Sig=0.7456。这说明债务比率对国家股、法人股、管理者持股、流通股的线性回归一般显著，这与相关系数的检验结果是一致的。综上，通过SPSS统计软件所作的实证分析，验证了前述假设，法人股比例与债务比率呈正相关关系；法人股比例与债务比率呈正相关关系；流通股比例与债务比率呈负相关关系；管理者持股比例与债务比率呈不显著关系关系。

五、结论与建议

第4篇：简述市场体系的构成范文

【关键词】经济区／综合性／经济中心

【正文】

一、历史经济区域概念的产生

经济区是由多种自然地理要素，包括地形、土壤、气候、资源的相对一致性和与之相协调的人文环境（历史文化传统、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科学技术）所决定，以劳动地域分工为基础，各具产业特色的地理区域。经济区域与经济区域之间商品流通是经济区域形成的必要条件。我国国土辽阔，各地区之间自然条件有很大的差异，由此而导致经济和人文现象的差异同样是十分明显的。根据我国的自然条件（主要是气候和地貌），可以划分为东部季风气候区、西北干旱和半干旱区、青藏高原高寒区三大自然区，这三大自然区决定了我国经济区格局的基本框架。同时这三大自然区内部也同样存在自然和人文环境要素的差异，在历史上先后出现过不同社会产业的地域分工，这种产业分工和差异便形成了不同的经济区。

在我国古代社会的早期，由于经济开发不足，生产力低下，区域间产业分工不明确，商品经济还处于萌芽状态，区域间商品市场体系没有形成，经济区的边界是模糊的、不明确的。大致到了春秋战国时代，随着金属工具的用于生产，农业、手工业生产力的提高，各地根据本地的自然条件所生产的具有本地特色产品的产业兴起，除了满足本地区需要外，可以将多余的产品与他区进行交换，并从中获利，于是形成一定规模商品交换和贸易，产业的区域分工初步形成，开始出现经济区的雏形。正如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中所指出：“由于自然条件不同，即由于土地肥力、水域或陆地、山区和平原的分布不同，气候和地理位置，有用矿藏的不同以及土地的天然条件的特点不同，又有了劳动工具的天然差别。这种差别造成了不同部落之间的职业划分，我们一般应在这些部落相互进行的交换中发现产品向商品的最初转化。”（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34页。）到了战国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这种产业区域分工已经客观存在，经济区域的概念在当时人们观念里也有所反映。例如《尚书·禹贡》中以山岭、河流、薮泽、土壤、物产、贡献以及交通道路划分的九州，不仅是一种综合的地理区划，实际上也是经济地理区划；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第一次将汉朝全境分为山东、山西、龙门碣石以北和江南四大产业区，汉成帝时刘向的《域分》、朱赣的《风俗》，《隋书·地理志》各州后序，《宋史·地理志》各路后序，虽然都是以“物产风俗”划分的人文风俗区，实际上也是经济地域差异引起的人文地域差异的反映。因此可以说我国古代经济的地域差异在人们的观念里已经存在了。唐宋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地区间产业分工明显，商品贸易频繁，经济区域的特征更为显著，这在区域差异比较大的南方地区更为突出。南朝以来以至唐宋延及明清时期的所谓“三吴”、“江南”、“两浙”、“荆湖”等等已不仅是政区名称，更贴切的是经济区域的名称。明人王士性《广志绎》根据浙江省内不同自然、经济条件分为若干亚区，其云：“浙十一郡惟湖最富，盖嘉、湖泽国，商贾舟航易通各省，而湖多一蚕，是每年两有秋也”；“台、温二郡，以所生之人食所产之地，稻麦菽粟尚有余饶。宁波齿繁，常取足于台，闽福齿繁，常取给于温，皆以风漂过海，故台、温闭籴，则宁、福二地遂告急矣。”这就是说，在浙江省内还分为若干经济亚区，各经济亚区间的商品交换已成为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行为。明清时代大体上各省自成一大经济区，而省内又按自然条件分为若干亚区，这种亚区又可能跨省而成，如所谓“江南”即指长江三角洲经济区而言，虽然对“江南”范围的界定有不同看法，如有人认为苏、松、常、镇、宁、杭、嘉、湖、太八府一州为江南经济区（注：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有人认为应该是苏、松、常、杭、嘉、湖。（注：陈学文：《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网络》，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不论怎样，“江南”一地作为一经济区是客观存在的。所以宋代以后，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地区产业差异更为明显，经济区的存在更为明确，经济区的等级、层次更为繁复。对此进行研究，是我们全面认识中国传统社会经济、文化的区域差异和区域整合问题的重要切入点。

