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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DonMd Worster,“Doing Environmental History”,in D.Worster(cd.),The ends of the eaah:Perspectives on Modem Environmental History,p.306.
②Michael Williams,“The relations 0f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historical geography”,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20.1(1994),pp.3--21.
地理学在东西方都是古老的学问,无论《禹贡》还是《奧德赛》,都反映了人类先民的地理意识。地理学又是复杂的:从横向上看,这一学科存在着文化区域的差异①;从纵向上看,该学科从近代以来发生了巨大变化,产生了众多的分支学科。其中的人文地理学(Human Geography)②由于其以人类与环境的关系为研究对象,因而与环境史学的联系十分紧密。人文地理学一直处于发展变化之中③,依笔者的专业和目前的学识很难全面地把握它,因此拟选取某一方面来具体认识它与环境史学的联系。在选择过程中,我们的目光集中在了法国人文地理学大师阿·德芒戎的思想上。这么做的考虑,是出于德芒戎对20世纪史学或历史学家的不容置疑的影响。这从法国年鉴派大师费尔南.布罗代尔创作的《地中海和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一书中可窥见一般。布罗代尔在开列需要感激的名单时,第一个提到的就是他在巴黎大学时的老师阿尔贝·德芒戎,我们从布罗代尔对地中海周围山区的描写中,很容易找到德芒戎笔下的“利穆赞地区的山地”④的影子。鉴于地理学对于环境史学的贡献以及环境史学同年鉴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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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德国地理学家、近代地理学区域学派创始人赫特纳(1859—1941)在论述西方地理学史时指出:“若是我们也把中国的地理学,我们的文化区域以外最重要的地理学,牵连在一起,这对于理解现在的科学,至少是现在的地理学,恐怕没有多大的帮助”。[德]阿尔夫雷德·赫特纳著:《地理学——它的历史、性质和方法》,王兰生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6页。
② Hum01 Geography在中国还被翻译为“人生地理学”或“人类地理学”,尽管译法各异,但都涉及“人”。而“人文地理学”法语词为Gé0graphie humaine,德语词为Geographie des Menschen,其中也都有“人”。
③ 关于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变化,参见王恩涌等编著:《人文地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④ [法]阿·德芒戎著:《人文地理学问题》,葛以德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25--248页。
的学术传承关系①,我们认为,在沃斯特和威廉斯所开列的地理学家名单中加上阿尔贝.德芒戎,应该是恰当的。②
一、定义问题
人文地理学是当前西方学界基本区分的地理学两大类别之一,另一类是自然地理学。《大英百科全书》2002年版则将地理学分为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和区域地理学三支,其中人文地理学包括了人口地理学、经济地理学、文化和社会地理学、城市地理学、政治地理学、医药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等,因为“人文地理学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解释人类的分布及其特点,这属于人口地理学的范畴。但是不对以下问题予以重视,就不能理解人类的分布:人类如何满足自己的需要和如何谋生,属经济地理学范畴;人类的文化、社会价值观、劳动工具等,属社会和文化地理学范畴;人们在城市和大都会的聚居,属城市地理学范畴;人们的政治机构,属政治地理学范畴;人们的健康和威胁他们的疾病,属医药地理学范畴;当前的分布方式如何演进而成,属历史地理学范畴。”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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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学者认为环境史的学术渊源之一是法国的年鉴学派,参见Char Miller & Hal Rothman,Out of the Woods:Essays in Environmental Hitory,Pitts— brgh:University 0f Pittsburgh Press 1997,Introduction,p.X Ⅱ.
② 不知何故,沃斯特和威廉斯在各自的文章中都没有提到德芒戎。
③ The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InC.,2002, v0L. 19.p.882.
面对人文地理学的如此繁杂而又密切联系的分支领域,我们怎样才能认识和把握它呢?对于人文地理学问题,阿.德芒戎于20世纪初所做的论述,被视为是“指明了正确的道路”①。从德芒戎的论述中我们了解到,虽然西方人很早就看到了地表上人类习俗的差异,但是直到18世纪以前,“对那些被我们现在归人人文地理学名下的事实,即地球表面上人类生活方式和聚居方式的研究,只是一种单纯的描述……实际上它们只是一堆未经整理、未加解释的,也就是没有科学性的杂乱无章的知识。科学人文地理学的发展,主要起始于18世纪进行的发现航行和殖民活动所导致的我们对地球知识的增长:主要由科学家或具有科学好奇心的探险家进行的航行。”②对于人文地理学的定义,德芒戎强调不能泛泛地认为人文地理学是研究人类和自然环境的关系的,因为“它包括不了整个关于人类与自然环境关系的研究内容……这些关系中有许多肯定不是人文地理学者所能研究的,它们属于别的研究部门。”③于是,他将人文地理学界定为“研究人类集团和地理环境的关系的科学”④。他之所以用“人类集团”和“地理环境”概念取代“人类”和“自然环境”概念,是因为他认为,首先,人文地理学研究的不是自然人,而是社会人。“我们不再把人类作为个体来考虑。通过对个体的研究,人类学和医学可以取得科学的成果;而人文地理学就不能。人文地理学所研究的,是作为集体和集团的人:是作为社会的人的作用。”第二,“地理环境这个词组比自然环境的含义更广;它不仅包括可以表现出来的自然的影响,还包括一个有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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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阿尔贝·德芒戎”,载[法]阿·德芒戎著:《人文地理学问题》,第10页。
②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学问题》,第3--4页。
③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学问题》,第5页。
④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学问题》,第7页。
于形成地理环境,即整个环境的人类自身的影响。”①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学定义以及他所运用的定义逻辑对于我们如何界定环境史学富有启发意义。
环境史学自诞生至今,对于它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还是研究和阐释人类社会历史的一种新的史学理念和视角,在学术界尚存歧义②。近30年来,在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环境史研究成果源源不断,其作者都在按各自的理解具体地研究和诠释环境史,因而关于环境史的定义是见仁见智③。在美国,虽经多次讨论,学者们基本上认定环境史就是研究人类与环境的互动关系史,但是对于“人类”、“环境”等具体内涵的认识有一个逐渐明晰和丰富的过程,对此,大家的理解还是不太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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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学问题》,第6--7页。
② 譬如沃斯特倾向于认为“环境史并非新的分支学科,而是对历史及其核心问题的广泛的、新的再想像”,见包茂宏:《唐纳德·沃斯特和美国的环境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4期,第103页;包茂宏在介绍20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环境史的发展时认为又诞生了众多的次分支学科,见包茂宏:《美国环境史研究的新进展》,载《中国学术》2002年第4期。
③ 迈克尔·威廉斯在“环境史学与历史地理学的联系”一文的第一部分介绍了纳什(Roderick Nash)、比尔斯基(L.J.Bilsky)、泰特(Thad Tate)、沃斯特等人关于环境史的定义,参见Michael Williams,“The relations 0fenviron— mental history and historical geography”,Journal信/Historical GeograpAr,20.1(1994),pp.4-9;此外,包茂宏在“环境史:历史、理论和方法”一文中还进一步介绍了贝利、克罗农和麦茜特等人有关环境史的定义,参见包茂宏:《环境史:历史、理论和方法》,《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而麦茜特推崇的是沃斯特、克罗农、克罗斯比以及她本人关于环境史的解释,见http://www. cnr.berkeley.edu/departments/espm/env-hist/studvguide/chapl.htm.
20世纪80年代末沃斯特提出环境史研究的农业生态史模式,认为环境史是研究“自然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并强调环境史学日益摆脱了初期的道德诉求和政治信仰,主要目标是为了加深我们对历史上人类与自然关系的理解,即在时间长河中人类如何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反过来,人类又如何影响自然环境,并产生了什么结果。在沃斯特心目中,这个自然仅指非人类世界。这一世界在原初意义上并不是我们人类所创造的,因此,它不包括社会环境(the social environment,只是人类之间相互作用的舞台)和人工环境(the built environment,无处不在,成了“第二自然”,这完全是一种文化的表现)①。应该说,沃斯特关于环境史研究中的“自然”的界定是清晰的,它特指自然环境——非人类世界。沃斯特的有关解释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20世纪90年代初以前的美国环境史研究。但即使在那个时候,尤其是到了90年代,关于环境史的理论还是有着不同的声音和争论,其中最突出的,是乔尔·塔尔等人认为环境史研究应该包括城市或人工环境,并提出人工环境通过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而成为地球环境史的一个组成部分的论断②。当然,沃斯特本人的这方面的思想也在发展变化③。
笔者认为。上述争论的关键在于如何认识影响着非人类世界的人类,以及人类到底怎样并在哪里影响着自然环境等问题。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辨析“人类”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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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Donald Worster,“Doing Environmental History”’in D.Worster(cd.)’The endds of the earth:Perspectives on Modern Environmental History,pp.290--291;pp.292--293.
② Christine M.Rosen & J0el A.Tarr,“thc Importance of Urban Perspec— tive in Environmental History”,Journal of Urban History,(may 1994),p.307.
③ 见包茂宏:《唐纳德·沃斯特和美国的环境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4期,第102—103页。
对于历史研究中的人类概念的认识,我们应该回到的原点上来。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出:“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①。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是考察人类历史开始点的总体假说。马克思提出从人类社会整体出发的假说后,具体考察历史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人”。“现实的人”生活在一定的具体社会环境之中,现实的人和现实的社会环境的统一构成了“人类社会”②。环境史学中的“人类”,也只能是结合着现实的社会环境,并进行对象性实践活动的现实的人。其内涵是指具有不同文化程度和不同社会组织程度的人的群体或集团,可以简称为“文化人”、“文明人”或“社会人”;其外延是由人类的生活活动、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等各类实践活动构成的环境,包括由人所建造的房屋、道路、城市和各种设施组成的人工环境,以及由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组成的社会环境。人工环境和社会环境是人类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人类社会是整个自然界中的人类子系统。与此相对应的,是由地球上的大气圈、水圈、土壤一岩石圈和生物圈所构成的自然子系统,即环境史学中所运用的“自然”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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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19页。
② 参见蒋大椿:《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历史观的发展》,《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第13页。
至此,我们可以借用德芒我的定义逻辑来对环境史学进行界定。环境史学包括不了人类子系统和自然子系统各自内部或相互关系的全部内容,其中有许多方面肯定不是环境史学所能研究的。譬如,自然子系统具有自己的结构和功能,并按照一定的规律进行演化。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可能属于地理学、地质学、生态学等学科的范畴。环境史学则是研究由人的实践活动联结的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互动过程的历史学新领域。
这样来辨析,就可以明了环境史研究是否包括人工环境和社会环境的问题了。作为环境史学中“互动”一方的“自然环境”不包括人工环境和社会环境,但是互动的另一方——“人类社会”囊括了人工环境和社会环境。人类正是通过连续不断的实践活动,在利用与改造自然环境的过程中创造着人工环境和社会环境,或者在创造人工环境和社会环境的过程中实现了对自然环境的利用与改造,并使原生的自然环境逐渐地改变了模样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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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原生的自然环境又被称为原生环境或第一环境;被人类活动所改变了的原生环境,如被绿化的山野、被污染的大气和水体、被破坏的森林等又有第二环境、次生环境和“人工-自然环境”等称谓。
转贴于 二、研究对象问题
长期以来,不同学科的学者都有兴趣于人类与环境之关系的研究,各自对这一“关系”的具体把握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环境史学与人文地理学在这一问题上同样如此。
这里仍以德芒戎的思想为例。德芒戎从他的人文地理学定义出发,对人类社会和地理环境的关系这一抽象问题进行了具体阐释,由此构想了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确定了其范围和界限。他认为,从这种关系中产生的问题包括四大组,即:1)人类社会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2)人类社会对利用自然资源的方法所作的不断演进,即文明类型的演化;3)随着自然条件及被开发利用的资源而变化的人类分布;4)人类从最简单到最复杂的集群或定居的方式①。德芒戎强调,这些就是人文地理学专有的内容;人文地理学的全部研究工作和著述都不出这一广阔的领域。不过,从他之后的学科发展来看,不仅人文地理学本身研究的问题随时展在进一步拓宽,而且他界定的内容也并非只为人文地理学所专有。譬如,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环境史学同样致力于对人地关系的思考与研究。
在抽象意义上,环境史学是“关于自然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历史,是关于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各种关系的历史”②。而如前所述,环境史学家对于相互关联的“人类”与“环境”涵义的认识是逐渐明晰和不断丰富的。从目前欧美环境史学家关于环境史研究对象和内容的种种规定来看,我们认为沃斯特关于环境史的三层次分析模式比较典型:
第一,对自然本身的理解,因为在各个历史时期自然是充满生机并发挥作用的;这包括自然的有机体和无机体,当然少不了人类有机体,因为人类是自然的食物链中的一环,他时而是子宫,时而是胃,时而是吃客,时而又被吃,时而是微生物的寄主,时而又是一种寄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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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学问题》,第8页。
②Mart A.Stewart,“Em4ronmental History:Profile 0f a Developing Field”,The History Teacher,v01.31,no.3(May 1998),p.351.
第二,引入社会经济领域,因为它与环境是相互作用的。这儿我们关注的是工具和劳动、从劳动过程中产生的社会关系以及人们所设计的从自然资源中获取产品的各种方式。一个被组织起来在大海捕鱼的村社与一个在高山牧场养羊的村社,其制度、性别角色和季节周期可能存在很大的不同。决策的权力,无论是环境方面还是其他方面,在一个社会内几乎不可能完全平等地分配,因此对权力结构的探寻是该分析层次的组成部分。
第三,独特的人类经历的象征一一纯粹的精神或思想层面,其中,感知、伦理、法律、神话和其他意识结构成为个人或组织与自然对话的组成部分。人们不停地描绘他们周围的世界,界定资源是什么,判断哪些行为会导致环境的退化,应该被禁止,并且对他们生活的目的做出选择。①
这三个层面即三组问题,是沃斯特构建的环境史研究纲要,他自己认为“这个模式仍然是好的、有活力的”②。笔者大体上赞同沃斯特的研究架构,因为其他学者提出的分类大都是这一基本框架内的局部调整。因此,我们可以在这一框架的基础上比较和认识环境史学和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对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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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Donald Worster,“Doing Enviromnental History”,in D.Worster(cd.),The Ends 0f Eanh:Perspectives on Modem Environmental Hiaory,p.293.
② 包茂宏:《唐纳德.沃斯特和美国的环境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4期,第103页。
就沃斯特的环境史纲要和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学对象来看,二者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交叉域。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学研究对象,可归结为人类在利用自然资源基础上的生活、生产、居住和迁徙等问题。这些问题同样为环境史学所看重,沃斯特的第二个层面与之联系最为紧密,而这一层面正是目前环境史研究的重点所在。已出版的关于历史上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行为对环境影响的著述大都属于这一层次①。由此我们可以领会二者间的关联和环境史的学术渊源。然而,环境史学和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学之间又有着显见的不同。这突出表现在它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路向和研究目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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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譬如:唐纳德·沃斯特著:《尘暴:19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Eli— nor c.K.Melville,Plague of Sheep:Environmental Consequences of the Conquest ofMexico,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英]克莱夫·庞廷著:《绿色世界史一一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
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学研究涉及的问题止于人类对环境的利用、利用方式与地域的变化等。这些问题所折射的有关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观念,基本上是一种单向的认识,即局限于人类在不同的时空中对自然环境的作用。德芒戎的思想是一种“可能论”(possibilism)的论点,这种论点是他的老师、法国人文地理学的奠基人维达尔·白兰士于20世纪初提出来的。“可能论”认为,自然环境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一定范围的可能性,人类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愿望和能力来利用这种可能性,因此人在与环境的关系中是一种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力量。“可能论”虽然是一种与“环境决定论”相对立的人地关系观,但它与决定论却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认为,人类处于一方而环境处于另一方,两者不相容;二者的目的是要确定一方对另一方的作用或影响。可能论与决定论的这一共同之点被称为“人类与环境之间关系的亚里斯多德学派的观点”①。这类论点的提出和持续,与直到20世纪初的科学发展的大背景密切相关。“当时发展中的科学方法还是以探索简单的、单线的因果关系为标志,即A引起B,B引起C,如此类推,而尚未认识到形成当今科学的复杂的相互作用和反馈过程。”②这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文地理学家在探求人文现象的地理分布规律及原因时,做出的大都是与线性科学相一致的简单的、直向的解释——要么强调环境对人的决定性作用,要么侧重人对环境的改造与适应能力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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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唐纳德·L·哈迪斯蒂著:《生态人类学》,郭凡、邹和译,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
② 唐纳德·L·哈迪斯蒂著:《生态人类学》,第2页。
③ 当然,人地关系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有关这一问题的思想、理论在人文地理学领域是不断丰富发展的。继环境决定论和可能论之后,又出现了“适应论”、“生态论”、“和谐论”等。参见王恩涌等编著:《人文地理学》,第40--42页。
环境史学恰恰要从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学止步的地方起步。它从研究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改造与利用开始,通过一个个具体的事例来探讨人类如何受到了自然环境的影响;反过来,人类又如何影响了自然环境,并产生了什么样的结果等问题,以此来再现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历史。环境史研究使得历史学对人地关系的认识超越了固有的抽象的历史观层面,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达到了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新认识。一方面,环境史学不同于政治史、经济史、社会文化史等史学模式,而重新界定了环境因素在历史解释中的地位,认为“环境”是历史中的一个活跃要素,而不只是人类活动的前提或工具;其他生物、大自然发展进程等都与人一样具有创造历史的能力。环境史非常明确地将自然要素纳入历史写作的范畴,从而拓宽了历史研究领域,丰富了历史思考。这正如海外中国环境史研究专家伊懋可(Mark Elvin)在论述人与疾病双向互动的关系时所指出的,“对这种社会与自然间因果回馈循环之发现和阐明,正是环境史相对于其他历史分支最重要的特征”。①
另一方面,环境史学反对将人与自然割裂的机械自然观,强调世间万物的有机联系,证明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始终不断地发生的是相互的作用,两者之间的分野是不明确的,要理解一方就要了解另一方。这显然是一种关于人地关系的双向认识,因而有别于上述人类与环境之关系的亚里斯多德学派的观点。当然,环境史学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这种双向认识也是随其研究的发展而逐步明晰的。欧美环境史学大体上经历了一个从片面狭隘的污染或灾难史到全面宽广的环境史的转变,其研究日趋成熟,标志就是认识不再片面,也不再受到政治动机的影响②。这反映了环境史家从对紧迫的环境问题的关切转变到对人类与环境关系史的全面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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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刘翠溶、伊懋可主编:《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上),台湾“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95年版,第10页。
② 参见K.j.w.Oosthoek,“Environmental History’’,http://forth.stir. aC.uk/~kJwol/essays.html.
