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乡村治理体系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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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现代化乡村治理体系范文

当前，变革已进入具体准则创新阶段。在此阶段，当地经过自立性准则创新在重点范畴和关键环节先行先试，成为了推进变革向纵深发展的主要方法。在2003年开端施行统筹城乡、“四位一体”科学发展总体计谋基本上，于年月成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变革实验区（以下简称“实验区”），针对“城乡二元体系体例”这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条理矛盾，开展了一系列以自立性准则创新为特征的先行先试探究，在体系体例转轨新阶段中，为全国变革创新发明了很多有价值的经历。这些变革探究，归结起来首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构建新型城乡关系的探究。所谓新型城乡关系，就是经过准则创新，构建持续发展一体化新机制，完成城乡之间人口自在迁移，要素自在活动，公共效劳平衡掩盖，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这一探究，是一项触及经济社会发展的系统工程。经由30多年变革开放，当前我国总体上曾经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构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式的新阶段，构建新型城乡关系曾经成为新期间统筹城乡发展的计谋基本。“实验区”经过系统推进城乡规划、财产发展、市场体系体例、基本设备、公共效劳和治理体系体例一体化，以乡村地盘产权准则、户籍准则变革为中心对构建新型城乡关系进行了勇敢测验。

二是对优化城乡功用和形状的探究。的统筹城乡发展是在1.24万平方公里、以平原为主体的区域内进行，没有山区、丘陵的天然阻隔，城市与周边地域的经济社会联络相对严密，城市和乡村人口根本相当，统筹城乡的变革和探究更多地表现“城”与“乡”若何完成功用与形状的交融，然后构成一个“城乡一体”的大都会区。在此布景下，在以“三个集中”提拔城乡空间集约应用程度的基本上，提出了“全域”的理念，明白了构成人口、资本、情况协调发展的总体功用分区，确定了一批指导财产有用堆积的计谋功用区，对全域进行统筹规划，统筹布置全域局限内的要素活动和财产结构，以此推进城乡功用和形状的合理重组与更迭。

三是对农业、乡村发展的探究。农业、乡村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点和难点，只要从发展机制和情况上改变了农业、乡村的相对弱势位置，才干提拔农业、乡村的自我发展才能；在乡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城市疾速发展的还，完成农业、乡村本身的同步发展，然后在真正意义上完成城和乡的“统筹”发展。“实验区”经过对农业、乡村发展的基本性准则进行变革和创新，以县政府指导的方法构成有益于农业、乡村发展的市场情况，将乡村地盘产权准则变革、乡村金融创新、乡村集体经济组织方式创新相结合，构成了推进农业、乡村发展的县政府与市场的合力。

四是对社会治理变革创新的探究。当时阶段，我国体系体例变革的目的曾经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经济体系体例变革，而是更深条理的经济和社会等多方面的具体革新；变革的前史任务不只仅是改变经济体系体例，更主要的是改变经济发展方法和构建调和社会。“实验区”相同肩负着对体系体例变革新范畴进行探究的工作，在对乡村地盘产权、户籍准则、金融体系体例等深条理范畴进行探究的基本上，“实验区”将变革的触角进一步深化到了底层管治、社会治理等“深水区”，对构建城乡群众共创共享变革发展效果的社会治理进行了探究。

经过七年的探究理论，“实验区”不管在推进统筹城乡的变革自身，照样探究有益的区域发展形式方面，都获得了一系列值得一定的成效和经历。首先，年至今，地域生产总值先后跃上2000亿元、3000亿元、4000亿元三个“千亿元”台阶，年到达了4502.6亿元；城镇化率由56.8%提拔到年的64.9%，年均进步1.35个百分点；与此还，乡村基本设备和公共效劳程度分明提拔，城乡收入比一直不变在2.6：1左右，城乡居民间的公道化水平分明进步，对构成效率与公道统筹的区域发展形式作出了有益探究。其次，构建了人口、资本、情况协调发展的新型城乡形状，总体上构成了卓有成效的城乡统筹发展的体系体例框架。再次，以构成市场化的资本装备机制为中心，起劲找到县政府与市场有用结合的均衡点，还以各类方法最大限制调动广阔群众参加变革的积极性和自动性，初步构成了县政府市场联动、大众普遍参加的变革动力机制。

第2篇：现代化乡村治理体系范文

指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支撑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今天依然是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推进农村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大力发扬中华民族拼搏进取、奋发有为的精神，积极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当前我国许多农村集体经济相对比较薄弱，农民生活水平还比较低，严重制约了农村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民俗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它起源于人类社会群体生活的需要，在特定的民族、时代和地域中不断形成、扩布和演变，为民众的日常生活服务,我国传统民俗事象丰富多彩，分布广泛，文化内涵深厚，具有支持发展经济的优越条件。因此，推进农村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合理利用农村现有的传统民俗资源，把传统民俗资源打造成农村发展经济的优势，打造成为农民致富的重要产业。充分发掘传统生产工艺，发展实体经济，以增强农村经济实力。江西历史悠久，有着丰富、特色鲜明的传统民俗，其中许多传统民俗资源具有产品开发的重要价值。进贤文港的制笔生产工艺民俗就是其中之一。进贤县文港镇是北宋著名词人晏殊的故里，具有制笔的悠久历史，是闻名遐迩的毛笔之乡，被誉为“华夏笔都”。文港传统制笔工艺闻名遐迩，唐代王勃在滕王阁序中有“光照临川之笔”的赞美(文港原属古临川县管辖)。新时期以来，进贤县文港镇充分利用制笔的特色工艺民俗，打造成为“全国重要的文化用品生产营销基地”。文港的“一支笔”，成为文港走向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名片”。到2012年，文港镇制笔企业发展到3000多家，毛笔、钢笔、水笔、中性笔产销量达17．5亿支，实现总产值35．83亿元。全镇从事文化用品产业的劳动力17500．人，占劳力总数的70％，在外经销人员1万多人，文港镇则因为传统制笔产业成为全国特色鲜明的工贸大镇。除了进贤县文港制笔之外，江西还有生产文房四宝的悠久历史和特色工艺，象铅山县连四纸、婺源县龙尾砚和星子县金星砚、婺源县徽墨等这些传统民俗文化瑰宝将发扬光大并形成生产基地。这些基地建成以后，将形成具有传统民俗特色的文房四宝产品，既传承了传统民俗文化，扩大知名度，又将给当地带来明显的经济效益，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民增收。充分发挥传统民俗文化资源丰厚的优势，把传统民俗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产业的开发。如充分挖掘江西传统民俗文化资源，精心打造并成功上演的大型历史风情歌舞《神奇赣鄱》，惊艳了所有观众。九江以展示九江本土的民俗饮食、工艺、文化产品为核心，打造“九江民俗文化产业园”，把传统民俗文化和文化产业经营结合起来，将九江地区特有的传统文化、特色小吃、手工艺品、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民俗风情在园区集中展示。

