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儒家思想孝道的理解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关键词:儒家文化;孝道;教育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24-0109-02
儒家教育思想是中国传统思想的主体内容,自从西汉中期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起,它就一直是中国古代社会主流的统治思想,在文化和教育中占主导地位。儒家思想发展的阶段大致有三: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这是儒家思想的初创时期,当时的儒学被称为“显学”;二是在汉代的独尊儒术时期,此时儒学才真正发展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第三个阶段是宋明时期的理学,它成为了儒家后期的主要思想,此后一直延续至明末清初。纵观儒家文化的发展时期,以及它在不同时期所处地位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儒家思想的历史积淀,形成了中国绵延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其主体思想在中国人的文化认知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即使是在今天,儒家文化的影响也是不可小觑的。在这种独具中华民族特色的文明和文化形态中,“孝道”是具有不同于其他文明特征的重要文化现象。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一定意义上来看,可以说是“孝”的文化,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也是奠基于孝道之上的社会,在中国文化传承过程中,“孝”是始终贯穿其中的。这一点,黑格尔在其作品《历史哲学》中阐述中国的孝时曾这样写道:“中国纯粹建筑在这样的道德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道’”[1]。可见,“孝”在中国甚至是世界上的影响。
“孝”是中国核心观念和首要文化精神,是中国文化的特色之一。而“孝”的原始典籍的表现形式,自然是出自儒家学派的、被广为传诵至今的《孝经》。孝经一书,全文共分十八章,将社会各阶层人士――上自国家元首,下至平民百姓,划为五个层级,就各人的地位与职业,又标示出了其实践“孝亲”的法则和途径。这自古以来就是读书人的必选书目,被列为“十三经”之一。然而,近百年来,国人受西洋文化的影响,一味追逐物质文明,而鄙弃固有道德,将精神的升华逐渐抛弃。甚至出现了凡是传统文化都被斥为落伍陈腐的东西的尴尬局面。若是在日常生产生活中,有人提倡人伦道德,宣说忠、孝、节、义,多数情况会被人讽讥为迂阔顽固,顽冥不化。那么,为何国人原本引以为豪的国粹精华会沦为当前境况呢?在此,我就对《孝经》第十章“纪孝行”章的研读,以及对一度流行的“新二十四孝”,简浅地阐述自己的思考。
“纪孝行”章,所讲的都是平日里最基本的孝行,分别予以纪出。其中涉及了五项当行和三项不当行之事。即“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事亲者,居上不骄,为下不乱,在丑不争;居上而骄则亡,为下而乱则刑,在丑而争则兵,三者不除,虽日用三牲之养,尤为不孝也。”[2]其大致意思是说:大凡有孝心的子女们,都要孝敬他的父母,第一,在日常没事的时候,应当尽其敬谨之心,春夏秋冬,衣食起居,都要多方面注意。第二,对待父母,在奉养的时候,应尽其和乐之心,于父母面前,一定要表现得和颜悦色,笑容承欢,不要使父母感到有不安。第三,父母生病的时候,要尽其忧虑之情,急请名医诊治,亲奉汤药,早晚服侍,如果父母的疾病一日不愈,自己则一日不能安心。第四,倘若父母不幸病故,就要在临终之时,谨慎小心,备办一切。不但物质上要尽力配备,还要于情感上悲痛哭泣,极尽哀戚之情。第五,面对父母去世以后的祭祀方面,应当有思慕之心,要庄严肃静地祭奠,好似父母就在一样地恭敬。以上五项孝道,在行的时候,一定要有至诚之心。否则,徒具形式,就失去孝道的意义了。为子女的要孝敬父母,不但要履行以上的“五致”,还要做到以下的“三不”,其一就是官位较高的人,应当庄敬以待其部下,不要有骄傲自大之气。二是为人部属的小职员,就应该恭敬以事其长官上司,不要有一点悖乱不法的行为。第三,当处在鄙俗的群众当中的时候,应当和平相处,不要与人争斗。如果为长官却骄傲自大,那么必会招来危亡灾祸。而位居部属的人,如果悖乱法纪,也必定会招来刑罚和处分。在鄙俗的群众中与人产生斗争和纠纷,自己也难免遭受危险与迫害。以上三项违背道理的行为,每一件事都会有危及其自身而遭遇祸害,都会有殃及父母的可能。父母整日以儿女的福祸而忧心,若不戒除以上“三不”而逆行,即使每天用牛、羊、猪的肉来养活他的父母,也不能使父母宽心。这样也不配称之为孝子。可见孝养父母,并不在口腹之养,而贵在保重自己的身体,这才是最大的孝。
纪孝行篇的解释,字字句句透露着子女对父母的谨慎和敬爱的情感,让人读来不腻口、不反感,而是更多地去检醒自己,鞭策自己。其所涉及的行为要求,并没有任何难度要求,仅仅是在平淡中尽孝道,可以说是于日常的衣食住行为出发点,教育天下子女谨小慎微,以保全和爱护自己作为回馈父母的基本尽孝方式。如此看来,那一句“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损伤也”不再是迂腐顽固的代称而恰恰是子女尽孝于父辈的一种方式。儒家推行“由己及人”,也只有对自己的身心健康负责,才能使父母安心,以此推及父母身上的,方才称得上是孝。本章分明显的两段内容,前段所讲的是居致敬、养致乐,病致忧、丧致哀、祭致严等五项,是孔子指出顺德顺道的道理,而后段所讲的居上骄、为下乱、在丑争,这是孔子指出的“逆”的道理。若从顺德的方向去做,就是完全的孝子。而从逆道上去行动,自然会受到社会法律的制裁,最终得到不幸的结果。此道理给出了两个途径。一条是光明正大的道路,畅通无阻。一条是险径深渊,绝崖穷途。由此可观,圣人力行教人孝道,其用心之深,值得深思。
我们身体力行地去践行和实施孝道,重拾民族精华,这本无可非议,但是当今社会,往往容易出现矫枉过正的风潮,甚至有一边倒的倾向。最近提出的“新二十四孝”,集中反映的就是当下生活中的种种现实问题,并提出了比较贴切实际的新行孝准则和标准,表面来看,这似乎能够重新唤起人们关爱长辈的德行,有利于构建和谐有序的社会风尚。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提法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诉求呢?孝,自古以来就是理所应当地该被人执行的,就像一个个体吃饭、喝水、呼吸一样自然的事情,竟然被提升到了一种全民性的行为,且是这样的大张旗鼓。在当下精神文明极度繁荣、物质文明空前丰富的今天,对于这个倡导,是该庆幸,还是一种悲哀呢?答案其实很明确,我们之所以把它提到这样一个高度,是因为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把它丢尽了。但是,“孝”一种发自人内部的情感、是一种精神、是一种文化、是我们国家精神的体现。这种情感和精神只有在自然和谐的社会背景和文化熏陶中才能慢慢积淀,逐渐养成。而将尽孝的行为举止进行量化、具体化,未免会有形式主义、教条主义的作风,又怎能够确保在这种形式化的框架下,“孝”的真谛不会被扭曲、误解,又怎能够发挥其真正作用!因此,在实施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尺度的把握,不偏激、不冒进,脚踏实地,哪怕只进步一小步,方向总是向前的,未来就是有希望的。儒家文化一直是令国人引以为豪的,出现今天这样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看不能不说是教育的失败、不能不说是文化营养的流逝和观念的沦丧。可以说,“孝”是一种意识,意识是属于人内在的个体因素,只有经过个人的内化、加工和升华,表现出的行为才是最本真的。而新孝行把尽孝的义务制定成条条框框的行动指南,难免有些虚张声势,过于形式化了。新时代背景下,一切都需要与时俱进,尽孝也一样,但无论如何,孝的本质是不会变的。我们可以采取不同形式的活动,拓宽年青一代孝敬长辈的渠道,这样做,尽可能使尽孝的方式多样化,细致化或者是人性化,能够真切关爱到长辈的内心世界,关注他们的思想和精神,理解他们的感受,这样才不失为“孝”。
对于“孝”的理解和践行,不是某一类人、某一个群体的义务,而是全民之责任,孝应当是当今教育的出发点。我们现在生活的社会之所以出现道德危机、诚信危机等等,就是当代人忽略了古代传统文化的育人功效。被学术界公认的“教育思想泰斗”苏联伟大的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经主张,对于青少年的爱国情感的培养、服务于人民的思想的培养,首先应当从关爱自己的父母亲做起。我们试想一下,若一个人连自己的父母都不爱,那么还如何奢求他去爱他人、社会和国家?因此,“孝道教育”应当被重视起来。
我们无法将“孝”的观念强行复制到每个人的意识中去,流于形式的东西是经受不住时间和事实考证的。当一个思想产生时,人们首先要做的是去思考它之所以产生的前因后果以及如何身体力行地去做,在教育的过程中,适当运用必要的社会观察、探访、实践法是了解某一现象出现的有效手段。若仅仅是通过专家学者围着会议桌搞学术研究,最后得出一纸计划,这难免有些脱离实际的虚夸之嫌了。我们需要的是脚踏实地的做,把理念和意识转化为自己的精神,作为行动的参照,否则,哪怕再宏大的工程设计,也只不过是南柯一梦。
最后,借用希拉里曾说的一句话警醒和勉励自己,她说:二十年后的中国不会是一个强国,因为在中国社会,没有一个具有凝聚力的主流文化价值观。儒家文化一直以来是被国人认同和肯定的,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扮演了我们民族主流价值的角色,引导着我国价值观的形成,这一点无论是在仁、孝、义,还是在礼、智、信上,都有明显表现,只是近年来西方的蓝色海洋文明过多地侵蚀了中华民族的积淀,暂时迷惑了国人的眼睛,只要我们保持清醒的鉴别力,有选择地吸收和扬弃,儒家文明中那些闪光点依然会生生不息地被国人传承下去,跟风、盲目和形式主义是无法撼动我们精髓的。
参考文献:
