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的物质基础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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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经济危机的物质基础范文

关键词：全面预算；高校；管理水平

中图分类号：F81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1-00-02

无论执行哪种预算管理方式，学校都应设立预算管理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学校的最高领导机构直接领导，负责与学校预算管理相关工作的决策权。高校全面预算的流程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部分，预算编制阶段、预算控制与执行阶段、预算分析与考评阶段。下面我们以这三个阶段为主线进行了研究。

一、预算编制阶段

(一)收入预算编制

按照校内收入分配的方式不同，高校的收入分为纳入统一分配的预算收入和单独进行成本费用核算的教学科研服务收入。

纳入统一分配的预算收入包括根据生均定额和在校生人数测算的财政拨款收入，根据历年财政下拨专项经费情况和国家专款投资方向预计的年度的专款收入指标，根据收费标准和在校生人数测算事业收入，根据历年数据及下属企业的收支计划确定高校的附属单位上缴收入、其他收入等，这是高校收入预算的基础工作。这些收入来源确定，预算编制的重点放在预算分配即支出预算的编制上。

学校的教学科研服务收入不是以营利为目的，但为社会提供这种服务能提高高校的知名度和社会关注度，有利于实现高校的发展目标。这种收入主要用来弥补成本，可以采用“谁取得谁支配”为主要原则，这类收入预算的编制是收入预算编制的重点。应实行自下而上的原则由学院上报。

(二)支出预算的编制

在探讨收入预算编制时，我们已经知道了纳入统一分配的预算收入的组成，并说明其是支出预算编制的重点。按支出的管理方式不同，这种经费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专项经费，一类是可由学校自主支配的经费。在编制支出预算时，学校应首先对必保的人员和维持学校正常运转的公用经费(含管理后勤部门的运行经费)进行分配，其余的经费分配到院级，由学院掌握预算分配、执行的权利。学院应根据学院的组织机构、分工的不同，将支出预算指标分配到具体项目责任人的名下，经济责任人对学院院长负责，院长对校长负责。这样以经济责任制为基础的、层层负责的高校的预算管理体系就基本形成了。

教学科研服务类收入，在收入编制中已经明确了分配原则和方法，这里不再赘述，在支出预算编制中我们重点分析了用财政拨款、事业收入等安排的支出预算的编制，应注意以下问题：

1.调整预算的编制时间，真正发挥预算管理的作用。经研究我们发现，现在高校大部分是在年度结束后才开始进行校内预算，当经过几上几下的程序，真正确定的预算要等到新年度的四五月份，甚至已经半年过去了，才有预算控制指标数，由于前半年没有控制，可能已经支出了大部分预算，到后半年必须要安排的工作可能就没钱执行了。要么由学校来追加预算，要么这些工作就不做了，影响了学院教育教学和科研目标的实现。其实比较理想的办法是把学校的校内预算工作提前到十月份，高校基本上都是九月开学，新生和毕业生人数已经确定，学年度工作计划也都已完成，经过九月份的过渡，教育教学也都进入常态，财政的专款投资指导方向也出台了，这时正好是进行第二年预算的最好时间。

2.以实现学校发展规划为原则，确定科学合理的预算分配标准。如何科学合理的将预算分配给各个学院、如何在保证重点学科的基础上使基础学科可以平衡发展，是支出预算分配的重点。经过调研我们认为基本经费的分配一般应以学生人数为基础，参考缴费情况为基数并分析不同专业的特点给予一定的增减系数，辅以根据考核结果给予的奖励预算是比较理想的预算分配方式。专项经费是应根据学院发展阶段的特点和学校发展规划支持的需要为原则进行分配，学院应根据年度工作计划和项目的轻重缓急进行排序，按时申报、认真执行。这两类经费指标均应按学院分块，由学院根据发展需要进行分配是比较科学合理的预算分配办法。

3.完善预算编制流程，细化以经济责任制为基础的支出预算。支出预算应认真执行“两上两下”的预算管理程序。九月份学院根据细化后的学年度计划提出支出预算申请，学校预算管理委员会在保证必保的人员和公用经费分配后，参考历史数据并综合学院预算申报情况，遵循三重一大的原则执行集体决策，科学合理的设定各学院分配的指标数。各学院根据学院发展的规划，随时把符合专款申请条件的大额支出项目纳入学校的专款项目库，并根据项目的轻重缓急与学院发展规划进行排序，各学院根据下达的专款指标，按优先顺序上报专款预算。在这一阶段学院还应根据支出进度安排作好月度资金用款计划。学校预算管理委员会对预算进行初步审查、汇总后形成学校年度预算的初稿，上报学校党政联席会议，并最终由学校教代会审议后批复下达各学院，这时历时两个月的预算编制工作就算基本告一段落了。

(三)现金流量预算的编制

一般的高校并不单独进行现金流量预算，随着高校扩招之后大量的资金需求，部分高校提前贷款形成大量闲置资金，增加了高校的资金成本。部分高校总是面临资金不足，提高了高校的财务风险。我们认为年初进行现金流量预算，月末根据实际需要进行调整是有效控制高校财务风险、降低资金成本和提高财务管理水平的有效手段。

在编制现金流量预算时不能简单的把收入支出预算进行汇总后就形成了高校的现金流量预算，在编制现金流量预算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1.前面在收入、支出预算的编制过程中已经为现金流量预算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又由于高校是以收付实现制为核算基础的，因此汇总月度收支可以看出高校在运转过程中的资金供求的基本状况。但由于目前高校财政拨款是以零余额账户的方式进行的，因此预算管理委员会将月度收入和支出计划汇总后扣除涉及零余额账户收支的现金流量；

2.除了保证高校日常运转的经费收支外，假设高校没有投资计划并应收应付现金流量平衡的前提下，初步的现金流量表就形成了。最后要汇总加入基建月度资金需求数，除财政拨款外，自筹基建的经费多通过贷款方式解决，有了现金流量表我们就对预算年度的资金供需状况有了一个基本了解，加上当年需偿还贷款本息等因素，就达到更好的安排贷款的规模和时间，有效降低资金成本、控制财务风险的目的了。

二、预算控制与执行阶段

预算管理首要的任务是预算编制，但再好的预算如果得不到过程中的控制和执行都无法发挥其提高财务管理水平的作用。

1.充分利用现代化的计算机控制手段，在年初预算批复后，用财务系统的预算管理控制功能，实现对无预算的项目一律不能执行。

2.预算是刚性的，一旦下达就具有严肃性，要求各部门严格按照预算的时间和内容执行。但预算并不是不允许调整的，当根据预算执行过程中的实际情况和不可抗力等因素造成预算无法按计划执行时，经济责任人应及时按照规定程序申报调整预算。经批准的调整预算，可以作为绩效考评的标准。

3.现金流量预算，应执行动态滚动预算，每月末预计后三个月现金流量的变动情况，并对现金流量预算进行调整。在保证满足资金需求的前提下，对暂时的闲置资金根据情况安排短期定期、几天通知等存款方式，或适当延缓贷款，以节约资金成本、弥补教育经费的不足。

三、预算分析与考评阶段

对于高校来说全面预算管理的过程是将学校的发展规划目标分解、实施、控制和实现的过程。这一过程应以经济责任制为基础，做好预算分析执行情况的分析和结果考核，并用考评的结果指导第二年预算的下达，实现预算闭环管理，才能真正发挥全面预算管理的作用。

在综合考评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1.进行综合考评的部门不是财务，而是预算管理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学校党政联席会直接领导。高校的全部收支必须由财务统收统支。

2.为什么从分配预算到考评，我们一直在强调以学院作为考核对象呢？学院可以独立核算其收入、支出，并通过学生招生、就业、老师科研成果等指标可以独立的考评其实现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学院更容易在管理过程中及时发现预算执行中存在的问题。

3.不通过职能部门对预算进行二次分配，让每个学院都了解预算分配的原则和标准，可以更好的保证预算分配的公开、透明，激发学院参与全面预算管理的积极性。

4.绩效考评的结果必须与下一年度的预算挂钩，学院应分析绩效考评的结果，并层层分解落实到最终的责任人，为以后年度的预算分配提供依据，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全面预算管理的作用。

综上所述，建立以校院两级预算管理模式为框架、以经济责任制为基础的全面预算管理体制，运用现代化的控制分析手段，结合完善的绩效考评作保证，是高校提高财务管理水平的一个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1]王炳通.浅谈推行全面预算管理的意义.

[2]张明凤.浅谈高校预算管理.

[3]常建军.多渠道筹资背景下的高校预算管理创新.

第2篇：经济危机的物质基础范文

【关键词】米非司酮；子宫小肌瘤；围绝经期；无排卵子宫出血

本文主要回顾性分析我院2012年6月至2013年6月收治的37例子宫小肌瘤伴围绝经期无排卵子宫出血患者的临床资料，探究米非司酮口服治疗围绝经期无排卵子宫出血合并子宫小肌瘤的临床效果，相关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组选择我院2012年6月至2013年6月收治的子宫小肌瘤伴围绝经期无排卵子宫出血患者37例为研究对象，均经诊刮以及B超确诊，出现不同程度贫血症状，最大肌瘤直径在4cm以下，排除子宫内膜不典型增生、内膜癌、肌瘤等病变疾病患者以及严重肝肾功能障碍与米非司酮过敏患者，均于6个月前未行其他激素治疗；年龄43～57岁，平均年龄在（51.2±1.3）岁；12例子宫内膜增生期改变，24例单纯性子宫内膜增生过长，1例复杂性子宫内膜增生过长。

1.2 一般方法

于诊刮术后4d左右服用8.3mg米非司酮，每日一次，持续 3个月。应用自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监测患者用药前后血清FSH、E2、LH、T、P以及PRL变化，予以B超检查，分析治疗前后与停药6个月后肌瘤大小与子宫内膜厚度。复查空腹血糖、肝肾功能、血常规。治疗后开展随访，持续6个月，观察患者月经与肌瘤变化状况。

1.3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 16.0统计学软件对上述资料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表示，进行t检验，P

2 结果

在37例患者中，16例停药后半年闭经，21例于停药2个月左右恢复月经，其中6例于停药后（3～6）月经期延长， 月经量多，3例予以再次非司酮治疗诱发闭经成功，贫血症状得到改善；子宫与肌瘤体积较治疗前下降（P0.05）；治疗后血清LH、FSH、P、E2平均水平较治疗前明显下降，如表1；1例患者治疗后出现多汗、潮热等症状，于7d后症状缓解。

3 结论

功能性子宫出血主要是由神经内分泌系统功能障碍所诱导的一种临床妇科常见疾病，临床主要表现为不规则出血、月经周期不正常、月经量多等，严重威胁着患者的身心健康。此外，绝经期无排卵子宫出血极其容易合并子宫小肌瘤，治疗难度较大[1-2]。子宫小肌瘤伴围绝经期无排卵子宫出血主要采用米非司酮素进行治疗。米非司酮属于甾体类药物，能够结合孕酮受体，具有拮抗孕酮作用，同时可作用于患者丘脑-垂体系统，减少促性腺激素分泌，阻滞卵泡排卵，降低雌与孕激素水平，形成无周期性激素机制[3]。根据相关的研究资料显示，子宫内膜增生主要具有五个影响因子：一是丘脑-垂体-卵巢轴，二是性激素与受体，三是局部生长因子，四是血管相关因子与受体，五是酶。米非司酮能够拮抗孕酮，致使细胞死亡，结合性抗雌激素，使子宫内膜产生增生效应，作用于患者子宫内膜局部血管，使内膜增生受到影响[4-5]。从总体上看，米非司酮可促子宫肌瘤萎缩，减少子宫肌瘤PR、ER表达，致使肌瘤细胞萎缩。本文研究显示，37例患者口服米非司酮后贫血症状均得到有效改善， 子宫与肌瘤体积较治疗前下降，且血清LH、FSH、P、E2平均水平降低，表示米非司酮调节作用显著，能诱导闭经，缩小子宫肌瘤。于停药半年后，子宫与肌瘤体积较治疗后无显著变化，表明子宫肌瘤增长较慢，可能受雌孕激素水平的影响，这与相关文献报道结论一致。

综上所述，米非司酮口服治疗子宫小肌瘤伴围绝经期无排卵子宫出血患者临床效果显著，能有效诱导闭经，缩小子宫肌瘤，值得临床推广。

参考文献：

[1]孙敏玲.妈富隆和米非司酮治疗围绝经期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的临床疗效及对性激素浓度的影响[J].首都医科大学学报，2011（3）：417-420.

