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流动的原因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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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人口流动的原因范文

关键词：流动人口；生育意愿；影响因素

一、研究背景

伴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城市化的加速带来了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迁移，在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下，就形成了一个人数众多的流动人口阶层，构成了转型期社会第三元。与城市和农村常住人口相比，一方面流入城市的农民往往在观念、行为方式上受城市的巨大冲击，加之流动本身伴随的生活不稳定和职业频繁变更，其生育观念和行为方式上有别于其家乡人；但另一方面，农村文化在他们身上仍烙下印迹，制度限制又使得他们很难真正地融入城市社会，从而造成他们对城乡两种文化的双重不适应，成为一个既游离于农村、城市之外又与两者有紧密联系的边缘群体。因此，对于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必将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

二、农村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

（一）期望子女数

期望子女数是人们在一定经济、社会和文化因素影响下对生育子女数的期望。绝大多数流动人口对于孩子数量的选择倾向取决于其目前的经济状况。调查显示，期望子女数为2个的比例高达52.60%，1个的为40.86%，3个及以上的为4.70%，不要孩子的比例只有1.84%。可见，大多数流动人口的期望子女数是1至2个，想要3个及以上的人数较少。流动人口的期望子女数在年龄上呈现出一定规律，即年龄越大，期望子女数越多；从性别来看，男性意愿子女数要多于女性。这种差异是由于女性是生育的直接承担者，而且女性在养育子女上花费的时间远多于男性；不同婚姻状况的流动人口，意愿子女数也有较大差异。

（二）性别偏好

性别偏好是指人们期望生男孩还是生女孩，是人们对孩子性别的一种愿望和需求，即意愿生育性别。流动人口对孩子的性别预期呈现多元化的特点。据资料显示，“儿女双全”是农村流动人口最主要的理想子女性别结构，其次是男孩偏好，最后是无性别偏好和女孩偏好。城市中有别于农村的社会关系以及自我保障能力，弱化了男孩偏好存在的环境和经济基础，但是在流动人口中，男性偏好的程度还是相当高的，女性在短期内还是较难取代男性的继嗣功能和经济效用。但性别选择已经开始呈现出理性的一面，女孩偏好或者没有性别偏好的生育意愿逐渐增多。

（三）生育动机

生育动机即生育目的，指人们是出于何种目的而考虑生育。生育动机反映了人们对子女价值的判断和看法，它一般包括传宗接代、养儿防老和消除社会压力等等。据资料显示，农村育龄妇女中有接近三分之一认为养儿防老是她们生育子女的主要动机，将近四分之一的育龄妇女认为传宗接代是其最主要的生育动机。相对于农村居民而言，流动人口受传宗接代、养儿防老这些传统思想的影响相对要弱些，但由于针对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政策等方面存在缺失现象，导致了生育动机方面，养儿防老、传宗接代仍然占据主要位置。

三、农村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

影响生育意愿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除了国家政策干预外，还有其他复杂多样的影响因素在起作用。一般来说，主要包括个体层面的因素、家庭层面的因素和城市的社会融入因素。

（一）个体层面的因素

流动人口个体层面的因素主要包括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是否购买养老、医疗、失业保险等，流动人口个体因素会直接影响其生育观念。年龄较大的流动人口受传统生育文化影响较大，更希望传宗接代、养儿防老；教育对生育意愿的影响也不言而喻，受教育水平高的流动人口更倾向于“注重自我发展”的现代型生育观念；此外，有社会保险者晚年对子女的依赖度会有所降低，也是影响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

（二）家庭层面的因素

家庭层面的因素主要包括家里人口数、家庭人均收入等。家庭因素对个人生育决策有着很大的影响作用。大家庭一般是多代同堂，长辈容易将传统的生育观念渗透到晚辈中，同时又会以已有的多子女行为作为示范效应加以强化。所以一般来说，来自大家庭的人往往倾向于多生育，对男孩的偏好也较强。家庭收入高低对人们决定是否要孩子可能有不同影响，收入高可能未来通过孩子来养老的需求小，降低生育意愿，但同时，收入高者抚养孩子能力也更强，可能会倾向于多要孩子。

（三）城市的社会融入因素

社会融入因素主要考虑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居住情况、工作类型、流动时间等。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的过程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相对稳定的职业、像样的经济收入及社会地位，这些条件使流动人口与流入地常住居民交往和参与流入地的社会生活成为可能，并促进他们接受与当地人相似的价值观，包括生育意愿方面的观点和看法。社会融入因素中的工作类型和居住类型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是显著的，在公有制企业、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的流动人口意愿生育的子女数较其他工作类型的人要少；通过租房或自购房这种散居的方式在城市定居的流动人口较混居在宿舍工棚的人更倾向于少生。

四、结语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具有双重性的特征：一方面，由于工作和居住环境的改变，使他们受到城市生育文化耳濡目染的影响，远离了农村社区传统生育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他们与农村社区之间依然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还受到根深蒂固的农村生育文化的牵制。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出，生育意愿内部的变化是不同步的。期望子女数的变迁相对较快，性别偏好与生育动机变迁相对迟缓。在现有的户籍制度下，流动人口要想彻底改变传统的生育观念，仍然具有很多困难。因此，政府政策未来改革的取向，需要通过户籍制度和相关配套体制改革，在就学环境、居住条件、社会保障和工资待遇等方面逐渐为流动人口实现长久迁移创造条件，通过系统性的制度促进流动人口实现社会融和，从而实现健康的人口城市化。

参考文献

[1]佟新.人口社会学（第四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2]王薇.农村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分析―以广西宜州市农村流动人口调查为基础[D].南开大学，2008.

[3]刘爱玉.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变迁及其影响[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8（5）.

第2篇：人口流动的原因范文

关键词：国际资本流动；非价格因素；启示

国际资本流动的成因可分为价格因素和非价格因素。价格因素的理论包括以利率差为成因的流量理论，以“利率-风险”为基础的存量理论，货币现象的货币分析理论以及交易成本理论和危机模型等理论。非价格因素主要包括制度质量和人口结构。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和人口老年化的发展，非价格因素变得越来越重要。因此本文将综述国际资本流动的非价格性因素和对我国的启示，这不仅有利于我国更好地管理好国际资本的流动，还对防止它们危害中国的金融安全和经济稳定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非价格因素的文献综述

1.制度质量

制度质量与国际资本流动的关系应从“卢卡斯之谜”开始研究。“卢卡斯之谜”是指与资源应该从资本丰裕（收益率低）的国家向资本稀缺（收益率高）的国家流动的理论相反，在现实中更多的国际资本流向了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的制度质量低下是“卢卡斯之谜”广泛受到认可的解释。制度质量低下主要指产权保护不力、政府债务违约和官员等。这些不良现象会使得发展中国家风险调整后的资本边际报酬不高于甚至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因而导致国际资本逐渐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Alfaro等对解释“卢卡斯之谜”不同的理论假说进行经验分析，其中假说包括制度质量、人力资本和信息不对称等。研究结果表明在1970-2000年间，制度质量低下指标解释了52%的外商直接投资和证券资产的国际流动，这说明制度质量低下是解释“卢卡斯之谜”的主要原因。

2.人口结构

人口结构的分析以生命周期理论为基础。生命周期理论是指人会从一生整体上权衡消费，换句话说，即年轻和年老时消费大于储蓄，甚至透支消费，而中年时则多储蓄少消费。以生命周期理论为分析基础的人口结构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具体表现如下：一是老年和少年人口占比大，抚养负担会增大，从而需要减少储蓄来满足抚养需求。二是劳动生产率不变的前提下，劳动人口减少，会导致投资回报下降，同时劳动人口的就业需求减少，从而导致投资需求下降。三是封闭经济下，储蓄率下降，投资率下降；开放经济下，经常账户作为国际资本流动的缓冲工具，会打破国内储蓄率与投资率之间的关联，使得储蓄可以在国际间流动，而如何流动取决于储蓄和投资下降幅度的相对大小。大量实证分析证实人口结构对储蓄的影响要大于对投资的影响。换句话说，当人口结构趋于成年时，储蓄增加幅度大于投资增加幅度，经常账户余额上升；反之，当人口结构趋于老年时，储蓄下降幅度大于投资下降幅度，经常账户余额下降。

从对我国的分析来看，简永军等通过基准模型的模拟，发现资本会由人口快速老龄化地区流向人口老龄化速度相对较慢的地区，我国人口的快速老龄化会使得我国向世界输出大量的资本，我国扮演着“资本输出”大国的角色，而美国则为最大的资本流入国。从对国际的分析来看，朱超等分析人口年龄结构和国际资本流动的关系，发现总体上经常账户余额与人口抚养比的逆向相关，全球国际资本从成年国家流向老年或少年国家。

虽然非价格因素越来越重要，值得研究，但非价格因素研究有难点，制度质量的衡量指标难以选择，导致关于制度质量的实证凤毛麟角；人口结构问题选取指标与模型困难，因而虽然有一些实证证明，但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所以如何选择指标和模型成为非价格因素的未来研究方向。

二、启示

国际资本流动理论基于非价格因素的文献综述给我国以下启示：

从制度质量上来看，我国需要规范产权制度、提高政府执政能力、严惩官员腐败等，以提高我国制度质量，以稳定我国国际资本流动。

从人口结构上来看，我国要密切关注人口结构问题。随着我国人口红利的渐渐消失，我国可以采取推迟退休年龄的政策。这不仅可以解决人口老年化问题，还可以降低储蓄率和经常项目顺差，有利于管理好我国国际资本流动。

参考文献：

[1]王永忠.国际资本流动悖论：一个文献综述[J].金融评论，2010，（04）.

[2]Alfaro，L.Kalemli-Ozcan，S.and Volosovych，V.（2005）：“Why Doesn't Capital Flow from Rich to Poor Countries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NBE

R Working Paper， No. 11901.