>> 通俗情节剧中的儒家文化精神 儒家文化与公司伦理 浅谈儒家文化的教育意义及思想影响 浅谈儒家文化的批判性继承 浅谈儒家文化与齐鲁民风 祭孔:儒家文化的时代印记 儒家文化的现代意义 的思想与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的根在乡村 儒家文化的现代价值 论儒家文化的复兴 儒家文化的现代命运 儒家文化里的和谐思想 论家庭伦理剧中的矛盾冲突 家庭伦理剧中女性形象的嬗变 浅谈在小学英语教学中的儒家文化的熏陶 浅谈儒家文化对中国企业管理的影响 浅谈儒家文化对构建生涯规划体系的启示 浅谈儒家文化对当代人际交往的影响 浅谈儒家文化与现代足球运动发展的比较分析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 > 艺术 > 浅谈家庭伦理剧中的儒家文化 浅谈家庭伦理剧中的儒家文化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 宋骁")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摘 要:千百年来,儒家文化在中国文化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而在主要反映家庭伦理道德的家庭伦理剧中,儒家文化更是处处可见。家庭、仁义、和谐贯穿了中国家庭伦理剧的发展。本文将从家庭伦理剧的界定、儒家文化的展现、家庭伦理剧的最终归宿三个方面进行研究,重点分析家庭伦理剧与儒家文化的关系以及家庭伦理剧的最终发展趋势。 关键词:家庭伦理剧;儒家文化;家园;和谐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5)08-0073-02
一、家庭伦理剧的界定
《中国家庭伦理剧矛盾冲突类型研究》一文中指出,“家庭伦理剧就是反映社会伦理道德为题材的通俗剧。这类题材的通俗剧往往以广阔的社会为背景,将家中发生的事件,如爱情、婚姻、婚外恋、多角恋、、家庭解体、妇女独立、老人和儿童等社会伦理道德问题,搬上屏幕,引起人们思考,促进社会的不断进步。[1]”中国历来是一个重视伦理道德的国家,中国的传统文化,从本质上来说正是一种伦理文化,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架构,以血缘关系为依托,指引着人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由此引发的一系列思考及感悟,是影视作品创作的良好素材。
二、儒家文化的展现
由于儒家文化在我国正统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在以家庭为主的家庭伦理剧中,必然离不开对儒家文化的探索与展示,儒家文化充分地渗透在家庭伦理剧的每一个方面。
(一)“家”的概念与孝道的展现
千百年来,儒家文化深深地印在每一个人心中,因而在自身的行为约束与道德准则上,往往按照儒家的礼仪规范要求自身。这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对血缘的尊重与对孝道的崇尚。
家庭这个概念是在人类学上有明确的界说:这是个亲子所构成的生育社群。亲子指它的结构,生育指它的功能。亲子是双系的,兼指父母双方;子女限于配偶所出生的孩子。这社群的结合是为了子女的生和育[2]。家庭是不同于一般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是长期稳定的,由血缘构筑。在中国人的思想中,将“家”的概念进一步深化,家庭不再单单指有血缘关系的父母、子女等,更是指一切关系的总和,可以指相关的无血缘关系的亲属,也可以指相关的家族。而家庭伦理剧中展示的正是这种被放大了的“家”。
电视剧《好大一个家》讲述的是一个即将拆迁的大家庭的故事,这个家中的许多人物并没有血缘关系,但相互之间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男主人公尤曙光与妻子赵迎春离异,娶了女主人公李婉华,李婉华的女儿豆豆与尤曙光的女儿尤优成为了无血缘关系的姐妹。赵迎春嫁给了王大冲,而尤优嫁给了王大冲的儿子王浩,这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关系构成了一部40多集的电视连续剧,虽然剧情跌宕起伏,但始终离不开这个家庭。而这种对家庭的热衷,正是源于中国人对儒家文化的继承与对家的依赖。
此外,对家庭重视的另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对孝道的宣扬。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曰:“何为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由此可见,儒家传统文化中对孝道极为重视,而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听从父母的安排,好好侍奉父母。近年来,虽然也出现了一些如《丑娘》《双面胶》等违背孝道的电视剧,但人们更希望电视剧中展现出一幅父慈子孝的场面。《好大一个家》中,尤曙光虽然与妻子赵迎春离异,但并未隔断自己与岳母一家的关系,仍将岳母视为自己的亲生母亲一般,这样的温馨场面正符合了儒家思想中,对孝道的要求。
(二)以“仁”为主的道德理念
儒家文化以孔子所提倡的“仁”为核心,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智者利仁。”在孔子眼中,“仁”为万事之本,安身立命之所。而对于仁的理解自古有所不同,简单来说,仁就是人与人的相互友爱、帮助,对待他人的温和宽容以及兼济天下的情怀。这种温和的态度以及万事以“仁”为核心的思想是与西方的斗争哲学全然不同的,因此也构成了我国以及亚洲许多国家的特有道德准则,而这种准则,更是贯穿电视剧的核心思想。
当下的家庭伦理剧虽然接受了许多西方思想而发生改变,加入了许多矛盾丛生的场面以引起观众的兴趣,但在观众眼中,电视剧中最为核心的主题思想必须是“仁”的展现,人与人之间爱的力量与人性的善良。电视剧《好大一个家》中,充满了戏剧性,其中,最值得人称赞的就是女主人公李婉华。当尤曙光与李婉华结婚,开始过幸福生活时,前妻赵迎春突然醒来,这给了一家人不小地打击。一方面,家人欢喜赵迎春的康复,另一方面,家人也不知如何解释她被离婚的现实。在这样情况之下,尤曙光夫妇为了照顾病人,甘愿合伙为赵迎春营造一个温馨的环境。这样的友爱与情怀,正是对传统儒家思想良好地继承,也正是孔子眼中“仁”的真正体现。
此外,“仁”的思想也表现在“君轻民重”的“民本”思想上。《孟子・尽心章句下》中曾写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可见,在儒家文化中,一直看重平民百姓的社会生活。作为反应普通人生活的家庭伦理剧,更是将大量的笔墨放在反映人民的生活上。
近年来,家庭伦理剧着力于反映普通人安贫乐道的幸福生活,如《老大的幸福》《幸福来敲门》等。电视剧《好大一个家》中,涉及的是比较敏感的拆迁话题,同样是拆迁,这部电视剧不同于《蜗居》等电视剧的着眼点,拆迁的老板不再是趾高气昂的富人形象,而是尽量满足大众需求的服务者,拆迁过程也完全按照法律规定,当群众堵在公司门前时,老板没有采取暴力手段,而是按照群众要求进行协调。这样,给人们展示了一幅重视民生的画面,让人们感受到了国家对底层人民的尊重。
(三)讲信修睦的和谐观念
《礼记・礼运大同篇》中曾说:“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弃者,皆有所养。”这是儒家文化中的理想社会,人人无私利,以诚相待。
在一段时期的家庭伦理剧中,为了吸引观众,制造了许多不符合社会伦常的情节。如《婆婆遇上妈》中,婆婆因不喜欢儿媳妇而为儿子找小三;《家产》中,兄弟姐妹为了争夺家产打得不可开交,这些都不符合中国传统礼仪文化。近年来,随着观众审美趣味的提高,电视剧开始追求一种和谐温馨的家庭氛围。《好大一个家》中,虽然起初也是矛盾重重,但这些矛盾都是合情合理的或者是无意之中制造的误会。唐一品与王大冲为了争得李婉华的芳心,采取了许多手段,但都不违背人情常理。赵迎春在得知自己误会尤曙光与李婉华后,立刻醒悟。整部电视剧充斥着善意的无奈与理解。又如电视剧《幸福来敲门》中,全局可以说没有一个反面角色。当人们看了太多的争斗之后,只有这种和睦的大团圆生活可以慰藉人们的心灵,让人们重新回到平平淡淡的生活之中。
三、家庭伦理剧的归宿
从《渴望》开始,我国家庭伦理剧经过了多番的变化。大量的矛盾冲突短时期内引起了广大观众的兴趣,但长此以往,此类作品将很难满足观众对影视作品的审美需求。鉴于此,当下的家庭伦理剧创作已逐渐转向对家庭的回归与传统的认可。
(一)回归家园
家庭价值被削弱和忽视,“人类中心论”大肆宣扬,但这种“人类中心论”又导致人类对自然界无情的征服和掠夺,造成了人类的生存与思想的危机[3]。创作者们也关注到了这一问题,对家庭的回归,并非要求家庭伦理剧忽视个体存在的价值,而是将个体放在家庭中,赋予个体更合理的位置。
作为影视艺术的研究者,可以看出,虽然在电视剧中,创作人员都是尽力展现一个意想不到的剧情。但是,创作者们还是不自觉地给观众一种圆满的感觉。当下,家庭伦理剧如此火爆,不得不说与创作者善意的倾向有很大关系。任何人,都希望给观众营造一个温馨的叙事环境,都希望继承传统的文化价值,因此,和缓的故事与平淡生活中的真情实感正是当下电视剧中最不可缺少的。
(二)情感价值的矫正
经济的快速发展引发了人们对家庭的迷茫与困惑,近年来,家庭结构不断发生变化。特别是在快节奏的城市当中,对父母的顺从以及对大家庭的责任意识越来越淡化。这样的情况下,人们更加期望在电视剧中看到孝顺长辈,恭简礼让的美好画面,去填补现实中情感的缺失。电视剧创作者们也关注到这一需求,缓和冲突、构建和谐情感,着力展现良好的家庭相处模式。
电视剧《好大一个家》正是这样一部优秀的作品。作品在展现时,注重了“度”的把握,既可以娱乐大众,又宣扬了正确的价值取向,让观众在耳融目染中受到教育。这样的作品充分展现了叙事技巧,无需特别的与众不同,平淡中完成了情感的表达,传递了美好的思想,实现了文艺作品的真正意义。
(三)由冲突走向和谐
电视剧作为大众艺术,无法摆脱圆满性的艺术要求,在有限的情节之中,在一定的压抑之后,一定要得到一种圆满性的释放[4]。近几年的家庭伦理剧虽然将各种矛盾冲突表现的淋漓尽致,但是在最后总是给人们一个更容易接受的结局。《金婚》中如此复杂的生活,几乎年年发生意向不到的事情,但最终还是以老两口牵手离开作结;《好大一个家》中,关系错综复杂,但就是这样复杂的关系,最后也给了观众一个传统的大团圆。八方街的老邻居们重新回迁,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最后,年三十的团圆饭上,连唐一品都放弃了昂贵的别墅,回到群众中来。这样的和谐温馨场面,正是满足了人们对生活的期望,符合了观众对电视艺术的要求。
四、小 结
《三字经》、《弟子规》等传统启蒙读物和《论语》等国学经典,作为文化符号和传统文化价值系统,在当今时代的认识和取舍,笔者认为至少应该从几方面加以思考。
一、 对于经典文本的阅读和诠释是否需要完整性
《道德经·二章》有云:“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1]这说明“美”和“善”是一种规定,按照老子的辩证法思想,“恶”和“不善”是反规定的,因此它作为“美”和“善”的对立面而向其普遍规定性发出挑战。人们知道“美”、“善”与“恶”、“不善”都不具备完整性,都处于相对之中。这样的省思会告诉我们:只知道“美”与“善”的人性其实并没了解到真正完整的人性。“恶”和“不善”站在另一面,令人时时感到是生命“美”和“善”真正的镜鉴。这至少有两方面蕴涵:一则“美”、“善”与“恶”、“不善”皆因对方的存在而存在,所谓相辅相成;二则通过对“恶”、“不善”的探询和致思,考察“美”、“善”的习惯性审美判断的落空,进而开拓人们更加广泛的认知空间和审美视野。回到传统文化的经典文本世界,“精华”和“糟粕”对应了《三字经》、《弟子规》、《论语》等文本中的“美”、“善”和“恶”、“不善”,我们应该给出的方法是:为学生提供有美丑和善恶的完整世界,并且通过教师的批评性阐释引导学生理解,最终经由学生自己的人生经验进行解读和给出评断,而且这才是学生真正的自主性学习和创造性理解。因为,对于任何事物的认识理解均须经理性的探寻而得到,而不是人云亦云,毫无己见。从这一角度看,删节经典文本的做法确实不妥,不仅是对历史和传统经典文本的不尊重,更是忽略了教师对学生辨识能力的充分训练。
