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的机制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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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气候变化的机制范文
关键词：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国内工作；启示；建议
中图分类号 P9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4）05-0014-05
气候变化造成的损失与危害（Loss and Damage）已经威胁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每年夺去近40万人的生命，全球变暖的经济影响也已经造成每年超过1.2万亿美元的损失，相当于全球GDP的1.6%[1]。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多边治理框架下，应对气候变化的减缓与适应进程进展缓慢，因此气候变化导致的损失与危害急需更加直接的解决方案[2]。小岛屿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遭受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等造成的损失与危害十分严重，为维护国家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以小岛屿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正推动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公约）下建立应对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的国际机制，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共鸣[3]。我国部分区域对气候变化高度敏感，加之近年来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频发，气候变化带给我国的损失与危害也逐年加剧，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损失与危害问题已经成为关系国内民生的重大问题。因此，研究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国际机制的背景与内涵，尤其是梳理出这种国际机制对于国内相关工作的启示，对于推动国内应对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工作具有借鉴意义。
1 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国际机制的背景与涵义
1.1 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国际机制的由来
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国际机制是在《公约》下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议题谈判中逐步形成和演变而来。2007年，巴厘行动计划要求缔约方考虑特别脆弱的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相关损失与危害的方法与策略[4]。2008年在波兹南会议（COP14）上，小岛国联盟首次提出应对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的多窗口机制[5]。2010年第十六届缔约方大会（COP16）的《坎昆协议》中决定建立一项旨在考虑特别脆弱的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相关的损失与危害方法的工作计划[6]。2011年第十七届缔约方大会（COP17）的《德班协议》中提出缔约方之间开展讨论以加深对损失与危害问题的认识[7]。2012年，由于IPCC《管理极端事件和灾害风险推进气候变化适应》特别报告的推动[8]，以及发展中国家利用发达国家急于关闭巴厘路线图授权的有利机遇，小岛屿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在损失危害问题上提高要价、寻求突破，使损失与危害问题突然升温，在多哈举行的第十八届缔约方大会（COP18）上，成为影响大会能否成功的关键议题之一。最终，《多哈协议》决定在第缔约方大会（COP19）上建立应对损失与危害的机构安排[9]。
1.2 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国际机制的涵义
学术界尚未对损失与危害问题形成统一的定义，但基本认同气候变化的损失与危害是人类通过减缓或适应未能避免的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10]，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由于政治决策与行动迟缓、资金技术缺乏等限制导致减缓或适应行动不能完全消除气候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存在“残余的损失与危害”；二是某些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是当前人类无法采取适应行动的，如海洋酸化；三是按照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成本-效益”的原则，采取行动的成本大于收益而放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形成的损失与危害。由于当前人类应对气候变化实践的现状决定了气候变化的损失与危害已不可避免，因此建立专门应对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的机制就成为必然选择。目前，最具代表性的应对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的国际机制――多窗口国际机制主要通过保险、恢复与赔偿、风险管理应对损失与危害：保险部分支持小岛国联盟、最不发达国家和其他特别脆弱的发展中国家，通过创新性的保险工具，帮助管理、传播、对冲、减少和转移与气候变化相关灾害的经济风险。恢复与赔偿部分用于应对渐变事件的不利影响，比如海平面上升、温升、海洋酸化。由发达国家出资建立“国际保险基金”补偿小岛国联盟、最不发达国家和其他特别脆弱的发展中国家因渐变事件造成的损失与危害。风险管理部分通过发展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工具，加强减少风险措施的实施，增加技术和资金支持来减少与气候变化极端事件和渐变事件相关的风险[5]。
2 国内应对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相关工作的现状
目前，我国没有建立针对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的应对机制。但现有的自然灾害应对机制为应对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提供了基础，主要有三种：一是国家财政转移支付，二是社会捐助制度，三是自然灾害保险。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以各级政府之间所存在的财政能力差异为基础，以实现各地公共服务水平均等化为主旨而实行的一种财政资金转移或财政平衡制度。向居民提供均等化的基本公共物品与服务，不仅是现代国家在民理念的重要体现，而且是国家政权及其财政合法性的基础和来源。因此，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具有稳定器的功能，是处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间关系、实现各地财力均衡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制度安排。自1994年以来，我国财政转移支付中的专项补助主要用于特大自然灾害的救济费用。如汶川地震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 000亿元，财政部、民政部下拨灾后重建补助资金300亿元。同时，通过地方政府对口支援建设的形式，实质上形成地方财政的转移支付[11]。