[3]Kim，S.and J.W.Lee.Demographic Changes，Saving，and Current Acco

unt：An Analysis Based on a Panel VAR model[J]. Japan and the World Economy，2008 （20）： 236-56.

[4]简永军，周继忠.人口老龄化、推迟退休年龄对资本流动的影响[J].国际金融研究，2011，（02）.

第3篇：人口流动的原因范文

一、中国劳动力流动的实证分析

(一)关于劳动力的流向

首先分析全国范围内省际之间劳动力的流动问题。根据现有的资料，从迁移和暂时居住两个方面分析劳动力在省际之间流动.从劳动力迁移状况看，近年来中国东、中、西三大地带省际人口迁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中部和西部地区多数省区市迁往省外的人数大于省外迁入的人数，省际之间净迁入人数为负值；而东部地区多数省区市迁往省外的人数小于省外迁入的人数，省际之间净迁入人数为正值。2000年，东部净迁入人数比西部和中部分别高40.2倍和5.2倍，东部地区除福建、山东、广西三省其余9省的净迁入人数全部为正值，西部地区除西藏、陕西、新疆外其余7省的净迁入人数都是负值，中部9省有7省的净迁入人数为负值。从劳动力暂时居住的情况看，全国各地外出务工经商人口远大于省际迁移人口，而且大部分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人数要少得多。2000年全国外出务工、经商、服务、当保姆的暂住人口为3786.3万人，其中72.9%集中在东部地区，仅广东省就有1241.1万人，占暂时居住人口总数的32.8%。西部占12.57%，中部占14.54%。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劳动力及人口由西向东流动是我国现阶段劳动力及人口流动的一个基本特征。

劳动力及人口之所以出现向东部流动的倾向，最主要是国内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发展差距逐步拉大，与此相适应，三大地带的劳动者的报酬出现了较大差距。在计划经济时期，全国各省区市之间劳动者的平均收入差距不大，加上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和劳动力的有计划配置，从而使劳动力的流动非常缓慢，劳动力流动自身表现出来的倾向性不明显，即便在某个特定阶段出现了劳动力流动的某种倾向性，譬如六十年代出现劳动力由沿海向内地流动，那也是政府行为的产物，而非劳动力流动自身表现出来的倾向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提出了使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方针，东部地区依靠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社会等有利条件，迅速推动其经济向前发展，从而使东部与其他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劳动者收入上的差距随之逐步扩大。与此同时，随着劳动就业制度和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逐步深化，劳动力的计划配置制度被打破，严格的户籍管理逐步松动。在这种背景下，为了追求更高的收益，一部分劳动者开始由收入低的地方流向收入高的地方，这是一种利益驱动性流动。因为东部的城镇从业人员平均劳动报酬和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区，有些地区的差距高达一倍以上。在计划经济时期全国各地也存在差距，但差距远没有现在这么大。正是这种较大的收入差距诱导劳动者由低收入地区向高收入地区流动。根据我国现行的经济体制和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今后劳动力的流动仍将存在强化的趋势。

其次，讨论城乡之间劳动力流动的问题。根据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10%的汇总数据推算，1985年7月1日到1990年6月30日，全国跨市、镇、县的迁移人口共有3384万，比1987年调查的迁移数量上升约三分之一。其中，迁入城市2088.4万人，占61.7%。由城市迁出628.9万人，占18.6%。迁入迁出相抵，城市净迁入1459.5万人；迁入集镇679.5万人，占20.1%；由集镇迁出637万人，占18.8%。集镇净迁入42.5万人；迁入农村616.1万人，占18.2%。由农村迁出2118.1万人，占62.6%。农村净迁出1502万人。城市和集镇净迁入1500万人(《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93，第434页)。这表明，我国劳动力流动呈加速的态势，其主要流向是由农村迁入城镇。从暂住人口的城乡分布看，按照国家统计局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推算，1990年10月1日在外县市区的人口有3323万人，其中，居住在城市的2041万人，占61.4%；居住在集镇的333万人，占10%；居住在县的949万人，占28.6%。全部在外县市区的人口中，农村在外县市区的人口1986万人，其中，居住在城市和集镇的1195万人，占60.2%；居住在县的791万人，占39.8%(《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0，第213页)。可见，农村流动人口的主要流向同样是城镇。

农村劳动力及人口之所以向城镇流动，原因可以列出很多，诸如追求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寻找个人发展的机会，为了子女受到更好的教育，等等。然而就大多数人而言，最基本的动因仍然是经济利益。由于劳动者从事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收益，所以，只要城镇的发展水平高于农村，只要城镇居民的收入高于农民的收入，在国家对城乡劳动力流动采取比较宽松的政策的情况下，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流动就不可避免。城乡发展的差距越大，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愿望就越强烈。在计划经济时期，虽然城乡居民的收入存在一定差距，但国家为了控制城镇人口的增长速度，采取严格的城镇户籍管理制度，结果农村劳动力流向城镇的数量较少。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有时扩大有时缩小。20世纪80年代初期城乡居民的收入比例曾下降到2以下，其他多数年份保持在2以上，最高达到2.86。城乡居民的收入存在较大差距势必强化农村人口进城愿望，与此同时传统的户籍管理制度逐步得到改革，农村人口进城比计划经济时期容易多了，于是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及其家庭进入城镇。他们中有条件的将户口迁入城镇，另外一部分则举家暂住在城镇，还有相当一部分农村劳动力季节性地在城乡之间流动。

(二)关于劳动力流动的群体特征

按照劳动力迁移成本收益分析理论，可以推论，在整个社会群体中，对于那些具有迁移愿望的劳动者来说，收益较高的群体应当是最有可能迁移的群体。那么，实际情况又是如何呢?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2000年的专题调查，1992年以来，由于地区收入差距的扩大，人才外流的数量明显增加。1980—1985年六年间，宁夏共迁出2600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早年来自国内东中部地区支援边疆和民族地区的人员；1992—1999年八年间，则迁出7000多人。在这7000多人中，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者占80%，45岁以下的中青年专业技术骨干占67%。

关于不同学历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据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1年的工资抽样调查统计资料分析。这次工资抽样调查的范围是全国35个大中型城市各种类型的职工，调查人数共80万人。从调查中可以看出，我国城镇职工的学历层次高低与其收入水平高低成正相关关系：学历层次低，其工资就低；学历层次高，其工资就高。收益的高低制约劳动力的迁移，劳动者的素质则直接影响其收益。由于高学历的劳动者可获得较高的工资收入，所以在迁移成本一定的条件下，具有高学历的劳动者进行迁移将比低学历劳动者更有利。高学历的劳动者可以通过迁移获得更高的收入，而低学历的劳动者迁移很可能得不偿失。这就是高学历劳动者更具有流动性的主要原因。

(三)不同地区对劳动力流动的态度

经济发达地区：(1)对高素质劳动者流动的态度。和欠发达地区相比，虽然发达地区的高素质劳动者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重要高得多，然而，山不厌高，水不厌深。高素质劳动者所拥有的较大的人力资本存量和较高的潜在生产力，对发达地区仍具有很大吸引力。只要我们浏览一下发达地区21世纪的人才发展规划，基本上都有积极吸引人才这项内容。为了把这一人才战略落到实处，各地都采取了相应的对策，如在户口、住房、工资待遇诸方面给予优惠等等，不一而足。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一些人才比较集中的大城市，为了限制城市的规模，以往一直采取十分严格的户籍管理办法，即便是高素质劳动者也不易迁入。近年来一反常规，为了吸引高素质劳动者，对原来的户籍管理办法作了重大调整。如有的地方规定，对于外地大学本科毕业生，只要本地有单位同意接收，就可以在该地落户；有的地方规定，大学本科毕业生愿意在当地工作，可以先落户再找单位。(2)对普通劳动者的态度。由于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较快，资本积累及投资能力较强，所以这些地区对普通劳动力的需求量也较大。发达地区所需要的普通劳动力除了，由本地劳动力市场供给一部分以外，还有相当部分需要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来补充。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一是有些工作本地劳动力不愿意干，必须招聘外地劳动力；一是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要求的报酬较低，用人单位愿意聘用来自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因此，一般情况下，发达地区对来自欠发达地区的普通劳动力持欢迎态度。这就是为什么发达地区在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的情况下，仍然需要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的主要原因。当然，由于欠发达地区流向发达地区的普通劳动力多数是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员，文化水平不高，缺乏专业技术，可替代性大，加上收入较低，所以迁居发达地区的可能性比高素质劳动者要低得多，他们中的多数人很难象高素质劳动者那样直接迁移到发达地区就业，而只能季节性地到发达地区劳动一段时间，然后再返回老家。

欠发达地区：(1)对高素质劳动者流动的态度。由于欠发达地区的自然、经济等方面条件较差，对人才吸引力较小，所以相对发达地区而言，对人才的需求更显得迫切。为了稳定和吸引人才，一方面许多欠发达地区在财政较紧张的条件下，制定了不少优惠政策，千方百计吸引高素质劳动者到欠发达地区工作，稳定原有的高素质劳动者；另一方面，为避免高素质劳动者的流失，许多欠发达地区在努力提高这些劳动者待遇的同时，也采取了一些限制高素质劳动者流失的政策措施，以抬高这些劳动者流出的门槛，阻止高素质劳动者外流。(2)对一般劳动者流动的态度。与高素质劳动者的流失不同，欠发达地区对一般劳动者的流动持积极的态度。由于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因此这些地区普遍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困难：一是资本积累能力低，投资不足，劳动力就业困难，社会就业压力大；二是生产效率较低，劳动者收入不高。基于上述原因，欠发达地区一般都希望通过劳动生产输出来缓减其就业压力，增加劳动者的收入。由于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于欠发达地区，因此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在发达地区就业，虽然这些劳动者的平均收入可能低于当地劳动者的平均收入，但仍会高于欠发达地区，这是欠发达地区的劳动者愿意到发达地区寻找就业岗位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一般劳动者的流出是有利的，所以近年来中国西部及其他欠发达地区都十分重视劳动力输出，各级政府都设置了专门机构，有的省市在发达地区派驻了办事机构，由这些机构组织劳动力输出，收集劳动力需求信息，帮助劳动者解决外出中遇到的困难。