[2]顾静，杨克虎，张莉等.米非司酮治疗围绝经期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疗效与安全性的系统评价[J].中国循证医学杂志，2012（4）：451- 459.

[3]潘文妹.小剂量米非司酮治疗围绝经期功能性子宫出血的临床观察[J].齐齐哈尔医学院学报，2012（4）：457-458.

第3篇：经济危机的物质基础范文

【关键词】

无缝线;巩膜遂道小切口;前房维持器;白内障;人工晶体植入术

白内障是眼科临床首位致盲眼病，白内障摘除联合人工晶体植入是使白内障患者恢复视力的主要手段，然而手术方式的选择对术后疗效有直接的影响。随着人工晶体植入术的普及，无缝线切口技术亦得到推广，由于它在减少术后散光、关闭切口、促使伤口彻底、牢固愈合等方面较传统角膜缘切口有着无可比拟的优点［1，2］。我院采用无缝线巩膜隧道小切口联合使用前房维持器，在90例白内障摘除人工晶状体植入术中的应用分析，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我院住院治疗的白内障患者90例共126眼，其中先天性白内障13例共18眼、并发性白内障6例共11眼、外伤性白内障2例共2眼、老年性白内障69例共95眼，年龄在5~81岁之间，平均年龄约591岁。术前常规行角膜曲率、眼科A超及B超、视觉电生理检查，已排除严重创伤及严重散光者。术前视力最高02，最低为光感。

12 方法 将90例共126眼白内障患者行无缝线巩膜遂道小切口联合前房维持器，白内障摘除人工晶体植入术中的应用方法，并对其治疗后临床疗效及手术不良反应与并发症进行分析总结。

13 手术方法

131 巩膜隧道小切口及前房穿刺 常规白内障术前准备及麻醉，在手术显微镜下沿角巩膜缘n~1点剪开球结膜。做以穹窿部为基底的结膜瓣，用胡须刀片在上方角膜缘后2 mm呈倒眉形切开切口长约65 mm 半层巩膜厚度，用眼科月形宝石手术刀向前作巩膜层间分离到角膜透明部1 mm，隧道的内口略宽，用裂隙宝石穿刺刀在隧道切口l2点钟处切穿前房，用于形宝石穿刺刀在角膜缘透明部10点及颞下方作穿刺口，颞下方穿刺口为前房维持管灌注时使用，10点钟作为截囊及抽吸皮质用。

132 前房维持器应用 在角膜3点钟穿刺口插入前房维持管，维持管接通挂距眼60 cm高度的平衡液，用4号注射针头从角膜9点钟穿刺口伸人前房，在平衡液充盈前房的前提下进行破囊。(前房维持器，其前头为斜面的直针腔管，外径09 mm，表面有环形螺纹，插入角膜上的前房穿刺口后不易松脱，外侧管头连接软性硅胶管长约25 cm，再接输液管，灌注平衡盐溶液或林格氏液，在前房的压力约18~26 mm Hg。)

133 人工晶状体植入及切口处理 用晶体匙伸到晶体核下托出晶体核，开放灌注液，轻压巩膜隧道外切口缘使隧道切口开放，抽吸皮质(应观察有无虹膜脱出)，植人6~65 mm直径后房型人工晶体。观察隧道切口，BSS液置换前房黏弹剂后轻挑切口上唇加深并密闭前房，无需缝线，关闭并取出前房维持器，穿刺口自闭。整复球结膜后热灼对合。结膜下注射庆大霉素2万U+地塞米松25 mg。

14 观察指标 观察手术后1周、1个月及3个月视力情况，并对其术后不良反应及并发症分析总结。

2 结果

21 对90例共126眼白内障患者手术治疗后视力情况分析，见表1。

22 术后并发症 前房少量出血26眼，经用药物治疗3 d后出血全部吸收，视力恢复良好；有15例出现低眼压性浅前房，经用脱水剂，乙酰唑胺，散瞳及加压包扎等治疗，2~3 d恢复正常。轻度角膜水肿8只眼，术后给予局部、全身糖皮质激素对症治疗，均在3~5 d内消退。有2例后囊膜破裂，均无玻璃体溢出。所有病例前房形成良好，无浅前房及切口渗漏现象，无虹膜脱出，未见青光眼及视网膜脱离等并发症，全部一期愈合。

3 讨论

白内障是眼科首位致盲眼病，可造成严重的视功能损害，手术治疗可以改善患者的视功能，提高生存质量。小切口白内障手术，晶体核摘除的方法有多种，如超声乳化吸出、手法碎核分次摘除等，各有其优缺点。超声乳化吸出需特殊的设备且手术费昂贵，手法碎核分次摘除前房内操作多，角膜内皮及晶体后囊受损伤的危险性大［3］。无缝线巩膜遂道小切口联合前房维持器治疗白内障摘除人工晶体植入术，是近几年来逐渐发展起来的新技术，该术式具有切口小、恢复快、术后散光少等优点。其切口为自闭式，无需缝合，避免了对切口的矢量压迫，使角膜中央视轴区弯曲度的影响减小。小切口远离角膜缘，与角膜缘弧度相反，两端向上产生悬吊作用，防止切口下层下垂；弧形切口增加了实际宽度，中央部靠近角膜，便于眼内操作［4］；巩膜隧道扩大了切口层次间的接触面积，增加了粘合力和愈合面，使切口稳定，闭合严密；角膜瓣内切1∶3在眼内压力下自行关闭，复位准确，保持了角膜内表面原有的连续性，减少了术后角膜散光的产生［5］。而使用前房维持器，能保持眼内压及恒定的前房深度，使截囊、松核、抽吸皮质等眼内操作容易，方便，增加手术安全性，最大限度减少术中并发症。

本文显示，90例共126眼行无缝线巩膜遂道小切口联合前房维持器白内障摘除人工晶体植入术，治疗后1周视力>05共78眼占619%，手术后视力1个月>05共105眼占833%，手术后视力3个月>05共106眼占841%。所有病例前房形成良好，无浅前房及切口渗漏现象，无虹膜脱出，未见青光眼及视网膜脱离等并发症，全部一期愈合。

无缝线巩膜隧道小切口其因切口远离角膜视部，对角膜曲率的影响较小，具有良好的控制散光作用，较传统的切口闭合更严密，愈合更好更快，联合前房维持器，能很好地控制眼前房深度及眼内压，可简化手术操作，减少术中、术后并发症，提高手术安全性，有利于患者术后视力的早期恢复。

参考文献

［1］ 黄明汉，谭少健，区显宁，等前房维持系统在小切口非超声乳化术中应用.广西医科大学学报，1999，16(6)：805806.

［2］ 仲新适于基层医院的小切口白内障囊外摘出人工晶状体植入术.眼外伤职业眼病杂志，1999，21(4)：614615.

［3］ 陈樱，喻长泰小切口白内障手术中切口下皮质处理方法探讨.中国实用眼科杂志,2000,48:284285.

第4篇：经济危机的物质基础范文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周期；经济新常态

[中图分类号]F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7）05-0051-05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可以说我国经济进入转型升级发展的关键阶段。如何对这一阶段进行很好的分析和理解，进而抓住机遇实现新一轮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结合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对解释我国经济新常态具有深刻指导作用。

一、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概述

马克思早在1847年就提出了经济周期，他指出：“随着大工业的产生，这种正确比例必然消失？鸦由于自然规律的必然性，生产一定要经过繁荣、衰退、危机、停滞、新的繁荣等等，周而复始地更替。”[1]109马克思的经济周期理论主要分析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关于经济周期的长度

马克思在其著作中通过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历程的研究，对周期的长度进行过描述，如“在世界贸易的幼年期，自1815-1847年，大约是五年一个周期；自1847-1867年，周期显然是十年一次。”[2]554“现代工业特有的生活过程，由中等活跃、生产高度繁忙、危机和停滞这几个时期构成的、穿插着较小波动的十年一次的周期形式，就是建立在产业后备军或过剩人口的不断形成、或多或少地被吸收、然后再形成这样的基础之上的。”[3]694从这些论述中似乎可以得出周期时长为五年或者十年的结论，但是实际上，马克思对周期长度的判断并非如此。马克思所说的五年或者十年一个周期针对的是当时已经发生过的，也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呈现的周期长度，而并不具有固定的规律性。所以马克思也曾经说过“可以认为，大工业中最有决定意义的部门的这个生命周期现在平均为十年。但是，这里的问题不在于确定的数字。”[4]207“直到现在，这种周期延续时间是十年或十一年，但决不应该把这个数字看作是固定不变的。相反，根据我们以上阐述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各个规律，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数字是可变的，而且周期的时间将逐渐缩短。”[3]695所以说，在马克思的经济周期理论中，经济周期的时间间隔并不是固定的，它是根据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经济体的发展情况而变化的。

（二）关于经济周期的物质基础

马克思在其《资本论》著作中，明确提出了经济周期的物质基础为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更新。如“这种由若干互相联系的周转组成的包括若干年的周期（资本被它的固定组成部分束缚在这种周期之内），为周期性的危机造成了物质基础。……虽然资本投下的时期是极不相同和极不一致的，但危机总是大规模新投资的起点。因此，就整个社会考察，危机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个周转周期的新的物质基础。”[4]207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危机总是大规模新投资的起点”。这是因为在危机爆发后，企业面临两个选择，破产或者转型。因此资本家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除了更多的剥削工人的利益之外，只能采取其他的措施去提高生产效率，这就倒逼资本家去增加投资改善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改进生产技术和方法，如此来满足新的市场需求。因此，这里说“危机总是大规模新投资的起点”[4]207。第二，“危机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个周转周期的新的物质基础。”[4]207这也就是说当大规模的固定资本更新达到一定的临界点之后就会出现新的经济危机。这是因为，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更新会带来产品的大规模改善升级和生产效率的大幅度提高，从而满足社会新需求，从而形成新一轮的经济繁荣。但是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需求的不断改善，当社会总供给超过社会总需求的时候新一轮危机就会再度出现。

（三）关于经济周期的产生原因

恩格斯（虽然标题里只列出了马克思，但考虑到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的极大重合性，在引用马恩全集时，也会引用部分恩格斯的著作内容，当然这并不会影响本文的主旨。）曾经这样论述：“大工业的巨大的扩张力――气体的膨胀力同它相比简直是儿戏――现在，在我们面前，表现为不顾任何反作用力，在质量上和数量上进行扩张的需要。这种反作用力是由大工业产品的消费、销路、市场形成的。但是，市场向广度和深度扩张的能力，首先是受完全不同的、力量弱得多的规律支配的。市场的扩张赶不上生产的扩张。冲突成为不可避免的了。而且，因为它在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炸毁以前，不能使矛盾得到解决，所以，它就成为周期性的了。”[5]626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中，资本家为了追求更多的利润，会不断的扩大生产，但是由于人们的购买力落后，消费力不足，限制了市场的扩大。这种不断扩大的生产与有限的消费之间的矛盾对立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对立。正是这种对立使得生产扩大的同时又破坏再生产的条件，资本主义的再生产出现了繁荣和危机的交替。而这种供求之间的对立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造成的。这才是经济周期产生的最根本原因。