社会捐助是慈善的一种最常见的表现方式，是我国遭受重大自然灾害恢复重建过程中的重要资金和物资来源机制，汶川地震灾区接受的社会直接捐助超过100亿元。目前，我国的社会捐助制度尚在发展过程中，经常性的社会捐助制度正在建设。
逐步由一种零散被动的行动演变为经常化、规范化和制度化的活动，创新型的社会捐助制度
正在建设。目前已经建立运行的是经常性社会捐助公示制度。但与先进国家对比，仍存在捐
赠与需求之间信息不对称，社会捐赠的市场化程度较低，捐助来源单一，缺乏相应的激励机
制等问题。在进一步发挥民间组织在社会捐助中的作用，明确社会的税收优惠政策以及社会
捐助违法行动的法律责任，提高捐赠款、捐物管理和使用的透明度等方面仍待提高
[12]。
自然灾害保险是运用市场机制，增强社会和个人对自然灾害承受能力的良好做法。在市场机制发展较好的国家普遍应用于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自然灾害损失与危害的风险转移。
减轻政府救济和居民自救压力。我国习惯运用行政手段进行灾害管理和救助，但政府在重大
自然灾害补偿中的比例不高，大约在3.5%左右，居民自我负担比例约为90%以上。同时，
尽管社会存在对自然灾害保险的强烈需求，但国内保险市场的自然灾害保险产品极度匮乏。
一般保险公司不提供巨灾保险，财产险均将洪水等自然灾害作为免责条款，被保险人无法从
保险公司获得相应赔偿。如汶川地震后获得保险业的赔付只占全部经济损失的0.21%。因此，
进一步加强和推广自然灾害保险，建立全国性的自然灾害市场化应对机制对应对气候变化的
损失与危害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在宜兴、苏州等地区正在开展农业自然灾害保险的试点，
尝试适应农业自然灾害不平衡发生的规律，具有自我调节、自我平衡的功能，在补偿灾害损
失、恢复生产、保障灾民生活、保持农业可持续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并且为全国自然灾害
保险机制的建立积累经验[13]。
3 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国际机制对国内相关工作的启示及建议
3.1 构建我国应对气候变化损失与损害框架系统
我国气候灾害涉及面很广，受灾程度较深，仅依靠个人、家庭和企业难以应对气候变化的损失与危害，若借鉴应对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国际机制，建立我国应对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的系统将可能极大的推动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借鉴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国际机制的框架，将气候灾害损失与危害通过商业模式、政府分担和社会力量援助等形式，损失与危害实行分级、分层分担，有助于受灾人群和地区的快速重建。我国应对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的机制尚未成形，建议从三个方面进一步探索：一是适度调整政府过度承担的灾后重建模式，将财政转移支付由灾后应急的、临时的和随机的模式转向灾前系统的、稳定的、长期的灾害防治机制；二是探索制度化、规范化的灾害捐助制度，加强捐助过程的公开、透明、高效和公平，引导社会资源有效的参与到自然灾害的重建和恢复过程；三是逐步建立和扩大自然灾害的保险制度，通过公共和私营资金的合作，减少自然灾害对经济社会运行的冲击，最大化的减少气候变化导致的损失与危害。最终，形成应对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相关的政府财政转移支付、救灾捐赠体系和农业灾害保险等的整合机制。
3.2 充分利用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机制中的保险工具
保险工具是应对极端气候事件损失与危害机制的核心作用点，在损失与危害国际机制设计中充分突出保险作用的创新性模式，给国内保险相关领域潜力开发带来启示。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国际机制中的保险部分包括无法采用符合成本/效益原则的行动来应对的中等或很高气候变化风险，分为两条线：对中等频度和低影响程度的气候风险，气候保险援助机制通过公共或私人保险，以及其他社会保障体系支持脆弱的地区。比如，对农业的宏观保险、国家的风险基金。对低频度高影响程度的气候风险，提供金融安全网来应对[14]。国内气候保险、特别是农业灾害险已经初具规模，在近年气候灾害的应对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仍面临机制创新不足、市场机制作用发挥不充分、参与程度有限等问题。国内应该通过借鉴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国际机制中创新的保险机制，如加勒比海地区飓风灾害基金、慕尼黑气候保险计划等[15]，发展具有我国特色的气候灾害风险分担机制，充分发挥我国气候保险在应对灾害、维护农民生计、社会稳定方面的独特作用。建议针对气候灾害的特点，重点发展巨灾类保险产品的研究与开发。在现有农业灾害险、财产险的基础上，发展气象灾害保险/再保险，建立完善的保险产品体系系统设置，适度增加政府的引导和财政支持力度，不断扩大气候灾害保险的覆盖度和受益度。
3.3 加强国内重点区域和领域的气候变化风险管理
风险管理可有效减少气候变化带来的损失与危害，启示国内重点区域和领域需要加强风险管理以更高效地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气候变化变化损失与危害国际机制中风险管理模块主要通过发展风险评估和管理工具，加强减少风险措施的实施，增加技术和资金支持来减少风险。如英国应对海平面上升和洪水风险的泰伍士河大坝、荷兰综合管理洪水灾害风险和淡水供给的三角州地区治理机制、欧盟的城市地区综合应对热浪、洪水和水资源短缺风险的组合行动等，均有效减少气候变化对区域和领域的风险[16]。国内农业、水资源、林业等领域，城市、海岸带等区域面临较高的气候变化风险，通过风险减少措施，特别是增加技术和资金投入，加强对重点区域和领域气候变化风险的管理。建议加强重点区域气候灾害风险管理，对城市、海岸带等气候灾害高风险区域加强管理，通过建立完善的风险预估、灾前预警、灾中救助和灾后恢复等机制，有效降低重点区域的气候灾害风险，维护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安全。
3.4 开展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机制的科学基础研究
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机制存在科学不确定性，国内应对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工作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相关科学基础也急需加强。首先，由于《公约》下气候变化的定义是狭义的，特指工业革命以来由于直接或间接人类活动排放温室气体改变地球的大气组成导致的气候变化，不包含气候的自然变率。现有科学认识无法准确的区分气候自然变率和人类活动导致气候变化在遭受的损失与危害中的贡献[17]。其次，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损失与危害的空间范围巨大，涉及的类型和种类多样，几乎全球所有国家都面临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损失与危害，广义上包括人员伤亡、经济损失、生态破坏、环境污染、文化和社会传统等[18]。国内开展应对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工作也需要加强损失与危害的定义和范围等基础理论研究。第三，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机制需要坚实的数据基础。同样，国内也需要建立具有共识的气候变化损失与损害的科学评估方法，还需要收集、获得全国范围内准确的损失与危害的数据开展评估。建议系统开展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应对机制的研究，探索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的归因，深入分析损失与危害问题的内涵，加强损失与危害评估理论、方法和数据获取等方面的研究，增强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问题的科学基础。