二、相关结论与建议

1.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机制对中国劳动力流动的影响越来越大，最终将成为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决定性因素。在一定的条件下，市场机制作用下的劳动力流动趋势具有不可逆性。除非相关的条件发生变化，劳动力流动的这种趋势不会发生逆转。

2.从劳动力的流向看，不论是迁移还是暂时居住，现阶段中国劳动力流动的趋势都表现得十分明显：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劳动力向东部流动，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经济和自然条件差的地区的劳动力向经济和自然条件好的地区流动。劳动力的流动必然伴随着人口的流动，虽然人口流动率可能低于劳动力流动率。利益驱动是导致中国现阶段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原因。

3.劳动力流动的群体特征主要表现为：高素质劳动力由条件差的地区迁居条件好地区的机率高于低素质劳动力。由于高素质劳动者拥有的人力资本存量高于低素质劳动者，所以前者和后者比不仅更容易找到工作岗位，而且其劳动报酬要高于后者，于是高素质劳动者的流动往往表现为迁移，低素质劳动者的流动则表现为暂时居住。人力资本存量的大小及其收益的多少是决定劳动力流动形式的主要因素。

4.在对待劳动力流动的问题上，政府和劳动者已基本适应了市场经济的要求，能够按照经济规律的要求理性地认识和处理这类问题。这对实现劳动力的优化配置是有利的。

为了促进全国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实现劳动力的充分就业和优化配置，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因势利导，积极创造条件，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加快全国城镇化的进程。城镇化是世界性的经济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它对于加速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农业劳动力的转移，缩小城乡差别，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都具有重要意义。劳动力流动特别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是实现城市化的重要途径。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劳动力市场的逐步完善，劳动力流动的速度必然加快。在此过程中，将有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特别是那些发展速度快的城市流动。全国各地应以此为契机，采取有效措施，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创造条件。首先要彻底改革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打破城乡分隔的制度壁垒，实行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其次，城市要对所有居民实行统一待遇。不论原有居民还是外来居民，在购房、就业、社会保障、子女读书等方面都应实行统一政策，平等对待。再次，遵循城市发展规律，根据我国城市化的需要制定科学的城市长远发展规划，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提高城市的承载能力。

(2)充分发挥经济发展速度快的城镇的聚集经济功能，增强其吸纳劳动力的能力，逐步形成符合经济规律和我国国情的现代化城市体系。这一体系的形成必须遵循客观规律，而不能人为地“制造”。经验表明，违背客观规律而人为地制造的“经济中心”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劳动力及人口由经济落后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和聚集，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也是确定我国城市体系的布局和结构的主要依据。据此可以设想未来中国城市体系应当是：以现有大城市为中心辐射周边城镇形成数百个城市聚集体，以此为依托形成以东部及沿海地带为重心、东中西部布局合理、规模不同的数十个城市化地带。它是未来中国工商业中心和大多数人口。的聚居地。

第4篇：人口流动的原因范文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流动；二元经济；户籍制度；劳动力市场

中图分类号：F323.6

劳动力流动是劳动者以改变就业形式、改善收入状况等为导向的一种跨地域流动行为。在任何时期的任何国家，劳动力流动都是劳动力市场的一种常态。根据2010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数据推算，2010年农村就业劳动力达到1.55亿人，比上一年增加了765万人，增长率为5.2%①。另据国家统计局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1年我国进城农民工数量达到1.59亿人，占城镇就业的比例高达44.2%②；2012年进城农民工数量则高达1.63亿人，占城镇就业的比例也达到44.0% 。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流向城镇，是我国二元经济发展阶段的一个重要现象。我国流动人口特别是乡城流动人口规模之大，增长速度之快，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我国的人口流动已成为“人类历史上在和平时期前所未有的、规模最大的人口迁移活动 ”③。

一、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历史沿革

根据不同时期国家对农村劳动力流动政策的不同，改革开发以来我国的农村劳动力流动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年以前的严格限制流动阶段。在1978年之前，由于我国处于计划经济阶段，对劳动力流动严格控制，对劳动力实行有计划的流动，不在计划之内的流动被称为“盲流”。在城乡严重分割的情况下，农村居民由农村迁移到城镇的途径很少，只能通过城镇企业有计划的招工、子女上大学、部队干部转业等途径来实现迁移。

第二阶段，1980年以后劳动力流动开始恢复，进入允许迁移阶段。随着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向乡镇企业流动。而且从1984年开始，国家允许农村居民自带口粮、自筹资金进城务工经商，这个政策极大地刺激了劳动力的流动，此时农村劳动力流动进入一个快速增长时期。张晓建（1997）估计，1980年代末在城市务工经商的农村劳动力达到了1500多万人④。

第三阶段，1990年代进入跨区域流动阶段。进入1990年代，劳动力流动进入一个时期，主要是由农村地区流向城镇地区，由中西部地区流向东部沿海地区，跨区域流动频繁。国家统计局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1995年出省的农村劳动力人数大约为2500～2800万人⑤。

第四阶段，2000年以后进入快速的大规模流动阶段。从2000年开始国家实施了积极的迁移就业政策，主要包括取消对农民工进城的不合理限制，推进相关配套改革保障农民工权益，促进劳动力市场发育。这些鼓励政策极大地激发了农村劳动力的合理流动：2002年末，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数量就突破1亿人，达到1.05亿人，占城镇就业的比例也高达42.3%⑥；此后一直到2012年，进城务工人员数量一路攀升，占城镇就业的比例也一直维持在40%以上。

二、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现状

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现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规模

劳动力流动是指劳动力从一个地区向另一个地区迁移、流动的过程。近年来，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特别是农村向城市的劳动力流动引起了学者和研究人员的广泛关注。2006年《人口与劳动绿皮书》指出，我国的流动人口达到总人口的10%以上，“我国目前正经历着人类历史上在和平时期前所未有的、规模最大的人口迁移活动，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人口迁移流”③。仲小敏（2000）估计，全国在城镇就业的农村劳动力数量1995年为3600万，1996年为4000万，1997年达到4600万，有逐年增加的趋势；京、津、沪三地的流动人口占本地常住人口的比重达到20%～25%，广州市甚至达到38%，这些流动人口50%以上是由农村迁移出来的。⑦《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显示，2009年全国外出农民工数量达到1.45亿人，比上一年增加492万人，增长率为3.5%⑧。另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北京市外来流动人口在常住人口中的比重由2000年的18.90%上升到2010年的35.90%，2010年上海市该比重甚至达到39%⑨。

根据1983-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相应年份人口统计数据以及其它资料整理出了我国1983-2012年的进城农民工数量及其占城镇就业比例的数据，由于受数据可获得性的限制，其中1984-1989年的数据缺失。为了更直观地描述进城农民工的数量及其占城镇就业比例的变化趋势，图1给出了它们的变化曲线图。从图1中可以看出，1983-2012年我国进城农民工数量总体上处于上升趋势，从1983年的200万人增加到2012年的16336万人，同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主要表现为：1983-1994年处于快速上升时期，主要原因是从1980年开始国家开始允许劳动力的乡城迁移，农村劳动力流动开始恢复，且到了1990年代劳动力跨区域流动频繁，农村劳动力流动进入一个高涨时期；1995-1997年处于下降阶段，原因是这段时间进城农民工由于在城镇受到歧视等因素影响，部分劳动力开始回流到农村；1997年之后随着国家对农民工权益保障力度的加强以及农民工工资的提高，农村居民进城务工的意愿和动力增强，进城农民工数量处于稳步上升阶段。从图1也可以看出，农民工占城镇就业的比例总体上处于上升趋势，从1983年的1.7%提高到2012年的44.0%，其变化的趋势及阶段性特征与进城农民工数量相类似，即“上升——下降——上升”的变化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以后进城农民工占城镇就业的比例出现了下降趋势并趋于稳定，原因主要有：一方面，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年下半年至2009年上半年出现了大规模的农民工回乡现象，但由于受国家实施的经济刺激和就业调整政策影响，从2009年下半年开始，农村外出就业人口逐渐恢复常态；另一方面，随着城镇就业人数的增长，进城农民工数量的增长量相对较小，主要原因是2008年之后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出现了很大程度的下降，导致能够转移到城镇就业的农民工数量减少。有学者估算表明，现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并没有之前所想的那么大。蔡昉、王美艳（2007）利用反设事实法，通过估算农业中种植业和饲养业的劳动力需求数量，根据农村劳动力的不同转移规模，估算出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和比例的三种不同情形，得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规模和比例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且农村剩余劳动力50%左右是40岁以上的劳动力⑩。另据估算，我国目前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在9000万人左右，与本世纪初相比大约减少了6000万人，而且目前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主要是以剩余时间的形式存在的，绝对意义上的剩余人口并没有这么多！。