以英国环境史为例,在1970--90年代初,空气污染和水污染或城市化与工业污染等问题成为研究的焦点,彼得·布林布尔库姆、比尔·拉金和劳伦斯·布里兹等人先后发表了诸多专题性成果①。及至90年代中后期,有关的研究从污染史拓展到环境史,其中戴尔·波特的《泰晤士河河堤:维多利亚时代伦敦的环境、技术与社会》是这方面的佳作。波特认为:“泰晤士河与伦敦的关系并非自然与人类文明之间的简单对照。一千多年来这条河与这座大都市共同将自然的作用与人类创造的事业调和起来。人因为对食物和原料的需求而以他们的建筑物和周围的乡村发展了城市。人们通过堤岸、码头以及他们对清洁水的需求和废弃物的排放而塑造了河流……泰晤士河河堤作为一项公共工程,展示了技术在以文化价值观、社会组织和制度为一方,以自然环境为另一方之间的调节作用……当然,技术作为一种分界面,其本身受环境条件和使用技术的社会的态度与习惯的制约。它充满了变数。泰晤士河河堤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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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布林布尔库姆的有关著述是空气污染史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其中,《1850—1900年约克空气污染》(Air Pollution in York,1850—1900)、《伦敦空气污染》(Air Pollution in London)和《19世纪苏格兰的黑雨》(Nineteenth Cen— tury Black Scottish Showers)等文章,是将现代气候研究与历史档案研究融合起来的佳作;而《大烟雾:中世纪以来伦敦空气污染史》(Peter brimbleeombe, The Big Smoke:A History 0f Air Pollution in London Since Medieval Times,lon— don and New York:Methuen,1987)一书影响了许多后继的环境史家。比尔·拉金和劳伦斯·布里兹的著作则是关于英国河流污染的代表性成果:Bill Luckin,Pollution and Control:A Social Ifistory 0f the thames in the 19th Centu- ry,IOP Publishing Limited,1986;Lawrence Breeze,The British Experience with Rwer Pollution,1865--1876,New York:Peter Lang Publishing,Inc.,1993.参见Matt Osbom,Sowing the Field of British Environmental History,http://www.h—net.org/~environ/historiography/british.htm.’
“是自然的也是社会的‘建构’,并且它还要因应意外的气候、、流沙和这一地区可资利用的原料的质量而作变更。”①波特的研究从一个具体的方面既展示了人类如何塑造了自然环境,又展示了自然要素在影响和改变人类文明中的作用。这是一种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双向互动观,它凸显了环境史学的目标,即“认识人类如何受自然影响,又如何影响自然,以及影响的结果。”②
环境史学的这种双向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今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研究的学科发展的态势。20世纪中后期,不仅地理学本身在努力克服过去只重视研究“地”对“人”或“人”对“地”单向作用和影响的局限性,开始全面地研究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而且诞生了数门以“人类一环境系统”为研究对象的新兴交叉学科,如环境科学、人类生态学和地球系统科学等,它们一致强调人与自然关系的整体性并对其进行综合研究③。环境史学从环境科学和生态学等学科汲取了大量的养料,其中生态学尤为重要。生态学研究生物与环境的相互关系,这些关系集中体现在环境对生物的生态作用、生物对环境的生态适应以及生物对环境的改造等方面④。环境史学受到了生态学的巨:大影响,较某些前辈学者而言,“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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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Dale Porter,The Thames Embankment:Environment,Technology,and Society in Victorian London,Akron,Ohio:University 0f Akron Press 1998,p.4; pp.8---9.
②T.C.Smout(cd.),Scotland Since Prehistory:Natural change and Human Impact,Aberdeen:Scottish Cultural Press 1993,p.xiii
③ 参见陈静生、蔡运龙、王学军著:《人类一环境系统及其可持续性》,第6--32页。
④ 1866年,德国动物学家E·海克尔首先把生态学定义为“研究有机体与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详见周鸿编著:《人类生态学》,第1--2页。
史学家更看重自然的作用,并将人类与自然的互动视为一条‘双行线’(two-way street)”。①这一分析非常适合于就德芒戎的思想与环境史学关于人地关系的认识所作的对比。
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不同相联系,环境史学又具有不同于人文地理学的研究目的。
人文地理学作为地理学中研究地表人文现象空间分布与变化规律的学科,其目的是要“阐明各国、各地区人文现象的分布规律,着重说明在什么地方有什么样的人文活动,并探讨其形成的原因,预测其发展的趋势。例如,为什么当前世界上有的国家工业高度发达,有的国家工业依然处于极端落后的状态。”②这显然是对地表各种人文现象的空间分布与空间结构作客观的描述与探讨。德芒戎对法国农村聚落的类型、法国北部与美洲的联系、北海的渔业和渔港、尼日尔河流域的土著殖民和整治工程等问题的研究即是如此。与之相比较,环境史学作为历史学中研究人与自然关系史的新领域,除了要探寻人与自然关系的因果律外,更主要的,是为了比较和反思人类对自然的历史认识和态度,尤其要检讨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对待自然的种种方式。环境史学要通过具体的实证研究,来探讨人类文明发展的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不同人群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比较各个时期不同类型的文明中人们关于自然的思想、概念和价值观方面所存在的差异,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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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ark Cioc,Bjsrn-Ola Linnér,and Matt Osborn,“Environmental Histo— xy Writing in Northern Europe”,Environmental History,V01.5,No.3,July,2000,p.397.
② 辛润田主编:《现代人文地理学》,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页。
来认识人们对待他们周围环境的不同态度及由此导致的不同结果。由于历史上自然曾以各种各样的灾变对人类有悖于自然规律的开发活动予以了报复和惩罚,因而透过各种各样的灾害而揭示人类对自然的毁灭性开发和戕害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探寻人类合理地利用自然以使人类文明健康发展的途径,必然是环境史学的主要任务。由此,环境史学持有鲜明的批判立场。它反对竭泽而渔式的发展观,提倡网开三面式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并试图通过对人类与自然关系史的反思和评析,来寻求人类与自然互惠共生之路。沃斯特的环境史纲的第三个层面突出地反映了这一诉求,《尘暴》一书则是他从文化批判的角度研究环境问题的典范。沃斯特认为,20世纪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发生的尘暴,是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这种文化将人对自然的敬畏与谦恭荡涤殆尽,并以人类对自然的极端狂妄与自负取而代之。它与北美大陆的土著印第安人的敬畏草原、感激自然并自我约束的环境伦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①,其结果是灾难性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沃斯特提醒第三世界国家不要迷信和盲从美国的生产和生活模式,以免重蹈美国的覆辙②。在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国际背景之下,他的这一“盛世危言”是发人深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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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高国荣:“对环境问题的文化批判——读唐纳德·沃斯特的《尘暴》”,《世界历史》2003年第5期,第94--97页。
② 沃斯特著:《尘暴:19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第316--334页。
与沃斯特的作品一样,欧美环境史学界的其他著作大都饱含着对近代科学革命以来的机械自然观、科学与理性崇拜、现代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等内容的分析与思考。如麦茜特的《自然之死——妇女、生态和科学革命》,该书从性别的视角描述了人们关于自然概念的变化,并对这种变化进行了深刻的历史反思。麦茜特将以往科学史中许多被忽视的问题突出出来,尤其是通过对科学革命及其背景的考察,发现在产生近代科学革命的16、17世纪之际,“一个有生命的、女性的大地作为其中心的有机宇宙形象,让位于一个机械的世界观,这里,自然被重新建构成一个死寂和被动的、被人类支配和控制的世界。”①由此我们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到了人类怎样将自然概念化,以及有机的自然观如何转变为机械的、死寂的自然观的历史过程,从而加深了对人类“合理地”支配自然并破坏生态环境的历史根源的认识。像这样的对现代文明及其对自然之态度的评判,正是环境史学有别于人文地理学的重要之处。
因此,从研究对象来看,环境史学与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联系的基础在于二者都在探讨人与环境的关系,区别的原因则在于它们对这种关系的认识和研究目的的不同。从这种联系与区别中,我们可以更好地界定环境史研究的对象与侧重点,以把握不同时代学科发展变化的脉络。今天,环境史学已表现出更全面地认识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变化,并合理地解释有关问题的能力,但环境史不能自诩解释了所有的问题并提供了最好的答案,也不应被视为“至今所有的编年史的逻辑发展的一个顶峰”。②因为历史学研究的问题像任何其他学科一样,也是变化的、不断发展的,并需要多样化的解释。人类行为如此复杂,以至不能靠简单的因果分析来解释。同样,对人类与环境的复杂的相互作用的研究也不应采取简单的、一对一联系的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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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卡洛琳·麦茜特著:《自然之死一一妇女、生态和科学革命》,吴国盛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前言”第3页。
② [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一一生态学研究》,第112页。 三、方法原则问题
关于人文地理学的方法原则,德芒戎是这样规定的:
第一原则 不要认为人文地理学是一种粗暴的决定论,一种来自自然因素的命定论。人文地理学中的因果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具有意志和主动性的人类自身,就是搅动自然秩序的一个原因……第二原则 人文地理学家应当依靠地域的基础进行研究。凡是人类生活的地方,不论何处,他们的生活方式中,总是包含着他们与地域基础之间的一种必然联系。使人文地理学不同于社会学的,正是这种对地域联系的考虑……第三原则 为了全面地说明问题,人文地理学不能局限于只考虑事物的现状。它必须设想现象的发展,追溯过去,也就是求助于历史……
德芒戎规定的人文地理学的方法原则对环境史研究同样具有启发。尽管如前所述,他的人文地理学思想在对人地关系的认识上是单向的,但他关于“人文地理学中的因果关系非常复杂”的提法依然值得我们注意,而他将人类看成是影响自然秩序的一个原因,由此而否定环境决定论,这种看法本身在今天尤其值得环境史学家所重视。由于人类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已有千万年之久,其中的因与果事实上乃是相互纠缠和渗透的。这里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认识人类自身在自然界的地位。沃斯特纲要的第一个层面“对自然本身的理解”即包括对人类有机体的理解。
人类是生态圈中颇为独特的物种,一身兼具三重身份:是自然界的产物,是自然界的成分,又是自然界的改造者和创造者①。因此,人类既具有自然禀赋,又具有社会与文化属性。人类的捕食、生殖、与其他生物争夺生存资源以及对自然环境的依赖等基本生物功能,属于自然秉性。就此而言,由于人在体力和许多器官的功能上没有什么优势可言,人甚至比许多其他生物更不能适应环境。但人有思想意识,有发明创造能力,并组成了一种社会和不断完善这个社会,这是人的社会与文化属性。人的这种属性的形成从根本上改变了他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人类为了得到足够的资源(食物、衣物、居所、能源和其他物质材料等)来维持生存,可以发明各种手段和方式从不同的生态系统中去获取,这使得人类成为了惟一能够威胁以至于摧毁自己生存所依赖的环境的生物,而且是惟一的进入了陆地所有生态系统,并通过技术的使用来支配它们的生物②,因此,人类必然会对自然生态系统产生全面的干预和极其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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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陈静生、蔡运龙、王学军著:《人类-环境系统及其可持续发展》,第49--54页。
② [英]克莱夫·庞廷著:《绿色世界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第20页。
即使如此,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人类的所作所为仍不得不受自然环境的制约和影响。这是因为大自然有着自己的节律和功能,人类的作为必须符合自然的规律,否则将会受到大自然无情的惩罚。人类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最终要归结到一点,即地球能否承担和接受人类的发展速度,或人地关系是否统一这个问题。一方面,地球上的资源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另一方面,人类将从自然索取的物质消耗以后,又会将废弃物归还自然。人类与自然之关系的本质即在于相互之间进行的这种物质、能量乃至信息的交换。由于人类社会在不断发展,不同时期人类的技术水平、组织规模和文化程度是很不相同的,人类与环境之间的交换关系在不同的时期也有着很大的不同,总的来说经历了人类从诞生之初的完全依赖自然并敬畏自然,到利用、改造、破坏与藐视自然,再到今天在利用、改造自然的同时强调保护与亲近自然等阶段。这一历史进程表明:人类与环境的关系是既对立又统一,并在对立统一中前进和发展的。今天,人类社会的问题已成为如何遏制人自身种种的超越了各类生态系统能力的需求,以缓解乃至消除由此而造成的种种压力的问题。由此我们必须加强对人与自然关系中因人而起的不和谐及其消极后果的认识与研究。
由于人与环境的互动以及由此引起的问题总是发生在一定的地域空间之上,并往往会超越领土、领空的界限,如跨境的水体污染、沙尘暴、酸雨等,这样,德芒戎提出的人文地理学研究应当依靠的地域基础,也是环境史研究应当依靠的基础。
德芒戎特别强调人文地理学不要忘掉人和土地的关系,不能离开人所居住的土地去研究人。他说到:“为了清楚地看到一般现象的全貌,最好从特殊的、局部的现象开始去观察这个区域内包含的特殊植物、居民……,去明确某种由一片土地和一群人类的结合而产生的有活力的东西。这样,我们就不得不回到对世界认识的起点,回到我们的物质存在的直接基础上。人们常常要在对组成一个区域面貌的各个特征进行分析以后,才能更好地理解把人类和环境结合在一起的那些关系。”①德芒戎的上述思想和认识方法也可以为环境史学所遵循。环境史研究同样要回到“对世界认识的起点”上来,这即是要加强对自然环境的原貌的认识。因为自然环境在不断地变化,今天我们眼前的山川大地和气候条件远非其原貌。只有深入地了解自然环境的原貌,我们才能找到衡量其变化的基准或坐标,弄清其变化的幅度。这也符合关于历史记载的出发点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②当然,自然基础或自然环境的初始状态是相对的,其时间断限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是有别的,这由文明出现的早晚而决定。即使在同一国家,由于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其不同地区的初始状态,有的早就被破坏了,有的在不久以前尚可以见到。③这样,在具体研究中必然要求根据具体情况而选取不同的地域单位。明确地说,环境史学除了继续运用传统的国别研究单位外,还要加强区域研究(Regional Studies)。这是一种方法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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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学问题》,第11页。
② 在马克思、恩格斯笔下,自然基础包括地质条件、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其他条件,见:《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4页。
③ 此处得益于中国文物研究所的景爱先生的指教,谨致谢意。
至于如何确定所研究区域的范围,则要视研究的问题而定。区域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以小见大,化整为零,而是为了获得对一个区域的人、自然及其相互关系的全面了解和认识。这就要求对某一区域的环境问题进行综合性的研究,将涉及到的自然、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诸因素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尤其要注意联系社会文化环境来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因为它们往往是通过人类社会的物质文化、社会文化和精神文化来体现相互作用的。这样,突破学科界限,将自然和人文社会科学各相关学科的知识体系、理论方法和研究手段融人具体的研究过程,是环境史研究的必然要求。
由此我们看到,环境史研究具有跨学科性质;环境史学家尤其需要运用生态学、生物学、林学和地理学等自然科学的知识来理解自然界在过去所发生的事情。但反过来,作为地理学家的德芒戎则强调入文地理学必须“求助于历史”。他说道:“人类在时间中发展,为了理解这种发展,历史的证明和自然规律的认识对我们同样是必要的。”①这一思想从一个方面说明了历史研究在一切学科研究中的基础地位。这也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在环境史研究中应如何处理历史学与其他需要借鉴的学科的关系。环境史学的跨学科性质并不意味着历史学的学科特征的泯灭,因为其本质上仍然是通过对有关问题的史料的发掘、整理和解释来再现人与自然的关系史,并理解其现;伏。环境史学家也不必成为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他们要做的只是跨越学科边界,熟知其他学科(特别是自然科学)的术语、理论和方法,以更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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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学问题》,第13页。