3.5 警惕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机制带来的出资压力
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的机制仍在设计与谈判过程中，由于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和温室气体排放量增长，存在为损失与危害补偿方面出资的压力。虽然，《公约》第4.3条中关于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责任认定是非常明确的，发达国家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17]。但近年来，美欧等发达国家竭力逃避和转嫁自身责任，强调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在气候变化面前都是脆弱的，在国家驱动的原则下，损失与危害是各国自己的问题，应该由各国对自身的损失与危害负责[19]。同时，发达国家向新兴的发展中大国施压，让与发达国家“具有同等能力”的发展中国家在损失与危害补偿方面出资，承担出资义务[20]。小岛国联盟在损失与危害机制中提出“污染者付费”原则，也不符合《公约》由发达国家承担历史责任的宗旨，有向发展中国家转嫁责任的风险。建议应对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谈判工作需要早做准备，明确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的定位，不能承担与发达国家“具有同等能力”的责任，并制定损失与危害机制谈判中“污染者付费”责任的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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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气候变化的机制范文
关键词： 语言变异泛化 变异传播 幕后认知
1．语言的变异泛化
隐喻的本质决定了隐喻认知的思维方式，必然是两个不同语义领域间的相互关联、投射映现。隐喻的生成依靠背景和经验知识，通过把不同的认知领域相互联系起来，刺激、引导认知主体采取有效的认知策略，唤醒储存与知觉表象，展开敏锐的对比与推理，用熟悉、具体的经验结构去阐释陌生抽象的经验域，最终达到对要认知的目标领域作出正确的识别。投射的过程依赖于心理基础与事物间相似性的联想，是认知者的主观感知与事物客观特征的融合所产生的合成相似。这种互动必然会牵涉到更深层的整个语义范畴的对比、映照和互动（杨文全，2006：131）。心理语言学实验发现，隐喻涉及到语义的转移（束定芳，2000：44）。这种具有方向性的转移是跨范畴的，由此实现了对本体概念的重新组构，对逻辑范畴的重新分类。Fauconnier和Mark Turner（1998）发现了反映许多语言现象中的一条重要的心理空间的认知操作――概念整合（conceptual blending）。它是把两个输入空间的结构投射到整合空间上去。后者继承了两个输入空间的部分结构，逐渐形成自己的创生结构，建立相互映现的心理空间网络，并以各种方式整合成新的空间。两个为输入空间（input spaces）之间建立跨空间的映现。跨空间映现创造或反映了两个输入空间所共享的更抽象的空间――类属空间（generic space）。整合空间（blended space），是从输入空间中进行选择性的映现而来的，它可以各种方式形成两个输入空间所不具备的创生结构（emergent structure），并可把这一结构映现回网络的其它空间中去。由于源域和目标域在范围上的可选择性和多样性，多种源域可以指称同一个目标域或是不同的目标域指称同一个源域。一些偶然的语言信息与不同的语境结合产生出新的模因组合。比如，汉语中的“吃”字，中国人从方方面面的体验出发，映射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从古到今，大到治国，孟子说义利之辩，“熊掌与鱼不可得兼”。说实践的重要，“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尝一尝”。小到“谋生”，为“糊口”，职业或工作为“饭碗”。裁缝、瓦匠等吃的“手艺饭”。靠消耗最初的资本维持生计叫“吃老本”。老本吃完是“坐吃山空”。无本可吃，就去“喝西北风”。最保险的属吃“皇粮”，那是“铁饭碗”。碰壁回来，是“吃了瘪”，“吃闭门羹”。需要“承受、遭受、挨”就说“吃得消、吃不消、吃不住、吃苦”。“耗费”是“吃劲、吃力、吃重”。形势紧张就叫“吃紧”。独吞集体利益的人叫“吃独食”。从买主支付的价款中获得佣金叫“吃回扣”。即使什么都没吃到，也是“吃亏”。非等闲之辈说成“不是吃素的”。得到特殊待遇是“吃小灶”，多管闲事就是“吃撑了”。受欢迎是“吃香”。没有用的人就成了“饭桶”，北方叫“吃白饭”。未尽职尽责人叫“吃干饭的”。思索叫“咀嚼”，体验叫“品味”，情感嫉妒叫“吃醋”，幸福叫“陶醉”，司空见惯叫“家常便饭”，轻而易举叫“小菜一碟”，学风浮躁叫“浅尝辄止”，理解深刻叫“吃透精神”，广泛流传叫“脍炙人口”，改变处境叫“苦尽甘来”。吃出了“以食为生”的中国哲学，吃出了“泛食主义”倾向的民族特征。
这种模因现象被复制传播正是经历了一个经常性使用的循环往复过程，词义发生了一个或多个转移，与原义共同构成了一个系统的、连贯的、开放的庞大义项群。变异隐喻是根隐喻的外在表现，是围绕根隐喻派生出的相关隐喻。同时，各种义项的地位也可能发生颠覆性的变化，本义会退居幕后，隐喻意义则往往会闪亮登场，以至各义项的边界会变得模糊，词语的跨领域运用变得随意而自然。至此，通过隐喻变异语义泛化最终得以实现。
2．语言变异传播的幕后认知
语言变异是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语言现象。凡是活的语言，应当说无时无刻不在变异之中。语言正是语言模因不断变异而丰富和发展起来的。语言模因是文化传递的单位，它能够通过“模仿”的过程而被复制，并像基因那样得以传播。它是传染的信息模式，可以感染人的大脑，从一个宿主到另一个宿主，往往是在被新的宿主选择并在随后被传递。语言模因成功的基础是引起宿主的注意，进入记忆使其受到感染，并最终获得他们的接受和认同（陈琳霞，2006:43―46）。模因可以是简单模因或模因复合体（memeplexes）。简单模因就是单个模因，模因复合体就是相互结合在一起而能够同时被复制的一组模因。尽管它的形式或内容会不断变化，但它始终保留着原始模因的定型或精髓，继承着原始模因的基本特征和性质。人们凭借对原来模因的认识、理解和感受，在头脑里经过类推、联想会很快辨认出新模因的形式，或者轻松破译新模因所表达的涵义。从语言形式上看，它是对旧模因的复制；但从内容上看，更形成一种独具匠心的新概念，让人们在熟悉的言语经验中悟出新意。可见，模因变异是语言发展、进化的一种重要方式。
心理空间说用概念整合描述这种关系的构建过程。心理空间之间可相互连结，并随着思维和话语的展开不断地得到修改。语言是作为强有力的和标示不足（underspecified）的一组提示（prompts），用来引起动态的处理和相应的意义建构，在空中建立相互映现的心理空间网络，使幕后认知形成一个连续体，帮助说话人把环境和背景知识与语言信息整合起来，使其即时理解和行为（Fauconnier，1998:133―187）。这为诠释无法直接通过来源域和目标域的隐喻映现获得的突生结构提供了研究思路。