二、 传统经典文本在当下语境如何实现“现代转换”
小说中的四位母亲均来自战火纷飞的旧中国,她们出生并成长于旧中国,在大陆的娘家都曾有着不错的家境,是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下长大的。她们的人生观、价值观早在她们赴美国之前就已经形成了,因此她们骨子里信奉的是儒家的伦理思想。她们的四个女儿均生于美国长于美国,在美国文化与教育熏陶下成长,与生俱来所信奉的大多是美国文化中鼓吹的个体与独立,两代人之间的冲突也就在所难免了。基于这样的背景,四对母女间的代沟和隔阂冲突就与普通美国家庭的情形不同,反映了中美两种文化的冲突。
本文主要从伦理学的角度讨论由于中美价值观的不同而导致的小说中人物间的性格冲突,从而揭示出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化之间的文化冲突,以便更好地理解这两种文化之间的异同,促进不同文化圈的人们的和谐共处。
一、儒家思想与美国精神的差异
中国文化是东方文化的典型,美国文化是西方现代文化的代表。由于两国历史发展、文化传统的形成和地域环境的差异,中美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伦理思想。一个文化体系的核心就是价值观和人生观,而不同的价值观源于不同的伦理思想。
儒家伦理思想在中国两三千年的封建宗法社会的历史中,一直占主导地位,根深蒂固,深入人心。因而,中国的传统伦理思想的核心是儒家的伦理思想,提倡长幼尊卑有序,家庭中小辈必须服从长辈,子女必须绝对服从父母,不得有半点违背。《弟子规》曰:“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否则便是大逆不道,就是“反了”。
西方没有像中国那样一统数千年的传统核心伦理思想,但我们依然可以追溯到其渊源。在早期的欧洲社会中,封建贵族的等级观念很重。14世纪至16世纪在欧洲兴起的文艺复兴运动,其核心是人文主义,把人看作世界的主人,看作是命运的主人,这极大地推动了个人进取精神。另外,在欧美文化中,人们由于深受基督教的影响,崇尚个性。基督教教义的核心就是基督信徒“靠个人信念通过持之以恒的个人灵魂深处追求与奋斗而获得新生”[1]。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就提出了“自由、平等”的思想。美国的伦理思想虽然起步较晚,但它继承了以英国为主的欧洲伦理学传统,形成了独特的美国文化和美国精神,其核心是个人主义,“强调个人的特立独行,而不是百般服从”[2]431。美国伦理思想虽然没有悠久的历史,却富有“美国特色”。美国“辽阔的土地、独立流动的气氛、积极乐观进取的精神等,为美国伦理思想注入了鲜明的美国特征”[2]427,培育了独特的美国精神。
无论是中国儒家伦理思想,还是独特的美国精神,都有极其丰富的内涵。
二、《喜福会》体现出的儒家思想与美国精神的冲突
小说中,随着对这四位女儿成长的描写,作者展示了四对母女间的代沟与文化隔阂。这些冲突集中表现了两种文化价值观的冲突。四位母亲要按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塑造自己女儿的性格,按照自己的期望教育女儿,而在美国生长接受了美国文化的四个女儿要按美国的价值观生活,无法接受中国传统价值观,两代人无法沟通思想因而发生冲突;另一方面,四个女儿毕竟在华人家庭中长大,因此她们在无意识中接受的某些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又与正宗美国人发生矛盾。在女儿方面,她们几乎都不能理解她们各自母亲的过去,而且常常为中国的习俗、规矩大伤脑筋。在母亲方面,因英文的贫乏以及对美国社会的不甚了解,她们无法接受各自女儿疏远自己这一事实。此外,因失落感和望女成凤之心的膨胀,几位母亲都企图控制她们女儿的命运,这无疑激化了母女之间的矛盾。
小说中人物之间的冲突其实就是儒家伦理思想与美国精神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家庭中的长幼尊卑和美国家庭中的平等观念之间的冲突
小说中的母亲龚林达一直试图教会女儿韦弗利有关中国的气质:如何服从父母,听妈妈的话,凡事不露声色,不要锋芒毕露……这是典型的儒家思想,顺从父母,做事中庸,“出头的椽子先烂”。中国人认为,自己的生命是父母给的,从小到大,每一个成长阶段无不浸透父母的养育之恩。因此儿女必须对父母尽孝。“孝”的第一层含义是不仅要尊敬父母长辈,物质上精神上还要无微不至地关怀父母,而且要养老送终、传宗接代。“孝”的另一含义是顺从。“顺”就是在行动上必须尊重服从父母的意志。按照孔子儒家“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思想,子女必须服从父母。但是,韦弗利从小受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影响熏陶,强调独立能力,自我意识和反叛心理强烈,所以她抱怨妈妈对她“管头管脚”。当吴晶妹不愿按妈妈的要求弹琴时,妈妈说:“女儿只有两种,听大人话的和不听大人话的。只有一种女儿可以住在这个家里,那就是听话的女儿。”[3]145晶妹顶嘴道:“我不希望做你的女儿,你也不是我的母亲。” [3]146她认为“我不是她的奴隶,这不是在中国”[3]145,表达了她强烈的独立意识和无处不在的独立自主观念。妈妈的话一语道破了中美家庭中母女关系的区别。在中国,人们常用“女儿是妈妈的贴心袄”来形容妈妈和女儿的亲密无间的关系。母女关系是诸多家庭关系中最和谐、最容易理顺的。美国伦理则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家庭成员之间也是如此,子女和父母之间是平等关系,是朋友关系。美国人在家庭中的权利与平等地位意识极强。家庭中的每个成员不论长幼,在自己的事情上都享有不可侵犯的个人权利,其他成员无权干涉。美国人的个人权利意识使得美国父母把孩子作为平等的个体来看待,充分尊重孩子的意见。小说中的四对母女之所以冲突不断,就因为女儿已经美国化了,是典型的“香蕉人”。而中国妈妈仍按华人的传统解释母女关系 例如,在韦弗利第一次婚姻期间,母亲常常不打招呼,随便来访,这在中国人看来再平常不过了,可却遭到了女儿的抗议。还有一点值得一提的是,在儒家的伦理秩序中,往往不允许晚辈直呼长辈的姓名,这也是长幼有序的要求,否则会被视为没有教养,不懂规矩。《弟子规》中写道:“称尊长,勿呼名。”而在美国,人与人之间不论长幼都可以直呼其名,越亲密越如此,体现了对平等的追求。小说中,瑞奇初次拜见未来的丈母娘,临别时,他紧握两位老人的手,说:“林达,庭姆,我相信我们不久以后还会见面的。” [3]189 林达和庭姆是韦弗利的母亲和父亲的名字,除了几个同辈的至亲好友外,无人这样直呼他们的大名。这个举动在华人眼里就是“没大没小”!可瑞奇浑然不知,还觉得自己与未来的丈母娘挺谈得来呢。但是吴晶妹和韦弗利等人由于从小受母亲的影响,她们总是以“叔叔、阿姨”等称呼长辈。简单的称呼,体现的却是价值观的差异。 (二)中国式的谦虚与美国式的直爽之间的冲突
为了得到母亲的支持,经过精心策划,韦弗利带瑞奇来家里吃饭。因为她知道“烹饪是我母亲表现她的爱意、骄傲和能力的一种方式” [3] 186。谁夸颂她的烹饪,谁就会取得她的欢心。赴宴前,韦弗利反复叮嘱瑞奇:“饭后一定要告诉她,她烧的菜是你吃过的最好的。” [3]186果然她妈妈烧了一桌丰盛的中国菜,包括她的拿手好菜梅干菜蒸肉。按照中国的习惯,老太太对自己的拿手菜总是先谦虚一番,说自己的菜做得如何不好,其实意在获得大家的表扬。那晚,她满心欢喜地端出自己得意的梅干菜蒸肉,骄傲地放在未来女婿的面前,自己尝了一口后故意谦虚地说:“唉,这菜太淡了,没味,真让人难以下咽。” [3] 188那句话实际上是提醒大家快来尝一口,然后称赞她烧的菜如何美味可口。但是,在座的人还没来得及这样做,瑞奇就接着老太太的话说:“你知道,只要放点酱油就可以了。” [3]188说着就在这道色香味俱全的美食上倒上了一层乌黑的酱油,顿时老太太变了脸色,气得目瞪口呆,弄得在场的其他人尴尬得不知说什么好。
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以谦虚为美德,对别人的赞扬、夸奖常礼仪性地予以否认,更不喜欢炫耀自己的成绩;美国人崇尚自我奋斗,常会对别人的赞扬乐于接受并表示感谢,对自己的成绩也乐于展示。瑞奇把一切都搅混了,可他自己还蒙在鼓里,因为他根本就无法理解中国人这种自贬式的谦虚。
(三)儒家伦理中的家族观念与美国精神中的个人主义之间的冲突
韦弗利获得全国象棋冠军后,她妈妈喜欢到处炫耀,自己也跟着出名。女儿看不惯这一套,抗议道:“为什么您总是用我来炫耀呢?您想出名,自己学下棋好了。” [3] 97儒家伦理重视家族的力量,一家人应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母亲们望女成凤,把自己年轻时的遗憾用最美好的希望寄托在女儿们身上,无形中给女儿们施加了更大的压力。女儿成名了,母凭女贵,当妈的当然高兴。可是小说中女儿们崇尚的是美国精神中的“个人奋斗”。她们认为自己的成功纯粹是自己努力的结果,与父母无关。韦弗利对母亲行为的反感使她最终放弃了下棋。
(四)作为华裔的女儿与美国白人之间的冲突
小说中的四个女儿虽然没有受过正式的中国传统教育,但毕竟在华人家庭中长大,由于母亲们的言传身教、长期的耳濡目染,这些传统还是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她们的成长、思想及各自的婚姻,因此她们在无意识中接受的某些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又与正宗的美国人发生了矛盾。韦弗利打算和白人男友瑞奇结婚。可瑞奇比韦弗利小几岁,她担心这桩美国式的婚姻会遭到母亲的反对。尽管对母亲心存怨恨,她还是想方设法试图先得到母亲的认可而没有如瑞奇所说的“说一句‘妈妈、爸爸,我准备结婚了’” [3] 189。母亲总是对瑞奇挖苦讽刺。韦弗利向朋友玛琳娜诉苦,玛琳娜建议:“告诉她住手,别破坏你的生活,告诉她闭嘴!”[3]182女儿让母亲闭嘴,这在儒家文化中也是闻所未闻。韦弗利虽然对中国传统伦理——孝道一知半解,却深知作为女儿,是不能对一个中国母亲说“闭嘴”的,“你会被指控为杀人帮凶” [3]182。韦弗利一方面讨厌母亲干涉自己的婚姻,坚决要独立,另一方面又要顾及中国的孝道,这让她处于矛盾之中,非常痛苦。