理解历史上的环境问题。①不仅如此,由于环境变迁具有长时段的、深层次的社会历史根源,这一变迁本身及其对人类社会历史的影响并不是计算机模型或实验室的实验可以完全地模拟或实验出来的,因而就愈发需要深入有关的历史变迁之中去梳理、归纳和认识,从而为现在和未来提供有意义的启示。此外,如前所述,环境史学具有不同于人文地理学乃至其他研究自然与人类关系之学科的目的,因而不要充当自然科学或别的什么学科的婢女。环境史研究者不要东施效颦,而要清楚自己与自然科学家的不同。这样,环境史学应是以历史学为基础和主体的跨学科研究。环境史学家要做的是在固守历史学阵地的前提下,尽可能地拓宽知识结构,扩大史料收集的范围,并提高处理各类资料的能力。
今天,人类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远离了自然,却又越来越剧烈地干预了自然。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至少是地球表层的生态系统,已经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原生自然,而是愈来愈深刻地融人了人类活动的意蕴。同时,自然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弥散于诸如技术体系、经济结构、政治制度、文化意识、宗教信仰以及风俗习惯等各种人类事象之中,成为社会分化和文明演进不容忽视的动力之源。”②因此,在人类文明高度发达的现时代,我们认识和研究自然环境在什么程度上并以什么方式参与了人类社会的演进历程,人类社会又在什么程度上并怎样干预和影响了自然环境,以探索人类文明发展的新途径,为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相处而贡献史学的智慧,是非常必要的。国际史学界已表现出对环境史研究的浓厚兴趣。从中国环境史学的发展来说,笔者认为,我们应摈弃中国世界史学界对国外研究成果进行宏观中文话语处理的一贯做法,弘扬并改造中国学术界历来重视灾害史研究的传统,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就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开展精细深入的理论建设和问题研究。我们既要研究他国以及世界性的问题,更需要研究中国自身的问题,并在研究过程中建立自己的分析模式和理论框架,实现学术创新,以对国际环境史学和中国史学的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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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媒介地理、媒介空间、PokemonGo、AR技术
中图分类号:G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7)07-0116-02
一、引言
Pokemon,中文译名“精灵宝可梦”,即“宠物小精灵”,是任天堂游戏公司1996年出品的掌上游戏。后来,宠物小精灵系列的游戏、影视作品以及衍生品火遍全球,成为20年经久不衰的超级IP。PokemonGo就是沿用了宠物小精灵系列游戏IP,由任天堂与美国软件开发公司Niantic合作研发,于2016年7月6日正式开发上线,并在短时间内成为人们谈论焦点,吸引了大量目光。与此同时,AR的概念正式走入大众的视野。
AR技术是指通过电脑生成的感官信息(声音、图像、GPS数据等)的结合,现实物理环境下的实时影象得到增强,通过它人们得以在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间互动[1],在名为“PokemonGo”的游戏里,都市的空间与景观统统被收纳成PokemonGo的站点,玩家在现实的物理空间内移动穿梭完成任务促使新的媒介地形图的形成,城市空间与景观也被悄然改变。本文以PokemonGo这一游戏为例,本文以PokemonGo这一游戏为例,从人文地理学的三个层面分析AR技术的城市空间特点。
二、人文地理学中PokemonGo游戏里的城市空间特点
PokemonGo是一款基于经典游戏IP宠物小精灵上,将AR技术与LBS(基于地理位置的服务)结合的技术,应用于智能手机的游戏。正如西方传播学巨匠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中提出“人际依存模式会通过媒介的使用或人的延伸而改变”[2],以真实地理信息为基础的PokemonGo便反映出现代人类都市生存环境的状况。游戏需要我们“行走”在城市的边边角角寻找精灵,在平等、开放的面貌下重新发现我们生活的城市[3],并重新构建自己独特的城市景观。地图中的景观是根据特殊的文化需求构筑和描绘的[4],游戏中的虚拟环境与真实的地理环境重合,因此,现实中地理环境的属性则影响着游戏中的精灵属性。如草系精灵通常出没于植被繁茂的地区,附近有河则会出现水系精灵。
此外,PokemonGo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周边产品商业价值、被重构的消费观念、隐私危机以及对人们生活观念的改变,无一不体现了媒介作用下,城市中集结的不同群体,依据北境与文化建立起来的社区组织有构筑新的、有差异的文化景观现象。
“空间”这一观念按照当代人文地理学的观点,通常被分为四个互有差异的层次:第一空间、第二空间、第三空间、第四空间[4]。一方面,将PokemonGo中的城市空间视作通过利用具体的物质形式来达到观测、标记和解释的目的;它也被看作精神层面的建构,从社会、生活和文化的视角来对其进行阐述。通过这些物质或经验空间各自的外在表现和内在特征来解构PokemonGo中城市空间环境的特点与景观。
(一)重新发现城市
法国哲学家列拉斐伏尔(HenriLefebvere)对“第一空间”进行过详尽的描述。我们可以将“第一空间”划分为物质的空间,即可以感知的有形世界,它将那些可以通过采用实验和观察等方法直接进行把握的空间作为认知对象。城市便是基于物质地理环境而修建起来的空间系统,是“第一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
PokemonGo在游戏中,会通过现实世界地图的运用并与手机中的GPS定位系统相结合,通过摄像头来探测虚拟世界里的小精灵;若GPS观测范围内存在小精灵,手机便会通过震动或声响来提醒玩家,然后玩家即可根据GPS在现实空间移动穿梭到对应位置捕捉小精灵;如果获得精灵蛋,玩家则需要携带它走2、5或10公里(依据精灵蛋的等级决定)才能孵化。城市的公园、纪念馆、商场、教堂等各个角落都有可能出现小精灵,玩家们在行走中重新认识城市。正如PokemonGo中的小精灵活动的虚拟空间是以玩家活动的真实地理空间为基础的,人类如今所生存的全球化的世界,也建筑在歷经了千百年的冲突、隔绝和分裂的地球版图之上。通过AR技术所展现出的平等、开放的面貌,让我们生活的城市中所存在的无数原本无人踏足的空间被我们所认识。
现如今既是一个“娱乐至上”的时代,又同样是一个“社交至上”的时代。正可谓“无社交,不游戏”,PokemonGo的游戏设定让玩家必须走上街头,且小精灵的位置多位于玩家密度较高的公共区域,玩家可以在同一地点因小精灵偶遇;在游戏中的对战模式,激发更多社交互动话题、社交活动的同时,也激发了线下社交的无限可能性,解决了全球化一体化背景下玩家们的社交需求。真实线下+虚拟体验的新型模式促进了城市人群社交关系的形成。
(二)让玩家进入意象世界
乌托邦呈现出的是典型的想象的世界——第二空间。其表现形式就是以艺术对抗科学、以精神对抗物质,以主体对抗客体[5]。乌托邦是以现实条件为基础,但在现实世界中却找不到切实存在的场所的人类构想。迪士尼主题公园便将美国卡通里的乌托邦真实还原了出来。PokemonGo的游戏形态,亦可看作是乌托邦的实体呈现形式。
于1996年推出的宠物小精灵(Pokemon),一开始作为任天堂公司的主打掌上游戏亮相,因其独特且有趣的游戏模式而受到大众的普遍欢迎。之后,任天堂并贩售各类毛绒玩具、卡牌等周边产品,联合日本东京电视台打造的《宠物小精灵》系列动画片作为一个新的里程碑,更是将其推上一个新的顶峰,以1998年进军美国为开始,后来逐渐打开全世界数十个国家的产业市场。20年的流动发展,Pokemon有了自己的历史地理空间,并形成了一个文化地理版块,版块中包含的Pokemon游戏系列、《宠物小精灵》动漫系列、周边连锁店、地铁文化等等,存在于城市景观中,并积攒了庞大的粉丝群。PokemonGo不仅沿用宠物小精灵的游戏IP,其游戏设定也是简化动漫《宠物小精灵》的剧情形式。玩家不仅能够参与体会原本只存在于虚幻漫画中的精灵驯化师的工作,同时还能结合游戏中的社交功能,通过让不同玩家手中被驯化的小精灵进行对战,胜者得以提高自己的声望的游戏模式来激励玩家驯化更多的小精灵。
PokemonGo利用老玩家的情怀、细致有趣的游戏模式、变换丰富的游戏场景,呈现给在现实世界生活的玩家们一个精灵乌托邦。
(三)PokemonGo中的城市网络空间
第三空间是第二空间与第一空间的解构与重构,主体与客体、真实与想象、可知与不可知、抽象与具象等在第三空间里得以交汇,所有对于空间的阐述,都会经过中间环节或者媒介作用,这使得媒介在第三空间中扮演一个尤其关键的角色,此外第三空间的重要构成部分还包括媒介的特质及其自身形成的空间。第一空间的玩家用本雅明的方式与媒介融合,漫步在城市空间,睁眼去重新观察世界的同时,将自己融入到了城市景观中;第二空间将虚拟环境投射到现实环境,塑造一个现实环境中不存在的意象空间——乌托邦精灵空间。将第一空间与第二空间解构与重构,形成PokemonGo利用AR技术与LBS(基于地理位置的服务)结合存在于手机媒介中的第三空间——网络空间。PokemonGo游戏第一天仅在澳大利亚地区推出,优先体验的玩家纷纷在社交网络上晒出自己的游戏截图,各社交平台被纷纷被刷屏,进而被各路媒体报道,最后PokwmonGo成为一场全民狂欢的现象级话题。虽然中国目前还是待解锁状态,但微博和微信中的刷屏现象依旧高居不下。空间的界限虽然被新的媒介样式消除了,但空间并未就此而融汇于一体,反而催生出更加丰富多彩的空间。PokemonGo的网络爆红显露了巨大商机,饮食业、书店以及其他零售实体通过对开发公司之一的Niantic进行赞助,然后使得源源不断的玩家来自己店面里搜集虚拟的战利品,形成线上的游戏周边。
三、总结:AR技术的在城市中的未来图景
(一)被控制的人
纵观每一次传播革命,虽然起初并不愿牺牲前人革命所取得的成果,但往往到最后不得不以人类自身的清净、隐私、尊严和自由作为代价而牺牲掉[6]。IOS系统玩家在使用谷歌账号登录游戏时,就同意了PokemonGo的开发商Niantic公司访问玩家谷歌服务的授权申请,包括账号所关联的邮箱、地图、照片以及其他与之相关的谷歌应用,借此Niantic公司得以收集玩家的电子邮件、网页搜索记录和导航记录,玩家个人信息极有可能被他们窃取。虽然通过系统的更新,开发商权限已被缩小,然而由于该游戏是以玩家真实地理位置信息为基础的,其背后所隐藏的巨大的商機和隐患仍不容忽视。人类传播活动中的每一项重大发明都会使人们既欣喜又有所畏惧。但在伴随着网络革命和全球化,文明前进的步伐将不会因少数人的喜恶而停滞。不但人类的社会环境将随之迎来改变,人类的外在与心理都将被重塑。
(二)AR技术与城市空间景观
除了游戏之外,AR技术在教育、军事、医疗、旅游、工业维修等方面还有非常广阔的应用空间。如今国内已有不少知名游览景点将AR技术运用于参观中,大量AR教学产品也开始步入人们视线,并且拥有可观的销量。
试想一下,当AR技术得到广泛应用,城市劳动力的工作协同方式从在城市的集中向远程变迁,大中型城市的竞争力将会有一新的格局。一线城市与依靠产业经济带的二线城市将显著失去竞争力;依靠杰出的公共服务能力脱颖而出的城市将具有更大的竞争力。城市的规划格局也将去中心化作为主要走向,中小型聚居区迎来发展的黄金时期,对此资源承载能力和社会服务的覆盖上将达成一个新的平衡。产业经济的弊端将对未来的城市发展影响越来越小,原本的资源和文化面貌将更多的呈现在人们眼前,城市间将会把管理能力和公共服务能力作为新的较量点。
作者:黄维
参考文献:
[1] Augmented reality.Wikipedia[EB/OL].2012-07-19.http://en.Wiki pedia.org/wiki/Augmented_reality.
[2] (加)赫伯特·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人的延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3] 龙腾飞.Pokemon Go背后的繁荣和迷失之城[J].新城乡, 2016(9).
[4] 邵培仁.景观:媒介对世界的描述与解释[J].当代传播,2010(4).
[5] 邵培仁,杨丽萍.转向空间:媒介地理中的空间与景观研究[J].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
关键词:人文地理学;教学方法;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2.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9324(2016)14-0083-02
一、引言
按照我国新的学科分类方案,一级学科地理科学是由人文地理学和自然地理学构成,人文地理学是地理学的二级学科。我国人文地理学经过20多年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教育部高校专业目录也明确了人文地理学作为地理学科专业主干课程的地位,同时,高中地理新课标改革已成为教改研究的热点。作为主要培养高中地理教师的大学地理科学人文地理专业课程教学仍然循规韬距,加大了毕业生就业及教学的难度,挫伤了在校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而且还将直接影响着专业可持续发展和我国素质教育实施。因此,为了实现高师地理与高中地理的无缝对接,对高师地理专业课程进行教学方法改革的探讨势在必行。
二、高师人文地理教学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高师人文地理专业是培养中学地理教师的主阵地,高师人文地理教育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着中学人文地理教师知识与技能的建构。然而,目前我国许多高师地理教育在教学方法、教学手段以及实践教学方面并未突出教师职业的独特性,与基础地理教育改革对未来中学地理教师提出的素质要求相差甚远。
1.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落后。教学过程是师生双方互动的过程,教师积极引导学生认真思考,积极回答问题,多给学生交流合作的机会,营造一个宽松、和谐的地理课堂学习环境,让他们在轻松、愉快的环境中掌握地理知识,培养独立自主的学习能力,引导学生质疑、调查、探究,从而达到培养高素质、有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强的复合型人才的目标。然而,目前许多高校人文地理专业的教学仍以传统的“传递—接受”模式为主,这种教学模式是以教师为中心,以教师灌输和传授为特征。存在课堂教学单一、忽视能力培养、学生缺乏自主学习的能力等弊端。
2.教学方法单一。教学方法是教师和学生为了实现共同的教学目标,完成共同的教学任务,在教学过程中运用的方式与手段的总称。教学方法包括了教师教和学生学的方法,是教授方法与学习方法的统一。“新课标”倡导自主学习、合作学习和探究学习。目前,地理科学专业人文地理教学中,主要采用ppt讲授的教学方法,基本上是教师一人唱“独角戏”,学生很少参与其中。
3.实践教学缺乏。实践课程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实践课程对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探索精神和科学素养等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野外实习调研有利于学生综合实践能力的培养,教育实习能使学生受到全方位的职业训练,由于许多高师院校在实践教学中投入的经费少等原因,虽然经过了多年的摸索实践,基本上形成了完整的体系,但实践环节还是显得十分薄弱。
4.教学考评模式简单。和以往学习评价相比,“新课标”在许多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强调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变化与发展,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倡开卷闭卷多种评价手段,理论实践多元评价目标;注重激励性评价,培养学生的自信心和自尊心。但目前许多高师院校地理科学人文地理专业教学评价的模式仍以传统的地理知识表征为主的笔试成绩来评价所有学生,教学考评模式过于简单,不能真实、全面地反映学生的学习成绩。
三、人文地理学专业课程教学改革措施
1.教学方法改革。教学过程是由教师与学生共同完成的教学任务。在教学过程中,应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积极探索多元的教学方法,将素质教育融入到各教学环节中,以期提高人文地理学的教学效率和质量。
(1)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作为一种教学方法在国外有着悠久的历史,随着高师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案例教学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教学法已广泛引入我国高校课堂。案例教学法是指利用已有的案例作为个案让学生分析和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各种解决问题的方案,从而提高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的一种教学方法。通过教师传授知识、组织学生参与讨论问题、撰写分析报告、教师进行归纳总结等环节来实现教学目的,从而提高学生理论水平与实践能力,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
(2)实践教学法。由于地理知识涉及的面广,很多概念比较抽象,单纯的语言描述难以让学生理解,开展实践性教学是非常必要的。实践性教学包括现场课、实验课、野外综合考察和教育实习等。教学实践既是人文地理学课堂教学的有效补充,也是人文地理学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途径。在实践教学中教师可以实地讲解专题内容,指导学生进行实地观察、描述、测试、鉴别、访谈、记录,获得第一手资料,再进行整理分析,最后归纳总结取得成果。同时,还可聘请专家作主题讲座,加深巩固理论知识,拓展视野。实践性教学既注重知识点的把握,也注重能力培养。通过实践教学不仅能更快更全面地理解和掌握知识,而且能提高学生运用所学理论知识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学以致用,为以后步入社会参加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更好地与社会接轨。
(3)学术辩论。在课堂教学中,对争议很大的问题可以组织学生进行学术辩论,辩论双方在课后搜集相关材料的过程就是学生自主学习的过程,参与辩论过程中学生通过正反两方的辩论可以较全面地了解和认识问题。这样既调动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提高了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同时也能够较全面、深层次地掌握需要学习的知识点。
2.教学手段改革。20世纪90年代以来,计算机技术和现代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网络资源及多媒体手段已广泛应用于教育领域的各方面。在传统教学中难以精确描述和学生难以充分理解的抽象内容通过多媒体手段能予以较好解决。丰富的网络资源也为教师和学生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大大优化了教学过程,丰富和完善了教学内容,提高了教学质量。网络与多媒体的运用使教学效果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而且也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也培养了学生自主学习的兴趣。
人文地理学是综合性、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内容较抽象,难理解,直接影响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如果采用多媒体技术手段,可使抽象的区域环境转化为具体的区域景观,使其更加直观和具体,这样会使难以理解的知识点变得形象、具体、生动,易于学生理解,也能活跃课堂气氛,激发学生的求知欲,从而达到提高人文地理教学效果的目的。
人文地理学还可利用丰富的网络资源,把和课堂教学内容有关的一些好的资源引入课堂,如知名专家的讲座、专家访谈节目、优秀的纪录片、国内外学者的精彩授课等,课堂上教师可组织学生展开讨论,最后,老师可进行归纳总结,并对存疑的问题进行解答和诠释。这些资源不仅能使学生更好、更全面地理解和掌握所学专题知识,而且能了解和把握前沿动态,拓展视野,有利于学生更进一步地学习和进行科学研究。
3.教学评价改革。人文地理学注重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传统的笔试量化评价的考核方式不能如实地反映学生的这种能力,因此在量化成绩时应注重学习过程考核,采用多样化的考核方式,即学习过程综合考核法。主要包括平时成绩和期末考试。平时成绩应以学生参加案例讨论、野外实习、交流、问题回答、出勤、课后作业等作为依据,其所占比例可达的30%。期末考试也应重点考核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种多样化的考核方式既注重考查学生学习的过程,又看重学生学习的结果,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有利于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
四、结语
[关键词]历史社会地理 人群 社区 风俗 社会变迁
一 社会地理学的视角
明代地理学家王士性在其所著的《广志绎》卷4《江南诸省》中,有一段文字专论浙江风俗,他将全省十一府分为三个区域:“杭、嘉、湖平原水乡,是为泽国之民;金、衢、严、处丘陵险阻,是为山谷之民;宁、绍、台、温连山大海,是为海滨之民.三民各自为俗:泽国之民,舟楫为居,百货所聚,闾阎易于富贵,俗尚奢侈……;山谷之民,石气所钟,猛烈鸷愎,轻犯刑法,喜习俭素……;海滨之民,餐风宿水,百死一生,以有海利为生,不甚穷,以不通商贩,不甚富”……。”接着,他又分析了缙绅与众庶之间的阶级关系,杭、嘉、湖“缙绅气势大而众庶小”;金、衢、严、处“豪民颇负气,聚党与而傲缙绅”;宁、绍、台、温则“闾阎与缙绅相安”。在征引了前揭这段记载后,谭其骧先生认为:“这就是近世西方所谓社会地理学。”①