隐喻的本质决定了隐喻存在着进化过程，作为模因现象，新隐喻经过同化、记忆、表达和传输后成为变异模因体被重新复制，广为流传，其隐喻意义作为隐喻词义的一部分沉淀在语言中，变异为“超隐喻”，作为复制模式成为语言常规的一部分，在特定的语境中被激活，创造一语双关的效果。
3.结语
隐喻变异作为语言模因现象，是语义衍生、泛化的重要途径。一方面它通过纵向的基因传递，使隐喻的代际间形成内在的系统性、连贯性，构成有“血缘”（基因）关系的家庭成员语义群，另一方面通过横向“嫁接”传递，由于隐喻的使用受社会环境、种族、地域（包括方言、文体、亚文化（包括宗教、文学、心理学等）等生态环境，以及历时、发展的和个体的因素等的影响，开放了固有的认知逻辑边界，使多种源域可以指称同一个目标域或使不同的目标域指称同一个源域。模因信息模式的模仿复制，使变异模因表现出明显的正负两面的修辞效应和感染效应，时常带有浓郁的时尚气息和潮流感，呈现出自身特有的艺术性和临时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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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气候变化的机制范文
关键词：股权分置改革；并购市场；公司价值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2006）12-0045-03
一、股权分置改革后的并购市场变化
在股权分置的情形下，由于在二级市场上市流通的股份只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一小部分我国上市公司中非流通股占总股本的比例超过60%。，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平均水平达到42％，且持有的几乎都是非流通股，即使将其全部要约收购仍然达不到控制的目的，因此，我国以前发生的类似收购只具有象征性的意义。而大股东(一般的也是控股股东)与并购企业之间的协议收购一般来说不属于敌意的并购行为。显然，要形成一个成熟的二级并购市场其必要条件之一就是企业的股份必须全部上市即我们所说的股票全流通。
同样，在股权分置的情形下，并购方通过并购获得了控制权后，利用其规模效应或者协同效应对企业进行相应的资产置换我们这里考虑的是借壳上市情形，如果收购者仅仅是收购股权，但不对公司进行资产置换，则不属于此情形。，置换后的企业价值或有大幅度提升，但是对并购方而言，这只能体现在企业的盈利上，而不能体现在企业的股票价格上，因为这部分的股权不能上市流通，所以，并购方不能获得这部分的股权增值，虽然对战略性并购而言获得股权增值并非其目标所在，但是对于大多数的财务性并购而言，股权的增值就显得尤其重要。因此，在股权分置时代，并购市场作为外部治理机制是失效的。
在股权分置改革后，所有的股份都可以在二级市场上市流通，潜在收购者可以直接在二级市场进行恶意收购，这就为并购市场发挥作用打下了基础。而且，流通权对价的支付和非流通股上市流通的预期将使得二级市场股票价格除权，使其价格更接近企业的价值，这将降低二级市场的并购成本，从而使二级市场并购更具吸引力。
同时，股权分置改革以后，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将降低，主要体现在：(1)第一大股东由于在股权分置改革中支付了部分股份作为流通权对价，因此，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将会降低；(2)由于持有的股份具有流动性，因此，出于投资组合的管理需要和流动性冲击的考虑，第一大股东可能会减持一部分股份，这又会进一步降低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
此外，在股权分置改革后，并购方通过并购获得了对公司的控制权后，如果其对企业进行相应的资产置换，置换后的企业价值或有大幅度提升，并购方会相应获得其持有股份的股权增值，这会大大增加并购方的收益。显然，这将有利于并购交易的成长。
因此，在全流通、价格更接近企业的真实价值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下降的背景下，并购市场作为外部治理机制将充分发挥作用。
二、并购市场变化对公司价值影响的数理分析
假设1：在股权分置改革中，通过支付流通权对价和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送股(支付对价的一部分)，流通股股票的价格P将会降低，并且在二级市场上流通的股份δ得到扩大，这将有利于并购行为A的发生，不妨将A作为P和δ的函数即：
因为流通股股票价格的下降意味着并购成本的降低，但是当价格下降到一定程度后，并购的数量将不再上升，因为这可能意味着上市公司价值的丧失。同时，还有：
因为在股权分置改革后，随着流通股份的扩大(同时这还意味着价格的下降)，并购行为的可操作性大大增加，但是在实现全流通后并购行为将处于一个稳定期，因此不再变化。
假设2：经理人的效用函数为CRRA型，不妨设为
其中I为经理人的收益，它包括货币收入、股票期权和声誉等，在不存在敌意并购的情形下，经理人的行为由上述公式决定。当存在一个敌意的并购市场时，不妨认为经理人或者大股东的所得存在不确定性，为了简化本节只分析由敌意并购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同样，为了简化对不确定性的刻画，我们可以认为经理人的收益服从两点分布，以概率
表示发生并购的概率，其中A表示并购行为发生的数量，并且有：
因为当并购的数量增加时，上市公司被并购的概率将变大，但是呈现出边际递减的状态。
显然，股票价格越高，被并购的概率就越小。当发生敌意的并购时，经理人将失业并且在经理人市场上声誉也将受到损害，其收益为-(R+C0)(R为声誉，C0为机会成本)；当没有并购发生时，其收益为W+P（e）+R，其中P是e的凹函数，e为经理人的努力，W为固定酬薪。当然经理人的努力会带来负效用C(e)，且C是e的凸函数。这样，经理人收益就可以表示为：
在上述假设下，不失一般性，经理人将使其效用最大化，有：
这是一个带非负约束的非线形最优化问题，根据著名的KKT(Karush-Kuhn-Tucker)必要条件和该最优化中函数的性质我们可以得到：
其中λ≥0为KKT乘子，并且有互补条件
三、股权分置改革前后公司价值变化的实证分析
(一)研究方法和样本介绍
1．研究方法。我们使用托宾Q来衡量公司的价值。
股改前托宾Q=(股改前最后一个交易日收盘价*股改前流通股本+2005年中报每股净资产*股改前非流通股本)／2005年中报股东权益合计
股改后托宾Q=股改方案实施日收盘价*股改后总股本／2005年年报股东权益合计
我们选择两相关样本的非参数检验方法中的Wilcoxon符号秩检验和符号检验来检验股改前后公司价值是否提高。
2．研究样本。我们选择中小板的50家公司(002001至002050)为研究对象。主要是因为：(1)中小企业板于2005年11月全部解决了股权分置问题，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全流通板块；(2)中小企业板的50家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都集中于2005年下半年完成，时间比较短，利用托宾Q进行检验更加科学。数据来源于wind资讯。
3．研究工具。研究主要使用SPSS、Matlab和Eviews软件。
(二)实证结果
1．股改前后托宾Q的描述性统计量与分布直方图。
表1：股改前后托宾Q的描述性统计
从描述性统计和频率分布直方图可以明显的看出，股改后的托宾Q明显整体高于股改前。使用统计手段再次证明这个结论，对股改前后的托宾Q进行wilcoxon符号秩检验和符号检验，（因篇幅所限，检验数值表省略，有兴趣者可与作者联系。――编者按）结果可以看出，无论是Wilcoxon符号秩检验还是符号检验，检验结果均极为显著，说明接受了股改前后托宾Q有显著差异的备择假设。继续观察股改前后托宾Q差值的符号、平均秩和秩和可知，股改后托宾Q显著高于股改前托宾Q，股改显著提高了公司价值。
参考文献：
［1］Berle，A．Means，G．.The Modem Corporation and Private Property.Macmillom，NewYork，1932
第4篇：气候变化的机制范文
关键词提速、信号机、转辙机、轨道电路、控制台、组合架、电源屏。
中图分类号：TN911.7 文献标识码： A
一、导论