在此基A上，马克思具体从消费不足、比例失调和利润率下降三方面解释了经济周期产生的原因。

1.消费动力不足。在马克思的理论中，资本家的目的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因此资本家势必要想尽各种办法来增加产品的剩余价值，那么除了更多的剥削工人之外，资本家会将积累的财富更多的用于扩大再生产，而用于其个人消费需求的财富减少。同时广大雇佣工人的收入较低，消费能力较差。这就造成了需求不足，生产过剩的局面。而在马克思的理论中社会再生产得以顺利实现的先决条件就是社会总产品的全部实现。如果出现社会总产品的大量过剩就会出现危机。所以，社会的有效需求决定了生产的边界，一旦没有需求支撑的生产盲目扩大，就会导致经济出现衰退，甚至发生危机。

2.投资比例失调。马克思在社会再生产理论中将社会生产分为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两大部类。他指出这两大部类之间的比例失调会引发经济危机。因为资本的逐利性使得资本家所有的生产资料只会投向利润更高的部门，而不会在意社会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各部门之间的分配比例问题，从而造成社会生产各部门比例失调，进而引发经济危机。

3.利润率趋于下降。马克思说“利润率的下降会延缓新的独立资本的形成，从而表现为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发展的威胁。”[2]270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得资本家雇佣越来越少的劳动力，大量的劳动力失业，这就造成社会劳动力相对过剩。劳动力失业没有收入就不能进行消费，社会消费能力下降就会造成总需求的不足。另外，利润率的下降会使得资本家对投资失去信心，转而减少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资本数量，导致资本过剩。这样时间一长就会造成经济衰退甚至爆发危机。马克思在这里还指出资本家由于利润率下降而出现违约，大量的违约使得信用系统出现紧张甚至引发经济崩溃。

二、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视角下的中国经济新常态

（一）我国经济新常态出现的必然性

在马克思的经济周期理论中，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是周期产生的根源。虽然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仍然存在着周期性经济波动的可能性和物质基础。首先，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货币的作用使得买卖可能完全脱离，供求可能完全失衡，经济增长的波动不可避免。同时，货币信用关系得到广泛利用。因此，从经济关系的本质上讲，我国存在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其次，我国同样存在固定资产大规模更新改造的问题。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大工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而大工业的发展需要的就是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这种大规模投资和大工业生产之间的相互作用就形成了我国经济波动的物质基础。所以说经济周期波动是商品经济社会的普遍现象，它与社会制度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按照经济发展规律，当一个经济体的经济高速发展一段时间之后，都会出现增速换挡现象。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发展都经历了一个从7%的高速发展直接降到3%左右中低速发展的过程。经济周期性波动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如图1所示，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共经历了四次大的周期性波动，当前正处于第四个周期波动当中。我们采用“波谷-波谷”的周期划分方法，从图中可以看出，1978-1981年是第一个周期性波动的衰退阶段，我们认为此前已经经历了一个完整的周期。从1982年到1990为第二个周期性波动阶段，1991年-1999年为第三个周期性波动阶段，2000年至今为第四个周期性波动阶段。这里我们将1987年和2010年两次经济增速上升看成是更长收缩期内的一个反弹，而不是新周期的开始。因此，中国经济进入发展新常态，增长速度从过去10%左右的高速增长下降到6%-7%的中高速增长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也是符合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的。

（二）经济新常态下将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增长动力的转换

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更新既是产生危机的物质基础又是摆脱危机的物质基础。这是因为大规模固定资产的更新从根本上说就是新一轮社会生产的开始，在更新过程中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社会生产各部门之间得到重新配置，因此工人的收入也将发生变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更新意味着经济体中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供求结构、分配结构等都将发生变化。因此，进行有序的依次递进的固定资产更新将会促使社会经济结构向更高一级发展转换，进而逐渐形成新一轮的经济繁荣。另一方面，这种大规模固定资产的更新将会促进技术进步和管理创新，使得企业的生产效率提高，也就意味着经济增长动力将会发生变化。

我国当前处于经济发展新常态，要想走出当前的经济发展中低速的阶段，重新实现高速发展，按照马克思的经济周期理论，必然要进行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更新，而这种更新将会带来经济结构的调整升和促使发展动力向创新转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经济增速换挡的背后其实是经济结构的调整升级。我们从产业结构来看（如图2），从2013年开始我国的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开始超过第二产业，达到了46.7%。而之后的两年，我国的第三产业比重一直呈上升趋势，在2015年达到了50.2%。按照经济发展规律，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服务业的增长速度将超过第二产业而成为经济中的主导产业。而新常态下我国经济的这轮调整正是第三产业快速发展的大好时机。在城乡结构方面，我国的城镇化率逐年提高，到2011年末我国的城镇常住人口比重首次超过了农村人口，达到了51.27%。之后的几年，我国的城镇化率不断上升，到2015年已经达到了56.1%。这说明，在新常态下我国的城镇化速度在不断加快，城乡二元结构逐渐改善，区域发展将逐渐趋于平衡。

按照马克思的周期理论，固定资产的大规模更新是伴随着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的，这种更新会带来社会生产质的飞跃，使得社会生产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在当前的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经济要想实现质的飞跃，解决供求之间的总量矛盾和结构矛盾，必须突破我国之前一直延续的低端加工制造的粗放增长模式，借这次新常态经济结构调整的契机，加快开展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实现增长动力向创新转变。

（三）经济新常态下要加快调整收入分配和增加有效需求

按照马克思的经济周期理论，资本家为了追求更多的利润，将通过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等方式来扩大生产，但是要想实现经济均衡发展，扩大的生产要有对应的消费需求来消化。民众的购买力不足将会导致生产过剩，从而出现经济衰退甚至危机。因此，在当前我国出现明显生产过剩的新常态下，增加有效需求也是当务之急。按照马克思的经济周期理论，资本主义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平等造成经济危机的出现。这是因为资本家的收入大部分用于扩大再生产，用于消费的很少，而占社会成员绝大多数的雇佣工人收入很低，处于相对贫困的状态，这就意味着全社会的有效需求将会小于社会总供给，进而出现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6]我们从马克思的周期理论延伸思考下去，将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即绝大多数人收入较低，而只有较少数人获得高收入，将会造成社会有效需求不足，而这部分高收入群体为了获得更多的财富不断扩大生产，进而导致社会总供给过剩，当收入差距扩大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生产的相对过剩，经济出现周期波动。当前我国的居民收入差距正在逐年拉大，我国的基尼系数1981年为0.29，到2016年已经达到0.465。如图3所示，我国的基尼系数从1994年开始超过国际警戒线0.4的标准，并在2008年的时候达到最高0.491，此后在国家的宏观政策调控下虽然有所下降，但仍然是高于国际警戒线的标准。说明我国的贫富差距不断在拉大。过去30年我国的经济发展是依靠高投资、高出口来拉动的，而消费这架马车在劳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始终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经济发展中高能耗、高污染、低附加值的状态一直没有改变。而这种持续的高投资如果没有较高的需求水平的支撑将会导致严重的产能过剩，大量企业破产，工人失业，进而引发经济的波动。2001年我国加入WTO，广阔的国际市场很快缓解了我国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的生产相对过剩。但是2008年以来，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世界经济一直呈现低迷的状态，我国的外部市场需求逐渐萎缩，到如今我国生产相对过剩的矛盾开始凸显。因此，当前我国要想走出经济发展新常态，增加有效需求是必然选择。这个时期的有效需求应该主要是消费需求而不是投资需求。因此，要激发广大劳动者的消费需求，首先要不断调整分配结构，缩小收入差距，提高普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从而增加社会的有效需求，助力实现供需平衡。

（四）经济发展新常态下要以供给测改革为引领，保持宏观经济比例协调

按照马克思的经济周期理论，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是社会再生产顺利实现的必要条件。而保持两大部类的生产的均衡是实现总供需均衡的必要条件。马克思的总供求均衡理论包括总量均衡和结构均衡，而且结构均衡是总量均衡得以实现的基础。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一个主要矛盾就是供给与需求不平衡、不协调的矛盾，主要表现为供给侧对需求侧变化的适应性调整明显滞后。我国的需求结构已经发生明显的变化，第一是房地产和汽车为主导的需求结构发生阶段性变化，2013年以后我国的房地产行业和汽车行业均进入低增长甚至负增长。第二是居民的消费形式发生变化，我国居民消费已经由模仿型排浪型消费转入个性化、多样化消费阶段。第三是居民服务需求占比明显提高。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恩格尔系数的持续下降，我国居民对于旅游、养老、教育、医疗等服务的需求快速增长。第四是工业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对技术研发和物流等生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另一方面，我国的供给侧结构变化滞后，明显与需求结构变化不相适应。首先表现为各种无效的和低端的供给过多，其中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大量的传统行业出现产能严重过剩。二是有效的和中高端的供给不足。国内商品和服务无法满足居民对于高品质的追求，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到国外去采购日常用品。三是体制机制改革落后，导致生产要素难以实现更加自由的流动，难以从无效供给领域转向有效领域。因此，推进供给侧改革是实现供需结构再平衡的内在要求，是我国走出新常态，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必然选择和有效途径。同时，在经济新常态中要注意保持宏观经济比例的协调，主要包括生a资料生产与消费资料的生产之间的关系、实体经济与货币经济的关系、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等。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09页.

[2]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3]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4]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第5篇：经济危机的物质基础范文

Fan Liming

（Shaanxi Youth Vocational College，Xi'an 710068，China）

摘要：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文化背景不同，各国的企业文化呈现出不同的特色，最终决定了中西方企业文化在法制、道德、权力关系、信用、人事关系、环境等方面的差异。面对当前的经济危机，不同企业的应对表现无不与这个企业的使命、价值理念、经营哲学等企业文化要素密切相关。时值企业面临生存和发展的关键时期，只有坚持和创新本企业的优秀文化、借鉴社会和民族的优秀的文化，推动新的科学发现和新的技术革命，才会克服困难，化解社会经济的危机与矛盾。

Abstract: Under market economy, due to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national culture show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which decide the differences of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 in the legal, moral, power relations, credit, personnel relations, environmental and other aspects. Facing the current economic crisis, the response of different companie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ir mission, values, philosophy and other elements of corporate culture. When enterprises are facing a critical period for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nly insisting on the excellent and innovative culture of the enterprise, drawing on the excellent social and national culture, promoting the new scientific discoveries and new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will the enterprise overcome difficulties and resolve social and economic crisis and conflict.

关键词： 企业文化 文化比较 金融经济危机 企业品牌的塑造

Key words: corporate culture；cultural comparison；financial and economic crisis；corporate brand building

中图分类号：F27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1）20-0108-02

0引言

目前的这场看起来由金融、石油能源的各种资源配置失调引发的次贷危机，只是一种表象。其深层次的原因，是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在现代社会发展停滞并得不到推动而产生的危机，其它都不过是现代社会在旧的科学技术基础上积累起的巨大社会生产力面临着崩塌的表象。所以，这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也是历史的必然。因此，一旦新的科学发现和新的技术革命成为未来生产力发展乃至整个社会发展的引擎和动力的时候，这场世界性经济危机才算真正结束，届时呈现给世界及世人的是新的社会价值体系。

1我国企业文化发展现状

企业文化成为一种研究和实践的领域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美国，几乎同时也开始为我国企业所接纳。尽管企业文化从术语上看仍有一些歧见，但对其内容所揭示的本质已为世界上绝大多数企业所认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各国文化背景不同，各国的企业文化必然会呈现出不同的特色，甚至在同一民族条件下，企业文化也会呈现出不同的特色。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企业在全民所有、集体所有制形式基础上的企业文化，本质和形式基本是统一的、一致的。“鞍钢宪法”、“大庆铁人精神”等是企业的基本管理理念，“多、快、好、省”则是建设社会主义当作企业发展方向和经营手段。当时虽未冠之以企业文化的概念，但实际上发挥着企业文化的价值功能和整合功能。改革开放以后，随着这改革开放公有制形式在我国企业中比例越来越小，人们对精神激励作用的客观认识和对物质激励手段全方位的运用，使原有的“企业文化”由于未能适应时代的变化而逐渐弱化了。从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在引进外资、技术和接受新的管理理念的过程中，企业文化作为一种管理模式又被引入我国，成为企业彰显个性、代表企业利益的旗帜。而真正把企业文化作为整合企业内部资源、沟通外部环境及促进企业发展的有效手段，还是在市场经济在我国确立以后。这时，企业已不满足把企业文化作为一种形象工程，简单模仿国外及在我国的外资企业管理和企业文化的一些形式，如热中于搞所谓的CI形象设计等，而是把企业文化与市场经济本质联系起来，把企业文化当作企业内部资源整合的手段、把企业文化当作企业内部与企业外部沟通的工具、更是把企业文化当作实现企业战略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2中、西方企业文化比较