社会地理学(Social Geography)是人文地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人文地理学诸分支学科中,社会地理学的起步较晚。20世纪初,法国近代地理学创始人维达尔·白兰士(Vidal de la Blache,1845—1918)曾提出或然论和人对环境的适应与选择观点,认为:“自然为人类的居住规定了界限,并提供了可能性,但是人类对这些条件的反应或适应,则按照他自己的传统的生活方式而不同。”②这一观点奠定了社会地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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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谭其骧:《与徐霞客差相同时的杰出的地理学家——王士性》,原载《纪念徐霞客论文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后收入《长水集续编》,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95页。
②(美)普雷斯顿·詹姆斯(Preston E.James)著:《地理学思想史》第九章《法国和英国的新地理学》,商务印书馆,1982年7月,第232页。参见:(英)罗伯特·迪金森(Robert E.Dickinson)著《近代地理学创建人》,葛以德、林尔蔚、陈江、包森铭译,葛以德校,商务印书馆,1980年11月,第237—241页;杨吾扬著:《地理学思想简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6月,第58—64页。
的理论基础。①国外的社会地理学自20世纪60年代初才开始发展起来,逐渐成为人文地理学中的一门新兴学科。中国大陆的社会地理学起步较晚,及至90年代,才随着人文地理学的逐渐恢复而受到关注。沈道齐、张小林指出:“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后,社会转型加快,社会问题愈加突出地显示出来,人文地理学者在加强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中意识到需要开拓新的领域。于是发展出社会地理学,建立中国社会地理学的理论框架与内容体系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并出现了较快的发展势头。”②
关于社会地理学,以往曾有论著做过一些界定。譬如,英国R.J.约翰斯顿主编的《人文地理学词典》就指出:社会地理学是对“有关空间中的社会关系以及支撑这些关系的空间结构的研究”③。台湾学者认为:“依地理观点来研究社会现象的学问称为社会地理学。人类的社会生活,各地各有其特质,研究其特质之所以造成的理由,乃至于因区域不同而产生的差异性,是社会地理学主要课题。社会生活与人口、聚落、经济、交通乃至于政治、文化等问题相关,故社会地理学内容自与人文地理学内容难分。因此有人认为社会地理学为人文地理学之新名词,但社会地理学之与人文地理学,在研究立场上有别,将人类生活当做社会现象加以研究的倾向而言,前者较后者更强。”④《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学》中列有“社会地理学”条,大陆学者李旭旦认为:“社会地理是人文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研究各种不同社会集团的区域分布,分析比较社会类型及其形成过程。社会集团具有不同类型,起源于特定的物质与文化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代表了对不同自然环境的一种反应。”⑤李旭旦还指出:早期的社会地理学研究主要包括人口地理、聚落地理与城市地理等方面,除此之外,还研究各种社会集团如游牧社会、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等的地理分布及其与环境的关系,社会地理学后来的发展侧重于联系解决社会实际问题⑥。李润田主编的《现代人文地理学》一书列有“社会文化地理学”一章,其中有关社会地理研究方面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社区的地理研究;社会现象的地理研究(包括社会关系的区位研究和社会问题的地理研究等)。其中所涉及的社区与环境、社区的中心与边界和社区空间结构及其影响等,实际上的内容即聚落地理和城市地理——这已不是当代社会地理学研究的内容了。不过,以不同的标准划分出各类社区,以及通过对社区的对比分析,凸显不同社区的独特性,对于历史社会地理的研究,仍有一定的借鉴作用。目前,人口地理、聚落地理和城市地理等均已发展成为独立的学科⑦,社会地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集团方面。对此,吴传钧认为,中国社会地理学要“研究社会集团的空间活动,地域性的行为地理,生活水平的研究与犯罪地理学”等。李剑如认为,当代社会地理学是一门“研究社会集团的空间类型、空间结构、空间过程以及各种社会问题及其地域集中性的科学”。沈道齐、张小林认为:社会地理学是一门研究人类活动空间地域特征及其规律的学科,它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探讨中国社会地理学的性质、对象与任务;社区地理研究;社会问题地域集中性的研究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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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年9月,第132页,“法国地理学史”条;第432—433页,“维达尔·白兰士,P”条。
②沈道齐、张小林:《中国社会地理学综述》,载马戎、周星主编《田野工作与文化自觉》上册,群言出版社,1998年5月,第359页。
③柴彦威等译,柴彦威、唐晓峰校,商务印书馆,2004年1月,第653页。
④石再添:《社会地理学》,载沙学浚主编《地理学》,见《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第十一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74年6月,第118页。
⑤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9月,第215页。
⑥1987年金其铭、董新编著的《人文地理学导论》也列有“社会地理学”,基本上承袭了上文的观点。
⑦日本广岛女子大学助教授堤正信所著《集落の社会地理》(溪水社,1985年3月版),虽以“社会地理”为名,但实际上研究的就是聚落地理。
⑧参见沈道齐、张小林:《中国社会地理学综述》,载马戎、周星主编《田野工作与文化自觉》上册,群言出版社,1998年5月,第362页。
综上所述,迄今为止,社会地理学的理论框架与内容体系尚未完全定型。社会地理学有时也被称为社会文化地理学,一般认为,用地理观点来研究社会文化现象的学科,即称为社会文化地理①,这说明社会地理学与文化地理学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②。社会地理学的出现,为人文地理学增添了活力,扩展了研究领域,提供了新的视角,从而逐渐成为人文地理学的一个新兴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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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其昀译:《人生地理学发达史(续)》(《地理杂志》第3卷第4期),将“文化地理”称为“高深的社会地理”。
②(英)R.J.约翰斯顿主编《人文地理学词典》曰:“经历了80年代整个人文科学的‘文化转向’,社会地理学和文化地理学开始混合为很少有知识连贯性的学科。”(第653页“社会地理学”条)
二 学界以往对社会地理现象的关注
历史社会地理在历史地理学中至今尚未占有一席之地③,但这并不等于说以往就没有学者注意到这方面的内容。人类生活广泛受环境影响,古往今来,有关这方面的观察和记录相当不少。晚清民国时期,不少西方地理学著作被翻译、引进中国,这对于中国地理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张其昀译有法国白吕纳(Jean Brunhes)的《人生地理学发达史》,自民国十八年(1929年)九月起,连载于《地理杂志》第二卷第五期、第六期和第三卷第一期④,“人生地理学”亦即人文地理学。白吕纳是社会地理学奠基人维达尔·白兰士的弟子,根据白吕纳的看法,人文地理学是“研究各种人类生活,如经济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等,与自然地理学之各现象之相互的关系”⑤。人地关系自古以来就已存在,人地关系论自然成了学界关注的焦点。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之相互关系,成为人文地理学的重要理论和研究的中心课题。自然对于人类是主宰?还是影响?抑或是相关?这是人文地理学家分歧的焦点。主宰说者,认为自然环境对于人类社会具有绝对的势力,“人者地之产物耳”;影响说者,认为社会活动的演进原因多多,地理因素只是众多原因之一而已。而主张相互关系论者,则认为人类受地理环境的支配,而地理环境亦受人类的影响⑥。白吕纳虔奉其师维达尔·白兰士的地理哲学,他的主要学术思想除了揭示人力足以改变环境的具体观念外,还认为人类之适应环境,其能动性实与其他生物迥然有别。一般生物对于环境的反应完全是机械被动的,而人类对于环境的反应则相当灵活和主动,“人类具有心灵的智慧,其心理因素,亦为决定人地关系的主要条件之一”⑦。
在西方人文地理学说的影响下⑧,当时出版的地理学著作,对于人地关系均相当重视。1928年出版的白眉初之《中国人文地理》⑨共分三卷,分别为“民族篇”、“民权篇”和“民生篇”。该书关注中国各地的物产盛衰、人类繁耗、民生衣食以及国家强弱等,尤其重视礼俗与民生(如实业、商业等),对于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各类人群均加留意。作者指出:“风俗由于人为,然亦必因其气候、地势之不同,生活程度之不齐,民族性质之开闭,与夫文物之盛衰,而差等生焉。子贡曰: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古来设轩輶之采,以觇列国之风,则礼俗足以代表其民族之文野也,久矣。”除了关注民俗外,该书亦简要概述了汉族的派别(各类人群),对客家、福老、福州乡民(即俗传的三把刀)、堕民、九姓渔户和畲民等,均有涉及。当时,“社会地理学”的概念已在中国得到介绍,如1933年布鲁诺(白吕纳)原著、谌亚达译述的《人文地理学》中,即有两处较为详细地论述了“社会地理学”的丰富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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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有关历史社会地理总体上的理论探讨,主要有:王振忠:《社会史研究与历史社会地理》,《复旦学报》1991年第1期;吴宏岐、王洪瑞:《历史社会地理学的若干理论问题》,《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第33卷第3期,2004年5月。
④民国十九年(1930年)十一月商务印书馆出版有白菱汉著、张其昀译的《人生地理学史》,收入何炳松、刘秉麟主编“社会科学小丛书”。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十月世界书局出版有布鲁诺原著、谌亚达译述的《人文地理学》。此处的“白菱汉”、“布鲁诺”均是“白吕纳”的异译。
⑤张其昀译:《人生地理学发达史》,载《地理杂志》第2卷第5期,第46页。
⑥胡焕庸:《西洋人文地理学晚近之发展》,载《地理杂志》第2卷第3期,民国十八年(1929年)五月版。
⑦陈正祥:《现代地理学之观念与方法》七《法国地理学派及其特色》,台湾商务印书馆,1960年,第81页。
⑧晚清时期有三部较有影响的人文地理学译著,即日人牧口常三郎著《人生地理学》(1906年)、世界语言文学研究会编辑部译《最新人生地理学》(1907年)和凌廷辉的《人生地理学》(1909年)。参见:邹振环著《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以1815年至1911年西方地理学译著的传播与影响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4月,第210—211页。另参见:郭双林著《西潮激荡下的晚清地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
⑨北平,建设图书馆,民国十七年(1928年)十二月。
张其昀除了译介白吕纳的著作外,自己也有不少相关的著述。如《江浙二省人文地理之比较》一文①,对于浙江宁波商人和江苏洞庭商帮等皆有论述。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张其昀出版《中国人地关系概论》一书,全书分四章,分别为“平原地带”、“丘陵地带”、“高原地带”和“高山地带”。该书“以中国之地势为经,气候、水利、人口、资源、实业、交通、都市、民族、国防等项为纬,就本国地理之基本智(知)识作系统之说明”②。其中,对于各地人群与地理环境之关系多所关注,如曰:“徽州茶叶品质最优,徽州六邑,地狭人稠,即在丰年,米粮仅敷三月之食,幸赖茶叶所得,以为挹注。徽州茶商散布全国,有‘无徽不成镇’之语。”③又如,“海滨之民习于波涛,帆影足迹交于南北两洋,宁波商人其代表也”④。张其昀对于人地关系的描述方法,与王士性对浙江的分析可谓一脉相承(只是在更大的范围上广而言之)。至于更细致的研究,早在民国十七年(1928年)和二十五年(1936年),张其昀就分别出版《本国地理》两种计五册,后于1957年稍加删节,总名之曰《中国区域志》甲、乙二编。其中,有不少内容与社会地理相关。张其昀认为:“区域地理(Regional geography)乃治地理学之正轨也。《礼·王制》篇云:‘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此虽陈言,而卓然为一天然区域(National region)之定义。”⑤“天然区域”是《中国区域志》的核心概念,根据他的定义:“大凡地理环境相同之处,其生活状况亦必大同小异,若此之地,谓之天然区域。”⑥在接受西方地理学理论的同时,张其昀也努力发掘人文地理学的本土资源,进一步详细阐述了“天然区域”的内涵:
地形与气候,为环境之二大要素。先知一地之地形气候,则于其地之风土人情,思过半矣。盖水道之缓急,视乎地形而定;水量之大小,视乎气候而定;而农田之肥瘠,又视乎水利而定。草木之生长,与气候有关;矿产之采掘,与地质有关;而职业之分布,又与物产之分布有关。贸易之盛衰,系乎水陆之交通;人烟之疏密,系乎富源之厚薄;而水陆转输,货物集散之点,又必有都会之兴起焉。凡大都会皆有其经济之基础,交通之孔道,街市之面目,风俗之流衍;而其所以致此者,皆有自然之趋势,可以往复推寻者也。由此观之,地理事实非偶然者也,非孤立者也,有相互之作用焉,有合理之解释与明晰之系统焉。不特须知其然,而且须求其所以然,且惟能见其所以然,故于当然之事实,亦觉豁然贯通,见之愈为明切。是以欲用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地理,必须认明天然区域,而不当囿于省界。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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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地理杂志》第2卷第5期。
②张其昀著:《中国人地关系概论》,“史地丛刊”,该书为当时的教育部委托国立浙江大学史地教育研究室编辑,大东书局,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二月。
③《中国人地关系概论》第一章《丘陵地带》,第23—24页。
④《中国人地关系概论》第一章《丘陵地带》,第25页。
⑤《中国区域志》甲编《导言》,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出版,“现代国民基本知识丛书”第五辑,1958年1月,第62页。
⑥《中国区域志》甲编《导言》,第62页。
⑦《中国区域志》甲编《导言》,第62页。
《中国区域志》一书,不囿于省界,而根据地形、气候、物产、人口、语言、交通、风俗和历史等种种要素,“参伍稽考,分析综合”,将中国分为黄河三角洲、大湖区域、大江三角洲、东南沿海区、珠江三角洲、岭南山地、海南岛、云贵高原、西南三大峡谷区、四川盆地、秦岭汉水区、陕甘盆地、黄河上流区、山西高原、海河流域、东北二大半岛、关东草原、白山黑水区、塞北草原、外蒙高原、准噶尔盆地、塔里木盆地和西藏高原二十三个“天然区域”。在“导言”中,张其昀就以安徽省为例,说明“天然区域”及其内部的诸多要素。他认为安徽省的天然区域,明显可分为三区:北部属于淮水流域,中部属于大江流域,东南一小部分,属于浙江上流的徽港流域。地形、水利、气候各不相同,生计亦迥然有异,如“安徽之东南部,山多田少,生计艰难,故壮者多行役四方,徽州商人,到处有之”。他并且认为,“徽州之徽港,与浙江之婺港、衢港,同为浙水之上源,分隶二省,非通论也。吾人研究地理,要当注意天然形势,应分则分,应合则合,观其会通,而明其大纲,庶不至有重复割裂之烦,与源委不清之弊也!”①揆诸实际,皖南的徽州与浙江的淳安等地,不仅同属新安江流域,而且人群、方言和建筑等均大同小异,可见张其昀的说法的确颇有见地。
《中国区域志》一书,非常注意各“天然区域”内的“富源”和“民生”及其“风俗”。所谓富源,主要是指各地的物产,譬如“徽州六县,山多田少,即在丰年,米粮亦仅敷三月之食,幸赖茶叶之所得以为挹注。徽茶为徽州出产之王,徽州各县几至无家无茶园茶场,一至立夏(五月六日),家家筹备摘茶,总计茶户、茶工、茶商、茶贩,徽州人民之生计,有十分之九与茶业有关。我国绿茶品质以徽州婺源县为最优,红茶以徽州祁门县为最优。婺源北乡鄣山茶,香味沁人心脾,尤为名贵。上海出口绿茶,箱上大字多标名‘鄣山某茶’,藉其名贵以召外人重视。徽州虽属安徽,但徽州绿茶非由芜湖出口,而由杭州运至上海出口,祁门红茶由江西九江出口,水运有关于商业,于此可见。徽州茶占全国产额四分之一,徽州六邑每年产茶四十万担,每年以最低山价之三十元计算,即有一千二百万元。上海绿茶外销市况,几视徽州产额之丰歉为转移。江浙两省,民间日用之茶,尤以徽茶为最盛行,即北平、天津、汉口、广州各大埠,茶叶店肆,类为徽州茶商所设……”②因此,徽州的风俗及民生,“因山多田少,生计艰难,壮者佣于四方,善识低昂,故亦有以货殖为恒产者”③,“徽州人素以善于经商见称,挟其土产茶叶,远游全国,各省商业,殆无不有徽帮者”④。尽管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来看,茶业经营只是徽州民生所赖的一个方面,“无徽不成镇”局面的形成,亦不仅与徽商的茶业贸易有关,但《中国区域志》重视
地理环境、物产与生活方式之间的关系,却极富启发意义,在以往的地理学著作中,也是别开生面的。
除了徽州外,张其昀对各地其他人群的分析,亦颇耐人寻味。如对山西风俗,他指出:“俭,美德也,亦山西人最显著之风俗也。盖晋省山岳重叠,天寒地瘠,可耕之田甚少,物料须仰给于燕豫秦中,又苦于舟楫不通,是以坚忍俭啬,忧深思远,此乃环境之影响,不得不然。农夫夏秋在野,冬春在矿,商贾勤贸易,妇女勤纺织,可谓地无遗利,人无遗力也。民间终岁劳苦,不敢少休,吝啬迫隘,而好储蓄。即家钜万,亦务多积聚,淡泊自安,毫无奢华。……山西人善治生,其节财之法,往往为他处所罕见。……山西人最善经商,亦受地理环境之影响。盖土瘠民劳,每遇凶荒则负担赴外境,谓之赴熟,无安土重迁之习惯,一也。晋人善治生,多藏蓄,计较分毫,长于理财,二也。河东有盐铁之饶,贸易遍于各省,其商人‘任重而道远’,皆能忍耐,处事有恒,三也。”⑤自明代以来,山西商人闻名遐迩,成为执中国商界之牛耳的两大巨擘之一。以往虽然也有不少著作论及山西的自然环境与从商习俗形成的关系,但此处张氏较为全面的分析仍有其独到之处。又如,对于江南风俗,张其昀认为亦深受风土之影响:
(一)郊无旷土,阡陌如绣,有古井田遗意。一村之中,同姓者至数十家或数百家,往往以姓名其村巷。地方自治,素称修明。至江浙二省人口之密,不但冠于中国,即在世界各国亦无其比。
(二)东南财赋之区,男女皆能自立,地饶多利,俗尚纷华。崇栋宇,丰庖厨,嫁娶丧葬,浮侈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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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区域志》甲编《导言》,第63页。
②《中国区域志》乙编第七章《东南沿海区》,第106—107页。
③《中国区域志》甲编第四章《东南沿海区》,第171—172页。
④《中国区域志》乙编第七章《东南沿海区》,第111页。
⑤《中国区域志》甲编第十四章《山西高原》,第349—351页。
(三)“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颖异之材,挺生是邦,喜文艺而厌凡鄙,出自天性。布衣之士,率能摛章染翰,其格甚美。
(四)水土柔和,语音清切,春秋佳日,游侣如云。吴人善诙谐滑稽,谈言微中;又多闲情韵事,此皆交际频繁之故也。①
上述的分析,与王士性、张瀚和谢肇淛等人的记载颇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或许我们并不满足于类似的描述,甚至有的学者可以“科学”地认为这样的描述失之“笼统”②,但由此亦不难想见学界对于社会地理的关注可谓不绝如缕,未曾间断。只是中国大陆自建国以后近30年,因人文地理长期遭受冷落③,故而对社会地理之关注亦遂乏人问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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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区域志》甲编第三章《大江三角洲》,第142—143页。