小说主人公之一罗丝是位性格温顺的姑娘,一次她受白人朋友泰德的邀请出席他父母的招待会。这是一个典型的白人中产阶级家庭,泰德的母亲婉转地表示不同意罗丝和泰德结婚。罗丝听后心里虽然不高兴,但没有公开表示反抗。当泰德得知此事时,他大为恼火。首先他对罗丝不为自己的权利斗争感到吃惊和不解,然后他又当着众人的面大声斥责他的母亲不尊重他的权利。婚后罗丝对泰德百依百顺,因为她相信这是她爱他的表现。这是中国儒家思想中“夫为妻纲”、“夫唱妻随”的伦理要求。然而事与愿违,泰德反而对她产生了厌倦提出离婚。这下震动了罗丝,经过痛苦的反思后,她终于明白了,在美国,作为一个人,她应该有自己的尊严和独立的人格,任何时候对任何人都不能轻易放弃自己的权利,夫妻之间也是如此。因此,她决心为自己在婚姻中的权利和平等地位而斗争。泰德发现妻子原来并不是一个唯唯诺诺、毫无权利意识的弱女子,两人竟破镜重圆,生活得比以前更加美满。在这里,先是泰德违背父母之愿选择了亚裔妻子,而后一向没有主见的罗丝学会了对丈夫说“不”。这两件事都表现了美国家庭中的独立意识。
女儿们在与母亲们的不断冲突中长大,经历了各自的快乐、烦恼与痛苦,也希望能缓和一下母女之间的矛盾,试图去理解母亲。小说行将结束时,女儿们已意识到她们需要了解中国文化才能了解自己,克服自己的弱点,并使其变为优势。吴晶妹的中国行从中国传统伦理角度看,实际上是在尽“孝”,完成母亲未了的心愿。母亲们在遭到长期的反抗后,不再利用母亲的权威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早已成熟的女儿们了,注意到在她们生活的基础上女儿们正在谱写更为美好的生活篇章。母女间的这种和解,不只是两代人之间矛盾的化解,也是作家的希望,希望华裔的后代能在两种文化间取长补短、和谐地融合。
三、结语
中国儒家思想和美国精神相比,无所谓孰优孰劣,各有所长。处在不同文化圈中的人们应该互相宽容、互相理解,取长补短。只有这样,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在一起才能减少冲突,和谐共处,最终实现构建和谐世界的理念。
关键词:李约瑟之谜;制度基础;文化传统;战争需求;金融资产
一、引言
上个世纪中叶,英国生物化学家李约瑟在其著作《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尽管古代中国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巨大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近代革命没有在近代中国出现”。其实关于这类问题有很多种提法,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博尔丁将之命名为李约瑟难题。[1]已有的文献对李约瑟之谜做了各种各样的解释,不论是“中央集权说”、“产权解释说”、“资源―经济约束说”、“地理禀赋说”、“发明模式说”等等都对李约瑟之谜进行了行之有效的解释。但这些解释都是自己的一面的解释,有些地方难以让人信服。笔者在这里就是对最近几年来关于李约瑟之谜的这些解释进行一下梳理和归纳,试图能把李约瑟之谜的解读更清晰条理的介绍给大家,以供各位今后研究的参考。本文主要把李约瑟之谜的解释总结为四个方面:制度基础、文化传统、战争需求、金融资产。
二、制度基础方面的解释
制度基础方面主要分为Diamond的中央集权说和黄仁宇、寇宗来、石磊的产权制度说,张宇燕、高程的官僚制度说,皮建才的投资阻塞说。中央集权说认为中国由于海岸线平滑,没有大的岛屿,而欧洲海岸线犬牙交错,容易形成众多竞争的小国,而中国容易形成大一统的帝国,他将这归结为中国落后的原因[2]。这一学说明显不能解释,为什么大一统的中国在古代也是领先的。黄仁宇(1997)引用诺斯的观点,认为中国落后是因为所有权没有得到保护,不顾内在公平,只顾维持血缘关系、社会身份和道德品质所支撑的社会等级制度的思想,从而扼杀了社会的商业动机。[3]但是这一学说中的产权很难说是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而且经济增长理论已经证明,所有权不是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寇宗来和石磊(2009)从专利制度的角度解释李约瑟之谜,他们认为14世纪时中国已经具备了英国18世纪末发生工业革命的主要条件,但中国之所以没有发生工业革命,是因为人们忽视了专利制度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在这一制度出现以前,人类科学技术的进步主要是商业机密所驱动,由于没有专利制度的保护,使得人们在保护商业机密和扩大生产上处于一个两难的境地,而为了保护这一机密,中国有很多流传下来的技艺都是传男不传女,传长不传幼。而师傅教授时也经常性的留后手,中国自古也有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说法就是佐证,这也导致中国科技发展的缓慢和增大了技术失传的风险。反观欧洲各国,1623年,英国政府颁发了钦定的《垄断法案》现代专利制度正式确立,并逐渐扩展到欧洲各国。[4]这一制度的确立增大了技术创新和知识的披露激励,人们可以互相交流自己的技术和知识,这反过来又对促进技术知识的扩散和创新效率的提高有巨大作用,形成一个正的反馈机制。
张宇燕和高诚(2005)从基于货币―制度的角度出发,提出官僚制度说,[5]他们认为中国固有官僚产权保护,一方面降低了创新的激励,另一方面由于产权保护的不稳定性,金融货币制度的产生也变得无所谈起,而他们认为金融货币制度才是引发经济持续增长的原因。因为官商合作的产权保护制度,提高了晚明时期的革命成本和交易成本,而且产权的不稳定,使得人们倾向于注重短期利益,不以获得长期利益为目的。而皮建才的投资阻塞说是官僚制度说更一般的表述形式,他认为上面的官僚制度说只是投资阻塞说的一种极端形式,早期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就是没有解决好制度交易层面的投资阻塞问题,从而导致中国的落后。[6]
三、文化传统方面的解释
从文化传统方面主要有林毅夫(1994)的技术供给不足论,他从技术创新的激励出发,认为工业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是技术供给不足的结果。这是因为中国社会有着传统的官本位思想,学而优则仕的思想根深蒂固。[7]在“士农工商”的传统伦理下,各种技术往往被贬斥为奇技巧,商人、匠人的社会地位非常低,对人们没有从事这一行业研究的激励。另外,马克斯・韦伯认为经过宗教改革后的充满理性的资本主义精神对近代的科技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而中国、印度等古老民族的传统文化中的主流部分缺少这种理性的资本主义精神, 因而阻碍了现代资本主义及现代科学在中国的产生。[8]
在文化方面还有一种解释,就是认为强调秩序、长幼尊卑的儒家文化一直占据中国的主流文化地位,儒家文化趋于保守,追求稳健的思想特点,也抑制了以质疑、多变、创新为主要特点的科技革命。儒家思想积极入世的实用性,也使得中国人重实用而轻理论。而科学本身除了应用的实质外,还应有超越世俗探索普适真理的永恒追求,西方的宗教文化正好契合这一点,使得科技革命在欧洲发生。梁威把儒家文化中的孝道对经济的增长进行了量化分析,构建了一个古代中国微观主体农户代表性家庭的“储蓄―生产行为模型”[9]解释了儒家文化中的孝道,对生产的促进作用。他认为如果政府致力于构建一个孝道的社会,而且微观个体对这个儒家文化所创造的约束遵循感越强,那么微观主体的储蓄意愿越强,从而他得出小农产出与遵循儒家文化中孝道的程度成正相关的关系。文化方面的介绍也有其一定的说服力,但是同样是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深远的韩国和日本,并不是和我国一样的情况,而且我国现在经济的高速发展,也无道理说现在我国社会已不受儒家思想的影响,相反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学习儒家文化思想。再者,这也很难解释我国曾领先世界一千多年的时间,而那时毫无疑问也是儒家文化作为正统思想的年代。
四、战争需求方面的解释
靳清和贾全星从战争的视角,来解释李约瑟之谜。他们认为中国没有发生工业革命,不是中国做错了什么,而是中国没做什么。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战争就如影随形,中国社会大部分的时间是一个统一的大帝国,虽然也有过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的纷争局面,有过动荡不安的三国时代,五代十国时代,但总体上来说,还是大一统的王朝占据的历史时期多。没有对外战争,一个国家的技术需求就没有那么强烈,正如一个王朝统一以后,基本上都是刀剑入库、放马南山。他们还提供了汉末三国时期和宋代时的技术高峰期,人才辈出的例子来加以佐证。不同于中国,欧洲是一个分裂的欧洲,欧洲大地上分布着一个一个小国,是天然的战争舞台。中国由于周边的小国根本无实力与它对抗,一个个的称臣纳贡,又加大了中国的自满心理,很少对外战争进行扩张。中国的朝代更迭都是内战,而内战除了内耗以外,毫无用处。战争对技术的需求是迫切的,现在回头看过去的历史,技术的发展路径是清晰的。日本的军国主义、美国的军事霸权、俄罗斯的没落、中国国防建设对重化工业的提振都只说明一个事实:战争才是技术的导师。[10]但这一角度的解读很难和元朝时期的技术状况发生契合,因为我们知道元朝的前身蒙古帝国,四处征战扩大领土,靠着连年的征战,建立起了横跨亚欧大陆的元帝国,其战争带来的需求不可谓不大,但元朝的科技水平发展并不突出。
五、金融资本方面的解释
杨德平认为,中国没有发生工业革命,是因为中国没有出现金融革命,没有完成金融的二次分割,使得存在于中国社会的农业积累,不能及时转化为生产性的投资。也就是说,农业方面积累的财富难以向工业领域转移,导致发展工业所需的资金不足,因此影响到工业革命的产生和发展。具体来说就是他认为在中国,生产资本在国民财富中所占的比例较小,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不是没有好的投资机会或者说没有发现这样的机会,而是因为金融体系的落后,不能为人们提供流动性更好、更易于分割、收益更高并且更加安全的替代资产,以把过量的储备和非生产性耐用品转换成生产资本。[11]
孙伊然的流动性链条断裂也持相同的看法,他是在对布罗代尔钟罩的解释中发现了资产流动性链条的断裂,他认为农业生产剩余无法流动到其他产业,是中国近代经济社会陷入停滞的一个关键。[12]这里的流动是指各种资源从利用效率较低的场所流向利用效率较高的场所。毫无疑问,这会带来经济产出的增加,而中国正是受制于资本的自由流动导致经济发展落后。
总结
本文简要的梳理了,最近一段时间来,关于李约瑟之谜这一问题的各种视角的解读,使得日后的研究方向可以更加的清晰,以便于大家更加深入的研究李约瑟之谜。(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 刘钝,王扬宗.中国科学与科学革命(李约瑟难题及相关问题研究论著选).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
[2] Diamond,Jared,1999,Guns,Germs and Steel: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New York and London,W. W.Norton &Company.