（二）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形式和特征

对我国来说，劳动力流动主要是指劳动力由农村向城镇、由农业向非农业的转移过程。在计划经济时代，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主要是城市工业部门以招工形式为主的有计划的转移。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户籍管理的松动，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形式转变为以就地转移和跨区域转移为主的转移形式。所谓就地转移，是指农村劳动力由农业向本地县城的转移，即乡外县内的流动。这种转移形式在改革开放之初最为明显，主要原因是农村副业、乡镇企业以及城市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所谓跨地区转移，顾名思义，是指农村劳动力的跨省流动；广义上的跨地区转移还包括跨县流动，即县外省内的流动。跨地区的劳动力转移虽然开始时间较短，但已经成为当前或许未来一段时间内劳动力转移的最主要形式。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我国的劳动力流动@达到26139万人，其中就地转移#达到3996万人，跨地区转移$达到22143万人，分别占农村劳动力流动总人口的17.27%和84.71%。与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相比，就地转移人口和跨地区转移人口分别增长了71.37%%和82.89%⑨。另据2012年国家统计局《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2011年农村外出就业人口中，跨省就业比重达到47.1%，比上一年提高8个百分点；县外省内就业比重为32.7%，比上一年上升了3.4个百分点；乡外县内就业比重为20.2%，比上一年下降了9.6个百分点；2012年跨省就业比重为46.8%，县外省内就业比重33.2%，乡外县内就业比重为20%，增减趋势与2011年基本一致^。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劳动力跨地区转移占总劳动力流动的比重和增长幅度大大超过就地转移，已经成为劳动力流动的最主要形式。本文所说的劳动力流动是指劳动力的乡城迁移，更准确地说是指劳动力跨地区的乡城流动。

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主要特征有：

1.以男性为主

Zhao（1999）根据1995年四川省农村住户调查数据的计算结果表明，男性占迁移人口的72%，而农村非迁移人口中男性只占49.6%，且作者使用Logistic模型研究发现，女性比男性劳动力迁移的概率低4.7%&。根据2006年《我国农民工调研报告》，男性农民工占农民工总体的66.3%，而女性只占33.7%*。2010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显示，农村外出就业劳动力中男性所占的比重为64.6%，比上一年提高了0.1个百分点（。农村劳动力流动以男性为主的特征一直延续到现在，2012年的最新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男性农民工占66.4%，女性占33.6%^。

2.以青壮年为主，且年龄有提高趋势

Zhao（1999）使用的调查数据显示，迁移人口的年龄比非迁移人口将近小10岁，且随着年龄的增大，迁移的概率降低&。Deng（2007）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收入分配课题组2002年在全国12个省份所做的城镇住户和暂住户调查数据分析结果表明，流动人口比城镇人口年龄将近小6岁） 。2006年《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数据显示，外出农民工_平均年龄只有28.6岁，其中，16～20岁的农民工占18.3%，21～25岁占27.1%，26～30岁占15.9%，31～40岁占23.2%，40岁以上占15.5%+。2010年国家统计局《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农村外出就业劳动力的平均年龄为33.8岁，其中，16～20岁占6.5%，21～30岁占35.9%，31～40岁占23.5%，41～50岁占21.2%，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12.9%1。2012年最新数据表明：外出农民工平均年龄为37.3岁，其中，16～20岁占4.9%，21～30岁占31.9%，31～40岁占22.5%，41～50岁占25.6%，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15.1%。值得注意的是，进城农民工的平均年龄有了提高（2006年为28.6岁，2010年为33.8岁，2012年为37.3岁），且青壮年（21～40岁）所占的比重也在下降（2006年为66.2%，2010为59.4%，2012年为54.4%），这意味着40岁以上的外出农民工越来越多。主要是因为外出农民工收入增速下降（2012年外出农民工收入增加额比上年同期减少118元，增幅下降了9.4个百分点^），且东、中、西部外出农民工收入趋同（2012年东、中、西部农民工月收入分别为2286元、2257元、2226元^），青壮年农民工由于其受教育程度较高，在自己家乡较容易找到一份相同性价比的工作，也就是说，外出务工的机会成本提高了，而且城市的工作有较高的替代性。

3.受教育程度高于农村非流动人口

Zhao（1999）使用1995年四川省农村住户调查数据表明，迁移人口的平均受教育程度高于非迁移人口，为7.56年：6.24年，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倾向于迁移，但农村人力资本水平最高的那部分人除外，这些人并不是选择外出务工，而是就地占据基层资源，比如担任村干部等职能岗位&。根据2006年《人口与劳动绿皮书》，2004年外出农民工中，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农民工比重达到81.6%，比全国农村劳动力人口的平均水平高18.3个百分点2。2012年的数据也是如此：外出农民工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36.5%，农村非流动人口只占10.9%^。

4.劳动力流动的区域间不平衡

Cai & Wang（2003）根据200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研究发现，在2000年，东部地区有65%的跨省劳动力迁移是发生在地区内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分别有84%和68%的跨省劳动力迁移到东部地区3。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沿海发达省份的常住人口所占比重在增加，而内陆欠发达地区的常住人口所占的比重在下降4，这反映了我国的人口流动是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向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迁移过程。此外，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水平呈现出区域不平衡性。Raa & Pan（2005）根据1992年的分省面板数据研究发现，西部和中部地区流动到东部地区的是技术工人、管理人员等人力资本较高的人员，而东部地区流动到中部的是非技术人员，很少有流动到西部地区的5。另据《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2009年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外出农民工占全国外出农民工人数的62.5%，而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占全国外出农民工的比重分别为17%和20.2%⑧。2012年的调查数据也证实了这一区域不平衡现象：外出农民工中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占42.6%，中部地区占31.4%，西部地区占26.0%1。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外出农民工中在东部地区务工的2012年仍占42.6%，但与2009年（62.5%）相比该数据已经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相反，在中西部务工的农民工比重有了较快的提高。原因不外乎是东中西部外出农民工收入趋同，外出务工的机会成本增加了。

5.社保参保率低于城镇居民

由于农民工在城镇从事的大都是非正式职业，且有一半以上的未签订就业劳动合同6，从而导致外出农民工的社保参保率较低，且明显低于城镇居民参与水平。图2反映了2012年城镇居民和外出农民工社保参保率的差异。从图2中可以清晰地看出，2012年“五险”中，除了工伤保险外出农民工比城镇居民参保率略高以外，其他类社会保险参保率城镇居民均比农民工高很多。至于外出农民工工伤保险参保率为什么要比城镇居民高，原因显而易见，跟农民工从事的高风险行业密切相关。有调查数据显示，2012年外出农民工中有60.7%从事制造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等安全事故高发的行业；从事这些行业的农民工工伤保险参保率也高达73.5%^。

（三）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因素

根据劳动力迁移的经典理论，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影响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农村居民在城镇就业的预期纯收入

农村居民在决定是否向城镇迁移时考虑的不仅是在城镇就业的预期收入，还要考虑城镇生活成本，包括货币成本和心理成本。所谓货币成本是指农村居民由农村迁移到城镇所花费的交通费用、找工作花费的时间和金钱等；心理成本是指远离亲人，适应陌生环境所带来的心理压力等。如果预期收入与生活成本的净值大于零，则选择迁移，否则不迁移。

2.户籍制度

在我国，农村劳动力决定是否迁移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户籍制度，迁入地的户籍管理越松或户籍限制越少，劳动力流向该地的可能性越大。

3.迁移距离

在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迁移距离也是影响迁移的一个重要因素。迁移距离的远近直接影响迁移者获取劳动力市场信息的成本、回家乡往返交通成本、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心理成本。因此，农村劳动力的迁移呈现出就近区域上的聚集性。例如，安徽、江西等地的外出劳动力大多流向上海、江苏、浙江等地，湖南、湖北、四川等地大多流向广东，河南、河北大多流向北京等地。

4.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平均收入水平差距

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平均收入水平差距是影响我国劳动力跨地区流动、乡城流动的重要因素。例如，沿海发达地区居民人均收入较高，外出劳动力就较少；而内陆中、西部地区居民平均收入较低，外出务工的可能性就较大。城镇居民人均收入较高，外出务工的可能性较小；而农村居民平均收入较低，外出务工的可能性就较大。

5.年龄因素

在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以青壮年为主，这与外出劳动力所从事的职业有关。农村的外出务工人员大多数从事的是“3D（Dirty， Dangerous and Demeaning7）职业”，这些职业劳动强度大、危险性高，且大多是建筑、制造等行业，年龄成为从事这些职业的必需条件。另外，年龄越轻的人，迁移的心理成本越小，而且迁移收益的回收期更长，从迁移中获得的潜在收益的现值也越大。我国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表明，16～25岁的劳动力占全部迁移人口的50%左右，16～35岁的劳动力占全部迁移人口的3/48。

6.家庭因素

家庭因素包括婚姻状况、子女上学、家庭赡养老人等问题，这些也是影响劳动力迁移的因素。Mincer（1978）的研究发现，未婚人员迁移的可能性更大，妻子的工作服从于家庭的迁移，家庭中存在学龄孩子会降低迁移的可能性9。另外，随着家庭规模的扩大，迁移的潜在成本会成倍地增加。

7.受教育程度

一般而言，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迁移的可能性越大。因为受教育程度越高，人力资本存量就越高，从迁移中获得的潜在收益也就越高。此外，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对生活的追求越高，改变现状的动力和愿望也越大。

三、相关政策建议

根据前文的分析，我国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流向城镇，既受经济方面因素如农民工在城镇的预期收入等的影响，又受城乡之间不平等的因素如户籍制度和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市场等的影响。因此，农村劳动力流向城镇是我国在二元经济发展阶段的重要现象和典型特征。要进一步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既要增加农民工收入，又要通过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培育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来消除劳动力市场的歧视和不平等，而农民工在城镇的收入水平除了受自身人力资本素质影响以外，很大程度上还受歧视性因素的影响（如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和劳动力市场）。因此，要促进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就要从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和培育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两大方面着手：

（一）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户籍制度是影响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一个最主要因素。有学者的研究发现，本世纪初的户籍制度改革对农民工流动的影响不大，主要是因为部分省市仅仅是统一了城乡户口称谓，城乡户口所携带的实际差别并没有消失0。因此，要促进农村劳动力流动就必须要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户籍制度改革的重点在于剥离与户籍相挂钩的城乡歧视性政策和一系列隐利，统筹城乡居民的迁徙权-（陈光普，2013）。户籍上所附加的各种福利政策人为地加大了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不公平和收入差距。要剥离与户籍捆绑的社会福利，关键在于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消除户籍观念。

