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哲学的基本方法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自然哲学的基本方法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自然哲学的基本方法范文

关键词：自然哲学；文化哲学；阳明心学；中国传统文化

一、自然哲学与文化哲学：传统哲学的两种研究传统

在一个被当今世界公认并同称为“哲学”的学术领域里，其实从来都没有形成一个被一切自称为从事哲学研究的学者所共同接受的哲学概念。对此，德国哲学家文德尔班在《哲学史教程》（1892）中曾有所论：

鉴于“哲学”一词的涵义在时间的进程中变化多端，从历史的比较中要想获得哲学的普遍概念似乎是不现实的。根据这种目的提出来的概念，没有一个适用于所有自称为哲学的思维活动的结构。

也因为如此，英国哲学家罗素在他所著的《西方哲学史》中只能这样来描述哲学：

我们所说的“哲学的”人生观与世界观乃是两种因素的产物：一种是传统的宗教与伦理观念，另一种是可以称之为“科学的”那种研究，这是就科学这个词的最广泛的意义而言的。至于这两种因素在哲学家的体系中所占的比例如何，则各个哲学家大不相同；但是唯有这两者在某种程度上同时存在，才能构成哲学的特征。

哲学，就我对这个词的理解来说，乃是某种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的东西。它和神学一样，包含着人类对于那些迄今仍为确切的知识所不能肯定的事物的思考；但是它又像科学一样是诉之于人类的理性而不是诉之于权威的，不管是传统的权威还是启示的权威。一切确切的知识――我是这样主张的――都属于科学；一切涉及超乎确切知识之外的教条都属于神学。但是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还有一片受到双方攻击的无人之域；这片无人之域就是哲学。思辨的心灵所最感到兴趣的一切问题，几乎都是科学所不能回答的问题；而神学家们的信心百倍的答案，也已不再象它们在过去的世纪里那么令人信服了。……对于这些问题，在实验室里是找不到答案的。各派神学都曾宣称能够做出极其确切的答案，但正是他们的这种确切性才使近代人满腹狐疑地去观察他们。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如果不是对于它们的解答的话，――就是哲学的业务了。

面对历史上和当今世界定义纷纭、莫衷一是的哲学概念，若非随心所欲而自行其是，像文德尔班、罗素这样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权威哲学家的意见，自然就成了我们这些普通学者从事哲学研究的必要参照和主要依据了。

罗素对于哲学的总体看法，与文德尔班在《哲学史教程》中按照中世纪到近代对于哲学的分类习惯对哲学所作的分类是大致相应合的，后者将哲学区分为“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两大门类，其中“理论哲学”被认为是探讨“对现实世界的认识问题”和“认知过程本身的研究问题”，主要包括形而上学、自然哲学、心理学、认识论；“实践哲学”被认为是探讨“在研究被目的所决定的人类活动时所产生的问题”，主要包括伦理学、社会学、法律哲学以及美学、宗教哲学。显然，罗素所指哲学中属于广义科学范畴的那部分内容大致即是文德尔班所说的理论哲学，属于宗教与伦理范畴的那部分内容大致即是文德尔班所说的实践哲学。

文德尔班是新康德主义弗赖堡学派（亦称“巴登学派”或“西南学派”）的创始人，他在哲学分类中所使用的所谓“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的概念是来源于康德所谓“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概念，而康德是以二元论思维来进行“理性对其自身的批判活动”（文德尔班语），通过这种理性批判，康德把在他看来是彼此不可调和的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分别判归于科学和哲学，将理论理性判归于科学、实践理性判归于哲学，主张科学与哲学“井水不犯河水”地各行其道，所以，综合罗素和文德尔班对哲学的总体看法，哲学区别于神学与科学的学术特征便可描述为：哲学坚定地信靠被神学弃之不用的人类理性，又不是像科学那样单靠理论理性，而是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兼取并用来开展自己的研究。

这一描述至少是揭示了传统哲学的基本思维特征：对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兼取并用。这一思维特征在传统哲学发展过程中表现为不同的哲学家、不同的学派乃至于不同的民族哲学通过其具体的研究活动及其成果所显示出来的两种基本研究向度：偏倚于理论理性的研究向度和偏倚于实践理性的研究向度。按照德语世界的科学（wisseschaft）概念，可以把这两种向度的哲学研究当作自然科学（naturwissenschaft）领域的哲学研究和文化科学（kulturwisseschaft）领域的哲学研究来理解，从而也就可以把它们当作分别属于自然哲学范畴和文化哲学范畴的两种不同性质的哲学研究来理解。这就是说，当把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兼取并用看作传统哲学的基本思维特征时，这就意味着是肯定和承认传统哲学发展中实际并存有两种不同向度和不同性质的研究传统――自然哲学与文化哲学。在理论上，自然哲学与文化哲学之间的关系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来说明：

首先，按照著名德国哲学家、新康德主义弗赖堡学派的主要代表李凯尔特的观点，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有两个方面的重大区别：一方面，自然科学是以经由对经验实在的抽象所获得的概念来把握事物的普遍法则，而文化科学是以对个别的事物、一次性的事件的描述来展示事物的特殊个性；另一方面，因自然对象无所谓价值，故自然科学无需谈论价值，而每个文化现象都必有价值意义，所以文化科学非谈论价值不可，这意味着这两大学科是各有其特殊的思维模式：自然科学是非评价的思维模式，文化科学是评价的思维模式。自然哲学固然不等于自然科学，文化哲学也不等于文化科学，但是自然哲学有同于自然科学者――都无需谈论价值，都属于非评价思维；文化哲学也有同于文化科学者――都必须谈论价值，都属于评价思维。

其次，按照我国著名哲学家、科学哲学权威学者江天骥先生的说法――“17世纪以来的西方哲学主张科学的职能在于探索真理，哲学则揭示意义，特别是科学概念、假说或理论的意义，这是两者的区别及关系。”自然哲学与文化哲学的区别也可描述为前者“探索真理”，后者“揭示意义”，或按“科学求真、人文求善、艺术求美”的观点，将其区别描述为自然哲学“求真”，文化哲学“求善”。

再次，按照文德尔班的观点，理论哲学所要把握的是现实世界的普遍规律，实践哲学所要把握的是人类历史活动的总体目的。据此，又可将自然哲学与文化哲学的区别描述为前者研究自然世界的普遍规律，后者研究人类历史活动的总体目的。

要之，作为传统哲学的两种基本研究传统，自然哲学的基本特点在于依靠和运用求真的理论理性，以非评价思维来探索自然世界的普遍规律；文化哲学的基本特点在于依靠和运用求善的实践理性，以评价思维来探讨人类历史活动的总体目的。

二、中西方古代哲学的共性特征：

自然哲学与文化哲学混然未分的原始综合

作为统一于传统哲学的两种研究传统，自然哲学与文化哲学不仅同时存在于古代哲学中，而且无论是在中国哲学还是西方哲学中，它们都表现出了总体上混然不分的原始综合特征。

西方哲学固然是起始于“对于自然真理的探索”，古希腊最早的一批哲学家都是“自然哲学家”，但是德谟克利特的伦理学残篇表明，他不但研究自然，同时也开始关注人事和探求人的活动的目的了。他是以精神宁静与肉体愉快的结合所达到的“怡悦”为幸福生活的最高境界，但同时强调“对人来说，精神与肉体二者应该更注意精神。精神的完善可以弥补躯壳之不足，但如果没有智慧的精神，躯壳再强壮也没有用”。苏格拉底就更是摒弃了他早年曾研习过的自然哲学，转而专注于人事研究了，他说：“如果我以眼睛看着事物或试想靠感官的帮助来了解它们，我的灵魂会完全变瞎了。我想我还是求援于心灵的世界，并且到那里去寻求存在的真理好些。”苏格拉底所求诸心灵世界的真理，是兼具自然哲学和文化哲学双重意义的，即它既是知识范畴的真理，又是价值范畴的正义。在苏格拉底哲学中，求真与求善、知识与道德是一致的，这与“合真善”（张岱年语）的中国古代哲学具有明显一致性，只不过相对说来，苏格拉底是明确地强调了“知识即美德，无知即罪恶”，而中国先秦儒家与道家均未尝如此鲜明地强调过知识对于道德的先在性、根源性。

但是，道家老子讲“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老子・五十二章》），这其实隐含“无得道之知则无守道之德”的观点；而庄子虽然表面上显得似乎是“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庄子・天下》），其实和老子一样，他也是以“道”为“知”与“德”的标准，在他看来，合“道”之“知”则为“至知”，合“道”之“德”则为“至德”，只是较诸分辨“母”“子”、“道”“德”的老子，他不是像后者那样将“知常日明”（《老子・十六章》）的“得道（母）”与“常德不离”（《老子・二十八章》）的“守道（母）”分作两截，而是将“至知”和“至德”融合于“齐物”――“齐物”具有“以为未始有物”的“齐物之知”（“至知”）和“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齐物之德”（“至德”）双重意义（《庄子・齐物论》）――在“齐物”境界里不再有“知”与“德”的分别。

与道家老子相似，儒家孔子讲“不学礼，无以立也”（《论语・尧日》），又讲“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这更是明显蕴含“不知礼则无仁德”的观点，只是到了儒家“亚圣”孟子那里，他将“仁”“义”“礼”“智”四者并举而将“智”放在末位，这大异于孔子“知（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子罕》）之说对“智”“仁”“勇”三者的前后排序，从而显示出孟子有将“仁”高置于“智”之上的倾向――后来发生于宋明理学中的“尊德性”与“道问学”之辨，其实就是关于知识（“智”）与道德（“仁”）之相互关系的争论，其论争诸方都肯定抑或至少不否定它们之间有内在联系。不过相对说来，主张“知先行后”的朱熹是偏执于强调“道问学”的优先性而近似孔子以“智”为优先的思想；主张“立先乎其大者”的陆九渊是偏执于强调“尊德性”的优先性而近似孟子以“仁”为优先的思想；而主张“知行合一”而“致良知”的王守仁则有模糊乃至于消除知识与道德的界限而使其融成一片的明显倾向。

据实说，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在某种意义上也有将知识与道德融成一片的显著特征，因为他把探究被他认为既是“万物的原因”又是“世间第一原理”的“神”的哲学凌驾于其他一切学问之上，成为如康德所说的“一切学问之女王”，这意味着亚里士多德是将其哲学所立的“通式”――被他看作是对整个自然界与人类的理性都起作用的“世界第一原理”――当作自然真理和人间正义的“极因”（吴寿彭语）来看待了，而他对于这个“真善合一”之“神”（“极因”、“第一原理”）所进行的哲学研究，实际上正是在他所谓的“理论”的意义上对古希腊哲学最初的自然研究和继之而起的苏格拉底及柏拉图等哲学家的人事研究的一个综合，其《形而上学》便是这种综合性理论研究的成果，其《物理学》、《政治学》、《尼可马各伦理学》等则是以其形而上学的“通式”作为逻辑大前提来进行演绎性理论研究的成果，这些成果既有自然哲学的内容，也有文化哲学的内容。到了古希腊哲学晚期，“斯多葛派认为哲学有三部分：物理学、伦理学与逻辑学。当我们考察宇宙同它所包含的东西时，便是物理学；从事考虑人的生活时，便是伦理学；当考虑到理性时，便是逻辑学，或者叫做辩证法”。其后，“在中世纪，更多的在近代，头两门学科（引者案：指逻辑学、物理学）通常合称理论哲学，以别于实践哲学”。

可见，自亚里士多德至中世纪这一西方古典哲学发展之盛期，它一直是同时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向度上展开其研究，而且这两个向度上的研究是不可分割地融为一体的。

当然，中、西互相比对而言，中国古代哲学在理论向度上所开展的自然研究确实从未有过如古希腊早期哲学那样独立而鲜明的表现，故相形之下，古希腊哲学便显得它有一个自然哲学传统，虽然该传统其实主要是表现在前苏格拉底时期。而中国古代哲学就显得缺乏这样一个传统，虽然其宇宙观中以“五行”、“水”、“精气”、“元气”等作为其标志性概念的思想或学说，以及以《周易》为代表的对“数”与“象（形）”的数学研究和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医理研究，表明了中国古代哲学其实也不乏自然哲学的内容。

自然哲学与文化哲学作为两个互有区别的研究传统在中西古代哲学中表现出总体上混然不分的原始综合特征，这恰好说明了古代哲学具有这样两个显著特征：（1）它没有固定的思维模式，或者说它是介于或游移于评价思维与非评价思维之间的一种特殊思维方式，按照这种思维方式，是否作价值判断，取决于研究对象或研究主题的具体情况；（2）它既是崇尚真理的“爱智之学”，又是坚持正义的“贵德之学”。借用朱熹的话语来说，中、西古代哲学这两个方面的旨趣及其研究活动可一言以蔽之曰：“穷理”。朱熹道：“天下之物则必各有所以然之故，与其所当然之则，所谓理也。”（《大学或问》卷一）“穷理者，欲知事物之所以然与其所当然者而已。知其所以然，故志不惑；知其所当然，故行不谬。”（《朱文公文集》卷六十四《答或人七》）中、西古代哲学的“爱智”特征即体现在为达到“心不惑”而探求“事物之所以然之故”；其“贵德”特征则体现于为达成“行不谬”而探求“事物之所当然之则”。

三、17世纪以后西方自然哲学与文化哲学的分化

在哲学发展的古代阶段，固然无论中、西，其文化哲学和自然哲学都是处在混然未分的原始综合状态，但是到16、17世纪，中、西哲学在研究向度上都各自从这种原始综合状态中逐渐分化而形成各有其明确偏向和取向的特定研究风格和研究传统。

就西方哲学而言，一方面，以17世纪初英国哲学家培根著《新工具》（1620）、法国哲学家笛卡儿著《正确思维和发现科学真理的方法论》（1637）为标志，开始逐渐形成了一个明显侧重于自然哲学的研究风格和研究传统。培根的《新工具》提出了“哲学和科学的正当分划”，事实上是对自然哲学与自然科学作了明确区分，因为他这里所讲的“哲学”和“科学”实际上是“自然哲学”和“自然科学”的代名词，他所主张建立的“查究那种永恒的、不变的法式”的所谓“形而上学”，按其对象和内容来说，就是关于“自然的永恒的和基本的法则”的自然哲学，而且由于培根意识到“由论辩而建立起来的原理，不会对新事功的发现有什么效用，这是因为自然的精微远较论辩的精微高出多少倍”，因而主张运用由他所首创的包括观察、实验和归纳三个主要环节在内的“发明知识”的“新工具”，故他所倡导并致力于研究的自然哲学是根据“由特殊的东西而适当地和循序地形成起的原理”的归纳原则来认识自然界，按照“从感官和特殊的东西引出一些原理，经由逐步而无间断的上升，直至最后达到最普通的原理”的归纳方式来建立自己的原理，这种经验型自然哲学不再像传统思辨型自然哲学那样是按照“从感官和特殊的东西飞越到最普遍的原理，其真理性即被视为已定而不可动摇，而由这些原则进而去判断，进而去发现一些中级的公理”⑤的演绎方式来建立自己的原理，这是17世纪初西方自然哲学所发生的一次划时代的学术转型，由此所引发的“智力革命”（康德语）改变了自亚里士多德时代以来久已形成而根深蒂固的知识观念和相应的认知路线与认知方法，其影响是如此深远，以至于“自从伽利略和牛顿的时代以来，现代科学就已奠基于对自然的详细研究之上，奠基于这样一个假设之上，这就是：只有已被实验证实的或至少能被实验证实的陈述才是容许作出的”。如果说培根的《新工具》是现代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奠基之作的话，那么，笛卡儿的《方法论》则实为法国启蒙运动的理论奠基之作，因为此书不仅探讨了“什么是知识”的知识本体论问题，更探讨了“我怎么能知道”的知识方法论问题，其“我思故我在”的著名命题，正是表明了笛卡儿所提倡的“正确思维和发现科学真理的方法”乃是一种始于怀疑而非始于信仰的反神学方法。这种方法较诸培根自然哲学所提供的经验自然科学方法，是属于理论自然科学范畴的方法――如果说培根哲学是一种经验型自然哲学的话，那么，笛卡儿哲学则是一种理智型自然哲学。这两种自然哲学作为不同类型的自然科学方法论，后来演化成逻辑实证主义，成为现代形态的自然哲学――努力解释“自然科学命题的意义”的科学哲学特别是以石里克等为代表的维也纳学派（Vienna School）的“标准科学哲学”的方法论基础。

另一方面，以18世纪英国哲学家休谟著《人性论》为标志，西方哲学又开始逐渐形成另一种明显偏向于文化哲学的研究风格和研究传统，因为休谟主张哲学应当以人性为研究对象：“在我们的哲学研究中，我们可以希望借以获得成功的唯一途径，即是抛开我们一向所采用的那种可厌的迂回曲折的老方法，不再在边界上一会儿攻取一个城堡，一会儿占领一个村落，而是直捣这些科学的首都和心脏，即人性本身；一旦掌握了人性以后，我们在其他方面就有希望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了。”同期法国哲学家爱尔维修也有与休谟类似的观点，他曾宣称“哲学家研究人，对象是人的幸福”。休谟、爱尔维修等之所以主张哲学应该去研究人，其背景是17-18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挤压了自然哲学的发展空间，使哲学在自然领域的活动范围大大缩小了。到了康德写作《纯粹理性批判》（1781）时，曾经自认为能给人以“最高智慧”的形而上学已然衰落得不成样子，以至于让康德发出了“时代之好尚已变，以致贱视玄学”的感叹，甚至戏称曾经长期被尊奉为“一切学问之女王”的玄学（形而上学）已然沦落成如同遭人鄙弃而颠沛流离的“老妇”了。正是在形而上学的学术地位如此一落千丈的情况下，康德开展了“理性对其自身的批判活动”。通过“三大批判”，康德不但论证了“要在个别科学之外或在个别科学之上对宇宙作哲学的（即而形上学的）理解是不可能的”，还认识到了“哲学在生活实践方面的使命”。这意味着康德是抛弃了“在个别科学之外或在个别科学之上对宇宙作哲学的（即形而上学的）理解”这一传统形而上学的研究方式，将形而上学的研究范围从原先大而无当的全宇宙或自然界转移到了人类理性世界，使形而上学由宇宙本体论转变为限于研究人类理性的人本论。另一方面，康德为完成“哲学在生活实践方面的使命”，更致力于构建以“人”为主题的新哲学，这种被他自我称名为“实践哲学”的新哲学，在他看来应当是立基于“上帝存在”、“灵魂不死”和“意志自由”三大假设之上，但显然，这些假设是既不能从经验中产生，也不能通过经验来证明的，只能归因于康德自己指摘“玄学”时所说的那种“高翔于经验教导之外”，“唯依据概念”来进行的“完全孤立之思辨”。可见，康德哲学仅仅是在“科学认知”方面摒弃了玄学，在“生活实践”方面则仍然承纳玄学。由此可以认为，西方形而上学发展到康德这里，不仅其知识论早在培根时已然发生历史性转变，其本体论也开始发生历史性转变――从探求宇宙终极原因和第一原理的宇宙本体论转向探求生活实践原理的人本论。康德的实践哲学作为一种人本论形态的本体论，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文化哲学，但按江天骥先生的观点，他认为“真正的文化哲学导源于尼采，因为尼采对意识、自我和主体进行彻底的摧毁，并且主张重估一切传统观念的价值”。似乎江先生的观点更有道理，因为从西方哲学史上最先提出“文化哲学”（Kulturphilosophie）一词的德国哲学家和哲学史家文德尔班的有关论述中可以看到，他倡导“文化哲学”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挽救19世纪哲学从康德发展到尼采时所发生的在他看来是由于尼采的价值观所引起的深刻哲学危机。按照文德尔班的看法，尼采要求“对一切价值重新估价”，这是表明他主张“一切价值都是相对的”，这种“不受限制的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可能导致“哲学的解体和死亡”，面对这种危险，“哲学只有作为普遍有效的价值的科学才能继续存在”。文德尔班所谓的“文化哲学”，正是指的将作为“普遍有效的价值的科学”而“继续存在”的“哲学”，故他所说的“价值”也是就“文化”而言，是指文化的价值。在《哲学史教程》（1892）的结语里，文德尔班从研究对象方面对“文化哲学”做出了明确界说：“文化价值的普遍有效性便是哲学的对象。”紧接着这个文化哲学定义，他又指出：“人性之屹立于崇高而广阔的理性世界中不在于合乎心理规律的形式的必然性，而在于从历史的生活共同体到意识形态所显露出来的有价值的内容。作为拥有理性的人不是自然给予的，而是历史决定的。然而人在文化价值创造活动的具体产物中所获得的一切，通过科学，最后通过哲学，达到概念的清晰性和纯洁性。”这是表达了他对文化哲学的任务的看法，即文化哲学是要用清晰和纯洁的概念来全面反映人在文化价值创造活动中所取得的成就，以充分展示屹立于崇高而广阔的理性世界中的人性。由此可见，文德尔班所谓“普遍有效的（文化）价值”，就是指通过文化哲学所把握到的通过由“理性的人”所创造的文化产物及其成就表现出来的“人性”。所以，他所提倡的文化哲学，其实是这样一种哲学：它是从人类创造文化的历史活动和历史过程中去探求人性的学问。