中国与西方文化形成的历史渊源和地理渊源都有所不同。不论是美国为代表的当代西方文化，还是早期古希腊、罗马西方文化都是通过对客观世界的不断认识、征服和改变，使自己在现实生活中逐步摆脱自然状态的束缚，同时也在长期的社会发展中获得相应的权利和彼此的尊重，形成了如今的以注重自我权利为特征的人本位型伦理的价值观，并以此通过鼓励个人奋斗、创新竞争的核心价值概念，奠定了基本的物质基础。而中国的文化、文明的形成与发生是在原始社会，以家族、联系为基础的宗法文化及政治并没有随以后的新的社会文明形态（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出现而削弱或消失，反而成为以后两千年来中国“君权神授、天人合一”核心政治的基础，自然就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求仁”、“内省式人论”的基础。这种以家为基础，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重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为基础建立和谐又绵绵不绝人际关系、社会关系，从而造就了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不难看出，东方文化走的是悟性发展道路，其非逻辑特性决定了它不适合学科化和学校化的传播方式，因而在大规模生产的工业化时代呈现出逐步衰落的状态。西方文化走的是理性发展道路，其逻辑特性决定了适合学科化和学校化的传播方式，因而主导了世界几百年的发展过程。

但不可否认，中西方都以几千年的各自特色传统文化贡献与世界文明，但也有其不好的糟粕及思维方式，阻碍着彼此间进一步交流与融合，阻止各国现代化进程的健康发展，因为企业的治理不仅是一种单纯的政治或经济行为，更是国际化、市场化、民族文化相互融合背景下的产物。这些文化上的差异最终决定了中西方企业文化之间在法制上、道德上、权力关系上、信用上、人事关系上、环境上方面的差异。

3世界经济危机对我国企业文化发展影响

世界金融经济危机对全球经济冲击，使得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对我国经济的负面作用将进一步显现。面对工业领域的部分行业、中小企业生产经营不断面临各种困境，我国政府和企业采取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并也取得了出色效果。但我国的企业文化仍需要有一较长时间的适应与变革时期。一方面是这次金融经济危机对我国企业文化发展影响深刻程度则显得认识不足；另一方面是由于我国企业文化发育度还不够；还有就是这次世界经济危机对我国企业文化发展影响冲击力度相对较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负面影响也将越来越显现。

3.1 本土文化影响力日益弱化，外来文化乘虚而入一般而言，当经济危机冲击实体经济时，相对文化及文化产业却是个机会。而我国的经济文化、企业文化却相反。去年年底中外两部电影《阿凡达》、《孔子》的先后放映所产生的直接对垒，票房比拼的巨大差距足以让人深思。新加坡《联合早报》的署名文章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最近中国发生几条令人很不自在甚至啼笑皆非的新闻，张家界乾坤柱改名哈利路亚山；湖北蕲春宣布韩国女星张娜拉为李时珍形象大使；山东发行孔子为主题的福利彩票。这些都说明在世界金融经济危机中、中国在经济依然保持一定强劲发展势头，但一些企业和国民接受排山倒海而来的外来文化的冲击下，文化上显示出茫然无措。这说明中国传统文化正从本质上遭到扬弃；中国传统文化正从内容或形式上日益成为经济文化的符号；这也说明国人与企业对追求符合市场经济本质的社会文化需求的迫切性。这些都会对当前我国企业文化的建设和发展有着长远的影响。

3.2 各种不同背景文化特别是不同层次文化的矛盾这次世界金融经济危机对我国企业文化发展影响莫过于丰田召回门事件。丰田召回门初看上去和我国企业文化没有关系，但仔细分析，却有相当大的关系。其反映的更深刻国际背景是：与经济危机相伴相生的是中国经济的崛起和日本经济的衰弱；另一方面，这次丰田门其实也是亚洲文化与欧洲文化的冲突，更是亚洲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在法制、诚信及信誉善于西方文化的冲突。

引起丰田门的这些内部外部的文化因素，我国绝大多数企业都已存在，必须引起我们的警惕和设法改变完善。我国企业管理者及公司员工从中应汲取的经验教训是：重视企业产品的市场反馈；重视企业产品质量管理；任何时候，绝不能忽视消费者的利益，否则必将自食其果。

3.3 “沙滩文化”难以抵御金融海啸的冲击尽管在经济危机的大环境及社会各整体行业面临结构调整、技术革新及新企业管理模式探索的社会发展阶段中，我国的一些企业都会面临生存与发展问题，企业员工也会为企业的前景及自身的生存前途担心。但这些并不是主要的问题，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是在于改革开放而重组、合资发展起来的我国众多企业以及日益大量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正在成为我国现代经济的基础，而恰恰是这些企业的企业文化根基浅薄、企业理念和企业社会责任不成熟甚至淡漠。有这些企业构成的企业文化，无疑是一种“沙滩文化”。

4经济危机下构筑新世纪的我国现代企业文化

4.1 坚持科学理念，明确社会责任和坚定发展信心，客观应对困难历史经验表明，经济危机既是机会也是挑战。谁能解放思想、把握机遇，谁就能竞争中脱颖而出，勇立潮头。经济危机，企业文化的试金石。企业在自己的成长发展中总会遇到各种各样、大小不一的危机中发展起来的，不经历风雨何以见彩虹。而这次经济危机更给了那些有理想有抱负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以重塑现代企业文化的良机。

4.2 抓住机遇，明确战略目标，完善企业管理企业总是要先有战略然后才有企业文化。对于先有战略还是先有文化的问题，就有些像先有蛋还是先有鸡一样不好回答,但中国联想集团柳传志先生就通过自己的实践给予了明确的回答。他总结的这三个基本工作是这个顺序：搭班子、定战略、带队伍。实际上，搭班子的工作就是组织、建设和形成有共识的团队。团队的确立就是战略的开始，只有通过战略，才能使企业的理念与使命得以实现。而战略的成功是以全体成员及整个队伍的成功为前提，企业文化，就是企业抓住机遇、明确战略目标，完善企业管理的基础。因此，搭班子、定战略、带队伍就是企业文化传播、影响、共享、内化的过程，是企业文化才真的形成和实现过程。

企业文化的建设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应随着内外环境的变化不断发展和完善。特别是当企业面临生存和发展的关键时期坚持和创新本企业的优秀文化、借鉴社会和民族的优秀的文化，才会力克当前困难，化解经济危机与矛盾。并通过培训、沟通等多种推广方式来支撑公司经营管理举措的实施以克服当前遇到的困难，化解经济危机；对影响企业发展的问题予以及时修正，形成有生命力的企业文化，消除公司推行经营管理措施的思想和文化障碍。因此，转变观念、增强企业社会使命感与责任感与社会科技的进步和企业的自主创新密不可分。只有这样，培育出得到社会市场认可的企业强势自主品牌，现代企业文化也就建立起来了。

4.3 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这次金融经济危机，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一次绝好时机。它不但可以促进我国企业产业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我国经济运行质量提高以及促进总体经济运行更加有效合理。而且，可以一扫几千年来民族文化的颓废气，重塑民族道德新理念增强民族精神的凝聚力。转变经营观念、增强社会使命感与责任感与开展企业科技的进步与创新紧密相连。只有在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基础上进行企业品牌和形象建设成功了，现代企业文化也就建立起来了；另一方面要引导中小企业加强企业管理工作，引导和培育创中小企业的先进企业文化的形成，来提升中小企业的管理能力；准确判断当前经济形势，在经济危机中，把握好发展的有利因素和机遇，为企业构建学习型组织和一个切实有效的、以人为本、民主管理的新型的学习型企业文化氛围。

4.4 向标准化现代化和国际化迈进是新企业文化的起点二十一世纪的企业竞争，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企业文化的较量。那些有强有力企业文化支撑的企业获得发展所需的营养，公司的竞争力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财富世界顶级企业中没有哪家公司没有形成自己的企业文化，因为企业文化就是企业的竞争力。

对企业文化的建设与实践企业文化包括三大内容。一是把企业文化当作实现企业理念、诠释企业使命和肩负企业责任的舞台；二是把企业文化当作实现个人与组织机制道德及各种规章制度的桥梁与手段；三是把企业文化当作实现企业形象与品牌，沟通顾客与社会的有效纽带。以此为实践的基础，美国的微软公司员工以热情、忘我工作著称。激情的企业文化使微软成为世界软件巨人。同样，在Google几乎看不到有人穿西装、打领带，舒适、方便和体贴的工作环境，造就了宽松、舒适的企业文化，并使它一举超过了微软成为世界互联网的巨人。

全面地提升企业文化最重要体现在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上，体现在企业品牌的影响力上。因此，企业的品牌的不但包含的是技术，更主要包含的是企业文化。科技创新揭示了企业品牌的本质，一个品牌背后，体现了丰富的文化内涵，才有可能形成市场影响力，才有可能被广大的消费者所接受。这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企业CI战略的重要原因。坚持和吸收先进的企业文化是企业管理的灵魂，也是企业向品牌化、标准化、现代化和国际化迈进而不断开创新的企业文化的起点。

参考文献：

[1]陈军，张亭楠．现代企业文化：21世纪中国企业家的思考[M].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2002.

[2]刘开会.哈贝马斯对现代西方理性主义文化的反思[M].北京：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年会年会暨西方技术文化与后现代哲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4.

[3]刘金陵.重视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消极影响[N].常州工学院学报,2001-1.

[4]王永炳.重商利而轻文化的思考[N].新加坡：联合早报，2010.2.25.

[5]何德功.“召回门”凸显丰田危机管理漏洞[N].东京新华网，2010.2.12.

[6]何芳，袁宏.由雷克萨斯的召回看这一年的中国召回制度[N].中国汽车报，2005-02-01.

[7]陈晓.解析中国「劳工荒[N].香港中评社，2010.2.24.

[8]王天S.明年春色倍还人――金融危机下的企业文化建设[N].人民政协报，2009.12.18.