2013年南昌举办民俗文化节进行民俗文化展示。赣南采茶戏、乐安蛋雕、青花瓷乐、瓷板画工艺展、瑞金竹编一一亮相古老的赣鄱民俗历经千百年历史的洗礼，依然光芒万丈，向大众呈现赣鄱大地的奇特魅力。这些依附于传统民俗文化而打造的文化产业具有极大的生命力，让更多的农民走出家门，拓展了视野，带动了农村生产，推动了农村经济发展。积极发展具有传统民俗文化特色乡村旅游业，最大限度地吸纳农村群众在当地就业、增加收入。近年来，江西利用其“风景这边独好”独特的传统民俗文化资源，大力发展民俗文化旅游，形成了江西民俗旅游的特色，有力地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如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江西形成了具有以吉安、抚州等地为代表的赣中古村落及建筑群，以赣南客家为代表的围楼建筑群和以婺源为代表的徽派古村落及建筑群，这些古村及其古建筑群经历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发展史，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在全国具有较高知名度。如有被誉为“千古第一村”的乐安流坑村、被誉为“中国最美丽的乡村”婺源古村落群、安义千年古村落、吉安漠陂古村、杨村燕翼围等古村落和古建筑群，特别是婺源古村落的建筑，是当今中国古建筑保存最多、最完好的地方之一。近年来，这些古村因势利导、因地制宜，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业，带动乡村旅游经济发展。以婺源为例，2012年全县以开展传统民俗文化资源旅游为主的第三产业得到迅猛发展，全年共接待游客839万人次，门票收入2．14亿元，综合收入43亿元，占GDP比重达47．2％。目前，江西全省积极开发利用本地独特的民俗文化资源，旅游业发展蒸蒸日上，成为建设富裕和谐秀美江西和农村脱贫致富的重要支撑。可见，发展传统民俗文化旅游，不但让农民在家门口致富，还使得传统农村成为农民宜业宜居的新家园，成为现代江西的重要名片。

二、弘扬优秀传统民俗文化是丰富农村文化生活、净化农村社会风气、增强农村社会凝聚力的重要手段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当前我国许多农村社会具有传承着中华文化精神的文化遗存，这些文化遗存在丰厚的传统民俗之中。这些优秀传统民俗在历史上起着非常重要的道德约束、民间教化、凝聚人心的作用，这些传统美德已经深入人心。在推进农村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要充分利用传统民俗文化在农村社会中的独特作用，感受农村淳朴的民风，弘扬农村社会正气，增加正能量。推进农村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应当积极发挥传统民俗节目活动在丰富农村文化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促进社会和谐。在我国，岁时节日具有悠久的历史。所谓岁时节日，就是与天时、物候的周期性转换相适应，有固定的节期和特定民俗活动的时日。它们是先人将自然时间进程与社会活动节律有机结合的节日，体现着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观念。

传统节日是维系社会人际关系和谐、增强社会团结的重要纽带。传统节日往往伴随着丰富的庆典、集会、娱乐、游戏活动，如正月拜年、元宵舞龙观灯、清明踏青、端午赛龙舟、中秋赏月、重阳登高、除夕守岁等多种多样的民间活动。这些异彩纷呈的节庆活动不但丰富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还有助于人们调整情绪、鼓舞精神，从而使人际关系更加和谐，社会秩序也更加推进农村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应当利用传统民俗文娱活动的力量，移风易俗，净化社会风气。我国传统民俗在其形成和演变过程中，以各种娱乐的方式进行表达，极大地丰富了农村文化生活。比如被誉之为“中国古代舞蹈活化石”的南丰傩舞，。原是沿袭古代驱鬼逐疫的仪式“驱傩”，历经改革创新，逐渐演变成为南丰乡间的民间舞蹈。在南丰，上百个傩班出坊春节期间进行跳傩，送福迎祥，娱神娱人，联络族众，和谐邻里。乡民又将傩舞、傩仪与戏曲演出、灯彩游艺、民俗礼仪等结合起来，纵情欢愉，宣泄情感，丰富了乡村文化生活，满足了广大群众对美好未来的企盼，也在一定程度上净化了农村的社会风气。推进农村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利用农村传统民俗文化资源，强化文化认同和教化功能。农村源远流长的村史、富有历史感的建筑和文物、流传悠久的历史人物等，其润物细无声的教化效果往往胜过那些华丽但空洞的道德说教。如民间的祭祖活动就鲜明地体现了古代“孝”文化在民间的传承。“孝”不仅体现在对死去先祖的隆重祭奠，更表现为对活着长辈的孝顺。“百善孝为先”，对于我们在传统“孝”文化的基础上培育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孝”文化是有积极作用的。在江西，被称为“中国古戏台博物馆”的乐平，有着数量众多、艺术绚丽、风格独特的戏台建筑，因此乐平也被称为“赣剧之乡”。传统社会的乐平人不但利用戏台唱戏来丰富生活，还把戏台唱戏作为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手段。唱戏的戏文都是弘扬正义、扬善罚恶、倡导儿女孝顺的内容；戏台建筑富有传统文化内涵的楹联和匾额、戏文人物浮雕，不但工艺精湛，增添了古戏台的风采，而且寓意深长，不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感情，增进了农村社会的团结。“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维护民族文化基本元素，使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新时代鼓舞人民前进的精神力量。”传统民俗文化作为传统社会的生活事象，具有民心凝聚和向心功能，是中国人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的重要载体。如传统民俗中的民间信仰对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这个意义就在于对普通百姓进行道德教化，通过民间信仰文化丰富民众的人生观、价值观、伦理观，进而影响社会群体的道德意识、人际交往和生活习惯。这些优秀传统民俗可以重塑现代农村的文化价值观念，为基层党委政府加强农村社会管理、推进农村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营造积极氛围。

三、弘扬优秀传统民俗文化是有效化解乡村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途径

同志指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_我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历史的发展形成了以“和谐”为主题的中华文化精神，积淀了极为丰厚的优秀民俗文化遗产。民俗的作用就是在于根据特定条件，将某种方式予以肯定和强化，使之成为一种群体的标准模式，从而使社会生活有规则的进行。推进乡村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同样需要发挥传统文化的和谐思想，有效化解农村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切实维护社会稳定。当前，我国农村社会面貌与社会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传统民俗、传统习惯并没有消失，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生活。受传统文化的长期影响，我国农村依然是一个熟人社会、人情社会，人们之间的礼俗、人情难于轻易改变。民俗是社会规范的重要方面，推进农村治理能力现代化，有效化解农村矛盾，还需要考虑到当地风俗，照顾到乡村人情。近年来，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各种矛盾日益突出，有效化解农村社会矛盾，既需要法律的手段和行政的低限度实施，也要发挥传统民俗的力量。农村社会治理的事实证明，通过灵活地处理民问风俗与法律和行政的冲突，赋予了法律和行政以某种具体的乡土性很浓的人文关怀，回应人们的现实需求，就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经验告诉我们，传统民俗与现行法律和行政管理的有效配合、相辅相成，能够进一步提升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传统民俗是深深积淀于社会中的传统意识，是普通百姓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的重要内容和表达形式。推进农村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重视具有传统民俗文化在制订村规民约中的引领作用，进一步规范村民的日常行为，形成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道德水平。几千年来，优秀传统民俗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道德规范并广泛根植于民众的社会生活和日常观念之中。

