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期刊网 精选范文 文化寻根范文

文化寻根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文化寻根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文化寻根

第1篇:文化寻根范文

人类学家关于文化起源与文化进化的新知识图景,大大更新和拓展了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和理解程度。打一个比方(也许不很恰当)说,当今一位普通的人类学专业本科生对人作为“文化动物”的认识和理解程度,也会超过19世纪最博学的哲人,如黑格尔或费尔巴哈。创始人对人类学的研究极为关注,也为形成人类学提供了基本遵循。马克思在出版《资本论》以后,对当时处在学科萌发阶段的人类学成果情有独钟。他大量阅读并写下详尽的读书札记。这即是美国人类学家劳伦斯・克拉德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发现并于1972年出版的《卡尔・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又称《人类学笔记》)。有人推测,以马克思的天才和勤奋,假如他能多活一二十年,会成为杰出的人类学家。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的次年出版《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提示出唯物史观与美国人类学之父摩尔根的社会文化进化理论之间的对应之处。关于创始人与人类学的学术和思想姻缘,学界正在形成探讨的热潮。

人类学的学科创立和的诞生,同达尔文进化论的问世大致处在同一时代知识背景中。人类学的学科初衷,深受达尔文影响,是要按照西方科学范式,构建一门像物理学或生物学那样的“人的科学”。然而,经历约一个世纪的发展,到20世纪后期,出现人类学研究目标和学科性质的显著转变:即从“人的科学”转向“文化的解释”。前者秉承的是自然科学的理念与研究范式,希望探求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类普遍规律;后者则要求转向人文学立场,强调每一个不同族群文化的本土特征和“地方性知识”。从最近的发展态势看,文化人类学目标和范式的重要转向激起学界持久的反响和争论,以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写文化”问题的大讨论而引人注目。争论焦点在于:科学和人文,哪一种研究范式能够更加精确和有效地认识和把握世界上数以千计的不同文化呢?目前看来,争论虽然还在持续,一种基本的理论共识也已显现。那就是,对于人类学而言,研究作为生物的人(体质人类学),无法离开科学范式;研究作为文化主体的人(文化人类学或社会人类学),光有科学范式远远不够。必须借助人文学、解释学的研究范式,强调研究者深入到特定 文化群体内部的体验和感知,以便充分把握每一族群文化特有的精微之处和形形的地方性知识。目前,科学实证性的研究和人文理解、解释性研究在人类学内部齐头并进,二者都取得辉煌业绩。科学范式的前沿性探索以人类基因学为代表,描绘出三百万年来人类进化蓝图和“走出非洲”后的世界文化传播与人种分布蓝图;人文范式的探索趋势则催生出田野民族志写作方式的变革,有“文学人类学”或“人类学诗学”等名目出现,旨在揭示从非洲沙漠部落狩猎文化到青藏高原族群的半农半牧文化的各自特异之处,彰显对人类文化多样性的探索与发现,汲取每一特定族群的可持续生存之智慧与经验。这两方面的进展表明,人类学的知识具有专业以外的普遍启示作用,它带来一种前所未有的文化寻根意识。

按照克鲁伯在教科书《人类学》中的说法,“文化”是20世纪的伟大发现。由于文化概念具有整合的性质,使得原来的文史哲政治经济法律宗教艺术等学科都争先恐后地同文化人类学结缘认亲,乃至交叉再造,产生出一批活力四射的新兴交叉学科或新领域――如宗教人类学、历史人类学、经济人类学、文学人类学、政治人类学、教育人类学和医疗人类学等。从学术史看,没有哪个世纪像20世纪那样催生出众多的新兴边缘学科;也不曾有过哪个独立的学科能够具有如此宽广的知识交叉辐射作用。“文化”的整合性大视野,启迪着划分过细的原有学科以开放的心态重新调试和建构自己的专业范围,寻求知识创新视角。

着眼于人类思想史,作为新兴学科的文化人类学对当代思想和知识变革的主要贡献,使得人类学的影响力远远超出本学科的界限,成为引导现代人创新思考人类文化及其前景的基本理论参照。英国人类学家罗宾・克拉克和杰弗里・欣德利合著的《原始人的挑战》,有助于说明该学科理论发现及其再启蒙意义:

人在这个星球上已经存在了大约200万年。在所有这些时间里,人靠从大地获取食物而存活下来。99%的时间里他都是靠渔猎和采集来获得食物的。农业仅仅有一万年多一点的历史,工业社会只不过才300年。在地球上曾经有过的800亿人口中,90%是狩猎采集者,6%是农人,只有剩下的4%是依赖于农业的工业化社会成员。

通过这样的宏观性审视,我们明白一个道理:和数百万年的狩猎采集生活和一万年的农耕生活相比,仅有区区几百年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不可能持续久远。两位作者的悲观看法是:技术社会迄今已有300年的历史,它至多还可以发展200年。取而代之的,或者是现有的生活方式在一场全球灾难中终结,人口急剧减少;或者是我们成功地调整现在的工业主义生活方式,开辟另一种能够长期持续生存下去的方式,不再饥不择食般地在数十年内耗尽地球数十亿年才积累起来的有限资源。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叫停粗放式经济发展,正在成为人类新的共识,而转型的关键是探寻有效的替代模式,文化问题由此得以空前凸显。

人类学家对世界各地的本土文化进行全面调研,以民族志的形式积累成为一笔关于人类文化多样性的资料宝库。作为借鉴和反照的镜子,众多还存活的原住民文化和部落文化,对西方中心主义的知识观和文化观产生了反思和批判作用。文化寻根思潮对整个西方思想和社会科学各学科产生影响,各种土著文化成为渴望治疗的当代人投射其理想的一面反光镜。女性主义者从这面镜中看到的是母性中心文化和性别平等理念;环境主义者从中看到的是人与动、植物世界的依存与共生;后现代哲学家从中看到的是解决人类现实困境的永恒和谐。着眼国内,自上世纪末的寻根文学,新儒家和新道家,到当下的国学复兴和孔子热,唐装和复古建筑等,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清明、端午等传统节日的恢复,都可以理解为世界性的文化寻根潮流波及本国的必然表现。对于文化寻根,理论界过去偏重于从文 艺思潮去理解,现在看来是远远不够的,有待于提升到全民文化自觉和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高度去认识。

笔者的《现代性危机与文化寻根》一书曾概括西方文化寻根的几大主题。如“黑色风暴”和“凯尔特复兴”。针对白人种族主义的长久统治,以黑非洲文化他者为再认识焦点的思想潮流,揭示东方古文明影响下的西方文明发生轮廓。针对白人人种内部盎格鲁-日耳曼种族优越论,发掘和复兴西方文化自身的非主流的少数族裔文化。理论代表是《凯尔特智慧》,文化产业的最成功代表是《哈利・波特》小说和电影产品。再如“女神复兴”。在女性主义运动激荡下,反思五千年以来确立的父权制文明的统治与压迫,希望找回史前女神文明的、阴柔的、和平的价值,同时恢复女神信仰时代尊重大地母亲的生态智慧,使今日百孔千疮的地球母亲得以在工业文明的摧残下保持生命存续的可能。代表著是《活着的女神》;大众文化方面则有21世纪以来全球第一畅销书《达・芬奇密码》。又如“东方转向”。认为西方资本主义不能代表人类未来的完美生存选择,向西方以外的文化传统寻求新的替代性出路。在东方文化传统中寻求拯救现代文明病症的异文化药方,以及引导人类走出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生活误区的路径。代表著是卡普拉的《转折点》一书。印度圣者克里希那穆提的著作风靡知识界,被翻译成47国文字在全球流行,表明世人如何殷切期待“东方的时代”的到来。与此类似的还有中国《易经》热和瑜伽热等现象。最后是“原始转向”和“生态转向”。原来被殖民者征服和作为传教对象的“原始人”,成为陷入现代性危机的西方人需要重新学习和效法的正面形象:天人合一的原生态形象。代表著除了前面提到的《原始人的挑战》,还有戴蒙德的《寻找原始人》。大众文化代表有去年轰动全球文化市场的3D大片《阿凡达》。编导卡梅隆想象出的外太空潘多拉星球之纳威人,作为想象中的原生态人,显然是以人类学家调研的各类原始人为原型的,其批判目的是拯救濒临绝境的地球。无论是生态女性主义呼唤的女神复兴,还是东方转向所追求的非西方价值观念,都伴随着生态意识的觉醒。全球思想的生态转向,势在必然。其对经济理论转型的影响,体现在泰国佛教学者佩尤托《佛教经济学》一书,要求不能脱离环境与社会的整体去看待经济,尖锐批判增长癖和GDP崇拜。