第6篇：经济危机的物质基础范文

 

在马克思完成经济危机理论的批判性建构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每一次爆发都将对经济危机的研究重新拉回到马克思的视角。诚然，撇开历史情境不论，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给后来的研究者带来了双重的印象，它“在传统中扮演着一个核心角色，而与此同时，它又是理论中最为薄弱和最少得到阐发的领域”。但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思为经济危机理论的建构提供了更深层次、更多维度的理论支柱，其超越历史的宽大研究视野迄今无人可及。目前仍未完全过去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使国内外重新掀起了围绕生产过剩、利润率、资本积累和债务泡沫等问题的新一轮讨论，这为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生命力提供了又一个注脚。回溯和梳理针对生产过剩的论述，对于正确解读当前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有着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和现实借鉴意义。

 

一、经济危机中的生产过剩与积累过剩

 

理论的发展往往是现实经济生活的直接反映。马克思首先纳入经济危机理论研究视野的是生产过剩现象。“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从生产过剩出发，马克思批判性地建构了自己的经济危机理论，并在研究中展示了独特的逻辑演进路径。

 

(一)商品生产过剩与资本过剩

 

在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回溯中，最早引起人们注意的，是关于消费需求不足的论述。消费需求不足与危机中的商品普遍滞销有关。实际上，在1857年以前的数次经济危机中，商品过剩现象已然成为危机中的常态。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施托尔希、西斯蒙第和马尔萨斯等，都从工人阶级有限的消费可能性进行了解释。在1857-1858年的早期研究中，马克思认为该观点有一定的正确性，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驱使“生产超越它按照工人[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所应进行的生产的比例……如果‘超过工人本身需求的’需求消失了和缩减了，那就会出现崩溃。”不过，在批判蒲鲁东的观点时，马克思指出了消费需求的一个重要区别：不仅工人有需求，而且资本家也有需求。因此，工人不能买回自己的产品这种论点，实际上不足以用来论证生产过剩。不过，当时马克思更倾向于将个人的消费看作是生产的最终界限。在后来的研究中，他开始更注重整体性的研究方法，转向强调社会需求和社会消费：“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需要指出的是，在上述分析中，马克思并没有像有些学者所说的那样，暗示消费需求是危机的根源，尽管群众的贫困和有限的消费并不能独立于危机根源之外。正如恩格斯后来所说：“群众的消费水平低，是一切建立在剥削基础上的社会形式、从而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一个必然条件;但是，只有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才使这种情况达到危机的地步。因此，群众的消费水平低，也是危机的一个先决条件，而且在危机中起着一种早已被承认的作用;但是它既没有向我们说明过去不存在危机的原因，也没有向我们说明现时存在危机的原因。”

 

无论是消费不足还是商品的过剩，都在另一个层面反映出生产和投资的过剩。在1858年稍后的研究中，马克思敏锐地觉察到，李嘉图之后的经济学家的解释面临着困境，即在看到资本的生产存在过剩现象的同时，却否定商品过剩的可能性。他们没有认识到，商品过剩与生产过剩两者都只是资本主义社会独有的现象。因此，只有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才能说明这一事实。“什么叫作资本的生产过剩呢?就是预定用来生产剩余价值的那些价值量的生产过剩(或者，从资本的物质内容方面来考察，就是预定用来进行再生产的那些商品的生产过剩)，——因此，就是再生产的规模太大，这同直截了当说生产过剩是一个意思。更加明确地说，资本的生产过剩无非是，为了发财而生产的东西过多了，或者说，不是用作收入进行消费，而是用来获得盈利、进行积累的那部分产品太多了。”与《1857-1858年手稿》中“生产超越它在对工人的关系上所应进行的生产的比例”的观点不同，马克思在这里强调了生产过剩与价值增殖的关联性。换言之，资本家对生产资料的需求太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批评说：“李嘉图及其整个学派始终不了解实际的现代危机，在这种危机中，资本的这种矛盾暴风雨般地突然爆发出来，日益严重地威胁到作为社会基础和生产基础的资本本身。”在另一处涉及生产的“社会基础”的论述中，马克思给出了一个更清晰的界定：“资产阶级的生产，由于它本身的内在规律，一方面不得不这样发展生产力，就好像它不是在一个有限的社会基础上的生产，另一方面它又毕竟只能在这种局限性的范围内发展生产力，——这种情况是危机的最深刻、最隐秘的原因。”在这里，价值增殖可能性构成了一个界限和内在的基础，使得资本在积累的同时，也体现为社会生产超越简单再生产需要的过程。

 

(二)结构性过剩与普遍过剩

 

通常意义上的比例失调现象，在危机过程中表现为一种结构性的生产过剩。马克思构建了科学的两部类模型，其中，两大部类之间的失衡是作为普遍性危机的典型形态来分析的。在马克思看来，部类内部的失衡往往引起的是局部性经济危机或结构性经济危机。“这种平衡本身已经包含着：它是以平衡的对立面为前提的，因此它本身可能包含危机，危机本身可能成为平衡的一种形式。”

 

在比例失调情况下，生产和消费的紧张关系涉及的供需比例，本质上是社会劳动的分配。在社会化的商品生产条件下，社会生产的内在要求是按合理的比例进行。但在资本主导的社会生产制度下，资本逐利的本性实质上建立在超额劳动和超额消费等基础上，社会生产超越合理的比例也就不可避免。这种超越有时还表现为外在的强制，“在竞争中，资本的这种内在趋势表现为一种由他人的资本对它施加的强制，这种强制驱使它越过正确的比例而不断地前进，前进!”而且，从再生产比例关系的恢复机制来看，遵循的是商品经济下对社会劳动进行重新分配的规则。“危机的另一个方面是实际上减少生产，减少活劳动，以便重新建立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之间的正确比例——这个比例归根到底构成一切的基础。”

 

马克思认为，社会生产的比例性失调总是表现为总体上的生产过剩，而不仅仅表现为生产部门间在供求上的不平衡。特殊商品的短缺也并不表现为其他商品的短缺，而总是表现为货币的短缺。其原因在于，马克思没有将产生生产过剩和货币短缺的可能性归结为人们的实际需要，而是从资本增值、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的角度给出了解释。固然，供求关系对生产具有调节作用，但如果仅仅从供求去理解比例失调现象，则危机发生的理由并不充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比例失衡的情况出现时，市场体系会如李嘉图所预期的那样，通过供求关系的相互作用来矫正生产的比例不平衡，但危机时期的情况却经常与此相反。资本主义危机就其性质而言是总体性的，并非市场竞争导致某个生产部门的资本不能获利，而是危机时期所有部门都不能幸免，“在生产过剩的普遍危机中，矛盾并不是出现在各种生产资本之间，而是出现在产业资本与借贷资本之间，即出现在直接包含在生产过程中的资本和在生产过程以外(相对)独立地作为货币出现的资本之间。”至于通常意义上的竞争，不过是将资本内在的积累要求转化为外部的压力加于个别资本家，以确保社会生产局限于生产比例协调的限度之内。不过。在真实世界的市场中，竞争的压力总是驱使个别资本家无意识地超越这一限度，并引起连锁效应。这样，在互补的生产部门中，将会逐一产生生产过剩，直至整个经济体系陷入困境为止。

 

(三)资本过剩与积累过剩

 

对资本过剩的考察是马克思创造性的观点之一。在马克思的阐述中，由于平均利润率规律的作用，资本过剩本质上是一种“积累过剩”。这种绝对意义上的积累过剩，通常会导致追加资本实现不了自身增值的目的。相反，积累得越多越快，会使原始资本增值得越慢，极端情况下甚至还会直接导致原始资本的贬值。在马克思看来，在没有其他例外因素(如技术进步等)干扰的情况下，利润率下降规律发生作用时资本积累就存在着过剩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一旦变为现实，现实中哪些存量资本需要贬值，哪些资本将被迫贬值，就会成为竞争的主题。作为竞争的结果，往往是生产大面积停滞，使原有就业者被挤出生产领域，从而对其余在业人员的工资水平形成压力。竞争还会导致另一个结果，即机器的大量使用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这同样会导致更多的劳动力被排挤出就业岗位。在不变资本要素的贬值和可变资本要素被压低这两种力量共同作用下，处于极低水平的利润率将会缓慢抬升，这样，周期将重新开始。

 

资本的积累过剩过程是伴随着资本的周期运动进行的。“资本的生产过剩，仅仅是指可以作为资本执行职能即可以用来按一定剥削程度剥削劳动的生产资料——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生产过剩;而这个剥削程度下降到一定点以下，就会引起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混乱和停滞、危机、资本的破坏。”在这里，剥削程度太低或剩余价值率的下降与积累过剩发生了必然的联系。当然，他也注意到另一相反的趋势，即资本在竞争下固有的、转向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趋向，后者可以提高剥削程度。在经济危机后期，这往往成为缓解危机和进入下一轮经济周期的决定性因素。

 

马克思的进一步分析表明，积累之所以成为其自身的对立面，主要根源在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度与社会化生产之间的紧张关系，使得在生产无限扩大的同时，社会的消费却相对缩小。“因为一种生产推动另一种生产，从而给自己创造了作为他人资本的工人而出现的消费者，所以对于每一单个资本来说，工人阶级的由生产本身造成的需求表现为‘足够的需求’。这种由生产本身造成的需求驱使生产超越它按照工人[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所应进行的生产的比例;一方面，生产必须超越这种比例;另一方面，如果‘超过工人本身需求的’需求消失了和缩减了，那就会出现崩溃。”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主体和消费主体完全不同于此前的简单商品经济，他们在生产和消费中的地位比以前更复杂，且产生了分离的趋向。“普遍生产过剩所以会发生，并不是因为应由工人消费的商品相对地[消费]过少，或者说，不是因为应由资本家消费的商品相对地[消费]过少，而是因为这两种商品生产过多，不是对消费来说过多，而是对保持消费和价值增殖之间的正确比例来说过多;对价值增殖来说过多。”因此，从整个社会的层面看，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紧张关系，实质上是造成经济危机的一个内在原因。

 

二、信用制度与隐蔽的生产过剩

 

在今天，生产过剩问题如果不与信用制度联系起来。将失去应有的说服力。实际上，即使在早期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经济危机也往往从货币市场开始。在马克思的分析中，在货币市场上呈现的危机，其实反映着生产过程和再生产过程本身的失常。而由货币经济向信用经济的发展，则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失常。

 

信用关系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信用制度的建立，不仅意味着交易关系的根本性变化，更成为资本加速积累的杠杆。马克思认为，“货币经济只表现为信用经济的基础。”而信用经济相比商品经济来说则是一个更高级的发展阶段。本来，货币和金融危机之所以有发生的可能，是商品内在的两个属性(即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矛盾埋下的种子，在现实中则是与商品形态向价值形态的转化过程有关。这也就是说，在商品经济中，买、卖之间的分离以及其在时间上的分离，只是蕴藏了货币危机的可能。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劳动力也成为商品，资本的流通过程的复杂和支付结算链条的延长使危机的可能性实现了向现实性的转化，并且是在更容易得多的程度上转化。

 

在马克思的分析逻辑中，信用与隐蔽的生产过剩是相关的。根本性的原因在于，生产同流通过程的分离因为信用工具的使用会大大地加剧，“信用使货币形式上的回流不以实际回流的时间为转移，这无论对产业资本家来说还是对商人来说都是如此”。在繁荣时期，尽管货币形式的回流显得迅速而可靠，但这往往是一种表面的现象，“在回流实际上已经消失以后，总是会由于已经发生作用的信用，而在较长时间内保持下去，因为信用的回流会代替实际的回流。”这样，实际的生产过剩就被掩盖了。不过，信用制度有时也会缓和危机，其前提是银行信用没有在危机冲击下动摇。这时，增加信用货币会成为缓和恐慌的有效方法，反之，收缩信用货币时则加剧恐慌。

 

信用制度推动隐蔽的生产过剩的另一个原因，来源于观念上的货币。信用的扩张意味着货币在观念形态上的膨胀，与之相应的是虚拟资本在总量上扩大。在货币幻觉下，相互独立的资本家将会倾向于扩大生产。“信用的最大限度，等于产业资本的最充分的动用，也就是等于产业资本的再生产能力不顾消费界限的极度扩张。”并且，这种极度扩张又为下一周期中商品流通的中断奠定了物质基础。“信用制度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这二者作为新生产形式的物质基础发展到一定的高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使命。同时，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因而加强了旧生产方式解体的各种要素。”此外，信用扩张本身也会导致货币支付链条的脆弱化。支付的链条越长，抵消支付的对象和内容越多，支付或抵消支付的环节就越不能有闪失，否则将会引起灾难性的连锁反应。“在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现金支付才有效，危机显然就会发生。”显然，充当支付手段的虚拟资本在数量上越是超过现实中的硬货币数量，货币和信用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后果也越严重。不仅如此，信用制度还会使危机变得漫长而难以恢复：“这全部人为的使再生产过程猛烈扩大的体系，当然不会因为有一家像英格兰银行这样的银行，用它的纸券，给一切投机者以他们所缺少的资本，并把全部已经跌价的商品按原来的名义价值购买进来，就可以医治好。”

 