我国铁路经过六次大提速后,既有提速干线旅客列车最高运行时速达200公里以上,京哈、京沪、京广、胶济等提速干线部分区段可达到时速250公里。我国时速120公里及以上线路总里程从原来的1.6万公里增加到2.2万公里。根据铁道部的规划，今年我国将建成初具规模的发达铁路网,形成由客运专线、城际铁路、既有线提速线路相配套的快速客运网。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和谐号”国产化动车组在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大量开行。这一切标志着我国铁路快速客运网建设取得了重大跨越式进展。
6502电气集中联锁设备在我国铁路中还有很大的市场占有率。为适应铁路大提速需要，6502电气集中必须进行技术改造，室内、室外设备都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车站信号》举例站场6502电气集中设备应该作怎样的变更呢？
室外设备
（一）、信号机
提速改造后，举例战场改造为双线四显示自动闭塞。为适应双向自动闭塞运行的需要，原发车口处需增设XF、SF反方向进站信号机（或用XN、SN表示，称为逆向进站信号机）。为了满足限界要求和防止邻线误认，反方向进站信号机通常设于线路右侧，可采用矮型信号机，由一个矮型二显示机构和一个矮型三显示机构组成。二显示机构自上而下为红，月白灯光；三显示机构自上而下为黄色、绿色、黄色（反方向按自动站间闭塞运行，反方向进站信号机没有绿黄显示。如果反方向按自动闭塞运行或运行前方有进路信号机，反方向进站信号机有绿黄显示，则不能采用矮型信号机）灯光。其中二显示机构靠近线路侧。
因下行东郊方面III G接车为进直出弯，不能办理通过进路，故将XD进站信号机绿灯予以封闭。东郊方面仍为半自动闭塞区段，故仍设预告信号机YXD。
站内正线和各到发线均为双方向运行，为适应双线双向四显示自动闭塞的需要，出站信号机亦为四显示，且带进路表示器。对于矮型出站信号机，因绿灯和黄灯有同时点亮的时候，故左侧采用矮型三显示机构，在绿灯和黄灯之间空一个灯位。上行出站有三个方向，东郊方向为次要方向，不能采用双绿来表示向东郊方向发车，所以只能用三个进路表示器来表明三个发车方向。下行出站信号机有两个发车方向，用一个进路表示器来表明发车方向，正方向发车时进路表示器不亮，反方向发车时进路表示器点亮月白灯。
因为是双方向运行，正线不再单方向运行，因此正线股道两端均设出站信号机，这和单方向运行时正线仅在规定方向设出站信号机，另一方向仅设调车信号机的情况不同。
（二）、转辙机
为适应提速的要求，站内正线I G和II G上的道岔均改为提速道岔，侧线仍采用非提速道岔。除了2号、22号道岔仍采用9#道岔外，其他一律换为12#道岔。
在提速道岔中，1、3、5、17、19、23、17、27、14、16号采用可动心轨道岔。9、15、6、8、10、12号因是交叉渡线中的道岔，无法采用可动心轨，只能采用固定辙叉道岔。4号道岔本可采用可动心轨，但为了体现各种道岔的组合情况，采用了固定辙叉。
12#提速道岔的尖轨必须有两个牵引点，可动心轨必须有两个牵引点。这样，一组12#固定辙叉的提速道岔有两个牵引点，而一组12#可动心轨的提速道岔共需4个牵引点。
提速道岔用转辙机，可采用S700K型电动转辙机，也可采用ZYJ7型电动液压转辙机。采用S700K型电动转辙机时，每个牵引点需设一台转辙机。采用ZYJ7型电动液压转辙机（主机）时，一般带SH6型转换锁闭器（副机），此时用一套主机和副机牵引两点，即尖轨需一套，可动心轨需一套。如不采用副机，则与S700K型一样，每个牵引点设一台ZYJ7型主机。
举例站场各道岔在各种情况下所需转辙机台数统计表
（三）、轨道电路
轨道电路采用97型25Hz相敏轨道电路，也可采用微电子相敏轨道电路。
为满足提速后不中断发码的要求，站内正线电码化应采用闭环方式。电码化发码均按TB/T3060—2002《机车信号信息定义及分配》要求配置低频频率。
室内设备
室内设备对控制台、组合架、电源屏等都应进行不同程度的改造，而且需增设了TDCS分机、信号微机监测等设备。
（一）、控制台
控制台应选用TD5型，由A—C—A三段组成。
控制台盘面按提速的要求增设了有关的按钮和表示灯，增设了XF和SF列车进路按钮、通过按钮、引导按钮和信号复示器，此外不再设列车终端按钮。SI、XII由D17、D16的调车信号复示器改为出站信号复示器。
北京方面和天津方面每个出入口处均设自动闭塞改变方向用的按钮和表示灯各一套，每个咽喉设允许改变方向按钮和表示灯。正方向接车方向每端设1JDG、2JDG、3JDG表示灯，正方向发车方向每端设1LQD、2LQD、3LQD表示灯，控制台内设正方向接近电铃和反方向接近电铃，每方向一套。
每组单动和双动道岔设单独操纵按钮和单独锁闭按钮各一个，前者为自复式，后者为非自复式带灯。
每个咽喉设提速道岔用的尖轨动作表示灯、心轨动作表示灯各一个，用来表示提速道岔的动作情况。提速道岔用的转辙机动作电源为三相交流电源，动作电源不再经过控制台上的电流表。该电流表只表示采用直流电源的ZD6型转辙机的动作情况。
控制台上设置了各种报警表示灯和切断报警按钮。有挤岔报警、跳信号报警、主灯丝断丝报警、断路报警、区间电源报警、区间移频报警、区间灯丝报警、电码化报警等。
（二）、组合架
因增设反方向进站信号机、提速道岔用转辙机、自动闭塞改变运行方向电路、站内电码化电路等的需要，须增设较多组合。
因增设了反方向进站信号机和原接车口兼作了发车口，组合运用有了较多变化。提速道岔改用的JSDZ和JDD组合仍随站场进行排列。提速道岔辅助组合TDF为数众多，可不随JSDZ和JDD排列。4个接发车方向所设改变运行方向电路，自动闭塞结合用接近轨道继电器JGJ和离去继电器LQJ，信号点灯电路用灯丝继电器和信号隔离变压器BXG和断路器DLQ，跳信号报警用继电器和移频报警、断路器报警用继电器等必须增设新的组合。25Hz轨道柜需两架。
（三）、电码化机柜
本站电码化机柜共需站内移频柜1个、检测柜1个、站内综合柜3个、站内电码化组合柜3个。
（四）、电源屏
由于提速后， 需要25Hz轨道电源和局部电源、三相交流转辙机电源，站内电码化电源，TDCS分机电源，微机监测电源等多种电源。建议采用天津信号厂生产的PMZ系列智能电源屏，5KV.A容量即可。该系列产品采用无触点数字补偿式稳压器和高温阻燃塑料导线及阻燃元器件，整机配电单元为 “1+1”热备用方式，具有智能化监控功能，满足铁道部TB/T1528-2002铁道行业标准，能胜任计算机联锁车站或电气集中车站的供电。
结语
目前，铁道信号新技术，新设备大量涌现并投入运营。虽然我国铁路高铁
时代已经来临，但是本文所涉及的设备仍然是我国铁路必不可少的设备。所以，全面系统掌握它的变化对提高教学质量，增强毕业生岗位适应能力有着非常重要现实的意义。
参考文献
1、中国铁路通信信号总公司研究设计院.铁路工程设计技术手册.中国铁道出版社.1993
2、何文卿.6502电气集中电路. 中国铁道出版社.1997
3、李开成.国外铁路通信信号新技术纵览. 中国铁道出版社.2005
4、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电务句.信号维修手册. 中国铁道出版社.1996
作者简介
黄浩勇 成都市工业职业技术学校交通运输系铁道信号专业骨干教师
第5篇：气候变化的机制范文
[关键词] 降钙素原；脓毒性休克；抗菌药物；相关性分析
[中图分类号] R459.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4721（2014）07（b）-0058-03
脓毒性休克是导致ICU危重患者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MODS）的常见原因，也是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1]。尽早有效地抗感染治疗是抢救患者的重要措施，然而在早期评估患者抗感染的治疗效果仍有一定的困难[2]。本院分析连续监测降钙素原（PCT）动态变化趋势与脓毒性休克抗菌药物治疗效果的相关性，指导抗菌药物的合理应用，并动态监测C-反应蛋白（CRP）及白细胞（WBC）计数水平，评估PCT水平随住院时间变化的特征及其与预后的关系。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本院重症医学科2012年1月～2014年1月脓毒症休克患者146例，其中，男性75例，女性71例，年龄35～72岁，平均（63.37±15.42）岁，急性生理与慢性健康评分（APACHEⅡ）为（18.65±4.19）分。脓毒性休克诊断标准参考2008年严重脓毒症与脓毒性休克治疗国际指南的标准[3]：①有明显的感染灶；②存在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SIRS）；③经过充分液体复苏后仍存在不能用其他原因解释的收缩压40 mm Hg或平均动脉压（MAP）