继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离不开与户籍制度相配套的一系列改革，包括建立可携带的社会保障制度，消除城镇和农村地区在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方面的差距等。这些改革措施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为农村劳动力的合理有序流动提供了制度保证：一方面可以有效地限制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的盲目流动；另一方面可以有效调动那些有能力转变为城镇“市民”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积极性；同时对于解决流动人口的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问题以及子女上学等问题有重要作用。

在进行户籍制度改革的过程中，会有很多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成为城镇居民，而这些人的收入比城镇居民的收入要低很多。Deng（2007）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收入分配课题组2002年全国12个省份的城镇住户和暂住户调查数据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小时工资只有城镇人口的61.67%），但比农村居民的收入高很多。虽然这些务工人员成为城镇居民会降低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但在边际上降低的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幅度会更大，进而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比原来的更大。因此，在进行户籍制度改革的同时，要采取措施大幅度提高成为城镇居民的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收入水平。丁守海（2006）通过测算认为，当前的农民工工资要提高1/3左右才是合理的=。提高农民工工资水平的措施包括消除农民工在城镇所受到的就业、工资以及社会保障方面的歧视；增加他们再教育和培训的机会，增强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等。

（二）培育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

根据前文的分析，劳动力市场的发育程度对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有重要影响，越完善的劳动力市场，或者说城乡一体化程度越高的劳动力市场有助于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地区的流动。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分割现象仍然存在，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仍然很低。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不仅能矫正劳动力市场的资源配置扭曲，还能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重要作用。因此，要促进劳动力流动就要加快培育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

我国劳动力市场城乡分割的最主要表现是，城市劳动力市场划分为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主要劳动力市场是指向具有城市户籍的本地人提供就业岗位的劳动力市场；次要劳动力市场是指向外来农民工提供就业岗位的劳动力市场，这些就业岗位大多数是工作条件差、工资待遇低的岗位。造成我国劳动力市场城乡分割的根本原因是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其它城乡分割制度，如城乡分割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劳动就业制度，这些制度阻碍了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就业部门的自由转移。户籍制度一方面使得城镇劳动者优先获得就业机会，而农村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劣势地位；另一方面户籍制度限制了农村流动人口在城镇享受与城镇居民均等的福利制度的机会。因此，要培育和发展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促进劳动力由农村地区向城镇地区的自由流动，首要的、最根本的措施就是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此外，培育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还需要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就业制度，包括取消对进城农民工在就业工种方面所受到的不合理限制以及对劳动者的身份歧视，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就业信息网络和就业服务体系；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包括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实行农民工社会保险与城镇居民社会保险的相互衔接，以及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相互衔接和转换。政府部门还应该把劳动力市场改革的重点从户籍制度改革向就业制度、社会福利制度改革转变，消除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所受到的各种政策、制度因素的限制，以此来促进和吸引农村劳动力从流动状态向城镇永久性居民转变。

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的培育还离不开劳动力市场制度、各种规制和协调机制的建立、健全，如加快劳动立法、加强工会作用、建立劳动者权益保障机制等等。此外，政府职能要从以经济干预为主向提供公共服务转变，保护劳动者权益、降低劳动者所承受的就业风险，加大政府对劳动者的社会保护力度，同时发挥各类社会组织在建立、健全旨在保护普通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的社会保护机制方面的积极作用。

注释：

①来源于2010年12月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

②来源于2011年和2012年国家统计局《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③蔡昉：《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国人口与劳动力问题报告，NO.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78页。

④张小建：《中国农村劳动力开发就业启示录》，中国劳动出版社1997年版，第123页。

⑤来源于国家统计局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公报。

⑥进城农民工数据来源于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城镇就业数据来源于2002年《中国统计年鉴》。

⑦仲小敏：《世纪之交中国城市化道路问题的探讨》，《科学经济社会》2000年第1期，第38～42页。

⑧参见国家统计局农村司：《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0年。

⑨来源于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公报。

⑩蔡昉、王美艳：《农村劳动力剩余及其相关事实的重新考察——一个反设事实法的应用》，《中国农村经济》2007年第10期，第4～12页。

！蔡昉等：《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201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9页。

@指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

#指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

$指不包括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

%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公布的数据计算得来的。

^来源于2012年国家统计局《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Yaohui Zhao. “Labor Mobility and Earnings Difference： The Case of Rural Chin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vol. 47， 1999， p. 767～782.

*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年版。

（来源于2010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

）Deng Quheng. “Earnings Differential between Urban Residents and Rural Migrants”， 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Science， vol. 2， 2007， p.8～16.

_指调查年度内，在本乡镇地域以外从业6个月及以上的农村劳动力。

+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年版。

1来源于2010年国家统计局《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2蔡昉：《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国人口与劳动力问题报告，NO.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48～49页。

3Cai Fang and Wang Dewen. “Migration As Marketization： What Can We Learn from China’s 2000 Census Data？”， Working Paper Series No.26， February2003，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and Labor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4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公报。

5Thijs ten Raa and Haoran Pan. “Competitive pressures on China： Income inequality and migration”，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vol. 35， 2005， p.671～699.

6根据《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2年外出农民工中签订劳动合同的只占43.9%。

7Tao， Z. “China’s Migrant Workers”， Address to the National Social Administration Workshop， Beijing， 2006 August.

8蔡昉、都阳、王美艳：《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政治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5页。

9Mincer， J. “Family Migration Decis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86， 1978， p.749～775.

0孙文凯、白重恩、谢沛初：《户籍制度改革对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经济研究》2011年第1期，第35～40页。

-陈光普：《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因素的动态计量分析》，《经济师》2013年第3期，第38页。

=丁守海：《农民工工资与农村劳动力转移：一项实证研究》，《中国农村经济》2006年第4期，第56～62页。

参考文献：

[1]蔡昉，都阳，王美艳.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政治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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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蔡昉，等.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2011[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5]陈光普.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因素的动态计量分析[J].经济师，2013（3）：38.

[6]丁守海.农民工工资与农村劳动力转移：一项实证研究[J].中国农村经济，2006（4）：56-62.

[7]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

[8]孙文凯，白重恩，谢沛初.户籍制度改革对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J].经济研究，2011 （1）：35-40.

[9]张小建.中国农村劳动力开发就业启示录[M].北京：中国劳动出版社，1997.

[10]仲小敏.世纪之交中国城市化道路问题的探讨[J].科学经济社会，2000（1）：38-42.

[11]Cai Fang ，Wang Dewen. Migration As Marketization： What Can We Learn from China’s 2000 Census Data[J].Institute of Population and Labor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2003， 3（2）.

[12]Deng Quheng. Earnings Differential between Urban Residents and Rural Migrants [J].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Science， 2007 （2）：8-16.

[13]Mincer， J. Family Migration Decision [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8 （86）：749-775.

[14]Tao， Z. China’s Migrant Workers[C]. Address to the National Social Administration Workshop， 2006.

第5篇：人口流动的原因范文

【关键词】农民流动 民工潮 农民工

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尤其是90年代初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跨区流动，即“民工潮”，日渐成为令人瞩目的社会现象。对此大规模的民工流动，国家采取一切措施以期平安渡过，但现实中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流动的短暂时期内造成的交通运输及相关社会影响，而在于这些劳动力在流入城市之后造成的社会后果和远期效应。从这一点来看，目前的讨论大部分注重现象的描述和流动利弊的分析，并未用社会学系统的观点看问题。与许多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情况类似，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已是不可逆转的现实问题。从舆论倾向看，理论界和民工流动地强调其利，而流入地（尤其是大城市）政府与居民多重视其弊。事实上，不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操作上，现在该做的已不是利弊分析，而是必须着力研究政府和社会各个部门如何兴利除弊，系统协调城市与民工的关系，使各种社会资源包括民工劳动力的配置趋于最优化，使与民工流动相关的社会利益分配失衡降低到最小。本文将深入细致地探讨“民工潮”背后隐藏的社会问题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一、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原因

1、我国国情的特殊性决定了农村劳动力大规模流动的必然性

（1）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人口众多是我国最突出的国情，庞大的农村人口基数带来巨大的就业压力。

一方面，耕地逐年减少，农村就业弹性十分小；另一方面，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土地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对下降。这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迫切需要寻求其它就业渠道，从而出现了各种方式的流动。

（2）农业比较效益下降。由于农业比较收益下降，土地对农民的吸引力越来越小，再加上农民收入增长不前，各种收费增多，负担沉重，这是“民工潮”的直接动因。人口问题和农业问题的交织已将许多农民推向城市，由此构成不发达省区“民工潮”的推力。

（3）典型的二元结构特征的内在要求。我国的工业化进程是在生产技术极为落后的农业基础上开始的，建国后所走

的重型工业化道路使国家的生产结构和就业结构偏差越来越大，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更加突出了国民经济的二元结构特点。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及一系列偏向城市的政策导致两个明显不同的阶层的出现：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我国现阶段正处于农业劳动力非农化时期。转变二元结构格局，推进农业劳动力非农化，从而实现现代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2、城乡和地区间收入差距是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动的根本原因

我国长期以来重城市轻农村的发展政策，导致城乡间经济差距较大。农民在意识到了这一点后，产生了强烈的离土流动的倾向。就全国来看，农村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我国的中西部人口7.2亿，集中了全国63%的人口。其中农村人口5.77亿，占全国农村人口的64.4%，中西部农业劳动力占全国劳动力的76.2%，我国的劳动力大部分集中在中西部，而且基本上是以从事农业为主。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大批农民从中西部流往东部地区，从内地奔向沿海，从农村涌向城市，形成了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