可见，资本主义下的信用制度往往成为其借以搁置内在矛盾的手段。南于社会再生产普遍联系的性质，一旦资本利用信用制度从事盲目的扩张，原有的货币制度无法规避金融投机的惩罚性后果，本来，在商品经济规律的作用下，即使出现局部的生产过剩，也会因信用扩张、破产企业较少等原因，通过市场竞争的法则来消解，现在却出现了一个相反的后果。在信用的扩张和竞争的联合作用下，利润率水平从整体上被拉低，全部商品的名义价值缩水。在这一分析框架中，信用扩张和繁荣相联系，而信用制度的崩溃，则又往往导致资本以坏账和滞销商品的形式出现，并以资本的急剧贬值告终。这种信用收缩——资本贬值——生产能力破坏——资本家之间财产关系重组的过程，实际上是社会生产在危机水平上进入新的经济周期的必要环节。

 

三、隐蔽生产过剩下的债务泡沫与当代资本主义危机

 

马克思关于生产过剩与信用扩张关系的论述。仍然是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有效工具。与信用扩张相联系的债务泡沫化及其破灭，目前已经成为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典型表现形式。马克思预见的信用扩张后果，在2007年次贷引发的最近一次危机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正如大多数左翼学者认识到的，战后繁荣结束后西方国家的生产和投资并没有取得飞速的增长，反而呈现某种停滞的趋势。伴随这种停滞趋势的是经济金融化进程的加强。这同时也意味着西方国家资本积累路径转向金融化的改变。考虑到国际垄断资本主导全球化、美元具备世界货币职能的现实，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的信用扩张，实质上为全球经济泡沫化开辟了道路。与此相对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资本过剩的基础，不再是其内部商品生产的过剩了，而是迂回地通过发展中国家的商品过剩体现出来。商品国际性流动的加快和规模的扩大。同时也伴随着垄断资本的国际性积累进程。资本国际积累带来了双重后果：一方面，过去数十年间，发达国家内部劳动者所受剥削程度空前加重，大量国家福利被消减，工会力量受到打压，工资增长被压低，社会财富加速向大资产者转移;另一方面，由于全球市场的开拓和融入。国际垄断资本大量地攫取了他国劳动者的财富。

 

经济的金融化和全球化，是数十年来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但天下并没有免费的午餐。过度的金融化，也导致美国等发达国家在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形成了巨大的鸿沟，债务泡沫化程度日趋严重。乔尔·戈伊尔(2009)认为，1987年以后的短短20年间，国际信贷市场的债务就翻了大约4倍，从近110亿美元猛增到480亿美元，远远超出了经济增长率。尽管美国占有主导世界贸易体系的地位，并且往往通过负债来维持和扩大消费，但最终仍未能避免债务泡沫破灭的命运。

 

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新自由主义起到了一个反面角色的作用。新自由主义主张的放松管制，实质上使金融部门成为了资源配置的独立领域，使社会资本再生产过程脱离了从商品到货币的“惊险的跳跃”过程，还将大量的资源卷入虚拟经济的帝国中。在全社会盛行的投机行为中，对冲基金处于金字塔的顶端，吞噬着社会新创造的财富。在金融创新的名义下，放松银行管控无疑就是取消或半取消银行系统的自律机制。出于逃避监管的目的，商业银行可以利用各种所谓创新工具或手段，在账面上对不同类型的贷款和投资给予模糊化处理;杠杆机制成为投机的新渠道，即使银行达不到资本储备量要求，也可以对包装后的债务产品进行信贷交易。作为政策背景的则是经济刺激政策的滥用。使本该被经济法则摧毁的过剩生产能力和过剩资本高歌猛进。总之，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创造了一个巨大的债务泡沫，躺在丰厚的利润上，虽因管制的自由化暂时散发着致富的神话光彩，却并不能在资产价格不断抬高的压力下而免于破灭。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界限，这些界限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

 

四、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给中国的启示

 

在一个由资本主导的世界生产体系中，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的理论是永远不会过时的。目前，世界仍没有逃离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阴影，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对中国正确防范经济危机冲击和负面影响，仍具有指导意义。

 

首先，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如前所述，消费不足、生产过剩和信用膨胀都是与资本的内在矛盾相关的。正如国内有关学者所指出的：“中国反危机策略，重中之重在于反私有化，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在私人占有制主导下的社会生产，不能根本上扭转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失衡，更不可能消解消费不足和生产过剩的难题。须知，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归根到底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的。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削弱，既不利于扩大内需和改善民生，也不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更无力遏制国内外资本的投机。这不仅与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相悖，更遑论抵御国际金融资本的冲击，保持国民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其次，正确处理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虚拟经济的作用在于为实体经济动员资金、提供融资支持，也有利于转移风险和降低交易成本。本质上说，其定位应当是服务于实体经济和提高经济效率，包括社会资本配置效率和企业经营效率。但是，我们不能低估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带来的负面效应。只有在实践中和政策上规范虚拟经济发展，控制投机和非生产性投资，才能消除经济过大波动。同时，在参与国际金融市场和利用国外资本时，也要做到以我为主，坚持独立性，避免成为国际金融资本的投机对象和转嫁危机的对象。

 

最后，切实加强金融监管。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要素，也是经济部门中风险较大的领域，监管是不可或缺的。完善资本市场体系是加强金融监管的基础，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有效规避和转移风险是金融监控的目的。加强金融监管需要法律保障，没有健全的金融法律法规和金融业管理规章制度，就难以规范金融系统中的投机行为，更无法应对虚拟经济的泡沫化发展。此外，成熟的市场和严格的法律也需要落实在实际管理工作中。只有在金融监管中严格执法，才能维护好信用制度，防范泡沫，使金融部门真正为实体经济服务，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坚实的支撑。

第7篇：经济危机的物质基础范文

社会保障制度作为国家的稳定器和安全网，担负着维护国家安全，促进经济发展，保持社会稳定的重任。同时，在满足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等方面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下面将分析在思想理论的指导下，国际和国内政治、经济环境的影响下，英国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必要性：

一、理论基础

⑴宗教的慈善思想

资本主义为基督教的慈善事业打下了物质基础，而基督教中的慈善思想也为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保障制度奠定了精神依托和理论基础。宗教文化在欧洲有着广泛的影响，它一直提倡慈善事业。基督教宣称“世人均是上帝的子民，四海之内皆兄弟”，上帝恩赐世人以财富，所以世人应该共享财富。在早期欧洲，宗教伦理中“仁爱”与“慈善救济”思想的宣传深刻影响了后世，在英国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同时，早期基督教社团所实行的财产公有和平均主义分配原则，为英国制定福利分配方法提供了依据。宗教有着庞大的组织体系，从这种意义上讲，它将济贫纳入了统一的组织形式，但教会本身消耗了大部分吸纳来的财富，用于济贫的数量有限，而且“有时似乎是对社会不满的一种止痛药片”，它有减轻的作用而没有治好的效力。[1]以教会为主的贫民施舍逐步被政府所采纳，变为政府全方位的社会保障体系。政府在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内容和形式进行扩充调整之后，又广泛介入贫困、疾病、失业等重要社会问题。这为英国社会保障制度体现的普遍性原则产生了重大的作用。

⑵新自由主义的社会保障思想

自由是有限的，但自由应该以大多数人的自由为目标，而不是旧自由主义认为的个人无限制的自由。新自由主义学说一改传统自由主义对国家干预的反对，认为自由不是绝对的，主张“国家为了自由本身的缘故必须进行干预”。[2]可见新自由主义者强调一种新的社会与个人的关系，是社会与个人之间一种互换的责任和义务。它认为国家对社会经济与生活应采取积极的干预措施，防止自由主义及其经济体制带来的贫富差距扩大化，但这种干预并不是一种绝对的、无限度的，个人的福利与社会福利是紧密相连的，国家干预并非最终目的，应该把个人自由、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协调了起来。“国家可以通过税收拿走个人的部分财产，这是因为国家对维护个人的安全是必要的，个人必须为此付出一定的代价”。[3]新自由主义者还强调社会问题更多是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结果。

⑶费边社会主义的社会保障思想

费边主义理论认为，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仅仅是个人或个体的综合，而是诸多个体结合起来形成的，个人与社会之间也有一个合适的协调关系。以整体为重，以社会的延续为目标，通过一定的互助、合作达到利益最大化。在经济上，每个人有追求自己利益的权力。在政治上，国家有确保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权力和义务。[4]但当两者发生冲突，费边主义主张通过政府干预社会生活，实现社会改良，解决社会问题。只有让社会体系中的每一个人平等、自由、民主的生活，才能使他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增进社会效益。费边社会主义的社会保障思想，强调了国家和国民的双边责任和义务，即两者都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权利。需要注意的是，尽管英国当时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不十分合理，但费边社会主义并不是强调一定要资本主义，而是强调要建立类似社会主义性质的全民幸福的体制增进人民的幸福感。因此，费边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基础对英国建立起普遍的社会保障体系和福利制度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⑷凯恩斯的思想

资本主义体系并不完善，不具备自我调节机制。“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必然带来破产和失业。凯恩斯认为只能通过政府干预经济生活来控制和调整其功能和效率。他阐述了国家干预经济思想以及有效需求不足理论，希望国家调节国民分配，增加国民消费，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就业。与此同时，凯恩斯不但提出了政府应该干预经济，而且阐述了如何干预，及其干预的程度。比如建立累进税制和推行最低工资等社会保障制度，就是国家干预国民收入再分配、支出的一种形式和手段。这一理论明显影响了英国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进程。

二、现实背景

⑴工业化进程的影响

英国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的工业革命极大的促进了工业发展，壮大了工人阶级的队伍，这给英国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发展，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也接踵而来。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规模日趋扩大，农民转变成为工人，依靠出卖劳动力生活，很容易陷入贫困无助的境地。在面对贫困和失业日益加剧以及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统治阶级为了消除工业化的恶果维护自身的长远利益，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开始认真的调整当时的社会福利政策，相应的提出了一些立法政策，并在这个时期成立了以扶贫为主要使命的国家机构，提出一种新的保障方式，在保障劳动者生存风险的同时，提高人们的整体生活水平，应对生活中的各种问题，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⑵贫困和失业率对国家的威胁

尽管工业革命给英国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是工业革命也使英国的社会财富分配越来越不平均。一方面，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十分迅速，资本家依靠原始积累使其资本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另一方面，缺少生产资料的广大劳动者，则长期处于贫困的生活状态。英国社会处于两极分化时期。19世纪以来，严重的贫困问题和失业问题使得社会矛盾空前尖锐，影响了英国国内的安全稳定和发展。此时，英国正在实行对外资本主义扩张，在海外不断的拓展疆土和殖民地，但却有大部分英国军人应征者体检不合格，这都是因为长期营养不良造成的。没有稳固的军队不仅不能进行对外资本扩张，还威胁着本国的安全。可见贫困问题除了影响了英国的政治经济以外，还严重影响了英国资本主义的军事效率和管理效率等。统治阶层越来越认识到，通过分配方式的改革，对这些贫困者，失业者予以一定的扶持，让其不挣扎在贫困线上，是保证国家稳定的基本措施之一。[5]因此有必要采取各种手段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消除贫困以及贫困带来的贫富之间的悬殊差距，缓和社会矛盾。

⑶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久，战争中被抑制的消费需求开始扩大，英国的经济随之出现繁荣。但好景不长，1929年从美国开始的经济危机几乎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具有惊人的破坏力。危机的沉重负担渐渐转嫁到广大劳动人们身上，英国也受到这次经济危机的严重打击。出现了严重的生产下降，大批工厂倒闭，许多企业经营者的积累瞬间化为泡影，商品大量过剩，社会物质财富被破坏，生产力大量被闲置、被毁灭；数以百万计的劳动者在一时之间变得一无所有，失业人员剧增，许多人因为无力支付房租、水电费等而被赶出公寓，到处流浪；许多学校不再招收学生，即使是公立学校也被迫关门，导致几十万学生失学；信用危机导致银行倒闭，全部银行都陷入瘫痪状态，进一步扩大到货币危机，世界贸易也陷入萎缩和停滞；农产品价格暴跌。为了恢复经济，各国又开始争夺市场，本国货币贬值，结果世界市场更加狭小。1937年又爆发了一次新的经济危机。面对这种空前的危机状况，英国政府开始真正重视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扩大社会保障的范畴，以应对经济危机带来的各种问题，全面保障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