1.2 方法
所有患者入住重症医学科后即按脓毒症休克指南EGDT要求给予容量复苏，留取病原学检查标本，抗感染治疗。入院后1、3、5、7 d晨间空腹取静脉血，采用双抗夹心免疫化学发光法检测PCT，采用散射免疫比浊法检测CRP，采用血细胞分析仪检测WBC。患者入科即刻查血清PCT值，治疗24、48、72 h后复查血清PCT值，并将结果与前一次结果比较计算出PCT下降百分比，用ΔPCT。根据研究需要假定：理论有效为治疗72 h后有一次ΔPCT≥25%；理论无效为治疗72 h后持续ΔPCT
1.3 观察指标
记录患者28 d死亡率，并将其记为死亡组，生存患者记为生存组，比较两组入院后1、3、5、7 d的PCT、CRP及WBC水平。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 13.0统计学软件处理数据，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以P
2 结果
2.1 PCT的变化趋势与抗菌药物治疗效果的相关性
146例患者抗菌药物治疗理论有效101例（69.18%），理论无效45例（30.82%）；实际有效99例（67.81%），实际无效47例（32.19%）；理论有效与实际有效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说明PCT的变化趋势与抗菌药物的治疗效果有相关性。
2.2 两组入院后1、3、5、7 d PCT、CRP及WBC水平的比较
治疗28 d后146例患者中死亡51例，生存95例。随入住ICU时间的延长，生存组PCT、CRP呈下降趋势，死亡组PCT、CRP呈上升趋势，入院3 d起，两组PCT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3 讨论
在重症医学科，监测PCT已得到广泛应用。PCT是由116个氨基酸组成的一种无活性的糖蛋白，是降钙素的前体物质，其半衰期为25～35 h，正常人血清水平极低（
脓毒性休克早期给予有效抗菌药物治疗直接影响患者的预后，但临床经验性选择抗菌药物治疗后需尽早评定其有效性[10]。本研究采用连续监测PCT下降幅度，评估抗菌药物的治疗效果。对治疗后PCT迅速下降均提示预后良好，抗菌药物治疗有效。对第1个24 h下降不明显或升高，而24 h后下降明显，连续监测患者PCT下降幅度，观察72 h内下降幅度，能克服抗菌药物起效时间、感染后细胞因子释放高峰的影响[11-12]。另外，为克服其他可能导致PCT下降因素的影响，如连续性替代治疗后对细胞因子有无选择性清除，因此对PCT亦有影响[13]。免疫抑制剂的应用等亦对PCT的释放有一定影响[14]。本研究中选择下降
在脓毒性休克抗菌药物治疗的同时连续监测降PCT、CRP及WBC的动态变化趋势，结果显示，随入住ICU时间的延长，生存组PCT、CRP呈下降趋势，死亡组PCT、CRP呈上升趋势，入院3 d起，两组PCT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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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气候变化的机制范文
《高温与干旱：气候变化、水与经济》报告指出，人口增多、收入增加和城市扩张的综合影响将会导致对水的需求成倍增长，而水的供应则变得更加不稳定和不确定。
报告认为，如果不尽快采取行动，目前水资源丰沛的地区如中非和东亚都会面临缺水，而已经缺水的地区如中东和非洲萨赫勒地区缺水状况会进一步恶化。由于水对农业、人体健康和收入的影响，这些地区的经济增长到2050年可能会下滑6%。
报告还警告说，淡水资源减少和来自其他用途如能源和农业的竞争，到2050年可能会使城市可用水资源比2015年减少2/3。
报告补充说，缺乏水资源，可能会大大增加发生冲突的风险。干旱引起的粮价暴涨有可能激发潜在的冲突，迫使人口迁移。在经济增长受降雨量影响的地区，旱灾和水灾在国内引发了移民潮和暴力激增现象。
世界银行集团行长金墉表示，“缺水是对世界各地经济增长与稳定的一个重大威胁，而气候变化使问题更加严重。我们的分析表明，如果各国不采取行动管理好水资源，一些人口多的地区就有可能出现长期的经济负增长。但各国可以立即着手制定有助于今后以可持续的方式管理水资源的政策。”
更好的政策决策可以缓解气候变化对水资源的负面影响，一些地区通过改善水资源管理有可能将增长率提高5%。
报告作者、世行资深经济学家理查德・达玛尼亚说：“希望还是有的，如果政府针对缺水问题提高用水效率，即便把25%的水用于价值更高的用途，损失也会显著减少，部分地区甚至有可能消失。改善水资源管理可以带来高额的经济红利。”
在世界上的极度干旱地区，需要采取影响力更大的政策来防止水资源的低效使用，需要实行更强有力的政策和改革措施来应对日益严重的气候压力。
报告列举出各种政策和投资，可有助引导各国构建具有水资源安全和气候韧性的经济，这包括改善水资源分配规划、采取提高用水效率的激励措施、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增加水的供应量和可用性。
关于前不久10位政府首脑任命的一个由联合国和世界银行主持的高级别小组的消息，报告认为成立该小组的目的是动员采取有效行动加快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之六，即“为所有人提供水和环境卫生并对其进行可持续管理”。
第7篇：气候变化的机制范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法兰西共和国（以下简称“双方”），认识到气候变化关系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意识到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决心致力于在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为代表的联合国框架下共同努力，妥善应对气候变化这一严峻挑战。为加强双方在这一领域的合作，双方决定在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框架下建立中法应对气候变化伙伴关系。
二、双方重申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目标、原则和规定的承诺，愿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各自能力原则和公平原则，加强气候变化对话与合作，建立一个双边气候变化磋商机制，原则上每年举行一次磋商，磋商在中国和法国轮流举行。
三、双方将加强气候变化政策交流，深入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就气候变化国际谈判的问题交换意见。双方承诺在国际层面上促进对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视，并加强在与气候变化相关领域（如生物多样性、水资源、荒漠化、自然灾害、森林、垃圾管理、防治污染、环境友好的经济手段）的合作，推动技术开发、扩散、应用和转让方面的合作。
四、双方强调在保持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努力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性，将加强应对气候变化技术开发、应用和转让的务实合作，特别是在节能、生命周期长的能源基础设施、核能及其他低碳、无碳技术的合作，提高能效，促进实现低碳经济。
双方将鼓励发展合资企业，以鼓励应对气候变化创新技术的推广，双方鼓励各自工业企业和金融机构更多地参与双方应对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合作项目。
五、双方将在如下主要领域开展技术合作：
（一）能源效率和节能技术；
（二）可再生能源技术；
（三）氢能和燃料电池技术；
（四）清洁煤炭技术；
（五）碳收集和埋存技术；
（六）民用核电技术。
六、双方将尽快组织应对气候变化技术合作项目，鼓励官方和私营机构以及地方参与，推动在以下方面取得进展：
（一）开发、应用和转让零排放先进煤炭技术；
（二）开发、应用和转让可再生能源技术；