四、16世纪初中国哲学向文化哲学的转型

较之于西方哲学，中国哲学约提前了一百年就开始走出自然哲学与文化哲学混然不分的原始综合状态：16世纪初，以王守仁“龙场顿悟”而创“致良知”之说为标志，开始形成明显侧重于文化哲学的研究风格和研究传统。

中国古代学术发展至西汉武帝时，已形成一个“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汉书・司马迁传》）的传统，其中“究天人之际”一语概括性地表达了先秦以来中国哲学的总体特征。此语出自司马迁之口，乃是表明中国哲学发展至司马迁时已达到了对“究天人之际”这一自我本性的高度自觉。从此以后，中国哲学在总体上一直都是在“究天人之际”的自觉意识的支配和指导之下自为地发展的。不管人们怎样去理解“究天人之际”的具体内涵，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即它的基本意义是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以这种关系作为根本问题的哲学，恰好是说明了它具自然哲学与文化哲学双重性质，抑或自然哲学与文化哲学混为一体的原始综合性。

从中国古代哲学天人观演变角度来看，先秦时代前荀子时期普遍存在自觉或不自觉的“天人不分”意识，直至苟子提出“明于天人之分”的主张，乃有自觉的“天人有分”观念。在“天人不分”阶段，“究天人之际”尚未免带有某种程度的自发性、盲目性，此时的哲学研究还谈不上有什么自觉而明确的研究取向。到了“天人有分”阶段，荀子在研究向度上有了自觉而明确的取向，提出了“唯圣人为不求知天”（《荀子・天论》）的观点，这似乎意味着他有不求“知天”但求“知人”的研究取向，但至少他未曾从理论上说明为何在“知天”与“知人”之间应当做出不求“知天”只求“知人”的选择之理由，故即便其哲学已显其文化哲学的研究志趣，也不能说他已然有自觉的“知人”取向了。

汉唐时期，从董仲舒“以类合之，天人一也”的观念，到刘禹锡“天人交相胜”和柳宗元“天人不相预”的观念，都还反映不出此一时期哲学的研究向度到底是偏向“知天”还是偏向“知人”。到了宋明时期，张载首先明确提出“天人合一”之说（《正蒙・乾称》），从其上文“因诚致明”和下文“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的话来判断，其“天人合一”是指“得天而未始遗人”，这是通过“因明致诚，因诚致明”的“致学”所达到的“圣”境。故在张载哲学中，“天人合一”是针对“致学”这一道德修养问题所提出的一个知行观命题④，还不是直接针对“天人之际”这一哲学根本问题而提出的一个天人观命题。这一时期，倒是首先由程颢提出了“天人无间”（《二程集》）的天人观命题，从其“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二程集》）的话，可见“天人无间”的意思，是“天人无二”或“天人不二”，而非“天人合一”。“天人不二”和“天人合一”是思想上并不等值的两个命题，在程氏哲学这里，“天人无间”是绝不可以用“天人合一”来代替的。程颢“天人无间”的命题在逻辑上蕴含“天人相即”之义，也就是说，在该命题所陈述的天人关系中，天人之间是“天即人，人即天”或“天不离人，人不离天”这样一种互不相离的双向互依关系。这种天人观在逻辑上必然导致“知天”与“知人”相即不离的认识论观念，由此更未免进一步导致认知取向和研究向度上把“知天”和“知人”视为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从南宋“朱陆之争”的情况来看，朱熹及其学术上的反对派陆九渊，就都是坚持了“知天”“知人”的统一观，只不过朱熹是偏重于“知天”而以“知天”为先、为主，陆九渊是偏重于“知人”而以“知人”为先、为主罢了一

朱熹从程氏“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一物之理即万物之理”（《二程集》）之说引出“心包万理，万理具于一心”（《朱T-～类》卷九）之说，但又声称“自家虽有这道理，须是经历过，方得”（《朱子语类》卷十），于是将《大学》“格物在致知”之语解读为“即物而穷其理”，从而要“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大学章句・补格物传》），如此将“知天”路向的“格物穷理”作为达到“得自家这道理”的“知人”之手段和路径；（然据王守仁所“手录”的《朱子晚年定论》说，朱熹到了晚年则自我意识到“向来诚是太涉支离。盖无本以自立，则事事皆病耳”。且表示“今日正要清源正本，以察之机微，岂可一向汩溺于故纸堆中，使精神昏弊，失后忘前，而可以谓之学乎？”）陆九渊则继承和发展了孟子“万物皆备于我”和“求放心”之说，认为“道不远人，人自远之耳”（《与胡季随》）。“道塞宇宙，非有所隐遁，在天日阴阳，在地日柔刚，在人日仁义。故仁义者，人之本心也。……愚不肖者不及焉，则蔽于物欲而失其本心；贤者智者过之，则蔽于意见而失其本心。”（《与赵孟》）“蔽解惑去，此心此理，我固有之，所谓万物皆备于我，昔之圣贤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耳”（《与蛭孙睿》），“思则得之，得此者也；先立乎其大者，立此者也”（《与邵叔宜》），“求则得之，得此理也；先知者，知此理也；先觉者，觉此理也”（《与曾宅之》），因此坚决反对首先向外去“格物穷理”，以为如此将导致“道之不明”而“困于闻见之支离，穷年卒岁而无所至止”（《与蛭孙睿》）。但他并未否定“知天”路向的“格物穷理”之必要性，仅仅是强调“格物穷理”须“先立乎其大者”而已。

及至“龙场顿悟”之后的王守仁，他对“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的“天人无间”关系方有明显不同于程朱的新见解：

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传习录》下）

充塞天地中间只有这个灵明，人只为形体自间隔了。我的灵明便是鬼神的主宰，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他深？鬼神没有我的灵明，谁去辨他吉凶灾祥？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传习录》下）

人者，天地万物之心也；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心即天，言心则天地万物皆举之矣。（《答季明德》）

这些见解表明，王守仁将“天人无间”的意义由“天人相即”转换为“天即人”或“天不离人”了――在这种天人关系观念中，天人之间不再是一种互相不离的双向互依关系，而是天对人的单向依赖关系，由此在理论上确立了“人”在“天人之际”的中心位置和主体地位，也因此，他对《大学》“格物在致知”的诠释就大不同于朱熹所解释的那样是所谓“即物而穷其理”，而是“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答顾东桥书》）了。这意味着中国哲学发展至阳明哲学阶段，不再是像以往那样在研究向度上游移不定的“究天人之际”，而是将“知天”与“知人”的关系确定为“知天不离知人”或“知天依赖于知人”的关系，使“究天人之际”的方向明确偏向于“知人”并使“知人”落实于“知行合一”的“致良知”――阳明哲学断然摒弃了以往“究天人之际”过程中或多或少存在着的到人和人心之外去追求知天明理的那种研究传统，将目光从“天人之际”的方向上彻底收回，全部投向“人”，全力关注“人”，并且直指“人心”，直接向“人心”讨回“良知”，以“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使“事事物物皆得其理”。显然，这种被称为“心学”的哲学，其实质乃是一种人事之学，一种生活之学！它是在肯定人人都有“良知”的前提下，欲使“良知”成为彼此平等的人与人之间互相评判道德是非及其个人自我评判道德是非的价值标准，以消解日常生活中人人都会遇到而且经常遇到的因个人与社会之间、自己与他人之间互相评价和自我评价的标准不一致、不统一所造成的价值冲突，抚平由于这种价值冲突给个人和社会所带来的心灵上与环境上的创伤，质言之，就是要让“良知”成为个人与社会之间、自己与他人之间普遍有效且绝对合理的价值标准，从而使人类能按自己的“良知”来建立自己的社会和创造自己的生活。十分明显，这种合乎“良知”的社会与生活，就是阳明心学所期望达到的人类生活的总体目的。故阳明心学的创立是标志着中国古代哲学终于走出了其原始综合状态而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以“人”为中心的文化哲学阶段。

由王守仁所开创的中国传统文化哲学，起初表现为心学形态。这种心学文化哲学不再以“究天人之际”的思辨形式来讨论“性与天道”，而是把“性与天道”理解为人所固有的“良知之天理”，从而使“究天人之际”转化为“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而“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的道德实践。这种主张直接依赖于“本心”来开展“致知良”的道德实践的文化哲学，至明清之际发生了分化，这种分化尤其突出地表现在信奉阳明心学的黄宗羲和批判阳明心学的顾炎武这两位政治见解十分接近而学术道路明显相异的学术大师身上。

黄宗羲是曾师从于刘宗周而受到刘氏心学熏陶甚深的一位心学家，其心学特色，刘述先先生曾以黄宗羲《明儒学案》自序中的三句话及全祖望在《梨洲先生神道碑铭》中所引的一句话来概括之：（1）“盈天地皆心也，变化不测，不能不万殊。”（2）“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3）“穷理者，穷此心之万殊，非穷万物之万殊也。”（4）“读书不多，无以证斯理之变化，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黄宗羲的这种心学世界观使他走上了思想史的道路，关于这一点，冯契先生曾指出：“在黄宗羲以前，王阳明把理看作一个过程，以为工夫与本体是统一的。这一思想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黄宗羲进而提出了‘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是本体’的著名论点。他否定心是虚寂的本体，把本体看作是随工夫（精神活动）而展开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此心‘一本而万殊’，于是表现为‘殊途百虑之学’。那些学术卓然成家的学者从不同的途径去把握真理，虽深浅有异，醇疵互见，但对本体各有所见。学派纷争的历史，正体现了本体随工夫而展开的运动，而史家只有运用历史主义的态度来进行系统的批判考察，才能把握其‘一本而万殊’的脉络。”正是这样，黄宗羲将“致良知”的心学引向了史学之路，使王守仁那种主张直接依赖于“本心”来开展“致良知”的道德实践的直觉型文化哲学转变为主张通过“殊途百虑之学”来把握“一本而万殊”之“本心”的史学型文化哲学。

顾炎武在学术上无明确的师承关系，早年主要是受其嗣祖父“士当求实学”（《亭林余集・三朝纪事阙文序》）的家教影响，17岁参加复社后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复社通经致用学风的影响，继而更从“朱子之说”中领悟到了“圣人下学之旨”（《亭林文集》卷六《下学指南序》），由此逐渐形成了以“明道救世”为根本宗旨、“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为基本原则、“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为实学理念的“修己治人之实学”（《亭林文集》卷四《与周籀书书》，《与人书二十五》，《亭林文集》卷三《与友人论学书》，《日知录》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这种实学指摘“其说盖出于程门（案：指程颐、程颢）”的“宋之三家”（案：指上蔡谢良佐、横浦张九成、象山陆九渊）以及“源于宋之三家”的“今之言学者”（案：指明代以来的理学家）是“于禅学”（《亭林文集》卷六《下学指南序》），是“语德性而遗问学”（《日知录》卷七《予一以贯之》），尤其指摘后者为“谈孔孟”之“清谈”，是“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之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日一贯，日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日知录》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然而，尽管其学术批判的矛头主要针对的是王守仁及其后学，但顾炎武本人所提倡并从事的“修己治人之实学”其实是一种比较接近于阳明心学的以“尊德性”为本的实践哲学，这种实践哲学的基本特点是：根据“非器则道无所寓”的观点，将“文行忠信”本质地理解为“性与天道”寓于其中的道德实践形式，并将这种道德实践看作“尊德性”的现实表现和实现人道与天道（“性与天道”）互相统一的现实途径与方式。由于其道德实践哲学是形成和发展于清初特别是康熙以后，其时顾炎武原有的“保国”意识随着明朝灭亡和南明诸政权的逐渐消亡亦逐渐消退，取而代之的是“保天下”意识了，这种意识是出于对“吾道”（儒家仁义之道）有被毁之危险的警觉，由此推动他去从事“明道救世”的学问，这种学问所追求的是“救世之道”，这与其早年所追求的“经生之术”的根本区别在于：“经生之术”是其个人赖以从事济世经邦之实践的知识基础；“救世之道”则是其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文化基础。正是出于“明道救世”的需要，其学术活动才由追求“学识广博”转变到追求“学务本原”，从而最终归本于“经学”。这个“经”即“五经”及“圣人之语录”，其实就是顾炎武心目中华夏民族文化的“本原”。就此而言，顾炎武“明道救世”的“经学”也未尝不可以理解为就是华夏文化学。故如果说黄宗羲哲学是一种史学型文化哲学的话，那么，顾炎武哲学则是一种经学型文化哲学。

黄、顾的文化哲学和王守仁的文化哲学一样，都是属于道德实践哲学范畴，都是主张通过道德实践来体现人之所以为人的本性，并且都把人的本性理解为人所固有的天命之性，更把这种人皆有之的天命之性归结为“仁”，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又都属于儒家“仁学”范畴，都是继宋明理学而起的明清“新仁学”。但是，黄、顾的文化哲学都不再是像王守仁的文化哲学那样主张直接诉诸人的“本心”来开展“致良知”的直觉性道德实践，而是主张通过史学或经学的学术方式来达成其道德实践目的。故如果说王守仁的文化哲学是一种以崇尚“明心见性”为特征的直觉型文化哲学的话，那么，黄、顾的文化哲学则分别是以推崇史学和经学为特征的知识型文化哲学――到章学诚提出并较系统地论证了“六经皆史”的史学观点以后，分别由黄宗羲和顾炎武所开创的史学型文化哲学和经学型文化哲学就逐渐合流为一了。

黄宗羲、顾炎武之后，通常奉顾炎武为始祖的清代朴学（考据学）兴起并盛行于乾嘉时代。因其考据范围既涉及史更涉及经，故清代朴学完全可以被理解为黄、顾文化哲学的发展形式一一就其史学考据而言，则可视其为黄宗羲史学型文化哲学的发展形式；就其经学考据而言，又可视其为顾炎武经学型文化哲学的发展形式。换言之，清代朴学其实也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文化哲学，只是由于其发展至17世纪晚期，“自我认同趋明确、具体，人们不再把道德修养视为求知问学的首要途径，而是看作理性质疑的对象。崇尚道德修养之风式微了”，故朴学形态的文化哲学便不再具有道德实践哲学的性质，从而原本属于儒家“仁学”范畴的道德实践哲学就演变成属于儒家“智学”范畴的智能技术哲学了。这种智能技术哲学具有鲜明的诠释学特征，它主张“通儒之学，必自实事求是始”，提倡“实事求是”的“征实之学”，并通过理证、书证、物证等考据方法的实际运用，提供了一种“以信息还原为本质特征的诠释方法”。

五、中西哲学同归于文化哲学的发展趋势

“文化哲学”（Kulturp hilosophie）作为一个学术名词是相当晚出的，是到了20世纪初才由文德尔班首次提出来。当这个名词成为中外学术界相当流行的一个哲学术语以及相应地文化哲学成为中外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或重要领域时，人们对文化哲学概念的理解和解释就变得多样化了。这里不拟也不便于具体地考察和评论这些互见差异甚至大相径庭的理解和解释，只是根据笔者对于文化哲学的上述理解以及对相关情况的有限了解来进一步阐明自己的一些浅见。

笔者是从文德尔班作为一个哲学家和哲学史家的学术背景和他同康德的学术渊源关系以及他对哲学的总体看法中，从德语世界的特殊科学概念和文德尔班、李凯尔特、狄尔泰等德国哲学家对文化科学（或精神科学）和自然科学相互关系的讨论中，领悟到了“文化哲学”的一般意义应是指哲学研究的一种基本向度，即实践向度的哲学研究，进而把这一向度的哲学研究理解为就是文化科学领域的哲学研究，它与自然科学领域的哲学研究（自然哲学）相对应。当把文化哲学纳入文化科学范畴，把它当作文化科学领域的哲学研究来理解时，要准确地把握文化哲学的学术特质，就应该也必须将其置于同文化科学的关系中来加以考察和理解。据说，在德语世界里，是“十九世纪黑格尔首先提出了‘文化科学’的概念”。而德语中的“文化科学”（kulturwisseschaft）和“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这两个学术名词在指称同“自然科学”（naturwissenschaft）相对的学科的意义上是异名同谓。“文化科学”概念后来被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从德语世界引入英语世界，使用于研究原始文化的著作中。但是，一进入英语世界，“文化科学”概念在内涵上便发生了变化，其涵义不再是它在德语世界的时候那样系指与自然科学相对的那些学问，而是指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文化人类学了。这明显地表现在泰勒起初在《原始文化》中提出了“关于文化的科学”（the science of culture）的概念，而在其后所著的《人类学――人及其文化研究》中，又把原本被他称作“关于文化的科学”的学问（即该书所谓的“文化研究”）归入“人类学”了。

以笔者浅见，文化科学在德语世界和英语世界实是按下述不同学术路向发展的：

在德语世界里，文化科学是在哲学家们探讨它同自然科学的关系特别是它与后者的区别的学术理论研究中发展起来的，这种研究最终导致了由文德尔班首先以“文化哲学”一词来命名的新哲学的诞生；在英语世界里，文化科学则是在人类学的先驱者们对原始部落社会的实地观察记录和采访报道的人种志（ethnography）研究中发展起来的，这种经验科学研究导致了人类学（anthropology）的诞生，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渐形成了由美国人类学家怀特所发明的“culturology”（文化学）这一专有名词来加以标志的文化学概念，此概念的确立实是怀特受德国著名物理化学家、1909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奥斯特瓦尔德《文化学之能学的基础》（1909）一书的思想的影响所成，奥斯特瓦尔德在该书中提出，人类的独特之处不是社会而是文化或文明，故理应在社会学之外另外建立文化学，他并且把文化学置于科学体系的金字塔顶端，在1915年所作的题为“科学的体系”的一次讲演中，他又提到“很久以前，我就提议把这一正在讨论的领域称之为文明的科学或文化学（kulturology）”，怀特赞同奥斯特瓦尔德的观点，所以提出用“culturology"这个英文单词来做关于文化的科学（the science of culture）的正式学科名称，并在《文化的科学――人类与文明研究》（1959）一书中对文化学进行了充分的阐述。

由上述可见，德语世界的文化科学（kulturwisseschaft）概念和英语世界的文化学（culturology）概念在外延上有如此差异：前者是指与自然科学相对的一切有系统的学问，后者则仅指以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专门学问。故完全可以也应该把文化学当作文化科学领域的一门具体学科来看待。在文化学这门具体的文化科学领域中，诚然也可以开展某种形式的哲学研究，但这种形式的哲学研究，完全可以也应该被当作文化科学领域的哲学研究的一种特殊形式来看待。这也就是说，在文化科学领域的哲学研究之外，不存在抑或根本无须建立另一种意义的文化哲学。换言之，文化哲学概念应该被统一到指称文化科学领域的哲学研究这一意义上来，以免造成与该主题相关的思维混乱和文化哲学领域的学术乱象。