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

英国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就开始关注国民的基本生活状况了，战时政府把社会福利水平提高了一些，尤其是在儿童福利和医疗保健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大量的军人需要重新就业，他们的疾病以及伤残问题、阵亡者遗属的津贴补助问题等等需要解决。战后和平提高了国民物质文明水平，英国政府开始主动积极的制定社会保障计划，让每个国民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体面的生活。于是社会保障计划逐步的由只是对军人的特权扩大到军人家属再到全体公民，发展和改善国民的住宅、生活和城市环境，帮助失业者和贫困者摆脱不幸等等。国家通过立法的形式把社会保障制度确定下来。这时的社会保障制度已经彻底的改变了战时为了缓和经济和社会矛盾的临时应急措施的状态，而是作为一种长期战略，促进英国经济制度的广泛发展和不断完善，保障英国全体公民的基本生活需要，是英国重建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对英国建立福利国家有着重大的影响。

参考文献：

[1]W.J.Ashley 著,郑学稼译.英国经济史及学说(下册)[M].台湾:幼狮文化事业公司出版,1973:307

[2]丁建定.英国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J].史学月刊,2002(3):46

[3]陈晓律.英国福利国家的由来与发展[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7):76

第8篇：经济危机的物质基础范文

    (一)中国家庭金融投资的风险根源一方面,中国经济转型是家庭金融投资风险的触发器。经济转型对于中国来说并不是一个新问题。早在1981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已经提出了“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十字方针,“九五”期间中央明确提出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转变,“十五”期间将经济结构调整作为发展主线,“十一五”期间更是把经济方式转变作为战略重点。经济危机后,为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以及创新能力,中国政府加快了需求结构、产业结构、企业组织结构的调整步伐。经济体制转型要求金融体制与之相适应,这种变动存在不可预见性,因而也为家庭金融投资带来了风险。另一方面,社会变迁成为中国家庭金融投资风险的催化剂。首先,家庭制度的转变加大了老年人金融资产的不安全性。中国传统的养老观念是“养儿防老”,以往大多数子女在已婚后会选择与父母同住或者居住在附近。长期以来这种传统的家庭制度有力地支撑了家庭金融投资。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受西方文化和教育制度的影响,传统的家庭濒临解体,越来越多的家庭显现出小型化的特征。《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2》显示,75.2%的已婚成年子女不与父母居住,而且空巢家庭超过13.3%。这使传统的养老习俗受到挑战,家庭养老的功能弱化。在风险程度日益加大的环境下,具有一定风险承担能力的年轻家庭金融投资能力不足,而风险承担性较差的老年人家庭却持有更高的金融资产,使得家庭金融资产投资的不安全性加大。其次,新老金融观念的矛盾增加了家庭金融投资风险。从传统来看,中华民族历来崇尚勤俭持家、自力更生,反对奢华拜金、不劳而获,在消费习惯上倾向于克制自律,通过生产劳动创造财富并且实现保值增值。然而随着市场化、全球化、信息化的潮流,新型金融观念兴起,尤其在年轻人中信用卡消费盛行,并且存在非理性投资冲动,中国家庭金融投资处于两种金融观念的磨合期。(二)中国家庭金融投资的风险因素投资风险是指投资品价值的不确定性。中国家庭金融投资所面临的风险是社会变迁和经济转型共同作用的结果,是所有家庭金融投资无法回避的问题。因此,了解风险进而判断风险极为重要。1.制度风险中国家庭金融投资的制度风险包括经济制度因素和金融制度因素。在经济制度方面,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仍然是以投资拉动为主,技术进步的贡献有限。这种粗放型的经济运作方式效率低。以投资扩张主导经济发展,导致货币供应量增加,容易引起通货膨胀,从而影响家庭金融投资。这也是中国迫切需要经济转型的原因之一。在金融制度方面,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实行的是“大一统”的体制,即所有社会资金全部以财政拨款为主,银行只是充当“出纳员”的角色。改革开放后开始进行金融体制改革,建立了健全的货币制度,形成了功能完备的金融组织体系,构建了竞争有序、开放的金融市场,形成了灵活、高效的宏观调控体系和金融监管体系。但是仍然存在政策性金融比重过高,银行产权结构单一、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不健全、监管制度呈现行政性倾向等问题。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曾指出,1997年的东南亚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坏的银行制度。因而当前的银行制度为金融体系的安全埋下了隐患。2.市场风险市场风险主要包括经济周期、通货膨胀、违约风险、利率风险、汇率风险、理财机构运作风险及收入支出风险等。复苏、高涨、危机、萧条是经济周期的四个阶段,宏观经济总是围绕着这四个阶段在一定的时期内循环反复,构成了家庭金融投资中最难控制的风险。其他方面:通货膨胀初期以及持续一段时间之后的价格波动,会对家庭金融投资者带来一定的经济损失;鉴于所有的金融活动都与当前以及未来利率的变动趋势息息相关,家庭金融也不例外,因而家庭金融会受利率风险的影响;随着全球化以及区域一体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外汇储蓄存款,对不同币种之间汇率的依赖会产生汇率风险;如果家庭所持股票、债券的发行企业倒闭或者缺乏偿债能力,家庭金融投资就会面临违约风险;作为单个投资主体的家庭,受信息和交易成本的限制更倾向于选择理财机构进行金融投资,而理财机构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非投资人利益最大化)过程中所形成的“羊群效应”,无形中也会向家庭投资主体转嫁风险;还有收入风险,主要是中国家庭收入仍然远远低于日本、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无法做到尽可能多地进行分散性投资,而且雇佣关系、供需关系变化以及养老、医疗的压力加大了家庭收入、支出的不确定性,为家庭金融投资增加了风险。总之,金融市场的多元化为家庭投资增加了选择的空间,但是也提高了风险规避的难度和不确定性。3.社会风险社会风险包含外部因素和投资家庭内部因素两个方面。外部因素包含前文提及的人口老龄化,然而更为重要的是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风险全球化。2008年经济危机已经证明了国际金融市场的连锁反应特征,一旦某一国家或者地区显现出危机的迹象,就会迅速蔓延。从内部因素来看,主要是家庭金融投资者的有限理性。这种有限理性主要体现在家庭投资者的预见能力不足,其原因在于市场经济方面知识存量不足,不熟悉金融市场运作规律,造成盲目投资。

    日本应对家庭金融投资风险的经验

    日本家庭金融投资的背景与中国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同样经历了经济转型,经济制度由政府主导转向市场主导;家庭制度也发生了重大转变,老龄化社会问题突出;而且中国与日本均受儒家文化影响,具有重和谐、伦理,提倡节俭的生活态度,因而在家庭金融投资中都偏好银行存款。不同的是,日本家庭金融资产远远高于中国。随着经济全球化、金融全球化、技术全球化、信息全球化的步伐日益加快,借鉴其应对风险的经验,对于促进中国家庭金融投资理性、稳定发展具有现实意义。日本政府采取多方措施提升家庭金融投资应对风险的能力。一是增加居民收入,使居民收入与家庭金融资产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早在20世纪60年代,日本政府就提出以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完全就业、深化产业结构调整为目的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通过解散大财团净化竞争市场;普及高中和大学教育以提高劳动力素质并推迟和延缓劳动力供给,使得工资上涨成为必然;加大税收的直管力度,降低普通劳动者的税率增加中低家庭收入;取消户籍限制,促进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实现公平就业。一系列措施在短短10年间使日本居民收入连续翻番,明显缩小了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以及地区之间、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民间金融投资因此得以蓬勃发展,家庭金融资产达到较高水平。多年来良好的收入基础为日本家庭抵抗经济危机提供了保证,提升了抗风险的能力,因而帮助日本家庭金融资产在金融危机第二年,即2009年实现了2.5%的上涨。二是加强金融安全建设。由于日本家庭以储蓄性金融资产为主,为了保护银行体系安全,增加投资者信心,1971年,日本建立了银行存款保险制度。在2008年经济危机中,银行存款保险制度对于抑制个别金融机构倒闭造成的“多米诺效应”,减少家庭金融投资的损失,维护金融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为了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日本还成立了投资者保护基金和保险契约者保护机构,要求日本国内所有的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必须加入。其中投资者保护基金最高保护限额为1000万日元,保险契约保护的限额为保险额度的90%至100%。由此可见,日本政府对家庭金融投资的银行储蓄、证券及保险做了全方位的保护。这也是经济危机之后日本人均家庭金融资产仍排名世界前列的重要原因。金融中介在帮助日本家庭实现资金保值和增值的过程中,也承担了相应的责任。其一,投资的培训和教育。为了促进民间投资,早在2000年,日本金融系统委员会就提出必须支持消费者在金融方面的教育,并在2004年提出“加大投资教育,丰富公众在不同人生阶段的投资体验”议题,内阁府办公室则于2005年正式启动针对大众的经济投资教育。由于政府的重视,各金融中介均十分推崇投资培训和教育。其中最着名的是日本证券商协会(JASD)和东京证券交易所。其教育对象主要分为学生、教师、普通大众。其中:学生涵盖小学生、中学生和大学生,教育方式由玩股票游戏到观察社会动态和股市行情直至资产管理,层层深入,从小培养学生的投资意识;对普通大众的投资教育有免费培训班、研讨会、网络培训、专业的证券课程等,方式多样,不仅提升了居民投资的意识和热情,而且随着居民对金融投资市场专业知识的深入了解,增强了家庭金融应对风险的能力。其二,日本金融中介信息披露方面不仅要公开投资对象的财务内容、经营状况,还要详细说明金融产品的性质、风险程度,避免混淆安全产品和风险产品;同时,按照《个人信息保护法》和《个人信用信息保护法案》要求,保护投资者的信息,防止由于信息流出使投资者的利益受到侵害。其三,日本政府颁布了《金融商品销售法》和《消费者契约法》,明确规定金融机构要对金融产品的市场风险、信用风险、企业经营状况等进行说明,并需在充分了解投资者家庭结构、资产特征等信息后,引导投资者选择相应的金融产品,还要受理因未详细说明而造成投资者财产损失的赔偿请求。长期以来,日本在积极鼓励居民学习家庭投资的相关知识、参与各种培训、提升其风险的承担能力的同时,还大力宣传投资者应承担的社会责任(SociallyResponsibleInvestment,SRI),要求家庭投资者注重投资对象的社会效益。这种作法不仅能对上市企业形成监督,促进其承担社会责任以促进社会的长足发展,进而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而且从某种程度上也能减少家庭金融投资的风险。

第9篇：经济危机的物质基础范文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1.1.1 选题背景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在近 30 中对外投资的区域和范围逐渐扩大,遍布世界 170 多个国家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在世界范围内所占比例越来越高,中国正成为全球瞩目的境外直接投资大国。联合国贸易发展组织在《2011年世界投资报告》中指出,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年流量保持两位数的高增长,发展势头良好①;中国商务部历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中国企业近年来在境外直接投资发展呈明显跃升趋势,2002-2006 年间,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流量以年均近 50%的速度增长;截至 2010 年底,中国境外投资覆盖率达 72.7%,共有 1.6 万多家境外投资企业遍布在世界 178 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亚洲、非洲地区最高,分别达 90%和 85%。境外直接投资流量也创造了历史最高值,相当于“十五”时期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总额的 2.3 倍,达到了 688.1 亿美元;据中国商务部中国对外投资与经济合作司最新统计数据显示,至 2011 年底,中国企业共对 132 个国家和地区的 3391 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非金融类境外直接投资累计达到 600.7 亿美元,同比增长 1.8%②。近年来,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顺利实施,中国境外企业项目和人员不断增加,我国企业持续增长的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己经成为“中国崛起”的新标志,对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日益提高以及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产生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但是,由于国际经营管理环境的错综复杂以及中国企业本身的管理能力水平的缺失,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活动面临着很多的风险,企业遭受了不可挽回的损失。一方面,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利润率数据被不断爆出。2009 年,中国贸促会在第三届中国企业跨国投资研讨会上了《2009 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现状及意向调查报告》,指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盈利率、亏损率和盈亏平衡率相同,都各占 1/3。另据在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2011年度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报告会上,商务部合作司商务参赞石资明介绍,根据商务部统计,中国国有企业在海外设立的企业将近 2000 家,其中亏损的企业占三成,这一亏损率要明显高于世界投资亏损率的平均水平。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亏损的案例一次一次冲击着国人的眼球。