民俗文化就其实质而言就是人们在长期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中创造的语言和行为模式，或者说它是民众共同创造和遵守的行为规则。深入总结在广大农村社会中具有正面影响力的传统道德观念，并将其转化为乡规民约，使传统优秀道德成为村民自觉的行为规范，把传统道德约束与村民自律、村组织管理有效结合起来。当前，江西各地积极利用本地的优秀传统民俗文化中的正能量，制定了许多村规民约，有效地维护了村民的利益，化解了农村长期存在的矛盾纠纷，促进了农村社会的长期和谐稳定。如资溪县将推进和谐秀美乡村建设活动的有关要求写进“村规民约”，营造了优美、洁净、文明的人居环境¨；星子县通过制订村规民约看荣辱，新余市渝水区通过制订村规民约看美德；宜黄县则把村规民约上挂历，把村规民约印在挂历上，让老百姓天天都能看到，规范了村民行为，对争做文明村民可起到积极作用。从这些村规民约我们可以看到，优秀传统民俗不仅规范着社会成员的行为方式，更重要的是维系着群体或民族的文化心理。传统民俗文化起作用并非来自它的强制性或威慑感，而是来源于它在人们心目中的社会秩序的安全感、家族血缘的亲近感、共同文化的认同感。江西众多的民间村规民约出于培育乡里、邻里和睦相处的亲近感的愿望，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观念和行为，是促进农村社会和谐的有效途径。

四、弘扬优秀传统民俗文化是构建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

为进一步提升农村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的精神保障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加快构建充分反映中国特色、民族特性、时代特征的价值体系。坚守我们的价值体系，坚守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发挥文化的作用。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作为一种常见的文化现象，民俗是千百年来民众所创造的知识和认知系统，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靠口头和行为传承的一种文化模式，是优秀传统文化中最贴近民众生活、最具生命力的部分，体现着中华文化的核心精神，是中国广大民众的立身之本，是五千年中华传统文化赓续不断的源泉，应该成为当代构建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精神来源之一。“吉祥”一直都是中国人的共同观念和人生祈望。自古以来，中华民族的吉祥心理根深蒂固，不论遇到什么困难，中国人都会从最乐观的方面去积极思考，在困境中获得平衡的心态，期望最好的结果。如中国的年画，吉祥是年画表现的主题。年画欢乐、诙谐、幽默、吉庆、红火、热烈，充满着蓬勃的生命活力与乐观主义精神，显示着鲜明的民族性格和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刚毅自信、艰苦卓绝、勤劳质朴、向往美好、富于理想、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无不在年画这一民间艺术中反映出来。在庐陵古民居装饰中，祈福纳吉包括招财进宝、延年益寿、交合化育、功名利禄、大福大贵等内容，如“龙凤呈祥”、“凤穿牡丹”、“喜鹊登梅”、“麒麟送子”、“福寿双全”、“八仙庆寿”、“三星高照”、“五子登科”、“加官进爵”等。在赣南客家民居建筑中，随处可见有各种符号文字和吉祥图案等，特别是古村落的民居建筑其门楼上的砖雕、大门两边的对联、厅堂歇檐两侧或厢房山墙上镶嵌的砖刻家训格言等等，所有这些几乎全是儒雅的汉字文化和耕读历史传统的表象，这些喜闻乐见的朴素语言蕴含了丰富的意义，表达着人们对生命价值和人生精神的关注，对生生不息、家族兴旺的企盼，对富裕、美满生活的向往，以及对自身生活品质的追求。人们不仅通过绘画和雕刻表达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还通过匾额、楹联、家训等无处不在的文字，浸泡在吉祥的祝福之中。它们是雕刻的宝库、书画的海洋，人们以这种独特的形式，书写着心中的期盼，传达着人生希望。这些传统年画和民居建筑所蕴含的道德价值理想和人生精神，是我国构建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精神资源。江西自古商业气氛浓厚，到明清时期形成了在我国具有重要影响的江右商帮。江右商帮在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许多具有中华传统美德的商业文化传统，其中有“讲究信用”、“和气生财”、“艰苦创业”“团结互助”和“回报家乡”等优秀美德。江西商人吃苦耐劳，极为讲究职业道德，如浮梁商人朱文炽在经营茶叶时，每当出售的新茶过期后，他在与人交易的契约上均注明了“陈茶”二字，以示不欺。

第3篇：现代化乡村治理体系范文

关键词：城镇化；乡愁

2013年12月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城镇建设“要体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段表述与传统的官方语体颇有差异，感性而诗意。此表述一出台即引起广泛关注，随之引发了各界关于乡愁的讨论，这种关注的背后实际上折射出对城镇化道路的反思。

一、乡愁的涵义及意象

历史上，乡愁总是和社会变迁、远离故土、漂泊异乡等联系在一起，充满了无奈、哀愁和怀旧的思绪。“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落后的交通条件使那个时代任何远离故乡的行为都显得极不寻常，不到万不得已，人们不愿背井离乡，漂泊异乡，即便是在外功成名就，总是要衣锦还乡，叶落归根，才能体现自身的价值。

伴随着城镇化的进程，当今的农民已经习惯了南征北战，东拼西杀，或半工半耕候鸟般在城乡之间迁移，或家庭分工，老幼在家，青壮在外已经成为当今农民的生活常态。精彩的外部世界，引得无数农村人主动或被动地离开故土，不断扩大的城乡差异、日渐萧条的农村似乎难以唤起农民特别是青年一代农民对故乡的留恋。“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的价值取向被冰冷的现实消解，传统村落被各种小区取代，熟人社会被陌生人社会取代，乡风民俗被各种城市文化取代，传统有机的宗法社会和礼俗社会被法理社会取代，乡愁似乎只是文人墨客对土地的黄昏唱的最后的一曲恋歌。

2014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后，对乡愁的讨论骤然升温，归纳起来，大概有三种说法最能概括乡愁的意象。

1. 乡愁诞生于传统社会，和中国传统文化密切相连。从“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到农业社会的规章制度、生态农业技术、乡风民俗等无不蕴藏在乡间，城镇化必然使乡愁无处安放（周国平2014；刘奇2014）。从这个角度看，乡愁其实也是一种乡恋，所谓“树高千尺也忘不了根”、“礼失求诸野”体现的是对生命源头的眺望和对文化母体的挂念。田园庐墓、小河炊烟、牧童短笛、乡规民约、熟人社会、崇尚自然、勤劳朴实等是我们对传统社会的表述，也是传统社会留给我们的最具浪漫色彩的想象，然而这一切都已随着城镇化的推进而渐行渐远。

2. “乡愁”其实是“城愁”。这些研究者从关注城镇化进程中一个既回不去又留不下的群体的精神困惑，进一步延伸到让农民真正立足城市，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做好社会认同的现实层面（刘奇2014；田思思2014）。

3. 乡愁是一种社会文化焦虑，体现了人们在内心深处对于那个最真实自我的眷恋，对它失去的忧伤，对寻找它的一种焦虑，对企图用它来疗伤，来关怀自己的一种渴望。“乡愁是浪漫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是现代性的产物，是现代化生产出来的一种情绪”（旷新年2014）从这个意义上说，乡愁是我们每个人的乡愁。