[3] 黄仁宇,1997:资本主义和二十一世纪,北京:三联书店.
[4] 寇宗来,石磊.理解产业革命发生在英国而非中国的关键―李约瑟之谜的专利制度假说 [J].国际经济评论.2009(02)
[5] 张宇燕,高程.海外白银、初始制度条件与东方世界的停滞――关于晚明中国何以“错过”经济起飞历史机遇的猜想[J].经济学(季刊).2005(01)
[6] 皮建才.李约瑟之谜的解释:我们到底站在哪里?――与文贯中、张宇燕、艾德荣等商榷[J].经济学(季刊).2007(01)
[7] 林毅夫,1994,《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8] [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北京:三联书店,1987.
[9] 梁威.儒家孝道、小农体系与中国经济的长期绩效――“李约瑟之谜”新解[J].商业时代.2014(02)
[10] 靳清,贾全星.基于战争视角的“李约瑟之谜”的一个新解释[J].中国经济问题.2014(02)
论文摘要:与家庭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中心地位相适应,儒家对于人的基本要求从妥善处理家庭关系开始。儒家家庭伦理关注的对象主要是父子关系、夫妇关系、兄弟关系,其基本要求分别是“夫义妇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儒家家庭伦理在历史上有局限性,在当前也遇到了强大的挑战,但若经过创造性转化,仍然有其巨大的价值。
自古以来,在中国人眼中,家都显得至为重要。中国古代“家国天下”并举,而家居于首位,因为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国与天下只是家的放大,社会关系也不过是家庭关系的延伸。因此,家庭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占有中心地位,与这一现实相适应,儒家对于人的基本要求也是从妥善处理家庭关系开始的。《中庸》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这句话是说,仁就是爱人,但首先是爱自己的亲人,也就是首先要处理好家庭关系。家庭关系主要包括父子关系、夫妇关系、兄弟关系,相应的儒家家庭伦理也就包括“夫义妇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内容。
父子关系是古代中国家庭中最重要的伦理关系,“父慈子孝”是儒家处理父子关系的基本要求。“父慈”与“子孝”是相对的,一方面,父亲要爱护自己的子女;另一方面,子女要孝敬自己的父母。孔子说“父父,子子”,就是要求父亲要有父亲的样子,儿子要有儿子的样子,就是要求“父慈子孝”,反映了父子间相互的道德责任与义务。父母亲应当养育子女,子女则应孝敬父母。
父母无不爱自己的子女,这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亲情体现,是人之天性使然,所以儒家在这一方面论述不多。但是父母如何爱护自己的子女,却是大有学问。儒家认为,教育子女是父母的天职,养而不教,就没有尽到父母的职责。在传统社会中,父母爱护子女,不仅在于生养,更重要的在于教育子女成才。儒家充分注意到了家庭教育在人的成长中的重要作用。孟子之能成为继承孔子之志、光大儒学的“亚圣”,与其母亲的家教是截然不可分的,“孟母三迁”的故事为后来的父母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在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中,儒家更强调子女对父母的孝道。在儒家看来,对父母尽孝是天经地义的。父母不辞艰辛养育了儿女,对儿女那份浓浓的亲爱之情,使得儿女自然而然地依恋父母、敬爱父母,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克尽孝道是作为子女应尽的义务。儒家专门有一本讲述孝道、孝治思想的经典—《孝经》,汉代列人“七经”。从汉代开始,历代统治者都提倡“以孝治天下”,汉代举孝廉的官吏选拔制度甚至把孝作为选拔官吏的最基本标准,足见孝道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地位。
所谓孝,是指赡养和敬爱父母。儒家认为,作为子女,应当竭尽全力使父母在生活上有良好的照顾,“事父母,能竭其力”;子女应尽可能地承担一切事务,有酒肉美食要让给父母享用,“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撰”。赡养父母是子女应尽的职责。儒家还认为,对父母的孝不仅在于养,还在于以合适的礼节、礼仪侍奉父母,“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父母在世的时候,应当按照礼节侍奉他们;父母去世以后,应当按照规定的礼节埋葬,死后还应按时以礼祭祀。儒家认为丧礼应当丰厚,对父母应当实行厚葬,还应当为父母守丧三年。儒家对于丧葬之礼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这一点在先秦曾遭到墨家的批评。
儒家强调,对父母的孝不仅是礼的要求,更重要的是对父母的真实情感的体现。对父母的亲爱之情是人天生具有的。孟子说:“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正是由于对父母的这种依恋之情,为了不使父母为自己担心,孔子要求“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对父母的爱,使得子女时时把父母的身体状况记挂在心上,“父母唯其疾之优”。父母辞世,子女因对父母的爱和思念而“食脂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痛失亲人的子女怎能咽得下肥甘美肉?怎么心情快乐?孔子主张对父母厚葬和守三年之丧,都是出于子女对父母的爱恋之情。孔子说:“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也有三年之爱于父母乎?‑”子女出生以后,要经过三年才可以完全脱离父母的怀抱,难道作为子女,对父母的三年之爱也没有吗?在孔子看来,三年也不足以寄托子女的哀思。由此可见,子女对父母的孝主要在于那份真挚的感情。
正是由于对父母发自内心的真挚感情,因而在侍奉父母的日常生活中,要始终保持虔诚愉悦的态度。要做到这一点却不容易,孔子称为“色难”。但作为子女,应该努力做到这一点,让父母顺心。在父母有什么不对的时候,固然应当婉转劝阻,“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但在父母不接受劝谏之时,仍然要恭敬地侍奉父母,任劳任怨,而绝不应怨恨父母。因此,儒家特别强调对父母要有尊敬的态度。孔子严厉批评那种对父母只养不敬的态度,他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如果对父母只养不敬,那和养犬马有什么不同呢?孟子也表达了同样的态度:“食而弗爱,泵交之也;爱而不敬,兽畜之也。”对父母养而不爱,和养猪差不多;爱而不敬,和养犬马差不多。
子女对父母的孝敬还体现在继承父母的遗志、继续先辈的事业。《中庸》说:“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子女孝敬父母就应了却父母未了的心愿,完成父母未竟的事业,以告慰父母的心灵。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可谓是克尽孝道。他的父亲司马炎立志要完成一部史学著作,以填补《春秋》以后史书的空白,但未能遂愿就撒手而去。司马迁继承父亲遗志,不辞艰辛,笔耕不缀,甚至在身遭奇祸、蒙受奇耻大辱之际,仍然忍辱苟活,继续写作,终于完成了被后人奉为史书典范的《史记》。在儒家看来,这样的行为是对父辈真正的孝。孔子要求“三年无改于父之道”,虽显得有些保守,但从继承父亲遗志和事业而言,又是可以理解的。
夫妇的共同生活是组成家庭的基本条件,夫妻关系是组成家庭的基础。所以郑玄注《周礼·小司徒》云:“有夫有妇,然后为家。”妥善处理夫妻关系是家庭和睦的核心内容,对此儒家的基本要求是“夫义妇顺”。在中国古代,由于男女分工的差异,男女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也有所不同,总的情形是男尊女卑。早在战国时期,孟子就指出:“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说明当时对妇女的最基本要求就是顺从。到了汉代,董仲舒用阴阳理论来论证男尊女卑。他在《春秋繁露》中说:“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根据“阳贵而阴贱”的理论,男尊女卑就成为自然的结论。东汉《白虎通义》更是把“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作为对女子的基本要求。这种畸形的道德,经过封建统治者的有意提倡和培植,成为禁锢妇女的封建纲常,剥夺了妇女的合法权利。于是,在中国古代,男女婚姻就没有爱情基础、自由选择可言,而取决于父母之命、媒灼之言。
在家庭生活中,妇女以柔顺为美德,以被丈夫休弃为耻辱。丈夫尽管对妻子具有支配地位,但寡恩少情、嫌贫爱富的行为也要受到严厉的道德谴责,传统戏曲中对陈世美的批判就体现了这一价值取向。反之,夫妻间恩爱相亲、富贵不移、相互激励的行为则受到人们的赞扬,夫妻间长期耳鬓厮磨、甘苦与共产生的爱恋之情成为人们共同的向往。汉代文学家梁鸿,博学多才,性情高洁。他拒绝了多家高门大户的女儿,与又肥又丑又黑的孟光洁结婚。夫妻二人隐居霸陵山中,男耕女织,夫妻相敬如宾、举案齐眉,传为千古佳话,成为夫妻恩爱的典范。 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是纵向的,而兄弟的关系则是横向的,在处理这一关系时,儒家的基本要求是“兄友弟恭”。在古代,姐妹的称呼产生较晚,姐妹之间在早期也以兄弟相称。((孟子·万章上》云:“弥子之妻与子路之妻,兄弟也。”“兄友弟恭”的原则也是适用于姐妹之间的。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以外,兄弟之间血缘最近,自古以来就被喻为“手足”、“同胞”。儒家十分注重二者之间的关系,常把“孝友”、“孝梯”并重。《尚书·君陈》说:“唯孝友于兄弟。”孔子要求他的学生“人则孝,出则梯”,有子把梯与孝一起作为做人的根本准则,足见处理好兄弟关系在家庭伦理中的重要地位。
处理兄弟之间关系的基本要求就是友爱。孔子要求做到“兄弟怡怡”,即兄弟之间和睦相处。荀子则明确地规定:“请问为人兄?日:慈爱而见友。请问为人弟?日:敬拙而不苟。”作为兄长,应当爱护弟弟;作为弟弟,应当敬爱兄长。兄弟之间和睦相处,既是血缘亲情的自然结果,又是孝敬父母的必然要求。只有兄弟之间情同手足、互敬互爱,才能家庭和睦,才能使父母舒心愉快,才算是尽了孝道。中国人历来有“长兄如父”的说法,这是指兄长应尽到爱护、关照弟弟的责任,尤其在父母不幸辞世时,作为兄长应当接替父亲的职责,抚育、照料弟弟,而弟弟也多能尊敬兄长。兄弟之间的友爱,又可以推展到家庭之外,朋友之间也应该互敬互爱。当司马牛因没有兄弟而犯愁时,子夏安慰他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无兄弟也?”