②在一定程度上我也认同这样的观点,但基于社会地理现象本身的纷繁复杂,许多情况下并无绝对明确的界限,数量统计固然“科学”,但“笼统”有时较之绝对的“科学”,或许更能大致概括和揭示社会现象的总体特征。
转贴于 三 历史社会地理学的研究内涵
历史社会地理是研究历史时期各地人群的形成、分布及其变迁,研究地理因素对社会文化现象的影响,以及社会风尚的区域特征,等等。参照当代社会地理学的框架,我以为,历史社会地理的研究内容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历史时期社区的地理研究
社区是包括人口、地域及社会关系的社会实体。换言之,社区既是一群居民,又是一个地理区位,同时它还代表着一种生活方式。社区的数量众多,其分布可以说是无所不在④。此前有关社区的研究,绝大部分来自社会文化人类学方面,他们主要关注的是当代社区的现状⑤。实际上,历史时期的社区研究⑥,亦可借鉴当代社会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早在1948年,就已指出,社区研究与历史是相通的,他认为:“社区分析的初步工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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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参见谭其骧《历中人文地理研究发凡与举例》,载《历史地理》第十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7月。
④参见:蔡宏进著《社区原理》,台湾三民书局,1985年6月,第1—26页。在中国大陆,刘君德、靳润成、张俊芳编著有《中国社区地理》,“中国人文地理丛书”,科学出版社,2004年9月。
⑤关于这一点,参见王铭铭所著《社区的历程——溪村汉人家族的个案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社会学人类学论丛”第三卷,1997年4月;《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6月。
⑥历史学界对“社区”的研究,也出现了一些论著,如乔志强认为:“简言之,社区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区性社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社会,社区可分为农村社区和城市社区两大类型。另外,少数民族也属于一个特定的社区。”(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2月,第125页)。张研曾发表《试论清代的社区》(《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一文,她认为:“社区兼有社会和地理的空间概念。清代的社区可以说就是清代的区域社会。这种区域社会是清人以家庭、家族、宗族、乡族及保甲、里甲、坊厢等形式聚居其中、进行各种社会活动、产生各种互动关系而共生共存的社会地理空间。清代的社区与其他时代的社区一样,存在或重叠、或交错、或平行的多种形态,如法定社区、自然社区、专能社区、政治社区、经济社区、精神社区、民族社区等。多种形态的诸多社区构成了清代社会。……”关于这方面的讨论,详见张研著《清代社会的慢变量》(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另外,卞利也有《社会史研究的典型区域——明清徽州社区解剖》,载《天津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显然,他们有的是将“社区”当作“区域社会”的代名词,有的将之当成“地区”的代名词。不过,也有一些学者是将“社区”视作其内居民具有高度认同感和凝聚力、范围适中的区域,以此为视角,研究社区内的人群、空间、文化、组织和认同等问题。如郑振满《神庙祭典与社区发展模式——莆阳江口平原的例证》 (载《史林》1995年第1期)、陈春声《乡村神庙系统与社区历史的演变——以樟林为例》(载周积明、宋德金主编《中国社会史论》下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第725—761页)等文,虽未对“社区”下直接的定义,但其内涵大致如此。王振忠《明清扬州盐商社区文化及其影响》(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参见王振忠著《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4月,第120—157页)、《明清以来汉口的徽商与徽州人社区》(“中国的城市生活:十四至二十世纪”学术研讨会,台湾暨南大学,2001年12月)二文,则直接而具体地将“社区”视作居民、地理区位和生活方式的结合。
在一定时空坐落中去描画出一地方人民所赖以生活的社会结构。在这一层上可以说是和历史学的工作相通的。社区分析在目前虽则常以当前的社区作研究对象,但这只是为了方便的原因,如果历史材料充分的话,任何时代的社区都同样可作分析对象。”①也就是说,社区研究的对象是现代社区还是历史时期的社区,主要看资料的情况来决定。而从资料的角度来看,在历史时期,有的地区保留下来的民间档案文书相当丰富。比如说宋元明清一直到民国的徽州文书,数量就相当之多,其中就包含了相当丰富的乡村社区研究资料(我将这些资料称为村落文书)②,它的详细程度,在某种程度上讲甚至不亚于当代社会文化人类学者实地调查获得的资料。因此,运用这样的资料来研究历史时期的社区,显然是可行的。当然,与社会文化人类学的社区研究相比,历史社会地理更注重对历史资料的运用和解读,特别重视对基层乡土文化的研究,研究不同自然地理背景下,经过历史承继积淀而形成的乡土文化及其在异地的扩散和传播。
2.历史时期社会现象的地理研究
在历史社会地理中,如果说社区研究侧重于对人类生活空间的探讨③,那么社会现象则侧重于对社会生活方式的研究④。“生活方式是技艺的综合,是人群主动地求适应于地理环境的表现。生活方式的特殊、稳定和持久与否,大都要看地理环境之是否特殊与稳定”⑤。社会地理学将人类的生活方式导入地理学研究,“它指的是一个人类集团的成员学习到的传统品质——即人类学者所用的术语‘文化’,生活方式意味着一种民族的制度、风俗、态度、目的以及技能的复合体。维达尔指出,同样的环境对于不同的生活方式的人民具有不同的意义:生活方式是决定某一特定的人类集团将选择由自然提供的那种可能性的基本因素”⑥。生活方式的范围很广,如衣食住行、婚丧礼俗、休闲娱乐以及各类社会现象等。关于历史时期社会现象的地理研究,主要应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1)人群研究:社会地理以人和社会为中心,特别关注社会群体类型。在历史时期,社会群体在一定社会范围内形成,并由具有共同价值取向及行为准则的人们构成相对稳定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方式。由于他们对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适应,故而在空间上表现为不同的分布类型⑦。因此,对于社会现象的研究,最重要的便是人群研究。社会地理的人群研究,主要是研究历史时期各地人群的形成、分布及其影响。
1994年业师邹逸麟先生主编的“区域人群文化丛书”⑧,在丛书前序中,我们首次提出了“区域人群”的概念。所谓区域人群,是指历史上特定时期具有明显区域特征、对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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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5月,第92页。
②参见拙文《清代前期徽州民间的日常生活——以婺源民间日用类书为例》,“中国日常生活的论述与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Discourses and Practices of Everyday Life in Imperial China”,2002年10月)论文,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纽约,2002年10月,待刊;《徽州村落文书的形成——以抄本二种为中心》,日本国文学研究资料馆、史料馆主持国际合作项目“历史档案的多国比较研究”第一次国际学术会议(“近世东亚的组织与文书”)论文,汉城,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2004年11月,待刊。
③日本京都大学教授水津一朗所著《新订社会地理学の基本问题——地域科学への试论》(大明堂,1980年6月版),即以“生活空间”为其主要研究内容。
④日本社会地理协会(Japanese Association of Geography for Social Life)所编的《社会地理》杂志,英文直译即作“社会生活的地理”(Geography for Social Life),该杂志于1947年创刊。
⑤(法)梭尔:《论生活方式》,载梭尔著、孙宕越编译《人文地理学原理》,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出版,“现代国民基本知识丛书”第四辑,1957年4月,第95页。
⑥《地理学思想史》第九章《法国和英国的新地理学》,第232页。
⑦参见左大康主编《现代地理学辞典》,商务印书馆,1990年7月,第726页。
⑧该丛书由王振忠策划并任副主编,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先后出版有《绍兴师爷》(王振忠著)、《徽州朝奉》(王磊著)、《山西票商》(安介生著)、《八旗子弟》(刘小萌著)、《钻天洞庭》(马学强著)、《苏州状元》(胡敏著)、《苏州梨园》(李家球著)、《香山匠人》(李家球著)、《宁波商人》(林树建著)、《两淮盐商》(韦明铧著)、《扬州瘦马》(韦明铧著)、《维扬优伶》(韦明铧著)、《秦淮粉黛》(剑奴著)和《九姓渔户》(剑奴著)等。
社会产生不同程度影响的人群,他们不仅有着纵向遗传和横向衍播的民俗传承,而且,其名称又是历史时期约定俗成的。如徽州朝奉、绍兴师爷、凤阳乞丐和山西票商等。有关区域人群,我们主要研究了地理环境与区域人群的生存、生活方式、区域社会心态、风俗习惯及其社会影响等①。
近年来,对汉族人群的研究,学界出现了不少富有学术价值的成果。譬如,乔健、刘贯文、李天生所著的《乐户:田野调查与历史追踪》(台北,唐山出版社,2001年9月版),通过为时两年的田野调查,在收集大量第一手文献的基础上,对山西乐户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认为:“乐户被排除于宗族组织之外,因而在亲属关系、祖先观念及祖先崇拜上与农民迥异。同时在道德与价值观念上、人际关系上、生活习惯上、婚姻与家庭以及宗教信仰诸方面都有独特的理念与行为。”②这是人类学者与历史学者结合,研究区域人群的一个成果。这部专著相当扎实,对于我们研究历史社会地理颇有启发③。又如,陈支平所著的《福建六大民系》(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版)认为:民系至少应当具备地域条件、人口因素、相对完整的社会活动体系,以及相对共同的文化和心理特征这四个要素。他将福建的汉人分成福州人、兴化人、闽南人④、闽北人、客家人和龙岩人六个民系,并对各个民系的分布、各个民系之间的相互交融、汉人民系与少数民族的血缘文化融合、福建汉人各民系的人文性格及福建汉民整体上的人文特征等,均做了深入的探讨。特别是其中从社会经济史角度着眼,对福建汉人各民系人文性格方面的探索,有颇为独到之处,是目前所见历史学界对人群研究方面的一部力著⑤。美国学者韩起澜(Emily Honig)所著的《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Creating Chinese Ethnicity:Subei People in Shang- hai,1850—1980)⑥,“涉及中国的原籍族群的社会建构和社会含义”,也是有关区域人群研究方面的重要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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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区域人群”的基本概念此后似乎为学界所认可及沿用,除了笔者执笔的《历史人文地理》(邹逸麟教授主编,科学出版社,2001年4月)社会文化部分之外,胡兆量、阿尔斯朗·琼达等编著的《中国文化地理概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第八章《中国历史区域文化人群》,吴宏岐、王洪瑞合撰的《历史社会地理学的若干理论问题》一文,也基本上采用了这一概念。
②《乐户:田野调查与历史追踪》,第8页。
③与乔健等人的研究差相同时,音乐史学者项阳也著有《山西乐户研究》(文物出版社,2001年10月)。该书“从对历史上乐籍最为集中区域之一山西省所存乐户后人的实地考察入手,以乐籍制度、乐人为主脉对中国音乐文化传统进行梳理”,据说,作者对山西乐户的关注也是从1994年开始,他对山西十多个县市的几十位老乐人及其后代进行了调查采访,掌握第一手的宝贵资料。但两部书的作者似乎都没有提及对方的研究,很可能是在不同的领域中分别进行的研究。
④关于闽南人,林再复著有《闽南人》一书,台北,三民书局,1985年修订再版本。
⑤除此之外,还有不少著作也与人群研究有关。譬如,徐杰舜主编《雪球——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8月),这部书将汉民族的人文地理划分成华南、华东、华中、华北、东北、西北、西南七个人文地理区,概述了各区的族群及其文化。黄淑娉主编的《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6月),研究广东汉族的不同民系和群体的文化以及少数民族文化,对广东汉族三民系(即广府、潮汕、客家)的体质特征、文化特点、族群心理、广东语言和宗族制度等,都作了详细的研究。黄淑娉、龚佩华另著有《广东世仆制度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12月),对广东的世仆作了系统的探讨。人类学的研究,特别是国内近年来对汉族的研究,对于历史社会地理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反映各地人群社会文化风貌的通俗著作也层出叠现。如:《剖析“上海人”》,“闲话中国人系列”,中国社会出版社,1995年2月;《品评“广东人》,1995年lo月;《说道“山东人”》,1995年10月;《放谈“东北人”》,1995年lo月;蔡栋编《南人与北人》,大世界出版有限公司,1995年10月;《北人与南人》,中国人事出版社,1997年12月;余秋雨等著《东西南北人——中国人的性格与文化》,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12月;方方、叶兆言等著《闲说中国人》,三联书店(香港)2002年11月。此外,还有《人文中国》、《城市季风》、“都市人丛书”和《粤人众生相》等。虽然是通俗作品,但它与历史地理学界以及社会文化人类学界开展的对汉族人群的研究之学术倾向,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其中的文字多出自作家之手,虽然间或不乏一定的学术水准,但也有不少是以极端的个案来揭示人群的特征和性格。
⑥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8月。
关于区域人群的研究,与社会经济史、人类学关系密切。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来看,区域人群的产生、变迁及其社会影响,与各地的社会经济结构密切相关①。而从社会文化人类学的观点看来,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民族,应当加强对汉民族人群的研究②。当然,历史社会地理在研究各地人群的人际、群际关系时,始终应当加强对其地理背景的分析。我以为,今后应当重点发掘族谱、民间文书以及民间三集成(歌谣、谚语、民间故事)、竹枝词、文集、笔记等资料,研究各种人群的渊源流布(包括人群由来、分布、地理环境背景)、特征(群体性格、心理差别)、经济(谋生方式)、文化(社会规则、家族家庭、衣食住行、婚丧礼俗、文化教育、宗教信仰、迷信禁忌)和语言(方言、俗谚、民间歌谣),对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展开多层面、多角度的研究。
(2)风俗地理:主要研究民间生活的空间形式③,也就是用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民俗的形成、发展、演变、分布规律和区域特征。具体而言,诸如民俗事象的地理分布,民事惯例的地域差异,城市文化与时尚变迁等等,都是风俗地理研究的对象。其中,民事惯例的地域差异,在现代民俗地理著作中被称作是“乡间民规民俗地理”,主要是研究乡土社会中形成的诸多习俗惯例。对于这样的课题,历史民俗地理的研究,可以利用现存的大批日用类书加以探讨。譬如,徽州、绍兴、海门、湖南及上海等地都遗存下了不少日用类书,他们分别反映了不同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是不同的自然地理及人文环境下的产物。利用这样的资料,可以研究历史时期民事惯例的地域差异。关于风俗地理,以往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中亦多有涉及④,而各种断代的风俗史、民俗史、社会生活史,也与风俗地理有相当大的关系。但历史社会地理并不刻意于人为的分区,更注重从人群研究的角度加以探讨。
(3)社会变迁:社会变迁是指因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引发的各类社会变动现象,举凡社会形态、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社会关系、社会组织、生活方式、风俗时尚等一切社会现象所发生的变动,都可以归入社会变迁的范畴。这方面的研究与社会史、社会学关系密切,只是历史社会地理的研究更偏重于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加以分析。
由于此前历史社会地理尚未在历史地理学中占据应有的位置,而社会地理研究的范围又相当广阔,作为一门尚待建立的分支,上述刍议很大程度上只代表我个人对于历史社会地理研究的粗浅认识。该一分支的最终确立,需要更多扎实的实证研究,需要更多学者的参与和共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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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前苏联,社会地理学被列入社会科学系统,将它作为社会经济地理学的一部分,主要以人为主体研究人们生活和社会生产的空间过程与组织形式,包括人们的劳动、生活、休息、个性的发展与生命再生产的条件。参见左大康主编《现代地理学辞典》,第725页。日本学者奥田义雄所著《社会经济地理学论考——现代における世界像の把握》(大明堂,1969年),第一编即包括对社会地理学本质和体系的考察。(第1—41页)。
②对于汉族人群的研究愈来愈受到多方面的关注。譬如,在民族学界,20世纪80年代开始,等人多次强调要加强对汉民族的研究,此后,汉民族研究有了较大的发展。(参见宋蜀华、满都尔图:《中国民族学五十年》,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华南的社会经济史学者通过与人类学者的对话和交流,逐渐发展出一种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这一点,对于历史社会地理的人群研究,有着重要的启发。
③高曾伟主编:《中国民俗地理》,苏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页。在日本,田村荣太郎所著《江户·东京风俗地理》(雄山阁,1965年1月)四卷,以丰富的史料及珍贵照片、地图,对东京的地理、历史风俗、城市发展和城市景观变迁等,均作了揭示。
④较早的如曾昭璇先生的研究,其成果最初是以讲义的形式出现,参见其后来正式出版的一些论著,如:《岭南史地与民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人类地理学概论》,科学出版社,1999年9月。此后的历史文化地理论著亦多涉及,兹不赘列。
My Humble Opinion on Historical Social Geography
关键词:文化产业,人文地理, 旅游
Abstract: the cultural industry is a big industry growing up, the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 is a kind of social phenomenon, and the social phenomenon exists and develops in it and the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The cultural industry, popularly says, is to use culture make money, to use the money I earned development culture. At this time,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culture makes specific certain economic value, obviously and human geography has a great relationship. How do you view of human geography position and play its role in the process of culture industry, is the author of discussion.