就文化哲学与文化科学的区别来说，文化科学所研究的是与自然现象有根本区别的作为人的本质（人性）的具体表现形式的人文现象及其规律，因而它是属于经验科学范畴，文化哲学所研究的则是人性本身，它视文化科学为认识人性的具体途径，试图为具体文化科学提供认识人性的一般方法，换言之，文化哲学本质上是认识人性的一种方法论。从理论上说，正是基于对文化哲学概念内涵的上述理解，才足有理由将中国哲学发展到阳明心学阶段的心学本质地理解为一种文化哲学，因为这种心学提供了一种把握人性（“良知”）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致良知”；王守仁的“致良知”学说就是关于把握人性的一种方法论，但它所提供的“致良知”方法是一种“知行合一”的直觉方法。其后黄宗羲和顾炎武的哲学之所以也可以被当作文化哲学来理解，是因为黄氏哲学和顾氏哲学都各自提供了不同于阳明心学“致良知”的独特方法――黄氏哲学以史学作为把握人性（“本心”）的方法，顾氏哲学则以经学作为把握人性（“性与天道”）的方法。至于清代朴学，其“征实之学”并不是直接用于把握人性的方法，而是它为经学和史学所提供的用于解读经史的诠释方法。在其诠释方法归根到底是服务于把握人性的经学和史学的意义上，清代朴学所自我标榜的“实事求是”的“征实之学”也是属于文化哲学范畴。继朴学而起的晚清今文经学，其实和朴学一样也是属于文化哲学范畴，只不过晚清今文经学所提供的诠释方法不再是“征实之法”，而是“阐发微言大义”的方法――一种以文本重构（text reconstruction）为特征的诠释方法。从信息论角度看，文本重构就是信息重构（information reconstruction），它可以被理解为信息传递中的信息变换（information conversion），由此当然会产生信息失真（information distortion）的情况。所以，如果是以“求真”的科学（science）标准来加以评价，清代朴学的诠释方法是比较接近于科学而具有一定科学性，晚清今文经学则是远离科学而缺乏科学性；但是反过来，如果是以“求善”的文化科学（kulturwisseschaft）或“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标准来加以评价，清代朴学的诠释方法倒未必适用于文化创造活动，而晚清今文经学的诠释方法倒是更贴近文化创造活动的本性。

自著《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1918）、创立中国哲学史学科以来，中国哲学界的哲学研究，无论“中”“西”“马”，实际上都不过是运用某种诠释方法或综合运用某些诠释方法来解释各自领域中用文字写成的文本――中哲研究是解释国学中的某些经典文本，西哲研究是解释西学中的某些经典文本，马哲研究是解释经典作家的经典文本。按照笔者在2013年参加中国哲学史年会所发表的论文中所表达的观点――“哲学知性是人类知性的一种形式，无论这种知性在人类知性系统中占有怎样的地位和发挥怎样的作用，它都是人类本性（人性）内容之一，这是确定无疑的，因而它也无疑是我们自己作为人类成员的类本质的内容之一，在此意义上，哲学史研究不过是从一个方面对自己的类本质进行历史维度的自我反省，以达到对这种自我本性之来龙去脉的自知之明。就我们作为中华民族的成员来说，中国哲学史研究也不过是对自己的民族本性进行历史维度的自我反省，以达到对这种自我本性之来龙去脉的自知之明”，现代“中”“西”“马”的诠释性哲学研究与黄宗羲的史学研究、顾炎武的经学研究本质上是同一的，都是属于文化哲学范畴――如果说黄、顾的研究分别是属于史学型文化哲学和经学型文化哲学的话，那么现代“中”“西”“马”的诠释性哲学研究则是属于哲学型文化哲学――以哲学作为把握人性的方法。

就现代西方哲学界而言，文德尔班、狄尔泰等一批德国哲学家所从事的哲学研究固然是属于文化哲学范畴，就是以石里克为代表的维也纳学派所从事的解释“自然科学命题的意义”的科学哲学，实质上也具有了文化哲学特性，这不仅是因为，如果不是将包括其命题在内的自然科学看作仅仅是由一系列通过一定语言（语词、句子）表述出来的概念、命题所构成的既定知识系统，而是把自然科学本质地理解为人类的一种历史活动形式的话，那么“自然科学命题”就无疑可以且应当被纳入“人类历史活动”范畴，从而所谓“自然科学命题的意义”也就同“人类历史活动的总体目的”有内在联系了，而不只是同“自然律”（石里克语）有本质关系，于是，解释自然科学命题的意义的自然哲学活动，就不仅可以甚至也应当被当作研究人类历史活动总体目的的文化哲学活动的一部分或一个方面来看待了；而且更是因为，发生在20世纪初的自然哲学的转向，还意味着自然科学领域的哲学研究从原本关注自然事物和揭示自然世界的规律，转移到了关注人文事物（自然科学）和揭示人文世界（科学知识领域）的意义，这样，自然哲学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文化哲学的属性，从而使自然哲学具有了同文化哲学开展学术对话的可能性，这种学术对话当然有可能导致自然哲学与文化哲学之间的学术争端或冲突，但同时也有可能在它们互相排斥的学术冲突中逐渐走向互相的学术合流或融合。这也就是说，在自然哲学与文化哲学之间并不存在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

江天骥先生曾从意识哲学到文化哲学的转变角度论及文化哲学所当具有的四个特征：（1）信念定型和经验意义的整体主义观点；（2）主张我们所感知的直接对象并非在心里，而是在外界；（3）主张回到日常的生活世界；（4）属于广泛的实用主义传统的新语言观（维特根斯坦基于对传统语言观的批判的彻底语用学观点）。江先生认为，其中第三、第四个特征是一切严格意义的文化哲学所必须具备的，他强调了文化哲学以生活世界为基地，也就是以文化世界为基地（胡塞尔虽然以生活世界为出发点，其先验现象学却又放弃了生活世界），并认为同一文化世界的居民具有某种相同的意义场，以便主体之间能够相互理解、交谈或争辩，或者说，同一种生活方式的行动者，必定具有彼此共同预设的确定信念系统，以便相互了解，进行意见交流；同时强调了语言应该被理解为一种社会活动，语言的意义是由使用语言的社会实践所决定，即由讲话、交谈的活动所创生，因而语言的意义并非固定不变，而是以讲话的时间、地点和具体环境（context）为转移的，他坚决反对把语言看作表达私人心里观念、思想或者表象某些事物的工具，因为这是错误地预设了语言的意义是独立于语言之外的东西。江先生的这些文化哲学论见，实际上是讲明了从意识哲学（包括语言哲学、科学哲学等等）到生活哲学（即文化哲学）转变的基本条件。

笔者在18年前所撰《生活论――哲学的未来形态》一文中，曾如此论证过现代哲学向生活论形态的哲学过渡的必然趋势：

在世界哲学典型意义上，通观西方哲学发展的历史，它实际上经历了三大发展阶段一一存在论、认识论和实践论，这一依次逐步上升的发展过程有其内在的逻辑性：

首先，存在论所致力于探讨的一般与个别这两种不同形式的存在，原本是自在地统一于存在的两个方面，只是由于人们认识活动的开展，它们才被自觉地区分开来，并且只是由于人们在认识过程中片面地强调和夸大了感觉或理智的作用，它们才被对立起来。然则，存在之成为问题，实是因认识而起。故当存在问题被研究且不断向纵深推进时，作为引起该问题的原因的认识本身，就必然要被当作更深层次的问题提出来加以研究。这就决定了存在论的发展最终必然逻辑地归结到认识论上。

其次，认识论之所以必然进展到实践论，则是由于认识是起因于实践。人们出于实践的要求而不得不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进行某种形式的社会交往；而语言和意识就是“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可见，认识原是实践着的人们用以实现其社会交往的一种手段和工具，它不过是实践的产物，是服务于实践的第二性的东西。因此，要使认识问题得到澄清，就不能局限于认识论，而必须扬弃认识论而使之上升到实践论；只有站到实践论的高度，才能认清并正确地揭示出认识过程的本质。

要之，西方哲学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进展，皆是由于探寻前一个阶段的问题的原因而引起的，即由于探寻存在问题的原因而进展到认识论，进而由于探寻认识问题的原因而进展到实践论的。据此规律则可以预断：现代哲学的进一步的发展，将是以探究实践的原因为理论驱动力，由此形成一种新的哲学形态――生活论。

第2篇：自然哲学的基本方法范文

恩格斯这些年被我们冷落了，而这种冷落不利于我们深化对哲学的理解。传统理解哲学的视角是“恩格斯视角”，其基点是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经典表述，由此出发所看到的哲学就是后来的体系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改革开放以来，对哲学的理解主要采取了“青年马克思视角”，其基点是感性实践活动，由此出发所看到的哲学就是今天被多数学者所接受的“实践唯物主义”。视角转换的一个直接后果是恩格斯思想的边缘化，以至于今天人们宁愿提说“马克思哲学”而不愿提说“哲学”，似乎这样就可以对恩格斯的哲学另做处理。

随着研究的深入，事情让人感到并不如此简单。人们首先需要正视的问题是：哲学的本来面貌能否等同于从某一特定视角所观察到的面貌?是否存在某种绝对优越的观察视角，该视角的观察结果就等于或约等于哲学本身?如果回答是肯定的，意味着哲学的解释视阈是封闭的、有限的和同质性的，意味着“恩格斯视角”和“青年马克思视角”或此或彼，二者必居其一。如果回答是否定的，意味着哲学的解释视阈应是开放的、无限的和异质性的，意味着突出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观点不必以遮蔽马克思的实践观点为代价，反过来重视马克思的思想也不必以轻视恩格斯的思想为代价。我本人持后一种看法。我认为，恩格斯的哲学其实并不等于被“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所定型的那个样子，其意蕴要比通常所估计的丰富得多。如果说上述两种视角易于呈现马恩二人的差异的话，那么一定还存在许多别的视角足以彰显二人的一致性，而哲学的本来面貌也许正在这些异质性视角所复合出来的样态里。

恩格斯既是哲学的创始人之一，又是哲学的第一个阐释者。恩格斯系统建构和阐发哲学的工作主要集中在晚年，所反映的思想至少在著者本人看来应是最成熟的思想。这些思想主要体现在下述著作中：《反杜林论》(写于1876年9月至1878年6月)、《自然辩证法》(写于1873年至1883年，1885年至1886年作了个别补充)、《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写于1886年初)。这几部著作的时间跨度达十多年，是恩格斯50多岁到60多岁之间的作品，其中的思想保持着高度的连贯性。从这些著作中可以看出，恩格斯的哲学思想(或恩格斯所建构和阐发的哲学思想)至少可以分为两大基本层面：元理论层面和对象理论层面。元理论层面的中轴观点就是本文所要论述的关于“哲学终结”的思想，而对象理论层面的中轴观点才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有关“哲学基本问题”和辩证法的思想。对后者的理解必须以对前者的理解为前提，而在剥离了元理论的情况下去把握对象理论，只能是舍本逐末。就此而言，传统的“恩格斯视角”其实只是恩格斯的对象理论视角，而不是恩格斯的元理论视角。

二、恩格斯关于“哲学终结”的命题及相关表述

恩格斯明确提出“哲学终结”这个命题，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第一部分(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论述是在第二部分)。他说：“假定一切矛盾都一下子永远消除了，那末我们就会达到所谓绝对真理，世界历史就会终结，而历史是一定要继续发展下去的，虽然它已经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这样给哲学提出任务，无非就是要求一个哲学家完成那只有全人类在其前进的发展中才能完成的事情，那末全部以往所理解的哲学也就终结了。我们就把沿着这个途径达不到而且对每个个别人也是达不到的‘绝对真理’撇在一边，而沿着实证科学和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的途径去追求可以达到的相对真理。总之，哲学在黑格尔那里终结了：一方面，因为他在自己的体系中以最宏伟的形式概括了哲学的全部发展；另一方面，因为他(虽然是不自觉地)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走出这个体系的迷宫而达到真正地切实地认识世界的道路。”(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页。)先前那种想要在一套体系中穷尽“绝对真理”的哲学到黑格尔那里已经走到了尽头，从而辩证的实证科学得以引领。

在另外几个地方，恩格斯虽未使用“哲学终结”的字眼，但阐述的内容是关于“哲学终结”的。他在《反杜林论》中说：“在这两种情况下(指把历史和自然都看作过程——引者注)，现代唯物主义都是本质上辩证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一旦对每一门科学都提出了要求，要它弄清它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还仍旧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他还在《自然辩证法》中说：“自然科学家满足于旧形而上学的残渣，使哲学还得以苟延残喘。只有当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接受了辩证法的时候，一切哲学垃圾——除了关于思维的纯粹理论——才会成为多余的东西，在实证科学中消失掉。”这两段话的意思是：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作为实证科学的辩证化，使得哲学(关于思维的纯粹理论除外)变得多余。

上述两方面的表述角度不同，但中心意思相同，即：哲学的终结和实证科学的兴盛是相互关联和相互对应的。具体说来，哲学之所以终结，在于它既是非实证的，又是非辩证的。非实证，意指往往以观念中虚构的联系代替可以观察到的真实的联系；非辩证，意指总想一网打尽“绝对真理”。哲学之所以刚好在黑格尔那里终结而不在其他地方终结，一方面是因为黑格尔将这种非实证又非辩证的“绝对真理”体系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以至于物极必反，另一方面是因为黑格尔在其非辩证的框架内使辩证法得到了有史以来最充分的发育，从而为实证科学的辩证化准备好了唯一正确的思维方式。与哲学的终结相对应的是实证科学地位的最大提升。实证科学早已有之，此前之所以不能代替哲学，是因为它虽是实证的，却不是辩证的，世界的辩证联系只得靠哲学去建立。在黑格尔时代结束时，实证科学自身开始了辩证化的过程，这就使得出现一种既实证又辩证的科学成为可能。如果科学既实证又辩证，那么，既不实证又不辩证的哲学显然就是多余的，至于虽不实证却还辩证的哲学(即作为思维学说的辩证法本身)则可以继续保留。

可见，在恩格斯关于“哲学终结”的命题及相关表述中，其“哲学终结”观是一种“有限终结观”——终结那些构造自然规律体系和历史规律体系的哲学，将它们的职权移交给辩证的实证科学，同时保留研究思维规律(形式逻辑和辩证法)的哲学。在这二者之间，恩格斯还空出了一片重要的学科领域，这就是上述引文中提到的“现代唯物主义”、“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等类似思想和活动所居留的学科领域。这些领域究竟属于实证科学还是属于哲学，恩格斯未加界说。

三、“哲学终结”的两个维度——唯心主义的终结和形而上学的终结

恩格斯关于“哲学终结”的思想有着自身确定的内涵，该内涵是由两个维度共同加以规定的，即：唯心主义的终结和形而上学的终结。唯心主义的终结所开启的是唯物主义，形而上学的终结所开启的是辩证法，因而这两个维度也可以叫做唯物主义维度和辩证法维度。单就这一点而言，称恩格斯的哲学(或恩格斯所表述的哲学)为“辩证唯物主义”不仅不错，而且十分恰当。但问题在于，恩格斯的这两个维度就其直接的含义来说，并不是建构新的哲学体系的维度，而是“终结哲学”的维度。如果不以“终结哲学”为前提，“辩证唯物主义”的精神实质就会被丢掉。

先看唯心主义的终结这一维度。什么是恩格斯要加以终结的唯心主义?即是：在研究自然界和人类历史的过程中，用幻想的联系代替真实的联系，或者说用思辨的联系代替实证的联系的那种哲学。这不仅存在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斗争，更重要的是存在唯心主义和实证科学(亦即哲学与实证科学)的斗争。终结唯心主义和终结哲学是一回事，终结唯心主义的目的不是要建构一套唯物主义的自然体系和历史体系，而是要将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具体联系交给实证科学去研究。恩格斯的口号是“从事实出发”，他说：“不论在自然科学或历史科学的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因而在自然科学中必须从物质的各种实在形式和运动形式出发；因此，在理论自然科学中也不能虚构一些联系放到事实中去，而是要从事实中发现这些联系，并且在发现了之后，要尽可能地用经验去证明。”(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实际上，恩格斯之所以要反对黑格尔的自然哲学，嘲笑杜林的《合理的物理和化学的新的基本定律》，就是因为他们都犯了将臆测的自然规律强加给自然界的唯心主义错误。因此，恩格斯在划分唯物唯心阵营时才这样说：“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以某种方式承认创世说的人(在哲学家那里，例如在黑格尔那里，创世说往往采取了比在基督教那里还要混乱而荒唐的形式)，组成唯心主义阵营。”(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页。)并声明有关用语不能在别的意义上被使用。他的意思无非是说：精神和自然界谁产生谁的问题不是一个靠思辨的玄想可以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证科学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从前的唯物主义哲学之所以具有合理性，不是因为它是哲学的缘故，而是因为它的结论接近于实证科学的结论。

接下来再看形而上学的终结这一维度。恩格斯批判形而上学的篇幅要远远多于批判唯心主义的篇幅。关于什么是形而上学，恩格斯说得很清楚：“把自然界的事物和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广泛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因此就不是把它们看做运动的东西，而是看做静止的东西；不是看做本质上变化着的东西，而是看做永恒不变的东西；不是看做活的东西，而是看做死的东西。这种考察事物的方法被培根和洛克从自然科学中移到哲学中以后，就造成了最近几个世纪所特有的局限性，即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这种形而上学不仅存在于自然科学中，而且也存在于历史科学中，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设计、空想社会主义的绝对真理观，都是其表现。形而上学的终结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作为实证科学的思维方式的形而上学的终结，一是作为哲学学说的形而上学的终结。前者，实证科学本身的发展正在导致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终结。“自然科学现在已发展到如此程度，以致它再不能逃避辩证的综合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马克思揭示了人类社会的运动规律，特别是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中的剩余价值规律，使得历史学科也发生了辩证的革命。后者，黑格尔恢复了辩证法这一最高的思维形式，使哲学形而上学遭受了沉重打击。只要将黑格尔的辩证法从他的僵化体系(亦即形而上学外壳)中解放出来，并置于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哲学形而上学(包括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的丧钟就会响起。需要强调的是，实证科学中形而上学的终结不仅不意味着实证科学的终结，反而意味着实证科学因辩证化而获得新生，并且这种新生恰好又构成哲学终结的条件；至于哲学中形而上学的终结，则仅仅是哲学自身的终结。所以，形而上学的终结不管具体形式如何复杂，归根到底仍然是哲学的终结，而不是用辩证的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哲学体系去取代形而上学的哲学体系，更不是拿这种哲学体系去替代实证科学。

将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终结看成哲学的终结的两个维度，对于准确把握恩格斯的哲学(或恩格斯所阐发的哲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脱离哲学的终结来谈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终结，只会导致黑格尔式的体系哲学的重建；即使这种体系既唯物又辩证，也与恩格斯的本意大相径庭。

四、“哲学终结”的两个领域——自然哲学的终结和历史哲学的终结

对“哲学终结”来说，唯心主义的终结和形而上学的终结是两种学说类型和两种思维方式的终结，而自然哲学的终结和历史哲学的终结则是两大学科领域的终结。或者说，前两种终结涉及的是“哲学终结”的内涵方面，而后两种终结涉及的则是“哲学终结”的外延方面。这里所说的自然哲学和历史哲学特指那种以哲学方式构造自然规律体系和历史规律体系的学科领域，终结它们不因为别的，只因为它们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渊薮。就此而言，自然哲学和历史哲学的终结也可视为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终结的落实。