二、留住乡愁之于城镇化建设的意义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指出，城镇化是伴随工业化发展，非农产业在城镇集聚、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的自然历史过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城镇化一方面意味着原有城镇规模的扩大和升级，另一方面，意味着传统村落的大量消失，这不能不引起社会学者、人文学者、历史文化学者的深深忧虑。

从感情上看，乡愁是一种高贵的情感，人类不能只有物质的生活，更要有诗意的栖居。乡愁既包括对过往的追忆，也包括对未来的向往。乡愁的存在会使人们更加理解生活的意义，存在的价值。大多数人认同乡愁的存在意义，认为没有乡愁的城镇化是断根的城镇化（张孝德2014）。同样，没有获取在家乡外安身的资本，“距离”彼岸的故乡于他而言只有“乡悲”而无“乡愁”（耿波2014）。

比较有代表性的可能要属叶一剑的《乡愁里的中国》、熊培云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梁鸿的《中国在梁庄》、贺雪峰主编的《回乡记》等，这些著作的特点都是作者亲身体验城镇化给乡村带来的变化，特别是文化层面、价值观层面的影响，对传统文化的消失、无法回去的故乡表达了深深的忧虑。

还有学者从丰富城镇化的内涵角度看留住乡愁的价值，认为不能留在乡愁的城镇化是缺乏内涵的。城市的发展不限于扩张和更新，如果一座城市在日新月异的改造和更新中将城市文化与历史清理出城市，城市将失去记忆的城市，从此也淡漠了乡愁。熊培云说，没有对历史宽厚的接纳和对前人智慧劳动的尊重，忽视人类生活在文化与记忆之中，忽视人对过去与未来的高贵怀想，那么现代化就会淘空意义，沦落为了一种庸俗的拜物教。

其实，对乡愁的讨论也是对传统现代化模式的再反思。近代以来，资本以无与伦比的能量把众多乡村卷入其中，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碰撞的结果往往是乡村消亡，传统湮灭。荷尔德林说过，“人类充满劳绩，但还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之上。”乡村的终结不但使众多现代人产生一种乡愁无处安放的哀怨，而且使大量传统村落物质与非物质形态的文化遗产归于湮灭，这对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大国，对一个正在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的大国来说是不可接受的。“乡愁”一词的运用，既有浓厚的传统文化的特色，更有对现代化必须烙上中国特色的自信。党的十以来，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相继在国际国内不同场合就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创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要求，深刻阐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地位和时代价值，总书记强调，传承历史文脉，处理好城市改造开发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关系。发展有历史记忆、地域特色、民族特点的美丽城镇。因此，中国的现代化必须是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现代化，城镇化建设必须留住乡愁。

那么，城镇化建设如何留得住乡愁？

其一，如何看待传统村落。现代城市化在根本上是一种“城进农退”城市化，以与自然对立和对乡村排斥为理论基础，因此，乡村的消亡是必然的。调查显示，“我国每天大约有300个村落消失，从改革开放到现在，已经有500多万个村落消失了”。、贺雪峰等人的研究表明，传统的中国社会是熟人社会，中国人的价值在于衣锦还乡，多数农民的人生价值不在城市，而是在乡村得到认可承认。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仍将有几亿人生活在乡村，都市对他们来说仅仅是个挣钱的场所，他们的生活价值和人生意义仍然需要返回村庄来获取。没有了村庄，乡愁便无处寄放，中国的城镇化必须尊重数亿农民的生活选择。

民风民俗、村规民约、古道家风都是和村落共生的，载体变了，优秀文化如何传承是必须正视的问题。城镇化建设中要为乡村发展留出空间，尊重亿万民众对生活方式的选择，让一些有故事的村庄继续留存，让乡风民谣代代传唱。城乡发展本应并行不悖，没有了乡村的映衬，城市也会失去生机。

其二，城镇化是谁的城镇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里提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句话能否实现，对中国的城镇化太重要了。行政权力决定下的城镇化必然造成优质资源向特大城市、大城市集中，并形成一种马太效应。所以，新型城镇化应该实现资源的均衡配置，因地制宜，使大、中、小城镇各放异彩，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其三，新型城镇化应该能够安放乡愁。所谓新型城镇化，最重要的是要跳出以往那种片面靠权力意志推动和高资源投入的城镇化思路，避免千城一面、千村一面，避免大拆大建，避免见物不见人的发展模式，强化软环境建设，打造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货畅其流的和谐环境，否则，再繁华的城市也无法安放人们的乡愁。协调城乡冲突，重建美丽乡愁，实际上是能否走一条包容式发展道路的问题。

三、以留着乡愁为契机，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建设目标，这个目标的实现需要整个社会共同参与。如果能以留住乡愁为契机，动员各方力量参与城镇化建设，参与乡村建设，无疑将是一举多得的良政。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乡村改革确实给农民带来了好处，但同时也埋下了乡村治理危机的种子，在城镇化潮流的激荡下，多地乡村处于离散状态。一是由于乡村集体经济瓦解和农业税取消带来的国家与村民关系松散；二是由于人口流动带来的村庄基础结构离散；三是由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改变带来的传统价值坍塌，价值离散。乡村离散带来的问题是多方面的，大到乡村党政建设、公共事务的管理，中到乡村环境治理、村容村貌，小到家庭是否和睦、老人赡养、儿童教育都会受到影响，因此，对于乡村如何治理也是政府和学界高度关注的问题。徐勇、郑凤田、姚洋等学者主张把村民自治看作是国家政权建构逻辑的必然走向，认为它是国家权力主导的现代治理体系的建构过程，提出“县政、乡派、村治”结构治理模式；温铁军、党国英、李昌平、吴理财、于建嵘、李凡、素颜臣和周绍金等学者则主张实行乡镇自治，构筑以农民自治体和农民组织为基本架构的乡村农民组织制度；曹锦清、贺雪峰等学者注重从乡村内部机制研究乡村治理结构。但归结到一点，没有村民的参与，任何治理都会大打折扣。因此，能否动员起民众参与是乡村治理成败的关键。

之所以可以把留住乡愁作为乡村治理的契机，是因为，其一，乡愁是人所共有的，也是一种复杂的情绪，留住乡愁的城镇化建设诉求可以打动许多人；其二，留住乡愁是最容易切入的，它不需要大拆大建，只需要对原有的风土故物保持必要的谨慎和敬畏即可。中国自古是一个世俗化的国家，没有彼岸观念，但祖先情结、乡愁情结是所有中国人的精神皈依。迅速发展的城镇化使现代人离家越来越远，人际关系的紧张与疏离、日益功利化的价值取向让现代人越来越找不到自己的精神家园。从这个意义上看，乡愁不仅仅是农村人的，更是我们所有人的乡愁，留住乡愁就是留住我们的精神家园。

参考文献：

[1]徐勇.县政、乡派、村治：乡村治理的结构性转换[J].江苏社会科学，2002（02）.

[2]郑风田，李明.新农村建设视角下中国基层县乡村治理结构[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05）.

[3]温铁军.如何进行新一轮农村改革[J].山东农业，2003（03）.