以上文化寻根的各种表现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交织呼应的文化大潮,体现着20世纪后期全球思想界应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变革趋势。它会影响到21世纪世界文化走向的基本格局,对于后发展国家的文化战略具有必要的参照意义。文化寻根使当代人意识到:现代社会必须注意改变或防止在资本和利润的追逐中忽视人与自然的均衡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各国在强调经济转型的同时,重审本土的文化资源,引导全民的文化自觉,重建国家文化战略,已成为当务之急。

第2篇:文化寻根范文

这是汪毅夫第3次访问台南。2007年2月,时任福建省副省长、也是福建省红十字会会长的汪毅夫,曾专程到台南寻根访祖。汪毅夫虽然在厦门出生长大,但是回到台南,处处是乡音,感觉非常亲切。今年三四月间,汪毅夫只身一人再次来到台南,除了参与成功大学“闽南文化工作坊”(互动式学术会议),还在成功大学发表多场演讲。此次是第三次。这次赴台,作为学者的汪毅夫又再次发表了5场精彩演讲。在成功大学“2013祀典兴济宫暨保生大帝信仰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用闽南语作了(《千年祀典殂豆馨香》的主题演讲;在“科举制度在台湾”学术研讨会上,用闽南语作了《府城的光荣》的主题演讲;在成功大学人文社科中心,作了《战后台湾民主运动史研究》的主题报告;在成功大学中文系,作了《方言与民俗》的主题报告;在台南长荣大学人文社会学院,作了《闽台妇女史研究》的专题报告。

汪毅夫透露,他和成大的渊源很深,其治学精神承袭自成大历史系教授黄典权。黄典权是漳州籍旅台的历史学教授,生前在明清与台湾史方面的研究著述颇有建树,在两岸史学界享有盛誉。汪毅夫说,黄典权在历史学研究上,开创田野调查和现场随采的方法,对他启发很大。虽与黄典权从未谋面,但汪毅夫自认黄典权是他研究上的启蒙老师。

汪毅夫对闽南文化有着长期而深入的研究,至今已出版《台湾近代文学丛稿》、《中国文化与闽台社会》、《台湾近代诗人在福建》、《闽台区域社会研究》、《闽台缘与闽南风》、《闽台地方史研究》、《闽台妇女史研究》等十多本专著,学科涉及文学、语言学、社会学、历史学、民俗学等广泛领域。他在闽南文化研究上得到过许多奖项,获得教育界和学术界的普遍认同。今年4月9日,汪毅夫拜会成大校长黄煌辉,除盛赞成大在闽南文化研究上成果丰硕外,还表示将努力推动两岸有关高校加强闽南文化研究领域的交流合作。汪毅夫不是说说而已,而是身体力行地弘扬和推广闽南文化。时隔近半年之后又一次来到台南,汪毅夫不畏辛劳,出席了多项学术和文化交流活动。

保生大帝本名吴卒,俗称“大道公”或“吴真人”,是中国传统神话传说中保佑健康平安的医神,在海峡两岸及全球华人中拥有众多的信众。位于台南市北区的祀典兴济宫,是台湾唯一由清代官方指定的官祀保生大帝庙,地位十分崇隆。9月13日至14日,成功大学人文社会科学中心与祀典兴济宫合作主办的“2013祀典兴济宫暨保生大帝信仰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成大文学院演讲厅举行。

汪毅夫以“千年祀典殂豆馨香——读周懋琦《兴济宫题联并记》”为题发表主题演讲,全程用闽南话精辟讲述自己的研究心得。他称赞清代台湾知府周懋琦是一个很有才调的人,尤其周的《兴济宫题联并记》更是台南兴济宫的一件宝物。汪毅夫说,《兴济宫题联并记》的上联“秉笔陋元臣医药神灵宋史漏收方伎传”对《宋史》的错讹有所指摘和批评,对吴卒的历史地位则予以肯定和确认。下联“熙朝修祀典馨香朔望清时合祭观音亭”里,“熙朝”和“清时”说的是周懋琦身处的“清朝”或“清朝时”,但“熙朝”和“清时”并不专指“康熙朝”和“清朝时”,而是“盛明之朝”和“清平之世”的意思。接着他引用北宋诗人曾肇和唐代大文豪韩愈的作品,以及《宋会要辑稿》中的有关内容来佐证自己的观点。汪毅夫考究深入、分析透彻的演讲受到与会人士的高度重视和热烈好评,展现了一位资深闽南文化研究学者的风采和学术素养。

创建于明永历年间的祀典兴济宫,主祀保生大帝。同治年间,清廷为了开发台湾,派遣钦差大臣沈葆桢赴台“开山抚番”,参与官兵曾祝祷于保生大帝神案前,祈请免于灾害病痛。后果然灵验,沈葆桢奏报朝廷奉旨祀典,谕令官员“朔望拈香,春秋致祭,以答鸿庥”,使兴济宫成为台湾唯一一座官祀保生大帝庙。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时期,推行“皇民化运动”,导致祀典兴济宫原有的春秋二祭中断,直到前年才得以恢复。春秋二祭延续清代官祀仪典,以《钦定大清会典》的祭祀仪轨为基础,结合道教传统三献大典而成。

9月15日,“2013祀典兴济宫秋祭大典”在下午3时拉开序幕。在低沉的鼓声中,祝圣团的献礼生们,依序进入案桌两侧,之后举行净仪、引火、点烛、散花,再进入盛大的迎神佛仪式——绛圣迎神,告一段落后开始行三献礼。汪毅夫特地换穿庙方准备的传统服装,担任终献礼正献官,成功大学人文社会科学中心主任戴华教授与副主任陈益源教授担任分献官。仪式全程依古礼进行,庄严隆重。

长荣大学是一所位于台南的私立大学,创立于1993年。9月16日下午,汪毅夫来到长荣大学人文社会学院,向部分师生作了关于闽台妇女史研究的专题报告。汪毅夫就闽台地区共有的一些文化现象,如福建地区“溺女”的古老民间习俗、育婴堂的设立、冥婚旧俗、买女赘婿、典卖其妻、转房婚、清末民国时期福建的婢女救济等,提出自己的研究心得。如对童养媳婚俗的理解,汪毅夫说,它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女婴的生存权,但却剥夺了女孩的婚姻自。汪毅大表示,通过文献的研究再现历史上的社会文化现象,从另一角度证明闽台两地在社会问题的一些共同性。他以史料为依据,所有结论皆从史料出发,用史料说话的严谨治学态度,给在座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报告结束后,在座师生纷纷手捧获赠的《闽台妇女史研究》一书,请汪毅夫签名留念。

台湾文学馆是一个展示台湾文学发展历程的地方。它曾是日本殖民时期的台南州厅,虽然经历过多次的翻新修建,但保留了原来优雅宏伟的建筑风格,馆内搜藏保存了台湾各个时期珍贵的文学史料。9月18日上午,汪毅夫来到这里参观访问,受到馆长李瑞腾的热烈欢迎。李瑞腾向汪毅夫介绍台湾文学馆的定位、功能以及在文学作家文物的征集与研究方面取得的重要成果。他提及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张克辉的处女作小说《农民》的手稿就收藏在馆内。随后,在李瑞腾等人陪同下,汪毅夫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台湾文学的发展常设主题展”。汪毅夫仔细观看展品,认真听取介绍,称赞展览办得非常好。