1.2 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目前,国内外学者已对境外直接投资进行了许多研究,加大了境外直接投资相关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并取得大量研究成果。

1.2.1 国外研究文献综述

1、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动因

由于每个国家国情的不同,其进行境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也会存在差异。Wells(1983)认为发展中国家进行境外直接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取廉价劳动力和原材料,并降低产品的运输成本。Lecraw(1993)以印度尼西亚为例进行了研究,发现其对发达国家进行投资是为了获得技术和管理经验,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的目的在于占领市场。Stephen(1994)的研究发现:本国政治状况存在不足时,该国企业就会向具有完善政治体制的国家进行投资。Ozawa(1979)将境外直接投资看做是增强本国竞争实力的途径。另外,很多学者对中国境外直接投资的动因进行了研究。Deng(2004)认为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取市场、技术和资源等。Morck 等(2008)分析了中国国有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指出企业的投资很大程度上要受到国家政治目标及政府的影响。

2、境外直接投资风险的影响因素

企业境外直接投资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Thomas 和 Grosse(2001)利用实证分析研究了墨西哥的境外直接投资,发现自由贸易程度、区域差异性、经济水平、政治风险是投资的重要影响因素。Buckley 等(2007),Bala Ramasamy 等(2010)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认为贸易联系、资源禀赋、文化等会对境外直接投资产生正向影响。

政治风险是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Agarwal(1980)很早就进行了政治风险对境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他认为政治稳定性影响了境外直接投资活动。而 Dunning(1981)则提出了相反的观点,他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并没有受到政治风险的影响。Oseghale(1993)将上述研究结论的不同归结于实证分析自身存在的缺陷。然而,在 2007 年,EIU 组织在其研究报告中明确提出政治风险是影响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最大威胁。Gatignon 和 Anderson(1986)进一步指出,企业采用合资的形式进行境外直接投资是将面临更高程度的政治风险。另外,Jinjarak(2007)研究了政策风险与水平型境外直接投资和垂直型境外直接投资之间存在的不同关系,并且 Jakobsen(2010)指出政策风险依旧是境外直接投资者面临的最大风险。Boddewyn 和 Brewer(1994)认为东道国政策愈加宽松,其境外投资也就愈多。

第 2 章 境外直接投资风险理论概述

2.1 基本概念界定

2.1.1 境外直接投资

境外直接投资( Overseas/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OFDI,作为国际投资的主要形式之一,也可称为海外(对外)直接投资。目前,对境外直接投资概念的界定,学术界相对来说比较认可的定义一般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四个权威机构。

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界定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简称 IMF)定义境外直接投资为:投资法人在非本国的国家或者地区所经营管理并持有控制权的投资。直接投资是跨境投资的一种,其特点是:一国家经济体的居民(直接投资者)对另一国家经济体的居民企业产生了重要影响或在管理上实施了控制。除了通过直接投资获得直接的外部股权控制或影响外,境外直接投资者也利用债务、合作控股或者逆向投资的方式获得间接的企业控制权①。直接投资者指这样的一个实体或一组关联实体他能够对另一经济体内的另一居民实体施加控制或重大影响。在有些情况下,就经济实体与其他企业的关系来说,一个实体可能既是直接投资者,又是直接投资企业和联属企业。因此,直接投资者可以是: (a)个人或住户;(b)企业——可以是公司型或非公司型,也可以是

公营或私营企业;(c)投资基金;(d)政府或国际组织。对于出于财政目的而拥有直接投资企业的政府的特别处理;(e)营利企业中的非营利机构,但两个非营利机构之间的关系不在直接投资之列;(f) 财产管理人、破产管理人或其他信托 ;(g) 或者以上任何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组合②。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07 年公布的《国际收支手册》,境外直接投资资产包括:如图 2-1。③

2.2 马克思的投资理论及风险防范思想

2.2.1 马克思的资本投资理论

(1)对投资动机的一般论述

资本主义经济增长从资本主义发展史来看主要来源于资本投资。企业和资本家追求的主要目的是利润,而要想使利润不断增加,单个资本家就要把所获得的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进行外部活动即投资。这种行为也符合资本主义运行的内部规律,即不断的占有更多的剩余价值。由于资本家求利的心态是一致的,在市场上,这种竞相投资的行为就形成了市场竞争,竞争摊薄了企业的利润率,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上,最终令企业的经济利润为零。在获利心态的强力推动和竞争规律作用下,资本家会不断地进行新的投资行为发展新的行业,以获得相比其他企业或资本家的额外的经济利润。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表现为资本的外部运动,……作为竞争的强制规律发生作用,从而……成为单个资本家意识中的动机”①。马克思认为,剩余价值和超额剩余价值是资本家总在追求的,而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作为投资的资本又被投入到生产中,获得更大的剩余价值。在投资过程中,货币作为资本运动的起点,充当了购买手段和支付手段,经过生产过程,生成增殖的货币,它是投资过程的终点和又成为投资过程的新起点。这一周而复始的运动过程便是投资。马克思在对于资本的论述中,认为投资是资本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推动力。货币资本被当做“是每个单个资本登上舞台,作为资本开始它的过程的形式。因此,它表现为发动整个过程的第一推动力”①。

与此同时,投资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追逐过程,对利润率低的行业来说,意味着失业和资本存量的浪费,是经济萧条的源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论述了经济危机:“虽然资本投入的那段期间是极不相同和极不一致的,但危机总是大规模新投资的起点。因此,就整个社会考察,危机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个周转周期的新的物质基础”②。在经济危机期间,商品积压、物价下跌和生产下降等现象变得普遍。为了避免经济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资本家要摒弃就得生产方式,引进效率更高的机器设备、新的生产工艺方式和新的企业管理理念,这引起了全社会范围内的固定资产的更新潮流,带动了与固定资产相关的行业的发展,扩大了生产部门的生产,引导了生产资料部门的部门内的投资,增加了生产资料部门的就业人数,促进了生产资料部门的就业人员素质升级,同时扩大了消费资料生产的市场与需求。这样,一环扣一环的经济性蝴蝶效应使得社会的生产摆脱了经济危机束缚,经济又进入一个新的循环周期,在新的经济周期中,资本的收益率要高于上一个周期,社会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最终必然导致社会的总供给要大于社会的支付能力下的总需求,资本家要摒弃旧的生产方式,从而形成一个循环。由此看来,资本投资活动与经济危机的发生都具有周期性,相辅相成。

与此同时,投资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追逐过程,对利润率低的行业来说,意味着失业和资本存量的浪费,是经济萧条的源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论述了经济危机:“虽然资本投入的那段期间是极不相同和极不一致的,但危机总是大规模新投资的起点。因此,就整个社会考察,危机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个周转周期的新的物质基础”②。在经济危机期间,商品积压、物价下跌和生产下降等现象变得普遍。为了避免经济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资本家要摒弃就得生产方式,引进效率更高的机器设备、新的生产工艺方式和新的企业管理理念,这引起了全社会范围内的固定资产的更新潮流,带动了与固定资产相关的行业的发展,扩大了生产部门的生产,引导了生产资料部门的部门内的投资,增加了生产资料部门的就业人数,促进了生产资料部门的就业人员素质升级,同时扩大了消费资料生产的市场与需求。这样,一环扣一环的经济性蝴蝶效应使得社会的生产摆脱了经济危机束缚,经济又进入一个新的循环周期,在新的经济周期中,资本的收益率要高于上一个周期,社会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最终必然导致社会的总供给要大于社会的支付能力下的总需求,资本家要摒弃旧的生产方式,从而形成一个循环。由此看来,资本投资活动与经济危机的发生都具有周期性,相辅相成。

第 3 章 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风险现状................38

3.1 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 ............38

3.1.1 探索起步阶段............................39

3.1.2 稳步调整阶段.........................41

3.1.3 迅速发展阶段.......................43

3.1.4 后危机时代.............................46

  3.2 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风险形式 ..........51

3.2.1 政治风险............................51

3.2.2 经济风险...........................56

3.2.3 文化风险............................61

3.2.4 法律风险.........................62

3.2.5 企业并购风险.........................63

3.3 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风险致因分析 ...........65

3.3.1 宏观层面的环境性风险因素................65

3.3.2 中观层面的结构性风险因素................69

3.3.3 微观层面的操作性风险因素........................71

第 4 章 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风险量化及案例分析..........76

4.1 模型构建 .......................76

4.1.1 构建指标体系..................................78

4.1.2 数据分析方法——F-AHP 模糊层次分析法 .............88

4.1.3 模型应用实例..........................91

4.2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风险案例分析 ...................96

4.2.1 案例一:中国民生银行收购美国联合银行...............96

4.2.2 案例二:中航油新加坡公司的

石油期权交易............100 4.2.3 案例三: 利比亚局势对我国 企业直接投资的影响.......103

第 5 章 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风险防范的国际经验借鉴...........108

5.1 发达国家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风险防范策略 ...............108

5.1.1 美国企业的境外直接投资风险规避经验..................108

5.1.2 日本企业的境外直接投资风险防范策略..................109

5.1.3 德国企业的境外直接投资风险管理对策................112

第 6 章 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风险防范机制建构

与企业国内投资的风险相比,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风险的范围更大、形式更多、产生的原因更复杂。因此,在积极促进我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同时,也应该有效地引导企业控制和防范对外投资风险,这需要政府和企业的共同努力,建设系统性的投资风险防范机制,从系统性的角度降低风险给对外投资企业造成的损失。境外直接投资风险防控机制的建设由两个层次组成,即宏观管理层次的风险控制机制和微观层面的风险管理机制。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风险防范的保障。

6.1 宏观层面的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风险防范机制

6.1.1 创造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良好宏观环境

1.优化投资环境

无论是国内投资还是跨境投资,企业投资行为依赖于政府提供的良好商业环境。相较于国内投资,企业境外投资的不可控因素更多,维护商业环境是企业一己之力难以掌控的。为此,我国政府可以通过建立区域、双边或多边投资合作机制,为企业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快,且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些东道国对我国企业的境外投资及收购行为抱着敌视的态度。因此,中国政府在国家的层面上与各国建立友好的合作关系,会极大地降低企业在境外投资与经营的风险。企业进行对外投资既是企业自身获取利益最大化的自主经济活动,也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实施手段。企业的境外直接投资活动能充分地利用境外的资源和环境发展我国经济,同时也有利于引导和带动国内其他企业的发展。因此,基于宏观角度,政府除了应对企业境外直接投资过程给予积极鼓励和支持外,还应该创造多方面条件,为企业境外投资提供基础性公共产品。其中,风险防控机制的建设就属于涉外经济中的公共产品范畴,应当由政府提供最基础的风险管理机制。

结 语

一、本文的主要结论

境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发展是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性转型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当前国内外经济环境综合作用的必然结果。中国企业加大境外直接投资力度,有助于充分利用国际经济资源,为中国进一步经济增长提供要素支持。同时也是中国当前缓解流动性过剩,减轻国内通胀压力,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举措。然而,由于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起步晚,企业对国外的投资环境还不甚熟知,对国际经济形势的研判能力有限。因而面临的投资风险十分巨大而不可忽视,近年来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绩效仍不高,投资风险事件频发。中国企业在把握东道国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和投资政策和限制方面的能力仍不足。同时,中国企业的境外直接投资活动存在跟风现象。国内许多企业在选择投资目的国、投资项目和投资方式都存在相似性,这直接导致了国内企业在海外市场的恶性竞争情况。因此,如何借鉴经验,避免重复错误,选择一条更有效率的海外之路,是“走出去”的企业值得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