（三）促进能源关键技术的获得和推广；
（四）在建筑和住宅领域提高能效；
（五）发展环保型城市和交通运输方式；
（六）农村的可持续发展。
七、双方将采取有力措施鼓励低碳技术的开发、应用和推广，并共同确保这些技术成为负担得起的能源选择。双方将探索资金问题，包括私营部门、合资企业、公私伙伴关系的作用以及探索碳融资和出口信贷的潜在作用。双方将共同解决技术开发、应用和转让方面的障碍。
八、双方重申2004年关于鼓励和推动清洁发展机制的双边协定，将进一步促进清洁发展机制方面的合作，交换开展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合作和排放交易市场的信息，鼓励双方企业开展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合作。
九、双方将致力于推动国际社会更加重视适应气候变化问题。双方将加强适应气候变化的合作，提高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特别是开展以下活动：
（一）建立气候变化模型；
（二）研究和分析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及脆弱性；
（三）研究气候变化社会经济影响的分析和评估方法；
（四）提高预测气候变化及其影响的能力；
（五）研究和开发适应气候变化的技术和方法。
双方决定探讨加大同第三国共同合作的可能性，以便使最不发达国家，尤其是非洲最不发达国家受益。
十、双方将加强在能力和机构建设方面的合作，尤其是宣传教育、人员交流和培训等；双方鼓励大型研究机构、实验室的合作以及科研人员和专家的交流。
十一、双方承认减少毁林排放的重要性，将致力于更好地管理森林和植树造林。
十二、双方鼓励法国开发署及其他相关机构支持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内具有示范和实用作用的项目。
十三、双方承诺积极参与2007年12月在印度尼西亚巴厘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缔约方会议，并致力于推动就2012年后的应对气候变化安排尽快达成一致，特别是推动《京都议定书》下特设工作组最晚不迟于2009年完成工作，使议定书第一承诺期与随后的承诺期能够相互衔接。
十四、双方将致力于利用各自担任亚欧会议主席国和欧盟轮值主席国的机会，推动关于气候变化的对话与合作。
第8篇：气候变化的机制范文
关键词：城市低碳经济；制度治理体系；温室气体减排法；市场机制
中图分类号：F0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0)05－0013－04
一、引言
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联合国气候框架协议(UNFccc)在1992年被采纳了。随后，京都协议在1997年12月11日被采纳，并于2005年2月16日正式实施。其主要特征是，它赋予了附录1中38个成员国家和欧盟温室气体(GHG)减少排放的义务。在2008―2012年间，相对于1990年，温室气体排放减少5.3％(1997年第三条)。它们又可分为发达的经济和技术的国家和正在转型的市场经济国家。前者为附录2国家，比如英国与德国；后者如东欧国家和前苏联。六种温室气体包含在京都协议中。澳大利亚由于对化石燃料的依赖，相对于1990年，排放目标为108％。中国台湾没有京都协议的义务，但它每年与能源相关的碳排放量呈增长趋势，达到了全球的1％。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资本密集阶段，在国际分工的背景下，中国正在变成“世界工厂”，其投资规模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其它地方历史上都是史无前例的。中国贡献了世界GDP的5％，按照购买力平价是14.5％。国际能源署的参考大纲指出。中国的主要能源需求到2030年将达到3819Mtoe。2010年以后将超过美国，因此，虽然中国有较低的人均能源使用率和CO2排放量，但中国的能源政策对于国际能源的供求有重大的影响。
二、四类不同治理机制比较
在产业与公司的转型中，有两种理论与研究：一是战略管理文献，二是政治经济文献。前者大体上以公司为中心，将产业结构和公司特征的相对影响作为公司业绩的驱动力，对竞争力结果的解释集中在公司的能力与策略上。而后者是以国家为中心，国家和制度在产业和企业的竞争力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传统研究集中于解释东亚，特别是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奇迹。两类文献均被认为是产业和企业在应对竞争性压力的活动转型的有力解释。这两类文献是互为补充的，用来管理气候变化的决策制定与塑造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制度体系。由此形成四种不同的治理机制，如图1所示，横轴右边是通过价值链整合的维度，左边是通过市场力量的合作。纵轴上边表示通过国家干预的合作，下边表示通过市场力量的合作。第一象限是联合治理，第二象限是国家治理，第三象限是市场治理，第四象限是公司治理。
这四种治理制度的特点分述如下：
第一，联合治理，以德国为典型。特点是：(1)依赖大小公司的混合，采纳创新实践，减少生态足迹，但也发展创新技术、服务与产品。(2)公共或私人部门的研究首创，集中开发新产品和服务，为这些组织寻求改变气候变化机会。(3)政府规制部门加强这些活动的合作。依赖目标综合、规制服从，使用动态反馈，寻求创造气候变化机会。(4)跨政府和产业部门的组织间结构的发展。鼓励信息流动，在国家内促进气候变化创新的扩散，作为更新成熟经济部门，向“碳约束世界”变迁的手段。
第二，国家治理，以荷兰与瑞典为典型。特点是：(1)国家用来支持讨论和达到一定的目标，把主要的相关利益人集中一起决定和工作，达到气候变化目标。比如，贸易机制和碳税。(2)各个产业规制目标的建立和设定，单个公司报告要求的实施。(3)依靠国家层面的污染控制、废物处理、回收与非物质化的政策，实现产业和社会的生态现代化。(4)鼓励产业从污染活动中退出，把这些污染活动转移到其它国家或地区。
第三，市场治理，以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为典型。特点是：(1)依靠最低的服从标准，公司被鼓励达到这些标准，因而公司会将这些可持续活动作为成本。气候变化主题和温室气体减少被忽略。(2)假如公司追求各自的公司气候变化活动，这些是管理选择的结果，就是说，通常气候变化与温室气体减少的能力依靠经理和公司的发展特权。(3)公司与产业从事气候变化活动是其自愿参加政府或产业资助的活动结果。(4)公司与产业的主要活动焦点是游说和影响政府结果和保护获得资源。
第四，公司治理，以美国为典型。(1)总体上依靠公司在影响气候变化和承担社会责任上，通过其经济活动，起主导作用。这种活动的动力来自市场、名誉损失和股东积极主义等。(2)焦点在于，通过使用供应链和能力创造来自气候变化的动态竞争优势和能力。(3)通过公司活动影响和决定一系列的政策和实践，包括最小标准、获得资源、污染、能源减少和污染控制，就是说：公司将转移污染活动到规则与标准不太严格的地区。(4)正如市场治理方法，把围绕气候变化的能力发展和更加广泛的持续发展问题留给各个公司选择。(5)气候变化和减轻方式上的知识扩散留给了公司，并建立在可持续创新的竞争性的公平上。
三、澳大利亚与中国台湾的经验
京都议定书提供了一个综合性的机制系列，使不同国家采取不同的治理体系，通过公共政策的混合、产业创新、公司层面的策略变化和碳市场价值的创造，以此管理气候变化活动。
澳大利亚是一个采用市场治理体系的例子，澳大利亚在1992年12月30号批准了UNFCCC，但在1997年没有批准京都议定书，原因在于它认为美国、中国和印度没有参加，该协议是不完整的。取代京都议定书，联邦政府于1998年制定了《国家温室战略》(NGS)，它强调了气候变化的一体化方式，要依靠国家、各州、当地政府和促进产业、社区的参与来考虑气候变化问题。政府倡议的自愿项目有《绿色挑战》(1995―2005年)，新的项目《绿色挑战附加》(2005年至今)。但这些自愿的和市场导向的活动并没有明显减少全球变暖的严重影响。在2006年2月，澳大利亚政府内阁宣布采纳《气候变化行动计划》，但仍然没有迹象表明采用国家单一的规制体制在短期内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与传统的游说集团不同，出现了一些新集团，为产业调整考虑气候变化。这些大公司取代了绿色或其它环境组织，寻求影响任何碳税或排放贸易机制