关于自然哲学的终结，恩格斯说：“由于这三大发现和自然科学的其他巨大进步，我们现在不仅能够指出自然界中各个领域内的过程之间的联系，而且总的说来也能指出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了，这样，我们就能够依靠经验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描绘这样一幅总的图画，在以前是所谓自然哲学的任务。而自然哲学只能这样来描绘：用理想的、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尚未知道的现实的联系，用臆想来补充缺少的事实，用纯粹的想象来填补现实的空白。它在这样做的时候提出了一些天才的思想，预测到了一些后来的发现，但是也说出了十分荒唐的见解，这在当时是不可能不这样的。今天，当人们对自然研究的结果只是辩证地即从它们自身的联系进行考察，就可以制成一个在我们这个时代是令人满意的‘自然体系’的时候，当这种联系的辩证性质，甚至迫使自然哲学家的受过形而上学训练的头脑违背他们的意志而不得不接受的时候，自然哲学就最终被清除了。任何使它复活的企图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一种退步。”(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页。)恩格斯的意思很清楚：自然界客观存在着一套辩证联系的规律系统，对自然界的正确认识无异于该系统的思想图画；描绘这一图画必须具备两个要件，一是这种描绘必须是经验的和实证的，二是这种描绘必须是辩证的；自然科学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二者兼备，但自然哲学则永远不可能具备前一个要件，因此必然被自然科学所取代。可见，恩格斯所要终结的不是某种特定的自然哲学理论，而是自然哲学这一学科。

历史哲学的问题首先在于它的形而上学性质。资产阶级的启蒙理想标榜永恒的真理、永恒的正义、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可是由这些华美约言换来的却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空想社会主义自命为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表现，最终也不免“陷入纯粹的空想”。(注：参见《反杜林论》“引论·概论”和“社会主义·历史”等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黑格尔虽然恢复了辩证法这一最高的思维形式，但“在这里，历史哲学、法哲学、宗教哲学等等也都是以哲学家头脑中臆造的联系来代替应当在中指出的现实的联系，把历史(其全部和各个部分)看做观念的逐渐实现，而且当然始终只是哲学家本人所喜爱的那些观念的逐渐实现。”历史哲学由此进一步暴露出了它的唯心主义性质。有鉴于此，恩格斯指出：“在这里也完全像在自然领域里一样，应该发现现实的联系，从而清除这种臆造的人为的联系；这一任务，归根到底，就是要发现那些作为支配规律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为自己开辟道路的一般运动规律。”(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页。)马克思的历史观就是对这种规律的揭示。“这种历史观结束了历史领域内的哲学，正如辩证的自然观使一切自然哲学都成为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一样。”(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页。)在这一严格的意义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社会主义学说都不再是哲学，而是历史领域的实证科学，或者说，它们的高明不是因为它们是一种崭新的哲学，而是因为它们已经跟哲学划清了界限。当恩格斯说由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的发现，“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了科学”时，当他将“理论的社会主义和已经死去的哲学”对举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他的意思无非是说“社会主义已经不再是哲学”，因为哲学“已经死去”。

总结自然哲学和历史哲学的终结，恩格斯认为，“现在无论在哪一方面，都不再是要从头脑中想出联系，而是要从事实中发现这种联系了。这样，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页。)在恩格斯的心目中，关于自然界和历史的哲学，不论它所试图建构的是局域性联系还是总体性联系，因其不可避免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错误，其使命都彻底结束了。

五、“哲学终结”的前提与限度

前已述及，恩格斯的“哲学终结”观是有限终结观。这种有限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它以坚持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为基本前提，二是它为哲学保留了思维领域这块地盘。这两个方面又是密切关联的。

跟多数哲学家一样，恩格斯坚信“思维和存在的一致”。他说：“我们的主观的思维和客观的世界服从于同样的规律，因而两者在自己的结果中不能互相矛盾，而必须彼此一致，这个事实绝对地统治着我们的整个理论思维。它是我们的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什么是恩格斯所说的被正确认识的规律呢?这就是而且只能是辩证法的规律。在恩格斯的用法中，“辩证法”和“辩证法的规律”是不同的概念。关于“辩证法”，他有几段经典表述：“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辩证法被看作关于一切运动的最普遍的规律的科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辩证法就归结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页。)关于“辩证法的规律”，也有相应的表述。“辩证法的规律是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历史中抽象出来的。辩证法的规律不是别的，正是历史发展的这两个方面和思维本身的最一般的规律。实质上它们归结为下面三个规律：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否定的否定的规律。”(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这两个系列的规律(指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引者注)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但是在表现上是不同的，这是因为人的头脑可以自觉地应用这些规律，而在自然界中这些规律是不自觉地、以外部必然性的形式、在无穷无尽的表面的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而且到现在为止在人类历史上多半也是如此。”(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页。)恩格斯将“辩证法”和“辩证法的规律”有意加以区别，是为了说明“辩证法”是一种认识、一门科学，“辩证法的规律”则是一种客观存在，“辩证法”是对“辩证法的规律”的反映。这种区分跟他对“主观辩证法”(或“概念的辩证法”)和“客观辩证法”(或“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区分是相联系的。关于后一种区分，他说：“所谓客观辩证法是支配着整个自然界的，而所谓主观辩证法，即辩证的思维，不过是自然界中到处盛行的对立中的运动的反映而已”，(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这样，概念的辩证法本身就变成只是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自觉的反映，从而黑格尔的辩证法就被倒转过来了，或者宁可说，不是用头立地而是重新用脚立地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页。)

在这里，恩格斯没有明确告诉我们：是否根据上述看法，研究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就应该是属于实证的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的任务，而研究主观辩证法的任务则继续由哲学来承担?但从他反复讲“辩证法是科学”这一点不难看出，直接研究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的辩证法规律的那种“辩证法”，或者说“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的那种“辩证法”，甚至更明确地说，包括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和恩格斯本人的自然辩证法在内的这种“辩证法”，肯定是科学而不是哲学。那么，什么是作为哲学的辩证法呢?或者说什么是作为关于思维的纯粹理论的辩证法呢?甚至更明确地说，什么是恩格斯留给哲学作为保留地的辩证法呢?恩格斯没有讲。虽然如此，他的意思却比讲出来还要清楚，那就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当然是其革命的方面得到了恢复而唯心主义的装饰被摆脱了之后的辩证法。在《反杜林论》的“引论”中，恩格斯说：“就哲学是凌驾于其他一切科学之上的特殊科学来说，黑格尔体系是哲学的最后的最完善的形式。全部哲学都随着这个体系没落了。但是留下了辩证的思维方式以及关于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在产生和消失的不断过程中无止境地运动着和转变着的观念。不仅哲学，而且一切科学，现在都必须在自己的特殊领域内揭示这个不断的转变过程的运动规律。而这就是黑格尔哲学留给它的继承者的遗产。”(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更重要的是，黑格尔的辩证法一旦得到唯物主义的改造，其作为主观辩证法跟由实证科学所揭示的客观辩证法实际上就成了一个东西。这种情况下，当务之急就不是继续在“主观辩证法”即哲学方面下功夫，而是在“客观辩证法”即科学方面下功夫，包括在“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方面下功夫，正如恩格斯本人在“自然辩证法”方面所示范的那样。

这样一来，在恩格斯这里，“哲学终结”的限度就一目了然了。首先，对自然哲学和历史哲学，或者说对一切关于外部世界的哲学，都要加以终结；取而代之的是经验的、实证的和辩证的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这些科学所揭示的规律，一定是合乎并表达了辩证法的，不过，它们并不直接讲辩证法本身。其次，“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还仍旧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间，恩格斯用“学说”一词而不用“科学”一词，正好表明这个意义上的“辩证法”仍然是“哲学”而不是“科学”。至于将形式逻辑和辩证法一同保留，只是因为前者相当于思维领域的初等数学而后者相当于高等数学。与科学的规律(即自然规律和历史规律，或外部世界的规律)只是合乎和表达辩证法不同，哲学的规律(即思维规律)是关于辩证法本身的。最后，在哲学的终结和保留之间，在科学的规律和哲学的规律之间，实际上还存在一个特殊的地带，即作为科学而非哲学的辩证法和作为科学而非哲学的唯物主义，或者说作为科学而非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

第3篇：自然哲学的基本方法范文

一、前民法时期的意志———“神意”

(一)前民法时期的界定

前民法时期，是指民法诞生前的时代。民法何时诞生，尽管我们不可能给出一个明确的时间表，然而，由于近现代民法是以罗马法为继承衣钵，罗马法事实上成了所有大陆法系进行民事立法的理论阐释渊源，因而，我们可以以罗马法的诞生为民法诞生的标志。根据有关学者研究，罗马法大致以《十二铜表法》为划分点:在此前是以习惯为主要法律形态的习惯法时期，在此后是以书面立法为主要法律形态的制定法时期。因此，我们以公元前451年为标志，大致可以把这之前的时期称为前民法时期。当我们把眼光聚焦在公元前5世纪以前，去审视“意志”这种抽象的形而上的概念时，我们会发现，意志，并不是像今天这样理所当然地理解为“人的意志”(“人意”)。这里的“人”有两层含义:一是整体的概念，即是“人类”;二是具体的概念，即是“个人”。无论作何种理解，意志最初都是被理解为“神意”(“神的意志”)。民法诞生前的时代，人们能够讨论到的“意志”话题主要有两个领域:一个是宗教，一个是哲学。

(二)“人淹没于神”

在宗教视阈，无论是信奉多神教的古希腊，还是后来信奉一神教(基督教)的古罗马，神—人关系中人的形象都是匍匐在神的权威下的羔羊，人以神的意志为“最高指示”，任何人不得违背，否则将受到神的惩罚。在公元前12世纪到公元前8世纪的荷马时代，也即是《荷马史诗》中记载的英雄时代中，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叱咤风云的希腊英雄被命运操控、一生都逃离不了命中注定的劫数。不仅如此，古希腊人长期受到宗教意识形态的侵润，逐渐“习惯于用神的意志和好恶来解释各种事物，宗教神话观念逐渐成了人们维系社会秩序的准则。国家大事常求教于德尔婓神所传达的神谕:公民大会的开幕、军队的出征等，都在公开的宗教祈祷仪式下进行;社会等级秩序由神确立，国家法律为神制定，对破坏传统体制行为的惩治被视为神的惩罚;城邦之间的条约和公民私人之间的契约，通过对神起誓作为保证”［1］。因袭古希腊宗教神话的古罗马早期(前基督教时期)，也是一个多神教的国家，罗马主神大都来自于希腊神，如朱庇特自来希腊神话中的宙斯、朱诺来自希腊神话中的赫拉、维纳斯来自希腊神话中的阿芙洛狄忒、密涅瓦来自希腊神话雅典娜等。所以，“古罗马人除了接受古希腊人的文化以外，几乎全盘接受了古希腊的宗教和神话。结果，罗马神话完全丧失了古罗马式的特点，只在相应的神祇头上保留了系统而又古老的罗马称谓。”［2］总之，“人淹没于神”。

(三)“人淹没于物”

在哲学视阈，公元前6世纪的早期希腊哲学都是自然哲学。这时的希腊哲人主要包括米利都学派的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和阿那克西美尼，以及毕达哥拉斯、塞诺芬尼和赫拉克利特等。这个时期希腊人的主要兴趣集中于人的周围世界，即宇宙。他们探寻的是世界的起源、演变和生成。尽管早期自然哲学家认为他们研究的自然是包括世界一切事物的，人当然也在其中，但是他们首先直面和诧异的是变化万千、奥秘无穷的自然界的事物，对人自身的认识十分浅薄。因此，自然哲学的主题是关于客观物质世界的范畴:世界的本原、宇宙的生成与演变等。这样，哲学家们在认识和理解世界时，客观物质世界是他们首要的认识对象，人是被看成自然界的一分子，以自然属性来解释人的属性。这种物我一体的自然观决定了“人淹没于物”，“人”都没有，何谈“人的意志”!

二、“人的意志”的出现

(一)自然哲学的转向

前文已经述及，在公元前5世纪以前，是一个诸神并存并取得了对人的绝对支配地位的时代，由于人对神的顶礼膜拜和绝对的服从，造就了人要么淹没于神，要么被物化为自然物，人的意志荡然无存，人处于一个非常卑微的地位。然而，他却蹒跚地走起步来，一点一点地直立起了腰身，开始凝望和审视自己与神的关系。推动这一重大人类历史进步的不是宗教，而是被马克思誉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的哲学。与神话时代的自然哲学不同，这一次哲学成功转型为人文哲学。在自然哲学时期，哲学研究的中心是探究世界万物的“本原”或“始基”，试图解释宇宙的生成与演化。这时的哲学家其实大多是杰出的自然科学家，如泰勒斯是天文学家，曾预测了公元前585年5月28日的日食，测定了太阳从冬至点到夏至点的运行历程等;阿那克西曼德发明了日晷指时针，第一个画出陆地和海洋轮廓地图的人;阿那克西美尼用自然科学的原因解释了云、雨、雪、冰雹的形成;毕达哥拉斯发现的“勾股定律”等。正是由于自然哲学家的这种朴素的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决定了自然哲学是一种具有过渡性的哲学。首先，这种哲学以形式思维为主，缺少抽象思维能力。尽管他们用自然的方法(不是用神学的方法)提出了万物的本原、事物的动因、事物的对立等思想，奠定了后来哲学发展的方向盘，但是“他们只用某种元素的物态变化说明宇宙万物的复杂生成，在解释天体的结构时有相当大的猜测、想象成分”。这就决定了他们对事物的认识只能以描述为主，缺少逻辑证明。其次，这时的自然哲学家们对社会问题也进行了哲学思考，但限于当时的人文认知的浅薄，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解释还没有完全摆脱神话传统的束缚，往往不能对社会现象进行论证，反而受到宗教和神话的支配。总之，自然哲学把探寻万物的眼光关注在人类身边的事物，忽略了人类自己。因此，哲学要向前发展，就必须改变自然哲学那种“重物轻人”的研究范式，确立起以人为中心的人文主义哲学理论。

(二)最早的人文主义哲学派别———智者学派

在公元前5世纪中叶，希波战争结束后，雅典成为提洛同盟的霸主，称霸整个希腊，这时希腊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从希腊殖民地向希腊本土转移。希腊各城邦都相继建立起了各具特色的城邦奴隶制度，如雅典实行民主政制、斯巴达实行贵族寡头政制等，特别是雅典出现了希腊历史上的“黄金时代”。这时，一批自称智者的职业教师出现了，他们收费授徒，传授修辞、辩论、诉讼、演说、诉讼等技巧以及城邦治理和家庭管理的知识。在哲学史上，他们被称为智者运动或智者学派。智者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普罗泰戈拉、高尔吉亚等人。普罗泰戈拉提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的著名哲学命题，提高了人对世界的认知水平，标志着人的认识问题由客体转向主体，为认识论的出现提供了可能。事物的存在与不存在，一切都由人来裁定，表达了智者学派的感觉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哲学原则。如果说普罗泰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彰显了人类首次在神面前作出自己确定性的判断的话，那么高尔吉亚第一次在神面前表达了人类的否定。高尔吉亚提出了三个否定命题:第一，无物存在;第二，即使存在物，也不可能把握;第三，即使把握了，也无法表达出来，告诉他人。高尔吉亚的否定论是作为独断论的对立面而提出的，是对自然哲学的消极反应而产生的。普罗泰戈拉把人的认识解释成为人的瞬间意见，从而提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高尔吉亚进而以辩论术提出否认认知可能性的上述三个命题。他开创了怀疑主义的先河。智者运动终结了以研究宇宙生成论为主要内容的自然哲学，拓展了以研究人和社会为中心的新的哲学领域。因此，智者运动是西方最早的人文主义启蒙运动，他们提出了有关人类社会、人的本性、人的价值、人与神的关系等全新的观念。他们的哲学思想已经冲破了神主宰人的传统，认识到人是社会的人。他们主张社会进步论，认为城邦是保障人身安全、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手段，是通过人的意志以约定、法律等方式建立起来的。总之，人文主义哲学的出现，动摇了神的统治地位，人的意志受到了哲学家的关注，开创了此后西方哲学至今长达2500年的传统。

(三)人文哲学的灿烂曙光:古希腊古典哲学

经过智者运动的洗礼，古希腊哲学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史称希腊古典哲学时代。这三位古希腊圣哲继续着前辈们开创的人文哲学的道路，以更加符合哲学思辨的思维方式，用充满理性、逻辑严谨的哲学语言，共同表述着哲学的人文关怀。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的号召穿越时空，至今回响在哲学圣神的殿堂，启迪着今人。苏格拉底主张，人的目的在于追求幸福，幸福来源于掌握善恶这门科学知识。为善的程度取决于掌握知识的程度，无知会导致作恶;知识在于使人获得幸福。他反对普罗泰戈拉的道德相对主义，主张哲学的目的在于认识自己，找到达到至善的途径。柏拉图把社会等级、阶级划分和德性联系起来，提出了针对不同的阶级或阶层，其德性的表现形式不同:对统治者来说，其德性就是智慧;对城邦保卫者来说，其德性就是勇敢;对被统治者来说，其德性就是节制;各个阶级或阶层各司其职、互不干涉，其德性就是正义。他设计的《理想国》震古烁今，其讨论的哲学王掌握国家政权成了人们至今难以企及的理想政体;《法律篇》提出的法治精神和混合政体思想，成了今天正在积极践行的治国策略。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让人过上有德性的城邦生活。亚里士多德明确提出了“人类自然地应该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的命题。他把人看成动物，不是为了贬低人，而是为了在与动物的相同中找到不同。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人与动物(当然也包括植物)的最大的相同点在于都有灵魂，最大的不同点在于灵魂种类不同。人的灵魂是理性，动物的灵魂是感觉(植物的灵魂是营养)。这样，亚里士多德一下子把人提高到不同于动物的精神层面上来，人是为了追求善而存在的:“人的善就是灵魂的合德性的实现活动，如果有不止一种的德性，就是合乎那种最好、最完善的德性的实现活动。”［3］为此，亚里士多德分析了德性的表现:勇敢、自制、正义、友爱等。那么，人怎样才能实现德性的善呢?亚里士多德号召，“过城邦生活”。

三、“人的意志”的首次出现对古代民法的影响

上文分析可以看出，从智者学派开始，人逐渐成为被关注的对象，人的意志受到肯定，这无疑是一大历史进步。然而，由于受到当时人们对城邦、对社会认识的局限，人被限制在城邦—家庭的二元社会结构中。要么在城邦中生活，要么在家庭中生活，成为当时人们的不二选择。在古希腊罗马的城邦早期发展历史上，城邦与家庭处于共存共荣、相互独立的状态，他们都是社会的两个基本结构单元。城邦的对外防卫或进攻和对内秩序的维护是早期城邦的核心职能。而家庭是原始氏族社会进化的自然产物，是城邦之外的另一个自治世界，由此决定了“它有着自己独特的秩序，而这一秩序的中心环节是‘家父权’，即家父在家庭内部对人、对物绝对的支配权和在家际关系的自和平等权”［4］。所以，在古罗马，基督教诞生前，罗马法已经发展得比较完备了，但由于当时是城邦—家庭的二元社会结构，交易主体表面上看是作为个人的家父，其实质是家父代表着家庭行使家父权力，因为家子被剥夺了交易资格;不仅如此，连家子结婚的意志都要通过家父的同意。所以，罗马法描述的法律主体形象其实是代表家庭从事交换的集体主义形象，家父的这种“集体形象”在交易中仅仅具有形式意义上的平等。个人(更广意义上包括家子和奴隶)远未走出家庭，活跃于社会。所以，欧根•埃里克说:“对罗马社会而言，只存在一种类型的法，它调整家庭之间的相互关系，由执法官和法官作为法来加以执行。”［5］这样，个人(除家父外)被牢牢地束缚在家庭之中。更为重要的是，由肯定城邦的重要性导致了对个人权利的压制。厄奈斯特•巴克认为:“在希腊的政治思想中个人概念并不突出，权利则似乎几近于从未形成过。”［6］古希腊罗马社会之所以没有出现权利的概念，关键在于这些古代社会仍是一个整体主义的社会。正如《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所说:“罗马法和早期英国法都不知道什么叫做‘个人的权利’。”［7］库朗热在《古代城邦》一书中指出:“认为古代人有自由的权利，这是近人误解中的一种特别误解。就是关于自由的观念，古人也未曾有过。在城邦及神的权利跟前，他们不认为自由应有什么权利。”在该书中，库朗热详细分析了城邦对个人权利的压制:没有人身自由，身体属于国家，对国家负有保护义务;私人生活不能摆脱城邦的支配;城邦不宽容残疾人的权利;为维护城邦尊严颠倒人们情感;城邦不容许人们漠视它的利益;城邦教育不自由;城邦垄断教育;个人无信仰自由。在列举了城邦的种种不是之后，库朗热总结道:“古人不知道什么私人生活自由，什么教育自由，也不知道什么信仰自由。在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神权的国家之下，个人算不了什么。”［8］随着基督教的诞生和逐渐成为一个具有普世意义的行为规范后，尽管家父权力崩溃了、家子或奴隶走出了家庭，但走出来的个人却又由“凡人”转变成了“教徒”。在整个中世纪，强大的教会权威以信仰的力量统治着芸芸众生，人都需要由上帝拯救，是等待的羔羊，哪里还谈得上“个人的意志”!所以，从总体上讲，古代民法中的人是集体形象的人，个人作为一个真正独立的个体尚未出现。这个时候人的意志是整体意志、群体意志或社会意志。