Keywords: cultural industry, human geography, travel
中图分类号: K90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根据我国统计局的界定,文化产业可分成核心层、层和相关服务文化层三类情况。而文化旅游产业作为文化产业系统的层,是文化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旅游业作为一项独立产业,是一种文化现象,历史悠久且经久不衰。现代资本主义中迎合消费者娱乐、装饰、自我肯定、社会展示等需要的部门包含的不同的技巧、款式、媒介、乐趣和服务等是最重要的文化要素。伴随着旅游业发展起来的旅游文化作为文化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消费内容(即旅游景点和发展起来的旅游饰品食品等)的象征价值远高于其实用目的。这就是文化产业的高层次的意义所在。
人文地理与旅游业的关系
作为地理学的两个主要分支之一的人文地理学科主要研究各种人文现象的地理分布、变化情况,以及人类社会活动的地域结构形成和发展规律。“人文”就是与自然相对应的包括各种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现象的总和。人文地理学一般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人文地理学包括社会文化地理学、政治地理学、经济地理学等,狭义的人文地理学指社会文化地理学。
从人文地理的定义来看,人文地理总之与社会和自然相关联。简而言之,人文地理就是人文与地理的有机结合,而不单单是人文的因素或是地理的因素的单独存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文化旅游产业已成为一门新兴产业并不断崛起,成为众多地区的发展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仅仅存在于地区的独具特色的文化资源,作为自然风光与人为创意的结晶,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敲门砖,带动地区走向了繁荣和发展的道路。
随着经济的发展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作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旅游文化产业的发展越来越需要自然与创意产业相结合,从而衍生出一种新的产业类型———文化创意旅游产业。这种文化创意产业的诞生恰巧是人文地理的有机表现,由此看来,人文地理在旅游业发展中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旅游业与文化产业的关系
党的文件中首次使用文化产业一词,是十五届五中全会“关于十五计划的建议”。自此以后,文化产业进入国家发展战略的新视野。国家统计局于2004年3月29日下发文件《文化及相关产业统计分类》,其中将“文化及相关产业”界定为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娱乐产品和服务的活动,以及这些活动有关联的活动的集合。
旅游业作为文化产业系统的层,与文化产业互为补充、相互促进,二者融合发展。旅游业与文化产业的融合发展将对经济发展产生巨大的现实意义。旅游业的发展带动地区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地区的服务性质的第三产业的发展,也能弘扬地区民族文化、风俗传统等。
但是,旅游业的发展必须立足于各地社会经济环境,通过对旅游资源状况和自然地理境况等文化产业发展基础的分析,提出旅游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适合类型,研究清楚文化产业的发展方向,最终进而形成旅游业发展战略。
发展旅游文化产业中的人文地理因素
文化旅游产业是实现第三产业跨越式发展的龙头产业,是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关键。
要想发展旅游文化产业,形成有地区特色的文化资源,首先必须充分利用有利的自然环境,其次加以人为的创新与创造,最终打造值得观赏和使用且有意义的文化要素。对于如何充分发挥文化产业中的人文地理因素,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突出地区特色,彰显自然
旅游业的发展前期遵循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中将自然资源渐渐变成非自然物,忽视了自然的本体存在,忽视了人文地理中的地理成分,造成自然资源的浪费和不协调生态环境的产生。相反,这种模式不仅没带动地区经济的发展,还导致了地区自然环境的恶化,甚至短时间内难以恢复的局面。
旅游业就是要重视文化创意旅游产业,这种新兴的旅游产业贵在“创意”二字。为什么要旅游,就是因为旅游区具有地区特色的文化氛围或是自然氛围,是别的地区不曾具有的。如果将自然改造,地区变异,还有旅游的意义吗?我们来举个例子:面对山水文化旅游景点,应该以弘扬自然风光为目的,通过适度地加以人文情怀修饰,使旅游者享受自然带来的独特魅力,享受地域文化带来的心旷神怡。
地区特色强调地区,强调自然,在进行旅游文化创意时,我们只能顺应地区优势,切不可将不适应地区的风格和人文景观取而代之。
第二,回归文化本体,引导和谐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文化旅游资源与社会环境应该是共生关系。旅游文化的形成于开发在彰显自然的同时,应回归文化本体,强调社会因素与自然的天然合一。
文化产业的价值在于激发参与者的新奇感,使参与者享受不一样的生活氛围。单独的自然风光不免让人觉得单调,冠以独具特色、与环境和谐统一的文化元素为存在内核,就别有一番风味了。随旅游业兴起的服务性行业,例如餐饮行业等,不仅满足了旅游者的需求,更是对地区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此外,一些富有地区特色或反映民族风情的活动,物品,习俗等,能使参与者耳目一新,流连忘返。因此,旅游创意产业中的文化氛围显得饶有价值。例如,当前很多景区的民俗文化旅游中都复制一种“抛绣球”活动,活动本身很富有情趣,彰显民族特色,深受游客青睐。但在旅程逐渐出现的一些以盈利为目的的粗俗模式,例如套圈等,让游客产生反感心理。
第三,注重文化的长远发展,注重创新
健康的旅游文化产业要形成文化、自然、旅游活动的良性循环,一定是源远流长的,是注重长远发展的,那些注重经济利益不顾资源的合理利用的理念只会断了文化发展的后路。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所形成的新文化产业必须是生态型的,必须是具有长远目光的 “非消耗型”产业。因此,在开发旅游产业中,只有坚持自然文化资源合理利用,才能保证文化资源创造更多的经济价值和人文价值。
在生态化开发模式中应有创新的发展眼光。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照搬照套和一层不变从来都不利于文化发展。文化旅游的前提是文化,打造有旅游价值的文化就必须有提升旅游层次,加强旅游内涵修养,提高旅游文化含量,走新型的发展理念。文化资源包括历史资源、民俗资源、知识资源、信息资源等,它们存在于历史与现实,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之中,成为人类与自然结合的结晶。为此,我们必须坚持创新的理念,就要利用独具魅力的文化资源,坚持历史文化与现代文化相结合,且要根植于历史和传统的作用。
发扬文化产业,我们应立足于文化本身,发挥创意的元素作用。但如何充分利用自然环境,发挥人文地理的有机作用,才是文化产业中“创意”的最佳境界。彰显自然,却又富有新意,这就是人文地理在文化产业中的魅力所在。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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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蔡尚伟,温洪泉.文化产业导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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嵘山风景区可持续发展北京:地质出版社,2000: 5 (r 60.
【关键词】高中地理 人文精神 构建
在人文精神的引导下,学生能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发展观,能够提高自身的素质,发挥人文主义精神的作用,促进我国社会更好地进步与发展。除此之外,人文精神在地理课堂上的构建,最终还能够改变我国当前的自然环境,改善我国社会发展状况,促进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保障人民身体健康。
一、树立可持续发展观念
在现实生活中,人类离不开自然环境而单独存在,所以说人与自然环境密切相关,人类要想长期地发展就要与自然和谐相处,建立和谐的自然关系。中学地理课堂上要树立人文精神,首先就要树立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它是人文精神的基础,能够保证地理环境良好发展。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进步,自然环境的破坏越来越严重,它不仅会影响到生态环境,严重时会威胁到人类自身的发展。但是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还主要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这样就会使我国的发展背离人文主义精神,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人文主义观念。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能够反映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但是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展,“人定胜天”思想逐步占据上风,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最终会给人类自身的发展带来巨大的伤害。比如在讲解环境资源的内容时,教师可以让学生自己来讨论如何保护自然资源、怎么样来实现可持续发展,哪些能源是新型能源,这些新型能源又有什么优点等。学生通过讨论能够认识当前我国社会发展存在的环境问题,树立节约资源的意识,提高他们的人文思想素质等。
二、尊重世界文化的多样性
地理存在地域性,所以地理文化也就会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教师在进行地理知识的讲解时应该重视对学生人文地理知识的讲解,让他们树立文化多元化意识,尊重其他民族的文化,树立文化多样性的意识。世界文化是丰富多彩的,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地域文化与生活习惯,所以在地域上的差异也就逐步演变为文化上的差异。尊重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就是要尊重不同民族的习惯与风俗,它与爱国主义并不冲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民族和国家,所以在世界上难免会出现一些极端民族主义分子,他们排斥其他民族的存在,打击其他国家和民族,制造民族恐怖事件,从而影响了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所以中学地理课堂上的人文主义精神能够教会学生认识世界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性,能够促进世界文化的发展与繁荣。
三、树立爱国主义精神
人文主义地理课堂的打造同时还需要树立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学生通过学习地理能够掌握更多的自然与人文地理知识,提高他们对自己国家地理环境的认识,从而提高他们的爱国热情,维护国家的利益。随着当今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加强,学生需要树立相应的国家观念,在对外交流时能够维护国家的荣誉与利益,提高他们的爱国意识。比如在上,教师同样能够采用相同的方法来对台湾属于中国大陆来进行证明,通过地理知识来树立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促进我国人文主义精神的发展与进步。所以说地理教学课堂的人文主义精神的树立,需要教师与学生共同努力,以爱国主义为核心,树立环保意识,提高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质量,最终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
四、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中学地理课堂是一个以理论知识讲解为主的课堂,所以学生在学习相关知识时会感到枯燥和乏味。教师要想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就要着重培养学生的人文主义精神,提高他们的实践能力。比如在分析我国的环境问题时,教师可以积极引导学生进行相应的探讨。在分析中国为什么主要是硫酸性的酸雨,学生就可以通过所学知识,知道中国的主要能源为煤炭,它所排出的气体为二氧化硫,这些气体与水结合后就会形成酸雨。教师可以带领学生来进行相应的化学实验,通过实践来得出相应的结论。中学生在学习地理时,需要教师对他们的学习方法进行指导从而提高他们的学习效率,帮助他们进行地理知识的学习。培养学生的人文主义精神,需要教师一切从实际出发,提高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让学生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比如树立学生的环保意识不仅要停留在字面上,还需要教师带领学生进行相应的实践(如教师可以带领学生节约水资源、节约用电等)。除此之外,教师还可以带领学生进行植树活动,改善学校的绿化环境。学生通过实践能够更好地认识保护环境的重要性,从内心重视环保工作。
人文主义精神与地理发展相结合,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人文主义精神有利于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培养。但是在我国目前地理课堂教学中人文主义精神的贯彻还不够到位,它需要广大教师的积极配合与支持,进而促进我国教育事业的进步。
参考文献:
论文关键词:中学地理教学
中学地理学科的专业性强,它以整个地球为对象,要求学生掌握有关地球、地图、世界气候和自然带以及分洲区域地理等基础知识;掌握阅读和运用图表、地图的初步技能,初步懂得地理环境各要素之间、人类与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涉及的时间悠久,地域广阔,加上内容复杂,且以描述为主,理解难度大,背记知识多。令人感觉烦杂,枯燥乏味。面对这些情况,如何教好这门课?十几年来,我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一点探索。
一、认清教与学的关系,充分发挥师生两个积极性
教与学是矛盾的两个方面,两者相辅相成决定教学的效果。从两者关系看,学是目的,教是手段,教师的“教”,归根结蒂为了学生的“学”;“教”的好坏要通过“学”的好坏来衡量。这告诉我们:教师的“教”要为学生的“学”服务;教师的教学方法应以符合学生的认识规律,让学生原意学、容易学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总之,教学活动是师生的双边活动,老师除自我主观努力外,必须取得学生的配合,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充分调动学生在教学工作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才能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基于这样的认识,我采取了如下做法:
首先,自己以高度的工作责任感,充分发挥老师的主导作用,努力备好每一堂课。对于备课教案的作用,很多老师有不同的看法,但我也许是习惯使然,对备课教案的依赖性很大。不备好一节课,不写好详细的教案,就好象心里没有底一样,我是不敢进课堂的。并做到每一节课后有小结。五个班级,每讲完一个班,都对教案进行补充完善,发现问题,改进教法,力求精益求精;我觉得只有充分地备好课,作好有关方面准备和设计,才会胸有成竹,从容上阵,忙而不乱。
其次,注重讲好绪论课,打响头一炮。“良好的开端等于成功的一半”。绪论课讲解什么叫地理学。为什么要学、怎样学等问题教育论文教育学论文,是一门课的总纲;是对学生进行学习目的教育,激发学习自觉性和兴趣的关键课;是给学生第一印象,为日后课程铺道路的奠基课。因此,我牢牢遵循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从学生身边的地理现象讲起、与人类生存悠息相关的生产、生活资料之源泉,沧海桑田的变迁,威胁人们生命财产的地震开始,引出地理学科的研究对象和任务;通过对比中国地形图和展示中国名胜挂图,提出了:为什么形成了地形的如此格局?为什么中国气候东南湿润、西南高寒、西北干旱?为什么“春风不度玉门关”?祖国的名山奇峰为什么如此奇丽多姿、栩栩如生?等问题,揭示地理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在整个知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激发学生的神奇感和求知欲;又跟大家交底:地理作为中学七科统考学科之一,经过短短两年的学习,就要参加全市的地理结业会考,考试成绩将按50%的比例计入中考升学成绩,并强调“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着重阐明教与学的关系,希望同学们以主人翁的态度为学好地地理这一学科而共同努力。
第三,在课堂教学这个环节中,关键是要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所以我注意采用丰富多彩的教学方法和生动的语言,来营造宽松愉快的学习氛围,结合“地理就在身边”教研活动,几乎每节课都穿插与本节知识点有关的联系学生实际的资料。比如:讲气候,就联系长岛的气候特点;讲季风,就联系本地的冬夏风向;讲地层,就联系海边悬崖的层叠现象;讲地震,就联系长岛地震频繁的原因;等等。使课本知识结合于实际,使理论知识具体化,抽象知识形象化,便于学生理解和掌握,容易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第四,教法学法两手抓,重视学法指导。教法和学法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中国论文参考文献格式。没有好的教法,就谈不上培养科学的学法,它是学生良好学习习惯和自学能力形成的前提和基础,但有只研究教法不一定就能培养学生科学的学法,对学法的指导实质上是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对一个教师来说,通过自己的教学能够形成学生较强的学习能力才是自己教学能力的综合体现。因此,强调学法指导,才是抓住了根本。我在教学中,主要从以下三方面入手,通过教师的“教”去指导学生的“学”:
(一)凸显前后知识点的内在因果联系,交给学生理解记忆为主的学习方法。比如:世界气候类型的分布一节,是世界地理教学的重点,但也是教学上的“老大难”。因为要在四课时的时间内学会辨别八种热带、温带和寒带气候的特征和成因以及分布,每种气候特征及其成因对于初一的学生来说,很难理解,尤其是涉及到气压带和风带的部分,当初我自己在学习这部分内容时,上课听老师一种一种地讲,也很感枯燥无味;我在教授这节课时,就尝试从分析各种气候类型的形成原因入手,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记成因、知特征、推分布”的理解记忆法。使学生学会“举一反三”,对成因理解了,那么对特征、分布也就自然容易记忆了。
(二)指导创造灵活记忆方法,提高学习效率。在中学各个学科中,地理可以说是个介于文理科之间的“边缘”学科。虽说是要以理解记忆为主为基础,做到“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但还是难免许多死记硬背的东西,遇到这种情况,我教给学生许多灵活的记忆方法,比如:对于枯燥的数据,多采用谐音记忆法。“爸爸誓爬珠峰颠, (8848米)姨舞舞进吐鲁番,(-155米)”,“海岸线有一把钱,(18000千米) ” “我国水能储量大 ,不要浪费留点吧!(6、8亿千瓦)”“马里亚纳最深处,累得尧尧扔三次。(-11034米)” 对于重要的规律,多编成歌诀。象《雨带推移歌》《全国省名歌》,对难记的图形,多采用象形法,比如“非洲是梯形加三角”“澳大利亚象螃蟹”“南极洲象逗号”,诸如此类。也鼓励学生自己去发现此类方法,去联想,去编写。有效地减轻了学生的记忆压力,提高了学习效率。