的制定与构建，保持竞争力。联邦政府不设定排放目标，而依靠产业和公司的行动，政府对研究进行支持，并设立了一个组织准备在2011年建立碳排放贸易市场。澳大利亚愿意为选择性的协定谈判，它是《亚太清洁发展和气候伙伴关系》的成员。
中国台湾是采用国家治理体系的例子。从1989―2004年，中国台湾影响碳排放的主要产业是高速公路、钢铁和石油化学工业。中国台湾的温室气体(GHG)减排法案规制的温室气体与京都议定书相同。但是，与能源相联系的气体占中国台湾GHG排放的85％，该法案主要集中在CO2排放减少上，它包括六章共28条，各章分别是总则、政府的责任、减排测量、教育与促进、惩罚等。各章内容包括：(1)目标、术语和胜任的当局。(2)形成人之间的减排任务力量；发展GHG减排和促进计划；建立GHG排放目录，帮助有目录、注册和自愿减排的产业；能源、产业和结构政策的回顾与修正；当地胜任的官方。(3)注册和指定来源的报告；建立GHG排放绩效标准；实施上限贸易的条件；新来源或现存来源扩张的规制；检查。(4)教育和公众参与；绿色可获得；能源供应量的责任；公民的责任。(5)没有目录和报告的惩罚；错误报告的惩罚；对上限与排放标准不服从的惩罚；宣传后一年起作用。法案刺激了部委间实施减排努力的工具应用与机制实施，它作为岛内一体化和决策机制，也是连接国际组织间活动的桥梁，减少了国际压力，从而减少了在减排政策的相对不确定性，健全了岛内的GHG的政策机制。
四、中国的低碳经济治理进程与借鉴
提高城市化是中国的一项优先政策，城市化被决策者们认为是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必要因素，因此，中国的“十一五”规划将城市化率在2010提高到47％。中国在国际上积极获取能源资源已经超过美国，成为CO2最大排放国(2008年)。因此，能源安全与气候变化的减缓已经成为中国的关键优先政策。而且，污染是中国城市区域的另一个主要考虑因素。在中国，能源考虑在城市的规划中一直都受到较少关心。中国有两种形式的规划影响城市能源：一是在所有政府层面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通过五年计划体现出来；二是与建设部相关的实际发展。纵向看，一些其它关键的变化在城市能源和C02排放中出现了，一是工业部门份额下降和商业、交通部门份额的增长；二是直接烧煤份额的下降，而电力和石油份额增长了；三是较清洁燃料的增长、主要是天然气，这些转换对于许多城市都较慢。经济增长和能源强度(Energy intensity)在提高和加深CO2排放中起着关键作用。过去的几年，由于第三产业发展的放慢，过分依赖燃煤经济，CO2强度的改善明显下降或在一些城市变成负数。为了减少碳排放，同时促进经济增长，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制定碳减排法规，指导国内经济活动
法律议案的提出与发展完善是碳减排迈出的成功一步，未来的碳减排应集中于电力工厂中，减少煤的使用和相关的排放；能源安全问题应该被包含在法案中，法案也应该与其它现有的法律整合，达到互补的效果。
2.负的外部性内部化，建立激励机制
污染与环境破坏具有一定外部性，结果是市场机制不能使商品供求达到社会最优。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来支付污染成本的后果，以及污染出现的时间框架取决于需求的价格弹性，如果替代产品存在，那么将会导致污染产品需求的大幅度减少，从中期来看，厂商看到了与这些污染较少商品的赢利机会，将会投资于这些物品和技术的开发。因此，促进生产和消费类型向低污染商品的转型。这不是成本恶化，对环境破坏的正确定价可能是竞争优势的基础，这种优势通过创新产品、过程和技术，满足全球市场的需要，并有可能产生新兴部门和集聚。
3.弥补市场失灵，建立公共碳基金和公共研究，促进技术突破与转移
技术在应对可持续能源未来的需求上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全球范围内急剧减少C02的目标需要技术的突破。中短期的解决方案在有充分的实施政策和激励时可以做到，但长期巨大的变化涉及高度不确定性和大量的投资，由此，公共研究和融资的作用是非常关键的。在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公共融资应该剔除扭曲的政策和壁垒，提供智能建筑，覆盖这些投资的风险。发展新的融资机制，加强现有技术的部署，提升对具有大的减排潜力技术的论证。利用通讯工具，加强社会参与，促进新知识和新技术的扩散。建立可持续的能源系统。
第9篇：气候变化的机制范文
9月7日,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唐华俊在“气候变化对我国粮食生产系统的影响机理与适应机制研究”项目启动会上说:气候变化与我国粮食生产之间具有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密切关系。我国农业尤其是粮食生产对气候变化非常敏感,是受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行业,气候变化对我国粮食生产的影响已经初步显露出来。2008年我国南方遭遇冰雪灾害影响,2009年我国北方小麦产区遭遇严重干旱以及我国西南地区发生的严重干旱等,都对我国农业和粮食生产产生了明显的影响。气候变化对我国粮食生产系统的影响非常广泛,并将继续造成深远而巨大的影响,其中负面影响将表现得更为突出。
据专家介绍,气候变化直接导致我国粮食生产的热、水、光等气候资源条件变化,直接影响作物布局和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如近年来我国玉米种植面积急剧上升,成为我国第二大粮食作物,而小麦则下降为我国第三大作物,小麦品种抗冻性降低,小麦冻害明显增加,直接影响了我国粮食安全。土壤温度升高和降雨量的变化使土壤微生物活动发生改变,导致微生物对土壤有机质的分解加快,加速了土壤养分的变化,可能造成土壤有机质含量减少和土壤肥力下降。大范围的气温升高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干旱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我国农业生产的布局。
同时,气候变化可能诱导粮食作物基因抗逆性变化和品种改良,改变粮食作物生长发育机理,导致粮食作物主要病虫害种类和流行暴发规律的改变。如全球变暖将加重病虫害对农业生产的危害程度,特别是小麦锈病、粘虫、草地螟等的危害加重;暖冬对农作物病虫害安全越冬十分有利,将导致农作物病虫害加重。在温度偏高伴随阶段性干旱条件下,病虫害的种群世代数量呈上升趋势,繁殖数量倍增,往往造成病虫害的大发生。
我国农业尤其是粮食生产仍然是以农户生产方式为主,种植规模小,抗灾能力弱,极易受到农业气象灾害的打击。数据显示,1995～2005年我国因旱灾造成的粮食减产损失约为每年1500万～2500万吨,约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4%～8%,占因灾总损失的55%以上,每年旱灾面积约占耕地面积的1/6左右;洪涝灾害所造成的农作物受害面积占气候灾害总面积的27%,每年平均洪涝灾害作物1.4亿亩。有分析认为,如果不采取措施,未来20～50年我国粮食生产将受到气候变化的严重冲击,气候变化将严重影响我国长期的粮食安全,造成农业成本和投资大幅度增加,进而影响到粮食主产区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
唐华俊说,揭示气候变化对我国粮食生产的影响机理及适应机制,摸清气候变化对我国粮食生产的影响途径和作用过程,认清我国粮食生产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定量确定气候变化对我国粮食生产发展等的影响程度,是国家制定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和行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促进粮食主产区农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农民收入稳定增长的迫切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