第4篇：自然哲学的基本方法范文

作为古典哲学的核心和基础，形而上学在西方哲学史上曾经长期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在某种意义上说，从巴门尼德到黑格尔的西方哲学史就是一部形而上学史。不仅如此，即使在自觉地与古典哲学划清界限的现当代西方哲学之中，哲学家们仍旧在研究形而上学问题，当然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批判形而上学。然而令我们感到困惑不解的是，20世纪以来不知有多少哲学家宣称形而上学已经被彻底清除了，可是人们直到今天却还是一而再在而三地批判形而上学。这一奇特的历史景观向我们表明，如果不是形而上学本身仍然有其生命力，那就是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传统实在是太沉重了，以至于人们花费了将近一百年的时间还在为清除形而上学的影响煞费苦心，这至少说明哲学还没有彻底卸除它的负担。种种迹象表明，或许我们注定了要与形而上学纠缠不休。

因此不论从哪个角度看，研究形而上学的问题对我们来说仍然是有意义的。无论我们对形而上学持什么样的立场或态度，无论我们反对它还是赞同它，其前提条件是，我们必须弄清楚形而上学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而要弄清楚形而上学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理清形而上学的历史演变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

众所周知，西方哲学史上的形而上学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十分混乱的问题。我们今天称之为“形而上学”的这门“学问”，其实并不是一门严整划一、具有普遍认同性的“学科”，几乎可以说有多少种哲学体系就有多少种形而上学，人们经常是在不同的意义上谈论甚至批判形而上学的。造成这种混乱局面的原因有许多，在这些原因之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曾经作为古典哲学核心部门的形而上学并非一经确立便固定不变，而是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之中逐渐形成的，在它的演变过程中，人们关于形而上学的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如果从比较严格的意义上或者说从狭义上说，形而上学意指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而从广义上讲，形而上学乃是古典哲学的核心部门，我们可以把巴门尼德的存在论、苏格拉底－柏拉图的理念论、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以及近代本体论等等都称之为形而上学，因为它们虽然形态各异，但是在问题、对象、结构和方法等方面毕竟或多或少具有某些共同的特征。

本文在此主要从广义上使用形而上学这一概念，目的是通过对于形而上学从巴门尼德存在论到近代本体论的历史演变过程的疏理，为研究形而上学问题提供一些基本性的帮助。

一、存在论

从广义上讲，形而上学发端于巴门尼德的存在学说。如果我们把巴门尼德的思想称为“存在论”的话，那么可以说存在论就是形而上学最初也是最基本的形式。

作为西方哲学诞生初期的早期希腊哲学以自然作为思考的对象，通常我们将这个时期称之为自然哲学或宇宙论时期，它的主要问题是“本原（arche）”问题。所谓“本原”，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经典规定，亦即万物从那里来，毁灭之后又回到那里去，一切皆变唯它不变并且以“质料”为其主要内容的“始基”，它是宇宙最原始的开端和主宰。[1]当时的哲学家们从朴素、直观和经验的自然主义态度出发，围绕着宇宙自然的本原问题展开了热烈的争论，他们企图以自然来解释自然，用一种自然元素来说明自然万物。于是，有人说本原是水，有人说本原是气，也有人说本原是火……。总之，在本原问题上，哲学家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难以形成普遍的共识，结果离他们要求认识自然的理想越来越远。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巴门尼德对自然哲学的道路进行了反思。

自然哲学所关心的是关于自然的知识问题，这种知识主要建立在感觉经验的基础之上，而且通常表现为某种独断式的论定，巴门尼德对自然哲学的批评也正在于此。在留给我们的著作残篇之中，巴门尼德首先指出了哲学探索的两条道路：一条是以“非存在”为对象的“意见之路”，一条是以“存在”为对象的“真理之路”。在他看来，自然哲学家们的局限就在于他们对本原的探讨建立在观察和经验的基础之上，而经验的对象都是生灭变化、相对而偶然的“非存在”，对此我们只能获得各式各样不同的“意见”而不可能达到普遍必然的知识，因而这条道路是行不通的。真正说来，哲学只有一条路，那就是以“存在”为对象的“真理之路”。按照他的观点，唯存在是存在的，非存在不存在，因为只有存在能够被思想和述说，非存在则既不能被思想也不能被述说。所以，能够被述说和思想的一定是存在的，“作为思想和作为存在是一回事情”。[2]由此，巴门尼德便将“存在”确定为哲学的对象，为后来在西方哲学史上长期占据着统治地位的形而上学奠定了基础。

与追问宇宙自然“在时间上”最古老最原始之开端和主宰的自然哲学道路不同，巴门尼德致力于探讨宇宙自然“在逻辑上”处于第一位的根据或本质，他称之为“存在”。就哲学思考的目的是为了获得真实可靠的知识而言，巴门尼德与自然哲学家是一致的，他们的分歧乃在于究竟“时间在先”的“质料”是知识的对象，还是“逻辑在先”的“形式”是知识的对象，当然，巴门尼德的“存在”还不是纯粹的“形式”。在巴门尼德看来，一切存在物都存在，但是它们总有一天将不再存在，唯有使一切存在物存在的存在本身是永恒不变的真实存在。虽然巴门尼德的存在论并不就是形而上学，但是在他的存在学说之中已经蕴含着构成形而上学的基本要素。

西方哲学从巴门尼德开始以“存在”作为哲学研究的对象显然有其深刻的语言学背景。与汉语不同，印欧语系在长期的演变过程中形成了以系动词为基本联结方式的语句结构。在人类语言的形成史中，最初出现的可能只是很少的一些孤立的音节，然后是一些简单的语句。这些原始的语汇还没有明确区分为动词与名词，它们主要与人类日常的生活劳动密切相关，因而带有十分浓重的感性色彩。随着人类交往和实践活动的逐渐密切和复杂化，语言也进一步得到了进化，人们需要将对于事物的表达联结为语句，以便来表述事物与其属性等各种关系，于是在印欧语系中就逐渐形成了其特有的系词结构，即以一个系动词来联结主词与宾词，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S是P”的语句结构。在希腊语中，这个系动词的一般形式是eimi，我们通常可以译作“是”、“有”或“在”。 据海德格尔考证，希腊语中的这个系动词在印欧语系中有两个词根，一是es，与此相应的希腊语是eimi和einai，在梵文中则是asus，拉丁语是esum和esse，原本的含义是生活、生者、由其自身来立于自身中又走又停者：本真常住者。一是bhu、bheu，希腊语中与之对应的是phuo，其本义是起来，起作用，由其自身来站立并停留。前者后来演变为系动词，后者则变成了phusis亦即“自然”。[3] 由此可见，“是”、“有”或“在”这个语词在没有成为系动词之前与其他动词一样也是一个实义动词，只是后来当人们用它来表示不同概念之间的某种联结关系时，它才变成了具有普遍意义的非实义性系动词。但是随着动词的不定式和名词化例如动名词、分词的出现，这个系动词亦有了不定式和分词形式，如einai和to on等。作为无界说的、不确定的不定式，这个系动词在语言中起着普遍的联结作用而其自身是没有什么实际含义的，但是作为动名词或分词，它又像名词一样具有特定的含义。这样一来，人们就有可能像追问其他名词的意义一样来追问这个系词的确定含义，而它的名词化就使它具有了不同寻常的最广泛最普遍的抽象意义。

我们经常说：花是红的，水是绿的，苏格拉底是人，这是一棵树，如此等等。在这些语句中，主词与宾词都可以是变化不定的，唯有其中的系词“是”不变。当早期希腊哲学家们企图在变动不居的自然之中发现某种永恒不变的“质料”的时候，巴门尼德却发现真正不变的乃是这个抽象普遍的“是”或“存在”，它是使事物是什么的“是”，使存在者存在的“存在”，因而哲学的首要任务就在于追问这个“是”或“在”“是什么”，它类似于我们所说的宇宙万物最普遍的“本质”。于是通过巴门尼德及其后继者们的努力，追问宇宙自然之时间上在先的原始开端即“本原”的宇宙论，便让位于追问宇宙自然之逻辑上在先的“存在”即本质的形而上学，并且从此蔚然大观，主宰西方哲学长达2000多年之久。

自从康德提出“存在不是宾词”的思想以来，尤其是在现代哲学的分析哲学之中，“存在”这个形而上学的对象备受诟病，人们认为形而上学的形成实际上乃是基于语言之误用所产生的结果。不错，“存在”这个概念的确是由语句之中联结概念的系词演变而来的，但是我们似乎不能由此就判定它仅只属于语言学的问题，因为人们完全有可能用它来表达另外的问题。后来海德格尔要求重提存在问题，自有他的道理。

巴门尼德对哲学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在现象与本质之间作出了区分，将存在确定为哲学的对象，从此哲学不再追问自然的本原或构成元素，而是探索宇宙统一的、最普遍的本质，这就为形而上学奠定了基础。不仅如此，他亦以“思想与存在的同一性”为哲学之思辨思维提供了一个最基本的“公式”：通过感觉经验不可能达到与认识对象的同一性，唯有在思想或理性认识中才能获得真理。因此，无论巴门尼德的存在论与后来的形而上学有多么不同，实际上他已经为苏格拉底－柏拉图的理念论、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范畴学说乃至黑格尔的逻辑学开辟了道路，这就是通过概念、范畴的方式认识和把握存在的科学思维方式。一部西方哲学史通常都是从米利都学派的泰勒斯讲起的，我们也无意否定他的哲学始祖的地位，然而如果考虑到形而上学乃是西方古典哲学的主旋律并且至今余音未绝，我们不妨将巴门尼德看作是西方哲学的真正奠基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的逻辑学以巴门尼德的存在作为开端。

二、形而上学

众所周知，虽然亚里士多德有一部哲学著作名为《形而上学》，而且人们公认他是形而上学的创始人或奠基者，但是事实上亚里士多德本人并没有使用过“形而上学”这一概念。相应于后人所说的“形而上学”，亚里士多德通常称之为“第一哲学”。据说公元一世纪时罗得岛的安德罗尼柯着手编辑整理亚里士多德的手稿和学生们听课的笔记，他在编辑好了亚里士多德关于自然哲学或物理学（phusika）的手稿之后，开始编辑有关第一哲学的手稿，由于无以名之，只好称之为ta meta ta phusika－－“自然哲学（物理学）之后诸卷”。十分巧合的是，meta－这个前缀既有“在…之后”的含义，亦有“超越”、“元”等含义，因而metaphusika也可以理解为“超越自然哲学”、“元自然哲学”或“自然哲学的基础”等等，而这恰恰与亚里士多德关于“第一哲学”的设想相吻合。于是metaphusika就不仅仅是后人为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著作所拟的书名，而且成了西方古典哲学的核心部门或学科。

在巴门尼德的存在论到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的演变过程中，苏格拉底－柏拉图的理念论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希腊哲学以知识为哲学之第一要义，崇尚知识崇尚科学构成了西方哲学的基本特征，自然哲学研究自然的原因如是，巴门尼德扭转哲学方向的目的亦然，两者都是为了知识。巴门尼德之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进一步开拓和发展了他所开创的这条哲学道路，把哲学研究的重心集中在探索事物“是什么”的问题之上，他们孜孜以求的也是知识。苏格拉底终其一生都在追问“是什么”的问题：美是什么？勇敢是什么？正义是什么？善是什么？他所追问的乃是一事物就其自身而言决定它是这一事物的定义或概念，因而后人亦称苏格拉底的哲学思想为“概念论”，柏拉图正是在其基础上建立了他的理念论。在柏拉图看来，可感事物变动不居因而只是意见的对象，事物的普遍共相亦即我们所说的本质才是知识的对象。相对于由可感事物所构成的“可感世界”，存在着一个“理念世界”：每一类事物都有它们的类本质即“理念”（共相），所有事物的“理念”就构成了一个“理念世界”亦即我们所说的“本质世界”，正如可感世界以太阳为其主宰，理念世界由善的理念所统治。于是，柏拉图将世界划分为“现象世界”与“本质世界”这样两个世界，哲学主要以这个“本质世界”作为它的研究对象。后来柏拉图虽然苦于无法解决这两个世界的关系问题，但是他认为就知识而言我们绝不能放弃理念论的立场，因而他更关注的是理念之间的关系问题，试图以此来说明事物的复合性并且进一步确立理念世界的统一性。从巴门尼德的“意见之路”与“真理之路”到柏拉图的“可感世界”与“理念世界”，奠定了形而上学的一个基本前提，这就是现象与本质的区别。尽管形而上学追求的是关于宇宙之统一整体的知识，所以一般说来形而上学以一元论为其理论的基本形式，然而由于哲学家们认为只有在宇宙之最普遍最抽象的共相之中才能获得这种知识，因此现象与本质的区别就成了形而上学发端、繁荣乃至衰落的根源所在。

正是在苏格拉底－柏拉图的理念论的基础之上，亚里士多德形成了他的第一哲学或形而上学。

亚里士多德虽然在柏拉图学园中学习工作长达20年之久，但是他并不同意柏拉图关于具体事物与其理念“分离”的观点，然而出于追求知识的同样目标，在根本上他与巴门尼德、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又是一脉相承的。由于古代哲学家在思考哲学问题的时候并不着意建立某种理论体系，而且亚里士多德留给我们的也不是精心写成的哲学著作而只是一些无法确定时间和秩序的讲课笔记和手稿，因此我们很难说在他那里有一个系统完整的形而上学体系。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对他的有关思想作一番疏理，不过有必要说明的是，这很可能只是我们所理解的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亚里士多德认为一般的科学所研究的是存在的某一属性或某一方面，至于这些属性或方面由之而存在的存在本身它们是不过问的，因而一定有一门学问专门研究“存在本身”（他有时也称之为“作为存在的存在”），这门学问就是“第一哲学”。[4]正如存在的属性与方面皆以存在为其基础和前提，第一哲学亦是一切科学的基础和前提。如果我们追问“存在本身”或“作为存在的存在”究竟是什么，亚里士多德进一步的回答是，“存在不是种”，作为最高的普遍性，存在不可能通过形式逻辑“属加种差”的方式来下定义，因而我们无法直接规定存在是什么，更何况“存在有多种意义”[5]。于是，亚里士多德以存在的“意义”来回答存在问题，他将存在的本然意义亦即存在的存在方式称作“范畴（ketagoria）”，认为“就自身而言的存在的意义如范畴表所表示的那样，范畴表表示多少种，存在就有多少种意义”，[6]从而提出了ousia（实体）、数量、性质、关系、何地、何时、所处、所有、动作和承受等十个范畴，以这十个范畴囊括了存在的全部存在方式。由此，巴门尼德以“存在”为对象的存在论就演变成了亚里士多德以存在的意义或存在方式亦即“范畴”为研究对象的形而上学。

当亚里士多德以诸范畴的体系来解决存在问题的时候，他实际上所建构的乃是“存在之网”亦即世界的逻辑结构，因而区别于柏拉图理念论之等级制的理论秩序，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是一个以ousia为中心的网状结构。在这十个范畴中，ousia亦即“是什么（ti esti）”或“是其所是（to ti en einai）”居于中心地位，因为我们只有认识了事物“是什么”才能获得真正的知识，这个ousia就是后人所说的“实体”。最初亚里士多德主张具体的个别事物是第一实体，但是随着“质料”的发现，[7]“形式”作为事物的“是什么”或“是其所是”逐渐取得了第一实体的地位。为了解决质料与形式的关系问题，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潜能与现实的学说，从而把运动和生成的因素融入了形而上学之中。

与西方哲学中的许多概念一样，ousia这个概念历经演变，特别是在被翻译成拉丁语substantia之后，已经失去了亚里士多德本来的含义。黑格尔曾经批评“粗野的”拉丁文不适合用来表达哲学的概念，海德格尔则认为希腊哲学概念被翻译成拉丁语后对哲学造成了十分有害的影响，看来他们的观点并非没有道理。[8]在亚里士多德那里，ousia作为范畴体系的中心并非就是“存在本身”，而且就其是“形式”而言通常与“质料”亦是不可分割的。哲学史研究中有一句俗语，叫做“在者不实，实者不在”。在这个意义上不很恰当地说，“质料”是“在”而“形式”为“实”，“质料”以“形式”为根据，“形式”以“质料”为载体，因而ousia是“实”而非“体”。但当后人用substance（实体）－－站在下面的东西－－翻译亚里士多德的ousia的时候，这个ousia似乎成了有“实”有“体”的实在存在的东西，而且变成了形而上学最高的甚至是唯一的对象，从而超越于其他范畴之上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由此，形而上学便开始了向本体论的转变。

如果说巴门尼德是广义的形而上学的开创者，那么可以说亚里士多德乃是形而上学的真正奠基人，他对西方哲学的影响至今无法估量。就形而上学而言，亚里士多德的主要贡献是，他把巴门尼德研究存在的存在论转化成了研究存在的存在方式亦即范畴的形而上学，因而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形而上学是一个由诸范畴所组成的“存在之网”，或者说是世界的“逻辑结构”。与此同时，他以潜能和现实来解释和说明质料与形式之间的关系，这就为解决现实世界（现象）与世界的逻辑结构（本质）之间的关系问题提供了一种自我说明的途径。如此种种，便为后来黑格尔完成形而上学准备了基本思路和雏形。

三、本体论

在西方哲学中，“本体论”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基本概念，人们通常以“本体论”作为形而上学的同义语或代名词，但是实际上“本体论”这一概念却是直到17世纪时才出现的。据说本体论（ontologia）一词是由17世纪德国经院哲学家郭克兰钮（R·Gocleneus，1547－1628）在《哲学辞典》（Lexicon philosoph，1613，第16页）中最早使用的，[9] 他创造了这个概念作为形而上学的同义语。当时人们既用这个概念来表示“关于存在的科学”，亦用这个概念来表示“关于诸存在物的科学”，是以中文译作“本体论”，也曾译作“万有论”。然而由于这个概念具有极其复杂的含义，因此很难有十分恰当的翻译。