二、历史经济区域形成的历史和地理条件

在我国人类社会早期，地域、部落之间农业、畜牧业分工并不是很明确的。至少在黄河流域古代社会的早期，原始农业、畜养、采集、狩猎同时并存。我们从考古发现和文献资料中都可以看到，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到古代社会早期，华夏地区以及周边草原森林地区产业中兼有原始农业、畜养和狩猎的痕迹。以后随着生产力的提高，采集经济向原始农业发展，狩猎经济向畜养、游牧经济发展，标志着攫取经济向生产经济进步，以后逐渐形成以农业为主兼营畜养的部落与地区和以畜牧为主兼营农业的部落与地区。这种选择和变化，很大程度决定于所处的自然条件，如春秋战国以后，北方草原区形成畜牧区，东部季风区形成农耕区，东北高寒区还停留在采集狩猎阶段等等，由此形成的这种经济区本质上也就是自然－经济区；这种经济区之间的物产互补和交流成为当时人们生活的必需。《荀子·王制》：“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①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可见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原与周边地区在产业差异上的互通有无是很频繁的，不可或缺的；从自春秋战国至汉代初年，农耕区和畜牧区之间、农耕区内部商品经济已经相当发达，一直延续到汉代，《汉书·食货志》说：“时民近战国，皆背本趋末”，就是说汉代初年，商品贸易在社会上还有很大影响。由此可见，不同产业区域之间商品贸易是经济区形成的必要条件。其次，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特别是西部、西南部和北部地区，主要是汉族以外少数民族的聚居地，由于民族发源地的自然条件决定了该民族经济的特点，如北部蒙古高原上袤广绵亘的草原哺育了游牧民族，西南横断山脉地区的深谷密林决定了采集和狩猎成为当地民族的主要生产方式，东北高寒森林地带原始民族必然以采集和狩猎为生。以后随着民族活动的频繁，生产活动变化，如游牧民族所到之处，往往将畜牧业带至该地，而汉民族所到之处，无不垦地种植。因此民族经济也成为我国区域经济的一个特色；而这种民族区域经济间的互通贸易，很早就开始，一直延续到整个历史时期。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市籴一》：“互市者，自汉初与南越通关市，其后匈奴和亲亦通市，后汉与乌桓、北单于、鲜卑交易。后魏之宅中夏，亦与南陲立互市。隋唐之际，常交戎夷通其贸易，开元定令载其条目，后唐复通北戎互市，此外，高丽、回鹘、黑水诸国，亦以风土所产与中国交易。”民族区域之间的贸易，也

是反映不同经济区的一个方面。其三，由于我国很早就形成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为全国根据不同地区不同自然条件发展不同产业门类提供了条件，同时出于管理体制上的原因，也就是中央政权对地方经济管理上的需要，尤其是当地方政权特别关注地方经济发展时，有过多的干预，于是经济区的划分和调整往往与政治形势和政区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多次分裂局面，原先在统一政权的同一经济区，分裂后必然形成不同的经济区。行政区和经济区有密切的关系。故而我国历史上的经济区往往包含自然

、民族、政治三方面的特色。我国历史上早期的经济的区域差异，可按自然条件分为农耕、游牧、渔猎三大经济区。这三大区实际也是汉族政权和游牧民族、采集狩猎民族的活动区。汉文帝给匈奴单于书云：“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令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使万民耕织，射猎衣食，父子毋离，臣主相安，俱无暴虐。”（注：《汉书》卷四《文帝纪》，中华书局标点本。）这就是自然区、民族区、行政区和经济区合一的反映。