[4]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M].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

[5]贺雪峰.乡村治理研究的进展[J].贵州社会科学，2007（06）.

第4篇：现代化乡村治理体系范文

推动乡村振兴，实现乡村治理有效，关键在党。近年来，星火村围绕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坚持党建引领，构建“四治一体”乡村治理模式，形成村域“事务自治、秩序法治、文明德治、管理共治”的治理新格局，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探索出具有“星火特色”的乡村振兴新格局。

以自治为根本，为乡村振兴添活力。星火村积极探索乡村自治的新路径，以党建为引领，建立“村党总支—分支部—党小组—村民小组”组织架构，健全完善村民自治体制机制，把广大党员群众的力量和智慧凝聚起来，真正实现“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评”。全村划分4个子网格，20个微网格，设有“星火先锋”“星火驿站”党建服务站点，为村民搭建自治议事平台。每个驿站建有驿站管理小组，由村民小组长担任驿站组长，村民推荐产生驿站成员，围绕村重点工作开展组内各项事务，至2017年至2018年5月，1年半的时间内共拆除农户违章50475.64平方，企业违章7359.88平方，成功创建上海市无违建村；2019年3月就启动垃圾分类工作，并荣获2019年度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专项竞赛“先进居（村）委”荣誉称号；在幸福家园创建中，840户通过区级验收，创建成功率达98%，为乡村振兴增添了治理活力，引导村民参与民主决策，激发村民自治内生动力。

以法治为保障，为乡村振兴强推力。星火村紧针对乡村治理面临的薄弱环节，建立和完善《村规民约》《埭头公约》，为推进乡村振兴提供法治保障。加强公共法律服务供给，积极整合律师、法律援助、法律咨询等司法资源，对症下药，为村民提供优质、便捷、精准的法律服务。注重聘请乡贤社贤，组建一支知法懂法的老娘舅队伍，帮助调解邻里纠纷。充分运用身边人“现身说法”“以案说法”形式，做好法律宣传解释工作，让法治观念更加深入人心。加强法治文化阵地建设，在村民宅基上打造“平安驿站”、“法治长廊”，集中宣传宪法法律知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内容，在村域范围内形成“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2018年获评“零上访村”，2019年获评“金山区民主法治示范村”。

以德治为遵循，为乡村振兴增引力。星火村充分发挥德治在乡村治理中净化风气、凝聚人心的作用，不断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发展乡村文化事业，建成以“育星火精神，铸红色村魂”为主题的村史陈列室，室内分为“农耕生产、纺织、家庭生活用品、红色记忆”四个板块，陈列着村民自发捐赠的200多件老物件，呈现了星火历史风貌，串起了红色经典文化村史，有利于激发村民文化认同。夯实乡村文化宣传阵地。汇编《不灭的火种》、《星火简报》等刊物，传承“勇于创新，吃苦耐劳”的星火精神。深化精神文明建设，广泛发动村民挖掘身边的好人好事，并通过歌曲、小品等形式予以呈现；开展“晒家风、亮家训”活动，在埭上亮出家风家训，以好家风涵养好民风，营造崇德向善的良好氛围。

以共治为平台，为乡村振兴添动力。星火村坚持以“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为路径遵循，实现了乡村振兴发展成果与村民共享的目标。针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涉及到的惠民实事项目，村党总支按照“三重一大”制度，召开村民代表、村务监督委员座谈会，听取村民意见诉求，并将表决结果在村务公开栏公示。组建由青年村民、外来媳妇组成的“星煋”乡村振兴青年服务队、“星惠”巾帼志愿服务队等特色队伍，并搭建党员志愿者服务平台，通过“支部定岗、自我认岗、公示明岗”，开展“幸福家园创建月评季考”等工作，使村域内的河、路、绿化等责任到人，形成村域事务“齐参与、共管理”良好局面。

第5篇：现代化乡村治理体系范文

“十三五”时期首都教育发展面临的困境

“十三五”时期，首都教育发展面临着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不足和教育资源配置不尽合理的问题，需要协调推进增加教育资源数量与提升教育资源质量的“双增量改革”，同步解决“有学上”和“上好学”的问题。

学位供给缺口依然较大。常住人口的增加和全面放开“二孩”生育政策的落实将使幼儿园和小学供给总量不足的问题进一步加剧，学位、师资、校舍等教育资源将再度稀缺。

新的均衡和公平问题将会出现。教育的差距由原来的硬件、教学环境的差异转为软件、教学管理队伍素质的差异。2019年，北京市中小学教师缺口将达到2.8万人。究其原因，一方面是首都人口和生源调控导致教师编制难以增加，师资培养供给严重不足；另一方面是教师职业吸引力不强。远郊区教师存在缺编人数多、结构性缺编、队伍不稳定等问题。

“十三五”时期首都教育发展理念的转型

“十三五”时期，首都将进入以有质量的公平为基本特征的实现教育现代化阶段。以新思维、新办法来推动教育内涵发展将成为首都教育发展的“新常态”。为此，在发展理念上必须强化三重转型。

从侧重要素现代化向侧重体系现代化转型。以往的首都教育现代化注重的是打基础、补短板，“十三五”时期，必须更加强调整体协同推进，即着重推进教育制度现代化，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构建起现代教育治理体系，提升现代教育治理能力，加快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和全民学习制度，全面促进教育的普及化、优质化、多样化、科学化、法制化、信息化、国际化、民主化、终身化。

从侧重单向开放向侧重双向开放转型。以内涵更为丰富的大开放观促进首都教育系统与社会其他系统之间、教育内部各个系统之间、区域之间三个层面的双向开放。

从侧重单一标准化供给向侧重优质多元化供给转型。采用政府购买服务、政府委托、市场公平竞争等方式，充分激励企业、社会组织、学校、个人等多元社会主体参与，提供多样的优质教育服务。

“十三五”时期首都教育的内涵发展

1.深化教育管理体制改革

完善教育统筹机制。完善市政府统筹推进、教育管理部门牵头、相关职能部门协作、各区政府联动的教育统筹工作机制；建立部市联席会议制度和年度会商机制；建立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的重大决策程序。

切实转变政府教育管理职能。依法细化市、区两级政府发展教育的职责权力，明晰各政府部门的教育职责，建立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探索实施负面清单管理制度。

改变直接管理学校的单一方式，减少政府对学校的检查评估。全面推进教育领域信息公开；拓宽家长、社会组织等主体参与教育管理、评价和服务的渠道，完善多元参与、平等协商、合作共治机制。

2.办好百姓身边的学校

“十三五”时期，北京将坚持统筹规划、城乡一体、分类指导、分步实施，通过调整优质教育资源布局，切实缩小校际差距，加快缩小城乡差距，努力缩小区域差距，着力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办好每一所学校。

优化义务教育布局。统筹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推进学校标准化建设，加快实现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结合新城建设、中心城区人口疏解、城乡结合部重点村改造，新建一批优质中小学校；加强城乡教育资源统筹，精准支持乡村学校发展。