科举制度在台湾推行200余年,有据可考的台湾进士就有33人。为了让更多人士了解科举制度在台湾的发展沿革以及清代台湾进士的生平事迹,北京台湾会馆与成功大学人文社会科学中心、台南市文化协会等单位,在台南联合举办了“科举制度在台湾”学术研讨会、“清代台湾进士专题展”及“海峡两岸台湾进士后人座谈会”等系列活动。汪毅夫和胞弟、厦门大学会计系副教授汪一帆,堂弟、《两岸关系》杂志社总编辑汪舟,以汪春源进士后人的身份全程参加。在活动间隙,汪家三兄弟还偕同汪春源好友许南英进士的曾孙女、台湾民上自治同盟重庆市委副主委许沛,同到曾祖老家“柱仔行”一带寻根。

第3篇:文化寻根范文

摘 要:高中政治校本选修课程《客家文化》的开设,基于国家课程的有效实施,将选修课与必修课有机结合,通过文化寻根,引导学生结合书本知识,从知识和实践相结合的高度上接触、思考客家文化,深刻感受经济、政治、文化各个领域应用知识的价值和理性思考的意义,增强对客家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树立文化自觉的意识。

关键词:文化寻根 文化自觉 校本选修课程 客家文化

林芳,女,广东省梅州市曾宪梓中学,中学高级教师。

随着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深入开展,校本课程开发逐渐兴起。2014年4月教育部颁布的《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明确提出,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鼓励各地各学校充分挖掘和利用本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资源,开设专题的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但面临高中思想政治课的课时压力和升学压力,对选修课程的开发开设显得困难重重。笔者在开发开设校本选修课程的过程中体会到,地方传统优秀文化选修课的开发开设对必修课程的学习、领悟、应用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二者相得益彰。在此试以我校政治组开发的高中政治选修Ⅱ课程《客家文化》为例作一分析。

高中政治选修Ⅱ课程《客家文化》以“追寻文化之根·增强文化自觉”为主题,基于国家课程有效实施的前提,充分利用广东梅州“世界客都”这座从语言、文化、风俗处处散发着中原汉唐雄风的千年古邑的独特地域文化,立足于本校学校资源开发出的可供学生选择的课程。本课程采取“专题”组织方式,体现学科“专业拓展”特征,突出“探究”色彩,始终坚持以生活为基础,兴趣为引导,内容为依托,活动为载体,贴近学生实际,让学生在感悟生活中深化知识理解,在潜移默化中陶冶情操,通过文化寻根,增进学生对客家文化的了解和感情,促进客家文化的传承弘扬,树立文化自觉意识。

一、追寻民族精神之根,发扬优秀民族传统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历史实践中凝聚而延传的稳定的整体精神特征,是渗透在一个民族多样文化中的主色调。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整体风貌和精神特征,凝聚了中华民族共同的价值追求,是中华民族永远的精神火炬。客家先民背负中原文明辗转南迁,在僻处山地的环境条件,形成了既是汉民族的又有自己特色的客家文化传统。无数次的磨难,淬炼出坚忍刚毅的客家人。中原文明的圣火,在颠沛流离的迁徙中四处点燃,在漂泊苦难中熊熊燃烧。可见,客家人是华夏文明最古老的负载者,是古汉族的“活化石”。

《客家文化》中“触摸客家渊源”专题,以“客从何来,迁徙成系”、唐宋中原古汉语的“活化石”的客家话、有《诗经》遗风的天籁之音——客家山歌及客家习俗“挂葛藤”的由来等为主线,展现了客家人整体的精神风貌和价值追求。期间组织开展策划活动“编写家谱,追根溯本”以及查找汇集客家文化“崇文重教,耕读传家;守望相助,崇尚节俭”的相关信息,分析其思想对客家人的影响等探究活动,让学生们在生活中感悟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传统文化的历史,理解客家人“敬祖思亲、爱国爱乡的情怀”和“崇文重教、耕读传家的风尚”,理解人口迁徙对文化传承具有深刻的影响,确定积极向上的文化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意义,激发和唤醒学生们学习的意愿、体验和享受因学习带来的喜悦,增强对客家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客家文化》中“客家围龙”专题,以客家围龙的分类与建筑特色、客家围龙的文化解读、客家围龙屋中的习俗与文艺为主线,组织开展客家围龙屋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思考,让学生们了解客家传统建筑文化艺术。它不仅是客家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表征,而且蕴含着丰富文化积淀和客家人勤奋进取的精神,体现了客家人别具一格的文化成就,寄托着客家人深厚的情感,是一份珍贵的客家历史文化遗产。同时在探究实践活动中体验到文化传承问题就在我们身边,我们自己都是可以参与的。学生们对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可清晰掌握,且深化和扩展了两者的关系,进一步深刻理解客家文化既要传承推广也要在保护中发展的理念。

二、追寻怀疑批判精神之根,培养独立创新意识

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总书记2013年11月26日在山东考察时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如果失去了对传统文化的警觉和怀疑,失去了直接面对生活实践的独立思考和心智的创造力,文化的传承将难于维系和延续。客家先民承载着中原文化,一路南迁,一路传播着发达的中原文化,始终以一种开放的姿态,在迁徙中不断吸收其他外来文化元素,最终创造了灿烂的客家文化。

《客家文化》中“客家围龙”专题,探索创新围龙的历史。自围龙屋诞生以来,客家人就一直在围龙上尝试着创新变化,代代客家先民根据居住的山形、山势、风水等缘故创造出了各式各样的围龙屋,“牛角屋”、“反围龙”、“枕头屋”等等。这些创新的围龙屋,非但没有破坏围龙屋的古典韵味,反而为传统的围龙屋注入了新元素,使梅州地区的围龙屋更具有不同于传统的个性。此外,客家先民还建造了各式中西合璧的围龙屋“华侨屋”,虽保留着传统围屋的形式,但眼界开阔的客家华侨,从追求形式的变化到追求与西洋文化的糅合,把海外居住的屋式带回家乡,建起了富有异国风情的日朗屋、火船屋等各式各样的洋楼。在专题阅读中,让学生们充分感受到客家人开放的胸怀、包容的心态。在传承中发展、发展中创新的围龙屋不断被赋予了时代的色彩,在创新中绽放出璀璨的光芒。在社会实践活动中,通过开展“城镇化进程中,老围龙屋的存与拆”的关于客家围屋今天的辩论和对客家围屋未来开发利用的创意风暴活动等,让学生们在对传统文化的思辨、直面生活实践的独立思考中体验、感悟、生成、发展,进一步懂得我们既要珍视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又要用于吸纳世界上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为我所用,积极投身于文化创新活动,在实践活动中宣传民族文化、创新民族文化以科学态度和创新精神对待文化传承与发展。

《客家文化>中“客家人的财商”专题,引导学生们从收集梅州地区家风、家训、楹联、族谱、堂号故事等资料,走访阅历丰富的长者中感悟家族中传统的消费观和金钱观的传承,理解客家人传统的消费观和金钱观的历史价值。从调查当下中学生的金钱观念与消费状况,分析客家人消费观和金钱观的变化,探讨这种变化对客家青年一代的利弊影响。通过探究学习,引导客家新一代青年审视自身,能辩证地认识传统文化的作用,学会正确对待传统文化,增强对客家人务实谋生、崇尚节俭之美德的认同感,树立正确的金钱观、消费观。

三、追寻生命精神之根,提升素养勇于筑梦

生命是人的根本,关注人的生存、人的生活、人的生命价值是人对自己生命执着的意义追求。“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历经沧桑数百上千年,客家人经历了丛林、沼泽、荆棘的艰难跋涉,既要克服自然的恶劣条件,又要排除来自社会的种种压力,不畏艰难险阻,果敢决断,顽强不屈,勇往直前,从而铸就了坚韧不拔的客家精神。

《客家文化》中“客家人的奋斗”专题,通过历数客家先民在漫长岁月中的艰辛历程,在逆境中求生存求发展,孝背父骸,颠沛流离,在陌生的土地上滴血拓荒,筚路蓝缕,胼手胝足,靠勤劳的双手获得新生和发达。让学生们在追寻历史中感悟到客家先民对生命的热爱与追求,理解客家精神的价值。通过了解客家名人奋斗事迹,如张弼士、曾宪梓、田家炳等知名客商的创业故事,让学生感悟锐意进取、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意义。通过寻找新时代客家人奋斗的榜样和模拟创业大赛等活动,引导学生树立诚实劳动、积极创业的观念,明确就业和创业必须明确自身的优劣,要具备爱岗敬业、诚实守信等素质,要学会顺应时代的潮流成为知识型人才,为实现自己的职业梦想而努力。