(三) 用新旧对比法,以旧引新,讲新复旧,异中求同 。讲新概念、新知识时,利用新旧对比法和前后联系法,启发学生寻求新旧之间的共性和内在联系,找出它们间的个性和区别,例如:学习“在地图上辨别方向”,先回顾复习“地球的经纬网和经纬网所指示的方向”;讲授“季风的形成”,先复习“海陆的热力差异”;从而把新知识纳入到旧知识的网络中,既便于掌握新知又利于复习巩固旧知识。达到了“温故知新”的效果。
二、正确认识教书与育人的关系,建立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
我原先想,作为任课老师教育论文教育学论文,尤其是所谓的副科小科教师,尽全力把书教好就行了,与学生的距离比较远。可教育教学实践告诉了我:一个学生学习上不去,固然有智力问题、方法问题,但首先是学习目的和对待困难的态度问题,一句话是思想问题、精神状态问题。使我进一步认识到:教书不育人不可;教师的主导作用要着力于调动学生的主体作用。充分发挥两个积极性。拧成一股绳,劲往一处使,才能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教书与育人是不可分割的。不掌握学生的思想脉搏,不及时排除他们学习上的思想障碍,书也是决然教不好的,何况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新人是每个老师的共同责任,从此后,较自觉地把教书和育人紧密地结合起来,把了解学生和教育学生列入教学工作日程,把它作为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环节来做;把课外教育和课内讲授很好结合起来,把它当作教学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来抓。常到同学中走走、看看、问问,既关心他们的学习,也关心身体、思想、和生活;平时以平等宽容的态度,以“过来人”的身分与他们谈心、交心。积极引导、帮助鼓励学生学习,渐渐与他们的关系融洽了,心心相通了。大部分同学有话敢跟我讲也愿跟我讲了。这使我最大限度的了解每一位学生的品质、个性特点和家庭情况,建立融洽、和谐的师生关系,便于营造生动活泼、主动探索的课堂氛围,为我的教学工作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三、突出地理学科特点,理论联系实际,加强直观教学。目的、方法、效果是辩证统一的。教学方法为学科教学服务;只有抓住本学科的学科特点才能选择相应的适当的教学方法,从而得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地理学科以地球和自然界为对象,研究地理事物空间分布。一方面,特别强调现实性、实践性、实用性;而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可能都到各地典型现场去参观,更不能直接感知那些或缓慢或激烈的地质作用过程和地理规律展示。如果光凭书本理论教学,既抽象又枯燥,既死板又脱离实际,难以取得良好效果。为此,我在教学中,尽可能多的联系生产和生活实际,多用直观教学法,力求把平面问题立体化,抽象问题形象化。
(一)、启发提问处处结合实际。地理规律和理论很枯燥,但地理教材可联系实际的方面很多,既可联系生产生活实际,又有丰富人文知识、人地关系充实教材,并明确要求学生运用所学的知识,能解决实际问题,这就为教师结合实际进行启发,然后上升为理性知识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比如讲述中国地势的特点时。先提疑问,我国的许多大河都向哪个方向流?为什么?思考题的出现,调动了学生求知的热情和希望作出解答的好奇心。学生自学课文后,分组讨论,选出最佳答案是:河流大多向东流。因为我国的地势西高东低,并呈三级阶梯。我适时提问:“西高东低的地势对气流和河流有什么的影响?”同学们认真读课文领会全文后学生得出:使我国多数大河滚滚东流,沟通了东西交通;使东部海洋的湿润气流顺着东低西高的地势深入内陆,形成降水。再如,讲述中国地形变化时,我先从黄河的淤塞说起:“历史上黄河宽阔的河道由于河水带来的泥沙日积月累,慢慢被淤平,形成冲积平原——华北平原,河口处也形成越来越大的三角洲;而一个地区发生地震时,却由平坦的地形变的高低不平。那么地形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同学们想得到答案,他们急切的去读课文,从而得出了地形变化是内力和外力共同作用的这一结论。
(二)、重视运用地图和图片导教、导学、导练 。地图是地理教材的重要部分,具有全面、形象、直观的特点,被称为“百科全书”,是地理知识的重要载体,也是学习地理知识的重要工具。因为地图不仅能反映地理事物的分布,从中我们还能分析出地理事物之间的联系、地理现象产生的原因等。我把阅读、记忆、使用地图视为学好地理的秘诀。首先,教给学生阅读地图的“三看法”:一先看位置和轮廓中国论文参考文献格式。地理位置包括经纬度位置和海陆位置,所以打开地图后,先看该区域的经纬度是多少,是位于沿海还是地处内陆,该区域大致是什么形状。这样就有了空间感和方位感,以后一提到这里,在头脑中就有一个比较确切的印象。二看颜色。在分层设色地形图上,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海拔高度,通过仔细观察不同的颜色的范围大小、地区分布,即可掌握该地的地形地势特点。三看“面、线、点”。 就是指按“面、线、点”的顺序认识地理事物的分布。“面”是指像高原、平原、湖泊、海洋等地理事物,它们所占的空间范围大,在地图中最为显眼,所以先从认识它们入手较好,要看清这些事物的名称、位置、范围等特点。“线”是指像山脉、河流、交通线等地理要素,要注意其走向、名称等;“点”是指城市、村庄、工矿区等点状分布的地理要素。然后,还要学会分析不同的地理事物之间的联系。如,地形对气候、河流走向、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等各方面的影响。其次,不管是讲授新知识,还是复习旧知识,还是做练习,我都以地图为先导,没有挂图,就用手绘板图,课上画图费时间教育论文教育学论文,就在课前画好小黑板。在实践中,我体会到,加强地图运用,既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又培养学生的观察、记忆、想象的能力,又能最大限度的展示地理各要素之间的联系,比如地形、气候、工业和农业的分布等。
另外,我们平时注意 想方设法,尽力收集有关的地地理图片,如:火山喷发、钱塘大潮、壶口瀑布、海啸与地震等,紧密结合教学内容适时出示,进行生动、形象的教学,且寓学于乐,大大激发了大家的学习兴趣。对于教学中涉及到的事物和规律,也尽量以图片图像直观的展示在课堂上。例如在教水资源开发利用中存在的问题时,我先出示《熟视无睹》和《就地取材》两幅挂图,然后出示疑问:“我国水资源相当紧张,但利用中又存在哪些问题?”激励学生联系图像得出答案:①是浪费惊人;②是污染严重。课堂讲授中,也随时手绘板图,比如:火山的构造、高低气压带的形成、地形雨、河流流域与分水岭,等等。以图像的形式直观再现了在自然界中很难直接面对的现象和规律,生动形象,深入浅出,受到学生的欢迎。
(三)、 结合演示实验激发兴趣。利用地理教学仪器进行演示,并提出启发性的问题,符合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过程,这样做不但使学生对所学知识印象深刻,而且理解透彻。例如在讲述等高线地形图时,我设计了山峰演示图,在山峰(用玉米棒代表)上缠上等高线(铁丝),并标上海拔。然后把玉米拿走,按住顶端压下去,等高线图出现,是一个闭合多圈图,并且海拔由外向内逐渐升高,从而根据此图判断它是山峰。在此基础上,让同学们自己动手制作盆地地形图、陡崖地形图,由于是自己动手,所以印象深刻。在讲述地壳运动时,褶皱和断层对地形的影响很明显,它们的作用会形成两种不同的山脉。学生们很难判断到底是哪种作用所形成。我制作了《褶皱模型》和《断层模型》在课堂上演示,并提出疑问'为什么断层形成的山边缘往往是陡崖?'(因为断层形成的山,是沿着断裂部分错动而形成的,所以边缘往往是陡崖)。通过演示实验,让学生亲自观察,增加了学生的感性认识,发展了形象思维,比较轻松地理解和掌握了一些重点和难点知识。
长岛县教育体育局教研室 刘长庆
二一一年三月十二日
关键词:文学地理学;学科归属;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学科建设;
作者:侯艳
“文学地理学”是康德在其《自然地理学》中提出来的一个地理学概念。[1]在中国,随着梁启超、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将康德的“文学地理学”和德国那特硁的“政治学”用于中国文学艺术南北差异的研究,遂开创了中国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历史。1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在中国蔚然成风,其中颇多学者将其视为一门新学科(2),并致力于其学科建构。“文学地理学不仅为传统的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和方法,解决了传统的文学研究所不能解决的诸多问题,丰富和深化了人们对文学家、文学作品、文学理论和各种文学现象的认识和理解,而且也为人文地理学等相关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素材和思路。”[2]然而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属性到底属于文学还是其他学科?能否建成独立学科?特别是学科归属、研究对象、方法理论建构、学科建设等问题是目前文学地理学研究所面临的四大基本困境。
一、文学地理学学科归属的困惑
关于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归属,在国外,由于从事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学者大部分是地理学家,因此他们关于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归属更多地偏向于地理学,并把它作为人文地理学的分支学科提出来。AKDutt曾明确指出:“文学地理学是人文地理学或文化地理学的一个较近的分支学科。”[3]DeborahHart也提到:“文学地理学已经成为一个(地理学)较初级的分支学科。”[4]然而,国内学界关于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归属问题,目前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梅新林曾从研究实践中归纳出五种不同的归属倾向:“一是从属于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二是从属于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三是文学与地理学研究的交叉学科;四是相对独立的综合性学科;五是融合文学与地理学研究的跨学科研究方法。”[5]曾大兴曾将目前学界关于文学地理学的归属概括为四种观点:一是文化地理学的一个分支;二是一种学术方法;三是文学史研究的一个补充或者“补救”;四是与文学史学科双峰并峙的学科。[6]简言之,国内学界对文学地理学的归属倾向有三种:分支学科、交叉学科、研究方法。
首先,把文学地理学理解为一种研究方法的思路最为普遍。金克木、严家炎、袁行霈等着名学者都将文学地理学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运用于比较文学、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的研究中。国内近十几年来的研究亦都沿着这条思路进行,即在对文学现象进行研究的时候,地理学作为方法论而存在。金克木先生在《文艺的地域学研究设想》中呼吁从地域的角度研究文学艺术。袁行霈在《中国文学概论》中专列了一章来谈中国文学的地域性问题,认为文学不光有时间的发展变化,同时也有空间地域的差异和变化。而其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在元代戏剧部分即根据地域进行编写。李浩在《古代文学研究的困境与学术突围》一文中更是直言:文学地理学研究方法的尝试应用,可以突破古代文学的研究困境,实现学术突围。[7]可见,这种归属思路是把文学地理学当作一种研究文学问题的跨学科方法。
极力倡导文学地理学成为一门独立交叉学科的学者有陶礼天和钟仕伦。陶礼天在其着作《北“风”与南“骚”》中正式呼吁发展文学地理学这门人文地理的新兴学科,认为:“文学地理学既是人文地理学的子学科即文化地理学的一个分支,也是美学的分支即文艺社会学的一个支脉,因而文学地理学实质是一门边缘学科。”[8]钟仕伦则从中国和西方文学地理学发展的历史过程角度出发,认为“文学地理学属于地理学与文艺学、地域美学相交叉的新兴学科”[9]。马晶则认为“文学地理学是文学和地理学两个知识体系的交叉重叠部分,具有二重性,既有文学学科的特性,又有地理学学科的特性。”文学地理学是“将地理因素影响下的文学研究和存在于文学形态中的地理研究结合在一起的系统”[10]。梅新林也提到文学地理学是一门交叉学科,他界定文学地理学是“融合文学与地理学研究、以文学为本位、以文学空间研究为重心的新兴交叉学科或跨学科研究方法,其发展方向是成长为相对独立的综合性学科”[11]。在这个界定中,交叉学科、研究方法和综合性学科的表述同时存在,更可见目前文学地理学学科归属的困境。
另有一部分学者将文学地理学作为分支学科来探讨。邹建军提出把文学地理学当作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同时又提到它也是一种批评与研究文学的方法。[12]杨义先生从文化的角度切入文学,持大文学观,指出文学地理学是一门会通之学,“要会通文学与地理学、人类文化学以及民族、民俗、制度、历史、考古诸多学科”[13]。由此可见,杨义先生看到了文学地理学跨学科的特性,同时把它看作是对文学研究领域的新开拓,他明确提到“文学地理学是一个极具活力的学科分支”[14],同时又提出“文学地理学是一个值得深度开发的文学研究的重要视野和方法”[14]。可见,杨义先生关于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归属也存在着和其他学者一样的混沌和困惑。
对文学地理学学科归属问题作出重大贡献的是曾大兴,他明确地把文学地理学当作与文学史对峙的新学科,提出:“文学地理学研究的目标之一,就是建立一门与文学史学科双峰并峙的文学地理学科。没有文学地理这个二级学科的文学学科是一个不完整的学科。”[15]他把文学地理学提高到与文学史相同的高度,由此将文学地理学列为与文学史并列的学科,认为文学地理学是从属于文学研究的一个独立学科。在他看来,作为一级学科的文学,其下的二级学科应该包含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地理和文学批评,并且它们之间是有等级差别的。“文学批评是一个最基础的二级学科,文学史和文学地理是两个并列的较高级的二级学科,文学理论是一个最高级的二级学科。”[15]他还特别指出:文学地理学不应仅仅是文学史研究的一个补充,也不仅仅停留在一个方法的层面。……世间万事万物都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产生并发展的,文学也不例外。几乎所有学科,都有其时间和空间这两个维度,也就是说,既有解释其时间关系的分支学科,也有解释其空间关系的分支学科。……为什么文学有文学史,而不能有一门文学地理呢?[15]曾大兴在一定程度上为文学地理学学科归属定位指明了方向。但是,很明显,实际上他与邹建军、杨义一样,认为文学地理学是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不同的是认为文学地理学与文学史并列,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是空间的,文学史的研究是时间的,因此时空两者可以并列,这种理解在某种程度上显得有些简单。并且,与文学史关系的紧密纠缠必然会增加文学地理学成为独立二级学科的艰难性并影响其在学界的认同感。
二、文学地理学研究对象的分歧
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目前国内外的文学地理学主要致力的研究有两种,一是以地理为本位的人文地理(或称文化地理)研究,其中多包含文学研究,二是以文学为本位的文学地理研究。[5]
首先,由于将文学地理学归属为人文地理学的分支学科,国外学界普遍认为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即是关于文学与地理之关系的研究。“对地理学家来说,他们一直借鉴文学,把它作为一种更好地理解地方的方法。”[16]由此,一方面,他们将文学理解为地理学研究的资料库,“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地理学家把文学视为一个毫无疑问的资源,‘一个生动描写风景和生活的价值连城的宝库’,用它来使自己的文本变得生动”[17]。他们认为文学所有的价值只在于它对生活的反映,它能使地理文本变得更为生动。所以在文学地理学研究中,他们更多地致力于诸如此类的研究:“文学‘数据’应该怎样被用于更多的地理信息的传统形式,如人口统计数据,采访和档案材料?应该如何调解不同源头间的矛盾?”[17]另一方面,他们还致力于研究主观因素对地理空间的塑造,注重地方的意义和内涵的揭示。通过各种文学形式的研究,探索文学对地理空间的展示和建构,文学在地理景观意义构建上所具有的独特作用,并通过考察描写地区的着名作品来探索和揭示人与地理之间充满感情的关系,进而考察文学与地理学之共通的东西。所有这一切,都是从文学出发去探讨地理空间的意义,解决的是地理问题,因而国外的文学地理学研究,其研究对象尽管包含了诸多文学研究,但它是以地理为本位的人文地理(或称文化地理)研究。
相反,在国内“文学地理学是以文学为本位的文学地理研究”这一观念普遍被认可,正如曾大兴明确指出的:“文学地理学研究虽然要借鉴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的某些理论和方法,但是它的目的,还是为了解决文学的问题,也就是说,它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文学,不是地理。”[15]对这一问题,徐玉如也有相同的看法,“文学地理学研究虽然要借鉴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的某些理论和方法,但是它的目的,还是为了解决文学的问题,也就是说,它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文学,不是地理。文学地理学研究必须以文学作品为本位。”[2]然而,由于对文学地理学学科归属的含混,学界关于文学地理学的具体研究对象还存在众多分歧。将文学地理学理解为一种研究方法的学者,致力于从地理空间的角度对文学的各种现象和问题进行探究,试图探究文学之所以表现出如此特色的地理因素以及文学本身体现出的地理空间特征。将文学地理学作为分支学科或独立交叉学科来探讨的学者,根据文学地理学学科归属的不同,其研究的对象亦不尽相同,大体持有“本位说”“关系说”“空间说”“文化说”“边缘说”和“地域审美说”等观点。
梅新林认为文学地理学有一个“双重范式”,即“以文学为本位的文学地理研究为主导、以人文地理学中的文学地理研究为辅助,然后整合、发展为相对独立的文学地理学”。因此他主张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即以文学为本位,研究“文学地理学理论、断代文学地理、区域文学地理、城市文学地理、文人群体活动空间以及文学地理学研究队伍建设等方面”[18]。梅新林的看法可称为“本位说”。曾大兴从自然环境、人文环境、自然地理和文化地理与文学的关系来界定文学地理学的学科性质,主张“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之一,就是文学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具体言之,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对“文学要素的地理分布、组合与变迁,文学要素及其整体形态的地域特点与地域差异,文学与地理环境的相互关系”的研究[15];“概括地讲,就是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简称文地关系)”[6]这可称之为“关系说”。邹建军则特别提到文学地理学“特定的研究对象”,认为“就是文学中的地理空间问题。”[19]邹建军的看法可称为“空间说”。杨义先生认为文学地理学是会通之学,其研究对象即是研究文学在其自身的区域类型、文化层析、族群分合、文化流动等四大领域间的相互贯通。杨义先生的主张可称为“文化说”。陶礼天认为文学地理学是一门边缘学科,它的研究对象是文学,主要“致力研究的是文学的地理风土质性以及其主、客观方面的成因”[8],他不赞同只关注文学与地理的关系,主张还要考虑到文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必须把它与政治、哲学、宗教联系起来,因此认为文学地理学可以归入艺术社会学的范畴。陶礼天的观点可称之为“边缘说”。钟仕伦认为文学地理学是一门文学与地理学相互融合的交叉学科,其研究对象是文学本身或者是文学作品中有关人地关系的艺术表达。文学地理学实际上是通过文学现象所表现出来的人对特定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的审美反映,这种审美反映可以称为“地域审美观念”。也就是说,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文学作品、作家、流派、批评和接受中的地域审美观念。[9]钟仕伦的看法可称为“地域审美说”。