扩大优质教育资源。重组和整合优质教育资源，采取组建教育集团、形成教育集群、推进学区化管理、实行托管、城乡学校结盟、名校办分校、学校发展共同体跨学段合作、优质管理输出、优秀教师特派等方式，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委托高水平的中小学、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民办教育机构以及其他教育团体等非营利性机构承办一批一般校；完善校长教师交流轮岗制度。

提高教学工作有效性。保证课堂教学质量，提高教学水平；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探索适应学生身心特征和课程要求的有效教学模式。

3.全面深入实施素质教育

加强中小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融入到学科教学中；继续实施中小学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十百千”工程；实施中小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素养提升工程等。

加强体育、美育工作。坚持面向全体、全面普惠，以完善人格、增强体质、提升技能、培养兴趣为目标，强化体育教学和课外锻炼，全力推广校园足球和冰雪运动；完善美育机制；完善科技教育体系；充分调动高等学校和社会力量持续支持中小学体育、美育优质均衡发展。

完善实践育人体系。持续推进社会大课堂建设和常态化应用；继续实施初中开放性科学实践活动；完善大中小学生志愿服务长效机制等。

4.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

到2020年，基本建立符合首都实际的现代教育考试招生制度，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模式。

完善各级各类教育考试招生制度。义务教育阶段坚持免试就近入学，积极推行学区制和九年一贯对口招生；完善优质高中招生名额统筹分配办法，实现每所初中校学生升入优质高中的机会基本均等；调整中考科目和分值，改革考试内容与形式；实施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完善综合素质评价办法，探索多元录取机制；改革高考内容与形式；不断完善高校招生选拔机制，减少和规范招生加分项目。

完善配套措施。及时制定完善全市初中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学生综合素质评价、高等职业教育分类考试、普通高等学校考试招生、来京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京接受义务教育后升学等方面的具体实施办法和年度工作方案；加快完善中学课程计划，改革教学内容，丰富教学方法，逐步推广走班制；加强中学生学业规划指导。

5.建设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师资队伍

全面加强师德建设。坚持把师德建设摆在教师队伍建设的首位，加强教师职业理想、职业道德、法治和心理健康教育，健全教师职业道德教育、宣传、考核、监督与奖惩相结合的师德建设长效机制。

加强高素质专业化师资队伍建设。深化师范生教育改革，全面提高师范生教育质量；实施中小学干部教师培训计划，完善分层分类培训体系，强化教师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重点实施“首都名师、名校长（园长）、教育家培养计划”“乡村教师素质提升计划”和“中小学教师开放型教学实践活动计划”；探索名校长培养机制等。

第6篇：现代化乡村治理体系范文

1     创建服务型政府，做好顶层设计

近年来，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广泛应用，计算机网络在便捷人们日常生产生活、提高企业生产效益的同时，能够推进农村社会治理由“多头分管”向“协同管理”转变。基层政府作为农村社会治理的引导者，自身服务理念和服务水平的高低对农村社会治理的整体效益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在当前信息化时代背景下，以创建服务型政府为宗旨，围绕创新农村社会治理、做好顶层设计是目前政府的核心发展方向。一方面，当地基层政府的相关工作人员需依托“互联网+”的各项先进技术，充分结合“网络化”的组织结构，建立符合现阶段农村群体心理特点和心理需求的激励评价机制，并建立和完善治理信息化建设的制度保障机制，为实现农村社会治理高效性、有效性和科學性目标打下坚实基础。另一方面，基层政府机构在运行过程中，还需加快对硬件设施建设和软件信息平台整合，从而利用各项先进的信息技术构建一套科学的信息化管理系统，进而在推进农村社会治理由“多头分管”向“协同管理”转变，从根本上提高管理的高效性、科学性和合理性。

2     整合农村信息资源，实现农村社会治理的综合化管理目标

经大量科研数据分析可知，目前在电子信息技术不断发展的当代社会，计算机网络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因此，有效提高新农村社会治理的有效性、科学性和合理性，整合农村信息资源，而后建立社会矛盾联动化解信息库，是实现现阶段农村社会治理综合化管理目标的重要基础和根本前提。从目前来看，在当前农村产业发展过程中，依托“互联网+”的各项先进技术，建立农村社会治理与服务综合信息网络，充分发挥农村网格化管理及社会组织的作用，是提高基层综合管理与服务水平的主要举措。从目前来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当代社会，城市化和工业化建设进程不断加快，为满足自身以及家庭生活需要，不少青年劳动力纷纷前往城市地区，农村人口发展极不平衡。因此，从根本上实现农村社会的高效治理，基层政府机构需以常住、流动、“三留守”人员为主要对象，建立农村人口基础信息库和社会矛盾联动化解信息库，加强对辖区内特殊人口的重点管理和重点帮助，达到积极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的目的，发挥应有的作用。此外，由于计算机网络应用普遍，人们对电子信息的接受程度也在不断提高，故在当前信息化时代，为有效提高农村治理质量和治理效率，基层政府机构不仅可通过采取推行电子村务的方式对农村进行全方位、动态式和便捷式的管理，同时还可以加强对农民的教育和培训力度，以期在引导农民逐步适应电子信息技术某些功能的基础上，为后期政府人员开展网络治理工作的治理目标上打下坚实基础。

3     整改政府管理方式，以期通过“一站式”服务实现农村治理

根据相关数据调查可知，基层政府受传统管理理念和管理手段的影响，内部工作人员在日常农村治理过程中，仍遵循传统的治理理念，采用传统的治理手段，极大地降低了治理质量和治理效率，造成政府管理资金的极大浪费，对农村整体发展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因此，基层政府需要探索出一条深受农村人民群众欢迎的农村社会治理新途径，需多采取几种管理方式，然后对管理方式所取得的效果进行综合评价，进而选择出一条最适合的治理策略，为提高农村治理的整体水平奠定坚实基础。在当前现代化农业产业发展过程中，信息化产业技术作为一种新型农村发展技术手段，在提高农业生产效益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要想从根本实现农村合理化治理，基层政府机构必须依托“互联网+”的信息技术，构建加快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相结合的社会治理机制。一方面，基层政府管理人员需对管理网络进行细致化分析，在整合当前农村社会治理各项基础数据的基础上，为信息录入渠道、沟通渠道以及畅通社情民意收集渠道的拓展打下坚实基础;另一方面，基层政府机构通过采取构建综合性、集成式社会治理服务信息平台的方式，对行政机构不同部门的信息数据库进行有机整合，从而在确保实现各部门信息共享、业务协同的情况下，通过使用有限的公共社会资源，确保政府充分发挥各项效能。同时，在当前现代化产业发展模式下，基层政府机构通过对传统农村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赋值结构进行重组和再构，从而通过“一站式”服务模式，为农村治理的科学性、高效性和有效性奠定坚实基础，进而为农村产业经济进一步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4     依托“互联网+”技术，推进网络问政制度化