《客家文化》中“客家人的社会管理”专题,引导学生通过社会实践调查了解在蕴含“天人合一”思想的客家围龙屋中客家人聚族而居,形成了一个客家宗族社会和功能齐全的群体生活社区;了解客家家训中传承“为公”、“为善”、“孝悌”、“和睦”的客家传统道德,对培养人们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的公德意识和自觉维护安定团结社会秩序的大局意识具有积极意义。在社会实践调查活动中,学生认识到一个更加真实的现代围龙:充分发挥优秀客家宗族文化的社会治理功能,创新农村基层管理体制,弘扬和睦宗族的优良传统,发挥较大宗族的凝聚人心的作用;巧妙利用客家宗族传统文化,引导村中德高望重的宗族前辈积极参与村民理事会、民间纠纷调解站等村民自治组织的事务管理;以传统的家规族训充实村规民约,强化传统守望相助、团结和睦的规则意识等等。让学生在直观形象中理解教材的深刻理论内涵,领会农村村民自治与城市居民自治的做法和意义,培养学生积极参与政治生活的态度,积极关注社会公共生活和公共管理。

第4篇:文化寻根范文

现在终于可以松口气了,回顾收到书稿的45天紧张工作,感慨颇多。出版真是一个系统工程,没有设计、校对、排版、美编各个环节的通力协作,编辑就是有再大的本事,那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虽然从交稿到付印只有短短的40多天,但本书的选题初步形成却是在2011年的春节。促成我想法雏形的是那次春节回老家过年。我爱人的老家在江苏苏北农村,春节正是一年中最冷最难熬的时候,所以我们总是在温暖的北京过年。北京过年总觉得年味不够,他总是炫耀农村老家的过年唱戏,各村出一台戏,一个村一个村地转着唱,一连唱上好几天。禁不住对那锣鼓喧天的想往,我们决定回农村过年。但是当我们真正住进村里时,发现村里照样冷冷清清。打工回来的年轻人聚在一起喝酒、打麻将,甚至赌博,没有任何的传统项目,县城里倒是有政府组织的庙会,但沦为了商品集市。与村里几位年长的亲戚一块聊天,谈起他们的过去与今日的农村,都无不感到失望。本应抱成一团的乡村,由于一些传统文化活动受到来自拜金主义的影响,散多聚少,即使聚在一起也是“麻雀”和“酒精”的力量,扭秧歌、闹社火等民间自发活动已很少出现。

作为学农业经济。又算是搞文化的人,眼前的现实促使我思考一个问题:中国传统文化的保留地农村正在步城市空虚文化的后尘。随着农村城市化与乡村工业化步伐的加快,进入转型时期的中国,传统文化正面临着来自现代城市文化的挑战与侵袭,特别是农村物质生活的日益丰富,同时伴生出精神的极度空虚,这一现状越来越令人感到沮丧。代表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节日,诸如春节、元宵节、寒食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等,其节日的气氛在城市已基本消失,在农村也慢慢开始流于形式。特别是号称中华民族的狂欢节——“元宵节”,正由传统的民间自发组织走向政府资助指定组织。要知道,这些活动不仅是构成中国民间和谐生活不可分割的部分,同时还是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元素。现实中农村文化市场到底如何,传统的民间节庆活动如何恢复和引导,从实证的角度对中国传统(农村)文化重塑对新时代农村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分析,这个选题思路日渐清晰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恰在这个时候,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管理学院的史清华教授交来了他们刚刚完成的文化部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艺术专项“中国农村文化市场的演变与未来引导”研究成果。真是一拍即合。史教授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我和他的初次合作是在上世纪90年代,那是史教授的第一本著作,而我也只是一个刚刚工作没几年的小编辑。此后十几年里,他的大部分著作都由我编辑而成。他不是一个多产的作家,但是一个高水平的作者,学术严谨、精益求精、淡泊名利。与他合作是很愉快而又省心的,因为他不但要求通读全部校样,连书中的插图大小、位置都是亲自确定。近年出版的五部专著中,三部获得省部级优秀成果(一等、二等、二等),一部60万字的《中国农家行为研究》获得2011年新闻出版总署“三个一百”原创出版作品奖。于是,我们很快就确定以此研究成果为基础,完成《中国农村文化市场发展研究》著作。

选题、作者,甚至初步成果都有了,最后定稿应该很容易了。但恰恰是史教授的严谨作风和追求完美,他一次次地推迟交稿,使我们安排的出版周期一紧再紧。他更新了大部分数据,重新绘制了所有插图。为了把山西民间传统的民俗节庆写准确,进行了细致的田野调查,取得了大量一手资料,还对民间艺术的传承人进行了抢救性访问,对一些典型地区的固定集会、传统庙会等活动中的文化现象做出案例分析。本书的最大特点就是秉承了“田野调查”之精神,另一方面也实现了实证研究“数据说话”之目标。拥有长达数十年的全国固定观察点数据,同时也自己组织了鄂晋鲁苏4省24村1048个样本农户调查以及上海市1446个农民工样本调查。利用这些大样本数据,对中国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农村文化演变和现状、农民价值观变化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研究。

第5篇:文化寻根范文

【关键词】企业文化;企业精神;企业制度;企业财富

近年来,江西交通咨询公司明确提出“把企业文化做成一种管理方式”,用企业文化做纽带,把员工的物质、感情、思想统一到一起,使员工与企业在目标、信念和价值观等方面达成高度一致,形成了公开的决策支持、公正的用人机制、公平的管理成本、资源的整合优化、外部环境的不断改善、人才市场的良性竞争等以文化管理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发展优势。那么,咨询公司企业文化建设到底涵盖了哪些层面,从而保证了企业文化落地生根?我们的主要做法是:

一、传承企业历史,满足企业文化建设需要

众所周知,企业文化也被称为“软实力”,是企业在一定社会经济文化环境下,为谋求自身发展而在长期生产经营实践中形成的、基于该企业在社会文化的认同感下而产生的亲和力、感召力、吸弓}力、凝聚力和竞争力。它是企业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打造具有公司特色的企业文化,更是实现科学发展和综合实力增长的动力源。近年来,咨询公司党委主要抓住了公司各个发展时期的机遇需要,进行了企业文化建设。

首先,是继承和发扬企业优良传统的需要。文化建设,意识先行。公司党委抓企业文化建设起步较早,2004年公司15周年,为纪念这一光荣的历程,客观地记载历史,公司党委组织党群部、史志办做了大量的调查工作,共收集了上几十万字历史资料,多次其稿,历尽艰辛完成了《见证监理咨询改革发展》撰写。全书以开阔的视野和胸襟,朴素的思想和文字,求证的方法和态度,细致的感怀和触角,真实、全方位地再现了公司第一代创业者~监理咨询事业的浴血奋战的生活,一并创造了昌九高速公路建设精神。得到了交通部、省委、省政府及交通厅等有关部门的高度肯定,得到了同行同仁公司的高度认可,激发出“珍惜企业发展局面,光大企业优良传统,促进企业改革发展”的良好精神风貌和意识形态。