自儒家产生以来的两千多年中,儒家家庭伦理起到了维护家庭团结、维持社会秩序的良好作用,形成了历史悠久的传统美德和淳朴风俗,在现代社会中仍将发挥重要作用,这一点无须赘述。但是回过头来,我们也必须看到儒家家庭伦理在历史上的局限性以及在当前所遇到的挑战。
从历史上看,儒家的家庭伦理是以宗法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它在要求父子、夫妻、兄弟之间应遵守一定的礼仪规范的同时,更重视他们之间的情感联系,甚至把血缘亲情提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视为处理一切社会事务的中心,结果就会走向极端。比如对于父子双方有一方偷羊、另一方应该怎么办这样的问题,孔子认为应该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在被问到舜的父亲杀人、舜应该怎么办时,孟子为舜设计的方案是“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这都是把情放到高于法律的地位,甚至于不惜为情而违反法律,这种过分重情、以情压法的思想,给中国传统社会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在我国当前社会中仍然存在大量法制观念淡薄、循私枉法等不良现象,与儒家这种过分强调亲情的态度是分不开的。
另外,本来在孔孟等人那里,夫妇、父子、兄弟之间的伦理关系应该是相互的,但由于封建统治者的有意歪曲,造成这三对关系都走向一个极端,结果“夫义妇顺”变成了“夫为妻纲”,“父慈子孝”变成了“父为子纲”,“兄友弟恭”也只是强调弟弟敬爱兄长。这种变化背离了儒家以亲情调节家庭关系的基本原则,成为禁锢人思想的精神枷锁,今天必须加以鉴别。
我们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中华上下五千年,数不尽的风流人物,说不完的英雄故事。绘制成了一本本经典名著,丰富了后来人的精神海洋,却也足以说明了《论语》的好。下面为大家精心整理了一些关于论语的读后感800字,请您阅读。
关于论语的读后感800字1现代的社会里,处处都应存在着诚信。对于一个国家而言,诚信可以说是立国之本;对于一个企业而言,诚信可以说是立业之本。对于每个公民而言,诚信可以说是立身之本。
假期里,我又一次捧起《论语》这本书,饶有兴趣地品读起来。在这本经典著作里,蕴含着古代灿烂的文化历史,富有哲理的人生名句箴言,中华民族文明的精髓。即使今日,处在21世纪的新社会,《论语》仍在文化界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引领着人民朝着未来、文明,跨步前进。
《论语》中,一句至理名言:人而无信,不知其可。最让我刻苦铭心。从中,可见孔子对诚信的重视。在孔子看来,诚信是每一个人最基本的道德范畴,取得人们的信任比什么事都要重要。
“一个月包退,两个月包换,终身维修。赶快拿起手中的电话订购吧!”在许多电视频道中,经常看到这排山倒海的场面,听到这声嘶力竭的呼喊的电视购物广告。多功能手机,褪黑仪,增高鞋,这一个个广告里的产品难道真的拥有那神奇的魔力吗?其实不然。在前几个星期,新闻里就揭开了电视广告背后的神秘面纱。主持人带着大家,一齐总结了电视广告的种种特点,拍摄电视广告的招招秘诀。其中主持人举出了一个典型事例。广告里介绍的一个号称“排毒基”的洗脚盆,声称只要你把脚放进去,并撒上一点盐,就可以把你体内各个部位的毒素统统地排出来。从电视屏幕上,观众分明亲眼目睹了那黑黄相间的毒素排出来。然而,买回洗脚盆的消费者发现,不只是放脚,即使放其他的物品,这水还是会变得浑浊不堪。看来,这毒素根本不是人体里排放出来的。记者通过调查发现:原来,洗脚水变色是由于洗脚盆里能量泵中的电极和溶于水后的精盐发生电解反应所产生的。
无论是在生活、社会的哪一个角落,都应保留着最为珍贵的诚信,才能取得别人对你的信任。失去诚信,就相当于一个健全的人失去了一双明亮的眼睛,一只五彩的蝴蝶失去了一对翅膀。没有了诚信,宏伟的企业项目将面临失败!没有了诚信,人与人之间将不再存在着由信任搭建起的桥梁!没有了诚信,世界将充满着灰暗与欺瞒!“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这《论语》中的名言,教给我们:诚信,是我们的为人之本!是世间最美好的道德品质!
关于论语的读后感800字2《论语》一书,如一盏指路明灯,能让我们在黑暗中找回正确方向;如一杯香浓的咖啡,让我们理解细细品味人生百态,才能感受到它的香甜;如一支支锋利的箭,让我们懂得“良药苦口利于病”的道理。它的思想主张启迪着我们,熏陶着我们……
印象最深的就是《学而篇第一》了。“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不担心别人不了解自己,只忧虑自己不理解别人。是啊,现实生活中,人人都需要理解,个个都渴望理解。人们视理解为沟通感情的纽带和联系心灵的桥梁。大家都希望人与人的相处应该多一点宽容和尊重,多一点容忍和谅解。但是,世界何其大,人生何其复杂。若时时都想得到别人的理解,恐怕是不可能吧。因为,人生没有相同的路,每个人都不一样,两个思想志趣不同的人对待同一件事,两种价值取向相异的人看待同一个问题,要彼此理解不是强人所难吗?人不是从一个模子里造就出来的,你有另人头痛的事,我也有。我们彼此都渴望理解,可又用自己的要求去看别人,去苛求别人,于是我们之间有了“墙”,于是你苦恼,我也苦恼。可是,人们有没有想过,许许多多的小事,为什么一定要他人明白,一定要他人理解?其实,面对种种的不理解,只要我们给他一个微笑,用宽阔的胸怀去面对,不被理解又何妨?
商鞅是行变法,落得“五马分尸”的结局;达尔文在说物种进化的时候被人们骂成疯子;助人为乐的雷峰经常被人嘲笑,他们这些举动,又有谁能理解?如果他们一味的追求理解,又怎么扞卫真理?他们最初不被接受,是因为他们的追求走在了时代的前列;他们最终名垂青史,是因为他们敢于在不理解的目光中昂首向前。在现实中,有多少人能明白“理解”这个东西。他们可以追求别人的理解,以别人的议论为自己的主题,以别人的言谈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以别人的反应来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甚至要去讨好别人,为了所谓的理解,写了一些优柔寡断毫无逐渐的可笑人生。他们真的知道理解吗,他们觉得他们真的是在理解别人,并换取别人的理解吗,不是这样的。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人不光为理解而活!