从广义上说，人们通常不很严格地将本体论看作是形而上学的同义语，但是从狭义上看，或者从直接的字面意义看，本体论乃是“关于存在（to on）的理论或学说（logos）”，故译作“存在论”可能更为恰当，因而将ontologia译作“本体论”通常为哲学史研究者们所不取，加之本体论亦并非就是“关于本体的学说”。在西方哲学中“本体（noumena）”与 “现象（phenomena）”是一对概念，虽然在某种意义上“本体”的确也是本体论的对象，但是它不仅不能涵盖本体论的全部对象，而且这个概念实际上是从康德开始才广泛使用于哲学之中的，而康德使用这个概念自有他的特殊用意。[10]所以，如果从严格准确的字面意义上看，ontologia应该译作“存在论”。但是，无论人们是否有意或无意从这个意义来理解本体论，实际上本体论这个概念自出现以来就从来没有完全或充分地在“存在论”的意义上使用，因为近代哲学的本体论或近代哲学意义上的形而上学既不是以存在为其对象亦不是以范畴为其对象，而主要以实体为其对象。如前所述，存在论与形而上学并非就是一回事，以后我们将看到，本体论与存在论、形而上学也是有所不同的。 有鉴于此，我们仍然约定俗成地使用“本体论”这一概念，不过当我们这样使用“本体论”时所意指的既不是存在论也不是形而上学，而主要指的是近代哲学中的本体论。

中世纪经院哲学是柏拉图主义和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混合物。一般说来，柏拉图的理念论其理论结构具有等级性的特征，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则是以实体为中心的范畴体系，前者严格按照地位的高低排列理念的秩序，后者则类似某种网状的系统。经院哲学一方面致力于通过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方法来论证上帝的存在，另一方面为了体现上帝的超越地位又将形而上学范畴体系中的实体提高为哲学的最高对象，而近代哲学则在希腊哲学和基督教哲学的双重影响之下，形成了富于近代特色的形而上学或本体论。

如果说古代哲学主要关心的问题是“存在是什么”，那么可以说近代哲学更关心的是“我们能够认识什么”或知识的根据问题，这就是所谓“认识论的转向”。当然，在存在论与形而上学之中并不是不存在认识论的问题，只是由于古代哲学的朴素性和直观性使哲学家们相信“作为思维和作为存在是一回事”、存在的存在方式就是范畴，所以认识论问题在古代哲学中似乎是隐而不显的。随着人类认识活动的逐步深入，人们终于意识到在我们对事物的认识与事物本身之间存在着差异，于是近代哲学家们便致力于通过认识论的研究来解决两者之间的同一性问题，因此认识论问题就成了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甚至构成了哲学的前提和出发点。在近代哲学的奠基者笛卡尔那里，不是“存在”而是“我思”构成了形而上学的“第一原理”或基本出发点，这不仅开创了近代哲学的主体性原则，而且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近代本体论的主要对象，即上帝、我思和物体。从此之后，一切哲学问题都必须经过认识论的证明，不过也正是由于认识论上的难题，最终使近代本体论陷入了困境之中。

在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的影响之下，近代哲学形成了一种机械论的自然观，从而使近代本体论自一开始就蕴含着深刻的内在矛盾。当时的科学家哲学家在自然科学伟大成就的鼓舞之下不止一次地发出“给我物质，我就能创造出宇宙来！”的豪言壮语，因为在他们看来，科学已经发现了宇宙自然之统一的规律或法则，这就是事物之间相互作用的自然因果律。然而，事物之间因果性的机械运动虽然可以用来解释自然现象，但却无法用来解释使自然成其为自然的最高原因亦即实体，因而这个机械运动着的自然还需要一个超自然的原因，一个第一推动者，一个造物主，或曰上帝。但是本体论一方面造成了自然与实体这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之间的分离与对立，而另一方面却又难以将它们协调一致。不仅如此，由于近代哲学将亚里士多德的实体从形而上学的范畴体系中独立了出来而看作本体论的最高的甚至是唯一的对象，如何认识和把握这个超验的存在亦成了哲学的根本难题。我们的认识能力或许能够认识自然－－实际上这种观念后来经过经验论和唯理论之间的争论也被证明是成问题的，但是在实体问题上却失去了效用。如果我们不能从认识论上证明实体的存在，那么本体论归根到底就无法完成从哲学上解释宇宙的任务。结果，近代本体论最终陷入了困境之中。

正是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下，在德国古典哲学之中出现了复兴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趋向，这或可看作是本体论向形而上学的复归。当然，这种复归并不是简单的重复，因为德国古典哲学毕竟是在近代哲学之主体性原则的基础上重建形而上学的。

如前所述，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存在有多种意义，存在是什么的问题必须通过存在的意义或存在方式来回答，而存在的存在方式就是范畴，具体说就是实体（ousia）、数量、性质、关系、何地、何时、所处、所有、动作和承受等十个范畴，一切事物的存在性质都可以由此而得到解释和说明，因而形而上学乃是一个范畴的体系。在近代哲学中，康德深入研究了亚里士多德的范畴学说，首次将他的十个范畴改造为量、质、关系、样式四组十二个知性范畴，建立了“先验逻辑”。康德主张我们只能认识由一切可能经验的总和构成的现象界，不可能认识物自体或本体界，而知性范畴作为主体的先天认识形式对于作为现象界的自然具有立法作用，从而以“内在化”的方式有条件地实现了亚里士多德关于范畴是世界的逻辑结构的设想。此后，黑格尔向形而上学希图成为科学的最高理想发起了又一次或许也是最后一次冲击，他在批判地继承康德的范畴学说的基础上融合了古代哲学客观性立场与近代哲学主体性立场，在此基础上全面恢复了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理念。

就形而上学的历史演变而言，亚里士多德与黑格尔是两座遥相呼应的历史丰碑，我们可以称亚里士多德为古代哲学中的黑格尔，而把黑格尔称为近代哲学中的亚里士多德，用黑格尔的术语说，两者就好像一个从潜在展开为现实的“圆圈”。亚里士多德关于形而上学的许多思想，例如形而上学是一个范畴的体系、潜能与现实之间的运动和生成的辩证关系等等，在黑格尔哲学中被发挥得淋漓尽致，当然这一切都是在近代哲学之主体性原则的基础之上实现的。在黑格尔看来，“实体即主体”，宇宙之最高的根本实在－－他称之为“绝对”－－自身就是能动的，它与宇宙本为一体：绝对是潜在的宇宙，而宇宙则是现实的绝对。不仅如此，绝对从潜在到现实的发展过程最终是通过人类精神的认识活动实现的，换言之，人类精神的认识活动并不是发生在绝对之外的事情，实际上人类精神乃是绝对精神的实际存在（Dasein），因而人类精神认识绝对的过程就是绝对自我认识、自我完成、自我实现的过程。如果我们把人类精神认识绝对的历史亦即哲学史加以纯化，就得到了一个由诸范畴所组成的形而上学体系，任何一个范畴即使是“存在”或者“实体”都不过是其中的一个阶段或环节，唯有全体才是真理。于是，黑格尔便以历史与逻辑一致的原则和形而上学、认识论、辩证法、逻辑学同一的方式，建构了一个以存在为开端的庞大恢宏的范畴体系。至此，形而上学的基本结构亦即诸范畴的统一的有机的理论体系在辩证的客观唯心主义的基础上便获得了充分的建构和论证。

我们通常说黑格尔哲学既标志着形而上学的完成亦标志着形而上学的终结，其实这一论断并不十分确切。在黑格尔哲学那里，古典哲学形态的形而上学或许终结了，然而构成了西方哲学之深厚基础的形而上学毕竟源远流长，实际上至今仍然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20世纪以来，尽管与古典哲学相比，现代西方哲学已经面目全非，焕然一新，但是人们用了将近一百年的时间依旧尚未彻底消除形而上学的影响，它的顽强生命力由此可见一斑。

四、形而上学的历史演变

以上我们从巴门尼德的存在论、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近代的本体论和黑格尔哲学等几个方面简单回顾了形而上学历史演变的大致过程。显然，当我们把形而上学看作是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的时候，这意味着形而上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历史阶段上其表现形式是有所不同的，而当我们把这些不同的形态一同纳入形而上学的历史演变的时候，又意味着它们都可以归于形而上学的名下，因而对此还需要作一些说明。

首先，无论是巴门尼德的存在论、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还是近代的本体论和黑格尔哲学，它们相互之间的确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差别，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它们亦有着某些一脉相承的共同特征。仅就对象而论，巴门尼德的存在论所研究的对象是存在而且是“一个”整体性统一性的存在；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所研究的是存在的存在方式或范畴，它是一个由诸范畴组成的范畴体系；而近代哲学的本体论则主要以“实体”为对象。然而就它们之间的关系而论，这些看似不同的对象实际上都可以归属于一个共同的“对象域”或“问题域”。一般说来，无论是存在、范畴还是实体，它们所表征的都是在逻辑上使存在者成其为存在者、使事物成其为事物、使宇宙自然成其为宇宙自然的最根本最普遍的本质共相，而且人们通常都称它们为形而上学。因此，我们可以将它们都纳入广义的形而上学之中。

不仅如此，从巴门尼德的存在到亚里士多德的存在的存在方式亦即范畴，从亚里士多德的范畴体系到近代哲学本体论的实体，其间传承和演变的关系是十分明显的。

如前所述，亚里士多德与巴门尼德一样将哲学所研究的对象规定为“存在本身”或“作为存在的存在”，但是经过苏格拉底－柏拉图理念论的“洗礼”，他所理解的“存在”已经不再是巴门尼德的“存在”了。经过深入的分析和研究亚里士多德发现，存在不是“种”，存在是不可定义的，而且存在有许多种意义。所以亚里士多德比较成熟的观念－－当然这是我们从逻辑上的推测，应该是从研究存在的意义或存在方式来着手解决存在问题，由此便形成了他的形而上学范畴体系，而另一方面“实体”在他的范畴体系中亦的确具有独特的地位，它是范畴体系的“中心”，这就为日后实体成为本体论的主要对象埋下了伏笔。由于中世纪经院哲学的神学背景，亚里士多德主义与柏拉图主义相混合，确立了一种关于宇宙的等级秩序，形而上学范畴体系中的实体逐渐与其他范畴分离开来，具有了特殊的地位，而且在诸实体中一定有一个最高的实体，唯当如此才能与上帝之至高无上的地位相称。在此之后，近代哲学机械论的自然观进一步使实体与自然分离开来，这就使实体独立地成为本体论的对象。由此可见，从存在到范畴，从范畴到实体，的确有某种传承和演变的关系。当然，我们说形而上学有一个“演变”的过程，这并不意味着它的“演变”过程就是“进步”的过程。不仅从亚里士多德的范畴体系到近代本体论的实体不一定就是“进步”－－黑格尔哲学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从近代本体论向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复归”，而且从巴门尼德的存在论到亚里士多德的范畴体系也不一定就是“进步”－－海德格尔就主张重提存在问题。

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促使形而上学发生了这样的历史演变呢？

毫无疑问，促使形而上学发生历史演变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例如社会、历史、文化、认识、语言等方面的原因。不过其中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构成了西方哲学之基础的科学思维方式。

我们曾经指出，西方哲学自希腊哲学开始就以追求知识为其最高的理想目标，从而确立了一种科学思维方式。所谓“科学思维方式”也可以称作“科学主义”或“理性主义”，其基本特征就是将理性通过概念范畴的方式来把握事物的本质、法则和规律的认识能力看作是人类把握宇宙自然的根本手段，其目的是形成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知识。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求知是人类的本性。自然哲学家们追问宇宙自然的本原是为了知识，他们的认识活动促成了希腊哲学的诞生，而巴门尼德也正是因为知识的缘故而扭转了哲学的方向，摒弃了自然哲学的道路，提出了他的存在学说。柏拉图在无法解决可感世界与理念世界之间的关系问题时仍然顽固坚持理念论的立场是为了知识，亚里士多德建立形而上学，以范畴体系作为世界的逻辑结构也是为了知识，而近代哲学本体论企图认识和把握实体同样是为了知识。由此可见，哲学家们苦心孤诣孜孜以求希图实现的最高理想就是使哲学成为普遍必然的知识，成为科学乃至“科学之科学”，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这几乎构成了西方哲学最根本的甚至是唯一的目的。从这个角度看，形而上学的对象从存在、范畴到实体的演变，与西方哲学认识论思想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如果就知识而论，当巴门尼德确定存在作为哲学的对象的时候，仅仅笼统地说思想与存在是一回事显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我们一定会进一步追问“存在是什么”的问题。亚里士多德正是因为存在不是种而且存在有多种意义而把存在问题具体化为存在的存在方式即范畴的问题。对近代哲学来说，由于在这个范畴的体系中“实体”居于中心地位，而其他范畴大多在自然哲学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于是实体终于从诸范畴中脱颖而出独立出来，构成了本体论的认识对象。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西方哲学的科学思维方式乃是形而上学赖以产生和繁荣的重要原因，不仅如此，它同样也是形而上学最终衰落的根源。对此，我们可以通过科学、宗教和形而上学三者之间的关系作一些简要的说明。

在科学、宗教和形而上学这三类不同的意识形态之中，科学亦即自然科学其功用和目的在于认识自然，宗教所关心的乃是以信仰的方式满足人类的某种“终极关怀”，而形而上学则处于两者之间，它一方面源于人类理性的“终极关怀”因而其对象具有超验的特征，但另一方面它所使用的方法却又与科学相同，那就是科学思维方式。作为一种有限的理性存在，人类生命有限但却向往永恒。有限与无限、暂时与永恒、现实与理想、此岸与彼岸之间的巨大矛盾永远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难题，形而上学的产生亦可看作是人类理性企图以科学思维方式解决这个难题的一次伟大而悲壮的尝试。众所周知，西方哲学所形成的科学思维方式的确取得了伟大辉煌的成就，不过这一成就主要不是体现在哲学领域而是体现在自然科学领域。因为无论这种科学思维方式具有多么强大的力量，它毕竟有相应的适用范围，换言之，科学思维方式自有它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就在于它是在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之间存在着差别的基础上来谋求两者的统一，这就形成了主客二分式的认识论框架或格局。科学思维方式或许在对于自然的认识方面是有效的，这有自然科学为证。但是由于我们的认识毕竟有来自各个方面的限制，因而在对于自然本身、存在本身或实体本身的认识上就出现了问题，形而上学自始至终无法像自然科学知识那样形成普遍必然的知识而总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就是最好的证明。当哲学家们试图通过理性认识来把握超验的对象时，他们就使科学思维方式超出了它的适用范围。实际上无论是在古典哲学之中还是在现代哲学之中，人们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其焦点就在于此。因而从形而上学诞生之日起，就已经注定了它必然衰落的命运。

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形而上学虽然衰落了，但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直到今天它仍然以各种方式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和影响。以逻辑经验主义和存在哲学为例－－虽然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它们都已经“过时”了，但是就它们对待形而上学的态度而论，我们可以视之为具有代表性的“典型”。尽管两者对形而上学都采取了批判的态度，而且都主张形而上学不是科学，不过前者批判形而上学的立场极为激进，它要求彻底抛弃形而上学，而后者在批判形而上学的同时却试图重提存在问题。这其中的分歧就在于，逻辑经验主义以科学知识作为评判形而上学是否可能的标准，因而认为形而上学没有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而存在哲学例如海德格尔批判形而上学的目的则恰恰要维护的是形而上学问题的非科学性，他认为正是由于形而上学企图成为科学注定了其必然失败的命运。显然，前者努力维护哲学的科学性实际上是继承了形而上学之科学思维方式的基本精神，后者强调哲学的非科学性却是为了维护形而上学对象或问题的意义与价值。不恰当地说，一个继承了形而上学的科学方法，而另一个则继承了形而上学的问题。

我们以为，形而上学之所以直到今天仍然尚未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其根本原因是因为人类理性不可能不关注所谓“终极关怀”的问题，而这正是产生形而上学的根源所在。换言之，即使以往的形而上学走错了路，形而上学的问题却依然可能是有意义的。在这个问题上，康德的态度也许更合理。在《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一书中他指出：以往的形而上学虽然是虚假的，但是形而上学作为人类理性的一种自然倾向却是实在的。就此而论，“人类精神一劳永逸地放弃形而上学研究，这是一种因噎废食的办法，这种办法是不能采取的”，因为世界上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有形而上学，每个人尤其是善于思考的人都需要形而上学。[11]

形而上学历经演变，终于在主宰西方哲学2000多年之后衰落了。然而无论合理还是不合理，它都有可能变换各种各样的形式继续存在下去，因此研究形而上学仍然是哲学的重要任务。

[1]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983b8－14（《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七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3－34页）。

[2] 巴门尼德：残篇2。苗力田主编《古希腊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92页。

[3] 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中译本，第71页。

[4]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1003a 20－33（《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七卷，第84页）。

[5]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1060b34（《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七卷，第245页）。

[6]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1017a25－26（《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七卷，第121页）。

[7] 参见汪子嵩：《亚里士多德关于本体的学说》，三联书店1982年，第101页。

[8]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59年中译本，第277页；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中译本，第15页。

[9] R.艾斯勒：《哲学概念辞典》，柏林1929年第2卷，第344页。Eisler，Rudolf. W?rterbuch der philosophischen Begriffe ， Berlin 1929. zweiter Band， S344.

第5篇：自然哲学的基本方法范文

关键词：马克思；博士论文；自由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9166（2011）026(C)-0222-01

马克思在其博士论文题目为《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这篇论文比较了德谟克利特与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一些差别。肯定了伊壁鸠鲁对原子偏斜运动和人的主观自由的论述。

马克思在论文中反驳了认为伊壁鸠鲁与德谟克利特相同的观点。这其中最大的不同就是原子是否做偏斜运动。结论不同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两者对所研究的客观对象所采取的态度不同。德谟克利特认为人对自然现象的判断是不可靠的，而伊壁鸠鲁则认为感性世界是可靠的。正如马克思在文中所说，“当德谟克利特把感性世界变成主观假象时，伊壁鸠鲁却把它变成客观现象”[1]。这种对自然哲学的态度还可以从伊壁鸠鲁遗存下来的基本要道中看出：

“如果天空中的怪异景象不会使我们惊恐，死亡不令我们烦恼，而且我们能够认识到痛苦和欲望是有界限的，我们就根本不需要自然科学了。

如果不清楚地认识整个自然，一个人就不能在最关键的事情上消除恐惧，就会生活在神话造成的恐惧中。所以，如果没有自然科学的话，就不会获得纯净的快乐。”[2]

德谟克利特试图获得对客观自然现象的认识，而伊壁鸠鲁的研究更多地服从其伦理学目的，使人克服对未知的恐惧，进而使人得到内心的平静。不仅其自然哲学的观点，他的反宗教的思想也是基于这种目的。伊壁鸠鲁认为人要取得幸福应该更多地借助自身的力量，人需要的外部的东西并不多，只要人克服了恐惧、欺骗、就能实现自由。

这种靠人的观意志达到自由幸福得到了马克思的认同。与斯多葛伦理学更多强调宿命不同，这种伊壁鸠鲁的观点更多地强调人的自我意识在实现自由方面的作用。但是，马克思不断探索很快放弃了用伦理学方法去探讨人的自由。发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论，作出了社会主义必将代替资本主义的结论。号召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剥削阶级，建立工人阶级执政的政府。从而从根本上保障更广大人民的自由。而只有这种阶级性质的国家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民主。在剥削阶级社会，自由所赖以存在的外在条件是不存在的，尤其是在马克思所在的早期资本主义社会，工人往往受到资本家的残酷剥削。要争取自由首先应该改变不合理的社会现状，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只有无产阶级掌握了生产资料，自由的实现才有可能。

经济社会在不断变化，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本质有了新的认识。为实现每个人自由的客观条件相较以前已有了重要的改观。一方面我们需要进一步改善民生，使实现自由的客观条件更加有利。另一方面，也许是当今社会更需要解决的是人的主观自由的问题。自由从来不是被人赐予的，而是一种被人的主观意识感受到的。这样就回到了伊壁鸠鲁与马克思所思考过的命题，在唯物主义条件下人的自我意识自由的问题。如果没有了神佛我们该如何克服似乎与生俱来的恐惧、不安与。

终极关怀是古往今来许多人探讨的主题。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人的存在在于人的感觉和思维能力。外部的身体感觉似乎总给人带来痛苦，这样人只有借助于自己的思维能力来获得存在的愉悦。于是亚里士多德把幸福定义为一种理性的沉思活动。认为人应该过一种与获取知识相关的活动。也即是与人的思维相关的科学、艺术等的创造。更多的人过这样的一种生活的社会，才能是一个文明发达的社会，才是每个人自由自足的社会。

当前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在这样的社会体制下，实现每个人的客观自由的条件在迅速改变。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我们更应该思考人的主观自由的问题。也正如其在博士论文的出版序言中所说的，“他们是自我意识的哲学家。这篇论文至少将表明，迄今为止这项任务解决得多么不够”[3]。

通过以上对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分析，我们可以作出以下结论：1、马克思的博士论文是马克思探讨人的自由的开始，并从伊壁鸠鲁的哲学开始思考在唯物主义条件下人的主观自由的问题。2、可以把马克思早期对自由的探讨称为自我意识自由的探讨。把后期借助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论思考自由称为外在自由的探讨。3、当实现自由的客观条件逐渐实现的时，我们应该更多地寻找实现人的主观自由的条件。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实现文化的发展繁荣，并让更多的人享有文化发展繁荣的成果。

作者单位：汕头大学法学院

作者简介：郭随磊，汕头大学法学院2009级行政管理专业。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22页.