3、农民观念的更新和宽松的政策促进了农民的流动

随着改革的深化，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民的市场意识不断增强，观念不断更新，眼界不断开阔，冲出家园致富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加上不少地区把劳务输出作为本地区经济的一条途径，注意加强引导、服务和组织，消除了农民外出打工的一些限制，所以，农民一般凭一张身份证就可走南闯北。

总之，我国现阶段正处于二元结构向现代化经济过渡的转型时期，上述各种原因的存在决定了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是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必然过程。

二、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

十几年来，进城民工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所作的贡献是巨大的。他们在城市“苦、脏、累、险”行业中已成为主力军；他们把劳动所得寄回家乡，为当地经济发展增加了大量资金；他们在城市学到了知识和技能，回乡后成为促进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生力量；他们增加了城市与农村的联系，加快了农村城市化进程。但大量农民流入城市，也给社会治安管理造成很多困难。由于他们没有固定住所，没有固定职业，较难以管理。在民工高度聚集的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一些城镇中，各种刑事犯罪多数是民工所为，有的地方甚至比重高达90%左右。

三、加强对农村流动人口的管理

1、提高认识水平，破除陈旧观念

（1）必须充分认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外转移的客观必然性和历史进步性。尊重市场经济下人口流动的规律性，从根本上转变对流动人口自由择业的歧视和不公正待遇。不得侵犯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不能一提流动人口，就把他们同“盲流”和流窜犯罪分子联系起来，随意清理和遣返。对于已取得就业岗位的流动人口，不能肆意延长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强度、克扣工资，甚至进行人身侮辱等。

（2）要克服城市自我保护意识，从市场经济发展的战略高度，给农村剩余劳动力应有的地位。

（3）改革城乡户籍制度，打破户口身份上的终身制和世袭制，实现人口迁移的自由。

2、加快和培育劳动力市场，引导劳动力合理流动

为了减少人口流动的盲目性，必须加快建立和培育劳动力市场，引导劳动力合理流动。第一，应在交通便利的城市区建立区域性劳动力供求交易中心，为流动人口和用人单位提供公平竞争和双向选择的场所。第二，加强市场中介组织建设，如信息机构、职业介绍机构、职工培训机构的建设，开展咨询、职业介绍、培训等系列化就业服务，以减少农村剩余劳动力盲目流动所带来的风险。

3、规范政府管理行为，加强管理法规建设

（1）为加强流动人口的管理，一些地方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制定了许多改革措施，这些改革措施虽然在指导农村剩余劳动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存在不少问题，必须进行认真的清理和完善，使之走上规范化、条理化和科学化的轨道。其中，凡是对流动人口管得太死、短期行为严重、存在歧视的政策条文应一律废止；互相制约或不完善、不严密的政策条文应予调整和完善；彻底改变重收费轻管理的不良倾向。管理是政府行为，政府有相应的资金渠道，不能一提加强管理就同设卡收费和罚款联系起来。当前农民负担仍然沉重，即使他们外出打工挣几个钱，也是血汗钱，来之不易，不能任意收取，对该收的费用、该办的证卡，应力求合理、简便、适合于流动人口的具体情况。

（2）加强市场规则建设。为了保证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平等竞争、公平交易和自由择业的权利，必须加快市场规则的建设。对那些搞市场垄断、歧视、侵犯自由权和契约权的不正当行为严加制裁。

第6篇：人口流动的原因范文

新城建设理论来源于西方城市规划实践，自霍华德提出建设“田园城市”的构想开始［1］，已经有了一百多年的发展。从北京推进新城建设的思路来看，更多地是希望实现沙里宁所言的“有机疏散”，即将大城市目前的拥挤区域，分解成若干个集中单元，并把这些单元有机组织成为“在活动上相互关联的功能集中点”［2］，这样原来密集的城区分裂成一个一个的集镇，他们彼此之间用绿化地带隔离开来。北京市启动新城建设不久，就有研究从城市发展阶段理论出发，指出北京市目前的发展阶段决定了建设新城难以缓解中心城人口压力，反而容易使新城成为外来人口继续向北京市迁移的集聚地［3］。而新城建设过程中，顺义、通州、亦庄等新城在短时间内的流动人口激增也受到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九三学社北京市委曾在2008年对一些重点新城的建设进行了调查，发现重点新城建设集聚的大部分都是流动人口。北京市政协相关专门委员会也组织开展了相关研究，形成了2009年北京市政协会议提案《关于统筹解决首都重点新城建设中人口问题的提案》(第2018号)，呼吁重视新城建设中的人口规划和管理问题。这些研究对于本文关注的问题已经做出了一些回答，笔者希望进一步结合初步的调查数据，一方面对这些结论进行一些实证检验，另一方面也希望在近年来新城建设对于北京市人口规模及流动的实际效应方面有更多发现。在流动人口相关统计信息相对匮乏的情况下，笔者的研究主要基于“2010年北京新城流动人口调查”数据进行分析。调查于2010年7月至9月在亦庄、顺义与密云开展，主要通过地图法进行抽样，调查结束后通过再抽样对样本进行了筛选，最终有931位受访者入样。基于调查数据的分析从两方面展开。一方面，分析新城流动人口的特征，尤其是与流动相关的特征，探讨新城实有流动人口聚集的特征和机制;另一方面，分析新城流动人口的流动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判当前新城流动人口的未来流动趋势。这一思路充分考虑了流动人口群体“是个内部差异性很大的异质性群体”［4］，并且在分析中充分关注流动人口在中心城和新城之间的流动问题，从相对微观的视角分析北京市的人口流动问题。

调查数据显示，受访新城流动人口中，男性544名，占调查对象的58.4%;平均年龄29岁，其中最小16岁，最大62岁;未婚者占52.3%，初婚有配偶者占45.3%，再婚、离婚和丧偶者比例较低;农村人口占73.9%。在受教育程度方面，以初中和高中受教育程度为主，分别为39.7%和33%，大专和高职占10.4%。通过与北京全市范围内的流动人口相关数据②比较可以初步发现，新城流动人口平均年龄更低，未婚人口比重更大。笔者首先考察了流动人口及家庭成员的流动情况。从调查数据来看，被调查者第一次外出打工的平均年龄为21岁，平均在外务工6年之余，平均到过2个城市，从事过2个工种。初步来看，北京新城流动人口的流入地和工作类型保持了一定的稳定性。就未婚者而言，他们多属于新生代农民工，其父母至少有一方在北京的占17.9%，至少有一方在中心城的占4.1%，而至少有一方在新城的占11.4%，与父母双方同在新城的占8.4%(表1)。就已婚者而言，家庭流动的趋势较为明显。配偶同在北京新城的比例较高，占已婚者的61.2%，而配偶在中心城的占9.0%，在老家的比例为20.6%。而有1个子女的流动人口家庭，子女在京的占39.8%;有2个子女的流动人口家庭，子女全部在京的占21.3%，而其中1个孩子在京的占20%。对于子女不全在北京的，问卷中我们询问其“是否打算将他们接到北京来读书或工作”，结果显示，38.6%被调查者回答“想”，31.4%回答“不想”，30%表示没想过。将这些数据与已有调查数据比较可以发现，在有子女的流动人口群体中，就携子女流动的比例而言，新城相对中心城更高。由此可以初步判断，新城的流动人口中，那些有子女的流动人口更具有稳定居住的倾向。当然，不可忽视的是，就有子女的流动人口所占比例而言，新城是低于中心城的。调查数据显示，新城区的流动人口绝大多数是从老家直接来新城区，占50.8%，其次是从北京其他郊区来到新城区，占18.2%，从中心城区和其他地方来的比例分别为15.6%和15.4%。分区县来看(图2)，密云和亦庄流动人口来自北京中心城区的比例相对较大，分别为25%和18.8%，顺义较低，为14.4%。图2三个新城流动人口的来源分布(%)从流动原因来看，单位迁移、投奔亲朋好友、提高相对收入(降低生活成本)是最为主要的原因。不过，各区县流动人口的流动原因则有一些差异，单位迁移是亦庄流动人口从北京中心城区或其他郊区县来到亦庄的主要因素(25.3%)，这自然与亦庄经济开发区的产业集聚有关，不过从比例上来说仍然不高;而对密云流动人口而言，降低生活成本是他们从北京中心城区或其他郊区来到密云的重要原因，这一比例远高于亦庄和顺义，占16.7%。同时，投奔亲友是流动人口在北京市范围内流动的重要原因，各区县的比例相当，都在25%左右。这一结果也与受访者目前工作的获得途径相吻合，“家人、亲戚朋友介绍”，及“同村、老乡介绍”仍是流动人口获得目前在新城工作的主要途径，分别占34.7%和22.5%。那么，新城流动人口的聚集与近年来新城建设是否存在必然联系呢?调查考察了受访者流动到新城的时间，发现2000年及以前来新城的占7.2%，2001年至2004年来新城的占8.3%，其余84.5%都是在2005年及以后到目前所在新城的。具体来看，2008年、2009年、2010年到目前所在新城的分别占10.9%、16.0%和41.7%。这一分布至少证明新城建设与新城流动人口迅速增长是可能存在因果关系的。对于未来工作的打算，接近一半的被调查者认为只要“工作机会好就去中心城区”，占45.5%，有37.2%的被调查者没有计划，17.3%的被调查者则“一直在寻找机会，迟早得去中心城区”。值得注意的是，密云流动人口“一直寻找机会，迟早得去中心区”的比例最大，占31.2%，顺义和亦庄的这一比例为17.8%和15.7%。综合前文数据，我们可以发现，密云的流动人口中，从中心城流入的比例相对高，同时有强烈流向中心城意愿的比例也相对高。结合前文关于流入新城原因的分析，笔者认为这一现象的背后可能存在两个重要的机制:其一，从中心城流向密云的流动人口中，存在大量的临时性流动现象，相当数量的流动人口主要是迫于经济压力暂时流入生活成本较低的新城，他们一直在寻找重新回到中心城的机会;其二，对大量从京外聚集到密云的流动人口而言，存在“外地—北京郊区—北京中心城”的发展与流动预期，新城只是他们到北京就业的过渡地。这些机制也可以从另外的一项数据得到印证。从期望流向中心城的原因来看，超过一半的被调查者认为中心城区“发展机会更多”，占59.9%，其次为“城里更长见识”，占16.4%，而选择“环境设施好”、“以后说起来也体面些”、“城里更有北京味儿”的比例则很低，分别为7.2%、5.3%和1.3%。