其次,是加快和稳定企业改革、持续发展,回归龙头企业先进行列的需要。企业竞争终将要扩展到企业文化层次是一种必然。2008年以来,公司党委明确提出承担“发展自我造福社会”的企业使命,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努力实现“三个发展和谐”目标。实现企业内在发展和谐。二是实现企业与员工发展和谐。尊重员工在公司发展中的主体地位。这里注意区分了三个层次:其一是企业文化的表层(企业徽标、办公与施工区域环境、员工行为等)、中层(企业制度、典型事件及人际关系等)和深层(企业价值观、经营理念、紧急预案等)达到同步发展、不可分割的高度一致;其二是企业发展的各项战略(组织结构优化战略、市场渗透和市场推广战略、人力资源开发战略等)互相适应、互相促进;其三是企业经营的各项工作(生产组织、工艺流程、技术创新、资金运作、人员调配、激励薪酬等)协调运转、管理统一。三是实现企业与社会发展和谐。主动承担社会责任,诚信守约,遵守市场规则,构建与各类市场主体以及各地政府、社会各界的和谐关系。基于此,五公司党委根据“三个发展和谐”目标,紧密联系各个时期的热点难点问题,逐步向全公司干部员工推介了《致加西亚的信》、《细节决定成败》、《没有任何借口》、《格兰仕精神》、《学哲学用哲学》、《公司就是你的船》、《有效沟通》等书籍,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激发员工“学习、思考、对比、奋发”的务实作风,为加快和稳定企业改革、持续发展,回归全局先进行列奠定坚实基础。

第三,是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的需要。从目前公司员工风貌提升的境况和所承担的上德高速公路项目、奉铜高速项目、抚吉高速公路建设项目、井冈山高速公路建设监理项目等重点建设项目来看,“把企业文化做成一种企业管理方式”的符合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的理论和方法正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企业文化建设必将为生产力发展发挥重大作用。为此,公司党委围绕深化企业发展,在公司内树立起“八种意识、十个表率”新的企业行为意识理念。强调企业文化建设必须体现三个主要特征:第一,团结协作与团队精神。第二,承认个人能力的不同和收入差异。第三,企业在分配中更注重贡献。明确提出了“以效益论英雄,以效益论成败”的工效挂钩、效率优先的分配原则,并对清算考核后的项目实行奖惩兑现,彻底打破大锅饭式的平均分配。

二、联系企业实际,辨析企业文化建设内涵

虽然经过了多年的企业文化建设普及,但我们对企业文化的“自觉和自发”两种存在形态还没有形成真正的共识。很多人认为,只有有了企业文化的理论和自觉行动之后才有企业文化。这种看法只看到了企业文化的自觉存在状态,没有看到它自发存在的一面。自觉培育的企业文化能够引领企业发展和进步,而自发存在的企业文化,比如不良的“潜文化”,则可能会导致企业离心离德,造成组织上的分崩离析。当整合这种“潜文化”时,员工们就会发生强烈的文化碰撞,表现出来的是不团结,实际上则是思想理念的冲突。有的单位注意到了对不良文化的自觉改造,说明意识到了企业文化的客观存在。

制约企业文化建设因素较多,如企业发展水平、企业文化发展历程等。在实际工作中,还会表现出“两个不同步”,一是重视程度与企业发展需要不同步。概念不明确,认识有错位、理解有偏差,简单化、庸俗化和教条化。把企业文体活动、党群管理、思想政治工作等狭隘的替代了企业文化建设。二是形式与内容不同步。共性不足、个性有余,缺乏统一的系统化的构建梳理,缺乏统一的远景规划和企业文化战略。

公司党委联系企业实际,认真辨析企业文化建设内涵,提出了“让企业文化落地生根”的工作思路,用企业文化建设做纽带,把员工的物质、感情、思想统一到一起,使员工与企业在目标、信念和价值观等方面达成高度一致,形成了公开的决策支持、公正的用人机制、公平的管理成本、资源的整合优化、外部环境的不断改善、人才市场的良性竞争等以文化建设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发展优势。

三、促进企业发展,递进企业文化建设效果

促进企业发展,要抓根本、抓关键、抓长远。毫无疑问,打造企业文化建设战略、培养企业文化建设工作队伍、健全企业文化建设规范运行机制和推进企业文化建设工作创新是根本、是关键,也是一项长远的工作。近年来,公司党委依照“让企业文化落地生根”的工作思路,逐步开展了激励文化、执行文化、项目文化和感恩文化建设,不断递进企业文化建设效果。

结束语

通过对企业文化建设的精心培育和传播,公司党委深深地体会到:

一一先进文化的培育离不开各级领导重视文化建设。关心文化建设,扶植文化建设,文化建设才能在更高层次和更大范围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第6篇:文化寻根范文

[关键词]“寻根祭祖”游;传统魂魄观;仪式化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7)11―0066―04

尊宗敬祖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受此影响,近年来,以“寻根祭祖”为主题的旅游活动日益兴盛,尽管大部分的焦点都聚集在如何挖掘“根、祖”文化来设计旅游产品,但是对“根、祖”的理解大多只是停留在具体的显性特征,并没有凸显其深层的文化内涵,尤其是忽视了“寻根祭祖”旅游事象中的游客心灵、精神记忆等人文情境,由此,本文试图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对“寻根祭祖”的文化内涵和旅游者的精神世界进行解读,为基于二者的复合动机推动下的旅游行为提供合理诠释。

一、文献回顾与述评

从人类学的视角分析,旅游者之所以产生“寻根祭祖”的文化渊源是传统文化的敬祖尊亲祖先信仰,而产生祖先信仰的文化内涵则是传统文化中的魂魄观,发展为以“寻根祭祖”为主题,以旅游为形式载体的实质是中国传统魂魄观的仪式化结果。

综观“寻根祭祖”主题旅游的现有文献,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基于热点效应的分析,如梁留科(1997)、许顺湛(1998)、赵保生(2003)、田迎芳、郑耀星(2006)均以河南文化旅游资源的特色,提出应大力发展“寻根祭祖”游。颜丽金、王元林(2003)指出“寻根”文化应是闽南侨乡发展旅游文化的重心所在,认为发展闽南的寻根旅游应充分考虑它的“根”文化内涵和时代特征;二是关于“寻根祭祖”游的开发对策研究。毛勇(2001)分析了我国发展东南亚华人华侨寻根旅游的有利条件,并提出综合利用儒家文化、佛教文化和民俗文化实施开发的设想;吴良生(2003)以珠玑古巷为例,探讨了寻根旅游作为一种文化旅游,其开发不能停留在浅层次上,应对旅游目的地的文化进行全面的挖掘,并找出这些文化与寻根旅游的契合点,将所有旅游资源整合成一个综合产品,提升旅游层次;一鹤(2005)认为最能体现客家文化特征的是广东梅州、福建汀州、江西赣州,这“三州”也日益成为海内外游客“寻根祭祖”旅游的热点,应多从客家文化的角度加以开发;有学者也从协同开发角度认为海外华人寻根祭祖热的兴起,带动了黄帝文化的旅游开发,而“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才是各地黄帝文化资源整合最明智的选择石振奇(2005)。王庆云(2002)、朱月顺(2002)、陈艳红(2002)则从文献利用的技术角度,提出可从地方志、档案、家谱中“寻根”,以促进“寻根祭祖”游的设想。

不难发现,关于“寻根祭祖”游的开发研究是重点,而基础理论研究则严重匮乏。事实上,对“寻根祭祖”游的文化内涵和旅游者精神世界的理性关注,有助于深化对此种主题旅游的主体和客体的深度理解,对有效指导其形式设计与市场开发均具有“元”理论价值。

二、“寻根祭祖”游表象下的文化内核:中国传统魂魄观

传统魂魄观认为生命的开始、存在、结束都受到“魂魄”的影响,人的出生到死亡的整个生命过程都与“魂魄”紧密联系,在民间也有三魂七魄的说法,在中国人的思想意识中早已深深地留下了民族文化的烙印。现代科学无法证明“魂魄”的存在,在当代人的观念中,魂魄观是迷信的糟粕。在笔者看来,扣除封建意识形态中的迷信垢疾,实际上,“魂魄”是个体的生命象征,是人们对彼岸世界的理性思考,甚至代表着整个族群的精神,如民族魂。本文的“寻根祭祖”游是指以寻根和祭祖为主题的旅游产品形式,其蕴涵的根、祖文化内核就是中国传统魂魄观,这种魂魄观其实是中国传统的生命观、伦理观的集成。