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网络作为一种信息载体和网络传播渠道，在提高基层政府“软实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从目前来看，由于近几年农村产业建设发展进程不断加快，网络使用范围不断扩大、使用频率不断提高，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为农村村民的日常生产生活提供了便捷，但加大了基层政府机构的管理难度，进而给农村整体发展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网络现代化发展具有一定的双面性，因此，基层政府机构要从根本上实现推进农村经济建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必须在管理过程中，切实保障信息化在农村社会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覆盖农村各个环节，建立健全网格化管理体系。首先，基层政府机构需推进网络问政常态化、制度化发展，在构建网络舆论建设的基础上，借助社会舆论力量对农村实施个性化、主动式公共服务的虚拟社会治理体系和管理模式。其次，基层政府机构可以通过微博、微信等新媒体社交平台，公开某些党政建设信息，拉近与农民群众之间的距离，从根本上提高治理的高效性、科学性和针对性。最后，提高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基层政府机构要建立政府引导、多方参与、全局服务的信息化社会治理体系，提高农村社会治理创新建设的针对性和倾向性，覆盖农村各个环节，为实现动态跟踪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5     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构建城乡建设精细化管理机制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建设进程的不断加快，从根本上实现社会治理信息高速流转，保障社会和谐稳定发展，对农村社会治理策略进行不断创新和完善是当前基层政府机构的核心发展方向。同时，在城市一体化发展中，为有效提高治理效率和治理质量，对城乡建设进行精细化管理是目前高速发展的现代经济社会赋予农业、农村、农民发展变革的历史使命。简单来讲，城乡一体化是当前中国现代化和城市化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在一体化建设过程中，主要将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城镇居民与农村村民作为一个整体，然后对其进行统筹谋划、综合研究，以期确保农村地区农民享受与城镇居民同样的文明和实惠，进而为其整体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基础的发展规划。换句话讲，在当前城乡一体化发展中，基层政府机构要想从根本上实现对农村高效治理的目标，需将城乡作为一个整体，采取合适的管理制度和管理策略，为农村城乡一体综合化发展打下坚实基础。一方面，在治理过程中，基层政府机构需分别利用城市以及农村各自的资源和生产要素，在促进两者之间进行优势互补的同时，为城乡社会经济、生态、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另一方面，针对不同层次、形态、类型的城乡空间信息管理需求，基层政府机构的工作人员可通过对城乡事物的灵活部署以及合理化调度，为实现统一管理和弹性扩容目标奠定良好基础，同时，充分有效解决当前信息管理过程中计算和分析能力的集成和反馈等技术难点，通过采取建立城乡一体化进程的相关制度，为实施城乡建设精细化管理机制打下坚实基础，进而为提高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创造良好条件。

6     结 语

第7篇：现代化乡村治理体系范文

规划先行，谋定后动

思深方益远,谋定而后动。成立之初，水务局科学制定了长远的目标和近期规划：“一年打基础、二年促提升、三年求突破”，“强思想、转作风，强基础、促提升，强效率、求突破”，狠抓重点工作，补齐短板弱项，力争年底考评摆脱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全省垫底的窘境，实现排名靠前的目标。2020年底，县水务局实现全县农村安全饮水工作跃居全省第一方阵、县农村基层防汛预报预警体系建设项目建设质量和进度稳居居全省前列的目标。此外，徐楼闸除险加固工程先后获得“禹王杯”奖、安徽省水利工程质量最高奖“黄山杯”奖。2021年上半年，县水务局积极与省厅、水利部等部门对接协调，将南坪闸除险加固工程纳入包浍河治理项目，四铺闸、仲大庄闸纳入引江济淮二期工程，争取中央财政资金约3亿元 ；争取国开行贷款约25亿元用于地表水厂建设、河西新区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申报2022 年度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建设示范点，试点县中央资金补助 1.2 亿元，现已进行初步勘查、设计；申报“美丽中国青春行动”第十届“母亲河奖”绿色卫士奖、绿色团队奖、绿色项目奖、优秀组织奖，“**县河长制办公室”作为安徽省唯一名额争创团中央国家级优秀组织奖。

靶向发力，攻坚克难

饮水安全问题直接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县水务局积极推动供水城乡一体化和地下水源置换，探索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管护新模式。一是制定完善了《**县加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长效管理机制建设实施方案》《**县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运行管理暂行办法》《关于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运行维护财政补贴方案》《**县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运行管理考核办法》等，编制了《**县农村饮水安全供水保障规划》以及《淮北市**县“十四五”农村供水保障规划》，为我县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更好服务群众提供更加完善的政策依据。依据《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等相关规定积极推进全县范围内117个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二是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进程。对单村水厂实施联网、并网和提升改造，我县现有运行中的规模水厂11处，单村水厂33处，主管网长度达4463.579米，支官网长度3949.887米，全县供水主管网已基本实现全覆盖，用水户数近30万户，供水覆盖总人口达96.74万人，集中供水覆盖率由2019年的77.9%提高至93.77%。推动张圩、谢店、五沟水厂改扩建工程，临涣水厂、三供一业管网延伸工程，大田家水厂巩固提升、新增入户以及配套设施等工程建设，修复老旧水厂工程，着力解决老旧水厂饮水型氟超标问题，投资381.6万元新建水源井物探及探采井工程，解决水厂水量、水压问题。三是重组**供水有限责任公司，对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进行市场化、规范化管理，建立以**供水有限责任公司为主体、各镇村政府协调配合属地管理、县水务局进行监督管理的三级网格化管理体系。四是加快地表水厂建设进度。全面摸清全县农村饮水地表水源情况、供水现状，确保从“源头”到“龙头”底数清、情况明，并按照省水利厅要求，制完成了《**县农村供水保障规划（2021-2026）》，把“取水工程、水厂建设、管网完善”作为主要建设内容。规划新建地表水厂1座，取水点2处，水源地2处，总占地面积1470亩，设计日供水规模20万m3/d，项目初步估算总投资15.7764亿元。为保障“十四五”时期**县群众喝上干净水、基本不喝地下水，实现皖北地区群众喝上更好水目标提供了可靠保障。

分类施策，治理有成

一是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和流域系统性出发，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实施重大水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维持河湖生态廊道功能。2021年**县委、县政府投资80万元积极推进乾隆湖国家级示范河湖建设工作。按照“防洪保安全、优质水资源、健康水生态、宜居水环境、先进水文化”的目标，通过实施系统治理和综合治理，将乾隆湖建设成为“河畅、水清、岸绿、景美、人和”的示范河湖。二是全面落实河（湖）长制工作。水惠民生，水兴产业，从河（湖）保护的制度机制层面狠抓组织体系建设，从河（湖）治理的成效层面狠抓河（湖）水域环境质量的提升。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全面推进“优质水资源、健康水生态、宜居水环境”的建设工作，大力推进水美新村建设，为全县人民逐步呈现“人水和谐、幸福宜居”的水生态宜居环境。三是在河（湖）治理中，常态化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依据《**县河湖保洁清理专项工作方案》和《**县河道清障专项整治活动实施方案》，先后组织65人对萧濉新河、王引河、乾隆湖等河湖进行河面保洁和河道清障，共清理岸线生活垃圾、建筑垃圾1.3吨，清理渔网12处，打捞河面漂浮物103处；组织开展河湖“清四乱”和春季河湖“三护”等专项行动累计排查上报问题83条，整改销号率100%。2021年上半年，按照省、市总河长1号令要求，对全县9条行洪河道开展为期6个月的“专项行动，全面排查辖区内河道管理范围内存在的“乱堆、乱建、乱采、乱占”等涉河突出问题，逐一建立问题台账，制定整改标准，并由县河长办负责督查指导不断让全县河（湖）水域环境“脏、乱、差”问题得到有效改善和遏制。