总之,国内学界尽管皆坚持以文学为本位的文学地理研究,但由于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归属问题尚不统一,因此其研究对象、任务和目标亦都处于不明确的困境中。而国外视文学地理学为以地理为本位的人文地理(或称文化地理)研究的这种倾向,更是增加了文学地理学研究对象确定和统一的困难性。
三、文学地理学研究方法的不确定
由于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归属、研究对象、任务和目标等还不十分明确,学科规范也没有真正地正式建立,因此它的研究方法迄今没有完全而成熟的形成,有的是借用别的学科的方法。邹建军、曾大兴、钟仕伦、戴伟华、梅新林等皆提出了颇具指导意义的研究方法。
邹建军认为,虽然文学地理学还没有一种或多种只属于自己的、很有价值的研究方法,但是在文学地理学研究中,文本解析、实地考察、图表统计、动态分析、比较对照、追求一种理论上的建构等方法值得重视。[19]他认为,所谓文本解析,即是对作家作品的研究,尤其是对作品的研究,它是文学地理学最基本的研究方法。所谓实地考察,即强调对文学发生地与文学发展地的实地考察,关注作家创作、作品产生的地理背景以及文学史与文学集群的情况。它是文学地理学非常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所谓图表统计,即是对经过实地考察得来的一些东西进行数据统计,并得出相关的信息。它是文学地理学研究过程与研究结果分析中必不可少的研究方法。所谓动态分析,即是借助文化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的动态分析法,对作家与作品的地理分布,以及与地理相关的文学现象进行动态分析。它是文学地理学最具科学性的研究方法之一。所谓比较对照,即对不同地方的文学与不同时代的文学、对不同环境的文学与不同方向的文学进行比较与对照。它是文学地理学不可或缺的研究方法。所谓追求一种理论上的建构,即建构文学地理学的有关理论,形成新的研究方法与研究的手段。它是文学地理学具有理论高度之表现的研究方法。
曾大兴认为:广义而言,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包括两类,一类是指导和规定学术研究应该如何开展的规则和程序,一类是从事学术研究的技术方法。仅就技术方法来讲,文学地理学的方法又包括一般方法和特殊方法。凡是文学的其他二级学科能使用的方法,文学地理学都可以使用,这类方法属于一般方法。而文学地理学自己的方法,即是特殊方法。曾大兴进一步提出:文学地理学至今还没有形成自己的方法,它所用的还是地理学的方法,其中主要是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的方法,这些方法主要有文献逻辑推证法、统计计量法、数理模型法等等[20],它们具体运用于文学地理学研究中,可归纳为五种研究方法,即系地法、现地研法、空间分析法、区域分异法和区域比较法。系地法,就是考证文学事象发生的地点,然后按照形式文学区或功能文学区进行排列;现地研究法,就是把文献研究法和田野调查法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空间分析法,就是对文学作品的地理空间(包括各种空间元素及其结构与功能)进行分析和解读;区域分异法,就是按照文学的区域特征及其差异,把它们分为不同的地理板块;区域比较法,就是把两个以上的不同区域的文学事象进行共时比较或平行研究。[21]在《文学地理学概论》中,曾大兴又补充了“地理意象研究法”,即地理学意象研究和文学意象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并指出地理学意象研究与文学意象研究的不同,它必须准确地考证地理意象所在的地理方位,准确地描述其地理特征、地理价值和历史渊源;必须细致地描述地理意象的形态特征或者审美特征,阐述它的文学意义和审美价值,必须深挖和揭示地理意象所包含的独特文化内涵、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6]每一种方法都有其长处和短处,文学地理学学者应根据研究对象的实际需要,用其所长而避其所短。曾大兴还特别强调:文学地理学的研究与文学史的研究是有明显不同的。文学史的研究可以关在书房里利用所能找到的文献资料进行归纳,文学地理学的研究除了使用文献资料,还必须走出书房,对文学家的出生成长地、流动迁徙地、文学作品的产生地,以及文学作品本身所描写的自然、人文景观与地理空间等等进行实地考察,所以文化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法和台湾学者简锦松教授的“现地研究法”特别值得借鉴。简氏的现地研究法的内涵比单纯的田野调查法要丰富,它实际上是“文献解读与现地测量”相结合,在一定程度上“实地重现”作者“写作的场域”,但是它仍然不是我们所期待的文学地理学的方法。因为简氏的“鉴识科学”最多只能实地重现作者的生活环境与写作环境(写作的场域),而很难实地重现作品中的地理空间和地理景观。因为地理的真实与文学的真实是有差别的,地理学的真实与文学地理学的真实也是有差别的。[20]
此外,钟仕伦提出,区域地理学的“区域—比较方法”是文学地理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它非常适合于作家研究,包括文学流派、风格的研究。钟仕伦认为:一方面,进行作家的文学地理研究,运用“区域—比较方法”可以描绘出作家的地理区域特征和空间结构分布,并从这种分布中追寻到各个区域具有代表性的文学流派或者文学风格所产生的因果联系,并且在这种因果联系中使他们被确认为“一个整体”和“一个个体”。另一方面,正如梁启超所论“‘文学地理’常随‘政治地理’为转移”,作家的空间结构分布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常常随着文化中心和政治中心的迁移而变迁。运用“区域—比较方法”可以对文学的动态空间结构分布进行研究。因而,区域地理学的“区域—比较方法”无疑是建构文学地理学学科基础和研究方法的最好借鉴。[9]
戴伟华则提出:在中国文学地理学研究中,微观与宏观的研究方法并重,相辅相成。微观研究方法侧重个案分析,其具体方法有利用出土文献、充分挖掘传世文献的材料价值、在材料可信的前提下作出合乎情理的推断、在名物考订中必须以文体为基础等。宏观理论探讨,要在对立统一中求新求变;利用归纳法不断深化,以求获得更包容更高层级的概念;提升理论思考层次,从本质上说明事物的性质。[22]
梅新林提出“双重研究法”又称“二元复合研究法”的观点。他认为:“文学地理学”既是融合“文学”与“地理学”的新兴交叉学科,同时也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文学地理学”的跨学科性质决定了其研究方法的双重性和二元复合性。就本质而言,“地理学”研究需要运用科学实证方法,而“文学”研究则需要运用美学阐释方法,它们彼此相距甚远,但又相辅相成。一方面,对应于文学“外层空间”的“版图复原”,需要借鉴和运用“地理学”的科学实证方法,包括准确的空间定位,大量的数据统计,以及各种图表的编制甚至运用地理学专业性的工具;另一方面,契合于文学“内层空间”的“精神探原”,则需要继承和运用“文学”研究领域的美学阐释方法,包括对文本空间形态与意义细致深入的描述、分析与阐释,这是一种审美而非科学行为,需要具备足够的审美想象力、感悟力与判断力;而贯通于文学“外层空间”与“内层空间”的“场景还原”,则需要同时交替运用以上两种研究方法,或由外而内,以美学阐释方法为导向;或由内而外,与科学实证方法相印证。对于“文学地理学”研究而言,以上两种方法犹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彼此缺一不可。例如“文学地图”,其本身即有隐喻性与工具性的双重意涵,其科学性与审美性的分野非常明显。当“文学地图”之“图”与“文”有机地融为一体时,便是“地理学”研究的科学实证方法与“文学”研究的美学阐释方法的交替运用与融会贯通。[23]
综观邹建军、曾大兴、钟仕伦、戴伟华、梅新林所提出的文学地理学研究方法,我们不难看出文学地理学研究在文学、地理学(包括自然地理、人文地理、文化地理)、地域学、空间学、人类学、文化学、区域学、美学、社会学等相关领域寻求突破,力图摆脱困境,并创立属于自己的独特研究方法。其中曾大兴紧紧围绕地理或空间这一维度,与文学史的相关方法进行比较,探索出有别于文学史研究的六种文学地理学研究的特殊方法,可以说是文学地理学方法论的一大突破。然而尽管如此,曾大兴亦认为,文学地理学更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真正意义上的方法论出现,还有待致力于文学地理学的学者的不懈探索和努力。
四、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的困境
一门学科的建设,需要在理论、范式与体系建构三个方面同步推进,并加以系统整合,才能建设成功。目前文学地理学的理论、范式与体系建构还处在不断探索中,其学科建设亦处在艰难困境之中。简言之,目前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遭遇到的最大困境,即理论体系扩张与实践操作困难之间的尴尬以及尚未得到国内外学术界同行的广泛认可。
就目前的研究看,对理论体系建构着力较勤且颇有建树的学者有很多,如在理论建构方面,梅新林力图通过构建“空间”之维的理论,探求文学地理学科理论建构的突破。他通过借鉴和重释杰弗里·马丁所归纳的地理学的三个核心问题与弗朗科·莫雷蒂所提炼的文学地图的双重空间概念,将它们重构为“版图复原”“场景还原”“精神探原”的“三原”理论,作为文学地理学理论建构的三大支柱。在范式建构方面,梅新林以“三原”理论为支持,重建新的“空间阐释学”谱系,并藉此对影响文学地理学理论建构的若干关键问题作出新的反思和辨析,同时提出“文学”研究范式与“地理学”研究范式相辅相成之融合范式。[23]在体系建构方面,他所主张建构的理论体系主要包括:从研究内容看,他认为,文学地理学应该研究作家籍贯地理、作家活动地理、作品描写地理、作品传播地理等四个方面,对这四个方面进行动态的、立体的、综合的研究。就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而言,除了提出“三原”理论,“双重研究法”(“二元复合研究法”),还提炼出“本土地理”“流域轴线”“城市轴心”“文人流向”“区系轮动”等一系列工具性概念与范畴。[23]
就整个体系来看,梅新林构建的文学地理学既有理论支点,又有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确实对中国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建设尤其体系建构有不小的意义。但是,正如彭民权在《文学地理学的体系建构与理论反思》一文中指出:无论从学科建设的体系建构还是实践操作的层面看,这个理论体系仍然处于初步的构想阶段,面临着不小的困境。首先,整个学科体系的核心是文学家地理,包括其籍贯、流向等。这种对地理因素的突出,很容易导致对文学作品的割裂式研究。其次,对于文学家籍贯与流向的考察往往采取类似科学统计的方式,以图表与数据呈现。这种研究方法对于文学研究具有多大的有效性,还存在疑问。一方面,古人的籍贯十分复杂,采用数据统计的方法并不能真实展现当时的地理分布与作家流向问题,往往会给人误导,得出错误的结论。另一方面,古代文献受到人为因素影响太大,真伪难辨。因而,依据古代文献统计出来的古代文学家地理分布与流向,在多大程度上有效,还是一个需要存疑的问题。最后,地域文学与地域文化的研究者往往与其研究对象有很强的地理关联,在研究之前容易产生地域期待视野。在地域期待视野与地域身份认同带来的主观化影响下,文学地理学很有可能陷入被地域文学、地域文化同化的尴尬。[24]
目前对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做出最大贡献的是曾大兴。多年来,他一直致力于对文学地理学的理论、范式与体系建构的探索。在理论建构方面,曾大兴紧紧围绕“地理或空间”之维度,沿用中国学者注重实证研究的治学之风并借鉴西方的“实证主义思潮”,建构出以实证为基础的理论框架。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得出一个结论,再根据大量的结论提炼、归纳而不是演绎出一个观点、概念或者理论,是他建构文学地理学学科理论体系的基本思路。在范式建构方面,提出文学地理学与文学史并峙,从空间维度研究文学,与从时间维度来研究文学的文学史相对应,进而使文学这个学科真正达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境界,即时空交融的境界。在体系建构方面,他所主张建构的理论体系主要包括:在研究内容方面,认为文学地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文学家的地理分布,文学作品的地理空间及其空间要素、结构与功能,文学接受与文学传播的地域差异及其效果,文学景观的分布、内涵和价值,文学区的分异、特点和意义等。对这六个方面进行双向互动关系的研究,不仅是对文本产生之环境的外部研究,而且是深入到文本内部的研究。就学科知识体系与研究方法而言,认为文学地理学学科的知识体系主要有五大板块:文学地理学学术史,文学地理学原理,文学地理学研究方法,文学地理学批评,各式各样的文学地理。这五大板块相互匹配,有机衔接,由此构成文学地理学学科知识体系的“整体关联性”。同时总结出文学地理学研究的6种特殊方法以及相应的5个原则。
关键词 冰期 间冰期 厄尔尼诺 那尼娜 冰芯
中图分类号:G633.55文献标识码:A
Knowing About the Temperature Change Trend
with Middle School Geography Knowledge
DAI Lin
(Cuigang Middle School, Yangzhou, Jiangsu 225009)
AbstractThe topic climate change which is seldom talked about before is being often talked about. And there are many theories about climate change. This article analyzes earth temperature change with usual Geography knowledge.
Key wordsIce period; interglacial period; El Nino; LNin; ice core
一般来说,冰期时期地球的气候是普遍偏冷的,间冰期是指两个冰期之间的时期,根据冰期与间冰期的时间长短人们就大概的知道我们现在所处的时期,知道我们所处的时期人们就能预知未来的气温变冷还是变热。我们先看看常见的两种学说:
1 气候变暖说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罗勇表示:据世界上许多科学家预测,未来50-100年人类将完全进入一个变暖的世界。
全球变暖的现实正不断地向世界各国敲响警钟,气候变暖已经严重影响到人类的生存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它不仅是一个科学问题,而且是一个涵盖政治、经济、能源等方面的综合性问题,全球变暖的事实已经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由各国气象专家组成,研究全球气候趋势)此前预测,到本世纪末,随着二氧化碳的成倍增加,全球气温将升高1.5至4.5℃。
2 气候变冷说
德国著名气候学家莫吉卜・拉蒂夫基于对大西洋和太平洋海水温度变化自然周期的分析研究后指出,全球气候变冷才刚刚开始,在接下来的20年至30年间,地球将经历一个“小冰河期”。俄罗斯著名天文学家、俄罗斯科学院天文观测总台宇宙研究室主任阿卜杜萨马托夫也支持地球变冷的观点。他认为,目前的“温室效应”理论看似合理,但缺乏确凿的科学依据,地球的温度将沿着气温变化的轨迹继续走低,而且他还预言降温期将会持续50年左右。
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大气科学系王绍武教授接受媒体访问时指出:地球气候是不是现在就会进入寒冷时期还很难预测。不过他表示,在20世纪后期,有好多人根据太阳活动周期预测21世纪20~30年代,世界将进入相对冷的时期,这种预测是有可能的。王绍武说,这个寒冬使大家开始重视研究这个问题,但是世界究竟何时进入寒冷期,寒冷期会持续多长时间,寒冷期强度有多强等问题,目前还没有较为成熟的预测方法,还需要严格地研究。
3 冰芯在研究气温变化中的作用
我国第19次中国南极科考队员,在埃默里冰架打下了一根长达301.8米的“大冰棒”――南极冰芯。为什么科学家们要往南极冰川深处打钻,采集长长的“冰棒”呢?原来这“大冰棒”暗藏着古气候和古环境的资料。冰川学家在研究南极大陆冰盖的年龄及其形成的历史过程时,发现从冰川的冰芯样品中,不仅能测定冰川的年龄及其形成过程,还可以得到相应历史年代的气温和降水资料,以及相应年代的二氧化碳等大气化学成分含量,从而开辟了恢复古气候和古环境的新的道路。
在南极4000米厚的冰层中,包含了它形成时的大气中的微粒和气体。由于这些冰是在40多万年的时间里堆积起来的,所以说,不同深度的冰里卷入的微粒和气体来源于不同时代的大气,通过研究这些微粒和气体,就可以推算那个时代的气候情况。在-89℃的环境下,南极的冰封存了地球气候变迁的历史。科学家们正在不断地采集这些冰芯,并通过南极的冰芯来绘制一张完整的地球气候变化图。正是通过冰芯这本气温的记录表科学家们分析出我们正处在第四纪冰期的末期。
4 我们还处在冰期
冰期是指地球表面覆盖有大规模冰川的地质时期,又称为冰川时期。两次冰期之间为一相对温暖时期,称为间冰期。地球历史上曾发生过多次冰期,最近一次是第四纪冰期。这一时期大约始于距今约200万年前,我们现在正处在第四纪大冰期后期,
从第四纪更新世晚期,距今约1.1万年前后开始,地球从第四纪冰期中的最近一次亚冰期,进入到现代的亚间冰期,人们也称之为冰后期。
近5000年来,虽然是寒冷期与温暖期交替出现,但是总的趋势是由温暖向寒冷变化,寒冷期一次比一次长,一次比一次冷。在第二次寒期,只有淮河在公元225年有封冻。而在第四个寒冷期的1670年,长江几乎都封冻了。
既然我们现在的地质年代是处于地球的冰期那么地球变冷是符合规律的,只有再过数万年地球才会进入间冰期,地球的炎热期应该是遥远的事,按照这样分析似乎地球上的气候真的要变冷了?
5 人类活动对气候有无影响
理论上地球的气候在近期应当是处在一个寒冷期的,但是随着工业化的大规模发展,地球完全有提前结束冰期直接进入间冰期的可能。根据气候学家们分析,由于温室气体的作用,到21世纪,地表气温可能升高1.5-4.5℃。地球增暖的结果,将使海洋变暖,南极大陆和格陵兰冰盖融化,海平面上升。由于工农业发达、人口稠密的地方,正好多分布在沿海地区,海平面上升会给人类带来严重的灾难。我国的所有海滨地带,都在遭受灾害的范围内,主要受灾地区可能是华北平原、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
6 灾害性天气频发使提前进入间冰期的可能性加大
在某些年份,东南信风暂时减弱,太平洋赤道逆流的南支越过赤道沿厄瓜多尔沿岸南下,使厄瓜多尔和秘鲁沿岸水温迅速升高,冷水性浮游生物和鱼类因未适应新的环境而大量死亡。由于沿海水温上升在圣诞节即圣子耶稣诞辰前后最为激烈,秘鲁居民将这种海水温度季节性上升的现象称为厄尔尼诺。
厄尔尼诺发生时,秘鲁渔获量严重减少,并波及世界饲料市场供应;鱼类尸体堆积在海滨,污染了周围的海水;沿岸地区和岛屿上的海鸟因缺乏食物纷纷逃离,影响了鸟粪工业生产,使工人失业。厄尔尼诺不仅给南美沿岸人民生活带来巨大灾难,也往往酿成全球性的灾难性气候异常,如连续出现的世界范围的洪水、暴风雪、旱灾、地震等,报纸上概称为“厄尔尼诺现象(事件)”,科学家们则把那些季节升温十分激烈,大范围月平均海温高出常年1度以后的年份才称为厄尔尼诺年。
在厄尔尼诺现象之后通常又会出现反厄尔尼诺――拉尼那现象,它是指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海水温度低于平均温度的现象。拉尼那一般出现,是修正厄尔尼诺现象造成的气候失衡的一种自然方式。在拉尼那现象发生的年代,季风非常大,中国有降水偏多倾向,容易引发洪涝灾害。
7 结论
UNDP(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报告中明确指出,气候变化是21世纪人类发展挑战的决定因素。人类如果不能正确回应这个挑战,世界范围内的扶贫工作会停滞甚至倒退。展望未来,无论强大与否,富裕与否,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逃避全球变暖带来的影响,中国也不例外。低碳经济作为保障能源安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基本途径和战略选择,正逐渐成为全球众多国家的共识。如果人类还在大量无节制的使用地球上仅有的一点能源,即使我们还处在第四纪冰期,地球变暖一定会成为事实,地球上的灾害也会变得更加频繁。简单地说,人类控制了碳的排放,我们将得到一个凉爽的地球,反之,我们将迎来一个燥热的世界。
参考文献
[1]翟盘茂.气象灾害丛书.气象出版社,2009.
[2]郭冬.应对气候变化法律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10.9.
[3]葛全胜.中国历朝气候变化.科学出版社,2011.1.
[4]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办公室,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全球气候变化――人类面临的挑战.商务印书馆,200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