从中国传统的魂魄观所揭示的内涵来看,其反映了古人对自身生命过程的认识,“魂魄”进入人的身体以后,成为了人生命的一部分,并且各有作用,当人的生命终结时,“魂魄”会离开人体,幻化为鬼神。鬼神是不属于现实世界的,所以,人们对鬼神的特征加以了想象和虚构,甚至认为鬼神拥有强大的力量,对鬼神抱着既害怕又敬重的心理,认为以礼祭之,会得其庇佑。当鬼神不是一般的鬼神,而是与生者有着血缘关系时,如亲人、祖宗,人们也就开始把鬼神崇拜移植进了祖先崇拜,认为祖先的“魂魄”永世不灭,并且拥有巨大的力量对后辈们的命运有着保护与庇佑,于是,以“魂魄”观念和鬼神崇拜为基础的祖先崇拜也深入人心。祖先崇拜的集中展现就是寻找祖宗的发源地和对祖宗的祭礼,通过寻找和祭礼表达了后人对于祖先的崇敬。

“寻根祭祖”游的深层内因是传统的魂魄观,通过“游”这种现代形式,将根、祖与“魂魄”这三者的关系密切起来。根的本义指植物生长于水中或土中吸收营养的部分,后来引申为事物的本源、根基和依据之义。祖指从示,且(jǔ),“示”与祭祀、宗庙有关,本义:祖庙,后来其含义又拓展为祖宗、祖先,即自祖父以上各辈尊长。“魂魄”,前文已说过是阴阳二气,观其内涵,可知在“寻根祭祖”游中,“根”是最基本的,是凝结人们内心抽象的归宿情感的一种所指;“祖”是“根”的具体形象,是由“根”的抽象情感显现在一个具体的能指上,这一能指和寻根祭祖之人有血缘关系,成为其归宿情感能够有所依托的实际载体;“魂魄”是实现由“根”的所指向“祖”的能指转变的情感信号,因为人们相信祖先的“魂魄”还在其扎根的故土中,所以当寻到自己的“根”后,便开始了自己的祭祖行为,以此作为自身归宿情感的一种展现,同时也是自身的身份认同。

随着中国人的乡土情结的蔓延,根、祖和魂的外延也随之扩大,由家庭之根到家族之根,再到民族之根,由家祖到宗祖,再到民族之祖;由家祖魂到宗族魂,再到民族魂。可以看出,根、祖、魂紧密相连,“魂魄观”符号的解码是所指“根”和能指“祖”,中国传统魂魄观在“寻根祭祖”游中起到了内在的连接和导向的作用。

三、“寻根祭祖”游与“仪式化”的命题:基于两对关系的解析

传统的寻根祭祖仪式是在对祖先魂魄敬畏推动中的穿越生死域界的精神回归,而“寻根祭祖”游则是传统魂魄观程式化的当代仪式,其中既保留了“寻根祭祖”的传统基本元素,又赋予了“游”的现代元素,从寻根祭祖到“寻根祭祖”游,我们将其称作传统魂魄观的仪式化进程。这里,引发出两对关系必须澄清,一是仪式与仪式化,一是游与仪式化。

仪式是一种具有固定程式化的行为表现形式,并且一直被作为一个特定行为和社会实践来看 待,由此可知,祭祖仪式是一种具有固定程式化的行为表现的形式,通过这种程式化的行为体现出“魂魄敬畏”的话语符号,而话语符号则组成相应的社会价值,如“孝”,这就是寻根祭祖仪式的内涵,程式化的寻根祭祖行为是仪式的外显。仪式化是仪式的一种变化,这种变化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主体认识的改变而发生的,与寻根祭祖仪式相比,“寻根祭祖”游保留了仪式的内涵:社会价值外显,则促成了寻根祭祖仪式的单一程式化行为到多元化形式的转变,这种留其核转其壳的变化实为寻根祭祖仪式在当下的表述。

旅游活动中“旅”指旅行在途,即从一地到另一地的空间位移,“游”指游览,即在目的地的观光、游览,“游”为核心,“旅”为手段。在游中,人们可以让自己从繁杂的日常世界中暂时解脱出来,寻求某种心理紧张感的释放,“从而使自己在日常生活困惑之际,获得一种心理上深刻的调整、治疗、康复与提升”,实现一种从日常世界到精神世界的转换。由此,人们在远离故土、怀念先祖和摆脱琐事、回归安宁的交织心境下引起了某种紧张感,而传统“寻根祭祖”中的各种“寻根”、“祭祖”活动,如择吉日寻找和祭祀、祭礼前的沐浴、供奉牺牲、燃香招魂、祭师引领、穿祭服出席等传统魂魄观的严格仪式往往又无法“真实性”地实现,当引入了旅游方式后,使“寻根”和“祭祖”活动成了一种实地、实景加上真实仪式的“完美化”行为,这种将“游”也“仪式化”了的创新,在格雷本(Grabum,1989)看来,“游”的介入为游客实现从日常原始状态到神圣精神状态再到日常更新状态的仪式化朝圣成为可能。

四、“寻根祭祖”游:传统魂魄观仪式化呈现的过程解构

从传统魂魄观的寻根祭祖单一仪式到现代“寻根祭祖”的仪式化呈现,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两条主线,分属于“宗教系统”和“伦理系统”,他们之间由时间紧紧维系,平行发展,终于以旅游的方式实现了“(寻根祭祖)仪式――(寻根祭祖+游)仪式化”的转变,使得现代旅游者的传统魂魄观通过“寻根祭祖”游方式显现。

传统魂魄观是根、祖的联系纽带,国人对根、祖的心理情感是神圣的,表现出敬畏的宗教价值,而“寻根祭祖”是表达敬畏的一种极其虔诚的仪式,其中的程式化行为是“寻”和“祭”。“寻”,即是寻找自己的根――家庭之根、家族之根和民族之根,如自古流传的家谱、族谱的姓氏寻根,寻的是家庭之根、家族之根;历史上各个朝代对炎帝和黄帝的故地的几番考证,寻的是民族之根;“祭”,即是在寻到了根以后,开始对代表根的具象所指(如家祖、宗祖和民族之祖)进行祭祀、祭拜,如对姓氏之祖的祭祀、对炎黄二帝的祭祀;“祭”的时间多数在新年来临、家庭、家族或国家有重大事件发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主持祭祀之人为家族或朝廷中的专职祭师,有相当严格的规定,不能随意更改。“寻”的主要目的是能够正本清源,找到根所在的正确位置,为“祭”做好准备;“祭”主要的目的是希望通过祭祀的仪礼向祖先的魂魄供奉并祈求,祈求得到其巨大力量的庇佑,帮助自己实现某种愿望。此时“寻”体现的话语符号是“敬”,“祭”体现的话语符号是“祈”,“敬”和“祈”的话语符号共同组成的社会价值已是以敬畏为主的宗教系统。

随着生产工具、生产技术的改进,高度工业化、文明化的现代社会已经到来,人们的宗教意识逐渐淡化,对“魂魄”、“鬼神”、祖先的虔诚度已急剧下降,传统魂魄观中对根、祖的神圣之情也转变成亲近之情,在此基础上孕育出的是浓浓的孝道,宗教系统转变成了伦理系统,与旅游的方式相结合,产生的“寻根祭祖”游已是传统魂魄观的仪式化。“寻”和“祭”的行为已被安排在“游”的行为中。此时的“寻”同样是寻找自己的根――家庭之根、家族之根和民族之根,如2005年连战、宋楚瑜到陕西祖坟的寻访,寻的是家庭之根;国人到山西洪洞大槐树的寻游,寻的是的家族之根;海外华人到陕西黄帝陵的寻访,寻的是民族之根。“祭”同样是在寻到了根以后,开始对代表根的具象所指(如家祖、宗祖和民族之祖)进行祭祀、祭拜,如连战对祖坟中母亲、亲人的祭祀;国人对山西洪洞大槐树的祭祀;海外华人对黄帝的祭祀,“祭”的时间或在所祭对象的诞辰,或依据自己出游的时间来安排,固定性不强,主持祭祀的人有的为普通人所扮演的祭师,有的为地方行政官员。此时的“寻”主要目的是找到自己的血脉归宿、情感依靠;“祭”主要的目的是寄托对祖的思念、怀念。“寻”体现的话语符号是“访”,“祭”体现的话语符号是“思”,“访”和“思”的话语符号共同组成的社会价值是以“孝”为主的伦理系统。