智慧赋能，提能增效

一方面，科学配置基础设施，提升洪涝灾害预警预报能力。2020年，**县投资590万元新建6个自动水位监测站、8个视频监测站、11台套一体化高清视频会议终端、6套基层防汛信息展播设备等，该项目质量和先进度在同类型建设项目中位居全市、全省前列。极大的提高了我县洪涝灾害预警预报防御精细化管理水平和防汛预警预报能力。另一方面，加大防汛抗旱减灾工程建设力度。2020年先后推进孟沟下段中小河流治理疏浚工程、朱寨沟闸拆除重建工程建设完工，作为全县唯一开口工程的大庙沟闸新建工程，水下工程已完成，闸门已安装到位；2021年7月，拆除王引河刘桥段河道围堰，拟定了《**县王引河刘桥段采煤沉陷堤防裂缝应急处理及修复实施方案》及时修复贯穿于左右两岸的横缝，确保了两岸农田安全，消除了河道行洪隐患，提高了河道防洪排涝能力。

第8篇：现代化乡村治理体系范文

区编办：

按照区编办《深化**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案》要求，我镇高度重视，立即安排专人，对照调研内容进行梳理汇总，现将有关情况汇报如下：

一、便民服务中心标准化建设方面。

为方便人民群众办事，**镇积极推进便民服务中心建设，提高办事效率，坚持以“热情周到、便民公开、高效廉洁”为宗旨，以“便民服务是我们的职责”为理念，让便民服务中心真正发挥“便民、利民、惠民”作用。

（一）推进阵地建设标准化，筑牢便民服务基础。

一是对镇综合便民服务中心硬件设施进行提档升级，为中心配备显示屏，配齐5个综合服务窗口显示屏、5台电脑，进一步规范大厅办事秩序，提高工作效率。

二是对中心内部硬件设施布局再调整，更换宣传资料架、增添便民药品种类、植物绿化、门口挡风帘等便民设备，积极营造温馨舒适的办事环境，拉近与群众的距离。

三是保留第二办公区镇级便民服务点、综合服务窗口、业务工作人员，定时定点服务，为老年群体、弱势群体提供镇级便民服务事项代办服务，切实完善“15分钟公共服务圈”，打通基层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二）推进服务形象统一化，展示政务服务新面貌。

一是对标省颁标准，为综合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配齐工作服装，以统一的人员着装、服务形象、服务行为面向辖区群众。

二是对标全区标准，将综合便民服务中心的楼顶门头、大厅门头、背景欢迎墙、工作人员状态栏等整体形象进行统一更换改造，进一步推进综合便民服务中心标准化建设。

三是对标镇级标准，督促25个村将区、镇两级模板与本村特色相结合，制作便民服务室标识标牌、窗口人员台签、工作牌等，进一步推进村便民服务规范化建设。

（三）推进运行管理科学化，增强便民服务意识。

一是充分发挥综合便民服务中心干部监督作用，组织督查小组，通过不定时巡查、随机抽查等方式，对窗口工作人员出勤、服务态度等情况进行督查考核，及时发现和纠正存在问题。

二是坚决落实AB角岗位制度、一次性告知制度、首问负责制度、限时办结制度等一系列制度，规范服务流程、人员配置，确保为群众办事不间歇。

三是定期开展窗口工作人员业务培训，根据群众满意度调查反馈意见，进一步改进工作方法，提升窗口工作人员的专业素养和人文素养。

二、综合行政执法方面。

我镇深入贯彻落实深化乡镇和街道机构改革工作部署，聚焦重点难点，紧扣关键环节，创新整合镇及区直派驻执法力量和资源，做实做细综合行政执法机构职能体系和工作机制，探索构建综合行政执法平台，实现治理重心下移，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目前我镇已有5名行政人员办理了行政执法证，并设立**镇综合执法办公室，在镇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扎实开展各项综合执法工作，此外还成立了**区综合执法局**中队，中队成立以来，在局党组和镇综合执法办公室双重领导下，积极配合**镇政府的各项工作开展。一是强化镇容镇貌的治理。首先规范“门前三包”的制度落实和长态化；以及主要街道两边门面的出店经营；二是强化流动商贩的规范治理，规定经营秩序；三是配合镇政府进一步规范门面门头的管理和亮化，达到整齐划一。四是加强310国道两边的治理。在“双创”期间，全体同志不怕苦不怕累，严要求，高标准，强化制度的落实，加强市场规范经营秩序，圆满完成了局党组和镇政府交代的各项任务。

二、放权赋权方面。

第9篇：现代化乡村治理体系范文

面源污染是什么？从专业角度来说，面源污染是相对于点源污染而言的。点源污染主要指工业生产过程中与部分城市生活中产生的污染物，面源污染是指分散污染源引起的对生态系统的污染。与点源污染相比，其污染的时空范围更广，不确定性更大，成分、过程更复杂，更难以控制。

堆叠起来的专业词汇看起来复杂晦涩，让人有些摸不着头脑，不过有评论员对面源污染进行了非常详细的具象化描述，“‘五小’工厂甚至工业开发区直接建到村边，工业垃圾、化学垃圾、重金属垃圾直接排进清澈的河里、肥沃的土里、澄明的空中。农民自己的生活，也被工业消费品、电子产品重重包围，饮食丰盛了，吃上了方便面、喝上了瓶装水，剩饭剩茶也不想要了，病死的牲畜也舍得丢弃了……”

如此严重的面源污染，成因肯定是错综复杂的。评论员练洪洋试图理清污染的种种源头。他在发表于《广州日报》的评论《农村污染是真正的“乡愁”》中总结，污染来自于内源和外源两个方面，内源污染来自于农村和农业生产快速现代化，包括：“第一，农村生活方式的变革。随着农民收入增加、生活改善，今日农村也告别了传统、低耗、环保的生活方式，各种不可降解的生活垃圾随之增多，超过了环境的自净能力。第二，农业生产方式的变化。传统的有机农业、循环农业式微，逐渐被化学农业所替代。一方面，化肥、农药等高残留、高污染的化学品，以及难降解的农膜大规模使用，这些成为农村污染的罪魁祸首;另一方面，效益偏低的传统有机农业生产方式被遗弃，人畜禽粪便、农作物秸秆等有机肥料不再使用，成为农村环境污染的增量。”外源污染则来自于工业和城镇的污染转移。

同样探究污染原因的新华社评论《向污染宣战 建美丽乡村》，侧重点则在于污染形成过程中管理和监督的缺位，作者汇总了多个基层调研，认为导致面源污染的原因，“既有基层政府对农村环保重要性认识不到位、投入不足等，又有农业生产者环保意识不强、环境监管和保障体系不健全因素。此外，农村‘空心化’问题又导致治理力量严重缺乏，使农村污染治理难以形成合力。”简而言之，农村成了环境污染的低谷，环境保护的盲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