为更好地了解新城区流动人口未来流动意愿，分析新城区流动人口的流动机制，我们对新城区流动人口流动意愿进行了Logistic回归分析。我们以“是否要去北京中心城区”为因变量，该变量答案为二分变量(1=“是”、2=“否”)，因而采用二分Logistic回归分析法。我们以受教育程度、来京时间、来新城时间、来新城之前所在地、收入水平为自变量，将性别、年龄、民族、户口性质作为控制变量。其中，受教育程度为分类变量，分为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大专、本科及以上;来新城之前所在地为二分变量，1=“北京其他区县”，0=“其他省市”;性别为二分变量，1=“男性”，0=女性;民族为二分变量，1=“汉族”，0=“少数民族”;户口性质为二分变量，1=“非农业户口”，0=“农业户口”;来京时间、来新城时间、收入水平、年龄为连续变量。各变量具体描述见表2描述所示。在以往学者研究及前文对流动人口特征分析的基础上，笔者提出以下假设:(1)受教育程度越高，迁往北京市中心城区的意愿越强;(2)与从其他省市来到新城的流动人口相比，从北京市内城区迁往新城的流动人口更倾向于再迁往北京市中心城区;(3)来京时间越长，迁往北京市中心城区的意愿越强;(4)年龄越大，迁往北京市中心城区的意愿越弱;(5)与女性相比，男性迁往北京市中心城区的意愿越强;(6)与农业户口相比，非农业户口人们迁往北京市中心城区的意愿越强。4.3Logistic回归结果分析我们以“是否要去北京中心城区”为因变量，将受教育程度、来京时间、来新城时间、来新城之前所在地、收入水平、性别、年龄、民族、户口性质均纳入模型，利用SPSS软件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表3所示为回归分析结果。从Logistic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与假设一样，与从其他省市来到新城的流动人口相比，从北京市内迁往新城的流动人口更倾向于再迁往北京市中心城区，可能性增加45%。受教育程度对新城区流动人口流向中心城区的意愿有较为显著的影响。与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相比，初中文化程度更希望流向北京市中心城区的可能性增加了87.8%;高中文化程度更希望流向北京市中心城区的可能性增加了96.9%;大专文化程度更希望流向北京市中心城区的可能性增加了275.4%;值得注意的是，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更希望流向北京市中心城区的可能性增加了80.6%，低于初中、高中和大专。与假设不同的是，来京时间越长，希望流向北京市中心城区的意愿越弱，来京时间每增加一个月，更希望流向中心城区的可能性减小0.4%。相反，来新城时间越长，希望流向中心城区的意愿越强，但是不强烈，来新城时间每增加一个月，更希望流向中心城区的可能性增加0.1%。对于控制变量，年龄、性别、户口性质对因变量的影响性质同假设一致。年龄越大，迁往北京市中心城区的意愿越弱，年龄每增加一岁，更希望流向中心城区的可能性降低了0.09%;与女性相比，男性更希望迁往北京市中心城区的可能性增加了20.8%;与农业户口相比，非农业户口人们更希望迁往北京市中心城区的可能性增加了36.4%。

第7篇：人口流动的原因范文

关键词:职业流动;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妇女

中图分类号:F2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27-0123-02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职业对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国际劳工组织在2001年就业论坛上通过的《全球就业协议》明确提出:“工作是人们生活的核心。不仅是因为世界上很多人依靠工作而生存,它还是人们融入社会、实现自我以及为后代带来希望的手段。” [1]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各地域差距比较大的国家,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妇女的职业流动与其他群体相比是否会存在差异呢?如果存在差异,我们又将如何改进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妇女的职业流动呢?这是笔者力图去探究的主要问题。

一、本研究的主要概念和资料来源

(一)本研究的主要概念

1.职业流动。所谓职业流动,就是指寻找和变换工作的过程 [2] 。职业流动分为代内流动和代际流动,笔者将代内流动操作化为是否流动和流动次数两个变量。对于代际流动,主要研究代际流动方向,笔者将代际流动方向分为两种:向上流动和未向上流动。陆学艺认为,中国存在十种职业类型: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员工、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 [3]。前面的职业类型比后面的职业类型的社会经济地位高,在代际流动方向中,笔者以父亲职业为基准,如果个人目前的职业类型排在其父亲的职业类型的前面,就认为是向上流动,否则就是未向上流动。

2.民族。赵利生认为,“民族是在变动着的社会体系中,以文化区分的,具有自我认同的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群体。”[4]中国有56个民族,根据研究的需要,在本研究中笔者将民族分为汉族和少数民族两种类别。

3.区域。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地理位置的差异,中国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

(二)资料来源

本研究运用的是广西的抽样调查资料。广西属于西部地区,同时又是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人口总数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中排名第一,广西的少数民族人口有1 839万,占全区人口总数的38%,因此比较具有代表性。资料来源于李文华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广西不同民族职业流动与就业培训政策的比较研究》的数据库 [5] 。数据库的样本容量为1 155份。其中少数民族妇女样本278份,占样本总量的24.1%,其他样本877份,占样本总量的75.9%。

二、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妇女职业流动状况的实证分析

(一)职业是否流动

笔者对少数民族妇女样本和其他样本的职业是否流动分布情况进行描述统计(结果见表1)。

表1 职业是否流动情况分布表 (人 %)

从表1的统计结果我们可以发现,少数民族妇女样本有职业流动经历的比例为60.1%,其他样本为52.8%,少数民族妇女样本有职业流动经历的比例比其他样本稍微高一点。能否说明少数民族妇女的职业流动比例比其他群体高呢?我们必须对其进行统计推论检验,由于群体类别和职业是否流动都属于定类变量,因此,我们采用的是列联表检验,统计检验结果显示:其系数λ值为0.062,显著性水平值Sig为0.038,小于0.05,表明职业是否流动与群体类别有关,也就是说少数民族妇女有职业流动经历的比例要高于其他群体。

(二)职业流动强度

职业流动频率统计的是劳动者在整个职业生涯中流动的平均次数,它反映了劳动者职业流动的强度。通过统计,样本的职业流动强度情况(见表2):

表2 样本的职业流动强度情况分布表(人 次)

从表2可以发现,总样本的平均职业流动频率为1.5次,少数民族妇女样本的平均职业流动频率为1.56次,其他样本的平均职业流动频率为1.48次,少数民族妇女样本的平均职业流动频率高于其他样本。我们能否得出这个结论,少数民族妇女的平均职业流动频率高于其他群体,这必须进行统计推论检验。由于群体类别属于定类变量,职业流动次数属于定距变量,我们对其进行方差分析,其F值为0.300,显著性水平值Sig为0.584,大于0.05,因此,职业流动次数与群体类别无关,从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少数民族妇女和其他群体的职业流动强度不存在差异。

(三)职业流动方向

职业流动方向,笔者将其分为向上流动和未向上流动两种。这主要是针对发生过职业流动的样本,通过描述统计,样本的职业流动方向分布状况(见表3):

表3样本的职业流动方向分布表 (人 %)

从表3可以看出,少数民族妇女样本向上流动的比例为43.7%,其他样本为50.8%,总样本为48.9%,少数民族妇女样本在职业流动中向上流动的比例低于其他样本。对此,我们对其进行统计推论,由于群体类别和职业流动方向都属于定类变量,因此,我们采用的是列联表检验,统计检验结果显示:其系数λ值为0.062,显著性水平值Sig为0.140,大于0.05,表明职业流动方向与群体类别无关,少数民族妇女和其他群体在职业流动方向上不存在差异。

(四)职业流动原因

笔者把职业流动的原因归纳为三类,第一类为个人原因,比如:提高收入水平、获得升迁机会、专业对口、实现自身价值、改善工作环境、个人兴趣等;第二类为家庭原因,包括解决两地分居问题、结婚生子、照顾家人、辅导孩子等;第三类为社会原因,比如:组织安排调动、原单位倒闭、下岗等。通过统计分析及其检验发现,关于职业流动的社会原因方面,少数民族妇女和其他群体之间不存在差异。但关于职业流动的个人原因和家庭原因方面,少数民族妇女和其他群体之间存在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其他群体比少数民族妇女更加重视提高收入水平。少数民族妇女样本中把提高个人收入水平作为职业流动的主要原因的比例为36.0%,而其他样本的比例为52.1%。通过列联表检验发现:其系数λ值为0.146,显著性水平值Sig为0.012,小于0.05,表明是否把提高收入水平作为职业流动的主要原因与群体类别相关,其他群体在职业流动时与少数民族妇女相比更加注重提高收入水平。二是其他群体比少数民族妇女更加重视实现自己的价值。少数民族妇女样本中把实现自己的价值作为职业流动的主要原因的比例为24.7%,而其他样本的比例为36.7%。通过列联表检验显示:其系数λ值为0.115,显著性水平值Sig为0.046,小于0.05,表明是否把实现自己的价值作为职业流动的主要原因与群体类别相关,其他群体在职业流动时与少数民族妇女相比更加注重实现自己的价值。三是少数民族妇女和其他群体相比更加重视家人团聚。少数民族妇女样本中把为了家人团聚作为职业流动的主要原因的比例为27.0%,而其他样本的比例为15.8%。通过列联表检验显示:其系数λ值为0.128,显著性水平值Sig为0.036,小于0.05,表明是否把为了家人团聚作为职业流动的主要原因与群体类别相关,少数民族妇女在职业流动时与其他群体相比更加注重家人团聚。