第7篇:文化寻根范文

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很多具备发展寻根旅游的地方,加大了对其开发的投资力度。但是在运行模式上,各地无外乎举办祭祖节,参观古遗迹、古建筑,出售旅游纪念产品等传统形式,加上运营理论不成熟,管理体系不完善,没有成功案例可供参考等因素,旅游地大都很单调乏味,不能很好地激发游客的兴致。基础设施不完善,饮食、居住、交通方面的不便利也成为影响寻根者前往的一个重要因素。文化氛围过淡,经济色彩过重寻根旅游地大都具有特殊的建筑遗迹以及深厚的文化底蕴,它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显露在外的、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显性文化”,一般是具有古典气息的古色古香的建筑遗迹或是物品等。二是不表现在外的“隐性文化”,即不仅仅是建筑遗迹本身或实体本身,而是旅游地建筑遗迹中蕴含的文化精髓,反映当时的风土民情。然而这一切在寻根旅游开发过程中并没有引起开发者的注意,而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提升其经济价值,追求经济的高速发展上。许多旅游地急功近利,破坏了原有古朴的民风民俗,甚至在旅游地周围建立了许多很不相称的建筑群。这些现象重蹈了传统旅游业的覆辙。

河南省寻根旅游不良竞争的博弈分析

随着寻根旅游经济效益的显现,各个城市纷纷开始进入寻根游市场,期盼能分一杯羹,因而河南省的寻根游旅游市场逐渐显现出一种“市场进入博弈”(表1)现象。在市场进入博弈中,如果只有一个城市进入某市场中,这个城市会获得50单位的利润;但如果两个城市都进入某市场中,由于市场容量的限制,两个城市就会均亏损20单位的利润。这个博弈中有两个纳什均衡,那就是:如果一个城市进入,另一个城市的最优选择就是不进入,即(进入,不进入)、(不进入,进入)。通过“市场进入博弈”,我们受到的启示是:在寻根旅游市场中,当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城市都选择进入某姓氏寻根游的旅游市场时,或许并不会严重到上例中两个城市都亏损20单位利润的地步,但是由于城市之间的各自为政、彼此提防、相互诋毁等恶性竞争,大大降低寻根游旅游产品的质量,甚至影响整个河南省的旅游形象,从而导致整体旅游收益的减少。当市场需求旺盛的时候,各个城市还可以得到一定的旅游收益;一旦游客对这种恶性竞争下的旅游产品丧失信心或者失去兴趣,会直接引起市场需求减少,导致各个城市利益亏损。所以,各个城市在进行旅游市场开发时,要权衡利弊,顾全大局。但是,现实中,各城市在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中,往往是个体理性打败集体理性,朝着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方向发展。现在,在河南省内参与分食姓氏寻根游这一旅游市场大蛋糕的城市越来越多,由于河南省本身姓氏资源的跨地区、共有性等特点,合作发展已经成为目前最为可行的发展策略。但是,尽管省内各色姓氏寻根游每年撞车频频,各个城市仍然乐此不疲地竞相推出姓氏起源地、姓氏寻根游,在巨大的短期利益的诱惑和狭隘的个体利益的驱使下,彼此争夺资源,逐渐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导致整个河南省的姓氏寻根游处于“囚徒困境”的窘境当中。在这个最为经典的博弈论例子(表2)中,两个嫌疑犯被警察抓住,他们分别在不同的房间里接受审讯。根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原则,如果两人都坦白,那么各判8年;如果两人都抵赖,由于证据不足各判1年;如果一人坦白一人抵赖,坦白者将无罪释放,抵赖者则获刑10年。此博弈中,虽然双方合作进行(抵赖,抵赖)带来的结果会比(坦白,坦白)的结果要好得多,但是问题在于这个帕累托改进很难实现,因为两囚犯之间缺乏一个可信的、稳定的协议来保证他们有足够的信心去相信对方,绝对合作地选择抵赖。万一A选择抵赖,B不合作而选择坦白,那么对于A而言,其抵赖带来的结果要比坦白糟糕得多;同样,B在选择是否合作的时候也会担心A不合作。所以此博弈的纳什均衡是(坦白,坦白),这也是一个占优策略。在这里,很显然,每个囚犯都是理性的,他们在作出决策的时候,会毅然决然地选择他们的占优策略,那就是(坦白,坦白)。因为他们一旦选择坦白,无论对方选择什么策略,自己的这个策略都是最优的。回到我们的姓氏寻根游(表3)上来,姓氏寻根游旅游市场目前就处于一种“囚徒困境”当中,即两个城市相互竞争,都争相做某姓氏的发源地,都争相开发某姓氏的寻根游,致使该姓氏寻根游产品的可信度和地方旅游形象都大打折扣,两个城市均只能得到2单位的收益。尽管如此,他们也甘愿放弃合作,放弃各得9单位的巨大利益的可能,原因在于他们考虑到了竞争对手的所有可能策略,他们不肯冒一丁点的风险,而选择了较为保守的策略,那就是(竞争,竞争)。面对这种情况,需要通过一种有约束力的协议来改变这种恶性竞争状态,使各个城市摆脱个体理性造成的困境,使他们心甘情愿且充满信心地选择合作,实现区域旅游产品整合,达成一种战略联盟。通过这种合作,可以实现之前无法实现的(合作,合作)的结果,从而实现“囚徒困境”的帕累托改进,达到最优,即每个城市各得9单位的收益,皆大欢喜。那么,这种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就需要有政府的介入。因为就目前来说,单靠市场的作用,很难实现稳定的战略联盟,只有政府的介入,制定具体的规划,进行任务分工,建立有效的约束机制,才能促使整个河南省的姓氏寻根游形成一个整体,进而进行整体旅游推介,深化地方的旅游形象,提高整体旅游价值。具体来说,各市相关政府部门应该相互协调磋商,在省政府的指导下相互合作,协同管理相同姓氏的起源地,合理编制寻根游旅游线路,统一规划、统一宣传、联合推销,从而彻底打破一盘散沙、各自为政的尴尬局面,争取在一团和气下共同发展。

中原地区寻根旅游区域整合路径

第8篇:文化寻根范文

1、三鼎寻根园:上饶县三鼎寻根园(农庄,以下简称“三鼎寻根园”)是以生态休闲文化娱乐为特色的山庄,坐落在上饶市南,风景优美、绿叶葱葱、四季常青、鸟语花香,陶醉宜人。 2012年,三鼎寻根园被评定为三星级农家乐,并成功申报国家AA级旅游景区。同年,寻根园被省文化厅审批为三鼎民俗博物馆。

2、信江:鄱阳湖水系五大河流之一。发源于浙赣两省交界的怀玉山南的玉山水和武夷山北麓的丰溪水,在上饶汇合后始称信江。干流自东向西流向,流经上饶、铅山、鹰潭、余江、余干等县市。

3、灵山玻璃栈道:灵山玻璃栈道位于灵山华表峰尽头,护栏与地板皆由双层夹胶钢化玻璃构成,海拔1200米,落差230米,为游客游览风光带来别样体验。“

(来源:文章屋网 )

第9篇:文化寻根范文

1.1根亲文化的概念

什么是“根亲文化”,根亲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历史文化的一部分,是以始祖文化、姓氏文化、移民文化为传承的文化,体现出中华民族重视亲情的优良传统美德。“根亲”指远方游子对祖辈先人的怀念,对先辈生活的故土家园的一种热爱之情。“根亲文化”是一种寻根问祖、追根溯源的文化现象,是对姓氏同脉的延续,是族邦同宗的亲情,是居食同源的联谊。河南省地处中原,历史悠久,是中华民族的姓氏之根,具有丰富的根亲文化资源。固始县素有“中原第一侨乡”之称,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和历史上四次南迁入闽的原因,在中原移民史上具有很重要的历史地位,这些南迁先辈的后裔后来远迁至台、港、澳及海外各地。改革开放之后,海内外同胞纷纷回家乡寻根问祖。据文献记载,在台湾的100名大姓中,有63个姓氏祖籍在“光州固始”,形成了“台湾访祖到福建,漳江思源溯固始”的根亲文化现象。