关于论语的读后感800字3历史的画卷,因岁月的冲洗,显得枯黄陈旧,将历史的足迹点点抹淡。然而,华夏五千年的文化,总有些像《论语》一类的书籍虽早已褪去了华丽的色彩,显得古老陈旧,但实则它与我们的距离并不遥远。——题记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出自《论语·卫灵公》。《论语》中有许多简单的道理需要我们去感悟与实践。它用的文字往往言简意赅,但其蕴含的道理绝不会同表面一样容易。就像《论语·卫灵公》中记载的,孔子的学子之一子贡,曾问了孔子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意思是有没有一句话可以使人终生奉行的呢?孔子用商量的语气对他说:"其恕乎!"什么叫"恕"呢?孔子又用了八个字解释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意思是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不要强加给别人。那么也就是说,做任何事,都要推己及人,将心比心,不要强人所难,更不要给别人造成伤害。用现如今的话说,就是要学会宽容。
《北京日报》曾刊登过这样一件事:一位少年在公交车上吐了一口痰,女售票员让他擦掉。少年感到很难堪,不愿去擦。女售票员给了他个台阶下,自己用纸把痰擦掉了。事后少年很后悔,他给报社写了封信,表示向这位售票员道歉。这件事告诉我们,得理且让人。宽容的感化常比剑拔弩张的作用要恒久得多。如果她不这么做,而是硬逼少年去擦痰,结果会是怎样的呢?也许,不用我说,也可以想象得到。正因为女售票员懂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所以以宽容之心完美的化解了这件事。
怎样算宽容呢?就是要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换位思考,包容他人;就是要学会忘记。因为克制性的宽容,不是真正的宽容,它不能从根源愈合心灵的伤口。只有那种不记、不究的宽容,才是宽容的真正境界。
"其恕乎!"——就一个"恕"字,教会我们如何在现代生活中获取心灵的快乐,如何适应日常的秩序,找到人生的目标;就一个"恕"字,就是我们自己的一幅健康的心电图,是这个世界的一张美好的通行证。让我们学会如何去宽容别人吧!得过且过,我们的生活才会快乐。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人着想,人也会为你着想,真诚才能换真心。生活中如果人人都能做到这一点,世界会更加和平,安宁。生活会更加和谐,幸福,并充满了快乐。
关于论语的读后感800字4《论语》作为儒家经典,宣扬“仁”。在《论语》中,孝道有着不可动摇的低位。中国人自古认为百善孝为先,把孝道作为道德之根本。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年轻学德的子游问什么是孝,孔子说,对现在的你来说,你一定认为孝只要做到能养父母孩子吃饭就行了,但狗了、马了之类的动物都会喂饱幼崽儿,如果人不能做到持之一恒的照顾老人小孩,那人还跟动物有区别吗?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之一就是可以探知他人的心理,对父母尽孝不只是物质上的供养,还有精神、心理的关爱。
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意思是孩子孝敬父母,不能使父母为自己忧愁。只有自己有疾病时,父母才为自己担忧,其余一切都不能使父母担心。“事父母能竭其力。”一个人通过努力可以做好很多事,让父母欣慰。只有生老病死,这种不是人力所能控制的事,让父母担忧也是没办法。除了这些人力不可控的事,其余的都做好,不让父母担心,这样就是孝。
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孔子说:“当他父亲在世的时候,要观察他的志向;在他父亲死后,要考察他的行为;若是他对他父亲的教诲长期不加改变,这样的人可以说是尽到孝了。”父母都希望子女比自己强,具有良好的品德,这是父母教育子女的出发点。所以为父母提供丰厚的物质不是孝的根本,如果能够按照父母的意愿、教诲行事做人,对得起父母才是真正的孝。
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这句话告诉我们:侍奉父母,他们若有过失,要婉言劝告。话说清楚了,却没有被接纳,仍然尊敬他们,不要违逆对抗,继续操劳而不怨恨。这句话明确了侍奉父母不能唯命是从,孔子反对愚孝的绝对无违,应该以道义为标准,客观对待父母的对错;如果父母做错了,却不听从自己的劝告,也要履行孝道,绝不能对父母产生怨怼之意。
《论语》告诉我们许多为人处世的道理,是一座思想的宝库。如何做人,是一个终生的课程。
关于论语的读后感800字5《论语》是我国儒家思想的前年经典绝学,是一部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书,其中大多是孔子回答弟子们的提问后所做的记录;有一部分是回答诸侯国君、卿大夫和各方人士的问题;还有一部分没有问题,只是记录孔子的一些言论。因此,《论语》中记载的言论涉及方方面面,充分反映了儒家思想的精髓,其中的很多思想至今对我们的言行都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例如在“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这句话中,孔子告诉我们如何正确对待已经学过的知识;在“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句话中,我们知道读书而不思考就会茫然无所知,只空想而不读书就必然会产生疑惑等等。
然而,如果我们仔细阅读《论语》,除了那些我们都很熟悉的千古名句之外,我们还会找到一些能够反映时代背景的语句。
例如:“自行束脩以上,我未尝无诲焉。”它的意思是:学生主动带一束肉干来见我,我是不会不教他的。我认为,当今社会的师生关系融洽,学生尊敬老师,老师爱护学生,这些都不需要物质来衡量的,而在孔子生活的那个年代,学生要送礼才可以得到老师的赐教,这足以反映出当时封建社会的腐朽。
再如:“朝,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君在,踧踖如也,与与如也。”意思是说,孔子上朝的时候,与下大夫说话,侃侃而谈,从容不迫;与上大夫说话,态度和悦;君子在场时,说话局促不安。从中可以看出,孔子和不同等级的人说话态度明显不同,他的做法与当今以人为本、和谐社会是不相符的,充分说明孔子所处时代是一个等级分明的时代。
关键词:儒家;道德评价;德性;德行
西方伦理学主要可分为德性伦理学、规范伦理学。德性伦理学以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和休谟的德性效用论为代表,规则伦理学的代表是康德的义务论。儒家伦理学在学术界一直被视作德性伦理学,国内外学者认为儒家伦理学仅仅是动机伦理学,只以人的动机来进行道德评价,忽视了对个体的道德行为考察。如有国外学者认为儒家伦理学是强调人格的塑造和个体美德的培养的德性伦理学。这些观点虽然点明了儒家伦理学的主要特征,但对儒家伦理的理解并不全面,以最具代表性的儒家经典《论语》为例,孔子对其众多学生道德评价既重视德性也兼顾德行。从中也可以看出儒家伦理是内在美德“仁”和外在行为规则“礼”的统一,并不是学界认为的仅仅是动机伦理,而实际上儒家伦理既注重内在道德修养又注重道德践履。文章在梳理儒家“仁”与“礼”内涵的基础上,对孔子在道德评价时兼顾德性和德行的思想进行探讨,以阐发其当代借鉴意义。
一、儒家伦理中的德性与德行
“德”字的伦理和道德涵义在先秦时期已基本定型,不仅包括人的内在的“德性”,而且还包括人的外在的“德行”。即在“古代中国文化中,德字的使用,德目的列表,常常兼德行与德性而言。”[1]“德性”不是看出来的,是人本身特有的德的品性,能看出的只是人的“德行”。德性,道德品性。指人的自然至诚之性。正如《礼记・中庸》:“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 郑玄注:“德性,谓性至诚者也。”[2]孔颖达疏:“‘君子尊德性’者,谓君子贤人尊敬此圣人道德之性,自然至诚也。” 何为“德行”?谓道德品行。在《周礼・地官・师氏》里:“敏德以为行本。”郑玄注:“德行,内外之称,在心为德,施之为行。”上述说明,德性不是看出来的,是人本身特有的德的品性,能看出的只是人的德行。虽说德行包含了内心品性和外在行为,但德行一词实则偏重于“行”。简单的说,德行就是道德之行为。
在儒家思想中,何谓德性?何谓德行?“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万德之目,是儒家伦理道德中的德性。在儒家思想中,“仁”没有统一的具体的概念,“仁”是人们追求的最高的道德品格,也是作为内在于心的精神形态的品格,即我们所说的“德性”。在《论语》中有近十处问“仁”,孔子并没有说出“仁”具体是什么,孔子面对不同的人,做出的回答是不一样的。比如樊迟问仁,孔子曰:爱人。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尽管他没有明确表明“仁”是什么,但是我们也能看出忠恕就是核心的“仁”。《论语》中的“志士仁人,无以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3],“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4],能表明这一观点。
“德行”一词在论语中也出现过。《先进篇》里说到,“子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孔门所重,正在‘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不务求禄利、有表现,而遂特尊之曰德行。”[5]这里的“德行”是指能实行孝悌、忠恕等道德,在孔子那里是指道德行为的意思。因此,如何“得仁”,也就是化德性为德行,孔子强调要通过个体作为、个体的道德实践而获得。“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推己及人”是孔子的“仁之方”。而“克己复礼为仁”也说明了遵循礼是自身寻求或意识到仁的情感的重要方式之一,但践行礼必须是以仁为基础的,如孔子讲:“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6]“礼”作为限制行为的外在标准;“仁”则作为塑造稳定道德人格的内在道德。“仁”与“礼”互为表里,“仁”是“礼”的内在理由,“礼”是“仁”外化了的形式,或者说是仪式化、制度化了的“仁”,两者统一于儒家伦理思想中。
可以看出,儒家思想中的“仁”与“礼”的关系表明了儒家伦理学是德性伦理学与规则伦理学的统一。儒家伦理既注重培养内心品格也注重把内心的道德品质在道德规则下表现出来,“在强调美德培养和人格塑造的同时,也强调评价一个人时,应同时考虑其内在动机和所导致的外在结果”。[7]
二、孔子道德评价兼顾德性与德行
儒家道德兼顾德性与德行,这也是由儒学自身的性质和特点所决定的。儒家伦理重修养,重践履,主张积极入世,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旨归,是儒W的突出特点。
1.理想人格培养
在孔子看来,如果一个人经过长期的教化后具备了优秀而稳定的品格,他自然就会在行为中表现出自己的品格。这也是儒家学者始终强调品格培养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一点在《论语》中对君子的论述表现得尤为突出。在《论语》中君子更多是伦理学意义上的使用,它代表一个高尚的人,或是一个理想的人。因此,君子则是儒家理想人格。君子必须在他的整个人生中都彰显仁爱,“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8]。他具有坚定的道德意志,并且在任何条件下都不会放弃自己的道德信念。君子不会做任何违背义的事情,“君子义以为质”[9]。“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10]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11]“君子和而不同”[12],与别人合作时,不会为了迎合别人而丧失了自己的原则。