第6篇：自然哲学的基本方法范文

答：研究对象：第一，自然界存在和演化的一般规律以及人与字眼的关系，即自然界的辩证法。第二，人类通过科学技术实践活动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一般规律，即科学研究的辩证法和技术研究的辩证法。第三，作为一种认识现象和社会现象的科学技术发生和发展的一般规律，即科学技术发展的辩证法。

内容：由四个部分组成，即自然观，科学技术观、科学技术方法论、科学技术社会论。

2.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基本内容及其意义？P14

答：基本内容：全篇共四束，辩证法和自然科学，自然研究和辩证法，自然界的辩证法，数学和自然科学，恩格斯不仅系统地论述了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同时还论述了科学技术的本质，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科学认识论的有关问题，从而确定了自然辩证法理论体系的总体框架。

意义：自然辩证法的创立，是人类自然观，科学技术观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发展中的划时代变革。

3.古代朴素自然观有什么特点？P38-39

答：古代的朴素自然观表现为对自然的本性、特质、运动、联系与演化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究，甚至有些思想已经进入到相当精深的层次。然而，由于科学水平的限制，它缺乏对自然从细节上进行精确描述，最终体现为以整体概观代替局部解析，以思辨玄代替真实过程，以神化人性代替自然规律。总的来说是具有直观性、思辨性和猜测性的特点。

4.

为什么把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的发表看作是近代自然科学产生的革命性标志？P40

答：《天体运行论》的主要观点有：太阳是宇宙的中心，各行星都围绕太阳公转；地球自身在自转的同时也绕日公转，从而形成昼夜和四季；月亮绕地球公转，是地球的卫星；这些理论从根本上动摇了维护基督教神学的创世理论的“地心说”。“日心说”的创立实现了天文学上的革命，给宗教神学以沉重打击。

谓近代自然科学的产生其实也就意味着自然科学打破基督教神学的束缚,从基督教神学中脱离出来,拥有了它独立的发展体系.

说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问世标志着近代自然科学的产生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其提出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太阳才是宇宙的中心（当然这个结论也是错的,当时限于技术水平没办法）,不是太阳围着地球转,而是地球围着太阳转,这就打破了以前基督教神学中地球中心论的固有理论,是首次打破基督教神学的行为,因此其就标志着近代自然科学的产生.

在哥白尼发表了“日心说”（就是《天体运行论》）之前,自然科学一直是宗教所掌控的，完全没有研究出自然科学的本质,反而愈发的将种种自然现象与宗教信仰、神权统治结合,成为教会控制人们思想的一种工具.

《天体运行论》否定了宗教对于自然科学的解说,开创了根于严谨思考和周密演算的真正的科学研究,发出了推翻神学统治,走自然科学工作者自己的路的呼声.

5.近代机械论自然观与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产生的原因是什么？P44

答：在16世纪至18世纪前期这一时期，不仅实现了天文学上的革命，并且在力学、数学和生物学等领域，也取得相当的研究成果，从而引起了自然观上的革命。人们开始从以往对自然界的整体、直观考察和认识转变到对自然界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近代自然科学的先驱者们把系统的天文观察和精确的数学计算结合起来，把物理实验和数学方法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于是，人类对自然界万物的认识便开始从古代以直观和思辨为主的自然哲学及认识论、方法论，发展到近代前期以观察、实验方法和数学方法相结合为主的认识论及方法论，并形成与这一历史时期自然科学计算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机械自然观和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

6.康德关于太阳系起源的“星云假说”理论的哲学意义？P49-50

答：康德认为：“宇宙是物质的，星云物质是宇宙的原始状态。”他这种人为地球和太阳系是在时间进程中逐渐生成的观点即是对宗教神学的创世论的批判，同时也是对机械论的宇宙观和牛顿的“神的第一推动力”的思想做了有力地批驳。在科学发展历史上，康德的“星云假说”是第一个科学的天体起源学说，这不仅为现代天体演化奠定了基础，也有里地推动了其他自然科学领域的发展，因为在康德的发现中包含着一切继续进步的起点。

康德关于所有现在的天体都从旋转的星云团产生的学说，是从哥白尼以来天文学取得的最大进步。认为自然界在时间上没有任何历史的那种观念，第一次被动摇了。…康德在这个完全适合于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观念上打开了第一个缺口。

7.黑格尔自然哲学的意义及其局限性？

答：黑格尔的自然哲学是先验主义怪想或粗鄙的理论。这一点对其他自然哲学也适用。自然辩证法给马克思以前的旧哲学一个致命的打击，以使得任何自然哲学都成了无用的和不可能存在的了。黑格尔不自觉地指示了一条走出体系迷宫而达到真正切实认识世界的途径，那就是循着实证科学和用辩证思维方法概括科学成果的途径，这条途径对我们来说是可达到的。自然哲学包罗万象，顽固地不承认自然科学从自然哲学当中分化出去，坚持用自然科学的充作自己的内容；自然辩证法则不是也不应该是这样。的自然辩证法是对黑格尔的自然哲学的否定。不仅如此，它还是对一切自然哲学的否定

8.简述人类社会四次科技革命及其意义？P49+

答：第一次科技革命（18世纪60年代---19世纪中期）又称工业革命，资产阶级统治在英国的确立

海外贸易、奴隶贸易和殖民掠夺积累了大量资本圈地运动的进一步推行造成了大批雇佣劳动力工场手工业的发展积累了一定的生产技术

18世纪中叶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资本主义殖民国家，国外市场急剧扩大。其历史意为，大机器生产成为工业生产的主要方式，工业革命创造的巨大生产力，使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工业革命以后，资本主义最终战胜了封建主义。率先完成工业革命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逐步确立起对世界的统治，世界形成了西方先进、东方落后的局面。

第二次工业革命是指19世纪中期，欧洲国家和美国、日本的资产阶级革命或改革的完成，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它的主要技术标志是电气化。第二次工业革命极大的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人类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科技、和生产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大大加强，垄断组织应运而生。第二次工业革命，使得资本主义各国在经济、文化、政治、军事等各个方面，发展不平衡，帝国主义争夺市场经济和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更加激烈。其历史意义为，促进了世界殖民体系的形成，使得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最终确立，世界逐渐成为一个整体；进一步增强了人们的生产能力，交通更加便利快捷，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扩大了人们的活动范围，加强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第三次科技革命是人类文明史上继蒸汽技术革命和电力技术革命之后科技领域里的又一次重大飞跃。第三次科技革命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和生物工程的发明和应用为主要标志，涉及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和海洋技术等诸多领域的一场信息控制技术革命。其历史意义为，第三次科技革命，使得科学技术大幅度提高，为世界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并使得全球的文化联系越来越密切，现代化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在学术上，出现了各学科之间的相互参透的新特点，新的学术与科技思潮不断涌现。当今的国际竞争主要是以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因此教育的战略地位日益受到各国的重视，出现了世界性的教育改革新潮。

第四次科技革命（20世纪后期），以系统科学的兴起到系统生物科学的形成为标志，系统科学、计算机科学、纳米科学与生命科学的理论与技术整合，形成系统生物科学与技术体系，包括系统生物学与合成生物学、系统遗传学与系统生物工程、系统医学与系统生物技术等学科体系，将导致的是转化医学、生物工业的产业革命。发展新能源被看成是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核心任务。

9.分析列宁哲学物质定义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意义？P77

答：历史背景：到了机械自然时代，物质被认为是按力学规律运动的微粒。20世纪对于物质结构探索取得的一系列成就是人们认识到物质本身的概念只具有先对的意义，从前认为是绝对的、不变的、基本的物质特性正在消失，无知的唯一特性就是它的客观实在性，它存在与我们的意识之外。在20世纪初物理学革命期间，在反对形形的唯心主义，特别是在反对马赫主义的斗争中，列宁提出了科学的物质定义。

意义：列宁的物质定义是对一切物质属性的最广泛的哲学概括，它舍弃了各种物质形态所特有的个性，仅仅保留了“客观实在性”这一为一切物质形态所具有的共性，揭示了一切物质形态的共同本质，使“物质”的概念不仅适用于已发现的各种具有实体形态的物质，而且适用于一切尚未被发现的物质形态，也包括不以人的感觉而存在的自然界各种现实的关系、过程等非实体形态的物质。

10.论述系统的特征及其哲学意义？P81

P87

答：所谓系统，是有若干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要素构成并具有一定功能的有机整体。

特征：第一，物质系统的整体性特征。第二，物质系统的层次性特征。第三，物质系统的动态性特征。第四，物质系统的开放性特征。第五，物质系统的功能性特征。第六，物质系统的结构性特征。第七，物质系统的稳定性特征。

哲学意义：系统的整体性、层次性、动态性、开放性、功能性、结构性、稳定性是它的基本特征。第一，物质系统首先是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第二，系统的各部分是一个具有层次的整体；第三，物质系统又是一个运动变化着的有层次的整体；第四，系统与环境的关联性，相对于系统之外的环境而言又表现了物质系统的外部功能；第六，物质系统是一个有层次的系统结构；最后，这个系统又是一个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有机结构系统。

11.如何理解恩格斯“劳动创造人”的命题？P109-110

答：从生物学上看，“劳动创造人”的命题包括：用进废退、获得性遗传和通过获得性遗传形成新的物种。显然，这种观点正是拉马克学说的基本内容。但是现代生物学已经否定了拉马克学说。因此，“劳动创造人”的命题失去了其生物学根据。但是，这个命题的意义不在生物学中，而在社会学中。人不仅具有生物学属性，也具有社会学属性，由于人的本质不在其自然属性和生物特征而在其社会性，“劳动创造人”的命题就必须从社会写的角度加以理解，即不是从进化论的角度去理解，而是从唯物历史观的角度去理解。我们今天研究恩格斯的文章时，如果忽略了从“政治经济学家~~~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这段长长的定语，而只抓住了最后那几个字不放，仍然拘泥于恩格斯的那些具体论据而忽略了恩格斯写作这篇文章的主旨，我们就是在犯一个十分可笑且更加严重的错误。“劳动创造人”的真实意义和革命性质，在于它依据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正确地说明了劳动在这一过渡时期的巨大作用，在这一过渡时期，从猿到人的生物学进化已经基本完成，这时的“人”，脑容量不断增加，直立行走方式已经确立，手足明显分化。虽然这时的“人”只有人的形体，而无“人”的实质，但生物学的性状却为劳动准备好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在其后的漫长岁月里，我们的祖先们偶然利用石块、木棒等自然物作为工具的行为，随着经验的积累，最终演变了制造工具的劳动，实现了从猿到人的飞跃，所以，“劳动创造人”，并不是说劳动创造了人所特有的生物性状，而是说劳动创造了所特有的生存方式，这种生存方式，最终将人和其他动物区分开来。

12.如何用实践的观点来理解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P143-144?

答：是具体地吧人与自然作为统一的整体，在时间的基础上实现人的自然化和自然地人化的辩证统一。一是，人与自然的对象关系。这种对象关系应当是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这种对象关系表明人对自然既具有受动性又具有能动性，通过人的活动即实践使这种受动与能动的关系得到统一。二是，实践是人与自然关系的纽带。人通过实践活动，发挥出人的本质力量；实践是人与自然之间相互关系的中介和纽带，实践既使“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又使“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成为可能。三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在。在认识自然界的时候不能把人和人的作用排除掉，只有从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角度，自然界才是可以理解的。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要把世界作为实践去理解的含义。反过来，现实的社会不能脱离自然去理解。它是在自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的存在和发展依赖于自然界。按照这种历史观去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最终必然会得出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和谐共在的结论。

13.

生态危机产生的原因有哪些？(P152)‚与人类活动有什么关系？（论述）

答：‚生态危机主要由于人类的活动导致局部地区甚至整个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严重破坏，从而威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一个世纪以来，由于世界人口的增长，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加上战争和社会**，人类干预自然界的规模和强度不断地扩大和深化，全球多处出现森林覆盖面积缩小、草原退化、水土流失、沙漠扩大、水源枯竭、环境污染、环境质量恶化、气候异常、生态平衡失调等等现象。例如20世纪30年代美国西部由于滥垦滥牧，植被遭到破坏，导致三次“黑色风暴”的发生。1934年5月9～11日的“黑色风暴”以每小时100多公里的速度，从美国西海岸一直刮到东海岸，带走3亿多吨表土，毁坏数千万亩农田。50年代苏联盲目开荒，也先后出现过几次“黑色风暴”，使3亿亩农田受害。非洲撒哈拉大沙漠在1968～1974年期间，每年向南延伸50公里，使萨赫勒地区生态平衡遭到严重破坏，直接威胁当地人民的生活和发展。

中国当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平衡遭到破坏的情况也已相当严重。从东北的第二松花江到南方的珠江，许多河流、湖泊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污染。因为不合理地围湖造田，使湖泊的面积缩小。由于森林或草原破坏，中国历史上形成的沙漠化土地达12万平方公里，近数十年来又有所增加；全国水土流失面积已达9亿亩。这些都说明生态平衡已遭到严重破坏，如不及时采取对策，将会导致不堪设想的后果。

生态危机有其发生和发展的过程。这种危机在潜伏时期往往不易被察觉，但危机一旦形成，几年、几十年、甚至上百年都难以恢复。因此，当它还处在潜伏状态时就应该提醒人们警觉起来。生态平衡的破坏主要是人为造成的，也将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被克服和消除。

14.如何正确理解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理？P168-170

答：可持续发展思想是人们在对生态环境危机的反思过程中，针对人类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可持续状况提出来的。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它包括两个重要概念一是“需要”尤其是世界上贫困人口的基本需要；二是“限制”技术状况和社会组织环境满足眼前和将来需要的能力是假的限制。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就其社会观而言，主张公平分配；就其经济观而言，主张在保护地球自然系统基础上的持续经济发展；究其自然观而言，主张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有：1.持续性原则，2.共同性原则，3.公正性原则。

15.科学的含义及特征？P178-184

答：科学是一种人类活动，是人类运用特有的理论思维能力和理论思维方法去认识、研究并通过人类实践活动探索自然、社会和精神的奥秘，从而获得关于世界的规律性的认识，并在此指导之下去改造世界、造福人类的活动。基本含义：第一，科学是一种反映客观事物事实和规律的系统化、理论化的知识体系。第二，科学又是一种形成和创造知识的特殊认识活动。第三，科学是一种社会建制。

特征：1.科学的客观性与实践性2.科学的理性特征3.科学具有可检验性4.科学的系统性5.科学的探索性和创造性6.科学的共享性和通用性7科学的生产力特征。

16.技术的含义及特征？P192-194

答：技术定义为人类为满足自身的需要，在人的生产与生活实践活动中根据实践经验或科学原理所创造或发明的各种手段和方式方法的总和。

特征：基本特征，第一，技术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技术是人类社会需要与自然物质运动规律结合的产物。技术还具有省会特征，人类的实践活动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社会属性的特征。技术的发展过程和技术的同时也会受到社会诸多因素的制约。技术具有协作性和传承性，技术活动只有在人们之间的共同协作下才得以产生和实现。第二，技术是人的主体要素和自然界客体要素的统一过程。第三，技术的发展有一个潜能到现实形态的转化发展过程。第四，技术是生产力的重要构成要素，是社会生产力性质和水平的重要标志。

17.如何理解科学与技术的相互关系？P196-199

答：科学与技术反映了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界的关系与能力。科学与技术相随相伴，共同推动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进步。科学与技术之间尽管有着极其密切的辩证统一关系，但是科学与技术却有着本质性的区别。第一，科学与技术的目的和任务不同。第二，科学与技术的过程及从事工作的主体各有其特点和不同。第三，从科学与技术表现的形态上看也有所不同。第四，科学与技术的管理方式、管理方法不一样。第五，科学革命与技术革命表现不同。第六，科学与技术同社会的相关复杂程度不同。

科学与技术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二者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影响，共同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与发展。首先，技术的进步与发展为科学研究提出课题并提供必要的物质手段和条件。其次，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和进步更加依赖于技术的推动和支持。再次，科学研究和科学成果又指导和促进了技术的发展，科学策划能够为技术的先导并不断转化为技术。

18科学技术发展的内在机制和外在条件是什么？P201-210

答：内在机制：科学发展的内在机制，1.科学理论与科学实践的矛盾。2.科学发展中科学继承与科学创新的矛盾。3.科学理论内部的矛盾。技术发展的内在机制，1.技术目的与技术手段的矛盾是技术发展的直接动力。2.技术实践与技术规范的矛盾。3.科学进步是技术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外在条件：1.社会经济基础2.社会政治环境3.社会教育条件4.社会文化氛围。

19.如何理解科学认识的系统结构？P232-234

答：科学认识首先是精神生产活动，这就要求在科学的人事活动和过程中充分发挥科学认识系统中的各种要素的作用，这其中最基本的要素是人事主体、认识客体和实现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相互联系的认识中介。科学认识是对事物本质与规律的理论认识。科学人事既是认识活动，又是认识成果。作为认识活动，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作为科学认识是信息获取和信息转换的过程。二是科学认识所需要的信息是科学认识的原始资料，作为科学认识对象的物质世界是这种信息的最初源泉。科学认识是一个系统，这个系统是由认识的主体、认识客体和实现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相互联系的认识中介三个有机组成部分构成的。科学认识的过程是科学认识主体、科学认识客体和科学认识中介这三大要素相互作用的过程。作为认识成果的科学认识不同于非科学认识，具有真理性、系统性、精确性的特点，三者缺一不可。

20.如何理解科学发展中主体批评性精神和思维品质？P242-248

245?