在这三大区中，从自然、人口、资源、文化各种条件而言，东亚季风区的农耕区都占主要地位。这里人口最多，几占全国人口的90％以上，资源最丰富多样，生产力最先进，最早进入文明社会。因此这里最早出现经济的区域差异，其先决条件是农耕发展到一定程度，有足够的粮食提供给社会，可以使一部分人从事适应本区自然条件的其他产业，以其产品与他区进行交换，首先就是经济作物商品化，也形成经济区之间贸易的主要内容。例如《史记·货殖列传》载，战国秦汉时代时“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获；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各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若千亩卮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这种经济作物的区域差异才能初步形成经济的区域性。其中又可以自然、社会、人文等因素的差异分为若干亚区，各经济亚区因其经济在全国的影响，在全国的地位也不同。以后，随着自然环境变化以及人类适应自然能力和生产力的提高、社会分工的细化，商品流通的加强，以及地缘政治因素的变化，不仅经济区边界会发生调整，同时也会引起经济区在全国地位的升降。无论大区和亚区的经济区域调整、变化的因素也是多种的，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自然因素（主要是气候和地貌），就是自然条件发生重大变化引起经济区的调整，例如蒙古高原上一次巨大风暴、寒流，使生存在高原上的游牧民族大规模南迁，形成游牧区的南扩；黄河一次重大改道，就可能引起河北、河南经济区的调整，一次大规模的洪涝干旱灾害引起环境变化和人口迁移，就可能引起一些经济区地位的衰落和一些经济区地位的上升。二是政治格局变化引起的经济区调整，如长期大规模的战争，可能造成一些经济区的衰落和一些经济区的兴起，如关中地区自两汉末年战争的破坏，其经济地位明显衰落；南北政局分裂时期以秦岭、淮河一线为南北分裂界线和以长江为南北分裂界线，经济区的格局就不同。又如首都所在地的确定和转移都可能引起经济区的变化。这在我国传统的中央集权的国家里，由于管理体制上的原因，这种变化是很显然的。三是人口和民族迁移活动引起的经济区格局的变化，如农业民族的北移和游牧民族的南进，农耕民族向西南、东北地区的扩展，就可能引起经济区划的变化。秦汉时内地人口的移向北边，“定襄、云中、五原，本戎狄地，颇有赵、齐、卫、楚之徒”（注：《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中华书局标点本。），必然引起高原地区草原的农耕化，反之，魏晋时期匈奴入居中原，自然会将原有的耕地辟为牧地。西晋永嘉之乱、唐代安史之乱、北宋靖康之乱引起的我国历史上三次人口大南迁，对南方地区社会经济变化起了重要作用。四是产业分工的细化，如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提高，自然资源的重要性的显露，手工业的发达，商品经济的发展，引起经济区的变化。如宋代以后长江以南地区蚕桑、植棉、茶叶业、矿冶业和造纸、瓷器业等其他手工业的兴起和发展，原料和产品生产地的分离，商品市场网络的形成，从而引起经济区的变化和细化。经济区之间分工和差异主要表现为商品交换贸易，早期的交换和贸易主要在大区间进行，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农业、手工业分工的细化，同一大经济区内经济亚区间的商品贸易量也会增加，于是中心城市和交通路线的布局也随之变化，最后引起经济区格局的变化。

我国古代不同经济区，对封建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很大影响。20世纪30年代冀朝鼎曾作文提出基本经济区的概念，“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时期，有一些地区总是比其他地区受到更多的重视。这种受到特殊重视的地区，是在牺牲其他地区利益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这种地区就是统治者想要建立和维护的所谓基本经济区。”“中国的统一与中央集权问题，就只能看成是控制着这样一种经济区的问题：其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设施，对于提供贡纳谷物来说，比其他地区要优越得多，以致不管哪一集团，只要控制了这一地区，它就有可能征服与统一全中国。这样的一种地区，就是我们所要说的基本经济区。”即每个时期封建王朝都有一个或几个基本经济区，是这个王朝生存的经济基础。当基本经济区衰落时，这个王朝也由此衰落。而新王朝的崛起必需寻找新的基本经济区。（注：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10－12页。）由于当时资料条件的限制，冀文在具体论述上尚有可商榷处，但其基本观点是可取的。从这个问题上剖析进去，我们将发现对古代中国经济区及其演变的研究，是对中国古代王朝兴衰的原因深层次认识的重要条件，同时也能对今天全国区域经济的形成和变化的历史背景有深刻的理解，从而有利于现有经济区域的改造和规划。