同时,孔子也把“仁人”和“圣人”看做是理想人格。“仁人”是把仁义作为重要的美德,并因此而具备仁义品格的人。圣人比仁人还要高一个境界,圣人就是能达到“内圣外王”的人。在儒家思想中,一个人要成为仁人,就必须通过加强自身修养,塑造符合“仁”的理想人格。“仁”的范畴充分反映了孔子思想体系的人道理念和人性光辉,是理想人格的一个重要方面,对理想人格的塑造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在《论语》中,“仁”大体可以从两个方面去认识:一方面是对己的,强调如何通过自身修养到达仁的境界;另一个面是对人的,强调如何推己及人。然而对己是根本的,是推己及人的基础。就好像孔子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只有把自身的人格品质修养好,才能做到推己及人,最终成为“内圣外王”。
2.人格培养与躬行实践并重
儒家伦理在强调美德培养和人格塑造的同时,也强调了在评价一个人时,应同时考虑其内在动机和所导致的外在结果。
孔子评价一个人除了听其言,还要观察他的行为,即听其言观其行。在《公治长》中有记载: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对于子路,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孔子在评价子路时直言不讳,指出子路虽勇敢果断但又存在性情冲动鲁莽的不足。子贡言语高超、巧口利辞、能言善辩,连孔子也自感不如。然而,子贡问孔子怎样才能成为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13]子张问孔子何谓仁,孔子回答: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五者”即恭、宽、信、敏、惠。可以看出得仁之道关键在于行,仅存于心,出于口是不能成为仁人的。这也说明了孔子评价他人不仅看重德性,还看重他人的具体行为,兼顾德性与德行。
在孔子的众多弟子中,颜回所得到的评价最高。孔子对颜回评价如此高是有其道理的,因为颜回不仅把仁内化于心的并能真正将其付诸实践。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孔子说颜回的心能长久不背离仁,其他人只能在短时间做到仁。颜回的贤德品行已经化为行动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哪怕只有一人独处的时候,同样能做到仁。“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颜渊死的时候,孔子曰:“噎!天丧予!天丧予!”孔子对最接近仁的颜回的死去感到万分痛惜。子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14]《四书通》也云:“颜子之学勇于力行,故虽燕居独处而亦足以行夫子所言之理”,“且不徒发之于人所共见之时,而能发之于己所独知之地,颜子盖真能发夫子约礼之教而为慎独之学者也。”[15]可见,孔子对颜回的道德评价极高,是因为在孔子心中颜回是一个真正把所学知识内化为内心固定的道德品性,把内在品性外化为德行的人。
三、孔子道德评价中兼顾德性与德行的当代意义
社会公民知而不行,言过其行,知行不一的问题日益突出,有一部分人仅仅是把仁义礼智信等道德原则停留在主观认识或口头上,并没有贯彻落实在自己的实际行动上。孔子在道德评价中兼顾德性与德行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
1.避免仅谈德行忽视内心德性的修养
仅谈德行而忽视内心德性修养的人并不能真正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内心没有形成道德品质而去实践是盲目的或者夹杂着某些功利色彩。比如,老师会让学生回家给父母洗脚作为作业,学生给父母洗脚就变成了完成一项任务,不免带着某些功利色彩。即使学生去具体做了该行为,他们也不一定明白其中的道理。相似的事情还有,某些单位机构就着做公益活动的名义,组织人们去给老人洗脚、剪指甲等。也许这些单位机构想通过此种途径让人们去学习和懂得尊敬和关爱老人,但是就单凭一次两次的活动是否能让人们将孝敬老人深入体会还有待考究。因此,意识到德行的重要也要注重内心道德修养。一个人的内心道德修养,即德性,是植根于人的意识属性特别是价值意识属性,通俗的来讲是日常生活所指的良心。而良心是道德行为的发源,一个人去道德实践必定有良心的存在的前提,否则,即使去了也不明白为什么去做。内在道德修养的重要性在《大学》里也有表明,“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从天子到平民,人人都要以修养自身的品德为根本,“修身”,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而“修身”又要先“正心”,“正心”是“修身”的前提,如果内心“忿痢薄翱志濉薄昂美帧薄坝腔肌保是不会达到修身养性的目标的。人们的行为是以“心”为向导,如果心术不正,则很容易走上歪门邪道之路,因此,端正心态,提高内心道德修养,以指引自己的行为在正确的轨道上。
2.避免只谈德性疏于道德践履
个体的道德行为是在道德意识的支配下,表现出来的有利或有害于他人及社会的行为,是道德品质的外在表现,更是衡量一个人道德水平高低的主要标志。考察个体的行为是进行道德评价的关键,行为动机深藏于主体行为内部,除他本人之外,其他人往往无法从外在直接地获取其行为善恶的真实动机。《中庸》也云:“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16]有的人生来就知道孝道;有的人通过学习之后启蒙开悟;有的人则在经历困难之后,才领悟做人之道。无论通过什么渠道获得道德认知,形成了个体的德性,通过道德实践外化为德行才能说这个人是真正有德性的人。如果善念即是善行,则一切道德实践便成为多余的了。
社会中经常有人在追求利益的过程中,用“道德”掩盖了他的真实内心。正如孔子所言:“听其言观其行”,“行”比“言”更可靠,“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因此,在道德评价时就要以个体行为的效果作为根本的依据。道德评价不仅是社会集体对个人的评价,更是个体自身的自我评价、自我体验,通过评价,褒扬好的道德行为,抵制不良道德行为。当然,道德评价也不能根据个体的某方面的行为而作定论,不能因为小错误而评价这个人为不道德,毕竟,君子也有“失仁”之时。
3.注重知行合一,有助于个人道德境界的提升,社会道德风气的改善
儒家道德评价兼顾德性与德行有利于公民形成道德自觉的品格,公民既明白道德要求对于实现人的价值,做到道德自觉和道德自律,也明白道德实践的意义。儒家的道德自觉主要有“格物致知”、“反求诸己”等方式,通过“内省”、“省察”、“慎独”净化自己的心灵,内化为自己的内在品质,即形成德性。在此基础上自觉地进行道德践履,外化为德行。亚里士多德也说过:德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智慧的德,一种是行为的德。前者是从学习中得来的,后者是从实践中得来的,也就是我们所指的德行。在现实生活中,多数人都知道道德规范上哪些该为哪些不该为,但是真正去亲身实践的只占小部分。
道德评价中兼顾德性与德行有利于人们能自觉地进行道德践履既能充分发挥人们自身的主体性,同时也启发了人们的道德判断力和对社会道德问题反思的能力。通过多种途径来获得道德认知,并内化为自己的品性,拥有道德自觉意识和自律意识,然后自己的内在道德品质外化为具体行动,在道德践履的过程中也不断地提升自己从而成为一个真正的有道德的人。继承和发扬儒家知行合一优秀思想,在社会范围内营造“德”“行”兼备的道德氛围,塑造人人自觉提高道德修养、自觉进行道德践履的环境,有助于当今道德问题的解决和道德风气的改善。
注释:
[1]陈来.《论语》的德行伦理体系[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1).
[2]郑玄:《礼记注》.
[3]《论语.卫灵公》.
[4]《论语.里仁》.
[5]钱穆:《论语新解》,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4,第257―258.
[6]《论语.八佾》.
[7]刘余莉:儒家伦理学:规则与美德的统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2,第85页.
[8]《论语.里仁》.
[9]《论语.卫灵公》.
[10]《论语.宪问》.
[11]《论语.为政》.
[12]《论语.子路》.
[13]《论语.为政》.
[14]《论语.雍也》.
就基督教而言,“爱”作为一个信条和核心价值,“爱”作为的词语,不仅仅是感情的表达,还具有“价值”的内涵。
现在常用希腊语 Agape 表述圣经所讲的爱。旧约最早用来表达“爱”的希伯来文是 dodim 。雅歌书说,“我夜间躺卧在床上,寻找我心所爱的”,dodim强调夫妻之爱,是 d ō d 的复数,所表述的是正处于寻找中、并且不确定的爱。
后来 dodim 逐渐被另一个希伯来语 ahaba 取代。最后,发音相似的希腊语 Agape 成为现今描述圣经所表述的爱特有的语汇。在这些词语的替换过程中,爱的内涵也从“表达处于寻找中的、不确定的爱”,演变成“表述已经真正发现对另一位的爱、表述对爱的真正的经验”。
这样的经验并非以一己之爱为目的、并非以寻找自己为目的、并非沉浸在自身的幸福中,而是看重另一位。这样的爱是对另一位的关注,是渴望被爱者的益处,意味着准备好放下自我,舍己牺牲。
《约翰福音》开篇:“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约翰一书又说:“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两段经文既宣布“道就是神”,又宣称“神就是爱”,这样,“道”(逻格斯)作为一个概念,就进行了理性的内涵转换。因而,谁如果施爱,谁就在上帝之中、并且上帝也在他之中。
无论是逻格斯、还是爱,都归溯于上帝,而上帝所启示的耶稣基督,就是真理、道路和生命。
“爱”的概念在新约福音书中进一步被普遍化、伦理化。在基督论和三位一体论的意义上,耶稣基督被视为上帝之爱的位格化,突破了以血缘和亲缘为基础的界限。耶稣在福音书中所展示和表达的“爱”,概括而言有四个特点:神爱(世)人 、人爱神、人与人要彼此相爱、当爱自己的仇敌。“爱”成为人们心灵力量和喜乐的源泉,日常必需遵循的“伦理规范”,所以才有了影响周边社会、甚至世界的能力,从而形成了特有的“基督教文化现象”。
二、儒家的仁爱伦理
孔子所建构的儒家思想就是“伦理”,而伦理体系的核心概念也是“爱”, 只是孔子通常用“仁”字 来表述他 对“爱”的理解。
在孔子之前,“仁”并不是常用的词语。即使偶尔出现,也往往是用来指称一种仁慈的美德。孔子最重要的功劳,是将“仁”转化成所有人都必需具有的美德。孔子是第一位这样的哲学家,他将“爱”解释成“人的本质”,并从爱中引伸出个人行为和公共道德的道德指导方针 。
“爱”的职责,就是通过道德质量发挥人的天性;而道德的实践,在于爱的潜能得以充分发展。儒家的“爱”,是对人性的基本要求和肯定。而“爱”首先体现在家庭关系中,然后再外推到一切的社会关系、甚至国家的政治关系。所以,“仁”代表父母与子女之间、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爱,以及更宽泛意义上的友善。在社会生活中,“仁”表现为尽职尽责(忠)和利他主义(恕)。中国正是在这样一个“价值”基础上,建立起一个无所不包的庞大伦理体系。
如何把“仁”付诸实践?
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孔子认为,实践恭、宽、信、敏、惠这五种品德,就达到“仁”了。
可是在“实践”中,私人义务与道德责任发生冲突时,又当如何呢?《论语·子路篇》中,叶公和孔子的一段对话是迄今未了的公案。
叶公告诉孔子,我们乡里有一位名叫躬的正直人,他父亲偷了羊,他去官府举报,父亲因此被送进官府。孔子听了后回答说,我们乡里正直的人做法不同,因为父子之情处于天性,父子之间相互隐瞒就是正直了。
孔子把道德,特别是孝道置于优先地位,其实是源自仁的持守。柏拉图也曾思考个人对家庭成员的义务与对社会责任之间的冲突。在《尤息弗罗篇》中,苏格拉底曾问,控告自己的父亲杀人是否为一种孝行。苏格拉底没有给孝一个确定的定义,但从中我们认识到,以下的假定需要质疑:所谓道德上正当,就是去做我们认为神喜欢的事情。我们还必须同时去审查,能证明我们行为正当性的一般道德原则为何。
我不知道这样的观点是否影响了后来新约时期对上帝的公义和慈爱的神学观念,但是,没有上帝的“公义”作为终极标准,由“爱”延伸出来的道德或伦理,就难免走进“相对论”的死胡同。
三、结论
“爱”是人类共同的需要和追求,无论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