1.2城市景观设计的概念

美国建筑学家埃罗•沙里宁说:“让我看看你的城市,我能说出这个城市居民在文化上追求的是什么。”一个城市在创造它的城市文化时,需要在原有城市历史文化的基础上进行重组再创造,使这个城市的形象有它自己的文化特色。在城市现代化进程中,城市文化环境的营造是一个高标准、高层次的课题,而不仅是建筑等实体的构建,还受到精神文化方面影响。城市景观是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的生活需求而不断改变的结果,也是一个城市历史、文化精神的载体,对城市的历史、文化具有某种传承和表达的功能,同时也是寄托人类对未来生活的向往。城市景观是人类文明的载体,其历史性、民族性、地域性是城市景观的组成特点。城市景观包括标志、公共设施、道路、历史遗迹、公园广场、小品、建筑等景观元素,在城市景观设计中,应该把根亲文化与这些城市元素结合起来。

2城市景观中根亲文化的应用

固始县具有悠久的根亲文化历史,在历史上有四次大规模的南迁。第一次大迁徙是在西晋末年,当时姓氏南迁入闽,开始了中原文化对福建的开发;第二次大迁徙在唐初,陈元光祖孙三代先后率三千多名将士赴泉潮一带镇抚骚乱,屯垦建宅,大兴水利,开建漳州,陈元光促进了中原文化与闽越文化的融合,后被尊称为“开漳圣王”;第三次入闽当属唐末王氏三兄弟率乡民五千余人入闽,创建“闽国”;第四次入闽是在北宋末年元兵占领光州,进而占领固始,乡民为避战祸南迁闽地寻亲。四次南迁的先民为闽台的文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故而固始县具有“唐人故里,闽台祖地”之称。改革开放以来,固始兴起了闽台粤港澳同胞寻根热,固始的根亲文化建设逐渐得到了重视,固始县这几年加快推进根亲文化建设,不断加大对根亲文化基础设施的投入,修建了陈元光大道、王审知大道、成功大道,还新建了陈元光广场和成功广场。先后修缮寻根文化文物遗迹,如陈元光祖祠和番国故城遗迹,并投资建设了以“根亲文化”为主题的固始根亲文化园。此外,固始县根亲博物馆的建设也为海内外同胞寻根谒祖、文化交流提供交流的场所。

2.1以历史名人命名城市道路和广场

“当我想到一个城市时,首先出现在脑海里的就是街道,街道有生气,城市也就有生气;街道沉闷,城市也就沉闷”,这是简•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对街道的描述。因此街道景观在城市景观中占有重要地位。固始县以根亲文化相关的历史名人命名的陈元光大道、王审知大道、成功大道等体现了固始县根亲文化。此外,在这些道路的节点上设置了这些名人的雕像、与根亲文化相关的建筑小品、宣传相关根亲文化的道路广告牌、指示牌。城市广场是居民日常休闲娱乐的场所,一个有文化内涵的广场往往成为展示城市文化的窗口。固始县陈元光广场位于红苏大道与蓼北路交叉口,为了纪念“开漳圣王”陈元光而建,广场上有福建省漳州市云霄县所赠的圣王戎装马上巨像。广场上还有雕刻着反映固始四次南迁的浮雕墙,以及反映根亲文化相关的雕塑圆柱。这些雕塑小品真实的反映了根亲文化的历史,营造了强烈的根亲文化氛围,使景观与根亲文化完美融合,向我们展示根亲文化的历史。

2.2体现根亲文化的城市遗迹———陈氏将军祠

在姓氏文化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家族史和姓氏文化,每个家族都有它特有的文化。因姓氏迁移而发生的族源地、祖先居住地、祖籍纪念地、堂号、祠堂、家庙、墓葬遗迹、族谱、族规,以姓氏命名的村庄、集市成为姓氏资源的主要内容。固始县很多乡镇就是以姓氏命名的,还有很多宗祠、家庙等,陈氏将军祠就是为了纪念“开漳圣王”陈元光而建的。陈氏将军祠建于唐天宝年间,现存为清代建筑。整个建筑为硬山式砖木结构、石基、石柱、青砖灰瓦,堂室含廊,木框架结构。将军祠建筑布局严谨,中轴线主题建筑突出,结构完整,室内外均为石柱下部石狮、石像做工细致,形象精美,具有较强的地方色彩,有较高的历史、艺术价值。陈元光是唐初由固始县入闽的领军人物之一,被封为“开漳圣王”。陈氏将军祠作为纪念陈元光时代南迁的重要纪念地,成为众多固始开漳将士后裔魂牵梦萦的精神家园。自改革开放以来,根亲文化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南迁于福建、台湾以及海内外各地的海外侨胞后裔纷纷回到固始寻访、拜谒陈氏将军祠。陈氏将军祠是固始根亲文化的一部分,为海内外同胞回家乡寻根谒祖提供了精神寄托。此外还有其他的宗祠、家庙,也为其他姓氏子孙寻根提供依据,这些宗祠、家庙体现了固始根亲文化的历史悠久,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

2.3以根亲文化为主题的根亲文化园

固始县根亲文化园是以“根亲文化”为主题,寻根谒祖、姓氏文化、两岸交流及休闲娱乐为一体的主题公园。公园以历史名人、姓氏文化、历史事件、图腾元素等为载体展现根亲文化。

1)以历史为主线。固始县根亲文化园大门以唐代建筑风格为元素,大门题名“欲善其终,必固其始”八个大字,内门墙壁上刻着固始县名称的由来(见图1)。大门广场上旁边有介绍固始县几次南迁的历史,在入口处介绍历史让游人一入园就能了解固始县根亲文化历史。

2)标志形象。固始县城市的标志是一个凤凰图案,是固始县的形象标志,在根亲文化园中使用这种元素,把固始元素融合在根亲文化园中。

3)命名。固始县几次南迁中,有很多历史名人,他们在固始根亲文化中占很重要的地位。以历史名人命名建筑等根亲元素,例如,成功岛、郑成功纪念馆、三王纪念馆。这些建筑景观既丰富了公园的景观特色,又可以让游人了解固始根亲文化。

4)姓氏文化。姓氏是标志一个人血缘关系的符号,是联结中华民族的纽带。姓氏也是寻根问祖的重要途径,万姓同根,万宗同源。目前台湾的18个大姓中,大部分族谱都写着其祖先为“光州固始”人。固始县具有丰富的姓氏资源,在体现根亲文化中,姓氏文化是必不可少的元素,例如根亲文化园中中华姓氏博览苑、八十四姓氏碑林等。天香坛就是以姓氏为主题的建筑,由天香碑、碑座、姓氏墙、坛体组成。天香碑上带有固始的凤凰图腾标志,由红黄蓝三种颜色组成,代表三根香。天香碑台阶下面的基座姓氏林,上面记载了百家姓氏的起源,为人们展示了姓氏文化。

5)雕塑景墙。雕塑、景墙是景观设计中最常用的一种表现方式。在根亲文化园入口广场上设置了关于“根亲文化”为主题的雕塑,这些雕塑反映了四次南迁的历史,比如“拓荒入闽”“南迁壮举”等。园区中有“八景长廊”景墙,景墙用形象具体的故事展现了固始县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和著名的景点。

6)植物配置。乡土植物是最能体现本土文化特色,根亲园中使用固始县乡土植物桑树、梓树、柳树、香樟、银杏等,体现了一种思乡之情。

2.4固始县根亲博物馆

建筑不仅仅是遮风挡雨的场所,它还是文化的载体。固始县根亲博物馆是河南省唯一一个以“姓氏寻根”为主题的博物馆。博物馆的造型特别,“四门敞开式”的设计,体现了固始精神的包容万象,海纳百川。博物馆的展厅中展示姓氏、根亲文化相关的历史人物、革命文物、民俗文物等实物资料,向海内外同胞展示固始文化,提供文化交流的场所。

3结语