答：科学方法推动科学认识主体的形成。人的认识和实践的主观能动性理论为科学认识中发挥主体性思维原则提供哲学基础和认识论原则。批判精神是人类科学发展中最宝贵的精神。现代自然科学革命表明，科学的精神是批判，也即是不断扬弃旧的学说和理论，从而做出新的发明创造。主体性批判精神使创新人才很重要的个性特征。也是当代优秀人才实现知识和科技常新的极其珍贵的个性心理品质和人格特征。在知识和科技创新迅速发展并加快科技产业化过程中，是以人才知识的主体性投入和创造性生产的知识增值和重新整合为明显特征的，知识创意已成为生产经营活动的核心。事实上，人和真理性的认识和科学的结论都具有它的相对性。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人才是在科协批判思维指导下，在继承和创新中发展起来的。主题批判性思维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叛逆思维。在科学探索中，它要求以科学精神从不同视角和逆向思维研究事物。科学的批判精神和辩证的否定精神是科学发展和人才培养的关键所在。··

21.科研选题的含义和基本原则？P256-259

答：科研选题，就是要结合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形成、选择和确定研究的问题。

基本原则：1.需要性原则2.创造性原则3.科学性原则.4可行性原则。

22.如何理解科学研究中客观事实、经验事实和科学事实及其相互关系？262-264

答：科学事实是科学方法论中的一个重要范畴，从科学认识论角度看，科学事实既不同于客观事实，又不同于经验事实，是科学理论中所反映的客观事实和经验事实的辩证统一。科学事实是科学研究的基础。科学事实是科学认识主体关于客观存在的、个别的事物、现象、过程及关系的真实描述或判读。科学事实是科学认识的最初成果，属于认识的范畴，其内容是客观的，形式是主观的，是客观与主观的辩证统一。科学事实是人们将经过观察和实验所获得的经验事实经过科学整理和理论思维的事实。客观事实是指在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实际存在的事件、现象和过程。客观事实同科学事实之间既有联系又有本质区别。科学事实作为客观事实的反映，同客观事实具有统一性。客观事实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属于本体论范畴，它仅与客体的本性有关而与人所设置的认识条件无关。科学事实是客观内容与主观形式的统一，属于认识范畴，它即与客体的本性有关，也与人们所设置的认识条件有关。因此，对于同一客观事实的认识对象，在不同的认识条件下，可以获得清晰度、准确度不同的科学事实。客观事实无所谓正确与错误。科学事实是对客观事实的正确认识和反映。经验事实是指人们用某种语言、图像、文字对观察到的客观事实所作出的陈述或判断。经验事实存在着可错性，科学事实与客观事实、经验事实比较起来有着个别性、科学性、客观性和重复性、能动反映性等特点。

23.如何看待科学观察科学实验在科研组织中的地位和作用？267-275

第7篇：自然哲学的基本方法范文

关键词:周易;哲学思想;科学思想

中图分类号:C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7-0239-01

《周易》是我国五千年文明史的智慧之源,中华民族智慧的宝库,它传承几千年经久不衰。《周易》的历史几乎与中国文明史同久远,跨越过渔猎时代,畜牧时代与农耕时代,长达三千多年的历史,但它却无时无刻都在散发着智慧的光芒。

1 《周易》中的哲学思想

《周易》对古代哲学有着持久而深远的影响,主要是易传对易经所作的哲理角度的阐发。《易经》中蕴藏着哲学思维的萌芽,但是仅仅提供了向哲学体系发展的可能。《易经》把自然和社会的一切变化看作是由阴阳对立的交互作用而引起的,它包含着矛盾对立的概念和发展变化的概念。《易经》六十四卦中的太与否,损与益,既济与未济等正反卦都表明了易经把矛盾关系看作是客观世界普遍存在的关系,体现了原始的辩证思维方法。《易经》从卜筮迷信向易传的哲学体系转化是与春秋战国时期时代的需要以及传统的天命神学思想的动摇相关的。《易传》的哲学体系就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酝酿成熟的。

《易传》共有十篇,又称十翼。它提出了一个包括天道、地道、人道在内的广大的哲学思想体系,企图对自然和社会的普遍规律进行理论概括,但是这样一个抽象思辨的内容是利用了《易经》原有的卜筮框架来建构的。易传非常注意对立面的平衡和稳定,重视对立面的相互转化,强调发展变化。《易传》的作者用阴阳范畴全面解释了这一对基本符号,提出”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对立统一原理,其中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易传》认为,世界上的一切现象都具有阴阳的性质,不仅自然现象的气上有阴阳,天地、风雷、水火、山泽、有阴阳,社会现象上的君臣、父子、夫妇有阴阳,而且数学上的奇偶,品性上的刚柔,道德上的仁义,以及行为上的屈伸进退等也都有阴阳,天地万物的变化运动都可归结为阴阳两种势力的对立运动。其中一方面用“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来强调事物差别,对立变化中的作用;另一方面,又主张“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强调综合,统一在物体形态中的功效。《易传》中还提出了“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它指出肯定的论断包含着转化,而用“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来说明“变则通”,进一步指出了否定的东西和肯定的东西的联系。这些命题都朴素地表达了事物的发展是对立面矛盾而又统一的思想,构成了中国辨证法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

2 《周易》中的科学思想

中国在古代是世界上科学技术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几千年来,《周易》层次不穷的科技发明与创造,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物质文明的发展。

上古之时,先人们为了便于掌握天象,物像的变化创造了八卦,《周易》的八卦,六十四卦是从古天文学观测中发现的一套自然规律,它是《周易》的主体部分,河图、洛书、八卦、六十四卦中蕴含着科学的天时观。《周易》认为”日往而月来,月往而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这是天气气候变化的基本规律。《周易》与中医也是密不可分的,《周易》实为中医之源,对中国传统医学的影响深远,黄帝内经的五运六气学说,气化说阴阳五行说,干支学说都由周易而来,并且经过后人的不懈探索,在医学领域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周易》中的数学,最令人称奇的就是在六十四卦序列中,隐含了二进制的基本原理。我国历代治易者大多醉心于“象数”“义理”两途。而忽略了六十四卦所具有的数学本质。两千年后德国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茨对周易所包含的二进制作出了肯定的结论。此外,还有人用河图,洛书的图式来说明几何的三角定理和勾股定理。从化学的角度看,在易理指导下的炼丹活动使人们得到了一些物质变化的正确知识。反映在《周易参同契》中则有水银容易蒸发,也容易与硫磺结合;氧化铅能被炭还原成铅;几种不同的金属可以成合金,汞矿石可以制炼成红色的硫化汞;黄金很不容易氧化;物质起作用时的比例很重要等认识。“阴阳制伏”这一理论对我国古代化学研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第8篇：自然哲学的基本方法范文

“形而上学”（metaphysics）的原义是关于世界本原或事物发生发展的原因的学说，即关于世界本体论的学说。公元前1世纪亚里士多德吕克昂学园的第11代传人安德罗尼柯在编辑亚里士多德著作时，把亚里士多德的有关研究第一原因本身，即永恒的、非物质的、静止不动的存在的著作，放在研究世界运动变化的著作（physics）之后，取名为meta-physics，直译应为“后物理学”。由于在metaphysics中，亚里士多德研究讨论的是事物的终极原因，世界为何存在和如何存在本身的问题（亚里士多德自己把它称为“第一哲学”），而这些问题在人类的经验范围内是无法感知的、超验的，是看不到摸不着的，所以我们中国人就借用《易经》上“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一语，把metaphysics译为“形而上学”。值得指出的是，按照中国《易经》中的意思把metaphysics翻译成形而上学，并且按《易经》中的思想理解“形而上学”，其实与西方人自己对meta-physics的理解是有较大差异的。差异之一是，中国人认为“形而上”的东西是虚无缥缈和难以捉摸的，比如说“道”、“太极”、“元气”等，所以人们也无法用语言把它们的真实含义明确地表达出来，要想真正把握它们，只有通过直觉、内省、觉悟，即通过“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方法去体会；但西方人认为，尽管事物的本原、原理和事物背后的原因（柏拉图称为“理念”世界）是人类的感官无法感知的，但人类可以用理性思维去把握它、认识它（这也是古希腊人崇尚理性主义的重要原因）。差异之二是，中国人既然认为“形而上”的东西是难以把握的，因此就把“形而上学”看成是“玄学”（20世纪初有相当长一段时间metaphysics就译为“玄学”），看成是一种“天道”，而“天道渊微，非人力所能窥测”（阮元《畴人传》卷46）；但西方人认为，“形而上学”实质就是关于世界为何存在原因的学说，是世界存在本身或“第一存在”的学说，这种存在是其他所有存在的原因、前提或基础，因此，这种学说比其他任何学说都更高级、更基本、更实在、更富有智慧。总之，所谓“形而上学”本质上就是关于世界为什么存在、如何存在的原因的学说，这种学说尽管没有什么实用价值，也不讨论有关现象世界或感性范围内的认识，因而在人类的经验范围内也不可能得到检验，但它却是现象世界或感性认识的基础，一点也不“玄”，甚至比看得到摸得着的客观事物更实在。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有一门学问，它研究‘实是之所以为实是’，以及‘实是’由于本性所应有的秉赋。”〔1〕56而“为这门学术本身而探求的知识总是较之为其应用而探求的知识更近于智慧，高级学术也较之次级学术更近于智慧；哲人应该施为，不应被施为，他不应听从他人，智慧较少的人应该听从他。”〔1〕4那么，究竟什么是智慧呢？“智慧就是有关某些原理与原因的知识。”〔1〕5因此，形而上学知识是最有智慧的学问，是最高级的学术。

二、自然科学为什么必须以形而上学为基础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曾明确指出：“凡为每一个有些理解的人所理解的原理必不是一个假设；凡为有些知识的人所必知的原理当是在进行专门进行研究前所该预知的原理。”〔1〕62他还进一步指出：“一切事物悉加证明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将作无穷的追溯，而最后还是有所未证明的）；假如承认不必求证的原理应该是有的，那么人们当不能另举出别的原理比现在这一原理<矛盾律>更是不证自明了。”〔1〕63很明显，亚里士多德在这里所说的“在进行专门研究前所该预知的原理”或“更是不证自明、不必求证的原理”正是探索宇宙奥秘的基础或指南。而康德说得更清楚、更直接：“按其本义来称谓的自然科学首先是以自然的形而上学为前提的。”〔2〕5不用说，在亚里士多德和康德看来，进行科学研究或探索宇宙奥秘必须要以“形而上学”为基础、为前提。那么，究竟什么是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前提或基础呢？它们在自然科学中究竟居于何种地位或起何种作用呢？这当然是非常值得我们认真讨论的重要问题。“西方科学的本质在于，它是对自然现象产生原因的一种猜测或解释。”〔3〕比如说，地球上所有人凭感官或凭经验都知道“天冷的时候，水会结成冰”；都知道“天热的时候，食物容易变质，不能再吃，吃了变质的食物，人就会生病”；都知道“月有阴晴圆缺”等等。但古希腊哲学家认为，人类不能以获得这些感性知识为满足，而应探究它们背后的原因。亚里士多德就明确指出：“研究原因的学术较之不问原因的学术更为有益；只有那些能识万物原因的人能教诲我们。”〔1〕4然而问题是，人类可以凭感官感知到现象，但现象背后的原因却无法通过感官感知到，它只有通过猜测才能知道，这种猜测所依靠的就是“理性思维”，而理性思维的核心就是“合逻辑地推理”。所以说，对现象背后原因猜测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合逻辑推理的过程。康德之所以提出“人的理性为自然界立法”的口号，之所以把“人的理性为自然界立法”看作是“自然科学成为可能”的基础，正是这个意思。接下来的问题是，人类根据其理智法则进行合逻辑推理必须有一定的前提或基础，如果没有这些前提或基础，“合逻辑地推理”根本就无法进行。我们以阿基米德推导液体的浮力原理的过程为例进行分析说明。“木头、树叶等物体肯定有重量，但在河里它们都浮在水面上，并没有沉到水底”，这显然是铁打的事实，是所有人都知道的自然现象或经验。但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阿基米德通过猜测或合逻辑地推理，认为最好、最合理的解释是，“木头、树叶这些物体肯定受到向上的托力（或浮力），而且这一托力或浮力必定是由水产生的”，这是猜测或推理的第一步。既然木头、树叶这些物体在水中受到水对之向上的浮力，那么其他所有物体在水中必定会受到同样的浮力，否则是不合逻辑的，是不可思议的，这是猜测或推理的第二步。既然水对浸没在其中的物体有向上的浮力，那么所有液体，象水银、酒、油等，对浸没在其中的物体必定也有向上的浮力，否则同样是不可思议的，是不符合人类理智法则的，这是猜测或推理的第三步。这样一来，阿基米德在看到或观察到“木头、树叶等物体浮在水面上”的经验事实的基础上，通过一步步逻辑推理（即猜测），最终推导出了关于液体的浮力原理。笔者通过合逻辑地推理猜测，阿基米德当年“必定”是如此推演出浮力原理的。其实，普朗克也是在黑体辐射的所谓“紫外灾难”的实验结果的基础上，通过逻辑推理推导出“能量子”理论的；等等。这充分说明，西方科学知识其实都是人类根据自己的理智法则，通过逻辑推理（包括数学推理，因为数学本质上也是逻辑）获得的。不过，在这一系列严密的逻辑推理过程中，自始至终都必须有一个基本前提作为推理的基础，这就是“世界是统一的”：同一类事物的属性必然是相同的或一致的。而这一前提正是推导浮力原理的形而上学基础，没有这一基础，浮力原理将成为空中楼阁。阿基米德认为，如果木头、树叶这些物体受到水对之向上的浮力，那么其他物体在水中必定也要受到同样的浮力，这从何说起？有何根据呢？假如自然界中水只对木头、树叶有向上的浮力，而对铁块、石头就没有向上的浮力，咋办？阿基米德凭什么就认定水对木头、树叶如果有浮力，那么对铁块、石头必定也有浮力？这基于什么理由？（其实，这一问题与“休谟问题”密切相关）很显然，这一推理过程必须隐含一个前提：“世界是统一的”。这一形而上学前提对于浮力原理的推理过程而言，是绝对不可或缺的。如果没有这一前提，推理一步也不能进行，这样一来，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也就永远只能依赖于经验（这正是休谟所认为的）。实际上，西方科学的任何理论都有其相应的形而上学基础，正如康德自己所说，“只有那些其确定性是无可置辩的科学才能成为本义上的科学；仅仅只是具有经验性上的确定性的知识只能在非本义上称之为学问。”〔2〕3或者说，“一切本义上的自然科学都需要一个纯粹的部分，在它上面可以建立起理性在其中所寻求的无可置辩的确定性。”〔2〕4不言而喻，这个具有无可置辩确定性的纯粹部分正是自然的形而上学。大哲学家雅斯贝尔斯也明确指出：“一种纯粹的科学需要一种纯粹的哲学。”〔4〕德布罗意之所以提出“物质波”理论，爱因斯坦之所以提出光量子论、统一场论，摩尔根之所以把关于果蝇的遗传规律推广到一切生物物种等等，同样也都是以“世界是统一的”这一形而上学命题为前提的；哥白尼之所以大胆否定“地心说”，提出“日心说”，爱因斯坦之所以提出相对论，是基于“世界是简单的”这一形而上学前提；西方科学所有学科之所以都热中于寻找现象背后的原因，是因为西方人坚信，客观世界中的任何事物或现象都是作为原因的结果而存在的。为此，亚里士多德提出“四因说”对之进行解释。作为中国人，我们通过学习对西方科学的内容几乎都能够掌握，但遗憾的是我们对西方科学从何而来，西方人为什么会提出近乎“荒唐”的大爆炸宇宙理论、能量子理论、物质波理论，为什么热衷于用数学、实验、分析、类比等方法研究探索自然界，尤其是对西方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等等，都知之甚少。

三、对《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的深层理解

通过以上分析讨论我们终于搞清楚了，西方自然科学知识仅仅是人类理性思维的产物，这正是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所阐述的核心思想：自然科学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人的理性为自然界立法”；而人类在进行合逻辑推理的时候，必须以“自然的形而上学为前提、为基础”，而这正是康德的《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的核心内容；那么“形而上学”又是什么呢？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对之进行了详细阐述。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设想，如果有人问哥白尼，“我们大家（包括你自己）都感觉不到地球在动，你哥白尼却说地球和其他行星都围绕太阳转，而且速度那么快，这从何说起？有什么证据？你是怎么知道或你凭什么说地球和其他行星都是围绕太阳转的？”哥白尼的回答必定是，“柏拉图早就指出，可感的现象世界是变幻莫测的、是不真实、不可靠的，我们不能相信，而‘地心说’用80多个本轮和均轮来解释有关天文现象，显然不符合‘世界是简单的’这一基本原则，是不可思议的，上帝也绝不可能动用80多个本轮和均轮来创造宇宙。用‘日心说’取代‘地心说’解释有关天文现象，最符合‘世界是简单的、和谐的、在数上是成比例的’这一原则，因此宇宙必定如此。”无独有偶，大科学家爱因斯坦说得更清楚：“温和的形而上学者相信：逻辑上简单的东西不一定都在经验到的实在中体现出来，但是，根据一个建立在一些具有最大简单性的前提之上的概念体系，能够‘理解’所有感觉经验的综合。”〔5〕672这意味着，科学家在进行科学探索时，几乎一刻也离不开某种信念，而这一信念正是“自然的形而上学基础或前提”。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相信世界在本质上是有序的和可认识的这一信念，是一切科学工作的基础。这种信念是建筑在宗教感情上的。”〔5〕409他还说，“理论家的方法，在于应用那些作为基础的普遍假设或者‘原理’，从而导出结论。”〔5〕111爱因斯坦在这里所说的“作为基础的普遍假设或者原理”显然就是指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

四、从形而上学到实证科学

第9篇：自然哲学的基本方法范文

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全球进入知识经济新时代

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高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迅速转化，为全球社会化大生产和大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使世界各国为抢占科技、产业和经济的制高点，既进行着全方位的剧烈竞争，又进行着全方位的合作，不同社会制度、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国家，纷纷以科学技术为手段，进行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的调整，经济制度的大变革和经济增长方式的大转变，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知识经济将取代工业经济而登上全球经济形态的宝座。

政治全球化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经济全球化必然要求并带来政治全球化，要求政治上的合作和联合，要求建立更公正、更具同情心、更合理的世界新秩序，以确保越来越多的人受益，越来越少的人受害；要求确保和平和可持续发展是全球议程的首要目标和主题。当代科学技术和经济的发展为满足这种要求提供了可能。现在，东西方冷战结束，南南合作、南北对话、大国间结成战略伙伴关系、政治上的握手、全球论坛的创造等等，就是政治全球化的证明。

文化全球化

文化是凝结在人类劳动产品上的物质创造和精神创造的总和，包括哲学信仰、价值取向、行为准则、风俗习惯、制度礼仪等。当代科学技术及成果本身就是全人类共同创造的一种高级文化。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以及计算机网络的产生和普及、虚拟组织的出现等，促进了全球往，从而使各国、各民族的文化在全球往中碰撞、磨合，取长补短、相互包容，从而形成全球性文化。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了世界的全球化，而全球化的趋势也加快了当代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全球化下的当代科学技术哲学观

全球化下的科技哲学是什么

全球化下，科学技术发生了理论自然科学的多次革命、系统科学革命、新技术和高技术革命，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整体化，科学技术社会化、社会科学技术化，科学技术除了提供自然界纵向演化图景，还提供了横向的新的特征图景。因此，当代科学技术哲学应该是人类为获得人化世界的科学图景和辩证发展而对现代科学技术整体化知识体系进行思维综合以及对现代科学技术的终极存在、终极解释和终极价值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发展论上作出的理性追求。

科学技术的主体――人是什么

全球化下，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表明，人是具有由生理、心理、思维器官组成的自然结构，由人际交往关系、文化交流关系和目标达成关系组成的社会结构，由情感、意志、知识组成的精神结构，以及与这些结构相对应产生的以生理性、心理性和思维性为标志的自然属性，以实践性、角色性和个性为内容的社会属性，以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为特征的精神属性相统一的存在物；人的价值的实现就是人的自然力的唤醒、对象性关系的全面生成、社会关系的高度丰富、需要性的全面满足。因此，当代科学技术哲学新理解的人是以自然、社会、精神结构和属性为本质，以生物性、劳动性、智慧性、情感性、社会性、需要性、非特定性为本性，以本体力量、异体力量和提升力量形成的本质力量向世界展示其行为和价值的不断发展的理性存在物。

科学技术的本体――世界是什么

科学技术本体的根基是外部世界。那么，世界是什么？ 这是科技哲学终极存在追求的主题。传统自然哲学把科学技术的本体看成是自然界，而且仅仅是以物质和能量组成的自然界。在全球化的趋势下，科学技术的对象是自然界、社会和人构成的世界。依据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对世界进行哲学反思，得出的结论是:世界是由物质、能量、信息组成的多级递阶结构的整体大系统，是一个人类实践活动所能把握的和暂时不能把握的胀缩永恒循环的世界，是简单性和复杂性、必然性和偶然性、决定性和统计性、线性和非线性、渐变和突变等相统一的一切皆关系的世界。

人类和世界的关系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