三、历史时期经济区域划分的几条原则

我国历史时期划分经济区有些什么标准呢？这是需要研究的问题。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说：“关于中国古代经济区域的划分标准，我国史学界尚未有深入讨论。在海外学术界，则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以行政区划为基础，另一种则以自然条件为根据。显然，对于经济史研究来说，后一种意见比较恰当。这种见解首先由施坚雅先生作出系统的理论阐述，后又由斯波义信先生加以发展和改进，成为一种比较成熟的区域研究理论。施氏的理论主要着眼于水路交通，故其理论的核心可简述为‘地域即河川流域’说。斯氏则在重视水路交通的同时，也强调生态系统的作用，从而把施氏‘地文地域’说发展为‘地文－生态地域’说。我们认为施氏、斯波氏的理论是站得住脚的。但是还需要补充一点，即：我们所划的经济区域，在古人心目中，应当也是一个特定的概定（念？）。换言之，得到历史的承认。鉴于以往学术界对于江南地区的界定缺乏共识，我们认为有必要根据上述理论与意见重作划分。在确定其合理地域范围之前，有必要将我们所依据的划分标准，作一简要说明。首先，这个地区必须具有地理上的完整性，必须是一个自然－生态条件相对统一的地域，换言之，在其外部应有天然屏障将它与毗邻地区分隔开来；而在其内部，不仅应有大体相同的自然－生态条件，而且最后还属同一水系，使其内部各地相互发生紧密联系。其次，这个地区在人们心目中应当是一个特定的概念。也就是

说，不仅由于地理上的完整性与自然－生态条件的一致性，而且也由于长期历史发展所导致的该地区内部经济联系的紧密与经济水平的接近，使此地区被视为一个与其毗邻地区有显著差异的特定地区。”我们认真读了李伯重先生的论文，认为他将他所定的标准对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划分作为一个经济区是完全正确的。但这个标准是否适合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所有经济区呢？我们认为还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这里需要补充一下，施氏的经济区域理论是从他研究历史上城市体系角度出发的，他在《中国历史结构》一文中对中国历史上大经济区的观点，大体上可概括为下列几点：一是“每一大区经济都是在某一自然地理大区中形成并完全被包容其中，这种自然地理大区是依流域盆地而划分的。”二是这些区域的核心区，都处于河谷中的低地，中国传统社会里，以农业生产为主，而核心区的可耕地自然条件最好，交通运输最为便利，成为交通枢纽。因此核心区比边缘区商品化程度更高。每一区的中心城市都兴起于核心区，并以不同层次，不同核心区构成不同层次的城市网络。于是在“每一个主要的自然地理区域中，都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城市体系亦即彼此来往频繁而集中的城市群，城乡之间的联系也很多，但大都局限在区域内。”三是大区经济应看成为复合的体系，内部是有差异的、相互依存、一体化的，尽管这些特征在边缘地区较核心地区松散。（注：王旭等译：《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2页。）