三、结论及对策

从上面的实证分析我们发现:少数民族妇女与其他群体相比在职业是否流动以及职业流动原因方面还存在差异,这给少数民族妇女的社会经济地位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少数民族妇女的职业不够稳定,职业收入比较低(统计结果显示:少数民族妇女样本的收入是其他样本的61.8%,统计检验结果表明少数民族妇女和其他群体的职业收入存在差异),职业发展的前景不够理想。而要解决这一问题,笔者认为要综合政府、社会、企业和个人等多方面的力量。首先,要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政策方面对少数民族妇女的职业流动方面给予关照与倾斜,提高他们的职业技能。在教育方面给予少数民族妇女更多的关注,少数民族妇女的教育水平与其他群体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统计分析与检验结果表明少数民族妇女的教育水平比其他群体低),我们要集合政府、社会和企业各方力量,为少数民族妇女教育水平的提高乃至整个人力资本的提升创造有利的条件。其次,社会和企业要形成关注少数民族妇女职业流动的良好氛围,在职业进入、职业待遇和职业流动方面给予少数民族妇女一定的倾斜政策。最后,少数民族妇女要提高自身的职业技能,转变职业观念,自觉主动地投身到市场经济的大潮中锤炼自己,提高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逐渐消除少数民族妇女在职业流动方面的不利因素,在各地区、各民族和各性别之间创建和谐的就业和劳动关系,同时也为中国和谐民族关系的发展作出贡献。

感谢李文华教授允许我使用他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广西不同民族职业流动与就业培训政策的比较研究》(批准号:04XSH003)的数据库。

参考文献:

[1]张小建,等.当代中国就业与劳动关系[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8:1-2.

[2]王春光.中国职业流动中的社会不平等问题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03,(2).

第8篇：人口流动的原因范文

关键词：人口流动；城市发展；GIS；灰色关联分析

一、引言

人口流动和大规模劳动力转移是我国城镇化的主体力量，人口再分布格局将直接影响各地城镇化和城市经济发展的后劲。经济增长的初期，由于科学技术的制约，经济的增长多取决于原始资源，如土地、资本、当地的劳动力以及区位等因素的影响，但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传统因素对经济的影响作用开始减弱，而流动人口因素作为最活跃的经济发展影响因素逐渐被人们所重视。

早在1954年，刘易斯就提出了“两部门学说”，指的是工业部门与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和收入的差异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工业部门，并且这种的人口流动对两者都有益。此外，1967年，戴尔・乔根森（D.W.Jogenson）的《过剩农业劳动力和两重经济发展》中指出农业发展出现剩余使得剩余人口向工业部门流动，促进工业的发展。两者都是指出人口的流动对于城市工业的积极影响。这样说明人口流动与城市发展有着正相关关系。

国内研究中，大多观点是人口流动对经济的增长和城市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原新、万能（2007）指出人口流动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未来，城市的发展必然要面临着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的相关问题，届时，城市发展对流动人口的依赖程度会越来越高。纪韶、朱志胜（2014）认为人口的流动可以明显的改善经济发展的平衡性和城市群内部的人口分布。段平忠（2008）指出人口的流动对我国地区经济的收敛效应的影响很大，同时人口的流动对于地区的经济增长有巨大的促进作用，但是这种促进作用是逐渐递减的。杜小敏，陈建宝（2010）在研究中指出人口流动对我国经济来说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是多方面的。在此基础上，于潇等（2013）进一步指出人口迁入与人口的净迁入地的经济发展有着最为密切的正相关关系。孙峰华等（2006）则是提出迁出人口的收入回流对地区资本积累和经济建设的推动作用。王德（2003）和袁晓玲（2009）都认为人口流动能够缩小地区的经济差距，促进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段平忠（2011）经过一个动态的收敛框架下分析得出：越发达地区受人口流动的影响越小，越落后的地区，则其影响越大。这也说明，对于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江西来说，人口流动对其影响不可忽视。

二、江西省人口流拥奶氐

江西人口流动的特点是总体上流动人口规模加大。第五次人口普查中，江西省户籍外出人口为368.03万人，第六次人口普查中，江西省的户籍外出人口增加到了578.74万人，十年的平均增长速度为4.63%。流动方向上是农村流向城市。2000年，在所有流动人口中，农业人口占到了89.44%，到2010年，比重为86.69%。虽然略有下降，但还是占到了绝大部分，农业人口在人口流动中的主导地位没有改变。类型上，流动热口多为劳动人口。江西流动人口中，15岁到60岁的在90%以上，具体如表1。

在区域分布上则是有着明显的差异性。2000年人口流出量较大的城市上饶和赣州的流出人口分别是828997人和991226人，最少的是新余，人数为670142人；就人口流入而言，最大的是省会城市南昌，人数为822589人，是新余流入人口的7.1倍。2010年，人口流出最大的城市仍是赣州，人数是人口流出最小城市鹰潭的9.7倍；人口流入方面，流入量最大的城市南昌的流入人口是鹰潭的10.8倍。

三、实证分析

第9篇：人口流动的原因范文

【关键词】神农架林区；人口迁移；经济发展；生态保护

1 神农架林区人口迁移流动特点分析

1.1 流动人口来源地

从神农架林区流动人口来源地来看，来自重庆、河南省的流动人口所占比重排在前二位，分别为44.70%、16.52%。由于神农架林区西与重庆市巫山县毗邻，其河南省的位置也相近，对于流动人口来说有一定的便利条件。从图中也可以明显看出，来自重庆市和河南省的流动人口数量明显多于其他省份。宁夏、天津流向神农架林区的人口相对较少，所占比重都为0.09%。除此之外，辽宁省、吉林省等地区的流动人口也相对较少，所占比重均为0.18%。从迁移距离方面来看，这些省份相较远，且大多数属于北方地区，生活习惯等均与神农架林区有较大差距，迁移相对较少，这也符合迁移流动的一般规律。

1.2 流动人口受教育水平

从神农架林区省内流动人口受教育水平来看，具有初中学历的流动人口所占比重最大，超过三分之一，达到40.27%，具有小学学历的流动人口所占比重超过五分之一，达到22.47%，而具有高中历的流动人口所占比重为19.54%，排在第三。具有研究生学历的流动人口所占比重最低，仅为0.08%，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比重还不到五分之一。从性别来看，具有高中以下学历的流动人口中，男性人口少于女性人口，而具有高中及高中以上学历的流动人口中，男性人口多于女性人口，多出8.8%，即神农架林区流动人口中男性人口受教育水平高于女性人口。

省际流动方面，同省内流动一样，具有初中学历的流动人口所占比重较大，达到48.54%，具有小学学历的比重将近三分之一，达到31.35%，而具有高中学历的流动人口所占比重为11.14%，位居第三。相比于省内，省际流动人口中没有具有研究生学历的流动人口，具有大专级以上学历的流动人口比重仅为7.08%，明显低于省内流动人口所占比重。

1.3 流动原因

从神农架林区流动人口流动原因来看，省内流动中，务工经商所占比重较大，为35.16%，工作调动和婚姻嫁娶的比重分别为22.10%和11.07%，排在第二、第三位。寄挂户口的流动人口所占比重最小，仅为0.56%。

同省内流动情况有所不同，省际流动人口中，因为务工经商而流动所占比重最大，超过50%，婚姻嫁娶和随迁家属的比重排在第二、三位，分别为16.08%和9.63%。寄挂户口所占比重最小，还不到1%。

2 人口迁移与区域经济发展的效应分析

2.1正面效应

2.1.1流动人口有利于资本积累，为林区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无论是省内人口迁入还是省际人口迁入，流动人口对神农架林区经济增长的贡献都是巨大的。据最小二乘估计法得到的结果可知，神农架林区各乡镇的流动人口数量与当地经济发展存在高度的正相关。作为流入人口大镇的松柏镇，其财政收入远远高于流入人口数量较少的九湖乡，前者的财政收入约为后者的9.3倍。据对神农架林区计生委统计资料的研究分析发现，从神农架林区整个视角来看，虽然林区人口的迁入量不及迁出量，但流入人口的数量近三年来（2011～2013）一直呈现上升的趋势，对林区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据神农架林区旅游委员会的经营情况快报：2010年林区旅游经济总收入为75020.7万元，同比增长36.37%。2011年旅游经济总收入同比增长47.21%，基本保持着稳定增长趋势。此外，流动人口不仅仅是人口本身的流动，同时也带动了资本的流动，使资本向某一地区集中，形成资本集聚，促进林区经济发展。

2.1.2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

根据《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从神农架林区流动人口流动原因来看，无论是省内流动人口还是省际流动人口，因为务工经商而流动所占比重都是最大的。流动人口在作为第二产业中主角的同时，由于自身的生理需求以及对生活服务设施、公共基础设施的需求迫切地需要得到满足，进而在很大程度上带动了林区第三产业的发展。据神农架林区2010～2011年国民公报，2010年，全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23043万元，按可比价计算增长速度为12.2%。其中：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14000万元，同比增长4.8%；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48814万元，同比增长7.9%，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60229万元，同比增长17.0%。三次产业结构由上年的141∶40.8：45.1调整为11.4∶39.7∶48.9，到2011年调整为10.2∶41.4∶48.4。由此可见，第一产业的发展逐渐向第二产业让步，第二产业继续扩张，第三产业的增长趋势逐渐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