施氏的理论是有其可取之处的，例如任何一大经济区是有其核心区和边缘区，但核心区是否必然是该大区的河谷低地，则未必然，应视某一特定时代的其他人文因素而定。此外，认为一大经济区内部是有差异的复合体的观点也是可信的。斯波先生在施氏的理论上加入了生态系统作为考察的依据，即将人类活动引起生态系统变化的因素作为参照模式，比施氏理论又较为全面。但他们所研究的对象，在时代上偏重于宋代以后，地域上偏重于江南。这种模式是否适合整个历史时期，是否适合全国的范围，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总之，以往关于经济区域划分的种种理论有其正确的部分，也有其不全面的缺陷。首先，单单强调自然区域的条件，可能会给予人们一种误解，似乎历史上的经济区是一成不变的。因为历史时期除了黄河下游河道迁徙以外，其他自然地理要素只有量的变化，没有质的变化。那末是不是可以认为二三千年来我国经济区的格局基本没有变化？显然是不能的。其次，我国历史上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势力曾互有进退，同一自然生态区如鄂尔多斯高原，当游牧民族占有时，则成为畜牧区，这就可能与其北面的河套平原形成一个经济区；当农耕民族占有时，往往变成农耕区或至少是半农半牧区，则可能与其南面的陕北高原形成一个经济区。可见民族活动对经济区的变化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其三，历史上经济区有过不小的变化，当经济开发不足，商品经济不发达时期，经济区的地域比较大，核心区与边缘区的距离较远。不同的自然地理单元可能存在于一个大经济区内；当经济开发充分，农业、手工业生产力大大提高，产业分工细化，商品经济繁荣发展时，经济区就可能划小，原先一个大经济区就可能划分为几个经济区，如两汉时期的“江南”经济区与明清时期的“江南”经济区地域就不同。其四，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相当长时期的政治分裂局面，同一自然地理单元在不同的政权统治下，就可能分属不同的经济区。如河北平原和山西高原在宋辽时曾分别属于两个政权，因此河北平原或山西高原在宋辽时就不可被认为是一个经济区。由此可见，划分经济区除了重要的自然生态条件外，人文因素还是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然而我国古代划分经济区域应该有那些标准呢？我们认为自然生态的相对一致性、完整性无疑是最基本的条件，但仅此还远远不够，因为历史时期人文环境的变化十分复杂，不同时期经济活动差异又很大，所以不同时期的经济区域的划分还应该考虑以下几个条件：一是劳动分工的地域差异，即本区与他区在主要产业上的差异性，从大处而言，如农耕区、畜牧区、渔猎采集区和农牧交错、狩猎采集混合经济区等等；从小处而言，农耕地区内又可分若干亚区，如水稻作物区、干旱作物区、经济作物区等等。二是我国在近代化以前，基本上还是处在自给自足封闭式的小农社会，某一地区的基本生活用品，不可能全部依靠他区的供应。因此各经济区在主要产业分工的前提下，还有其他产业辅助，以使其成为一个可以独立生存的地区，如关中地区固然是一个农作区，然“其山出玉石，金、银、铜、铁，豫章、檀、柘，异物之类，不可胜原，此百工所取给，万民所＠②足也。又有jīng＠③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饶，土宜姜芋，水多蛙鱼，贫者得以人给家足，无饥寒之忧。故丰镐之间号为土膏，其贾亩一金”（注：《汉书》卷六五《东方朔传》，中华书局标点本。）。如巴蜀地区“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实所生，无谷而饱。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名材竹干，器械之饶，不可胜用。又有鱼盐铜银之利，浮水转漕之便。”（注：《后汉书》卷一三《公孙述传》，中华书局标点本。）如清代江南苏、松、太、常、杭、嘉、湖自成一经济区，当无异议，其农作有稻、棉、桑三种作物相对集中，鱼盐之产也很丰富，同时又是棉、丝纺织业中心。珠江三角洲当为一经济区，水稻为其主要农作，但其经济作物专业化十分突出，果树、甘蔗、荔枝、香蕉等热带水果以及基塘养鱼，成为农村主要产业，清代中期以后地区经济发展迅速，这正是商品经济发达的结果。明清时期华北平原（冀、鲁、豫）除了粮食作物（麦、豆、高粱）外，还有经济作物棉花、烟草、枣梨、药材、酿酒产业。因此产业的综合性也是古代经济区的特色之一。三是在大产业分

工前提下，还有产业的专业化方向，如农业区中有水稻产区、旱作产区、渔业区、经济作物产区、矿业区，经济作物区中有蚕桑区、植棉区的差异等等的专门化，以此专业化产品得与他区进行交换与贸易。《盐铁论·本议》：“陇蜀之丹漆旄羽，荆扬之皮革骨象，江南之nán＠④梓竹箭，燕齐之鱼盐旃裘，兖豫之漆丝chī＠⑤＠⑥，养生送终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圣人作为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驾马，以达陵陆；致远穷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揭示了各地区特定产业及其互相间的物资交流，成为人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四是经济中心城市及其辐射范围，即全区生产、交换、消费等经济活动最集中的城市和以此城市为中心形成的城市网络和交通网络。《盐铁论·力耕》：“自京师东西南北，历山川，经郡国，诸殷富大都，无非街衢五通，商贾之所臻，万物之所殖者……宛、周、齐、鲁，商遍天下。故乃商贾之富，或累万金，追利乘羡之所至也。”《盐铁论·通有》：“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之宛、陈，郑之阳翟，二周之三川，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其地者也，居五诸侯之衢，跨街冲之路也。故物丰者民衍，宅近市者家富。”概言之，划分经济区域应有区域性、综合性、专业化、中心城市四条标准。

四、经济区与自然区、行政区的关系

经济区与自然区、行政区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自然区的划分，是根据岩石、地貌、气候、水文、土壤、植被等自然地理要素相对一致性所划分的区域。行政区则是按照统治者为加强地方统治的政治原则所划分的区别；有时为发展经济、巩固

统治，可以考虑自然地理要素，有时则为了加强中央政权的控制力，有意违反自然地理原则。这在中国历史上事例很多，如汉代的长沙国，元代的陕西、湖广、江西行省划分，明代的南京划分等等。经济区则是根据产业的地域分工和商品贸易经济原则划分的，已见上述，不再赘述。行政区是封闭的、内向的，经济区则是开放的、外向的。这三者是出发点不同的三类地理区划。程民生《宋代地域经济》一书中说：“经济地理与行政地理不是一个概念，但二者联系十分密切。行政地理的划分一般以经济地理为基础的，所以研究历史地域经济，仍须以政区的划分为空间区划。”（注：程民生：《宋代地域经济》，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页。）这种处理方法似乎过于简单了些。当然，经济区的划分不能不考虑自然地理条件，这一点似无需赘述。同样，经济区的划分不能不考虑行政区的要素，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中央集权体制下的国家，政府的行政体制常常要控制和干涉经济活动，使经济区服从于行政区，尤其是宋代以后中央集权空前加强，地方行政长官为了加强税收、协调地方经济、用行政手段支配社会经济部门的管理，如在同一政区内发展同类经济，统一施行对自然环境的利用改造，以及颁布适应地方条件的经济政策等等，使经济区与行政区协调起来。所以明清时期经济区与行政区大致吻合。正如杨国桢在《清代社会经济区域划分和研究架构的探索》一文中说：“清代社会经济区域的调整和行政区域的变动是并行不悖的。社会经济区域的划分，可以借用行政区域的划分系统。比如说，我们可以行政县、乡、村作为社会经济区域的基层单位，而把行省作为社会经济区域的地方单位。”（注：《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7页。）但这只能是在基本属于同一自然经济的结构条件下，凡行政区与自然区违背的情况下，经济区就未必与行政区合一，如明清环太湖流域的

苏、松、常、太、杭、嘉、湖自成一经济区，就不受江苏、浙江两省的限制。施坚雅也说：“经济发展和朝代更迭很难一致，正如区域经济并不完全受帝国行政单位影响一样，事实上，它们的相似之处是很接近的。”（《中国历史结构》）可见虽然明清以来，经济区与行政区比较一致，但当地方经济进一步发展时，经济区必然要突破行政区的框框。

自然区的变化是缓慢的，有时需要数百年甚至上千年。行政区的变化则为常见，历史上一次改朝换代，往往会引来行政区的一次大变动，有时一个朝代内前后也有大变化，如汉、唐。但经济区则不一定因行政区的变动而变动，如明、清。经济区的发展有其继续性、稳定性的一面，它不是随着政权更递、行政区的变化而变化，而是随着生产的发展，产业地域分工的演变而演变。这就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地域分工有了新的调整，商品贸易开创了新的局面，新的经济区的出现将是必然的结果。

五、研究历史经济区形成发展变化的意义

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要素。我国由于地域广大，自然差异明显，各经济区的形成、发展的特点都是不同的。《中国人文地理·中国经济地理》一书中指出：“为谋求国民经济在全国各地能因地制宜地合理发展，为编制全国和各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以及为进行国土规划提供科学依据，有必要按社会劳动地域分工的特点，进行经济区的划分。目的是指明各经济区在全国劳动地域分工中的地位，揭示各经济区经济发展的长远方向、主要矛盾和解决途径。根据经济区是经济生产分工的地域单元的特点，在划分时要注意把经济发展与发挥地区优势相结合，地区生产专业化与综合发展相结合，地区自然、社会、经济条件的相似性与合理的经济联系相结合，地区经济现状与发展远景相结合，经济中心城市与其经济辐射所及的地区相结合，地区经济发展与改善环境质量相结合，不同层次的经济区和相应的行政区相结合。”（注：《中国人文地理·中国经济地理》，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53页。）我们研究我国历史时期社会经济区形成和演变的目的：一是了解我国历史上经济发展过程的特点。我国在近代化以前，就总体而言基本上是一个自给性封建小农社会，商品经济不发达。但整个历史时期情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有几经起伏的过程，这在经济区的发展过程中，很能看出其痕迹。二是了解各经济区形成的自然和社会条件及其产业特点，分析各经济区兴衰、演变的过程及其内在因素和规律。三是揭示历史上不同经济区在整个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进一步理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各地区的自然和经济基础，以及有关人文信息的经济背景。四是由于经济区有继承性和稳定性，研究历史时期各经济区的形成、演变的原因和规律，对今天经济区的划分和规划，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左纟右去

＠②原字“印”去一

＠③原字左禾右亢

＠④原字左木右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